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出事了!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有些我也听不大懂,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不许移动,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我心想,不妙,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他掀开地毯,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命令他:“把它拧开!”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2003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时,充分体验到“警察国家”的腐败——不但到哪儿都要“塞钱”,还要接受无孔不入的监视。十年后重返伊拉克,境况并没有好转多少,仍然遍地警察,身边也总有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揣着美元,我又回到那间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终于看见站长先生来了。我用平生最恳切的表情对他说:“站长,您看咱们刚才聊得多开心啊,这都后半夜了,我那两个同事已经困得不行了,您就帮帮忙吧。”说话间,顺势又塞给他100美元。他依然没有松口,说:“你们这个签证,我确实没办法处理。”我几乎已经是“死乞白赖”:“那个出境的章也不是特别清楚,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他看看外面,笑着说:“天快亮了,我马上要做礼拜了,你先等我一会。”说完,又消失在另一间屋里。等他做完祷告回到办公室,突然又开始感慨说:“我们伊拉克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于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都有些茫然无措了,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我孩子多,五个孩子!”说话间,举起了一个巴掌,五根手指,挨个数着,“现在战争爆发了,该怎么面对未来,我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年纪小的孩子,现在连奶粉都喝不上。”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说困难,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直接说:“是的,我很理解你们,确实是这样,这个给您,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他接过美元,笑了:“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你看着吧,这场战争打起来,就不会轻易结束。萨达姆不会投降的!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赶紧打蛇随棍上:“对!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的各种印章,次第拿出来看看,说:“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他依次打量着他们:“密斯特杨,密斯特冀——”终于拿起笔在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OK,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我还有点不放心,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看着上面那个“准入”的印章,心里如释重负,欣喜不已。天已经开始蒙蒙亮,我们仨拿着盖好章的护照,跳上车,出了检查站,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了点油,一路加足马力直奔巴格达。剩下的800公里,我们不停地赶路,当曙光渐亮,东方既白,再次与熟悉的伊拉克见面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赶上了2003年整个中东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超过300米,司机端着方向盘,凑在鼻子跟前,眼睛死死盯着前挡风玻璃,小心翼翼地开着。整条高速公路,灰蒙蒙一片,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就如同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切,就如同我们行将见证的一切,就如同所有挣扎在痛苦混沌之中,不知明天何处的命运。9.冒死拍到独家画面黄沙蔽日,风雨交加,在这样躁狂而多变的天气里,我们一路搏命狂奔,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2点,抵达巴格达。一路上,随处可见战争给这片热土带来的泣血创口。进入伊拉克大约500公里,就能看到许多被炸毁的汽车瘫在路旁,从车型来看,既有军队用车,也有平民的汽车。不久前在新闻里看过的,那辆被美英联军误炸的叙利亚长途大巴,也跃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次误炸造成了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钢筋狰狞地裸露着,像是怪兽的利爪。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车子勉强通行后,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这些场景,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沙尘暴有所收敛,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冒出浓密的黑烟。冀惠彦告诉我,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查。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这样原始的抵抗,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我们的吉普车,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冲破漫天的黄沙,疾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冲向战区,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汽车开进巴格达,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商店门可罗雀。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整个酒店人烟萧条。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冀惠彦是位敬业的“职业狂人”。他的敬业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出国采访时,总不怕麻烦,随身带着一个折梯,到哪儿都能架起来寻找最佳拍摄点。这是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采访时,老冀站在他的宝贝梯子上,拍摄被封闭的萨达姆基地。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赶紧请他帮忙联系。等了好一阵子,阿布终于来了。一看到我,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阿布语速很快地说:“我家那边已经乱了,忙得要命,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一下,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马上给你想办法。”我连忙说:“很简单,帮我们找个住处吧!”告别阿布之后,我们找了一辆车,直奔新闻中心。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如今基本名存实亡,穆赫辛不见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但还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他们脸上都写着“紧张”两个字,见了我说:“啊,你回来了!”然后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要走了!”此时的巴格达,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遍地都是新闻,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我们上了楼顶,接通海事卫星电话。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郇的电话,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远辽阔的新闻图景。电话接通之后,我以很快的语速说:“张郇,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我回到巴格达了,你别问怎么回事,我和杨小勇、冀惠彦三个人,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设备完好,人也没问题。你赶紧叫上白岩松,一起去找李挺主任。你们就跟他说,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又回到伊拉克了,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很安全,非常安全,快去!”张郇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他年龄比我大,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我非常信赖他。我让他找白岩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白岩松肯定理解我。我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特别是《直通巴格达》的连线,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这种托付和信任,在我看来,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后来的事情,白岩松和张郇都跟我说过。他们听了我的话,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等李挺主任一进办公室,他们俩立刻就说,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李挺主任一下子就惊呆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狠狠地抽了几口手里的烟,深深地吸进去,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几圈,大声说:“牛!牛!牛!精英啊!精英!”白岩松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记者现在回去了,应该先开个窗口,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报道吧!”李挺主任当机立断地把烟头摁灭了,利索地说:“你们等一下,我去找赵台(赵化勇台长)。”过了一会儿,李挺主任回来了,脸上也是掩不住的兴奋,他说:“赵台说了,既然已经回去了,那就赶紧先直播报道,一会儿就让小白连线报道。你们跟小水他们说,注意安全,台里的意思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还得撤。”等他们俩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后面这个隐含的“撤”令了,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计谋得逞了,台里给开窗口了,我可以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巴格达报道了!据说,李主任布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在电视屏幕上飞了一行字幕:“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三位记者已经返回巴格达!”成千上万的观众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字幕,锁定了CCTV。一个小时之后,白岩松开始与我电话连线,连线的时候屏幕上也飞出了字幕:“水均益已于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抵达巴格达。”那时,杨小勇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卫星线路,还不能做视频连线,在电话连线中,白岩松首先就问,我们这一路是怎么到巴格达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事先沟通过的,我觉得首先要给全国观众,也给关心我们的台领导交待一下,我们怎么回来的,相当于一个安民告示。我在电话里,给全国的观众描述了巴格达现在的景象,包括我们一路进来时看到的情况。白岩松问我们现在安全状况如何,我说绝对安全,没问题。我还咬紧了之前那个说法:我们是通过一个关键人物,找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通过特殊渠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回到巴格达的。连线结束后,罗明副台长在赵化勇台长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首先向我们表示慰问,说:“你们回到伊拉克,为我们中央电视台争了光,工作没问题,但一定要保证安全。台里的意见还是尽快想办法撤出,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方针。你们现在既然回去了,我们不追究你们什么……”罗台又专门问了我一次,这趟“回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本着一种“谎话说百遍就成了真理”的韧劲,坚持用“特殊关系论”应对到底。罗台的电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放下电话后,我百感交集,既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激。我觉得自己这趟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我看到了央视的胸怀和风格,看到了台领导对记者理想的支持和爱护,他们在背负重大责任的情况下,仍能支持我们前方记者为了新闻去铤而走险,甚至偶尔越界的行为。我的谎话当然不高明,我想以他们的智慧和阅历,很容易就能看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我心里的艰难,所以选择不去拆穿,陪我圆这个谎,帮我开了窗口做报道,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理想搭建了一个实现的平台。那天晚上,尽管空袭警报不时响起,尽管天空中随时可能飞来导弹,我却感到无比踏实。因为这里,新闻发生的核心地带,才是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新闻人所应该站立的地方,那一刻在夜色中巍然挺立的巴格达,是我梦魂燃烧的应许之地。之前从伊拉克撤出后,我几乎每天都在自责悔恨,总觉得头顶上有朵沉甸甸的乌云。而从重新进入巴格达的那一刻起,深深感到这失而复得的机会弥足珍贵,我、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亢奋之中,脚一直在跑动,摄像机一直在运转,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采访。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几乎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光靠一瓶接一瓶的矿泉水喝饱。冀惠彦疯了一样地在不停拍摄。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酣畅,一个摄影记者在那样的情境中,他的机器是关不掉、停不了的。层出不穷的新闻画面,是一种强大冲击,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是一种职业渴求。为了稳住北京方面,我跟罗明副台长强调说:“我们三个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进来,尽管现在巴格达一天被炸几十回,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保证安全的。但如果现在撤出去,那就真的是送死了。这一路从伊拉克出去,全都是危险区域,会发生什么根本不能保证。”我说得神乎其神,也有一半是实话,话说出去,无非就是为了让工作持续下去。采访、报道、拍摄,只要做着这些,我们就觉得充满激情和干劲。空袭警报每隔一阵就会响起,我们站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上,朝周围的巴格达市区放眼望去,就好像看到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灾难场景,真实得令人恍惚。浓烟滚滚,一柱柱升腾直向天空;天空是黄的,沙尘暴从来不曾退却;尘灰和浓烟混在一起,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石油燃烧的呛人味道,满目凋敝,满目疮痍。那些熟悉的街道,也像是二战旧电影里某个被荒废的法国小镇那样,空空荡荡,偶尔有个驼背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没过多久,杨小勇就联系上了一家土耳其的电视公司,可以与北京视频连线了。大批媒体撤出后,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变得空旷了许多。记得以前,各家电视媒体之间,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可现在,许多帐篷都不见了,有些只余下孤独的铁架子。我当时就乐了: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以大展拳脚了。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这里的时候,高下立见,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摩丝也留了下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做过整容。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还背着一堆器材,跑得比男摄像还快,非常干练。多年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因患癌症去世了。第一次遇到空袭时,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我在忙着连线,杨小勇在维护线路,冀惠彦扛着摄像机,一手拿着三脚架,一手在拍摄。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所以,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我也刚准备往下撤,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我大声喊:“老冀,你干吗去?”他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去拍炸点!”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连忙喊道:“太危险了,你别去!”他很坚持,一边跑一边喊:“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在二楼平台上,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可以通过梯子上去,相当于一个制高点,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我马上回转头跑,跟上他,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长期合作,出镜记者和摄像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因为扛着机器的人看不见脚下周边,所以记者会帮他控制着。有时候冀惠彦为了取景,会后退两步,或者往旁边挪,我就要把他推住,以免他摔下去或者绊倒。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在那个屋顶上拍摄空袭。2013年重返巴格达,我和冀惠彦站在天堂广场前来了一张感慨万分的合影。十年前,我俩曾在这广场对面的平台上亲密合作,冒着“导弹雨”,拍下了珍贵的画面。十年后,得知台里有派我重返伊拉克采访伊战十年的计划,老冀第一个找到我说:“重返伊拉克别忘了老哥哥我,我是一定要去的。”“伊拉克”三个字被一场战火,牢牢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虽然没有直接的冲击波,那声音的震撼和地面传来的震动,也让冀惠彦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1998年来伊拉克报道“沙漠之狐”时,我们也经历过空袭,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往往会投两个导弹。所以,冀惠彦拿稳了摄像机,对着那个方向就没动,可能第一下没找准,镜头不够稳定,所以他胸有成竹,稳稳地等着。没过一秒钟,又是亮光一闪,冒白烟,巨响重来。在爆炸声的余响中,我大声问他:“你拍到了没有?”冀惠彦很兴奋地大喊:“拍到了,绝对拍到了!”我说:“快,我们接上话筒,我现场报道一段!”接上话筒后,我现场临时组织了一下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巴格达,这里依然处在联军的密集轰炸中,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新闻中心楼顶上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右前方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现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这个珍贵的画面,令我和冀惠彦特别自豪,这一趟巴格达,我们算是没有白回来。那时,整个巴格达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同时遭遇空袭,我们让杨小勇赶快联系传送,我们接下来还能想办法赶紧拍到更多的东西。当时,那个土耳其电视公司的帐篷里,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人看到了我们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都围上来,跟我说:“这个画面也给我们用一下吧!”我心里那个得意啊!以往我们要是想用一些外媒的珍贵画面,要求他们资源共享时,一般都要付相应的价钱。我不是没有商业头脑,但这正是为咱们中国媒体、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所以我很痛快地回答:“没问题,for free(免费)!但是你们要打上‘资料来源CCTV’。”他们异口同声地说:“OK,OK!”后来,我看到美联社在传素材时,清清楚楚地在提示板上写着:“来源CCTV(中国)”。这是我们2003年去伊拉克采访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我们拍到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首都巴格达最独家的一段画面,靠的是冀惠彦和我们整个团队一种不要命的勇敢,当然还有媒体人的专业和敬业。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他,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在世界大事的话语权上,西方媒体总是占据主导,而这次,他们也得引用中国媒体的素材,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拿下了含金量颇高的一分!当天晚上,我们入住在新闻中心旁边的曼索尔饭店,又经历了几次空袭。夜里,在那个窗外就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的酒店里,我们做了一件事:台里说《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要录一段我们的访谈,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说说重返巴格达采访的感受。冀惠彦先给我们俩拍,轮到冀惠彦被采访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拍。”虽说我不是摄像,但是这么多年来,看也看熟了。开机关机推拉镜头什么的,操作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他说:“我们是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没来得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这是我认识冀惠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优秀的记者,非常孝顺的儿子,在异乡流下的真诚的眼泪。在那个尽情倾诉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的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10.别了,巴格达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闾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当然,在我们见面时,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寒暄,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就可以去,虽然之前的官方“陪同”没有了,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我们聊了一下局势,聊了一下采访技巧,然后就分开,各自工作去了。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为了保护电视台,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与闾丘露薇分手后,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做各种采访,然后传送。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抓着一口是一口。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然后说家里很乱,要回去看看,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觉得不安全,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一打听,饭店客满,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人生下来就会有天生的恐惧,更不用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怕死,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有更重大的使命感在召唤我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能够压倒一切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天晚上,空袭和爆炸继续,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我和冀惠彦拎机器,杨小勇负责配件,躲避、上楼、楼顶拍摄,来来回回,一有轰炸就发送报道。那一夜我们又几乎没有合眼。我们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从进入巴格达到又一次“被撤离”,满打满算一共67个小时,将近三天三夜,我们没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人不是铁打的,能不困吗?但是一方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故地重游”,简直像打了鸡血,处于特别亢奋的状态;另一方面想睡也没法睡,因为耳边萦绕着爆炸的声音,或左或右,忽远忽近,隔一会儿就来一下,这种紧张程度,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们如此坚持,其实就是为了离现场再近一些,离新闻更近一些,但是闾丘露薇的出现,再次带来了坏消息。第三天,新闻中心通知说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要举行一个发布会,要说说萨达姆现在怎么样。所有的记者都集中在那儿,盼望着。我们参加了发布会,并无新事,但出来的时候碰到闾丘露薇,她却带来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她说:“我们台里让我撤,我准备明天走。”“你不能走!”我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我们两家在这儿,是一个背靠背的态势。你凤凰卫视在这儿,我中央电视台在这儿,你不走,我也就不走。而且我跟我们电视台已经都说了,现在我们根本走不了,相对安全的恰恰是在巴格达。出了巴格达,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这一路就没有安全的路线设计,怎么个走法?”闾丘露薇不语。伊战爆发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在向时任伊拉克宣传部长的萨哈夫提问。为这次新闻发布会,我又塞钱又说好话,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争取到一席位置,并抓住机会向萨哈夫提问。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位被西方媒体雇佣的伊拉克人。十年后重返故地时,听说他已经牺牲了。战火无情,当时如果不是领导下死命令让我们撤回,也许我们也会成为这战争祭品的一部分。我着急了,话也很难听:“你先进来了,然后一看我们也进来了,你掉头就走?你这不是想把我们拽走吗?因为你一走,我跟台里没话说了。我说我们走不了?台里跟我说人家凤凰都撤了,你怎么不能撤?你可不能这么干,咱们两家攻守同盟,你跟你们台里也说,我跟我们台里也说,我们保持一个统一的口径,就是离、不、开!现在巴格达是相对最安全的地方,出不了!我们若要出去,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我跟台里说凤凰卫视也不走,你就说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他们那边还正准备大干。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不能走!”我和她站在新闻中心的门口,为这件事说了起码有一个多小时,心机费尽。我话里甚至带点强制:“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你真的会让我很被动!”她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再想想,因为,台里确实给我下了死命令,我没办法。”没过多久,罗明副台长的电话就来了,召回的金牌随之而来。“小水!”罗台的语气不容商量,“台里决定了,而且有关部门也跟凤凰卫视商量了,中国记者不能待在伊拉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必须得撤。你们和凤凰卫视一块撤。”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还不死心:“罗台,你得相信我,我们在现场,这两天爆炸没停,空袭没停,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在巴格达有一些屏障,有一些房子和地下室,都可以保证安全。要现在往外撤,先不说我们来的多不容易,起码我们撤出去没有安全系数……”“这事没商量!”罗台打断我的话,“铁板钉钉了!你不信去问问凤凰的闾丘。这是商量好的,她也得撤。”赵化勇台长就在罗台身边,他接过电话,命令一模一样。两位领导轮番上阵,我都有点急了,甚至带上了哭腔:“那不行,你要这样那我不走。”罗台也急了:“小水,你要不走,还是那句话,关窗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不到10天时间,事情多次逆转,让人难以适应。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强制撤离。我们欢喜得太早了,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进入伊拉克,回到巴格达,回到我应该在的地方,把眼睛瞪出满满的血丝,每天几十条几十条的新闻在往北京发,很多档很多档的这种连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最后“撤退”两个字吗?我还记得我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所有人时,大家那种沮丧的神情。我们失魂落魄地坐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一块砖头上,活像三个捡到烟头的乞丐。沙尘暴把巴格达的天空蒙上一层阴郁的灰黄,“走还是不走”,成为前途未卜的一个沉重话题。其实有得选吗?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必须走。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自己干,我就违反纪律,怎么着?再也不听中央电视台的调遣了!我就要待到这个战争结束,我可以到阿布家里去住……”冀惠彦拍拍我,长叹一声,说:“我们出来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我们是有单位的人。如果说单位现在不让你做这件事,而且将来不会给你这个平台,我们干吗冒这个风险?”冀惠彦这番话,当然是有情绪的,但是这种反话正说的方式,一下子点通了我那贲张得几乎要爆开的穴道,刚刚炙烤得要沸腾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冷成了冰,心里也刮起了凄迷的沙尘暴。我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再次进入伊拉克报道,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报道的整个形象,一下子又转回正面。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需要为了我个人的荣辱去前线搏杀,也不需要为了挣一个名分而“作秀”。我是一个记者,我热爱这份工作,面对这场战争,我觉得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才华,这就是我的战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这么干!但冀惠彦说得对,如果我的老板我的东家不让我做,就算我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我也做不成,我最后可能变成孤家寡人,或者成了一个单干户,我给谁发新闻?这件事一下子变得无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跟凤凰卫视一捆绑,没辙!后来碰到闾丘露薇,她已经定了车,准备第二天清早走。台里也安排我们从叙利亚出去,而不是约旦那条“死亡公路”——它已经被封死了,而且的确不安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会派人在叙利亚的边境口岸等我们,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撤退了。第二次撤退比第一次更加无奈。上一次的撤退,是与战争爆发点失之交臂,那时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开战;但是这一次,我们已经身处战争当中,却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的原则。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团队、同事、战友,还有这么多年培养了我、给了我机会的中央电视台,我怎么面对这一切?怎么面对前功尽弃的事实?我怎么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和热情?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选择遵守命令,我还没有自私到为了要单打独斗和蛮干,而影响中央电视台声誉的分上。这个机构、这个平台成就了我,至今我仍对此心存感念,所以我不应该也不会做危害它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很多领导和同事,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鲁莽,甚至一意孤行受到影响。综合这些考虑,无可奈何,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没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告别的时刻最难忘记,告别的时刻心情也最复杂。我经历过许多告别的时刻,对于巴格达,我告别了战争火线,却留下一段难以愈合的伤口。3月29日,我们和凤凰卫视一起从巴格达出发,奔向叙利亚边境。这一路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沉默着望向窗外,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伊拉克的景象,熟悉的一切一切。远处一股一股浓烟直冲天空,那是原油在熊熊燃烧,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度,如今化作废墟和焦土,到处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它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行的路,它的眼前荒草丛生、火海汪洋。走了一段路,我招呼了一下冀惠彦,做了一个拍摄的手势。他心领神会,掏出随身带的一个微型摄像机。我忽然想把我们这种状态记录下来。如果把我们出发时候的表情和现在对比,一定是一组极具张力的画面。“冀惠彦,说两句。”我把镜头对准他,“说啥?要我说,我就说伊拉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他妈恨死你了!”短短两句话,活像两根刺,如鲠在喉。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这种迟滞的气氛,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转化成惊险的画面。在我们两辆车的前方,不知什么时候,从沙漠里突然冒出来十几辆装甲越野车,特种部队!大兵们个个武装到牙齿,防弹背心、钢盔、对讲机,手里端着M16自动步枪,像一道闸口把我们堵住了。大兵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用英文高喊:“下车!你们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身份证件!”我忙用英文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记者!我们这儿有护照。”闾丘露薇和她的摄像师,冀惠彦、杨小勇和我,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排,举着手,半蹲着。我习惯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便放慢了语速说:“我现在伸手,来掏我的护照,你看清楚了,我可没什么东西。”这是有经验教训的。1996年,我在亚特兰大差点被一个美国警察射杀,就是因为被询问时动作太大,美国人差点当场开枪!所以一定要声明,我是好人,我没有恶意。两个大兵冲到我跟前,我把护照掏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是其他几个人的。他们仔细检查之后说:“你们真的是中国记者?”我忙说:“是的,我们现在要离开伊拉克。”我们雇的司机是伊拉克人,这些士兵又拿枪指着他们,让他们全都趴下。那些司机都吓坏了,浑身颤抖,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像是虔诚的教徒做祷告。特种部队的人拿枪管捅他们,有一个司机很机灵,一边趴下,一边顺手就把我们出发前插在挡风玻璃前的中国国旗拿起来,举在手里,“CHINA”、“CHINA”地喊,意思就是“我是给中国人干活的,我是这几个中国人的司机”。五星红旗帮了我们的忙,这些特种兵在了解了我们身份之后,态度客气了些,气氛也有所缓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在执行特种任务。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我们也要防止萨达姆家族的人逃跑。我们把这条路都已经封锁了,这一带很不安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帮人是协助美军进驻伊拉克的澳大利亚特种兵。也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开战第9天的时候,在距离巴格达不到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在伊拉克西部,已经有了美英联军的特种部队。他们得知我们要去叙利亚,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过来对我们说:“这一段路很不安全,你们现在上车跟着我们,我们送你们过这段路,然后你们再往前去。”他们的装甲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前后跟着我们两辆车,大概开了有一二十公里后,他们跟我们挥手再见。又是几百公里,看到了边境,看到了我们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和人,再后来,我们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当天晚上,驻叙利亚的女大使,还有使馆里的所有同志给我们接风洗尘和压惊。“你们是中国的记者,你们是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功臣”,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但是我们几个都打不起精神来,坐着喝闷酒,还借着酒劲说了一些气话。有些话是针对闾丘露薇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闾丘露薇不仗义,她要是不出去,坚持跟我们攻守同盟,我们也许能够在伊拉克赖下来。现在我已经有些释怀,我用冀惠彦跟我说的那段话,去理解闾丘露薇当时的处境。如果她拒绝她的老板,也许也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又如何施展她的新闻理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除了一吐不快之外,完全无话可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从战场回到国内的我们,没有被追究违命之责,相反得到了莫大的包容和赞誉。台领导亲自拿着鲜花到机场接我们,报道组还被邀请做了几场汇报演讲,台里表彰我们“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荣誉,为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争报道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个人也受到了不少厚遇,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到“五一劳动奖章”,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2003年从伊拉克回国,我们一行人在机场受到了台领导“鲜花接机”的礼遇。照片中的我手捧花束,笑容灿烂,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痛。我曾在采访中“夸下海口”,除非“伊拉克把全部记者都驱逐出境,我们整个报道组才考虑撤退”,最后却不得不奉命撤离。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让我在十年后依然觉得伤感。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2003年我们两进两出,却没能将这场战争全程报道下来,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这是毕生的缺憾;而由此在网上引发的口诛笔伐,固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西北人,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一直低调对待,但总有字句会灌进耳朵,在内心溅起波澜;并且,当年为了留在巴格达,我编造了一些谎言,为了保护团队保护央视,很多事情回国后不能坦然说出……种种复杂情绪郁结于心,一层一层,裹出一个坚实的茧,偶尔碰触,便隐隐作痛。十年后回头来看,2003年出征巴格达,以斗志昂扬开始,却以郁闷和无奈告终。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随后这十年的步伐,就一直别扭在这几秒钟之上。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那错过的“几秒钟”,足以划开一道伤口,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第二章Chapter 2 2013伊战十年回访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重返伊拉克后,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如今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和平,才是最重要的。1.十年重返揭秘伊战十年之后重返伊拉克,返回我战斗过、依恋过、痛恨过,又梦萦魂牵的那个地方,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2012年底,一位朋友告诉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又要去伊拉克的消息。我大吃一惊,查询消息来源,原来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台里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十周年之际,台里准备派报道组,让曾经参加2003年战地报道的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回访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我有些百感交集。从1998年到2003年,5次进出伊拉克,每次都是我主动请缨,找领导要求临时组建报道组,要求特批经费,要求外交部门支持,哭着喊着要去。而这一次,我却是“被通知”前往。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新闻环境也有了很大进步。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重大事件,记者不到一线怎么行?如今看来,这已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但是倒回去十几年,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中,我反复思量着,重返伊拉克,去,还是不去?但在2013年年初,当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正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几乎是本能地回复:“去!”是的,我还是想去,无论是情结还是纠结,我都得亲自去解开。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孙玉胜副台长定的选题,盖晨光副主任牵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也寄予厚望,希望能做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我向盖主任提议,此去伊拉克,再不用那种单兵作战小作坊式的做法,而是在新闻中心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一个联合作战团队,按一场新闻战役的模式来操作。至于领队,这次我就不做了,我希望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把带队的任务交给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盖主任采纳了我的建议,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做领队,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优秀同事,组建了一支报道组。随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了几次策划会,最终确定,此行任务是去伊拉克揭秘战争,做五集专题纪录片《伊战十年》。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2003年的战争,敌我双方界限明显,我们开玩笑说:那时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人的导弹打不准,99%的导弹都非常准确,他们的袭击目标,绝大多数集中在萨达姆的党政军等主要目标,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还是尽可能避免。而今日的伊拉克,却处在一个半失控的状态,教派冲突、恐怖袭击、自杀式爆炸、路边炸弹层出不穷。站在巴格达某个路口,都不能确定那一刻是否安全,更不用说要去摩苏尔、提克里特这些充斥着极端情绪的地方了。伊拉克战争之后,胜利了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鲜花掌声和热烈欢迎,以及一个推翻了独裁统治后,全新的中东民主国家样本,但事与愿违。战后的伊拉克,只在萨达姆铜像被推倒的短暂亢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到两年,伊拉克就陷入了无边混乱之中。先是基地组织不断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萨德尔民兵武装的反美斗争,还加上教派冲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据统计,仅仅在巴格达市,每年就有一千多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爆炸和恐怖袭击。当我与阿布重逢后,问他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时,阿布无可奈何地说:“水,今天的伊拉克没有安全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哪个地方会好一些,哪个地方会糟一些。”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报道组成员。盖主任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牵头,抽调了许多关键岗位的“精英”,是个“老中青”组合。比如《新闻调查》的优秀编导李冰,直播组的摄像荣欣,我的老搭档冀惠彦等。我特别推荐了《环球视线》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同事叶尔夏特,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做节目却很有想法,电脑多媒体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认为这些新生代新闻人拥有新技术、新视野,是“重返团队”的新力量。探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是我们此次回访中非常重要的一集。抵达伊拉克之后,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拍摄制作这一集节目。而去不去萨达姆被活捉的提克里特,让我们十分犹豫。那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逊尼派极端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老百姓群情激奋,正忙着示威游行,跟马利基政府抗争,时常会有恐怖袭击,不时有外国人在那里遇到麻烦甚至丢了性命。逊尼派和什叶派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教派有分歧,彼此有长达千年的恩恩怨怨。逊尼派在伊拉克其实是少数,只占人口的30%,但在萨达姆时期,少数的逊尼派统治了大多数的什叶派,出身逊尼派的萨达姆,对什叶派实行高压统治,还发生过屠杀什叶派教徒的惨案。如今的伊拉克政府,却是以总理马利基为首的什叶派当政。战后大量的什叶派上台,对以萨达姆及其统治集团为代表的逊尼派,施行了严厉的清算。这种行为也伤及了一些无辜,触动了广大逊尼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逊尼派的人找不到工作,生存成了大问题。两个教派之间的敌视和对立越来越极端,经常爆发冲突。近几年,伊拉克隔三岔五地出现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一大半是逊尼派的极端武装组织实施的。提克里特是萨达姆的老家,在这里,萨达姆被视为反对现政府的精神符号,去采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无疑是十分凶险的。我们雇的两个伊拉克司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听到提克里特这个地名就说:“NO!NO!NO!很危险!”但阿布却认为去提克里特没事儿,他信心满满地安慰我:“有我陪着你,不会有问题的。”阿布是逊尼派,他家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在提克里特有很多亲戚。他说,提克里特的大长老是他的老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住旅馆不安全,就住到长老家,他们都有大庄园,会好好招待你们。”我一想,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在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部落长老的能量不可轻视,有时比政府还管用。拉登当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藏身时,也是依靠长老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服领队潘林华就按这个法子,到了提克里特先去看旅馆,若觉得不安全,就投奔长老家。2.萨达姆老家遇险记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只有180多公里,我们却走得特别慢,因为一路上经历了40多个大型检查站,小检查站更是不胜枚举。每个检查站都是重兵把守,有的需要出示证件和采访手续,有的需要打开后备箱或拿探测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旁边就是重型装甲车或坦克,远处的炮楼还有士兵端着机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好不容易抵达了提克里特,与伊拉克向导碰头后,他带领我们开往萨达姆的墓地所在地。萨达姆被绞死之后,按穆斯林的规矩,是要入土为安的,伊拉克当局出于尊重他族人的考虑,把他埋葬在出生地提克里特奥贾村。到了奥贾村,我们被领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对着路口有个会议厅模样的建筑,外面是一个大院。向导告诉我们,萨达姆的墓地就在这院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库赛和乌代,还有一些嫡系亲信,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后执行了死刑,都被埋葬在这里。在进入提克里特之前最大的一个检查站,冀惠彦(左一)、我、潘林华(左三)和李冰(右二),与检查站军警合影。这也是我们的“公关策略”——请同行的美女记者们与伊拉克警察微笑合影,似乎更容易被放行。这个院子已经被封锁了,外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门,还设了水泥墩,挡着不让车进去。据说萨达姆刚下葬时,这里还是开放的,当地人隔三岔五地来祭奠他,还有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瞻仰他们的前领导人。后来,随着教派冲突越来越激烈,两派之间流血事件不断,伊拉克政府试图将萨达姆的墓迁走,清除是非之地的祸根,可是当地政府和长老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达成了一个妥协:中央政府不搬迁墓地,但是封闭起来,不开放,当地政府也要保持这个地带的清净和安全。向导帮我们联系了一个退役军官接受采访,他对这个村庄很了解,可以介绍一下情况。等待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摄像冀惠彦和荣欣已经扛着机器,准备去拍摄。冀惠彦搬了个小梯子,站上去,隔着铁栅栏门往里拍。这时,那个退役军官来了,我站在门口采访他,荣欣的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采访进行到一半,突然,一辆大型皮卡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停在我们面前。两个一脸严肃的警察跳下来,用阿拉伯语对我们的伊拉克联络人说:“谁让你们在这儿拍摄的,你们从哪来的?”并且示意我们立刻停止拍摄,要检查护照和采访证。警察检查了一番,结论是不允许采访拍摄,而且我们未经许可,“摊上大事了”,得跟他们走一趟。我们的翻译和向导等几个伊拉克人都吓得浑身发抖,伊拉克的警察局进去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警察收了我们的护照,让我们开车跟着他们。我让阿布赶紧想办法,但阿布看上去很放松,似乎心中有数。警车拐了好几个弯,停到了警察局门前。警察要求我们把车靠边停,人不能下来,只让伊拉克翻译跟他们交涉。就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只见一辆白色的越野吉普车从远处疾驰而来,那刺耳尖锐的啸叫声,就像F1赛场上赛车拐弯时轮胎发出的声音。那辆车径直开过来,忽然一个急刹车,停在警察面前。车门刚打开,就传来一大通音调极高的阿拉伯语,叽里呱啦地冲着扣押我们的警察咆哮。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阿拉伯人,留着络腮胡须,头戴阿拉伯头巾,身穿白色长袍,戴着美国飞行员标志式的墨镜。只见那白袍男子表情愤怒,话语激烈,音调很高,以我的阿语水平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是在骂人。那两个刚刚还趾高气扬的警察,一见这白袍男子就一脸笑容,弯下腰频频点头,任凭他数落了五六分钟。最后,白袍男子从警察手里夺回了我们的护照和证件,铿锵有力地说了句:“亚拉!”这句我倒是听清了,就是阿拉伯语“滚吧!”说罢,那白袍男子一转身,和阿布行了一个阿拉伯男性间最亲密的贴面礼。我们惊魂未定地上了车。阿布解释说,白袍男子的父亲是提克里特一位威望十足的长老,我们被拉去警察局的路上,阿布给这位长老打了一个电话求援,长老就派儿子来摆平这件事。我们赶紧对长老之子表示感谢,他义愤填膺地说:“这帮人太不像话了!你们是中国的朋友,是我朋友阿布的朋友,到这儿来就是我们的客人,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到那里去采访拍一拍有什么不行?萨达姆是我们的领导人,让中国朋友了解一下我们领导人的现状,有什么不行?”我们见他那么激动,也好言好语地附和着,一路交谈,到了长老的庄园。长老是位年逾六旬的老者,身形消瘦,一脸威严,身着长袍,手拿念珠,老远看见我们就说:“哎呀呀!朋友们,欢迎欢迎!都进来吧!”将我们报道组全部请到大会客厅。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长老盘腿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式古色古香的壁炉,沙发后面是一面旗帜,应该是他这个部族的标志。厅两边还有两排很长的沙发,坐着几位老者,可能也是分部落的几个长老,整个场面有一种隆重的威严感。我先代表报道组感谢了长老,随即向他表达了我们来这里采访的意图,并且询问他对于战争的看法。长老说:“这场战争怎么打起来的,其实我们不用讨论。但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应该到今天的伊拉克,来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是比萨达姆时期更好了,还是更糟糕了。答案很明显,我们现在生活得更惨了。”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物价飞涨、经常停电等,还说他的部族2000人中有很多年轻人失业,逊尼派受到排挤和歧视。这位长老是我在伊拉克见到最斯文的长老,虽然他对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结果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表达太多极端的观点。聊了一阵之后,我们赶着继续去采访,长老又派出他威武的儿子,开着那辆很狂野的吉普,把我们护送到下一站。下一站是在提克里特最大的清真寺,采访几位部族的领导,谈谈萨达姆流亡时的故事。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众说纷纭。美军的说法是,他们根据情报,在一个叫纳米克的伊拉克人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地洞,在地洞里把萨达姆活捉了。当时萨达姆惊恐万状,高喊:“别杀我别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这个镜头早已公之于众,大家都很熟悉了。但后来有人质疑,说萨达姆其实几个月前早已在另一个地方被抓捕,他进行反抗,被美军开枪打伤,失去知觉后被抓。美军为了宣传需求,把萨达姆抓到事先设计好的地洞里,在全世界电视机前好好地羞辱他一番。我们此次揭秘,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了解这段故事的真相。那天正好有一个清真寺的活动,我们有机会见到几位长老,他们有的是萨达姆的亲戚,有的认识萨达姆的保镖,有的认识传说中藏过萨达姆的纳米克,他们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抵达清真寺时,那里已经严阵以待,像是记者招待会一样,在寺门口摆了一排塑料的简易扶手椅,准备在那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赶紧跟联络人说:“这样不太好,太正式了,能不能找个房间,我们坐下来聊一聊。”于是,采访场地换到一个小会议室,我们坐在中间,周围坐了一圈当地人,有穿着红色阿拉伯大袍、头上绑着象征身份的黑绳子的长者,还有一些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这时,又冲进来几个拿着简易摄像机的小伙子,说是当地电视台的,要求在我们采访时录像。我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场面像是带有强烈政治诉愿的集会。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坐着,墙上有巨大的图案,上面有伊拉克地图,还有一些宗教的象征标志,这已经足够有压迫感了,突然又有人来录像,还要结束之后采访我。我紧张地问他们要采访什么,他们说,谈一下伊拉克现在的形势。我说,我是一个记者,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我个人无法就此发表观点。我马上把阿布和伊拉克向导叫来,让他们帮我推掉这个采访。身为记者的第六感,让我的不安情绪变得非常强烈,整个房间都有种躁动的气氛。那十几个人很快地说着阿拉伯语,虽然我听不懂,但能从语音语调中感受到一种非常激昂,甚至极端的情绪,这样的场面根本无法做电视采访。我向编导李冰无奈地使了个眼色,她也一脸焦虑。突然,会议室里停电了,缓解了我们的慌张情绪。那种瞬间暗下来的感觉,使我们的紧张得到缓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声称所带的摄像机只备了一个小机头灯,完全不够覆盖整个房间,采访无法进行。当地人立即开始张罗着启动发电机,现场一阵忙乱。突然,一个年轻人抓着我来到门外,说:“你知道吗,现在在提克里特市区里,我们正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我们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你,你一会儿要跟我一起去。”我心知不妙,但为了稳住他,就说:“可以,但是得先结束我们的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会?”那小伙子立刻变得很焦躁,很不友善地拽着我喊:“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对现任政府很不满,我们要推翻马利基政府,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么有意义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语气越来越狂暴,给我一种压迫感。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赶快逃脱。可是,还没等我逃开,又有一个穿西装的伊拉克人跑过来拽住我,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那人大声说:“你看,马利基,我们现在伊拉克的总理,一个擦皮鞋的人,现在在统治我们!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都是被奴役和压迫着!”我正一筹莫展时,阿布终于出现了,帮我解了围。我惴惴不安地回到会议室,电还是没来,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不明身份的人。我很想摆脱这种氛围,听向导说清真寺还有个大会议厅,环境稍微好一点,窗户大,透光性好,赶紧提议去那边,几位长老欣然同意。换到了大会议厅,那种压迫感稍稍得到缓解。我们表示只能采访两三位代表,他们推举了一位奥贾村的长老,一位律师和另外一位年长的部落长老。长者为先,我先问那位年长的长老:“战争过去十年了,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翻译转达了我的问题,那位长老却似乎完全没听清我在问什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汗水瞬间就从两鬓流下来了。老先生竟然从一八几几年讲起,说他们伊拉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他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望,一刻不停地说着。尽管他答非所问完全跑题,但出于礼貌,我不能打断他,只能很耐心地听着,心里有种采访失败大势已去的无奈。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摄像荣欣在给我使眼色,编导李冰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让我赶紧结束,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外面很危险。我立刻截住那位长老的长篇大论,表示感谢,试图结束采访。这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在提克里特,我们采访到萨达姆的侄子,他是当地的一位长老,容貌十分神似萨达姆。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他因为这层血缘关系而受到了不小的牵连。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去萨达姆化”之后,这是伊拉克境内遗留的唯一一座有“萨达姆元素”的雕塑,竖立在曾是萨达姆阅兵地的胜利广场上。这一双“手持宝剑”的雕塑,修建于两伊战争之后,是胜利广场的标志,曾象征着萨达姆政权的无往不利和不可战胜。手的原型是萨达姆的手,所用的材料是战争时期缴获的伊朗坦克和士兵钢盔。马利基政府实行“去萨达姆化”措施后,有人曾提议把这座雕塑熔化了,但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3.战后怪胎“绿区”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机会,一次是去采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次是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宪法、政治格局,都离不开美利坚的影子。直至今日,“绿区”里仍坐落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使馆,使馆人员有一万余人,光外交官就有三五千人。采访前一天,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了我们,重申一系列严苛的规定,要求所有人带上采访许可和相关证件,每人随身只能带一部手机,只能随专车出入,进入“绿区”后严禁拍摄等。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这次采访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指定的“绿区”入口,共和国宫的一个小门,沿街那一面,用两道防爆墙隔出了一条宽两米长近百米的狭窄通道,通往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检查站。通道里大概有四五十人在排队,看上去都像是伊拉克的老百姓。我们一打听,多数人都是为了留学、探亲和经商等需求,来这里申请美国签证的。战争之后,伊拉克人出国变得容易了许多。经过重重安检后,我们进了“绿区”,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穿过“绿区”,进入美国大使馆。我坐在车里,打量窗外景色,很惭愧,虽然几进几出伊拉克,这却是我头一次进共和国宫。2003年伊战时期,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拉瑟进入共和国宫,采访了萨达姆,坊间流传,CBS为此向萨达姆身边人支付了100万美元。那时全世界记者都想采访萨达姆,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丹·拉瑟的采访,很多大腕记者羡慕得眼睛都绿了。我当然也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知道,以我们CCTV当时的影响力,对萨达姆而言不是首选目标。他更愿意面对美国的资深记者和著名电视台,使他的话语能够在美国传播,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无用功。我在采访前检查荣欣(左一)的摄像机。虽然我跟荣欣是老搭档了,知道他做事一向细心,但我出于“职业病”,依然要在开拍前亲自检查一番。透过车窗可以看出,共和国宫所遭遇的破坏。它是伊拉克王国时期的王宫,萨达姆政变后将其改名为萨达姆共和国宫,原本是一栋考究的古建筑,有漂亮的大理石,壮观雄伟的雕梁画栋,如今却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路边有一排排移动厕所,还有集装箱车改装成的临时房屋,这是“绿区”工作人员的临时住所。一路上,基本上已不见战争痕迹。那些弹孔、炸坑都明显被修缮过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共和国宫标志性的绿色穹顶,一大半被炸塌了,赤裸的钢筋混凝土在空中龇牙咧嘴,带着大片焦黑的瘢痕。后来我们听说,这种遗留是有意为之,作为对战争的回顾和纪念。美国大使馆是一大片全新的现代建筑,四周用铁栅栏围起,有七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占了“绿区”的三分之一。面包车直接将我们载入院内,下车后,使馆人员将我们带进大使宫邸,让我们在会客厅里做采访。专访之前,我们要求在使馆门口做一段现场报道,用行话来说就是“串场”,镜头跟着我从使馆门口进入官邸,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采访。其实并不会涉及什么重要内容,但美国使馆的新闻官却很紧张,他表示做不了主,需要安全顾问来确定。安全顾问是个年轻的美国小伙,看上去职业干练。他让荣欣模拟拍摄了镜头移动的全过程,严格审查之后表示:这个镜头不行,里面出现了美国大使馆主要的几栋建筑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安全上绝对不允许。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恐怖分子看到这个镜头,就会知道美国使馆的方位,可能实行有目标的攻击。几经协商,最后他们决定,我只能站在大使官邸门前说,说完后就要转身进门,而荣欣的镜头也要老老实实,不能晃动。拍完这段后,我们开始在会客厅架机器。美国大使馆非常专业,给我们安排了一位负责灯光和电路的工程师,还在茶几上摆了咖啡、茶和小点心招待我们。一切完备后,他们要求在大使后面放上两面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还必须有一面伊拉克国旗。这是为了表示,伊拉克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与其是友好合作关系。美国人很在乎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形象,他们不希望被看成伊拉克的主宰者。采访很顺利,这位美国大使是中东问题专家,也曾在中国待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姿态,很巧妙地跟我“打太极”。我问:“美国是否依然实质上管理着伊拉克的各项事务?”美国大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伊拉克现在是个民主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自己当家做主,美国与伊拉克是友好的合作。现在,美国在这里的存在就是大使馆。”我又问:“听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使馆,使馆里有一万人,这么大规模真的有必要吗?”美国驻伊大使在“绿区”接受我的采访。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采访前细致地布置会场。美国十分注重宣传自己的正面形象,在任何场合都声明伊拉克是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美国不干涉其内政;但实际上,这种“民主”不过是虚伪的政治说辞——美国在伊拉克设置了一所拥有一万多名工作人员的大使馆,堪称大使馆规模的世界之最。美国大使解释说:“其实现在本部外交官只有一两千人,其他大多数人都在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业务和项目。”他面前虽然没有稿子,但我感觉这位大使脑海里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答机制。在采访中,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使馆在今日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而美国人对于现在伊拉克的安全态势,也有些无可奈何。此前,我们曾经按要求给美国大使馆提交过采访提纲,他们对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异议,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建议不要问。那就是,伊拉克有一些国会议员曾提出,美国现在依然有无人侦察机在伊拉克领空飞行,进行秘密的使命,究竟是不是这样?这件事在伊拉克议会里曾引起非议,因为美军撤军后,伊拉克就是个主权国家,它的领空不能被随意侵入。但这却是事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不少伊拉克老百姓也告诉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无人飞机。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伊拉克的各项事业依然笼罩在美国背后操控的阴影中,包括一些主权范围,领土和领空等,您怎么看?”大使给了一个官方答案:“我们和伊拉克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所有行为全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包括大使馆在这里的存在。”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里等了快一个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很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2013年3月11日,我在“绿区”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马利基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很乐观,并称伊拉克的大环境是安全的,希望“能在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马利基对我提出“伊拉克局势不稳定”的问题回答说:“有人想要把危机引入伊拉克,这正是让我们担心的。”在谈到中国产品的时候,他希望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伊拉克。4.遭遇连环爆炸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战后伊拉克,一直笼罩在各种恐怖袭击的阴云中。鉴于这种情况,巴格达警察局成立了一支持殊的部队——拆弹部队(EOD)。队员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多岁,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是被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所吸引。五年来,已有两百多名队员牺牲。图为摄像荣欣在拍摄拆弹部队演习。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在拆弹部队(EOD)的工作现场,我手持小摄像探头客串了一把摄影师。我握在手里的东西,是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重返伊拉克采访中,它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后,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某天,我们发现有剧组在巴勒斯坦饭店前拍摄电影的爆炸场景(左图),同一时间,底格里斯河对岸的“绿区”附近发生爆炸,浓烟四起,荣欣在录像过程当中刚巧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真实的爆炸声和滚滚升起的浓烟,让我们很紧张,但饭店前拍电影的人群却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血与火,真实与虚幻,战后的伊拉克充满了荒诞的色彩。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但是,话语温暖并不代表事情顺利,领队潘林华告诉我,报道组找的司机,连人带车,一天是200到300美元,可阿布给我开出的价格却是500美元一天。他很积极地说:“我想让我儿子见识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他开车,我陪着,你给一份钱就行。”我拍不了这个板,只能告诉他,报道组出差有经费预算,台里报销有很多规定,好说歹说,最后很诚恳地说:“阿布,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个人可以支援你,但工作上得分清楚。我们领队事先有安排,该租的车也都租了,各项工作的人也有,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也不勉强。”话里的意思是,伙计,你的确很能干,但并非独一无二。阿布考虑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我跟他协商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大约一个月,我跟你按天计酬。过几天我们要去提克里特,那里挺危险的,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请额外的酬劳。如果你联系到了特别难找的采访对象,我再跟领队说,给你发奖金。”阿布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给不给钱,提克里特我都要去,作为朋友,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事后我专门跟潘林华商量,那天的酬劳给他算400美元。虽然我们的雇佣价格,相比西方媒体并不算高,但是相对于伊拉克的平均收入,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过程,至少在我看来,算得上愉快和谐。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一进院子,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阿布激动地说:“水,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后来战争爆发,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家里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自作主张用了,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他跟我说话时,一旁有摄像机在拍,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谢谢CCTV,CCTV牛!你们是我的好朋友!”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000多村民,死了200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交谈中,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在伊拉克,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他连媳妇都没有,我要对他负责,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有些沮丧:“我50岁了,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要么嫌我没专业。伊拉克现在很腐败,没路子,不塞红包,门儿都没有。”阿布是上过学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博士,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Doctor Sammir(萨米尔博士)。他的真名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但他习惯自称Abu Ahmed,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我为了方便,也就一直叫他阿布。①我和阿布一家。②阿布家的院子。③阿布的妻子。④阿布的母亲。⑤阿布的小儿子。⑥⑦阿布的小女儿。阿布的家庭,是陷于战火中的千千万万伊拉克家庭的缩影。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