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生涯-10

两个晚上之后，马克斯·凯洛格带着卷宗、笔记、照片和银行汇票副本，坐在局长家的图书室里向局长作了汇报。他极度劳累、筋疲力尽，他所完成的工作量通常需一个工作小组在双倍的时间内方能完成。他的眼睛周围已出现了黑眼圈。局长坐在橡木老餐桌的对面。那桌子是他专门吩咐后放在他们中间的，以摊放大量的文件资料。这位老人似乎佝偻在他的那件吸烟罩衫内，灯光照在他那歇了顶的起皱的头皮上，眉毛下他的那双眼睛注视着凯洛格，并不时地闪向递过来的文件。当凯洛格最后说完了时，他问：“没有疑点了吧？”凯洛格摇摇头。“吟游诗人提供了27点证据。26点相符。”“全是非主要的细节证据吗？”“是的，除了三名银行出纳员的证词，他们确认了身份——从照片上，当然。”“光凭细节证据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吗？”“能，先生。这有许多先例和大量的文献，认定谋杀并不是非有尸体不可。”“不需要供认吗？”“没必要。而且几乎肯定不会供认的。这是一个聪明、老练。顽强和非常有经验的特工。”中情局局长叹了一口气。“回家去吧，马克斯。回到老婆身边去吧，保持沉默。我再次需要你时会派人来叫你的。没有我的话你不要回到局里去。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他朝房门挥了一下手。马克斯·凯洛格起身离开了。老人召来一名助手，命令拍发一份仅供看阅的加密电报给伦敦的乔·罗思。电文上简单地写着：立即返回，老路线。向我汇报，老地方。上面签了一个编码的单词，以向罗思表示该电报直接来自于中情局局长。在那个夏日的夜晚，乔治城的阴影加深了，一位老人心头的阴影也加深了。局长孤独地坐着，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想起了朋友们和同事们。那是一些年轻有为的男人和女人，被他派往大西洋彼岸，但因为一名奸细、一名叛徒，他们死在了审讯室里。那时候是没有借口的，没有马克斯·凯洛格去筛选出证据；那时候也没有仁慈——对一名告密的奸细是没有仁慈的。他凝视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照片。“你这个狗杂种，”他柔和地说。“你这个吃里执外的双料特务。”第二天，一名信使走进麦克里迪的办公室，放下一只从译码室取来的信封。麦克里迪正忙着，他示意丹尼斯·冈特拆开来。阿特看过一遍，吹起了口哨，并把电文递了过去。这是来自于兰利的中情局一份请求：凯文·贝利在欧洲度假期间不得接触机密情报。“奥洛夫？”冈特问。“让我说中了，”麦克里迪说。“可我该如何使他们相信呢？”关于这事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用一只死信箱给基普赛克发去一份信息，要求尽快会面一次。中午时分，他接到MI－5 局机场驻勤处发过来的一份例行情况通报。该通报说，乔·罗思又离开伦敦赴波士顿了，还是使用同一本假护照。同一天晚上，因跨越大西洋两节省了5 个小时时差的乔·罗思，坐在了中情局局长庄园内那张餐桌的旁边。局长坐在他的对面，马克斯·凯洛格坐在他的右边。老人神情严肃，而凯洛格只是紧张。头天晚上当他抵达在亚历山大的家中时起，至被用电话召回到乔治城之间，他差不多睡了整整24个小时。离开时他曾把他的所有文件和资料都给了局长，但现在它们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了。“重复一遍，马克斯。从头开始。就像你向我报告过的那样。”凯洛格看了一眼罗思，扶了扶眼镜，从高高的一堆文件中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1967年5 月，凯文·贝利作为一名驻勤情报官被派往越南。这是对他的任命书。他被分配到‘凤凰计划’小组。这你是听说过的，乔。”罗思点点头。在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国人组织了一次行动，试图扭转因越共采取在当地人口中通过有选择的公开和野蛮的杀戮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方法是用反恐怖对付恐怖分子，以查明和消灭越共积极分子。那就是凤凰计划。到底有多少个越共嫌疑分子未经证明或审判而被送上了西天，从来未有过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该数字有2 万，中情局估算为8 千人。到底多少个嫌疑分子是真正的越共也仍然是一个谜，因为越南人很快形成了一种把任何怀恨的对象指控为越共。人们家族世仇。部族争斗、土地争议，甚至因债主亡故而欠债未还而受到了指控。受指控的人通常被交给了南越秘密警察或南越军队。他们所经历的审讯和死去的方式可堪称为别出心裁。“有些年轻的美国人，刚从美国出来，看到了那里不堪人目的血腥场面。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需接受心理治疗。一个人转变了，内心转变了，转向交战对方的立场上去了。那个人就是凯文·贝利，如同乔治·布莱克在朝鲜时变节一样。这方面我们没有证明，因为变节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后来的证明表明这种假设是绝对合理的。”“1968年发生了我们所称的高潮经历。贝利在那次大屠杀后4 个小时出现在美莱村。你还记得美莱吗？”罗思又点点头。这全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事他记得很清楚。1968年3 月16日，美军一个步兵连来到了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怀疑村里也许隐藏着越共或越共的同情者。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失控并变得狂暴，只是后来才不太确切地有过总结。当时在他们的提问没有得到答复时，他们立即就开枪了，而射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直至450 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打死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村子。18个月以后这消息才传到美国，差不多3 年后连长威廉·卡利中尉才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但凯文·贝利是在4 个小时后到达现场的，而且全都看见了。“这是他在当时写的报告，”凯洛格说，一边递过来几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由一个被吓坏了的人所写的。不幸的是，似乎这次经历使贝利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6 个月后，贝利报告说他招募了两个越南表兄弟，阮文卓和武原干，并把他们渗入到越共自己的情报组织中去了。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是许多成果中的第一个。按贝利的说法，他把那两个人操纵了两年。但按奥洛夫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是那表兄弟俩操纵了他。看这个。”他递给罗思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两名越南男子，拍照时的背景是丛林。一个人的脸上被打了一个叉，表明他现在已死。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晚得多了，背景是一个楼下阳台，放着几把藤椅，一组越南军官在休息、喝茶。那个端茶的服务员在对着镜头微笑。“那服务员后来成为难民，坐木船到了香港。这张照片被他视为珍宝，但英国当局对这群军官很感兴趣，于是拿走了照片。看服务员左边的那个人。”罗思看了一下。那是阮文卓，已老了10年，但是同一个人。他佩带着高级军官的肩章。“他现在是越南反间谍局局长，”凯洛格说。“论点得到了证明。”“接下来我们有吟游诗人的宣称，即贝利是在西贡被交给了克格勃。吟游诗人说出了现已死去的一个瑞典商人的名字，那是1970年时克格勃在西贡的驻勤特工。我们自1980年起就已经知道那商人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瑞典的反间谍机构早就剥去了他的伪装。他根本不是来自于瑞典，所以他很可能来自于莫斯科。贝利很可能见过他，只要他想见。“接下来是东京。吟游诗人说同年，也就是IWO 年，德洛兹多夫亲自去过那里，并接管了贝利，给他起了个雀鹰的代号。我们不能证明德洛兹多夫当时在东京，但吟游诗人把日期说得很准确。而那段时期贝利是在那里。这里是他乘坐美利坚航空公司、我们自己飞机航班的行程。全都相符。他于1971年回到美国，已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克格勃特工。”此后，贝利在中南美洲担任过两个职务，在欧洲担任过三个职务。在中情局领导层里爬上高级情报官的职位后，他还多次去过欧洲视察驻外情报站。“你喝点饮料吧，乔，”局长咆哮着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吟游诗人说出了四家银行的名字，他在莫斯科的工作部门把付给那叛徒的现金存进这些银行。他甚至还记得那些转账的日期。这是四个账户，分别属于他报出了名字的那四家银行，在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这些是存款单，是大额现金。支付全是在账户开立后一个月以内。一张照片让四名出纳看了；有三名指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开立账户的人。这张照片。”凯洛格把凯文·贝利的一张照片从桌面上移过去给罗思。罗思凝视着那张脸，似乎那是一个陌生人脸。他难以置信。他与那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见过他的家人。照片上的那张脸毫无表情地回视着他。“吟游诗人给了我们克格勃说占有的5 份情报，而这些情报是不该由克格勃占有的。还有这些情报被克格勃获得的时间。每一份情报只有凯文·贝利和其他极少数几个人所知晓。“即使贝利所获得的几次成功，就是使他官运亨通的几次漂亮的行动，也是由克格勃向他泄露了情报，是克格勃所作出的真正的牺牲，以巩固他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吟游诗人说出了由贝利所开展的四项行动的名称。他说对了。除了他声称这些行动全是由莫斯科同意的，而我们担心他这句话也是对的，乔。”“这样，奥洛夫方面共有24项准确的证据，其中21项对应起来了。还剩下3 项，全是最近的事。乔，那天奥洛夫在伦敦打电话给你，他称呼你什么名字？”“海斯。”罗思说。“这是你的职业名字。他是怎么知道的？”罗思耸耸肩。“最后，我们来看看奥洛夫指名后发生的两名间谍被杀事件。贝利告诉过你把奥洛夫的产品先交给他，当面递交，是吗？”“是的，但那很正常。这是特别行动的项目，应该是机密材料。他要先核对一下。”“当奥洛夫说出了那个英国人——米尔顿—赖斯时，贝利先生得到了消息吗？”罗思点点头。“英国人是5 天后才知道的吗？”“是的。”“而米尔顿—赖斯在英国人抓住他之前死了。雷米亚茨也同样。对不起，乔。天衣无缝。证据实在太多了。”凯洛格合上了他的最后那份卷宗，让罗思去盯视着摆放在他面前的那些材料：照片、银行说明、机票、行程。它像一幅拼字游戏图，组合起来了，一件不少。甚至连动机，在越南时的那些可怕的经历，也是符合逻辑的。凯洛格得到感谢后离开了。局长凝视着桌子对面。“你怎么认为，乔？”“你知道英国人认为吟游诗人是假投诚吗？”罗思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把伦敦的意见告诉你了。”局长恼怒地作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证据，乔。你曾经向他们要过确凿证据。他们提供给你了？”罗思摇摇头。“他们说过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份高级财产吗？那人检举揭发了吟游诗人吗？”“没有，先生。山姆·麦克里迪先生对此作了否认。”“所以，英国人是在放屁，”局长说。“他们没有证据，乔，因为他们没能得到吟游诗人，他们就把葡萄说成是酸的。这些才是证据呢，乔。每一页都是证据。”罗思无言地注视着那些材料。明白了他曾经与之亲密地一起工作过的那个人原来多年来一直在恶意地背叛着自己的祖国，这如同一颗炸弹在他的内心炸响。他感到恶心。他静静地说：“你要我做什么呢，先生？”局长站起来，开始在他那间优雅的图书室内踱步。“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由总统亲自任命的。我承担着尽我最大的努力才能保护这个国家免受她的敌人破坏的职责。敌人，有些在内部，有些在外部。我不能，也不会去总统那里告诉他，我们又有了一个大丑闻，这使得过去所有的叛变投敌全像是小儿科事件。“我不会去暴露他，以免遭到新闻媒体的狂暴指责和外国人的惊奇。不会有逮捕和审判，乔。审讯已在这里完成了，结论也达成了，判决应由我来作出，愿上帝帮助我。”“你要我做什么呢？”罗思重复说。“在最后的分析中，乔，我已经坚强地经受住了被破损了的信任、被诋毁了的秘密、信心的丧失、土气的损毁、专揭短处的媒体和暗中取笑的外国人。但我无法在心目中去除那些道叛徒出卖的特工、寡妇和孤儿的形象。对于这个叛徒只有一个定论，乔。“他不能返回这里，永远不能。他的双脚不配再次踏上这里的土地。他只能在外面颠沛流离。你将回到英国去，赶在他能去维也纳并由此越过国境进人匈牙利之前，自从吟游诗人投奔过来之后他肯定一直在作这种准备，你将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那种事情，先生。”局长在桌子上俯身向前，用一只手抬起罗思的下巴，这样他能够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他自己的目光如同黑曜岩一般坚定。“你会去做的，乔。因为这是我作为局长的命令，因为我说的话是代表总统，是为了这个国家，而且因为你是为了你的祖国而去做这件事的。回到伦敦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吧。”“是，先生。”乔·罗思说。第五章下午3 点整，那艘旅游船离开伦敦威斯敏斯特码头，开始了去下游格林尼治的游览航程。一大群日本游客靠在船上的栏杆边，手中的照相机喀嚓喀嚓地拍摄着正在渐渐离去的议会大厦。当船舶驶近泰晤士河中段时，一个穿淡灰色西装的人静静地站起身走向船尾，他在船尾栏杆处俯视着下面被螺旋桨搅起来的水流。几分钟以后，另一个穿着淡色夏季风雨衣的人从一把长凳上站起来朝他走了过去。“使馆里事情怎么样？”麦克里迪平静地问。“不太好，”基普赛克说。“一场反间谍大行动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确认。到目前为止，只有级别比我低的职员的行为在被检查和回顾，但查得很严。查完他们之后，探查的焦点会转向更高的层次——朝向我。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作补救，但有些事情，泄漏整套整套的文件卷宗，那是凶多吉少的。”“那你认为还能捱过多长时间呢？”“至多几个星期。”“要小心，我的朋友。小心不会过。我们绝对不想再要一个彭科夫斯基。”60年代初，苏联军情局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上校为英国人工作了2 年半。那时候以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被招募过来的最有价值的苏联特工，并对苏联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在他那短短的时期内，他传来了5 千多份绝密文件，以1962年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情报最为重要，该情报使得肯尼迪总统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但彭科夫斯基待过了时间。催他出来时，他仍坚持再待几个星期，结果被识破了，经审判后遭到了枪决。基普赛克笑了。“别担心，不会发生彭科夫斯基事件。不会再次发生。那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不好。我们相信奥洛夫告发了凯文·贝利。”基普赛克吹了一声口哨。“那么高级的情报官呀。嗯，嗯，凯文·贝利本人。这么说他就是波特金计划的目标。山姆，你必须说服他们，他们搞错了，那个奥洛夫是在说谎。”“我不能呀，”麦克里迪说。“我已经试过了。可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你必须再作尝试。这里的一条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了。”“你真的认为……”“哦，是的，老朋友，我是这么认为，”那俄罗斯人说。“中情局局长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我认为他决不允许在他的总统当政期间出现一个比其他所有丑闻都加起来还要大的特大丑闻。他将会选择悄悄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永远不知道。但当然，这是行不通的。他会认为如果采取了这种行动，事情就永远不会泄漏了。可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谣言很快就会开始传播，因为克格勃会去进行煽风点火。他们是精于此道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洛夫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遭到逮捕和审讯，这会在公众中造成极大的形象损害，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销声匿迹而消息泄漏出来，中情局的士气将会落到最低点，而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被逐出且被剥夺年金，他将声称他是清白的，这样不同的意见将会争论许多年。同样，奥洛夫也会是赢家。你必须要说服他们。”“我已经试过了。他们还是认为奥洛夫产品价值巨大而且是纯净的。他们相信他。”俄罗斯人注视着船尾下面泛着泡沫的泰晤士河水。在远处，先是码头重建区，然后是一大堆起重机和部分毁坏和废弃了的仓库在慢慢地向后退去。“我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烟灰缸理论？”“没有，”麦克里迪说，“我认为你没说过。”“当我在克格勃培训学校当教员时，我告诉我的学员们；把一只玻璃烟灰缸摔成三片。如果你发现了一片，你只是知道你有了一片玻璃。如果你发现了两片，你知道你有了一只烟灰缸的三分之二，但你无法掐灭香烟。要具有整个可使用的物品，你需要该烟灰缸的全部三片。”“那又怎么样？”“奥洛夫提供的全部情况仅仅构成了整个烟灰缸的一片或两片。他实际上从来没给过美国人一只完整的烟灰缸。多年来苏联视为珍宝的某种真正秘密的东西是不愿给出去的。请他们给奥洛夫做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会失败的。可是我，当我出来时，会带来整个烟灰缸。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了。”麦克里迪沉思着。最后他问：“奥洛夫会知道‘第五个人’的名字吗？”基普赛克想了一会儿。“几乎可以肯定，尽管我不知道，”他说。“奥洛夫在非法局工作了多年。我从没去过。我一直在PR线，在使馆外开展行动。我们都去过纪念室——这是训练时的一项基本内容。但只有他见过那本‘黑书’。是的，他会知道那个名字。”纪念室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2 号克格勃总部的深处，像是这座邪恶的大楼里的一处圣地，被当代的克格勃官员用以纪念他们的先辈。挂在那里的画像有阿诺德·德伊茨、特奥多尔·马利、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尤里·莫丁，他们曾是被克格勃从英国人中招募过来的那个最具破坏力的间谍网的招募人和管理员。招募工作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主要对象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青年学生。他们全都热衷于共产主义，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但后来又放弃了。有五个人没有放弃，继续为莫斯科效劳。他们的成就相当辉煌，时至今日他们被称为“五位名人”或“五位明星”。其中一个是唐纳德·麦克利思，他从剑桥毕业后就加入外交部。40年代末他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把美英联合研制的新型原子弹的几百份绝密情报传给了莫斯科。另一个人也是外交部的，名叫盖伊·伯吉斯，是一个烟鬼、酒鬼和狂热的同性恋者，但他逃过了受除名的处罚。他充当了麦克利息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之间的交通员和中间人的角色。这两个人最后于1951年暴露了真面目，得到消息后躲过逮捕并逃到了莫斯科。第三个人是安东尼·布伦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为莫斯科服务的一名知识精英。他努力开发自己对艺术史方面的才能，由此他逐步当上了女王私人艺术藏品的鉴赏家和该领域的一名骑士。是他在1951年向伯吉斯和麦克利息透露了即将遭逮捕的消息。在厚着脸皮搞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只是到了80年代才最后曝光，被剥夺了荣誉并受到了侮辱。最成功的人是基姆·菲尔比。他加入了秘密情报局并升到了苏联科科长的职务。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利恩出逃苏联他也负有责任。他受到了审讯，但什么也没承认，被秘情局撤了职，只是最后于1963年才从贝鲁特逃往莫斯科。这四个人的画像都挂在纪念室里。但还有第五个人，而第五张像是一个黑方块。第五个人的真正身份只记载在那本“黑书”中。理由很简单。搞乱对方和摧毁对方的士气是谍报战中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后来成立由麦克里迪负责的DD科的理由。自50年代起，英国人就知道在多年前被招募的谍报网中还有第五个人，但从来没能证明那人是谁。这是莫斯科有利可图的财产。漫长的35年以来，使莫斯科高兴的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英国的情报机关，新闻媒介和一系列书籍更是对此大肆渲染。已有十多名长期忠心耿耿服役的情报官受到了怀疑，他们的生涯中断了，生活被搅乱了。主要嫌疑人是已故的罗杰·霍利斯爵士，MI－5 局总局长。他成了另一个像詹姆斯·安格尔顿那样的猜疑狂——彼得·赖特的目标。彼得·赖特出了一本令人讨厌的书而发了财，他在书中就他的菲薄的年金（与其他人一样多）再次申诉了他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抱怨，并深信罗杰·霍利斯是第五个人。其他人也受到了怀疑，包括霍利斯的两名副手，甚至还有深爱祖国的维克多·罗思契尔爵士。这都是空话，但这个谜一直没能解开。第五个人还活着吗？也许仍在位，在政府中或在情报界中身居要职？如是，那将是灾难。事情的平息只有等这个多年前被招募的人最后被确定身份。当然，克格勃把这个秘密保守了35年。“告诉美国人去向奥洛夫问那个名字，”基普赛克说。“他不会把这个名字报给你们的。但我将去查清楚，在我过来时把它带来。”“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麦克里迪说。“你还能坚持多久？”“最多几个星期，也许更少。”“他们也许等不及的，如果你对中情局局长的反应描述是正确的话。”“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可使他们住手吗？”俄罗斯人问。“有是有的，可我必须得到你的同意。”基普赛克听了几分钟。他点点头。“如果这个奥洛夫能说出其庄严的誓言。而且如果你相信他能遵守他的誓言。那就是了。”第二天上午，在坐夜航飞机从华盛顿飞抵后，乔·罗思走出机场大楼，他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他的心情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这一次他在飞机上喝酒了，喝得很多，对于在他耳畔响起的爱尔兰口音的滑稽的模仿声并不感到有趣。“早上好，凯西先生，欢迎你回来。”他转过身来。是山姆·麦克里迪站在他旁边。那家伙显然早就知道他的“凯西”护照而且查阅了从华盛顿登机的旅客名单以免在机场接错飞机。“上车吧，”当他们走到人行道上对麦克里迪说，“我把你载到梅费尔。”罗思耸耸肩。为什么不坐呢？不坐白不坐。他不清楚麦克里迪还知道些什么或者还猜到些什么。那英国特工一直在说些零零碎碎的小事，直至他们进人伦敦的郊区。突然间谈话切人了主题。“中情局局长的反应如何？”麦克里迪问。“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别装了，乔，奥洛夫已经检举了凯文·贝利。是信口胡说。他们是不会去听信他的，对吗？”“不管你的事，山姆。”“我们在世纪大厦收到了一张条子：勿让贝利接触任何机密文件。所以他受到怀疑了。你难道说这不是因为奥洛夫控告他是一名苏联间谍吗？”“只是正常的调查，看在上帝的份上。是因为他女朋友很多的事。”“你这话说给谁听呀？”麦克里迪说。“凯文也许会出其他事，但他决不是一个喜欢搞女人的人。再找一个理由吧。”“别逼我，山姆。别把我们的友谊损害得过头。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我们‘公司’的事务。不要插手。”：“乔，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事走得太远了。已经不可收拾了。奥洛夫在向你们撒谎，我怕你们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乔·罗思发脾气了。“停车，”他喊道。“把该死的汽车停下来。”麦克里迪把美洲虎轿车驶向了街沿石旁边。罗思伸手从后座上拿起他的旅行袋并推开了车门。麦克里迪抓住他的手臂。“乔，明天下午2 点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二点半在你的公寓门口来接你。”“走开，别来缠我。”美国人说。“只占用你几分钟时间。难道这样请你太过分了吗？看在旧时的份上，乔，看在旧时的份上。”罗思下了轿车，转身沿人行道走去，想找一辆出租车。但第二天下午2 点半他出现在了他的公寓楼外面的人行道上。麦克里迪等在美洲虎内直至罗思坐了进来，然后他一言不发地驾车行驶。他的朋友还在生气。路程不到半英里。罗思还以为他正被载往他自己的使馆，因为他们已经离格罗斯文纳广场很近了，但麦克里迪在相隔一个街区的蒙特街停了下来。蒙特街的中段有一家司各特餐馆，是伦敦最好的海鲜馆之一。3 点整，一个身穿淡灰色西装、仪表整齐漂亮的男人走出餐馆门外，在门廊外边停顿下来。一辆黑色的苏联使馆轿车从街道边开过来，准备把他接走。“你曾经问过我两次，我们在莫斯科是否有克格勃的人为我们工作。”麦克里迪平静地说。“我否认了。我没有完全说谎。他不在莫斯科，他在伦敦。现在你正在看他。”‘“我不相信我正在看的，”罗思耳语说。“那是尼古拉·戈罗多夫。他是该死的克格勃的伦敦驻勤处主任。”“没错。但实际上他在为我们干活，已经干了4 年。你们已经得到了他的所有产品，来源是经过掩饰的，但是纯净的。而且他说奥洛夫在撒谎。”“证据呢？”罗思说。“你老是叫奥洛夫提供证据。现在该由你提供证据了。证明他确实是你们的人。”“如果戈罗多夫在上车之前用右手搔搔他的左耳，他就是我们的人。”麦克里迪说。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廊的正横。戈罗多夫根本没朝美洲虎去看。他只是抬起右手越过胸前拉了拉他的左耳垂，接着就钻进了汽车。苏联使馆的轿车开走了。罗思俯身向前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他深深地呼吸了好几次，然后抬起了脸。“我必须告诉局长，”他说。“告诉他本人。我可以飞回去。”“不行，”麦克里迪说。“我已经向戈罗多夫作出过承诺，而且10分钟之前你也向我作出了承诺。”“我必须告诉局长。不然就会木已成舟，无法收回来。”“那就缓一缓。你可以找到其他证据，或者至少是延缓的理由。我要告诉你关于烟灰缸的理论。”他把两天前在泰晤士河游船上基普赛克告诉他的事告诉了罗思。“问问奥洛夫，那第五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他是知道的，但他不会告诉你的。但基普赛克会得到它并在过来时把它带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快了。最多几个星期。莫斯科已在怀疑了。追查网正在收紧。”“一星期，”罗思说。“贝利将在一星期内去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不能让他抵达维也纳。局长认为他将溜进匈牙利。”“把他紧急召回。把他召回华盛顿。如果他服从，那就能进一步延缓。如果他拒绝服从，那我就认输。”罗思思考了一下这个提议。“我要试一试，”他说。“首先我要去阿尔康伯里。明天，当我回来时，如果奥洛夫已经拒绝说出第五个人的名宇，我将拍电报给局长，就说英国人已经提供了新的证据，奥洛夫也许在说谎，并请求立即把贝利召回兰利。作为一次考验。我认为局长会同意这个方法，至少。这样会导致几个星期的延缓。”“足够了，老朋友，”麦克里迪说。“绰绰有余。到那时候，基普赛克已经过来了，我们也都能对中情局局长开诚布公了。相信我。”太阳刚下山，罗思到了阿尔康伯里。他发现奥洛夫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书和听音乐。他已经听厌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并已经转向“探索者”乐队的歌曲。当罗思进来时，奥洛夫关去录音机，弯身下了床，脸上挂着微笑。“我们回美国去吗？”他问。“我在这里厌烦了。即使那个农场也更好些，虽然有危险。”他的体重已经增加了，因为老是躺着没有机会锻炼。他对农场的提及是一个玩笑。在那次假暗杀企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罗思坚持说那是克格勃开展的一项行动，而且莫斯科肯定是从乌尔琴科口中获悉有关该农场的详情的。乌尔琴科曾在那里受到审问但后来又愚蠢地跑回克格勃去了。、后来罗思向奥洛夫承认这是中情局搞的一次计谋，目的是测试俄罗斯人的反应。奥洛夫起先十分恼火——“你们这帮狗杂种，我还以为我要死了呢！”他曾经这样叫嚷——但后来他开始取笑那次事件。“快了，”罗思说。“我们很快就能结束在这里的逗留。”那天晚上他与奥洛夫一起吃晚饭，并向他提及了在莫斯科的那间纪念室。奥洛夫点点头。“是啊，我见过它。所有正式情报官都被带到那里去过。去瞻仰英雄们并向他们表示敬意。”罗思把谈话引向“五位名人”。嘴里嚼着满口的牛排，奥洛夫摇摇头。“四位，”他说。“只有四幅像。伯吉斯、菲尔比、麦克利恩和布伦特。四位明星。”“但还有第五个像框，里面衬着黑纸？”罗思提议。奥洛夫咀嚼的速度大为减慢了。“是的，”当他咽下食物之后他承认。“有一个框架但没有画像。”“那么应该有第五个人了？”“显然是这样。”罗思的说话语调设有改变，但他越过叉子上方注视着奥洛夫。“可你在非法局里时是一名少校。你肯定在‘黑书’中见过那个名宇。”奥洛夫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忽闪了一下。“他们从来没给我看过任何‘黑书’。”他平静地说。“彼得，第五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请说出来。”“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对你发誓。”他又微笑了，他那迷人的微笑。“这事你要让我接受测谎仪测试吗？”罗思以微笑回报，但他心里在想：不，彼得，我认为你可以击败测谎仪。他决定上午返回伦敦，发电报请求延缓和把贝利召回华盛顿——作为一次考验已如果有一丝疑云，他将不执行命令，甚至连局长的命令和他自己的锦绣前程也不顾了。有些代价实在是太高了。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到来了。她们全是当地亨廷顿的清洁女工，与基地内其他部门所使用是同一批。每一个人都经过了安全审查，且具有进人这个警戒区的通行证。罗思面对着奥洛夫坐在餐厅里吃早饭，努力提着嗓门说话，因为外面走道里的一台旋转式擦地机正在发出噪音。那机器的旋转头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忽高忽低。奥洛夫抹去嘴唇上的咖啡液渍，说了声上厕所就离开了。在以后的生活中，罗思再也不会去嘲笑第六感了。在奥洛夫离开后几秒钟，罗思注意到擦洗机的声调发生了变化。他走到外面的廊道去看它。擦洗机孤独地放在那里，机器的刷子在旋转着，电机发出一种单调的、高昂的呜咽声。当他走进餐厅去吃早饭时他见过那个清洁工，是一个瘦瘦的妇女，穿着印花布工作服，头发上卷着一只只卷发器，还包着一块头巾。她曾往旁边一站以让他走过去，然后继续干她那单调的工作，根本没有抬起过眼皮。现在她不见了。在廊道的尽头，男厕所的门仍在轻微摇摆着。罗思提高嗓门喊了声“克罗尔”并沿着廊道跑了过去。那清洁女工正跪在男厕所中间的地上，她的盛有清洁液的塑料提桶和撒粉器摊放在她的周围。她的手里握着一把曾在撒粉器里隐藏过的上着消声器的西格手枪。奥洛夫从厕所尽头的一个分隔间走了出来。跪在地上的杀手举起了枪。罗思不会说俄语，但他懂几个单词。他大喊一声“卧倒”。清洁女工跪着转过身来。罗思扑倒在地，他听到一声低沉的“噗”的声音，感觉到头部附近有一种冲击波。当他的身后传来一声爆裂声时，他仍趴在地砖上，他感觉到周围有了更多的震响回波。在封闭的厕所内，马格纳姆手枪的射击声特别响。在他身后站着的是克罗尔，双手紧握着手枪。没有必要再开第二枪。那个女人仰躺在地砖上，她的工作服上涌出来一丛像玫瑰花那样的血污。以后他们会发现那位真正的清洁女工在亨廷顿她自己的家中被捆住了身子还被塞住了口。奥洛夫仍站在抽水马桶隔离间的门边，他的脸一片煞白。“又是游戏，”他喊叫说。“中情局的游戏够多了。”“不是游戏，”罗思说，一边站起身来，“这不是游戏。这是克格勃搞的。”奥洛夫再看了看，发现淌在地砖上的暗红色液体不是好莱坞的化妆药水。这次不是游戏。罗思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奥洛夫和剩余的特工警卫组送上一架返回美国的飞机，又安排把他们立即转移到那个农场。奥洛夫高兴地离开了，还带走了他那些珍贵的民歌磁带。当那架军用运输机起飞后，罗思驾着汽车回伦敦去了。他苦恼极了。他对自己也有所责备。他应该知道自贝利曝光之后，阿尔康伯里对奥洛夫来说再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天堂了。但由于英国人的介人他一直很忙，所以这事没能引起他的重视。人人都会出错。使他感到纳闷的是，贝利为什么没在奥洛夫把他咬出来之前早点告诉莫斯科把这个克格勃上校暗杀掉。也许他指望奥洛夫决不会咬出他，不知道他的底细。这是贝利所犯的错误。人人都会出错。假如是任何其他人，那么罗思会百分之百地深信英国人搞错了，而奥洛夫是在说真话。但因为这是麦克里迪，因此罗思仍认为他的朋友的正确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而且贝利也许是清白的。皮球现在在麦克里迪的场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