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一切蕴涵着这样一个道理：为了做某事你必须成为某人。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歌德，1828年10月一位旅行者抵达18世纪的法兰克福，当他越过通往法赫特门的萨克森豪斯大桥时，几乎不可能错过反犹宣传画“Judensau”——该词意即“犹太人的母猪”（见图11）。画在墙上的这幅画内容猥亵，它描绘的是一群犹太人在一头凶恶的母猪面前——或身下和身后——做着污秽的事。其中一人吮吸着母猪的乳汁，另一个人（身着希伯来长袍）抓着母猪的尾巴，让第三个人（也是一个希伯来人）吃它的排泄物。“犹太恶魔”则在一旁满意地看着。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还能看到第二幅更让人觉得反胃的图像：画面中，一个死婴张着双臂，身上布满了刀伤，身体下方是9支短剑。“在1475年濯足节星期四的这一天，”图上的文字说，“只有两岁的可怜小西蒙被犹太人杀害”——这是“特伦特的西蒙案件”的一个“解释”，西蒙据称死于“残忍的谋杀”；这一传说借此抨击犹太人谋杀异教徒的孩子只是为了将他们的鲜血放进未发酵的面包中。这类带有反犹色彩的图画并不罕见：犹太人崇拜猪的情形能够在许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见到，而时间则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残忍谋杀的故事在德国流传开来则是在15世纪。而让法兰克福的图画变得与众不同——至少在这个城市最杰出的人物约翰内斯?沃尔夫冈?歌德看来——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个人仇恨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纪念物出现的”。犹太人、母猪以及死婴都是官方核准的标志，它们由长久以来对城镇中犹太人的敌对传统积淀而成。有关法兰克福第一个犹太人社区的首次历史记录出现在12世纪中叶，当时的人口在100～200人之间。它的历史也是一部蒙难史，犹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异教徒迫害。1241年，法兰克福3/4的犹太人在所谓的“犹太战争”中被屠杀。在随后的数十年中，犹太社区凭借犹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个世纪之后，在1349年，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在这两起事件中，谣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战役”中,人们担心犹太人与蒙古人串通一气；第二次则是一些苦修者散布谣言称犹太人将会把瘟疫带进城里。不过，犹太人仍然存在于世界范围内，也说明了为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在1236年宣布犹太人“是我们忠实的佣人和奴仆”以及各市政厅倾向于鼓励犹太人定居下来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税收以及贷款的来源（犹太人当时可以不受禁止发放高利贷等法律规定的约束），官方向他们提供“保护”以及有限的优势来换取现金。不过，保护和限制一直是并存的。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犹太人被集中到一个特定的“犹太人聚居区”（ghetto，该词来自于意大利语中的borghetto一词，意即郊区）：这是城市东北边缘地区的一条狭长的街道，街道两边都建有大门。对于生活在这里的110名犹太人来说，在所谓“犹太街”里的监牢般的生活意味着一个“新埃及”。另一方面，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胁也让犹太人聚居区带有一点避难圣地的色彩。不过，1504年的残忍谋杀指责以及5年后试图宣布“犹太人为异教徒”的阴谋警示人们，犹太街的地位极其微弱；到1537年时，犹太街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路德教徒占据了大多数人口，而他们对犹太人存在固有的敌意。犹太街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避难所；1542～1610年期间，它的人口数量增长为400～1380之间（人口增长与荷兰的胡格诺教徒移居到法兰克福是相对应的）。这些新兴人口的流入所导致或与之相应的经济与社会紧张状态触发了公众反对犹太街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菲特米尔茨暴乱”，这场暴乱因其领导者文岑茨?菲特米尔茨而得名，菲特米尔茨当时是一个店主。不过这次暴乱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情形（犹太人被驱逐出城区），而且没过多久，帝国军队就平息了暴乱。菲特米尔茨和其他暴乱的领导人被处以绞刑，犹太人重返家园，他们是皇帝“庇护”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确认。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2）在实际生活中，与之前一样，“保护”意味着额外的铁腕管制，其管理细节由斯塔提格凯特议会设定，这部法规每年会在主要的犹太人教堂宣读。直到18世纪末期仍有法律效力，这期间，犹太人人口被严格限制在500个家庭；每年的婚礼数量只能有12个，结婚年龄固定为25岁。每年从外部进入犹太街定居的人不能超过两人。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场业或者交易武器、调味料、酒和谷物。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而且直到1726年，犹太人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佩戴区别身份的饰物（男人佩戴两个同心黄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条纹的面纱）。犹太人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节日期间，只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活动；其他时间，他们被禁止两人以上结伴在城中行走。他们还不得进入公园、旅馆、咖啡店，同时也不得在城中风景秀丽的道路上散步，他们甚至不能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进入官厅时也只能从后门进去。犹太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才能被获准进入城里的市场，而且不得碰市场里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一个犹太人出现在法庭，他需要宣读一份特别的誓言，誓言提醒在场的所有人“上帝对遭受诅咒的犹太人所施加的惩罚和咒骂”。如果一个犹太人在街上听到“犹太人，本分点！”，他必须——即使发号施令的只是一个孩子——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站到一边。如果他偶尔去法兰克福城外，也需要一个特别通行证。进城时，他需要支付是异教徒两倍的费用。为了回报这些所谓的“保护”，每个犹太人还需要缴纳费用税（或者是人头税）。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法兰克福犹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高墙和大门之内的犹太街中度过的。今天，这个监狱般的街道已经不复存在。仅有的几所房子在19世纪中期被法兰克福政府拆除，剩下的一点点残迹也在1944年5月美军的轰炸中被夷平。不过，这条古老街道的一部分墙基最近被发掘出来，这些遗迹至少能让人联想到当时犹太街中极为局促的生活状况。从北部的博恩海姆门到南部的犹太人公墓，只有1/4英里长，宽度不超过12英尺——有些地方甚至少于10英尺。即使一开始这个地方划为犹太人居住区，相对于只有100人多一点点的犹太人群体，街道也显得非常拥挤了；而到1711年时，生活在这里的人数量不少于3024人。在如此局促的地方安置所有人口，需要极为高超的建筑技巧：房屋只有8英尺宽，建为4层，在每一排房屋后面再盖另一排房屋。这样的建筑结构也使得火灾变得异常危险——实际上，整个犹太街曾经在1711年、1721年以及1774年毁于大火。这也意味着这里的生活既高贵又贫贱：高贵是因为对房屋的需求远远多过了供给，因此在犹太街北部的一个4居室房屋的价格与歌德父亲在格拉泽?希尔施格拉本有24个房间别墅的价格一样；贫贱是因为卫生设施、光线和新鲜空气的匮乏让生命的期望值缩减了很多。在18世纪80年代，据估计，犹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异教徒要高出58％。1795年一个旅行者觉察到“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来像是行尸走肉，即使那些正处在青春年纪的人也不例外……他们面如土色的容貌也将他们与其他极为绝望的居民区别开来”。后来，在部分高墙被拆除后，一些诸如安东?博格这样的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浪漫化了犹太街；实际上，它变成了吸引维多利亚臣民旅游的一个地方（查尔斯?格雷维尔以及乔治?埃利奥特就是英国旅游者中的成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给年轻的歌德留下了极为震撼的印象，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地狱般的贫民窟：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3）空间狭窄，灰土飞扬，人群拥挤，各种刺耳的说话声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让人极不舒服的画面，即使对一个只是从大门旁路过、向里面扫了一眼的人来说，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独自一人进去那里，而且从汹涌人流中逃出来之后，我还没做好重返那里的准备；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拉住你，不厌其烦地推销或求购东西。对犹太街更为熟悉的一个人是诗人路德维格?伯尔纳，他就在那里长大，生活的时间是18世纪80～90年代，他当时的名字是尤达?勒夫?巴鲁赫。他回顾那段经历时，带有的不是一种怀旧的情感，而是非常愤怒的情绪，他记得：那是一个狭长阴暗的监牢，18世纪最明亮的光线都不能够刺透它的黑暗……横亘在我们前面的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长街，但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空间，以保证希望降临时，我们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人们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时也是赚取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能掩盖住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污秽物中艰难跋涉，放慢了脚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环顾四周的时间。我们每走一步都非常轻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污秽物中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耍心愿的小孩子？如果一个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些儿童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欢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着我们？哦，根本不用担心。它们经过了仔细的加固，就如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的勤奋之手建成，抹墙的白灰里掺杂着奴隶的汗水。别再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就如伯尔纳评述的那样，即使在所谓的“开明”时期，当其他德国城市放松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时，法兰克福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执行约瑟夫二世的“宽容公告”（1782年），并且查抄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犹太社区1769年以及1784年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被允许在星期天离开自己的社区，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试图获得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与之前一样，此类政策某些程度上是异教徒城市居民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尤为典型的是，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获得允许，可以在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随即，要求撤回他执教资格的呼声甚嚣尘上。而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在社区外执业）的请求则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些基本上出于同样的原因——7个著名犹太商人在一封联名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些原因——有关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的规定在1787年并没有出现什么松动，甚至更为严格了，因为此时推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身份证制度：作为人类，每个犹太人拥有与别人相同的权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护也是正当的。不幸的是，较低层次的阶层仍然束缚于他们父辈的偏见之中，即怀疑犹太人是否与他们一样是人类。他们用各种方法虐待犹太人，许多老年人似乎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虐待犹太人。士兵们甚至也卷进了这种迫害潮流之中。他们会利用新制度作为各种迫害行动的手段吗？是的，他们以犹太人的衣着、发型、胡须等方面最为细小的差异为借口，在犹太街的大门口实行最为严厉的检查。只要发现最细小的差异，他们就逮捕这个犹太人，然后像对待窃贼一样把他押到兵营里去。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4）这种固执的歧视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的偏见。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异教徒的商业团体固有的担忧，他们害怕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挑战。像犹太街这样的贫民窟也能出现数学教师和医生的事实，揭示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实：它并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封闭。歌德鼓起勇气进入犹太街时，他发现犹太人“也是人类，勤奋而且乐于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顽固的习俗，通过这些将自己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尽管——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艰难，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当然，犹太街的文化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生活的节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导着。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们都会在“敲门人”（他用一个锤子敲每家的门）的召集下在教堂里做祷告。根据一个英国旅行者回忆，安息日“在他们的祈祷书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词语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欢迎方式，一周接着一周，这是种婚礼般的仪式。洁白的衣服铺在地上，灯也被一一点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旧的住处也笼罩着一层节日的气氛”。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条小巷中3个初级学校以及希伯来语大学的教育是比较保守的。孩子们学习阅读《圣经?旧约》的前五卷（Torah），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础；然后学习赖希（Rashi）评论；最后是犹太法典，这是有关宗教仪式规则的希伯来语评论和辩论集。犹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医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穷人提供帮助的志愿机构。尽管犹太街被高墙围困，尽管犹太启蒙运动对其产生的冲击有限（相对于柏林地区来说），但是它的文化远不是孤岛式的。尽管异教徒有时嘲笑他们说话的方式，海因里希?海涅后来坚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说的“不是别的，就是法兰克福当地语言，被围困的人讲起来与那些自由的人一样好”。这种说法有一点夸张，但是这种夸张能够被理解。那些犹太人确实努力保证自己获得相对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面提到的医生——他们所讲、所读以及所写的是“高地德语”。但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残存的信件证实他是一个粗懂语法，而且经常不遵循语法的德国人，字里行间掺杂着希伯来语；他写信给几个儿子时，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几个兄弟之间通信时也是如此。不过，犹太街里的“犹太德语”并不是波兰以及俄罗斯犹太城镇的“亚地西语”（Yaddish，一种犹太语言）；而且法兰克福的许多异教徒商人写信时十有###也不遵从语法要求。当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离开犹太街做生意时——去那些最能够接纳他们的街道——他们与异教徒商人之间不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与18世纪大多数德国城镇比起来，法兰克福更像是一个商人城市。它位于几条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即连接着南德意志（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奥格斯堡以及纽伦堡）城镇与北德意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汉撒港口的贸易路线；连接德国与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近东经济实体的贸易路线。法兰克福的繁荣与每年两次的贸易会密切相关，即自中世纪以来便在此举行的春季和秋季贸易会。而且由于在欧洲流通着大量的货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这个城市的商业很自然地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货币兑换以及票据经纪（由更为复杂的交易带来的借据买卖）。此外——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充当着王子、贵族以及德国各公国统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他们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等）以及他们的开支（豪华住宅、园艺以及娱乐）使得这些统治者成为工业化之前德国经济中最大的顾客，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穷”了不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支出通常超过其收入，这为德国银行家带来了利润丰厚但同时存在风险的赚钱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5）1800年之前，在为统治阶层服务这个领域，最为成功的公司是西蒙?莫里茨以及约翰?菲利普?贝特曼创立的公司，他们从阿姆斯特丹引进了“次等债券”体系。按照这个制度，一笔大的贷款可以分割成更具管理性的小笔贷款，然后向更多的投资者发售。一宗典型的交易是1778年贝特曼兄弟公司提供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2万古尔登（约为2000英镑）的贷款，他们以20份、每份1000古尔登的债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然后将出售债券获得的现金——扣除相应的手续费——提供给维也纳财政部，从而确保债券持有人从维也纳获得合理的利息。在1754～1778年间，贝特曼兄弟公司贷出的款项总额接近200万古尔登，而在随后的5年中，他们贷出了超过54笔贷款，总额接近3000万古尔登。法兰克福其他银行家也参与到相同的行业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人便是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贡塔德。贝特曼与贡塔德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到18世纪末期，毫无疑问的，犹太人已被认为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尤其在钱币兑换和各种借贷业务领域更是如此。尽管对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过了1个世纪，但是要明确地说明个中原因仍然很困难。犹太人相对于异教徒金融家的一个优势可能间接来源于他们的教育体系。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曾经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没什么组织性，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学习犹太法典），没学过任何（有关商业的）东西。”当需要创建信用网络时，一个结构严密的“外部”组织会员资格可能会带来帮助，而且可能存在着某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商业品德。不过这些也能够被与其他少数宗教族裔画上等号，就如马科斯?韦伯所做的那样，他牵强附会地将“新教道德”与犹太人“（凡事都以）政治和投机为起点……是贱民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比。犹太人为何精于金融这个问题，最不让人觉得反感的答案是：当时绝大多数经济领域是不对犹太人开放的，犹太人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专攻商业和金融。与此同时，这两个领域里的异教徒竞争对手似乎倾向于夸大自己生意面临的“犹太人威胁”。法兰克福非犹太银行家的抱怨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他们声称“犹太人从他们手里抢走了票据交易”——这一声明直接导致了一项禁令的产生：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股票交易所。12年后，法兰克福议会试图阻止犹太人在法赫大街上租用仓库，这也并不是议会的最后一次反犹尝试。此类冲突最著名的一个事例是围绕约瑟夫?祖斯-奥本海姆的角色展开的，奥本海姆从符腾堡卡尔?亚历山大公爵的“现场犹太人”升到了权力更大的枢密顾问官。1733年，他成为驻法兰克福特使，他的特权地位使得他可以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金天鹅旅馆里，那里非常舒服。4年后，奥本海姆被处死，罪名是攫取的政治权力过大，已威胁到了符腾堡权贵的地位。奥本海姆尽管成了后来反犹传说“犹太人祖斯”的原型，但是他仍旧是最著名的“宫廷犹太人”。到18世纪中叶，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担当着诸多选邦国和机构的“代理人”：巴拉丁领地、美因茨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普鲁士王国、维也纳帝国法庭以及黑森-卡塞尔和萨克逊-魏玛。如洛?贝尔?伊萨克1755年当上拿骚-萨尔布鲁根王子的全权代理人，戴维?迈耶?卡普尔也在差不多在同时成为了帝国法庭的代理人并挑战卡恩家族的统治地位。这些人在犹太街里形成了一个富有、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6）迈耶?阿姆谢尔就是这个部分（并非全部）与世隔绝的社区里，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于1743年或1744年来到这个世界。有关他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更远的先辈，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少。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发现，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是难以避免的：缴税和死亡——这些差不多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成员的材料。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家族可能从没有被称为“罗斯柴尔德”——字面意义是“红盾”。我们知道，埃尔哈南的儿子伊萨克在16世纪60年代建了一栋叫做“红盾”的房子，名字可能来源于某种经常挂在房子正面的盾牌。这种情况在犹太社区中非常普遍，人们通常以彼此的住址来标志对方。但是，伊萨克的孙子纳夫塔利?赫茨（死于1685年）离开这栋挂着红盾的房子，移居到了另一栋叫做“辛特凡”（zurHinterpfann，意为“温暖的平底锅”）的房子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这个时候起被人称为“辛特凡家族”。事实上，尽管纳夫塔利?赫茨的儿子、孙子和曾孙继续沿用“罗斯柴尔德”这个姓，他们也用过“鲍尔”这个姓，但可能直到之后的一代人，即迈耶?阿姆谢尔这代，罗斯柴尔德才被确定为家族的姓氏，尽管阿姆谢尔本人移居到另一栋叫做“绿盾”房子里时，可能再次改过自己的姓。对早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能够做出的评价就是他们是虔诚的、相对成功的小商人，售卖布料和其他东西。伊萨克去世的前5年，也就是在1585年，他的纳税额为2700古尔登。他死后，墓志铭中写道，他是一个“品德高尚”、“正直”、“诚实”的人。1个世纪后，他的曾孙卡尔曼的纳税额超过了他的两倍，卡尔曼经营的是钱币兑换生意，同时也卖毛线和丝绸；而且似乎他儿子——迈耶?阿姆谢尔的祖父摩西——成功地继承和光大了父亲的生意，他先后娶了一个收税官以及一个医生的女儿，从而延续了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不幸的是，我们对阿姆谢尔父亲阿姆谢尔?摩西的经济成就近乎一无所知，尽管当时整个家族仍然居住在中等大小的“辛特凡”之中；这栋房屋的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厨房，再上面是狭小的卧室。这似乎说明家族极为团结，但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从他墓碑上冗长、过分的赞美之词可以判断出，阿姆谢尔?摩西死时，这个家族只是在犹太人社区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阿姆谢尔?摩西很明显是一个喜好学问的人——根据他的墓志铭，确实如此，“他总是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钻研犹太法典”。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他在儿子迈耶?阿姆谢尔到法兰克福完成小学学业后，将他送去菲尔特的希伯来语学校学习。这并不是说迈耶?阿姆谢尔希望成为犹太法学博士，一些历史学家曾错误地认为他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迈耶?阿姆谢尔死后不久，科恩便写了一部简短、充满赞美之词的迈耶?阿姆谢尔传记，两人很可能认识；科恩在书中说，迈耶?阿姆谢尔“学习自己的宗教，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好的犹太人”。不过，迈耶?阿姆谢尔的学业由于父母分别在1755年以及1756年去世而中断，两人都是死于某种瘟疫；直到今天，德国城镇里仍间歇性地爆发席卷全城的瘟疫。那年，迈耶?阿姆谢尔刚刚12岁。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7）按照常理，他应该回到家里，与姐姐古特尔歇以及两个弟弟摩西和卡尔曼团聚。但是，他却被送去汉诺威的沃尔夫?雅各布?奥本海姆公司（可能是他父亲生意上的一个客户）学习初级商业知识。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它让他第一次直接触及了“宫廷犹太人”的特权世界。当然，迈耶?阿姆谢尔对这个世界也应该已经有所认识。毕竟，在他出生前6年，祖斯-奥本海姆才被处死。此外，我们知道祖斯至少与迈耶?阿姆谢尔的祖父有过一次票据交易。但是此时，这个男孩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成为一个“宫廷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因为奥本海姆的祖父塞缪尔曾是奥地利国王的“代理人”，他的叔叔则是科隆大主教“代理人”。正是在汉诺威，迈耶?阿姆谢尔开始获得专业经验，这使他后来也得到了“权宦代理人”的身份。他开始从事珍稀钱币徽章买卖，这是个门槛颇高的行业，它的客户几乎都是贵族收藏者，而且必须了解塞缪尔?马代有关钱币徽章分级的复杂理论。1764年，迈耶?阿姆谢尔回到法兰克福——按照居住地法的要求，他的学徒生活结束后，必须回到原住地；很快他就将自己的专业经验发挥了出来。他回到法兰克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一些珍稀徽章卖给了出身显赫的客户，这些人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的辉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威廉王储的第一次交易价值微不足道。1765年6月在威廉的私人买卖账户中，迈耶?阿姆谢尔被称为“犹太人迈耶”，交易金额不过是38古尔登30克罗伊茨（1古尔登≈75克罗伊茨）——少得可怜的金额，它只是1763年之后王储与许多交易者进行的小额交易中的一宗，当时威廉痴迷于徽章与钱币的收藏。不过，这次交易——以及另外无记录留存下来的“多宗交易”——使得迈耶?阿姆谢尔1769年能够提出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的要求，那年9月，他如愿以偿。一年后，他进一步巩固了这个新身份。1770年8月（当时他26岁），他娶了沃尔夫?萨洛蒙?施纳佩尔16岁的女儿居特林，施纳佩尔当时是萨克逊-梅宁根王储的“宫廷犹太人”。除了岳父社会地位带来的好处外，这次的结合还给迈耶?阿姆谢尔带来了一笔数目不菲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400古尔登。这应该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精心选择婚姻对象的第一个成功例子：奠定血缘富贵成色的基础，与奠定皇室庇护的基础同样重要。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迈耶?阿姆谢尔成功地确立了法兰克福知名交易商的地位，最初他与兄弟卡尔曼合伙，但卡尔曼在1782年去世；此时的业务也不仅仅是买卖钱币和徽章，同时也买卖各种古董。从他精心绘制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为逐日扩大的贵族客户提供服务的。到18世纪80年代，目录中的物品除了古希腊、罗马以及德国的钱币，还包括了其他各种古董以及富有收藏者喜欢的“奇怪”物品，他们会将这些东西与自己收藏的钱币陈列在一起，比如雕像、奇石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个目录中的物品总价从2500～5000古尔登不等；但是，如果一个客户对某件东西感兴趣，迈耶?阿姆谢尔就会将它寄给客户细看，如果客户希望买下，双方就会商定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通常低于目录中的指导价。根据残存的威廉王储私人财产账户资料，威廉直到1790年之后才成为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固定客户，在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会买一些东西。其他一些顾客包括歌德的资助人魏玛公爵。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8）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根基竟然是以邮寄方式向贵族收藏者出售古董，这一点似乎有点让人吃惊，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迈耶?阿姆谢尔不是通过买卖古董积累资金，他可能就不会有转向银行业的资源。他作为一个古董商人究竟有多成功，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地判断：1773～1794年期间，他的财产税的估计数额一直是2000古尔登。但是，他在账本中细心记录的慈善捐赠数额（按照犹太法律，需捐出年收入的10％），在他的自传作者伯格菲尔看来，等于是透露了他的年收入大概为2400古尔登——差不多与歌德家的收入持平，比当时的地方官员，如税收官员的收入要多。根据这些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有用的数字，伯格菲尔估计迈耶?阿姆谢尔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总资产大概为15万古尔登（约合15万英镑）。我们还知道，迈耶?阿姆谢尔在1787年时已有足够的钱搬家。在他回到法兰克福后不久，他和两个兄弟就获得了“辛特凡”的所有权，他们买断了一些远亲的股份——“辛特凡”是他们的父母与远亲们合伙买的。在他回到法兰克福的20年后，他（以3300古尔登的价格）将自己拥有的38％的“辛特凡”股份卖给了弟弟摩西，并且从1783年开始，他花费11万古尔登购买了一栋相对较大的房屋——“绿盾”。按照异教徒家族，如歌德家族的标准，“绿盾”居住起来依旧非常局促：只有14英尺宽，房间极其狭窄，床只能以一定的角度贴着靠街的墙放着。对于下一代罗斯柴尔德人来说，这栋房子同样太过狭小：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们回忆过去的岁月时，毫无眷念之意，“我们当时全部睡在一个狭小的阁楼里”。不过按照犹太街的标准，它已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安身之所。它坐落在整条街的中部——差不多正对着中部——它是1711年大火之后重新修建的，与众不同的是，它有自己的水泵。这栋房子上面的3层中，每层有一个朝街的小房间、一个烟囱和一个入墙壁橱——也有一个朝向后院类似的小房间。从后门出去是一个小院子，那里还有一个两层的建筑，其中建有整栋房子中唯一的洗手间。有些特别的（也非常有用的）是，这栋房子有两个地窖，其中一个的入口比较明显，就是门廊里一个活动门；另一个更大的地窖，是罗斯柴尔德与邻居共享的，入口非常隐蔽，藏在楼梯下，并且与另一个地窖互不相通。比起老房子，新家增加的空间是必需的，因为，即便按照18世纪晚期的标准，迈耶?阿姆谢尔和他的妻子也是一对多产的夫妇。居特林?罗斯柴尔德从1771年（结婚那年）到1792年期间，几乎每年生一个孩子。在19个孩子中，10个存活下来：舍恩歇（1771年）、阿姆谢尔?迈耶（1773年）、萨洛蒙?迈耶（1774年）、内森?迈耶（1777年）、伊莎贝拉或贝蒂（1781年）、布鲁尔或芭贝特（1784年）、卡尔曼或卡尔（1788年）、戈滕或朱莉（1790年）、杰特琛或亨丽埃塔（1791年）以及雅各布或詹姆斯（1792年）。在最小的孩子降生之后，迈耶?阿姆谢尔开始介入到能够被称为银行业的业务中。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事。随着买卖圈子越做越大，货源和客户日益增加的时候，一个古董商人就会很自然地时不时允许一部分人赊欠自己一些钱。我们发现，早在1790年，迈耶?阿姆谢尔就是一个叫约瑟夫?卡塞尔的人的债主之一，卡塞尔住在附近的城镇多伊茨，欠款也只有365古尔登而已。与此类似的是，钱币以及徽章生意不可避免地让他与黑森铸币厂建立了联系，特别是胃口最大的客户威廉王储经常委托他打造新的徽章。例如，1794年，罗斯柴尔德被授意“以尽可能好的价格”向黑森战时财政部出售一批银币。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9）不过，18世纪90年代迈耶?阿姆谢尔财富的增长速度使他的生意与之前相比，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在18世纪90年代初，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不再仅仅是一个富有的古董商人。到1797年的时候，他已是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他生意中的核心部分已经毫无疑问地转为银行业。他实现突破的证据也是非常清晰的。1795年，官方记录的迈耶?阿姆谢尔的财产税已经比以前翻了一番，达到了4000古尔登；一年后，他就跨入了纳税大户的行列，缴税额达到了15万古尔登；在同一年，他以超过6万古尔登的应纳税财产成为犹太街第十大富豪。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迈耶?阿姆谢尔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1800年犹太街11大富豪家族的一员。差不多在同一时段，他在犹太街外租了一座有4个房间的仓库。他还从宾根雇用了一个能干的簿记师，这个名叫泽利希曼?盖森海姆的簿记师懂多种语言。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增长的其他证据就是迈耶?阿姆谢尔送给孩子们的丰厚结婚礼物。1795年，大女儿嫁给贝内迪克特?摩西?沃尔姆时，她收到了5000古尔登的嫁妆，而且在父母过世后，她还能得到1万古尔登的遗产。1796年，大儿子娶埃娃?哈瑙时，他得到的是家族生意的一份股权，价值3万古尔登。这样一份股权意味着什么，你可以从最近开放的莫斯科博物馆档案文件中找到线索：那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一张资产负债表，它制于200多年前的1797年夏天。这张表上，当时罗斯柴尔德公司的总资产是471221帝国元或843485古尔登，总负债是734981古尔登，盈余为108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用迈耶?阿姆谢尔自己的话说：“我的资金实现了平衡，感谢上帝。”这份重要的文件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推敲的细节，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迈耶?阿姆谢尔此时已远不是一个此前人们认为的国际商业银行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并不包括迈耶?阿姆谢尔的个人财产，家族所拥有的房产并没有出现在表里：他所说的“我的资产”是指公司的资产。表里所列的大部分资产要么是各种类型的国家债券，要么是个人贷款和各种公司的欠款。另一方面，迈耶?阿姆谢尔的“债主”同样多种多样，从各种机构到私人都有。事业早期的阶段，迈耶?阿姆谢尔的商业信用网络从地理层面上讲已经比较广阔了。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不仅与紧挨着法兰克福的公司（如卡塞尔和哈瑙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还与更为遥远的德国其他城市的公司做生意，从汉堡、不来梅到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同时还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此外，除了那些被认为必定会出现在借贷名单上的人物（如迈耶?阿姆谢尔的女婿沃尔姆以及后来的另一个女婿西歇尔），名单中还包括了一些杰出的异教徒公司，如贝特曼、德纳夫维尔以及布伦塔诺（这家公司欠迈耶?阿姆谢尔很多钱）。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施塔德尔也在罗斯柴尔德那里存了17600古尔登。最后，资产负债表提供了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政府的新型关系，后者欠他24093古尔登。而且，两名黑森官员——路易斯?哈尼尔以及卡尔?布德鲁斯——作为债务人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自然也包含着重要的意义。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0）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说，这都标志着经济地位的飞速上升。实际上，迈耶?阿姆谢尔的成功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巨大，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自己的能力范围。1797年，他赫然发现，手下一个资历颇浅的员工——一个叫希尔舍?利布曼的青年——在他的鼻子底下，挪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犯罪调查随后进行，部分相关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也让我们能够较好地透视当时迈耶?阿姆谢尔的急速扩张带来的混乱状况。根据迈耶?阿姆谢尔的记录，利布曼在公司里待了大约3年时间，从他办公室偷走了1500～2000金卡罗林（约合3万古尔登）。偷窃得以进行是由于3个原因。第一，迈耶?阿姆谢尔允许利布曼用自己的账户来买卖货物，以补贴他可怜的薪水——除去合租的房屋租金后，每个月只能余下15古尔登。实际上，因为他租房子，罗斯柴尔德还借了一小笔钱给他。因此，利布曼看似在补贴自己的工资，实际却在挪用公款，没人觉得诧异。第二，公司没有储藏贵重钱物的保险柜，甚至毫无安全可言：主要办公室的橱柜在工作时间内经常敞开，员工与客户随意进出，因此没人注意到硬币、支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办公室里一一消失。第三，迈耶?阿姆谢尔簿记体系极为粗糙：当他对利布曼提起诉讼时，他竟然拿不出文件来证明究竟损失了多少钱。利布曼偷窃行为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公司的钱正被窃走。一个当地的交易商出现在办公室里，声称利布曼希望从他手里买些种子，这才使迈耶?阿姆谢尔起了疑心。在施加少许压力之后，这个交易商承认此举只是利布曼用来掩人耳目而编造的一个托词；实际上，交易商是前来购买一张价值1220古尔登的奥地利支票，利布曼此前答应卖给他。迈耶?阿姆谢尔这时才明白利布曼购买金表和手制衬衣的钱来自何处。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怀疑：利布曼不仅自己大肆挥霍偷来的钱，还将其中一部分寄给了住在博肯海姆的父母，此前，他父母穷得叮当响，但突然间，他们却能够承担女儿价值500古尔登的嫁妆。利布曼被捕时，在他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8枚泰勒银币以及一张帝国财政部支票，此外还有一些银质汤匙、一个金质盐瓶、一个金杯以及7个徽章；这些物品的发现也让他自称无辜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进一步的犯罪证据则是利布曼不谙世故的父亲提供的，他返还了儿子给他的1000古尔登，并称如果罗斯柴尔德撤销控诉，将再支付500古尔登。最终，在遭遇了冗长的问讯后，利布曼坦白了一切。利布曼对盗窃案的陈述前后矛盾，他一会说自己是分多次，每次拿走小额钱财；一会说他是趁迈耶?阿姆谢尔的二儿子萨洛蒙与一些客户商谈事情时，从办公室里的橱柜里偷走了两袋硬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行窃，都可以证明最晚在1797年，生意带来的巨额现金已经超出了罗斯柴尔德自我管理的范围：就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成袋的钱放在办公室里，一些在橱柜里，一些干脆就放在地上。他经常把大笔的现金放在家里，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太过红火”。而随后的10年间，罗斯柴尔德的生意比之前更为火暴。双重革命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在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自传注释》一书中，有些让人反感地颂扬了迈耶?阿姆谢尔的商业才能。“不过，”他也坦白地补充道，“最杰出的个人有时也许需要独一无二的环境以及世界级的事件来获得成功。”这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1）1789年，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之后的划时代事件逐渐影响到德国犹太人，如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及其家庭的生活。但是当法国革命最终到达法兰克福时，它的影响变得十分复杂——实际上，影响是爆炸性的。法国革命的影响最早在1792年10月得以显现，当时法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法兰克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弗兰西斯二世在这之前10周刚刚加冕。当然，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象征性政权变化的重要性。法兰克福之前一直被法国军队占领着（在七年战争期间），再次遭到法国入侵时，犹太社区与城里的其他居民相比，似乎并没有显露出欢愉的色彩。实际上，除了法国国民议会1791年通过的解放法国犹太人法令可能带来的益处外，法国人入侵带来的实际效果都是负面的。1796年6月，随着奥地利军队在洛迪的溃败，法兰克福遭到了法国军队狂轰滥炸，犹太街近半房屋毁于大火之中。另一方面，剧烈的战争冲突也有它有益的一面。犹太街遭到破坏，迫使法兰克福议会放松了对犹太人的居住限制，同意2000个左右无家可归的人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地方（尽管只给了6个月的时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管制的放松，使得迈耶?阿姆谢尔能够在斯克诺尔街租用货仓。后来的法国入侵给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或许比较短暂），法国占领的莱茵兰地区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其中一个受益者便是迈耶?阿姆谢尔的会计师盖森海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战争给迈耶?阿姆谢尔提供了新的赚钱良机，他和两个合伙人沃尔夫?勒贝?肖特及贝尔?内姆?林德斯科普夫获得了一份合约，当奥地利军队在莱茵—缅因地区开展行动时，迈耶?阿姆谢尔的公司为军队提供粮食和现金。法国革命并不是改变阿姆谢尔生活以及生意的唯一革命。18世纪80年代处于早期阶段的英国工业革命，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尽管到18世纪90年代末，迈耶?阿姆谢尔已经开始构筑他的银行生意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与之前的钱币生意告别；也不意味着不涉足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业务。在18世纪晚期，没有任何行业能比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纺织业更能赚钱。尤其是在英国兰开夏，棉花抽纱、纺织以及染色工艺的急速机械化标志着经济生活即将发生空前、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尽管这种工业化是区域性的，而且局限在某一个产业内——由于太过局限，现代经济史学家推算当时的国家收入时并没有将它考虑在内——但是，它的影响甚至到达了非洲，那里是棉花种植园奴隶的发源地；它的影响也到达了北美，棉花的生长地；同时也影响到了印度，本地的棉纺织业很快就将面临兰开夏以及拉纳克郡棉纺厂致命的竞争。这些工厂也对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德国对价廉物美的英国纺织品——围巾、手帕、方格花布、薄纱、平纹细布、间棉、凸花条纹布、棉绒、萨蓝波小彩格布以及薄棉布趋之若鹜。迈耶?阿姆谢尔只是嗅到这个独一无二、利润巨丰商机的德国商人之一。19世纪来临之际，仅在法兰克福，就有大约15家犹太公司从事进口英国纺织品生意，其中一些公司差不多于这个时期在英国设立了永久代理机构。1799～1803年期间，至少有8个德国商人出于这个目的在曼彻斯特定居。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2）因此，我们也必须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派遣内森前往英国的决定，迈耶?阿姆谢尔的第三个儿子在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抵达了英国。他从法兰克福出发的日期以及前往英国的目的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尽管有关内森抵达英国的时间分别有1797年、1798年和1800年三种说法，但大部分人认为是1798年。不过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点。我们从上述讨论的资产负债表中得知，迈耶?阿姆谢尔至少从1797年开始便与英国伦敦的公司有生意来往，但是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到1800年2月，他才开始扩展在英国的生意：他当月给英国银行家哈曼写去了第一封信，提出请求，希望通过哈曼进行结算方面的合作。内森在英国出现的第一份文档证据也来自1800年。沃尔夫引用了内森写于1800年5月29日的一封信，在其中，内森请求一个熟人为他以及他的业务经理“在一个体面的出租屋里预订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我们还发现了迈耶?阿姆谢尔写给哈曼的信，在这封写于1800年6月15日的信中，他提到，内森“很快就会到你那里”；此外还有一封内森从伦敦（康希尔37号）寄出的信，日期为1800年8月15日。通过这些，威廉得出结论称，内森实际上是在1800年到达英国的，在伦敦度过了夏天，然后去了曼彻斯特。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因为内森写给哈曼的第一封信是从曼彻斯特寄出，我们还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发现，内森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是在前一年，即1799年首先抵达曼彻斯特的。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何内森没有在1799年之前到达曼彻斯特，因为他和父亲直到1800年才在英国开展大规模的业务。这就有了另一个可能性——尽管只是可能——即内森在1798年横渡海峡抵达英国，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之后才去英国北部。内森为何要去英国？由于缺乏最有力的证据，大多数历史学家采用了内森自己提供的解释——1834年他和下议院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联系时提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离开的原因的：那里（法兰克福）没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所有人居住。我买卖英国货物，一个大交易商就来自英国，他控制了大片的市场：他确实是个影响力巨大的人，只要他卖给我们货物，就相当于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但不知怎么，我冒犯了他，然后他拒绝给我看他的货样。在一个星期二，我对父亲说：“我要去英国。”我除了德语，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但星期四的时候，我踏上了去英国的旅程……我们没理由怀疑这个版本的解释完全是虚构的。内森是一个事业心极强、极具竞争意识的人，在他的生意中受到冒犯或冒犯别人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难想象他处理供货商不合作这件事是多么的急切。但是，在许多方面，他这个解释有一定的误导性。他可能是想将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浪漫化；可能是迁就某位休戚相关人士的利益（后者更契合内森的性格）。无论如何，他父亲不太可能将一笔巨款——内森跟巴克斯顿提到的2万英镑，相当于1797年资产负债表净利润的两倍——仅仅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冲动就轻易托付给他。不论内森带了多少“启动”资金，认为他只不过是执行父亲指令的想法都是站不住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3）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内森充当法兰克福代理人的身份必须很快被隐瞒，这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断定，内森一抵达英国即独立于父亲和几个兄弟之外，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业务网络。但是老迈耶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留下的业绩证据却道出了不同的事实：一开始，内森接收从法兰克福发来的指令——实际上，他的哥哥萨洛蒙在1801年受委派前往英国协助他——他也是逐渐地才以自己的账户开展交易。内森早期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寄出的一些信件都签着“致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父子之间的通信很明显比较频繁（尽管仅有极少数保存了下来），而且内森也经常以父亲的名义给萨洛蒙位于伦敦的公司写信，即萨洛蒙与哈曼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负责法兰克福公司在英国伦敦的保险以及银行业务。这个时期的通信通常以这样的词句开头，“父亲希望我写信给你”或“根据我刚刚从父亲那里接到的指示”。有一次，一家公司让内森感到失望，结果被他警告说，如果他再遇到“类似的投诉……我肯定父亲会命令我找另一个能胜任业务的人”。另一次，他告知萨洛蒙：“今天早上我收到家里的来信，信中说父亲对你的打包工作非常不满，还要求我在你重视装运之前不得再往伦敦发送任何货物。”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森运往欧洲大陆的布料货柜上都印着“MAR”几个字母，即“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首字母的组合；印着这3个字母的货柜数量也日益增加。内森还向父亲隐瞒了自己在1802年夏季感染小病的情况，他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不能承担——或其他什么原因——处理公司业务的职责。在他痊愈后不久，在写给一个执拗的法国客户的信中，他给后人留下了对他父亲性格最坦诚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你认为我父亲会在利润没有保证的前提下，承担风险卖出货物？你大错特错了，我父亲的烟囱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绝不会冒烟。”10天后，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训斥他没有“定期”记账。内森在文档工作方面的粗枝大叶很明显是诸多传说的素材库。3年后，还是在同一个话题上，迈耶?阿姆谢尔再次对内森提出了严重警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对父子谁在掌权。这封罕见的信件——迈耶?阿姆谢尔留存的极少数信件中的一封——值得我们引述足够长的内容来领略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家族通信情况：首先，我们所有的联络人都在抱怨你，亲爱的内森，他们说你在发送委托时毫无章法可言。有时你写信说你已经发送了写着某个编号的货柜，但它到达时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编号。你今天发出一个货柜，6个月后才将此事告知艾斯瑞尔?赖斯，赖斯的一个办事员跟我说，你做事真的太混乱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发出货柜时不写下它们所有的编号，如果直到接到对方收到货物的感谢后才写下它们的编号，如果你不注意，如果你在没接到联络人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不去追问货柜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你仍旧如此没有章法或不找一个人或朋友跟着你，那么你就会被欺骗。这有什么好处呢？不论被谁逮到这个机会，他们都会成为百万富翁。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已经告诫过你有关开支过高和缺乏章法的问题，亲爱的内森，我不喜欢看到这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4）这种喋喋不休、循循善诱的写信方式使得信件内容在今天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种风格被迈耶?阿姆谢尔较为年长的两个儿子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所继承，当然这样的信给内森的感觉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他父亲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培育儿子的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透视当时做生意的方法：我见过赫克舍以及商人巴莱赫发送、回收货物时所采用的有条理的方法。他们设有专门的办事员来办理一切事务。他们说，没有好的条理，一个百万富翁生意做得越多越容易破产，因为整个世界是不诚实的，或不怎么诚实的。当人们看到你发送货物时缺乏条理，他们跟你做生意就可能欺骗你……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欺骗你，就会与你争吵，而且越发现你做事缺乏章法就越会与你争吵。总而言之，他们会为了利用你缺乏条理性的缺点与你做生意。在法兰克福，有一个叫埃卢泽?埃尔费尔特的人赚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全世界都从他身上捞钱，因为他做事毫无章法，最后他的结局非常悲惨。亲爱的内森，不要生你父亲的气。在处理文档方面，你并无长处。找一个办事员来管理货物的发送事宜，听从我的建议，在发送货物方面，自己要做到条理清晰，否则我不会给你太多的生意机会。如果你缺乏章法，卖的货物越多，收益越差。我亲爱的儿子，不要出现像我写的这种情况……你必须小心谨慎，阿姆谢尔说，他给你汇款时你没有做好相应的记录。这是不对的……你需要准确地记录你发给我们以及我们发给你的每一样东西，这是非常必要的；你必须合理有序地记账。如果你因为糟糕的记账而导致我们所有账户混乱不堪，写信回家，我们或许能给你提供一个计划……如果你做事有章有法，各种记录条理清晰，借出钱款时小心谨慎，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这封来自父亲的信件还没结束。迈耶?阿姆谢尔继续呵斥内森，因为他未能计算出他的净利润；与林德斯科普夫做宝石生意（“但你不是一个珠宝商”）以及未能处理好坏账：我亲爱的儿子，你必须保持平和心态，当一个热爱所有孩子的父亲询问你实际财务状况的时候，你不能发怒，因为如果你有许多坏账，就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必须把它们当做良好资产一样记录下来，这可以让你看起来很富有……我亲爱的儿子，你工作很努力。努力做个好孩子，除此之外我没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想鼓励你变得更有条理性……你真的很聪明，但是没有弄懂条理的重要性，我所认识的那些做事有章法的商人最后都变得非常富有，而那些做事混乱的人最后都破产了。因此，我亲爱的儿子，当我写信给你，跟你说我的观点时，你不要有抵触情绪。这封信透露出的一个比较确凿的信息就是，在迈耶?阿姆谢尔的眼里，内森仍旧是由家长掌管的家族企业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内森能够改进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有望“和兄弟们一样得到生意的一部分”，只要他们的姐姐全部出嫁后，这就能实现。不过在这之前，迈耶?阿姆谢尔仍旧是发号施令的人。内森离开法兰克福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逃避犹太社区的宗教限制。当时的一个真实情况是，19世纪初期，犹太人在英国确实比在德国享有更多自由——尽管犹太人也是在1656年才再次被英国人所接纳，在这之前是长达3个半世纪的排斥。这个时期，英国在经济方面对犹太人的限制非常少，尽管他们（通常与天主教徒、非国教教徒以及无信仰人士一起）仍然不得进入议会、地方政府以及大学，而且由于英法战事日趋紧张，新移民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监管（在英国出生的犹太人自动获得英国国籍）。在伦敦，自信、富有的犹太社区在18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包括西班牙系犹太人家族，如莫卡塔家族以及东欧系犹太人家族，如商人莱维?巴伦特?科恩，他父亲是阿姆斯特丹一个非常成功的亚麻布交易商。18世纪90年代晚期，本杰明以及亚伯拉罕?戈德斯米德已经开始充当动态金融角色，这也是内森后来取得成功的领域；戈德斯米德的角色也向巴林兄弟以及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联络人霍普有限公司提出了挑战——从而导致了某种敌对情绪的产生，这种在法兰克福已经看到过的敌对情绪表面上是宗教层面上的，但实际上经济因素是主因。我们知道内森是通过他父亲的商业网络，并在萨洛蒙的协助下进入这个岛国的。但是，很明显他在伦敦只待了几个月，就北上了，曼彻斯特的社会环境比起伦敦要差很多。当地小型而且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犹太人社区绝大部分是由贫穷的店主组成——即那些买卖旧衣服、便宜珠宝、雨伞以及药品的小商人。尽管内森在曼彻斯特受到的歧视比起法兰克福要少了很多，但是依然很难认为曼彻斯特对他的吸引力除了生意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5）内森在同时代人看不起的“服装业”里有多成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非常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灵敏的商业嗅觉：……离英国越近，货物越便宜。我一抵达曼彻斯特，就用上了所有的钱，东西太便宜了，我获利颇丰。我很快发现其中有3个盈利点——（布料）原材料、染色以及制造。我对生产商说：“我给你提供原材料和染料，你给我提供制成品。”3方面的盈利我全得到了，而不仅仅是买卖制成品这一个盈利点，我也能够以比其他任何人都便宜的价格卖货物。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2万英镑就变成了6万。我的成功全部归功于一句箴言。我曾说过：我能够做其他人能做的事，因此我是带样品来的那个人的有力竞争者，也是其他所有人的竞争者。另一个优势是，我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我能够立刻给出一个优惠价。这是个颇为不错的内森生意模式小结，但是它再一次将事实大规模地简化了。内森带着父亲订购英国纺织品的指令抵达兰开夏，到达那里之后，仍通过邮件接收父亲的指令。断定市场在确定布料质量和价格方面可行时，内森随后把订单下发给制造商——不仅包括曼彻斯特附近的生产商，还包括远至诺丁汉、利兹、斯托克波特，甚至远至格拉斯哥的生产商。布料随之生产出来（通常由下一级分包商在作坊里织造），然后由曼彻斯特或附近的染色、印花厂加工为“成品”。为了降低自己所买货物的价格，内森尽可能地以现金购买货物，这意味着需要向伦敦的银行家借得为期3个月的贷款。他在1802年12月曾经描述过这一点：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离曼彻斯特20英里左右的纺织工会带着他们的货物聚集到这里，有些人带来了20或30匹布料，另外一些人要多些，还有一些人要少些；他们将布料卖给商人，货款则在2个月、3个月或6个月后收取。但是通常会有一些人希望拿到现金，他们愿意为此损失一些利润，以现金购买货物的人通常能得到15%～20%的优惠。实际上，内森无须向大制造商支付现款，货款只有在货物到达欧洲大陆后才会支付。另一方面，从法兰克福那里得到货款，通常需要等两个月的时间。很显然，这种生意的利润一般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获取。但是，在那个纺织业利润可以高达20%的年代，内森的开价算是比较合理的了：在他的仓库用现金交易的货物按成本价优惠5%，运往欧洲的货物则优惠9%。这是吸引顾客、提升市场占有率的精明策略：在一封写给潜在买家的信中，内森一直强调自己的开价比他的竞争对手都要低。正如他在1802年9月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的：“在曼彻斯特，没有一家商行买货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也没有一家把如此多的困难变成自己的优势。”“你不可能在曼彻斯特找到像我一样赚如此微薄的利润的商人了。”他对一个新客户保证道，“我很乐意非常坦白地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只要你跟我做过一单生意，你可能就会相信，我发送给你的货物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给你的货物都要便宜。”此外，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时，便开始向他父亲公司之外的公司出口货物，内森不仅以低价打开销路，而且还提供合理的定期贷款，他对老买家说，他看待对方的钱时，觉得“在你手里与在我的口袋里一样安全”。他在欧洲大陆的客户通常希望以3个月后到期的票据来支付货款——实际上，是在内森装运货物（并付款）后的5个月。内森能够支付的现款或“即时票据”越多，他能够支付给供货商的钱就越少；他给客户提供的贷款越多，被吸引来的客户就越多。这似乎一直是他最基本的原则。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6）这种体系的实际运用，正如这个时期信件所显示的那样颇伤脑筋。刚开始，内森必须亲自到各地奔走，建立供应商与客户网络。早在1800年11月，他从曼彻斯特出发前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似乎发现了更好的布料或更好的价格。随后他分别又在1801年和1805年去了那里。经常性的伦敦之行（如他在1800年或1801年夏天的那次旅行一样）对于维系与当地银行家的关系也是必需的，他必须依赖他们的透支技术。尽管一些买家在曼彻斯特派驻了代理人，内森还是更喜欢与欧洲大陆的公司直接交易，他组织了至少两次跨越英吉利海峡寻找新业务的“探险”活动。1802年春天，他出现在法国和荷兰，与巴黎、南锡、里昂、列日、梅斯、布鲁塞尔、马斯特里赫特、安特卫普以及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公司建立了联系。在回英国前，他也去了德国和瑞士，确认了汉堡、纽伦堡、海德堡、科隆、慕尼黑、梅明根、萨尔茨堡、莱比锡、柯尼希斯贝格尔以及巴塞尔等地公司的订单。他的1803年的客户名单中甚至包括了一个远在莫斯科的公司。他在这些旅途中携带的一本目录——每页都粘满了小块布料——后来保存了下来，这本样品目录显示英国制造商当时能够制造的布料图案和质地种类是如此繁多。他不在英国的这些时间，反过来也意味着大量工作都托付给了他的手下完成，主要由约瑟夫?巴克完成，巴克是内森抵达曼彻斯特后不久便聘请的一位英国簿记师。不过，再多的旅行也不能保证供货商能够准时地发送货物，或者说发送符合订单要求的货物。因此，内森的大部分联络人当时所做的工作便是确保制造商按照订单供货。与此同时，内森的努力也不能保证客户总是满意他们收到的货物，花在争执当初下单时的价格与质量上的时间差不多与供货商协调的时间一样多。他曾经跟盖森海姆诉苦说：“我发出货物后，两个月后才能得到一张在3个月后兑现的票据……我或许在五六个月后才能拿到我的钱……得到订单很容易，但是得到货款却并不那么容易。”内森也经常因为利息问题以及高额的保险费与伦敦的银行家发生争执。这三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内森经营的多样化。大约在1801年，对供应商的不满促使内森决定自己生产布料——因此他从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购买了一台纺织机。然后又在1805年，他与另一个来自法兰克福的移民合伙，这个人名为内姆?贝尔?林德斯科普夫（迈耶?阿姆谢尔商业伙伴贝尔?内姆的儿子）；内森让林德斯科普夫负责卖货事宜。林德斯科普夫很快将内森的生意进一步多样化，他不仅以内森的名义订购布料，而且还订购靛青，后来还买卖珍珠、玳瑁以及象牙（即所谓的殖民地货物，这些都是从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进口到英国的货物）。最终，内森开始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生意带来的各种信用交易。他经常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地跑，以选择更好的贷款以及贴现率好的票据，他与众多伦敦银行家有生意上的往来，包括莱昂?德?西蒙，戈德斯米德和德?伊莱亚森以及丹尼尔?莫卡塔，同时与欧洲大陆的银行家也有来往，最著名的包括帕里什公司和施罗德兄弟。与他的父亲一样，他逐渐地从一个商人转变成一个商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7）在那个什么都没有定型的年代里，狂热、喧嚣的气氛全部被内森捕捉到了自己的信件里。市场中充斥着无数小企业，价格和利率波动激烈，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措施，要在这样的市场中生存并发展，必须具备极高的热情以及冷静的计算力。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两方面全都具备，他也做好了准备，最初的时候，他出于讨好，还曾给萨洛蒙公司寄了一桶红酒，希望获得更好的保险价格。但是很快，傲慢甚至恐吓的口吻变成了他的主调，这些对他来说似乎是最自然的。早在1800年12月，他信心满满地给苏格兰一个制造商（内森在他那里下了订单）写信说：“如果你使出浑身解数取悦我，很快你就会放心，我会尽我所能定期给你提供订单。”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强调了这条信息：“我每天都有望接到来自欧洲大陆的订单。我肯定会给你优先权，但是希望在我交给你其他订单前，你应该先完成之前给你的订单。你要求再延长3周时间完成订单，但是你为我提供服务的速度越快，花费的成本越低，我给你的订单就会越多。”当对方未做任何反应时，内森变得愤怒不已：“我十分吃惊，在这之前我没接到你的任何信息。我在格拉斯哥的时候，你虔诚地向我许诺立刻处理我的订单，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却没收到你的只言片语。如果你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完订单，你就能够确保得到大订单；如果你不能在承诺的时间里完成订单，那么给你订单也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苏格兰的公司因为延误发送内森订购的货物，而遭到了他更为尖刻的指责：我认为你们是把货物当做了筹码，等到我汇给你们大笔钱之后才会放手。这是一种非常不敬的行为……我想你们认为我再不会去格拉斯哥或者佩斯利，但是我很荣幸地告诉你，我会在两个月之内再次去那里，而且我相信以我支付货款的方式，我能够得到大量的货物。一年之后，他又毫不犹豫地指责一名笨拙的法国买家为“骗子”。有时，内森觉得自己与竞争对手简直是在打仗。他曾经“极度震惊地得知，我的敌人在法兰克福疯狂散播许多最为丑陋和莫须有的报告”。他曾告诉他父亲：“这个国家有许多人非常乐意通过破坏我的信用和个人形象来保持自己的信用和形象——但是感谢上帝，我的根基如此牢固，他们无法通过邪恶无力的伎俩实现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他的竞争对手确实试图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也难以避免地得出结论，有时他是放纵了自己好斗的脾气。“你是一个大混蛋。”汉堡银行家贝伦斯在一次小口角中告诉他。我……忍不住表达自己对（你信件中的）语调和内容感到的惊愕；非常明显，你希望让我相信你认为自己与凯图一样高尚，与雷古鲁斯一样执拗于自己的词句；但是，无论你这些方面的愿望是否打动过我，我仍然有一个问题一直放在心里，不过我没有闲暇或兴趣去调查……你经常是疯狂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因为你的钱而让我感到恐惧？我的钱并不比你少，而我甚至没有住在英国。他的合伙人林德斯科普夫在他们合作的初期，有一次无意批评了内森。林德斯科普夫在这之后的一封信里透露，内森对他的言论感到不满：“我所说的话、我的思想对你都是开诚布公的，因为我以我们真正的友谊为出发点。如果任何无心的言论看起来带来了一时的不快，如果并非有心之失，那么在我看来，任何事都能被淡忘；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样的想法，并想着是自己现在正在给我的老朋友林德斯科普夫写信。”当一个英国商人指责内森只跟“欺诈企业”做生意时，他暴跳如雷：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8）我可以向你保证，先生，我与之有交易的企业的社会地位以及实力都不比你差；伦敦、汉堡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最富有、最伟大的企业不是骗子，而他们就是我的生意伙伴……我可以向任何人证明，我从没有过任何一笔坏账，或在任何一位朋友破产时不再还他们的钱；如果我与骗子做生意，这些情形应该不会出现……没有人比我更厌恶和憎恨欺诈。确实，在19世纪初期纺织业动荡的世界里，维持自己作为诚实商人的名声极其重要，因为在别人眼里这是此人商誉的根基所在。所以，另一个联络人表现出的同情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难以忍受内森极端好斗的性格：最大的不幸在于，你一听到别人的回答，你旺盛的想象力就会让你觉得，如果有人认为除了无休止地追逐各种虚假占有之外，还有更好的事可以做，那么这个人一定厌恶跟随你在误解或错误言论的迷宫中前行；为了应付这些言论，你极度活跃的思想一直让你疲于奔命，而无暇顾及自己以及别人的不满。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好斗的年轻人在生意上有多成功。许多证据表明，内森实际上做得非常好。到1804年的时候，即他获得入籍证书的那年，他已在唐宁街的阿德维克拥有了一栋房子，房子所在地是城镇中繁华的区域，而且他在布朗街还拥有一个仓库。4年后，他在莫斯利街25号拥有了一个“巨大宽敞”的仓库，紧挨着仓库的是他“宽敞、现代且精心构筑”的住宅，莫斯利街当时也是曼彻斯特“最繁华的一条街”。鉴于内森在1800～1811年（这年他关闭了位于曼彻斯特的分部）之间的生意额，此类数字比较容易得到，他11年间的生意额加深了人们对他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的印象（见图12）。实际上，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他仅以最保守的方式，以5％的比例赚取利润，那么11年间，他的80万英镑的销售额利润可想而知；后来巴克斯顿说的经营纺织品生意赚了4万英镑的事，看起来并无虚假。另一方面，他做生意的经历远没有他后来描述的那么顺利。正如图12显示的那样，从1804年初到1805年秋天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近两年的业绩低潮期。这种情形后来再次出现，尽管1808年以及1809年他的成交量飞速增长，但在1810年，这一过程却未能继续。图12内森?罗斯柴尔德纺织品出口销售额，1801～1811年（英镑）资料来源：发票册，第一卷/221/第19~26页。这种忽涨忽落的情形不应该让我们觉得惊讶。内森所经营的业务完全是季节性的，业绩随着不同的时机循环起落；而且，内森还得应付断断续续的战争造成的影响，以及拿破仑时期英国与欧洲大陆贸易的各种限制。即使在1803年英法战争再次爆发前，他还一直收到警告称，跨海峡贸易可能被禁止。生意环境在1805年就已经开始恶化，因此正式的贸易封锁——柏林有一项法令禁止英国人从法国控制的区域进口货物（1806年11月）——只是给一场灾难性的生意锐减盖上了封印。早在1805年11月，一个联络人就哀叹道：“现在对欧洲大陆来说，是最为关键，也最为悲惨的时刻……任何种类的贸易都没有了，市场被各种货物挤得严严实实，没有一张订单进来。”至少3家与内森有生意来往的公司，包括汉堡的M?M?戴维公司，在1806年最初几个月里到在那年6月贸易禁令出台前就已相继倒闭。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一章家族生意（19）在这之后，诸如内森的各公司的选择只能在休业与突破贸易禁令之间摇摆，后者则包含了无尽的风险。1806年5月，英国海军在赫尔没收了5艘船，并扣押了价值2万英镑的违禁品，这些物品是3个曼彻斯特犹太商人订购的。另外一个犹太人也在斯托克波特被捕，而他只是前往英国与内森结清账目。与此同时，法国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逮捕了内森在汉堡的新代理人帕里什，他被迫以蒙受巨大损失的价格甩卖了自己的货物，以避免被没收充公。残存的信件副本集显示，这个时期对于内森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段日子，他收到的支票也越来越让林德斯科普夫难以给予折扣优惠。早在1806年4月，帕里什就向迈耶?阿姆谢尔抱怨，内森已经从他的银行里超信用额度支取了2000英镑。而到同年8月底，他似乎已经欠了林德斯科普夫28万英镑，这些钱他需要支付42％的年息。随着拿破仑与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形势有了转变，1807年7月，内森从哥哥阿姆谢尔那里听到了相关消息，但是跨越海峡的贸易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在这种形势下，内森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非法从事他的出口业务——换句话说，他变成了一个走私犯。1807年10月，他利用一艘在美国注册的货船以及伪造的德国文件，经过阿姆斯特丹向瑞典运送了一宗订单所需的咖啡。运送违禁品其他受欢迎的路线是经德国赫尔葛兰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当然，这类海运都不受法律保护，因此风险自然非常高。但是，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到1808年的时候，由于超群的“管理、判断、远见和关系网”，内森已经赢得了“总能把货物运到欧洲大陆的能人”的名声，尽管“没有人提及货物是如何运送的”。但是，他的生意在1808年以及1809年所得到的恢复也是非常短暂的。1809年9月，运往里加的一大批货物被扣押，只能通过“贿赂——实际上是一笔沉重的税收”来换回。另一艘货船在柯尼斯堡也遇到了相同的命运。最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810年10月，地点是法兰克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天到来时，当年8月5日通过的特里阿农法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进口的限制，允许进口所谓的“殖民地物品”。但是，大多数法兰克福公司继续着走私行为，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按照新法规征收的沉重的进口税，部分原因是可以继续买卖英国货。比如，迈耶?阿姆谢尔仅在1810年7月就收到了不少于7船的英国货物，总价超过了45万英镑。10月14日，枫丹白露诏令公布，下令没收所有走私进入法国控制地区的英国以及殖民地货物。当时法国两支步兵部队占领着法兰克福，根据一个名叫蒂亚尔的间谍的密报，法兰克福234家公司遭到了突然搜捕。迈耶?阿姆谢尔被发现手头拥有价值6万古尔登的违禁品，其中一半是靛青，可能是内森运来的。于是，迈耶?阿姆谢尔不仅要补缴特里阿农法令要求征收的赋税（迈耶?阿姆谢尔花费近2万法郎），而且所有被扣押的货物——总价在10万古尔登左右——全部被公开烧毁。正如一个观察家报告的那样：“形势的混乱程度已经超出了语言所能描述的范围。”尽管迈耶?阿姆谢尔相对容易地从这一事件中脱身——贝特曼家族支付的罚款超过36万法郎——但是，这场危机仍旧是个分水岭。在这之后，这类商品贸易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对内森而言，这种转变在1806年10月就已经开始，当时他娶了汉娜为妻，她父亲是伦敦一个成功商人莱维?巴伦特?科恩。这桩婚姻不仅增加了内森的资金——除了妻子的嫁妆3238英镑，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也得到了厚重的一笔资金；同时也让他成为伦敦犹太社区中最杰出人物的一个合作伙伴。1807年，内森携手科恩完成了大部分走私业务，与他之前的合作伙伴林德斯科普夫一样，科恩也鼓励女婿拓宽向欧洲大陆出口的货物范畴，除了英国纺织品，也要出口印度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产品。但是，这仅仅是一块迈向成功的基石，此时，内森已经下定决心成为全职银行家。在曼彻斯特朋友的眼里，内森早在1808年就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尽管当时他在伦敦还不太为人所知，那年夏天他才在伦敦住了下来（圣海伦斯街12号）。尽管内森在伦敦最早的账本显示，他最迟在1810年就开始做银行业务，但是从曼彻斯特迁移业务的进程却要晚得多，直到1811年7月初，他才正式宣布：之前以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以及“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名义在曼彻斯特进行的业务，从今天开始将停止，任何与该公司有业务来往的人需将他们要求付款的指令发送到伦敦圣斯威斯兰大街纽考特2号，N?M?罗斯柴尔德会计部。内森自离开犹太街后，在前行的路上已走了很远的一段旅程，尽管离开局促的住所以及以“犹太母猪”为标志的歧视仅仅12年，但内森?罗斯柴尔德在一个再好不过的日子里获得了他在伦敦的新住址。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1）那个老人家……给我们带来了财富。——卡尔?罗斯柴尔德内森?罗斯柴尔德在工业革命早期的心脏地带取得的成功，对他父亲在法兰克福的生意来说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这方面来讲，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工业时代真正的孩子。但是，迈耶?阿姆谢尔“宫廷犹太人”角色的成功扮演被当时的人认为在其家族经济地位的崛起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即使迈耶?阿姆谢尔自己的儿子，也倾向于把父亲与威廉九世、世袭王子、伯爵以及1803年之后的黑森-卡塞尔选帝侯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家族财富的基础。因为选帝侯的财富在1826年才为公众所知，因此这方面的传说一直与许多添油加醋的描述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但是仔细推敲保存下来的记录，我们发现，选帝侯的地位已经山穷水尽——或者说，至少是被误解的。黑森-卡塞尔的威廉王子差不多与迈耶?阿姆谢尔一样大，而且两人不仅对古钱币兴趣甚浓，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金钱同样痴迷。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两个人则截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信仰背景。威廉的父亲，1760～1785年的黑森-卡塞尔伯爵之前因为自己的举动让所有新教徒亲属震惊不已——不仅他的父亲感到震惊，他的岳父、英国的乔治二世同样如此——当时还是青年的伯爵改信了天主教。后来，他被禁止照看年轻的威廉。在七年战争期间，威廉和弟弟卡尔被派往丹麦，在那里，威廉受到了另一个新教徒国王的影响，即弗雷德里克五世（同样通过婚姻与英国乔治二世建立了亲戚关系）。威廉在1763年娶了弗雷德里克五世的女儿为妻。一直到父亲去世之前，威廉一直独立地统治着哈瑙-明岑贝格的格拉夫沙夫特，它与法兰克福的西边与北边相邻。尽管宗教信仰在他生命中有着无比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不能说威廉看待戒律时带有瞧不起犹太人的思想。他至少与3名情妇生了12个孩子，包括一名黑森贵族女子卡罗琳?冯?施洛特海姆生的4个孩子以及一名瑞士女子罗莎莉?多罗特娅?里特尔生的至少7个孩子。威廉并没有试图掩盖自己偷情的“果实”，他给所有孩子适当的头衔和名字——冯?黑森施泰因、冯?黑姆罗德特和冯?海瑙。不过，他更频繁犯的“罪”则是贪婪——这一“罪行”他却较少承认。与18世纪欧洲大多数王国和公国不同的是，黑森-卡塞尔非常富有，威廉即位时可以动用的财富在3000万～4000万古尔登之间。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这些财富，而不用受任何政治上的约束，这与西欧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黑森-卡塞尔的资产与王子个人财产已经无法分开。这些资金的飞速积累主要是通过向出价最高的买主——通常是英国——提供雇佣军获得的，这种生意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达到了顶点。威廉从父亲手里接过王位之前就已经涉足此类生意，他提供了一支约为2000人的雇佣军，帮助乔治三世镇压殖民地叛乱。报酬是极其丰厚的：威廉按照每个人76古尔登（约合7英镑）收取费用，如果受伤，再额外收取25古尔登，战死则再收76古尔登。这些钱并不是以现金支付，而是以无息汇票的方式打到威廉在伦敦银行的户头中去，他当时所用的户名是冯?诺顿父子。当他希望在汇票到期前兑现时，他就将它们卖给德国的经纪人。尽管他挥霍了不少财富——比如他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威廉高地宫——事实上，尽管迈耶?阿姆谢尔在威廉统治哈瑙的时候，已经在威廉的圈子里占据了一个位置，但是伯爵在父亲1795年去世后移居到卡塞尔时，迈耶?阿姆谢尔从各方面来说，仍旧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2）我们通过一些事实了解到，他在1783年申请了一个“星期天特别通行证”离开犹太街，从后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迈耶?阿姆谢尔此时已经开始涉及英国票据生意。但是一直到1789年，他才通过比当地已有公司多给回报的方式，挤进卡塞尔的主要市场。即便在这个时候，他获得的银行信用额度也仅仅为800英镑，而当时卡塞尔著名经纪人费德尔?戴维的信用额度则为25万英镑；在随后的那年，迈耶?阿姆谢尔申请提高自己的信用额度，尽管额度升到了2000英镑，但是与他申请的1万英镑相比，仍旧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个时候，迈耶?阿姆谢尔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功利性友谊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他的儿子和孙子同样毫不逊色。当时，卡尔?弗里德里希?布德鲁斯通过给威廉与多罗特娅?里特尔的私生子当家庭教师，一步步开始了自己的仕途。1783年，他调到哈瑙政府的财政部门；1792年，在他33岁的时候，他北上到了卡塞尔，在位高权重的战争基金中供职，职位也一步步提升。布德鲁斯与罗斯柴尔德第一次心照不宣的合作出现在1794年，前者明确地推荐迈耶?阿姆谢尔应该被允许加入到已有5家公司竞标的一宗15万英镑的英国票据买卖中。很显然，他的推荐并未得到重视，但是布德鲁斯在1796年再次推荐，这次他成功了。两家异教徒合伙公司拉佩尔和哈尼尔公司以及普雷和乔迪斯公司向战争基金出售100万古尔登法兰克福债券，战争基金购买了其中的90万。布德鲁斯随后提示迈耶?阿姆谢尔应该提供剩余的10万古尔登的债券，当然价格比其他银行提供的（票面价格的98％）要更为大方（975％）。这个价格几乎难以赢利，因为法兰克福证券市场的开价都是100％，但是迈耶?阿姆谢尔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点的折扣，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立足之地。1789年，37万英镑的卖出票据被他、拉佩尔以及乔迪斯以现金购得。在随后的几年中，迈耶?阿姆谢尔也逐步、稳固地提升了自己在威廉投资生意中的份额。在1801～1806年之间，他至少参与了11笔大宗贷款交易，其中最重要的是借给丹麦、黑森-达姆施塔特、巴登以及圣约翰团体的贷款。他还代表威廉参与了房地产买卖，与此同时，他仍继续向威廉提供他心爱的徽章。围绕丹麦贷款的谈判十分有趣，因为它们给了我们透视迈耶?阿姆谢尔打压竞争对手方法的角度。起初，在1800年以及1801年，他对于能够获得拉佩尔和哈尼尔公司以及贝特曼等公司组织的贷款项目的一个份额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他就被他们看做是对等的合作伙伴。最后，大约从1804年起，他已经能够独占丹麦业务，这部分要归功于他给威廉提供的“小费”以及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的折扣，部分归功于他与汉堡银行家J?D?拉瓦茨的良好关系，后者扮演着卡塞尔与哥本哈根的中间人角色。在这段时间里，迈耶?阿姆谢尔出售的威廉的丹麦债券总价值至少为450万古尔登（约合45万英镑）；他向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贷出了总额达130万古尔登的贷款，其中差不多一半的钱是威廉的；还向巴登贷了一笔高达140万古尔登的贷款。这些都是一些让人吃惊的数字，自然地，迈耶?阿姆谢尔的成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嫉妒和怨恨。1806年，拉佩尔和哈尼尔愤恨地（但也是徒劳地）抱怨“犹太商业对手”对他们的声誉造成的伤害，这些犹太人认为“罗斯柴尔德的名字”在黑森-卡塞尔享有的信用甚至超过了丹麦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3）这些想法不仅仅局限于异教徒公司中。1802年，卡塞尔犹太社区对迈耶?阿姆谢尔也发出了抱怨，因为他虽然住在城里（上述的大多数生意均在这里完成），但却没有“受保护犹太人”的身份，也没有尽纳税的义务。被迫支付180古尔登买断相关义务之后，迈耶?阿姆谢尔决定确保长子阿姆谢尔的受保护身份。在他的申请中，迈耶?阿姆谢尔极为伪善地说，在卡塞尔出现一个罗斯柴尔德“不会给当地的商人带来任何冲击，那些从事票据买卖的人甚至还会从中赢利，因为这类交易通常都是在一种激烈的竞争中获利”。由于当地犹太社区的反对以及迈耶?阿姆谢尔本人的犹豫——他在考虑当地居住权给自己还是给儿子——这件事直到1806年6月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尽管迈耶?阿姆谢尔1803年就获得了资深“宫廷犹太人”的头衔，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在此时，他与威廉相比，后者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从许多方面来讲，更像是一个股票经纪人，迎合自己客户日益增长的对无记名债券，而不是个人贷款的偏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迈耶?阿姆谢尔为威廉购买债券时的手续费不超过175％或2％，因此他在这项生意中获得的利润可能不超过30万古尔登。此外，迈耶?阿姆谢尔本人至少从威廉那里借过两次钱。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威廉是迈耶?阿姆谢尔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客户，但并不能说他是唯一的客户。在那个公国遍地的时代，迈耶?阿姆谢尔的目标就是与宫廷建立尽可能多的联系——他为黑森-卡塞尔进行的贷款业务让这一目标变得相对简单。1803年，他被任命为数名权贵的“代理人”，其中包括圣约翰团体（依靠一笔收益前景不佳但仍果断贷出的贷款）、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托恩和塔克西斯王子（PrinceofThurnundTaxis，神圣罗马帝国的世袭邮政局长）以及比丁根的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莫里茨。这些任命中，声望最高的任命出现在1800年，他被奥地利皇帝任命为“帝国宫廷犹太人”，以表彰其当初提供战争物资的举动，以及为国王从黑森-卡塞尔所借贷款争取到的合理利息。他唯一的失败出现在1802年，巴伐利亚宫廷拒绝了他成为代理人的申请。当然，这些头衔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比如，在1803年，黑森-达姆施塔特海关官员就拒绝承认迈耶?阿姆谢尔作为“宫廷犹太人”的特权身份。不管怎么样，18世纪让这些头衔能够发挥作用的小公国以及相互重叠的管辖体制已经处在一个空前的、革命性的变革边缘——这一变革将改变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宫廷保护人的关系。直到1806年，他们一直依靠选帝侯及其亲属来开展自己的生意，获得能够赠与的特权。但在这之后，威廉发现，他自己逐渐开始依赖迈耶?阿姆谢尔和他的儿子们了。选帝侯的财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黑森-卡塞尔与法国的军队在18世纪90年代已经发生过一次大冲突，1796年，法军炮击法兰克福是那次冲突的顶点，犹太街也在那次冲突中遭到破坏。冲突也强化了卡塞尔与伦敦的传统联系：威廉已经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军队投到对抗法国的战场上，以换取英国的金钱。确实，他后来接受了1801年签署的《吕内维尔和平协议》，该协议将莱茵河左岸划归了法国。但是当1803年英法战争再次爆发之后，破坏条款的情况在所难免。威廉过于信赖英国，以至于他没有追随16个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诸侯国，加入在1806年夏天组成的莱茵亲法同盟。他对那些寻求他支持的各派势力定的价码也过于苛刻，最终危及了自己的地位。拿破仑为汉诺威人提供了领地。另一方面，选帝侯（威廉此时的头衔）借钱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后者在1805年加入了反法联盟。1806年秋天，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接连吃了败仗之后，威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他匆忙遣散了军队，尽管他提出了加入莱茵同盟的请求，尽管他甚至命令在边界竖起了写着“黑森选帝国：中立之国”的牌子，但都不能够消除拿破仑的怒火，在他的眼里，威廉就是“普鲁士的陆军元帅”。“我的目标，”拿破仑直截了当地宣布，“就是铲除黑森-卡塞尔王室，将它剔除出统治者的行列。”威廉别无选择，只能逃亡，最初他逃往弟弟位于荷尔斯泰因（Holstein，那时是丹麦的领土）哥托普的庄园。当年11月2日，拉格朗日将军占领了威廉在卡塞尔的住所，并担任了总督；两天后，他发布了一项公告，正式没收了威廉的所有财产，并发出警告称，任何隐藏威廉财产的人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4）根据民间的传说，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威廉向他忠实的“宫廷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求助，把自己全部的“动产财富”托付给了后者：就在罗斯柴尔德将王子的财产藏到自己小花园的一角时，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法兰克福。他自己的财产——价值4万古尔登左右的货物与财产，他并没有藏匿；他知道，如果也藏起自己的财产，法国人势必会进行严格的搜查，那么不仅自己的财产会被发现，王子的财产同样难逃被劫掠的厄运。法国人与旧时的腓力斯人一样，把罗斯柴尔德的财产洗劫一空，没给他留下一个泰勒（thaler，德国旧银币）。实际上，他与所有犹太人以及其他市民一样，回到了赤贫状态，但是王子的财富得以保全……根据这个登在1836年的一份英国报纸上的流行版本的故事，当迈耶?阿姆谢尔后来将财产还给威廉时，后者说道：“我既不会接受你慷慨给予的利息，也不会将钱从你手里拿走。利息不足以弥补你为拯救我的财产而失去的东西；我的钱你还可以利用20年，而且利息不超过2％。”我们在序言中已经讨论过，这个故事出现在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827年的《受教育阶层的德意志百科全书》一书中，第一次流传开来。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其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编撰出来的故事，但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呈现出了它自己的生命力以及包含的各种重要意义。一开始，它是为了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存款托付人独一无二的诚实：愿意为保护客户的财产以及利息承担冒任何风险。这也是莫里茨?丹尼尔?奥本海姆1861年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委托所画的两幅画的主题。但是，到19世纪晚期时，开始出现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选帝侯的财富都是“血金”，因为他都是通过出售雇佣军得来的，而迈耶?阿姆谢尔利用它赚了大笔的钱，而不只是保管它。正面以及负面版本的神话在美国和德国的两部电影中显露无遗，这两部电影的片名均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分别上映于1934年和1940年。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已了解，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尽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诸多神话一样，它包含有一丁点儿的事实。实际上，威廉的动产在法国人占领黑森-卡塞尔之前就已经四处转移了，只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物品托付给了迈耶?阿姆谢尔保管。威廉最值钱的财物——主要是债券（未附息票，它们被分开藏匿在另一个地方）——成功地由布德鲁斯偷运出了卡塞尔，他在1805年11月初冒险穿越法国防线去了一趟伊策霍。不过，大部分财物藏在威廉位于乡村的宫殿里。根据威廉亲手绘制的一份清单，24箱财物——其中不仅有证券、息票，还有账本、银器和衣服——藏在威廉高地宫北翼的楼梯下，另24箱包括重要的战争基金文件藏在宫殿里的另一个地方。在附近的狮子城堡也藏有24箱，里面包括威廉情妇的证券、官方文件、瓷器和衣服。最后，在他位于沙巴堡的打猎时用的小屋里，威廉还藏了其余47箱的财物，其中大多数是银器。不过，要不是与拉格朗日达成了一项交易，这些藏匿的财物最后大多会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他们很快找到了选帝侯银器的清单。拉格朗日收受了26万法郎（当时的情况下要价适中）的贿赂后，同意威廉运走42箱财物，其余的则被没收充公。随后，11月8日的晚上，选帝侯的一个官员用车队将放行的42箱财物运到了霍夫-斯托尔津根，在那里将它们再次分开藏匿。战时内阁大臣伦内普将其中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选帝侯在伦敦的投资文件）带回了卡塞尔；10箱托付给位于托尔贝克的明登公司，这10箱中的两箱运到了石勒苏益格，其余的运到了艾泽纳赫；19箱偷运到了法兰克福，交给了普赖和乔迪斯银行保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5）但这时，拉格朗日发现自己向选帝侯的要价太低了。他又重新搜回了之前放行的一些箱子，并提出需要得到更多的钱。最终，双方敲定了协议：为了得到比第一次多得多的报酬，拉格朗日承诺调低选帝侯的资产评估总额。后来，他列出的清单显示，选帝侯的总资产为1980万古尔登（大部分由借给其他德意志公国王公们的大额贷款构成），这也成为了法国“官方”的清单。与选帝侯其他资产有关的文件——总值约为2700万古尔登——都交给了布德鲁斯。其中一些文件送到了位于石勒苏益格的选帝侯那里，一些由布德鲁斯自己保管。其余的大多是战争基金和国王的日常文件，装到了4个箱子里，然后交给了迈耶?阿姆谢尔保管。此外，选帝侯在第二年夏天离开伊策霍前往奥地利时，将一些装有徽章和债券的箱子也交由位于汉堡的迈耶?阿姆谢尔短暂保管。不过，他负责保管的也就是这些。当然，这些枯燥的流水账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对于选帝侯的重要性。首先，威廉仍然需要熟练的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几经周折，威廉仍然保住了价值2700万古尔登的财产，他的投资收入仍然非常重要，尽管他此时需要为流亡生涯支付昂贵的额外代价。（根据伯格菲尔的统计数字，威廉每年的额外开支高达74万古尔登。）迈耶?阿姆谢尔这段时期扮演的角色就是负责搜集各个借贷的人应付的利息。此外，他还要开发新的放贷机会。例如，他安排借给哈瑙财政部10万古尔登，还借给格拉夫?卡尔?冯?哈恩（GrafKarlvonHahn，挥霍无度的“剧院格拉夫”，他不久之后被其家人交由法庭监护）。我负责掌管选帝侯的活期存款账户，在这之前它一直由布德鲁斯掌管。其间，在布德鲁斯的建议下，他还向选帝侯借了一些钱。他还从选帝侯手里买回了很大一部分收藏的钱币；威廉的收藏在这一时期逐渐变卖流失，他存放在哈瑙地窖中的14箱酒也被盗窃一空。他同时负责处理资金的转移事宜，这些钱是1813年威廉在军事以及外交方面所要动用的：从法国人手里赎回俘虏的费用；给维特根施泰因王子的报酬，因为他提供了外交服务，此外还有给俄罗斯与普鲁士的费用。他借给选帝侯在柏林的儿子16万古尔登；并负责照应选帝侯的情妇格雷芬?冯?施洛特海姆的财务。他甚至卖给选帝侯一枚钻戒。坦率地讲，这些事务大多是琐碎繁杂的，并且大量工作无利可图。迈耶?阿姆谢尔在1809年和1810年还浪费了大量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项阴谋的“流产”，当时安排他协助“一穷二白”的奥地利财政部将威廉的一些资产——名义上的价值超过了1000万古尔登——转移给奥地利国王。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威廉提供的一项服务，使得这一切都很值得：管理他的英国投资。内森后来声称“黑森-卡塞尔国王……把他的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一刻都没耽搁，随即寄给了我。我意外地收到了60万英镑，而且很好地使用了它们，国王还把他所有的酒和亚麻织品当成礼物送给了我。”这似乎有些道理：法国人发动的战争给金融领域带来的重要影响便是大量资金从欧洲大陆流进了伦敦。但是，有关财富的故事，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开始流亡生涯时，威廉在英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主要是价值635400英镑的国债投资，每年的利息收入为20426英镑。此外，英国威尔士王储和他的兄弟也欠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大约为20万英镑（当然，他们通常欠着利息不还）。作为英国王室的一个盟友，他在1807～1810年之间还得到了总额为100150英镑的补贴款。最关键的问题是，当这些利息和补贴款转到他在范?诺滕银行的现金账户后，他是如何处置它们的。早在1807年——换句话说，在内森从曼彻斯特移居到伦敦前——他接触到了威廉在伦敦的特使洛伦茨，他向后者提供了如何动用那笔钱进行投资的建议，但是很快便遭到了威廉的拒绝。直到两年后，在布德鲁斯的撮合下，迈耶?阿姆谢尔才被允许代为购买3%的统一公债（可赎回的国债，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优质证券），他以735%的价格购买了面值总额为15万英镑的债券。这是到1813年年底为止所进行的不下9起交易的第一起，这几起交易涉及的资金总额为664850英镑。这便是内森后来与巴克斯顿吹嘘时提到的那笔钱。他的弟弟卡尔也提到过它，他在1814年发现“老人家”（威廉）“给我们带来了财富，如果内森手里没有选帝侯的30万英镑（原文如此），那么他将不会有任何成就”。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6）这些以别人的名义进行的统一公债买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何如此重要？答案就包含在这些投资如何实现的方式中。乍看起来，这种业务不可能赚到大量的利润，因为迈耶?阿姆谢尔每笔买卖只收取0125%的佣金。但仔细察看，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威廉实际上并不会为每次买卖立刻提供所有的现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积极地在购买公债，尽管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但资金大部分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来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够以市价的一个比例先付一部分钱，等到“清算日”到来时再支付全部款项。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双重投机：对公债价格以及对古尔登-英镑的兑换比率的投机。但迈耶?阿姆谢尔并不乐意这样做。他更喜欢从威廉接受的价格、汇率与他儿子在伦敦实际支付时的价格、汇率之间的差异中寻求利益。前三起买卖中，价格之间的差异占到了订单总额的2%，这反映了在英国反对拿破仑的动荡时期，统一公债的价格正在滑落。迈耶?阿姆谢尔也可能（尽管无法求证）从汇率差异中获得了一些利润。选帝侯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起了疑心：当1811年统一公债的价格达到面值625%的低点时，他下令暂停新交易，并要求在次年5月前停止向伦敦汇钱结清之前的买卖。但是这可能刚好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胃口。因为公债在威廉付清款项前一直是以内森的名义登记的，这意味着即便到了1813年3月，面值总额为121000英镑的公债名义上都是内森的。当然，它们绝大部分是用借来的钱购买的，并且，从选帝侯的资金到位的那刻起，到债券正式过户给他或他的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需支付这段时间内的利息。另一方面，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因为将所有权证书从伦敦送到身处布拉格的选帝侯那里并不容易。无论内森从市价与汇率中赚取的利润有多少，买卖价值超过60万英镑的公债，实际掌握着10多万英镑资金的事实，标志着伦敦一股新兴金融力量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卡尔后来提到的那样，它给内森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因为人们认为他掌握的资金资源实际上超过了家族实际掌控的资金源。阿姆谢尔在1818年写给弟弟们的信里，道出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如果不是我们在布拉格为他争取到了选帝侯股票中的一笔大交易，内森在战争期间不可能赚到132万英镑那么多的钱……那时，内森甚至连股票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实际上，战争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将威廉的一部分金融实力变成他们自己的囊中之物。另一方面，这种安全感的代价是欧洲大陆上极度的不安全。罗斯柴尔德家族替威廉工作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国当局急切地追寻着选帝侯财富的下落，他们也准备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比如，按照1808年的《柏林协定》，拿破仑放宽了有利于选帝侯债务人的一项条款，即如果他们与法国当局而不是与威廉达成协议，他们的债务就能获得减免。更让人担忧的是，拉格朗日将军带着他收到的贿赂离任，迈耶?阿姆谢尔的办公室随后遭到法国警方的搜查，普赖和乔迪斯公司也是如此。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迈耶?阿姆谢尔保管的4个箱子被藏到了前面提到的秘密地窖里。1808年8月，萨洛蒙遭到一名法国警官的质询，另一家银行的代表因被怀疑替威廉工作，也遭遇了萨洛蒙同样的经历；随后的一个月里，布德鲁斯和伦内普遭到短暂羁押。这一情形在第二年夏天再次上演，当时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反法暴动。驻威斯特伐利亚的警方特派员——一个叫做萨瓦奈的人——下令再次逮捕布德鲁斯和伦内普；然后，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竞争对手提供的情报，他随同法兰克福一名高级警官前往迈耶?阿姆谢尔的办公室，随后在那里上演了一出非常怪异的讯问——法国人试图让迈耶?阿姆谢尔承认以威廉的名义向暴动发起人提供了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7）萨瓦奈毫无疑问掌握了大量的情报。他知道迈耶?阿姆谢尔曾于1807年去过汉堡和伊策霍——在这两个地方，他“与（选帝侯）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几个小时，两人在花园里边散步边交谈”。他还掌握了迈耶?阿姆谢尔与布德鲁斯的交易情况。迈耶?阿姆谢尔很快“认罪”：“因为他长年遭受一种病痛的折磨，所以患上了健忘症。”是的，他到过汉堡，但只是去处理一些货物，它们被错误地当成违禁品扣押了。是的，他认识布德鲁斯和伦内普，但他“从不相信他们，两人都不是他要好的朋友，只是偶尔相识”。是的，他曾是选帝侯的“御用代理人”，而且曾以威廉的名义提供过贷款给丹麦——丹麦还是埃姆登（Emden，德国地名，亦有大白鹅的意思）？他根本没有转交过钱给布德鲁斯，反而是他从布德鲁斯那里拿了2万古尔登，他用这笔钱付了很多账单，但钱还给谁了就记不清了。第二天，萨瓦奈又盘问了萨洛蒙、15岁的雅各布、萨洛蒙的妻子、阿姆谢尔的妻子，甚至连迈耶?阿姆谢尔的妻子居特林都没放过。当然，他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居特林更是成为了无辜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一整年都待在家里，从没参与过任何与生意有关的事务。她从没见过（布德鲁斯），只关心自己和家务。”最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遇到的大多数拿破仑属下的官员一样，萨瓦奈似乎只得承认失败，以一笔小“贷款”作了了结。1810年，当法兰克福变成了卡尔?特奥多尔?安东?冯?达尔贝格男爵直辖领地之后，形势开始好转；达尔贝格之前是美因茨的大主教，1806年之后是莱茵河同盟的大主教。早在3年前，迈耶?阿姆谢尔就开始用贷款讨好达尔贝格了。他此时又用一笔44万古尔登（以折价后价值29万古尔登的债券支付）的款项换取了法兰克福犹太人的解放，并给达尔贝格本人8万古尔登，以资助他前往巴黎为拿破仑的儿子洗礼。实际上，迈耶?阿姆谢尔很快便正式成为了达尔贝格的“御用银行家”，帮助他进行土地买卖方面的投机，买这些土地的钱则都是用法兰克福犹太人“捐献”出来的。这也是达尔贝格信任和尊敬迈耶?阿姆谢尔的标志，他随后任命迈耶?阿姆谢尔为哈瑙选举团成员，与诸如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这样的杰出的异教徒共事。至于达尔贝格是否知道迈耶?阿姆谢尔仍继续为威廉服务，我们不得而知；而威廉最大的心愿可是将达尔贝格以及他的法国老板赶出黑森-卡塞尔。历史在这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就在几年前，迈耶?阿姆谢尔曾经从威廉手里获得一笔62万古尔登的款项，支付给了奥地利，用以发放反法战争的军饷和购买战马。迈耶?阿姆谢尔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阿姆谢尔就给了达尔贝格255万古尔登，其中部分钱款则是用来为法国军队购买战马！当然，迈耶?阿姆谢尔——如布德鲁斯一样，他也接受了达尔贝格提供的一个官职——可能是认为威廉难以重返王位。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应该完全断绝与威廉的联系。他实际上是两边都讨好。这种策略具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前几十年打开局面的一种策略。但是，双重代理人的身份通常会面临失信于两边主人的风险，无论谁赢，自己最终得到的都可能是失败者的结局。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在选帝侯流亡期间，迈耶?阿姆谢尔形成了保密的习惯——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之一。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保密的重要性。在选帝侯流亡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和儿子卡尔曾数次前往伊策霍——实际上，他们为见威廉，在汉堡专门设立了一个永久性办公室——并且定期公开地与威廉最资深的官员克纳茨联系。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这些都没能躲过法国警察的眼睛，迈耶?阿姆谢尔很快意识到“当下行事要万分小心才行”。到1808年中期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选帝侯官员之间的通信都由布德鲁斯和拉瓦茨转交，而且信件都是用代码写成。布德鲁斯在心中变成了“冯?瓦尔德施密特男爵”，克纳茨变成了“约翰?韦伯”，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码则是“彼得?阿诺尔迪”或“阿诺德”，而威廉的名字有好多个，如“赫尔?冯?戈尔德施泰因”、“约翰内斯?阿德勒”或“校长”。选帝侯在英国的投资被称为“鱼干”。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性——“你越小心谨慎越好”——所有的信件并不直接寄给迈耶?阿姆谢尔，而是寄给了尤达?西歇尔，他的儿子伯恩哈德1802年娶了伊莎贝拉?罗斯柴尔德。当卡尔和阿姆谢尔前往布拉格看望选帝侯时，他们从丹麦南下的那刻起，所有的通信都以极为保密的方式进行。有时，罗斯柴尔德人甚至警惕到将德语字母换成希伯来字母写一些信件。这些警惕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搜查和讯问，法国警方在1811年至少成功地截获了一封信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金钱的先知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8）在奥地利境内，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行动同样遭到了警方的监控。当然，不用过多地担心奥地利当局，但是也不能确保威廉与奥地利国王的关系会一直保持友好状态。实际上，自从法国在瓦格拉姆战胜了奥地利之后，威廉再次被迫出走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大了。双方在财政问题上的交涉失败也让他为维也纳所冷落。由于这个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活动，即使在布拉格也不例外，这也让警方对他们的政治角色产生了夸大的印象：这个犹太人（阿姆谢尔）是支持选帝侯的一项重要宣传计划的领头人物，这项计划的分支遍布黑森之前的领地……这些推测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之上：无论何时我到选帝侯的住处，总能发现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那里，而且通常由军队司令施明克和国防大臣克纳茨陪同，他们之后会进到自己的房间里，罗斯柴尔德成员通常携带着文件。我们或许认为他们的目标不会有损于奥地利，因为选帝侯尤其急切地希望恢复昔日的权位，因此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可能把握主导方针的组织和协会，它们的全部目标就是是否能从奥地利捞取反对法国和德国的好处。由于拥有广泛的商业触角，他做这样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容易，也能够把阴谋隐藏在生意的面纱下。但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负着重重风险，他们也并没有获得威廉的完全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保全选帝侯财富的神话中，与现实最不符的一个部分就是威廉对迈耶?阿姆谢尔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恰恰相反，迈耶?阿姆谢尔不得不忍受选帝侯一次又一次偏执的猜疑。威廉第一次的疑虑是担心迈耶?阿姆谢尔可能背叛他，投奔了法国。后来，他开始担心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理人盗用他的资金。他指责迈耶?阿姆谢尔骗取他的英国股票的收益，指责他处心积虑地侵占了他在汉堡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照看的财物。这段时间里，迈耶?阿姆谢尔只能依靠布德鲁斯从中调解，重新赢得选帝侯的信任。布德鲁斯替他说了大量的好话。他对威廉说，他将如此多的生意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是因为：他付钱最为准时，总是能算出当天一宗交易的官方汇率，从不向任何人透露陛下您的交易信息，他极为谨慎地替您处理财产，法国官员曾盘问过他是否为您从英国转移过资金，但是他们在面前摆着的账本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不过，残酷的事实是，布德鲁斯作出这些保证也并非纯粹出于好意。选帝侯不知道的是，布德鲁斯与迈耶?阿姆谢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自己的一个情妇安排进了后者的公司。为了给自己投资的2万古尔登（即迈耶?阿姆谢尔对萨瓦奈“坦白”的那2万古尔登）寻求好的回报，布德鲁斯承诺“尽自己所能在各种商务中推荐该公司，寻找一切可行的机会为公司争取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用说迈耶?阿姆谢尔与法国官方以及达尔贝格所做的交易，选帝侯的猜疑看起来不太偏执了。威廉逐渐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的各种新的商业关系让他们逐渐脱离了对自己的依赖。1812年5月，他要求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儿子前往布拉格担任自己的“御用代理人”时，遭到了礼貌但却断然拒绝。因此卡尔?罗斯柴尔德提到过的一个说法其实有些夸大了，即“老人家”给他们带来了财富。1797年，迈耶?阿姆谢尔的资金是108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10年后，他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总资金为514500古尔登（约合5万英镑）。所以这段时期他与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为资金的增长作出与法兰克福—伦敦之间的进出口业务同样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时，公司的资金上升到了80万古尔登（约合8万英镑），增长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管理威廉在英国的投资。但是选帝侯财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尔和阿姆谢尔都隐约承认的那样，是帮助内森完成了从曼彻斯特商人到伦敦银行家的转变。这一点一旦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老人家”的依赖就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弗里德里希?根茨，1830年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易地“背弃”了波旁，转投奥尔良，从保守党转到了辉格党，但他们熬过1830年革命的“法宝”并不完全是紧跟国内政治变化。因为国内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债券埋到了花园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当时革命带来的威胁比较小。从金融的角度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的私人通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担忧，而且原因显而易见。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显示，这种担忧在1830～1832年达到了顶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战争爆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愿不会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写道：“如果不幸成为事实，所有的证券价格都会下跌，根本不可能卖出任何东西。”一个月后，他试图量化风险：我们手头上有90万公债（面值3000万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能值75%；而战争爆发的话，它们将跌到45%……我认为如果和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公债价格将在3个月内至少上涨10%……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热爱和平，而且还利用他们的金融杠杆维系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维希?博恩就明确地认为，罗斯柴尔德1831年卖出奥地利债券限制了梅特涅的军事外交空间，当时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同时他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乐意看到法国对奥地利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政策：“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治圈里听到，比如奥地利外交家普罗克施?冯?奥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说：“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管罗斯柴尔德说了什么话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不会给战争提供一分钱。”两年后，奥地利财政大臣库贝克将萨洛蒙与“和平”直接画上了等号。不仅仅是奥地利发现必须屈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梅特涅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声称法国政府比奥地利政府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开始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普鲁士外交家阿奇姆?冯?阿尼姆在19世纪4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发现没有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黄金锁链”束缚的政府非常之少。这些论断很快便成为罗斯柴尔德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方斯?图斯内尔在他的反犹小册子《犹太人——新时代的国王》（1846年）中，简洁明了地称：“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能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此后的作家则以更为夸张的笔法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和平的关系。卡普费格和希拉克据称均援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话说：“（欧洲）不会有战争爆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莫顿的话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经常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资助）。”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在公开场合，罗斯柴尔德兄弟喜欢鼓励这类想法，因为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既实力强劲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谁是法国的总督，甚至国王吗？”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问她丈夫，“是罗斯柴尔德。在他最近举办的晚宴上，我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没有向他说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我让他畅所欲言。他已经厌倦了（法国首相）梯也尔和他的大臣们”：“我非常了解他们，”他说，“我每天都见到他们，只要一发觉他们所走的路线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我就‘召来’国王——我什么时候想见他都可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我将蒙受大量损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对我非常有信心，对我言听计从，我对他说过的话，他极为重视。”究竟这种餐桌上的话吹嘘成分有多大——就如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嘘的那样？兄弟几个的私人通讯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说法：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维系了1829年之后的和平？这里有必要将罗斯柴尔德对于金融杠杆的使用——主要是拒绝向那些筹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与他们充当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区分开来，后者通常不易被人觉察。第二种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尽管罗斯柴尔德的通讯系统是在此前10年已经成型。从根本上说，政客与外交人员开始使用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是出于两个原因：它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非约束性信息能够通过兄弟几个彼此间的通讯，间接地从一个政府传递到另一个政府。罗斯柴尔德兄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原因也不难发现：他们能够借此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进而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对于历史学家，难处就在于兄弟几个并不总是明确地区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们的观点：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他们开始在信中使用“我们”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层含义，同时还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时生活的5个不同的国家。此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政策方向，还是政策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很难区分。庞大的通讯网络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沟通网络的发展和特性对于理解19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关重要。与平常一样，一定数量的神话需要被剔除——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说人物西多尼亚一样，是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情报部门的核心：“任何一个大臣都没有与秘密特工和政治间谍进行过如此的沟通……通过这些信息来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隐藏的事情通常能吓到那些听他讲故事的人……世界历史的秘密是他的消遣内容。”确实，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兄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讯网络，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纽考特跟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脚步。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20年里（战役结果的消息是罗斯柴尔德通讯渠道的第一个成果），他们的系统初见雏形。与任何一个希望进行国际通讯的人一样，他们的信件——有时甚至是他们的性命——完全依靠运气。1817年，萨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马车从巴黎前往鹿特丹，渡过一条河时遇上了大风暴，他们被认为“99%”淹死了。整个行程持续了72小时，不过这只是一种意外情况：1814年，信件从巴黎寄到法兰克福通常只需48小时；但是伦敦发出的信件需要一周才能到达法兰克福；1817年，信件从巴黎到柏林要花费9天时间。由于兄弟几个似乎都有“写信强迫症”——即便等候见大臣们时，他们也会在前厅草草地写一些信——所以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加快邮递速度。我们已经看到，从1815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内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来的代理人，通过向负责邮件递送的船长支付额外费用的办法，加快他的信件传递速度。他有时似乎还采用多个路线寄信件复件的办法来避免延误造成的风险。1814年，阿姆谢尔提出了一个在法兰克福克服延误问题的聪明办法：如果汇率上升，他的弟弟们用蓝色信封（给他寄信）；如果跌了，则用红色信封，“届时，在邮局里的迈耶就能立刻让我知道收到的是红色信件还是蓝色信件，这能节省半天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但这并不能解决一个难题，即兄弟几个通过德国各个邮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手里，信件会被一一打开，如果发现似乎含有政治敏感信息或有用信息，信件内容将被复制。同样的保密性缺失也让几兄弟放弃了对外交“信袋”的使用，当时这种信袋由特定的信使从一个首都递送到另一个首都。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别无选择，只能雇佣私人信使，他们最晚在1814年便开始了这样的做法。问题是信使的开销十分庞大，兄弟几个也经常因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信使使用过于频繁，运营成本便会上涨；如果不使用他们，重要的消息又会延误。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信使抵达也相当于警告竞争对手可能有重大消息出现，于是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有时会倒签日期，信使也化装出行，避免引起对手的注意。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个问题，信使的使用进入正常化：仅1825年12月这一个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个信使到加来（然后再到伦敦），3个去了萨尔布吕肯，一个去了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去了那不勒斯。对信使的使用似乎让罗斯柴尔德兄弟上了瘾：1827年，萨洛蒙因为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在圣诞节当天下午10点从维也纳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不幸的是，就如通讯领域的任何一种发明一样，没过多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使用同样多的信使。此外，没有一个信使能足够快地达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个从伦敦来的信使“竟然晚了一个小时”，这也是资本家对于更快速的通讯持久渴求的一个经典描述。从1824年起，信鸽也投入使用，尽管很明显，罗斯柴尔德兄弟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只用信鸽来定期传递密码：“信鸽传出去的信中，AB意指买进股票，消息利好。CD……则意味着抛出股票，消息利空。”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铁路、电报和蒸汽船的发展开辟了通讯的新时代——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息优势“窃取”交易变得更为困难。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电报通讯”的信件里，他向内森抱怨说：“这里的人们信息非常灵通，因此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事。”到1840年时，卡尔建议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为蒸汽轮船和信使一样快，而且只会让一些“小投机者”觉察到一些东西。另外重要的一点是，1830年之后，媒体的审查变得宽松了很多，无需再通过私人信件来传递如此详细的政治消息：到19世纪40年代，纳特例行地让他的兄弟留意法国报纸，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则要亲自写下刚刚发生的政治消息。因此，实际上只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约从1815～1835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对其他的通讯方式有真正的优势。在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为那些他们希望拉拢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伦敦期间，收到了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通过她“忠诚的罗斯柴尔德”寄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同年在维罗纳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萨洛蒙派往维也纳和伦敦的信使，而且很明显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胜过他自己的信使。这种做法也随即风行。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消息”是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务之一。1826年，有消息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罗斯柴尔德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通讯；同时也负责重要的个人信件。1826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小危机爆发时，正是罗斯柴尔德的信使将维莱勒的劝慰信送给了梅特涅。184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最杰出甚至最有权势的忠诚“客户”，是年轻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可能是后者——他的叔叔利奥波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将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服务介绍给了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登陆英国伊始，他就（通过他的心腹顾问克里斯蒂安?冯?斯托克马和他的英国秘书乔治?艾恩森）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讯。不久，维多利亚也与他一样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同时还托付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银行服务甚至是预订旅馆。1841年6月，她向利奥波德保证，她“一直”通过罗斯柴尔德将“任何可能引发某种后果”的信件送到德国，因为“它非常安全而且快捷”。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所处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内森对于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先人一步获悉，这只是许多类似成功的第一例。早在1817年，詹姆斯接到了一个“任务”，将法国外交信件的细节从巴黎传递至伦敦，因此这些内容到达法国大使手上之前先到了内森那里。英国驻巴黎大使也开始依赖内森传递来自伦敦的消息。1818年，一个准备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描述的一个宴会的“正确信息”震惊不已，“他对我们宴会的细节以及对出席嘉宾的了解非常准确，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想连外交部都不知道。”1820年2月，贝里公爵被刺杀后，也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与此类似，卡罗琳女王在1821年去世后，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播到了巴黎。我们也已看到，坎宁不喜欢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抢在英国大使馆之前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他也不能无视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消息。到1830年时，正如塔列朗观察到的那样：“英国内阁总是在斯图尔特勋爵的信件到达之前的10个或12个小时，便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而且这点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搭乘罗斯柴尔德信使的马车没有其他乘客，而且随时出发……”维莱勒也被迫留意罗斯柴尔德的信息，即使他（与坎宁一样）严重怀疑几兄弟是利用消息来影响股市。这当然是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标，通过第一时间获得政治消息，赶在消息影响整个市场前，买进或抛出证券。但是这一策略并不是总能奏效。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传给了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同时（通过法兰克福）传给了当时在波希米亚的梅特涅；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报告一开始并未得到采信。而且，我们也已看到，革命的爆发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让法国分行陷入了经济危机，只有通过非常艰难的拯救行动才得以存活。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银行家的外交罗斯柴尔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们通讯系统的长处与不足。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国王与大臣们）经常事无巨细地咨询我的意见。”詹姆斯在1831年告诉内森，这一点也一直没改变过：就如他后来告诉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见到国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内森似乎同样能够接触到政府的高级别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里克?拉姆，此外还有主要的驻伦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齐和比洛，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影响力要比保守党当政时期要小。在维也纳，萨洛蒙继续享有与梅特涅直接接触的特权；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里含有重要的外交信息，他就会将信件的内容抄送给梅特涅。形成对比的是，法兰克福与那不勒斯分行某种程度上游离在权力圈之外。在其他主要首都——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影响力归结到代理人（比如，加塞尔在俄罗斯，里希滕贝格在比利时）的活动能力或通过偶尔的个人访问。1830年，通过罗斯柴尔德通讯进行讨论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就是大国是真正承认路易?菲利普作为法国国王，还是采取干预行动，反对新政权。7月31日，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虑干预活动，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列昂内尔两周后总结了围绕承认问题进行的争辩：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国王应该立刻得到承认，如果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我们就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国王得到承认，相邻的省份才愿意加入到这个政府……法国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从别的国家得到任何东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资源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法国国民近卫军有150万人，全部武装等待作战，除此之外还有一整支部队，其他考虑攻击法国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见了国王，他和众人一起向国王表达了敬意；国王向他承诺一定会维持和平，国王也希望尽最大可能推进局势顺利发展。路易?菲利普在那次会面透露给詹姆斯的信息——“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欧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国将恢复之前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很自然地通过奥地利大使奥波尼传给了梅特涅。但是，正如列昂内尔所预期的那样，路易?菲利普被承认，并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发。8月25日，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在布鲁塞尔爆发的消息抵达巴黎的那刻起，一个新的可能性浮现了：法国外围不断扩散的革命有可能让法国与一个或更多的保守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甚至英国爆发战争。相比起直接干预法国，这次的预期似乎颇受欢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他国家在比利时不仅有条约规定的义务（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时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第二，从外部干预比利时或爆发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会导致法国政权“左倾”，因为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梅特涅也并不是唯一记得法国当年“阴谋”的人：18世纪90年代，法国利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詹姆斯获悉比利时爆发革命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法国外交大臣莫莱和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选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马斯特里赫特），这违背了24条协议。但它足以维系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台决定性的国际解决方案。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在这些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信件充当了沟通渠道，通过它们，国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换。它们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能让彼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也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他们将经过适当翻译的信件提供给这些政治人物。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国内政治潜在冲突的警醒。这点在巴黎尤为突出，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担忧和对于法国国内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一直密不可分。“法国王朝完全赞同维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说，“但如果他们受到的威胁太大，那么国王会说，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们也不愿被当成小孩子受到恐吓。”詹姆斯一直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在镇压比利时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过于极端，更为好斗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国登上政治舞台。困难在于，即便他和列昂内尔给予支持的那些大臣们，有时也会屈从于公众情绪，被迫用强硬的口吻发表言论，因此，詹姆斯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些言论只是出于国内需要，其他国家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解读。当塞巴斯蒂亚尼被任命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组建）的大臣时，詹姆斯立即见了他。实际上，他能够传递给伦敦和维也纳的信息与国王几周前发出的信息大致相同：“如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我们开战的借口，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他乐观地得出结论说：“和平几乎可以肯定能延续下去。”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以支持荷兰的名义出兵干预，法国也将告知比利时人，“他们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愚蠢行事，那么就得不到我们的支持”。但如詹姆斯承认的那样，困难在于法国王朝高呼“我们一心为了和平”的同时，又“征召8000人入伍……军队已经出现了狂热的气氛和活动，似乎已经准备在14天内开战了。我们的报纸现在高呼战争，昨天整个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拉菲特是“支持和平的，他只是要求军队捍卫和平”。谈论战争只是“让公众不再想其他的事情”。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詹姆斯敦促法兰西银行避免拉菲特在1831年初破产。他认为，如果法国王朝发生变化，将提高战争的威胁。整个1月份，他一再向他的哥哥们保证法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愿望，尽管当时巴黎狂躁的气氛越来越浓。但詹姆斯很快也被迫承认，即便在法国王朝内部，围绕比利时事件的开战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摩德纳和帕尔马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这种呼声更为高涨。詹姆斯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路易?菲利普：你被推进了战争的境地，尽管你对比利时的任何疆土都毫无兴趣……法国采取如此高傲的姿态明智吗？现在你希望我们继续向前，然后对外国人宣战吗？殿下，你被蒙蔽了。你的大臣们对公众失去了信心。你应该任命佩里埃（掌权），届时所有的人，包括富有阶层都会支持他，而且这也将证明你是认真的。他告诉他的哥哥，拉斐特完全屈从于“彻底的混乱”：今天早上，我去了拉斐特的家里，他对我说：“如果法国不对奥地利宣战的话，那么3周之内，国王将不再是国王，而且将被推上断头台。”我对他说，他怎么能给国王提供如此糟糕的建议？他回答说，国王已经不再咨询他的意见了。简而言之，拉斐特认为局势已经失控……明天，我会问问国王，可能我今天就会去见他。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似乎詹姆斯“与国王的谈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拉斐特一周之后便递交了辞呈。詹姆斯对于佩里埃的支持与他的一个想法密不可分：即佩里埃将寻求一种和平的政策。同样地，詹姆斯知道只有其他国家做出一些妥协，佩里埃的位置才能坐稳。这也正是詹姆斯用以实现法国稳定的策略。在一封明显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信里，詹姆斯敦促萨洛蒙，奥地利应该“支持”佩里埃担任法国总理，因为他是最不可能开战的政治家：现在，我亲爱的萨洛蒙，你必须看到，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组成政府，他就应该得到支持，因为3200万人发动的革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而且，”佩里埃告诉我，“如果人们希望为国王做些事，他们应该将比利时的一块土地划给法国，那将真正地稳固国王的地位，但是他并不会以武力去夺取。”现在，我告诉你，佩里埃何时能掌权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开战……我告诉所有人，各国只期望和平……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对佩里埃很有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进入了战争，他的财产和工厂也将蒙受损失；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和平很有信心……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国外和平将持续的话，国内的和平就一定能够持续。“佩里埃，”他向内森保证说，“是上帝带来的意外好运，因为他将维持和平，或至少我希望他能。”詹姆斯和列昂内尔甚至相信，“如果佩里埃当政，他的一个条件就是允许奥地利介入意大利事务，而法国对此不会有任何异议。”当佩里埃的任命获得通过后，詹姆斯再次发出了寻求奥地利支持的呼吁：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期望和平的政府，他们想做的只是尽自己所能来捍卫和平。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和平能够延续，他们就应该巩固“和平政府”的地位，使其能够向（公众）表明，其他国家无意攻击法国。现在，如果俄罗斯和奥地利能够发表声明，表明自己愿意停留在国界线那边，不会攻击法国，那么这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这样的举动也会平复人民的情绪，因为现在人们坚定地认为，一旦俄国人解决了波兰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攻击法国……我去见了国王，并向他指出，我的财富和家人全部在法国，因此我不想使他在其他国家开战，我误导他或哄骗他相信它们是想维持和平；再说了，这样的图谋谁能获益？如果他们选择佩里埃，他们的信誉将会提升，一切也会改善……现在一切依赖于外国（的举措），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未能维持和平，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维持它的信用度。5天后，他“急切地恳求”萨洛蒙继续让梅特涅相信“巩固这个政府以及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欧洲急需和平，而王子（梅特涅）独自一人就有能力维系和平”。“所有的一切完全依赖于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列昂内尔3月31日写道，“这个政府支持和平，但必须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必须能够站到公众情绪的对立面，否则就会给反对派更多的力量，进而使我们立即进入战争。”但即便佩里埃组成了政府，也没能减轻詹姆斯对法国激进因素的整体忧虑，尤其是奥地利不顾巴黎政府已经更替的事实，仍计划派兵进入教皇公国的消息公布后，詹姆斯更是焦躁不安。发生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的事件间歇性地刺激了巴黎的自由派思潮，最终使得政府除了开战或倒台外别无选择。1831年夏天，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甚至有了经济方面的缘由，列昂内尔曾评论说：“法国太多的年轻人失业、缺钱，要除去他们，战争是必要的；如果不开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国王被赶下台。”路易?菲利普似乎采纳了这个观点，詹姆斯惴惴不安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当时佩里埃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当佩里埃8月初提出辞职后，詹姆斯预测如果一个“极端自由派”政府取而代之的话，“战争将在4天内爆发”。佩里埃在其他国家的默许下，对荷兰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后，各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默契情形屡屡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金融统治者第一章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相同的情形在1832年1月和2月或多或少地再次上演。詹姆斯先是警告如果比利时协议的最后条款未能满足法国要求的话，佩里埃将会辞职。之后，作为对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公国的回应，佩里埃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即便在佩里埃死后，这一模式仍被沿用。苏尔特在1832年10月再次匆忙地派兵对抗荷兰时，詹姆斯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他警告内森说：“如果这里的政府不能支撑下去，我们就会等来一个共和政府，届时我预料一切都将十分黑暗，但愿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为何一切都有赖于比利时问题（的解决）的原因。如果英国决定不支持法国的话，我们将变得非常虚弱，因为整个世界都反对教条派。”在英国，国内外政策同样存在类似的联系。保守党政府可能打破作壁上观的传统以及介入反对法国革命的可能性，尽管遥远但却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当辉格党1830年上台后，詹姆斯立刻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警告：如果英国新政府被证明是“激进”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将不得不表现得更为自由，届时比利时问题将更难解决，英国可能会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得与欧洲的其他国家开战。”“现在的一切全部取决于英国，”詹姆斯1831年1月写信给内森，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比利时国王，“其他国家没有英国作为盟国的话，就不可能发动战争……你看，亲爱的内森，你一直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进行战争，取决于英国是否愿意在比利时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内森的保守党朋友并没有采信詹姆斯的话，尤其是他支持佩里埃之后更是如此。在英国改革议案开始辩论后不久，内森写信给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