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14

秦汉时把判决为刑徒的犯人押解到工地服役，称为“输作”，如秦末英布受黥刑毕，便输作于骊山。东汉人以为，秦之所以称男女刑徒为城旦或城旦舂，就是因为男女犯人要分别负担筑城、舂米的劳役。从秦律来看，城旦确要参与筑城垣之事。律文又说，城旦、白粲要“操土功”。秦始皇时，曾派三千刑徒伐尽湘山的树木；在咸阳修建阿房宫和在骊山修筑陵墓的刑徒达七十多万人。两汉时和秦一样，修城和建陵墓都动用大量的刑徒劳力。此外，在开通道路、修桥、筑宫室和冶铸铜铁等方面也都离不开刑徒的劳动。秦律说，服役的城旦、鬼薪，颈上和胫上都要戴刑具，还要穿戴红色的衣帽，故秦汉时常用赭衣来比喻刑徒。秦代为了强制刑徒去从事艰苦的劳动，把他们编排在一起，并派人严加监督。东汉时称刑徒服役场所为“作部”。秦、西汉时，主管土木工程之官为司空，故司空又成为管理刑徒的机构，《司空律》则是秦代处理有关刑徒事务的法律。东汉时，洛阳的刑徒归将作大匠下的左、右校管辖，史籍中常见有些官吏因犯法而输作左校的记载。　　秦铁脚镣　陕西临潼始皇陵石料场遗址出土　　秦汉之制，皇帝下令大赦或特赦，刑徒就可减刑或免刑，否则，必须服役满期方能获释。西汉时，皇帝常下诏赦天下徒或专赦修建陵墓的刑徒，这种被赦的刑徒称为弛刑。所谓弛刑，即刑徒可以除去钳釱和赭衣，并由此从刑徒转变为平民身分，但仍须继续服役到期满为止。汉代弛刑常被调遣到边境或其他条件艰苦的地方去作战、戍守或屯田。皇帝有时也下诏把所有的刑徒赦免为庶民，或者是减罪一等，或是将距满期数月的刑徒免归田里，但以上几种情况都只是特例。皇帝有时也下特诏免刑，这只限于对个别的官吏而已。秦汉时，还有以钱或以粟赎罪减刑的规定；从东汉明帝开始，皇帝更不断颁发诏令，允许刑徒用缣赎刑，并定出标准，赎髡钳城旦须交纳缣十匹，完城旦和司寇交纳五匹。在这种制度下，官僚富人即使触犯刑律，也可不再沦为服役的刑徒。　　东汉刑徒墓地　河南偃师东汉洛阳城南郊　　永初元年(107)刑徒完城旦谢郎墓　　砖铭拓本　河南偃师刑徒墓出土　　秦汉时，刑徒不仅受到沉重劳动的折磨，而且生活待遇极差，常常因饥寒交迫或疾疫而丧生。从1964年到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附近和洛阳发掘了不少的刑徒墓。洛阳的五百多座东汉刑徒墓，只有极少数墓置有一二件殉葬品。每墓几乎都有一块用残砖刻成的墓志，上面简单地记述刑徒姓名及其刑名，以及来自何地、死亡年月。墓中所出遗骸，经过鉴定，所有的脊椎骨部分都留下明显的劳损痕迹。这些刑徒都来自各地，他们在服役未满期前就因劳累或得病而死去。在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刑徒墓，遗骨上还保留着铁钳或铁釱，不少的骨骼是被斩断的，当是参加筑陵的刑徒被虐杀后埋葬入土者。　　（吴荣曾）　行都指挥使司　　行都指挥使司　　明代地方军事机构。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明初，置各行省行都督府，又置各都卫指挥使司。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卫指挥使司。八年，令各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计十三处；同时改西安行都卫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建宁都卫为福建行都指挥使司。后又以北平都司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在建昌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在郧阳置湖广行都指挥使司，共计五处。行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两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其属有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所设官员均由朝廷选派，不许世袭。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　　（王春瑜）　行台　　行台　　魏晋至金代尚书台（省）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台”指在中央的尚书省，出征时于其驻在之地设立临时性机构称为行台，又称行尚书台或行台省。曹魏甘露二年（257），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尚书仆射陈泰、中书侍郎钟会等以行台随从出征。西晋永嘉之难，尚书令东海王司马越率军讨伐石勒，表以行台随军。自后尚书省长官出征或出镇，随军衙署称为行台。北魏天兴元年（398），魏道武帝拓跋硅攻占河北诸州，以都城远在平城，不易控制，于邺城、中山置行台，令尚书令秦王拓跋仪镇守。北魏行台成为皇帝派出的特使，下置僚属，指挥军事，不常设，不管地方民政。熙平元年（515），北魏军攻寿春，以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别置行台，节度诸军。皇帝委派尚书出使，巡视边境，亦称行台。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北方贫困，今尚书左仆射源怀为行台，加使持节的称号巡行北边六镇和恒、燕、朔三州。正光五年（524），六镇、关陇起义相继爆发，北魏政权复诸道行台，指挥镇压各地起义军。遣尚书仆射元修义为西道行台，讨伐关中莫折念生起义。元修义病重，以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孝昌元年（525），以幽州刺史、尚书常景为行台，讨伐河北杜洛周起义军。　　北魏孝明帝、孝庄帝时，行台设置较多。出任行台者多兼任当州刺史或都督诸州军事，成为地方性军事指挥机关。正光年间，有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东豫州刺史。魏子建为山南行台，梁、巴、二益、两秦之事，皆归其节度。正光末，以薛修义都督华、豳、东秦诸州军事，为西道行台。孝昌年间，杨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尔朱荣专权，武泰元年（528）孝明帝任命为北道大行台，大行台称号始见于此。其后尔朱氏兄弟子侄各据一方，权强莫比，多任大行台。　　北魏末年，高欢执政，为大行台，其余行台皆罢。孝武帝欲分高欢之势，以贺拔岳为关西道大行台，都督雍、凉、梁、益等二十州诸军事；以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南道大行台。贺拔岳死，宇文泰继任。东、西魏分立，高欢在东魏为丞相、大行台，驻并州，于州治晋阳置丞相府。宇文泰在西魏亦任大行台，都督中外军事，镇雍州。高欢任命侯景为河南道大行台，镇虎牢，拥兵十万，专制河南，指挥对西魏、梁朝的战争。梁中大通二年（547），侯景叛东魏降梁，上表称黄河以南，皆他所掌管，请举函谷（今河南新安北）以东，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所列当即河南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　　北齐行台承北魏制，并州大行台改称并州尚书省，地位仅在邺城北齐中央尚书省之下。其余下台多以州划分，史籍所见有：幽州道行台，亦称北道行台，驻蓟（今北京西北）。朔州道行台，驻广安（今山西朔县）。晋州道行台，驻平阳（今山西临汾）。建州道行台，驻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东雍州行台，驻正平（今山西新绛）。洛州行台，亦称河南道行台，驻洛阳。河阳道行台，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豫州道行台，驻汝南（今属河南）。东徐州行台，亦称东南道行台，驻下邳（今属江苏）。扬州道行台，驻寿春（今安徽寿县）。　　以上行台之外，东魏北齐又有临时性行台，指挥与西魏、萧梁作战，巡视地方，事毕即撤。北齐文宣帝时，辛术为东徐州刺史、东南道行台，驻下邳，所统十余州地犯法者，悉由术判处。行台始管理地方民政。　　西魏行台不常设。除宇文泰自任大行台外，独孤信为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王思政为东道行台，驻玉壁，都督汾、晋、并诸州军事。侯景叛东魏，王思政率西魏军入据颍州，行台亦移至颍州。北周置总管府（实即行台的后身），遂废行台之制。　　南朝无行台之制。梁末侯景来降，梁武帝萧衍保留其大行台称号，封侯景为河南王，都督河南诸军事。南朝宋、齐时，由中央派出催征赋税之台使，往往亦自称行台。　　（王仲荦刘统）　行台　　隋开皇二年（582）于并、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文帝以其子杨广、杨俊、杨秀各为行台尚书令。后废洛州行台，又于襄州、寿春两地设置山南道、淮南道行台。这两处行台都因伐陈设置，事定即罢。大致开皇九年（589）后，行台均废，而置并、扬、益、荆四大总管府，各统十余州至数十州。炀帝大业元年（605）诸州总管府尽废。唐初复置大行台。其陕东道大行台置于洛阳，以秦王李世民为尚书令，地位在其余行台之上。其余行台如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均以宗王或亲信大将任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主。武德九年（626），诸道行台并废。　　北魏行台的组织虽略同于中台（在中央的尚书台），有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员，但都是临时权置，并不完备。行台的首长，不一定都有令、仆射、尚书等官位。隋唐的行台尚书省则以行台尚书令为最高长官，若不置令，即以左仆射为首。置官大略同中台而人数较少。行台主要为处理军务而设，故以兵部居首，又兼综民事，故吏、户、礼、刑、工并置，却往往一人兼两职或三职。行台的统辖地区既广，位重权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就予以废除。　　金天会十五年（1137），废齐国，于汴京立行台尚书省，管理齐国旧地。行台尚书省由朝廷尚书省统领，设行台左右丞相。天眷元年（1138），以河南、陕西地还宋，改设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三年，复设于汴京。天德二年（1150），废。元代行御史台，亦简称为行台。　　（陈仲安）　行中书省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渊源　行省制度渊源于魏晋的行台。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台（或称行台尚书省）于外州以行使尚书省职权，亦设尚书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备。如任职者权大位高，则称大行台。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唐太宗以后取消这种建置。金初，曾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罢。金章宗时（1190～1208），遣尚书省宰臣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许便宜行事，称行省于某处。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常命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同时，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军阀管辖，并仿照金朝官称随宜命职，其辖土大者，也授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为燕京行省，严实为山东西路行省（或称东平行台），张荣为山东行省（或称济南路行省），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或称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带宰相职衔，与金朝的行省不同。后来，这一类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蒙古灭金后，置中州断事官统领中原诸路民政，在燕京设立官府，时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中亚和波斯地区也设立了类似的统治机构。蒙哥即位后，重新任命大汗直辖的上述三大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当时蒙古国大汗政府还没有尚书省的建置，只是以断事官治政刑，职任略同中原官制的幸相；其分治各大地区的断事官，汉人习惯上称为行省，并非蒙古定制。如燕京行省布智儿，蒙古职名实为“大都（应作中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　　元朝的行省建置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泰定（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各行省设立经过和辖境如下：①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称陕西四川行省、陕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两次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至元八年罢，以京兆诸路直隶中书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剌死，罢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设四川行省，于是只称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②甘肃行省——中统二年，立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设行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罢。二十三年，徙西夏中兴行省治甘州，改称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③辽阳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称北京行省；二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六年，又置行省于东京（后改辽阳，今属辽宁省），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抚，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二十四年，因乃颜叛乱，复置辽阳行省，以控制东北州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战争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荆湖、淮西两行枢密院负责攻宋，罢行省，河南路仍直隶于中书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领江北州郡隶之。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罢，分置东、西川行枢密院。十五年，罢二行院，复立行省，次年复罢。十八年，从陕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陕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两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庆，二十七年复还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置，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广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荆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军取荆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称荆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故又称湖广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灭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江西南昌），又称隆兴行省。十五年，并入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赣州，次年，仍还治隆兴。后因减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两省曾经几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单为一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⑩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省治。辖境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　　此外，元朝还于高丽置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得自辟官属，高丽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亦不入都省，与元朝国内诸行省性质不同。　　除上述统治各大地区的行省外，元朝还设过几种专主大征伐的行省。一为征宋时所设，只称“行中书省”，不系地名；一为用兵外国时所设，系所征国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缅中行省（征缅行省）、占城行省等。还有一种是授权某省负责征伐某国军事，将省名与所征国名合称，如荆湖占城行省。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为镇压和抗拒农民军，先后于中书省辖境内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先后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也仿元制立行省为地方行政机构，如天完政权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权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明灭元后，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　　参考书目　　谭其骧：《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禹贡》第2卷，第1期，1934。　　谭其骧：《元陕西行省建置考》，《禹贡》第3卷，第6期，1935。　　前田直典：《元朝行省制¶成立过程》，《元朝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　　（陈得芝）　形势户　　形势户　　唐五代，已出现“形势”一词，用以指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富之家。宋朝的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充当州县衙门的公吏、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的上户。其中官户占少数，吏户占多数。与形势户相对称的平户，则包括形势户以外的全部人户。形势户是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宋皇朝依靠形势户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在法律上，形势户中的吏户没有特定的权利。但是，形势户依仗当官作吏的权势，为非作恶，却是史不绝书。宋朝对形势户在纳税、租佃官田、向官仓出售粮食等方面定有禁约。北宋初，在各州府专设“形势版簿”，南宋时又改为在税租簿上用朱笔标明“形势”两字。规定形势户比平户须早半月纳税，如拒不纳税，要加重刑罚。　　（王曾瑜）　姓氏　　姓氏　　夏、商、周时期贵族间区别不同血缘关系的一种制度。　　姓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等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又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芊等八姓。这些是远古有代表性的一些姓。　　夏、商时期，贵族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周初分赏给鲁卫等国君主。　　有关周代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妘、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以国名为氏。诸侯国君主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以国名晋为氏，重为重耳的简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国名鲁为氏，申为名。　　②以邑名为氏。卿大夫及其子孙以采邑名为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曲沃桓叔之子公子万封于韩，以韩为氏。　　③以官名为氏。贵族及其子孙以其官名为氏。晋国的林父为步兵组织三行里中行的军帅，称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称中行偃，以中行为氏；宋国执政卿乐喜（子罕）称司城子罕，其孙乐祁（子梁）称司城氏，是以司城为氏。　　④以职业名为氏。如巫氏、卜氏、匠氏、陶氏，巫、卜、匠、陶皆为职业名称。　　⑤以住地之名为氏。鲁庄公子遂住鲁东门，称东门遂（名）、东门襄仲（字），是以东门为氏；宋国乐大心为右师，居于宋桐门，称桐门右师，是以桐门为氏。　　⑥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周僖王之子虎称王子虎，其孙称王孙苏；郑穆公之子喜（子罕）称公子喜，其孙舍之（子展）称公孙舍之。　　⑦以贵族的字为氏。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各代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属公族而须另外立氏。这些贵子孙多以其王父（祖父）之字为其氏。郑国公子发字子国，其孙国参（子思）即以“子国”的末字为氏；另有公子騑，字子驷，其孙以“驷”为氏。以祖父之字为氏最为常见，是得氏通例。　　春秋以前，贵族之姓承袭自远祖，因此百代不变；氏为贵族得自与自己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先人，则数代即发生变化。　　春秋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如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至战国时已以田为姓。以往贵族才有姓，平民仅有名，战国以后，平民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姓氏制度的演化，反映了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的上升。　　（应永深）　《姓氏录》　　《姓氏录》　　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时的官修谱牒。永徽六年（655）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武后逐步干预政事。当时曾经赞成废王立武的宠臣许敬宗，以太宗时所修的《贞观氏族志》没有叙明武后的本望，李义府也为其家未列入《贞观氏族志》而有所不满，二人遂建议修改《氏族志》。唐高宗诏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及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议编录，于显庆四年（659）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高宗为该书亲自写序，并规定了类例。《姓氏录》共收录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分为九等，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皇后四家被列入第一等。由于兵卒以军功升五品以上官者亦入书限，引起缙绅士大夫哗然，多耻被甄叙，并号该书为“勋格”。随后，李义府上奏高宗收回全国的《氏族志》加以焚毁。《姓氏录》贯彻“各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比《氏族志》更加彻底，所收的姓和家亦大为减少，已将当朝无官职的旧士族全部排除在外，说明它对旧族的贬抑超过了《氏族忘》。但与《氏族志》相同，《姓氏录》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很有限，婚姻崇尚门第的风气以后依然盛行。　　（胡如雷）　匈奴　　匈奴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又称胡。其名始见于战国文献。起源不明，或以为即周代典籍中所见■狁、薰粥之后。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蒙古、突厥、伊朗诸说，迄今尚无定论。匈奴人没有文字，以言语为约束。　　政治组织与社会经济匈奴人以畜牧为主，畜有羊、牛、马、骡、驴和骆驼等。马最受重视，为战斗、运输、贸易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畜产归私人所有，各部落牧地则为各该部落牧民所共有。匈奴人住毡帐（古曰穹庐），食肉、饮乳及马乳酒，衣皮革，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匈奴贵族亦居住汉式宫殿，这些宫殿可能成于汉工匠之手。匈奴人会建造军用的壁垒、城堡等；有车、船，能筑路、架桥。匈奴冶铜业发达，能铸刀、剑、斧、镞和马具等；冶铁和制陶也有一定的规模。　　匈奴人三马形铜饰牌　　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出土　　匈奴的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联盟的首领称为“单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的国家政权机构逐步形成。单于以下，高级官吏依次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主管军政，均由单于子弟、本部落贵族担任，皆世袭。此外，有左、右骨都侯等，辅佐政务、断狱听讼，一般由异姓贵族担任。　　匈奴由许多部落构成，各部落包含若干氏族，著名的如孪鞮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韩氏、郎氏等。孪鞮氏最贵，单于皆出此族。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余有呼衍、兰、须卜、丘林四族亦贵，世与单于联姻。凡废立、和战、祭祀等大事，均由各部贵人会议决定。　　匈奴有不成文法，盗窃者没其财产，大罪死，小罪轧；监禁最长不出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超过十人。　　匈奴人朝拜日，夕拜月；月满进军，月缺退兵；战场上能斩得敌首的，赐酒一杯。凡有掠获，皆归己有，以俘虏为奴婢。打仗时能运回死者尸体的，可得死者全部家财。匈奴绝大部分是骑兵，男子少壮能挽弓者均在编内。　　匈奴行族外婚；父兄死，妻后母，报寡嫂。匈奴人土葬，死者头部朝东。贵族皆深葬，棺槨多达三重。单于死，金银、衣裘随葬之外，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达数十百人。　　匈奴于每年正月，小会单于庭，祭祠。五月，大会龙城（今蒙古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祭祖先、天地、鬼神。秋日马肥，大会■林，检点人畜。南匈奴降汉后，仍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秦及汉初时期　秦初，匈奴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使蒙恬率军三十万往击，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重置九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镇原南），东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三十六年，又迁三万户垦殖北河（今内蒙古杭锦旗一带）、榆中（今河套东部），以防匈奴南下入侵。　　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头曼单于乘中原动荡之机，收复河南地；至其子冒顿单于（？～前174）杀父自立时，匈奴已有控弦之士三十万，遂西破月氏，东击东胡，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并乘楚汉相争之隙，屡犯燕（今河北北部）、代（今河北蔚县一带）。汉高帝七年（前200），匈奴兵围马邑（今山西朔县），南扰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率军三十余万出击，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遇伏被困，不得已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以公主嫁单于，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交易。　　约前177或前176年，匈奴西进，再次击败月氏，迫使月氏向西北溃退至伊犁河流域；接着又征服乌孙、呼揭，以及楼兰等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小国。其西部日逐王在西域北道焉耆、危须与尉犁之间置“僮仆都尉”，控制商道，榨取财富。老上单于在位（约174～160年间）时，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此后（约前139～前129年间），匈奴又令乌孙进攻月氏，月氏再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乌孙遂据有伊犁河流域。　　匈奴与汉虽结和亲，然恃其强盛，仍不断侵扰长城以南地区，匈奴骑兵曾一度烧毁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前锋直指长安甘泉（在今陕西淳化西北）。　　汉武帝至王莽时期　西汉王朝经过六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力渐充，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便立志北伐。元光六年（前129），汉兵自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北）四道并出，击匈奴于长城下。元朔二年（前127），汉将卫青取河套以南，置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徙民十万以实之。元狩二年（前121），汉将霍去病出陇西，攻克焉支（今甘肃永昌西、山丹东南）、祁连二山；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余归汉，汉在两王故地先后设酒泉（今甘肃酒泉）、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此自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无匈奴，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断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率步、骑兵数十万分两道并出，夹击匈奴于漠北。汉军大胜，封狼居胥山而还。同时，武帝遣张骞等出使西域，约结月氏、联姻乌孙，力图断匈奴右臂。嗣后，匈奴与汉反复争夺西域门户楼兰、车师等地，前后凡二十余年。宣帝本始元年（前73），匈奴击乌孙不利，衰兆已现。丁零、乌孙、乌桓等各乘虚攻击，其势益弱。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汉，汉得车师，西域始畅通；汉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诸国多属都护管辖，从此匈奴僮仆都尉不复存在。　　不久，匈奴统治集团内讧，五单于争立。宣帝五凤元年（前57），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降汉，觐见汉宣帝刘询。西部郅支单于西迁至康居住地，役使近旁乌孙、呼揭、丁零诸小国；元帝建昭三年（前36）被汉将陈汤等击杀于楚河上。郅支既灭，呼韩邪于竟宁元年（前33）再次朝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号“宁胡阏氏”。从此匈奴不断朝汉，并遣子入侍，和平相处凡四十余年。王莽执政，降低对单于的待遇，阻止乌桓等向匈奴纳税，于是匈奴重又入侵。一度北边空虚，不断为匈奴所蹂躏。　　汉朝赐给匈奴王温禺鞮的“汉匈　　奴栗借温禺鞮”铜印　　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征集　　东汉、魏晋时期光武帝之初，汉与匈奴关系仍未好转。后因塞北连遭饥旱，又受乌桓等攻击，匈奴疲惫已极，内讧又起，日逐王比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自立，亦号呼韩邪单于，率漠南八部归降于汉。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部众驻牧于汉北边五原、云中、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八郡之内；汉对于南匈奴岁赐丰厚，且于建武二十六年设“使匈奴中郎将”以监护之。明帝以后，更设度辽营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置度辽将军，协助南匈奴单于抵抗北匈奴来侵和镇压族人的叛乱。此后，南匈奴或降或叛，然节节南徙。至2世纪40年代多数集中于并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带。东汉末，曹操怕匈奴势力蔓延，始限制其居住地区，分其部众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并采取分化政策，使上层贵族与部众脱离。此后南匈奴单于仅有虚名，王侯降同编户，部分匈奴牧民逐步沦为汉族地主的农奴。西晋末，匈奴屠各氏贵族刘渊趁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汉”政权，后其族子刘曜为帝时，改国号为“赵”，前后立国二十六年（304～329）。东晋末，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夏”政权，立国二十五年而亡（407～431）。南北朝后期，匈奴之名逐渐消失。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将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击败北匈奴呼衍王，追踪直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今新疆哈密）。次年，窦固、耿忠又合兵击平车师前、后王，重置西域都护，切断北匈奴同西域的联系。北匈奴困窘，诸部南下归汉者逐年增多。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汉将窦宪、耿秉等得南匈奴之助，又大败北匈奴，逐北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永元二年、三年，汉军又连续大破匈奴，斩获甚众，单于遁逃，汉军出塞五千里始还。此后，由于鲜卑兴起，占有匈奴故地，北匈奴部分投汉，部分归降鲜卑。其余残众或降或叛，出没于天山南北，继续与汉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屡为边患。其踪迹直至2世纪中叶才不见于记载。或以为欧洲史上的匈人（Huns）即西迁的北匈奴，但未有确证。　　近年来，从匈奴贵族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如兵器、马具等，上面的动物纹饰高度写实，栩栩如生，与中亚、南俄等地游牧部族中流行者相类似，或以为这是匈奴人同自西向东扩展的斯基泰（Scythai）文化相接触的结果。另外，通过战争、和亲和关市，匈奴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墓葬中有许多汉式丝绸服装、铜镜、马具、漆器等，均是明证。同时，汉经济文化也受惠于匈奴，当时养马业的发达，就与匈奴马匹的输入有关，骑兵的训练与有关战术的进步也受到匈奴的影响，足见匈奴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余太山）　熊廷弼　　熊廷弼　　（1569～1625）　 明末军事统帅。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尽释被税监王虎冤系狱者多人，并上撤矿疏，以能擢为监察御史。三十六年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巡抚杨镐之议不和。不久督学于南直隶，以严明声闻。四十七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经廷议，擢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其时开原、铁岭相继失陷，沈阳军民纷纷逃奔。廷弼到任后，立斩逃将，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策略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不敢轻进。熹宗初立，以不进兵为言官所劾，上书自明，求罢，朝廷以袁应泰代。天启元年（1621）后金破沈阳，袁应泰死；不久辽阳又陷，震动京师。廷弼被召入朝，首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今山东蓬莱、掖县）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遂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复经略辽东军务。朝廷同时擢王化贞为巡抚。二人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和。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化贞握重兵，不听节制，以降敌明将作为内应，发动进攻，弄巧成拙，兵败后弃广宁退走。廷弼的方略难以实现，见大势已去，随之撤至关内，被下狱论死。魏忠贤指使阉党袒护王化贞，委罪于廷弼，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为明末突出的军事统帅。崇祯时获昭雪，谥襄愍。有《熊襄愍公集》。　　（万明）　熊希龄　　熊希龄　　（1870～1937）资产阶级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熊遭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及至赵尔巽继任湖南巡抚，对熊备加提携；赵升东三省总督，任熊为屯垦局总办。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其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在立宪运动中，熊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冀图以立宪消弭革命。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在袁的独裁统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人才内阁”终难有所作为。1914年2月，袁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以涉嫌被迫辞职，旋受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1917年8月京兆各县水灾，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1918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1928年熊任国民政府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熊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　　（朱信泉）　墟市　　墟市　　乡村定期集市。这类集市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最原始的低级市场，大概来源于古代的“日中为市”。东晋、南朝到隋、唐文献记载中的草市，就是这类低级市场。宋代乡村定期集市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广大地区仍称这种集市为草市，两广称为墟市，还有的地方称为痎市、村市、山市、野市、子市、早市等。这些乡村集市都有固定的日期，如“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所谓痎市中的痎字，很可能是街字的异读。一说痎即疟疾，间日复发，痎市为间日一集。乡村集市是周围村落的农民、小工、小商买卖交换的场所，以自己的农副产品交换农具、日常用品之类，称为赶集或趁墟。在交易之后，一般四散回家，集市上没有居民。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不少乡村集市形成为新的居民点，汇集了行商坐贾，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贸易点，并上升为镇、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定期的乡村集市构成为商业网。宋政府对乡村集市的发展，不加干预，有时还予以提倡。如熙宁十年（1077），政府许可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边境居民“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使杂居的蕃汉人民购置生产、生活用品得到方便。除岭南墟市宋初一度不征商税之外，广大乡村集市都征收商税。但这些集市的商税被当地富豪“买扑”承包。在全国商税中，乡村集市的商税占有一定比重。　　（漆侠）　　明清是乡村集市发展、繁荣时期。除岭南地区仍称为“墟市”外，其他地区多称为“市”或“集”。江南地区乡村集市的发展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弘治间，上海县有十一个市。市的所在地的居民多数在一百户至三百户之间，个别的市有五百户至一千户。除了商品生产及交易外，茶肆酒楼也大量出现，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渐增大。市之较大且繁荣者，往往不在镇之下。吴县月城市，因地处阊门内，成为“各省商贾所集之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市渐渐向专业化转变，吴江县庉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某些市还发展为镇，以丝织业著名的盛泽镇，明初为一小村落，嘉靖间“始称为市”。明末清初，盛泽已成为吴江县第一大镇。这些分布广泛的市成为仅次于镇的地区性商业中心，并与镇一起初步构成区域性的市镇体系。岭南地区的墟市出现了一些“逐日市”和专业化的墟市。北方地区则以定期集市为主，其繁华程度逊于江南。清代以后，尽管某些市衰落，但总的趋势是仍在发展。　　参考书目　　全汉昇：《宋代南方的虚市》，《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3。　　（伍跃）　徐达　　徐达　　（1332～1385）　明朝大将，开国功臣。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家世业农，少有大志，刚毅武勇。元至正十三年（1353）加入朱元璋部。十四年，从朱元璋南略定远，夺取滁、和二州。次年随朱元璋渡长江，拔采石，克太平（今安徽当涂）。十六年下集庆（今江苏南京）、镇江，授统军元帅职。次年拔常州，进佥枢密院事。寻迁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又进中书右丞。二十三年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以达为左相国。率军克庐州（今安徽合肥）、江陵、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诸路，湖湘平。二十五年冬，又率军取淮东，克泰州，攻高邮，至次年三四月间，濠、徐、宿三州相继下，淮东平。同年八月，拜为大将军，与常遇春率军二十万同张士诚进行决战。先下湖、杭二州。吴元年（1367）九月，克平江（今江苏苏州），执张士诚，吴地平。论平吴功，进封为信国公，右相国。十月，朱元璋拜他为征虏大将军，帅步骑二十五万北伐中原。元璋即帝位后，以达为右丞相，兼太子太傅。洪武元年（1368）八月克复元大都。十一月克太原、大同，山西悉平。二年二月引兵西渡，定陕西。三年，总大兵自潼关出西道，出击北元之扩廓贴木儿军，大胜。时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大封功臣，改封为魏国公，食禄五千石，并赐铁券。四年奉命往北平（今北京）练军马，修城池，置屯垦田。五年分兵北征沙漠，十四年，复帅汤和等讨乃儿不花。太祖以其功大，特赐以旧邸，即朱元璋为吴王时所居宫室。又命有司于旧邸前治甲第，名其坊曰“大功”。徐达智勇双全，治兵严明，且谦虚谨慎，善拊循，能与下同甘苦，行军持重，不妄杀戮，士无不感恩效死，故所向克捷，功勋卓著，为开国功臣第一。朱元璋称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十七年病背疽，十八年二月卒。关于徐达之死因，历来众说不一，有人认为系病故，有人认为是朱元璋在其病中赐蒸鹅所致。　　（林金树）　徐光启　　徐光启　　（1562～1633）　明代科学家、政治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改庶吉士，迁赞善。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有用之实学”，译成《几何原本》、《泰西水法》诸书。四十一年，力主以西洋历法修正旧历，遭守旧势力反对，托疾离朝，自购田地，屯垦天津。四十七年，为抗击清兵侵扰，累疏自请练兵，遂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练兵通州。天启年间，遭阉党排陷，告病闲住，从事农业科学的研究和《农政全书》的编写。崇祯元年（1628）召还，二年，以礼部左侍郎理部事，奉敕督领历局，用西法修正大统历，并受命训练兵士，制造洋炮，抵抗清军。三年，疏陈垦田、水利、救荒、盐法等拯时急务，擢礼部尚书。五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六年，病卒。赠少保，谥文定。光启博学强识，治学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器制造等许多方面，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几十年精力，潜心探究农业科学，总结中国历代农学著作和当时农业生产经验，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编著成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全书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经陈子龙等整理，于崇祯十二年刊行。著译达六十余种，主要有《崇祯历书》、《测量法义》、《勾股义》、《九章算法》、《徐氏庖言》等。多收于《徐光启集》之中。　　（张显清）　徐弘祖　　徐弘祖　　（1586～1641）　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自幼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应试失败后，淡泊功名，不求仕进。他酷爱史籍舆地之学，对历代地志的辗转抄袭附会深感不满，早年即有志于旅行考察。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开始有计划的远游，直到五十五岁时为止。东游普陀，南涉闽粤，西北抵太华之巅，西南达云贵边陲。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甚至饥食草木之实，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十六个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所到之处，对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等科学问题，都作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以科学态度和惊人的毅力，以及锐敏的观察和生动入微的文笔，逐日写成考察记录。　　徐霞客的主要贡献是详细地考察和记述了中国西南地区广大的石灰岩地区。在水文方面，对很多河流的源流做了详细考察，并辨明了怒江、澜沧江、红河等江河的水源流向，推翻了许多陈陈相因的旧说，还将气候、地形对植物的影响，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他晚年对于西南广大地区的岩溶地貌的考察，已开始进入规律探讨的新阶段。这一部分的考察记录，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关于岩溶地貌研究的宝贵文献。其记述与现代地质学对西南一带的考察分类相符合。　　霞客的全部考察日记后经友人整理，按地区辑录成帙，定名为《徐霞客游记》，但未刊行。后因累遭战乱，多有散佚，幸有传钞诸本，历经后人校刊，迟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有初刻本问世，但已非全稿。20世纪20年代，其科学价值才被发现，1928年，丁文江主持编绘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连同据嘉庆年间刊本标点的游记本文及自著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一起印行。1980年，褚绍唐、吴应寿又根据新发现的两部早年钞本重加校补，另附旅行路线图三十九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是为当前《徐霞客游记》的最佳版本。该书既是科学著作，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游记。全书长达六十九万字，叙述质朴、生动，被清代学者钱谦益赞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参见彩图插页第101页）　　（侯仁之）　徐鸿儒起义　　徐鸿儒起义　　明末徐鸿儒领导的起义。徐鸿儒，本名徐诵，山东巨野县人，后迁居郓城。早年参加白莲教。万历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徭役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他以白莲教教义组织群众，聚众至数千人。被山东、南北直隶、河南、山西等省信徒推为教主，约定各地于天启二年（1622）八月起义。但是年春被人告发，不少骨干被捕。徐鸿儒遂于五月提前在徐家庄树旗起义。起义军占领郓城、巨野交界处的梁家楼一带，拥立徐鸿儒为中兴福烈帝，建号大乘兴胜，设立官职，建立政权。义军多头缠红巾，众至万余人，先后攻占郓城、巨野等地。同时，其他白莲教首领沈智、夏仲进、张柬白、侯五、周念菴、孟先汉等，也分别攻占滕县、邹县、峄县（今枣庄东南）等县城及漕运要道夏镇，并进攻兖州、曲阜、郯城等地，很快控制了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阻截漕运，多次重创官军。　　徐鸿儒进攻曲阜碑　　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加之明廷派大军合力进剿，七月，各友军先后失败，郓城、巨野失守。徐鸿儒等在形势不利的条件下，仍固守邹县、滕县，与官军抗衡。明军调集山东、北直隶等地的大量官军，围徐鸿儒军于滕县。九月，徐鸿儒粮尽援绝，突围不成而被俘，十二月在北京被害。　　（李济贤）　徐阶　　徐阶　　（1503～1583）　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为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屡进为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三十一年入内阁，四十二年任首辅，隆庆二年（1568）七月致仕。　　徐阶性颖敏，有权略，器量深沉。虽长期研习理道良知之学，但“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诠”，业绩颇多。在延平府推官任中，创社学，毁淫祠，捕巨盗，清狱囚，无辜受害者，多得平反。在吏部任上，他一反过去接见庶官不数语的常规，见必咨以边腹要害、吏治民情，各官皆乐为用；又知人善任，所荐官员多谨厚长者，深得人们赞誉。任首辅之后，尽反严嵩弊政，注意选用与保护人才，先后引用高拱、张居正等入阁，谏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现象，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他又力救户部主事海瑞，使免一死。明世宗朱厚熜死后，阶起草遗诏，将大礼议中因言事得罪诸臣全部平反，存者招用，死者优恤；同时起用有节行、恬退自守之士，以励忠义风节。故诏下之日，朝野号恸感激。　　徐阶执政期间，还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课，致流徒尽复，课额不亏。景王死后，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朱厚熜去世后，阶把斋谯、土木、珠宝、织作等统统罢除，为人民所拥护，朝野称之为“名相”。徐阶为取得世宗信任，避免严嵩迫害，也“谨事嵩”。罢官乡居后，其家占夺土地仍达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致讼牒山积。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按治，他以三万金贿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嗾使给事陈三谟论去海、蔡。当时人称：“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也有人把他比之为“权奸”。死后，赠太师。著有《世经堂集》二十六巷。　　（杨欣）　徐敬业　　徐敬业　　（？～684） 唐代反抗武则天专政的军事首领。唐初名将李勣孙。祖籍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李勣本姓徐，赐姓李。总章二年（669），李勣死，敬业袭爵英国公，历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　　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卒，中宗即位。次年，改元嗣圣，武后以太后临朝称制，不久即废中宗，立豫王旦（即睿宗），武太后掌握全部权力。这一年，敬业因事被贬为柳州司马，赴任时途经扬州，便和同被贬官南方的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敬业弟敬猷以及前盩厔（今陕西周至）尉魏思温、奉使到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等，一起策划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扬州没有都督，由长史管理州务。这年九月，他们使人诬告长史陈敬之谋反，薛璋以御史奉使的身分将他捕杀，徐敬业自称扬州司马，组织囚犯、工匠、役丁数百人，占有扬州。随即招集民众，以扶助中宗夏位为号召，发布了由骆宾王撰作的《讨武瞾檄》。敬业起兵后，武则天剥夺了他的赐姓，命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镇压。当时敬业的谋士有北上进攻洛阳和南下先取常州（今属江苏）、润州（今江苏镇江）两种主张，敬业采纳了南进的策略，渡江攻取了润州。那时，李孝逸大军已逼近扬州。敬业重又还兵，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北）迎战。十一月，大败，逃奔润州，想渡海投高丽，为唐兵追及，敬业弟兄被部下所杀，同党大都被捕杀。　　（乌廷玉）　徐日升　　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耶稣会传教士。字寅公。葡萄牙人。生于布拉加省，就学于省立学院。1663年，入耶稣会。清康熙十一年（1672），抵澳门。次年，经南怀仁推荐以精通音乐来京供职钦天监，襄助治理历法，兼任宫廷音乐教师。对中国音乐亦有研究，每闻中国歌曲，即能仿奏。康熙二十七年，南怀仁病殁，继署理钦天监监副。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时，与张诚同为中方代表团拉丁文翻译。三十年，任耶稣会视察。时浙江多明我会传教士在兰谿新建教堂被浙江巡抚所禁，他上奏陈述传教士在制造军器、办理外交方面的功绩，要求弛禁。次年，康熙帝颁布谕旨：“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四十四年，反对教皇的代表要教徒放弃敬孔祭祖的命令。四十五年，升任耶稣会中国省副省会长。后卒于北京。著有《南先生行述》一卷（1688年印行）；《律吕正义》五卷（1713年北京印行），一至四卷为康熙帝敕纂，第五卷为徐氏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Pedrini）所作，专论外国音乐。　　（陈增辉）　徐润　　徐润　　（1838～1911）　清末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字雨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家族为买办世家。十四岁时到上海，在伯父徐昭珩（钰亭）担任总理行内办房事务的宝顺洋行学艺办事。1856年（咸丰六年），被提升为买办副帐房。后开始于洋行之外自营商业。1859年，与宝顺洋行另两名买办在上海伙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并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1861年，任宝顺洋行副买办。1859～1864年的短短五年间，先后设立经营出口茶、丝和进口鸦片的行号及钱庄十多家，分布温州、宁波、河口等处。同时，大规模地进行房地产和其他投机活动，迅速积累资本。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遍设茶号，成为饶有资产的独立商人，并受到洋务派封疆大吏的倚重。1873年，受李鸿章札委，会同唐廷枢接办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曾为招商局招揽大批股本，积极添置轮船，扩建码头、栈房，创办自保船险。1884年，因挪用招商局公款投机地产失败被免职。1887年后，由李鸿章、刘铭传委派，先后办理平泉、鸡笼（今台湾基隆）、开平、贵池等矿务，但未有所作为。晚年转而投资民族工业，1902年创办上海景纶纺织厂，并在全国许多企业中拥有股份，总计资本不下一百二三十万两。1903～1906年，由袁世凯委任重返招商局，为代理总办。1911年3月9日（宣统三年）病卒于上海。著有《上海杂记》一书，对上海开埠后的变化，颇多著录。　　（汪敬虞）　徐世昌　　徐世昌　　（1855～1939）　 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斋。直隶（今河北）天津人。1885年10月20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一个小官吏家庭。早年丧父，家境衰落，成年后任县署文书或家馆塾师。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等职。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奏请徐世昌以翰林兼管新建陆军营务处，成为袁的重要谋士，此后累获擢升。1901年升任国子监司业，1903年为商部左丞，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旋调任巡警部尚书。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仍任尚书。1906年奉命与载振同赴东北考察政治，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曾多所举措，冀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1909年春内调，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次年去部职复任军机大臣，旋授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徐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1912年3月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以“国变忧愤”力辞太保，避居青岛观望时局的变化。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4年5月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以备于事机不顺时以在野身分为袁转环，随后徐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过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任职仅一月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徐为之料理后事完毕又回水竹村。1916年11月，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事后移居天津窥测时机。徐曾一度图谋通过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来掌握实权，后知事不可为乃幡然变计。1917年7月张勋复辟，徐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他托故未就。直系首领冯国璋任总统后，与总理段祺瑞矛盾转剧，徐又以调入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总统任满下台，段祺瑞亦去总理职，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当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借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直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打破了北洋各系平衡的局面，曹锟、吴佩孚用恢复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的办法逼涂去职。同年6月2日，徐被迫辞职回天津英租界私宅。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939年6月5日，病逝于天津。　　参考书目　　李宗一：《徐世昌》，《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北京，1978。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　　（朱信泉）　徐寿　　徐寿　　（1818～1884）　清代化学家。江苏无锡人。字雪村。早年习举业，后以不切实用转而讲求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咸丰间，旅居上海，在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向当时著名的算学家李善兰请教质疑，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后阅读了墨海书馆刊印的《博物新编》，开始钻研西方化学知识。返乡后，据以致力于化学实验。同治初，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参预筹建安庆、江宁机器局，并与华蘅芳等试制成中国近代第一艘火轮“黄鹄”号。后复至上海，组建江南制造局，创议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书籍。同治末，与英人傅兰雅设格致书院于上海，讲授化学知识，演示化学实验。晚年专意译书，主要译著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西艺知新》、《西艺知新续刻》、《宝藏兴焉》、《汽机发轫》、《营阵发轫》、《测地绘图》、《法律医学》等十三种百余卷。其中尤以《西艺知新》和《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最为著名。他制定统一化学元素定名是取用外文第一音节来造新字的办法，定钠、钾、钙、锰、镍、锌等译名，一直为后世所采用。日本的化学译名也因此多有与中文名称相同者。由于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的系统传播，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学学科建设的先驱，对于日本近代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有益影响。　　（陈祖武）　徐寿辉　　徐寿辉　　（？～1360）元末天完红巾军领导人。一名真一（或真逸）。罗田（今属湖北）人。布贩出身。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麻城铁工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部众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巾军。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建都蕲水，以邹普胜为太师。十二年，遣将丁普郎、杨普雄、项普略、况普天、欧普祥、陈普文、赵普胜等分兵四出，先后攻克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的许多城市和地区。所到之处以“摧富益贫”、“弥勒佛下生”等口号发动群众，得到贫苦人民的广泛响应，沉重打击了各地官府和地主富豪。但因兵力分散，流寇主义严重，得地大多不能坚守，逐渐被元军和地主武装击败。十三年底，元军反攻获胜，蕲水失陷，徐寿辉等避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　　徐寿辉起义军铜印“管军万户府印”　　河南光山出土　　十四年，元军慑于刘福通、张士诚等农民起义军势力壮大，抽调长江中游兵力前往镇压。天完兵势复振，于次年再次攻取湖广、江西的许多地区。十六年正月，天完迁都汉阳，但徐寿辉本人受丞相倪文俊操纵，虚有帝名。次年九月，倪文俊企图杀徐寿辉降元，事败，被部下陈友谅杀死，天完实权转归陈友谅掌握。十八年夏，陈友谅攻克龙兴（今江西南昌），徐寿辉欲往，陈友谅不从，遂止。次年十二月，徐寿辉仍欲往龙兴，至江州（今江西九江），陈友谅伏兵城外，尽杀其左右部属。陈友谅即以江州为都城，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一揽大权。二十年闰五月，徐寿辉被陈友谅杀于采石，天完亡。　　参考书目　　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82。　　（杨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