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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14

作者:唐浩明 字数:18976 更新:2023-10-11 17:48:48

梁启超见林公使答得如此坚决,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与伊滕讲了,何况他还有许多事情须立即料理,便说:“我不去了,我要赶紧回寓所。”  说罢,急急忙忙离开日本使馆。梁启超回到寓所,赶紧将几捆来往信件烧掉,又将文稿杂记等一律焚毁,然后将书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断黑时,提起一个皮箱出了门,再次来到日本使馆。使馆门前乱糟糟的,趁着混乱之际,他飞快地跑了进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去和伊滕博文商量。伊滕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宝贵的灵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个办法,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后,我来帮助他。”  第二天,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静坐了一天。他摹仿父亲的手迹,假冒了几封父亲给他的信。信上大骂他不该办新政,并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谭嗣同知道自己的事必定要牵连到父亲,身为巡抚的老父到时便可以借此而减轻责任。到了傍晚还不见有人来抓他,便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一叠家书放进一口小木箱里,提着这口小木箱来日本使馆会梁启超。托梁启超替他妥为保管。梁启超要他留在使馆里不要到会馆去了。谭嗣同再次坚决地谢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二人相与拥抱而别。  这时,恰好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正在使馆里,林权助便和郑永昌商量了一个逃跑路线和接头的办法。  次日,郑与梁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样子,背着两支双筒猎枪,使馆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二人上了车后,林又给有关方面挂了电话。他们在天津站下了车。刚一出现在月台,梁启超便被一个人认出来了。那人立即告诉天津站的巡逻人员,巡逻员马上跟踪他们。当发现有人跟踪时,郑急中生智,带着梁跳上海河岸边的一条帆船。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了。郑拿出十块银元给船老板,请他赶快开船去塘沽。帆船开出不久,巡逻员坐了一只小汽船追了上来。当时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军舰,下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一只商船,巡逻员以为他们会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边等着。就在这时,帆船开到军舰边,按照预先约好的信号,郑领事挽着白手帕,舰长把他们接上了军舰,立即启航。就这样,梁启超侥幸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为通过英国的帮助逃离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滕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顾下,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日本住了下来。梁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吉田晋。康也取个日本名:夏木森。  后来,梁启超得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愤不已,尤其是谭嗣同能逃而不逃,甘愿以一己之流血来唤醒国民的崇高献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叹。为了纪念谭嗣同,纪念他们所共同建立的那番为国家和人民造福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梁启超含泪撰写了著名的《 谭嗣同传 》,刊登在他主办的《 清议报 》上。这份报纸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  五年来,梁启超除受康有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党组织外,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办报纸,以此来唤起民众,鼓吹自由、进步、民主、民权、宪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东京办《 清议报 》,继而去横滨办《 新民丛报 》,又办《 新小说报 》。他所主办的《 新民丛报 》风靡海内外,是所有报刊杂志中最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所欢迎的宣传品。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 清议报 》远胜《 时务报 》,《 新民丛报 》又远胜《 清议报 》。《 新民丛报 》上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为人人笔下所无,却又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  梁启超学识渊博,精力过人,除办报写政论文章外,他还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种流派思想,杰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梁启超成了日本留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内心地敬仰他,愿意与他交往。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梁表示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甚至有意将两派合为一个会,推孙为会长,梁自任副会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正是从那时开始,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便越来越大了。  梁启超回到横滨,得知杨度已来到东京后,便作书一封。信上说:五年未曾晤面,时常想念,知已到日本,不胜欣慰。本欲到东京来把酒畅谈,无奈外出日久,报馆事务繁多,一时不能抽身。过几天是明治节,特为邀请令兄弟郎舅同来横滨过节,以慰云树之思云云。梁启超不知杨度的寓所,便将信寄给住在东京的王照,托他转给杨度。 二 王照的一句话,道出了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  王照字小航,乃是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原是礼部的一个主事,却不料一封参劾将六个堂官一齐参倒,这是清朝自开国以来没有过的怪事,一时间轰动全国。事情是这样的。  新政推行不久,礼部尚书许应骙上了一折,说经济特科考试时务策论,为非常之举,不妥,宜与正科一样,改试八股。这是明目张胆地与新政唱反调,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合词劾之。光绪皇帝很讨厌许应骙阻挠新政,想罢黜他。协办大学士刚毅出面为之说情。这是新旧两派正面交锋的第一次。  到了七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个折子,请皇上游历各国,扩张眼界,又建议设立教部以扶翼圣教。因为王照官阶低,不能自己上奏,于是请许应骙交递。许不肯。康广仁对王照说,皇上号召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宜劾之。王照性格勇直,当即具折参劾。侍郎坤岫、溥颋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气得捧着折子外出,声言前往都察院告状。坤岫等只得允为代递。许应骙得知后大怒,也赶紧上一折,说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说他请皇上游历各国,是将皇上置于险地,居心叵测。光绪皇帝见到许的奏折后大为不悦,批示交部议处,又批示今后条陈事件,各堂官应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部议将许降级。光绪皇帝恼怒处分太轻,一气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坤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六个堂官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昭激励。特擢李端棻、裕禄署礼部尚书,耆寿、王锡蕃署左侍郎,萨廉、徐致靖署右侍郎。这道命令一下达,举国为之鼓舞欢忭,争求上书,每日各署都要递数十封条陈,光绪皇帝从鸡鸣阅至日晡犹不能尽,而王照也因此而名闻全国。到了政变时,王照自然成了拘捕名单中的一员。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他也及时离开北京逃到日本。先是和梁启超一起住东京马场下町,后来梁去了横滨,他便一人住。当时王照接了梁启超的信,即向友人打听,知杨度住在饭田町田中宅,遂持书前来拜访。  当田中老人将印着“礼部主事赏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王照”字样的名刺交给杨度时,他惊讶道:“是小航先生来了!”  杨度对王照早已心仪,见面之后,方知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大家入乡随俗,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品茗,一边闲谈。杨度看了梁启超的邀请函后,甚是高兴,说:“小航先生,明治节那天,我们一道去横滨吧!”  “我就不去了,前些日子才从卓如那里来,这次就不陪你了。”王照想了一下,又问,“横滨你熟吗?”  “不熟。”杨度摇摇头,“我两次从横滨上岸后,都是立即转车来了东京,连街市都没看。”  “那山下町,你找得到吗?”  “我想找得到的。”杨度满有把握地回答,“卓如信上把线路已画得清清楚楚了,况且我们兄弟的日语都还可以,路在口上,弄不清楚就问,总可以找到的吧!”  “你们到底年轻,学话学得快。”王照感叹,“不瞒老弟说,我来日本五年了,还只能用日语说些日常话,要和他们的学人谈学问,和政治家谈政治,还很吃力哩!”  “年纪大了,学语言是困难些。读日文版的书没有问题吧!”杨度自己其实也同样不能用日语谈论深层次的话题,但他一向自视甚高,相信不出一年就可以做到这点。  “读日文书倒不成问题,只是用日文交谈和写作难以提高。”王照似乎为这点很头痛。  “小航先生,这几年您在日本都做些什么呢?”杨度问,他知道短期内不可能回国,如何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日子,多学些有用的知识,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王照的经历,或许可引为参考。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至今一事无成。”王照端起方形单耳日式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说,“先是一个劲地学日文,但日文未精。继而想写一部关于戊戌年新政的书,把我自己所参与所知道的一切如实记下来,公之于世。写了一半,南海先生要我去组织保皇党。南海先生的家长作风,我又习惯不了,不久就退出来了。后来又想继续国内的《 说文 》研究,想想在异国研究中国的文字,又自觉不协调,也搁下来了。只有间或应卓如之请,在他所办的报纸上写点诗文,倒还有点小作用。”  提到诗文,杨度想起了王照写的《 方家园杂咏记事 》在海内外传颂甚广,便说:“小航先生,您的《 方家园杂咏记事 》记录了戊戌政局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大家都喜欢读。您这就是在写历史,以后还可以多写点这方面的诗文。”  “那只是些东鳞西爪的事,还谈不上历史。”王照笑了笑,又端起了茶杯。  杨度想起了一事:“小航先生,您在《 方家园杂咏记事 》里说,西太后惟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王照望着杨度,正色道,“世人都说戊戌之变是因为太后要维持祖制,皇上要效法西人,彼此政见不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王照望了一眼手中的茶杯,杨度估计杯子里大概没有水了,起身提来一只大肚短嘴三耳鱼纹仿古陶壶,给王照的杯子续上深酱色的浓茶。王照喝了一口,继续说下去:“又如太后黜瑾、珍二妃,世人都说瑾妃、珍妃支持皇上,故太后迁怒于她们,其实是她们卖官惹恼了太后。卖官鬻爵这门子生意,朝廷里只能由太后独揽,别人不能染指。瑾、珍二妃原以为太后可以这样做,她们也可以学样,事情就坏在这个‘学样’上。所以依我的看法,推行新政,如果奉太后为主,让她出头露面,那么新政就是对的了。我早就把这个想法跟康南海先生说过,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不但不接受,还说那拉氏是万不可造就之物,绝对不能让她来主导新政。结果让太后觉得皇上是借变法之名在与她争夺权力,故而要拼死反对,不惜囚皇上、杀六君子,以此来体现她的不可侵犯的权威。英国人聪明,维多利亚女王贪财好货,就让她去贪,她一人贪总有限。她让出了权,国家富裕了,所得远比她的贪污要多得多。倘若康南海能学英国人那样,太后既然贪权,就把新政领袖权让给她,她心里高兴了,顽固派也不敢反对,新政推行则没有阻力,皇上的愿望也达到了,国家也变好了。”  王照这几句话大大开启了杨度的心扉,他发现坐在眼前的这位中年下台官员,虽没有康有为那样的夺目光彩,却比他有办事的实在本领。他频频点头说:“小航先生,你说得很有道理。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正是这个意思。”王照高兴地说,“晳子,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前年,有个来日本考察留学生时务的官员,是我过去的好友,他对我说过,庚子年义和拳闹得正凶时,守西陵的贝子奕谟,对逃难至西陵的齐令辰说,我有两语可以概括十年朝廷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奕谟,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他是宣宗成皇帝的胞侄,皇上的嫡亲堂叔,对朝廷的内幕最是了解的。”  “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杨度背诵着奕谟的这两句概括,问王照,“这两句话怎么解释?”  王照向前倾了倾身板,答道:“当年皇上大婚前的冬天,在保和殿召见备选的五个姑娘,她们依次排列。排第一的是都御史桂祥之女,即太后的内侄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当时太后面南坐着,皇上在一旁侍立,还有荣寿公主和近支几个亲王福晋站在太后的后面。太后座前设一长桌,桌上陈列一柄玉如意、四个大红绣花荷包,这是给选中的人所准备的礼物。选中为皇后的,则给玉如意,选中为妃嫔的,就给一个荷包。太后指着五个姑娘对皇上说:‘皇帝,看谁可以做皇后就给她玉如意。’说着把玉如意递给皇上。皇上拿着玉如意径直走向德馨的长女,刚要把玉如意递给她。太后突然大叫一声‘皇帝’,皇上愣了一下,见太后的眼睛看着站在第一位的姑娘。皇上明白了太后的意思,不得已把玉如意递给了桂祥的女儿。太后不要皇上再选了,命荣寿公主把两个荷包递给长叙的两个女儿,把另外两个荷包收起来。因为皇上喜欢德馨的女儿,太后就偏偏不让她们入宫。但皇上心里总不喜欢皇后,从不宿皇后宫中。他喜欢长叙的两个女儿,封她们为瑾妃、珍妃。皇后向太后哭诉,太后便恨皇上和瑾、珍二妃,尤恨珍妃,加之珍妃又卖官得了巨贿,所以后来太后西逃时,把珍妃推到井里活活淹死。太后既恨皇上不遵己意,又听到皇上要围颐和园逼她让权的谣传,于是先下手,将皇上囚禁,决意废掉。太后要废皇上的消息传到各国驻京使馆,引起外人哗然,都不赞成。太后便向各省督抚秘密征求意见,当时督抚们对于废立这样的大事都不敢明确表态,只有两江总督刘坤一,仗着功高资深敢于直言。他说了两句很有分量的话: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太后听到这两句话后,不敢废皇上,只是选定载漪之子溥隽为皇储。载漪恨外国人干扰其子登基,遂有意引义和拳入京,杀洋人,毁使馆,从而招来了八国联军进京、帝后西逃的奇耻大辱。”  王照说到这里停住了嘴。杨度听得入迷了,心潮不停地翻滚,想不到家庭里的恩恩怨怨,个人的权力欲望,竟然给国家带来了如此创深痛巨的灾难。他心里既愤怒又悲哀,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三 杨度为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题名  每年十一月三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法令定为明治节。这一天,日本举国欢庆。从朝廷到民间,从东京都到北海道,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日本人民发自内心地感激、崇拜明治天皇,他们把明治天皇比作中国的汉武帝、唐太宗,比作西方的华盛顿、彼得大帝。事实上,明治天皇睦仁也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和民族的英雄。  睦仁是孝明天皇的次子。孝明天皇是一个无权的天皇,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无能,而是整个天皇制度的式微。  早在一千年前,那时的日本国处于平安时代中期,皇族、贵族和僧侣之间长期纷争。上层争斗的激化,引起下层武士的不满,各地领主便趁机纠集一部分武士组成集团,以控制地方权力。由于各地领主力量强弱不同,集团之间也争战不息,相互兼并,形成了各种藩阀势力。到了平安时代的末期,其中势力最强的武士领主集团,凭仗武力组成了某种独立于朝廷之外凌驾于各藩阀势力之上的权力机构,对各地领主所辖范围内的领地和领民实行统治。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政治。幕府首领称征夷大将军。在幕府时期,天皇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实俱亡,大权旁落到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手中,就连法律法令也完全出自幕府而不出自朝廷。这种制度从一一九二年源赖朝正式建立的镰仓幕府起,中经室町幕府、安土幕府、桃山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延续不变。一八六七年孝明天皇死去,十六岁的睦仁即位,称为明治天皇。  那时,德川幕府的统治走到了它的末期,各地的暴动如火如荼。明治元年,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倒幕势力发动宫廷政变,以睦仁的名义迫使德川幕府交出政权,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实行王政复古。  在这场改变日本国命运的斗争中,年轻的明治天皇充分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家才干。他紧紧地依靠一批新生的政治力量,全面敞开国门,彻底地向西方强国学习,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又采取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具体措施,进而颁布帝国宪法,召开帝国会议,短短的二十几年,便使得日本奇迹般地强盛起来,居然在甲午年海战中打败了大清王朝。日本人民为引导他们走上强国之路的明治天皇而自豪,年年在天皇生日这天,为他举杯祝福。  今年是天皇的五十二岁,祝福他万寿无疆的各种标语张挂于高楼大厦、竹篱茅舍、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不少饭店旅馆,在明治节这天免费供应吃住,也有许多车辆船只,免费为行人使用。大和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感,使得旅居此地的千余名炎黄子孙深深敬佩,同时也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似的祖国而惭愧。  杨度、杨钧和王代懿一早乘坐的信野号,便是一辆免费运送乘客往来东京至横滨的客车。三郎舅在车上谈起明治节的感受和对东京的印象,无不感慨万端。代懿对陆军大学精良的武器赞不绝口,对学校严格的军事生活至今仍不能习惯,出国前白白净净的漂亮书生,现在变得黑瘦多了。杨钧天性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弘文学院绝大部分留学生激昂慷慨谈论救国救民方案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听听,从不多发表意见,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看书、观察。他喜欢读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好观察东京的民风,尤其对东京人的整洁、街道的干净、居室的雅致极为羡慕,常说一个国家富不富裕,先看它的环境是不是清洁。中国的贫穷,首先表现在它的脏乱上,哪天不见脏乱了,哪天就真的富裕了。杨度则总是谈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推翻了德川庆喜,将政权交给睦仁之后,日本国就可以推行新政,实行维新变法呢?他的结论是:看来一个国家的富强,依赖的是英明而强有力的君主。  三人在车上旁若无人地用中国话交谈着,觉得十分畅快,十分舒心。突然,前排一个老太太站起身来,对着窗外说了句:“不好了,起火了!”  全车乘客都一齐向窗口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家农舍冒出黑黑的浓烟,有几个人出出进进地搬东西,还有几个人在奔跑着提水。一个中年乘客说:“我们下去救火吧!”  “对,我们下去帮忙!”  “救火要紧!”  “司机,请停车吧!”  全车厢一片响应之声。客车迅速停了下来,全体乘客无论男女老幼都下了车,争先恐后地向冒火的农舍奔去,杨度兄弟郎舅也加入了救火队伍。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命令,三十多个乘客迅速地排成两支长队,一头连池塘,一头连农舍,脸盆木桶在各人手中快速传递着,火很快熄灭了。房主带着全家向这群陌生的救火人员连连鞠躬,说不尽的感激话。  有一个老头从兜里掏出一张大票子来,塞在房主的手里,众人纷纷效法,房主和他的妻儿手里都捏着大大小小的票子,杨度兄弟见状,也各人掏出一张票子来。房主一家感动得热泪直流,司机招呼大家重新坐车赶路。  坐在座位上,望着满车见义勇为的乘客,杨度心情很不平静。临时聚合,素不相识,下了车后各自东西,做了好事也没有谁来为你传扬,然而所有的人没有犹豫,没有半点顾虑,完全出于自发地赈灾救难。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是不是正是大和民族自强自立的基础呢?他又习惯地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倘若在自己的家乡遇到这种事,救急救难的人当然也有,但难得的是如此全体齐心,全体自觉。眼下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不是就在这里呢?杨度这样想着想着,车已到了横滨。  横滨位于日本中部西边海岸,离东京只有百来里路,是东京的外港。四十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港口,随着英、美、俄等外国船只的增多而很快地发达起来。现在的横滨,已是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了。他们看到市内房屋鳞次栉比,车辆行人熙熙攘攘,商店里百货充盈琳琅满目,市面管理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再次感受到这个蕞尔小国的不可等闲视之。依照梁启超所画的线路图,略微问了问,便找到了山下町梁寓。  梁启超闻讯,赶紧亲自出来打开庭院前的竹篱笆门,把三位远客迎进内室。杨钧是第一次见面,杨度介绍:“这是舍弟……”  “不用介绍了。”梁启超豪爽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杨钧杨重子先生,只要见过你杨晳子的,谁都晓得这是你的老弟。”  “真的吗?”杨度很快活地问,“你觉得他很像我?”  “除开脸没有你的长,唇沟没有你的深外,哪点都像你。”梁启超满含笑意地将杨钧端详了一番,性格内向的重子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代懿插话:“小三子真像哥哥吗?我平时总以为他们兄弟俩不像哩!”  “去年,我从檀香山回来。”梁启超带着他们进屋,边走边说,“正要到东京去看望你,谁知你回国准备特科考试去了。如果见到你的话,我一定会制止你去。你看那个那拉氏,她还能考得出真正的人才吗?好端端的一个榜眼公,一句话就给弄丢了。哎,取什么梁燕孙,当初状元就取你杨晳子不蛮好嘛!说来说去,都是我和南海先生害了你们。”  说到这里,梁启超开怀大笑起来。  杨度被笑得有点脸红了,说:“是不该去考,考没考中,还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不过,考考也好。”梁启超依旧笑着说,“榜眼公的乌纱帽虽没戴几天,但名声已是远播海内外了。现在提起你杨晳子,哪个不知道?”  穿过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庭院,来到了正房门边,梁夫人李蕙仙站在一旁,微笑着与客人们打招呼,她左手牵着刚满两岁的儿子思成,身后站着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她是长女思顺,今年十岁,已上小学三年级,在学校里有个日本名字,叫吉田静子。李蕙仙出身名门,农家子弟梁启超是凭才学娶得这位大家闺秀的。  光绪十五年,十七岁的梁启超第一次到广州参加乡试,便高中第八名举人,成为这一科最年轻的孝廉。少年梁卓如长得清秀俊雅,宛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小青松,人见人爱,如今一举登第,稍有点见识的人都能看出,这株茁壮的幼苗日后必定会成为一棵参天栋梁。两个主考官满心喜悦,庆幸为国家选拔了一个贤才。为国庆幸之余,又都想起了自己的心事。  正主考李端棻有个堂妹,二十一岁了,心大眼高,等闲人瞧不起,故至今尚未许人。离京时,婶母一再叮嘱,要他在门生中物色一个合适的妹夫,看准了就由他做主。李端棻已是三为乡试正主考了,还从未见一个超过梁启超的门生,只是堂妹要大四岁,不知这个小举人同意不。但常言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年纪大一点的太太最能体贴丈夫,想必不会反对。他决定请副主考王可庄做媒人。不料这位副主考也正在打梁启超的主意。他的次女十四岁了,也是待字闺中,眼下这个后生子,除开门第不当外,其他各方面都堪称天赐的乘龙快婿。不过王可庄也开通,门第是次要的,关键是本人的才学,能作出这等文章的人,今后还愁荣华富贵吗?他正在思考着找谁来牵红线的时候,李端棻却抢先找上了他。王可庄虽后悔自己办事迟缓,但却碍不过正主考的情面,只好为李学士的堂妹做月下老人。  那时,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先生正陪着儿子在广州。王副主考一说,他便满口答应。耕读贫户能攀上官宦人家,这是多么大的荣耀,莫说只大四岁,就大五六岁也不要紧呀,曾文正公的祖母比他祖父要大七岁哩!  第二年,梁启超会试落第。就在这年八月,他结识了康有为,成了万木草堂的得意门生。明年,梁启超再度入京,在新会邑馆与李蕙仙举行了婚礼。康有为赠诗祝贺:“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荡上天门。”  后来,李端棻热心支持康梁变法,深得光绪帝器重。王照一折参掉礼部六堂官后,他便被超擢为署理礼部尚书。政变后,他被革去官职,充军新疆,前年赦归贵州原籍,主讲经世学堂,依旧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并首倡自办贵州矿产和铁路,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开明绅士。  趁着梁启超两口子张罗茶水之际,杨度打量着客厅。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客厅。楼层很低,因而客厅里的用具都是矮矮的,两条黑漆长桌还不到两尺高,东头矮脚柜上摆着一瓶插花,看来那是梁夫人到日本后学会的新手艺:几朵金黄色的山菊花配上几根阔叶兰草,显得清新淡雅。客厅里铺满了用草席织成的寸把厚的榻榻米,将客厅衬托得简朴而洁净。北面墙壁上贴着一张尺来高四尺来长的水墨画,画面上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半月形的拱桥旁边,一个书生在抱膝读书。画的左边角题了四个小字:蕙仙学画。  南面墙上,也是一张横幅,也是尺来高四尺来长,与北墙的画正好相配,上面写的是两首七律,题作《 自励 》: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下署:少年中国之少年辛丑年书于横滨寓所。  客厅的布置,充分突出了主人高雅的情趣、远大的志向,洋溢着夫唱妇随琴瑟和谐的气氛。杨度在心里称羡不已。  梁夫人用茶盘托出四杯盖碗茶,大大方方地说:“日本的茶道我还没有学会,今天还是请你们喝岭南的铁观音吧!”  代懿接过茶,笑着说:“还是我们中国的茶好,日本的茶道吹得神乎其神,我喝了,除开苦外,什么味道都没有。”  大家都笑了起来。梁启超双手端了四个碟子出来,说:“你不知道,日本的茶好就好在这个苦上,岂不闻一苦胜百味吗?”  大家又笑起来。梁启超把四个碟子摊开,指着他们说:“这是道地的倭货,你们吃吧,住在日本,吃不惯他们的饮食可不行。”  众人看时,四个碟子里分别装着炒青豆、烘五香花生米、芝麻椒盐饼、杏仁丁香鱼。  “我吃得惯!”杨钧说,随手抓起一把杏仁丁香鱼说,“这个是我们国家没有的顶好吃的东西。”  梁启超说:“重子有眼力,这东西的确是好。今后回国了,我要带它几麻袋回去,让大家都尝尝。”  杨度细细地审看。这是杏仁和丁香鱼的混杂食物。丁香鱼是一种只有半寸左右长的海鱼。将丁香鱼加些香料焙干,再混合在杏仁中,吃起来又香又脆又补人。杨度吃了一口,果然味道甘美。  “卓如,你什么时候又取了个这样长的别号?”杨度指着《 自励 》诗后的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问梁启超。  “我初来日本时,作文署名常用‘哀时客’,后来写了《 少年中国说 》。别人都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我说老大帝国要新生,它是一个新生的少年,我梁卓如也要和自己的祖国一道新生,所以从那以后,我便改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了。”  众人都点头称是。  “现在我又有一个新名字:饮冰子。”  “饮冰子?”代懿觉得有趣,“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猜猜。”梁启超乐道。  “我知道。”杨钧想了一下说,“此典出自《 庄子·人间世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乎?’看来卓如兄有两患之难。”  “正是,正是。重子书读得不错。”梁启超鼓掌欢笑,“我自号饮冰子,书斋便跟着叫饮冰室。只是名字取好了,匾还没有写成。晳子来得正好,你的书法独步东瀛,就请你给我题个匾吧!”  杨度说:“独步东瀛不敢当,既然你看得起,写几个字还是可以的。”  “就写,就写。”  梁启超连忙进书房拿出纸笔来。杨度也不客气,饱蘸浓墨,抬起臂腕,一笔一画,似凝聚着万钧之力。转瞬之间,矮几上的白宣纸上现出“饮冰室”三个字来。但见它糅汉隶魏碑之长,具庄重端秀之姿,真个是功力深厚,才气纵横。梁启超喜道:“快请落个款吧,不然日后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我梁某人自己写的,那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哩!”  “好吧!”杨度笑道,“不把这个功劳送给你。”  又题笔写了几个小字:湘潭杨度题。  刚写完,不觉遗憾起来:“可惜不曾带个图章在身上。”  “这有何难,我给你补全。”杨钧早被这种气氛所感染,跃跃欲试,只愁插不上手,现在正轮着他露一手的时候了。“我这就给你现刻。卓如兄,你有印石和刻刀吗?”  梁启超摸着头说:“我于治印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可没有。”  “没关系,把小妹妹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  杨钧说完走出客厅,在院子里抓了一把泥进来,将铁观音茶滴了几滴,左捏右捏,十几秒钟便捏出一个椭圆形底面的泥柱来。他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铅笔刀,顺手便雕起来。不出两分钟,椭圆形底面上现出了两个字。梁启超又拿出印泥来。杨钧将泥柱在印泥上压了压,然后轻轻地在“湘潭杨度题”的下面一钤。拿开泥柱,纸上现出一个鲜红的椭圆印章,中间两个白文小篆“晳子”清晰古朴,结体别致,令人越看越可爱。梁启超喜不自胜:“杨氏兄弟珠联璧合,饮冰室将倍添光辉。重子,你这颗泥印就存放我这里,留个纪念吧!”  “你为何不早说,它已复归原形了。”杨钧边说边将泥印递过去,梁启超接过看时,它早已被揉成一团烂泥了。  “可惜,可惜!”梁启超、王代懿同时发出叹息。  梁夫人出来给大家添茶,看见杨氏兄弟合作的这幅艺术品,爱不释手,说:“卓如,我看不要去做匾,再巧的工匠,也摹不出这字和印的神韵,不如干脆做一个玻璃镜框把它镶起来,挂在书房里。”  代懿忙接言:“嫂夫人真正是行家。宣纸上的字和印是天籁,摹到木板上便是人籁了,两者岂能相比!我没有晳子和重子的才情,我来出力出钱,配一个好的镜框子,就算我们郎舅三人合伙送你的一件礼品。”  “最好,最好!”梁启超高兴地笑道,“这件礼品是无价的。蕙仙,你把你娘家贵筑的特色菜多烧几个出来款待他们。”  代懿说:“湘黔同味,重在一个‘辣’字,你这个老广受得了吗?”  梁启超说:“受不了也得受,我今天是舍命陪君子了。”  收拾题字和笔砚后,大家重新坐定饮茶。  杨度问梁启超:“你这次到美洲去了哪些地方?”  梁启超答:“我正月里启程,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再到美国的纽约,后来又去了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最后再由温哥华乘中国皇后轮返日本。”  代懿说:“走了这多地方,大开眼界了。”  “眼界是开了,但越看到人家的进步,对比中国的落后,心里就愈加不好受。”  “那是的。”杨度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又问,“你这次去美洲办什么事呢?”  “这次美洲之行是南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他这一年来一直在南洋各国忙碌着,无暇远去美加一带,要我代他去一趟。他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保皇会,二是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用以作为实业基础,第三是筹款。”  “成效大吗?”杨钧插话。  “这是对你们说句实话,在美加一带的华人社区宣传保皇,再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激动人心了。”  “为什么呢?是孙中山他们那些革命党把地盘抢去了吗?”代懿饶有兴趣地问。  “倒也不是革命党抢地盘。”梁启超手托茶碗,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着浅咖啡色团花长袍,上罩一件黑缎夹层马褂,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剪去了辫子,留着西式偏分头。他今年三十一岁,面孔显得清瘦,宽大的额头十分突出,似乎天赋的超人智慧尽藏在这突出的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他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 清议报 》,办《 新民丛报 》,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 系辞 》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 南洋总汇报 》上,一封题为《 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一封是《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 》。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榘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卓如,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实话告诉我。”杨度认认真真地对梁启超说。  “什么问题值得你如此认真?”梁启超望着杨度说,“你只要提出,我都会实话答复你的。”  “卓如,你是康先生的大弟子,最了解他,康先生不愿反满,死心保皇,除开他受过皇上的非常之恩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杨度挺身敛容地问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严肃态度。代懿、杨钧也在热切地等待着梁启超的回答。  “南海先生不赞成革命,力主君宪,除开皇恩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革命排满后引起中国的混乱而导致分裂。”梁启超不愧为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不用思索,就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回答杨度的提问,“南海先生说,今日如果推翻了皇上,则必然各省都要自立,一旦自立,则必然相争,一旦相争,十八省则为十八国。这一点,南海先生说就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到那时,中国则将受制于各大国。他还说过,他自长大以来所见弱小之邦被人吞灭不可胜数。比如琉球被日本所灭,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所灭,缅甸、波斯被英国所灭,巴称尔、土尔尼特被俄国所灭,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被美国所灭。这些都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他认为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如果中国分裂,则由大国变为小国,本来就不强,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外国列强所吞灭,我堂堂中华民族则不复存在。这一点是南海先生所反复论述的。”  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的这番话,使杨度陷入了沉思。  杨钧点头说:“康有为先生的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古以来弱肉强食,鲵遭鲸吞,乃理势之然。依我看,中国既要排满,又不能分裂。”  代懿也说:“重子平时不谈政治,一谈起来,便有独到见解。我完全赞同他这句话,中国要走的只有这条路:既抛开满洲人的统治,又不造成内乱。”  杨度眼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话对自己有一点很重大的启示,但他一时还不能在这点启示下形成一种思想。正在这时,梁夫人笑吟吟地进来,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谈起国家大事来就兴头十足没完没了,好像一个个都是决定国策的御前大臣似的。不管中国今后将走哪条路,你们现在都得跟着我走一条路:进餐厅吃饭去!”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饭后,梁启超说:“今天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一个人来,等他来了后我们一起去游总持寺。”  代懿问:“这人是谁呀?”  梁启超卖着关子:“我今天不说,你们去猜吧,猜中了,明天我有赏!”  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 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朵朵莲花托观音  薄薄的晨雾中,从东京开往横滨的首班列车在奔驰着。第三节车厢靠窗边的硬座席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火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稚嫩,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为蔡锷的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蔡艮寅。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树木农田,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五年前,正当十六岁的小蔡艮寅在时务学堂刻苦攻读新政时,政变发生了,一夜之间中国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蔡锷不愿回家乡,集合五六个好朋友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  那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大家都身无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挤在梁的小房子里。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里,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艮寅和他的伙伴们心情却很舒畅。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和梁师一起,无拘无束地高谈国事,骂朝廷,骂西太后,又亲眼看到了日本国的富强,可以在它的国土上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年轻的爱国者们,心里正燃烧着烈火般的热情,充实的精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悦,十倍百倍地超过了因物资困乏而产生的烦恼。后来,梁启超从华侨中为他们募得一点钱,将他们安置进了学校。蔡进了梁任校长的大同高等学校。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常常饿着肚子勤奋钻研各门学问。蔡艮寅这种刻苦耐劳的性格,得力于贫寒家庭的磨炼。  蔡艮寅的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有一年宝庆府遇到大饥荒,夫妻二人在挖野菜回家的路上,见一棵枯树上吊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衣衫破碎,骨瘦如柴,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受不了饥饿而上吊的。穷人心善,很是怜悯,夫妻二人便把那个小姑娘从树上放下来,打算找块破席包好埋掉。正在卷席子的时候,张氏忽然发觉小女孩胸口有一丝热气。“还没死!”张氏惊喜地对丈夫说。“赶快把她抱回家去!”丈夫说着,便把小姑娘放到背上,一步一步驮回家。张氏给小姑娘灌了口温开水,过一会,小姑娘活过来了。张氏满心欢喜,又将家里仅有的几粒米熬了一小碗粥,让她喝了。原来,小姑娘一家全都饿死病死了,她又苦又饿,没奈何寻上了短见。张氏可怜她的命苦,又想起自己家贫,今后儿子大了娶媳妇也难,于是把小姑娘作为童养媳收留在身边。五年后,让她与长子圆了房。第二年,她就给蔡家生下了艮寅。艮寅的父亲那时学做裁缝。农民饭都吃不饱,一件衣服穿几十年,裁缝的生意可想而知。家里苦,艮寅无法读书。附近有个私塾先生叫樊锥,见艮寅长得聪明伶俐,就免费让他来读。艮寅天资颖悟,过目不忘,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后来樊锥来到时务学堂做教习,便把他也带了过来。就这样,蔡艮寅成了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  蔡艮寅来东京不久,偶尔去弘文学院,意外地发现了樊锥也在这里读书,师生异国重逢,倍加欣喜。后来梁启超迁居横滨办《 新民丛报 》,蔡、樊常常去横滨与梁聚会。庚子年,蔡艮寅应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梁启超对他说:“你现在是军人了,应该有个相称的名字。古诗说‘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锷者,宝刀也,你就以‘锷’为名吧!”从那时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锷。  蔡锷怀着“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的崇高抱负,在士官学校勤奋学习各种军事技艺,门门功课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上个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校方奖他一枚菊花勋章。  这时,国内各省都在筹建新军,蔡锷在士官学校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国内的重视。湖南、江西、广西、云南等省都有人来与他联系,聘请他为军事教官。旅居日本多年了,蔡锷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想念自己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在这里求学求知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国救民。现在就要取道横滨回国了,满腔热血的青年志士的心潮,能不汹涌澎湃吗?  “梁先生!”蔡锷笔挺地站在篱笆墙外,轻轻地叫了一声。  “来啦!”一个人边答边从室内走出来。  “重子,你怎么在这里?”蔡锷见走过来的是杨钧,大出意外。原来,去年夏天蔡锷听说杨度到了东京,便来弘文学院找他,适逢他外出,没有见到。冬天,蔡锷又一次去拜访,却不料杨度回国去了。今年初夏,他第三次来到弘文学院,寻访樊锥、黄兴、刘揆一等人。揆一告诉他,杨度的弟弟杨钧来了,也在弘文学院。蔡锷便立即去见杨钧,二人相见,谈得十分投机。恰好那几天杨钧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游富士山去了,蔡锷就住在杨钧的宿舍里,一住五天,成了好朋友。  “卓如兄说今天有个人来,原来就是你呀!”杨钧一把抱住蔡锷,很是亲热。  “重子,听说你哥哥来了,也在这里吗?”  “松坡兄弟,是你呀!”  正问时,杨度笑呵呵地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王代懿。  “五年不见面,你长成一个英俊挺拔的大人了!”杨度紧握着蔡锷的手,将他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我去弘文学院找过你两次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回国考状元去了。”  蔡锷跟杨度说着话,又同时与代懿亲热地打着招呼。  梁启超夫妇出门,对大家介绍:“松坡从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了,我们给他订了十日去上海的船票。”  代懿因为和蔡锷同学军事,遂特别关心他的去向,忙问:“到哪个省的军队去供职?”  “现在还没定,回国后再说。”蔡锷答。  梁启超说:“大家都进屋,吃过饭后我们一起去总持寺,横滨佛教界今天下午在总持寺开斋筵,招待三位从国内来的高僧。我已经跟住持恒静长老说了,我们都去参加。”  众人都很兴奋,杨度更是欢喜。因为那年他在密印寺偶尔听智凡法师说过,禅宗派生的五宗七派,其中曹洞宗在中国本土日渐衰微,自从唐代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岛上大炽。现在中国研究曹洞宗的,反而要到日本去求学。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为横滨的总持寺,它管辖全日本一万五千个寺院。去年杨度就想看看总持寺,但苦于没有机会,现在跟几个好朋友,尤其是与号称对佛学深有研究的梁启超一起游寺院,那更是有趣的事。  总持寺在横滨西郊,离山下町有十二三里路,五个男子汉都是年轻人,既不坐车,又不骑马,大家一路步行,观看初冬的野景,谈谈都感兴趣的话题,不知不觉就到了。  总持寺果然不愧为日本曹洞宗之首寺,梵宇高大,气魄宏伟,老远就给人一种名刹宝寺的庄严感。梁启超指点着院墙殿堂向大家介绍:“当年和圆法师乘槎过海去大唐国取经,那时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均香火旺盛,信徒众多,和圆都不取,一路餐风宿露托钵化缘,来到江西宜丰县洞山,参谒镜峰法师,正听见镜峰法师向众僧传授曹洞真谛。”  “什么是曹洞宗真谛?”代懿插话。他对佛学无研究,但有兴趣。  “莫打岔,听卓如说。”杨度对曹洞宗略知一些,但不及对沩仰宗的了解,他正要向梁启超求这方面的知识。  “曹洞宗的真谛嘛,你听着。”果然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流利地念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月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见面别无真,休更迷头仍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为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兼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真有味!什么‘失晓老婆逢古镜’,和尚不娶妻,曹洞宗的祖师爷倒把老婆编进了他的真谛。”代懿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  “这是说的什么东西,我一句都没听懂。”蔡锷不敬神不信佛,他觉得这些玄而又玄的语言甚是无味。  “卓如,据说这就是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之说,是吗?”杨度问。  “正是的,看来晳子对曹洞宗有研究。”梁启超笑着说。  “我哪里有什么研究!我是那年在密印寺里偶尔听一个和尚说过,但你的这一席真谛,我一句都背不出。”  “卓如兄,你给我们略为讲解下吧,也启启我们的愚蒙。”杨钧央求道。  “我把刚才的故事说完,你们就懂了。”梁启超扫了一眼四位同胞,除蔡锷在东张西望外,其他三人都在认真听。“当年和圆法师也和你们一样,对真谛一点都听不懂。他问镜峰法师。镜峰说你在这里挂单吧,住三个月你就懂了。和圆就在洞山挂了单。从此,他白天听经,夜里琢磨。三个月后,他真的豁然开朗了。有一天,他对镜峰说:‘法师,弟子明白了。这正中偏,指的是君,是正位,是空界,本来无物。偏中正,是臣,是偏位,是色界,有万象形。正中来,是君视臣,是正中偏背理就事。偏中至,是臣向君,是偏中正舍事入理。兼中到是君臣相合,是冥应众缘,不坠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  杨度默默地听着,似懂非懂。  杨钧摇头:“我还是什么都没听懂。”  代懿嚷道:“这与‘失晓老婆逢古镜’有什么相干!”  只有蔡锷,他根本就没有听讲,他在欣赏总持寺精美的建筑和来来往往穿着和服的善男信女们。  “不懂就算了,看来你们前生都无慧根。不说了,干脆看殿堂和菩萨吧!”其实梁启超自己也不甚懂,再往下说,他也讲不清了,便就势刹住。他指着大雄宝殿说,“这是和圆法师从中国回来后,按他自己所临摹的白马寺建的殿堂。”  大家这时方才认真欣赏总持寺那一座座大殿堂,果然与中国的禅林名寺相差无几。假若把那些前来朝拜的男女都换上马褂旗袍,真的就像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晳子,我看这总持寺很有点像你们长沙的开福寺,你说是吗?”梁启超问杨度。  “是的,我看也有点像。”杨度答道。  “看见了它,我就想起在长沙的日子。我在时务学堂的时间虽不长,但在心里刻下的痕迹却最深。”梁启超由总持寺想起了开福寺,又从开福寺想起了时务学堂,从时务学堂想起了为维新变法而壮烈献身的谭嗣同、唐才常。想到这里,他情绪激动起来,颤抖着声音说,“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长沙所结识的朋友。”  王代懿与杨钧已走到前面去了,杨度与蔡锷一左一右地走在梁启超的两边,听了他的这句肺腑之言,二人都清楚此时梁启超所怀念的是谁,一时都沉默着,缅怀着。无疑,谭、唐也是他们心中所崇敬的英雄。  “晳子,松坡,你们是湖南人,我是广东人,四五十年前,我们广东人与你们湖南人打了十多年的仗,结果湖南人赢了,广东人输了,至今还有许多广东人恨湖南人。但从我的心里来说,我倒并不喜欢我的同乡洪秀全,我敬重的是你们的乡人曾国藩。”  杨度盯着梁启超看了一眼,没有做声。蔡锷颇觉意外,问:“梁师,真的这样吗?”  “真的这样。”梁启超说,“曾文正公这个人,不但是近代,也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不但是我国,也是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我到日本后,又把《 曾文正公全集 》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越读越发从心里敬佩他。”  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一批湘军将领的显赫业绩,蔡锷自然听得不少,曾氏的文章他也读过几篇,但全集并未读过。全世界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岂不与释迦牟尼、耶稣、孔子等同地位了?老师将曾国藩抬到这样的高度,这是蔡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问:“梁师,请你简单地说说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吗?”  梁启超严肃地说:“曾文正公并没有超群绝伦的天才,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诸多英杰中,他还是较为钝拙的,他一生所处的环境,多为不遂心的逆境,然而他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者震古烁今,无人可与之相比。他的一生得力于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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