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全传：从御前侍卫到军机大臣-8

也许乾隆帝觉得以上这些妆奁和礼品还无法表达自己对固伦和孝公主的喜爱和关心，于是又格外赏赐给固伦和孝公主和丰绅殷德额驸一些其他物品，内有丝绸、锦缎、绫罗、绣纱、毛毡和绒线等共八百五十九匹。其中包括：大卷八丝缎一百七十六匹、妆缎二十二匹、小卷八丝缎二匹、锦十一匹、倭缎四匹、小卷闪缎十六匹、大卷纱六十九匹、春绸八十二匹、绉绸二百四十七匹、纺绸一百二十三匹、绫八十八匹、小卷金寿字缎十九匹，以及黄猩猩毡二丈一尺、红猩猩毡一长八尺七寸、绣缎领、袖十副、绣纱领、袖三副，绒线四十四匣、三等金线七百三十四子。后来，对女儿出嫁感到非常高兴的乾隆帝又加赐给和孝公主妆奁如下：紫檀嵌玉如意一盒（计九柄）、红漆填金捧盒二对、红填漆菊花式捧盒八对、黄彩漆八方捧盒七对、填漆透风八方捧盒八对、彩漆皮圆盒五十件、银珐琅里镶嵌玳瑁面盒七件、广珐琅面盆四件、铜镜四件、玛瑙把镜四件、珐琅把镜四件、紫檀支镜十件、翠顶花钿边三十份、翠凤二十匣、翠花六十匣、小抿二十匣、篦子八匣、刷牙刮舌八匣、剔篦二十匣、剔刷十九匣、旧锦缎绸被三件、大红缎绣花卉高桌围四个、刻（缂）丝扇套片十片，刻（缂）丝香袋片十四片、绣香袋片五十六片、绣缎镜套料三十六片、未做成小荷包八十八对、刻（缂）丝镜套料二片、西洋线络单一块、绣纱帐子一件、绣纱幔子二件。现在的女子出嫁，一般是三天要回娘家，即所谓的“三天回门”。按皇家礼制，固伦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正式结婚大典后的第六日，即十二月初三日，要带着丰绅殷德额驸进宫，举行回门礼。乾隆帝见到自己的女儿满面春风地“回娘家”，自然非常高兴，于是又赏赐给公主、额附大批礼品。其中赏赐给和孝公主的东西主要有：金年年如意簪一对，嵌小正珠三颗，碎小正珠九颗、无光东珠二颗、红宝石十四块、蓝宝石四块。金菊花簪一对，五等饭块正珠六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重一两四钱。金喜荷莲簪一对，嵌无色东珠二颗，米珠八颗。金喜荷莲簪一对，嵌五等正珠二颗，小正珠四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七块，玻璃一块，重一两四钱五分。银镀金龙头吉庆寿字流苏一对，穿饭块小正珠八十颗，红、蓝宝石坠角十个，重一两七钱四分。金喜荷莲簪一对，嵌色暗惊璺二等正珠一颗，无光东珠一颗，五等正珠一颗，五等东珠一颗，小正珠六颗，碎小正珠十四颗，红宝石十块，蓝宝石二块，子二块，重一两七钱。金灵芝蜘蛛簪一对，嵌五等正珠一颗，湖珠三颗，小正珠二颗，红宝石十一块，蓝宝石三块，黄汉玉诗意夔纹如意一柄，青玉方朔一件，紫檀乌木商丝座白玉连环节一件，白玉鱼磬一件，紫檀架碧玉夔凤双孔花插一件，紫檀牙座铜牧牛一件，紫檀座水晶灵芝双环瓶一件，乌木红牙座白地红花甘露瓶一件，紫檀座玛瑙葵花碗一件，锦二匹，大卷八丝缎四匹，大卷宁绸三匹等。赏赐给丰绅殷德额驸礼品主要有：珊瑚朝珠一盘，绿玉佛头塔，碧牙背云，大坠角，松石记念，红宝石小坠角，加间碎小正珠一颗，米珠三颗等。就连参加固伦和孝公主大婚的朝鲜使者也对此作了详细记载：“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手捧如意、珠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虽以首阁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他还把固伦和孝公主与其他公主的婚礼礼单作了一番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乾隆帝对和孝公主“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论其直（值），殆过数百万金。”乾隆对这个女儿的喜爱真是羡煞旁人。正月，固伦和孝公主的生日到了，乾隆帝又赏赐给她一批礼物，其中主要有：紫檀嵌玉如意一柄，汉玉开璧磬一件，上栓青玉鸠一件，紫檀架白玉仙山一件，紫檀座汉玉葵花洗一件，紫檀座碧玉双孔花插一件，茜牙座青玉海棠洗一件，紫檀商丝座青绿双瓶一件，绿晶蕉叶花插一件，紫牙白檀座八成金五两重金锞九个，藏香九束，自鸣钟一座、五十两重银元宝九个，缎绸九表九里（外库）。乾隆之所以如此大送特送，除了表达对女儿的喜爱之外，同时也表明对这场婚姻非常满意、高兴。乾隆不仅爱女心切，而且就连公主的母亲也享受了无上的荣光。乾隆帝在固伦和孝公主生日的当月还打着给惇妃过生日的旗号赏赐给惇妃白银三百两，可是惇妃的生日是三月初六日，当时还差将近两个月，真是爱屋及乌啊！乾隆帝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下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并赏赐给他们极其丰厚的妆奁与礼物，这不仅意味着乾隆帝对和珅极为宠幸，同时也是提高和珅身份与地位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和珅从此与乾隆帝结成了儿女亲家，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同时也是对和珅在他面前积极表现的一种肯定，也表明和珅权势和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不仅如此，和珅的女儿也嫁给了皇族。他的女儿是贝勒永鋆（号“丽斋”）的福晋（满语，意为“夫人”）。和珅的侄女，即其弟和琳之女嫁给了乾隆帝的孙子绵庆。绵庆年幼时聪明伶俐，十分讨人喜欢。他十三岁时，曾经陪同乾隆帝到避暑山庄练习射箭，因连中三箭，得到乾隆帝嘉奖。嘉庆十一年（1806年），丰绅殷德写了一首《极乐寺少憩用紫幢轩独游水南韵》，其中有：“乾隆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先叔希斋（即和琳）公巡漕回觐，曾宿此室。予自城来接待，谈竟日，回忆忽已十八年。而妹倩质恪郡王‘书香世界’额，犹悬楣端，伊已下世将二载矣。追思二事已成千古，曷胜撼怆。”经过和皇家的联姻，和珅不仅密切了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和珅家族在整个朝廷的地位，和珅从此成为了朝廷炙手可热的新贵。全国贪污建体系和珅在朝廷内结集众多党羽之后，逐步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贪污网络。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朝廷大员，又有封疆大吏（如一省巡抚等），甚至包括自己的管家，可谓大小通吃。而且，随着乾隆年事已高，和珅有了越来越多的特权，这张网越铺越开，越撒越大，可谓无孔不入，在乾隆后期的贪污案中，都与和珅有着千丝万缕、若明若暗的联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始，往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着手恢复社会经济与稳定社会秩序上，因此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满清刚刚入关时，由于连年征战，物资匮乏，因此，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康熙帝都注重发展生产，屯田积粮，恢复国力。在这个时候，由于社会财富并不丰富，文臣武将也大都经历过贫穷的生活历练，无不对收受贿赂者嗤之以鼻。因此在创业时期的开国功臣鲜有此种现象。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逐渐有了积累，而官员薪俸又没有随之水涨船高，所以贪污受贿的风气逐渐旺盛起来。到了雍正期间，已大有泛滥之势，雍正甚至实行了“高薪养廉”制度，可惜最终沦为一纸空文。到了乾隆时期，历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官员也已经开始贪图安逸，这就为行贿受贿创造了条件。到了乾隆晚年，各省官吏贪污成风，尤以湖北福建为最。湖北“吏治阖葺，地方大吏于监务厘费任意染指，滥觞已极”，福建则“吏治亦复松弛，营伍毫无整饬”，此二省“通省官吏贪黩懈弛，相习成风，日甚一日。”可见在和珅之前，吏治就已经腐败了。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乾隆造成的。他好大喜功，既要四方征战“开疆拓宇”，又注重生活享受，国库在乾隆晚期几乎消耗殆尽。此时，他需要一个人去努力为他筹钱，以满足他的各种欲望。和珅正是乾隆需要的那个人，他的及时出现满足了乾隆的需要，同时乾隆也把权力适当地赋予和珅，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和珅专权之后，吏治就极度腐败了，这也有乾隆的原因在里面。他把国家财政（户部）和用人（吏部）大权全部交给和珅，却没有人对和珅进行有效监督，而权力如果没有了制衡，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当财权与用人权集中于和珅一身之时，也意味着腐败的根已经扎下了。乾隆挥霍无度又不愿用国库开支，全赖和珅向各省摊派和贪污受贿，和珅当然不会只为皇上敛财，而自己置身事外，他也会趁机中饱私囊。和珅为了讨得乾隆的欢心，软硬兼施，对各级官员进行教导和逼迫，让他们进贡。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史书有记载，说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枧、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已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和珅获得乾隆的专宠和信赖，行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迅速建立了全国的贪污网络和一套完整的贪污体系，例如，多少钱才能见到他的家人，多少钱才能进他的家门，多少钱才能最终见到他，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那些趋炎附势的贪官们也无不乐于向其多作贡献。他们知道有和珅作为后台，就相当于抱住了皇帝的半条粗腿，于是贪赃枉法的贼胆更大了。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拼命地从百姓身上搜刮财富。除了中饱私囊外，他们还会细心揣摩，迎合皇帝的喜好与需要，必须及时献上各种珍奇异物和稀世之宝，而且同时还要把大量金钱呈献给和珅用于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这样一来，和珅就可以坐享其成，等着金银财宝、珍珠玛瑙源源不断地涌向他家了。于是，和珅对自己建立的这个网络更加自鸣得意，而地方人民却越发遭受苦难了。地方官员知道朝廷是无法时时看到地方上的具体情况的，所以他们想尽种种办法贪赃枉法、欺民害政，就算弄得民怨沸腾，总归有朝廷来收拾局面，所以更加不受约束。官员贪污的内在原因在于需要层层进贡，这样看来，最后获利最多的当然就是处于这个贪污体系最高层的乾隆与和珅了，而且乾隆又让和珅替他掌管大权。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和珅才是这个贪污网络的核心。乾隆中后期，贪污已经蔚然成风，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乾隆终于下决心治理贪污，杀了几个贪官，可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这股风的源头，只要他的欲望还在，贪污之风就会一直刮下去。和珅见乾隆无法控制这种局面，就更加大胆了。和珅作为贪污网络的中心和枢纽，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的大权，和珅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嘉庆曾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问和珅，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不仅如此，和珅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使分给自己的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政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把自己搜刮到的财物先孝敬和珅。就这样，和珅提拔自己党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珅→和珅再度提拔亲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断循环的贪污体系，在这个网络中，和珅明显处于操控地位，他利用这一链条为自己聚敛了大量财富。这一链条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珅才消失于无形。第二章　实力决胜——做官还凭真实力军国大事谋略家和珅在乾隆朝后期当政20多年，深得乾隆帝的重用和赏识。乾隆帝虽然处处维护和珅，但他毕竟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而不是一个昏君。所以，和珅尽管在当政时期贪污受贿，但不可能一无是处，也决非不识军国大事的人；否则，不用等嘉庆，就是乾隆也不答应。由于和珅是被嘉庆帝赐死的，所以官方有可能把对和珅有利的证据都毁灭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官方记载及民间传说大都对和珅不利。但从仅存的官方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乾隆朝的数次重大用兵，和珅要么亲临前线作为督军，要么负责整个用兵的后勤供应，即便他不亲自参与其中，往往也会给乾隆帝出谋划策，为军事胜利作出贡献。和珅在对内的与各少数民族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现。不仅如此，和珅在一些经济事务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清史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京师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竞相涨价，市民特别是贫民叫苦连天。和珅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立即奏请乾隆下旨，令各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问罪，市场秩序很快趋于好转。和珅还主张把查出的六万多石粮食或减价出售，或设粥厂赈济百姓，因此曾引起商人和王公大臣的群起反对，据说只有刘墉支持和珅，而京城百姓则拍手称快，甚至有人称和珅为“和青天”。和珅当政的20多年中，为了革除弊政，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更和革新，这是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和珅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但不可否认，他的诸多更改大多是为了自己更加专权，这就为清朝由盛而衰奠定了基础。和珅在军机处任职20余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等到后来和珅倒台，早已将很多政策融入其中，难以分辨了。洪亮吉就曾经说过：“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之成例，汲行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而论，内阁、六部各衙门庶务，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亦不能一切屏除。”嘉庆赐死和珅后，虽然有心彻查其党羽，但终因人数过多，法不责众，只好作罢。和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就从皇帝手中转移到了和珅手中。从此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决定人选。这就有利于和珅排挤与自己不和的人。和珅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安插党羽，使偌大的一个军机处完全成了和珅的会议室，使他有机会搞“一言堂”。和珅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中，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由官员进行“人治”。而弹性极大的“人治”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直接向皇帝上书报告官员的行为或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采取行动，意在引起皇帝的重视。这一职位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担任。而和珅以年轻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为无稽之谈为由，规定谏官只能任用60岁以上的人员。其实他这是一种变相的削权，试想人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纪，既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早已半截黄土盖身，离告老还乡的日子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得罪其他官员而毁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从执行这个规定后，台谏官员大多缄口无言，对那些不轨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同虚设。在军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珅曾作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珅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和珅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20年。议罪银由和珅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用归入国库，如果官员犯了过失“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地寻找缘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上面降罪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据记载，仅议罪银一项，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达30万两左右。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变革，在嘉庆亲政后大多被废除，但是，这些变革毕竟对乾隆统治后期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官员贪污成性等混乱局面。皇帝的理财高手乾隆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和珅善于敛财。他总是运用各种方式，为乾隆聚敛财富供他挥霍和讲排场，尤其是皇族的盛大节日，耗费总是高得惊人。因此，乾隆是无法离开给他搜刮财富的和珅的。乾隆统治时期，清朝社会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库也不再捉襟见肘。乾隆因此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满意，喜欢时不时听大臣们称颂一番。况且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乾隆，很难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迫切需要一个既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和珅恰巧就是这样的人，他一出现立即就成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视做国之栋梁。和珅的信条就是，他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只要能使皇帝高兴，他就会抢着去做，哪管他是否正确、是否对人民有利。为了满足乾隆奢侈排场的需求，他的广开财路，其实就是巧立名目，利用权力命令官员和商人将财富进贡到乾隆和他那里而已。但是，为了保证不让皇帝背上“乱收费”的黑锅，收这些钱都要名正言顺，让乾隆用得心安理得。为此，他打着“皇恩浩荡”的旗号，让各地官员以向皇帝谢恩的名义“自愿”进贡，以示忠心。他的这个理由既充分又无懈可击，下面的官员谁敢不听？如果不贡献财物，岂不是皇帝的恩泽没有惠及你，而你也无法向皇帝表达忠心了？因此，这个大旗一竖起来，无论是朝中的官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贡献朝廷，让皇帝知道自己的忠心。乾隆见全国各地的官员纷纷向自己表达忠心并对皇恩感恩戴德，心中的那份自豪感越发膨胀，对和珅更是言听计从。和珅还利用官员犯了贪污等罪名后，实行抄家罚没，或者代以“议罪银”，让罪行不是很大的官员向内廷交纳数千两至数万两的银子，作为一种赎罪的表现。这些罚没的钱财85%上缴内务府，供皇帝及其内廷使用，只有少量上缴户部或用于国家财政，这就为皇帝找到了名正言顺的财源。再者就是加强税收管理。和珅为了弄到银两，雷厉风行地清理各盐区拖欠的税课，加强各税关的征税力度，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快点儿见到钱，但毕竟为政府做了好事，算是为皇帝办事的时候顺便为人民做了善事。他还长期把持京师税务局——崇文门监督一职的权力，亲自抓京师税收，并想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甚至在崇文门按照进京官员的品级高低进行收费，幸亏有乾隆帝的袒护，否则差点儿被人告倒。另外，和珅还对工程用款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乾隆中后期的工程大都由和珅参与财务监督，和珅对工程款的使用精打细算，常常为减少花费而费尽心思，他经手的工程大多比预算花费少许多，如北京城中轴线上的青石路，和珅就向乾隆建议尽量利用旧材料，节省了不少银子。乾隆因此夸他肯为国家着想，并将剩余的银两大部分划归自己的内务府，少部分赏赐给和珅，和珅因此更加被乾隆看重，将一切维修重建事宜交由和珅全权处理。皇帝除了处理国家大事外，也有私事要办。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有些是公事，如架桥修路等，有些是私事，如个人出游、皇族生日摆宴等。公事由户部出钱，私事则由内务府出钱。皇帝的个人开支，费用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而乾隆又喜欢把私事搞得很隆重，这样一来，内务府就渐渐入不敷出了。内务府的钱不够花，就只好向户部尚书“借”一点，虽说户部不得不答应，但次数多了，皇帝面子上不好看。正是由于和珅天资聪颖，善于理财，才使乾隆的内务府“扭亏为盈”，所以，和珅受到乾隆帝的异常信任，后来干脆把军政大权也放心地交给和珅管理。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和珅善于理财的本领得到了乾隆、嘉庆帝的认可，成为大清国不可替代的理财高手。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珅除了善于理财之外，还是一个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翻译家，他从小就精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这为他圆满处理各民族事务提供了方便。整个清朝时期同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交往都非常频繁，国家对外交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加大。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无疑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珅凭借着他的语言优势脱颖而出，成为乾隆时期最为出色的民族事务家。西藏自唐朝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后，就一直同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藏地区佛教鼎盛，藏民都信奉佛教的分支喇嘛教，宗教领袖同时也是西藏的政治领袖。明朝万历年间，喇嘛教领袖索南嘉措被尊为达赖喇嘛，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第一位西藏本土的首领。雍正年间，西藏内部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而出现了两个达赖六世，准噶尔部的头目策旺阿拉布坦趁机攻入拉萨，囚禁了达赖六世。清政府派兵前往救援，经过一系列征伐，驱逐了准噶尔兵，重新拥立青海所立的达赖六世登上宝座，举行了隆重的宝床大典。从此，西藏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安定了下来。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六世班禅飞马急送一封书信给朝廷。信是用藏文写成的，朝中无人能识。和珅趁机向乾隆表明自己的能力，他拿起书信朗声念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诵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觐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大皇帝膝前，以达敝意。”读罢，垂手肃立一旁，举目四望，心中不免得意洋洋。乾隆向来喜欢这种场面上的事，听罢更是欢喜非常。于是命和珅拟诏，和珅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定了诏书。诏书中说：“昔据章加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不便令活佛远涉。今活佛亲自修书，致达尊愿，实属吉祥之事，特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驰热河，外藩毕集，班禅额尔德尼及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宜。”另外，乾隆为了显示自己对班禅此行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展现大清帝国的强大，特命在热河为班禅择地建庙。乾隆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早在康熙年间，五世达赖进京陛见的时候，康熙就曾在热河特意为他建造黄寺，以供停驻下榻之用。所以乾隆此举也是遵循先例。和珅这一次表现得极为出色，乾隆就把为班禅建造庙宇的事交给他全权处理。自康熙年间五世达赖进京面圣之后，还没有哪一位西藏的领袖走出过雪域高原。这次六世班禅进京，乾隆自然极为重视，所以为班禅建造的庙宇一定要富丽堂皇，体现出皇恩浩荡。和珅知道这件事有关国体，不敢丝毫懈怠。于是他亲往热河，勘测地形，反复修改图纸，并特意强调体现出西藏本地特色。不久，和珅就把设计好的图样呈进到北京，请乾隆御览，乾隆大悦，命加紧督造。庙按原有名称称为“须弥福寿之庙”。在普陀东乘三庙东侧建造，计划共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整个建筑建造在山麓之上，寺院由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整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一种辉煌庄严之感。为了支持这一建筑尽早完工，乾隆告诉和珅，一切财力、人力悉听他调用。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和珅因督造有功而获得封赏。通过这件事，和珅展示出了他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被乾隆任命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理藩院首长尚书历来由满族王公担任，实际地位高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首长。和珅担当此职后，多次帮助乾隆帝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深受乾隆器重。智慧的“外交家。”乾隆时期是世界大发展的时期，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一个国家的进展再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乾隆时期，各国经济交往增多，各国的使节也纷纷进驻京城，希望同大清建立良好的关系。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逻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尤其是乾隆时清政府同英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交由和珅全权处理的，他凭借机智与语言天赋，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并给各国使者传达乾隆帝的谕旨。另外，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他陪同乾隆帝到东北拜谒祖陵时，就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与朝鲜使臣李澈接触过。李澈还做了相关记载：“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坐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朝鲜使臣乎？’有一衣黄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每年元宵节前后，皇帝都要请各国使臣到圆明园山高水长阁前观看烟火、戏剧，并赐馔款待，和珅常常到使臣们坐处，“久立，视所食多少。又问臣等科名品级，故臣等谢以不安之意，即答以此是皇命，非私自来观云”。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帝又在圆明园宴请各国使臣。宴后，和珅奉太上皇之命，传达太上皇、皇上对各国国王的问候，并接受使臣的行礼。而且还代表皇帝、太上皇“各赐酪茶一巡，果盒饼肉之馈”。总之，一切对外事务多半由和珅负责，他总能安排得非常周到细致，给外国使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一直就在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角色。此后，和珅与朝鲜使者接触频繁，以至于在朝鲜使者的多种记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和珅的名字，这些也成了了解和珅的历史资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乔治·马嘎尔尼勋爵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的使团访华，他们由英吉利海峡的朴茨茅斯港出发，分乘军舰“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前往中国，这在中英历史上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件事。当时英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同中国建立贸易通商关系。以此打开中国的经济大门，为他们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开拓新的巨大的市场。因为清政府一直以来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1年），朝廷就下令关闭了宁波、漳州等几处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与外国通商，极大地限制了中外之间的商品贸易，英国的产品迟迟不能大面积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英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这一次大规模的出使与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打开新局面。马嘎尔尼一行在天津大沽登陆后，受到了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和珅身为理藩院尚书全权负责接待事务。中英双方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中方要求英国使臣按照中方的礼仪对乾隆行跪拜大礼。而马嘎尔尼则认为自己是代表大英帝国前来的使臣，不同意行这么重的礼节。清朝政府多位官员都没有谈成功，和珅只好亲自出面。英国使臣同和珅有过一定的接触后，就感到这个官员与其他人不同，所以态度也有所缓和。最后双方同意采取折中的方式，在农历八月初十日乾隆万寿节庆典之前，先举行非正式会见，这时，英国公使可以按照英国礼节，行单膝跪拜礼；到了乾隆万寿节庆典之际，则必须行三拜九叩之礼。和珅还专门制定了一份详细缜密的礼仪程序表呈递给乾隆御览。内容如下：“臣和珅谨奏：窃照英吉利国贡使到时，是日寅刻，丽正门内陈设卤薄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等俱穿蟒袍褂齐集占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请皇帝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附、侍卫仍照例在殿内内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内大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某随从三五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珅同礼部堂宫率钦天监副素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甬使等恭逢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占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此向上行三跪九叩头号礼，毕。其应入座五三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三米，领其叩头入座，俟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间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尝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于清音阁前院内，候皇上传旨毕，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尝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这份奏折里把接见过程表述得非常清楚，而且接见英使的全过程完全是按照和珅的设计进行的，这几乎是接见过程的全景展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气势汹汹的英使面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大清帝国的尊严。接见仪式终于顺利结束了，在此后的谈判过程中，更显示出了和珅的机智和能言善辩。英国使节向乾隆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两国进行贸易的要求，乾隆此时还沉浸在自己大清帝国的美梦中，对此当然不屑一顾。他觉得对英使已经仁至义尽了，就让赶快和珅打发他们回去。和珅为了全面了解对方的具体情况，就派人前去打探。回报说英国人因远涉重洋，水土不服，已经死了三个人。和珅立刻以此为借口，对马嘎尔尼说：“公使先生，听闻贵国使团中有几位随从不幸去世，我国表示哀悼。我国与你国气候差异甚大，尤其入冬以后，天寒地冻。你们远道而来，一路上也不容易，本应多留你们住些时间。我主万岁体谅你们的不易，鉴于这种情况只好让你们早些回国了。”本来要赶人家走，偏偏还要做出替对方着想的样子，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马嘎尔尼目的还没有达到，回去不好交代，当然不会轻易回国。他说了几句表示谢意的话之后，就拿出了早已拟好的条约，内容大意是要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并给他们一块地作为货物中转站。和珅将他们安抚下来后，马上把他们的要求呈报给乾隆，乾隆对这些要求一概拒绝，并给他们下了谕旨说：“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货物，因为茶叶、瓷器、丝绸乃西洋各国必需的东西，朕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满足夷人所需。至于额外贸易之事，与天朝法度不合，不准进行，天朝法制森严，每一寸土地都开于版图，不容分制，英人请求赏给土地一事，断不可行，至于英商免税、减税一节，西洋各国均属相同，亦不便将英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公布准则一节，粤海关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全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和珅看了这道谕旨，就明白了乾隆的意思，对英国使臣也就没必要客客气气了。第二天，和珅立刻召见了马戛尔尼，把乾隆回复英国的国书交给他，示意他马上率团回国。马戛尔尼知道乾隆已经关上谈判大门，只好回国复命去了。和珅从始至终都参与了英国使臣的这场觐见，他忠实地执行了乾隆的外交方针，即热情又不失原则，使马戛尔尼一行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文明的驱逐。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出色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和珅不愧是位充满智慧的外交家。诗人兼管文化事乾隆帝一生留下了四万多首诗，他一向自诩文采非凡，平日里非常喜欢吟诗作对，觉得自己的诗作上可比李杜下不让温韦。每到一处，总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遇到喜欢的景致或建筑，不仅要题名赐字，更要赋诗一首，以表明心志。和珅本来就是学生出身，后来为了能同乾隆有共同语言，也刻意留心学习作诗，尤其是泛览乾隆的诗作，从中把握乾隆的思想脉络，所以他的诗风与乾隆极为相似，深为乾隆所爱。历史上不乏专为皇帝吟诗写作的大家，他们用手中的笔墨粉饰太平，为朝廷装点门面，为皇帝歌功颂德，这种诗作往往辞藻华丽，但是空洞无物。只适合迎合皇帝的心情却毫无真情实感。和珅也经常为皇帝捉刀，他的诗还曾受到过钱泳的称赞，说他的诗有佳句可采。乾隆知道和珅的诗风格与自己类似，所以和珅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奉“敕”而做的作品，如《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戊申》：木兰较猎乘秋令，平野合围呦鹿竞。霜叶平铺青嶂红，角弓晓兵寒风劲。图未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彩莹。文修武备双含美，犹百孜孜体健行。这首诗是和珅奉命描述乾隆帝打猎情景的，全诗可谓四平八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只有真正发自作者内心，诗才会有令人感动的力量，我们要了解和珅的文学才华，决不能只看他的御前应和之作，更应该关注那些他真正情郁于中而不得发的作品，从中才能更好地看出和珅的真实水平。和珅的妻子冯氏在嘉庆三年（1798年）病故，和珅悲痛欲绝，作悼亡诗六首。其一：结缡三十载，所愿白头老。何期中道别，入室音容查。屏帏尚仿佛，经卷徒缭倒。泪枯挽奠众，共穴伤怀抱。游川分比鳞，归林叹只鸟。追思病时言，尚役争足好（时余足疾复作）。犹忆含殓前，不瞑心未了。自此退食余，谁与伴昏晓。其二：修短各有期，生死同别离。场此一坯土，泉址会相随。今日我笑伊，他年谁送我。凄凉寿椿楼，证得涅槃果。其三：夫妻辅车倚，唇亡则齿寒。春来一齿落，便知非吉端。衰哉亡子逝，可怜形影单。记得去春时，携手凭栓杆。玉蕊花正好，海棠秀可餐。今春花依旧，寂寞无人看。折取三两枝，供作灵前观。如何风雨妒，也紫同摧残。这几首诗全部采用的是五言古风，内容质朴无华却又直指人心，落地有声而让人欲哭无泪，将和珅当时的悲痛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读者往往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和珅尽管是一个御前应和诗人，但是他的作品中也还是有一些佳作的，全部收集在《嘉乐堂诗集》中。和珅不仅是乾隆的御前第一诗人，而且在其他文化方面也有功绩。和珅历任许多官书的正总裁，经筵讲习，教习庶吉士，殿试卷官，翰林院掌握院学士和平日起居住官等职务，控制了书籍的出版与查禁及考试，经选，教育等一切事务。乾隆一朝在文化事业上最大的举动是《四库全书》的修纂，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告初步完成，其间历时十年之久，《四库全书》的总裁也几易其人。最终，这正总裁的头衔落在了和珅头上，并最终在他手中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和珅作为这部书的正总裁，自然功不可没。从此以外，和珅还历任过许多官书的总裁，如《开国方略》总裁，国史馆总裁等，他在任各种官书总裁期间并没有闲着，总是寻找机会，施加影响。在他负责国子监石经的过程中，属下校勘官彭元瑞校审之余，撰写了一部《不经考文提要》，献给皇上。乾隆对这本书大加赞赏。这下可气坏了和珅，就向乾隆进言说：“不是天子无权考虑经文。”谁知乾隆不加理睬，说彭元瑞乃是奉旨考证，没什么可怀疑的。和珅见这一招没有奏效，又生一计，他说彭元瑞的书中错误甚多，他愿重写一本，对彭的书加以修正。得到乾隆首肯后，他马上召集了几个学问高深的翰林，对彭的书和经文仔细研究，写成了《提要举正》一书，献给皇上，要求皇上把彭元瑞的书弃之不用，乾隆仍不是许，和珅就命人将自己主编的《提要举证》抄写三部分别放在懋勒殿，翰林院和国子监，同时把彭元瑞书中涉及的字在石经上乱加篡改，最终不得不弃去不用，和珅这才心满意足。纵观和珅一生，他的诗文虽不算上乘，但毕竟小有成就，而且在文化上贡献颇多，可以算作一个诗人和文化人。慧眼独识《红楼梦》和珅一生的命运起伏，与《红楼梦》里的人物颇有几分相似。不仅如此，和珅的一生与《红楼梦》一书的完成、面世及流传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由于和珅的巧妙安排，才让乾隆解禁了《红楼梦》。和珅出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之后，接到乾隆帝的圣谕，要求“将违碍字句的书籍，着力查缴”，可见控制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和珅既然是乾隆的代言人，在这方面自是不遗余力，全力查缴“禁书”。谁知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和珅成就了小说名著《红楼梦》，因此传为一代佳话。《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家中累世巨富，自幼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康熙帝诸皇子争夺皇位，曹家支持皇八子胤禩，皇四子胤禛（雍正帝）即位后，曹寅被抄家。所以，13岁以后曹雪芹的生活从衣食无忧变成了饥寒交迫，痛苦不堪。成年后，曹雪芹更加衣食无着，后来竟至以喝粥维持生活的地步。曹雪芹看破世间百态，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写《石头记》一书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曹雪芹唯一的儿子病死，曹雪芹不堪丧子之痛，哀痛成疾，终于不治。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在《挽曹雪芹》诗的注中提到：“数月前，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曹雪芹死后，留下了《石头记》前八十回的书稿，后四十回只有散落的一些片段和部分回目，并未成型。这本不完整的《石头记》恰似曹雪芹的一生一样命运多舛。由于书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过于细致，被当时社会上的“道德之人”称为淫秽之书。况且书中涉及康熙、雍正年间各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明争暗斗的内容，故被朝廷列为禁书。虽然《石头记》被列为禁书，但整本书内容写实，符合各阶层的阅读需求，故而在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中辗转抄录，广为流传。读书人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书被誉为奇书。但是仅限于人手相互传抄，偷偷地看，虽然坊间也有《石头记》刻本，但毕竟是少数大胆书商冒险刊发的，无法广为流传。和珅毕竟读过书，是个爱读书之人。他早就听说了《石头记》，但是苦于无法见到其内容，常常深感遗憾，因为他本身就是朝廷负责收缴禁书的官员，所以不好明着向别人索要。有一天，和珅的党羽苏凌阿恰好看到了《石头记》，一读之下竟然被深深吸引住了。于是苏凌阿花费巨资买了《石头记》的原抄本，珍藏在家中。恰好有一天，和珅在苏凌阿家里里看到了《石头记》，大为欣喜，立刻从苏凌阿那里借来，拿回府读了起来。这一读，没想到他也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和珅似乎从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的身世与曹家、书中的贾家颇有几分相似。他少年贫寒，三岁丧母，十岁丧父，靠借贷读书。继承世爵成为三等侍卫后，才有幸接近皇上充当銮仪卫侍卫。后来，凭借才学赢得了乾隆的赞赏，才有了今日的荣耀。相比之下，曹雪芹的祖父也是奴才出身，后来累官至江宁织造，是康熙年间外放的高官。曹家败落，想来那曹雪芹也是历经坎坷，尝尽了千辛万苦，看透了世态炎凉。《石头记》中的贾政是达官显贵，女儿还被选入宫中为妃。而和珅的儿子也娶了皇上最宠爱的女儿做妻子。书中所述引起了和珅的强烈共鸣。和珅越看越入迷，渐渐地沉醉在其中，忘了周围的一切，直到仆人前来唤他吃晚饭，他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合上书，不免又是一番慨叹。和珅只用几天时间就将八十回的《石头记》读完了，不由得对作者和这本著作本身心服口服，他认定这是天下第一的小说，心里还一直挂念着后面的内容，于是吩咐苏凌阿代为寻找。但是，由于曹雪芹没有完成后面的内容就撒手归天，苏凌阿只找到曹雪芹遗存的一些回目和零散的片段，和珅对曹雪芹的病逝深感遗憾。和珅见无法看到《石头记》后面的内容，心中又割舍不下，于是反复阅读八十回的《石头记》。他读的次数越多，越觉得这是一部旷世奇书，于是有心将它刊发面世，虽然皇帝有查禁令，但只要像修改《四库全书》一样，对全书做一番处理，删掉那些不合圣意的地方，再续上一个能够接受的结局，皇上肯定高兴，是不会加以阻拦的。只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本书的“禁书”帽子一摘，就可以公之于世了，自己落得个慧眼识书的美名。和珅禁不住遐想各级官员对自己拱手祝贺的样子，开始陶醉起来。修改和续写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这个人首先要有才华，会写小说，否则难免狗尾续貂；其次，地位也不能太高，否则难免趾高气昂，不配合。和珅想来想去想到了高鹗，高鹗是汉军黄旗内务府人，熟谙经史，工于八股文，诗词、小说、戏曲、绘画及金石之学，在乾隆年间颇负盛名，但只是个举人，没有考中进士，所以总感觉矮人一头。和珅觉得这个人是合适的人选，于是他悄悄找到高鹗，命他修改、续写《石头记》一书。恰好，高鹗也很喜欢《石头记》这本书，早就对里面的故事了然于胸。他听说当朝红人和珅要他续写《石头记》，喜不自禁。他与朋友程伟元一起商量、揣摩原作者的心思、想法，依据曹雪芹留下的回目构想，很快完成了续写工作。和珅看完了续写的书稿，细细阅读了一遍，并不满意。他认为续作的结局未免过于绝望，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虽然续写部分读起来比较通畅，但肯定通不过乾隆这一关，于是和珅要求高鹗重写。和珅不愧是审查书籍的高手，他让高鹗重新安排一个略为圆满的结局，同时标出原作八十回中那些过于悲伤和压抑的文字，命他一并加以修改。高鹗知道了和珅的意愿后，觉得那样修改就歪曲了作者本意，不甚妥当，有违作者意愿，是对原作者的不敬，所以不愿修改。和珅当然知道这样做会使作品意味有所改变，但总比永远被封强，于是他对高鹗半劝半吓地说道：“我也是爱书之人。按照曹雪芹的原意续写当然是对他的尊重，然而这样一来这本书就会永远无法公开面世，后人也难以见到这本书了。况且，万一朝廷追查下来，你高鹗作为续写者，肯定罪责难逃，曹雪芹也永世不得翻身。岂不是两败俱伤？所以，为了这本书能够流传后世，只有将书中对朝廷不敬的地方略加改动，才能获得皇上的首肯，从而能够刊行天下。你也算帮了曹雪芹遂了心愿。曹雪芹倘若黄泉下有知，就算内容有所改动，也定会心存感激的。”高鹗听和珅这么一说，觉得和珅的话也有道理：自康熙开始，朝廷大兴文字狱，凡有任何诋毁清政府的言辞，哪怕是一些不相关的词语，如“华夷、明、清”等，都会被追查，令人提起笔来就胆战心惊。况且和珅本人就是积极禁书的官员，不敢得罪，现在他既然要求这么做，自己也没有办法。高鹗无可奈何，只好按和珅的意图重新续写了后四十回的结尾，对曹雪芹的原稿中凡是涉及朝廷避讳之处都做了相关修改，书名也按照和珅的意思改成了《红楼梦》。高鹗毕竟文采非凡，他续写部分的语气、意境与原著无二，几可乱真。重新续写的部分，基调也缓和了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对当朝歌功颂德的地方。和珅看过新稿后，终于喜笑颜开了。书终于修改完了，但和珅总不能慌不迭地跑去呈给乾隆帝，这未免也太明显了。因此，和珅拿到书后，没有立刻呈给皇上，而是从太后那里找突破口。他每天都去向太后请安，有机会就跟太后聊天，讲上一段书中的故事。和珅本来就善于言辞，他把故事描述得惟妙惟肖，太后越听越喜欢听，一来二去被迷住了。太后不满意每天听和珅讲一点儿，就向和珅要书自己来读。和珅见目的终于达到了，于是连忙拿出准备好的手抄稿献给皇太后，趁机说出本意：《红楼梦》是千古第一奇书，无奈现在却被冤枉为禁书，真是可惜啊！很快，乾隆帝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命令和珅重新审查《红楼梦》。和珅连忙说他已经将书稿审查了好几遍，写的都是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忤逆的地方。同时将《红楼梦》献给皇上御览，请求若无重大问题，付诸发行，以让天下人都能阅读，同时沐浴皇帝的恩泽。好书的魅力总是能够打动很多人。乾隆帝自从得了和珅送的《红楼梦》就爱不释手，天天抽时间阅读，并且赞不绝口。于是下旨：“查禁违逆书籍，是为了端正世道人心，惩办大逆不道、煽动民变之徒。《红楼梦》不过都是家事，只能算是才子之书，从此解禁。”《红楼梦》一经解禁，迅速流传全国，风靡一时。高鹗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很快就中了进士，而阅卷官正是和珅，其中意味，值得玩味。和珅是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大力维护者，不想却对《红楼梦》的传世立下功劳，不得不让人感叹世事难料啊！和珅与《红楼梦》的渊源还不止这些。和珅的一个党羽汪如龙，本是盐商，当官全靠和珅提携。此人善于逢迎，而且非常聪明，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汪如龙与和珅聊起了《红楼梦》一书，道：“先生曾经派人修改《石头记》，并将名字改为《红楼梦》。先生可曾想到这‘红楼梦’三个字的含义吗？”和珅道：“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便是红楼掩面人’，这‘红楼’就是‘朱门’，指的就是王侯贵族；“红楼掩面人”，则是官宦人家的夫人小姐。世事无常，整部小说就如同红楼一梦罢了。”汪如龙听后深有感触地说：“先生果然高见。红楼梦，乃是红楼一梦，世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一场虚幻。先生爱读此书，必定有所感悟。”汪如龙这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话中有话。原来，当时乾隆已老，驾崩只在旦夕之间，永琰（封嘉亲王，后改名琰，即嘉庆帝）是乾隆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和珅深得乾隆宠爱，但与嘉庆关系并不好。汪如龙仔细观察了嘉庆与和珅，发现嘉庆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和珅傲气日增，已经深深迷失在自己的大权之中，认定嘉庆不会把自己怎么样，而实际上和珅已经不是嘉庆的对手了。汪如龙感念和珅的提携和重用，想借谈论《红楼梦》提醒和珅不要太过自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和珅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立刻明白了汪如龙的提醒，但却没有把汪如龙的提醒放在心上。一脸轻松地说道：“此意甚妙。那只是历代的草莽英雄，眼光短浅，因此结局大多如此。”和珅他觉得自己的地位相当稳固，与历代的草莽英雄并不一样，所以他的结局都将有别于他们。汪如龙也不多言，他不久就如同贾宝玉一般辞官归隐，只希望万一和珅被嘉庆扳倒，不至于连累自己。没过几年，汪如龙的预言终于应验了。不可一世的和珅垮台，这是贪官的必然下场。不知道和珅在狱中是否想起过汪如龙的善意提醒，即便想起来，他也只能哀叹自己一生“如红楼一梦”吧？无论如何，和珅的命运起伏，与《红楼梦》里的人物颇有几分相似，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会与《红楼梦》有这么深的渊源的原因吧？《四库全书》正总裁和珅受命接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一职，并尽心竭力地编纂这部巨作，为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和珅为了领会圣意而恣意篡改文献，禁毁了有价值而属于“违禁”行列的历史书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但这并不能掩盖《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这一事实，和珅所做的贡献也不可抹杀。我们常说“盛世修典”，这也是中国历代的文化传统，宋朝的《资治通鉴》，明朝的《永乐大典》，都不仅体现了文化的昌盛，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清朝自康熙、雍正以来，社会趋于安定，国力日趋强盛，人民更加富庶。这就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乾隆向来以明君圣主自居，怎会甘于人后？他决定编纂一部空前的大典——《四库全书》。其实早在康熙年间，皇帝就下令编纂过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该书是皇帝钦定的书名，历经康熙、雍正两朝方才完成。乾隆既然自比秦皇汉武，当然有心让《四库全书》成为权威经典，超越以往所有的书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为了郑重其事，乾隆设立“四库全书馆”，全书正式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文化工程，不可马虎，必须选定一个可靠而又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乾隆刚开始让第六子永溶负责整个工程，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实际负责具体内容编纂的是纪晓岚，任总编纂官，其他的参与者还有陆铒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都是著名的学者。所有参与编书的文人有3600多人，抄写人员另有3800人。而此时的和珅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前侍卫，连出人头地都遥遥无期。他虽然算是半个文人，但对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库全书》这个巨大的文化工程，都是由很有名气的文人学者参与的，似乎注定与他无缘了。有谁能想到，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小侍卫，几年后会成为这个文化工程的正总裁，与名动天下的纪晓岚合作编书？《四库全书》所搜集的材料众多，其中难免有些对朝廷不利的书籍。为皇上办事，需要的不仅是学识，还要有绝对的忠诚。在编纂过程中，那些参与者总是不敢大删大改，难免将不利言论流传于世，乾隆心中颇为不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干净利落地查办了李侍尧一案。恰在此时，《四库全书》编修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于是乾隆干脆下令，任命能干又忠实于自己的和珅为《四库全书》馆正总裁，负责统领协调整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和珅虽然不曾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但他毕竟在官学学习了多年，平时常以文化人自居。现在皇帝让他主持《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成就他在文化上的名声的绝佳机会。他知道乾隆将《四库全书》作为一项千秋伟业来做，只要自己能够为《四库全书》做出贡献，乾隆定会更加宠信自己。此外，和珅做了正总裁，纪晓岚、刘墉等俊杰才子成了他的下属。和珅还可以趁机在诸位翰林中培植势力，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和珅格外尽心竭力。云南巡抚孙士毅因为涉及李侍尧一案，已经被革职，押解京城。按照孙士毅的罪名，本应发配伊犁流放。若真的发配伊犁，能否返回内地实在难以料定。幸亏和珅对孙士毅比较了解，知道他颇有才气，再加上孙士毅在办案期间还曾经帮过和珅，和珅认定此人可以争取，决心帮他一把，把他调去编纂《四库全书》。于是，和珅启奏乾隆：“孙士毅只不过是李侍尧案的一个从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臣听说孙士毅才学广博，如今编纂《四库全书》正是用人之际，把这样一个熟读经书的饱学之士发配伊犁，岂不是暴殄天物？不如将他调去编修《四库全书》，将功赎罪。这样一来，孙士毅必定感激皇恩浩荡，尽心竭力。如果他再出什么差错，皇帝再定他的罪，谅他也无话可说。”乾隆见对编书有利，就欣然应允，乾隆为了编《四库全书》而赦免一个流放之人，可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和珅心中明白，自己那点学问只能哄乾隆帝高兴，真正要编纂《四库全书》，还得靠“实力派”的纪晓岚等人，因此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四库全书》主体内容的编篡大部分是由纪晓岚完成的，和珅除了严格把关不利于朝廷的文字内容外，平时并不“外行领导内行”，不去干扰这些学者的工作，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和珅的领导才能。除了编辑人才缺乏外，和珅面临的还有文献搜集的问题。编书需要参考文献，朝廷虽然已经几次下诏寻找历史上流落下来的文献，但人民历经战火，肚子都难以填饱，哪还有精力保护图书，所以很多民间文献都散失了。明朝永乐年间成书的《永乐大典》是重要的官方参考文献，它收录了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之多。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古书资料，经史子集、道释、医卜杂家之书汇聚群分，甚为详备。更难能可贵的是，收录在《永乐大典》的古代文献都经过详细的考证，而且未曾删改，对编修《四库全书》很有借鉴意义。但是可惜，经历明末清初的那场战乱，《永乐大典》全本早已不见踪影。纪晓岚等人多次到翰林院查找都没有结果。和珅上任后，也曾认真查访过《永乐大典》的下落。他经过查阅历史资料得知，《永乐大典》编成后一直珍藏在南京。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永乐大典》带到了北京，收藏在故宫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了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就有正副两部。后来，《永乐大典》的正本遗失，副本一直保存在明朝的档案库内。乾隆时期，档案库的藏书无论公藏私藏都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尤其是翰林院内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再加上一直疏于管理，所以一时无法找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和珅坚持认为《永乐大典》肯定就在其中，只要细细查阅，一定能够找到。和珅于是请求乾隆给翰林院下旨，再次查找《永乐大典》的下落。翰林院官员虽然老大不乐意，也只好遵旨再查找一次。和珅怕翰林院的官员敷衍了事，不肯认真翻阅，于是亲自带人到翰林院的藏书库查找，但还是没见踪影。翰林院的官员说，这部大典一定是在明末战火中遗失了。和珅又认真查阅了资料，认定《永乐大典》这么重要的典籍，就算是丢失了，也一定会有记载。现在竟然没有一点记载，那么副本应该还在翰林院的某处保存着。和珅经过仔细揣摩，觉得一定可以找到。于是下令：除书库外，将各处房屋的顶架、角落，闲置的亭子、阁楼等再认真查找一遍。众人见和珅这样执著，只好对翰林院展开全方位搜索，不留一个死角。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名叫敬一亭的偏僻阁楼的角落里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永乐大典》。和珅找到这部书，为《四库全书》的编修立下大功。乾隆力争使《四库全书》涵盖尽可能多的书，所以资料来源非常广泛，除了民间捐献和从翰林院调取资料，国子监以及内务府也藏有大量古书典籍，这里收藏有珍贵的宋、金、辽、元、明的善本，并且还有各朝实录、玉碟与《大清会典》，具有很强的史料性。这些对编修《四库全书》极为有利。另外，乾隆帝喜欢鉴赏书画，他在昭仁殿有一个专门的藏书处，将宫中珍稀古籍聚于此，并赐名“天禄琳琅”，是清皇家藏书的精华所在，有很多外面见不到的历代珍籍善本。这些书都是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五福五伥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五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内务府和“天禄琳琅”的书向来只供皇族阅读，并不外借。和珅为了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恳请乾隆允许翰林前往宫中把这些珍贵的书籍抄写一份副本，以作《四库全书》编修之用，乾隆恩准。这样，经过和珅的努力，《四库全书》的参考文献丰富起来，编修进度明显加快。而四库全书馆里那些学识渊博、自视清高的文人对和珅这个正总裁也开始另眼相看。我们常说，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部《三国演义》。学派思想深重的治学文人，凡是参与全书编修的人都是国家的名人大儒。这些人难免有不同的治学观点，再加上读书人特有的倔脾气，把他们协调到一起工作确实是个大难题。清朝的儒家学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汉学派，一个是宋学派，两派各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两派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尊重宋明理学。《四库全书》馆的编修人员众多，也存在着这两个学派。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学者戴震，汉学派治学态度严谨，方法较为缜密，擅长考据，但是编修书籍有时候过于烦琐，甚至为追求证据而脱离实际；宋学派代表人物是翁方纲和姚鼐，擅长理论。两派学术观点针锋相对，难免有激烈争论。幸好和珅擅长从中穿插协调，就算批评某一观点也是从实际出发，并不偏袒某一学派。他的最高原则是“争论要有助于编书”，在这一原则下，两派摒弃派系斗争，求同存异，很好地完成了编纂工作。和珅虽然通晓文学，但毕竟首先是一个政客，而乾隆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化事业，还要控制文化和言论，这一点和珅当然明白——这也是乾隆让和珅当正总裁的原因。第一部《四库全书》的抄录工作接近尾声，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样规避“违制”言论才能让皇上满意，而不是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他标记出“胡”、“虏”、“贼”、“虏廷”、“入寇”、“南寇”等字，然后找来了负责校对工作的陆费墀以及负责编纂内容的纪晓岚。和珅对他们表示：清朝是外族入关，皇族对这些字很敏感，应该用别的字替换。纪晓岚是名人，不用多作介绍；陆费墀是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陆费墀被聘任为四库全书馆总校及副总裁，专职负责校对工作。二人听了和珅的话，认为他过虑了。和珅进一步申明观点，二人也据理力争，认为这只是历史文献，轻易替换会造成后人阅读上的不便，降低《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有违皇帝的本意。和珅日夜伺候乾隆，当然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而陆费墀、纪晓岚也坚持自己的看法，双方一时间陷入僵局。最后，和珅把这一问题呈交皇上，请皇上定夺。乾隆帝果然对和珅的提议大家赞赏，命令将书中出现的“胡”、“虏”“贼”、“虏廷”等字眼，一律用“全”、“敌”、“人”、“北廷”等替换。乾隆还斥责了纪晓岚、陆锡熊、陆费墀等人不体察圣意，编纂不用心的行为，而对和珅大加赞赏。乾隆帝觉得这还不算完，他还催促各地加紧查缴违禁书籍。一经发现，立即没收。纪晓岚、陆费墀等人虽然一百个不乐意，无奈圣命难违，只得忍气吞声逐一对所有涉及的字进行了修改。这种工作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费时费力，一个多月才完成。不料乾隆帝见他们迟迟不能完成，认为纪晓岚工作不力，故意拖延时间，又把他们申斥了一番。纪晓岚、陆费墀等人费力不讨好，又不敢发作，只好忍气吞声。和珅却从中尝到了甜头，此后更是越发严厉，甚至流于形式，只要有“违逆”的言辞，《四库全书》中一律删改。他已经猜透乾隆控制舆论的心思，就趁着搜集文献的机会，多次下令查缴“违禁”书籍，对清朝有诋毁，甚至稍有“影射”之嫌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就这样，编入《四库全书》的资料大都做了相应修改，有些甚至失了原意，在客观上降低了资料的真实性。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终于完成了。全套书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开来，四部书的颜色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为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采用代表皇权的黄色。乾隆有鉴于痛失《永乐大典》的前车之鉴，命人抄写了7部《四库全书》，以防丢失。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四库全书》在和珅的全力主持下终于大功告成，并且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删去了对清廷不利的字句，这又为他赢得乾隆的信任和欢心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和珅不仅在官场扶摇直上，在文化活动中也频频插手，先后主持了多部重要图书的编纂工作。不管是负责《四库全书》等官修书籍，还是插手其他的文化事务，和珅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和珅一直都是乾隆个人意志的完美执行者，乾隆有和珅作为文化项目的负责人，是他的幸运。但是和珅为讨好乾隆而肆意篡改历史资料，却是我国历史文化上的一大不幸。第三章　追逐权力——手中有权好办事独霸军机揽大权和珅对权力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像他对金钱的欲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和珅恨不得自己就是皇帝，掌握一切大权。所以，他不但不能容忍同僚中有人地位超过自己，而且总是尽量把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攥在自己手中。到了乾隆后期，和珅几乎掌控了军机处所有重要的部门的权力，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独霸局面。军机处开设于雍正六年（1801年），当时清政府正在努力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为了更加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成立了“军需房”，这一机构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叛乱平定后，清政府觉得军需房在作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保留下来并改成了军机处。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集中权力，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争夺统治权，总会在靠近内宫的地方设立一个由自己负责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但是随着这一机构逐渐成形，又会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朝中大臣争权夺利的新的斗争场所。皇帝不得不重新设立新的机构……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终点，这是高度专制无法跨越的历史循环。清制没有宰相，把权力分到了六部，然而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责，几乎掌管国家的全部重大事务，相当于直接为皇帝处理军国大事，是皇帝的替身，由此可见军机处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珅从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的二十多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达二十二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达十五年之久，就连嘉庆帝也说过：“和珅揽权专政……盖由和珅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在这期间，军机处实际上只有和珅一手掌握大权。就算偶尔有一两个人敢违背他的意图，和珅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可以说，和珅在军机处顺风顺水、一片祥和，但却难掩其黑幕下的罪恶。与和珅同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杰，就是被和珅排挤的一例。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后得乾隆赏识，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吏、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王杰任职军机处大臣期间，正是和珅风头正盛、最得皇帝宠信的时候。《清史稿》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和珅“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和珅一直想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专宠而独霸军机处，从而实现自己的权力之梦。但总是无法撼动王杰，而王杰仗着乾隆的赏识，总是处处与他作对。这样一来，和珅总是不能得逞，情急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无耻的计策。原来，做过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位的王杰，不但不是一位五大三粗的人，而且由于颇善养生之术，身体一直保养得很好，皮肤相当娇嫩。一天王杰正在军机处内值班，和珅心生一计，瞅准机会特意凑过来，趁着王杰独自一个人坐在炕边，就“色眯眯”地去握住王杰的手，一边抚摸一边赞叹他善于养生，尤其提到他的皮肤竟然保养得这般细腻，就连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媳妇也会羡慕得要死。王杰见和珅讲出这些不堪人耳的话，心中早就不悦，没想到和珅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王杰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脸皮薄，哪里受过这等奇耻大辱？他甚至觉得已经无法在军机处待下去了，可是又无法向别人启齿，最终只好在嘉庆元年（1796年）以自己脚伤未愈为借口，告老回乡了。直到四年后嘉庆帝亲政，和珅已被查抄问罪之后，王杰才重新入主军机处。和珅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驱逐出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他在军机处就更加无法无天了。认为整个大清除了老眼昏花的乾隆对自己有些制约作用外，其余的人都构不成威胁。不仅如此，他还牢牢控制着全国官员的考核和任命大权。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体系中，一直以来就有一套完善的选拔考察官员的制度，由吏部下属的“考功司”主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针对的是在京为官的官员，而“大计”则是针对地方官员设立的考查制度。考查选拔官员向来是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可以通过官员的任免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和珅就是凭着自己多年的苦心经营，才得以稳居宝座。这一权力在和珅任吏部尚书时由他牢牢把持。后来，嘉庆登基，任命刘墉为吏部尚书，把和珅的权力硬生生地夺走了。而刘墉对嘉庆忠心耿耿，为官正直，不免对和珅有所威胁。和珅大权旁落，在自己任上做的那些龌龊事难免被刘墉发现，于是和珅就想把选官权从吏部转移到自己操纵的军机处，主要是保证大权不能握在嘉庆和刘墉手中。于是，和珅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太上皇禅位，皇上亲政以来，天下安定，未有什么大的乱局，值此之际，更应该肃清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国家政策的体现，法令的申张严明，全系于官员身上，所以，对官员的考察选拔实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奴才认为，单是考功司已不足以担此重任，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给军机处，由众位大臣共同办理，吏部可以行辅助军机处之责。”和珅把这奏折同时呈了两份分别给乾隆和嘉庆，所以嘉庆帝立刻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但是由于自己力量太过弱小，有时甚至不能自保，更别提别人了，自己现在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军国大权一直操纵在乾隆手中，他只能据理力争，希望说服乾隆不要随意更改：“按照大清的体制，遴选官吏一向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同察，朕以为考功司多年经办此事，对官员状态清楚了解且经验丰富，而且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办事干练、清正廉明，定能禀公而断，不至于出什么纰漏。”乾隆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的宠臣和珅，一边是自己的儿皇帝，他决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和珅趁机背着嘉庆向乾隆进谗言：“太上皇，皇上此举是为了能掌握铨选天下官员的权力，好选择任用对他忠诚的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