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不愧跟随了乾隆多年，连乾隆的忌讳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几句话恰好说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担心的就是自己退位归政后大权旁落。听和珅这么一说，立刻决定将选官权交由军机处处理，吏部只是从旁协助。和珅不可思议地在君臣大权争夺战中获胜，声望之高更是一时难有匹敌者，心里禁不住飘飘然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当他越来越紧地把权力收拢过来的时候，大权却开始渐渐从他身边散去，如同悄悄流过的溪水一样。朝廷财政尽掌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和珅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幸运年份。三月，和珅在云南办案没有结束，他的太岳父英廉就补用汉大学士缺，而其户部尚书的缺就由和珅补授。由于户部掌管天下一切户籍财经，因此乾隆帝下令和珅赶快返回北京，和珅回京赴任前，户部的事务仍由英廉管理，这对和珅来说是个积极信号；这还不算，四月份，乾隆帝亲赐和珅长子名为丰绅殷德，并指为自己最疼爱的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驸，赏戴双眼花翎，待成年后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没过多久，和珅还被补授永贵所遗镶蓝旗满洲都统员缺。六月，又兼任满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乾隆帝这一连贯的政治动作是在向朝廷内外释放一种强烈的信号，和珅已经完全赢得了他的信任，从此将跨入朝廷要员的行列。乾隆将清政府的财政大权委托与他，并愿意与和珅结成儿女亲家，建立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使和珅成为大清帝国最亲近的大臣，无疑是对和珅最大的肯定和奖赏。户部尚书可以说是大清国的财政大臣，之前户部事务一直由和珅的太岳父英廉主持，皇帝的内侄、大学士傅恒的儿子福康安以及和珅负责具体事务。后来太岳父英廉升为大学士，户部事务即由和珅全权处理了。这其中必定有英廉在其中保举，和珅才得以迅速坐稳这个位子，但有一点也要承认：和珅自身也是有一定能耐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甚至在后来升任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务的情况下，也没有离开户部尚书这一职务，如果和珅真的没有一点儿管理才能和真本事，估计乾隆帝也不可能放心大胆地把权力交给他。和珅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务后正好赶上乾隆的七十大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风风光光地操办了当年八月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获得了乾隆的首肯。人生七十古来稀，志得意满、统治大清国巳经四十五年的乾隆帝，自然希望将这次庆典大办一番，以显示自己统治下“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花费国家财政，避免损害自己爱民恤民的仁慈君主形象。这件事听起来前后矛盾——哪有不花钱就能办起大场面的事？可是和珅做到了，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从朝中和各地官员身上搜罗钱财罢。和珅在云南就已经知道自己是户部尚书了，所以当时他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回京后就忙不迭地张罗开了。他不断给各地官员和富商，特别是一向富有的盐政、盐商们打招呼，对他们又是威胁又是哄骗，目的是让他们打着孝敬皇帝的名义出钱。有关这次庆典的具体情况，官书中记载不多，也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史书记载的关于整修工程中窥见当时花费之巨。朝鲜使臣就曾这样记载：“皇城内楼台之穷极华丽，不可殚数。而以臣等所见言之，则宫城内紫禁城之间有太液池，环池左右前后，寺院佛塔横亘莲络，殆至眩目……直隶保定府长芦隘甲，即各省富商辏集之所。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眩采，横亘数十里”。以至于使者感叹说：“为游观之娱，役民兴作如此，而以帑储厚给工费，故民不为怨云”。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和珅既是乾隆帝的宠信之臣，也是他的亲家，还是刚刚履新的户部尚书，所以他除了竭力张罗好这一活动外，也精心准备了一尊很大的金佛作为礼物。朝鲜使臣在见闻中提到：“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卖买。朝臣有此作为贡献，皇帝亦以此赏赐贵臣。于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珅所献。”通过成功筹办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同年十月，和珅被派充四库馆正总裁，仍兼署理藩院尚书事务。换句话说，和珅不仅仅掌控了清朝的财政大权，而且开始向文化事业和民族事务转型，真正成了一个“复合型”人才，其地位也更为显要。朝鲜使臣的记载中就有：“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并特别提到和珅：“为人狡黠，善于奉迎。年方三十一，为户部尚书、九门提督。而以最所钟爱之六岁皇女定婚于其子。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从此，和珅开始走上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把持财政大权之路，直到被嘉庆抄家赐死。把持教育和考试和珅的触角伸得很广，他甚至还控制国家教育和考试的权力。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章院学士等职务。他利用这一便利，控制了部分官吏的遴选权。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主考官。发榜时，人们发现，第一、第二名竟然是浙江举人王以晤、王以衔兄弟二人。而窦光鼐任浙江学政多年，和珅认为一定是他偏爱自己的门生，在考试时做了手脚，要不然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于是恳请乾隆帝派纪晓岚和他一起进行复试，并借机“兴大狱以倾窦，复试日，使卫士环列稽察之”，复查的结果是，王以晤以试卷“疵累甚多”除名，王以衔得以参加殿试。后来，皇帝御览的十本殿试卷子中，王以衔仍高居第一名！乾隆感到很奇怪，就连和珅与诸大臣也都面面相觑，于是上奏说：“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并无亦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妨易置？”乾隆帝则说：“若此则彼之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遂拍板定案，窦光鼐等人这才免除了革职或交刑部议处的厄运。由于和珅经常主持会试和殿试，因而对乾隆的出题习惯已经了然于胸，往往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于是他便常常进行“押题”，而且往往一押就中。因此，和珅常常把押中的题目告诉出钱的学子，因而考中者甚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下令以江南儒生蒋衡所进自己整理过的《十三经》刻石于太学，并命和珅、王杰为总裁，以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随同校勘。乾隆帝在上谕中称：自汉唐宋以来，皆有不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碑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恩以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覆舛伪，茂弃懋勤殿以年，允宜刊之不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这次刻石引发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主要负责此事的是和珅和彭元瑞，彭元瑞凭借自己的功劳和贡献获得乾隆帝的肯定，并给予缎匹、笔墨的奖励，而同为负责人的和珅因为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工作，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和珅自从受宠以来，哪里受过这般“窝囊气”？就以“非天子不考文”为由攻击彭元瑞所作的《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并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和珅，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乾隆对此并不认同。和珅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竟派人将彭元瑞所改古字全部挖去。清朝的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四中对此有记载：太学石经凡一百九十碑，为江南拙老人蒋衡书，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高庙欲勒石经于太学，初命彭文勒瑞司校雠，金司空简司工。五十九年（应为五十六年），高庙启跸幸避暑山庄，文勤不随扈，命每晨携笔砚至乾清宫遍校内府所弃宋刻各本，金司空备食。文勒因得观人间罕见之本，考其同异，著为一书，名曰《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凡蒋书不合于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奏曰：“石经将垂训万世，只臣与金简二人列后衔，臣以未学，金又高丽人，恐不足取信。”因加派和相国珅、王文端杰为总裁，董文恭诰、刘文清墉及金司空、彭文勤为副，金司空士松、沈司农初、阮制军元、瑚太宰图礼、那太宰彦成随同校勘，独文勤得邀宫衔，并命仿《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每经勒《考文提要》于后。和相国嫉焉，大毁《提要》不善，并言非天子不考文，议文勤重罪。高庙（乾隆帝庙号）谕曰：“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和计不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分训诂、偏旁、谐声三门，以为己作也以进。文訾《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请饬禁销毁，并命彭某不得私藏。高庙叹曰：“留为后人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其事乃寝。和乃密令人将碑字从古者一夜尽挖改之，而文勤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庆八年，文勤奏请详加察核，仁宗命董文恭、纪文达、朱文正、戴文端、那冢宰查对，但将碑宇之草率漏画略加修补而已。阮制军之抚浙江也，始以《考文提要》属门下士许进士绍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荟萃宋本之善者。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宋本俱烬，今乃借是书以存其大概，岂非深信耶？由此可见，和珅当时牢牢把持着教育、考试大权，他的专横跋扈和独断专行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控制科举广取士和珅本人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明白，科举才是国家取仕的正途，皇上选拔官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科举。所以控制科举是巩固自己在朝中地位的捷径。一方面用师生之谊笼络朝廷官员，另一方面，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每年的主考都是考生巴结、贿赂的对象。此外，文化、教育方面的事业是善举，可以让自己有个好名声。科举是国家十分重要的领域，清朝历代都很看重科举的公正性。科举主考官历来都是饱学鸿儒，和珅并非通过科举途径发迹的，因此一时之间，难以插手这个领域。和珅首先做了不少文化工作，先后主持过《四库全书》、《皇清开国方略》等许多官书的编纂，当过国史馆总裁等高级职位。为控制科举准备了充足的功课。和珅自从控制科举后，有些读书人一辈子的前途被和珅耽误了，对和珅可谓恨之入骨。和珅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等官职，通过这些职务，和珅便可以控制官吏的选拔，方便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打击对自己不利的政敌，还大肆收受贿赂，财源广进。甚至连考试发榜的排名，也可以仅凭和珅个人的意愿，随意调整。吴省兰、吴省钦兄弟曾经做过和珅的老师，虽然学识渊博，但总是屡试不中。后来，二人通过和珅帮忙，终于顺利通过考试，一步步踏上升迁之路。这二人自从得了和珅的好处，对和珅可谓是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所以，和珅也有心提携他们。有些和珅不方便直接控制的事情，就委派他们兄弟二人去做，和珅既能从中得到实惠，还可以避人耳目。有一年，和珅推荐吴省钦出任直隶府学政，主持乡试。吴省钦一到地方就公开舞弊，甚至明码标价地收受贿赂。一时之间，搞得乌烟瘴气。吴省钦收到的好处，自然不敢私自瞒下，大部分都孝敬了和珅。这次乡试吴省钦公开舞弊，动静太大，引起了诸多贫寒考生的不满。他们本希望寒窗苦读十几载，能够通过考试博取功名，不想却因为没有银子而名落孙山，因此对和珅与吴省钦非常痛恨。有一名胆大的考生知道内幕后，又气又愤，在考场门前贴了对子，讥讽吴省钦。上联是“少目焉能识文定”；下联是“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是“口天欺天”。这是一副拆字联，上联的“少目”恰是个“省”字，下联的“欠金”恰是个“钦”，横批中的“口”、“天”二字则是一个“吴”。巧妙地将吴省钦的名字嵌入其中，暗中讽刺吴省钦不识学问，主考官只认银子不认人。吴省钦得知后十分惊恐，急忙调派了几名官差把守，严禁考生私自张贴任何对联、条幅。和珅在全国的眼线众多，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把吴省钦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银子不是不能收，但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直隶学政本来就是个肥差，何必要一次吃饱？要是被别人看出破绽，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这可是和珅几十年的贪污受贿秘诀，是和珅在长期的做官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不由吴省钦不服。和珅控制科举的事情举不胜举，手段也层出不穷。福州有位著名的进士，名叫郑光策，他的一生颇有些传奇色彩，曾经因为反对和珅，而受到了和珅的打击报复。郑光策，初名天策，字宪光，一字琼河，又号苏年。他是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少年时父亲离世，家境贫寒，与弟弟郑天衢相依为命，努力读书，互为师友，在当地很有名气，有“二雄”之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郑光策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候选做官，此后郑光策仍然日夜攻读诗书，从未懈怠。他在乾隆的一次南巡中给乾隆写文章，得到了乾隆的赏识，命其在浙江会试。和珅当时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跟随乾隆一起南巡，乾隆就命令他监试这次考试。交卷时，和珅看到乾隆帝的御座下面有个踏脚用的小脚几，就故意坐在上面收取试卷。这样一来，下面的考生交卷时，就不好站着交卷了。因为和珅离乾隆很近，所以只好跪着呈上试卷，看起来就好像给和珅下跪一样。郑光策当时已是进士，自然心高气傲。他见和珅借皇帝抬高自己，趁机侮辱读书人，于是与同乡福建名士林乔荫等人约定，交卷时只拱手行礼而不下跪，交了考卷就愤愤地退下。和珅见郑光策驳了自己的面子，对他怀恨在心。于是在阅卷时，故意将所有福建人的考卷藏起来，根本就不阅卷，结果福建无一人考取。郑光策知道只要和珅一日在朝中为官，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于是回到福州老家，刻苦钻研诗书文章，除了熟读圣贤书，还积极研究对现实有用的书，成了有名的政治改革家。可以说，和珅的蛮横无理成就了一个历史名人。郑光策后来还对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郑光策向福建的将军府呈上平叛林爽文的《十二议》。当时的大将福康安读了郑光策的意见之后，全部采纳并获得最终的胜利。福建巡抚徐嗣曾在台湾善后，临走前，郑光策又呈上《台湾善后事宜书》的八议：议定章程、议散义勇、议增兵额、议兴屯田、议缓城工、议严盗课、议设官庄、议举吏职。福康安、徐嗣曾觉得他是个奇才，邀请郑光策一起到台湾。郑光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不去。郑光策虽然由于和珅的打压而仕途不顺，但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和珅不仅通过操纵考试进行内幕交易，以致耽误读书人的前途，他甚至能够随意调整考试的名次。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春闱会试中，有一位姓沈的读书人考取了前十名。和珅担任主考，看到这位考生文采不凡，必是将来的栋梁之才，于是就想拉拢他。不料姓沈的考生性子耿直，厌恶和珅的为官之道，不屑与和珅结交。况且自己已经进入前十名，参加殿试应该没有问题，和珅此时提出与自己结交，其意不言自明，他心中更是不屑。结果，和珅火冒三丈，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此人，否则以后谁还会把自己放在眼里？和珅利用自己主考的身份，找了个借口让他名落孙山，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从此以后，京城的人都明白，和珅操纵考场，文人举子不得不在考试前，结交和珅，贿以重金，以免和珅与自己为难。这样一来，京城内外的官员学子都成了和珅的奴才和附庸，没有一个敢顶撞他。京城中的学子耳濡目染知道和珅的为人还好说，那些外地来京考试的学子可就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和珅对那些不听话、“不知好歹”的读书人从来都是毫不留情，他可不管你是打哪儿来的。山西举人薛载熙就是被这样除名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薛载熙赶往京师参加礼部恩科会试。清朝的科考在殿试之前还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优劣分为一、二、三等，并分别授予官职。薛载熙自认才高八斗，并且不出所料地进入复试。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出大的差错，进入复试就意味着已经中了进士，只是名次会有所出入。薛载熙见自己已经进入复试名单，自然高兴万分，消息传回山西，更是举家欢腾，即刻着手准备迎接这个进士。孰料，天有不测风，复试前夕发生了变故，薛载熙的名字从复试名单中被除去，失去了复试资格。薛载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着人在京城的亲戚中打听。亲戚对他说：“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和中堂，你被除名，肯定是得罪了他，其他人是不敢随便改动名单的。你好好想想哪里得罪过和中堂，或者有什么对他不敬的地方？”薛载熙要不是参加考试，连京城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次来京城，他连客栈的门都很少出，更别提与别人发生冲突了。至于和中堂，他连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会得罪他呢？亲戚一听，不屑地一声冷笑，对他说：“怪不得呢！你既然来京考试，为什么不去拜访和中堂，表示自己的恭敬之意？你不去他府上，给他好处，这难道不是得罪他吗？你初来京城，可能不知道吧？这和中堂做事收钱是出了名的。只要他主持科举，无论你有多大学问和能耐，要想考中，必须先去送钱拜码头，否则别想考中。而那些考中的人都必须顺从他。拒不顺从的人，除非你名满天下，连皇上都知道，否则要么除名，要么落榜。京城的官场尽人皆知，但碍于他的权势，没人敢说就是了。”薛载熙只顾闭门读圣贤书，哪有心思关注窗外事？本想来到京城，一心准备会试，考取功名，哪懂得还有这般诀窍。不用说你也猜到了，这件事确实是和珅捣的鬼。和珅见其他人都来给他送钱，表示对他的尊敬，唯独这个薛载熙不给面子，于是有心不让他进入殿试。和珅拟定复试名单后，上奏乾隆帝批复。和珅对薛载熙的评语是：“单凭学问水平而论，薛载熙的试卷没有大的问题，只是诗文有粗鄙乱凑之嫌，奏请停科。”当时恰巧是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大寿期间，乾隆心情极好，不想在这些细枝末叶上太过追究，好让天下读书人普惠皇恩，于是批复道：“若没有大的问题，可以加恩宽免。着和珅与诸位考官仔细商议。”这下还是和珅说了算。和珅仍然不肯放过薛载熙，与众人商议后的名义上奏道：“薛载熙的复卷与中卷不符，难逃舞弊嫌疑，请记录在案，留待以后审查。”复试与中卷不符，这种情况很常见，和珅以此为借口，确实是有心置薛载熙于死地。乾隆无心继续纠缠下去，就同意了和珅的奏请。薛载熙可算坐了一次“过山车”。本来他进入复试的消息已经传回山西老家，家人也已准备好高规格迎接，不想最后却是一人孤独返乡。薛载熙心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学子的倔脾气却上来了，他不愿意向和珅低头，只好韬光养晦，闭门谢客，在家每日刻苦攻读，盼着和珅哪天会倒台。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拨云见日。他非常憎恨和珅，甚至每天读书后，都要焚香跪拜苍天，诅咒和珅快些倒台，这样一直坚持了下去，未有间断。也许薛载熙的冤情真的让老天看不下去了，或者是他的诚意感动了老天，无论怎样，他的诅咒应验了。10年后，太上皇乾隆驾崩，权倾天下的和珅随后被嘉庆帝赐死。薛载熙悲喜一起涌上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知道自己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薛载熙打点行装，凑齐了盘缠，动身到京城去申诉自己的冤屈。薛载熙在京城一直等待见到嘉庆的机会。嘉庆六年（1801年）的一天，薛载熙得到消息，嘉庆帝出外巡视。薛载熙在皇帝的必经之路上苦苦等待，终于等到了嘉庆帝。他冒死拦驾含冤，哭诉冤情。嘉庆命薛载熙从实禀奏。薛载熙声泪俱下地把十几年前的会试中被和珅无辜除名，不能考取功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嘉庆说了出来。嘉庆帝本来就知道和珅向来作恶多端，也曾经听说过这件事。于是当场下旨：“薛载熙会试中被无辜除名，并非皇考的本意，是和珅蒙蔽了皇考，出于私心办理的。朕也知道你的冤情，可以考虑现场出题考试。”于是，嘉庆现场出题，让薛载熙即兴作诗一首。薛载熙在家读书多年，又颇有文采，会试不中后更是专心习作，学问大有长进。现场作诗立就，嘉庆听了，评价说“诗句的水平比以前的还要好，加恩赏还举人身份”。薛载熙被和珅打压十多年后，终于被平反。这只是有记载的影响较大的例子，那些未曾记录的不知还有多少，可以说，和珅在当权期间到底抹杀了多少有才之士的功名，恐怕难以计算，给朝廷造成的损失似也难以估量。为修宅院动士兵和珅飞黄腾达之后，成了皇帝的专职跟班，日益获得皇帝的好感，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样一来，他做事也就少了许多顾虑，就越发胆大妄为。他在建造自己的相府新宅时，竟然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修建宅院，这样以来，他在劳力上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就连他盖房子需要的木料、砖瓦等材料，大部分也都是地方官员贡献的。可以说，和珅没花多少银子就盖起了一座令王公大臣都惊叹不已的豪宅。除了世人熟知的贪得无厌，和珅一生还豪奢无度，在修建宅第园林方面，也是不甘人后。乾隆帝对他恩宠有加，经常赐予他土地让他建筑宅院，有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加封他，搞得其他官员很是嫉妒但又无可奈何——谁让皇帝喜欢呢？就这样，在乾隆的不断赏赐下，一座座别致、精美的园林相继成为和珅的家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刚刚由御前侍卫兼都统擢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正值春风得意，当然要重修家宅以示庆贺。他的第一所新居就是在这个时候建造的。乾隆帝为了表示祝贺，专门在什刹海畔三座桥附近的“黄金地段”赐给他一块上等的地皮。和珅这是第一次建造自己的新宅院，所以他在建设时非常用心，他亲自监督整个工程，对每个细节都严格要求，力争超过其他王公大臣的府邸。此处建得豪华奢侈，但在他倒台后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嘉庆四年，嘉庆帝曾发布上谕：“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及其多宝阁（隔断式样），仿照宁寿宫制作，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再有，“据呼什图供和珅盖造楠木房屋时，曾令伊人宁寿宫照烫式样。查呼什图入禁内烫样，该总管太监并不阻止，辄行放人，应交总管内务大臣查议”等。“因奏准抄出到臣衙门臣等查得萧得禄等均系总管太监，当呼什图擅入宁寿宫烫洋时并不阻止，辄行放人殊不合，请将总管太监萧得禄，阎进喜各罚钱粮二年。首领太监董世玉、李进孝、高进喜、邓世忠罚钱粮一年。”和珅建造此宅院时，竟然派呼什图潜入内宫“烫样”，并依照烫样建造，所以，其“锡晋斋”还依稀可看出宁寿宫的影子。宁寿宫是为太上皇乾隆建造的，和珅这样做当然属于违禁。虽然当年御史曹锡宝弹劾他逾制建造宅院，不过，当时和珅正风光无限，乾隆不仅对和珅逾制之事不予追究，竟然还斥责曹锡宝诬陷和珅，反而使曹锡宝丢官弃职。事实上，和珅当时刚刚迁入正黄旗，在什刹海的封地建造是符合祖制的，但是和珅打了一个擦边球，他本人借机极尽奢华之能事，逾制修建自己的宅院房屋，确有违规之嫌。不过当时在朝中和珅正炙手可热，连皇帝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还能拿他怎么样？和珅宅第东至毡子房胡同，南至今前海西街南侧，西至李广桥，北至大翔凤胡同，后辗转达官贵人之手，并多次改建，至今仍有嘉乐堂、天香庭院、锡晋斋、寿椿楼等和珅所建的基本建筑。和珅的宅院规模当然和亲王贝勒王府不能比，但从内部结构和装饰之精美来看，和府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史料中有记载：其装饰物“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灯较大内所有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二门外”。这两宅第的建造，耗费了许多人工和时间，单是动用的工人的报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和珅的精明就体现在这里了，据史家考证，和珅建造府第所支用的工匠不是招摹而来的平民，而是他控制的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和巡捕五营的步甲等人。据考，最多的时候调来的兵达一千多人。和珅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自己修建安乐窝，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他的贪得无厌和胆大妄为。和珅当时可谓富甲天下，却仍然为了省下工人的工资而不惜动用国家军队，真是精明过了头。实为朝廷掌舵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负责工部事务的苏凌阿、瑞保出差在外，而新任尚书舒常也尚未到京，工部的日常事务又多，所以一切工部日常事务暂时由和珅代为管理。一个月后，37岁的和珅补授大学士一职，并仍然负责户部事务。与此同时，因为补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福康安尚兼陕甘总督一职，无法回京，所以吏部事务也由和珅负责。同年九月，因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务已有八年时间，况且已经升任大学士，不便再兼任这一职务，转而由其子、同时也是固伦和孝公主额附的丰绅殷德充任。清代的大学士只是一种荣誉职位。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后，就算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不得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理，成为一个虚衔。会典上规定的“大学士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等决策职责等于废话，只有参与“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经筵领讲官，会试充考试官，殿试充读卷官，春秋释奠摄行祭事”等闲散职能，根本没有实权。即便如此，不少官员想获得大学士一职也不容易，大多在即将退休的时候才能得到。而一旦获得大学士一职，即要解除所负责的六部职务，最多可以兼管事务，但并非直接掌管实权。和珅是个例外，他不仅37岁即获得大学士这一荣誉职位，而且不脱离实权，仍直接掌管六部中吏部、户部、工部等的实权。如所兼任工部事务是主持工程的最有油水的部门；吏部尚书是负责官吏的遴选和考核，是天官；户部则负责国家的财政大权……可以说，和珅几乎控制了大清国所有的要害部门。在乾隆眼里，和珅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他让和珅开始主持军机处的大权。军机处是清代直接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大臣的权势之显赫，那是朝野闻名的。就连军机大臣下面的一些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即军机章京，因接近国家机要，平时也狐假虎威，颇有权势，俗称“小军机”。“小军机”在清代社会上名声很大。每当皇帝下谕旨，都要由军机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稿，然后呈皇帝阅览批准后颁发执行。《檐曝杂记》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军机大臣早晨入内面奉谕旨，等到退下来，已是辰牌时分了。回到军机处后，叫军机章京进来，告诉他今天有几道什么上谕。军机大臣一面说，军机章京一面用手折一一记下；然后回到自己办公的房子里，分派拟稿：某某拟哪一道，某某拟哪一道。一霎时笔如风雨。军机章京看过了，又斟酌几个字，然后给军机大臣看。军机大臣认可后，就由太监呈送皇上，皇上阅览批准后，这才颁行天下。”军机章京官级不大，属于助理人员，但因其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上谕、奏折等国家机要文书，因此，官场中的人都认为他们是颇有权势的人物。许多官员都通过他们打探官场最新消息，以期获得他们的关照。尤其是一些想向上爬的地方官吏，虽然没办法接近军机大臣、各部尚书或侍郎等朝廷大员，但是经常以巨资珍宝买通官级稍微低一些的军机章京作为自己的内线，把握朝廷的动向。所以军机章京在官场上影响很大。军机章京一般都是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饱学之士。但也难免有文采一般、庸俗不堪者，这样的人只好多干些粘贴文稿、折子的杂活儿。这种军机章京被世人讥为“面糊章京”。《负曝闲谈》中提到他们何以被称为“面糊章京”：达拉密章京对于那些无法执笔的章京了然于胸，于是有些事情就不去惊动他，到了忙的时候，把批好的折子，什么“知道了”“该部议奏”等，都一条一条的夹在折子里面，叫他用浆糊一条一条地粘上去，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叫“面糊章经”。任何职务只要能跟皇帝沾上边儿，就有升迁的机会。军机章京拟的文稿如果经常受到皇帝赏识，拟稿者一时间就会声名鹊起，甚至破格升官。反之，如果拟的稿总是不尽如人意，没有亮点，就可能十天半月都不被委派一事，只是按时上下班而已。前者被称为“红章京”，意为受到皇帝的重视，鸿运当头；后者被称为“黑章京”，意为被冷落、触了霉头。有人甚至为“红章京”作诗道：“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其中的中堂指大学士，可见“红章京”当时的权势之盛。相反，“黑章京”就没有那么风光了：“篾篓作车驴作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更有好事者将后二句改作“五更踱到军机处，不识今朝有事无。”将“黑章京”低三下四、无事可做的倒霉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无论“红章京”还是“黑章京”，都是清朝黑暗官场的一面镜子，让人不胜欷歔慨叹人生的际遇。和珅刚入军机处时，并没有掌握实际大权，因为很多居功至伟的朝中老臣都排在他前面。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闰三月，福隆安去世，和珅在军机处的排名升至第三位，加上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一直奔波于外，次席梁国治又是汉人，无法掌握实权，这样一来，军机处的实际决策权就落到和珅手中。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鲜使臣在闻见别单中又说：“吏部尚书和珅，去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隆。皇帝且遣内侍轮番其第，势焰熏天，摺绅趋附。惟阁老阿桂勋伐既盛，而清谨自持，为珅敬惮，朝野颇以倚赖云。”四月，朝鲜使臣在闻见别单中又说：“和珅宠遇愈隆，威势日加，今年又以军功进封一等男。”此时的和珅，可谓大权在握，如日中天，成了大清朝廷的实际控制者。和珅权势越来越大的原因正是年老而又不肯放权的乾隆帝越来越“倦勤”，与先前那个年轻气盛、精力旺盛的乾隆不可同日而语。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朝鲜使臣就有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的记载：“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正是乾隆的越发“倦勤”，给和珅提供了把持朝政、巩固自己权势和地位的机会。到了乾隆末年，和珅实际上已经成了大清国的掌舵人。嘉庆二年（1792年）八月，阿桂去世，他真正成了朝廷的第一决策者，达到人生事业发展的巅峰。第四篇 家财万贯，聚之有“道”——和珅的敛财之道第一章 千里为官只为财——贪污受贿广积家产做官清，不得升“行贿是行贿者的通行证，廉明是廉明者的墓志铭”，行贿受贿历来是官场中无法根除的毒瘤，也是官场腐败的例证。像和珅这种乾隆面前的大红人，手眼通天，向他行贿的人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和珅在这方面也是毫不手软，经常直接向各级官员索贿。和珅向来陪伴在乾隆身边，随时伺候他，当然可以打着皇帝的名义索要钱物。御驾所经之处，即是他向各地官员勒索钱财的大好时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第五次南巡。和珅在沿途省份大加勒索，狠狠地敲了地方官员的竹杠。途径扬州时，乾隆见扬州市井繁华，人民安居乐业，心中不免高兴，对扬州当地的官员大家封赏，并赐宰众盐商，一时间君臣都乐开了花。于是乾隆在扬州行宫大排筵宴，好不热闹。宴罢，和珅却暗中将两淮盐政征瑞叫到面前，非常诡秘地向他提起了一桩旧案，是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原来，自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二年的二十多年间，两淮预先提取盐行共约四百九十万两，共得合银一千余万两，然而，历届的盐政将这笔资财均未奏请充公。此案终于在乾隆三十三年案发，虽然两淮盐政及各地与此牵连的官吏都受到了严惩，可是接任的盐政却仍然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愿上缴，总是应付了事。直到乾隆四十四年的十几年间，一直没有还完，仍欠内务府五百多万两。后来和珅才将这个肥差安排给了向自己行贿的征瑞。这次和珅陪同乾隆一起到了扬州，和珅亲自见到了扬州的富庶，而且此地盐商众多，个个生活奢靡，这才觉得征瑞平时给自己的进献实在是太少了，心中非常不满，但又不好明说。于是，便借机向他旧事重提，准备再多勒索些钱财。和珅说完后，又阴阳怪调地说：“你欠的一千多万两银子，好像没有还多少啊？为什么不还完？是谁给你们说话，让皇上给你们减免的？而你自己从中又收了多少银子，你我也都清楚。大家都是聪明人，皇上若问起这件事来，知道你这么多年还没有还上，定会勃然大怒，到时候可别说我和某没有提醒你啊！”和珅的这句话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恫吓，征瑞岂会看不出来？他的两淮盐政职位本来就是靠着和珅才得来的，倘若和珅变脸，自己就没法发财了，为了保住这个挣钱的职位，征瑞只能唯唯诺诺地不住点头：“小的每年向上交纳十万两，其他的节日也断断不曾少过，希望大人能体谅下官的难处，小人这就回去筹措银两，请大人尽管放心。”和珅本来就是冲着银子来的，他见征瑞明白了自己的用意，而且表现得又如此听话，就换了一副舒缓的口气说：“其实说到底，你也只是为皇上办事，你若实在还不上内务府的银两，也不必过于紧张。这中间环节众多，皇上还能太为难你不成？再说皇上此次南巡，你接待周全，博得龙颜大悦，对你不还进行了封赏，这不是，还赏赐你顶戴花翎。”说完才拿出皇上的赏赐的物品给他。征瑞见和珅这么说，而且皇帝还赏赐礼物给自己，这才稍稍平静下来，当夜召集心腹盐商，筹措了银两，给和珅送去了十万两白银，这才暂时安慰了和珅。虽然如此，征瑞两淮盐政的职位不久还是被和珅借故给除去，转而给了扬州盐商汪如龙，后来征瑞打听才得知是汪如龙给和珅送了整整二十万两白银，难怪和珅要摘他的帽子给别人了，和珅拿钱办事果然神速。在和珅眼里，他觉得接受属下的贿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替人办事当然要拿报酬，只是和珅不仅暗地里索贿，还明目张胆地勒索敲诈，只要他看中的东西，他甚至会毫不客气地当面索要。朝廷派往各地的封疆大吏每隔几年就会回京述职，以让皇上了解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每次进京都会携带一些本地的珍稀之物进献给皇上。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两广总督孙士毅从安南前线回京述职。总督掌管一省或几省的行政，是朝廷中的大官，一般都是皇帝极其信任之人才能接任。他们在朝中的地位很高。一般官员对他们都非常敬畏。唯独和珅妄自尊大，就连王爷公卿也怕他三分，总督更不会入他的法眼。孙士毅一到京城就前往金銮殿面君，在宫门之外遇见和珅，和珅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一个东西，想来是要进献给皇上的。向他要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用珍珠做成的鼻烟壶，做工非常精巧，是世间罕见的绝品。和珅一见便爱不释手，连连称赞。临分别时，和珅对孙士毅说：“孙大人，这件玩物肯转赐下官否？”孙士毅对和珅受贿贪污早有耳闻，现在竟然当面索要，一时无法回话。只得如实回答：“此物本要进献给皇上，而且早已奏明。蒙和大人喜爱，本应赠与和大人，怎奈这样一来下官不好向皇上交代，还望和大人体谅下官的为难之处。下次进京，我再为和大人另行准备礼物，您意下如何？”和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驳他的面子，但既然是献给皇上的，他也不好发作，只好掩饰说：“孙大人不必挂在心上，我方才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君子不夺人之爱嘛！”孙士毅见和珅这么说，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过几天，孙士毅在军机处见到和珅，和珅故意将手中的一只鼻烟壶晃了晃，对孙士毅说：“孙大人，我也有一只鼻烟壶，请你看看比你那个如何？”孙士毅看到这明明是自己献给乾隆那一只，心中吃惊不小。和珅得意地笑道：“孙大人不必惊讶，这鼻烟壶是皇上赏赐给我的，未免不是你进献的那一只。”说完哈哈大笑。孙士毅这才算彻底明白了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与权势，从此以后，对和珅再不敢有半点不敬。和珅虽然大贪特贪，凭借官威聚敛了巨额财富，在朝中更是飞扬跋扈，但他却能安如泰山，这正应了那句话“做官清，不得升”，难怪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朝中“人情”卖不完在一个关系社会中，人情也是财富。朝廷作为封建时代社会最大的利益和官场信息集散中心，只要稍微使用手中的权力，对各种官员进行“明码标价”的出售，一夜暴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最重要的是消息灵通，这些信息也许对和珅这样的高官没有用处，但对于那些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能否从高层官员那里得到内部信息，有可能会决定他们的前途甚至是命运。为了能及早掌握这些内部信息，以期能够迅速飞黄腾达，总会有人不惜花费重金去打通关节。所以历史上总是少不了那些巴结、勾结宦官等皇帝近臣的人物，为的就是能从皇帝身边人的口中得到朝廷上的风吹草动，好见机行事，做好随风倒的准备。乾隆时期，和珅的地位加上他与乾隆帝的特殊关系，无疑也成为了这类人追逐的首选目标。和珅常年伴随在乾隆身边，对朝廷的一举一动可谓了如指掌。皇上平时不与其他大臣说的话会跟他说，平时有些什么爱好和珅也最清楚。只要获得一点儿内幕，哄得乾隆帝高兴，说不定就够那些当官的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别说和珅做了那么大的官，他就是仅凭常年陪伴皇帝掌握的那些“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横财，和珅爱财如命，当然对此也心知肚明。和珅也常常以“送人情”的名义，趁机做了“情报交易所”的交易员，通过这一行径，他积累起了不少财富。乾隆在五次南巡之后，许多大臣也看出了他的这一行为是劳民伤财的举动。每遇到皇帝出巡，各省督抚趁机大肆勒索属员，往往还打着皇帝的旗号，这样一来，皇帝虽然没有收到多少礼物，却被各级官员趁机利用，狠狠剥削老百姓一回。人民虽然怨声载道，可惜无法上达天子，乾隆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物阜民丰的美梦当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大臣的劝阻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要进行第六次南巡。和珅当然是最先知道乾隆决定的人，所以，皇帝还未出京城，远在扬州的两淮盐政汪如龙就收到了和珅的快马秘信，和珅还随信寄去了一幅香妃的画像，信中告诉汪如龙，可以按图中女子的模样在扬州为皇上寻找美女，如若办成这件事，皇帝一定重重有赏。原来，乾隆后宫中有一名贵妃深得乾隆喜爱，册封为容妃。容妃不仅容貌秀丽，体态婀娜，而且天生体内有异香，所以人称“香妃”。香妃是当年回疆的和卓向乾隆进献的美女，后来回疆形势发生了剧变，大小和卓部起兵叛乱，乾隆派大军镇压。虽然这些事情起初乾隆有意瞒着容妃，可宫中耳目众多，还是被她知道了，立刻责怪皇上太过残酷，从此对乾隆也冷淡了许多。乾隆因她是和卓所献美女，不好明里太过恩宠，尽管心中不舍，还是不得不对她表现得疏远起来。后来，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南为她建造了一座楼，名为宝月楼，并亲笔撰写了《宝月楼记》。记中写道：“楼之义无穷，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将宝月楼比做月亮上的广寒宫，那楼上的容妃，自然就是众所周知的月中仙子嫦娥了。其中的恋恋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和珅对乾隆可谓了如指掌，他当然知道乾隆对香妃是无法割舍的，所以才命汪如龙遍寻江南美女，一定要找出一个形容酷似容妃的女子，以解皇上的思念之情，若如此，皇帝肯定龙颜大悦，对汪如龙以后的仕途也会大有帮助。汪如龙见和珅透露给自己这样一个重大的内部消息，当下高兴得手舞足蹈，简直要把和珅当神仙供起来。他一直想做点什么以博取皇上欢心，好为自己以后高升打基础。却一直苦于不得其要领，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和珅的秘信不啻于福星降临，给他打开了通往财富和权力之路的大门。他立刻下令手下干将在江南按照香妃模样挑选美女，终于找到一个气质佳、形象好的江南女子。乾隆南巡到扬州，汪如龙忙不迭地献上美女。乾隆对汪如龙进献的这个女子非常满意，从她那里，年迈的乾隆想到了曾经温柔体贴的香妃，感受到了许久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乾隆一扫心中的不快，对汪如龙更是大加赞赏，立刻给他升了官。而和珅因为给汪如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获得了汪如龙二十万两白银作为感谢。和珅只不过是顺手将乾隆的一点心事作为人情送给了汪如龙，就获得二十万两白银作为酬谢，可见他这个时常与皇上形影不离的人有多少人情可以做交易！狐假虎威敛巨财贪财之人最喜欢做的就是承揽大工程、大项目。因为工程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是为国家和皇上办事，办得好了，不仅能博得皇帝的欣赏，还有名垂青史的可能。就算不能博得皇上的嘉奖，只是中规中矩地完成了，也能获得大量的钱财，有时一个工程可以让人一辈子吃喝不尽。然而，由于僧多肉少，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这样的机会，只有那些有位高权重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能否接到朝廷决定下来的大工程，就成了某位官员地位和实力的象征。和珅视财如命，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皇帝南巡、避暑山庄扩建、圆明园扩建等一系列大工程都有他的影子，他从中也获取了大量的钱财。其中，既获利多，皇帝又满意的当属由和珅总负责的乾隆八十岁的万寿庆典工程。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历代帝王活到八十岁的只有梁武帝、宋高宗和元世祖三位，可谓少之又少。所以，乾隆决定在八月十三日生日那天，举办隆重的庆典，庆典工程由和珅和工部尚书金简总负责。和珅知道乾隆对自己的八十大寿非常重视，为了讨好皇帝，他施展出高超的理财本领，主动向乾隆请缨，保证不动用内务府一两银子就可以圆满完成大典。乾隆一听有这等好事，自然大喜。至于和珅的手段和从中获利多少，乾隆就不再过问，任由他去做。和珅立刻打着为皇帝办寿典的旗号开始了他的筹钱计划。除了要求商人捐献银两以外，王公大臣、八旗子弟以及各部的官员均要按俸银的多少扣除一定比例的俸银。外省官员则从各省的养廉银里扣除四分之一作为孝敬皇帝的俸银。这样算下来，和珅聚敛起来的银子已经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举办庆典可谓绰绰有余，和珅将其中一半的钱划入了个人的腰包，真正用于办庆典的只有一半的钱。为了办得隆重，乾隆的八旬庆典分三处进行，七月初七至七月二十二在承德避暑山庄；七月二十四起銮回京，七月三十日抵达圆明园；八月十二日自圆明园还宫，八月十三日在太和殿举行庆典大礼。八月二十一日庆典结束，总计一月有余，足见庆典的声势之浩大。乾隆七月初七就抵达避暑山庄，他在此并未全心全意庆寿，每日仍然批阅公文，处理国事，不曾荒废；另外，他还接见了安南、蒙古、回部、朝鲜、缅甸等国派来为韩隆祝寿的使节，整日还是为国事操劳。和珅为了展示全新气象，命人把避暑山庄的一应建筑全都修茸一新，尤其是山庄的正殿、澹伯敬诚殿，乾隆在这里设筵款待各国使节，澹伯敬诚殿全由楠木建成，称作“楠木殿”，其中的设施陈列等一如皇宫，让乾隆感到非常亲切。七月二十三日，避暑山庄的祝寿活动结束，乾隆起驾回京。乘坐的是皇帝出行时规格最高的礼舆，充分显示出庆典的隆重。舆高六尺三寸，纵深三尺九寸，面宽三尺，左右的直辕各有一丈七尺长，由十六人共抬，礼舆也十分华丽。圆明园各处也都已布置一新，和珅命人建起了各种各样的景点，绵延不断，既有人工搭起的亭台楼阁，也有仿照西洋建造的园林建筑，遇水则设龙舟，逢山置塔。景色宜人处表现得野趣横生、小桥流水，恢弘大气处极尽奢华。各处景观更是错落有致地点缀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戏台，轮番上演各种喜庆剧目。全国各地的戏班也是纷纷进京，为皇帝贺寿。另外，西四牌楼前也建起了一座大台，一百名须发皆白的老人伫立上面，一派福寿景象。八月十三日，乾隆寿诞的日子到了，乾隆在太和殿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的朝贺，文武百官也都换上节日盛装，为皇帝的大典添加喜庆气氛。按照大清的制度，如果遇到皇上或皇后的万寿庆典，文武百官都要在寿辰的前三天和后四天身着上面绣有团龙纹样的花衣，而各国前来朝贺的使节则被安排在太和殿以外的西檐之下等待朝廷的安排。时辰一到，乾隆帝身着龙袍，头戴珠冠，在盛大的欢迎礼乐声中升座太和殿，然后就举行复杂而庄重的礼仪、宴会，各国的使节也都纷纷带来了具有本国的特色节目，表演本国的歌舞取悦乾隆。宴会宣告结束后，乾隆在百官的跪拜谢恩声中起驾回宫。在这个盛大的庆祝活动背后，是和珅自信的指挥协调。和珅将这么隆重的活动打理得有条不紊，实为历史上罕见的，更加称奇的是和珅没有花内务府一分钱就办成了，乾隆对和珅更加信任和满意了。和珅自己也假借天子名义，狐假虎威，强行克扣官员的俸禄，而且让有名的富商以向天子贺寿为名进贡奇珍异宝，其实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从中捞取了不少的钱财。大兴土木建豪宅和珅一生宅院众多，既有自建的，也有皇帝赏赐的，不一而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二月，和珅全家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成为上三旗人。不仅如此，乾隆还赐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一块地给和珅，恩许他另建住宅，同时还把淑春园当做别墅赏赐给他。淑春园在今北京大学内，是颐和园的一部分。和珅对淑春园非常上心，几经修葺，成了西郊名闻一时的园林。和珅的老宅在西四附近的驴肉胡同，是清初论功行赏时分配给尚属于正红旗的和珅家的，和珅在发迹之前一直与弟弟和琳合住。后来和珅由御前侍卫兼都统一路升到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不好再与弟弟和琳一家一起居住，正巧皇上在什刹海赏给他一块地，于是，他着手在此处修建新居。和宅的布局非常精巧，其他宅院根本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就是同达官显贵的府邸相比，也毫不逊色。庆亲王永璘曾道：“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邸第赐居，则吾愿矣。”后来，嘉庆帝果然满足了他的心愿，赐了和珅邸宅的一半由他居住，永璘就已经喜极而泣，感动得痛哭流涕了。和珅的另一处宅院淑春园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内务府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并北楼门外等处花园……”，乾隆把淑春园赏给和珅后，和珅将其更名为“十笏园”，并多次扩建。最终的规模很大。园内山水相间，并存一个湖泊（即今北京大学未名湖），湖中有小岛（湖心岛），石舫，现在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于今北京大学内，环境安静，美丽，曾有人赞曰：“一径四山合，上相旧园亭，绕园二、三里，烟草为谁青。昔日花堆锦绣，今日龛余晋火（园有花神庙），忏悔付园丁。绿野一弹指（绿野亭亦存），宾客久飘零。坏墙下是绮阁，是云屏，朱楼半卸，晓钟催不起娉婷（园中有楼，向贮一自鸣钟，极巨，是鸣则群姬理妆）。谁弄扁舟一笛（园池为渔人利，适有荡舟横笛者），斗把卅余年外，绮梦总吹醒。悟彻人间世，渔唱合长所。”另外，内阁侍读学士斌良在《游故相园有感题》中写道：“铜铺尘幂径苔侵，策马荒园寄慨深。爱蓄名花歌玉树，曾移奇石等黄金（闻园中有太湖石系鹾商某甲物，以千金运至）。缤纷珂缴驰中禁，壮丽楼台拟上林（园中楼阁均仿圆明园规模建造），犹胜荒地秀蒲牌，澹烟废绿远阳沉。”由此可见，和珅为了院子可谓极尽奢侈之风，不惜千金把太湖石从千里之外运到园中。几十年后，光绪帝的生父醇贤亲王游览淑春园后作诗几首。其中《中秋后游舒（即淑之谐音）春园四律》写道：“是园乾隆年间归和珅，籍没后入官。传闻禁园工作，每取材于兹，足证之亭台之侈之巨。后转变为睿邸园寓，虽栋宇仅存，山水之秀美固自若也。余园近在比邻，曾未获游览。迨庚申变后，遂就荒芜。奇当匆匆一涉。辄为俗沉所扰，未得从容吟咏。兹赴差之使，更续旧游，逐物成诗四章。”其中的两首如下：归风待月楼相业负林永，登临怅惜年，高楼悲去鹤，孤冢咽啼鹃；如仅耽风月，何由子简编；主人迭零落，一倒幼云烟。石舫余概横糊辨，轩楹慨劫灰；竟成填海物，不是济川材；渭水曾摧毂，严陵尚钓台；临流一凭吊，蛩语动蒿莱。从诗中我们仍能体会到和珅住宅的奢华程度。除了什刹海畔的宅第和海淀淑春园这两处比较著名的宅第外，和珅在京城还有多处住宅。和珅为了早朝的方便，在北长街路西会计司胡同建造了一个临时住所，专供早朝用。另外，和珅为了及时了解乾隆的生活习性，又可随时服侍乾隆，保持和乾隆的亲密关系，凡是乾隆去的地方都有和珅的住处。所以，避暑山庄、盘山等地均有和珅的住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珅就曾在热河避暑山庄自家的宅院里接见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和珅死后，此房由和孝公主和丰绅殷德继承了一部分，成亲王永瑆也分得一部分。和珅生前生活奢华，为了死后仍然保持这样的生活，他还早早着手建造自己的陵墓，经过多方考察，和珅在蓟州境内选好了一块坟地，经过几年的营建，逐步建造出规模庞大的“和陵”。该墓十分宏伟，史书记载：其外围墙有二百丈，内围墙一百三十丈！内有古门楼一座，石门二座，并开隧道，正屋五间，僭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僭称配殿；大门一座，僭称宫门，其门扇一梁一檩均系红油飞金彩画，门用金包钉，梁柁五彩，描画中有金游龙。”可惜和珅后来没有享用到“和陵”，嘉庆以“和陵逾制，规格比皇陵还高”为由强行拆毁。和珅死后由长子丰绅殷德将其在刘庄草草埋葬了事。自己花费大量心血建造的陵墓，最终却无福享受，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奢侈生活胜皇室身居高位久了，难免要有所讲究，我们脑海中的贪官形象都是讲究享受、追求情调、附庸风雅的脑满肠肥之人。他们敛财的目的很直接，就是为了当下的享受，而且因为钱财并非本人辛苦得来，所以向来大方，出手阔绰，很少有人会把“吝啬”与“贪官”相提并论，但和珅是个例外。史书上记载和珅是个“赋性吝啬”的人，可谓进财容易散财难。这或许与他少时家境多遭变故，曾经靠借钱度日有关。他生性或许是节俭的，但身为当时的“首富”，大可不必这般悭吝，尤其是对自己的属下、家奴，和珅在这方面是能省则省，不肯多花一分钱，这也许也是他能够迅速积敛起巨额财富的一个因素吧。和珅从小生母去世，十岁时父亲又不幸殁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家人，包括宠妻爱妾、儿子儿媳是非常照顾的。有时为了讨家人的欢心，和珅不惜动用权力搜罗天下奇珍。因此，他们过着比皇室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奢侈生活。有权有势的和珅对早餐也很有讲究，可能平时过度劳累——整日思虑如何对付别人。于是每日早餐都会进食珍珠，相传新鲜的珍珠有增强记忆力的功能。尤其是他一向尊敬有加的妻子冯氏和几个他宠爱的小妾，为了保持容颜，也都争相食用加了珍珠粉的早餐。行贿者常说：不怕你拒绝，就怕你没爱好。大家都知道和珅喜欢珍珠，一时间珍珠商人就大受欢迎，尤其是手中有奇珍的便奇货可居了。关于这方面，还有一个有据可考的故事。据焦循《忆书》记载：江南吴县有一珍珠商人石钧善，他每年都出海一段时间，捞回珍珠后在扬州一带贩卖，由于珍珠并不是什么日常消费品，因此生意一直不太好。后来，扬州官吏得知和中堂喜好珍珠后，石钧善的珍珠变成了抢手货。据说每次他采完珍珠回扬州时，还未进城就被扬州的富商大贾、达官贵人派人将他迎回家中，真正成了一个抢手的卖方市场。富贵之家常“极珍味美馔以享之，优伶歌舞以娱之，名人诗酒以系之。钧善扮一琴师，画工萧然寂处。回以吟诗写字为事，而盐贾候其门，钧善出一小匣，锦囊温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则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万，轻者或一万，至轻者亦八千，争买之，惟恐不可得。”石钧善从此便成了大红人，他也趁机大肆宣扬这些珍珠是盐商和贵人们买去“献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则心窍灵目，过目即记。一日之内，诸务纷沓，其胸中了然不忘。虽百手记，不能如是也。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及用。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惧怕风涛，虽死不恤，今日之货，无如此物之奇也”。石钧善不愧是个生意人，他大力吹嘘了一番自己的珍珠，号称自己所采集的珍珠“天下无双，并世第一”，一时间购者趋之若鹜。嘉庆四年（1799年），石钧善获得一个特大珍珠，形状颇似葫芦，看到的人都惊呼其为“异宝”，石钧善则兴冲冲地想卖个好价钱。可当他心情激动地回到扬州时，巨商达官竟无一人问津，原来这一年和珅刚刚被赐死。此时，石钧善才终于醒悟：不是因为他的珍珠值钱，而是因为有喜好珍珠的和珅罢了。一个贪官的喜好竟然影响到一种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可见他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和珅生活奢华，非但平民百姓望尘莫及，就连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也难以与其相提并论。据当时来华访问的朝鲜使者描述和珅的家：“其家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更有西方使者称和珅是权倾一时的“二皇帝”。从其炎炎权势来看，并非虚言。用“白玉为堂金作马”这句诗来形容和珅一家的奢侈生活绝不会言过其实。和珅利用手中的职权，命令各地为皇上“进贡”的物品、珍珠、奇石、各种时令水果一应贡品都要先经过和珅这一关，遇到自己喜欢的，甚至留下自己收藏，并不呈给皇上。所以，理论上皇帝见过的他早就见过了，而皇帝没见过的，他家里也有，难怪最终抄家时，连嘉庆都感到震惊了。和珅少时便失去双亲，在学校经常受同学欺负，而且吃不饱饭，甚至没衣服穿，在冬天的时候依然衣衫单薄。所以，他得势后就大力搜刮钱财，从心理上安慰自己。正因为他熬过苦日子，所以对家人更加关心，也不愿自己的家人受苦受累，这种心情在和珅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以上情景就让你目瞪口呆的话，那么和珅极尽奢华的正餐定会让你感叹超乎想象。只要和珅在家，午餐必定是满汉全席，而且以和珅家中的几个人，吃饭时用满汉全席，别说不能吃完，有些菜更是未曾下筷就被倒掉了，让人感觉实在是暴殄天物。可和珅不管这么多，他干什么都向乾隆看齐，乾隆喜欢讲排场，自己身为皇帝的心腹，饮食当然也要体现出自己的权势，所以，即使浪费也要把架子做足。前面提到，和珅是非常悭吝的一个人，他怎么会这么放纵自己和家人如此“糟践”食物？这自然与属下的巴结有关。和珅有一个名叫卿怜的爱妾，平时喜欢吃荔枝，和唐朝那个“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杨贵妃一样。杨贵妃吃的荔枝是用上等的军马从广东“快递”送到长安的。权倾天下的和珅宠爱卿怜，底下的官员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巴结的好机会。在荔枝成熟的季节，荔枝产地广东的大员趁机派快马将荔枝送到京城。不仅如此，其他各地的官员也都把本地的时令水果纷纷孝敬给和中堂。和珅不仅在饮食上非常讲究，对衣着更是非常注重。俗话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全靠它来撑门面。起初，和珅是出于尊重才穿着好衣服，尤其是参见乾隆的时候，并无特别要求。等到和珅得宠后，他觉得自己要体现自己的威严和气势，于是便逐渐考究起来。他的穿衣风格甚至引领了时代潮流，至少是官场的潮流。据说，他有一件衣服上的纽扣全是用西洋小闹钟做成的。当时，小闹钟的价钱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和珅的一件衣服就能够养活当时的好几户人家。和珅对闹钟情有独钟，因此，不但早上经常挂着闹钟，在未名湖畔也挂了一只大的自鸣钟，这些大多是西方使者的贡品，就连皇宫里也不是随意就能见到的。和珅在吃穿用度上都以皇宫大内为标准，不可避免会奢华过度。虽一时无人敢说半个不字，难免有人心中不满，最后他被赐死，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第二章 经营眼光胜商家——是贪官也是智慧商人善投资甘当后台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的可能性很小，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更小，成为夫妻的可能性却几近渺茫，夫妻结合是千年等一回的缘分。和珅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贪婪无度又吝啬无比的他竟拥有一个温柔的港湾。和珅自小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他尽量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更加完美。和珅为了让家人不再受人冷眼，他疯狂聚敛财富，不断向上攀爬……这都是他幼时留下的阴影，即便他后来已经位高身显，但仍然挥之不去。和珅把对家庭的关爱转化为具体的给予钱财。他敛财的办法多、路子广，在整个清朝官吏中也是少见的。因身份和地位的原因，他往往并不一定亲自出面去活动，而是身居幕后进行操纵，成为后台老板，出面办事的往往是他的管家和随从，如刘全、呼什图等人。和珅聚敛钱财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是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税。和珅拥有大量土地，据清朝有关档案记载，和珅家拥有“取租地共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但档案中记载的仅是“取租地”，如果加上和珅的庄园和他家的非出租土地，数目就更加惊人了。和珅这么多的土地是怎么得到的呢？首先是皇帝的赏赐。乾隆对和珅十分宠信，时不时就赏赐他很多土地。其次是典买。当时有很多地主对经营土地失去了兴趣，而和珅看到地价便宜，又便于收租，也就不时买入一些土地。在这方面他手段阴险而毒辣，就连太岳父英廉的土地也被他兼并了。而且这些土地一旦被他拥有，别人很少有能力把土地再赎回去。再次，和珅给别人帮忙、关照，趁机向别人索取土地。不仅如此，和珅在其掠夺的土地上，派出家人到各地收租、逼债。同时，他仗着其权势，进行经济剥削。和珅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进行土地兼并。每当土地一到手，便立刻提高地租，甚至不顾佃农的死活，把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杀鸡取卵、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使得他家的佃户，甚至连庄头、园头都叫苦不迭。沉重的剥削，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收取地租是和珅家每年重要的收入之一——贪污除外，而且每年庄园中的大批粮食、鸡、鸭、鱼、肉及各种干鲜果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到他家，供他们一家享用。因此，和珅非常注意这项收入。第二是占有大批房产以出租房屋是和珅家的另一大固定财源。和珅家的房产主要分住宅房、铺面房、手工作坊的厂房以及布满庄园的民房等。仅就北京城来说，和珅的房产几乎“遍布五城”，如什刹海畔的宅第、西四驴肉胡同的老宅、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住房及平安里厂桥地方、前门大栅栏等处的铺面房、匠作房等。这些房屋的来源渠道很多，有乾隆帝赏赐的，有花钱典买的，也有的是给别人帮忙得到的报酬。甚至连皇子永锡为了能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要走和珅的后门，把自己在前门外的两所铺面房送给他。第三是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获取暴利。放债取息与开当铺、银号、钱店都属于高利贷的范畴。高利贷本来是伴随着人类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和珅本着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的原则，大力从事放债、开当铺、开银号和钱店等高利贷行业。和珅的放债面很广，不但包括官吏、商人和市民，而且还有他的家人、随从等属下，就连他家的至亲好友，他也通过高利贷进行盘剥。例如，和珅的舅父明保曾向其借库平银15000两，所借银每月1分起利，欠利银6450两，共欠本利银21450两。和珅的外祖父伍弥泰，与和珅同朝为官，均为大学士。伍弥泰曾向和珅借银2000两，但和珅不放心，逼着伍弥泰“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英廉是和珅的太岳父，英廉的孙子玉全曾向和珅借过银两，但也是拿地契作为抵押的。典当业在清朝是非常发达的。按其店东的身份和资金的来源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即所谓皇当、官当和民当。皇当是以皇帝为后台，由内务府经营的；官当是由封疆大吏与道府州县官员主持、经营的；民当即由商人、富民等一般人经营的。北京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达官显宦的聚居之地，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金融资本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和珅家的当铺不但遍布京城，而且遍布直隶的保定地区、通州地区和蓟州地区。传说他家共有当铺75座。据绵恩、淳颖等人奏称：“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仆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现在还可以查到名字的有：北京城内的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合兴当、恒升当与恒庆当等。在北京城外主要有三河县的和兴当、新城县的恒兴当和昌平州的恒义当等。和珅大开当铺，除牟取暴利外，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此转移和消化贪污、纳贿所得的不义之财。再者，当铺是各种生意中最易收效、万无一失的买卖，可以“旱涝保收”，不怕典当人逃匿，也不用分神去追索，逼债。因此，当铺在他经营的工商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第四是经营多种工商业。和珅除经营传统的封建性很强的高利贷、银号和当铺外，也开设许多各式各样的工商企业。其中除各种商业店铺外，还经营少数制造作坊和煤窑等。据提督衙门在送给嘉庆帝的呈文中说：“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等各家产。今在刘全家抄出柜箱、鞍毡铺房取租折二本，讯之该铺户佥称系和珅之产，嗣又详查尚有弓箭铺并无租折。因刘全现在刑部，随移咨查讯去后，今准刑部复称，讯据刘全供：柜箱铺、弓箭铺、鞍毡铺这三处房子，我记得是我主人的舅舅乌大父指房押钱，多少钱数我记不清了，契纸原是在内宅收藏交管账女子管着，只求查我主人的匣，并问管内账的女子们就明白了。”由此可知，和珅经营的店铺往往是派亲信家人带着资本，然后利用别人典押的房屋开办起来的。除上述几种店铺外，和珅还经营着粮食店、酒店、古玩店、杠房、旅店、瓷器店和灰瓦店。和珅所经营的店铺往往与人民生活有关，个别的与军事用品生产有关，如弓箭、鞍毡等店铺。和珅利用他的声望和地位，看到什么生意赚钱就经营什么，无人敢与其竞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北京米价骤涨，十分昂贵，各家粮店纷纷囤积居奇。和珅家粮店正赶上库存不多，且他怕米价腾贵，引起社会不安。于是他上奏说，各家粮店囤积粮食不得超过50石。商人不服，仍然囤积不卖。于是和珅令兵丁到各户查视，共查出“铺户囤积米麦六万余石”，并奏请乾隆批准“交厂减价粜卖”这实际上就是和珅利用政府和皇上的权威，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控制了北京的粮食业。第五是利用职权、地位大肆收取别人的馈赠和礼物。例如，和珅的妻子冯氏去世时就有部下和精额、寅著和伊江阿等人送给的银两“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此外，他家的珍珠手串、宝石也多是朝中或外地官员进献的。主抓土地显贪性和珅头脑灵活，聪明干练，生财有道。在20多年内，他为自己的家庭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应该说是与他善于理财和敛财分不开的。和珅一生收受别人的贿赂无数，如果只是存在家里，那钱就是死的，精明的和珅当然不会这样做。于是他将资产投资于社会上的各个行业，以钱赚钱，以期达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效果。因为他的资产涉猎众多，况且投资有轻有重，而他自己毕竟公务繁多，所以他主抓其中的重要项目，那些“零碎投资”就由家人和管家去照料了。和珅除了疯狂掠夺、占有大量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外，还在京城内外购置大量房屋，出租收取高额房租；他还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也从事工商业活动，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干。他家开当铺、钱铺（银号）、印局、账局、药铺、瓷器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粮食店和酒店、杠房，并在京西门头沟一带开办煤窑等。此外，他家还拥有80辆大马车，长年从事运输业。再有，和珅还利用他家的婚丧嫁娶之事，索取他人财物。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项目中，地租是和珅最为看重的。和珅拥有大量土地，世传他家有地“八千顷”（即80万亩），这个数字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至少说明和珅拥有的土地数量之巨。封建社会，皇帝和各级官员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地主，所以，和珅看重土地是很正常的。和珅家的土地虽遍布各地，区域很广，但主要集中在直隶（今河北省）、热河、奉天（今辽宁）以及京津地区。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包括清苑、易县、定县、完县、雄县、容城、定兴和安肃等；北京东部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宝坻、任丘、静海县、文安县、蓟州、清河、大成、霸州等；北京地区主要包括大兴、宛平、通州、昌平、顺义和平谷等。此外，在承德附近的墙子路、古北口等，另外在东北奉天的锦州地区也有一些土地。例如，他在安肃等县有土地72项，共有土地766顷70亩7分1厘，共值价银118065.12两，价钱3800吊，每年取租银2546两，取租钱26916吊728文；他在蓟州地方有地19项，按契载共地117顷63亩7分3厘，共值价银28922.4两，每年共取租钱3519吊；古北口等处有地3项，按契载共地382顷，共值价银6850两，每年共取租银952.4两。这三个地区的土地加在一起，共计有94项，1266顷35亩4分4厘，共值价银153837.52两，价钱3800吊，每年共取租银3498.4两，取租钱30435吊728文。和珅有了大量的土地，当然不是自己去种，而是出租给佃户，进而收取地租。不仅如此，他还倚仗自己的权势，故意提高租金，有时甚至达到别人的两倍。遇到旱灾蝗虫，佃户们辛辛苦苦干一年，有时甚至一年的收获连上缴租金都不够，所以常常进行抗租抗粮的斗争。史书上记载：“通州盛家屯世代居住着王坦一家，其祖父名叫王复拢，明朝末年本是该地比较富庶的大户人家。清兵入关后，王复拢于顺治二年带地十四顷五十九亩，投充内务府庄头，每年交官地租银七十二两九钱五分，雍正时期加入正蓝旗。乾隆三十一年分给贝勒府，三十二年经贝勒丈量该庄头等养身地亩在内共计二十八顷八十亩，因按顷数复加银一百零九两五分，连前共交租银一百八十二两零，俱仍系原庄头交纳。“乾隆五十四年和珅家人王平到屯，声称此地并住房二十九处，俱经十额驸（即丰绅殷德）出价二千八百两契买为业，押令增租。次年另换庄头康杰，改作散佃，止分种地三顷二十余亩，其余地亩分给各佃承种，每年共收地租京钱八百六十四千文，房租银十四两五钱。王坦等以地本系伊祖带充，合族仗为活计，从此分种之地太少，实在不敷养赡，且其地多系瘠薄黄土，陡加租价难以完纳。前因畏惧和珅势力，十年以来，隐忍不敢申诉。”“后来和珅家被查抄，王坦才得以伸冤，他请求将地亩仍着他们领种，照贝勒旧定租银交纳。并据署东路同知吴某回禀，于丈量时正值青苗在野，地之肥饶俱可一目了然，当即勘明，此地实不值四百三四十两租银，和珅增加过重，一味剥削牟利，遂致该户等以苦累上控，现在可否酌减之处，应请旨饬交户部核议。其王坦等所控，仍充庄头一节。查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所有分府庄头一切事务，由王府自行办理，内务府毋庸办理等因，查王坦等户族已由贝勒府将地卖出，则人随地转，非现充分府庄头可比，今又经入官，应否将王坦等仍归内务府充作庄头，其地亦随人由内务府纳租之处，请一并由户部核办。”我们来看看和珅和贝勒收的租银比较：王坦等人的28顷80亩土地，在归绵悦贝勒所有时，每岁只“收租银一百八十二两，迫归入和珅，每岁收租银四百四十六两零，骤加一倍有余”。后“并据署东路同知吴某勘明，此地实不值四百三四十两，自可量为议减”。审理此案的官员说：本来“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不同。乾隆五十六年经和珅奏明，照旗下圈地家奴一体办理。今王坦、王廷仲、王秉新、王允肇并未到案之王秉伦等五名，臣部查额驸丰绅殷德买契内并无其名行，据贝勒府四品宗室绵悦呈称：当卖地之时，因该庄头等素日不服约束，一并随去，是王坦等业已随地归于和珅。若照因地家奴办理，即应发交该旗官卖，若按从前投充庄头之例，则王坦等仍应归贝勒府。”这样一来，嘉庆帝最后同意王坦等人连同土地一起重新划给宗室绵悦所有。从以上具体案例中可以看出，和珅不顾佃农的死活，竟把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杀鸡取卵、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使得他家的佃户，甚至连庄头、园头都叫苦不迭。这种严重的剥削，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政局的动荡。而这样的事和珅所做的何止十件百件？所以，和珅的行为对政局的不稳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收取地租是和珅家每年重要的正项收入之一。虽然比起他贪污受贿的钱要少，但这笔钱是他家固定的收入，并且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收。而且每年庄园中的大批农副产品和新鲜水果大部分供他们一家享用，和珅自然会重视这方面的收入了。万贯家产付东流在嘉庆帝下令逮捕和珅的同时，查抄和珅家产的行动也展开了。最终从和珅家抄出了大量金银财宝、首饰玉器、名人字画等，另有宅院房屋等不动产。一时间轰动朝野，成为震惊中外的头号新闻，街头巷尾也是热议不断。和珅家财巨富，是清朝任何官吏都无法相比的。朝鲜使臣对此也有记载：“阁老和珅权势隆盛。则天子亦不是贵。”所以，他家的财产即使皇子、王公贵胄们也都非常羡慕，为之倾倒和垂涎；更有那些继承帝位无望的皇子们认为如果要能得到和珅家那么多财产，宁可不生在帝王之家。和珅到底有多少财产？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其家财达8亿两白银，而且这一说法被众多学者采信，更有甚者说和珅“估计不少于8亿两黄金”。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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