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赶紧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还指示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要全面研究一下，要系统研究一下。” 八月三十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总结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这次讲话，他一反几年来反对戏剧改革、大肆鼓吹抢救旧戏的腔调与举动，指责戏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来，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 八月三十一日，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 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三个多月来对“合二而一”围攻的情况。 此次报告中，又对中央党校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攻击。说该方针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它“在中央党校实际上成为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达了“今后不许再用”的禁令。 十一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 十一月底，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日，收到赵朴初同志写的反修诗——《某公三哭》，并大发议论说：“宗教界人士还能反修？”于是，将其当作反面材料呈报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三届人大会议。 一九六五年六十七岁 一月四日，出席三届人大闭幕式。会上，康生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月×日，陪同刘少奇同志听取教育部关于教育革命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康趁机对刘少奇同志说：“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就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 五月，向毛泽东同志告吴晗同志的状。胡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 六月二十三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且历时是相当长的”。 九月至十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据康自己说，其间，毛泽东同志同他明确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年底，将大庆油田出土的三十万年前的一块联据化石摆为己有。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选料配制砚身。 一九六六年六十八岁 一月二日，出席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 一月三日，同一兄弟党主席谈话。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重要意义”，至于“有些农民占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个问题”。 一月十三日，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的《情况简报》试刊上所载 《从海阳农村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如何为农民服务》一文作批说：该文作 者“是站在群众之上，要做群众的导师，做人民的老爷”，这些人“必须下到农村去劳动三年”。结果，《情况简报》仅出一期试刊就被一棍子打了回去。 二月三日，参加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问题。会上没有争论。康生对彭真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指定许立群、姚涂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向中央汇报用的《汇报提纲》。 二月五日，参加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听取彭真同志的汇报。 会上，康生也没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二月八日，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汇报中，康生仍然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一日，彭真同志以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汇报提纲》转发全国的批语，康画了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二日，去上海。 二月二十五日，回北京。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区书记参加），听取毛泽东同志专就学术讨论问题所作的报告。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召去谈话。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康生关于《二月汇报提纲》制定经过的歪曲汇报后说：“‘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三月三十一日，向彭真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谈话内容。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当面批判彭真同志在文化革命中犯的所谓“一系列罪行”。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术、教育和工业体制问题的指不。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五月四日至十六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康生突然变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为激烈批判态度，说该《提纲》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该会决定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并任命康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五月十三日，通过关锋指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 五月十四日，派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 大搞“调查”。行前，康面授机宜，要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间，十八日听取林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二十四、二十五两个下午，康生作长篇报告，大讲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全面超过”马列主义。 五月二十五日，康、曹支持并帮助炮制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公开贴出。 当即引起北大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击。；当晚，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并严肃批评了聂元字。 五月二十六日，得知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按等七人大字报的态度后，连忙指使人把大宇报底稿要到手，并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大字根底稿转送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 六月一日，康生借口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立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广播。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打电话给电台提出质问。电台立即将质问编成《情况反映》报康。康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六月二日，指示《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登载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 六月三日，出席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集的各部负责人会议。会上决定向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对此，康生表示积极支持。 同一天，会见了胡志明主席。会见中，诬说彭真背着他搞了个“对抗毛主席文化路线，抵制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承认“《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关”是他的发明权。 六月四日，同王力一起到中联部作“文化革命动员报告”，说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三和一少”。 六月六日，到北大看大字报，并对北大师生的“革命热情”表示“赞扬”。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彭真“在晋察冀是一个彻头彻尾拥护王明路线的人，但以后却变成一个坚决反王明路线的人”。说王稼祥是“定时炸弹”，“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诬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并做贼心虚地说：“我检查了自己是不是定时炸弹，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七月十四日，同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宇报，并同师生谈话， 说他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 七月十七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会上，康生极力反对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所提出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研究撤销工作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三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起草一个撤销工作组的文件。是日会毕，康又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四日，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在此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煽动性地问：“你们掌权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会毕，康生又跑到北大向全体师生提出三个问题：（1） “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2）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谁去搞？竭力引诱和煽动北大师生去翻“六一八事件”的案，去反对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明确宣布以张承先为首的 工作组五十天来犯了两个最大错误：（1）不让北大师生了解自己是北大文 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走群众路线；（2）没有帮助北大建立起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切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因而，“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此次报告明确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组长之职。积极支持聂元梓等人起来篡夺北大领导权。 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祥等七人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点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攻击北大工作组六月二十日写的《简报》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一个反革命的文件”。说北大工作组“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而不是“右倾思想错误”。此次会议还提出“一斗二批三改”，即“斗黑帮”、“批权威”、“搞教改”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叫嚷要“彻底改造党团组织”。 八月六日，同江青一起参加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鬼见愁》的辩论会并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成绩，说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革干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攻击共青团“象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彻底改造，并要红卫兵成为改造共青团的“重要骨干”。 八月十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同志如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巳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活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 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卑。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 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 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夭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提出“生产力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论点。 一九六七年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子明等人两次致信康生，对李洪山的结论和处置提出质疑。康生在信上批道：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的”。 一月×日，鉴于陶铸同志被揪斗，中央责成康生兼管中组部的工作。 一月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人一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接见时，康生竭力鼓动“造反团”把材料整理出来，说“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军队的同志应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还说：工厂实行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 一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的头头，大讲所谓“批判刘邓问题”。 此外，这次接见中，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工厂，“完全可以蜕化为资本主义工厂”问题，发明了人民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新提法。 一月十日上午，在人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等单位，说《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新阶段。他表示“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要组织大联络站一起战斗”，“一起回击经济主义妖风”。下午，又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诬说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 一月十三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青训班的一些人，主要讲：（1） 中央党校从四八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同的是五七年前“同逆流作斗争的是陈伯达”，五七年后同逆流作斗争的则是他康生。（2）说他主管中央党校以来，曾领导党校进行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直到揭了刘邓之后，才把“党校的盖子真正揭开”，并抱怨说：“我把党校的盖子根开了”，可有人却“把矛头指向我”，这就“完全错了”。（3）说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仍、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是“对抗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方针”，是“抽象、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一月十五日，通过陈伯达将中央党校的拥有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并指使“造反派”抢先“夺权”。事后不久，又经康批准，将青训班学员苏承德、宋扬之等六人逮捕入狱。 一月十七日，看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所作的《关于高级党校如何开展整风》的报告。突然从中发现了“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思想”四句话，象是发现了什么重型炮弹，立刻在旁边批注道：“这就是杨、侯‘十六字方针’的初版，杨、侯拒绝以毛泽东思想为党校的指导方针，说他们的‘十六字方针’是少奇同志定的，以此对抗主席的方针”。1一月十九日，在王力、关锋陪同下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受工效禹派遣专程来京摸夺权之底的儿子张子石。让张子石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同一兄弟党会谈。他说：过去是依据列宁的阶级定义，“从生产资料和经济范畴来划分阶级的”，而现在看，“不仅从经济范畴，而且要从政治、思想范畴来决定阶级”。 一月二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表白他没有保过郭影秋和蒋南翔。 说：“恰恰是我的一个讲话，第二天把郭影秋揪回人大。蒋南翔，恰恰是我派××去揭开的”。当“造反派”头头汇报说，他们已把“红战团砸了”，康生说：“也可以嘛，那也不算什么，他们也搞你们嘛！群众革命嘛！” 一月二十二日，同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座谈，指责他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他康生。 1 这段批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①“十六字方针”是高级党校于1955年5 月提出，同年6 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1957 年5 月作的，1962 年付印的。57 年的讲话怎么可能成为53 年正式文件的“初版”呢？②“十六字方针”是根据延安整风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制定的，而且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贯彻这一方针，根本不可能成为“对抗主席的方针”。③杨、侯两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十六字方针’是刘少奇同志定的”。 一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一起接见一兄弟党代表团。接见中，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或三个阶段，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要他们在反对刘、邓时，“注意利用矛盾，利用那些老人，哪怕他们投机也好。” 一月底，中央成立毛选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 二月八日，中联部“工勤总部”的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和王力等人硬说“林”字是“×”字，是指美国专家×××同志，其目的是想把×××打成“黑帮”，来“破坏我党同兄弟党的关系”，因此，就把“工勤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强行夺权。 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 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 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 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位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 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 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 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入《新疆自治区部 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 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 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剧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汗的材料；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 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过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高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 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宇，（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1.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1 “三和一少”，本是1962年7 月我党内个别同志产生的一个错误思想，毛主席在1963年5 月曾先后同兄弟党的同志说过，这种错误“七月犯，八月改”。因而是一个短暂的局部性的思想错误。可是康却把“三和一少”篡改为“三降一灭”，把一个短暂的思想错误扩大为1950 年以来的整个对外路线错误。 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在新闻稿中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致使各地发生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七月×日，在康生的同意下，戚本禹指使北航韩爱晶对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迫害，致使彭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七月×日，伙同江青、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人身迫害，指使 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 九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进行逼供，制造假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七月三十日，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并讲话。当有人谈到文敏生同志时，康生竟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仅此一句，文敏生同志就被关进监狱多年。 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示”：（1）专案工作要“突出政治”，而“2 突出政治”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搞社会部工作时的“重要经验”和“好传统”。（2 ）彭真问题要“突出历史问题”，“不要把彭的案子孤立起来，要同刘仁密切联系起来，彭真与刘仁是一个案子。下步的重点应查彭真的日特问题、美特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3）从专案看，刘、邓、彭、罗、陆、杨等老干部不是“老革命”，而是“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八月五日，同江青一起，策划在中南海院内大规模地批斗刘少奇同志，并派了两个身分特殊的“中央特派员”，亲临督战。 八月十一日深夜，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并讲话。鉴于林、江、康、陈一伙长期以来所煽动的“打内战”、“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等歪风，至此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康生在这次讲话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动员大家收敛一下。但是他又声明：他所反对的是“自由外串”，不是有组织的外串；是保守派夺解放军的枪，不是“武装左派”。 八月十三日，接见宁夏群众代表，把宁夏“总指挥部”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把另一群众组织“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并正式提出“武装造反派”的口号。 八月十四日，指使中联部编印所谓“三降一灭”的材料。 八月十五日，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把外地与此案有关人员，“调到北京审查”。 、八月十六日，指示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 发枪自卫“。 八月二十二日，接见一兄弟党负责人，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判断一个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或不是马列主义的分水岭”。并让人家清理“刘邓路线的危害”。 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批判“合二而一” 时，决定公开点杨献珍的名字，不是“黑指示”，而完全是在他康生“主持” 下进行的，响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黑手”。这次谈话，还大肆攻击各级党校，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山西党校，它完全站在反刘格平、革委会方面，成为保守派的中心”。谈到当时形势时，他又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极力鼓吹“越乱越好”，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 八月二十八日，悍然下令调动青铜峡（宁夏）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然而康生却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九月一日，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 会上，江青主讲，康生敲边鼓。江青号召“北京带头搞本单位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带头保卫革命委员会”，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其间康生多次插话说：江青的讲话“阐明了毛主席的战略大方向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完全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讲的”。 九月五日晚，同江青、姚文元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并讲话。他要大家“提高警惕”，警惕“一小撮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和“新生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谈到社会上“抓军内一小撮” 的歪风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又竭力推卸责任，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 九月十六日，违背中央的禁令，布置中联部编印毛泽东同志十八年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九月十七日，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洽等一起，分别接见“天派”、“地派”代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九月二十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会上，他要大家“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市革命委员会”。并责怪一些人“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甚至要打倒谢富治”。 九月二十一日，在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批：“为了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 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 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和“走资派”的“黑手”。他推论说。“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将杨献珍逮捕入狱。 九月二十四日，出席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驻京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庆本系统大联合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在京集训和开会的军队干部并讲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学习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上经验上准备不足，不免犯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是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把各种消极的错误想法加以消除”。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同张春桥、吴法宪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并讲话。说：为了解决江苏问题，“首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 九月底，鉴于王、关被揪出，康生突然下令中联部停止编印《毛主席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的工作。 十月八日，李广文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陈伯达等人立即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李逮捕。 十月十八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李广文同社会上的反动活动起码有间接联系”。还说“现在北京两大派，北大、清华、人大三红、北航、外语学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在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利用其子弟来反我。” 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赞扬他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告诫他们要“防止走资派作垂死挣扎，破坏大好形势”。并针对各地贴大字报反康生的情况故作镇静地说：“在安徽各处有贴我的大字报，要打倒我，我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等个别同志的错误，来反对我，而王力、关锋等恰恰是我们把他们揭露出来的。” 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干部。接见中。 攻击中组部“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总是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监委什么人都要，“实际上成了党内的政协”。说 中组部、中监委在审查干部时，“总是打苍蝇保老虎。” 十一月一日，同陈伯达、江青一起第六次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要大家回去迅速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并“系统地批判刘邓向反动路线”。他还说：，“中央文革现在代替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许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十一月×日，康生等人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一九四二年九 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三十一名干部和家属 “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领导小组成员谈修改党章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同外宾谈话，继续兜售“三个里程碑”的谬论，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逃兵”，陶铸、彭真同志“被捕叛变”，诬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安子文等同志“毁掉敌伪档案”。 十一月十九日，接见一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 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哩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比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 一月二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乎、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直接布置任务说：中央党校“要搞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要突出主席路线这根红线”，“突出林副主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 一月二十九日，同外宾谈话。攻击彭德怀同志一九五七年出国访问“是一个阴谋”，是“想看看人家是怎样把议会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 二月二日，在中央一办的演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等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一批所谓‘逆用特情’，是否根据罗毅卿、彭真的决定？他们经常给敌人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二月四日，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汇报揪“内人党” 的情况。听后，康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撤。开始可能批得定点，不要怕！”江青对内蒙揪“内人党”的活动也极表赞赏。这样，内蒙在康、江的支持下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 二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天津市革委会、群众和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说：天津出现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一事说明“天津文艺界 里，有周扬黑线“，并通过这条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他们想”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搞复辟活动“。 三月二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刘仁专案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逆用特情’主要由公安局军管会及公安部搞。刘专案应研究工作中心，如焚毁电台及同贺龙案的关系等等。” 三月×日，在中央党校“李广文专案组”报送的《简报》上作批：“要追问李广文同反革命分子王任重的关系、联系”。 三月十八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大讲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一点，康生诬陷了许多同志，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换自首的“大叛徒”，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邓小平是“进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对从来也没有人党，是个特务分子”，“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谭震林是叛徒”等等。此次接见，康还为他在六三年给潘天寿画展所写的“画坛师首，艺苑班头”的题词辩解说，“那是为了压陈半丁，因为此人在北京太骄傲。” 三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学习班全体学员并讲话。这次讲清除了重复三天前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之外，还强调“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说北京“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叫嚷要对此“坚决打击”，“决不容许”。 三月初至二十二日，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一起，合伙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宣布将傅崇碧同志撤职审查，限令即刻离京。康生还一再叫嚷：“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 三月二十三日，派人去逼傅崇碧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三同志，勒令傅交代“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 三月二十四日，出席林彪主持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的大会。会上，康生大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所谓五个阶段的大胜利：第一阶段，“揪出了彭、罗、陆、杨”；第二阶段，“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第三阶段，揭露了“陶铸的反革命面目”和“‘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反动逆流‘”；第四阶段，“揭露了王、关、戚”：“现在又揭露了杨、余、傅”。他还特别强调说：所有“这些胜利的取得，应当说江青起了极大的作用，建立了突出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个胜利中间，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政敬！”最后又说：杨、余、傅的“错误”，从总的方面讲就是“要为刘邓翻案”、“为刘邓阳、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为宣布“打倒杨、余、傅”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会上，康生恶毒攻击杨、余、傅是“阴谋家”、“两面派”，是“党内的极大隐患”，是“王、关、戚的后台”，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叫嚷坚决“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切阴谋活动”。 四月×日，第二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够证明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叛徒的材料。 四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在“五一”前成立中央党校“革委会”。同时让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 四月十三日，同曹轶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见派驻中联部的军管小组。指示他们搞所谓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编印毛泽东同志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四月十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详细介绍中联部情况。说“这个部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外国人。他们资格老，好多是外国党的创始人，对中国党不那么信服。这个部是王稼祥的烂摊子，特务、叛徒也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编送的中央党校第二十期《大字报选辑》上作长篇批示，让中央党校继续抓杨献珍、侯维想的“里通外国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事件”，“必须同刘少奇为苏修做特务联系起来看”。 五月四日，同中联部军营小组谈话。此次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去苏联是经过国民党介绍的”，“在东北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并指示“把伍修权关起来”。 五月六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在中央党校“联系抓坏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五月×日，伙同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不久，将一千六百名干警加上“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冯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狱。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陈等人一起，盗用中央名义，发布所谓《五一二命令》，把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说体委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的黑据点”。 五月十六日，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攻击贺“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一直是斗争的”。说：通过贺的专案，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鼓吹文化大革命对欧洲影响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说“联络部也好，中组部也好，过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坏人”。 五月三十日，继续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说“中联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王的路线”。在这点上，是“同中组部、。中央党校是大致相同的”。谈到四川时，康又攻击四川是“刘、邓、贺（龙）、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马明方专案组” 的全体成员。接见中，诬蔑马明方等同志“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的党，投敌叛变”，说明马明方“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并批评“专案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专案组”要“政治挂帅”，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说在搞专案过程中“有点逼供信也是难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联部军管小组《关于编印“毛主席谈话记录”和“三降一灭材料”的报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书亭同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有：（1）抱怨中央党校对邓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党校今后一面搞邓的材料，一面写批邓的文章。 （2）胡说中央党校历届校长没一个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第三任校长李卓然是“张国家反党集团的人”；后来的杨一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3）竭力为“忠字舞”，“语录操”进行辩解，说这些虽是“形式的东西”，但“同陆定一说学毛著是贴标签、庸俗化完全是两回事”。陆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4）大谈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说第一次是五二年杨献珍“奉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杨献珍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直接反对毛主席，配合苏修米丁、尤金所谓理论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5）指示中央党校“编一下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编印《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问 题。说：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计”。并嘱咐军管小组说：“编出后，暂时不要印，先把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录交给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样给我审阅一下。” 七月二日，收到中联部编印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中联部《谈话记录》编辑小组说：“摘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不要印了，已经搞出的全部销毁，而且要部领导和军代表派人监烧。” 七月二十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先是表扬他们行动快，已经编出了一本主席的谈话，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一件大事，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事搞不好，要犯错误，不要轻易付印。”“现在最好用另一种办法搞，就是先整刘、邓、王反主席的东西，这样搞既稳妥，又适合当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将自己亲手分类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单“呈送”江青。在这个名单中，被划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二十九人，靠边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政治历史有问题 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谢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联部的部分同志进行谈话。肆意攻击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伍修权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谢富治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据此批文，谢富治等人陆续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到七〇年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马明方专案组”人员谈话，说该专案有以下几个问题可定：“（1）叛徒问题，可定；（2）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3）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3（4）特嫌问题，可定；（5）高岗反党集团问题，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王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诬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又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 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 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皆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两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有六十人遭诬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诬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党校根据康指示编印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样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1）鼓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 （2）极力保护蒯大富、聂元梓：说：“蒯大富不论犯多大错误都不能否 定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也不能否定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总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如果把他们否定了，刘少奇不就对了。“ （3）宣传党校要斗批散。说：“党校的精简机构要大搞，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总而言之党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说专案组关于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今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的推断，”我完全可以证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曹海波错误言论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究党，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骨于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从吾在党校的钉子。这个坏蛋，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批判，……党校应派人到武汉将这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浦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拥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好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皮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比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要一个一个的都端出来。看到‘九大’时，你们中央党校还有那些人能定案，能定的就定下来。” 十一月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要点： （1）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一 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被毛主席解决了。 （3）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怎样解决？毛主席肯定只能用不断革命来解决。毛主席所讲的不断革命同马克思所讲的不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要不断革命，毛主席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要继续革命。 十一月十日，给中央专案组打电话说：“彭真、刘仁问题，能定几个定几个。要抓紧，准备迎接‘九大’”。 十一月十一日，再次向中央专案组电话指示说：“（一）刘仁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人军调部（或 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公安局变成间谍 中心。日特问题，可先写一个简报，下下毛毛雨，然后再定。叛徒问题，可挂一下。（二）五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委，于十二月中旬搞出个眉目来，彭真（问题）半个月内（二十五日前）搞出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会谈。会谈中极力吹捧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说确定林为接班人“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义正词严的发言进行了所谓“反驳”。 会谈中还肆意说该党“故”的不少，“新”的不多，因而“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问题”。 同一天，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军代表说：“‘二月逆流’问题要大讲，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来声讨，来揭发和批判。” 十二月十日，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传达康的指示说：“林副主席的语录，以后再印”。 十二月底，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召集的各专案组汇报会。当汇报到审讯王云程（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捕叛变。解放后一直在押。）情况时，康生说：“这家伙罪大恶极，要杀掉，你们回去马上写个报告送我们批一下。” 一九六九年七十一岁 一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处决王云程的问题。 一月上旬，由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不能用，改由康生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重新起草。 一月十一日，将六八年九月编辑印出的《林彪选集》样本退给中央党校，并让其全部封存。 二月四日，同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关于挖“内人党”情况汇报。这时，内蒙挖“内人党”问题已造成严重恶果。但康听了汇报之后却鼓动内蒙继续挖下去；说：“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你们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从此之后，内蒙挖“内人党”就搞得更的了。 二月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大谈分工问题。他说：“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细，越是专业化”，就“越修”。因为分工细了，专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辩证”，“看不到整体、全局”，“就会使机 构庞大，人员增加，思想复杂。“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军代表报送的《侯维仍专案进展情况简报》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恶：（1）反对学习主席著作，拒绝学习《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2）继彭真、邓小平、杨尚昆之后为中直党委书 记，掌握中直机关干部；（3）里通外国。“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见中联部、高级党校、中组部的领导小组的成员，谈这三个机关的共同特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叛徒”，而且，这些“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 三月下旬，组织人为他起草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槁。草毕，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审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其间，曾于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党章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了大会发言。会上，康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五条”标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三条”标准。 此次讲话还说，在经济建设上两条路线的分歧就在于：一是主张“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张“经济、技术占第一位”。又说：谁执行后条路线谁就会变成“坏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只有肯定社会主义秋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所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处。此次指示说：抄来的东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个文件中亲笔批示：“王世英、南汉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集团”。 九月×日，指令中央党校赵纪彬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又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拿走八十回的《石头记》改写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宾谈话，吹捧林彪是“我们全党阐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说他“不但是马列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确定他为接班人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证毛主席对世界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欧洲一个代表团谈话，吹捧林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确定他为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十月四日，就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报告》发表意见，说：“《报告》文字还好，但两条路线斗争写的不清。党校这么多问题，怎么搞出来的呢？是斗出来的，是从陈伯达、康生、曹换欧、造反派到军代表一条线贯下来的。‘十大斗争’写的不是很清楚，斗争写的不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对那个人谦虚问题。这个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虑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对全党有作用，将来二中全会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再次谈到王云程的处置问题。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云程、卢福坦终于在本月底被秘密处决。 十月十八日，又窜到北京文管处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韩素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列宁如何同“唯生产力论”进行所谓“有力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其间，多次鼓吹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用到整党上来，实行开门整党”，搞“吐（故）、挂（暂挂）、纳（新）”。 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整党建党一定要“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达到“增强党性”，“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说所谓“增强党性”，就是增强“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加强“领袖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联部领导成员，告诉他们，”在下边要独立地用阶级的观念，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没有敌情观点，就没有战备观点。“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宾谈话，说“我国历代工会领导人都犯过错误”，其错误就在于，“在秘密环境中搞经济主义，脱离政治；在公开环境中是强调工会独立，脱离党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硬要该党以我党“九大”党章为“根据”修改党章。此次谈话中，还攻击我党中监委“糟得很”，“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宣扬“九大”党章取消党员预备期和取消监委会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七十二岁 年初，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砚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夺的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扉页上，解释他为什么盖用“归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国基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按“九大”新党章，把我们党建成一个“三忠于、四无限”，能“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党。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整建党座谈会上，就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问题谈“纳新”的重要性。说“纳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表现，“九大”时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后召开四届人大时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四月底，同陈伯达一起窜到北京市文管处大窃图书文物。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随后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一齐拥到北京文管处。他们翻箱倒柜，各揽一摊，把当时库存珍贵文物几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见中央林枫专案组和中央党校专案组全体成员，指示他们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办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联部、中央党校部分人员发表讲话，说中组部、 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 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是学习经典著作的”最根本的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兄弟党代表团谈如何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单线联系是修正主义的办法，实际是取消党的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介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好处，劝其也要学中国的做法，搞干部下放劳动。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一、二、三办正副组长，要他们重视修改宪法，注意在办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同林彪、陈伯达一起秘密炮制称“天才”的语录。 八月底，为了摆脱困境，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康、曹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店外地学哲学积极分子来京宣讲。 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组织宣传组，康生被任命为该组组长。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地方党代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歪曲毛泽东同志发出的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说“这实际上是反对刘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组织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党校，在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时，要“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贯彻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针和七字经。” 十一月十三日，在钓鱼台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大谈解放以来高级党校的所谓反对“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论”等三次大的“理论斗争”，说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批判这些问题”，特别是“集中批判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论点”。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七十三岁 继续生病。 二月，抱病为江青修改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议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门城楼，说：“久不出面，这样做有好处”。康生对此甚为感激。但终因身体欠佳，未能如愿。 七月六日，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把《林彪选集》部分销毁。 九月十三日，得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草原之后，曹轶欧立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通报此事，并说：“康生恨死林彪了”。 一九七二年七十四岁 继续生病。 一九七三年七十五岁 继续生病。 ×月，收到赵纪彬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增补稿，康极为赞赏。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日，出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会上，除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四年七十六岁 一月二十七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其转告×××：“赶紧再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并将《庄子。盗跖篇》译为白话。”×××当即表示乐于接受这个任务。 二月三日，通过秘书向江青写信报告他所布置给×××的任务。：二月二十二日，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转送江青，《痛骂》一文立即送《人民日报》发表。从此之后，影射史学成为江青得心应手的反党武器。 三月十日，江青亲笔写信向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推荐康生授意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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