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7

袁克定、富金一听“姓蓝”、“祖上是翰林”的话，便都会心地望着杨度一笑。　　杨度说：“咱们看字吧！”　　大家又都细细地看起来。这字帖为麻纸，长宽约在八寸左右，共七行，帖子的前后都盖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印章，有的已看不清楚，有的则清晰可辨。　　富金端详了许久。字是写得好，但到底好在哪里，使得它有这么高的身价，她却说不出。她对杨度说：“杨老爷，你给我们讲讲吧！”　　袁克定也说：“皙子，我不懂字，但我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看就知道好，但这幅帖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它怎么好法，你来启发启发吧！”　　杨度笑了笑说：“《韭花帖》初看时，的确不能得其神妙，但越看越会觉得韵味无穷。我给你们略为说说吧！”　　杨度右手食指在字帖上轻轻地指点说：“《韭花帖》首在章法好。书法上的章法基本要求是知白守黑，疏密有致。这幅字行距字距都较疏，但字体结构紧密。这是其一。另外，字本身也讲究虚实。比如说，‘寝’‘蒙’这两个字是上虚下实，‘翰’‘报’两字右虚左实，这种用白醒黑的手法，使全篇产生了一种开阔空灵的意境。”　　富金按杨度的指点再来对照看时，果然觉得全篇疏密相间、虚实相生，意境真的显得开朗而灵动。于是忙点头说：“正是正是。杨老爷，经您这一指点，我是看出味道了。还有什么别的妙处吗？”　　杨度见富金稍经指示便能入境界，很高兴，分析书法的劲头更足了：“《韭花帖》还有一个妙处，便是善于变化字的结构。包世臣说少师结字善移部位，他讲的就是这个结构变化。比如这个‘谢’字，是左中右结构的字，一般的写法是三部分均衡，而杨少师却把左边的‘言’写得很大，占了一半的位置，而中间的‘身’与右边的‘寸’收缩得很紧，也只占了一半。这样，在打破均衡之后，变成了一种不均衡之美。这种不均衡，若运用得恰当，则比均衡更显得美。”　　富金把“谢”字再细细地看了看后，拍手笑道：“果然这个‘谢’字比通常的‘谢’字要好看得多。《韭花帖》的味道真的出来了！”　　杨度说：“还没有哩，你要将它置于案头上，慢慢地看它一年半载，才会体味出来。”　　卖主一听这话，忙说：“这位杨老爷真正是法眼，把《韭花帖》的章法结构分析得再好不过了。的确，不要看它只有六十来个字，里面的奇奥无穷无尽，每天看它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姑娘，你就买下吧！”　　富金笑道：“看看罢了，我哪里买得起！”　　杨度问：“富姑娘，你真的喜欢吗？”　　富金说：“这样的宝贝，我怎能不喜欢？”　　卖主见有了眉目，便说：“姑娘若真的喜欢，看在这位老爷是行家的分上，我少收二千，就作二万八吧！”　　杨度说：“不要你少，就三万，我买了。富姑娘，送你做个见面礼吧！”　　富金一听，瞪大了眼睛：“杨老爷，你不是说笑话吧，三万银元买这帖子值得吗？”　　“值得，值得。”杨度神态自若地说，“只要姑娘喜欢就值得。”　　卖主大喜过望：“杨老爷，您是一个大豪杰，我冯某敬重您！”　　说着便向杨度深深地鞠了一躬。　　袁克定心里也吃了一惊。连他这个挥金如土的大公子都觉得昂贵了，杨皙子的这个气概他简直难以想像。　　话刚一出口，杨度便立即想到眼下手头还没有三万银元的现金哩。但既已在心爱的姑娘面前说了，就不能反悔，现在只能拍电报去长沙，叫华昌公司速汇三万元来。　　杨度给卖主立下一张字据，叫他半个月后来石驸马大街取钱。卖主信任地留下了《韭花帖》。　　富金这时才看出，眼前的这个杨老爷，真是个不惜万金买笑的伟男子。这一夜，杨度便宿在富金的绣房里。云吉班里的头号红牌姑娘，使出千万种风情来款待这位不平常的漂客。　　不久，杨度以三万元买《韭花帖》送妓女的风流壮举便传遍京城，有人戏谑他为“杨韭花”，他也洋洋自得地接受了这个雅号。　　后来，这桩风流壮举越传越远，终于传到了蓝翰林的家乡浙江金华县。蓝翰林的后人得知后哑然失笑。原来，蓝翰林当年冒着杀头之险偷出来的《韭花帖》一直珍藏在他们蓝家里，传了六代而至今完好无损，杨度花三万元买下的不是真《韭花》而是假《韭花》确凿无疑。蓝家后人写了一封信寄到石驸马大街，杨度看后也并不怎么后悔。他认为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以假冒真的事世上多得很，全在于当事者如何看待。只要富姑娘相信它是真的，它便是真的，即便它千真万确是假的也无所谓。三万银元买了一幅假字帖，而换来姑娘的一颗真心，这就值得！　　杨度只要有空便去云吉班和富金相会，把云吉班看成是自己的家，至于槐安胡同那个真正的三代同堂的家庭，他反而淡忘了。前几天，袁世凯任命他为国史馆副馆长。能与老师一起长国史馆，杨度很得意。这天，他正在云吉班和富金打牌闲聊天，小厮余三兴冲冲地走进来，笑着说：“杨老爷，大喜了，刚才总统府来人，说总统给您颁了一块大匾，马上就会派人送来，快回去接匾吧！”　　“真的！”杨度一跃而起，“咱们赶快回去！”　　说罢连招呼也来不及打一声，便急匆匆地出了门。富金见他有了总统的匾便忘记了她，心里顿觉冷冷的。　四 袁世凯题赠的金匾高高悬挂在杨度的厅堂上　　杨度刚回到石驸马大街洋楼，门外便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嘡嘡”的报喜锣声，接着是一队豪华的马车驶近。从马车队里相继走下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内史夏寿田等人。两名政事堂低级官员托着一块高约二尺、宽约四尺的亮堂堂的大匾。杨度站在大门口迎候，老远就看见了匾上四个契金大字：旷代逸才。大匾再向前移两步，杨度又看清了左下角的一行小字：袁世凯题。“题”字下面还有一方端端正正的白文篆印。杨度知道这是袁世凯亲笔题赠的，心里欣喜异常。　　杨士琦跨前一步，张一麟、夏寿田紧随在后，走到杨度的面前。杨士琦大声说：“国史馆杨副馆长接令。”　　杨度一听，不自觉地双腿跪下，就像当年臣子恭接圣旨似的。　　杨士琦展开策令，朗声念道：“国史馆副馆长杨度多年来勤劳国事，研习宪政，于国于民，多有贡献。兹特授该副馆长勋四位，并颁赠‘旷代逸才’匾额一方，以酬劳勋而策激励。此令。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　　杨士琦念完后，弯下腰来双手扶起杨度，满面堆笑地说：“皙子，恭喜你了。大总统亲笔题赠匾额给你，这在民国尚是没有先例的事。用一句前清老话来说，这真正叫做异数殊恩啊！”　　说罢打着哈哈笑起来。　　杨度望着杨士琦干瘦的黑脸上浮起的奸笑，想起他在袁世凯的面前进谗言，坏了自己国务卿美梦的往事，心里顿起厌恶，暗暗地说：杨士琦，想不到也有你到我面前来送匾的一天吧，有朝一日我做了宰相的话，连个侍郎都不会给你！　　想到这里，他昂起头来傲然地说：“杨左丞，辛苦你了，就请你将大总统的这方匾挂在我的厅堂正方吧！”　　说完也不理他，亲热地和张一麟、夏寿田打起招呼来。　　杨士琦心里虽不是味道，见袁世凯如此器重他，也不便得罪，便命令抬匾的人进厅堂挂匾。他略为坐了一下，自觉趣味不大，便拉着张一麟先告辞出门。杨度留下夏寿田，细问袁世凯赠匾的原由。　　原来，袁克定将《君宪救国论》拿走后，马上呈送给父亲。袁世凯将这篇万言策论仔细地读了一遍，激赏不已。杨度说出了他心底里想要说的话。他要说的话，一则不能说出，二来也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在杨度的笔下，理论充足，说服力强，堂堂皇皇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他当即决定由段芝贵在武汉印二万份，装订成小册子，县以上的官员人手一册，并由政事堂发个秘密通令，命令他们好好研读，写出读后体会，上交给各省巡按使，由各省巡按使再将情况综合上报政事堂。为了表彰杨度所做的贡献，除特授勋四位外，袁世凯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命政事堂制成大匾颁赠。　　袁世凯自知书读得不好，轻易不舞文弄墨，但偶尔灵感来了，也有惊人之作。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费县有个年轻的女子，过门不久丈夫便得了病，后来病势日趋沉重，只剩奄奄一息了。这个女子决定与丈夫一起去死，便吞下金块。第二天女子死了，却不料丈夫从那天起病情大为好转以至于痊愈。这位年轻女子的事迹被乡民四处传扬，地方官又上报省城。袁世凯得知后也颇为感慨，心里寻思着要为她挂一块匾，遂叫身边的幕僚们拟字。幕僚们拟了三四条，都是些陈言套话，他不满意。最后，他自己提起笔来，写下“一死回天”四个大字。这四个字确实用得好，幕僚们都自愧不如。　　袁世凯为颁赠杨度匾额的题字也想了很久。“旷代逸才”这四个字，既表达了他对杨度才学的高度赞赏，也甚合杨度此时国史馆副馆长的身份。　　杨度望着经过修整加漆而变得颇为大方庄重的这四个大字，心情很是激动。他感激袁世凯对他的《君宪救国论》的高度评价，更从这种评价中看到未来的辉煌前景。前清时期臣子得到皇上封赏时照例要上谢恩折，而今的大总统很快就要变为皇上了，也应该以谢恩折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想到这里，杨度提起笔来写道：　　　　　为恭达谢忱事。奉大总统策令：杨度授勋四位，给予匾额一方。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　　度猥以微材，夙承眷遇，受命于危难之际，运筹于帷幄之中，愧无管、乐之才，幸遇于唐、虞之盛，谬副史馆，方惭溺职，忽荷品题，惟祓　　饰之愈恒，实惊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寂，反躬自疾弥多；皮骨仅存，报　　国之心未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写完后，他重读一遍，自觉通篇措辞得体，只是在“所有臣感激下忱”一句上停留片刻，最后还是将“臣”划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眼前不称臣，似乎更合宜些。　　正在玩味之际，余三过来说：“有两位客人来访。”　　“是什么人？”杨度随口问。　　现在，前来道喜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聪明的人都知道，袁世凯这一空前之举，已将杨度抬到迈越一切人的地位上。杨副馆长的超擢已是迫在眉睫了。略知内情的人更清楚，杨度与袁克定之间有非同寻常的结合。这种结合，必将给未来中国以最大的影响力。所有这些人，都要赶在此刻奔趋杨府，为自己日后预留地步。想起前些年的门可罗雀到今日的门庭若市，帝王之学的传人更痛切地感受到权势的重要性。　五 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　　“皙子，老朋友来了都没有空见面了吗？”　　还没等余三来得及回答，两位客人便高声说着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两人，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　　九年前，孙毓筠因人告密，被两江总督端方逮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而感激杨度。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京光复，孙毓筠被释放，立即被安徽革命党人迎回皖省任都督。孙毓筠的皖督没有做多久便被免职。免职后孙毓筠来到北京，又在杨度的安排下和袁世凯见了面。袁世凯与孙家鼐很熟悉，一向对这位状元宰相表示钦佩。孙毓筠既然是孙家鼐的族孙，在袁世凯的心目中，他便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又加之杨度从中关说，见面交谈之后，孙毓筠便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任命孙毓筠为议长，后又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去年，孙毓筠组织宪政研究会，致力于宪政研究，与杨度往来更为密切。　　胡瑛在辛亥革命后自封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他为革命立过功，坐过牢，又口才极好，军政府对他的自封予以承认。于是二十三岁的胡瑛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胡瑛做了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后却并不剪辫子，大家很觉奇怪，问他。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留下这条辫子大有用处，说不定我哪天去北京充当刺客还少不了它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山东巡抚。胡瑛乃一介书生，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山东呆不下去，无奈只得交出鲁督一职。袁世凯把他召进北京，先任命他为陕甘经略使，后又任命他为新疆青海屯垦使，都是些徒有虚职而无实权的名目。胡瑛借考察日本垦政之名再次去东瀛。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因在日本没有参与，袁世凯打发一个亲信到东京请胡瑛回国。胡瑛在日本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便回到北京再领新疆青海屯垦使虚衔。胡瑛回京时，杨度专门派人去迎接他。他们之间断了多年的友谊又续上了。　　胡瑛尚不到三十岁，对这种身居高位而无实权的处境颇不满意，仍然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孙毓筠虽年过四十，但他平生抱负极大，也不甘于此时名曰风光而实为寂寞的高级幕僚生涯。胡瑛和孙毓筠两人相同之处很多。除同为不满现状极思作为这点外，他们都是革命党元老，都为革命吃过苦，坐过牢，辛亥革命后都做过一省都督，又都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这些共同点使得孙胡二人成为新时期的知交。　　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有许多共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把满人推翻了，但没有满人皇帝的这几年，中国并没有进步。革命党不能控制全国局面，被视为最有力量的袁世凯也不能控制全国局面。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党人争权夺利，曾使他们十分失望。而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政治上的混乱，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安定富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　　冷寂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对国家的担忧，使这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心境颇为苍凉。他们都看出了眼下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维持，全靠的是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他的铁腕，倘若袁世凯一旦死去，国家便会立刻陷于群龙无首互不买账的分裂之中。热心国事，喜当天下大任的禀赋促使他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　　前天，他们都得到了一本印装考究的小册子，这就是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他们认真地读完之后，都觉得杨度此时重提君宪救国旧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并不是关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昨天，由袁世凯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所谓的君宪救国，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　　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那么环顾当今天下，除开袁世凯，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相信，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于国于民子己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干？　　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他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他突然想到，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　　“就叫做筹安会吧，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画策之义。”孙毓筠兴奋地说。　　“行，这个名字好！”杨度立即赞同。　　胡瑛也表示同意。　　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瑛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　　“经武说的有道理。”杨度点头，又问孙毓筠，“少侯，你说呢？”　　孙毓筠说：“应该，应该。”　　胡瑛说：“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首推严幾道先生，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　　“严先生如能参加，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孙毓筠说，“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师培。如果他也能参加，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　　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世代治《春秋》《左传》，又研究训话音韵。到了刘师培的手里，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达到了集刘氏家族大成的地步。他十九岁中举，曾充任学部溶议官。刘师培醉心种族革命，曾改名光汉，在报刊上发　表过许多排满的文章，影响很大。他参加过光复会，与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的私交都很好。一九○七年，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转而信仰无政府主义，再后又与两江总督端方搭上了关系。第二年，刘师培夫妇回国，端方聘请他为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端方奉命赴四川镇压川民的保路风潮时被所统士兵枪杀，刘师培则为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今知古。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叫他们释放刘师培。刘师培被释放后，立即受山西都督阎锡山的聘请充当晋署顾问。阎锡山又向袁世凯保举，袁世凯便邀刘师培进京，任命他为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授为上大夫。刘师培从资州被释后便倾大力于学问，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成为京师著名学者。　　孙毓筠补充：“我在端午桥督署里多次与刘申叔谈过话。此人虽不修边幅，又性情偏激，但学问真的做得好，我很佩服。”　　杨度对孙毓筠说：“那好，你既是申叔的老朋友。他那里，就由你去说。严幾道先生那里，我去征询意见。”　　胡瑛说：“我也有一个朋友，湖南安化人。上海光复时做过淞沪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又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李燮和。”孙毓筠插话，又问胡瑛，“他现在也在北京吗？”　　“他正在北京赋闲。”胡瑛说，“前几天我们还见过面，他对我发牢骚，说现在是谁也不服谁，还不如再捧出一个皇帝来，反而服帖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杨度说，“这样说来，李柱中那里，就归经武去联系了。”　　第二天，杨度将与孙毓筠、胡瑛发起建立筹安会讨论国体的想法告诉了袁克定。袁克定很支持，并表示立即上报总统，又说三个人少了，还要多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杨度又提出了严复、刘师培、李燮和。　　袁克定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严复，若能把他请来，你们这个筹安会的名望就会大为提高。不过，这老头子性情既高傲，脾气又古怪，只怕是不大好讲话。皙子，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杨度说：“我从未与这个老头子打过交道。我也听人说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包括张香涛、郭筠仙、王紫诠、郑陶斋等人都不能与他相比。”　　袁克定说：“此老脾气也怪得很，最喜欢与人抬杠。大家都说东，他就偏说西；待到大家都说西了，他又偏要说东。”　　杨度笑了起来。　　袁克定接着说：“就拿他与家父的关系来说吧！家父在直督任上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家父看重他的西学，想延揽他进直督幕府。他却说，袁某人算什么，他怎么配延请我！此话传进督署，大家都很气愤，倒是家父度量大，说自古来才子都有几分狂妄，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一年家父无故削职，举世都是攻击，他却盛赞家父是国家的栋梁一之才，清廷此举乃自毁长城。家父知道后说，又陵先生此时能说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待到一民国成立。革命党要推举家父做总统时，他又发怪论了。说家父练军纪律不严，没有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养出一批骄兵悍将，又说家父无科学头脑。民国二年宁赣作乱，黄兴、李烈钧对家父发难时，他又说话了，说当今之世，平情而论，只有袁某人能当元首，别人还坐不稳哩！你说这老头子怪不怪？”　　杨度笑着说：“是个大怪人，不过也是一个大直人。他说大总统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这话也不错，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也的确是悍将。”　　袁克定素来讨厌冯、段，他对这话没意见，便说：“所以总的来说，家父还是很看得起他的，你一定要把他延揽进来。”　　为了投合严复的脾性，也为了不在他的面前说外行话，杨度把过去读过的严译名著《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又重新翻阅了一下。又找出一些十多二十年前的旧报纸，如《直报》、《国闻周报》、《新民丛报》等，将严复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泛览了一遍。准备充分后，杨度穿戴整齐，去国子监周学胡同严宅游说这位又陵老先生。　六 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可算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祖上世代业医。十四岁父亲病故，家贫不能再读书，遂去报考沈葆祯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一，被目为神童。四年后毕业，被派往军舰上实习。二十四岁那年，他和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三十人一同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国，被李鸿章调到天津，任教于新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该校先后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整整二十年。　　庚子年，严复避八国联军之难去上海，参加了由唐才常等人发起的保国会，并担任副会长。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文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教育部名词馆总纂。辛亥革命前一年，清廷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又赏海军协都统衔。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严复的最大功德是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名著，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一整套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之士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严译名著，这些译书使他们的视野为之开阔，耳目为之一新，生气勃勃的西学知识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最新工具。　　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近十余年来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性民质愈看得深刻。　　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因患气喘病，常常住进洋人医院治疗。他身体虚弱，很长时间不能执笔为文了，通常的消遣是看书、打麻将。这些日子里，他寻思着要给儿孙留下一个遗嘱，将自己一生的摸索所得留给后人。　　要留下的话很多。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天演论》的译者到了晚年却要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盛署来了，别人都觉得炎热难耐，严复反而比平时要舒畅点。气喘病伯的是寒冷，越热越不碍事。他把卷读了一会儿杜诗，忽觉自己也来了诗兴，便放下书，抽出一张水印花笺来。望着对面墙璧书架上摆着的一大排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西学著作，想起这些年来的国事蜩螗，晚年所面临的现实竟与中年时期投身翻译事业时的抱负相距是如此的遥远，他真有点心血白费之感，本来略为宽松的心境又凝重起来。他沉思良久，终于写下一首七律：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　　“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政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皙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犯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　　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政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很少外出。袁世凯给他的职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形黑白相间短髯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皙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是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过问。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杨度暗思：这老头子果然不大好打交道。他是早作了准备的，便压下心中的不悦，做出一副笑脸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最近又将老先生的译著《天演论》重读了一遍，依然如十多年前读时一样，触动很大，获益良多。”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天演论》的价值没有过去，它仍在启迪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杨度不为严复的冷淡而在意，兴致浓烈地说，“物竞天择，永远是宇宙间的真理，亿万年都不会变。我们中国人倘若自己不争气，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结局。最近我重读《天演论》，又加深了这个认识。”　　见杨度的态度挺认真恳切的，严复不便立即下逐客令，只得敷衍两句：“你是什么时候初读这本书的？”　　“不怕老先生见笑，我读这本书已经较晚了。”杨度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天第二次去日本时，在横滨梁启超寓所里读的。一读之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与梁启超讨论了好几天。梁启超也是极佩服老先生的。”　　严复欣赏梁启超，见杨度谈起这段往事，便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启超的？”　　杨度答：“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我在京师会试时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那时就与梁启超结识了。二十四年，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又专去长沙看望他，还就《公羊传》中的一些疑问与之切磋。”　　严复斜靠在红木圈椅上，头略微点了点。　　“我今天来拜谒老先生，是想就《天演论》里的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严复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使杨度颇为沮丧，倘若在以往　他必定会立即告辞了，但眼下负有重大使命，不管这个老头子是如何的冷淡，他也要想办法使他变得热乎起来。他要将这几天钻研《天演论》的一个大发现说出来，他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严复的兴趣。　　若是十年前来家请教《天演论》，严复一定会很高兴地和来人高谈阔论，但这几年来，一则对世事的灰心，二则身体衰弱，严又陵先生对这种谈话并不热心了，他应付式地问一句：“你要谈这本书里的什么问题？”　　“严老先生，我虽不懂英文，但我在日本读过日文的赫青黎的这部著作，日文版的书名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您译的‘天演论’一名有区别。”　　“你说得不错。”严复说，“赫胥黎这书的原名是日本人所译的这个意思。”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明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侵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皙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赚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皙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皙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一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　七 梁启超公开宣布：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全国都赞成，我也断不能赞成　　孙毓筠游说刘师培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是一拍即合。刘师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图实利不重节操的人。他在北京虽有许多头衔，却无一实职，著书立说又卖不了几个钱，经济上比较拮据。刘师培的老婆爱交际好打扮，花费很大，常抱怨丈夫没本事，使得她在人前人后无脸面。　　刘师培这些年是够气沮的了。他十八九岁便投身政治，前前后后弄过不少名堂，先是醉心秘密暗杀，后来又参加革命排满，再后来又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皆一无所成。他与别人共事也难以协调。他与章太炎因为既是革命者又是学问家，原本很好，后来因为章说了他老婆的闲话而两人闹翻了。他对孙中山起先很是尊敬，不久又参与倒孙活动，大肆对孙进行人身攻击。他很早就参加光复会，以后却又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大闹别扭，甚至暗中对陶进行盯梢侦察。到了最后好不容易看准了端方，谁知端方死于非命，自己也冤里冤枉地被关了起来。　　有认为负绝世之才，混迹政界十多年，却一无所得，眼见别人个个高宫厚禄趾高气扬，刘师培已够自惭了，经老婆这样一抱怨二奚落，他更加颓丧。孙毓筠一说起筹安会，刘师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了，而袁的皇帝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到那时新朝建立，论功行赏，至少可以入阁做个实权在握的总长。刘师培满口答应。他只提一个要求从筹安会开办费中预支五万银元，他要用这笔钱去讨好自己漂亮的老婆。孙毓筠说这好办。刘师培便这样进了筹安会。　　比起刘师培来，李燮和的进入，则让胡瑛多费了些口舌。　　李燮和曾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和激烈的反袁派。早在十一年前，三十刚出头的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参加了黄兴的华兴会。华兴会失败后，李燮和流亡上海，结识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不久李去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刘道一等人发动萍浏醴起义时，李燮和与胡瑛、孙毓筠一样也回到国内，准备参与这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了，他辗转去了南洋。在南洋以教书为业，并在华侨中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中，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也积极配合倒孙。广州起义中、李燮和捐弃前嫌，热心为黄兴募款，并回国欲参加起义。但起义旋告失败，他逃回湖南老家。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受黎元洪之命，他前往江南策划湘籍军警起义。　　李燮和与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一起发动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他原以为可当上沪军都督，却不料此职被陈其美夺去了。李愤而去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不受陈其美的辖制。那时江苏一省同时出现五个都督。章太炎建议李去都督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李接受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那时正是南北议和之时，革命党中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首领们都倾向于拥立袁世凯为推翻清廷后的民国大总统，独李燮和坚一决反对。他在《时报》上发表一封给孙中山的公开信，指出革命党不应与北方停战议和，议和已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不良现象。此风若蔓延，将有可能使革命党重蹈洪秀全的覆撤。李燮和还明确指出，从甲午之战、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目前的武昌起义，这一段历史已充分证明袁世凯是一个玩弄权术反复无常的小人，决不可信任。　　然而后来时局的发展完全与他的愿望相反，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他的北伐理想也成了一场春梦。总司令当不成了，他再次回湖南。宋教仁血案后，他从湖南来北京参与调停。袁世凯聘请他为总统府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