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6

十一 熊希龄东渡日本找枪手　　在七年前那场政变所波及的一大批人物中，熊希龄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时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革去翰林院庶吉士，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的原籍凤凰乃是湘西的一个偏僻小县，隶属常德府。当他发配到常德城里时，遇到的知府朱其懿是个爱才惜才的人。他早就闻得熊的大名，私下里对熊办时务学堂办《湘报》，启迪民智开发风气的举动甚为钦佩。湘西素来闭塞贫苦文化落后，能出一个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待到熊希龄以负罪身份来衙门报到时，朱其懿见他身材魁梧气宇昂扬，更是喜爱。朱存心保全，便不将熊发配凤凰，留在常德城里西路师范学堂当体操教习。后来又召熊谈了几次话，发现这个革职翰林果然学问优秀，见识超俗，有意将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朱其慧对熊希龄也满意，只是还想测试一下，便传话要熊为知府衙门后花园题一副楹联。　　熊希龄用心写了一副联语送去。朱其慧将联语一读：栽数盆花知世间冷暖，蓄一池水观天地盈虚。心中惊道：此人真有宰相胸襟！遂满心喜悦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年，朱其懿又以兴学有功向巡抚赵尔巽保荐他出国留学，熊希龄又得以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继续在常德任教。朝廷赦免戊戌年政治犯，他开复了功名。今年春天又恢复了庶吉士的官职，熊希龄喜气洋洋地带着夫人晋京供职。他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办事的才干很快得到内阁的赏识，这次被圈定为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重要随员。　　熊希龄也正为这批尸居余气的考察大臣们犯愁：若叫他们去欣赏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可胜任，要他们去考察政治，回来后还得递交报告，他们如何有这种才于！亏得徐世昌、戴鸿慈也料到了这一点，到底是翰苑前辈，能未雨绸缪。　　熊希龄从上海搭坐山本丸，六天后便到了横滨。他不知道梁启超的住处，没在横滨停留，随即转车到东京。熊希龄办的是公差，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又用小轿车把他送到田中龟太郎家门口。　　汽车喇叭声把田中唤了出来，司机用日本话问：“支那杨度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公使馆有人找他。”　　田中点点头。熊希龄从后座钻出来，胳膊里夹了一个大公文包，用不太流畅的日本话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当时小轿车在东京还不多，能够乘坐小轿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清廷公使杨枢为摆阔气，高价买了一辆小轿车，为他和朝廷来日本的要员服务。田中心想，来找杨度的人虽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清贫的留学生，从没有坐小轿车来访的客人。见熊希龄一派气宇轩昂的样，估计可能是公使馆的公使，于是两手垂直放在膝上，深深一子弯腰，极有礼貌地说：“公使先生请进，杨先生在家。”　　熊希龄说：“我不是公使，我是他的朋友熊希龄。”一边对着室内说，“皙子，我来看你了！”　　这天，恰好杨钧约了代懿来到哥哥处，三人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杨度忙出门。熊希龄赶紧迎上去，笑着说：“还认得我吗，当年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　　自从那年在时务学堂晤面以来，七年多了，杨度再也没有见到过熊希龄，不料今日在这里相见，杨度大喜过望，亲热地抱着他的肩：“秉三兄，是你呀，快进屋！”　　代懿和杨钧也出来了。代懿走上前说：“熊翰林，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送到日本来了？”　　杨度伸开手，对熊希龄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王季果，那年他和我一起去过时务学堂。”　　熊希龄忙说：“记得，记得，湘绮先生的四公子。”　　又问代懿：“老太爷有信来吗？身体还好吗？”　　“托福，托福。”代懿连连点头，“家父身体还健旺。”　　杨度指着杨钧说：“这是舍弟杨钧，字重子，到日本来两年了，现在弘文学院攻读东洋美术。”　　杨钧有点腼腆，红着脸说：“熊翰林好。”　　熊希龄握着杨钧的手，笑着说：“芝兰玉树，俱生于贵府庭阶。”　　大家都笑起来，一起进了屋，杨钧为客人斟上茶。　　“秉三兄，你现在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随从大员，怎么有空到日本来，莫非为五大臣打前站来的？”待大家都坐下来后，杨度首先发问。　　“五大臣出洋考察事，你们知道了？”熊希龄想，东京的消息真快，此事在国内除通都大邑外，一般州县都还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知道，刚才我们还在谈论哩！”代懿说。　　杨钧说：“熊翰林你好运气，可以免费周游列国。”　　熊希龄说：“国内朋友们也这么恭喜我，我自己倒并不怎么得意，反而觉得这件差事不好办。”　　“好办，好办。”杨度说，“你可以，也应该把这件差事办得相当漂亮！”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三天前东京所有华人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登了出来，还有好几家日文报纸也作了报道。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这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杨钧、代懿来此，也正是要和哥哥谈谈这件事。　　杨钧一向淡于政治，对此事期许不高。代懿近来受革命党影响较大，对朝廷失望。只有杨度从里到外都对这件事有极高的兴趣。上次在武昌，张之洞告诉他国内有些重要的官员都倾向于君宪。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已获得了慈禧太后的赞同，在国内政治中占了上风。对于一贯主张君宪的他来说，已意味着一个大可施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甚至想到了立即回国，转念又想，像现在这样的身份回国算什么呢？算一个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算一个宪政方面的专家？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以如此身份回国，与素日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他期望着自己在日本声名显赫，不仅为留学生界，也为日本政界所倾服，因此而声动九重，由慈禧太后、皇上亲自下诏书，派亲贵大臣或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前来东京，将他迎回国内，然后安车蒲轮载入紫禁城。太后、皇上率文武百官下阶迎接，宣读诏命，授予大学士，主持全国宪政事宜。那场面，就好比当年燕昭王拜郭隗、汉高祖拜张良一样。而现在呢，他明白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郭隗、张良那样的声望，不可能指望帝后拜为大学士，必须提高自己的名声。　　这几天他设想过，要提高政治声望只有组建政党，为组建政党而做的最好准备，就是创办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如同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孙中山黄兴办《民报》一样，在报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招来和集结同志，以自己为领袖的政党便会很快建立。报纸的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中国新报》。前几期的重头文章也有了，那就是分章刊登自己的皇皇巨论《金铁主义》。这个主义即为将要组建的政党的宗旨。它既区别于孙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又不同于康梁保皇党的开明专制，它要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来赢得人心，扩大队伍，最终执掌中国政治之牛耳。办这个报纸并不难，自己胸中已积蓄了许多大文章要写，又有二万银元在银行里作坚强的后盾。他把一切都设想得很美妙。激情澎湃的年轻政治家，沉浸在流亡岁月中最为亢奋最为狂热的日子里。　　“难啊！”熊希龄叹了一口气。“皙子，你不知道，出洋五个大臣，除开徐世昌是个明白人外，其他四个，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都是个‘宝’。”　　“宝”，是湖南方言，含有呆、愚、戆、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等多层意义。杨钧、代懿都笑了起来。杨钧说：“当大官的，哪个不是‘宝’？我看光绪皇帝，就是第一个大‘宝’。”　　“所以章太炎骂他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骂得好极了。”代懿补充后又感叹一句，“梁启超号称会掉书袋，我看章太炎的书袋比他还掉得好，同盟会里的人才真是多！”　　杨度说：“据说载泽是皇室中的开明派，端方是满人中的才子，应该是能办事的呀！”　　“徒有虚名而已。”熊希龄摇摇头说，“我讲个事给你们听。那一天载泽在国公府里摆酒，请了不少皇家子弟和大官们吃饭。客人们纷纷向他敬酒。载泽举着杯子对大家说，在京城见到外国人，听他们讲话时咕噜咕噜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含了珠子在口里才这样。他们都是使官，我不好叫他们把珠子吐出来。这次到西洋后，我可以叫他们普通老百姓把珠子吐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照他的样子买一颗含在嘴里，学外国话就容易了。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贝勒衔镇国公、堂堂正正的黄带子的见识！”　　杨钧、代懿哈哈大笑起来。杨度也觉得好笑，说：“这是别人编出来臭他的吧！”　　“哪里的话！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那天也去吃酒了，亲耳听见的。你们看，这样的人出去考察政治，能够考察个什么出来！”熊希龄的湘西官话气势很足，像是发怒似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荒唐，就是五个大臣中没有一个懂外国话的。话都听不懂，还能谈别的事吗？”　　“秉三，你这就要求高了。我们国家当官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懂外语。如果以懂不懂外语作为标准的话，那就一个官员都不能派了，只能派留学生。”杨度马上反驳，“当年李鸿章遍访欧美十多个国家，他一句洋话都听不懂，还不照样把事情办了。这要靠翻译，靠你们这些随员呀！”　　“皙子，你这话有道理。不过，李鸿章当年出访，公使馆事先把事情都办好了，他只是签字画押，出席酒会罢了。可这次是去考察，考察别人的政治、宪法，翻译和随员中也没有人懂这些。好比拿我来说，我日本话可以说，日本文字可以看，但日本数百部法典，我就一点都不懂，我就不算一个合格的考察随员。”　　熊希龄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杨钧的尊敬。他说：“熊翰林，你是个明白人。我国官场中能明白地看出自己不足的人真是太少了，一顶乌纱帽戴在头上，就仿佛变得比别人都高明了似的，其实许多做官的，比起我们石塘铺的作田人还要蠢三分。”　　“你说的也是实话。”杨度起身给熊希龄斟茶，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次考察各国政治，是件很好的事情，全国全世界都在望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今后君宪的成败。”　　“皙子，正是你这句话，所以我专程来到日本找你，是想请你为此次考察宪政的成功帮一个大忙。”熊希龄站起来，恳切地望着杨度说。　　“找我帮什么忙？”杨度问。这句话也提起了杨钧、代懿的兴致，他们都专心望着熊希龄，静听他的下文。　　“我这次来日本，是奉了徐侍郎徐世昌的命。徐世昌说当今中国研究各国宪政的有两个专家，一个是梁启超，一个就是皙子兄你，两位都是不世之才。”　　这“不世之才”四字是熊希龄临时糊的一顶高帽子，果然起了作用，杨度听了很得意，嘴上说，“徐世昌还晓得点事！”　　代懿插话：“秉三兄，听人说徐世昌是靠了袁世凯的力量才当上兵部侍郎的，有这事吗？”　　“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全是。”熊希龄答，“当年徐世昌落魄的时候，袁世凯看出他是个人才，与他拜把结兄弟，又资助他进京会试，徐世昌一举中进士点翰林，靠的他自己的真才实学。进翰苑后官运不济，袁世凯邀他去小站。后来袁做了直督兼北洋大臣，保举他为国子监司业。从那以后便年年升官，先是商部右丞，后署兵部侍郎，又奉命在军机上行走，又正式授兵部侍郎，短短几年间，便由正七品升为正二品，官运之好，如有鸿星高照。”　　代懿说：“你们看，这还不都是袁世凯起的作用？袁世凯现在是除了慈禧就是他了。”　　“也不尽是。”熊希龄笑着说，“徐世昌学问好，会办事，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修养、风度都是朝廷大员中数一数二的。听说袁世凯向慈禧推荐他时，慈禧说叫他来看看。一见面，太后便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哟，这是个美男子呀！”　　一句话，招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杨度想起那年初见徐世昌时，也曾为他的仪表风度所吸引。　　杨钧有意揶揄下，说：“徐世昌怕是张易之、张宗昌一类人物。”　　“别瞎扯，徐世昌是正派人。他请皙子帮忙的事，还特地与袁世凯商量过。袁世凯也说，杨皙子是大才，就不知请得动不。”熊希龄借机又把袁世凯抬出来，再给杨度加一顶高帽子。“你们知道吗？派五大臣出洋的事，是袁宫保上的折子。”　　“噢，是他上的折子！”杨度轻轻地说。袁世凯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袁世凯称赞他是大才。这两件事，大大消除了杨度因戊戌政变而对袁的反感。　　代懿说：“秉三兄，你绕了这多弯子，要害事还没说出来，你专程来日本，到底要请皙子兄帮什么忙？”　　熊希龄笑着说：“徐侍郎要借重皙子的大才，代五大臣写几份回国后的察报。”　　杨钧忙说：“有这样的怪事，他们出国花天酒地，禀报却要别人来写？”转脸对杨度说，“哥，这种枪手的事不能做。”　　杨度袖着手，冷冷地笑着，没有做声。　　代懿说：“重子，人家秉三来一次也不容易，你先别一口否定。只是枪手不能白当，有什么报酬吗？”　　“有哇，有哇。”熊希龄连连点头，“先送一千两银子暖笔，交卷后再奉送一千两。”　　代懿叫道：“二千两银子，这事做得，皙子，答应下来！”　　杨度在心里思忖着。假若以自己的名义写一部关于宪政的书，朝廷把它印出来发给各级官府，即使无一分银子的报酬，他也甘心乐意。但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那几个混账不通的大官僚，尽管有二千两银子作为交换，他心里也很不情愿。本欲拒绝，转念一想，他很快同意了，对熊希龄说：“行，我同意替他们做个枪手，不过要跟梁启超合作，他也写一部分。卓如住在横滨，明天我们两人到横滨去一趟。你不要开口，由我来说。至于报酬嘛，”杨度想了一下说，“二千两银子我也不要，……”　　“为什么不要？”代懿急道，“你不要，送给叔姬和重子也好嘛！”　　杨度笑道：“请秉三回去对徐侍郎说，要他们为我捐一个候选郎中放那里。需要多少钱我不清楚，少于二千两，他们沾了光，多于二千两，对不起，请他们补足，行吗？”　　“行！”熊希龄一口答应。“不过，你可要认真写好哟，万一梁卓如不同意的话，你要一人独力承担。”　　代懿说：“我为你们做个中人，到时一手交卷一手交顶子。”　　原以为要磨许多口舌，没有想到杨度答应得这么爽快，熊希龄很高兴，笑着说：“季果做中人最好，此事就这样说定了，顶子包在我身上，文章就包在皙子身上了。等下我做东，请大家喝几杯，现在权且以茶代酒，大家碰个杯，祝君宪在中国成功。”　　说着自己先举起茶碗，杨度、代懿都举了起来。杨钧心想：哥素日里口气大得很，动不动就是封侯拜相之类的话，却为何为一个小小的候选郎中卖出了自己的文章？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便也缓缓地举起手中的茶碗。四个人碰了一下，都笑了。　　熊希龄望着墙壁上悬挂的《湖南少年歌》，对杨度说：“皙子，你的书法真好，帮我写个条幅吧！”　　杨度笑道：“翰林熊秉三要举人杨皙子写字，岂不降低了你的身份？”　　熊希龄诚恳地说：“不是降低，是抬高。”　　“写什么？”杨度问。　　“是这么回事。”熊希龄说，“镇国公载泽那天喝多了酒，醉醺醺地要我给他写首诗以壮行色，我也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这些日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无半点诗情，只得把早几年在关外填的一首小词翻出来，你帮我写张条幅，我带回去送给他。”　　杨钧又不大乐意了，说：“这些黄带子懂什么书法，给他们写字白费了神。”　　“重子此言差了。”熊希龄正色道，“爱新觉罗家族中政治家很少，但会写字会画画的人却不少，且造诣颇高。载泽书画在宗室里虽不算高明，但鉴赏水平不差。再说，这位国公爷人是糊涂得可以，不过为人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凡别人有一技之长，他也不掩盖不嫉妒，好张扬别人的长处。”　　杨度听到这里立时来了兴趣。他对自己的书法视之甚高，只可惜并没有墨迹传到最上层去，现在借这位好张扬别人长处的国公爷之口，在王公贵族中传播自己的名声，也是一桩好事。他眼前急需的就是名播九重！　　“你来念词吧！”杨度已铺开了纸笔。　　“浪淘沙。登吉林城。”熊希龄抑扬顿挫地念道，“一水几湾环，山势龙蟠，城楼高处且凭栏。晚渡夕阳风更紧，如此江山。时序已秋阑，转瞬严寒，塞鸿飞去不知还。寄语君休忘故国，恋恋江南。”　　熊希龄刚念完，杨度的笔也停了。只见三尺余长的宣纸上，上下两片，字字精彩，是一种典型的学力和才情的结合品。翰林击掌赞道：“好一件精美的墨宝！”　　“还有跋语吗？”杨度握笔问。　　“写上几句吧！”熊希龄略加思忖，说，“国公爷索句，无新诗，以旧作小词一阕奉上。恰赴东京访老友杨皙子，久慕其书法，请为书写，皙子欣然挥毫，聊供国公爷晒之。”　　杨钧听了心想：这位翰林先生原来是个巴结权贵的人物，又是“奉上”，又是“晒之”。你的词要奉献给他，这是你的事，我哥哥的字怎能聊供他晒之呢？这不有点媚味吗？他也不便做声，只拿眼睛看着哥哥。　　杨度眉头有点皱，刚才的笑意也没有了。他望着手中的笔说：“这段话太长了，与词配起来，结构不匀称，不如这样写：熊希龄旧作，杨度新书。乙巳年初秋于东京。”　　熊希龄正在迟疑，见杨度已经动笔了，只得勉强点头：“也要得，就这样吧！”　　他意识到杨度不愿在载泽面前折腰的心态，怕误会了自己，遂说：“我是借这阅词提醒他不要迷恋洋人的花花世界而乐不思蜀，出洋在外要时时记得故国家园。”　　杨钧对哥哥的态度很满意，笑着对熊希龄说：“我也看出来了，熊翰林送载泽这阕《浪淘沙》，也是有这么一层用心。”　　熊希龄收起字，请大家出门吃饭。餐桌上，杨度和熊希龄各自谈起了自戊戌年分别后的经历，一直到深夜才回寓所休息。　十二 杨度道出借尸还魂的奥妙，终于说服了梁启超　　第二天，杨钧、代懿仍回学校，杨度陪着熊希龄乘早班车来到横滨。　　梁启超异国重逢老友，自然欢喜无尽，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近日的特大新闻——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事。杨度趁着这个机会，把熊希龄来日本的意图和自己已答应代笔的事告诉了梁启超，并且请他帮忙也做个枪手。不料这个舆论界的骄子一口拒绝：“秉三远道而来，若要我帮别的忙，任何事我都会尽力而为，只是这件事我不能做。”　　话说得这样死，简直无任何商量的余地，熊希龄脸上很觉不自在，暗中责备杨度多事：你何不干脆一个人写算了。杨度却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卓如，你这态度算什么老朋友！秉三奉命来日本，什么事都用不着你帮忙，惟一就这事找你，而且这里面也还有我一半面子。我何时得罪了你？”　　“皙子，你不要误会，我不写，不是不帮朋友的忙，而是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二位对考察一事寄与很大的希望，尤其是秉三作为重要随员，更是满腔热情。我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泼一点冷水，不客气地说，这其实只是一曲戏文而已，何来什么实际作用！”　　熊希龄说：“卓如，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让载泽、端方这些人出去走一趟，朝廷就按他们回国后所说的来制定宪法，那确实有点像做戏。不过，提出这个建议的袁世凯和采纳这个建议的慈禧太后则不是做戏。”　　梁启超陡然变色道：“秉三，你弄错了，这个戏的主导恰恰就是慈禧和袁世凯。”　　稍停一会，梁启超以坚决的口吻说：“我这一生决不为慈禧和袁世凯做事。”　　话说到这般地步，熊希龄已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好在杨度已答应，梁启超即使不写，他也会独立完成这几篇文章，自己的差使可以交了。他对杨度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杨度装作没看见似的，笑了笑说：“好个有骨气的梁卓如，袁世凯出卖了你，慈禧要杀你，你被迫羁旅异国他乡，你和他们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所以发誓不为他们做事，志节可嘉可佩！”　　梁启超听出杨度这几句话有点不大对味，说：“我和慈禧、袁世凯之间并不是个人的恩怨，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是大非。不为他们做事，正是保持着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清白。”　　杨度冷笑道：“那么，何不学革命党的样，把慈禧、袁世凯暗杀掉，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呢？”　　“我向来不主张暗杀，暗杀只能除标，不能去本，根本的问题在于开化民智。”梁启超摆出素日里那副政论家、思想家的派头。　　“此论高明至极，我完全赞同。”杨度立即接言，“既不行暗杀，那就只有等老天爷来收拾他们了。慈禧今年七十多岁了，老天收她为期不远了。袁世凯还不到五十，照这个样子，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还要坐二三十年，难道今后二三十年内你就不与朝廷有任何联系了吗？”　　“皙子，你不要替袁世凯做说客，只怕是慈禧一死，他今日的位置也就没有了。”　　梁启超的二郎腿在薄绸长袍下跷了两跷。康有为现在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慈禧死后光绪重掌大权的那一天，梁启超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完全迷信光绪，但也相信只要慈禧这座大山一倒，中国就会有大变化。这一点，杨度和熊希龄都没有像他们那样考虑得深远。熊希龄一贯较为持重，不喜多讲话，且杨度已叮嘱过他，所以他只是自个儿喝茶，望着他们，静听两位才子的唇枪舌剑。　　“卓如，你不要弄错了，我决不是为袁世凯当说客。要说当说客，我今天是替四万万中国人当说客，游说你这个自诩的少年中国之少年，要为中国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摆名士的架子！”看来杨度有点动气了，声调提得很高，“慈禧死后，袁世凯保不保得了位置，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很难顶测。你说你不为个人恩怨，而是为国家和人民，那么就不应该看这件事是谁在主办，而要看于国家和人民有无好处。若真是出以公心，只要于国于民有利，那就应当支持，因为你支持的是事而不是人，这里不涉及到个人的清白不清白的问题。倘若以所谓保持个人的清白来反对或不参与，那就是以小私而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　　杨度这番话锋芒凌厉义正词严，熊希龄十分钦佩，连连点头：“说得好，说得好！”　　梁启超也觉得有点锐不可当，一向能言善辩的新政思想领袖一时穷于应对。杨度挟其气势，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我知道你飘泊海外七八年，备尝艰苦，办报纸，写文章，集会结社，联络同志，所干的这一切，莫不是为了人民的觉醒，为了国家的强盛，故而无论海内海外，人民都尊敬你爱戴你，视你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个荣誉，我看你也当之无愧。”　　梁启超笑着对熊希龄说：“你看看，这个巧嘴滑舌的杨皙子，刚才说我是以小私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现在又说我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打了一巴掌又来安抚。就凭这点本事，袁世凯的位置就该让他来坐才是。”　　杨度也笑道：“袁世凯的位置，你就料定我坐不到是不是？到时候，说不定光绪皇帝下诏书请我去坐哩！”　　熊希龄、梁启超都笑了起来。熊希龄说：“好好，巴不得皙子早登相位，我们这些旧日朋友都叨点光。”　　“到时再说吧！”杨度挥挥手，仿佛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了那一天似的。“现在还是来谈这件事。卓如兄，十年来你一直以提倡民权推行宪法为己任，到日本来这些年一直沉潜各国宪政的研究。你的宪政造诣为世所公认，就是最不愿居别人之下的杨皙子，在这点上也不能不承认你在我之上。这就是我和秉三特来找你，请你在此事上帮忙的原因。说句实在话，我虽不曾与慈禧、袁世凯有深仇，但当秉三提出此事时，我开始和你一样也不愿意，但转念一想，同意了。”　　“你开始为何也不同意？”梁启超追问。　　熊希龄也没想到杨度还有一个转变过程，瞪起两眼望着他。　　杨度款款而道：“要我杨某人替别人做枪手，我辛苦研究得来的成果被他们拿去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梯子，我如何肯甘心？”　　“正是这话。”梁启超深表赞同。“这也是我不愿为的一个原因。”　　“但后转念一想，他利用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杨度狡黯地一笑。“我给他来个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梁、熊都觉得很有趣味。　　“我杨度研究宪政为的是什么？难道是像阎若璩研究伪古文《尚书》、王懿荣研究甲骨文那样，纯为学术，纯为个人名声吗？不是的，我为的是实际，是在中国推行宪政。既为的是实际的推行，我冷静地想了一下：眼下，是我杨某人推行得动呢，还是慈禧、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能推行得动呢？尽管说不定哪一天我杨某人的名位会在袁、张之上，但我要正视现实，现实中的我只是一个落拓的布衣，然而中国的宪政推行不能晚。”　　杨度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对梁启超很有触动，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杨度见初战成功，信心更足了。　　“卓如兄，我还有一种顾虑，秉三兄在这里，我当着他的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是一场儿戏。他们能考察什么宪政，他们回国后能说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秉三兄是大才，但长处在理财而不在宪政，作为一个重要随员，怕也很难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熊希龄插话：“皙子说得对，我不懂宪政，其他人也无人真正懂宪政，有的爱说几句法呀律呀的，那都是附庸风雅而已，究其实一窍不通，哪及你们二位的百分之一。”　　“我刚才说了，五大臣出洋是个儿戏，但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即在中国实行立宪，却不能视同儿戏。若全盘都是儿戏一场的话，不但我不会答应秉三所求，反而会劝秉三不要参与其事。正因为在中国立宪是件郑重的事，我杨度就非插手不可，我也愿意力劝你梁卓如非插手不可。”　　杨度两眼逼视梁启超。梁启超摸着尖尖的下巴，恬然望着他，思路不知不觉地被他引上了轨道。　　“卓如兄，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中国推行宪政的蓝本是什么？会是你的《开明专制论》吗？会是我的《金铁主义》吗？都不是！它只能是五大臣回国后向太后、皇上所提出的建议设想。倘若他们在吃大菜拥洋姬之余，睡在松软的钢丝床上，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宪政胡编乱造一通，奏报上去，慈禧御笔一挥‘照此办理’，卓如兄，你想过没有，那将会把中国的未来弄成一个什么样子，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梁启超领首说：“你说得有道理，这点我倒没想过。的确如此，中国的政治，有很大部分就败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宫僚身上。”　　“正是这样。”杨度见梁启超的思路已被自己牵过来了，忙加以肯定。“但是现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官僚我们无力去掉，五大臣考察也不能改成梁卓如、杨皙子考察，而我们又要对中国的立宪负责，希望将来推行的是真正的立宪制度，不是出自糊涂官僚的糊涂编造，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接受秉三兄的请求，精心为五大臣撰写几篇宪政考察报告，为中国的立宪画出一个精彩的蓝本。卓如兄，早在戊戌年，你就被慈禧、袁世凯扼杀了，我杨某人也在癸卯年遭扼杀，但我们力图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精卫之魂，却始终顽强地浮游在天地之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借尸还魂的鬼狐故事，它实际上寄托的是蒲松龄自己的理想。我们今天也来个借尸还魂，即借五大臣之尸，还梁卓如、杨皙子之魂；也就是说借五大臣回国禀报之尸，还中国真正的立宪新政之魂。这样，今后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卖力推行的立宪政治，就是梁、杨之辈多年来所苦苦追求的理想。卓如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又利己的绝大好事，你竟然把它看成是在为慈禧、袁世凯出力而不为，是多么可惜可悯呀！”　　熊希龄听到这里，方才看出杨度步步营构引导梁启超人殷的苦心，也看出杨度能言善辩的说客之才，心里感叹：古之苏秦、张仪恐亦不过如此！　　梁启超哈哈大笑：“秉三兄，你看看这个杨皙子，简直如孙猴子耍弄猪八戒一样把我戏弄了一通。自己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枪手不算，还硬要拖我上贼船。如果不上，又是以小利害大公的自私者，又是连利国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都看不出的傻瓜，看来我梁启超已无路可走，只有跟他上贼船了。秉三兄，你可要记住，明年五大臣考察回来，并报受到老太婆表扬的时候，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为他们出了大力的杨皙子哟！”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不但要奖赏皙子，还要奖赏你梁卓如。”见梁启超已答应，熊希龄满心欢喜。把举世公认的两大宪政专家都请动了，无异于刘备既得卧龙，又获凤雏，自己为中国的宪政可谓立了一大功。　　杨度也很高兴，说：“卓如兄，也不要你写多了，只写一篇，即《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东方无别的国家，只有日本，西方选几个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比利时等等，把他们的宪政特点罗列出来，加以比较，再分别长短优劣就行了。你是日赋万言尚可睡懒觉下酒楼的怪才，这篇东西你不用三天就写好了。”　　“皙子，你可不要乱说哟，日后传给子孙们听了，那我梁启超岂不变成唐伯虎、袁子才那样的人了。”梁启超虽否认“睡懒觉下酒楼”这句话，其实心里还是很以“才子”为得意的。　　熊希龄说：“唐伯虎、袁子才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学都学不像。”　　“我是羡慕死了，下决心要学像！”杨度笑了一下，又正正经经地对梁启超说，“卓如兄，我给你提个建议。用《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这个题目作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二三万字可以说清，长则二三十万字也无废话。你干脆写两份。二三万字的短篇作为五大臣考察回来的禀报上奏慈禧，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为一本书印出来广为流布，既开化了官智，又开化了民智。你再花三百块大洋请我为你做一篇序言，将今日的这段来由详详细细地写上去。那时，普天下人都晓得，原来当初五大臣的禀报就是你梁老夫子的杰作。事也做了，书也出了，名也享了，五大臣暂借的宝贝也物归原主了。梁卓如呀梁卓如，那个时候看你拿什么来感谢我！”　　“哈哈哈！”　　陈旧矮小的横滨寓所里，近世中国三杰的爽朗笑声，简直要将年久失修的顶棚冲破！一 孙毓筠造反被捕，却意外地受到礼遇　　熊希龄回国交差后，杨度开始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精心构思蓝图。他详细地分析了行君宪制度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宪政，找出他们各自的长处。比较来看，他认为最适宜中国国情的是日本的宪政，中国的宪政应多采取日本的成法。又设想中国实施宪政应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召开国会，第二步制定宪法，第三步推行宪政。完成这三个步骤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正在这时，国内传来惊人的消息：五大臣启程的那天，车厢里发生爆炸事件，行刺者为安徽桐城籍革命党人吴樾。吴当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五大臣打道回府。杨度很担心考察之事因此而流产，写信给熊希龄，要他设法促使此事早日成行。两个多月后，五大臣再次启行。这次绍英不去了，以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又因吴樾行刺一事，朝廷急建巡警部，袁世凯推荐徐世昌任该部尚书。于是徐也不去了，改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代替。杨度这才放了心。　　不久《中国新报》正式创刊，杨度的《金铁主义》在该报上连续刊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新报》办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革命党的《民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杨度的名气更大了。到了这年十一、二月间，日本留学生界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应清廷的请求，颁布了一份《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低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学生的公愤。全体留日学生团结一心，决定罢学回国。身为总会干事长的杨度认为全体罢学回国不合适，他一面以干事长的名义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一面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本政府交涉，企图说服日本政府修改这个规则。　　不久，留学生界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主张自办学校。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学生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　　这时，有一个热血澎湃的青年，见分歧不能弥合，又感于国事多艰，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的觉悟，遂毅然于十二月八日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华兴会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报》撰述人，三十一岁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陈天华。　　陈天华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些留学生埋怨杨度在这个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有人甚至扬言要杀掉他。杨庄姐弟得知后很担心，一再劝说哥哥暂时避避风潮。于是杨度离开东京城，到乡间住了两三个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静下来后才回到田中寓所。　　转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游荡了七八个月，提着一箱箱装满了各式各样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饰、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书报回到了上海。熊希龄再次东渡日本找到杨度。杨度的两篇文章《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及《实施宪政程序》，早已恭恭正正誊抄完毕。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五万多字，博采众论，规画精详，熊希龄看了很满意。和杨度一起再去见梁启超，谁知这位梁才子根本还没动笔。杨度责备他爽约，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二位在横滨宽住十天，我把文章赶出来，决不会比皙子的差。”　　熊希龄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无别法，只有等他笔下出东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杨度给熊希龄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载泽领头向朝廷上个折子，说东南士民得风气之先，于立宪多有卓识，宜应趁此机会用十天半月时间召集官绅会议，并深入里巷实地考察，为立宪多做一点实务。上海十里洋场，够他们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到苏州、杭州一带走走，半个月时间他们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朝廷也会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定会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来，你就赶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龄只得照此办理。十天后梁启超拿出了《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也有三万余字，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饮冰体论文。熊希龄如获至宝，连夜乘船回国。　　杨度期待着朝廷会按他设计的程序先召开国会，结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无召开国会之意，却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为醇王载沣以及各位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并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加。会议决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积弊明定责任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后再议宪政事。　　于是成立了一个官制编制馆，设在恭王府之朗润园，特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大臣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库、寿耆、袁世凯为编制大臣，又派庆王奕劻，大学士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阵营庞大，规格很高，可谓郑重其事。然而议起事来却十分棘手，因为衙门的存与撤，直接关系到该衙门宫员去与留的切身利益。　　先议军机处。坐在主位上的庆王奕劻及大学士瞿鸿机都是军机大臣，大家都不便开口，冷清的场面使得众位大员们都很尴尬。实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张百熙首先发言打破僵局，说军机处乃雍正爷由内阁中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张百熙刚一说完，载泽、世续、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众人不好再说什么了。奕劻的儿子载振于是建议，改革官制有许多事要办，军机处不如暂不议，先议别的。众人也只好同意。　　再议内务府。内务府大臣世续端坐不语，众人大眼看小眼，也不说话。大学士那桐说，内务府管的是大内事务，外官不清楚，不好议。于是内务府也不议。理藩院尚书寿耆说，内务府既然不议，太监事也不能议，因为它牵涉到老佛爷和各位太妃、皇后、皇妃，臣子们岂能插嘴，此事宜由老佛爷来定。众大员一致同意。　　工部尚书陆润库说，内务、太监既不议，则还有一事不能议。大家问何事。陆润库说，八旗牵连到所有的王公贵族，事关重大，弄不好得罪元老勋旧，老佛爷也会头痛。众人都说是。于是八旗亦不议。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说，翰林院设于顺治元年，二百多年来沿袭不改，向为储才养望之地，更为大学士出身之所，为天下士人所仰慕，若撤了翰林院，会使士人寒心失意。翰林出身的瞿鸿机、张百熙、徐世昌、陆润库等立刻拥护。翰林院遂亦不议。　　就这样议了十来天，除了五不议外，什么名堂都没议出来。企图有番作为的袁世凯、徐世昌很着急，担心如此议下去会一事无成。他们寻思，必须有人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才可能扭转会议的散漫习气。这天晚上，袁世凯邀请徐世昌、戴鸿慈、张百熙、葛宝华等人到自己的寓所商议。大家议出了一套初步方案。　　次日会上，袁世凯先发言。他以一种带兵统帅的威严果断，一扫十天来的懒怠、松懈、客套、虚伪之风，开门见山地提出他的中央官制改革的设想，拟设军机处和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学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原财政部并入该部，原太常、光禄、鸿肪三寺并入礼部，原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该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新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信邮政，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大家议了一番，也提不出多大意见。有人建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也通过了。　　关键是官员的安排。袁世凯提出每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两员，不分满汉。眼下这个时候再分满汉畛域，显然违背时代潮流，没有人敢发表反对意见。慈禧不愿意将满人的权利拱手，让给汉人，她正要借不分畛域之机多安排满员，遂表示同意。　　中央官制定了后，以铁良为代表的满人强硬派欲趁此机会削掉汉人的权力，鉴于各省督抚自湘淮军兴起后汉多满少的现状，力主削减督抚之权。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竭力反对。争争吵吵议不出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举措遭到日本及西方各国的冷嘲热讽。革命党人坚信必须把这个不可救药的朝廷推翻掉，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出路。　　这个时候，最富有斗争传统的湖南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暴动的大好时机。　　入夏以来，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尤以湖南遭受洪灾最为严重。湘中湘北一带一片汪洋泽国，淹死者三四万，灾及者四十多万，灾情之重，为有清二百余年来所仅见。地方官绅不但不赈灾，反而乘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致使抢米风潮此伏彼起。积压在贫苦人民心中的怒火，已是一触即发了。　　五月下旬，陈天华的遗体运到了长沙，同时运来的还有另一位湘籍青年志士姚宏业的遗体。二十多天前，他因愤于反动官绅阻挠筹办中国公学，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两具烈士的遗体在素来重意气敬英灵的长沙古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省商会会长禹之谟的领导下，长沙阖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至岳麓山安葬，场面至为悲壮感人。　　湖南官场一片惊骇，对禹之谟恨之入骨。一个月后，禹之谟参与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湖南巡抚下令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去年马福益因再次筹备起义被官府逮捕杀害，早就想为大龙头报仇的哥老会众，图谋借此人心浮动的时候重举义旗。所有这些情况，为远在东京而密切注视湘省动态的黄兴、刘揆一等人所掌握。两人计议后，派刘道一回国联络会党并策划湖南新军一起行动。　　刘道一回到湖南后，很快与哥老会头目龚春台和华兴会成员姜守旦联系上了，约定于旧历十二月底衙门封印时举事。不料，起义前夕，龚、姜之间出现分歧，互不买账。龚自号“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姜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光复军都督”。刘道一运动新军一事，也未取得效果。　　十一月上旬，龚、姜先后提前起义。义军声势浩大，战事顺利，很快占领了萍乡、浏阳、醴陵交界的几处重要集镇。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人都很激动，动员骨干迅速回国支援。就在这批人陆续回国的时候，起义失败了，刘道一惨遭杀害。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悲愤已极，刘揆一更是痛不欲生。他痛定思痛，和泪写了八首哭弟诗，一并在《民报》上发表。兄弟情、战友义尽溢于篇中，人人读之皆怆然涕下。孙中山、黄兴等人也纷纷写诗挽悼。　　杨度也接到家乡来信。信上还说，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的道一夫人曹庄，闻丈夫遇害后也自缢身亡。杨度读后唏嘘不已。他虽然不赞成革命暴动，但敬重刘道一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也深为其夫人殉夫殉国的义举所感动。他不顾《中国新报》不谈革命、只言立宪的办报宗旨，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自己写的挽诗，以表达对故人的悼念：　　　　谁识捐躯士，温然孝友身。弟兄同许国，夫妇并成仁。　　　　碧血遗千古，丹心照百伦。至今时事亟，黾勉后来人。　　不少革命党人原来对《中国新报》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所持的中庸态度不满，看了这首诗后，觉得杨度还是自己的同志。　　在回国声援这次萍浏醴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是孙毓筠和胡瑛。离开东京之前，孙中山在牛达区寓所宴请他们，指示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江苏新军，胡瑛去武汉策动日知会。　　孙毓筠现正担任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为黄兴所任，其地位仅次于总理孙中山，在总理离职时可代行其职权。黄兴在年初离开日本去香港、新加坡一带，与当地同盟会支会商议在中国南部起义的事，于是庶务总干事一职便由原任评议部评议员的孙毓筠担任。　　孙毓筠乃安徽寿州人。其先世为山东济宁州人，因荒年逃难来到寿州城外，见当地有一棵出奇高大的柳树，认定此地风水好，可发后人，便在此定居下来，将此地取名为大柳树村。孙姓逃荒者有两个儿子，他叫长子学做生意，叫次子读书。心里盘算着无论是发财还是做官，他家里都沾得上。　　大柳树村的风水果然被相中了。长房以贩布起家，传到第三代便家道殷富，买了上百亩好田。二房代代读书，到了第四代，出了一个三年一遇的天下第一人，他就是状元出身的现任大学士孙家鼐，人称寿州相国，把个孙氏家族引进了清华高贵的门第圈。　　孙毓筠是长房的第六代。他见族叔祖位高望重，十分羡慕，乃发愤读书，十八岁考中秀才。考了一次举人未中，孙毓筠便不耐烦再熬光阴，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就纳资捐了个同知，有了个从四品的官衔。他还不甘心，又加码捐了个正四品道员。他寻思着只要哪里有缺，再送上二三千两银子，便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现任道台大人了。久候无缺，他又在家里迷上了佛经。一部《楞严》、《圆觉》迷得他如醉如痴，想起尘世的千般烦恼万种辛苦，他几次要披发入山做和尚。老母娇妻苦苦哀求，才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去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杀身成仁的壮举赢得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的称赞，人们视之为当代的荆柯、聂政。吴樾人虽死去，名声却播于九州。孙毓筠尽管是富家子弟，养尊处优，但社会的弊端，朝廷的腐败，他也看得很清楚。从吴樾虽死犹荣的舆论中，他看出革命是顺人心合潮流的正义行为，于是决定摈弃做满人官僚、释氏门徒的想法，一心一意去走革命之路。　　孙毓筠一旦下了决心，便采取断然的行动。他变卖家里的良田，在寿州办起了一座小学校，聘请老师向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他生性挥金如土，从家里掏出大量银钱支援附近境遇困难的反清志士，从而结识了大批朋友。他又要妻子汪钰带两个儿子到日本求学。今年三月他自己也来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捐款十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孙毓筠对革命的热情，赢得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尊重，大家都推举他为庶务总干事。　　孙毓筠到南京后便设法与新军取得联系。当时江苏新军的番号为第九镇，里面有许多革命志士在活动，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宫同情革命。孙毓筠见第九镇基础很好，放松了警惕，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了起来。　　孙毓筠抱着一死成仁的心愿等待官府对他的审讯判决。但奇怪的是，官府却对他的待遇很好，将他安置在南京城内一个花园别墅里，身边还有两个人招呼。每天好酒好菜地送上来，还有一间书房供他读书写字，一切都不亚于寿州家里的贵公子生活。惟一不同之处，就是院墙外有人持枪守卫着，他不得迈出大门一步。孙毓筠好生奇怪，但从不问身边的人，每天看书写字喝酒吃肉，心里既不多想，便也活得安闲自在。　　这样地过了将近一个月，孙毓筠成仁之念逐渐削弱，对生命对妻儿的眷恋日益强烈，然而他却不愿以自首来换取自由，他认为那是可耻的行为。他也猜想，这种非同一般的待遇中必有一个究竟，院墙之外或许正在进行着某种不平常的活动。　　是的，孙毓筠的分析没有错。他的卷宗由南京巡防营呈送到两江总督衙门时，因出国考察宪政有功，刚从湘抚任上擢升为江督的端方便亲自审阅。　　端方字午桥，是一个精于宦术的满洲正白旗人。庚子年，慈禧逃难到西安，那时他正做着陕西巡抚。他看准时机，对难境中的慈禧百般逢迎讨好，亲率军队日夜拱卫在她的身边。端方的忠诚赢得了慈禧的欢心，从此成了慈禧的亲信。出国、擢升，便都是慈禧后来对他的酬谢。　　鉴于革命党排满行动得到汉人普遍支持的现实，考察回国之后，他给慈禧上了一道请平满汉畛域的密折，建议改定宫制，除满汉缺分名目，撤各省旗人驻防，以示朝廷放心汉人；废止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允许满汉自由联姻，融合满汉为一家，使革命党无机可乘。他的这道密折，得到慈禧的默认。他尽力做到与汉大员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并看出袁世凯是汉大员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日后前途无量，便与袁私下订了婚姻，将长女许配给袁的第五子克权，一旦满汉不通婚之规定废止，便将女儿送进袁府。袁世凯自然也巴不得结下这门亲事，满口答应。　　打开卷宗，孙毓筠的寿州籍贯，立即引起了端方的警觉：孙家鼐也是寿州人，此孙与彼孙是否为一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孙家鼐，问孙毓筠是否华族？回电很快到了南京，然则答非所问：“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端方拿着这封电报仔细推敲：“此子顽劣异常”这句话，显然是长辈指责晚辈的口气，无异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同一家族的关系。“请严加管束”这一句貌似严厉，实际是叫他网开一面。因为对于煽动军队造反的革命党，早已超出了“管束”的范围，应判处杀头的极刑。到底是状元，电文回得既意思明白，又不落把柄，端方很是佩服，他要借此案来取悦这位汉员中的大老。　　就在这个时候，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在积极设法营救孙毓筠。有人提出，杨度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写察报，端方为五大臣之一，他与杨度一定有往来。杨度既然能够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悼念刘道一的挽诗，也一定会愿意请端方赦免孙毓筠。　　孙毓筠离开东京后接替其庶务总干事一职的是宋教仁。黄马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从武汉逃到上海，在去日本的船上结识了杨度。宋教仁长相英俊，谈吐倜傥，二人在船上一见如故。于是宋教仁来找杨度，请他帮忙，并指出孙毓筠与孙家鼐的关系。杨度一口答应。　　其实，杨度与端方毫无私交可言。原定的五大臣，他仅与徐世昌有过一面之识，后来徐并没有出国，真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杨度一个也不认识。杨度之所以答应给端方写信求情，有几层考虑。　　一来同盟会乃是由于他介绍孙黄相识后的产物，东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同盟会有感情。二来宋教仁亲来求他。杨度的性格，凡别人有急难之事来求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帮得了忙，总是先一口答应下来，再想办法。何况孙毓筠毁家办学兴教育，就凭这一点，杨度看定孙是一个胸襟不俗的人，他也乐意倾力相助。三来他要以此检验端方对他的态度，买不买他的人情，由端方的态度可以推测到其他四位出国大臣对他的态度，甚至还可以推测到整个清廷对他的重视程度。四则大学士孙家鼐是孙毓筠的族叔祖，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且送一分情谊给他，日后保不了有可用之处。　　杨度提笔作书，不谈孙毓筠加入同盟会的事，也回避他此番回国的目的，大谈特谈孙卖田产办小学的事，称赞他是响应朝廷废科举办学堂的号召，是爱国爱民的表现，且本人出身世家，学问优长，乃国家有用的人才。信的末尾说：　　　　午帅自泰西归来，数上奏疏，恳请朝廷早日立宪，声望日隆，国人及海外留学生甚至有伊藤、板垣之比。且午帅素惜人才，以识才　　护才为己任，向为士人所景仰。孙毓筠行事或有所孟浪，然心则在救亡图存。望午帅怜其年轻不更世事，宽免其罪，为孙氏留一顶门之　　柱，为国家存一可用之才。　　端方接到这封信后很是高兴。杨度的才学他早已知道，见这个有学问的宪政专家将他视为伊藤、坂垣式的人物，便也就以这两位东洋名相自许，企图通过杨度和孙毓筠与海外留学生搭上联系，网罗其中的人才，组建自己的班底，日后好干一番大业。　　端方怀着这种心思，亲笔给杨度回了封信：“孙生文理通顺，门第清华，当秉高谊，求人于轻。”　　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外间交易，孙毓筠才得以舒适地生活在小院落里，而这种舒适的生活，又正是端方软化孙的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天午后，孙毓筠午睡刚起，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对他说：“小贵，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你的乡亲杜宗路呀！”　　孙毓筠疑惑地看着来人，一口道地的寿州话是不错，但面孔却陌生得很，名字也未听说过，最奇怪的是，他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孙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