古海荒漠-8

由亚当斯和考温共同主持的会议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在距桑塔费以北十英里处的一个旅游牧场召开，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与会者中包括考温的老朋友杰里·盖斯特（Jerry Geist）。他是新墨西哥公共服务公司的主席，这个会议的资助者。这次会议并不着意于科学交流。而是一场阐述和澄明，各方都极力想说服对方，让对方做自己非常希望对方做的事。里德首先发言。他带来了一叠投影用的透明薄膜片。他说，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他深陷于一种蔑视经济分析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现存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基于这之上的计算机模型根本就无法在他面对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时向他提供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有些这类的计算机模型极其复杂。其中一个尤金尼亚待会儿会向各位详细描述。这个计算机模型有四千五百个方程式和六千个变量。但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真正对付得了社会和政治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变量。大多数模型都假设操作者会用手工输入利率、汇率和其他这类的变量，而这些恰恰是一个银行家期望经济模型能预测到的变量。几乎所有这些经济模型都倾向于假设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远离静止不变的经济均衡，而事实上这个世界经常由于经济突变和骚乱而动荡不安。总之，巨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给予里德和他的同僚们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凭直觉判断的要多。其结果也许都是想象出来的。素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变量。大多数模型都假设操作者会用手工输入利率、汇率和其他这类的变量，而这些恰恰是一个银行家期望经济模型能预测到的变量。几乎所有这些经济模型都倾向于假设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远离静止不变的经济均衡，而事实上这个世界经常由于经济突变和骚乱而动荡不安。总之，巨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给予里德和他的同僚们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凭直觉判断的要多。其结果也许都是想象出来的。但到了七十年代，1973年和.. 1979年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尼克松政府让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自由浮动的政策、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蔓延肆孽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这一切导致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资金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国际上流动。在那些为降低成本而正把生产线从本土移至海外的美国和欧洲的公司的支持下，迫切需要投资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借巨款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里德说，在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下，花旗银行和其它许多银行欣然将几十亿美元借贷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当时保罗·弗尔克宣誓就任联邦储备局局长，发誓要控制通货膨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哪怕这意味着要让利率高到穿透屋顶，导致经济衰退。但没人真的相信他的话。里德说，事实上，银行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都没有能够及时注意到，各国政府也都发出了同样的信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容忍政府强制的痛苦，是不是？所以花旗银行和其他银行在八十年代初一直还在把钱贷给发展中国家。直到.. 1982年，墨西哥首先宣称，反通货膨胀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他们无力偿还贷款。然后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菲律宾和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做了这样的宣称。里德说，自.. 1984年他出任花旗银行总裁以后，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理清这团乱麻，迄今为止花旗银行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世界各国银行的全部损失约在三千亿美元左右。所以，他在寻找什么样的资金运作替代方案？里德并不指望任何新的经济学理论准确到能够预测到保罗·弗尔克这样的特殊人物会上台。但是更符合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新经济学理论应该可以预测到会有像弗尔克这样的人上台——不管怎么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毕竟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他说，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理论也许能够帮助银行注意到弗尔克行动隐含的意义。“任何能够加强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经济驱动力的理解和认识的事情都值得一做。”就他听到的现代物理学和混沌理论而言，物理学家的一些想法也许能够被应用于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不知桑培费研究所能否帮忙？桑培费方面的人被深深吸引住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金尼亚·辛格对全球计算机模型的详细介绍也同样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尤金尼亚介绍的这些计算机模型包括规划连接（包含六千个变量）、联邦储备局跨国模型、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模型、华利商贸模型和全球最优化模型。她总结说，这些模型没有一个是切实可用的，特别是在对付经济变化和震荡时。桑培费方面的人被深深吸引住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金尼亚·辛格对全球计算机模型的详细介绍也同样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尤金尼亚介绍的这些计算机模型包括规划连接（包含六千个变量）、联邦储备局跨国模型、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模型、华利商贸模型和全球最优化模型。她总结说，这些模型没有一个是切实可用的，特别是在对付经济变化和震荡时。嗯，也许吧。整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桑培费研究所的学者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和说明。安德森谈及突现和集体行为的数学模型问题，其他人谈到用先进计算机图示技术来把堆积如山的数据转化成生动易懂的图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能够适应、进化和从经验中学习的动因，以及将混沌理论用于分析和预测股市价格运转、天气变化和其它这类随机性现象的可能性。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地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这项经济学研究值得一试。安德森回忆说：“当时我们全部说，将此列入研究计划是有可能的。当代均衡经济学无法预测里德所谈及的经济震荡，这个经济学究竟缺少了什么呢？”尽管如此，桑塔费方面的人还是表现得机智小心。虽然考温和他的同事们急需花旗银行的资金，但他们十分明确地对里德表示，他们无法保证会有奇迹出现。他们的一些想法也许会有用，但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也许会一无所获。这个羽翼未丰的研究所最不需要的不过高的期望和开空头支票。如果他们承诺他们无法办到的事，那无异于自杀。里德说，他完全能够理解。他回忆说：“我的想法是，我不认为我们非要实实在在地得到某种具体的结果。”他只需要一些新的思想。所以他保证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甚至不限制是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如果桑塔费研究所能够开始着手这项研究，并一年年地取得明显的进展，这就足够了。“里德的话点燃了我对从事这项研究的热情。”安德森说。他们同意，下一步的工作是召开一个会议，一个扩大的研讨会，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坐在一起研究讨论各种问题，拟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如果里德愿意为此捐资几千美元，桑塔费研究所就可以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这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第二天早上，里德和他的助手们五点钟起床，坐轿车前往桑塔费机场。里德希望尽早赶回东海岸的纽约，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肯尼思不，戴维，安德森说，我没时间来组织这个经济学研讨会。但是菲尔，潘恩斯在电话中说，你在和里德交谈时说了许多有趣的事。这个新的研讨会将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机会。你来邀请物理学家，然后我们再邀请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组成研讨会的另一半成员。不行。听我说，潘恩斯说，我知道这又给你添了一件事。但你想，你会发现这事真的非常有趣，考虑一下吧。和夫人谈谈看。如果你答应了，我会帮助你的。你不用老是呆在桑塔费。好吧，安德森叹道。好吧，戴维，我做就是了。安德森虽然已经答应了下来，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从来就没有组织过这样的研讨会。但谁又干过这事呢？好吧，很显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挑头为研讨会邀请另一半经济学家的人。他起码还认识一个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他曾和他上同一个高中，比他高几届，正巧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吉米，他在电话上说，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吗？过这样的研讨会。但谁又干过这事呢？好吧，很显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挑头为研讨会邀请另一半经济学家的人。他起码还认识一个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他曾和他上同一个高中，比他高几届，正巧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吉米，他在电话上说，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吗？托宾肯定在电话上有一番精彩的描述。当安德森给阿诺打电话时，阿诺确实表现得兴趣十足。“我和肯在电话上聊了挺长时间。”安德森说。“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俩的观点非常接近。”虽然阿诺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也像安德森一样，对传统理论持有一些反叛的态度。他太清楚常规经济学理论的弱点之所在了。其实他比任何批评家都能更明确地阐述其弊端。他偶尔也发表被他称之为“持不同意见”的论文，呼吁新的思想方法。他鼓动经济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人类心理学上来。比如，他最近对把非线性数学和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十分感兴趣。所以，如果安德森和桑塔费研究所的人认为能够探得新的方向——“嗯，这听上去没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说。所以安德森和阿诺就着手开列名单，用与邀请创建期研讨会成员的同样标准为这次研讨会选择人选。他们需要那些有杰出学科背景，但又思想开放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在阿诺这方，他认为他需要一些对正统经济学了如指掌的人。他不介意别人批判常规经济学，但他们最好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批判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写下了几个名字。然后，他需要有一个偏重经验的人掺和进来。他想，只有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坚实知识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是不利的。你需要有人提醒你注意那些常规经济学对现实的不能解释之处。让我想想。也许那个去年他听到过他演讲的人会是个合适的人选，就是那个一直在从事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谈论报酬递增率的人。他的研究不错。阿瑟·布赖恩。他在名单上写下这个名字。第三章造物主的秘密1986年秋天，当菲尔·安德森和肯·阿诺正在为经济学研讨会开列参加者名单时，乔治·考温正在和桑塔费教区的克里斯特雷修道院商谈三年租赁期的交易。这个砖砌平房结构的建筑物坐落在被称之为坎杨路的一条蜿蜒弯曲的小路上，正好紧挨着画廊林立的昂贵地段。该不研究所正式运作的时间了。迄今为止，麦克阿瑟基金会这类的基金组织已经开始逐笔拨给研究所运作基金，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为研究所招聘了一些职员。这些职员急需自己的办公空间。而且，随着经济研讨会和其它研讨会的安排，研究所也迫切需要有办公空间来置放办公桌和电话，让来访的学者有地方工作。考温觉得这个修道院虽小，但足够开展工作，尤其是在价格上便宜得让人没法放手。所以到了.. 1987年.. 2月，研究所的职员就搬进修道院来办公了。几天之内，这个狭小的空间就塞满了东西。修道院来办公了。几天之内，这个狭小的空间就塞满了东西。拥挤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缓解。1987年.. 8月.. 24日，当布赖恩·阿瑟第一次踏入前门时，差点儿就摔倒在前台接待员的桌子上。这张接待桌挤在大门后一个狭小的凹处，只留下一英寸左右的空地容门打开，走廊上排满了满箱满箱的书籍和论文，复印机被塞在一个柜子里，一个职员的“办公室”就在楼道里，整座房子一片混乱。然而阿瑟却对这个地方一见钟情。“我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比这儿更适合我的兴趣和性情的地方了。”他说。这个混乱不堪的修道院在和平、隐蔽和安宁之中不知怎地却透出追求知识的活力。研究所的项目主任金戈·里查德森（Ginger Richardson）出来迎接他，带他四处参观。她带着阿瑟踩着铺着皱皱巴巴的亚麻地毯的地板观看门上那些可爱的手工艺装饰、擦得锃亮的灯罩和装潢精制复杂的天花板。她告诉他怎样穿过从前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现在是考温的所长办公室的地方，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厨房去用咖啡，领着他参观由以前的小教堂改装的大会议室。会议室的另一端墙原来是个祭坛，现在挂着涂满了方程式和图示的黑板。光线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来，摇曳不定地投洒在黑板上。她还带他参观一排拥挤狭小的办公室，那曾经是修女们的寝室，现在这里挤塞着廉价的金属办公桌和供打字员使用的椅子。从办公室的窗子望出去，是一个洒满阳光的院子，可以透过窗户眺望到远处的桑格里德克里斯托山脉。阿瑟不第一次来新墨西哥，早就沉浸在兴奋迷离的情绪中了。桑格里德克里斯托山脉、明媚的沙漠阳光和晶莹剔透的沙漠景观对他的感染和震撼，不亚于对几代画家和摄影家的感染和震撼。但他立刻感觉到这个修道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整个气氛让我无法置信。”阿瑟说。“当我随意翻阅那些陈列的书籍和置成在四周的论文，我感到一种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气氛。我真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他开始预感到这个经济研讨会也许真的会非常令人激动。在这种办公条件下，前来访问的学者们常常是三两个人挤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到自己的办公室门上。有一次阿瑟发现了一个他十分想见的人的名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Kauffman）。两年前，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阿瑟短暂地见过一次考夫曼。当时考夫曼关于发展中的胚胎细胞的演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考夫曼的观点是，细胞传送化学信息，导致胚胎中其他细胞的发展，形成一个自我连续的网络，这样就产生出一个相互关联的生物体，而不仅仅是一团原生质。这个概念呼应了阿瑟关于人类社会是个自我连续、相互支持对目互作用的网络的想法。他记得他从那个学术会议回来后对他的妻子苏珊说：“我刚听了生平最精彩的一场学术报告。”所以，他刚把自己的办公室安顿停当，就转悠到考夫曼的办公室。你好，他说，你还记得我们两年前见过面吗？嗯，不怎么记得了。考夫曼忘了这回事。但请进来吧。四十八岁的考夫曼皮肤晒得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穿着加利福尼亚休闲装，态度非常和蔼亲切。阿瑟的态度也同样和蔼亲切，那天早上他处于一种想爱一切人的情绪中。两人的交谈很快就变得热烈了起来。“斯图是个非常热情的人。”阿瑟说。“他是一个你觉得愿意去拥抱的人。我并不是个喜欢到处去拥抱别人的人。但他就是这么个性格可爱的人。”当然，他们很快就开始探讨起了经济学。起初，他们有满脑子的话题，却不知对方想听些什么。阿瑟开始告诉考夫曼关于他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这是个很好的开始，斯图尔特从这儿介入话题，向我谈及他最近的一些想法。”济学。起初，他们有满脑子的话题，却不知对方想听些什么。阿瑟开始告诉考夫曼关于他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这是个很好的开始，斯图尔特从这儿介入话题，向我谈及他最近的一些想法。”他的这一特点已经在桑塔费研究所众所周知了。在前一年的相处中，考夫曼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人。他是一个罗马尼亚后裔，继承了一小笔房产和保险业，所以成为能够在桑塔费买第二所住处，可以在这儿一住就是半年的少数几个科学家之一。在每一次研究所召开的研讨会期间，都可以听到考夫曼用他优美而自信的男中音不断地提出各种建议。在每个学术讨论会的问答时间里，都可以听到他大声思考关于如何将所谈内容形成概念的问题。“让我们想象有一组灯泡被随机地连接在一起，好吧，然后..”在会议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大谈他最近的一些想法。有传闻说，曾经有人听到他对一个复印机修理工解释他在理论生物学上的一些观点。如果他身边没有别的访客，他很快就会对离他最近的同事不断解释他已经重复过一百遍的东西。没完没了，不厌其烦。这已经足以使他最好的朋友都大喊着受不了，落荒而逃了。但更糟糕的是，这使考夫曼因过于自我中心、唠唠叨叨和缺乏安全感而著称，尽管有些同事回过头来会说，他们还是非常关心考夫曼的。他们会非常愿意告诉他：“确实，斯图尔特，这个想法太妙了。你真是非常聪明。”但不管大家对考夫曼的真实感受如何，考夫曼都无法自控。这二十五年来，他一直被一种景象所控制——这个景象如此强有力、如此不可抗拒、具有如此震慑人心的美，他根本就无法不被它所紧紧吸引。最接近对这个景象解释的英文词是“秩序”。但就是这个词也无法抓住考夫曼所说的意思。听考夫曼谈论秩序就像听用数学、逻辑和科学语言谈论某种原始的玄学。对考夫曼来说，秩序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奥秘的回答，它解释了在这个似乎是被偶然因素、混乱和盲目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宇宙里，我们怎么会作为有生命的、会思考的生物出现并存在的。对考夫曼来说，秩序告诉我们，人类确实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但又不仅仅只是偶然的产物。确实，考夫曼总是急忙补充说，达尔文完全正确：人类和所有其他生命体无疑都是四十亿年随机变化、随机灾难和随机生存竞争的产物。我们人类并不是上帝的发明，或太空外来人。但他会同时强调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也并不是人类存在的故事的全部。达尔文并不知道事物存在自我组织的力量，即：将自己组织成日益复杂的系统的持续力量，尽管事物也像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那样，同时也存在永远趋于解体的持续力量。达尔文也并不知道，秩序和自组的力量创造了有生命的系统，就像创造了雪花这种形式，或一锅沸腾的汤的热汤分子对流的现象。所以考夫曼宣称，生命的故事确实是一个偶然现象和偶然事件编织而成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关于秩序的故事：它表现了一种融于大自然的经纬之中的深刻的、内在的创造力。“我喜欢这个故事。真是很喜欢这个故事。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故事的一幕幕的呈现。”秩序秩序在五十年代初，爱因斯坦当然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名叫斯图尔特·考夫曼的男孩心目中的英雄。“我极其崇拜爱因斯坦。不，不能用崇拜这个词，应该叫热爱。我热爱他把理论看作是人类心智自由创造的思想，我热爱他视科学为对造物主秘密的探究。”爱因斯坦用.. Old One来比喻宇宙的创造者。考夫曼对1954年第一次接触到爱因斯坦的思想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才十五岁，读到一本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利奥波尔·英费尔德（LeopoldInfeld）合写的一本关于相对论起源的普及读物。“当时我为能够看懂这本书，或我以为我能看懂这本书而激动万分。爱因斯坦巨大的创造力郴自由驰骋的思维使他能够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我记得我当时想，有人能这样做简直太美妙了。我记得他去世的时候（1955年）我哭了。我感到就像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考夫曼即使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学生，也一直是个不是拿.. A就是拿.. B的好学生。但在这之后，他的热情被点燃了，倒不一定是被科学点燃的。他不觉得他必须亦步亦趋地跟随爱因斯坦的脚步走。但毫无疑问他感到有了一种与爱因斯坦同样的想洞穿事物内部秘密的欲望。“当你观看一幅立体派油画，看到上面隐在的结构——那就是我想探索的。”事实上，他对此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兴趣根本就不是在科学方面。少年时期的考夫曼热衷于当个剧作家，探侧人类灵魂里的黑暗和光明。他的第一部作品，和他高中时的英语教师弗莱德·托德合作写的一个音乐剧本简直“糟糕透顶”。但他对被一个真正的大人很当回事地来对待而激动不已。那时托德二十四岁，与托德的合作是启发考夫曼的知识觉醒的很关键的一步。“尽管那不是一部很好的音乐剧，但如果我十六岁时就能和弗莱德合作写出一部音乐剧来，那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所以当斯图尔特·考夫曼1957年进入达特茅斯时，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剧作家了。他甚至还抽烟斗，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剧作家的话，你就必须会用烟斗抽烟。当然，他继续写剧本：他与他大学一年级的同屋、高中开始的小伙伴麦克·迈格雷合作，又写了三部剧。但很快，考夫曼就发现他创作的剧本的问题：剧中人物发表许多武断的意见。“他们喋喋不休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和怎样才算一个好人。他们只是谈论这些，却没有行动。”他开始意识到，他对剧本本身的兴趣远不如对他剧本中的人物想探索的思想要大。“我想寻找到通往某种隐在的强大而神奇的东西的通道——虽然我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当我发现我的好朋友狄克·格林将要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时，我感到非常懊恼。我希望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我当然只能做一个剧作家。放弃做一个剧作家，就意味着放弃我正在为自己设想的身份。”他回忆说，他思想斗争了一个星期才想透彻：“我不一定非要当一个剧作家，我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所以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当然，他从伦理学开始学起。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想弄明白善与恶的问题。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能学点别的什么呢？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又喜欢上了别的东西。他的兴趣转移到了科学的哲学和心智的哲学上来了。他说：“对我来说，它们似乎不深邃之所在。”什么是可以用来发现世界本质的科学？什么可以用来了解世界的心智？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当然，他从伦理学开始学起。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想弄明白善与恶的问题。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能学点别的什么呢？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又喜欢上了别的东西。他的兴趣转移到了科学的哲学和心智的哲学上来了。他说：“对我来说，它们似乎不深邃之所在。”什么是可以用来发现世界本质的科学？什么可以用来了解世界的心智？他一到牛津就发现这儿的环境非常适宜于他。他至今仍然能够数出他这一生中最使他激动的三个学术环境，牛津便是第一个。“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比我聪明。美国人在那里也是人才济济。有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其中有些人已是很知名的人物了。那时和我们一批的马格德林学院的（Magdalene）戴维·苏特（David Souter），现在供职于最高法院。乔治·F.威尔（George F. Will，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及专栏作家）和我曾经总是去吃印度餐厅，逃避学院的伙食。”对科学与心智的强烈求知欲使考夫曼在牛津选择了哲学、心理学及生理学课程。这个课程不仅只包括传统哲学，而且更注重当代对视觉系统的神经分析和对脑部神经联系的更为广泛的模拟。总之，这门课致力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心智的运作。他的心理学导师名叫斯图尔特·苏瑟兰德（StuartSutherland），他后来成为又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苏瑟兰德喜欢坐在他的书桌后面，连续不断地把问题抛给他的学生，让他们做思考体操：“考夫曼！视觉系统是怎样区分投射到视网膜相邻的两个锥体上的两个光点的？”考夫曼发现他喜欢面对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发现他有能力当场想出各种方案，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嗯，眼睛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在轻轻移动。所以，也许当你刺激多个视网杆和视网膜时..”）确实，他承认这样即兴建立模型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从此以后，他一直在或这样或那样地即兴建立模型。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可以即兴建立模型的能力使他放弃了哲学，趋向某种更为切合实际的方向：医学院。他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的论点是：我永远也不会有康德那么聪明。而除非你能像康德那么聪明，否则成为一个哲学家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应该去读医学院。你会注意到，这不是一个推理。”当真地说，其实是因为他那时时哲学感到厌烦了。他说：“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热爱哲学了。而是我不相信哲学中的某种轻浮性。当代哲学家们，或起码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哲学家们，总认为自己是在检验概念和概念的意义，而不是在检验这个世界的现实。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论点是否中肯、是否得当、是否连贯等等，但却无法发现你是否正确。这最终引起了我的不满。”他希望做深入现实的探究，希望洞察造物主的奥秘。“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做爱因斯坦，而不做威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地利籍著名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不敢信任自己身上轻浮的弱点。“我始终非常擅长于概念性的东西。”他说。“在最好的说，这是我性格中最为深刻的一面，是上帝赐予我的天赋。但往最坏的说，这不圆滑取巧，是肤浅。因为我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对自己说：‘去读医学院吧。那些坏脾气的女人生的儿子们是不会让我光耍嘴皮子，到处卖弄知识的。因为我不得不照顾病人，他们会迫使我去了解大量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不敢信任自己身上轻浮的弱点。“我始终非常擅长于概念性的东西。”他说。“在最好的说，这是我性格中最为深刻的一面，是上帝赐予我的天赋。但往最坏的说，这不圆滑取巧，是肤浅。因为我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对自己说：‘去读医学院吧。那些坏脾气的女人生的儿子们是不会让我光耍嘴皮子，到处卖弄知识的。因为我不得不照顾病人，他们会迫使我去了解大量的事实。’”...事实确实如此。但不知为什么，医学院和病人并没有改变考夫曼喜欢玩思想的习惯。其实医学从来就不曾真正有机会改变考夫曼。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读过任何医学预科的课程，所以他就安排自己于.. 1963年秋季去柏克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