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任总司令，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他调集三十万兵力，包括五个师的精锐部队，聘请德、日、英国军事顾问随军指导，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从南城方面进攻；以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从吉安方面进攻。左翼集团军的第十四、十一师长驱直入，攻占黎川、广昌、宁都等地后，企图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采取避实击虚、乘退追击的战术，拖敌于疲惫不堪之中；8月，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使敌第四十七、五十四、八师遭到歼灭性打击。9月3日，在广州宣布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蒋介石下令“围剿”部队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在老营盘和方石岭歼其第九师一旅和第五十二师全部，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战争又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1932年6月起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调集六十三万兵力，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先以主力二十四个师零五个旅进攻鄂豫皖和洪湖地区的红军，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决定采取分近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2月到3月，又分兵三路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十二个师为主力，向广昌进攻，第五十二、五十九师深入宜黄地区时遭红军攻击被歼大部，第十一师在草台冈被围歼大部，第九师突围时被歼一部。其余各师乃退向黄陂、宜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被粉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他先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对中初级军官进行政治军事轮训；又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然后采用“层层筑堡、逐步推进”的战术，分兵三路向赣南进攻。先占黎川，打开了根据地北面的门户。由于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消极防御战略，与“围剿”的军队打拚消耗的阵地战，使红军伤亡很大，广昌等地先后被占，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蒋介石以巨大的代价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参考书目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严如平） 五代 五代 见五代十国。 《五代会要》 《五代会要》 汇编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的史书。三十卷（一作五十卷），北宋王溥撰。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后汉乾祐时甲科进士，任秘书郎；后周时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右仆射；入宋后，封祁国公，位至司空，监修国史。另撰《周世宗实录》、《唐会要》等，有集二十卷。 《五代会要》共设二百七十九目，除个别目、次略有调整外，体例一遵《唐会要》。每目内，先按朝代更迭，再依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甚便检索。成书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一说乾德元年（963），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此后诸史于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如《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旧五代史》今仅存辑本，资料不全。这五十多年的典章，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可补诸史遗阙。王溥仕于五代，后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较后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 《五代会要》撰成后，诏藏于史馆。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初刊于蜀，南宋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复刊于徽州（今安徽歙县）。元、明之际无刊本。清乾隆中方有活字本刊行。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黄伟虎）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国中原地区相继出 五代简表（907～960） 十国简表(891～979) 现了五个朝代和割据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以及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分时期和其他三代都以开封为首都。五代为期五十四年，有八姓称帝（后梁、后晋、后汉各一姓，后唐三姓，后周二姓），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后才为北宋所灭。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的更迭和十国的割据 五代的更迭 自唐中和四年（884）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唐朝名义上还存在二十余年。但早被削弱了的朝廷威权这时更加衰微，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国家分裂的倾向日益明显。那时，罗绍威据魏博（今河北大名北），王镕据镇冀（今河北正定），刘仁恭据卢龙（今北京），诸葛爽据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和洛阳，孟方立据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邯郸东北），李克用据太原、上党（今山西长治），朱温据汴（今河南开封）、滑（今河南滑县东），秦宗权据许（今河南许昌）、蔡（今河南汝南），时溥据徐（今属江苏）、泗（今江苏盱眙北），朱瑄据郓（今山东东平北）、曹（今山东定陶西）、齐（今山东济南）、濮（今山东鄄城北），王敬武据淄（今山东淄博南）、青（今山东益都），李茂贞据凤翔（今属陕西），高骈、杨行密先后据淮南，秦彦据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刘汉宏、董昌据浙东，钱镠据浙西（后又并浙东），王建据两川，王潮、王审知兄弟据福建，马殷据湖南，刘隐、刘岩兄弟据岭南。他们都力图扩大实力。经过多年的相互兼并，逐渐形成了几支较大的势力。在北方，主要是以汴州为据点的朱温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称帝，是为后梁太祖，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五代时期自此正式开始。 朱温本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受唐封为宣武节度使，据汴州。此后，他逐渐攻占了蔡、徐、郓、曹、齐、濮等州，扫除了今华北的许多武装割据势力。天复三年（903），又战败称霸秦陇、挟持唐昭宗的李茂贞，消灭了长期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中唐以来的强藩魏博、成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后梁建国以后，除今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乾化二年（912），朱温为其次子朱友珪所杀。次年，第三子朱友贞平乱后，即帝位。此后，后梁连年用兵，征敛苛重。贞明六年（920），陈州人毋乙、董乙领导农民起义，势力扩及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蔡三州，后虽被镇压，后梁也开始衰败。 后梁“开平元宝” 后唐“天成元宝” 唐中叶后，迁居今山西境内的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参加镇压黄巢起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他控制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唐昭宗封他为晋王。朱温灭唐以后，他以拥护唐朝为名，与后梁交战不休。后来，他的儿子李存勗乘后梁内乱之机攻取河北，累败梁军，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龙德三年（923），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是为庄宗，改元同光，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他派兵南下，攻占开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亡。后唐统一了华北地区。不久，后唐迁都洛阳。同光三年（925），后唐又派兵六万攻灭前蜀。但存勗宠任伶官、宦官，朝政不修，又任用租庸使孔谦敲剥百姓，统治出现了危机。次年，魏州骄兵发动叛乱，后唐庄宗李存勗在一片混乱兵变声中被杀。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继位，是为明宗。他诛杀孔谦，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李嗣源在位八年，战事稍息，农业生产凋敝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有的小康之世。长兴四年（933）明宗病，子从荣企图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未成。明宗死后，子从厚继位。次年，明宗养子从珂起兵夺取了皇位，国内陷入混乱状态。 后晋“天福元宝”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他乘后唐内乱，于清泰三年（936）夏上表称臣，并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以幽蓟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援助，开始夺取后唐政权。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于太原，是为后晋高祖，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闰十一月，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亡。天福二年（937），后晋迁都汴州，三年升为东京开封府。石敬瑭除割地外，还岁贡绢三十万匹和其他玩好珍异之物。七年，石敬瑭死，侄石重贵继位（史称出帝或少帝）。他在主战的景延广等人影响下，对契丹颇不恭顺。耶律德光便在降将赵延寿等人协助下，与后晋交战五年。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军攻下开封，俘虏后晋出帝石重贵，将其北迁，后晋灭亡。次年，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辽帝占领中原以后，不给骑兵粮草，纵使他们四出掠取，称为“打草谷”，中原民众群起反抗。同年，辽帝被迫引众北还。 刘知远是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时，他广募士卒，有步骑五万人，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辽帝将出帝迁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称帝，是为后汉高祖，仍用天福年号。随后，他统兵南下，定都开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那时的中原，因契丹掳掠而残破不堪，公私困竭。刘知远死后，护国（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永兴（今陕西西安）、凤翔三节度使连衡抗命。后汉虽出兵讨平，朝廷内部的将相矛盾又趋尖锐。乾祐三年（950）冬，隐帝刘承祐不甘受将相所制，杀杨邠、史弘肇、王章等权臣，又派人去谋害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郭威。 郭威当时出镇邺都，督抚诸将，北御辽国。隐帝杀他未成，郭威遂引兵南下，攻入开封，隐帝被乱兵所杀，后汉亡。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帝位，是为后周太祖，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仍都开封。后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改变中国北方的残破局面。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出兵击败后蜀，收复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亲征南唐，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年，又收复了辽占领的莫、瀛、易三州。同年，柴荣病死。次年，赵匡胤（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 十国的分立南方九国中，前蜀与后蜀大致前后衔接，吴与南唐前后相承。 唐末，王建据有西川，后又取东川。天复三年（903），受唐封为蜀王，占地北抵汉中和秦川，东至三峡，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土十分富饶，但自光天元年（918）后主王衍继位后，蜀国朝政浊乱，卖官风气盛行，赋敛苛重，主荒民怨。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攻灭前蜀，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训练兵甲，后攻取东川，杀董璋。长兴四年（933），后唐封他为蜀王、东西川节度使。次年，孟知祥称帝，建元明德，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于成都。同年，知祥死，其子孟昶继位。契丹灭后晋之际，后蜀又得秦、成、阶、凤四州，拥有前蜀的故地。孟昶统治后期，君臣奢纵无度，朝政腐败。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 雕像砖（后周广顺二年，952） 山东滕县大石村后周墓出土 唐末，杨行密据淮南二十八州，天复二年（902）受唐封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传四主。当时，大将徐知诰掌握大权，他访求贤才，杜绝请托，减轻赋敛，二十余年间休兵息民，国家得以富强。顺义七年（927），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昇元。次年改姓名为李昪，改国号唐，史称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占有今江苏、江西和皖南、鄂东南等广大地区。李昪对外结好邻邦，对内整饬朝政，并禁止压良民为贱民，派人视察民田，按肥瘠分等收税和调兵派役，史称江淮之地，“频年丰稔”。昇元七年（943）李昪死，其子李璟继位。保大三年（945）派兵攻灭内乱中的闽国，占领汀（今福建长汀）、漳（今属福建）、建（今福建建瓯）、泉州，加上新增置的泰、筠（今江西高安）、剑（今福建南平）州，共计三十五州，成为南方的大国。此后，李璟日益骄侈，朝政浊乱，任用非人，赋役繁重。保大九年，南唐出兵灭楚，收掠其金帛、珍玩、仓粟等，徙运金陵，大失楚地民心，湖南诸州得而复失，南唐国力迅速衰败下来。交泰元年（958），李璟献江北、淮南十四州。去年号，称臣于后周。宋建隆二年（961），李璟死，子李煜即位，是为后主。开宝八年（975），宋发兵南下渡江，攻破金陵，后主李煜被俘，南唐亡。 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来，他吞并浙东，占有两浙十余州之地。唐昭宗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后梁封他为吴越王。吴越国土狭小，北邻强大的吴（后为南唐）。钱镠戒约子孙，世代交结中原朝廷，借以牵制吴和南唐的侵扰。钱氏统治的八十多年间，吴越地区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镠纳土入朝，吴越亡。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任王潮为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后梁封审知为闽王。王审知统治近三十年，他力行节俭，轻徭薄敛，境内富实安定。审知死后，国内常有乱事，政局非常不稳。闽政权的继承者都崇信道教巫术，他们大兴土木，除了盖宫殿外，还营造了许多工程浩大的道观。费用不足，便公开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保大三年（945），闽为南唐所灭。 马殷在唐末占有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诸州，被任为湖南节度使，进而占有桂管的梧、贺等州，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楚王，在长沙建宫殿，专制一方。马殷死后，诸子纷争，政刑紊乱。保大九年（951），南唐发兵灭楚。 唐朝末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刘隐，逐渐平定那里的一些割据势力，以后，据有西自邕州（今广西南宁南）、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后梁贞明三年（917），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不久改称汉，史称南汉，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刘岩及其继承人都残暴荒淫，境内曾爆发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 开平元年（907），后梁大将高季兴被任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同光二年（924）后唐封他为南平王，所以荆南又称南平，荆南原有地八州（一作十州），唐末，多被邻道所占，高季兴割据后，南平仅占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在十国中最为弱小。其统治者只有向四周称帝各国称臣，求得赐予。建隆四年（963），南平为宋所灭。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是北汉。广顺元年（951），当郭威灭后汉称帝时，刘知远弟太原留守刘崇也占据河东十二州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土瘠民贫，赋役繁重。统治者结辽为援，守境割据。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兵攻克太原，北汉亡。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境内的其他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还先后存在过其他政权组织：刘守光建燕国于河北北部（895～913）；李茂贞称岐王于凤翔（887～923）；党项羌拓跋氏雄踞夏（今内蒙古白城子）、绥（今陕西绥德）等地；在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有归义军曹氏政权；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州有回鹘可汗，史称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今新疆地区还有于阗等国；今青海、西藏一带有陷于分裂状态的吐蕃政权；今云南地区先后出现了大长和（902～928）、大天兴（928～929）、大义宁（929～937）、大理国（937～1254）等，都是南诏政权的延续；在东北有建国于盛唐时的渤海国（713～926）；居住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契丹族，在唐朝灭亡的同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势力日强，贞明二年（916）建立契丹国。后唐时，契丹攻灭渤海国，南向争夺中原。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大辽，改元大同。自此以至于北宋，一直与中原王朝对峙。 五代十国前期形势图 五代十国后期形势图 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唐末以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受到割据藩镇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如蔡州秦宗权所到之处，肆意烧杀，中原地区千里没有人烟。朱温与时溥连年交战，徐、泗、濠三州人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朱温战败河北刘仁恭时，自魏州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五百里内死尸遍地，其中定州（今河北定县）一战，就杀死了六万多人。后梁与晋之间连年战争，使今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后梁还数度决开黄河以阻挡晋兵，致使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唐代繁荣的东都洛阳迭经战乱，变成了瓦砾堆，荆棘丛生，在籍的民户还不满一百户。后唐以来，华北平原地区又不断遭受契丹侵扰，卢龙镇所属诸州均遭摧残。后晋时，契丹骑兵深入中原内地，所过之处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民被杀死十余万人。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在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地饿死或流徒他处。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其中有十八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越窑云纹壶 浙江临安吴越墓出土 南汉青瓷六系盖罐广东番禺石马村出土 岳州窑莲瓣瓶 湖南长沙楚墓出土 赋役剥削苛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虽然在某些地区有所发展，但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还是相当苛重的。当时，仍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较，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封建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 由于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沉重。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朱温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兵役以外，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也层出不穷。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治制度的一些变化 枢密使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号称“四贵”，往往侵夺相权，威逼皇帝。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三司使唐初，财务主要由户部下辖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管。中唐以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常由非户部的官员分别以判、知或使的名义分管。唐昭宗在位时，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才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北宋前期三司理财的体制也是沿袭五代的。 削弱节度使权力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长期称雄的河北诸镇在后梁、后唐之际被制服以至被消灭，就是因为自后梁始，禁军开始强化。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借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骄兵逐帅、帅强叛上的情况依然存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就节度使本身而言，通过以上的削藩措施，它的实力已比唐代减弱。 后周的改革与分裂局面的结束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在后晋、后汉之际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广顺元年（951）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政治经济改革 郭威出身贫穷，颇知民间疾苦。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和土特产；免除正税之外的一些苛敛；废免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并将民间牛皮一律官收的办法改变为按田亩多少分摊；停废营田，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鼓励农民耕垦荒地，留心农田水利。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比较乐于附籍。至广顺三年，后周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三万多户。 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进改革。政治上，他澄清吏治，赏罚严明，大臣犯罪，同样法办。又提倡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他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对来自西川、淮西和河东等处的流民，一律分给荒闲田地作为永业。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规定田主在三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年内回归的，给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屋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等的限定，都相对放宽。周世宗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编制《均田图》颁发州镇长官，还派遣使臣三十四人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当时征收正税多不在农作毕功之后，显德三年，后周下令三司：夏税于六月一日、秋税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以便人户交纳。官府一再动员民众修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堵塞黄河决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齐、济运路；又浚汴口，引河水达淮，使漕运畅通。其时，各地寺院林立，隐匿编户甚多。显德二年，诏废闭寺院三万余所，除了皇帝批准的僧尼数额以外，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销毁铜佛像和民间铜器铸钱，使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有所改变，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发展。 修订刑法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因仍唐旧的律令，有的已难解释。显德四年，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整军与统一战争 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以后，朱温以宣武军（汴州军号）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禁军，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改为侍卫亲军，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是为侍卫司。后周又增置殿前司，也有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置殿前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之上，而侍卫司分置马军和步军两指挥使，不置都指挥使。 显德元年，周世宗初即位，北汉兴兵攻潞州，世宗率领大军亲征，战于高平，这次战役虽然击退了北汉、辽联军，但也暴露了禁军不守军纪、战斗不力之弊。侍卫司的马军和步军两个指挥使樊爱能、何徽临阵溃退并劫掠辎重，还扬言周军已败。世宗处决了这两个指挥使和中级将校七十余人，整肃了军纪。高平之役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充兵，班师后，世宗便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选拔精锐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强大的劲旅，为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显德二年，周世宗命一些臣僚各撰写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其中王朴的《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建议先取南唐江北诸州，继取江南、巴蜀、岭南，最后才攻取太原。这一建议成为后周和以后北宋统一全国的指导方针。就在这一年，周世宗出兵后蜀，收回秦、凤、成、阶四州。次年发兵攻南唐，经过三年苦战，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从此，加强了对江南的军事优势，充实了国家的人力、财力。显德六年四月，乘辽内部纷争之机，世宗统率水陆大军北伐，不到两个月便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五月，正当周军胜利向幽州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六月世宗卒，子宗训即位，年仅七岁。显德七年（960）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制造辽兵南下的假情报，统兵出征，在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京，废后周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宋。 宋建国后，先集中兵力平定统治领域内的反抗力量，随后，采纳赵普建议，先削平南方的荆南、南汉、南唐、吴越等国，统一了南中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出兵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归降。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 五代十国的科技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的科技文化，承唐朝之后，继续有所发展。 雕版印刷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比较发达的西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932），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抄写做注，雇雕字匠人刻版印卖。这项工程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刻印完毕。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后蜀也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史学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旧唐书》是这一时期撰成的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后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后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至开运二年（945），刘昫、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诗词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绘画五代十国的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参见彩图插页第56页） （张泽咸） 五代十国都城 五代十国都城 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都城的选择，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承续和变迁。 唐末朱温以黄巢部将降唐，唐授以宣武军节度使，镇汴州（今河南开封）。此后二十余年，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兼并了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开平元年（907）四月，就在汴州篡唐即帝位，国号梁，史称后粱，改汴州为东都开封府，原东都河南府（洛阳）为西都，原西京京兆府（长安）称西京，改府名为大安。汴州是隋唐以来漕运枢纽，至此成为中原地区政权的首都。开平三年正月迁都洛阳；乾化三年（913）均王友贞以东都留守开封尹即帝位，又以开封为首都，直至龙德三年（923）十月城破国亡。 同光元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即帝位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旧城），国号唐，史称后唐，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以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为西京，以镇州（今河北正定）为北都真定府。魏州濒临永济渠，为河北平原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安史之乱后为河北三镇之一魏博节度使治所；镇州是河北平原中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河北三镇之一成德节度使治所；太原在唐代为北都，是李克用据有河东以来的根据地。同年十月灭后梁，复唐制：以太原府为北京，以长安为西京京兆府；罢北都真定府，复为镇州；罢东京开封府，复为汴州。十二月迁都洛京（洛阳）。同光三年改东京（兴唐府）为邺都，以洛京为东都。天成四年（929）又罢邺都。时以东都洛阳为首都，西京长安、北京太原为陪都。 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于太原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闰十一月入洛，灭后唐，仍都洛阳。天福二年迁都汴州，三年升汴州为东京开封府，改东都洛阳为西京，罢原西京为晋昌军，复建邺都于广晋府（上年以兴唐府改），北京太原府依旧，时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西京、北京、邺都均为陪都。 开运四年（947）正月辽入开封灭后晋，废东京，降开封府为汴州。同年二月刘知远于太原即帝位。六月入汴，国号汉，史称后汉，复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建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北京、邺都因袭不改。广顺元年（951）邺都留守郭威灭后汉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仍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显德元年（954）罢邺都。建隆元年（960）赵匡胤代周称帝，建立宋朝。乾祐四年（951）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政权，广运六年（979）为北宋所灭。吴因唐淮南节度使旧治都扬州。武义元年（919）改称江都府。次年升昇州（今江苏南京）为金陵府，天祚二年（936）以金陵府为西都。次年改府名为江宁，此年冬徐知诰受吴禅即帝位于江宁，国号唐，史称南唐，以江都府为东都。显德五年（958）江北地入后周，后周复以江都府为扬州。次年南唐主李璟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游”，谋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改洪州为南昌府，建为南都。建隆二年（961）迁都南昌，太子煜留江宁监国。同年璟死，煜袭位于江宁。开宝八年（975）亡于宋。吴越都杭州，号西府，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东府。闽都福州，龙启元年（933）升为长乐府。永隆二年（940）后，闽主王氏兄弟争国，天德元年（943）据有建州（今福建建瓯）的王延政另建殷国，三年正月，攻下福州，复国号曰闽，仍都建州，以福州为南都。同年南唐攻下建州，闽亡。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荆南）都江陵（今属湖北）府。楚都潭州（今湖南长沙），天成二年（927）升为长沙府。保大九年（951）南唐灭楚，次年，朗州（今湖南常德）将领刘言、王逵、周行逢等起兵逐唐兵复有楚地，直至乾德元年（963）湖南首府都在朗州。南汉都广州，乾亨元年（917）升为兴王府。 五代十国都城的选择和变迁，反映了唐末以后各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兴衰和转移。以中原而言，长安、洛阳在周秦汉晋以至隋唐迭为首都，但自中晚唐以来降及五代，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转移到了江南，军事上由于主要边患不再是西北的匈奴、突厥，而变为东北的契丹，河朔的地位日显重要。统治黄河流域的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必须考虑到便于与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所以五代择都，已摈弃长安。五代共五十四年，洛阳为后梁、后唐、后晋三代首都共十九年，开封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首都共三十四年。初期徘徊于洛阳、开封之间三十年，后晋天福三年以后二十余年终于因开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地理位置优于洛阳，而被定为首都，并为继起而完成统一的北宋所沿袭。 就南方而言，有的地方政权的都城是继承原来该地区的传统政治中心。如前蜀后蜀的成都府，南平的江陵府，南汉的兴王府等。经割据政权数十年的经营，城市繁荣往往有所发展。有的则由于该地区形势的变化，政治中心也随之变迁。如吴越之地唐时分隶浙东、浙西二道，浙东治越州，浙西贞元（785～805）以后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唐末钱镠先据浙西（不全），继并浙东，故选择地位适中的杭州为浙西治所，以控制两浙，入五代遂为国都，经吴越数十年治理，至北宋雄称为东南第一州，为南宋定都于此奠定了基础。杨吴都城扬州，隋唐时为长江下游第一都会。五代时南北分裂，划淮为界，扬州失去南北水运枢纽的地位，又因临近敌境，不利固守。故掌握杨吴实权的徐温先于天祐五年（908）遣养子知诰经营“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昇州，十四年亲自移驻其地，使之成为杨吴境内实际政治中心。温死，知诰嗣位，仍镇金陵（后改名江宁）。昇元元年（937）徐知诰（即李昪）代吴，建立南唐，即以此为都。楚都长沙府历来为湖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唐末又于朗州置节度使，五代初为楚所并，但在楚境内一直成为另一政治中心。南唐灭楚后至宋平湖南十余年间，湖南的首府遂移在朗州。闽都福州是福建地区的传统政治中心，也是唐安史之乱后福建观察使或节度使的治所。闽亡前夕一度出现福（州）、建（州）即闽、殷二政权的对立和统一，后仍以闽为国号而都建州之局，这只是一种极短期内的变态。南唐灭闽后，闽地三分，南唐得建、汀，吴越得福州，而泉、漳为当地人留从效、陈洪进所有，称清源军、平海军，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始纳土归宋。 （邹逸麟） 五户丝 五户丝 见科差。 五军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明朝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的总称，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朱元璋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为枢密院，又改之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永乐元年（1403），建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于北京，后仍分五府，称“行在”中、左、右、前、后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二字，洪熙元年（1425），复称“行在”。宣德三年（1428），革“行在”都督府。正统六年（1442），复建五府，无“行在”字。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除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卫所。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所属皆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和给由，皆由吏部。其他如武官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之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移与相关机构会同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每逢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调领五军都督府所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可见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已渐缩小，至永乐后已尽归兵部，时所谓五都督，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这是明代加强皇权的重要步骤之一。 （吴量恺） 五均六筦 五均六筦 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公元10）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筦。其名称是在当时托古改制的风气下，由儒家刘歆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王莽企图表面上说要以此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但实际上首要目的是增加新莽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为构成这一国家的政权基础的豪族权门大谋私利。 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都系承袭汉武帝刘彻以来旧制。酒的专卖，武帝时一度施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后废除，改收酒税，新莽时恢复专卖，规定卖酒毛利三分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费用，七分作为纯利入官。名山大泽产品的征课，过去亦曾实行。这时更规定，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的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收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为“贡”（相当于后世的所得税），经营这些产品不向政府申报和申报时有隐瞒的，产品没收，并罚一年劳役，以示惩诫。 五均赊贷，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制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主要在几个大城市中施行，也旁及郡县。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当时将六个实行五均的大城市，即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称为五均市，原长安市令及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其他郡县设司市，大体由地方官兼任，统称市官。市师下有交易丞五人，又称均官，钱府丞一人，又称钱府官，分别掌管均平物价、收税和赊贷事宜。 五均是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百分之三，即年利百分之三十六）。 新莽推行的五均六筦和武帝时的经济管制措施作用不同。武帝时封建国家尚不甚腐朽，也能基本控制为国家推行政策的官吏，因此这些措施收到了若干积极的效果。而新莽时政权已很腐朽，大工商主出身的推行这些政策的官吏已非封建政权所能控制，因此类似的措施反而起了破坏经济的作用。推行五均六筦措施的大商人与地方政府、豪民富户狼狈为奸，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操纵价格，盘剥百姓。平抑物价的市官收贱卖贵，甚至以贱价强取民人货物。赊贷过期不还，便要罚作刑徒。官府收税十分烦苛，饲养牲畜乃至妇女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和商贩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连不事生产的城市居民也要纳税。而且条法苛细，处罚严酷，重的甚至要处死刑。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乃至居民均受其害。结果工商业遭到极大的破坏，五均六筦成了对人民的暴政。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2）才准备废除，第二年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宁可） 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 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初次提出于1906年12月2日。是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在演说中提出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将实行行政、立法、裁判、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均未制订此项宪法。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和教育会的演说中，再次以“五权宪法”为题阐述了这一原则。1924年4月22日，五权宪法以“中央政府当设立五院”，其序列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以试行五权之治”，载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作为政权建设原则而固定下来。 （曾业英） 五人墓 五人墓 明代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斗争中殉难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之墓。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巡抚毛一鹭阿附魏忠贤，残酷压迫、盘剥人民，激起市民强烈不满。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吏部员外郎周顺昌。顺昌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故苏州城乡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而不期群集。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大声喧哗，哭声四起。市民颜佩韦率先向两台使讼周顺昌冤，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四人亦偕诸生求其疏救，跪乞至午不起。缇骑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遂蜂拥而前，攀栏折楣，直前奋击。缇骑二人当场毙命，余负伤鼠窜，毛一鹭赖苏州知府寇慎等保护得免。事后，苏州府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并连夜将周顺昌解走。毛一鹭则飞章告苏州民反，并三上疏，欲以擒获首乱功自解。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时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当地人士感五人之义，将他们合葬于虎丘之侧，题称“五人之墓”。复社领导成员张溥为作“五人墓碑记”。 苏州五人墓“义风千古”牌坊 （许敏）W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爆发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全国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现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下，同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枪杀了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工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号召各界大力支援。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外国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一万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四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被巡捕逮捕。上海租界工部局准备在5月30日进行非法审讯被捕的工人和学生，还决定对租界内的华人加强镇压和限制，并要越出租界筑路，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到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讲演，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等。英巡捕又拘捕学生一百多名，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赶到捕房周围，要求释放学生。英国巡捕蓄意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五卅惨案。6月1日，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人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二十多万工人。还有五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款等十七项要求。（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 广州各界为五卅惨案举行游行示威 帝国主义用屠杀手段镇压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地──上海南京路老闸捕房 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焦作、水口山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矿区，一千二百多万群众，先后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省港大罢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下，单独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工人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得胜利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标志着中国人民觉悟的迅速提高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参考书目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5。 《五卅运动史料》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1986。 （蔡钊珍）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0页） 五四运动时，街头张贴的“毋忘国耻”的标语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受到热烈欢迎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参考书目 《五四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79。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郑则民） 五院 五院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置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的总称。 行政院192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下设内政、外交、军政、海军、财政、实业、教育、交通、铁道九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和一卫生署（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屡有裁并增置），分掌各有关职权。各部设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常任次长各一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院长综理院务，监察所属机关，任免行政官吏，主持行政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行政院会议得议决以下事项：①向立法院提出的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②荐任以上行政官吏的任免；③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间不能解决的事项；④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 立法院1928年12月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但非代表民意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等权，并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指挥所属机关，提请任免立法委员，主持立法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委员四十九至九十九人，任期两年，得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和律师业务。设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军事五常设委员会，并得根据事实需要，增设临时性的特种委员会。 司法院1928年11月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司法院会议，并经最高法院院长及所属各庭庭长会议议决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下设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掌司法行政、司法审判、行政诉讼、官吏惩戒职务。 考试院1930年1月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领导并监督所属机关，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院务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分别依法行使考选和铨叙职权。 监察院1931年2月1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命所属官吏，主持监察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监察委员十九至二十九人，任期无定，依法享有特殊保障，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下设监察使署和审计部。 参考书目 钱端升、萨师炯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 董霖编著：《中国政府》第2册，世界书局，上海，1941。 许崇灏：《中国政制概要》，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 （曾业英） 五铢钱 五铢钱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的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约3.33克），故名。 汉初，币制混乱，所铸的各种铜币承袭秦制，文虽仍称半两，但实际重量远较半两为轻。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面，民间私铸者多，钱质恶劣，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私人铸钱。武帝即位后，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铸钱，民间也私自铸钱。因盗铸有重利可图，致罪者虽多，却无法禁绝。私铸者还往往磨取官钱的铜屑以盗铸钱，官钱也因此逐渐减轻，同私铸的劣币一样。“钱益多而轻”，物价高涨，币值低落。 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 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前122～前111），政府企图借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需巨款赈贷。因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张汤主持下，造白金（银锡合金）币及皮币（未广泛流通）。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四铢钱），另铸“文如其重”的三铢钱，以广流通。法令虽严禁私人铸钱，但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五年春，罢三铢钱，改行五铢钱。这时钱由郡国铸造，各地从中取利，钱多轻，私人盗铸者亦多。五年间，汉因盗铸金、钱遇赦免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万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铸钱，由京师钱官铸赤仄钱。以精铜精工制成，一枚当郡国所铸的五铢钱五枚使用，规定赋税、官用必需用赤仄钱。未久，白金终废不行，赤仄钱因与五铢钱比价不合理，私铸更多，使用不便，币制混乱，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政府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一说为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钟官直接掌管铸造，技巧主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致解决，币值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货币统一以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进一步获得了经济上的保证。 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制作精整，有外廓可保护钱币不被盗磨，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约一百二十年中，共成钱二百八十亿余。王莽统治期间，屡易货币，并禁用五铢钱，造成极大混乱，但民间仍私用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重铸五铢钱，改由太仆属官考工令主管，郡国也可铸造。东汉五铢钱制作轻薄，由传世的大量东汉五铢钱可见。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廓，亦称“角钱”。汉末董卓于献帝初平初年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这是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结果是货轻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一度钱货不行。东汉以后各朝，仍继续沿用五铢。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一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罢，流行了七百多年。 （宁可）W 伍廷芳 伍廷芳 （1842～1922） 清末民初时期政府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其父伍荣彰在南洋经商。伍廷芳于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生于新加坡。1845年随父归国，十三岁往香港入圣保罗书院，1861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三年后获大律师资格，到香港任律师、法官。1896年任清政府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并两次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12月被南方独立各省推为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助孙中山制定和颁布一些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制和法令。袁世凯篡权时，退居上海，反对帝制。1916年11月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年，在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中，伍站在黎元洪一边，于5月任代总理，协助黎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6月，因拒绝在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被免去代总理职务。 1917年9月伍廷芳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次年5月改任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兼任外交和财政部长。为抵制桂系的黑暗统治，他脱离军政府，携印信、税款于1920年4月前往上海。伍廷芳从现实斗争中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态度，日渐与孙中山紧密合作。11月随孙中山回广州，恢复军政府。次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他为外交兼财政部长，并一度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兼任广东省省长。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出兵讨伐直系军阀。6月16日陈炯明叛变，伍廷芳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17日亲登永丰军舰与孙中山会晤，接受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但英、美等国置之不理，仍助叛军夺取广州。他愤而病发，于6月23日在广州逝世。 （郑则民） 武昌民变 武昌民变 见城市民变。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见辛亥革命。 武丁 武丁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祭祀武丁的甲骨卜辞拓片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西面的菋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胡厚宣）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武汉的战役。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企图攻取武汉，以逼迫中国政府屈服。日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二、第十一军，共九个师团及三个旅团和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约二十五万兵力，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西进，合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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