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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科全书-13

作者:胡乔木 字数:23040 更新:2023-10-09 12:29:18

甲骨卜辞中的小臣  《周礼》、《仪礼》中有所谓内小臣,皆由奄人充任,主要在后宫管事,并管理王之妃嫔,相当于后来的宦官内监。战国时出现宦者名称,内小臣之名渐为其取代。  (吴荣曾)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清代中外地理著作汇钞。全书分为三部分,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王锡祺辑。王氏早年从事经、史、诗、文,但尤喜地理学。从光绪三年(1877)起,他共搜集清初以来中外有关地理的各种著述一千二百余种,编为十二帙,共数百万字,至十七年完成并出版,是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该书卷帙浩繁,内容充实,包括地理总论、中国各省和边区形势、抚绥武功、旅行纪程、山水游记、各地风土人情、少数民族风俗,以及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的山川地理形势与各大洋情况。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朝野人士的重视。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于光绪二十年完成、出版,系经作者继续收集地理资料,编成。全书共收地理著述五十八种,分为十二帙。  甲午战败后,王锡祺又搜集当时中外的国情资料和地理方面的新论述,辑为再补编,以唤醒国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于光绪二十三年完成。全书共收地理论著一百八十种,分为十二帙。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其补编、再补编范围广泛,内容详实,保存了清代相当完整的珍贵的地理资料,是研究清代中外历史地理方面很重要的一部丛书。  (陈可畏) 谢安  谢安  (320~385)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沉静有识鉴,少有名望。居会稽东山,屡次谢绝征召,与王羲之、支遁等遨游山水,以音乐诗文自遣。年逾四十才出仕,历任征西大将军桓温司马、吴兴太守、吏部尚书、中护军。桓温专擅朝政,371年废皇帝司马奕为东海王(后改封海西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次年简文帝卒,桓温因简文既未禅位于己,又未受命摄政,率大兵入朝将发动政变,慑于谢安等人,未果。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桓温又求加九锡以准备禅让,谢安等故意拖延,至温病死,使东晋统治延长了四十七年。桓温死后,孝武帝年幼,谢安累官至侍中,独综朝政,政由安出。  谢安为相施政宽和,不以察察为事。为了拱卫京师,培植朝廷军事实力以抗衡长江上游,将北来侨民征募为北府兵,由侄谢玄统率,改变了荆、扬两重镇的均势。前秦攻下梁、益,占领襄阳,又南进徐、淮。太元八年(383),苻坚以号称百万之众伐晋,京师震恐。谢安任征讨大都督,坐镇建康,运筹帷幄,指挥谢玄等取得肥水大捷。翌年九月,谢安请求北伐,令谢玄为前锋,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东、河南、陕西南部地区),但谢安父子叔侄遭会稽王司马道子(孝武帝同母弟)倾陷排斥,未竟其功。自肥水之战后,进位太保、太傅,声望极高。荆、江二州刺史桓冲卒,朝议以谢玄继任。谢安为消除疑虑并调和荆、扬关系,任命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但他仍不为司马道子所容,被迫于太元十年四月以抵御前秦为名北赴广陵,筑新城留住。七月病剧,还建康,八月卒。  (杨廷福) 谢玄  谢玄  (343~388) 东晋名将。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兄奕之子,少为谢安所器重,后桓温举为掾属。谢安执政,推荐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组织与训练北府兵。太元四年(379)前秦军陷襄阳,又攻下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进围三阿(今江苏宝应),引起东晋朝廷震动。谢安遣玄自广陵教援,三阿围解,谢玄又与田洛合兵五万大败秦军,连克盱眙、淮阴,前秦军败退淮北,以功封东兴县侯。八年,前秦军进犯,爆发肥水之战,谢玄任前锋都督,率八千精兵强渡肥水,以少胜多,击溃前秦军。次年乘胜克彭城,北上收复徐、兖、青、豫诸州,进据黎阳(今河南浚县),以功封康乐县公。司马道子忌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谢玄以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回镇淮阴。他至镇所后,因病请解职,转授会稽内史,卒于官。  (杨廷福)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见义和团运动。 辛弃疾  辛弃疾  (1140~1207)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之年,京东地区已为金军占领,次年末,宋金订立和议(见绍兴和议)。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金统治的华北地区人民纷纷起义,辛弃疾时年二十二岁,也聚众二千,加入耿京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辛弃疾劝耿京归宋,并受命去南宋接洽归附事,返回时,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所害。辛弃疾即率王世隆等去济州(今山东巨野),将已任知州的张安国俘获,并率反正士兵万人归来。初任江阴军签判,后著《御戎十论》,向宋政府陈述宋金形势,要求备战抗金。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开始词的创作活动。后任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江西提刑,淳熙四年(1177),任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官。八年冬罢职,退居上饶城郊“带湖”的“稼轩”新居,从此以稼轩为号。在上饶一住十年,他把满腔爱国激情以及南渡以来的无限感慨和义愤,全部寓寄在歌词中。淳熙十五年,第一本词集《稼轩词甲集》问世。辛词慷慨激昂,纵横驰骋,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豪放派的词风,后人以“苏辛”并称。辛词多方面反映了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创造力,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他出任福建提刑、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等职,接着又罢官,不久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的瓢泉。嘉泰三年(1203)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近八十高龄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时居绍兴鉴湖旁,两人相处甚欢。年末,辛弃疾奉诏入朝,陆游赋诗送别,以相勉励,有句云:“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对他期许甚高。次年三月,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赋《永遇乐》以抒怀,有句云:“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达了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然而次年夏天又被免职,返回铅山,不久病死。辛弃疾的文才武略都十分杰出,但其词名更盛,因以词人称著于世。辛弃疾一生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和诗词,现存诗文数量较少,词则尚有六百三十余首。后人进行辑佚补存,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诗文钞存》最为完备。  《稼轩长短句》  (陈振) 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京师,咸丰帝逃亡热河(今河北承德)。恭亲王奕奉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与英、法等国议和,签订《北京条约》。其间,奕不但得到外国的支持,而且在朝廷中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其重要成员包括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礼部侍郎宝鋆、大学士周祖培,兵权在握的僧格林沁、胜保也与他合作。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立六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顾命大臣。次日,咸丰帝病死,肃顺等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9月4日,定明年改元祺祥。八大臣不让奕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时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心怀不满,召醇郡王奕(慈禧妹婿)密商罢斥肃顺等人,并与在京的奕联系。9月5日,奕奉太后召赶至热河,参与密谋。旋促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意在奕、奕譞)参政。9月15日,朝廷会议董折,辩论激烈。八大臣称赞襄皇帝不可听命太后,决定对董折发诏驳斥。  1861年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与载垣、端华等离热河回京。肃顺、奕譞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两太后抵京后,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部署对策。11月2日,奕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再次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胜保亦上奏附合,并请以近支亲王辅政。当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称上年海疆不靖为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而其与外不能尽心和议,使朝廷失信各国,皇帝避走热河。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处。不出一日,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11月3日,任命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并为军机大臣。7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随后,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贾熟村)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  1938~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参见彩图插页第142页),报社先后设立了一些代销处。《新华日报》在组织上先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经常为该报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该报的宣传方针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面向人民群众,作人民的代言人。《新华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斗争提供了有力阵地,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它遭到国民党的限制、监视和迫害,1947年2月28日被强行封闭停刊。先后在《新华日报》担任领导的有,社长潘梓年、傅钟、张友渔,总编辑华岗、吴克坚、章汉夫、熊复。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该报曾办过华北版、太行版、华中版,均隶属当地党委领导。  (汪朝光) 新华社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通讯社。全称“新华通讯社”。其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于江西瑞金成立,和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合而为一,兼有新闻通讯社和报社的双重作用。它负责向各根据地播发新闻,沟通互相之间的联系;向国民党统治区传送新闻,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的消息。最初为隔日,后改为每天播发一次新闻。1933年3月建立专门的新闻收报台,并逐步发展了通讯员网。1934年10月,因长征停止向外发稿。1936年1月恢复各项业务。  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新华通讯社,社址在延安,同时建立了第一个分社——西安分社。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离,成立独立的编辑部,受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报社的通讯部门一律改为新华社分社,形成统一的通讯系统,重大消息由总社发布。新华社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各地工作的有力工具,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各地情况的交流,很多是通过新华社进行的。  1946年春,新华社总社扩大改组,成立了五个部,还在重庆、北平(今北京)、南京等地建立分社。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在解放军部队中设立分、支社系统。1947年4月起,总社大部分人迁到河北涉县,其余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此时由于党报停刊,新华社一身多任,成为传播中央声音的主要渠道。同时增设了对国外的英语口播,还向布拉格派出了第一个驻外记者。1948年,新华社在布拉格,伦敦建立了分社。同年4月下旬,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转战陕北的新华社工作队会合。到1948年10月,新华社总社已有七百五十四人,每日抄收电讯二十万字,发稿近三万字,出版四种刊物。1949年3月,新华社总社迁入北平。先后担任过新华社领导人的有杨尚昆、任质斌、向仲华、博古、廖承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  (汪朝光) 新疆  新疆  中国西北部边疆地区。清雍正、乾隆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对一些边远地区(如云南的昭通、永善一带,贵州的古州、丹江一带和安顺、镇守一带,四川的大小金川)亦一度称其为新疆。乾隆统一西域诸部后名其地为新疆或西域新疆,后“新疆”一词逐渐成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专称。  新疆古称西域,东连甘肃,南隔昆仑山与西藏相连,北以乌陇古河(今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同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阿尔泰(今阿勒泰,1919年改隶新疆)相望,西部以爱古斯河(今苏联阿亚古斯河)、巴勒喀什池(今苏联巴尔喀什湖)、帕米尔为界,与哈萨克、浩罕等部相邻。天山横亘中部,南为塔里木盆地,气候干旱,盆地中部为大沙漠,周围分布着绿洲,属农耕地区。北为准噶尔盆地,中部是固定和半固定沙漠,周围多水草,宜农宜牧。  汉代,天山以北为匈奴、车师、乌孙等部游牧地,天山以南为焉耆、龟兹、疏勒等三十六居国。汉置西域都护管辖其地。唐属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管辖。元先后设别失八里、阿力麻里等行省。明初仍称别失八里,与于阗等同臣属于明。  清初,北疆以伊犁为中心的厄鲁特蒙古,南疆由察合台后裔所立叶尔羌(今莎车)汗国,先后臣服。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之乱后,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全境。乾隆二十七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于惠远城(今霍城县南),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实行军府制,总统各地驻防旗、绿各营官兵,兼理外藩交涉。下辖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参赞大臣、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等。  乌鲁木齐都统,乾隆三十八年由参赞大臣改设,兼辖甘肃省镇迪道(镇西,今新疆巴里坤;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所属各府、厅、州、县,又辖安肃道属之哈密厅。境内多陕西、甘肃等省移居回、汉族屯田户民及商民,以郡县制统治之。  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乾隆二十四年初设于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十一年移乌什,五十一年移喀什噶尔。道光十一年(1831)移叶尔羌,辖南疆八城办事、领队大臣。其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和阗(今新疆和田),称西四城;呵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称东四城,合称回疆八城或南八城。民政事务依维吾尔族旧俗,由阿齐木等各级伯克自理。伯克定为三至七品,由参赞大臣奏请朝廷补放。  伊犁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七年设,协助伊犁将军管辖本境军政事务。伊犁为首府之区,驻扎满营、绿营等兵。又自东北、内蒙移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携眷驻防耕牧,各设领队大臣等官治理;又移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屯田,设阿奇木伯克治理,均受参赞大臣统辖。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乾隆三十七年设。初置雅尔(今苏联乌尔扎尔),旋移楚呼楚(今塔城县治),管辖驻防、巡边、屯田诸务。  在蒙古、哈萨克等族牧区,任各部落首领为世袭王公,在蒙古族内更分设盟、旗;赐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首领为世袭郡王。均实行扎萨克制。在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牧区则循旧俗,任部落首领为比。各族王公及比均受制于当地大臣。  咸丰元年(1851),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治三年(1864)又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年,新疆各族人民起义爆发,伊斯兰教头目和封建伯克拥兵称王,形成以库车、乌鲁木齐、伊犁、和阗等城为中心的割据政权,相互攻伐。1865年,浩罕阿古柏入侵,占南疆全部及乌鲁木齐等地(见阿古柏事件);1870年,俄兵侵占伊犁。光绪二年(1876),清兵出关,收复乌鲁木齐及南疆各地;七年,订立《中俄伊犁条约》,虽收复伊犁,但俄国通过这项不平等条约,仍割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五十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并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开设领事馆与贸易圈。二十一年,俄国又违约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  光绪十年,新疆废旧制而建行省,隶于陕甘总督。首府东移迪化。置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伊塔四道,哈密厅改隶镇迪道。后续经调整添设,至清末共置迪化、伊犁、焉耆、温宿、疏勒、莎车六府,以及八直隶厅、二直隶州、一散厅、一散州、二十一县、二分县。伯克制正式取消,新疆全境行政建制得以统一。保留伊犁将军,辖伊塔边防、兼辖伊塔道,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佐理之。  (纪大椿) 新疆各族  新疆各族  清代生活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哈萨克、蒙古、回、汉、满、锡伯、索伦等十多个民族。  生息在新疆的各个民族,按宗教信仰区分,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回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满、锡伯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按社会经济生活区分,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以游牧业为主,其他民族以农业为主;按分布地区,维吾尔族主要居住于南疆,柯尔克孜族居于南疆西部,塔吉克族居住于帕米尔高原,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锡伯族集居于伊犁,满、回、汉等族散居于天山南北。至于社会性质,则新疆各民族都已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农奴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农村和牧区。到了清代晚期,又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维吾尔族新疆的主体民族。历史上的回纥、回鹘、畏兀儿等都是该民族自称Uighur的不同音译。信仰伊斯兰教。分布在哈密、伊犁及南疆各个绿洲,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17世纪曾建立以叶尔羌(今莎车)为首府的汗国,与明王朝通贡使。顺治三年(1646),叶尔羌汗国向清王朝递表纳贡,后因为汗国内乱等原因,朝贡曾两度中断。在这期间,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于康熙十七年(1678)越天山灭叶尔羌汗国。准噶尔部首领继续扩张攻掠,导致西北地区动乱。清政府决定派兵平定准噶尔游牧贵族的分裂叛乱活动。三十五年,哈密维吾尔族首领额贝都拉首先脱离准噶尔投附清朝。五十九年,吐鲁番维吾尔族首领额敏和卓亦离准附清。他们及其后裔都受到清朝的册封。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攻至伊犁,被准噶尔胁迁伊犁的南疆各地维吾尔族首领纷纷降附清朝,并奉旨返回南疆招降旧部。二十四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设立伊犁将军,为新疆最高军政首脑;在南疆各城设置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在维吾尔地区的各级大臣只管军政不理民事。民政事务仍由各级伯克自理。同时劳动人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因此,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后,除乌什维族起义外,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内,社会基本安定,生产有所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各族人民开始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在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同治三年(1864)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武装起义(见新疆各族人民起义),除哈密等地以外,各地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以及它所支持的伯克制度。但与此同时,各地伊斯兰教头目也乘机打着“圣战”的旗号,篡夺农民起义的领导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相互争夺地盘和权力,使各地陷入纷争不息的战乱之中。  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维吾尔族人民曾经作出过卓越的贡献。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英勇抗击受到浩罕支持的张格尔(Jihangir)、玉素普(Muhammed Yusup)的连续寇边。60年代人民起义时又驱逐了为非作歹的伊犁、塔城的俄国领事和商人。70年代,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协助和配合清军消灭阿古柏匪帮(见阿古柏事件)。光绪七年(1881)年收回伊犁。但包括维吾尔一些屯田村庄在内的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却被沙俄所割占。  光绪十年,新疆建立行省,全境行政体制统一,正式废除了伯克制度。至此,维吾尔农村长期沿续下来的徭役制剥削迅速过渡为徭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剥削形式——无偿劳役与对分制。农民获得一定人身自由,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哈密地区则仍然保留以哈密王为首的领主制度,反对哈密王徭役制剥削的斗争在三十三年重新高涨。1912年爆发武装起义,直到1931年,终于迫使当时的省政府取消王制,改归哈密县管辖。  柯尔克孜族清代文献中沿用厄鲁特蒙古对他们的称呼,称之为“布鲁特”(Bruth)。古史上的坚昆、契骨、黠戛斯、吉利吉思等,都是该民族自称Kergez中的不同汉文译音。  17世纪,柯尔克孜人自叶尼塞河南徙天山,同原先在此游牧的一支相合。柯尔克孜以天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牧于伊犁西南,西部牧于喀什噶尔(今喀什)以北、以西,最远与布哈尔(今布哈拉)为邻。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生活以游牧业为主。清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东西两部先后于乾隆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臣属清朝,并派兵配合作战和充当向导。经清政府特准,许多柯尔克孜族头目率众徙居境内,在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以及吹、塔拉斯(今苏联江布尔)一带游牧,交纳牧税。还参加清军巡查边界的活动。  东部柯尔克孜受伊犁将军兼辖,西部柯尔克孜受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兼辖。清政府对各部落中原有的比(Bi,一译毕,相当于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及阿哈拉克齐(Akhalakhqi,即千户长)等头目,授以三品至七品的品秩,并派放一个比为二品散秩大臣,以统率各部。第一位散秩大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派放的希布察克部落的比阿其睦(Xakim),次年又授为阿喇古(今哈拉贡,在喀什以北)的阿奇木伯克。许多头目都按清政府的规定到北京去朝觐皇帝,领受封赏。嘉庆二十年(1815),清政府在处理喀什噶尔孜牙墩(Ziauddin)事件中,无故错杀柯尔克孜世袭二品顶戴比图尔第迈木特(Turdi Mehmut),后来又连续几次对柯尔克孜部落头人处置失当,引起他们的不满,转而多次参与和卓后裔的入寇骚乱活动。道光五年(1825)沙俄侵略势力渗入特木尔图淖尔地区,以后又大肆威逼、煽诱柯尔克孜人脱离清政府加入俄国国籍。同治四年(1865)阿古柏侵入新疆,包括柯尔克孜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为收复家园而奋勇杀敌。当清军收复喀什噶尔时,柯尔克孜各部首领向清军带兵大员郑重表明他们仍属清朝臣民。但是,根据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及据此所订各界约,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广大柯尔克孜牧区都变成俄国土地,留在中国境内的仅有今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一小部分柯尔克孜族人。  塔吉克族 居帕米尔高原,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生活以游牧业为主。17世纪受叶尔羌汗国统治。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设色勒库尔回庄(今塔什库尔干),阿奇木伯克为五品,受叶尔羌办事大臣管辖。新疆建省后置蒲犁分防通判厅,隶于喀什噶尔道。  帕米尔古称葱岭,向为中国领土。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战大小和卓于伊什勒库尔诺尔,曾在该湖之北立乾隆御碑一座。立碑之地因而得名“苏满塔什”,意为“有文字的石头”。清朝国力衰落后,浩罕不断侵扰边境,并欲攻取色勒库尔。许多塔吉克人避往叶尔羌一带,弃牧务农。道光十六年秋,浩罕一度侵占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Kulchak)阵亡。半年后当地群众和伯克擒拿占领军头目送交叶尔羌办事大臣,驱逐了侵略军。光绪三年冬、四年春,前任阿奇木伯克之子艾里布(Elip)杀阿古柏所立伪官,并诱擒其残部玉努斯江(Yunusjian)送交清军。艾里布因此被授为阿奇木伯克。  根据《中俄伊犁条约》而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将帕米尔西部割让给沙俄(见沙俄侵占帕米尔事件)。光绪十七年沙俄军队至伊什勒库尔诺尔,盗走乾隆御碑。二十一年沙俄又在英国默许下,违约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领土。生活在帕米尔东部的塔吉克、柯尔克孜族青年曾组建“色勒库尔绥远回队”抗击侵略军,保卫家乡。  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游牧于亚洲中部的哈萨克草原,分大、中、小三“玉兹”(Juz,血缘部落联盟)。清代分别称之为右部、左部和西部,三部均有自己的汗,互不统属。  清军平定准噶尔后,哈萨克左部阿布赉汗(AblaiKhan)于乾隆二十二年率先具表称臣投附清朝,另两部亦相继投清,遣使入觐,接受封赐。清政府准许哈萨克各部赴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处贸易,内地的绸缎、茶叶,新疆的粮食、布匹,被用来交换哈萨克的牛马驼羊,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  清政府严禁哈萨克擅入边界游牧。乾隆二十五年曾下令凡入境者一律予以驱逐。然而,水草丰美的牧场吸引着牧民,甚至还有带兵入境游牧者。三十一年,塔塔拜(Tatabai)等十一人请求内附,令居雅尔(今乌尔扎尔)。次年乾隆帝在致阿布赉汗的敕谕中宣布,卡伦以内空闲地方准哈萨克穷民游牧,并定牧税为百分之一。从此以后哈萨克请求内徙者逐渐增多,巴勒喀什池(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斋桑泊等地成了哈萨克的牧地。入境的哈萨克牧民受当地清朝大臣管辖。五十五年,游牧于斋桑泊一带的头目库库岱(Koktai)进京入觐,被册封为公。  哈萨克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仍然保留着完整的民族部落制度,入境的哈萨克也是按部落氏族组织而迁移的。游牧于阿勒泰、塔尔巴哈台的主要是原属于左部的一些部落,如克烈、乃蛮、黑等,游牧于伊犁的主要是原属于右部的一些部落,如杜拉特、乌孙、阿勒班等。  同治三年(1864)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中国丧失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这里游牧的哈萨克人大都被划入俄国,少部分被迫内迁,如库库岱公之子阿吉(Haji)即率属南下萨乌尔山。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又因割地划界而有大批哈萨克人率部东迁,其中仅迁入博罗塔拉一带的就达三千余户。北疆地区蒙古、哈萨克杂处局面从此形成。  新疆建省后,仿照蒙古族所行的札萨克制(见盟旗制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各哈萨克部落中设置王、公、贝子、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等职,统治各部落牧民。同时改行定额租赋,牧民负担较前加重。光绪末年,阿勒泰的哈萨克收民大批逃往镇西(今巴里坤)、木垒、乌鲁木齐与绥来(今玛纳斯)等地山区,有的还逃往青海,大体上形成了今天中国境内哈萨克的分布状况。  蒙古族分布在新疆的为厄鲁特蒙古,信仰藏传佛教,以游牧业为主。清朝建立后,厄鲁特仍遵明代旧制向清朝纳贡,表明自己是中国臣民。  明末清初,准噶尔部开始强大,控制各部,攻掠四邻,建立割据的地方民族政权。清政府历康、雍、乾三朝(1662~1795),平定了准噶尔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新疆全境。从热河移达什达瓦部厄鲁特、从张家口移察哈尔两营蒙古官兵,携眷驻防并屯牧于昭苏和博罗塔拉,以领队大臣统辖。  17世纪30年代西迁至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及和硕持部的一部,因不堪沙俄压迫,在台吉渥巴锡(Ubaxi)的率领下,于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祖国。清政府命渥巴锡所部为旧土尔扈特部,牧于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精河、霍博克萨哩(今和布克赛尔),命舍楞(Shelen)所部为新土尔扈特,牧于阿勒泰山东部;命和硕特部仍随渥巴锡游牧,册封渥巴锡为汗,其余首领均封为亲王、郡王、贝勒等,统率所属各盟、旗,各归当地大臣管辖。  其他各族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清朝为供应军粮而在哈密等处设置屯田。屯田的兵卒是以汉族为主的绿营兵。统一新疆之后,安置一部分作战兵从事农垦,扩大了绿营屯田,又增调携眷永驻的屯垦部队到新疆。除前述察哈尔兵和厄鲁特兵之外,尚有盛京(今辽宁沈阳)的锡伯兵、黑龙江的索伦兵、凉州(今甘肃武威)和庄浪的满洲兵等,陆续抵达新疆,编旗设佐领,统以领队大臣及总管、副总管等员,在伊犁河南北屯牧、屯垦,由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管辖。  内地回、汉族人民迁徙新疆的,尚有甘肃等地大量移民及各省发遣新疆携眷人犯,当时称为民屯和犯屯,主要屯垦于天山北麓。清政府在这里置镇迪道,下辖各州县,属甘肃省,而以乌鲁木齐都统兼辖,隶于伊犁将军。建省后,内地各省人民迁居新疆的较前增多。  此外还有来自中亚的乌孜别克、塔塔尔商人,当时笼统地称之为安集延人。他们往来于中亚和新疆,人数不少,散居各处,其中有些人娶妾置产定居于新疆,成为中国新疆境内的民族。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境内以维吾尔族农民为主体、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封建徭役制剥削的武装起义。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虽作了一些改革,如废除伯克世袭,确定伯克品级与养廉、禁止宗教头目干预行政、规定各级伯克庄园的土地、农奴和亲随的数量,等等。但官府所需的一切仍通过伯克直接向人民摊派勒索,官员及其家人又任意欺凌和鱼肉人民。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偿付帝国主义勒索的巨额赔款及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每年由各省拨解新疆的二三百万两协饷逐渐缩减,不久终于断绝。官吏、伯克因此加紧对各族人民的勒索和漫无止境的征发差徭,使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  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徭役制剥削同时并举,是清代新疆各族农民起义的基本特征。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到同治二年(1863),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叶尔羌(今莎车)、库车、和田的维吾尔族农民,奇台的回、汉族农民和伊犁的回民,先后掀起十多次暴动。  太平天国起义推动新疆各地农民的反清斗争。同治三年,起义首先爆发于库车。五月初三,起义者攻入城内,办事大臣萨灵阿、阿奇木伯克库尔班(Kurban)、郡王爱玛特(Ahmed wang-bek)等均被杀死。此后,农民起义烽火迅即燃遍天山南北。参加起义的不仅有维吾尔、回族人民,还有汉、满、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族劳动人民。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惠远城(即伊犁),伊犁将军明绪自尽。至此,清政府在新疆的政令仅及于哈密、巴里坤和沿额尔齐斯河一带。  北疆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抗击了沙俄侵略者。伊犁、塔城起义者赶走俄国领事和商人,中止了俄国的掠夺性贸易;布伦托海起义者击退了侵入斋桑泊(今苏联境内)的俄国军队。  当起义遍及全疆各地时,主宰大多数居民精神世界的伊斯兰教首领便乘机而起,获取领导权,将反封建斗争引上“圣战”之路,屠杀“异教徒”和“叛教者”。库车阿訇热西丁(Reshiduddin)、乌鲁木齐阿訇妥得璘(一名妥明)、和阗宗教法官(mufti)哈比布拉(Habibulla)都成为割据一方的执政者。肖开特(Shanket)阿訇在伊犁也起着决策者的作用,而且一度成为执政者。起义的成果被宗教首领和封建主获取,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扩大统治地盘,他们相互攻伐,甚至不惜挑起维吾尔和回族等同教人之间的残杀。  新疆的割据纷争给外敌入侵造成了机会。同治四年,发生阿古柏事件。十年,沙俄军队强占伊犁。新疆各族人民虽曾浴血奋战,但因割据纷乱的局面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新疆大部分地区遂沦于外敌之手,凡十余年。  同治三年,新疆农民起义破坏了旧的土地制度,使伯克制度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光绪三年(1877)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者,七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之后,清政府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设立新疆省,废除伯克制度。新疆农村,特别是维吾尔农村的劳役地租迅速转变为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地租形态,维吾尔族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军  新军  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初驻天津附近的马厂,后移驻小站,是为编练新军之始。次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二十四年十月,“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直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二十五年,袁世凯率新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翌年,袁世凯将山东三十四营旧军按新式营制进行改编,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使“武卫右军”增至两万余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倡行“新政”,改行常备军制,并于二十九年十月成立总理练兵处,以奕劻为总办,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总督、巡抚或将军、都统兼任督办,负责练兵事务,拟在全国以新军取代旧军(八旗、绿营)。三十一年春,北洋常备军按新制统一番号,改称陆军,各省也按新章编练陆军,或改常备军为陆军,共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三十二年,兵部改为陆军部,随着新军编练的发展,人数又有扩充。其编制分镇、协、标、营、队、排、棚,各级军官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每镇额设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确规定。三十三年,陆军部奏定《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新军编练在全国铺开。但到清亡为止,只练成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和两协禁卫军。清朝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虽在于巩固已垂死的封建统治,但对中国军制是一重大革新。后来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量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湖北新军司令部成员合影  (陈旭麓) 《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后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后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第1号  (戴学稷) 《新青年》  《新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任主编。始为月刊,第一卷时称《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猛烈抨击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新青年》的宣传,在近代历史上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从1920年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它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表明该刊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从创刊到1926年7月停刊,前后十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蔡钊珍)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对红军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的同时,在江西省城南昌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因其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被命名为“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用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以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①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②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④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1934年7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全面推行时期。其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这一运动受到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际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停止。  蒋介石、宋美龄在南昌街头巡视新生活运动  (曾业英) 新四军  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叶挺军长在全军参谋会议上作报告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参见彩图插页第147页)。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同时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加强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先后成立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等军区。以后,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三十一万七千余人。1945年8月,新四军已发展到三十万余人,配合全国各地的军队举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齐福霖) 《新唐书》  《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  《新唐书》目录(明嘉靖本)  《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  《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张泽咸)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七十四卷,内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北宋欧阳修撰。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907~960)五十四年的历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见《旧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它是唐代以后唯一的私修史书。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传皆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此书创立。书中将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的大臣传中;唐六臣传皆唐末大臣助朱温篡唐者,名为唐臣,意在讽刺;杂传指历仕各代,无类可归者,实为贬斥。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典章制度,只有司天(即天文志)、职方(即地理志)二考,较简略。全书仿效春秋笔法,多所褒贬。突出尊王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封建秩序,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作者是著名古文家,该书文字简洁流畅。材料多本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薛史互相参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书原有徐无党注,多发挥义例。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为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原本已佚,今辑存三卷。清彭元瑞、刘凤浩有《五代史记注》,引书两百余种,皆可作此书的补充和订正。  (刘乃和)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吴宗国) 信苴日  信苴日  (?~1284) 元代云南大理土官。姓段氏,名实,也作段日。僰人(今白族)。大理国末主段兴智之弟(一作其子)。1253年,蒙古军灭大理,俘兴智,释不杀,仍命他主持当地政事。兴智卒,信苴日入觐,元世祖忽必烈赐以虎符,诏领大理、善阐(今云南昆明)、威楚(今云南楚雄)、统矢(今云南姚安)、会川(今四川会理)、建昌(今四川西昌)、腾越(今云南腾冲)等城,自万户以下,皆受他节制。至元元年(1264),白族僧人舍利畏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势力遍及滇中、滇东,发展至三十万人,准备以十万人袭取大理。信苴日配合蒙古军参与镇压,使起义归于失败。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理改设路,信苴日出任大理路总管。这时舍利畏领导的起义声势复振,信苴日派人伪装商人混入起义队伍,刺杀舍利畏,起义军因而瓦解。至元十三年,缅人出象骑数万,入掠金齿南甸(今德宏自治州梁河境)一带,将袭大理,云南行省派信苴日和万户忽都领兵出援都元帅纳速剌丁,共同抵御,大败缅军。信苴日因有功任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升为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至明平云南时,共历十一代。  (方龄贵) 兴庆府  兴庆府  西夏都城,今宁夏银川。城长方形,周十八余里,护城河阔十丈,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后周时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所属的怀远县,宋初废县为镇。西夏奠基者李继迁夺取宋灵州后,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统治中心。子李德明继位后,认为西平府地居四塞之地,不利于防守,不如怀远形势有利。1020年派遣大臣贺承珍督率役夫,北渡黄河建城,营造城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定都于此,名为兴州。李德明子李元昊(即西夏景宗李元昊)继位后,1033年又广建宫城,营造殿宇,升兴州为兴庆府。并于此正式立文武班;建立西夏统治机构。筑台城南,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十月十一日在此受册,即皇帝位。西夏历代皇帝皆以此为都城。西夏崇宗李乾顺时期进行修建,主事者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先后建有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13世纪初,蒙古兵进攻西夏,退兵后,桓宗纯佑修复被破坏的城堡,大赦境内,改兴庆府为中兴府。此后的十数年间,蒙古又接连围逼中兴府。1227年,末帝睍出降,中兴府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参考书目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史金波) 兴中会  兴中会  清末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参见彩图插页第118页)。《章程》斥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岁杪,孙中山离檀香山返国,抵香港后,约集志趣相投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会商,拟在港、穗筹建兴中会机构。  1895年2月,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设机关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筹划在广州举行起义。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间,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广州附近会党、游勇、绿林里,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同年秋,诸事大体就绪。总会几次集会,先后议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约定起义者臂缠红带。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同时,加紧制备青天白日旗,草拟《讨满檄文》、《安民告示》等。重九前夕,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英国当局电报,又有知情者告密,获悉兴中会起事消息,于是出动军队、差弁搜查起义据点,四处缉捕,重九至十一日(26~28日),先后捕去七十余人。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旬日后被惨杀。事泄后次日晚,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不久,孙取道檀香山去美国。1896年,杨衢云创立兴中会南非分会。1897年,陈少白创立台湾分会。1899年,他又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年底创刊。是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  《兴中会成立宣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流亡海外。孙中山主动建议两派合作救国。但康有为固执成见,拒而不纳。只有梁启超等少部分康门弟子出面周旋,表示愿意合作。1899年冬,原属改良派的唐才常、林圭从日本回国,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同席为唐、林饯行,谈论合作事,颇为融洽。孙并介绍在汉口的兴中会员容星桥协助唐才常举事。梁则实际含有攘夺兴中会实力的意图。后因双方分歧较大,合作之议遂寝。不久,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高涨。6月,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一行从横滨乘轮南下,船抵香港,在一艘舢板上召开会议,决定郑士良率黄福等赴惠州,发动会党举事;史坚如、邓荫南入广州谋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留港协济饷械。当时,英香港总督卜力阴谋支使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以利于英帝国主义参与分割中国,争霸亚洲。故授意何启怂恿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众协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孙中山虽有所疑虑,但也认为不妨一试。李鸿章则虚与委蛇,还打算以商洽合作为钓饵,诱捕孙中山。六月下旬,李鸿章奉清廷电召北上,所谓“合作”也就烟消云散。  8月底,唐才常组编的自立军被镇压。兴中会联络的湘、鄂一带会党势力因被卷入自立军起事而全部散失。10月,郑士良起义于惠州三洲田,转战半月余,因援绝械缺而败散。11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不成,被捕死难。年底,杨衢云被清廷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自惠州一役失败后,即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此后,兴中会新建立的组织还有1902年的河内分会和1904年的旧金山分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并入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林增平) 《星槎胜览》  《星槎胜览》  明代记述15世纪中外交通的史籍。著者费信,字公晓,曾以通事(翻译)之职,于永乐七年(1409)、十年、十三年(见郑和下西洋)、宣德六年(1431)四次随郑和等出使海外诸国。该书即其采辑二十余年历览风土人物,图写而成,约成书于正统元年(1436)。该书分前后集。前集所记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宾童龙国(今越南南部)、灵山(今越南中部)、昆仑山(今越南昆仑岛)、交栏山(今印度尼西亚格兰岛)、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剌加国(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九洲山(今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苏门答剌国、花面国(今苏门答腊北部)、龙牙犀角、龙涎屿(今苏门答剌西北海面的布腊斯岛)、翠兰屿(今尼种巴群岛中的大尼科巴岛)、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小唄喃国(今印度奎隆)、柯枝国(今印度柯钦)、古里国(今印度科泽科德)、忽鲁谟斯国(今伊朗阿巴斯附近)、剌撒国(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及印度孟加拉邦地区)为其亲历的国家和地区;后集所记真腊国(今柬埔寨)、东西竺(今马来西亚的奥尔岛)、淡洋、龙牙门、龙牙善提(今马来西亚的凌加卫岛)、吉里地闷(今帝汶岛)、彭坑(今属马来西亚)、琉球国、三岛(今菲律宾群岛)、麻逸国、假里马丁国(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重迦逻、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岛)、苏禄国(今菲律宾南部诸岛)、大唄喃国、阿丹国(今亚丁)、佐法儿国(今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竹步国(今索马里的准博)、木骨都束国(今肯尼亚摩加迪沙)、溜洋国(今马尔代夫)、卜剌哇国(今索马里的布腊瓦)、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阿鲁国(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为采辑旧说传闻而成,其中有些内容采自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四十余国对其位置、沿革、重要都会、港口、山川地理形势,社会制度和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和气候、物产、动植物等,作了扼要的叙述。该书补充了《瀛涯胜览》所未收录的若干亚非国家,对于研究15世纪初亚非各国,特别是郑和使团出访的几个非洲国家的基本状况,极有价值。书中对郑和等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原本今可见者有《国朝典故》本,罗以智校传抄明抄本,罗振玉影印天一阁本。1938年冯承钧据罗以智本为底本,参校以一、三两本,成《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内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  (郑鹤声) 刑徒  刑徒  秦汉时被判处剥夺一定时期自由的徒刑罪犯。徒本是指服徭役的平民,由于长期被囚拘的犯人也要服役,故当时人以刑徒或罪徒、徒隶来称呼他们。  徒刑在秦汉时是较死刑为轻的一种重罚。秦律根据犯人罪行的轻重,将刑徒分为黥、劓、城旦舂、完城旦、鬼薪、白粲、隶臣、司寇几等。黥是在犯人面部刺文记,劓是割鼻;西汉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除肉刑,城旦只髡去长发和颈上戴铁钳以替代过去的黥或劓,这种城旦称髡钳城旦。髡和钳虽非始于西汉,但把髡钳作为一种重罚则是西汉的事。汉时次于髡钳城旦(男)舂(女)的为完城旦,完即不加髡钳之意。再次为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服刑满年,可依次递减:如隶臣妾满两年为司寇,司寇一年免为庶人。秦的城旦、鬼薪等,囚禁期限不详。到东汉时隶臣已不见。东汉人卫宏说,汉代髡钳城旦舂为五年刑,完城旦舂为四年刑,鬼薪(取薪给宗庙)、白粲(择米使白净)为三年刑,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为两年刑(两年刑亦称耐),凡拘役三月到一年者称罚作,女徒称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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