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23

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至元二十六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十万匹，元贞二年（1296）规定江南夏税输木棉、布绢等物，可见产量已相当高。苎麻、西瓜、红花、蚕豆在元代已广泛种植。　　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区的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益兰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杭海（今杭爱山）、五条河、称海、和林、上都等地，东北的金复州（今辽宁金县）、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茶剌罕（今黑龙江绥化、安庆一带）、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地，西北的忽炭（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别失八里、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今云南楚雄）、罗罗斯等十二处。其中刘好礼在益兰州，哈剌哈孙在称海，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屯田成绩尤著，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种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区，使当地农业生产或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水利建设则以云南、宁夏地区最为成功。　　元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机构的腐败和地主阶级剥削的加重，以及水旱灾荒的频繁，农业生产的发展呈现停滞、衰敝现象。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劝农机构形同虚设，水利建设渐见减少，军民屯田多有废弛，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户逃亡破产者增多，大德、至大、天历、至正年间都有大规模天灾发生，农业生产破坏日益严重。　　手工业生产　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诸王贵族名下也有手工业局院。官手工业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有战争中俘掠来的无数工匠供其驱使，有以和雇和买名义搜刮来的廉价原料，虽然生产效率不高，但规模大，产品多，远远超过宋金时的官手工业。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由于封建官府的控制和压制，始终未能充分发展。经营范围主要是纺织、陶瓷、酿酒等。产品从规格、定额到销售，也多受官府限制、控制，甚至因和买、强征遭到摧残。民间手工业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一些城镇和纺织等行业中出现了手工作坊，产生了作坊主和雇工。民间手工业设备和生产条件差。但工人生产积极性较高，因而效率高、成本低，有些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超过官手工业。　　官私手工业的主要行业及其生产状况如下：　　①毡罽业。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后，将他们织造毡罽的技术传布到内地。宫廷、贵族对毡罽的需要量很大。诸凡铺设、屏障、庐帐、毡车、装饰品等均有需求，因而官府、贵族控制的诸司、寺、监都生产毡罽，产量很高。如泰定元年（1324）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所属茶迭儿（■atir～■adir，蒙语意为“庐帐”）局，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两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毡八千一百一十二尺，四六尺青毡一百七十九斤。品种很多，仅随路诸色人匠总管府所造地毯，就有剪绒花毡、脱罗毡、入药白毡、半入白矾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十三种。　　②丝织业。从事丝织生产的织染局遍布全国，主要产地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今江苏南京）、平江（今江苏苏州）、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等地，产品供宫殿王府装饰和皇室、贵族、官僚穿着之用。产量很高，如镇江府岁造缎五千九百零一匹，建素路仅东织造局一处，岁造缎四千五百二十七匹。花色品种繁多，如镇江府岁造丝织品中有纻丝、暗花、丝、胸背花、斜纹等品种，有枯竹褐、秆草褐、明绿、鸦青、驼褐等颜色。在宋缂丝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织金纻丝，其繁华细密超过缂丝；集庆官纱，质轻柔软，诸处所无。丝织业也是民间最普遍的手工业，多为家庭手工业，杭州等地还出现了手工作坊。产品中织金纻丝很普遍，品种很多。如嘉兴路所产丝绸品种有：绡、绫、罗、纱、水锦、克丝、、絺、绮、绣、绤等。　　③棉织业。随着植棉的推广，棉纺业开始成为一项新兴手工业。元贞年间，黄道婆自海南岛返回家乡松江乌泥泾后，推广和改进黎族纺织技术。据王祯《农书》记载，元中期已有搅车、弹弓、卷筳、纺车、拨车、軠床、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又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法，产品有棉布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印染技术也大有发展，元末时松江能染青花布，有人物花草，颜色不退。　　木棉搅车(模型)　　④麻织业。主要集中在北方。织麻工具较前代有很大提高。如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纺织，一昼夜可纺织百斤；山西使用的布机有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等；织布方法有毛絁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河南陈州、蔡州一带的麻布柔韧洁白。山西的品种有大布、卷布、板布等。　　⑤兵器业。元初中央由统军司，以后由武备寺制兵器；地方由杂造局制造兵器。除常用的刀枪弓箭外，火器发展尤为显著。金末火炮以纸为筒，可能为燃烧性火器。元代所制铜火铳，系利用火药在金属管内爆炸产生气体压力以发射弹丸，为管状发射火器，使中国火炮技术有了重大进步。现存至顺三年（1332）、至正十年（1350）两尊铜火铳，制作精细。　　⑥制盐业。元代设盐运司（转运司、提举司）管理盐业，全国有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九盐运司。两淮、两浙、山东等处盐运司下设若干分司。各盐运司（或分司）下共辖一百三十七所盐场，场下有团，团下有灶，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产盐之地遍于全国，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天历年间，总产量达两百六十六万四千余引，每引重四百斤，约合十亿多斤。　　⑦制瓷业。景德镇是元代新兴的制瓷中心。元政府设浮梁瓷局加以监督，令民窑承担御器制作，产品极精。新产品有青花瓷和釉里红，都是釉下彩瓷器。青花瓷色白花青，色彩清新，造型优美；釉里红用铜的氧化物作彩绘原料，花纹红色。元代龙泉窑范围扩大，产品全为青釉。钧窑多花釉、变色釉，窑址数量多、规模小。磁州窑产品多白釉黑花，品种多样，区域扩大。德化窑多白釉、象牙黄釉。元代的青白瓷生产沿袭宋代，产品造型端重雅致，胚体厚实，便于远途销运。　　商业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元代的商业也很活跃。但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　　元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钞。全国货币实现统一，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但元朝统治者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阻碍作用。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　　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　河北保定出土　　影青瓷枕　　至正之宝　　部分金、银、铜、铁、铁器、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之半。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元世祖忽必烈进期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　　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们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因而出现许多大商贾。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见斡脱）。一般民间商人多为小商小贩，他们处境艰难；少数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得巨额利润的。盐商致富者尤多，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超过前代，由政府直接控制。至元十四年（1277）后曾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广州设立过市舶司，至治二年（1322）后定为泉州、庆元、广东三市舶司。有市舶则法，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审核批准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发给公验、公凭。外国商船运载货物来华，也依例抽分；外国商船返航亦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也很发达，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磺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为主。　　泰定元年铜权　陕西渭南出土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内地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新兴的城镇。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说：“应知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商品丰富。　　交通运输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运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宋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联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元代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航运。始于至元十三年，时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招海盗朱清、张瑄由崇明入海道运至直沽，转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罗璧、朱清、张瑄造平底船运粮。其路线几经开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见站赤）一千五百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文化和科学技术　　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包括戏曲、诗歌、绘画等）、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地理、农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在“黑暗时代”，而元代的文化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文学艺术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　　杂剧陶俑　　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杂剧是中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成的新的戏曲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著名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14世纪初至60年代，活动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散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种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后期有张养浩、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许多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创作了杂剧《虎头牌》，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萨都剌、丁野夫等都是著名的散曲家。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时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后期，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它不象杂剧那样在折数和宫调上有严格规定，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声腔也各有发展。现存元代南戏剧本十六种，片断一百一十九种，存目三十三种，以高则诚的《琵琶记》成就最高。　　元代诗词总的说来较平庸，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被称为“元诗四大家”。萨都剌的词风格豪迈。张养浩、迺贤、王冕、杨维桢等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　　绘画、书法的成就较为突出。元代不设画院，故元代画家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前期书画家以赵孟頫为最著名，他擅画山水、花竹、人马，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少数民族著名画家有回回人高克恭、丁野夫等。书法家有康里人巙巙、畏兀儿人贯云石等。龟兹人盛熙明著有《书法考》八卷。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参见彩图插页第83、88页）　　王冕《墨梅图》　　赵孟頫《趵突泉诗》　　吴镇《墨竹图》　　史学　元代官私史学著作很丰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史学著作。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撰成《资治通鉴注》，对《通鉴》作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宋亡的哀痛，或隐晦曲折地抨击元朝统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杜佑所著《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修，所载宋制最详。《通考》材料取舍严格，注意历史变通，在治史方法上值得肯定。作者还常常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抨击。　　元朝按前代设局修史的传统制度，分别于至正四年、五年修成《辽史》、《金史》和《宋史》。当时的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等为总裁官。其中铁睦尔达世是康里人，参加三史纂修的还有唐兀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成书于13世纪中叶的《元朝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乌思藏著名学者布思端（Bu-ston　rin-po-che）所著《吐蕃佛教源流》和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册》，是元代藏族最重要的两部历史名著。元代还有许多汉文书籍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也有一些蒙古等少数民族著作译成汉文。　　哲学　元朝统治者以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对南方理学了解极少。公元1235年蒙古军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俘理学家赵复至燕，理学始在北方广为传布，于是出现了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理学家。及统一江南，南方朱学人物张■、吴澄、许谦等，陆学人物陈苑等，均为一代理学名家。其中许衡、刘因、吴澄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元代理学在学说上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创造，但也自有特色：朱陆之争渐变为朱陆“和会”，以吴澄最明显；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过去空谈性命不同，比较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论”；以刘因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返求六经的主张，比较务实。元代理学的这些演变，在理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　　除了正统的理学思想外，元代还出现了邓牧的“异端”思想和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对“君”和“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幻想重新出现尧、舜时代。谢应芳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所著《辨惑编》是反对迷信的专著。　　科学技术　元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有：　　①天文学。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为编订《授时历》，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十余种天文观测仪器，在元朝控制的范围内陆续设立了二十七所观测台、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等方面取得了丰富准确的数据。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颁布了《授时历》。这部历法以365.2425日为一年，废除上元积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在人类历法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②地理学。《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是元代地理学的主要成绩。《大元大一统志》由孛兰盻、岳铉主编，虞应龙等参加修撰，成书于大德七年（1303）。该书对全国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坊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皆有详述，取材多于宋、金、元地志，因而具有很大价值。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都实的考察经过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十省地理，参阅《大元大一统志》等地理著作，以“计里画方”法，制成《舆地图》。　　③农学。元代三部农书的发行标志着元代农学有很大发展。由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反映了6世纪到13世纪末中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总结了中国13世纪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王桢著的《农书》是一部对全国农业作全面系统研究的农书，全书共分《农桑通决》、《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作者认为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选择作物，选择良种，及时施肥，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是取得丰收的保证。他总结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其中关于棉花的种植法更有现实意义。他绘制了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对提高耕作技术有很大作用。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依崔寔的《四民月令》为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以补《农桑辑要》岁月杂事之不足。　　④医学。元代也有很多新成就。李杲、朱震亨在伤寒、肺痨等内科学上有新的学说，均属“金元四大家”；葛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危亦林在麻醉、骨折复位手术上有新创造；滑寿善针灸。　　元代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成就。　　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与西北藩国的关系　立国于钦察、斡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习称钦察汗国）和立国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元时中国与上述诸地区的联系远较前代密切。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台后王笃哇、海都子察八儿与元成宗铁穆耳约和，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经过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至阿母河下游玉龙杰赤；复经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至阿力麻里；自此北取金山南驿路至岭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岭北通中原的驿路；东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据当时欧洲商人、教士和阿剌伯旅行家说，走这条道路虽艰难，但很安全。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中国产品极多。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将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钦察军、阿速军是元朝军队的重要部分，宿卫军中的隆镇卫和右、左钦察卫以及右、左阿速卫等即由二族军士组成。钦察贵族至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权臣。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人一万为军，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以总之，于大都附近给田一百顷屯种。大批斡罗思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在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后王的斗争中，伊利汗总是站在元朝方面，双方使臣往来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从1231年起，蒙古统治者曾数次遣兵攻打高丽。忽必烈即位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　　蒙元时期中外交通图　　并以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睶，睶子璋亦尚公主，与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丽沈王诗序》），与元朝国内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让位于其子，以驸马、沈王身分侨居大都，召著名诗人李齐贤等为侍从。李齐贤与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学问大进。他所著的《益斋乱稿》，被誉为高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丽人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时恶化。成宗即位后，罢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侨居其国，极受朝野敬重，死后封为国师。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达两百余人，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足见其汉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间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衰歇，且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陈伯荣和江南人陈孟祥等最为著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灭宋后，即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忽必烈企图用武力征服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等国。因遭到各国的顽强抵抗，加以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下诏罢征南之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渐次恢复。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暹国自忽必烈末年以后多次遣使或以王子来元通好，据暹史记载，暹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并请回许多中国陶瓷工匠，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元朝侵爪哇军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当政大臣充使者来元通好。爪哇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经商者也很多，常获大利。元世祖时，真腊（又译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来进乐工、药材等方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出使真腊，归著《真腊风土记》，对该国政治、经济生活及风土人情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最重要资料。据他说，真腊人对输入的中国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极为喜爱，争相购买；到真腊经商或侨居的“唐人”与真腊人民友好相处，很受欢迎。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载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忽必烈因俱兰国未通使节，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剌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希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也见于当时非洲人的记载。据伊本·拔图塔说，当时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国，经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转销到摩洛哥。　　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241年里格尼茨战役后，欧洲各国对蒙古势力的强盛始感到震惊。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议和，并侦察蒙古情况及其意图。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奉命出使，于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携大汗贵由致教皇诏书返国。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贵由致教皇诏书原件，系用波斯文写成，上钤蒙古畏兀儿字大汗玺。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驻塞浦路斯岛，有蒙古统将野里知吉带遣使往见，言贵由大汗愿保护基督教徒，圣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叶密立，受到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见。1253年，圣路易复遣教士卢布鲁克往见拔都，请许在蒙古境内传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卢布鲁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宫谒见蒙哥，次年携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将所见所闻的蒙古军事、政治、民情风俗等情况向法王作了详细报告。随着东西交通的通畅和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欧洲商人、使臣、教士东来者渐多。1260年前后，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至萨莱、不花剌等地经商，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情况，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尼哥罗携其子马可·波罗回元朝复命，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于1291年随护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国。其所著行记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影响极大。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益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1294年到达大都后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传教有成绩，任命他为大都大主教，并多次派教士来元朝。1313年到达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当主教，死后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来东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广州，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复往中国西部旅行，然后回国。其所著旅行记流传甚广。根据这些来元教士的记载，当时在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欧洲商人和教士，并兴建了教堂。1336年，元顺帝遣使教廷，阿速将官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书教皇，请派新大主教来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维诺主持教务。1338年，使者抵法国阿维尼翁（教皇驻地），随后游历欧洲各国。教皇遣马黎诺里等随元使来中国，向元顺帝进献一匹骏马，被称为“天马”。“拂朗国进天马”传为元代中外关系的佳话。　　经济和文化交流　元朝中西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技术等重大科学发明，都在这一时期西传。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旭烈兀西征时，曾带去许多中国炮手、天文家、医生等，后来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家纳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台，编纂天文表，均有中国学者参加工作，徒昔向他们学习了中国天文推步之术。伊利汗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为填补国库空虚，欲仿元朝发行纸币，即请孛罗丞相指教钞法，其所印之钞及行用制度，与元朝全同，虽行用不久，但影响颇大，至今波斯语尚称纸币为“钞”。合赞汗时，整顿驿站制度，颁发乘驿圆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赞之命编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罗丞相对他的帮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国史料。拉施都丁还主编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成就。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擅水陆之利，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叙利亚人爱薛精通星历、医药之学，贵由在位时来蒙古，后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后，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设有回回药物院，配制御用药物。回回医生除服务于宫廷、京师者外，还有不少散在各地行医，很受民间欢迎。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早在成吉思汗时，波斯、阿拉伯历法就被介绍到中国。忽必烈居藩时，征召回回星历学者，波斯人札马鲁丁应召东来，后主西域星历司，至元四年（1267）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七种。后立回回司天台，即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其中包括兀忽里底（欧几里德）几何学著作。现存明初刻本《回回药方》，即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阿拉伯学者赡思精通汉文，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所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录》等书，当系译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窝阔台曾令木速蛮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驻地建迦坚茶寒殿。忽必烈时，又有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了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后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织造金锦的纳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于东西贸易兴旺，输入中国的西域玉石、纺织品、食品以及珍禽异兽源源不断，满足了元朝宫廷、贵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政要》，载有多种回回食物及烹调方法，马思答吉汤（肉汤）、舍儿别（果汁）等均为元宫廷、贵族所喜爱。　　元朝的历史地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短的朝代，但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自唐朝中叶开始出现的分裂局面（先是南诏自立，继以藩镇割据），历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几个政权并存状况，持续达五百多年。至元朝，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且实现了包括辽东、漠北、西域、吐蕃、云南等地区的大统一，幅员之广超过汉、唐，尤其是吐蕃地区从此并入版图，意义更大。前代封建王朝统治诸边疆地区，多只限于羁縻。元朝除西域地区为宗藩封国外，基本上都实行了统一的行政建制，署行省分治之（宣政院辖吐蕃地区三个宣慰司，藏文史籍谓“等于一个行省”），地方官出自朝命，人民承当赋役，中央政府的管辖程度远高于前代。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更加密切，人口大批地相互流动，交错居处，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形成元朝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涌现了大批精通汉文化的非汉族文人学者，尤为前代所未有。　　其次，社会经济和文化有所发展，若干方面超过前代。元统一后，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很快恢复，生产关系的某些倒退现象逐步消除。元朝编纂和颁行农书以推广生产技术，棉花生产普及于南北，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开辟屯田，都是农业发展的标志。由于全国的统一，驿传制度（站赤）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更大的发展，城市十分繁荣。手工业方面，新兴的棉纺业、毡罽业都达到相当高水平，瓷器、印刷等业也有较大进步。科学、文化方面，天文学的成就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数学、医学都在世界先进之列；戏曲、小说创作繁荣，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优秀文学遗产。　　其三，元朝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代。陆路、海路都通畅、繁盛，交往范围扩大，人员来往多而频繁，均非前代所可比拟。大量科学技术成就和制度文化的互相传播，对各自经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中国印刷术（见活字印刷）、火药武器西传对欧洲社会的进步，回回天文、医药在中国，都有深远影响。　　此外，元朝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也有发展。如建立行省制度（见行中书省），使地方行政管辖体制更趋完善，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落后的影响。　　（韩儒林陈得芝 邱树森 姚大力）　《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　　13世纪蒙古国官修的史书。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Nihu■ca Tob■ciyan，蒙古秘史）。此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见蒙古文字），作者佚名。书后识“鼠儿年七月”“写毕”，对这一年份，学界有不同解释，分别认为是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书中记载成吉思汗先人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业迹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不是一次成书，而是经过续修的。原文早已散失，在罗藏丹津（Lobsangdan■in）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Altan Tob■ci）中还能找到三分之二左右的佚文，但已经过不少改写，并非全是原貌。现存的文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二卷，《永乐大典》收录本则分十五卷，所以现行本有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二百八十二节，学界一般都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1936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不仅影印了质量较好的顾广圻监抄本，还配有四十一页明刻本残页，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明初刻本《元朝秘史》残页　　《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书中突出描述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记载蒙古国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在这部书中包含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涉及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典籍。元代的《圣武亲征录》和波斯蒙古汗廷史官修撰的《史集》，很多材料都与这部书相同，可资相互印证。但是，书中对某些年代和史实的记载不确切，有的错乱。作者是褒扬成吉思汗皇家的，特别倾向于维护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后人的统治权利。　　《元朝秘史》是13世纪古蒙古语的典范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和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明翰林译员在对每个单词加注的傍译中保存了蒙古语古词义，标示了数、格、时制、人称变位等语法形式。如“骟马每自的行”，“每”（们）表示复数，“自的行”表示自返宾格，意思是“把自己的一些骟马”；又如“气力与我”，“与我”表示动词“与”（给予）的第一人称变位，意思是“（我）出力”“（我）效劳”。依靠这种傍译，许多古蒙古语词语今天才有可能得到正确解释。音写蒙古语的汉字准确地反映了原文的语音，形成了一套周密的音标体系。如，用匣、晓母字的声母表示蒙古语h辅音，而傍注“中”字便表示q辅音（例：忽=hu，中忽=qu）；以来母字声母表示l辅音，而傍注“舌”字便表示r辅音（例：列=le，舌列=re）；闭音节收尾辅音用小字标出（例：阿惕=at，答勒=dal）等等。这部书在历史语文学上的研究价值是很高的。　　书中收入了一些传说故事，有许多韵文和使用文学手法的描写，语言和形象富有草原民族特色。学界公认《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经典作品。　　清以来，中国学者不断从事《元朝秘史》的研究，有史地考证、版本源流研究、笺证注释等方面的论著，还有两三种现代汉语译本。《元朝秘史》从19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现在，日、法、德、苏联、英、美、匈牙利、捷克、蒙古、芬兰、澳大利亚、波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都有研究《元朝秘史》的学者。该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日、苏、德、法、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欧美学者治《元朝秘史》，多以语言研究为主，训诂、语法分析、语音复原的论著较多，日本则兼顾历史和语文，研究方面比较广阔。据粗略统计，国内外发表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各种论著，包括音写和译注，已达三百项以上，作者有百余人。《元朝秘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参考书目　　《元朝秘史十五卷本》，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62。原山煌：《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目录》，日本モソコル学会，东京，1978。　　（亦邻真）　《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人物传记资料选编。元苏　　《国朝名臣事略》目录首页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　　天爵（见《元文类》）编，十五卷，原题《国朝名臣事略》。书前有天历二年（1329）序，故成书不得晚于此时。全书有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四十七人的传记，前四卷收蒙古、色目十二人，后十一卷收汉人三十五人。该书仿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直接利用诸家文集中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又不象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按事选辑有关人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记载，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弃去重复和芜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的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祖先功业卓著者，在正文下用小字摘注其事迹。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这是中国传记类史籍中一种创新的体裁。全书共引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选自元初著名文人王鹗、王磐、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他们的文集今已不存，若干名篇赖该书得以保存，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和据它翻刻的几个版本脱误甚多，加上专名经过改译，面貌全非。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的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是该书最好的版本。　　（周清澍）　元成宗铁穆耳　　元成宗铁穆耳　　（Temür，1265～1307）元朝第二代皇帝。蒙语称完泽笃皇帝（Öl■jeitü-qahan）。元世祖忽必烈次子真金第三子，母弘吉剌氏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至元二年（1265）生。十年，忽必烈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死后，忽必烈一直未确定继承人。至元末，铁穆耳受命平乃颜余党合丹。三十年，统军镇守漠北，受皇太子宝。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四月，蒙古诸王贵族召开选举皇帝的忽里台于上都。会上，铁穆耳与长兄晋王甘麻剌为继承皇位竞争激烈。由于其母阔阔真可敦与权臣伯颜、玉昔帖木儿等的支持，铁穆耳继帝位。建元元贞（1295～1296），后改大德（1297～1307）。铁穆耳鉴于忽必烈晚年宠信桑哥、用兵海外等错误，优礼汉人旧臣，限制诸王投下的非法活动，罢侵日本、侵安南之役，减免江南地区的一部分赋税，又令编辑整理律令。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因此，他在位前期基本上保持了守成的局面。但是，为了酬谢拥立他的诸王贵戚而滥增赏赐，很快造成国库“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的枯竭局面，只能依靠挪用钞本来维持，导致钞币迅速贬值。在用人上，他所倾心任用的仍是伯颜（赛典赤孙）、阿里等一批色目官僚。他在位后期，因连年患病，这些色目官僚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官场中贪污因循的风气大盛。为了能建功后世，提高威望，铁穆耳又发兵征讨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使西南大扰，酿成云南、贵州各族人民起义。这些举措都导致国力空虚，政治日趋黑暗。但他在位时，元军成功地击败了海都、笃哇的侵扰，迫使察合台和窝阔台两兀鲁思的统治者息兵请和，重振大汗在西方诸汗国中的宗主地位，基本上结束了西面延续四十多年的皇室内争。大德十一年正月，铁穆耳病逝。在位十四年。庙号成宗。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Rashīd al-Dīn： the Jāmi‘al-Tawārīkh，New York，1971.　　（周良霄）　元代海运　　元代海运　　指元朝政府组织的将南方粮食由海路的调运。元朝首都大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南方，南方的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采用太傅、丞相伯颜的建议，命罗璧、朱清和张瑄载粮四万余石由海道北上。次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数年后，运数增至五十余万石，于是粮食运输逐步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退居次要地位。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并增置二万户府。二十八年，行泉府司撤销后，原四万户府削减为二，以朱清、张瑄为首。三十年，又增立万户府一，提调香莎糯米的征收和运输。大德七年（1303），朱清、张瑄以“叛逆”罪名被杀，三万户府合而为一，称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司署事。经调整，万户府下按地区分设七个千户所。与海运有关的北方接运系统，于至元二十五年定局，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北北运河西岸）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受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食物资运赴大都各仓。　　漕粮主要取江南官田岁入。岁运之数，至元、大德年间为百余万石，后来增至三百余万石。元代岁运的最高额为天历二年（1329）的三百五十余万石。随着元代政治　　元代海运主航道示意图　　的衰敝和农民起义的爆发，海运日益衰落，约从至正十二年（1352）起，正常的漕粮征集和运输告终，元王朝仅仅依靠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和福建的陈友定每年运来的数十万石粮食，维持供应，直至灭亡。　　海上航道前后有三次变更：第一次航道从至元十九年（1282）沿用到二十八年，主要是傍海岸航行，遇沙搁浅，艰难曲折，航期长达两月余。二十九年，朱清聘请长兴（今属浙江）人李福开辟新航道，部分取远洋航行，路线较为径直，航期半月至月余。三十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又开新航路，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开洋至崇明三沙（今上海崇明西北），东行入黑水洋（江苏北边以东一带海面）至成山（今山东荣成县成山角），然后西北航行入直沽。此路线主要取远洋航行，顺风十日即可驶达。有时粮船也从山东半岛或直沽口外分道驶往辽东。此外，福建至浙江、江苏之间也常有粮船往返。漕粮分春夏二运，至元三十年新航道开辟前，一般是正月集粮，二月起航，四月至直沽，五月回帆运夏粮，八月重返本港。新航道开辟后，起运时间一般为三月。　　在航行实践中，劳动人民在航途上树立航标，确立港口导航制，编出通俗的口诀，对水文和气象进行预测预报，为开发中国东部海域的航运作出了贡献。同时，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加强了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外贸事业的发展，沿海城镇也由此而繁荣，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元朝统治阶级也因海运而因循苟且，依赖江南，忽视了对北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参考书目　　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地理学报》22卷第1期，1957。　　（高荣盛）　《元典章》　　《元典章》　　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在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元典章》就是地方胥吏汇抄法令的一种坊刻本。　　编排体例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共六十卷，记事至延祐七年为止；又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治二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目、二千三百九十一条。这种编排体例属于《唐六典》类型，而且很可能与当时的官衙架阁书档分类有关。　　内容和价值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有关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封建的身分等级制、对民众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划分等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地产、土地买卖、租佃等有关土地关系的资料，对研究封建制度十分重要。户计文档提供了关于元代居民结构和居民对国家的封建义务的重要资料。元朝的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在书中有清楚的反映。各种差发科敛都有详细的记载。名目繁多的捐税文档，不仅记载课税制度，　　《元典章》书影　　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许多细节。有关钞法、物价和钱债的各条，提供了元代币制、货币流通和高利贷盘剥的具体情况。这些都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吏部各卷中收有关于元代官僚制度的大量文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系统的资料可查。全书中篇幅最大的是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大量的词讼文字和判例从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生活，尽管元廷镇压和防范，人民的反抗连绵不断；贪赃枉法屡见不鲜，揭示了元朝统治的腐朽；各式各样的犯罪活动，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社会心理、风习的特点。这些都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过程。《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能在《元典章》中得到更为详细明确的印证或补充。现存的有关元代社会的各种史料，可以说以《元典章》最为丰富、集中和具体生动。　　对元代法制，时人曾有“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议论。《元典章》中单项法令、个别指令和判例多，作为普遍定制的法律条文少，正反映这种法制特点。　　文体和版本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书中元代俗体字很多，从中能够看出当时社会上企图简化汉字的自发趋向。　　明以来，《元典章》有多种传抄本。1908年，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民国年间，在北平故宫发现了元刻本。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了这部元刻本，使《元典章》得以原貌重新问世。　　国内外对《元典章》的研究很重视，很广泛。1931年，陈垣有《元典章校补释例》发表。日本学界研究《元典章》的大小论著为数不少。岩村忍、田中谦二有校本《元典章·刑部》出版。京都大学曾组织专门的《元典章》研究班。　　（亦邻真）　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　　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对职官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宋初以来的职官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机构重叠，既无定员、无专职，又有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二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名实之间悖离、混乱。熙宁（1068～1077）变法期间，王安石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宋神宗并不以此为满足，熙宁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元丰三年，在蔡确、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作了改革。宰辅制度恢复了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年八月下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许多机构便或省或并，如三司归户部和工部，审官院并于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过去“官”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阶易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包括选人共三十七阶），此后升迁、俸禄等都按新定的《元丰寄禄格》办理。神宗改革职官制度时，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改制后，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神宗有些后悔。但由于冗员和冗散机构的裁撤，节省了两万缗的开支，神宗又颇感安心。　　（漆侠）　《元丰九域志》　　《元丰九域志》　　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北宋神宗元丰时综合性地理总志。全书分十卷，始于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于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所属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每县下又详列距府州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府川县皆标出其等第。文直事赅，条理井然。书中记述州县沿革，以元丰以前为主，涉及唐、五代只一笔带过。该书虽文字记载简要，但内容丰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1080）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一千八百八十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一千以上。这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其中所列土贡数额远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其他地理总志所无。　　《元丰九域志》为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共同编修。王存（1023～1101），字正仲，丹阳（今属江苏）人，历官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同修国史、尚书左丞等。累上书陈时政，常为宋神宗赵顼所采纳。曾肇（1047～1107），字子开，南丰（今属江西）人，历官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国史编修、吏部侍郎等，与其兄曾巩皆以才学闻名当世。李德刍，邯郸（今属河北）人，官光禄寺丞，长于地理学，著有《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十卷。　　该书通行版本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魏嵩山）　元好问　　元好问　　（1190～1257）金元之际著名诗人。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拓跋魏，金末名士元德明之子。十四岁师事郝天挺，二十岁出游京师，诗名大噪。兴定五年（1221），登进士第。不仕，往来箕、颍间，创作甚富。正大三年（1226）起，先后为镇平、内乡、南阳县令，擢尚书省掾。后历任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好问在围城中。崔立叛金降蒙古，元好问被迫为崔立写功德碑。他又上书当时在蒙古国执政的耶律楚材，推荐冯叔献、王鹗、杨奂等五十余人，请为安置存养，以存斯文。蒙古军既据开封，他与其他降蒙的金臣被拘管于聊城。其后，他频年游历在山东、河北、山西各地，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领袖。1252年（蒙哥二年），他与张德辉赴漠北，觐见蒙古藩王忽必烈，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希望利用忽必烈来振兴儒学。1257年病死。　　他的诗作，五言诗风格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长短句慷慨激昂。力矫前此金诗在江西诗派影响下的形式主义颓风。在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北方人民在兵变之余，连年丧乱的苦难。他对诗词创作理论也有独特的造诣。著有《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一卷、《诗文自警》十卷。晚年以编纂金史自任，四处搜集史料，著录达百万字，取名为《野史》，成为元人修《金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又辑金代诗人两百五十余人的诗作，并以诗存史，各系作者小传，名《中州集》。当时一些名人的碑铭、墓志多出其手。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传世。　　参考书目　　施国祁注：《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　　（周良霄韩志远）　《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地理名著。是中国现存最早又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李吉甫撰。原本四十卷，另有目录二卷，共四十二卷。该书完成于元和八年（813）。据宋人洪迈跋，书中卷四关内道，记载元和九年准吉甫奏请在经略军故城置宥州事，可能是成书后又有增补。　　李吉甫于元和二年、六年两度入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另著有《六代略》、《元和国计簿》、《百司举要》等。　　《地和郡县图志》目录（清乾隆本）　　《元和郡县图志》以贞观（627～649）时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四十七镇，每镇有图，冠于叙事之前。然后分别记述各镇所属州县的等级、地理沿革、四至八到、贡赋、古迹、山川形势、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作者在序文中说，过去的地理书“或搜古而略今”，“传疑而失实”，所以他的著作力矫前人之弊，尤其留意于山川形势，攻守利害。可见作者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着眼。　　宋代以后，该书的图和目录均已亡佚，所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改称之为《元和郡县志》。今本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卷，正书仅存三十四卷。卷十八、二十五也不完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梦棠补州县目录一卷，又辑逸文四十二条；光绪七年（1881），缪荃孙又补辑了一些逸文。张驹贤作有《考证》，于原书多所订正。该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聚珍本，在此之前仅有钞本流传下来。现在通行的比较好的本子是198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该本以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校了钞本四种，以及有关的地理书和史籍，吸收了张驹贤的《考证》，加以标点，附印周、缪补逸，并编有地名索引。　　（赵守俨）　《元和姓纂》　　《元和姓纂》　　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十卷，今有十卷本、十八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作者林宝，济南人（一作三原人），约经历了唐德宗至穆宗四朝，做过同州冯翊县尉、太常博士、沔王府长史等官，当时即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曾与崔郾等共同审定《格后敕》，并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　　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因而也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段。原书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分系姓氏。唐代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以自重。《姓纂》取材包括私家谱牒，故所述族姓来源未必都翔实准确。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重新分为十八卷，此为《四库》辑本。　　《永乐大典》采录的《姓纂》已不完整，而且割裂原文，《四库》辑本也有遗漏。清孙星衍、洪莹及近人罗振玉都做过校补。孙、洪校本又分为十卷，以从其旧，于嘉庆七年（1802）刊版。现在流传的金陵书局本即翻刻此本。此后岑仲勉又重行校勘，写成《元和姓纂四校记》。所谓“四校”，指第四次校勘，以《四库》辑本为一校，孙、洪为二校，罗振玉为三校，岑氏所作为第四校。其校记重点在于“芟误”、“拾遗”、“正本”、“伐伪”。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　　（赵守俨）　元曲　　元曲　　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包括散曲和戏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晚唐五代，依一个曲牌填写一支小曲，是词的发展。元代小令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创新。每句用韵，并加衬字。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两种体裁的散曲在元代都很盛行。自贵族官员至民间文士，多能作曲。元散曲继承宋金人词，吸收民间俗曲，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元杨朝英选录元人散曲，编成《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阳春白雪》等曲集传世。明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了元散曲作家共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包括蒙古、女真和色目作家多人，元代著名的剧作家也多有散曲流传。　　戏曲　在元代形成完备的形态，有杂剧（北曲）和南戏（南曲）两个系统。①杂剧。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杂剧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以配合表述剧情。一本通常分为四折（四幕），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一个剧本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这种新体制的杂剧，较诸宫调更便于表演戏剧情节，赋予思想内容。杂剧初盛于今山西、河北地区（参见彩图插页第86页）。元代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号为四大家。关汉卿被誉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对杂剧的发展贡献最多，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他生平编剧六十余种，现存十余种。其中如《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是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名作。剧作家王实甫所编的《西厢记》杂剧，共五本，二十一折，是少见的长剧，后世广泛流传，影响极大。杂剧演员中以女演员朱簾秀最为著名，兼长驾头、花旦、软末泥，号为“当今独步”。　　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　　明崇祯刊戏曲选《酹江集》插图　　杂剧陶俑　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元末，钟嗣成撰《录鬼簿》，编录元代剧作家事迹及作品名目，共收作家一百五十二人，剧目四百余种。见于其他记载的杂剧名目，还有两百余种。明臧晋叔编选元杂剧一百多种，题为《元曲选》。近人隋树森又自诸家曲集收辑百余种，题为《元曲选外编》。现存完整的杂剧剧本，略备于此。②南戏。形成于南宋时期温州一带，又称“温州杂剧”或“戏文”。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民间俚谣巷曲，不限宫调，不限折（出）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形式较北曲杂剧自由，但题材远不如北曲杂剧丰富而有思想内容。元朝灭宋后，关汉卿等北方杂剧作家和朱簾秀等演员相继来到江南，杭州成为杂剧的胜地。南戏吸取北方杂剧的题材而得到发展。著名的南戏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改编蔡伯喈、赵五娘故事，宣扬“全忠全孝”，充满理学的说教。见于记载的宋元南戏有一百六十八种，现存残本十二种。近人钱南扬有《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略见梗概。元代戏曲，仍以北曲杂剧为主，先后盛行于北方和南方。南戏只是作为地方剧种而流传。明初，南戏渐衰。嘉靖以后，演变为“传奇”而又得到发展。　　（蔡美彪）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Ayurbarwada，1285～1320） 元朝第四代皇帝。　　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Bu- yantu　qahan）。元成宗铁穆耳兄答剌麻八剌次子。母弘吉剌氏答己。早年师事李孟，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德九年（1305）奉成宗诏出居怀州。十一年，奔成宗丧，回到大都，与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即元武宗）为帝。武宗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他力图改变武宗时造成的财政枯竭、政制混乱的局面，罢尚书省，废至大银钞（见钞），处死武宗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人，整顿朝政，减裁冗员，停止浩大的土木工程，限制诸王驸马横行害民，开始编纂律令，并在延祐元年（1314）施行科举。又在江浙、江西、河南经理田土（见延祐经理），进行田产登记，由于地主阶级的抵制和执行官吏的苛暴，引起人民反抗，这一措施终于被迫停止。在西北，任用大将床兀儿统军，连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从此西北边疆未再发生叛乱。但是他的统治对前朝的弊政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倖臣铁木迭儿依仗答己太后的宠信，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仁宗虽厌恶他，终不能制裁。按照武宗即位时的盟约，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应由武宗子和世■继承，但他毁约，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令和世■出居云南，和世■于中途抗命，失败后避往阿尔泰山以西。这一事件，招致不少诸王和武宗旧臣的不满。延祐七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病逝。在位十年，年号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庙号仁宗。　　（周良霄）　《元史》　　《元史》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濂（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濂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埙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明递修本）　　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参见彩图插页第87页）。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翁独健周清澍）　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