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19

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教皇，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三十万。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利玛窦墓碑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教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林金水）　也里可温　　也里可温　　（Erkehün）　 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又译作也里克温、也立乔。或称迭屑（tarsa），即唐代《大奏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见的“达娑”，是袭用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说，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源自希腊语ερχων。基督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在唐初传入中国，称大奏景教。845年唐武宗灭佛，所有西来的宗教都被禁止，景教遂趋绝灭。辽、金时期，它在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些游牧民如乃蛮、克烈、汪古等部中又颇为盛行。蒙古几次西征中，大批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被裹胁或俘掠东来，充任官吏、军将、工匠或勒充驱奴，其中大多数随着蒙古统治者进入内地，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据载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聂思脱里派教徒三万多人，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罗马天主教则是在1294年左右由教皇派遣东来的圣方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所传入。戈维诺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两所，先后受洗礼的约有六千人。所有组成为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数达三万。罗马教廷在1307年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与东方总主教。随后在泉州也建立了主教区。　　元朝对于各大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广蓄兼容。基督教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样，可以自由传教，为皇帝祷告祝寿。在中央设立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仁宗延祐二年（1315），改司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足见当时基督教在全国分布之广。在元朝的公牍中，常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户并举，也说明这种人遍及各路，人数相当多。以镇江为例，就建有大兴国、云山、聚明、四渎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兴等八所聂思脱里教派的道院；在三千八百四十五家侨寓户中，也里可温为二十三家。元政府对待也里可温人户，同佛、道、答失蛮和儒户一样，优免差发徭役，但规定“种田入租，贸易输税”。这些教徒依仗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多方逃避赋税，因此这一条规定屡申屡坏。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其他以政事、特长而见于记载的基督教徒甚多，他们中有的已具有颇高的汉文化修养。　　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又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参考书目　　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82。　　（周良霄）　也先　　也先　　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又译额森。出身于准噶尔部，姓绰罗斯氏，顺宁王马哈木孙，脱懽子。祖孙世掌瓦剌之政。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常与明朝有贡使往还。可汗脱脱不花仅以元裔之名为君，不相临制。也先在脱懽兼并蒙古各部的基础上向外扩张，西攻哈密，又大规模地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玉门市西北）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女真，西至赤斤蒙古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正统十四年（1449）大举侵明，在土木之变中俘虏明英宗，并胁裹英宗包围北京城，后被于谦击却，议和，送还英宗，恢复贡市。此后，他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田盛（天盛）大可汗，建号添元，设左右丞相及行省，又采取一系列统治措施。但也先的统治为时很短。先是女真诸部起而为乱；后兀良哈因不堪其征敛与骚扰，也起而反叛；内部又因其合兵南侵，利多归于己，而弊则均受，引起部下不满。也先荒于酒色，恃强益骄，致其众日益离心，走散大半。景泰五年（1454）为部下阿剌知院等所杀，瓦剌势衰。　　（贾敬颜）　野利仁荣　　野利仁荣　　（？～1042）　西夏开国重臣。西夏景宗李元昊皇后野利氏疏族。学识渊博，熟悉历史。西夏建国前后创制典章制度，多参与谋划。曾建议根据西夏境“蕃汉杂处、好勇喜猎”的特点，“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平以刑赏”，使“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对景宗规定各种制度有重大影响。大庆元年（1036）秉承景宗旨意创造蕃书（见西夏文），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笔画繁复。群臣上表称颂，景宗遂下令改元，确定为国字，颁行境内。又设蕃汉二字院，分别掌管与宋朝、吐蕃、回鹘等王朝的文字往来。　　景宗正式称帝时，野利仁荣和大臣杨守素实为谋主。立国后，官为没宁令（即天大王），主持政务。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建蕃学，又受任主其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以蕃文书写，教授蕃、汉官僚子弟，使学成后量授官职。各州也设置蕃学。五年死，赠富平侯。天盛十四年（1162），西夏仁宗李仁孝为表彰其制蕃字功，追赠为广惠王。　　（史金波）　野史　　野史　　见中国史学史。　叶什勒库勒　　叶什勒库勒　　清代旧地名。原名伊西洱库尔。因其南有伊西洱库尔淖尔（又名叶什勒池）而得名。该地原是清朝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的游牧地，牧者夏聚秋散，北有小径通安集延，西限大岭，逾岭而南，则拔达克山境。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制乾隆御碑（又称乾隆纪功碑）立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的伊西洱库尔，即叶什勒库勒。乾隆御碑处后又称苏满，今名苏满塔什。光绪十年（1884），中俄签订《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向南”。1889年，于乾隆御碑处设苏满营卡。1892年，俄国侵吞帕米尔，清政府被迫撤去苏满等营卡。叶什勒库勒等地遂为俄国占领。　　（王铨忠）　叶适　　叶适　　（1150～1223）　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宋孝宗赵眘淳熙五年（1178），中进士第二名。官至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曾向丞相推荐永嘉学派的前辈陈傅良等三十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宋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入为尚书左选郎官。宋宁宗时，历任权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以战功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韩侂胄仓促发动对金战争，兵败被诛。叶适被诬附和韩侂胄起兵，落职奉祠者凡十三年。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潜心著述，人称水心先生。　　政治上，叶适是主战派，但主张首先修筑堡坞，巩固边防，徐图进取，反对冒险进军。经济上，他主张理财，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并认为应当把“理财”同“聚敛”区别开来。思想上，他主张“务实”，反对理学家坐而论道，脱离实际，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特别是后期，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等著作中，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他反对道“先天地生”和“尽遗万物而特言道”的唯心主义观点，将《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命题改换成“不可须臾离物也”，并认为这才是孔门儒者的真正传统，所以“《周官》言道则兼艺”，“《诗》称礼乐未尝不兼玉帛、钟鼓”。此外他对理学家奉为宗旨秘义的“太极”作了根本的否定，认为把《易传》当作孔子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附会。同时，他还通过否定“曾子亲传孔子之道”的说法，批判了理学家的道统传授说。朱熹则批评叶适的永嘉之学“大不成学问”。　　叶适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批判精神，继承了北宋中期以来宋学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的优良传统，在儒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天下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叶适挺身而出，和陈亮同倡事功之学，与当世大儒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尤属难能可贵。在诗文创作上，叶适才气奔逸，雄赡风发，自成一家。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行于世。　　（陈植锷）　叶挺　　叶挺　　（1896～1946）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军事家。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 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独立团团长。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于1946年3月4日获释。出狱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被中共中央批准。4月8日自重庆赴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姚仁隽）　叶宗留起义　　叶宗留起义　　明代正统年间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明朝初年，金银等矿皆属官矿，由国家经营，严禁民间开采。明中叶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普遍使用白银，朝廷更屡下禁令，封禁矿区，加重“盗矿”处罚，以达到严格控制矿源的目的。但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农民处境急剧变化，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深山，从事开矿，以图温饱。叶宗留，庆元（今属浙江）人。正统七年（1442），他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陈恭善等聚众千余人，进入浙闽赣交界的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但在朝廷的逼迫下，仍然不能维持生计，遂于十年起义。起义军进攻永丰（今江西广丰），大败明政府派往镇压的官军，但永丰知县邓容以招抚手段使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诱杀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多人。叶宗留率众逃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今属浙江）、政和（今福建松政东南）等地，继续采矿，同时积聚力量，准备伺机再起。十二年叶宗留重举义旗，自称“大王”，攻打政和县城后，还师庆元，发展队伍，训练部卒，随后转战福建浦城、建阳、建宁（今福建建瓯）。不久，分兵于江西铅山（今上饶西南）车盘岭，控制了闽、浙、赣交界地带，声势大振。十三年春，福建爆发邓茂七起义，明朝统治者派遣都御史张楷，都督刘得新、陈荣前去镇压，叶宗留为配合福建义军，将这支官军阻于广信（今江西上饶）、铅山等地，使之不得进入福建。十一月，在建阳黄柏铺，叶宗留起义军与官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叶宗留身着红衣，率领起义军奋勇杀敌，不幸中流矢牺牲。起义军拥戴其子叶希八为领袖，在玉山（今属江西）十二都激战，大败明军，杀都督陈荣、指挥戴礼，都御史张楷逃奔福建。此后，起义军更加壮大，与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明军两面受敌，疲于奔命。叶希八又率师回浦城，攻占龙泉（今属浙江），屯于云和、丽水。陶得二、陈鉴胡率众加入。以后，主力入据云和山中。不久，直捣处州。守将频频告急，明廷命都指挥徐恭为总兵官，率兵两千驰往救援，也为起义军声势所吓，守城不敢出。叶希八一面攻打处州，一面声言夺取金华，又分兵广信，杀永丰知县邓颙。陈鉴胡破浙江松阳（今浙江丽水西）、龙泉，活动于浙江武义、义乌、东阳一带，自称太平国王，改元泰定。但不久受招降。十四年五月，明军在镇压了邓茂七起义后，由闽入浙，集中兵力围攻叶宗留起义军余部。在张楷的诱逼之下，景泰元年（1450），叶希八、陶得二先后投降，起义失败。明统治者血腥屠杀这一地区的起义者及百姓，在起义军主要根据地铜塘封禁数十里，山塘地皆不得耕种，并为加强统治，于次年在浙江分丽水、青田两县为云和、宣平、景宁三县，在福建置永安、寿宁两县。　　（万明）　邺　　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富庶繁盛的大都市之一。魏王曹操、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此建都。邺本有二城。北城为曹魏在旧城基础上扩建，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自北而南有冰井、铜爵、金虎三台。近代漳水南移，故址大都已在漳水之北，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迤东一带。南城兴建于东魏初年，在今漳水之南，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较北城大，在今河南安阳县境内。　　邺原为东汉末年冀州治所，河北平原统治中心。韩馥、袁绍前后为州牧居地。建安九年（204），曹操破据有邺城的袁氏残余势力，领冀州牧，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为丞相，封魏公，晋爵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今河南许昌东），实际政治中心是魏都邺城。　　石狮　河南临漳邺城铜雀台遗址出土　　曹丕代汉建魏后迁都洛阳，邺长期为北方商业和军事大城市。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以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阳平（今河北大名东）、魏（治所在邺）为“三魏”；同时又以长安（西汉故都）、谯（魏帝本贯）、许昌（汉献帝旧都）、邺与洛阳合称“五都”，足见邺之重要。　　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将都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迁至邺城，改太守为魏尹。此后汉人冉闵建立魏国，亦都于此。前燕慕容儁灭冉魏，初都于蓟（今北京），后亦迁都于邺。前秦苻坚曾以王猛为冀州牧，居邺。北魏孝文帝立相州，以邺为州治。东魏天平元年（534），高欢入洛阳，立孝敬帝，迁都于邺。北齐亦建都于此，改魏尹为清都尹。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改邺为相州魏郡治所。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大丞相杨坚企图代周之际，相州总管尉迟迥从邺起兵讨伐，失败。杨坚焚毁邺城，千年名都化为废墟。　　（卢开万）　夜郎　　夜郎　　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原居地为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　　西汉初，竹王多同兴起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自立为侯。建元六年（前135），武帝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多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前131～前130）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元光六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在其地设牂柯郡（治今贵州关岭境）与夜郎等十余县，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王，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前27），牂柯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建夜郎国者究系何族，众说纷纭，主彝、苗、仡佬、布依等族先民者均有之。传世贵州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又据，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其中二十八个一般认为是古彝文，果然如此，则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夜郎国或即为彝族所建。按夜郎及其附近诸部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与秦、楚、南越诸地有贸易关系，至西汉成为汉郡县后，日益受到汉文化影响，中原的钢铁制品、手工业品、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等都很快输入夜郎地区，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挖掘的很多汉墓中的遗存足资证明。但这些遗存同时证明一部分土著习俗文物也遗留了下来。　　夜郎人的青铜矛　贵州清镇玡珑坝出土　　（侯哲安）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武装进犯上海的事件。因为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占领中国东北、拼凑伪满洲国的注意，及蓄谋占领上海，于1932年1月18日制造了日本僧人无故寻衅滋事被殴的“日本和尚事件”。21日，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及四项无理要求，即道歉、惩凶、赔偿损失和取缔民众排日运动等。28日夜11时许，在上海市政府答复接受其所提要求后，又提出撤除闸北中国驻军及防御设施问题。12时，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　　日军炮兵轰击上海市区　　蒋廷锴在阵地指挥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当夜，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人领导下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于次日晚表示接受英美等国调停，暂行停战。2月3日，战事复起，日军分三路围攻闸北，同时猛攻吴淞，但均被击退。7日后，日本先后增调混成旅团、师团各一到沪参战，并两次改任司令官，加强指挥。20日起日军向吴淞、江湾、闸北发动全面进攻。23日，十九路军在庙行与日军展开决战，击毙日军三千余人，自身也阵亡将士两千余人。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上海各界人士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但南京政府妥协退让，2月24日后日本再次改派司令官，增援两个师团到沪参战。十九路军除得到第五军前来助战外，未获南京政府的任何援助。3月1日，日军发动以江湾为中心的总攻击，十九路军不得不下令撤退。2日，日军占领大场、浏河。3日，在英美等国调停下，日中双方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5月5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军则可留驻上海。日本通过“一·二八”事变，达到了拼凑伪满洲国（3月1日宣布成立）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的双重目的。　　（曾业英）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今北京）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为继续向华北扩张，加紧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5～7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胁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并策动河北省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率先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妥协退让的方针，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12月7日批准成立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整个华北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在这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13日再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北平学生成立了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决议发动各校学生吁请南京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12月9日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北师大女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阻拦，结队前往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所在地中南海请愿，“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9日上午十时半，除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学生因军警关闭城门受阻于西直门外，以东北大学为首的城内各校学生一二千人汇集新华门前，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六项要求：①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②宣布中日交涉经过；③不得任意捕人；④保障地方安全；⑤停止一切内战；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何避而不见，派秘书出面敷衍，学生们遂愤而改请愿为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沿西长安街、西单、西四，转道沙滩向天安门进发。途中，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增至二三千人。在王府井南口，学生们再次遭到军警木棍、皮鞭、水龙的袭击，不少学生受伤、被捕。为抗议当局的镇压，各校学生自10日起实行总罢课。（参见彩图插页第135页）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出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6日成立的消息。市学联决议是日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16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城内万余学生齐集天桥广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项决议案。随后，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整队向前门进发。由于城门关闭，在前门外再次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九项决议案，并在宣武门一带为进内城与军警展开搏斗。是日总计被捕学生二三十人，受伤近四百人。　　北平学生游行队伍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青年学生、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广州、上海及沪杭甬的铁路、邮务工人先后集会，通电声援学生运动。上海等地的工商、妇女、文化、宗教界和海外侨胞纷纷成立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学生斗争，呼吁抗日救国。北平学联为击破南京政府拉拢学生“赴京聆训”等阴谋，决议组织学生到农村去扩大宣传。1936年1月初，平津学联联合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平汉铁路沿线的华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斗争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学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动员人民起来抗日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开辟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曾业英）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早在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1457～1464）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1465～1487）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1488～1505）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是从嘉靖九年（1530）开始的。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万历初首铺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才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1582）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甘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1628～1644）才开始实行。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即所谓“量地计丁”。据隆庆四年（1570）户部奏：江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各项差徭，通计一岁共用银若干，照依丁粮两项编派，有丁无粮者作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俱照丁粮并纳”。此经批准“著为定例”。可见“量地计丁”是当时编征役银的基本原则。　　一条鞭法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异。有的固定丁粮编征的比例，如南直隶江宁、庐州、安庆等府，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和新野等县役银按“丁一粮三”比例编征，陕西白水县役银按“丁六粮四”比例编征；有的固定民每丁、粮每石或地每亩摊征的银额，如江苏嘉定县每丁摊征役银一分、每亩摊征役银七厘七毫，浙江余姚县每丁摊征役银五分、每亩摊征役银四厘，山东曹县每丁摊征役银七分二厘、每大亩摊征役银七分一厘；也有将役银全部摊派于地亩的，如广东始兴县每粮一石带征丁银二钱六分，山东鱼台县将役银均派于税粮。就役银由户丁摊入地亩的比例而言，除明代晚期少数地区将役银全部摊入地亩，户丁不再负担役银者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①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以州县为单位，将役银中的小部分摊入地亩，户丁仍承担大部分役银。②按丁田平均分摊役银，即将州县役银的一半摊入地亩，另一半由户丁承担。③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即将州县役银中的大部分摊入地亩，其余小部分由户丁承担。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但除少数府州县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丁还须承担多寡不等的役银，清代实行摊丁入地后，这一过渡才最终完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明一代，一条鞭法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在已实行的地区，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农民从事各种徭役；有的额外加赋，条鞭之外更立小条鞭，火耗之外复加秤头；更严重的是藉一条鞭法实行加赋，有的地区条鞭原额每亩税银五分，崇祯年间有的加至一钱以上。　　（李文治）　一行　　一行　　（683～727）　唐朝的天文学家、高僧。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人比之为孔子高徒颜回。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结交，遂隐入嵩山，削发为僧，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他访师求学，先后到剡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礼迎一行至长安，向他征询治国之道。开元八年，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受法，此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开元九年，因据当时行用的历法所推算的日蚀多误，唐玄宗招请一行改历。一行首先对梁令瓒设计制造的黄道游仪（古代浑仪中一种，用于测量天体的坐标位置）木模进行了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铸造成器。开元十二年，一行用此仪测量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做了同汉代观测结果的比较研究。开元十三年，一行和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其上还附有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从开元十二年起，一行组织了全国十多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其中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四个点的测量工作最重要。他们测量了当地的北极高度、夏至日正午八尺标竿的影子长度，还测量了这四个位处一条子午线上的观测点之间的距离。经一行归算，求得南北两地相距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唐代尺度），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开元十三年，一行着手编历，逝世之前完成草稿。此后经张说、陈玄景等人整编成册。其中包括：《开元大衍历经》一卷七篇、《七政长历》三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天竺九执历》一卷。其中《历经》全文被录入新、旧唐书《历志》，《历议》、《略例奏章》被摘要录入《新唐书·历志》，因得存留至今。自开元十六年起，每年颁发根据《大衍历》推算的次年的历书。经检验证明，《大衍历》比以前所有的历法都更精密。其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为后世历法所师。《大衍历》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描述得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实际。它在日食计算中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也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科学。开元二十一年，《大衍历》传入日本。　　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成就。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一行叔祖父张大素撰《后魏书》，其中《天文志》未完成，后由一行续成为两卷。后人将此两卷补入魏收所撰《魏书》，为《天象志》的第三、四两分卷。一行还曾助金刚智译《陀罗尼经》；助印度善无畏译《大日经》七卷（存），并自撰《大日经疏》二十卷（存）；奉敕撰《释氏系录》一卷；著《摄调伏藏》十卷，《梵天火罗九曜》一卷（存）等。　　参考书目　　严敦杰：《一行禅师年谱》，《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1期，北京，1984。　　（薄树人）　伊本·拔图塔　　伊本·拔图塔　　（IbnBattūta，1304～1377）元顺帝时来中国访问的非洲著名旅行家。摩洛哥（即宋元汉籍所载之默伽腊国）丹吉尔城人，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法官世家。1325年，离乡赴麦加（元代史籍称为“天房”）朝圣，后决意周游世界。数年中，凡三至麦加，并游历了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地，曾至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及报达（巴格达）等城。1332年，由麦加出发，经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渡黑海，至速答黑（在苏联克里木半岛南部），入钦察汗国境。同年，随从钦察汗月即别之妃、东罗马公主省亲，至君士坦丁堡。返回钦察汗国都城撒莱（别儿哥汗所建新撒莱，今苏联伏尔加格勒附近）后，即继续东行赴印度，穿过里海北的钦察草原，经过察合台汗国的不花剌（布哈拉）、撒麻耳干（撒马尔罕）等城，于1333年秋抵印度河，至德里。他在德里留居约八年，德里算端授以哈的大师之职，待遇颇厚。1342年，元顺帝遣使臣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随同元朝使臣回访中国。使团从古里（Calicut，今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科泽科德）启航后，遇风漂没，伊本·拔图塔未及登舟，得免于难。元朝使臣脱难后来至俱兰（今印度西海岸奎隆），从这里搭本国商船回国。伊本·拔图塔因失去随员、礼物，不敢回德里复命，辗转游历于马尔代夫群岛、僧加剌（今斯里兰卡）、马八儿（在今印度半岛东南岸一带）等地，两三年以后始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至苏木都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八昔河下游，一说在其西的三马郎加），由此航海抵泉州。他在泉州幸遇先已回国的元朝使臣，由使臣转介于泉州地方官，奏报朝廷。在候旨期间，伊本·拔图塔曾到广州游历，回泉州后，即奉旨北上大都觐见。他大概只到过杭州，即折回泉州，乘船西还，1347年到达印度，决定返回故乡。途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报达、叙利亚等地，又一次到麦加朝圣，然后回国，于1349年底抵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后他又去西班牙和中非、西非各地旅行。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术札伊（Ibnjuzayy）用阿拉伯文笔录，著为旅行记一书。伊本·拔图塔的旅行记由于卷帙浩繁，一直以节本流传，从19世纪初起，先后被选译或全译为欧洲文字。其后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了该书原本手稿全文。1853～1858年，由德弗列麦里和桑吉涅底二人合作校勘，连同其法文译文，分四卷出版。1958年，又出版了吉布的英译本。伊本·拔图塔在旅行记中，对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大城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尤详于各城伊斯兰教徒的情况。对当时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各地的贸易，以及中国航海船的构造等情况，书中也都有不少记载。此书对研究元代中外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西北诸汗国历史，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伊本·拔图塔旅行记中关于中国纸币的记载　　参考书目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Ⅱ，Lon-don，1866。　　H.Gibb（tr.），The Travels of lbn Battūta，Vol.Ⅰ，1958。　　（陈得芝）　伊犁　　伊犁　　清新疆重镇及对新疆地区的泛称。汉称伊列，唐作伊丽，元称亦列，明清为瓦剌，是厄鲁特蒙古牧地。清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路，故伊犁可泛指新疆全境。一般仅指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设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直辖区，即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拜卡达姆以东的培拉斯河、吹河、伊赛克湖流域。其南阻天山与喀什噶尔相连，东北隔勒布什河与塔尔巴哈台相接，西、北与右、左哈萨克为邻，西南与浩罕为邻。　　境内以和（霍）尔果斯河为界，分东西两路。东路居伊犁河上游，筑九城。其中，惠远（今新疆霍城南）驻将军与参赞大臣，为新疆首府；绥定、塔勒奇、广仁、瞻德、拱宸（皆今霍城县境）及惠宁、熙春（皆今伊宁县境）等七城，驻扎屯田绿营官兵及满营；宁远（今新疆伊宁市）驻阿奇木伯克，管辖阿克苏等处移来维吾尔族屯田农民。西路广袤，居伊犁河中下游，除东部一隅有少量屯田分布外，均为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牧地。清驻防官兵按时前往巡边、征税。　　咸丰元年（1851），开惠远（后移宁远）为商埠，并驻领事官。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地动乱，俄国趁机逼迫清廷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九年，俄国派兵侵占伊犁，至光绪七年（1881）曾纪泽使俄立《中俄伊犁条约》后始退离。据该两项不平等条约，伊犁西路尽为俄国所占。　　光绪十年，新疆废旧制改建行省。十四年，置伊犁府，隶于伊塔（伊犁、塔尔巴哈台）道，设宁远、绥定二县，分驻道府。伊犁将军驻绥定，专辖伊塔边防及驻防营兵，兼管伊塔道。　　（纪大椿）　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　　（Il-qanulus）元朝西北宗藩国，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统治波斯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旭烈兀及其继承者自称伊利汗。伊利（il），突厥语“从属”之意。　　1221～1222年，成吉思汗在攻灭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占领了波斯东部呼罗珊诸城。1231年，窝阔台遣大将搠里蛮统诸部军三万西征，攻灭在波斯西部复国的花剌子模算端（Sultan，阿拉伯语“国王”之意）札阑丁，征服和招降了波斯大部分地区。其后，谷儿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王朝）等国也先后归附蒙古。窝阔台命搠里蛮领所部军队镇戍波斯，并设置了管辖阿母河以西波斯各省的行政机构。1251年蒙哥即位后，置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阿儿浑为行省长官，设治于呼罗珊的徒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1252年，蒙哥遣同母弟旭烈兀分镇波斯，统兵征讨尚未降服的国家，以搠里蛮军和出征怯失迷儿（克什米尔）等处的蒙古军并隶旭烈兀，又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签发十分之二随从出征。1256年，旭烈兀军攻灭盘踞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诸山城的“木剌夷国”（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势力。其他伊斯兰教徒称他们为mulāhidah，意即“异端者”）。1258年攻陷报达（伊拉克巴格达），杀末代哈里发（Khalifat，伊斯兰教主的称号），灭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1259年，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次年春，旭烈兀得知蒙哥卒于四川，于是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征进，自率其余军队退回波斯。九月，怯的不花军在阿音札鲁特被密昔儿（埃及）算端忽秃思军击溃，蒙古所占叙利亚诸城尽失。　　旭烈兀回波斯后，获悉忽必烈已经即大汗位，并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汗位之争，遂不再东返蒙古。他向争位双方派出使者，表示拥护忽必烈为大汗，指责阿里不哥。元世祖忽必烈遣使传旨，将阿母河以西直到密昔儿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大食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于是，原由大汗政府直接管辖的波斯地区，实际上成为旭烈兀的领地，从而建立了又一个汗国。其领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旭烈兀以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为都城，设宰相以掌管全国政务，任命了各省长官，命长子阿八哈领汗国东部呼罗珊等省地。1262年，钦察汗国别儿哥汗为争夺旭烈兀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地区，发兵来攻，双方激战两年多。别儿哥虽然退回，但此后两蒙古汗国经常为领土争端发生冲突。　　阿八哈汗及其子阿鲁浑　　1265年旭烈兀卒，诸王、大臣奉阿八哈嗣位。阿八哈以未得大汗许可，只权摄国政，同时遣使报丧，于是忽必烈派使者持诏立他为汗。现存1279年阿八哈颁发的一张敕令上，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当是忽必烈颁赐给他的王印。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以蔑剌哈为陪都。忽必烈大举攻宋，征工匠于阿八哈，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入京应命，回回炮技术因而传入中国。1282年阿八哈卒，弟帖古迭儿（又名阿合马）继立。1284年，阿八哈子阿鲁浑声言其父尝受大汗册命，汗位应当属己，于是在权臣不花支持下起兵推翻其叔，并遣使入元奏报。忽必烈命他继承汗位，并授不花为丞相。在此之前，忽必烈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1284年到达。孛罗在元朝历任要职，学识丰富，阿鲁浑将他留在汗廷参议政事。阿八哈、阿鲁浑父子为夺取叙利亚之地，采取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结盟的政策，和拜占廷帝国结亲，并遣使赴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1291年阿鲁浑卒，弟海合都（又名亦邻真朵儿只）继立。海合都挥霍无度，国库空虚，于是仿效元朝钞法，在孛罗丞相指导下印造发行交钞（见钞），但行用未久即废。1295年，权臣谋杀海合都，奉诸王拜都为汗，阿鲁浑子合赞起兵讨灭叛者，夺取汗位。合赞为取得当地封建主和穆斯林的支持，改信伊斯兰教，并定为国教。他的即位和改变宗教信仰，都得到元成宗铁穆耳的承认。1298年，合赞遣使入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即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合赞。现存1302年合赞致法国国王信上，钤用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当是元朝新颁给伊利汗的王印。合赞即位后，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将校和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兴建天文台，设立学校，命宰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合赞通晓多种语言，对天文、医学和许多工艺都颇有知识，尤精通历史，被誉为贤君。他与密昔儿的马木路克王朝为争夺叙利亚多次发生战争，察合台汗国的笃哇汗乘机攻占伊利汗国东部的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之地。1304年合赞卒，弟合儿班答继立，号完者都汗，迁都于新建的孙丹尼牙（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合儿班答遵循其兄政策，仍用拉施都丁为宰相，继续发展经济、文化。拉施都丁除完成《史集》巨著外，还编纂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的医学成就。这时，元成宗与笃哇、察八儿达成和议，蒙古皇室的内争暂停，东西驿路畅通，伊利汗国和元朝的使节往来更加频繁。1305年，合儿班答致信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宣告此事，信上钤用汉字“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方印。1316年合儿班答卒，子不赛因嗣位，还都桃里寺。权臣出班有拥立之功，不赛因为他向元朝请封，1324年泰定帝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赐银印、金符。出班专擅国政，诸子皆居要职，与不赛因发生矛盾。不赛因杀其第三子，出班举兵叛，兵败被杀。经过这次内乱，国势削弱，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同时迸发。　　伊利汗国汗系表　　1335年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迅速瓦解，权臣、统将各自拥立傀儡可汗，互相攻杀。1355年，钦察汗国札尼别汗攻入桃里寺，杀操纵朝政的出班后人，伊利汗努失儿完不知所终。在纷乱中，一些地方贵族也乘机独立，形成割据局面。据有报达的蒙古贵族哈散（札剌亦儿氏）于1340年自立为汗。1358年，其子兀洼思汗兼并阿塞拜疆等省地，移都于桃里寺，史称札剌亦儿朝，14世纪末被帖木儿帝国所灭。　　参考书目　　Paшид-ад-дин，сборнцк леmоnuсеu,т．ш,лереB．слерсидского,МоскBа-Ленинград,1946.　　J.A.Boyle，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5.　　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　　（陈得芝）　伊利可汗　　伊利可汗　　见突厥。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7世纪初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伊斯兰一词，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尊奉安拉（中国穆斯林亦称真主）为唯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立法和行为道德规范的依据。穆罕默德创教不久，因受迫害，于622年动员大批教徒从麦加迁至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Ummah）。后来穆斯林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632年，穆罕默德完成了创教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事业。以后他的继承人（哈里发）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随之在亚、非、欧广大地区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　　史学界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651年8月25日（唐永徽二年八月初四）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噉密莫末腻）首次派使臣来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这是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第一次遣使聘问。但民间交往可能更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来到中国。陆路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唐都长安。当年的长安有西市，内有“波斯邸”、“胡店”。海路前来中国的商人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唐书上称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为“蕃坊”，这些商人被称为“蕃客”。他们在蕃坊内建造清真寺，过宗教生活，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伊斯兰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穆斯林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穆斯林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七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见郑和下西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伊斯兰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张伟达）　伊尹　　伊尹　　商初大臣。名挚，尹是官名。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　　《管子·地数》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王两王。中王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春秋时期叔夷钟铭文(摹本)　　另一种说法是，伊尹为篡夺王位，将太甲放于桐而自己亲政。他自立为王统治了七年，因得不到拥护，太甲便乘机从桐逃回王都，将他杀死。　　（胡厚宣）　伊州　　伊州　　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贞观四年（630）初置时名“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天宝、至德时改名伊吾郡。　　伊州地处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与西州之间，是戈壁滩上一片较大的绿洲，农业开发较早。东汉明帝时击败匈奴，取其伊吾卢地，筑伊吾屯城，置“宜禾都尉”，于此屯田。此后，大多为屯田镇兵所居住。隋朝在伊吾屯城之东新筑伊吾城，为伊吾郡郡治。隋末又为杂胡所据，依附于西突厥。贞观四年，唐派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运去粮食，对伊吾地区杂胡进行招慰，伊吾城主石万年以伊吾等七城归唐，唐因此置州。　　伊州居民除汉人外，有西突厥、昭武九姓及杂胡，最多时达万余口。景龙四年（710）唐置伊吾军，驻兵三千，马三百匹。先天二年（713）隶属于驻北庭都护府的伊西北庭节度使。为了补充给养，伊吾军在这里进行了营田。代宗宝应元年（762）伊州陷于吐蕃。宣宗大中四年（850）沙州张议潮收复此地，重建伊州。　　参考书目　　羽田亨著，万斯年译：《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川、伊州地志残卷考》，《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陈国灿）　衣食客　　衣食客　　两晋南朝时官僚贵族、地主豪强荫庇的依附人口。衣食客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规定了各级官僚有荫族、荫客的权利。衣食客即荫客之一，在贵族官僚庇护下获得复除，可免去承担国家赋役。各级品官荫占衣食客的具体数量是：第六品以上官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诸低级武职皆一人。此后，东晋南朝也规定，“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六品官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官各二人，第九品官为一人。　　衣食客的身分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品官占有衣食客的数量多至三人，少则一人，不仅绝对数比佃客少得多，而且从西晋到东晋一直没有增加，这反映出衣食客的需要量很少。衣食客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事的随从。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生产者，但要听主人的差遣，并且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不得独立为户，因而对主人也有依附关系。　　（赵凯球）　《仪礼》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刘起釪）　夷　　夷　　先秦时期非华夏民族泛称之一。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泛称。一般多用以泛称环渤海而居，南至江淮的中国东方各族，亦称东夷。先秦时，东夷民族众多，主要指以传说时代的太皞、少皞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及其后裔，《禹贡》称为鸟夷。太皞，风姓，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少皞，赢姓，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登帝位，后徙曲阜。相传禹拟授“帝位”的皋陶也是东夷人，生长在曲阜。皋陶早死，其子名益。或传禹死启立，“益干启位，启杀之”，然后建立起夏王朝。夏与东夷屡有斗争，曾夺取夏太康王位的“有穷（在今山东德州）后羿”，就是东夷的一支。相传商汤先世活动在今山东、河北的渤海湾一带，学者多以为商人本亦为东夷民族。商王朝建立后，仍与东夷斗争不绝，史载“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渐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故殷末帝乙、帝辛（纣）都多次征皻方、盂方、夷方（皆东夷），驻跸之地，遍及济、汶以东。东夷被征服，商王朝也国力耗尽，后为周所灭。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初，殷的余部及殷的与国东夷势力仍强。武王死，殷裔武庚在商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徐戎（徐夷）、淮夷等东夷国家支持下发动叛乱。周公东征，杀武庚，灭不少赢姓之国，平定叛乱，又以蒲姑地封齐，以商奄地封鲁，但徐戎、淮夷仍长期存在于淮水流域。周穆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厉王时，“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至春秋，徐、淮犹盛，尚能“病杞”、“病鄫”。这时，还有奉祀太皞的任（今山东济宁境）、宿、须句（山东东平境）、颛臾（今山东费县境），自称少皞之裔的郯（在今山东郯城），皋陶后的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安徽霍丘）等国，以及与徐同祖的群舒（舒蓼、舒鸠、舒庸、舒龙、舒鲍、舒龚等）和九夷等东夷部落国家，活跃在山东半岛和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成为齐、楚两霸必争的与国。他们都与华夏诸国早有通使、会盟关系，而诸夏国又或“用夷礼”，夷、夏遂逐步接近以至融合。近年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其文字、形制、纹饰已与中原器物无别。“九夷”之名犹见于战国，但秦并六国后，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到汉时已不见夷、夏之别。　　参考书目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拾遗》，《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成都，1983。　　（蒙默）　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