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墨索里尼-2

言辞之后就是行动。1月12日，国王批准了墨索里尼的新内阁。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有一些人离开内阁，主要是自由党人士。到了8月份，墨索里尼自己已经集总理、外交部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民航部长于一身了。后来，他又兼任了社团部长（1926年～1929年）、殖民地部长（1928年～1929年）和公共事务部长（1929年）。此外，1926年11月，墨索里尼又重新把内务部长这一职位抓到了自己的手中。这种权力的轮回有它独特的一面，身兼数职并不是巩固个*力的最为明显的途径，希特勒和佛朗哥从来都没有像墨索里尼这样做过。当然，墨索里尼兼任的众多部长职务的绝大部分日常工作都是由副部长们来做的，而这些副部长职务绝大多数又是由法西斯分子担任的。例如，格兰迪从1925年5月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巴尔博从1926年11月起担任民航部副部长，泰鲁齐、比安基和阿尔皮纳蒂都先后担任过内务部副部长（比安基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共事务部副部长），琼塔担任副总理，博塔伊则担任社团部副部长，就连已经从马泰奥蒂事件中脱身的亚历山德罗?莱索纳，迪诺?阿尔菲耶里以及德博诺也在其他部门担任了副部长。从1925年7月起，朱塞佩?沃尔皮接替德斯特凡尼担任了财政部长。此人曾奉行焦利蒂的路线，以前是一个中立主义者，在自由党执政时期最终被阿门多拉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总督，从1922年10月起，他也开始甘心情愿地为法西斯效命了。通常，*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实用性的特点，例如，沃尔皮直到1923年7月才加入法西斯，但他却声称自己早在1921年1月就已经是法西斯的成员了（他还夸口说，1922年，自己曾在46家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后来担任殖民地部长的莱索纳逐渐地扮演起了墨索里尼与阿尔巴尼亚政客艾哈迈德?索古之间的沟通渠道的角色。从1925年1月起，已是总统的索古又在1928年成为了国王索古一世。作为对莱索纳在行贿和外交方面的技巧的回报，法西斯党的历史上也对他进行了记载。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5)随着政府职位的变化，法西斯党内部的管理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经受了马泰奥蒂事件的阵痛之后，1924年8月，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包含15个成员在内的紧急情况指导委员会。1925年2月12日，墨索里尼任命法里纳奇为民族法西斯党惟一的书记，并且宣布将在党内肃清*分子、对事业没有热情的人、一心想发迹的人和玩世不恭者。墨索里尼对法里纳奇这位新上任的党的书记下令说，法西斯党各地方上的争论必须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破坏“法西斯主义和政府工作的声誉”。墨索里尼任命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法里纳奇为法西斯党的书记是为了加强对各地方法西斯党的控制，这是一种“让贼来捉贼”的方法。法里纳奇虽然在法西斯政权内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墨索里尼却掌握了他受贿的事实和其他一些弱点，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控制他。墨索里尼后来还多次使用了这种手段。法西斯党在经过肃清之后又经历了大的扩张：在法里纳奇的管理下，党员人数在1924年下半年减少到了不足60万，但1926年又猛增到93．8万人。民族法西斯党的大门再次敞开了，那些有眼光、能够认识到加入法西斯党的好处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认识到打算长期执政的墨索里尼将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都纷纷加入了民族法西斯党。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与法里纳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反映出了法西斯政府和他的领导人的许多问题。法里纳奇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得到了诸如马拉帕尔泰等许多不同类型的法西斯革命者的认可，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普雷齐奥西和他的报纸《意大利生活》也对墨索里尼表示支持。法里纳奇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他最高兴做的事就是谴责对宗教的虔诚，还喜欢对任何礼貌和庄重进行嘲弄。他在法西斯政权中担任主要职务几乎一直到法西斯灭亡，并且坚定地支持与纳粹结盟，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法里纳奇更像是一个坦慕尼协会的成员，而不太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在法西斯媒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显眼的角色，并且还厚颜无耻地公开为杜米尼和杀害马泰蒂奥的凶手辩护，但他既不是一个希姆莱，也不是一个戈培尔。除了他自己，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信仰都不会发自内心地相信。并且，任何妨碍他发财和成名的人都会让他暴怒不已。法里纳奇经常与墨索里尼通信，他的信件通常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心里明白，意识形态最终都是虚无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显然墨索里尼也持这种观点。同时，法里纳奇经常就法西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进行指责，但墨索里尼每次都容忍了他，有时甚至还有些喜欢听这种指责（他也经常宣称自己是一个说真话的法西斯）。同样，墨索里尼也喜欢偶尔与同样务实的妻子联系一下。法里纳奇坦率地承认，在墨索里尼及其同事中，他惟独把墨索里尼当作自己的一个“兄长和朋友”。但是这种兄弟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有限度的，在墨索里尼的秘密档案中就有一些证据让他能够轻易地控制法里纳奇：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目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一字不漏地剽窃了法里纳奇的电话内容，从而自己也得到了一笔不错的报酬。墨索里尼把电话的内容进行了夸大，并且以正式通知的形式声称，法里纳奇的所作所为足够判上半年监禁了。除了民族法西斯党自身以外，其他的社会力量都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这种公开的*统治。尽管到1925年5月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没有对军队的一些重要职位做出任命，但是他一直在关注着军队，因为他非常明白，在任何社会里，权力都潜在地来自武装集团。在伊松佐的僵局和在卡波雷托的惨败都在意大利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重大的污点。一战过后，一些专家们在怎样才能让武装力量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率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一直没有把细节问题讲得很清楚，但一些极端主义者已经在叫嚣着要建立一支平民化的国家军队了。军队中数量众多的将军（1914年有176名，而1919年则增加到了556名）则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国家发生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有关军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军官整体的工资和待遇上。1922年，墨索里尼先后任命了4个人担任战争部长，由此可以看出，军官的工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说，对于法西斯分子对“前失败主义者”的攻击，军队的领导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忍耐。军方的报纸《意大利军队》也在1922年10月31日为“我们的革命”欢呼，但之后又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很好，因为“革命其实没有向意大利人民展现什么新的东西。”从1922年到1925年，迪亚兹主持了军事力量的改组重建工作，但调整之后的军队仍然是一支非常保守的军队，因为德斯特凡尼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但是，用来为军官、特别是将军们加薪的钱还是筹集到了。从1924年11月开始，军队设立了一个新的军衔——元帅（这一做法暗含的意思是，意大利人也可以与拿破仑在法国设立的军事体系相匹配了，从而可以避免在国际会议上处于弱势地位而“蒙羞”。）1924年，迪亚兹不严谨的传统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尤其是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如安东尼奥?迪焦尔焦将军和加埃塔诺?贾尔迪诺将军等。他与国家安全志愿军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微妙。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6)墨索里尼这个*者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他任命彼得罗?巴多利奥担任了军队中类似总参谋长的职位，而彼得罗?巴多利奥以前就曾在尼蒂和焦利蒂的政府中担任过同样的职务。巴多利奥是法西斯政权内的一个不倒翁，他担任这一职位一直到1940年秋天意大利军队在希腊遭受重大失败时。巴多利奥出身于皮埃蒙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祖辈也是自由党人，而他自己后来则贵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皮埃蒙特的多个城镇里当过镇长或市长。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遭遇惨败之后，社会各界都指责他应当为此事负直接责任，同时还指责他极不愿意就军队的规划、后勤和士气进行任何彻底的调查。巴多利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法西斯进军罗马的前夕，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接到命令，他将向法西斯开火。然而，当法西斯夺取了国家权力之后，他又欣然接受了法西斯政府。1923年，他狡猾地选择了《克雷莫纳新闻》表达自己对法西斯政权的“健康的影响和作用”的崇敬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提倡进行极端军事改革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命巴多利奥为总参谋长是让军队保持稳定的一个信号，军队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巴多利奥也很少放弃收受贿赂的机会）。巴多利奥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野心，但墨索里尼还是对他不放心，于是新设立了一个副总参谋长的职位来牵制他，并任命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格拉齐奥利将军担任这一职务。此人虽然表面上宣称自己支持法西斯，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变化无常和靠不住的人，并且很招巴多利奥的讨厌。而墨索里尼自己则兼任战争部长一职，这样他对军队的控制就安全多了。正如意大利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焦尔焦?罗沙所讲的那样，墨索里尼的策略和计谋创造了“一支有着太多的军官和太少的士兵的军队，物资储备不足，军事体系陈旧低效，管理成本很高，同时其成员一个个都野心勃勃。”但是，法西斯政权对反法西斯媒体的打压也让它很轻松地避免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即使罗沙不说，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如果不出现全面的危机和灾难，这支军队将会忠于墨索里尼。但是军队最终的倾向还是更亲近于国王和意大利各种旧的机构，而不是法西斯党及其宣称的“革命”。1925年，军队中最主要的一些将领理由很充分地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让领袖进行了调整从而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标。此时，马泰奥蒂被害一案及其产生的后果、实现*统治以及身兼数职给他带来的忙乱，都开始让墨索里尼付出代价了。1925年2月15日凌晨4点钟，也就是在墨索里尼让法里纳奇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书记仅3天之后，原来一直是那么精力充沛、那么闯劲十足、那么敢做敢为、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轻松自信、已经被赋予一种坚强的男子汉形象的墨索里尼却突然病倒了。这可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在拉塞拉路的公寓里，他吐血了，房东赶紧叫来了好几个医生。这些医生诊断墨索里尼患了溃疡，建议静养并改变膳食。墨索里尼连续几周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于是外面开始谣言满天，说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还说费德佐尼正在与萨兰德拉和焦利蒂商量共同执政并奉行温和的路线，同时取代墨索里尼并抵御法西斯三巨头法里纳奇、德韦基和琼塔的威胁。秘密警察把这些收集到的谣言都报告给了墨索里尼。即使在后来康复之后，墨索里尼也很少吃肉，喝酒也很有节制。他的一个儿子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墨索里尼曾简单地说起过午餐时喝酸奶的好处。一些满怀崇拜之情来访问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很可能会享受到许多墨索里尼爱吃的水果和蔬菜，并注意到他在吃肉、喝酒及咖啡方面很有节制这一高贵的习惯。他还抽时间给十几岁的女儿埃达送去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尼古丁会使你变丑并且损害你的健康》。他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抽了“无数支”香烟，这损害了他的胃粘膜并让他患上粘膜炎。他最后用父亲式的告诫总结说：“你将会为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付出代价的。”1925年春天，医生还在犹豫是否要给墨索里尼做一个手术，但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甚至连妻子拉凯莱都根本不知道丈夫的健康状况的恶化。在他们的婚姻的这个阶段，两个人的联系不多，而他们的女儿埃达后来甚至宣称，为了安慰自己，母亲曾一度有一个来自弗利的情人。如果埃达的话是真的，那么只会增加墨索里尼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墨索里尼可能不太情愿地向那些更加敏感的来访者承认，自己正“过着紧张不安的生活”，但他的公共形象却不能因为任何外在的虚弱而被破坏。事实上，墨索里尼还刚刚在《等级制度》上发表了一篇赞颂他的忠实的追随者的文章，但他在文章中却把战胜亚文丁联盟和法西斯异见分子的功劳全都归到了自己的身上。他说，法西斯的军事机构也应当效法这种顺从，只接受他一个人的指挥。从1925年开始，墨索里尼这个人，墨索里尼所代表的感召力和权力，以及“领袖”所代表的概念，都走上了一条与以前不同的道路。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凯莱与墨索里尼的孩子们一起搬到了卡皮纳别墅，而她的母亲安娜也在这里去世。那几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头一年，拉凯莱的两个姐妹相继去世。一个是死于癌症的皮纳，她去世的时候才35岁，撇下了7个孩子；另一个是死于难产的焦万纳，她当时已经有14个孩子了。1925年12月28日，贝尼托和拉凯莱终于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并为他们的3个孩子举行了洗礼（施行洗礼的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妻子的兄弟）。这件事在政治上又有了说法，谣言开始流传说天主教教廷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已经达成了妥协。但是，墨索里尼与拉凯莱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开始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了。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7)当然，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忽视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亲戚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也知道一些有关“雇主－代理人”的关系。根据一份1927年保存下来的典型文件的记载，当地的法西斯首领曾给普雷达皮奥当局写信报告说：“领袖几乎被他的亲戚们提出的补贴照顾的要求包围了。事情正在变得让人厌烦，甚至有点不像话了。赶快回到普雷达皮奥来，并对公共注册档案和教堂里的洗礼记录进行彻底的调查，并用合适的方法迅速把随后附上的6万里拉分给领袖的这些亲戚们。领袖对你们为他所做的事情将会深深地感激。顺致法西斯革命的敬礼。”一位居心不良的历史学家制作了一个表格，列出了到1943年为止通过与墨索里尼一家的关系从政府领取各种补助的总计334名亲戚中，有105名是拉凯莱家的亲戚，另外229名是贝尼托家的亲戚。有关这些亲戚的琐事都没有正式公开，但是毫无疑问是有人知道的，特别是在罗马涅地区。他们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墨索里尼家族在公众中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罗马诺?墨索里尼生于1927年9月，虽然起了一个像皇帝似的名字，但却是凡人一个。安娜?玛丽亚生于1929年9月，她和罗马诺大概都是在头一年的圣诞节在母亲肚子里扎下根的。墨索里尼家族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促进国家人口的增长，这在法西斯领导层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在马泰奥蒂危机刚刚开始之后，埃达?墨索里尼就从米兰的一所高中转到了意大利最有名气的女子学院——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至圣的圣母玛丽亚”学院。即使是在那里，也有谣言说她比那些同班的贵族子弟还要*。1928年，她又被送到了印度。很快，她需要有一个丈夫了（她的丈夫的候选人的性格、前途和政治关系都要经过秘密警察的审查）。根据她父亲的命令，所有寄给她的信和邮件都要经过检查之后再送给她。埃达的兄弟们也都十几岁了，他们偶尔也在外出郊游或者在做一些家庭运动时与父亲合几张影，但是墨索里尼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密。墨索里尼的一个儿子回忆说，父亲宁可去抚摸家里养的猫也不愿拥抱一下自己的子女。维托里奥、特别是布鲁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沉默寡言，不像是新兴的统治阶层的子弟，也可能与此有关吧。墨索里尼偶尔也回家几次，但一般都喜欢一个人吃饭。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墨索里尼一家不喜欢聊天。1925年之后，也许是因为胃痛病经常发作的缘故，墨索里尼更加不喜欢绝大多数形式的身体接触了。从1925年开始，墨索里尼经常会用手去按住自己的下腹部以缓解突然袭来的阵痛。虽然口头上还说着一大堆革命性的大话，但也许是因为这种生理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紧张以及厌食（有很多种食物他吃起来都觉得没有味道），让墨索里尼“在内心里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在虚华的外表下，一种阴郁暗淡的感觉正在萌生回旋。墨索里尼的私生活可能趋于平淡了，但在这些年里，对他个人的感召力和魅力的制造和巩固的活动一直在快速不停地进行着。1923年的时候，阿尔皮纳蒂认为有必要为墨索里尼搞一次衣锦还乡的活动，于是便导演了一场从艾达出发迎接领袖的*活动。从那之后，墨索里尼的光辉伟大的形象便更没有止境了。1925年是天主教的大赦年，在大赦年的庆祝活动中，墨索里尼也被列入了可以参观或访问的对象。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所有来到罗马的人都想见见墨索里尼。除了参观古迹或者走一走那些古代的英雄们曾经走过的地方之外，能见到墨索里尼成了访问这座不朽的城市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由阿纳尔多推荐给墨索里尼的一个记者莱奥?隆加内西此时发明了一句口号并开始流传开来：墨索里尼永远是正确的。一个虚构的墨索里尼开始出现了，他可以洞察人们的思想，甚至可以进入他们的梦境中去。一个法西斯宣传家宣称，村民们越来越相信，墨索里尼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在开着摩托车或者汽车独自进行长途旅行的圣诞老人，并且在某一天晚上路过了他们家门口。这样一个墨索里尼不用睡觉，无处不在，他正在具备圣人或者上帝的某些特点。不光是地位卑微的老百姓迷信墨索里尼，就连一些政治家也在逐渐变成精于阿谀奉承的老手了。例如，自认为是法西斯领导层中最为理性的朱塞佩?博塔伊也开始又一次强调他对墨索里尼的“思想和方法的无限忠诚”。他和他和朋友们清楚，他们是“在法西斯主义中工作，也是为法西斯主义工作，并且首先是为您工作，我们承认您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领袖。”后来，博塔伊又把墨索里尼的美德和优点与法里纳奇之类不那么杰出的法西斯党成员的“慢性反叛”作了比较。费德佐尼也向墨索里尼表达了他的“个人的无限忠诚”，称他的领袖必须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您的健康不仅仅是您自己的，而且是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它是属于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即使是法里纳奇也表示赞同地说：“您担负的责任比我们其他所有人的都重要，您的生命并不是属于您自己的，而是属于全体意大利人民的”。然而，法里纳奇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尊重的语调就不是那么可信了。法里纳奇曾劝告墨索里尼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飞行，墨索里尼对此大为恼火，但法里纳奇却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反唇相讥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将改变对您的建议，支持您去飞行，并且还要建议您在开车时把时速保持在150公里以上。”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8)在塑造墨索里尼形象的过程中，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男子汉气概和现代性都是宣传家们坚持不懈的主题。一位评论家还声称，虽然运动好像一度曾经是“英国制造”，但现在领袖自己“无论从观念上、训练上还是从实际行动上讲”，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运动员了。法西斯宣传家们向人们描述了墨索里尼一天中典型的运动安排。他早上7点钟起床，先洗个冷水澡，迅速地喝下一杯牛奶，然后就开始一个小时的骑马，他跳上马背的姿势就像是一个“天生的牛仔”。骑马活动结束后，他将继续练习剑术。他喜欢最为男子化的凶狠的武器——长剑，练习剑术时，他双唇紧闭，神情坚毅，并且他的击剑技术“完全是个人独有的风格，灵活多变，诡计多端，擅用突然反击，经常出乎对手的逻辑意料之外，让对手就像耶稣受难那样被击中”。同样，他还很喜欢游泳，还曾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很渴望有时间去练一练足球、网球甚至高尔夫球。无怪乎于1928年创刊的《法西斯体育报》在第1期上就称墨索里尼为“领袖、飞行员、剑客、骑士、意大利的第一个运动员”。除了沉迷于运动之外，墨索里尼还喜欢上了照相。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观察家就宣称，墨索里尼是历史上照相最多的人。通过媒体或者明信片等渠道，他的图片被广泛地散布到意大利民众中间。早在1922年之前，意大利人就习惯于收集亚平宁半岛上无数的描绘着圣人的物品作为纪念品，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虔诚。根据现在的估计，流传于世的墨索里尼的照片大约有3000万张，记录了墨索里尼的大约2500个姿势，这是一个把政治生活神圣化和商业化的一个新奇的例子。1926年，一个14岁的发烧友克拉雷塔?佩塔奇（她是教皇的医生的女儿）把她的整个房间都贴满了墨索里尼的图片，她当时的动机可能与几十年之后的青少年们珍藏流行艺术明星和足球明星们的照片的动机是一样的。满屋的墨索里尼的图片让年轻的佩塔奇如此激动，她于是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并且在信中附上了自己创作的几段对墨索里尼表示崇敬的诗句。也是在那一年，一位牧师赶在罗马教廷之前发现了一种把天主教教义和法西斯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于是，崇敬墨索里尼的人们被告知，墨索里尼是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再生。墨索里尼的形象中有一个非常突出而富有人性化的特点，那就是他在公共场所或者照片上出现时喜欢把身上的汗或者水擦干，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当时却还是很新奇的。墨索里尼爱出汗，他在游泳之后会把身上的水擦干，在滑雪（或者参加收割庄稼）前会把衬衣脱掉，这对于当时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他的身体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能够引起忠诚的“余象”。希特勒、斯大林、列宁、鲍德温、张伯伦、罗斯福、勃鲁姆和佛朗哥等从这方面来讲，看上去都显然不太像“男人”，他们都没有墨索里尼那么豪放，都羞怯地把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同样，虽然事实上已经深受他的健康状况的影响，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未否认过墨索里尼的性能力，而是同样把它与墨索里尼的形象和感召力联系在了一起。法西斯的宣传在不断神化墨索里尼，并且在法西斯*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更是愈演愈烈，把墨索里尼形容为“像花岗岩一样坚硬”，一个“绝无仅有的人”，并且不可避免地没有什么朋友，已经远远地超脱了一般的感情。但是，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他无处不在，并且时时刻刻在观察着人们。也许这种特殊的神化和亵渎的混和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崇拜墨索里尼的十几岁的小女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她在信中透露说，她刚刚第一次领完圣餐，心中充满了耶稣和墨索里尼赋予她的希望。“你们两个将停留在我的舌头上，落在我的胸上，落在我可怜的心上。你们是多么的好啊！”圣餐变体论、*和更为普通的*，这些都混合交织在她的意识中，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谓的*染力。这种力量后来甚至扩展而影响到了外国政要的夫人们。克莱芒蒂娜?丘吉尔在1926年3月会见了墨索里尼之后发现他“相当单纯而自然，非常威严……有一双美丽的、金棕色的、极富穿透力的眼睛，你可以理解它，但却无法与它对视”。总而言之，“墨索里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她还非常高兴地向墨索里尼索要了一张签名照片作为纪念。阿斯奎斯的夫人则更为简单地表达了她对墨索里尼的“肌肉”和“非凡的活力”的喜爱（毫无疑问墨索里尼与她的丈夫是不一样的类型）。张伯伦夫人也是一个长期的墨索里尼迷，她还喜欢珍藏各种法西斯徽章。据称，英国驻意大利大使的夫人西比尔?格雷厄姆也非常迷恋墨索里尼。在之后的10年里，许多贵妇人都热衷于能和墨索里尼一起喝上一杯茶。不管墨索里尼的感召力是多么突出，他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毕竟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可以想见，也会有人出面来为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树立光辉的形象，虽然他长了个五短身材——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恶毒地把他描述为一个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但两脚却永远挨不着地的国王。但他还是被强调性地称为“法西斯政权的国王”，特别是在1925年6月他的登基纪念期间。有些宣传家相信，维克托?伊曼纽尔可以成为“国家和民族意志的最佳代言人”和“意大利的第一个士兵”。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9)当维托里奥来到罗马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时，他也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表示尊敬的责任，那就是去拜见教皇。就感召力而言，教皇庇护十一世是另外一个有竞争力的重要砝码。教皇甚至也被描述成为一个体育爱好者，他的崇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喜欢在阿尔卑斯山中徒步旅行，并因此而送给了他一个“登山家教皇”的美称。罗马教廷的持久的历史影响，再加上现代天主教教义复杂的舞台道具的支持和渲染，在法西斯意大利政权的精神建设历史上都是永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都被忘记或者低估了。宣传家们或许可以确保墨索里尼是挂在每个人口头上的名字，但是教皇以及他的红衣大主教和一般的主教、他的圣徒和殉教者在许多意大利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持着一个十分神圣的地位。一个法西斯记者在1928年夸口说“对于墨索里尼的膜拜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意大利民众的心中”，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崇拜保留着一些与教会崇拜相似的特点，因此不言而喻，它仍然没有脱离宗教虔诚和信仰的范围。一位担任牧师的法西斯分子高兴地宣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正在认识到……在罗马，惟一有活力的、被人们普遍真心接受的信仰仍然是天主教。”事实也一再暗示，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也不愿意成为体现墨索里尼感召力的工具。为地方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头目所做的传记也大量地涌现，尽管这样做通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当詹保利和阿尔皮纳蒂的追随者们过分强调他们的感召力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被送进了监狱。对于民族法西斯党的内部纪律的讨论也直到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发表演讲之后才结束。但是在当时，墨索里尼关注的还是如何*反法西斯的势力。在官方场合，墨索里尼都有意与重新出现的法西斯暴力活动保持着距离。例如，当法里纳奇公开对暗杀马泰奥蒂表示认可时，墨索里尼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对他的话进行了纠正，声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发生了马泰奥蒂事件才取得了胜利，而应当说即使发生了这一事件，但法西斯主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虽然墨索里尼强调了这种维护法制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1925年7月法西斯对于乔瓦尼?阿门多拉的残酷的、最终是致命的*，而这只是1924年9月对年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皮耶罗?戈贝蒂的*的翻版。那些能够逃往国外的人开始把这一方式作为逃避法西斯*的惟一途径，1925年夏天离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管怎样，当墨索里尼得知他的对手们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也有少数自由党人在自由和法西斯政权之间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们也流亡到了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尼蒂和斯福尔扎。在一手*对手的同时，墨索里尼也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法西斯政权，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司法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他以前是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者，1925年10月2日通过的“维多尼广场法案”表明他主张的社会政策获得了胜利。这个法案用简明的条文规定，法西斯工会应当取代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并成为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大商业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10年，直到1934年一直都由出身皮埃蒙特一个犹太人大企业家家族的吉诺?奥里韦蒂领导。）认可的“惟一的工人代表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法西斯社团联盟”承认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享有最高的权威。不言而喻，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工业家在行动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虽然墨索里尼随后很快就很小心地有意与意大利的商业和银行业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任何企图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仲裁体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另外一件紧急要务是如何管理媒体。早在1923年，意大利重要的报纸之一《时代报》就在政府提供的补贴的引诱下倒向了法西斯事业，现在，法西斯政权也向其他报纸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帮助维持法西斯主义要求的统一性。虽然自己就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墨索里尼现在却要求在他的统治下，任何人不得随意发表言论，哪怕这些言论过去曾经对他大有帮助。1925年11月4日，在纪念维托里奥威尼托胜利7周年时，一个社会党的代表蒂托?扎尼博尼和一个退休的将军路易吉?卡佩洛被指控策划暗杀墨索里尼而遭被捕（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处在警察的密切注意之下），墨索里尼限制媒体自由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就在之后的一个月里，由富有的克雷斯皮家族拥有的意大利最有名的报纸《晚邮报》迫于压力再次重申解雇自己的自由党编辑阿尔贝蒂尼。其他报纸在得到政府的承诺要提供款项帮助它们进行改组之后，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的新闻法案，把新闻业转变成了一种国家监督管理下的活动。12月11日，在一篇评论劳工状况的演讲中，墨索里尼解释说：“我认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处在一种永久性战争的状态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次重复声明，今后的5年或10年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命运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自从科孚岛危机之后，意大利国内形势有着太多的变数，墨索里尼很少能抽出时间去考虑国际上的事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外交事务交给了外交部的专家们去处理，但同时也提防着他们中出现的任何反对法西斯的迹象。他意识到法里纳奇的口无遮拦可能会对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造成“危害”。1924年春天，在英国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战争期间曾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成为英国首相之后，墨索里尼运用了更为老练的外交手段，使得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影响英、意两国关系的障碍。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墨索里尼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尽管法西斯主义宣称要在意大利彻底根除共产主义，墨索里尼本人也经常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政策进行攻击，但两国却在1924年2月7日签订了商业和航运条约，从而恢复了这两个互为对手的“革命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当时以及在那之后，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就很少在国际上发起对苏联的外交*。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10)1925年意大利参与的最为重要的外交行动是为《洛迦诺公约》作准备，这一条约最终在12月1日签订。这一条约的签订让德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中，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了它在一战结束时形成的西部边界。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确认它的东部和南部的边界（正如一位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洛迦诺公约》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对于意大利来说，德、奥合并仍然是“问题中的问题”）。在《洛迦诺公约》的准备和签订过程中，墨索里尼发表了许多言论，坚决地强调说德奥合并是无法容忍的，将意味着“战火重燃”。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大利将不会接受已经确立的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地位。只有当他在国内发表讲话时，他谈到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才略有不同。例如，他曾暗示说，战争从未结束。12月11日，在同一次演讲中，他又非常有特色地使用了一个体育运动中的比喻：“在政治上有时需要忍受打击，就像你站在拳击台一样。最重要的是保证不被打到台下去，我们也应当这么做。”这种坚持战斗的意志和决心可能代表的含义将留到以后去解释。在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驻意大利使节的警惕，而墨索里尼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将会更多地关注国内的事务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有着难以约束的野心的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意大利国内，绝大多数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也都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并且开始从中寻求利益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哲学家乔瓦尼?真蒂莱，他此时已经结束了*长的任期，参加了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受命根据最近的形势对宪法做出修改。4月份，真蒂莱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法西斯的秩序表示支持。他的这一声明让那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大为恼火，贝内德托?克罗齐在5月1日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声明》，并且从那之后退隐到了自己家族位于那不勒斯的豪华住宅中，在那里开始向带着崇敬之情前来访问的学生们宣扬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他不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是一样的，他们也开始寻求建立一种能够获得不错报酬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此时，真蒂莱开始喜欢赞美法西斯主义关于生活的“整体”概念了，而“整体”这个词也正在法西斯的词汇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著的位置。6月22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对民族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他的决定：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化。他宣称：“我们强烈的极权主义意志需要有更加极端的暴行……目前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纯粹的理想，现实中绝不妥协。第二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法西斯所有。虽然在用词上还没有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那么精确，但墨索里尼的确是在宣布法西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这是一种新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个人要服务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阶级将不复存在。1925年10月28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阶梯歌剧院里，墨索里尼用更为强硬的语言来纪念进军罗马3周年。他的讲话在此后被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无数次地重复：“法西斯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政权，所有人都将支持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1)(图)1925年7月，墨索里尼42岁了。拉凯莱给他带来了生日的祝愿，而墨索里尼则自嘲地说自己现在的感觉是“既非常年轻又非常老”。这种对生活的正反感情并存的状态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法西斯活动包括的范围非常宽泛，而他们的借口是法西斯政权是一个完整的政权。当然，法西斯政权的这种完整性也对墨索里尼提出了非凡的要求。在对法西斯童子军的宣传中，墨索里尼总是被描述为每天工作14甚至16个小时，这可能还是打了点折扣。然而，为墨索里尼写传记的一个主要的意大利作家却声称，墨索里尼每天忙于政务的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并且他从来都不像希特勒那样喜欢漫无目的的闲聊。一个年轻的同事回忆说他“喜欢官样文章，不管是清晰详细的历史年表、写得不错的总结和综合，还是生动的细节、要点的提炼，都能博得他的喜欢。”相反，在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表即席之作却是他不喜欢的事，并且，他总是喜欢在书桌上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放上一份有关所有会议的书面安排。他自己很清楚，一个极权主义的*者必须是各方面的专家，或者要让别人看起来是这样。法里纳奇建议墨索里尼只需坐镇罗马，这让墨索里尼非常生气，因为这样他就再也无法了解各个省的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法西斯体系处于创立过程中的那些年里，墨索里尼这位*者总是事无巨细——1926年1月，他甚至还惦记着在官方场合指示新闻媒体不要报道那些自杀和犯罪事件，因为这样的报道只会给那些“弱势群体”树立坏的榜样。对新闻媒体进行威胁只是建立极权主义*统治的一部分。在1926年至1929年间，墨索里尼努力地让劳动者、资本家、农民（连带着南部）和法西斯党都屈服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胜利。通过讨价还价，他还与天主教会达成了交易。他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虽然非常慎重，但还是吹嘘说意大利正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其利益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欧洲大陆。”他的野心中真正的创新之处是想进入目标大众的心中和精神中，并且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宗教根植在他们的思想中。“极权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于1923年5月出现在阿门多拉的《世界报》上的，当时它的含义很简单，只代表一种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欲望。但随着它的含义在那之后不断地扩展，墨索里尼也希望能够与意大利人民建立一种完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虽然有违他的意愿，但以前所有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却又悄悄地潜回了他的思想中。在那几年里，他渴望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革命者，并且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胜过他年轻时信仰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反对法西斯的敌人的新的政治体系。然而，如果这些是他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这些想法并不意味着自由，维持新生的法西斯国家的基石仍然是*。在这方面，从一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对意大利的控制更加严厉了。现在机会来了，墨索里尼可以把他以前曾向法里纳奇描述过的他优先选择的策略付诸实施了：“趁我的敌手们最混乱无序和惊慌失措的时候，主动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1925年11月，扎尼博尼和卡佩洛策划了一次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行动，在这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针对他的暗杀事件。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到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一个会堂参加了国际外科医生大会的开幕仪式。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上午11点，当他出席完仪式走出会堂时，一个出身上层社会的爱尔兰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向他开枪射击。墨索里尼还真是幸运，子弹只是擦破了他的鼻梁，于是，墨索里尼趁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对这一事件进行大肆宣传。他往脸上的伤口处贴了张膏药便又开始工作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暗示他刚刚死里逃生。事实上，下午4点半，墨索里尼就炫耀似地将头上缠上绷带在党内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的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演讲结束时，他用了一句特色鲜明的结束语，敦促所有人都要“危险地活着”，这句话立刻就成了法西斯政权的一句口号。他在演讲中说：“事实上，我就像是一个老兵在对你们说话。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们就替我报仇。”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一些群众聚集在基吉宫前，墨索里尼又站在一个阳台上对人群发表了演讲，他说：“我是你们这一代人中的一员。这就意味着我是意大利的新生代，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事件的阻扰，而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阿纳尔多可没有他这么坚强的斯巴达精神，他从米兰给哥哥打来电话时痛哭流涕——他的电话被窃听，秘密警察录了音。墨索里尼告诉弟弟要保持冷静，说这一针对他的谋杀企图对他的影响只是“一时的”，而阿纳尔多则像往常一样感谢上帝救了哥哥一命。事后，杀手吉布森小姐被诊断为精神不正常，在英国外交官的干预下，她很快被驱逐回了英国（法西斯的报纸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它们发表了很多排外的言辞激烈的文章，《意大利生活》把吉布森骂为“外国女恶魔”）。然而，引起法西斯当局更为直接的反应的还是第3次针对墨索里尼的行刺事件。9月11日，在墨索里尼在波达皮亚驾车驶往他的办公室的途中，一个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吉诺?卢切蒂向他投掷了一枚炸弹。结果，炸弹并没有伤到墨索里尼，却炸伤了8个看热闹的旁观者。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继任该职位的是来自地方的警察头目阿图罗?博基尼。但是，博基尼立足未稳，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了。10月31日，当墨索里尼驾车驶过博洛尼亚的街道时，一个出身于无政府主义家庭的十几岁的男孩安泰奥?赞博尼试图朝他开枪射击。赞博尼当场被暴怒的法西斯分子打死。围绕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论，有人认为要么赞博尼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凶手，要么就是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分子策划了这一事件。而当地的法西斯头目阿尔皮纳蒂最终也的确与法西斯政权产生了冲突。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2)然而，对于赞博尼事件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墨索里尼对它作出的反应。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开始放手大肆进行*了。11月6日，他免去了温和的费德佐尼的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这一职位重新收归到自己手中，同时还出台了其他一些新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都是由费德佐尼和罗科（这两个人以前都是民族主义者而非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起草的。根据这些法律，反对党、团和协会等都被正式禁止存在，意大利变成了一个*的国家。那些参与“亚文丁退出”的成员从1925年1月起就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最终也被剥夺了在议会中的席位。在此之前，死刑先是在托斯卡纳公爵的领地内被废除，后来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都被废除，这在整个欧洲也是开了先河的。但是此时，死刑在意大利又被恢复了，*罪可以被判处死刑。11月25日，一个国防特别法庭成立了，它带有很浓重的法西斯党的色彩，因为法庭的绝大多数法官都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法西斯还花了更大的力气来禁止秘密移民——趁边境士兵吃中午饭的时间稍稍有点长的机会就把萨尔韦米尼通过小圣伯纳德山隘转移到国外的日子结束了，至少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了。意大利即将变成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堡垒。为了从意识形态上保证这些决策的实现，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挑选博基尼担任了这个职务。直到1940年死的时候，博基尼看起来都是一个“神秘而极为有力的*者中的*者”。博基尼是南部的一个官僚，是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1880年生于贝内文托省的圣乔治－德尔桑尼奥，这个省是位于那不勒斯东面山区的一个省。在取得一个法律学位之后，他在1903年进了政府部门。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有很多兄弟，这些兄弟们都把自己看成博基尼在当地的代理人。就任之后，他逐渐成为贝内文托地区的老板，该地区的任何发展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并且他自己要能够从中受益。他的职业生涯在1922年之后开始开花结果了，他先后曾在布雷西亚、博洛尼亚和热那亚任过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时候，他以与*反对法西斯政权者同样严厉的手段来**的法西斯分子，并因此而声名远扬。事实上，1926年的时候，费德佐尼就提到过他的名字，而布雷西亚的法西斯头目、在3月份接替法里纳奇成为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奥古斯托?图拉蒂也非常看好博基尼。在博基尼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法西斯革命的狂热信徒。他怪异的口味最为有名，他还笑谈只有自己身上系的腰带是法西斯的。一个德国朋友回忆说，他喜欢用“龙虾、牡蛎、阉鸡和法国佳酿勃艮第葡萄酒来抚慰自己的神经。”他死于1940年11月20日，那天，他先在罗马的大使饭店里吃了一顿味美多汤的大餐，然后又与玛丽亚?莱蒂齐亚?德列托?沃拉罗——出身于贝内文托一个贵族家庭的25岁的姑娘甜蜜地约会，之后就死了。他的死给姑娘的家族带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说她匆忙地嫁给一个垂死的警察头子是看中了他的大量遗产。博基尼还试图掩饰自己对“腐化”的传统看法，希望那些渴望得到他保护和支持的人送给他的礼物的价值一定要适当。他还从秘密警察的预算中大捞特捞，好像这些预算是他自己的一样，而墨索里尼也非常仁慈地没有调查他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博基尼在适用规则上也同样是一个聪明人，虽然法西斯政权一直在宣扬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但他却设法安排南部的警察来监视北部的反法西斯人士。与先前一样，他还在继续窃听法西斯主要领导人的电话，就连墨索里尼本人和他的兄弟（后来还包括他的情妇）的电话他也照样窃听不误。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相比，博基尼更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末期，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警察之间已经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而博基尼和希姆莱之间也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他甚至在私下场合里嘲笑地称纳粹是“土狼”。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庄重地参加了博基尼的葬礼，这下他在死后也有机会和他们开下流的玩笑了。博基尼生前还与外交部长齐亚诺联合，这让齐亚诺非常害怕，因为他担心这有可能导致意大利与德国结成联盟，而他则是希望意大利能够推迟参加二战。20世纪30年代，博基尼还是党的总书记斯塔拉切的一个对手，对于这位总书记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真心的信仰，他肯定感到非常滑稽可笑。斯塔拉切来自加利波利，而且更靠南部一些，在博基尼的心目中，这个地方比贝内文托还要偏远，这种看法更加剧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态度。总而言之，博基尼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现代国家本身也是如此，因此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恰恰是与一个“法西斯新人”相反的特点，相比之下，他能够更好地代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结构，而不是法西斯革命。此外，博基尼与墨索里尼也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事实上，正是他们俩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居然为墨索里尼赢得了来自一位反法西斯历史学家的赞誉（这位历史学家曾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警察部长之一）。1927年5月，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墨索里尼发表了他最为重要的（对此还有争论）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公开地对由博基尼主持进行的警察改革表示了满意。墨索里尼对他那些恭顺的法西斯听众开玩笑地说：“在历史上警察难道不是比教授更加重要吗？”他夸口说，重组后的警察正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赢得胜利，不管他们是轻微的犯罪还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他们已经击败了反法西斯势力，他们是情报机构的楷模。在那之后，墨索里尼继续毫不吝啬地对博基尼大加赞扬，并且很喜欢他形影不离地跟随在自己左右。甚至当法西斯政权最后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把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博基尼的过早去世。警察头目是一个不需要顾及太多言辞和魅力的职位，而墨索里尼如此喜欢博基尼也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行动有时候要比言辞和形象重要得多。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3)在那几年里，墨索里尼的创新之一是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或者叫“奥维拉”。这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特殊的含义，只不过叫起来比较响亮而已。博基尼为多达13万的意大利人建立了档案，因此有效地遏止了许多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计划。他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将其称之为控制言论，令人信服地把反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落后和退化”的形象，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击败政治上的抵抗势力，从而强化了恐惧、怀疑和自我仇恨的氛围，并因此也让流亡国外带上些美好的色彩。法西斯政权还对新闻媒体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这就确保了意大利年轻一代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那些流亡国外或者被放逐充军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名字都不知道。1940年的时候，博基尼的秘密警察组织总共只有大约375个人，但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与其他的*政权甚至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比都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么小的警察组织规模也暗示出，当时意大利的政治阶层的范围实际上是很小的，并且，不管是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还是其他作为政治信仰的现代意识形态都并没有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深深地扎下根来，而只是肤浅地停留在表面上。同样荒谬的还有法西斯政权常常使用的惩罚方法——流放，这种惩罚方法是从自由党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但法西斯政权此时又把它“发扬光大”了。许多*的人士（其中还有许多法西斯分子）都被从他们的家乡流放到一些偏远的村庄里，这些村庄通常是在南部（特别是利帕里岛、特雷米蒂岛和蓬扎岛上的一些小村落）。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地方可能连社会文明都比较落后和缺乏，更不用说对民众的国民化了。许多政治*都被看押他们的监狱看守称为“教授”，对于这些看守来说，他们是一些不可理解难以估量的、属于外来的有文化阶层的人物，同时也是与同样不可理解和难以估量的法西斯体系发生冲突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中地位较低的职员对流放这种惩罚方法也持有与这些监狱看守相似的看法。博基尼的警察统治的成功，以及墨索里尼给予他的全力支持，都让国防特别法庭诉诸于死刑的手段显得相对比较温和。从1927年到1943年，法西斯政权以政治罪名一共判处了42例死刑，真正执行的有31例，其中有22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受*最多的是北部边境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果一个牧师被怀疑在斯洛文尼亚人中聚众活动，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流放。1927年，墨索里尼对“斯拉夫威胁”非常担心，他告诉朱塞佩?沃尔皮说，他已经制定出了能够确保击退来自斯拉夫方面的任何军事入侵的计划。国防特别法庭总共就13547个案子进行了起诉，一共判处了27742年的徒刑。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流放、软禁在家或者处于被监视之中。在1945年之后受到法西斯*的最著名的人士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1927年遭到国防特别法庭*的，而墨索里尼则特别指示法官要保证判他20年监禁。虽然受到疾病的困扰，葛兰西还是在狱中活了10年。1937年4月27日，在被释出狱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死时才46岁。许多人都认为，对葛兰西的*反映了墨索里尼从整体上对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和组织机构的攻击。按照*主义者以及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的理解，如果不承认墨索里尼当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观点，要想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剖析是不可能的。他还记着自己年轻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因此这一指控一直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痛苦，他也经常寻求机会对此加以反驳，还多次对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进行了批判。他还抱怨说，人们总是喜欢盲目地模仿法国、英国和美国，但对根植在意大利的灵魂和土壤中的影响力却加以否认。类似地，墨索里尼还强调说，法西斯政权也有自己的企业联合会和工会组织，它并不打算抛弃工人阶级；相反，在不侵犯财产权和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还将时时刻刻保护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精英中，工团主义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也因此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激进特点。从1922年到1928年，法西斯工团主义的领导人一直由埃德蒙多?罗索尼担任。他是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老朋友，也曾移民国外，但去的不是瑞士或者奥地利，而是美国。他在美国所受的贫穷和剥削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工会必须接受和认同国家。他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支持参战者，1921年时，他已经投身到法西斯运动中了。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他立即被墨索里尼任命为法西斯社团联盟的总书记。1926年11月，与这个组织相对立的*主义和天主教工会组织被解散，这个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法西斯政权声称，法西斯全国总工会将成为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保护伞。墨索里尼还对一个来访的英国记者说：“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最终目标。只要你喜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带些*色彩的*政权。”也许是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平*义思想的支持和鼓励，罗索尼一直在为工人寻求权利。但是同时，他也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已有的用于仲裁的法律都是由反动分子罗科拟定的。此外，有人声称，法律同时禁止*和停工，证明法西斯政权在对待阶级争端时的态度是公平的，对于这一说法，罗索尼认为也难以让人信服。同样，当墨索里尼声称要成立一个“社团型的国家”时，他也表示怀疑——1926年7月，墨索里尼新成立了一个“社团部”，并且亲任部长。在这种体系下，议会的要求将通过各个行业协会来体现，而据说在这些行业协会中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都将完全献身于国家和法西斯的事业。1927年4月，法西斯政权还制定了一部《劳动法》并且大加吹嘘，声称将给予“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完全的自由，但这也没有能够让罗索尼真正接受法西斯政权的新体系。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4)墨索里尼本人在这其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他把事情留给了他的社团部副部长（对他非常恭顺，并且很机敏）博塔伊去与罗索尼和罗科争论。博塔伊最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图，于是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所有的意大利人“效仿”墨索里尼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告诉人们说：“要认识并深刻地理解墨索里尼，要自觉地服从领袖，就意味着要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去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领袖的狂热追随者才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进程。”博塔伊可能认为这部《劳动法》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目标的一种肯定，并且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在经济秩序中至高无尚的地位”；但是罗索尼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这部法律在削弱工人的力量的同时，对于老板们是有利的。即使领袖有再大的神秘魅力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在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也认为，这部《劳动法》在改变意大利工人的工作状况方面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的真正作用仅仅是提高了墨索里尼的个*威。这些事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罗索尼的下台。1928年11月，罗索尼在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担任的职位被废止了（来自工业、农业、贸易、交通、银行、专业人员和艺术家、海员和飞行员行业协会的7个领袖取代了他的位置）。有谣言说，法西斯政权之所以对劳工体系结构进行调整，是因为罗索尼竟敢大胆地谈到墨索里尼的下台。当然，墨索里尼当时也已经在收集他这位老朋友的*行为的证据了，包括他以他父亲或者叔叔的名义进行的土地交易，以及他乱搞男女关系的情况，就连有谣言说他那笨拙的妻子曾在罗马当过*也都记录在案。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妨碍罗索尼最终又一次担任部长职务——从1935年1月到1939年10月，他又担任了农业和林业部部长。由一个前工会领导人担任农林部部长，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还在留心观察纳粹德国最新的劳工情况，并且自认为还是一个“左翼法西斯”。但是，在经历了7年的离职生涯重新担任部长之后，他也开始费尽心机地强调自己“首先是拥护墨索里尼的”。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期间，工团主义都只是作为想像中未来革命的一个目标而停留在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的口头上，主要还处在知识研究的层面，实际上并没有付诸什么社会实践。在建设“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不仅是劳工运动，工业和金融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影响。在1926年以前，墨索里尼很少做出什么举动来挑战商业界的权威。有些比较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曾对意大利最富裕的阶层的行为方式产生过抱怨，墨索里尼还想就此展开调查。法里纳奇曾对一些银行的自私行为进行攻击，还就一些金融和财政问题发表了一些危险的评论，都受到了墨索里尼公开的责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维护德斯特凡尼和沃尔皮的传统经济政策，并且称自己“农民的良好感觉”让他对于政府的过多支出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谨慎。法西斯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官员们都设法借助外国资金来帮助使意大利的经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到1918年的时候，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早在1923年5月，墨索里尼就与摩根银行的新任资深股东Ｔ．Ｗ．拉蒙特见过面。即使是在发生马泰奥蒂事件那段艰难的时期，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沃尔皮也夸口说自己有着大大小小的能够获取国际资本的途径，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他又在1925年10月至11月之间访问了美国。一方面是去为意大利寻求更多的贷款，同时也是为意大利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等待德国的战争赔款等问题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在1924年至1929年间，意大利跃升成为排在德国之后的美国贷款的第二大受益国。由于能够获取外国资金，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币值也得以维持，这在墨索里尼看来可是维护意大利国际声望的一个法宝。为了巩固与Ｊ．Ｐ．摩根等美国银行家的良好关系，1926年夏天，沃尔皮准备再次访问美国。但是8月8日，他却突然收到了墨索里尼的指示，还附有一封加以解释的信件：“后面附上的短信是对几个月来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很大程度上是靠直觉。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直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出过错的。”面对墨索里尼这种有些粗鲁的解释，即使是狡诈的沃尔皮恐怕也要脸色发白。当他接着读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墨索里尼最看重的问题并不是进一步赢得更多的贷款，而是如何能够稳定里拉的币值。当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里拉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墨索里尼的语气很严肃，他强调说：“政权的命运与里拉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有必要把捍卫里拉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绝对的决定性的战斗。”作为“极权主义者”，意大利人感觉他们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过得很“孤独”。他们决不能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本位的束缚”；相反，他们应当自立自强，并且要“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要大胆进取，开阔眼界。”看来，里拉的价值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意大利必须足够强大，从而能够在意志上赢得胜利。10天之后，墨索里尼在佩萨罗发表演讲时公开宣布了这场“战斗”，声称“在法西斯政权内，从领导人到最基层的追随者都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来捍卫我们国家的象征——里拉，以及我们的财富、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和鲜血。”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里拉好像已经成为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化的化身了。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5)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1927年12月，墨索里尼正式确定了里拉的币值：1里拉兑换19美元、92．46英磅，然后再次将其与金本位挂钩。包括沃尔皮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里拉的币值定得太高了，但是墨索里尼仍然坚持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也许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气势和决定来进一步压制美国的银行家们。Ａ．Ｓ．本尼是意大利更为现代的工业家的代表，他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启发，通过降低意大利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快就调整适应了里拉的新币值。那些对法西斯的压制不太顺从的人也很快就因为随之而来的失业率的上升而沉默了。即使是根据法西斯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26年至1928年间，意大利的失业率已上升达到了先前的3倍。那么法西斯政权代表的只是一种行事方式吗？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们所持的最为持久的看法是，墨索里尼正在进行一种“发展的*统治”，它承诺要让意大利“现代化”。然而，在1926年至1929年间，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还是比较混杂。1926年7月，有关意大利货币的问题集中交由意大利银行处理，同时，那不勒斯银行和西西里银行也被剥夺了印制纸币的权利，这些实际上都是法西斯政权强化货币控制的举措。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法西斯政权也在小店主代表们的压力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些代表中的许多人都是重要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一个许可证制度，从而保护了零售商们免遭超级市场和其他现代销售体系的毁灭性冲击。就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而言，它有现代化的一面，同时也还有其传统的一面。全国劳动合作银行的情况更加典型。1927年5月，先前的合作社合并后成立了这个银行。后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在法西斯的统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曾跟随意大利国旗到过埃塞俄比亚，也曾涉足西班牙内战，还与轴心国一起参与了欧洲新秩序的确立。合作社先前被控制在米兰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保罗?泰鲁齐的手中，他当时还受到墨索里尼本人的庇护。1925年，合作社交到了阿图罗?奥西奥的手中。尽管他的天主教背景好像有些荒谬，但是他非常机敏，非常清楚在与法西斯高层的交往中，法里纳奇的庇护要比沃尔皮的敌视更为重要。从1926年9月起，奥西奥开始经常与墨索里尼见面，正是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庇护和支持下，他才能够让合作社重新振兴，把它们转变成了一个现代银行，并且它的寿命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长。奥西奥还巩固了自己和法里纳奇的关系，同时还接受了博塔伊、罗索尼、齐亚诺和塔翁?迪雷韦尔的庇护。但是，当被问起的时候，他还是很慎重地声称自己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努力让银行振兴起来。1942年1月，他突然被墨索里尼解职了。关于此事的原因有很多的谣言，其中一个谣言称他最终行事不慎，招致了佩塔奇家族的憎恨。虽然经历了成功也遭受了挫折，但奥西奥毕竟成为了法西斯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了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也同样清楚地了解其中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并且也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里拉的升值造成了意大利经济的通货紧缩。当经济刚刚出现一丝恢复的迹象的时候，1929年10月，全世界又遭受了华尔街崩盘的重创。在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巨浪袭击到意大利时，墨索里尼也采取了多种新的经济政策试图加以抵抗。1926年至1927年间，他对经济进行过一些忙乱的干预。但是之后，他对国家的经济事务表现出的兴趣并不大。事实上，据1928年7月接替沃尔皮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杰洛?莫斯科尼回忆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冷静而敏感的领导人，他总是喜欢听到坦承直率的建议，这让他的部长能够更容易地采取谨慎而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墨索里尼对于任何可能有损国家声望的事情仍然保持着警惕——国民经济部长朱塞佩?贝卢佐曾不谨慎地声称意大利仍然缺乏足够的原材料，墨索里尼公开命令他收回这一声明——但他在维持对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权威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他开始把一些问题留给专家们去处理了。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商业界自然会对墨索里尼的统治鼓掌称赞了。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各行业中仍然是最多的，墨索里尼是如何对待农业的呢？许多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政权在实现自己的许多目标的过程中，在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农村仍然到处是贫穷和疾病。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能源消耗量只排名第18位，这在各个强国中可能是最差的，而意大利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最为悲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的纪律性是最强的。”第二年的6月，他又带着典型的军事家的口气宣布：“我已经正式地发动了一场粮食战役，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总参谋部来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在那之后，他也经常敦促要把意大利“农村化”。正如他在耶稣升天节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化会导致精神和生理上的贫乏，只有农业才能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帝国。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6)(图)事实上，意大利农村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地区差异适应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到了1921年6月的时候，卡拉布里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还在预言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很多年”，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与一个大众政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22年10月28日之后，最早的法西斯分子和后来加入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争端也在农村地区不断地酝酿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卡坦查诺，一位头脑清醒的官员注意到，那些在城市起家的法西斯都是旧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现在只是披上了一件黑衬衫而已。他的评论得到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类学家的支持。1928年，这位人类学家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了一项实地调研工作，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意大利政坛中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团主义、工团主义——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当地的精英们倒是常常谈到这些政治名词，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派别”能够赢得优势，因为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是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不管是谁问起，当地的农民总会非常小心地回答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外圣人”。在1929年的选举投票中，他们也一致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投票的场面还很庄严，镇里的乐队杂乱地演奏着《青春曲》和《皇家进行曲》，人们踩着乐曲的节奏到投票点去投票。但是，不管是领袖、国王还是教皇，实际上对那里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当地地主的势力的大小。他们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漠视或者玩世不恭，甚至相信像神一样的加里波第只会给他们带来霍乱或者征召他们入伍。不管法西斯政权在这些南部乡村里是否还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它的确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社会革命，或者甚至连想像的可能也没有。南部的法西斯领导人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纯粹，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许多习惯和态度，与斯塔拉切的理论相比，他们对于博基尼的实际行事方式更为熟悉。例如，1924年9月，阿切尔博就给墨索里尼写信抱怨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罗马，总会有一些针对他的隐蔽的阴谋随之而来。他的一个在阿布鲁齐的远房堂兄弟也因为他而失去了党内的工作，他有些坦率地问墨索里尼，这些人至于这么过分吗？他还懊悔地说：“我的敌人以及在政府中的对手们取得了这么彻底的胜利，我没法儿再回阿布鲁齐了。”墨索里尼会干预这件事吗？如果他不干预，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我，阿布鲁齐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墨索里尼还是适时地为阿切尔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也因此能够继续担任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经常向墨索里尼提出一些“建议”，并声称“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战士，时刻准备为您赴汤蹈火”（他的意思是要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当地的权力不被动摇，并且还要适当慷慨地为他提供支持）。同样，1924年，米凯莱?比安基也求墨索里尼帮助他辟除那些说他玩弄女人的恶毒谣言，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党内匿名的竞争对手故意散布的。不过他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用暗示来讹诈墨索里尼说，如果不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马泰奥蒂危机就会有最糟糕的结果。“请您记着，领袖，我过去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并且一直是绝对无私的，尤其是在您起家掌权的过程中那些最忧愁和最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墨索里尼能不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吗？比安基的请求又一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他也被作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虽然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在他日渐增厚的秘密档案中记了他一笔：比安基的党羽声称，他曾鼓励自己出身贵族的卡拉布里亚情妇在当地分发报酬不错的职位以收取贿赂。反过来，阿切尔博、比安基和其他来自南部的法西斯分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也用他们对待墨索里尼的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因此需要一种优于它的更加高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才能克服它。法西斯自夸说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却注意到莫里仍在保护旧的地主阶级的势力，而西西里也很容易地就再次回到了黑手党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城镇里，法西斯的机构只在公共节假日才敢开门。在那10年里，墨索里尼也效仿了他的自由党前任的做法，把西西里排除在他的正常政策之外。1923年和1924年，他接连两次到西西里访问，但在那之后直到1937年才又一次踏上这个岛，发表的讲话也是空洞无物，说要把这个岛屿变成一个农业天堂。实际上，他的政策的目的远不是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安抚，而是打算向当地的居民们慢慢地灌输现代化和国民化的革命热情。没有能够主动地动员西西里岛上的居民让法西斯政权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直到1943年夏天的时候才表现了出来：西西里人对待抵达这里的美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并且还认为他们比意大利统治者更加富有。于是，西西里人义无反顾地丢弃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是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岛上又有了发展，并且还拥有了群众基础）。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7)意大利人中另外一个群体——妇女的命运也在这些年里被确定了。自从1920年3月第一个法西斯妇女组织在蒙扎成立后，法西斯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最初，妇女在“战斗的法西斯蒂”这一组织内拥有了投票权。1923年5月，墨索里尼在办公室里宣布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妇女拥有投票权，并且建议以行政选举作为开端。他甚至考虑让妇女在国家安全志愿军中任职。然而不久之后，法西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态度就开始模棱两可了。墨索里尼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家长统治的重要支持者。妇女在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因为地方上的选举被废止了。作为新的*举措的一部分，1926年，在整个意大利，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全被任命的市长所取代了。法西斯政权的确在妇女的福利事业上有所发展，如在1925年成立了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然而，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是以实现法西斯的目标为前提的。在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声称人口的增长是法西斯妇女运动的核心：“有必要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意大利民族的命运，有必要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而这就要从母亲和儿童事务抓起。”墨索里尼还警告说，目前意大利人只有4000万，怎么能够与“9000万”德国人和“2亿”斯拉夫人相抗衡呢？如果意大利想在世界上显示出它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在1950年时让它的人口增加至“6000万”。只有人口繁荣了，“帝国”才能长存和繁荣。作为一个促进人口增长的举措，1926年12月19日，墨索里尼还新增加了一个“单身税”。5年之后，成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也被定为非法。正如图拉蒂所说的那样：“家庭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基本单元，它是惟一可能的卫士和防护战壕，能够让我们抵御周围环境中各种非道德的、不道德的和有腐蚀性力量的侵蚀。”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一个妇女除非必须出去*，否则，她还是会被限制在厨房和卧室里。几年之后，墨索里尼的厌女症加深了。他对一个年轻的崇拜者说，“爱情”是转瞬即逝的，因此明智的人不会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女人与牧师的习惯一样，你给她一根手指头，她就会抓住你的整只胳膊。坚强的男人必须能够避免受到她们的影响，因为“女人的角色肯定是负面的。她们只会分析问题，而不会综合问题。”墨索里尼很讲究修辞地问一个来访者：“试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一个妇女建筑家吗？”萨尔法蒂对他的影响正在日渐衰退，而墨索里尼也很少表现出想要寻求一个聪明的女人来陪伴他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还原成为一个受到其他男人赞赏的男人。同时，不管对是男孩还是对女孩，法西斯政权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控制也比以前更加积极而严厉了。1925年12月，法西斯政权开始在学校内强迫使用“罗马式”的敬礼。1926年10月，法西斯*长彼得罗?费代莱正式宣布将进军罗马纪念日定为全国欢庆日。1928年，法西斯的法律又把学校的教科书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尽管负责监管的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39年才真正组成）。在半官方的刊物《等级制度》上，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坎塔卢波发表文章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确是法西斯分子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当时，维护墨索里尼的至高无尚的权威仍然是最关紧的。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是，1928年1月，*副部长埃米利奥?博德雷罗——又一个有着民族主义者背景的法西斯分子——向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阿谀奉承的政治思想汇报。墨索里尼的反应也非常干脆，称他的汇报“非常有趣，并且对极了。你还可以补充一些内容，我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文化，它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系统化的。准确地说，文化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让我为文化服务。它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是我的臂膀，而不是装饰品。”对于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墨索里尼的这番话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他的文化宣言有时看起来有些奇怪——例如，作为意大利国家的缔造者和法西斯等级制度的维护者，他却对贝多芬这位崇拜法国大革命的德国人大加赞赏，称他是“所有作曲家中最伟大的”，他的音乐能够“让一个人超脱自我”，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能够体现墨索里尼的自负的权威的最大舞台仍然是法西斯党，所以毫不奇怪，墨索里尼仍然在牢牢地控制着它，并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他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了法里纳奇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由奥古斯托?图拉蒂在1926年3月30日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法里纳奇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当时和在那之后，他不停地在墨索里尼面前对批评他的继任者图拉蒂以及其他主要的法西斯头目，如巴尔博、费德佐尼、博塔伊甚至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策划针对他的阴谋，并且用无赖的伎俩来对付他的法西斯美德。对于法里纳奇的指责，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大发雷霆：“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然也包括你，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多重大胜利并走到今天，是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像个黑人一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继续无情地说：“党内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你这种精神上的无纪律性的态度、你这种想成为党的惟一完美的救世主的企图和你这种毫无根据地、不断乱加指责而引起的。”墨索里尼抱怨他的太多的朋友说了过多的话，说法里纳奇应当立即与费德佐尼和巴尔博和解，并接受图拉蒂担任的总书记职位。“穿上伪教皇的衣服昂首阔步地到处乱转并等待召唤是毫无道理的。”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8)图拉蒂一直与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位法西斯党的新总书记对党员进行又一轮的肃清时，他更喜欢社会上那些更加保守的政权的支持者。在演讲中，他多次对那些酗酒、跳查尔斯顿舞及其他跳黑人舞蹈的人加以责骂。他在历史上的建树也是保守的。他和法西斯党都是战壕精神的体现，都看重秩序和纪律。他担忧地补充说，《劳动法》强调了“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完全对立。他还建议说，即使一时还不是那么危急，但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应当“微笑与拳头并重”，继续前进以统一国家、民族和种族。还应当发展一种能够把体育运动和战争的积极遗产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法西斯教育现在将铸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图拉蒂最大的任务还是加强法西斯党的纪律性，并让党员们接受由墨索里尼一个人来领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不应当变得自高自大，他们应当承认他们自己也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当法西斯的地方首领与国家官员之间发生小争端的时候，他们必须优先考虑领导而不是党员。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而严厉地对法里纳奇说过嘛，“要么谁也不要说话，要么是我一个人说话，因为我知道怎样比别的任何人都讲得更好。”图拉蒂明白，是墨索里尼自己挑选他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总书记的。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是确保墨索里尼被接纳为“高于党的*者”。米兰的马里奥?詹保利成为他惩戒全党时抓的一个典型。米兰是意大利的金融首都，詹保利领导着极端的法西斯势力，编辑着一份名为《1919》的月刊（这份刊物是他早期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个象征）。虽然这份刊物也极力地强调墨索里尼是“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但它同时也竟敢补充说“法西斯党员也是他所需要的”。1926年的时候，詹保利就已经很不招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喜欢了，担心他会和法里纳奇结成联盟来重新发挥这位前任总书记的影响力。在之后的一年里，这位米兰的法西斯首领被网罗了一大堆罪名，说他在性生活和经济上都腐化堕落，与3个女人同居。1926年，他匆匆地与其中的一个结了婚，目的是让他们的儿子成为合法的婚生子。当时，当地的工业家们在他的压力下被迫送给他100万里拉。他还在演讲中有意表现出很有修养的样子，以此来讨好老的法西斯小分队的成员（虽然他缺乏正式的资格——他最初只是一名邮递员）。他还嗜赌如命，并且还从一个卖淫团伙中获取赌资。他还企图建立自己的贴身卫队，即使他的支持者和墨索里尼的兄弟的支持者在米兰发生公开分裂他也毫不在乎。他与米兰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人员阶层的关系比较疏远，事实上，他与当地整个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罪名都被摆在了墨索里尼的案头，结果可想而知。詹保利被开除出民族法西斯党，而他的刊物《1919》也被查封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和图拉蒂在米兰取得了胜利，他们还安排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人——阿基列?斯塔拉切来接替詹保利。但詹保利这位战败的米兰的法西斯首领并没有从此完全从法西斯的记录中消失，他还维持着与墨索里尼的通信联系，向他诉说自己的正直受到了伤害，并恳求墨索里尼重新给予他庇护。例如，1938年，詹保利相信是犹太人的阴谋诡计终止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幸福生活。1940年，他为在战争中发动进攻而进行动员的努力让他重新获得了法西斯党的党票。但是警察仍然监视着他的行动，记录下了他奢侈放纵的生活方式和对关系人无情的盘剥。在有幸保存下来的一封詹保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请求领袖恢复他在米兰的法西斯党的领导职务，还保证说他将会迅速从目前低落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同时也表明了他对领袖的崇拜。墨索里尼收到的最为不屈不挠的批评信件可能来自法里纳奇，他一直都不接受提拔图拉蒂作为党的总书记，对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对领袖的虔诚和恭敬也不怎么喜欢。他一直在就墨索里尼的调整和转变进行无休止的发难，例如，他常常提起墨索里尼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带着法西斯主义者的聪明才智，他写到，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红衣主教曾到克雷莫纳访问，并向工人们宣扬宗教和贞节，但主教应当知道，在法里纳奇的城市里，要说一个人与性关系没有什么沾染，那他简直就像“*的凤凰一样珍稀”。法里纳奇还有意挖苦地问道：“能不能不把那些可敬的高级教士派往国外去传教？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世界上一共有13亿人，其中只有3亿人是天主教教徒。为什么不把其余的10亿人也带到上帝那里或者说天堂里去呢？”然而，法里纳奇的火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民族法西斯党内那些他可以察觉到的敌人身上。这些人错误地把法里纳奇描述为墨索里尼的一个敌人，于是不停地策划各种针对法里纳奇和他的朋友以及同党的阴谋，并把他变成了一个“法西斯无政府主义者”。但即使这样，组成他的小圈子的仍是“有着纯粹的法西斯性情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应当接受“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是一个永远都不惧怕向领袖说真话的人。”在法里纳奇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个人之间永远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法西斯党可以就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发表有吸引力的声明，也可以颁布法律让意大利人盲目地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服务，但是他清楚，任何人想要控制他的社会，都必须永远对他现在的朋友和敌人保持警惕。同时，尽管墨索里尼经常遭到法里纳奇的烦扰，但他一直都没有和他决裂。法里纳奇这位来自克雷莫纳的法西斯诸侯对墨索里尼自己的极端和“残忍”的历史知道得太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无法忽视和否认的。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9)在理解纳粹德国的统治方式时，“制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可以为自身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许多重要的证据，或者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直接来自*者的指示。通过观察图拉蒂、法里内奇、詹保利和斯塔拉切之间的斗争，也可以发现发生在意大利的达尔文式的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相互之间不停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并不只是这4个主要法西斯头目，而他们也并不是在得到墨索里尼的指示之后才这么做的。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在社会的精英中（很有可能其他的阶层也是如此），这种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警察的秘密档案中，关于那些正在起家的政治人物的报告更是强调了谁是他们的支持者，谁又是他们的反对者。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洞察这种无休止的结盟的变换，以及把握在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中出现的各个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任何*统治的矛盾，*者声称他所知道的和他实际真正知道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决策过程的秘密或者不透明性，靠感召力进行统治的本身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强化了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许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们会补充说，在所谓的*和繁荣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同样存在。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非只限于墨索里尼的思想。在墨索里尼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很少错过讨好教会当局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意大利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试图让民众国民化的领导人，都很自然地注意到教皇在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存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本来应当希望能够将其彻底根除的。当然，在意大利复兴时期，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自由党建立的国家也是在夺取了教皇的领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包括被称为神圣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反过来，教皇庇护九世也在《谬说要录》（1864年）中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批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对于任何一个想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意大利政治家来说，如何解决“罗马问题”都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奥兰多和尼蒂都曾试图与教会和解，但都遭到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阻挠。伊曼纽尔三世天生多疑的个性让他一生都对宗教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随着法西斯起家并掌握政权，墨索里尼很快就把自己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掩盖了起来，并且竭尽全力在民族法西斯党内抑制反教权主义的表达。法西斯政权早期的公共运动之一是对共济会组织进行压制，因为从1789年起，该组织就被教会认为是它的一个无法和解的敌人。法西斯战胜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这让教会阶层更有理由为正在意大利发展的新的体系而鼓掌喝彩了。同样，那些更为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也可以鼓吹说，墨索里尼应当“公开地认可宗教的价值”，并且在“国家的戏剧表演”中给神职人员一个位置。他们还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天主教会天生的同盟，而天主教起源于罗马也并非出于偶然。1926年5月，教会和法西斯政权之间已经开始认真的对话了。墨索里尼授权罗科去和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罗马教皇的国务秘书——会面并谈判，并且声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就像精神和物质的分离一样荒谬。8月份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帕切利也加入了这场谈判。此人是一个律师，是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兄弟，也是一个与教皇拥有的罗马银行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中的成员。罗马银行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银行。他参加谈判也进一步证明了墨索里尼兄弟在意大利*政体中的角色，因为阿纳尔多?墨索里尼是领袖墨索里尼周围最为显眼的牧师之一。有了兄弟的保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在1926年11月的时候与教会达成了一份协议草案。然而，这份草案的签署却因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不满而一再被推迟。要想把巴利拉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组织，就必须禁止其他与其竞争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而这遭到了教会的拒绝。在法西斯政权的领导层中，真蒂莱、巴尔博和法里纳奇（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动机）都试图推迟与教会达成和解，而国王和诸如自由党参议员克罗齐和阿尔贝蒂尼等人都反对与教会和解。不管怎样，双方的对话在1928年恢复了，并且在1929年1月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在敲定最后的一些条款时，墨索里尼亲自参加了谈判小组。根据这些特别的条款，法西斯政权最终将给教皇数额精确的经济补偿，以补偿它在过去失去的领地。事实上，这是一件至关重要、足以让墨索里尼直接关注的事情。一天接一天，他都一直工作到午夜之后。例如，1月31日，在最后一次审阅这些条款的时候，他从晚上9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1刻。最后，甚至连详细的款项安排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补偿的方法和渠道最终是由负责教皇的银行业的两位自由党老政客——焦利蒂和贝尔纳迪诺?诺加拉以及意大利银行的行长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来确定的。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公之于众了，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因为之前的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1929年2月11日，在罗马的拉特兰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墨索里尼签署了多个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梵蒂冈城成为罗马市内一个完全独立的飞地，并且它的市民可以不受法西斯法律的约束。作为回报，教廷认可了意大利复兴时期确定的领土划分方案。其他一些条款恢复了天主教在婚姻方面的权威，恢复了必需的宗教教育并允许教廷对持不同意见的牧师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历史学家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教廷在《拉特兰协议》的谈判中坚持了强硬的立场，并且在意大利人的生活的许多方面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10)然而，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历史的事情，而它们为他带来的巨大的短期回报才是重要的。他的弟弟阿纳尔多也说，一想到意大利人民能够让他们日常生活中源自天主教的灵感与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和解时，他就“极度地兴奋”。同样，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此也毫不吝惜地大加赞扬，并且称赞墨索里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教廷的报纸《罗马观察》也为协议的签署而鼓掌喝彩，称“意大利又归还给了上帝，而上帝也归还给了意大利。”耶稣会的刊物《天主教文明》也在1929年3月声称，法西斯主义体现了“基督教社会的复原”。1932年，教皇庇护十一世甚至曾一度喜欢上了被他称之为“天主教极权主义”的东西。天主教的宣传人员也鼓吹墨索里尼和教皇庇护十一世是“现代意大利两个最伟大的人”。一个负责调查意大利民意的警察也在报告中声称，这是“领袖的天才的空前无双的胜利”。但是，意大利的犹太人却担心天主教和法西斯政权的和解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一和解在国外也同样得到了赞许，特别是那些与教会关系亲近的势力更是如此。英国天主教的喉舌媒体《公告板》也向“勇敢的”和“有伟大意志的”墨索里尼表示赞赏，称他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知识的巨人”，打败了那些希望要一个“可以嘲笑教会的无神论国家”的意大利人。《时代》也欢呼这一协议的签署“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证明墨索里尼有着“卓越的胆识和伟大的政治才能”。只有《经济学家》带着怀疑的态度声称，人们不应该对两个*统治之间的结盟感到吃惊。尽管非天主教的媒体很快就把它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但那些天主教的媒体，乃至整个天主教的舆论一直都没有忘记《拉特兰协议》，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评论家们也打算原谅墨索里尼所做的其他事情了，因为“他”解决了罗马的问题。在1942年3月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墨索里尼想提高公众的士气，于是便授权卡洛?比吉尼（后来在萨罗共和国内担任部长）去搜集一份意大利人在某一件事上“一致同意”的完整的记录。比吉尼明白墨索里尼用这个词是想让他做什么。于是他报告说，在为《拉特兰协议》确定框架的那段时期里，墨索里尼是“毫不含糊地正确”的。当然，在意大利以外也有许多天主教人士对这一协议大加赞赏。甚至到了1943年9月，墨尔本的爱尔兰－澳大利亚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还把墨索里尼描述为“今天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人”，“意大利迄今最伟大的政府”的首脑。在这些天主教人士的眼里，法西斯与天主教的和解的确让墨索里尼成为了一个“上帝所赐的人”。难怪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1929年的意大利时声称，意大利的*者可以高兴地获得空前一致的意见了。当然，墨索里尼在《拉特兰协议》中并没有使用他惯用的讽刺和反语。“革命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社会中最强大的保守势力达成了协议。墨索里尼夸耀自己拥有完全的权力和无限的感召力，现在，他已经承认教皇与他拥有同等的（甚至可能是更大的）权力和感召力了。在内心中，墨索里尼可能还保留着年轻时的无神论信仰（也夹杂着许多农村人特有的迷信，相信上帝虽然有些不合理性，但他可能还是存在的）。虽然墨索里尼有时也抱怨自己的命运，但他的*统治的确没有、也不会、更不能攻破天主教的大本营。当然，这种吹毛求疵的想法不能在公开场合讲。1927年，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年，普雷达皮奥省内对墨索里尼心存感激的民众把一座中世纪时的城堡卡米内特城堡修复重建（实际上是仿建）后送给了领袖和他的家族。1929年，作为法西斯政权辉煌的国家荣誉的一个象征，这座城堡又被刷成了意大利人喜欢的绿、白、红三色（意大利国旗的颜色），从乡村和亚得里亚海上都可以看到这座城堡。墨索里尼家族的经济情况也因为这些忠诚的人们以及其他安排而大为改善。1926年的时候，阿纳尔多还在担心《意大利*》会难堪重债，然而报纸很快就有了支持者，当然，这份报纸也变成了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工具。除了卡皮纳的房产和卡米内特城堡之外，墨索里尼还在里西恩有一座海滨别墅，他经常在夏天到那里去避暑。尽管他常常谴责别人就这些事对他过分地公开奉承，但他实际上的确成了一个有产阶级。好像是为了暗示他这种新的社会地位，在签署了《拉特兰协议》之后，他放弃了自己在蒂托尼广场的住所搬到了托洛尼亚别墅里。这是一座华丽的18世纪的宫殿，在诺门塔那大道上，在奥雷连城墙靠近庇护门附近。别墅的主人们在意大利许多地方都拥有土地，他们并不支持进行社会革命。他们跟墨索里尼要的租金很便宜，当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新房客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1929年11月15日，拉凯莱带着孩子们也搬到了这个带有大花园的富丽堂皇的新家，这下，墨索里尼一家又团聚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天主教家庭。为了显示家里的财权应由自己掌握，拉凯莱从1923年起解雇了丈夫的管家切西拉?卡罗奇（她的解雇还带有典型的法西斯的人情味：由国家给切西拉?卡罗奇发放养老金。1944年，她还记着给他送去了一些额外的补偿）。墨索里尼可以在罗马施行他的统治，但他的妻子，一个办事非常传统的人，并没有把她在家里的权利也交出去。正是在教会和国家中那些重要人物的支持下，墨索里尼这个普雷达皮奥人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对于这个上帝所赐的人来说，惟一的不利之处在于，类似博基尼、巴多利奥、奥西奥等其他人的提升一样，这些交易和安排也有可能在某一天让法西斯革命乃至领袖的权力变成海市蜃楼。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1)(图)1933年1月30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希特勒就任了德国总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管他的绝大多数观点是多么的陈腐老套，他的个性是多么的单调乏味，他的行为是多么的反复无常，但上任伊始，希特勒就开始改变维持欧洲现状的一些潜规则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了。对于德国领导人的变更，受到极大影响的人之一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在步入晚年的时候，墨索里尼在考虑，一个经宪法确认的领袖的任期应当是14年还是10年。与许多老政治家一样，他是不愿意放弃一点点、甚至是想像出来的权力的，所以他选择了更长的任期。然而，如果他能更认真地想一想的话，也许他应当为自己选择两个每任5年的任期。因为，如果他选择这样的任期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1932年10月28日退休了，毫无疑问，这样他的*统治就会是一个伟大的记录，顶多再加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缺憾，而他的统治对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压制以及在利比亚的重大伤亡也可以轻易地解释过去了。他也不用为他的法西斯政权的*和因此造成的伤亡负全部责任，而历史中的他也将是一个既有功绩又有缺点的人物，一个从总体上讲虽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但却至少统治了他们10年并且没有犯下太多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但是，从1933年1月30日起，情况就开始大不相同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是复仇女神在1943年至1945年间气势汹汹地逼近墨索里尼的主要原因。并且，墨索里尼在历史中之所以遭到人们那么多的诅咒，德意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明显的根据，虽然这也许不能算是最有力的理由。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意识形态已经淡化了，一些分析家也因此而倾向于轻视法西斯主义的模式。他们否认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这段时期的重要意义，而正是这段时期曾一度被确信为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这两个政权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个政权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版本的“国家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专门设计用来抵制国际主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的。伦佐?德费利切带头声称，无论是从社会、文化甚至外交政策方面来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者总是注重未来，并且从根本上是一种乐观主义，这一点是纳粹分子所没有的。他的这些观点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说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却很难让人相信。在回顾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过去12年的统治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1933年开始，墨索里尼越来越无法否认他的意大利和新的德国之间存在着联系了。在这两个法西斯政权以外的世界，同时代的人几乎是非常自然地认为法西斯和纳粹的体系是类似的。这种假设的不可避免性反过来也使意大利法西斯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了新的不安全性。愤怒、模仿和回避，所有这些因素都交织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的关系中。下面的事实是无法忽视的：与罗马的法西斯政权相似的一些东西已经在柏林的纳粹政权中扎下了根，每天都会出现更多明显的极端主义分子和狂热分子，他们都准备并且愿意去做法西斯分子们声称要做的事，并且愿意现在就做。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过去，纳粹的成功所散发出的光芒也照亮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厦。并且，细心的观察者也注意到，这种光芒同时也暴露出了墨索里尼所建起的法西斯大厦上的裂缝。但是许多事情掩盖了这一现实，其中希特勒自己的语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希特勒就对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崇拜有加，而评论家在把两个人拿来进行比较时也总是奉承墨索里尼，还曾希望墨索里尼能够恩赐一些补贴或者接见一次希特勒。在法西斯进军罗马的前夕，纳粹运动和法西斯运动之间还曾有过接触，而在进军罗马后不久，有人就告诉墨索里尼说，纳粹的运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模仿意大利法西斯的，例如要恢复国家的权威，要废除*、*和浪费，要裁减官僚机构等。总之是要恢复秩序，这就是他们的运动。”后来“啤酒馆政变”失败了，希特勒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双方进一步的合作计划也就破产了。在一个意大利人看来，纳粹只不过是欧洲右翼这一寻求资金和支持的混杂的群体中的成员之一，它能像法西斯分子那样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墨索里尼本人而言，没有证据证明他对当时尚处在幼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有着特别的关注。的里雅斯特著名的政治评论员阿蒂利奥?塔马罗也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文章，严格地把自称是法西斯的德国崇拜者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区分开来。他警告说，德国的反犹太运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复仇的和泛德国的，而它在犹太人问题上过分纠缠是没品味的，在政治上也是愚蠢的。希特勒可能想把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留给意大利，塔马罗同意了，但是他的其他属下的反对意见却最终占了上风。有一个道理非常明显，即这种类型的德国右翼分子是永远不会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渴望的。与1933年之后纳粹运动的主体相似，德国右翼的主体对意大利也持怀疑的态度，原因主要有三个。他们的种族理论让他们相信意大利人属于“地中海”种族，因此是欧洲第三等、也就是最劣等的种族。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德雷克斯勒更是极端地宣称，墨索里尼“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而法西斯主义也因此是一个犹太人的运动。除了种族的缺点外，德国人还知道意大利人的另外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缺点，即他们反复无常，软弱无力并且*堕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了他们这种可悲的品质。当时，意大利虽然在法律上属于同盟国的成员，但它却背叛了它的德国盟友，反过来帮助协约国一方。叛徒和意大利人是相同的概念。另外，从定义上解释，意大利人是很差劲的士兵，让他们蒙羞的卡波雷托惨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意大利复兴时期他们也曾这么干过，当时他们盗取了德国人统治的领土）。最后一点是，作为凡尔赛会议上的一个战胜国，意大利取得了南蒂罗尔地区那些纯粹属于德国的领土，还有的里雅斯特，这从地缘政治学上讲可是德国在南部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个出海口。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去策划一场阴谋让意大利垮台，就像他们策划颠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那样。但希特勒本人则不是这样，他的狂热的反犹太主义、*产主义和反斯拉夫主义让他再也没有精力去反对意大利了。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可不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国家主义者，他准备崇拜“不可企及的”墨索里尼，并且很有艺术地称自己喜欢“飞上蓝天”，还喜欢意大利的文化遗产。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2)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热心于在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联系的是希特勒，而且只有他一个人。个人的因素在轴心国的形成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希特勒可能是第一个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能够结成盟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即使像看起来的那样，没有一个领导人真正理解别国的战争）。例如，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说，地缘政治决定了意大利是反法国的，因此就是德国的一个潜在的盟友。对于塔马罗的怀疑，希特勒撒了个谎，并且坚持声称他的朋友们应当接受这一观点，即“再次征服南蒂罗尔是不可能的”，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民族主义者是被犹太人误导而入了迷途。他还说，在所有的事情上，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它打击共济会，对于*主义进行跨越国度的打压，并且，不管是多么的“无意识”，但它还是反对“犹太人的三种主要的武器的”。1926年至1927年间，希特勒可能是惟一一个没有对意大利在阿尔托－阿迪杰推行意大利化的政策发出抱怨的德国人，他这样做为的是赢得墨索里尼个人的认可，同时也是为了追求法西斯的行事方法，即“公开的矛盾要公开地解决”。在1928年完成的《希特勒秘著》中，希特勒重申了他希望与意大利结成联盟的主张。事实上，这个工作是以一份声明开始的，为了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法国，这份声明认为有必要认可法西斯对南蒂罗尔的统治。希特勒还补充说，德意志帝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即过分重视与垂死的哈普斯堡王室的关系而忽视了更有前途和希望的意大利。他敦促说，尤其是当意大利正在受益于“卓越的政治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和指引时，这种形势是多么明显啊?『罄矗诙狡诩洌谝恍跋湎刑浮敝校Ｌ乩找渤腥纤担?919年他确定纳粹运动的框架时，他还根本没有听说过法西斯。但是他很快就又补充说：“不要推测说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西斯的黑衫党，很可能就不会有纳粹的褐衫党。1922年法西斯进军罗马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扬?克肖注意到，在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不久，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有了些变化，他当时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了。扬?克肖还相信，当时虽然弱小但却很难控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这位领导人的形象是从法西斯党的领袖墨索里尼那里剽窃来的。希特勒的这种希望与意大利交好的态度最终也引起了意大利专家们的注意。1927年，在德国的右翼势力中，希特勒这种坚持颂扬意大利的态度引起了意大利驻慕尼黑外交官的高度重视。这位外交官向国内汇报说：“希特勒总结说，面对着一个脾气暴躁并且富于侵略性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必须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盟。”因此，希特勒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弗劳?贝希施泰因位于柏林的别墅里接见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当时德国魏玛政权正处在不断繁荣和稳定的时期，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政治上看起来正处在低潮中，但这位记者却听希特勒预测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不久之后就将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希特勒声称，一场新的危机将袭击德国，然后他的时代就将到来。有一点的确是真的，即从1928年起，纳粹就开始成为魏玛政权的选举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竞争者了，而意大利人也在断断续续地关注着此事（但他们更加直接的接触是在奥地利的准军事组织“海姆韦尔党”，他们可以大胆地支持那里的*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议会政体主义，目的是指望奥地利的右翼势力有一天也能像德国的右翼势力一样对意大利奉行民族统一的政策）。1929年5月，《意大利*》驻维也纳记者拜见了希特勒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记者甚至相信纳粹在反犹太主义政策方面已经有所缓和了。他还预测说，纳粹的政策将只限于剥夺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权利。就他自己而言，希特勒声称他决心“在德国人民中建立一种对于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赞同之情”。元首认为，意大利人的优越感是被误解的结果，虽然这么说，他对此还是非常警惕，并且趁机把“海姆韦尔党”贬低为“太过庸俗”。希特勒给这位意大利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向罗马汇报说，“希特勒绝对不像他的敌人把他描述的那样是个小丑。”相反，他的热情和坚定表明“他是一个容易赢得大众的人”。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看到这些新闻之后认为，纳粹正在成为德国右翼中最重要的政党。随着1930年9月德国选举的临近，意大利在德国的代理人——主要是当时驻柏林的意大利商会的主席马约尔?朱塞佩?伦泽蒂，他后来作为一个可靠的法西斯在外交部门任职——预测德国右翼将会在选举中有所作为，尽管他们最初还把胡根贝格党、钢盔党和和纳粹区分得不是很清楚。《等级制度》代表着墨索里尼的观点，它报道说纳粹在“希特勒的成功领导下”赢得了107个席位，并称希特勒“从某些方面看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正在走向世界”。文章所用的可不仅仅是祝贺的语气，它又补充说，纳粹的崛起对世界有着“完全的警示意义”，因为它表明德国将全面回归强权政治。希特勒这个奥地利裔德国人肯定会吞并奥地利。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3)(图)法西斯与纳粹的秘密接触增多了，但相对来说还是低层次的接触，得到的信息也比较混杂。希特勒继续奉承他见到的每一个意大利人，在与《意大利*》的另外一位记者会面时，他说自己也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而是一种“理论”，因为“它包含的总体概念具有国际价值”。这位记者报道说，希特勒在会谈时竭尽全力地承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首要地位，但他又补充说：“他周围的人的态度可不是这样。”德国的形势仍然有它复杂而让人困惑的一面。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件事一样，格兰迪在1931年5月向墨索里尼解释说：“德国总有一天会吞并奥地利。吞并是许多种族的规律，日尔曼种族更是如此。就意大利而言，目前的任务是拖延这个不可避免的进程，而且拖得越久越好。”格兰迪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意大利可以“解决阿尔托－阿迪杰的问题”，并且能够巩固它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这样，意大利就能够与版图扩大之后的德国相抗衡了。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充满了骚动和压力，根本等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了。即使是一直优先关注意大利国内事务的墨索里尼也曾经开玩笑似地说：“法西斯政权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能够与所有的国家和平共处，梵蒂冈也包括在内。”此时，他已经无法忽视希特勒了，而柏林现在成了暴风雨聚集的中心。伦泽蒂现在成了墨索里尼和戈林私下的和业余的联系人，这也显示出与纳粹之间的任何交道都具有不一般的特性。伦泽蒂定期地与纳粹的主要头目会面，并且避开了正规的外交渠道而把情况直接报告给墨索里尼。虽然是通过这种非正规的沟通渠道进行接触，但法西斯和纳粹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希特勒仍然强调自己对于墨索里尼的崇拜，以及与意大利结盟的决心。墨索里尼也非常愉悦地接受了这些来自德国领导人的表示敬意的言辞，并且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例如，1931年11月，他警告希特勒不要被可能的伙伴联盟所左右从而偏离他自己奉行的严格的信仰和政策。有很多记载都表明，希特勒很想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地谈一谈，但不知是意大利方面的原因还是德国方面的原因，他们的会谈总是被推迟。1932年10月，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带着令人厌恶的恭维态度承诺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在几十年里都会是朋友，至少在我死之前将会如此。”意大利的媒体总体上对纳粹的崛起也表示了认可，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之辞。佛朗哥?恰兰蒂尼在一份名叫《奥古斯都》的文化和政治月刊上发表文章声称，过去人们常说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但那些人“没有聪明地理解墨索里尼的思想”。“许多意大利人都坚持只把它的法西斯组织作为一个纪律、意志和权力的榜样，但那是一种幻想，或者说得更差一些，是一种反社会的愿望，也是我们所不赞成的。的确，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布朗豪斯里也有一尊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富于灵感的半身塑像，但是看到自己的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意大利人应当高兴才对，因为法西斯的影响可能继续扩展至“欧洲和世界”。另外一个记者也赞同地说，纳粹进入德国政府也是意大利的胜利，表明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的革命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因此应当对此鼓掌喝彩。然而，大部分的评论还是带着一些暗藏的担忧。法里纳奇甚至警告说，不能太轻易地得出结论说纳粹和法西斯运动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做是“危险的”，就像以前错误地认可普里莫?德里韦拉在西班牙的统治一样。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法里纳奇这下高兴了，得意地评论说革命可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高兴地推测纳粹将会在最后一个跨栏处摔倒。可以预见，《意大利生活》上刊登的文章也是非常欢迎反犹太势力在德国的兴起的。然而，纳粹对“犹太问题”的狂热的根源是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意大利大多数的评论家。俗套的说法是，反犹太主义是一个舶来品——很明显，1932年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没有认可德国的种族理论。一些评论家也毫不犹豫地指出，纳粹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信条本来还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但他们的反犹太主义破坏了这些积极的方面。阿斯维罗?格拉韦利是赞同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的一个狂热分子，他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称为“种族宗教的新教徒。我们更愿意相信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假设的现实。”伦泽蒂所持的立场更具普遍性，他在《等级制度》把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解释为德国历史中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伦泽蒂预测说，一旦掌权，纳粹在种族方面的政策就肯定会变得温和一些，因为他们将会面对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1933年1月刚过，纳粹就开始*犹太人了。有可能是接受了伦泽蒂的建议，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发表文章说，不能脱离背景孤立片面地看问题，要避免简单的道德说教。墨索里尼英明地推断说，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新的外交部副部长是富尔维奥?苏维克，他是一个憎恶德国的的里雅斯特人。因此，他试图限制伦泽蒂与德国的联系，并且想把德意关系严格限制在外交领域内，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墨索里尼的阻挠。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在私下里给希特勒写信警告说，“过分的”的反犹太主义正在遭到外国的批评，并且也在阻碍纳粹革命的进程。1933年7月，他还带着些偏见对博塔伊说，现在才是德国人真正理解“我们的秩序和我们的理论”的时候，一旦他们有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他们“就可能会确信他们再没有什么好发明的了”。简单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墨索里尼自己对于新的德国的政策与法西斯媒体就此事发表的评论一样，也是含混不清的。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4)那么此时，当种族问题正在成为欧洲政治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时，墨索里尼自己对于这一问题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的确，从他发表的大量演讲和声明中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此外，作为那么多报纸的审查员，他也确实没有禁止《意大利生活》刊登反犹太主义的文章，或者阻止普雷齐奥西发表针对犹太人的长篇累牍的攻击性演讲。他的法西斯政权也不时地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怀疑，并且据说还要求意大利的犹太人要具有“双重忠诚”。同样，他在私下里还抱怨意大利的大学里的犹太学生（还有天主教学生和反对法西斯的学生）的数目太多了。但是，尽管如此，却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所持的观点同时也是意大利其他统治精英们的观点。他还多次重申自己对于种族学说理论的怀疑，事实上，他一直坚持认为“经过那么多世纪的长时间的混合过程，种族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了。”的确，当墨索里尼和教皇在1932年2月会面的时候，倒是教皇更为公开地表现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看来，教会在苏联、墨西哥和新的西班牙共和国里遇到的所有的麻烦“都是以反基督教精神的犹太教为基础的”。他又继续说道：“我以前在华沙的时候，就像教皇农西奥在1920年时那样，看到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他们所有的男性和女性政委，全都是犹太人。”如果他的听众引用《意大利生活》中的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时，教皇就会立即补充说：“当然，意大利的犹太人是个例外。”有一点的确是真的，即在耶稣升天节发表演讲时以及在其他许多的场合里，墨索里尼都敦促说，应当把人口统计学作为他的政权的社会政策的一个支点（即使全国的出生率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经常详细地阐述用战争的价值观来对法西斯政权的人民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人民只有严谨、健康、诚实和团结，才能为建立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墨索里尼非常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整体的意大利”的领袖，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意大利人的团结是由身为意大利人的那种意志而不是由暴力的无形影响铸造而成的。墨索里尼永远都不是一个“科学的”种族主义者，也很可能从来都没有理解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在种族问题上的信仰是多么纯粹。造成墨索里尼思想中的这种混乱的原因之一是，有一种认识在他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即相信每一个人与其余的人确实都是有所差别的，而有一些人毫无疑问是“低等的”。不用说，墨索里尼也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绝大部分欧洲人一样，相信欧洲以外的人，尤其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不文明的”。并且，不管是按照成就或者是按照前景来进行任何的等级排列，这些人无疑都应当排在最底层。当他就更加熟悉的现实世界发表评论时，墨索里尼在种族主义方面的观点与在许多俱乐部酒吧以及听众来电直播节目中重复的观点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是电台上的对话节目的一个很好的主持人）。这种类型的种族主义，是先就其本身已经很缺乏的知识做一个假设，然后迅速为一个民族勾勒出一个未经夸大的轮廓。墨索里尼认为，“*对于斯拉夫人来说，就像是酒精对于黑人那样。”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狂热”是难以理解的，但由于他们的边境上有数量庞大的“斯拉夫人”，所以他们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1940年5月份，他还对一位来访者说，德国人天生都是“虐待狂”。英国既潮湿又灰暗，英国人也是正统而压抑，并且太过冷漠。美国人贪婪地掠夺，但他们正在变得文明一些，伪善让他们的资本主义的清教徒主义四分五裂。法国人背信弃义，傲慢自大，并且还贪吃。此外，他还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等级的（但是这种等级的秩序总是在不断地变动）：“与一个法国人（墨索里尼正在与一个法国记者谈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在谈话中就会立即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良好的理解能力；当与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以便能够理解他们和被他们理解；而当与一个德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差异和分歧就进一步加大了，至于说我们与俄国人之间，那简直就是隔着一条深渊。”与此同时，他也会很轻易地否定这些观点中的负面影响。俄国人也可以变成是勇敢得有些固执；美国人也成了企业家，并且很风趣；而法国人则很有修养。至于犹太人，他们也不像黑人和*人那样自然地被认为是野蛮的，他们也是“欧洲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还都是好人，特别是意大利的犹太人。正如墨索里尼在1932年所说的那样，当地的犹太人“总是像意大利的公民一样表现得很好，并且像战士那样勇敢地战斗。”墨索里尼并不是只喜欢就意大利居民中的犹太人发表评论。在他看来，不变的文化类型在意大利国内更具共同性，而与之相伴的等级制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宣称将努力使意大利人国民化，并且知道一个意大利人可以相当于“三个外国人”，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谈到热亚那“种族”、皮埃蒙特人（他在与一个皮埃蒙特人交谈时希望他们能够更快地增加自己的人口）、以及罗马涅地区那些他“自己的人”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德。他认为，威尼斯人是不得不做威尼斯人的。再往南部，还能发现一些别的种族或者文化群体，但他们的行为可能就不那么值得称赞了。“佛罗伦萨人”天生就喜欢制造麻烦，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就喜欢发动叛乱和制造不同意见，也难怪，因为他们是佛罗伦萨人嘛；那不勒斯人软弱无力，缺乏纪律，并且他们这种天生的弱点是没法改变的；1936年，墨索里尼有一天提议要组织一次“进军那不勒斯”，这样他就可以“把吉他、曼陀林、小提琴和民歌手等等全部一扫而光了。”同样，这些观点也都不是墨索里尼原创的——在塞尼塞接替博基尼担任警察总头目之后，齐亚诺在夸大了北方人有关南方人的所有闲话的基础上总结说，新的警察总头目是“一个那不勒斯人，一个奇怪的聪明和无知的混和体；天生的本性决定了他是一个敲诈者；总体上讲，他比较懒散，是一个爱唠叨的话匣子，一个肤浅的人，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与其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墨索里尼也相信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居民都是像他这样的意大利人，这一结论很可能就是他的“种族”信条的最主要的部分。只要他继续与纳粹打交道，那么他对种族的理解就是唯意志论的，并且是与别人不同的。这两个概念从根本上就把他以及其他的意大利人与纳粹的种族乌托邦区别开了，这种种族乌托邦是由柏林那些可怕的喜欢把事情简单化的人设计的，并且纳粹认为它是“科学的”。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5)在与新的德国的外交实践中，意大利也试图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最初的计划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签订一个《四强协约》，在意大利国内也经常被称为《墨索里尼协约》。这个协约最初是由墨索里尼在1933年3月相继向德国、法国和英国提出的，协约最终在7月15日签订。虽然墨索里尼到处推销这一协约以便让欧洲能有10年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由于多个事件的接连发生，这一协约最终也没有获得正式批准。签署这个协约的其他几个国家在早期也对其表示怀疑。4月，墨索里尼曾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提出忠告说：“这个协约在开始时只是一个小男孩，但英国想把它变成一个两性人，而对于法国人来说，它只能是一个女孩。”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了德国身上。已经退休的英国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先生还是非常友好，他向伦敦强调了他对墨索里尼的“精神”和“勇气”非常敬佩，认为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并且对欧洲是有用的”，并且确信“意大利没有错误的种族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反犹太主义。”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的首都里，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是需要拟定针对柏林的正确的路线，因此，各国不会再在第二个*者身上浪费过多的关心和热情。不管怎样，对于自由党的外交官们来说，《墨索里尼协约》本身就有许多问题。为什么只有4个大国？为什么没有波兰和苏联（或者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又明显地回到了“大国一致”的老路上了呢？这与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新外交”可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官们在内心中对“新外交”并不喜欢，但这种“大国一致”的做法与自由外交的理念也是不相符的。墨索里尼是在试图打破国际联盟这个框架吗？这个协约暗含的意思是，这4个欧洲强国在此之后将聚在一起重新讨论《凡尔赛条约》，并且很有可能对其进行修改。比如，柏林议会曾在1878年操纵了“东边的问题”。因此，他们有可能在不与其他实力较弱的大国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就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安排——墨索里尼公开称这个国家是一个“混血早产儿”——或者也有可能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他们还可能会组成一个*反苏集团。意大利的历史文献仍然给予《四强协约》一个正面而积极的形象。例如，罗萨里亚?夸尔塔拉罗就声称，敏感的同时代人都认为这个协约是“领袖取得的伟大的个人胜利”，她的作品也被德费利切广泛引用。她还认为，是那些愚钝的或者憎恶意大利的政策和态度毁了这个协约，但墨索里尼和他的顾问们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弃它。他们的目的是让意大利在躁动不安麻烦不断的欧洲能具有更重的分量，这也是有情可原的，直到1940年，他们还在期待自己的现实主义能够改变其他国家。英国人对待这一协约的态度与意大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并不能够证明墨索里尼是在不怀好意地想通过这一协约为最终促成一个有利于纳粹德国的类似于《慕尼黑协定》的协约铺平道路，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个协约有多么重要。《四强协约》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想法。对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意大利来说，如果能通过这样一个协约划定一个硬性的框架从而让其他大国接受它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外交政策吗？此外，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四强协约》这一概念并不是轴心国概念的前奏。事实上，正是在为协约确定框架的那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才担任起了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的保护人的角色。此人是奥地利的总理（他更倾向于“教会法西斯主义”，但是是一个可靠的奥地利纳粹的反对者），两人在1933年4月见了面。之后墨索里尼总结说：“多尔富斯写的字很小，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有着真正的意志。这些结合在一起给人一个不错的印象。”墨索里尼绝不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正如苏维克所说的那样，《四强协约》旨在通过旧式外交的切实而可靠的方法来约束德国，而不是为了最终促成“好战的法西斯”这一结果。苏维克还记得，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墨索里尼曾经痛心地对他说，他发现纳粹的种族理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苏维克也是这么认为的）。在1933年至1934年间，奥地利问题并不是惟一让法西斯意大利努力为之奉行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的国际问题。墨索里尼在言辞上不断随意重复的一个问题是*问题，当然，在20世纪里，他并不是惟一在此问题上出现反复的人。法西斯主义一直宣称对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的许多崇拜者和模仿者也认为他们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墨索里尼绝对不允许这种意识形态的战争破坏法西斯意大利与共产党苏联之间的双边关系。1933年9月，意、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另外，法西斯意大利也没有拒绝与苏联进行武器交易。例如，1931年至1932年间，意大利就向苏联销售了一批飞机从而大赚了一笔，后来又在意大利的造船厂里为苏联海军制造军舰，而且当时可并没有考虑这些武器会不会被苏联人用来向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的意大利法西斯开火。意大利的政治评论员们绝对不会全都确信苏联天生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他们甚至怀疑斯大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蜕变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墨索里尼曾在许多场合试图让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即单独与苏联保持和平，这样轴心国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地中海的威胁。尽管德费利切对待这个建议非常认真，但他还是觉得向纳粹提出这个建议是个疯狂的想法：因为纳粹当时的理想是先肃清共产主义者和斯拉夫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与种族主义思想相比，墨索里尼的*态度一直都是不彻底的。在墨索里尼看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径能够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没有哪种理念能够强有力到让他对这种途径熟视无睹的地步。正如1933年6月墨索里尼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他现在又开始重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了。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6)(图)在欧洲以外，也有几个大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眼的就是美国。就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几周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法西斯媒体对于他的“新政”也是频繁地进行评论，就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在1933年6月声称罗斯福也拥有*者的权力，甚至超过自己。他还不断地评论说，美国也在寻找一条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相反，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日本倒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盟友。1934年1月，他甚至警告说，日本有可能进一步侵入中国。（墨索里尼的女婿和女儿当时仍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并且表达了意大利对蒋介石和其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同情，他们在想这些人在内心里会不会也变成法西斯主义者。）签订《四强协约》两周之后，墨索里尼又在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此时，国际上阴云密布，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也让墨索里尼陷入深思之中。而也在此时，他更不愿意谈到年龄对自己的影响了，并且开始约会他的最后一个情人。1933年9月，他还给女儿埃达写信说：“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比较艰难，所以你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心中的最爱。”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在与埃达分享墨索里尼的宠爱了。她叫克拉雷塔?佩塔奇，生于1912年2月28日，出身于罗马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据说她的母亲是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她的父亲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佩塔奇也在为教皇服务的医疗机构里工作）。这个姑娘当时才21岁，比埃达还小两岁，但她更多地还是被墨索里尼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所吸引。1933年9月8日，两个人首次邂逅，于是故事就继续下去了。佩塔奇的家里很富有，她在18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辆跑车，于是她经常驾车在奥斯蒂亚的海滩上闲逛。墨索里尼那天碰巧也驾车在那里兜圈子，并且没有带什么护卫和随从，于是两个人相遇了。年轻的女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借此机会对墨索里尼低声咕哝说，她做梦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伟大的领袖。她还说曾经把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了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也装模作样地说自己记得此事。两人见面之后不到三天，贪婪好色的墨索里尼就把电话打到了佩塔奇的家里，但最初是和佩塔奇的母亲通的话。同样，这也是一个本性贪婪的女人——佩塔奇一家的贪婪是臭名昭著的。当克拉雷塔接到电话的时候，墨索里尼很有礼貌地问她是否愿意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将在威尼斯宫里等着她。她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并且在“两半球厅”旁边一个墨索里尼用来小睡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墨索里尼。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立即就发生了性关系。但据德费利切说，两人直到1936年10月才开始经常来往，那时佩塔奇在威尼斯宫里已经有了一个住所，并且已经有点像是“女主人”了。她一般下午两点钟来，迅速地抽上一支烟（墨索里尼不赞成抽烟，因此她要把这个习惯隐藏起来），然后做好准备迎接她的情人。她的电话现在已经开始被法西斯政权忠于职守的警察们监听了，她大概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监视。她一般在大约早上8点钟回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在1934年6月，她就已经嫁给了里卡尔多?费德里西，因此，1936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夫人”而不是“小姐”了。那年，她的丈夫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东京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并且一直在那儿待到1945年。她和费德里西的婚礼盛大而庄重，教皇庇护十一世还亲自为他们祝福。对佩塔奇的电话进行窃听也不可避免地录下了墨索里尼与她的交谈。他在谈情说爱时的言辞仍然是那么老套：“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地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的香吻让我眩晕，它杀死了我。当我望着你的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灵魂的最最深处！世界突然消失了，我忘记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男人必须是妒嫉的，而他也的确如此。他会想，那天她在干什么？而换个场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的亲密。每收到一件礼物，克拉雷塔都会回报给墨索里尼一个吻，而墨索里尼也会告诉她：“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你给我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罗马的社会也开始注意到此事了，但墨索里尼毫不理会那些对流言蜚语敏感的旁观者，他喜欢把自己泡在科隆香水里（他更喜欢这种传统的抑制体臭的方法，而不是新发明的淋浴方法）。而克拉雷塔也是继续公开露面，接受上层社会那些眼里带着妒嫉的贵妇人们的苛刻评价。其中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回忆说：“佩塔奇小姐，尽管她像她的前任一样有着美丽的长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脚，但与一个国家的领袖还是不太相配。我曾在歌剧院里见到过她，发现她在某一方面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是，她的头发有太多的卷，妆也化得太浓了。而且，她的水貂皮外衣太大了，戴的首饰也过于艳丽扎眼。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佩塔奇肯定为人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墨索里尼还没有丧失他的性吸引力，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老，并且继续遭受着胃痛的折磨。一个观察家发现，墨索里尼在1934年年初的时候变胖了（这很可能是牛奶在他的饮食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精力却非常充沛。他也没有停止过运动，1934年1月，他还到位于罗马东边的亚平宁山脉中一个新开的名叫泰尔米尼洛的度假胜地去滑雪，并且拍了许多照片（他注定要在1943年再次造访这个地方）。然而，当他晚上回到拉凯莱和孩子们住的托洛尼亚别墅里时，生活又变得如此地单调乏味。客人们注意到他家里的家具非常笨重，并且不配套。墨索里尼还喜欢看电影，尤其是美国喜剧片（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喜欢迈克?塞纳特、查理?卓别林、劳莱和哈代）。来访者还记得，墨索里尼一直都避免在家里发生争吵。他与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关系并不亲密，学校和警察的报告显示，墨索里尼的这两个儿子都喜欢逃学、运动、开快车以及与*的女人鬼混。有一次，墨索里尼提出想看一看布鲁诺打篮球（他是他的篮球队的队长），这让布鲁诺大为吃惊。这也许算是小小的仁慈和关怀吧。而法布里齐奥?齐亚诺还记得，他那位很注意自己举止的身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外公像叫一个小孩子似的把他叫过来，命令他立正，然后打了他一个大耳光。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7)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墨索里尼仍然很少表示出满意之情。与佩塔奇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只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原先的看法，即女人才是真正喜欢*的人。他说：“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让女人感到高兴、充实和心满意足。”相反，留给她的可怜的情人的却只有“空虚和失望”。他还向一个同事倾诉说，不管怎样，男人通常总是要杀掉他最爱的人。斯塔拉切为法西斯党设计的是一个平民化的、永远充满活力的形象，而墨索里尼的这种失望和沮丧和心态与此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但法西斯的宣传中把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的形象，这就隐藏了墨索里尼内心中日益加深的孤独。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种上天赐予的权力的局限性，说他的绝对的权威禁锢了他，他甚至坦白地说有时候他发布命令是因为人们期望他这么做，而不是他感觉这样做能够取得什么结果。他召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高委员会在1923年至1929年间召开了106次会议，在1930年至1936年间是56次，而在1937年至1943年间只有23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当最高委员会真正开会的时候，墨索里尼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到会上发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的党羽中一些较为独立的思想家们的遭遇就惨了，特别是在由斯塔拉切来决定政治风气的时候。巴尔博最多也就是一个立场不确定但又喜欢对任何事情都分析一番的分析家，但是有时候出于嫉妒，他在墨索里尼面前也会很不安分。但让他极为不满的是，1934年1月份，他被贬到了的黎波里。这一时期主要的受害人是阿尔皮纳蒂，他在1933年5月突然被解除了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圭多?布法里尼?圭迪，是一个托斯卡纳人，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最后10年里一直任职的人之一，并且在萨罗共和国里也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34年7月，斯塔拉切被逮捕并开除出法西斯党，之后又被流放到康费诺，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940年。阿尔皮纳蒂的落马是斯塔拉切的杰作，据说还得到了贾科莫?苏阿尔多、Ａ．Ｓ．本尼和商业界的支持，这件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党内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斯塔拉切是这样向墨索里尼汇报阿尔皮纳蒂这件事的：他念念不忘领袖年轻时的过激行为，恶意毁谤攻击社团主义，对政府帮助因大萧条而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摆脱困境的做法也进行诽谤和攻击。另外，政府要求《意大利*》在博洛尼亚省的订户要达到10万，但他却容忍这一数字降到了36个。他还有*行为，照顾裙带关系以及其他更严重的罪行。他的朋友还吸食可卡因，盘剥*，毒害未成年人，嗜赌成性，还诋毁法西斯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还在公共场合说民族法西斯党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跳梁小丑”。他居然还有“黑人教皇”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之类的想法。最恶劣的是，他竟敢公开而猛烈地对领袖墨索里尼自己的演讲进行攻击。斯塔拉切下定决心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了，并且把自己看成是法西斯政权里的未来的维辛斯基或者雅戈达。苏联在编写官方历史的时候，曾故意改变布哈林等这些1937年清洗运动中的受害人的姓名，把他们的姓名中本来应当大写的首字母小写。斯塔拉切也效仿苏联的这种做法，把阿尔皮纳蒂（Ａｒｐｉｎａｔｉ）的名字写为“ａｒｐｉｎａｔｉ”，而他的党羽们则更进一步把它写成“ｉｒａｃｉ”，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些被清洗的人“从历史中根除掉”。墨索里尼对于他的老朋友阿尔皮纳蒂遭受*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但他的确只是袖手旁观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墨索里尼的思想中有些想法可能与法里纳奇是相同的，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说，他不相信斯塔拉切对阿尔皮纳蒂的指控是真的，并且不管怎样，阿尔皮纳蒂都是一个“绅士”。如果墨索里尼内心也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根据他的神赐的“权力”的特点，他就必须先把法里纳奇这种私下的怀疑放在一边，等到战争开始引发爱国主义浪潮时再借机把阿尔皮纳蒂从他的流放地——利帕里群岛——召回来。后来墨索里尼也听到了一些谣言，说在他最喜爱和珍视的艾米利亚－博洛尼亚地区，阿尔皮纳蒂的落马让法西斯主义从此一蹶不振。法西斯党在波河河谷地区很受欢迎，但斯塔拉切在曼托瓦发表的一个演讲可能对此没有什么好处。他在演讲中夸口说，他“从来都不睡觉，即使在床上的时候也是在工作”。他又补充说，如果哪个女人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到后台来找他。但是当时，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已经巩固，从而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此相比，国内问题给斯塔拉切等带来的辛苦劳累只能算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了。1934年夏天发生的三件大事让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纳粹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达到了顶峰。一是期待已久的墨索里尼和元首希特勒之间的会面终于在1934年6月14日至15日之间举行了，地点是威尼斯，这对于喜爱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法西斯政权的媒体把这一事件宣扬为“两种革命的碰撞”。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二人是否真正互生好感。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曾公开地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声称“奥地利知道，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捍卫其国家独立方面，它可以依赖我们意大利”。法西斯的媒体也对墨索里尼的话做出了回应，法里纳奇把纳粹嘲讽为“社会－国家主义者”，是一群“徒有法西斯其名而无其实”的人。墨索里尼也毫不犹豫地再次公开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昨天他们反对天主教文明，今天又反对拉丁文明，明天，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反对全世界的文明。”他又说，他们的政策因此是一种“愚*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在20世纪是行不通的。在《意大利生活》上，纳粹的种族主义哲学家罗森贝格甚至被骂为是“反基督的”。一个评论员还轻蔑地声称，罗森贝格的“空洞”的理论简直就是“源自俄国的伪哲学”。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8)但是，在威尼斯，如果发现大部分事情都误入了歧途那也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两个人第一次是在斯特拉别墅里见的面，这曾经是拿破仑的别墅，里面到处都是蚊子——一本*声称那儿的蚊子像鹌鹑一样大。第二次会面是在威尼斯的高尔夫俱乐部，沃尔皮和亨利?福特早在几年前就想安排他们在这里见面，但安排在这里会面并不合这两个*者的意，因为两人（不像佛朗哥）都太传统，无法理解高尔夫和“政治家的才能”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在此期间，希特勒还参观了威尼斯艺术节，但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法西斯竟然没有禁止现代派的艺术作品展出——在他看来这就是退化堕落，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满屋子都是。在所有的场合，希特勒都穿着平民的衣服，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着橡皮布防水衣的管道维修工”。希特勒还用德语说个不停，并且他言语中的恶骂和诽谤也让墨索里尼感到厌烦或者难堪，而墨索里尼也想让他相信自己能够毫不费劲地听懂德语。但是，希特勒的喋喋不休在当时和之后也的确考验了墨索里尼的理解力。同时代的人也常常努力地寻找他们希望这二人的会面所能够带来的成果。伦泽蒂汇报说，希特勒“容光焕发地”回到了德国，带着些奉承信服地声称，像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物每个世纪才能出生一个。这位元首还说，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对最亲密的德国合作者他都不会提起，但却可以拿来与墨索里尼一起讨论。苏维克给多尔富斯写的信更加辛辣地说，尽管别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希特勒还是喋喋不休地大讲他的人生观。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他也不是很有信心，而墨索里尼对此的反对也丝毫没有减弱。墨索里尼曾亲口对德韦基（他当时是墨索里尼驻梵蒂冈的非常虔诚的代表）说，当希特勒谈起犹太教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可恶行为时情绪非常激动，并且像张“破唱片”似的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够在对待教会的政策上更冷静一些，但他又补充说很高兴法西斯意大利能够“在政治上和伦理上”与天主教保持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墨索里尼会面受到了鼓舞，希特勒一回到国内就下决心采取行动了。1934年6月30日，他组织了一次“长刀之夜”行动，包括救世军领导人罗姆在内的许多反对希特勒的右翼分子都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些是出于意外，但有一些确实是被谋杀的。在这次行动中，有150到200人被害，连意大利的法西斯都被这样公开而大范围的暴力行动惊呆了，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在崛起过程中的行动也无法与此相比。甚至连意大利那些亲德国的媒体也试图解释说，希特勒的政权正处在“心理危机”中，而这种心理危机是他们在“理智化”方面的弱点以及没有能够获得墨索里尼所体现出的那种“拉丁式的明确性”所造成的。而墨索里尼本人也借机鼓动奥地利人要更加严酷地抵抗“恐怖主义”。但是，他的建议来得太晚了。7月25日，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一次糟糕的政变中谋杀了多尔富斯，残忍地把他丢在维也纳官邸的地板上流血致死。就在几周前，这位奥地利总理还给苏维克写信说，他很高兴能够在海滨度假地里西恩与墨索里尼会面。就在被害的当天，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和墨索里尼的家人一起度假了，而正是墨索里尼本人向他们通报了这件事。墨索里尼对此事做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应，他甚至动员了4个师的部队并把一些装备都运到了勃伦纳山口，而意大利媒体也为他做出的这一反应鼓掌喝彩。从一个更加个人的层次上讲，多尔富斯这个政客的死也让墨索里尼非常头疼，因为多尔富斯是他在奥地利的代理人。多尔富斯死后，墨索里尼一直照顾着他的妻子弗劳?多尔富斯和孩子，1938年3月还为她在瑞士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此之前，他还关切地命人给多尔富斯的孩子们买了电动模型汽车，并给他的遗孀送去了一幅“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肖像”，这件作品现在还在威尼斯艺术节的奥地利展厅里展出。现在，在发表政治评论时，墨索里尼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来控制自己对纳粹德国的敌视态度了。他说，“社会国家主义者”有那么多荒谬可笑的想法，希特勒的“新遗嘱”——他这样讥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想法也是如此。他又更加挖苦地补充说，要想培育出一个纯种的德国种族，那得花费6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来沉着而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德国人自己就分裂成了至少6个种族，他们自己推行的绝育运动应当像他们的种族主义一样受到严厉的谴责。总而言之，德国人在背信弃义和玩世不恭方面是世界级的专家。在巴里的一次演讲中，他更是毫不掩饰对人们所说的他的德国模仿者（希特勒）的藐视：“长达30个世纪的悠久历史让我们可以高傲地藐视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什么理论，那些信仰这些理论的人，他们的祖先在罗马已经有了恺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的时候还是一群文盲。在1934年的秋天，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两国之间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天生的盟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墨索里尼的抗议是有些过头了。在当时的欧洲，德国并不是惟一培养和助长政治恐怖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经常鼓动多尔富斯在奥地利国内进行*，不管是对奥地利的纳粹还是对奥地利社会*党人，后者在1934年2月遭受了残酷的*（在一些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甚至动用了坦克来轰炸和摧毁维也纳一些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另外，匈牙利当时奉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总理久洛?贡博什是一个极右翼分子，墨索里尼还是他的后台，想让他在匈牙利也推行“更加法西斯”的路线。西班牙共和国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于是意大利的媒体也为吉梅内斯?卡瓦列罗——自封是西班牙未来的法西斯领袖——发表他模糊不清的理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是，意大利法西斯的领导层采取的更为实际的行动是与*的将军们以及君主制主义者做交易。1932年，何塞?圣胡尔霍将军企图发动政变，意大利为他提供了武器和帮助。两年之后，墨索里尼和巴尔博会见了埃米利奥?巴雷拉将军和右翼其他的代表，又一次承诺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这些东西当时都是秘密地通过的黎波里运送的，目的是期待他们再发动一次政变。墨索里尼夸口说：“当我帮助某个人的时候，我是在帮助很多人，这一点奥地利最清楚。”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9)(图)虽然墨索里尼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中出现的反对意大利的倾向一直颇为恼火，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帕韦利奇和他的“乌斯塔沙运动”的支持。1934年10月9日，当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正在法国马赛会面的时候，一个在意大利接受过训练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暗杀了他们。但对于意大利的外交来说，这件事来得并不是时候，因为意大利当时非常需要与法国保持和睦的关系。然而，墨索里尼仍然好斗地告诉贡博什说，他当然不会就此事进行公开道歉，而是会有意保持冷漠。他通知多尔富斯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说他没有同意引渡帕韦利奇和他的助手的意思（然后又向奥地利总理施加压力敦促他在国内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当然，在1934年的时候，意大利并不是在直接地维持着欧洲的现状。相当多的异见分子，不管是右翼的还是极右翼的，都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获得了资助，作为报答，他们通常也虚伪地对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当然，意大利也不是世界历史上惟一在外国寻找代理人的国家（在1914年以前，自由党的外交官就梦想着在未来通过由国家提供慷慨的资助能够笼络住一些外国人为意大利服务，从而能够与傲慢自大的法国人一比高下）。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实力越弱，那么这些国家里的代理人就越靠不住，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更有可能被比较富一些的国家认为是难以接受的。不管怎样，在1934年年底的时候，法西斯关注的重点从欧洲转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就在注意的目标——埃塞俄比亚。自从赖伐尔和瓜里利亚在1931年至1932年间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法西斯就时断时续地“计划”在那里采取行动。但是有一个问题，正如类似以殖民地部长德博诺为首的各个利益集团曾向墨索里尼提出的那样，法西斯虽然统治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等东非殖民地，但却很少做什么事情来改变那里的沉睡状态，即使那些最热情或者天真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也都认为占领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回报。1932年底，德博诺在努力推动对埃塞俄比亚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同时也能增加他的殖民地部的预算），当然，这也是因为作为殖民地部长，他也应当提出些什么政策来。1934年2月初，这个提议对墨索里尼产生的吸引力比以前更大了，并且，虽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但一定程度的军事准备已经开始了。5月份的时候，巴多利奥还确信夺取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小心谨慎地建议说，获取的大多数殖民地都是很不划算的。多尔富斯的被杀更是起到了紧急制动的作用，墨索里尼在8月份宣布，鉴于欧洲的形势太不稳定，意大利不能再转移焦点到非洲去冒险了。有一点很明显，即那些崇尚自由*的国家抵抗德国的决心是非常勉强的，因此德国有理由享受这些国家的绥靖政策，但是意大利则不行。在多尔富斯被害事件发生后，意大利曾把军队调往勃伦纳山口，于是英国的媒体，尤其是报纸《苏格兰人》就提醒它的读者说，“残忍的”墨索里尼曾经野蛮地攻击了科孚岛。这份报纸的还总结说，从道义上来讲，“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此，如果意大利真的与德国发生公开的冲突的话，那么意大利别指望会得到任何支持。此外，墨索里尼和他那些法西斯领导层的同事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测欧洲的形势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因为纳粹德国的“修正主义意图”并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几年稳定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作为列强中最弱的一个，意大利如果想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它就必须立即、同时还要无情地采取行动。现在与1911年的形势非常相似，那是在一战爆发前3年，焦利蒂夺取了利比亚，满足了意大利长期以来的野心。而在1935年，也就是二战爆发前4年，埃塞俄比亚即将成为意大利攫取的目标。193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签发了一份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指示。这份指示在第一段里写得非常清楚：“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在最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它已经从一个外交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这类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武力。”墨索里尼又继续解释说，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把埃塞俄比亚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他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意大利等的时间越长，征服埃塞俄比亚时遇到的抵抗就可能会越顽强。“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军事实力能够确保取得胜利时解决这一问题。”墨索里尼继续写道：“一旦选择了战争，我们的目标就是摧毁阿比西尼亚人的武装力量并完全征服埃塞俄比亚。”“要想成就一个帝国，没有其他的途径。”法国对付摩洛哥的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政策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法国“在趁德国人还几乎没有怎么武装的时候就获得了利益”。意大利需要欧洲保持“安静”，相信这种和平状态还能够持续到1937年。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当时已经改善，这在那段时期里也扼制了德国对奥地利怀有的野心。意大利必须迅速地建立起军事优势，并且“效仿日本的新做法，即没有必要宣布开战，只要强调我们是在自卫就行。”他又强调说：“如果军事行动进展迅速的话，欧洲没有哪个国家会向我们发难。”不管怎样，意大利已经通过条约与英国和法国就埃塞俄比亚达成了交易，并且强调它的行动不会伤害到这些大国的利益。至于这样做会给国际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困境，那就不那么重要了。意大利一直希望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现在，这种漫长的等待结束了。不管这件事反映出了多少意大利在东非的历史，也不管它对今天的国际关系有多大的影响，毕竟墨索里尼自己做主打了“他的”第一场战争。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1)(图)日本的胜利也许是值得大加赞扬的（特别是对德国心存嫉妒的时候）。但是在1941年圣诞节的时候，节日并没有能够给墨索里尼带来欢乐，相反，他的厌世情绪比以前更严重了。从德国传来消息说，瓦尔特?布劳希奇将军突然被解职了，这意味着苏联还没有被“从地图上抹掉”。东线的战事是否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傻瓜”？——尽管齐亚诺声称是一个德国外交官曾这么说过，但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个词时肯定也很高兴。这些日子很难看到墨索里尼脸上出现笑容，相反，在与齐亚诺见面时，他也时常显露出内心的怨恨和恼怒。之前，他还在猛烈地抨击要求把他的军队进一步政治化的建议（在他看来，这又是一个无聊并且根本没用的建议），现在，他又转而反对起圣诞节来了。他说，他很纳闷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废除这一节日。这个节日“只是纪念了一个犹太人的降生，而这个犹太人给全世界带来的理论只能让世界变得软弱无力。”他又抱怨说：“耶稣的影响正在意大利泛滥，而教皇的本事也只是让意大利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墨索里尼夸口说，为了根除这一邪恶的影响，他已经禁止意大利的报纸谈论耶稣的诞生。但是，这么做是徒劳的。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倾诉说，当领袖从“两半球之厅”的窗户望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外面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仍然记得圣诞节并且喜欢它”。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墨索里尼现在即使想做一个“格林奇”都遭到了失败。也许一些法西斯党的忠诚分子会把他们的庆祝时间推迟到法西斯的主显节（1月6日，耶稣显灵日，或者称“圣诞节的最后一天”，在意大利是传统的互相交换圣诞节礼物的日子。在*统治下带有些法西斯的色彩）。当然，墨索里尼也给他的下属、法西斯党和全国上下保留了一份圣诞节的“惊喜”：12月26日，墨索里尼宣布解除塞雷纳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阿尔多?维杜索尼。齐亚诺对此事感到非常吃惊，他写道：“接任总书记职务的是维杜索尼，他因为在西班牙作战英勇而获得过一枚金质奖章，只有26岁，拥有法律学位。但除了上面这些情况，我对这个人没有更多的了解。很明显，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大胆的试验，让我们祝愿这一次运气会真的与勇气同在。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一天之后，齐亚诺发现这个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是“全体迷惑”——从地位卑微的高尔夫俱乐部的小球童到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皮，后者当时已经是米苏拉塔伯爵，并且同时担任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意大利－克罗地亚经济委员会两个机构的主席。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在嘲笑墨索里尼的这一选择。即使是在政界里与这位新的政治明星比较熟悉的人也感到迷惑不解。齐亚诺尖刻地回忆说，当维杜索尼指责“党内像老*一样的气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总书记在“汗血”。他看起来是一个狂热分子，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许这么说还是好听的，但大多数人看他都是“从领袖脑袋里蹦出来的”，就像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密涅瓦一样”。一周之后，维杜索尼来到外交部与齐亚诺讨论巴尔干的局势，齐亚诺对这个新一代法西斯化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一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东北部边境，游击队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活动也正在扩展。维杜索尼的观点非常直接：意大利应当清除所有的斯洛文尼亚人。身为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的齐亚诺则提醒说：“那儿可有100多万斯洛文尼亚人呢。”维杜索尼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像土著兵（意大利从厄里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征来的黑人殖民地士兵）对待他们的敌人那样，把他们消灭就是了。”看起来，这是一个把时代精神融入到轴心国事业中的年轻人（但是，他用黑人士兵来做榜样表明他没有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含义”）。德费利切认为，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是他最后一次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法西斯党，但是选择维杜索尼看来更像是一种绝望之举。领袖可能也曾对全党说过，年轻人必须有出头之日（他还暗示说维杜索尼其实是28岁，而不是26岁），维杜索尼可以先做他的“徒弟”。墨索里尼还敦促新的总书记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政治事务”上，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和信仰的灌输，而不要放在“警察活动”上，他认为那应当是由“国家”来做的事。他还得出结论说，一场持久的战争也有它的好处，这样它就可以迫使所有的意大利人从精神上深入地挖掘，直到最后在国内和国外都赢得战争。但是，不管是维杜索尼还是墨索里尼，现在都无法掩盖正在崩塌的法西斯主义大厦到处都在发出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对于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这件事，老的法西斯精英们想得越多，他们就越觉得墨索里尼轻视了他们。所有这些人先前都认为自己是领袖的特殊的“散发物”，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至交密友，但是现在却沦落成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无能之辈。法里纳奇、齐亚诺和博塔伊心中都不服气：维杜索尼这个“白痴病患者”和“低能儿”现在居然突然要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或者上级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判断居然不幸言中了。有谣言说，这位新的总书记为了显示自己的年轻、男子气概和顺从的精神，每次一进威尼斯宫，都要从领袖的办公室门口一路小跑地跑到他的办公桌前。维杜索尼还会喊一些法西斯口号，但是，作为法西斯“神秘主义”的一个载体，这位新的总书记却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内心的思想，同时也证明要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职位的确是需要经过一些培训的。1943年2月，警察提交的一份报告把维杜索尼的任期总结为“一场灾难”，特别强调说因为他“缺乏组织能力，致使党的精英进一步流失。”这位评论者进一步抱怨说：“维杜索尼的工作仅限于到医院里去慰问伤员，以及参加足球赛或者拳击比赛。”在任职14个月之后，维杜索尼仍然没有能够与党内的主要人物搞好关系，也没有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那些关键人物仍然在质问，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领袖为什么要把这个无名小卒提升到这个有名无实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墨索里尼之所以更换总书记并选择维杜索尼，与其说是想把民族法西斯党变成他自己的党，还不如说是想有意疏远与他那些最紧密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1943年4月，当维杜索尼最终离职的时候，墨索里尼自己的衰亡也即将来临了。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2)1942年1月，当墨索里尼在讲话中把维杜索尼介绍给他的新同事的时候，他就声称：“在我们执政20年之后，两代人都在争夺政府。一代人正在日落西山，而另一代人正如旭日初升。”他又借用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补充说：每一代人都要与他的前辈竞争。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观点。墨索里尼39岁就当上了总理，1943年的时候他将年满60岁。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年龄都比他小，许多人甚至比他小10岁甚至更多，而齐亚诺只有40岁。这些人是否也是构成“新一代”的一部分？他们是否也注定要取代老一代？宣传家们还可以说“没有人像他那样能永葆青春，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就是为历史、为政治和为法西斯主义而生”，并且补充说人民需要“他”，就像是他们需要“面包和空气”一样。但是，一个永远年轻的领袖的可信性实际上正在崩溃。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老”这个词也越来越适合用来形容墨索里尼了。194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与墨索里尼见面之后，博塔伊对其作了一番非常典型的描述。墨索里尼明显正在衰老，“他脸色灰白，两颊深陷，嘴巴痛苦地下垂着”，好像是他的溃疡病又引发了疼痛一样。博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并不是累了，或者内心沮丧、郁闷，而是年事已高。”对那些“爱他的人，以及那些不顾一切仍然爱着他的人”来说，他这个样子会让他们感到沮丧的，特别是当他真的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正在毁灭他原来的形象。博塔伊即使在和他的下属谈话的时候，也悲伤地承认说，墨索里尼现在因为他的又秃又亮的脑袋而被嘲笑为“硬乳酪”，而他的脑袋“一度曾是代表他的吸引力的地方”。他又说，“那个曾经永远正确的人，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总是错误的。”“曾几何时，任何明显的成绩或者优点都要归功于他。但是现在，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责备他，即使根本不是他的错。这就是因果报应的结果。”那么，在1942年至1943年间，墨索里尼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呢？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他是另外一个在军事指挥和身体状况两方面同时衰弱的战争领导人呢？自从1925年那次患病之后，墨索里尼就一直经受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痛苦。同时，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膳食都很谨慎（尽管医生说这是由于细菌感染，但他还是过分依靠牛奶和其他奶制品），避免吃肉、饮酒和抽烟，这些安排都是合理的。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把他塑造成一个永远年轻的有男子气概的人，在床上精力充沛，并且精通所有能想像得到的体育运动，但是，他的头发却在50岁的时候变白了，这与官方宣传的形象是不一致的。在战争的压力下，曾经喜欢游泳、慢跑和骑马的领袖逐渐变成了一个健康状况恶化、有时甚至精疲力竭的人。1941年8月，墨索里尼家族中也有人在战争中死亡了：布鲁诺在托斯卡纳担任轰炸机试飞员时因为飞机失事而死。布鲁诺的遗孀忍痛收拾好丈夫头天晚上在一个比萨旅馆里睡觉时所用的被褥和枕套等遗物，然后带着这些遗物去见她悲痛欲绝的婆婆了。墨索里尼从未亲近过他的几个小儿子，但是据说在布鲁诺死后，他也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与维托里奥待在一起。弟弟阿纳尔多去世时，他曾写过一本《阿纳尔多的一生》，现在，他也为布鲁诺写了一本名为《我与布鲁诺谈话》的小书。与前一本书一样，这本书也很奇怪，法西斯的严厉与脆弱的家庭感情交织在一起。书中也有虚伪做作的内容，把布鲁诺也神化了，称他是一个勇于追求胜利的战士。同样，墨索里尼还在书中强调了有关父子关系和布鲁诺的坟墓的秘密，同时还以法西斯式的大吹大擂来向公众宣传他的书。与布鲁诺熟悉的人发现书中塑造的法西斯英雄与真正的布鲁诺一点都不像，根本反映不出他们认识的那个“害羞、胆小、专横、少言寡语和压抑”的布鲁诺。虽然没有放弃在托洛尼亚别墅和卡米内特堡里的家庭生活，但由于日常生活中也有不顺心的地方，因此这种家庭生活也没有能够帮助缓解墨索里尼的压力。从婚外私通中获得的满足也得不到保证。他与克拉雷塔?佩塔奇的关系仍在继续——齐亚诺以及其他下属竟然公开说墨索里尼的闲话，吹毛求疵地谈论起他的“老年*”来。而阿尔皮纳蒂被放逐期满回来后说，克拉雷塔在里米尼也是非常爱管闲事，就像其他“墨索里尼的女人们”在罗马涅的其他地区的行为一样。虽然墨索里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缺乏活力，但克拉雷塔每次回到罗马时都要在她的卧室里住上一段时间。她的卧室里有很多镜子，还有一个整套的黑色大理石浴室——连德费利切都严肃地评论说，它看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东西，明显缺乏品味。”在办公室里熬过了艰难的一天之后，墨索里尼习惯于在深夜给他的情人打个电话，通常是抱怨繁重的工作和失眠，而两人之间并不值钱的情话也能让他放松一些。这些电话大多被录了下来，例如，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9日和1941年6月22日这两天的半夜里打的电话——在后一天的晚上，墨索里尼预言德国进攻苏联将是一场灾难。他说，德国将赢得许多战斗，但最终将输掉整个战争。克拉雷塔当时也经常生病。1940年，她好像有过一次宫外孕。还有谣言说她流过一次产。1941年12月，警察在窃听她的电话时听到她告诉墨索里尼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虽然最终并没有孩子出生，但听到这一消息，墨索里尼照旧说了些俗套的表示高兴的话。克拉雷塔对墨索里尼的健康问题也非常焦虑，向他的医生们施压说要确保他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也许可以推测两人都患有抑郁症，这可能是维持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因素。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3)同样，马尔切洛?佩塔奇也惹了不少麻烦。他与一个威尼斯的女伯爵就一处房产发生了公开的争吵，从而引起了广泛注意。1942年夏天，还有谣言说他非法倒卖黄金。里卡尔迪谈起此事都替领袖感到丢人，因为墨索里尼被迫承认纵容他的“家庭成员”侵吞公款。1943年2月，佩塔奇把她的年轻无知发挥到了新的最高水平：她为领袖制定了一个赢得战争的蓝图。这是一份异想天开的计划，包括组织和联合西班牙军队对摩洛哥的英美联军发动突然袭击，联合土耳其对苏联发动进攻，联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让日本去进攻印度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行动还要获得梵蒂冈的支持。佩塔奇还补充说，如果这些计划都不可行，他可以通过一个不知名的朋友买通斯大林，或者通过塞缪尔?霍尔买通英国。按照佩塔奇的估计，很明显需要做出一些安排，因为英美联军的力量要比意大利军队强10倍。克拉雷塔的妹妹玛丽亚所从事的行业也是丑闻不断。她生于1923年，虽然嗓音有点尖细，但是到194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小歌星了。后来她又在一些*电影里扮演了一些角色，还用了一个艺名：马里亚姆?迪?圣塞尔沃洛。1942年6月，她嫁给了一个伯爵。毫无疑问，佩塔奇一家的丑行进一步损害了墨索里尼的感召力——到了1942年年底的时候，连博塔伊都评论说：“法西斯政权正在受到‘蓬巴杜侯爵夫人’的影响，而这个‘蓬巴杜侯爵夫人’的本质却是恶劣的！”看来，获得性的满足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外，到1942年的时候，克拉雷塔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了。她名叫埃莱娜?库尔蒂，才19岁，是一个打字员，也是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她所学的专业正好满足了墨索里尼的需要。墨索里尼习惯在下午泡在库尔蒂的公寓里聊天，享受一个年轻女孩对他的崇敬所带来的那种心理满足感（当然也要忍受克拉雷塔的嫉妒）。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对于这种安慰的渴求也是为了抵御自己在办公室时常有的那种厌世情绪——像他之前和以后的许多男性领导人在50多岁的时候一样，墨索里尼也在寻找一个温柔的港湾以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通过为埃莱娜和克拉雷塔充当“甜爸爸”的角色，他可以从办公桌上堆得厚厚的让人生厌的公文中解脱出来，并且忘记那些很难为他带来满足感的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试图让一个“真实的”墨索里尼复活，并且暂时卸下他的神秘的光环为他带来的重负。这种经历无疑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健康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他。1941年的时候，对健康的担心就分散了他对战争的注意力。1942年5月，他患上了一次流感。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他越来越容易患上类似感冒之类的小病了。7月份，正在利比亚访问的他因为腹部疼痛复发而赶回国内。在之后的几个月，疼痛加剧了，他的家人和医生都怀疑他的疼痛究竟是由溃疡造成的，还是由于在位于热带的利比亚感染了其他的病。11月的时候，腹部的痉挛和阵痛剧烈得难以忍受了。一个医生注意到，领袖的标志性的突出的下颚不再那么明显了，他变得“面无血色，脸颊深陷，缩着脖子。”他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他不得不用别人给出的秘方来治疗了——来自弗利的老友贾科莫?保卢奇?迪?恰尔博利向他保证说，以“土豆汁”为基础的一个秘方肯定能让他返老还童，恢复活力。对于他的医生来说，他是一个顺从的病人，认真地服用为他开出的药，膳食也很谨慎。即使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如果病情允许，他也喜欢读一些哲学作品。通常情况下，他旁边总是堆着一摞摞的报纸，而在医生们看来，他读这些报纸只是出于爱好和一种责任感。并且，他还喜欢手里拿上一枝铅笔，随时挑出看到的错误，然后大声而带着讽刺性地评论一番。甚至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他还虚荣地叫一个修甲师去为他服务。人们注意到，托洛尼亚别墅的看门人和管家都来自罗马涅——一个更注重规矩和礼节的年轻的来访者吃惊地发现，那里的男仆人居然还穿着棕色的鞋子和敞口的衬衫。墨索里尼家里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对于所有的来访者来说，那都不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地方。齐亚诺曾谈起有一次在托洛尼亚别墅吃饭的经历。领袖对维托里奥说，他将在“5年里”让意大利发生“真正的跳跃”，而拉凯莱这个来自红土地带的“法西斯王后”则勇敢地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少说两句吧。”在这中间，墨索里尼曾有一段时间感觉不错——期间，博塔伊注意到，当领袖与官员们谈起他过去的辉煌时，他发现领袖的眼睛里居然有泪光——之后，墨索里尼又病倒了。1942年12月，他不得不派他的女婿齐亚诺替他去参加与希特勒安排好的会面。据他的医生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体重减轻了1／4。墨索里尼每天都要通过打针来治疗胃病，他的体重也在继续下降，血压也明显地下降了。然而，他的医疗小组倒是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在治疗一种身体的疾病，还是在治疗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墨索里尼的情绪明显非常低落。在1942年到1943年的圣诞节至新年假期这段时间里，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现在，他甚至没有力气再做一次“格林奇”了。1月中旬的时候，一个医生甚至认为他患了癌症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这一诊断后来证明是杞人忧天。1943年，从2月至7月，墨索里尼的病情有所好转，尽管胃部还是经常剧烈地疼痛，但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可以忍受的。失眠症仍然伴随着他。尽管很注意膳食，并且通常以流食为主，但他在饭后还是会呕吐，而体重也在继续上下波动。据说他还贫血体虚，一位来访的匈牙利政治家发现他看上去“病得非常重。他的脑袋谢顶，皮肤白里透黄，说话很快，同时带着些神经紧张的手势和动作。”1943年4月访问德国期间，他又出现了一次健康危机。5月的一个晚上，他住在卡米内特堡里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他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连他在一战中受的伤现在也重新发作了。不管怎样，这些危险最终都过去了，墨索里尼又恢复了先前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却养成了一个习惯。当胃部疼痛的时候，他都会松开裤子用手压在胃部，这成了他日常缓解疼痛的一个方法。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两人也经常就健康问题交换意见，这两个*者，尤其是墨索里尼，在信中坦白地承认了战争给他造成的疲惫。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4)除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苦恼。除了公开谈论意大利要进入大西洋之外，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从未真正解释过他们的战争目的。直到在希腊受挫之前，他们一直都抱有战争在短期内将会结束的幻想。在希腊的惨败让他们认识到意大利必须依赖德国，要想独自去谋划意大利能够得到的利益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愚蠢的。通过演讲和写文章，墨索里尼也多次想方设法努力解释意大利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例如，1941年10月，他就声称，轴心国军队在意志上的优势能够确保“用不了几年，世界将是法西斯的天下。”1942年1月，种族问题是关键问题。战争让意大利各个省份加快了融合，因此，意大利人确信他们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能够造就出“一个纯粹的意大利种族”来。墨索里尼声称，能够“自由地进入海洋”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这一进程，并且促进意大利的团结（同时，它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向后转”）。通过避免犯自由党政府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与德国和日本一道前进“至最大限度”，意大利将能够在战争的“测验”中得到一个高分。在这场测验中，一些国家衰落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崛起了，意大利必须属于后者。墨索里尼仍然认可最原始的达尔文主义：“一切事物在源头上就存在着斗争，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对比。有爱和恨、黑和白、白天和黑夜以及善与恶。在这些对比达成平衡之前，斗争将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本性的内心深处，并且将会是它的最终命运。”但是，一个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成为历史的输家，那又将如何是好呢？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在所有的人心中扎下根来，这也是墨索里尼一直在猛烈抨击的一个问题。他召集威尼托和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的党内官员开了一个会（这个地区紧邻“超高效率”的德国），并且在会上很有自知之明地谈到，意大利人必须学会提高效率。他们必须生活得有计划才行。“如果时间定在9点钟，那么我们就必须从9点种开始，而不能等到九点一刻。”他又用让人听起来有些沮丧的话补充说：“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争取成为一个做事认真的民族。”法西斯党必须戒除懒散和拖沓，“我们把宝完全押在年轻人身上，也就是说，押在年轻一代身上。”他对法西斯党艾米利亚地区的书记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必须让意大利人习惯在语言、声明和事实上的精确性。”他又补充说，“外国人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按时到达，语言表达和承诺也总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还喜欢“向后转”（他再次使用了这个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尴尬的词）。但是，他这些话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意大利人还是依然如故。1942年5月，墨索里尼还就战争后方的困难向党的领导层提出了警告，说“随处可见无纪律现象、破坏活动和消极的抵抗。”法西斯正在储藏“皮革、饮料和梨罐头（这最后一种食物好像是他无意中说出的他自己常吃的东西）。”在1915年至1918年间——与自由党政府的战争相比，能够再一次感觉到法西斯对战争的准备的不足——意大利人就已经真切地理解了自我牺牲的含义。现在，必须通过“绝对的无情”让他们再次做出牺牲。意大利的商业界尤其应当被谴责，他们又玩起了以前的诡计，从来不知道服从于法西斯革命的大局。然而，面对一个工业家，他又会说他真正指责的是那些“小商人和旅馆经营者”，他们才是没有完全法西斯化的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抨击，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来没有提出如何去改进，也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只能证明法西斯虽然已经执政20年，但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从这一点来讲，墨索里尼绝对是一个最擅长否定和反驳的人。在法西斯新闻工作者的一次大会上，墨索里尼把会上讨论的所有内容用几句话进行了总结：“在20年的统治中，法西斯主义已经回答了困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所有问题。”他又补充说，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问题。但是，让意大利人失望的正是法西斯主义。但是，所有这些长篇?舐鄣难萁苍谡秸吹闹疃嗬Ь趁媲岸枷缘梦藜糜谑隆Ｒ桓隹膳碌奈侍馐桥分抻烫说拿恕Ｋ孀攀奔涞耐埔疲杂烫说挠屑苹闹肿迕鹁南⒁泊搅寺蘼怼?941年12月，克罗地亚的战争部长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告诉齐亚诺，在他的统治下，通过让他们再也回不来的一个“移民过程”，犹太人的数量减少了2／3以上。墨索里尼曾声称德国人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上对克罗地亚人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意大利的领导对他的说法非常不满，而帕韦利奇在德、意两国之间的挑拨离间也再次证实了墨索里尼一直对这种自称为朋友的人所持有的看法：忘恩负义。他还准备直接批评帕韦利奇的一些做法，比如，他热衷于屠杀塞尔维亚人。墨索里尼指责说，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野蛮残忍的”，而且是一个“政治错误，一个极大的错误。”然而，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话就很少了。他通常只是用一些他认为元首爱听的话提出建议，认为轴心国在前南斯拉夫的占领军应当采取“极端”的措施来*那些对轴心国统治进行反抗的行为。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5)从苏联和东线战场也开始传来更加糟糕的消息。1942年3月，一个从柏林赶回国内的意大利外交官告诉他的外交部的同事，“德国在波兰和苏联的被占领土上犯下了令人恐怖的罪行。包括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杀害妇女和儿童，*，把修女送到妓院里去等等。”五六月份的时候，梵蒂冈也收到了有关的详细的报告，称在轴心国占领区内发生了“最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有“几百万人”被害。但就在同时，帕韦利奇却告诉教皇庇护十二世，在他的奉行天主教的地区，“克罗地亚人民欢迎他的统治，并且那儿的法律完全源自天主教的教义。”教皇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保持沉默，这已经成了他应付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方法了，他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也是应当受到责备的。不管怎样，到了1942年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法国和突尼斯的官员，以及意大利在各地的公民已经开始从德国的暴行下救助犹太人了。他们用迷惑和拖拉的战术来应付德国人，这也是他们的官僚机构一直就有的“武器”，多年的法西斯式的“严格”也没有能够根除这一习惯。在意大利国内，战争期间有关种族的政策仍然很混乱，反犹太主义的媒体还在继续就这一问题争论着。1942年9月，普雷齐奥西写了一篇典型的偏执狂似的文章，敦促“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声称犹太人对意大利的渗透比以前所认识到的程度要深得多。他还确信，教会中也隐藏了许多犹太人。并且认为应当尽快对意大利的血统进行精确而科学的造册，这样国家和它的革命者才能继续前进。法里纳奇的想法倒是没有这么明确，他在米兰发表一个演讲时说，需要“下决心并用外科医生的智慧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想毁灭我们，我们就要先毁灭他们。”其他宣传家们也对据称是被犹太人支配着的美国及其领导人进行了抨击，称之为“白宫里的罪恶”。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兴奋地声称，迫切需要用“极端的手段”把“2100万”犹太人作为“牺牲品”以解决种族主义问题。话说得虽然很残酷无情，并且也得到了法西斯官方的认可（曾经与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共有、现在已经变成墨索里尼个人的理论刊物的《等级制度》也刊登了一些谩骂诽谤犹太人的文章），但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意大利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仁慈的。直到1943年7月，人们才知道前线的官员非但没有使犹太难民经受在其他地方经历的恐怖，而且还在意大利边境上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如果战争像Ｘ光一样能够暴露出一个社会的现实（当然也包括能够暴露纳粹主义杀人成性的矛盾冲突），那么意大利执行的相对仁慈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大多数意大利人思想中对种族主义的理论的怀疑都表明，现代种族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延伸，而不是它的核心。但是，这一点对于墨索里尼自己来说是不是适用呢？毕竟，在所有意大利人之中，他可是希特勒惟一“真正的”朋友。墨索里尼对于消灭犹太人这一“最终的解决方案”到底持什么样的立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其态度和反应而言，他与许多意大利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对他施加压力，他就顺从他们。例如，1942年8月，德国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意大利的占领区内与克罗地亚人一起对犹太人进行清除，墨索里尼同意了，并且说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两国之间的合作。德国人还要意大利军队为此提供支持，但他们后来并没有出现。墨索里尼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并没有阻止意大利人对德国采取拖延和阻挠的策略。反过来，纳粹的领导层也没有把一些事情全部告知墨索里尼。例如，希姆莱10月份在威尼斯宫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对有些事情就有所隐瞒。他承认把犹太人驱逐到了东边，在苏联，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相当多”的人被射杀，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去帮助游击队。墨索里尼点了点头，说“这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希姆莱又补充说，更多的犹太人是在工作中累死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太经受不住体力劳动了。之后，他又赶忙进一步虚假地补充说，纳粹并没有杀害那些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还把他们舒适地安置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或者是在柏林、维也纳以及其他地方的医院里。还有一些犹太人强行冲过苏、德两军的前线到了苏联那边，但却被共产党的军队开枪打死了，这“清楚地证明苏联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希姆莱当然没有把屠杀犹太人的细节完整地告诉他的意大利盟友，但他确实承认对犹太人进行了屠杀。墨索里尼也随他信口开河，并没有提出严肃的问题或是不同的意见。几周之后，维杜索尼到东线走了一趟之后回到了意大利（他声称自己坚持坐三等火车车厢完成了这次行程），他带回的信息也是真假掺半。他汇报说，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绝对地严厉”，意思是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强迫工作至死。他又补充说，“德国人的杀人方法以及犹太人的屈从都给意大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杜索尼的是非感和表达能力都不强，因此他也没有说太多内容就把话题转到其他的事情上了，如意大利士兵不喜欢德国人，以及他自己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崇拜等。然而，维杜索尼所讲的内容足以让久经世故的墨索里尼感到惊骇。想变得愤世嫉俗是如此容易——1942年11月，工业家阿尔伯托?皮雷利就德国人在东部的占领政策向墨索里尼提出了抱怨，墨索里尼却搪塞说：“他们是在把犹太人移民到另外一个世界。”几周之后，他对法西斯议会说：“如果不恨敌人，你就无法发动战争。”他又告诫说，意大利人必须摒弃“虚假的多愁善感”。但是，他并没有借此机会来声讨犹太人。可以得出结论，在墨索里尼看来，在东部发生的屠杀的确是这场战争以及德国盟友的最让人恐怖的一部分，但是他自己、或者法西斯主义、或者意大利对此又能怎样呢？直到1943年7月，在对待屠杀犹太人这一问题上，墨索里尼一直在设法做一个彼拉多。但在1943年9月之后，连获得哪怕是最小限度的超脱也是不可能的了。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6)同时，快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与同盟国相比，轴心国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北非战场，即使有了德国的支援也没有能够阻止盟国发动第二次攻势，11月份，盟军占领了昔兰尼加。同月，美国军队在法属摩洛哥登陆，并且威胁要继续向轴心国此前匆忙占领的突尼斯挺进。于是，弱小的意大利与富有的美国终于不可思议地交上手了。更糟糕的是，在东线战场上，希特勒顽固地用他的第六军团来包围斯大林格勒，结果导致第六军团受困于此——德军在这次战役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伤亡人数相当于意大利从1940年至1943年7月的伤亡人数的总和。1943年1月，冯?保卢斯元帅投降了。虽然东线的战事异常艰苦，但希特勒仍然对盟国意大利军队的帮助非常蔑视。他说，法西斯军队甚至比罗马尼亚军队还差劲（但是，希特勒还是一个好奥地利人，他认为匈牙利军队是最差的）。同样，德国人对来自意大利的劳工也是这样的印象——1941年，意大利又为德国提供了22．9万名劳工，1942年又提供了8．1万人。据德国的时间和行为专家的“科学的”研究发现，在生产效率和组织纪律性方面，意大利的劳工甚至比苏联的战俘还要差。提起“南部种族”，可以用缺乏组织纪律性和干活无精打采来形容，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与女人们眉目传情和打牌上。从各方面来看，意大利人都不是令人满意的盟友。1942年春天，墨索里尼紧张不安地重复着他听到的一句德国俗语：“我们将在两个月之内打赢苏联，在4个月之内战胜英国，在4天之内打败意大利。”如果说轴心国在欧洲的形势不妙的话，那么在北非，德、意联军更是被同盟国的军队从西边赶到了东边。利比亚这块意大利在自由党政府统治时期获取的最大的殖民地也失去了——1943年2月的时候，隆美尔想利用法国在30年代筑起的防线，把轴心国的军队放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上突尼斯一侧设防。最初，美国军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到了5月份，英军从的黎波里、美军从突尼斯两面夹击“第五军团”，在突围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轴心国军队投降了。德、意联军大约有22．5万人成为了盟军的战俘，之后，进攻意大利本土被提上了同盟国的日程。面对一系列军事惨败，墨索里尼毫无对策。他现在与希特勒经常定期会面，但每次会面都是希特勒在喋喋不休，谈得最多的是他对东线战事进程的判断（1942年4月，他对墨索里尼说，气象学家与神学家一样应当受到谴责）。墨索里尼一把话题转到意大利的需要上——例如，他想让德国帮忙迫使马耳他投降——希特勒立即就把他搪塞过去了。在其他地区，轴心国的军队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塞拉诺?苏内尔从内心讲可能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面对当时的战局，即使是他也确信西班牙应当继续保持中立。1943年2月的时候，墨索里尼吓唬佛朗哥说，同盟国将“不再区分什么法西斯主义、长枪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了，他们更愿意使“赤党”恢复元气。即使是法国的维希政府，在1942年11月法国被轴心国军队完全占领之后，也很少愿意去讨好意大利人。更糟糕的是，尽管墨索里尼用尽一切办法想说服希特勒不要继续在东线上耗费兵力，“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但希特勒却一点也听不进去。这也难怪，希特勒、纳粹和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如此坚定，他们一心要打一场针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大的种族意识形态的战争。到1943年春天的时候，意大利国内的形势也明显正在变得让人绝望了。2月份，墨索里尼又一次突然对内阁进行了重大的改组。这次被免职的人包括博塔伊、里卡尔迪和齐亚诺。齐亚诺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后又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这也暗示出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可能会通过与教会达成一些交易而逃过它的天命。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也反映出了这种可能性：“上天选择的道路有时候的确是非常神秘的。”博塔伊被解除了*长的职务后，墨索里尼见到他时居然无情地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博塔伊也像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倔犟地表现出一种冷漠而无所谓的态度。墨索里尼又亲自兼任起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副部长是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他在1939年至1940年间接替格兰迪担任驻伦敦的大使，并且在那儿干得不错。巴斯蒂亚尼尼也像苏维克一样，试图劝说墨索里尼要确定意大利的战争目标。他还为墨索里尼拟定了一个7点建议，希望以此来对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巴斯蒂亚尼尼认为，意大利是在为“种族统一”而战。他写到，所有国家都应当有权实现这一目标（墨索里尼把“种族统一”这个词换成了“同种”，还把“所有国家”进一步限制在了“欧洲国家”），以及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墨索里尼明显是受到了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的冲突的伤害，再加上在斯特雷萨产生的误解，所以在这一点上又把范围限制在了欧洲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内体制，并且有权享有全世界的经济资源（墨索里尼把这一条删掉了），以及为了人民而实现社会公正（同样被墨索里尼删掉了）。他还认为和平只能通过在经济和社会等许多领域内进行“真正的合作”而实现（墨索里尼对这一条作了补充，说这种合作必须在欧洲范围内、并且“要在轴心国的领导下”进行），此外，所有国家还应当拥有海上的自由（这一点也被墨索里尼删去了）。很明显，这些目标是很难获得纳粹狂热分子的认同的，而墨索里尼对这些目标的修改也更像是出自个人的私心，而不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体现。难怪墨索里尼现在有时还坚持认为“所有的法西斯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他自己也被拖入了这些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