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生涯-9

“凯文？”“是的。”“他的意见呢？”“他对你的态度很不高兴。”“很不高兴，我的天哪，”麦克里迪说。“我敢打赌他对我肯定使用了某些优雅的、过时了的英语词汇。”“好吧，他是使用了。不开心。我有一条消息。兰利的意见是：我们得到了吟游诗人，莫斯科气得快发疯了。他们通过一条娴熟的渠道竭力向伦敦灌输吟游诗人实际上是莫斯科安插进来的特工，从而诋毁吟游诗人。这就是兰利的观点。对不起，山姆，可是在这一点上你错了。奥洛夫在讲真话。”“乔，在这件事上我们不是十足的傻瓜。我们是不会听信于像那样的一些生手的误导消息的。假如我们有某种不能泄露来源的消息——这是我们所没有的——那么得到该消息的日期必定是在奥洛夫投诚之前。”罗思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张大嘴巴呆呆地盯着麦克里迪。这种颠三倒四的语句一点也没使他糊涂。“耶稣呀，山姆，你们在莫斯科的某个部门是有一份财产。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说出来吧。”“不能，”山姆说，“而且我们也没有。在莫斯科没有我们未曾告诉过你们的人。”严格地说，他没在说谎。“那么，我很抱歉，山姆，奥洛夫仍会留用。他是好样的。我们的观点是你们的人，那个不存在的人，在说谎。是你们，不是我们，受到了一次痛苦的折磨。这是正式的观点。奥洛夫已经通过了三次测谎仪测试，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已经足以证明了。”作为回答，麦克里迪从衣服的胸袋时抽出一张纸片并把它放在罗思的面前。纸上写着：我们发现有些东欧人能在任何时候击败测谎仪。美国人就不行，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受着要说真话的教育，因此我们说谎时很容易就能知道我们是在说谎。但我们发觉许多欧洲人……能玩弄测谎仪而不致产生一个尖峰信号……那个地区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生一直在对一件一件的事情说谎，因此他精于此道，以致能够通过测谎仪的检测。罗思用鼻子哼了一声，并把那张纸片推了回去。“某个没有兰利经历的酸溜溜的学者搞出来的。”他说。“实际上，”麦克里迪温和地说，“那是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两年前所说的话。”理查德·赫尔姆斯曾经是中央情报局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局长。罗思似乎受到了震动。麦克里迪站起身来。“乔，莫斯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像基尔肯尼猫一样打架。而我们现在正是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奥洛夫来到这个国家才只有区区48个小时呢。好好想一想吧。”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同意，要证明奥洛夫对雷米亚茨的指控是否属实，惟一的方法是把他抓起来。计划的制订发生在罗思与麦克里迪一起吃早饭的那天，逮捕定于当天晚止实施，即雷米亚茨离开在华盛顿市区的苏航办事处时，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5 点钟左右，而在伦敦天早就黑了。刚过5 点钟，俄罗斯人雷米亚茨从那座楼里出来，沿着大街走了一段距离然后穿越一条步行街去他停放着汽车的地方。苏航办事处已处在了监视之下，雷米亚茨浑然不知在他穿过步行街时已有6 名带着武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特工们打算在俄罗斯人坐进汽车后对他实施逮捕。这样既快又隐蔽。没人会注意到。步行街上有一系列小径，中间隔着破旧而又丢满了废弃物的草坪，还安放着各种各样的长凳，可供善良的华盛顿市民坐在那里晒太阳或吃中饭。城市的先辈们不可能知道这块绿地会成为毒品贩子和吸毒分子做交易的会面地点。当雷米亚茨穿过步行街朝停车场走去时，在其中一把凳子上，一名黑人和一名古巴人正在洽谈一笔交易。每一方都在附近有后援人员。斗殴是由那个古巴人的一声愤怒的尖叫触发的，他站起来拔出了一把刀子。黑人的其中一名保镖掏出手枪把他射倒在地。两帮歹徒中至少有8 人拔出武器朝对方开火。在附近的几位无辜的平民尖叫着四散逃开。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对这一突发事件愣了几秒钟时间，然后按照他们在昆亭可的训练作出了反应，他们卧倒后就地一滚，拔出了枪械。雷米亚茨在后脑勺中了一颗子弹，朝前跌倒了。他的凶手立即被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所击中。两伙歹徒，黑人和古巴人，散开后朝各个方向逃逸了。整个枪击事件只延续了7 秒钟，并留下了两具尸体，一个古巴人和那个俄罗斯人，是在交火中被杀死的。美国人的做事方法非常依赖于技术的，有时候还为此而受到批评。但没人能够否认高效率运转的技术所产生的结果。两具尸体被送到了已由联邦调查局去管制的附近一座停尸所。古巴人使用过的那支枪被送交刑事技术检验，但没能检出任何线索。那是一支未经登记的捷克星型手枪，很可能是从中美洲或南美洲偷运进来的。古巴人的指纹倒说明了一些问题。他被证明叫冈萨罗·阿皮奥，已经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计算机交叉检查快速检出，他也是遭缉毒署和迈阿密警方通缉的犯人。他是一名毒品贩子和契约杀手。在他早年的悲惨生活时他曾经是马里埃尔教养所的一名被管制对象。这些古巴人后来被卡斯特罗慷慨地“解放”了，他把监狱和精神病院容纳不下的每一名罪犯。精神病人和下层社会的地痞恶棍从马里埃尔港遣送去佛罗里达，美国上当受骗接纳了他们。虽然联邦调查局在怀疑，但关于阿皮奥的推一没有证实的事情是，他实际上是为由古巴的克格勃操纵的秘密警察服务的一名枪手。该证据是建立在相信阿皮奥参与了谋杀在迈阿密郊外工作的两名著名的反卡斯特罗的记者。联邦调查局把案件卷宗传给了兰利。中情局非常重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弗兰克·赖特越过贝利直接向在伦敦的罗思下达了命令。“我们需要知道，乔。现在，快点。如果英国保留着关于吟游诗人的任何情况，我们需要知道。行动起来，乔。使用测谎仪，还有其他。快去那里，乔，去查清为什么事情老是出差错。”在离开伦敦赴阿尔康伯里空军基地前，罗思又见到了山姆·麦克里迪。这不是一次愉快的会晤。他既痛苦又恼火。“山姆，如果你知道一些事情，确实知道一些事情，你必须明明白白告诉我。如果我们在这里铸成一个大错，我要拿你是问，因为你不对我们开诚布公。我们已经对你开诚布公了。现在说出来吧，你知道什么情况？”麦克里迪凝视着他的朋友的脸面。他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私下里，他想告诉乔·罗思关于基普赛克的情况，给他一个他所需要的铁证以使他消除对奥洛夫的信任。但基普赛克正在走一条绷得很紧的钢丝，而且这条钢丝不久将会被苏联的反间谍特工一股一股地切断，只要他们掌握了证据，深信在西欧的某个地方有一处泄露。他不能、不敢透露基普赛克的存在，更不用说他的级别和职务了。“你们有一个问题，乔，”他说。“这事不能责怪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认为我们都同意米尔顿一赖斯也许是一次巧合，但不可能两次都是巧合。”“也许这里有一处漏洞。”罗思说，并对此表现出遗憾。“不可能，”麦克里迪平静地说。“我们必须知道华盛顿枪击的时间和地点。但我们不知道。要么是奥洛夫事先安排组织了他们，或者是你们那一边出的问题。你是知道我的观点的，是奥洛夫。顺便问一下，你们那边有多少人可接触到奥洛夫产品？”“16个人。”罗思回答。“上帝呀。你们还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呢。”“我、两名助手、录音机操作员们、分析、员们。联邦调查局知道要去抓捕雷米亚茨，但不知道米尔顿—赖斯。16人能知道这两个人，及时地知道。恐怕我们有一个螺帽松动了——也许是低级人员，一名文员、密码员或秘书。”“可我认为你们有一个假投诚的人。”“不管怎么说，我要去查出来。”“我能与你同行吗？”山姆问道。“对不起，朋友，这次不行。这次是中情局的事情，内部事务。再见，山姆。”罗思一回到阿尔康伯里，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就注意到在他周围的那些人所发生的变化。不到几分钟时间，欢乐熟悉的气氛就消失了。房子里中情局的职员孤独而严肃了。奥洛夫耐心等待着。当罗思走进审讯室坐到他的对面时，两名助手推着一辆装着机器的小车进来了。奥洛夫看了它一眼。这东西他以前见过，是测谎仪。他的眼睛回到罗思身上。“出事了吗，乔？”他静静地问道。“是的，彼得，出了大事。”罗思用简单的几句话把发生在华盛顿的惨败告诉了这个俄罗斯人。奥洛夫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恐惧？负罪？机器会查出来。当技术人员把碟盘贴上他的胸部、手腕和额头时，奥洛夫没有表示抗议。罗思没去操作那台机器——这由技术员负责，但他知道他要问的问题。测谎仪看上去和运作时颇像医院里的心电图仪。它能记录心律、脉搏、出汗——在心理压力之下一个人说谎时通常会出现的任何症状。与往常一样，罗思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样能在测谎仪卷筒纸上建立懒散的、平缓起伏的曲线记录。这种测试奥洛夫已经经历了三次，他一次也没显露出一个人说谎时的明显的症状。罗思询问他的背景、在克格勒中的那些岁月、他的投诚和到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情报。然后他转人那些硬问题。“你是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双面间谍吗？”“不是。”卷筒纸上的记录笔继续平缓滑动，波动很小。“到目前为止你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吗？”“是的。”“你还有任何重要的情报隐瞒着没告诉我们吗？”奥洛夫沉默了。他抓住了椅子的扶手。“没有。”记录笔狂乱地上下起伏了好几次，然后才稳定下来。罗思看了一眼操作员并得到了一次点头确认。他站起来，走到机器前，看了看记录纸，告诉操作员把机器关了。“对不起，彼得，这是一句谎言。”房间里出现一阵沉寂。5 个人盯住了俄罗斯人，而他则看着地面。最后，他抬起了眼睛。“乔，我的朋友，我能不能与你说说话？单独地？真正单独。没有录音机，就你我两人？”这是违反规定的，也是冒险的。罗思想了一会儿。为什么？这个第一次没通过测谎仪的谜一般的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呀？而且还不想让经过了审查的其他中情局职员听到？他突然点了点头。当他们单独处在一起，所有的机器设备都关去后，他说：“什么事？”俄罗斯人长长地、低沉地叹了一口气。“乔，你是不是疑惑过我的这种投诚方式？投诚速度？不给你时间与华盛顿进行核对？”“是的，我是怀疑过。我已经问过你这事。坦率地说，我对那种解释从来不曾完全满意过。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投诚？”“因为我不想像沃尔科夫那样结束。罗思坐在那里，好像肚子上挨了一拳。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灾难性的沃尔科夫案。1945年9 月初，苏联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副总领事走进英国总领事馆，对一名惊讶的官员说他实际上是克格勃驻土耳其的情报站副站长并要求投诚。他提供和揭露出在土耳其的314 名和在英国的250 名苏联间谍。最重要的是，他说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为俄罗斯工作的外交官，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里另有一名高级官员。这些消息立即报送到了伦敦，沃尔科夫也回到了他自己的领事馆内。在伦敦，事情交给了秘密情报局苏联科科长。这位特工采取了几项必要的步骤之后飞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后被看到的沃尔科夫已是浑身扎满绷带的一个身影，匆匆被抬上一架飞往莫斯科的苏联运输机，在那里，经秘密刑讯后他死在了卢比扬卡监狱。英国的苏联科科长很晚才抵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伦敦基地通知了莫斯科。他的名字叫基姆·菲尔比，他就是沃尔科夫说过的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为俄罗斯工作的高级间谍。“你到底在向我说些什么呀，彼得？”“我只能以那种方式过来，因为我知道我能信任你。你还不够高。”“不够高什么呀？”“没有像他那么高。”“我不懂你的意思，彼得。”罗思说，尽管他已经听懂了。俄罗斯人缓慢地、清晰地说了出来，似乎是在卸下长久以来一直压在他肩上的一副重担。“克格勃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人，已经17年了。我相信现在他已经爬上相当高的职位了。”第四章在阿尔康伯里基地中那座孤独的房子里，乔·罗思躺在卧室里他的那张行军床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6 星期前看上去十分迷人而且很可能还可借此飞黄腾达的一项任务，现在刚刚变成了一场噩梦。自从1948年创建以后的差不多40年以来，中央情报局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保持队伍的纯洁，防止苏联“鼹鼠”的渗人。为此，在反间谍措施上已经花掉了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全体职员经历了反复检查、测谎仪测试、谈话询问和一遍又一遍的审查。这些措施奏效了。当英国人被50年代初期的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利思的变节而震惊时，中情局保持着纯洁。当菲尔比在贝鲁特找到了勉强糊口的饭碗时，他的事件继续发展着，直到他最终于1963年逃往莫斯科，但中情局仍然保持着清洁。当ho年代初法国遭受乔治·巴克事件而英国又遭受乔治·布莱克事件时，中情局还保持着未受渗透。这么多年来，中情局的反间谍部门——保安处，一直由一位叫詹姆斯·安格尔顿的杰出的人上所领导着，他是一个孤独的着迷于工作的人，他活着只为了一件事：保持中情局不受苏联的渗透。最后，安格尔顿因生性多疑而自食其果。他开始相信，尽管他已经尽了努力，但中情局里面确实有一个忠于莫斯科的眼鼠。虽然经过了所有的考验和审查，但他还是相信一个叛徒已经混了进来。他的理由似乎是：如果没有线鼠，那么应该有。所以肯定有；所以就有了。对怀疑中的“萨莎”的追查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认为克格勃需对世界上一切坏事负责的偏执狂俄罗斯投诚者高里津，同意了这种观点。对安格尔顿来说，这是悦耳动听的音乐。对萨莎的追查加大了力度。谣传说他的名字是以字母K 开头的。那些名字以K 开头的官员们被折腾得六神不安。一个人愤而辞职；另有几个被除名，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一项谨慎的举措，但对士气不利，而士气已经低落了。从1964年到IW4 年，清查搞了10多个年头。最后局长威廉·科尔比认为闹得够了。他让安格尔顿退休了。保安处传到了其他人手里。其保持中情局免受苏联渗透的职能继续着，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开展得轰轰烈烈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在甩掉了老一代情报人员认为必定有反叛者的潜移意识之后，在情报圈内再也没有发生更多的间谍丑闻。然后，重心似乎要转移了。美国，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未出过叛徒，突然间冒出了许多，不是因为思想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金钱而背叛了祖国。博伊斯、李、哈珀、沃克，最后还有霍华德。他们在中情局内部工作，检举揭发了在俄罗斯本土上活动的美国特工。在遭到乌尔琴科（在他奇特的再次投诚回去之前）的揭发后，霍华德在被逮捕之前设法溜出去逃到了莫斯科。霍华德的叛变和乌尔琴科的再投诚事件都发生在前一年，把中情局搞得面红耳赤。但所有这一切与奥洛夫声称的潜在影响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假如奥洛夫的交代当真，光是追查就会把中情局搞得天翻地覆；假如该交代当真，损失评估就会搞上几年的时间，重新组合成千上万名特工、代码、国外情报网和与盟国的关系会花上10年时间，还会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成本。在未来的几年里，中情局将会威信扫地。在漫漫长夜里，罗思辗转反侧难以人眠，萦绕在他心头里的那个问题是：我应该去找谁？黎明前他打定主意，起床，穿好衣服，收拾行李。在离开之前，他去看了一下奥洛夫。俄罗斯人睡得很香。罗思对克罗尔说：“替我管好他。任何人不准进来，也不准离开。这个人现在已经很重要了。”克罗尔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点点头。他是一个老老实实执行命令的人，从来不会去询问为什么。罗思驾车到达伦敦，避开使馆，到他自己的公寓，取了一本不是他真名的护照。他在一班英国私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订到了一个座位。抵达波士顿后他在洛干机场转机继续飞往华盛顿国家机场。即使已经节省了5 个小时的时差，但当他驾着一辆租来的轿车进人乔治城时，天色已经开始发黑了。他停好车，沿着K 街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已经靠近了乔治城大学的校园。他在寻找的房子是一座漂亮的红砖建筑物，与周围房子的区别只是它装有许多保安系统，在不停地扫描着街道和附近的通道。在穿过马路走到那座房子的门廊时他被拦住了，他晃了晃他的中情局通行证。在房门口他要求见他想找的人，被告知那位先生正在吃晚饭时，他要求传一句话进去。几分钟后，他被引入了一间装饰着护壁板的图书室，里面弥漫着皮装书籍的气味和一丝淡淡的雪茄烟味。他坐下来开始等待。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走了进来。他不习惯在他的私宅里会见年轻和级别较低的中情局职员，但被他召来的除外，现在他在一把皮沙发里落座，并做手势示意罗思坐到他的对面，然后静静地询问登门造访的事由。罗思仔细地向他作了汇报。局长已有70多岁了，对于担当的这个职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但他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把间谍派往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战后，因战略情报局的解散，他回归平民生活，从父亲手里接管一家小工厂并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当中央情报局创办起来以接续战略情报局时，第一任局长艾伦·杜勒斯请他到局里担任职务，但他谢绝了。多年以后，作为一名富人和共和党的一名主要捐款人，他已经注意到并主动去接近了一位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走红的前演员。当罗纳德·里根当上总统后，他邀请他的值得信任的朋友出任中情局局长。这位局长笃信天主教，丧妻多年，是一名道德行为极为严谨的清教徒，在兰利内部被认为是“一个顽强的老家伙”。他重视才能和知识，但他的感情是忠诚。他曾经知道一些好朋友被送进了盖世太保的刑讯室，因为他们被出卖了。变节出卖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对于叛徒他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这位局长的心目中，对待他们决不能有丝毫的仁慈。他仔细地倾听着罗思的叙述，他的眼睛注视着煤气柴火壁炉，但在这种天气温暖的夜晚炉内没有火焰。他没有流露出他的感受，只是绷紧了嘴巴周围的肌肉。“你是直接来这里的吗？”当罗思说完时他问道。“你没对其他人说过吧？”罗思解释了他是如何过来的，像一个窃贼那样在夜色下溜进了他自己的国家，使用的是一本假护照，还兜了一个圈子。那位老人点点头；他自己曾有一次也是那样溜进了希特勒侵占下的欧洲。他站起身走到一张古董侧桌旁，提起桌上的一只白兰地酒瓶倒了一杯，然后停顿下来宽慰地拍拍罗思的肩膀。“你做得对，小伙子。”他说。他把白兰地递给罗思，但年轻人摇摇头。局长继续问：“17年了，你是这样说的吧？”“根据奥洛夫的说法。我的所有上级领导，一直到副局长弗兰克·赖特，都在中情局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汇报。”“你当然不知道了。”局长回到椅子里坐下后陷入了沉思。罗思没去打断他的思绪。最后老人说：“只能找保安处。但不能找处长。毫无疑问他是绝对忠诚的，但他已经干了25年。我要让他去休假。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是他的副手，以前当过律师。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我们这里干了15年以上。”局长让一名助手打电话去查核。经查明确认，保安处副处长41岁，15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中情局。他被从在亚历山大的家中召过来的。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凯洛格。“他从来没在安格尔顿手下工作过，”局长说。“他的姓氏以字母K 开头。”刚过午夜，马克斯·凯洛格慌慌张张而又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当家中的电话响起来时他正要准备上床睡觉，他惊奇地听到局长本人在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局长说。于是罗思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事情。律师眼睛一眨未眨地全听进去了，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提了两个补充的问题，没做记录。最后他问局长：“为什么找我？哈里在城里嘛。”“你只与我们一起干了15年。”局长说。“啊。”“我已经决定让奥洛夫——吟游诗人，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留在英国阿尔康伯里，”局长说。“他在那里比回到这里安全，甚至更为安全。把英国人支开，乔。告诉他们吟游诗人刚刚吐露出更多的只涉及美国利益的情报。告诉他们待我们核对完毕后会恢复他们的接触机会。”“你们上午飞过去……”他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上午坐特定的航班直接去阿尔康伯里。无清规戒律约束，现在，太晚了，风险太大了，奥洛夫会明白的。让他和盘托出，我要了解全部情况。我要知道两件事，要快。这是否真实，如是，那么是谁。”“现在，你们两人为我工作，只为我工作，直接向我汇报。不准截留，不要提问，把问题留给我，我会在这里处理问题的。”老人的眼睛里重新出现了一股杀气。罗思和凯洛格试图在从安德鲁斯飞回到阿尔康伯里的格鲁曼飞机上睡一会儿。当他们抵达后他们仍萎靡不振，浑身疲乏。自西往东的飞行总是最糟糕的。幸好两人都不饮酒，只喝水。他们几乎没有洗漱就去了奥洛夫上校的房间。当他们进去时，罗思听到了从录音机中播放出来的熟悉的加芬克尔的歌声。很适合呢，罗思严肃地想；我们又来与你谈话了。但这次不会有沉默了。但奥洛夫就是合作的本身。他似乎听任于他现在已经吐露了他的最后一项珍贵的“保险”这一事实。新娘的代价已全部提供了。惟一的问题是求婚者能否接受。“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审讯室里说。凯洛格已经选择了关去麦克风和磁带录音机。他有自己的便携式录音机，再加上他自己的手写笔记记录。他不需要复制任何其他磁带，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中情局职员在场。那些技术人员被支开了；克罗尔和另两个人警卫着通往那扇隔音门的廊道。技术人员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彻底检查和清除该房间里的窃听器。他们宣称房间已经清洁，但对这种新的做法感到迷惑不解。“我发誓确实如此。他只被称为雀鹰间谍，而且是由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操纵。”“他是何时何地被招募的？”“我相信是68年或69年在越南时。”“相信？”“不，我知道是在越南。我当时在计划部门，我们在那里搞一次大行动，主要是在西贡及其附近。当地招募的助手是越南人，当然，是越共；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其中一人报告说越共带给他一名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我们当地的驻勤特工开导并感化了他。1969年年末，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赴东京去与那个美国人谈话。就在那时候他被命名为雀鹰代号。”“这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当时负责各项安排、建立通讯联络和转移资金。”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星期。奥洛夫回忆起在那些年月里把钱款付进去的银行，并通过这些银行进行转账。随着岁月的流逝，资金也逐年增加，很可能是因为职务的提升和产品价值的提高。“当我调到非法局在德洛兹多夫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我与雀鹰的关系继续维持着。但现在不是涉及银行转账，更多的是行动方面。如果雀鹰告诉我们一个反对我们的间谍，我就会通知合适的部门，通常是行动实施部门，被称为‘湿事务’，他们会去消灭那个敌对特工，如果他不在我们的领土上；或把他抓起来，如果他在我们国内。我们用那种方法已经搞掉了四名反卡斯特罗分子。”马克斯·凯洛格记下了一切细节情况，晚上重新听磁带。最后他对罗思说：“只有一个人的生涯与所有这些指控相符。我不知道是哪个人的，但档案记录可对此作出证明。现在，这是一个交叉核对的问题，每时每刻的交叉核对。我只能在华盛顿的中央档案馆里做这项工作。我必须回去。”第二天他飞回美国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里向中情局局长汇报了5 个小时，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档案记录之中。他有中情局局长亲自签发的命令，谁也不敢对凯洛格说不。虽然有保密规定，但谣言开始在兰利传播。出了什么事，引起了职员们的恐慌，而且那肯定与内部保安有关。士气开始低落了，这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真正捂住。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山丘有一片石南属植物丛生的地方，叫哈普斯特荒地，里面饲养着一些鹿、羊、鸭子和其他野禽。旁边还有一个附属的小公园。在马克斯·凯洛格飞回华盛顿的那天，山姆·麦克里迪与基普赛克在那里会面了。“使馆里的事情不太妙，”基普赛克说。“那个K 线的人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已经开始查问多年前的卷宗。我认为一项安全检查，很可能针对我们在西欧的所有使馆，已经开始了。该调查迟早会收缩到伦敦使馆。”“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有可能。”“讲吧。”麦克里迪说。“如果我能给他们某种真正有用处的情报，那倒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对于一名在位的投诚者来说，如果年复一年从来没能提供任何情报，那是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习惯上应由他的新主子给他一些真正的情报，让他发回家去以此证明他是一名很好的特工。基普赛克已经告诉麦克里迪他所知道的在英国的每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占了苏联在英国间谍的大部分。英国没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样会毁掉这项游戏。有些被调离了机密岗位，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而是缓慢地在人员调整时进行。有些得到了提升，但失去了处理机密文件的机会。有些还能看到机密材料，但这些文件都被做了手脚，它们的害处要大于益处。基普赛克还被允许“发展”了几名新的间谍以向莫斯科证明他的价值。其中一名是秘情局本身的档案室一名文员，他是绝对忠于英国的，但他按上级的命令把“情报”传给苏联人。莫斯科对招募到这个代号叫“貂熊”的间谍一直很高兴。已商定貂熊将在两天后把由丹尼斯·冈特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传递给基普赛克。备忘录的大意是，奥洛夫现被隐藏在阿尔康伯里，在那里，美国人已经完全听信了他的故事，英国人也是如此。“奥洛夫的事情怎么样了？”基普赛克询问。“一点消息也没有了，”麦克里迪说。“我与他一起待过半天，没什么收获。我认为我在乔·罗思的心中播下了一些怀疑的种子，在阿尔康伯里和在伦敦。他回到阿尔康伯里，又与奥洛夫谈了，然后飞回美国去了，用的是一本不同的护照，以为我们没有发现他。好像走得很匆忙。他现在还没有重新出现，至少没有经过一个商业性的机场，也许是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进了阿尔康伯里。”基普赛克停止向鸭子喂面包屑，转向麦克里迪。“此后他们与你谈过吗？请你回去继续审问奥洛夫吗？”“没有。已有一个星期了，音信全无。”“那么他已经抛出了那个弥天大谎，他抛出、的那一个。那就是为什么中情局卷人了他们自己的事情。”“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吗？”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假如我是德洛兹多夫将军，我就会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两件事是克格勃一直所渴望的：一是挑起美国中情局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一场大争斗。美国人是否已开始与你们吵架了？”“没有，他们很有礼貌。只是没有联络。”“那就是另一件事。克格勃的另一个梦想是把中央情报局从内部搞得天翻地覆。摧毁士气，让同事之间互相猜疑。奥洛夫将检举揭发中情局内某个人是一名克格勃间谍。这将是一项有效的指控。我警告过你：波特金是一次蓄谋已久的事件。”“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发现他？”基普赛克开始信步地走回他的汽车。他转过头来从肩膀上方说：“注意被中情局突然冷落的那个人。会是那个人，而他将是清白的。”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大吃一惊。“让莫斯科知道奥洛夫现驻在阿尔康伯里？这事如果让兰利知道是会引发一场争斗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一次测试。我相信基普赛克。我深信他是真诚的。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奥洛夫是假冒的。如果莫斯科不作出反应，不想去杀害奥洛夫，那将会是一次证明。即使美国人也会相信它，他们将会发怒，当然，但他们也会明白这个逻辑。”“那万一苏联人去袭击并杀死奥洛夫呢？由你去告诉中情局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他们不会那样干的，”麦克里迪说。“如同黑夜之后是白天一样明了，他们不会。”“顺便说一下，他要来了，来度假。”“谁？”“凯文，带着妻子和女儿。你的桌子上有一份卷宗。我想让‘企业’为他尽一些地主之谊。安排两顿饭局，让他想见面的人陪他一起吃。多年来他一直是英国的一位好朋友。至少尽我们的努力。”麦克里迪闷闷不乐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桌子上的那份卷宗。丹尼斯·冈特坐在他的对面。“凯文·贝利是一位歌剧迷，”麦克里边看着卷宗说。“我想我们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剧院为他搞一些票子，安排一下这类事情。”“天哪，我可搞不到格林德博恩的戏票，”冈特羡慕地说。“排队名单要等待7 年哪。”这座宏伟的乡间庄院位于苏塞克斯中心，处在高低起伏的草坪之中，拥有英国最漂亮的歌剧院之一。它仍然是任何歌剧爱好者在夏天的夜晚最向往的一个地方。“你喜欢歌剧吗？”麦克里迪问。“当然喜欢。”“好。贝利先生和贝利夫人在这里期间，你可以去接待他们。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搞一些歌剧票。以蒂莫西的名义，打他的旗号。这种辛苦的差使有一些赏钱，虽然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他起身准备去吃中饭。冈特抓住了那份卷宗。“他什么时候来？”“一星期之内，”麦克里迪在门边说。“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安排的节目。问问他最喜欢什么。我们要做就要把事情做好。”马克斯·凯洛格把自己关在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室里，并在那里生活了10天。他在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他出差去了，她也相信了。凯洛格的饭菜是由其他人送进来的，但他主要依赖于咖啡和大量的香烟。两名档案管理员随时听候他的使唤。他们对于他的调查一无所知，只是把他需要的卷宗拿给他，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被从已无多大用处的卷宗里挖掘出来了。与所有秘密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也从来不扔掉任何资料，无论如何奇特或已经过期，因为谁也不知道也许在某一天会需要那些微小的细节、那些零星的打印资料或照片。这种老资料现在正好需要了。在他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两名中情局特工被派到了欧洲。一个去访问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另一个去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两人都携带着美国缉毒署的身份卡，还有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有关银行给予合作。害怕自己被用作毒品洗钱，每个城市的一家主要银行都与董事们进行了协商，并同意了向美国的来访者开放其档案。出纳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桌前召过去看一张照片。日期和银行账号被引用了。一名出纳员记不清了，另三名点点头。特工们收下了账户、存款额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他们带走了以各种名字签署的签名样本，待回到兰利后作笔迹学分析。当他们获得了他们来获取的东西后，就返回华盛顿把战利品放到了马克斯·凯洛格的办公桌上。在那段相关的时期曾参加过越战的中情局情报官有20多人，凯洛格又根据奥洛夫所引用的日期朝两头分别扩展了两年。前面12名很快就被去掉了。其余的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排除出去了。在符合的时间内他们不在符合的城市里，不可能泄漏某一份情报，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它，不可能进行某一次会面，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另端。但有一个人不能摆脱嫌疑。在两名特工从欧洲返回之前，凯洛格知道他已经查明了那个人。从欧洲银行获得的证据只是证实了他的调查。当他做好了准备时，当他得到了全部证据时，他回到了在乔治城的中情局局长家里。在凯洛格去乔治城之前三天，凯文·贝利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克拉拉从华盛顿飞到了伦敦。贝利喜欢伦敦，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英国的人，是那个地方的历史迷住了他。他喜欢参观在过去的年代里建造的陈旧的古堡和宏伟的庄园，喜欢欣赏幽静古老的修道院和学府。他在伦敦市区梅费尔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那是中情局留着用来接待来访的要人，然后他租了一辆车去牛津，避开高速公路，反而喜欢穿行弯弯曲曲的支线道路，在布里斯汉姆的布尔停车吃中饭，那里的橡树木梁在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出生之前已经架设好了。第二天晚上，乔·罗思顺便来访并一起喝了一杯。他第一次见到了相貌平平的贝利夫人，还有克拉拉，那是一个腼腆的8 岁女孩，姜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平直的辫子，还戴着眼镜和长着鲍牙。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贝利的家人；他的上司不是别人能与之聊天和在草坪上一起吃烧烤的那种人。但凯文·贝利的冷漠表情似乎已经变得柔和了，虽然究竟是由于享受着具有他所钟爱的歌剧、音乐会和美术展的超长的假期，还是由于即将得到提升的原因，罗思是无法猎透的。他想告诉贝利因奥洛夫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紧张和劳累，但中情局局长的命令是坚定的。任何人，即使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也无权知道——还不到时候。当奥洛夫的指控是真是假得到证明之后，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们将听取局长的亲自传达。在此之前是绝对保密的。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肯定不能主动告诉。所以罗思说谎了。他告诉贝利说，对奥洛夫的审问进展顺利，但节拍慢了下来。显然，奥洛夫记得最清楚的产品已经吐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点点滴滴的零星细节。已谈过的事情正被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这很费时，但每次重复某一方面的产品时总会带出少量新的细节——量很细微但很重要。当罗思喝着饮料的时候，山姆·麦克里迪在门口出现了，他还带来了丹尼斯·冈特。于是大家互相作了一番介绍。罗思不得不佩服他的英国同事的安排。麦克里迪表现得完美无暇，他先是祝贺贝利在奥洛夫事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继之取出了一份秘情局为使贝利访问伦敦锦上添花的活动安排建议。贝利对于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观赏歌剧兴奋得脸上放光。这将成为他们全家为期12天伦敦之行的高潮。“然后就回美国吗？”麦克里迪问。“不。还要对巴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作快速的访问，然后才回家。”贝利说。麦克里迪点点头。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也是世界上上演精湛歌剧的两个城市。这是一个愉快的晚上。身材超胖的贝利夫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大家分发饮料。克拉拉在上床之前也来凑热闹了。她被介绍与罗思、冈特和麦克里迪认识。麦克里迪歪着嘴朝她一笑。她害羞地报之以回笑。不到10分钟时间，他已经用小魔术在引她开心了。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朝空中一抛，用手接住了。但当克拉拉用劲掰开他那握紧的拳头时，硬币不见了。然后他从她的左耳里“取出”那枚硬币。小姑娘高兴地尖叫着。贝利夫人也咧嘴笑了。“你在哪里学的这种把戏？”贝利问。“只是我的大戏法中的一个雕虫小技。”麦克里迪说。罗思在静静地注视着。私下里，这位陷入了麻烦的中情局特工真希望麦克里迪也能使奥洛夫上校所作的交代像硬币那样轻松地消失掉。但他怀疑英国人没这种能力。麦克里迪捕捉到了罗思的眼神，读懂了他的想法。他轻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现在，乔，现在不行。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现在正玩得起劲的小女孩身上。9 点后三位客人起身告辞。在人行道上，麦克里迪对罗思轻声说：“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乔？”“你这个人尽说大话。”罗思说。“当心点，”麦克里迪说，“你正被领向那条铺满了鲜花的道路。被牵着鼻子。”“我们相信你才是那样呢，山姆。”“他咬出了谁，乔？”“别来插手，”罗思厉声说。“从现在起，吟游诗人是中情局的事务，与你无关。”他转身朝格罗斯文纳广场快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