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三十四岁 一月十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八期上发表《怎样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和《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两文。前文说：“将反帝运动深入到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独立地组织反帝的罢工，是目前反对黄色工会最中心的任务。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便是放弃了对黄色工会的进攻”。 后文讲：“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采用“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上怠工，破坏群众斗争”的“新策略”，以实现他们“反国际反党的阴谋”。为此，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要“号召广大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好细——右派！从组织中将右派肃清出去！为国际路线而斗争！把握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月二十一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指令省委深刻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 一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九期上发表《取消派的“工人运动”》一文。文中说：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 的提法，是“最不愿意听的”；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对于工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是“最为担心的”。文中极力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 一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二期上发表《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是否能够罢工带一文，借口说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工人斗争有许多困难，拒绝在目前发展进攻，或者只同意搞总罢工而不同意搞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罢工，仍是机会主义者。 三月五日，以谢康笔名在《职运指南》上发表《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一文，说上海事件后，所有日本工厂和战区里的工厂统统关闭，从而造成几十万工人失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失业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职工运动的“最中心的工作”。并主张要努力将这一斗争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从而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 三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三期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说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出现了对武装工人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罢工、取消青工女工工作，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许多“不可饶恕的”、“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并强调说：“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斗争的估计》一文，猛烈抨击被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予以撤职的全总领导，说：“党与赤色工会对于全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斗争”。 四月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五期上发表《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说当时存在着一种“等待与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种“空喊罢工”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无情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坚决的领导沪西广大的群众坚持罢工”。还说：“罢工运动的发展与坚持，不仅推动上海罢工浪潮更激烈的发展，推动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大的高潮，而且是给苏维埃红军直接的帮助”。 四月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六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一文，批评刘少奇同志以中央职工部名义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总结报告》，说这是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总结”，“完全暴露了仲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对于工人高涨斗争的诬蔑，降低了党与赤色工会的任务”，说明他一直坚持“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绝对相反的路线”。叫嚷对此路线，“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允许存在”。 五月二十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四十一期上发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说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总工会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其机会主义领导之后，上海工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江苏省党委、团委却以消极怠工、旁观，实际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因此，“党与团必须深刻的，一点不掩盖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的发动反对放弃职工运动，放弃罢工的倾向的无情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区委，特别是工厂支部。” 五月三十日，在《红旗周报》四十二期上发表《厂内工作问题》一文，说赤色工会没有坚定地去进行“厂内工作”，没有“有组织有准备的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因而它还不能称为“群众性组织”。 只有“加紧厂内工作”，才能克服革命职工运动中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这“两大困难”。 七月五日，在《斗争》十七期上发表《谢康关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对江苏省委来信的答复。来信批评谢康：一，将党省委和团省委混为一谈，没有指出江苏省委在工会工作中已开始有了相当的转变，而只说“省委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二，将职工运动中的转变，只是“看作上海工联的成绩，将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对立起来”，“这是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思想”。谢康在此声明中，只承认上述第一点错误，否认第二点错误。 八月五日，在《斗争》杂志二十一期上发表《怎样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一文。文中提出三种办法：一，以工厂为基础改造职工运动，艰苦地进行厂内工作，巩固和创造工厂支部和赤色小组；二，拥护工人的日常的，那怕是很小的要求，坚定的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三，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和工会领导机关，建立对于工厂支部、赤色小组日常具体的领导方式，将一切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十五岁 春，临时中央因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迁走后，上海成立上海局，康生留在上海局工作。 七月初，撰写《向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开火，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而斗争》一文（发表在九月七日出版的《斗争》五十四期上），说江苏省团委在阶级决战的严重时刻，空喊示威、罢工、罢课，而没有实际行动和部署， 说这实际上是在“左”的旗号下，掩护或代替实际斗争，“偷运李立三的私货”。 七月中旬，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从此改名为康生。到苏之初，他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在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作了题为《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继续宣传“‘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叫嚷“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就是“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此报告，同王明的报告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书，于一九三四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目前六次围剿的形势与红军的胜利》一文。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集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趁党中央随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机，伙同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管了东北的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三十七岁 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康生得知此会情况之后，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苏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而且加紧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 上半年，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月，向东北党下达“王、康指示”，散布悲观情绪，借口“保存实力”， 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使东北、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三十八岁 年初，乘苏联发动“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伙同主明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自任负责人，照苏联的样子，在我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搞所谓“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借机诬陷、逮捕、流放、谋杀了不少中共党员。 三月×日，当着王明的面，向即将离苏返华的吉合同志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小册子“。 六月二十日，借悼念翟秋白同志遇害一周年之机，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词，公开宣扬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七月一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酒会。 会上，康生竟然举杯“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十月，由苏去巴黎做支援西班牙战争的工作。 年底，由巴黎派人回上海传达他的四项指示：一，今后要联蒋抗日不反蒋；二，要联合黄色工会不反黄；三，要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四，要取消赤色工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九岁 一月八日，同王明联名为《救国时报》题词，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一文。 十一月下旬，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到延安。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遂与江青在中央党校重逢。（注：江青是一九三七年八月隐瞒历史，混入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的。） 十二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坚决反对同陈合作。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 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园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四十二岁 二月，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和庆祝《中国工人》出版而作《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一文。 二月五日，出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七月五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一文。 七月七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论政策》。其中有“陈独秀、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多数同志主张把“路线”两字勾掉，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勾掉。然而康生却专门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不写上路线两字是个原则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四十三岁 五月，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七、八月，党中央连续开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九月，出席高干整风会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康生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毫无检查。 年底，经高岗允许，在西北局的一次于部会议上作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讲演，讲什么他在莫斯科时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的。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十四岁 一月底，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二月一日，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二月八日，出席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整顿文风”的报告（即《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三月七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干部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文风的报告，并部署贯彻办法：一，“研究”；二，“讨论”；三，“检查”；四，“实现”。 四月十八日，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深刻研究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掌握武器，然后，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复信给陈佩明同志，谈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康生出席了二日、十六 日、二十三日的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伏拉第米洛夫。 五月十二日，拜访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情况。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同志约见伏。 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情况。 六月初，为了加强早在四月二十日就已开始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下设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委、边区五个分学委。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 这样，康生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者。 八月五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的报告，总结前段整风学习的成绩和缺点，指出“今后的学习，是依靠整风学习的基础，进入党风与文风学习的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要部分的检查工作”。 八月三十日，给《笔谈会》编辑部写信，谈“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四十五岁 ×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月五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出席伏拉第米洛夫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而举行的酒会。 三月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成立在政治局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康生的书记处书记之职，也就随之被解除。 四月十日，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报告，说“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号召这些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在此前后，直接指挥一些单位搞“抢救”试点。 六月左右，指挥大逮捕。 七月十五日，正当国民党军队紧逼陕甘宁边区南线之际，康生在延安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紧急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他说：“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就是“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于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又说：“自四月十日号召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以来， “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希望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失足者，认清形势”，“快快觉悟”。还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有效地抢救失足者，以便“将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七月十五日后，各单位根据康生讲话精神，纷纷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反复劝说“失足者”坦白交待。会上讲的是“劝说”，实际搞的是“车轮战”、“隔离审查”、“逼供信”、“悬赏坦白”，“逮捕关押”，“假枪毙”等等。据人揭发，当时他一下就圈了一个二百多人拟捕名单。有人说：“抓得太多了”。 他却说：“先抓起来再说！”由于康生的这些错误做法，死了不少人，出了不少假特务、假叛徒。从而为延安“整风审干”运动造成了严重创伤，也给甄别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争，清出了许多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而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 六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他说：列宁这本书的“最中心问题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作斗争的问题”。又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左倾幼稚病为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说：读此书“必须具备五 个条件：（l）觉悟程度2（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3）有一定的斗争经验 （4）有一定的历史知识；（5）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七月，康生因在整风审干中胡作非为，在全党引起义愤。八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说康完全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歪曲了中央精神，对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分了。又说：本来整风审干的一切计划都是清清楚楚的，公公正正的，可是，现在应该承认，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听了关于审干工作汇报后，当即批评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嘛！”提出“要坚决甄别。”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亲自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赠礼道歉，对那些冤、错、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并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继续推行他那一套错误做法。当这 位同志回来汇报说，去后不久，得到中央精神，于是按中央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康生听了汇报，竟说：“谁叫你那样搞的？” 三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康生为七大准备的关于《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于六月二日作了大会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和情报部的业务工作，而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因此，代表们纷纷写条，要求他对审干中的错误作出说明。然而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结果，引起公愤。会议结束时，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代表们还是从全局出发，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夏秋，鉴于康生在审干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免去其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四十八岁 五月四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的报告。他说，现在由于抗日的胜利，开始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而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建筑在国际国内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的力量相持的对比之上的暂时休战，是“将来决战的准备时期”。因此，他提出，复员、生产、防奸、保卫等工作都应放到这种新形势下来考虑。 五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党校作问题解答报告，解答学员学习《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时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极力鼓吹：土改中，当广大群众起来之后，富农“不能不被侵犯，而且很难不被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应站在农民方面加以支持。 十二月十日，受中共中央之命，前去陇东了解边区实行土地公债的情况。 同行者七人，路行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四十九岁 二月二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他陇东之行的情况。 二月八日，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说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向地主妥协的右倾。 二月十七日，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作上改问题报告。说：（1）土改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2）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3） 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 僚主义等倾向。 三月，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康生也随军撤出，准备东渡黄河。途中，他竟违背我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原则，亲自批准将保安处长期关押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全部秘密处决。 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四月，奉命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此间坐镇山西临县郝家坡，指挥全地区。土改中，他大搞“搬石头”、整干部、随意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地主分子。 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上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九日），康生作了一个《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解释“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提出的原因时，极力鼓吹“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因而，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多大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奉命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到了渤海地区，康生借传达中央指示之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当时的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寄周同志等，也被当作“石头”搬掉了。与此同时，他却结识和 提拔了王力（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关锋（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 王效禹（清河地委书记）和刚刚在北平“刑满释放”的刘格平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康生手下的重要人物。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是越查越“左”。复查中，康生在“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结果引起恐怖状况，严重脱离了群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岁 年初，到华东局（局机关当时设在山东）任第二书记。刚一到任就同第一书记饶漱石相勾结，把山东党组织诬蔑为“富农路线”的党，把山东党 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也是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 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黎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黎撤职调离山东。 接着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加以排斥、打击；胶东、渤海区党委也被改组。 九月，为了便于支前，中央批准了饶、康提出的将原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小区、泰西小区并为鲁中南大区的建议，并任命康生为大区第一书记。 康生接任后，立即安排曹轶欧在大区当组织部长。此间，康生接见了原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的儿子张子石。 一九四九年五十一岁 二月，全军正准备渡江消灭蒋家王朝。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并通知康生留在山东，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接任后让其老婆当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到河北省平山县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六月，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j 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其意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于是跑到青岛装病休养。 八月，出席山东省第一届人代会并作报告。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时，康生的选票比全票少了十票。对此，他大为恼火，曾非法布置秘密查对选票。 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措协商会议开幕。康生不是代表，因而未出席会议。但会上还是选他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十月中旬，由青岛去北京查“病”。途经济南时，特向济南市公安局负责人诬告其秘书偷偷拆看他的信。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〇年五十二岁 五月初，突然向其秘书谈起自己的历史。说他在上海时，“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前门进去，从后门就逃走了。所以，一直没有出事”。并抱怨一些人不理解他这个情况，怀疑他在上海时为什么“没有被捕”。 五月上旬，带其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由青岛去杭州养“病”。此间，同其小姨子乱搞。后来被其老婆发现。苏枚羞愧难当，跳楼自杀（未遂）。 闹得满城风雨。可康生为掩盖自己的丑事，竟然胡说苏枚不是跳楼自杀，而是他秘书有意害人，推苏下楼，并将其辞退。 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专程去杭州看望康生。康生反复向陈、饶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绝不会是特务奸现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七月中旬，接中央指示，让他到北京医院治“病”。 七月二十二日，由杭赴京治“病”。途经上海时，又一次要求饶漱石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他决不会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饶当即打电报将康的要求告诉毛泽东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康生到达北京，住进北京医院。在此一住就是五年多，一直住到一九五五年底。 一九五六年五十八岁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二日，随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同志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理事与代表。 三月十三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到波兰驻华使馆吊唁贝鲁特逝世。 三月十四日，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其他外宾。 三月十七日，离京去东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 四月上旬，从德返国途中在苏停留。 四月二十四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接见出席全国轻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交通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 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仪。会中，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四月三十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 五月，自称围绕十大关系问题读了些书。 七月十日，去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责令到会同志围绕整风问题为他准备个八大发言稿，并限定八月十日交稿。为此，还向到会同志介绍了四二年整风的开始时间与经过。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出席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五日，在文化部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作报告。他说：自一九四一年以来，由于乱扣“纯学术观点”、“脱离政治”、“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帽子，“严重地障碍了从事戏曲工作的干部重视技术、学习技术”。 还说：“否定技术决定一切，否定技术，也就否定了政治，也就等于否定了 戏曲本身“。此次讲话中，他还极力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九月底，提出在适当时候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主张。十月十日至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十一月中旬，奉中央之命，负责组织一些同志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一九五七年五十九岁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出席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 二月二十七日，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三月四日，向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其间，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六个座谈会，最后，康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中央和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1）在“一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内部还有矛盾”这一“新问题”。（2）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这是对哲学思想的“新发展”。（3）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党内关系问题，这又是“在新条件下对不断革命论，对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发展”。（4）在“再论”中又提出两种性质的矛盾及其转化和十月革命道路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 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三月十八日，出席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并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 四月，通过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北方昆剧院建院大会。会上，康生进了贺信，题了词，并看了各场演出。他对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六月下旬，对整风反右运动，表现出出奇的激进，硬说中央党校学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七月一日，连续三天召集政治教师进行座谈。 八月六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第五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八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委和高教部召集的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并作长篇报告，主要讲在反右斗争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 八月二十二日，在音乐堂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问题解答报告，主要讲在大专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报告中极力赞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十六字方针，说这一方针是“高级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它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该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 九月十九日，写信给教育部，责令其加强对《人民教育》杂志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他说：“以整风运动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正规的，又是系统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反复批判所谓把社会主义课程看作“非正规、非系统”的观点，批判所谓抱着“教学大纲”不放，而拒绝讲主席报告的错误倾向。报告中还说：十六字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十六字方针就是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那个方针，对十六字方针，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一九五八年六十岁 一月上旬，先后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 一月中下旬，到四川视察。其间，九日出席云、贵、川三省党校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十一日在四川省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二日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月底，由川返京。途经武汉时会见李达同志。当李达同志谈到武大哲学系准备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时，康说：“你叫这个名宇，如果让主席听到恐怕不会赞成，不如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的高等院校负责人、教授开座谈会。 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成立会。 三月上旬，出席成都会议，又一次听取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月十九日，动身去东北参加杨靖宇同志的安葬仪式并视察东北各高等学校。 三月二十日，出席沈阳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三月×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上的大革命”，通过这个大革命，“要做到又生产，又学习；又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学校，又是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这个概念改变了”，也可说，“某一种形式的学校消亡了”。 三月二十九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他在沈阳各高校看到了“双反运动”、“勤工俭学”、“教育大发展”等许多“新现象”。同时，他还解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教育，一个目的，四个要点”。所谓“三个教育”，是指“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目的”，是指将受教育的人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个要点”就是指“勤俭建国”、“团结奋斗”、“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了”。 三月三十日，继续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 中心讲“教育要大跃进”。 四月三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 讲教育方针、勤工俭学的收益分配、实行五同、建立理论队伍以及院校的 协作、跃进和下放等问题。 四月四日，出席东北财经学院师生员工晚会。文艺演出之前，康生发表讲话，说他羡慕同学们年轻，羡慕同学们能在社会主义大学里，羡慕同学们能系统地公开地学习马列主义等。 四月六日，结束东北之行，回到北京。 四月十一日，向中宣部汇报东北视察情况。 四月十七日，就东北高校的“双反运动”和勤工俭学等情况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讨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康生作了大会发言。 五月二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五中全会。 六月三日，听取人大、北师大、石油学院三院校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 六月五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讲话。讲话中提出今后教学“应该以‘今’为纲”。谈到政治教育方针时，开始改变过去对十六字方针的赞扬态度，说十六个字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此次讲话，还谈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说：“我是人手论，马寅初是人口论。马寅初是只见口不见手。” 六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多次发表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镜的工作，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并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 七月五日至七日，连续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 七月八、九日，在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批来京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辽、苏、冀三省高校和中等学校于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具体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 七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勤工俭学进入新阶段》一文。 七月十七日，到北师大检查工作并讲话，说：“北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一百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七月十九日，到北农大检查工作并讲话：（1）指责北农大一进校象“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公园”，根本“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而不去“搞工厂”。（2）号召所有学校都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说“一个学校最低技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业局。最好接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3）指令北农大要大办学校，“一个班办一个学校，小学、农业中学、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拖险机训练班，扫盲班”等。（4）主张以产定级；“搞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二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最后，当北农大汇报昌平农场奶牛产奶二千公斤，芦沟桥农场奶牛产奶四千公斤情况时，康生则说：“产奶太低了，能不能把牛召集起来，开个会跃进一下”。 七月二十七日，到人民大学视察“停课搞劳动建校”的情况。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主日，出席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其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比 五日，“十三日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三日，跑到天津，出席天津市委召集的，有仁立毛呢厂，第一食品加工厂等十二厂二十多人参加的工人学哲学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学哲学 并不神秘“，天津工人带头学哲学是”干了一件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 八月六日，出席教育问题座谈会。会上，康生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 八月十三日，在河北省高等学校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首先谈到他参观北京各大学举办的红专跃进展览的几个印象，接着谈学校办工厂的几种形式和收益分配，最后又讲社会基本矛盾。他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的一套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了”。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定钢铁生产要比上一年翻一番，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并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由于康生的一再坚持，“大办教育”也写进了决议。会议结束时，康生又约吉、晋、黑和太原等省市委的同志谈了工厂办教育的情况。 八月×日，收到杨献珍同志于八月四日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 九月十日，扣发周恩来同志所写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是应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约请，将其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章的。康生看到文章清样，阴阳怪气地说：“文件嘛，是好文件了，不过正式发表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陈伯达看到文章清样，也含糊其辞地说：“要和康生研究一下”。这样，周恩来同志的这篇重要文章，经过康、陈的“斟酌”和“研究”，就石沉大海了。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以中央文教小组的名义，在中宣部子民堂召集经 委、文教、工会、青年团及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开 会讨论工厂办教育的问题。最后一天，康生就此作了专门报告。 九月二十日，离京去晋视察。 九月二十一日，先后参观太原工学院和医学院。在太原工学院，他提出“一定要有决心建设共产主义的太原工学院，一定要做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大学生”。在太原医学院，他说：“如果一个医生给病人诊断，敢于说不懂、不能、不对这三句话，那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就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医生”，就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医生”。“不做社会主义的医生，就不能诊治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他还说：所谓病人，“是人，不是病猫、病狗。病人是活人，病人是中国人。但是现在的病人还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你们如果只懂得生理学上的病人，不懂得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病人，就是半医生。” 九月二十二日，参观山西农学院。在此他说，书本知识，“有用也没有用”：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家不是过去那种大知识分子，而是“今天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而且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群众。” 九月二十三日，在山西太谷接见中央党校下放劳动锻炼的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你们来农村，从表面上看，好象没有研究本行，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说：“按劳取酬也是等价交换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说它还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供给制则比工资制“进步的多”。因此，极力鼓吹“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 九月二十四日，听取山西平遥一中的汇报，指示他们与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 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 九月二十五日，在太原听取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文教部关于阳泉市各厂矿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汇报并看有关这方面的书面材料。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特地赶到阳泉，视察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情况。 十月上旬，离晋入豫视察。 十月十二日，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的汇报。汇报中他插话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起来”，“现在，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利用空隙进行学习”。还说：在办教育上，只要“敢于胡搞就行”。 十月十三日，在郑州召集几个工厂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十月×日，参观郑州国棉三厂。 十月十五日，出席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系统院校长会议，并发表讲话，强令“全国农业院校都要搬到农村去”。说：。“旧大学变为新大学”，就“象猴子变人一样”，“很难”，猴子必须劳动才能变成人，农业院校只有搬家，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指示各农业院校要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拔自旗、插红旗，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通师生下乡。 十月十六日，召集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康生讲：（1） “学校要消亡”；（2）要办“综合大学”；（3）今后不再“评教授的级”，“要叫教授都叫教授”；（4 ）说“所有教学计划，都可取消”。 此外，在听到开封师院学生已经“停课劳动”的汇报时，康插话说：“这个好，但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当有人提到搞科研需要资料时，康又插话说：“资料多了有害处”，同科学院发生关系多了，也“一定有害处”，因为“它会把清规戒律缠绕到你们身上，几年摆脱不了”。 十月十八日，出席洛阳市的干部会。 十月二十日，参观洛阳市西工区十二个小学联合建成的“红领巾钢铁厂”，并约集该厂党支书、教员和少先队员进行座谈，听取汇报。他说：“钢铁厂既炼钢又炼人，但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并要全国一亿小学生都来参加炼钢。 十月二十一日，参观洛阳师范学校，对该校提出的“以工地为学校，以炉旁为课堂”的口号极为赞扬，并指示该校，“利用这种形式，创造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师范学院”。 十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一文。 十月二十四日，视察孟津县鸠山翟泉红专大学，提出孟津“全县（办） 一个联社“，使孟津县既是政权，又是学校，又是联社。 十月二十五日，视察长葛三中，说“今后普及大学主要靠。农村的红专大学”。视察中，指令长葛县委研究，“把长葛三中作为试验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基点”。还说：看来“越是办教育的越不理教育”。 十月×日，到登封县三官庙视察，赞扬三官庙农民学哲学学得好，责令报刊公开介绍其学哲学情况。还讲：“学哲学没有什么神秘，学了哲学清清楚楚，不学哲学不清不楚，所以，哲学就是明白学”。 十月二十七日，同河南省委谈话。说“现在发展到了学校集中阶段，这可使小孩从小受到社会教育，而不受家庭影响”。还说：学校“集中”或“合并”，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个革命”，是“一件好事”，也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然趋势”。要河南省委“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 同日，离豫赴皖视察。 十月二十八日，到安徽农学院视察并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1）要强迫农林院校师生搬到农村去。（2）要对教授实行“三头主义”，即“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3）讲中国农业科学超过国际水平。但农业科学‘讲不在农科院“，而”在农民手里“，”要想发展农业，农业科学家非拜农民为师不可。“ 十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医学院视察并讲话。 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胡搞就是科学研究”。 十月三十一日，出席安徽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三日，离皖赴沪视察。到达上海，立即听取上海教育局的汇报。 当有人汇报劳动过多会削弱基础课时，康插话说：“争论点就在于什么是基础课，他们所谓基础课，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当有人汇报说： 教师下厂，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康又插话说：“对好的要热情对待，不好的要冷淡，要给他颜色看看。” 十一月四日，参观上海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并发表讲话。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基础上敢于胡搞”。 十一月五日，听取全国铁路教育工作会议汇报。 十一月六日，在全国铁路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十一月七日，听取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汇报。其间，多次插话，其主要内容：（1）要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2）办学的经济政策有两条：“一条是一毛不拔，如宏大的图书馆，什么物理楼，化学楼，就是一毛不拔；另一条是挥金如土，即对尖端科学，是挥金如土。”在搞尖端科学上，“即使没有结果也不要紧”。（3）凡有下放劳动者，“一不叫下放，二不叫放假，三不叫义务劳动，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 十一月×日，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视察，号召该校学生要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在华东师大视察时，又号召师生“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 十一月×日，在上海铜仁合金厂视察，号召大家破旧的教育规章，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 十一月×日，在复旦大学视察时，号召大家“来一个突击，扫除逻辑的‘盲”’。在上海机械专科学校视察时，又公开否定该校设置工业管理课程的必要，说：“你叫他们多学马列主义，有了马列主义，能做群众工作，工业就能管理好。” 十一月十日，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进行劳动锻炼的干部，并发表系统的“胡话”：（1）“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斗争，人们思想解放了，从而形成了奔向共产主义的形势”。（2）“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 （3）工厂大跃进靠“吃政治饭和教育饭”，“事实证明，教育不会妨碍生产，越是生产忙，越是教育忙，提高觉悟忙”。（4）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实行计件工资，“不是增加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不是发展集体主义，而是增加了个人主义”。（5）工厂要大办红专学校，“因为它能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主席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三个条件，其中有两个是教育，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要靠教育来解决”。“如果十几年不能普及大学教育，那末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很不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6）现在有工农商学兵五种盲，工盲，农盲，比文盲厉害。“文盲，动一动书，顶多将书拿倒了，不会将书拿坏”，可是工盲，“动一动工具，会把工具搞坏”，“从社会主义社会来看，仅仅扫 文盲是不行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都应该扫除这五种盲。“ 十一月十一日，到同济大学视察，并发表讲话。宣传：“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尖端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出席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 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针对当时的浮夸风，提出了“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情神”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十一岁 一月十二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五八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五九年教育工作方针。说五八年在教育上取得了五项重大 成绩：（l）从政治上、原则上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两结合）；（2） 确定了党对教育的领导权；（3）实行了两条腿办教育的制度；（4）推行了 全民办学的方针；（5）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关于五九年的工作方针，“主要是把五八年确定的方针具体地贯彻到各个方面，要抓巩固、调整、提高，在下放的基础上抓统一管理，集中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他说：“如说去年是大刀阔斧，那么今年要来个精雕细刻”。 一月二十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抱怨人们不敢提“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叫嚷“我们应该象马克思一样，允许讲胡话。” 一月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压缩空气已有二个月，现在还要鼓足干劲”，但一再强调“搞建设，向自然开战，也要调查研究”。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日复会（注：该会因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暂停一段）。康生又到会讲话。他说，五九年的学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劳动不要泄劲，还要鼓劲”，二是“有计划的抓理论问题”。 这次讲话，改变了他前两年一再鼓吹的所谓整风运动、时事学习也是“系统的、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提法，承认五七、五八两年“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提出“学校要考虑（恢复）四门（理论）课”，“要建立一批专业理论队伍”。说“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丢了这一条不行”。 三月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学术批判和讨论问题，提出“今后应有计划、有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待这个问题”。 三月×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 副主任，并着手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文教小组决定下设一个“理论小组”，其组长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兼任。 四月二日至五日，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 四月十五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四月十七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四月二十一日，在学习会上作《关于善于观察形势问题》的报告。 五月八日，在学习会上谈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五月十一日，又一次作学习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及理论的发展形势问题。报告开始，他见有人录音，立即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有三怕：怕录音。怕笔记、怕记口号概念”，因为“任何报告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一种说法或发言，离开那时的情况，（就）不一定对。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用”。 五月十六日，又作理论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六月初，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他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大发雷霆，指令“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 六月中旬，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 六月二日至十六日，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康生对自己到处鼓吹“胡搞胡闹”、“讲胡话”的错误不但不作任何检查，反而从“理论”上批起讲老实话的彭德怀同志来。 八月二十四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召集的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九月，撤回他在五六年九月提出的关于“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提议，说：“再开就被动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搜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十月五日，向毕业归国的留苏学生作报告，介绍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不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 十月中下旬，搜罗到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抚顺党校的谈话，硬说这个讲话和谈话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要对杨的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十一月十五日，参加陈伯达召集的编写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戏跃进情况和六〇年打算，在上海召集了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座谈中，一再强调“先要挖掘老戏”。 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席中央文教书记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指党在五八年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理论上世界观上”进行。了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往往拿伪装的唯物论来反对我们 回反映了客观的主观能动性”。 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讲“发展”。主要内容有；（1）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2）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讲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载入七大党章，八大党章之所以没有写上，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了“。（4）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5）说回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象陈独秀、王明、彭德怀那 样，是“公开的反对”；一是以“尊重马克思”、“不能超过马克思”、“一看就散等为借口，隐蔽地反对。（6）理论工作必须结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7）说许多老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过去是功臣，今天是祸首“。 十二月×日，出席中央召集的杭州会议。会上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组织广大的理论工作队伍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六十二岁 一月四日，听取中央党校关于组织批判杨献珍同志情况的汇报。其间插话说：“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最后标准是对。的，但不要传出去。” 二月，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发动群众编写教科书之事。 四月二十四日，在哲学教科书初稿讨论会上发表讲话：（l）“中央书记处决定半年写出书来，我们减为三个月，现在各地都已交出来了”，这“证明理论工作也可以多快好省，也可以走群众路线”。“用集体讨论代替集体审查”，“这是个尖端”。（2 ）书中缺点是少不了的，但“写出来就好”，“各 省的积极性必须发扬和保护“。（3）”要求六〇年内起码三易三改，到十二月三十日拿出第三稿。“ 四月二十七日，出席社会科学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在理论科学研究工作上出现“各省领导重视”，“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依靠群众编书”的“新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科学研究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讲话中，要大家破除对外国人的迷信，说现在工人农民写的诗超过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千万倍。还要大家对鲁迅“也不要太迷信了”，说“《阿Q正传》很好，但是共产党员写《阿Q正传》还是要检讨的”。 六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月，中国京剧院将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岔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得知后大为恼火，指责说：“‘二马’（指中国京剧院的马少波、马彦祥二同志）是粗暴的代表。” 十一月上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员，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 十一月中旬，由莫斯科归来。他借根“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花田八错》。 一九六一年六十三岁 一月二日，视察福州第一中学。此时，康生已经放弃了劳动就是文化革命的提法，开始主张少劳动多读书。他说：“学校是读书的，不读书是不行的”，“要把基础知识搞好，要在巩固的基础上提高”。当福建省教育厅汇报说，福建各中学的劳动一般是四十五小时，康生说：“恐怕多了一些”，“过多的劳动，身体会受损失的。”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出席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一月中下旬，康生一行到云南省视察。其间，点演了许多旧戏。他见有人吃惊，立即指责说：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这些戏，真是怪！ 二月，康生一行到四川视察了二十天。此间，天天点演旧川剧。 二月至三月，去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规律，不甚了了。此间，康生又为会议点演了许多旧戏。 三月二十二日，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即紫光阁讲话）。 该讲话打着贯彻“双百”方针的幌子，极力鼓吹演旧戏。说，一定“把剧 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四月二日，在中央党校召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六月十四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报告，检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理论工作、文艺发展等规律，“不甚了了”。说自己的主要偏向是“强调政治，轻视业务，空谈红，轻视专，空谈政治，轻视读书”，“片面强调劳动，忽视学习”。在教改上，说自己“有时甚至变成脱离科学的瞎指挥”，这样就使教育“超过现在的需要、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基础，使教育工作受到损失”。他还说：“这几年大办高等学校，大办中学，大办小学，大办业余文化学校、大办文化，我都有份”。“我经常宣传高等学校的学生二年要达到一百万”，“这就使大学发展很大”，“造成很多困难”。“由于我宣扬了河南红领巾工厂，结果使劳动脱离了教育。” 九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十月十六日，调北昆剧院为即将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演出《李慧娘》。演出后，特约剧院领导、导演、编剧、作曲、主要演员到他住处（钓鱼台内）吃饭。吃饭中，康一再赞扬《李慧娘》“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八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十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苏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月，自荐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九六二年六十四岁 一月，到广州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月，有人告小说《刘志丹》的状。康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听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他立即下令将《刘志丹》印九百册供批判用。 三月，陪江青在上海看戏。此间，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已经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 五月四日，给北京人艺导演梅阡、孙敬雨写信，谈他对《桃花扇》剧本的修改意见。指示梅、孙二同志要“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 七月中旬，对《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欧阳予倩改写的活剧《桃花扇》的文章中所流露的否定情绪表示不满，说这个“情绪不好，应当批评。” 八月六日，去北戴河参加为准备八届十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间，他捎回信给孟超同志说：“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多写点别的东西。” 八月底，他捎纸条给孟超同志说：“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 戏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期间，康对习仲勋同志搞突然袭击。他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爱人李建彤同志，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同志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此次会议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为转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九月底，强令《红旗飘飘》丛刊停止编辑。已经印好的三十万册第十七集也让销毁。文章的作者，刊物的编辑也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十月，组成以康生为首的《刘志丹》专案组。专案组一成立，立即对李建彤同志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逐一加以迫害。 十一月，在钓鱼台主持写反修文章。 一九六三年六十五岁 春，提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五月至六月，去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讨论。其间，康又一次提出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点”。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小组所属的“理论小组”讲《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产生的经过及其含义。不料，康的这一讲话传到辽宁。辽宁的同志将其整理打印出来。康见了打印稿后大发雷霆，说“理论界有个李万铭（骗子），说我有个讲话，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讲话”。 并为此大整“理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甫同志。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九月三日，陪同艾地同志去中央党校，并作报告。 ×月，为潘天寿先生的个人画展题词：“艺苑班头，画坛师首。” 一九六四年 六十六岁在钓鱼台继续主持写反修文章。 年初，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予倩改编的本子拍摄的电影《桃花扇》之后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的，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康还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 后来，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五月二十日左右，收到《光明日报》呈送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清样。康生看后，武断地认为艾、林两同志是杨献珍同志的“代言人”，立即找“反修哲学写作小组”重要成员关锋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一）让“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一篇反击艾、林的文章，（二）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的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 与此同时，暗示中央党校要揪“合二而一”论的所谓后台。五月二十八日，为施展“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康生指示《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艾、林两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党校请示康可否对《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表态？康回答说：“经过讨论，自然会有结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并指令中央党校查一查杨献珍的讲稿讲没讲“合二而一”。 同日，康生收到《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康生看后对作者说：文中提出的一个公式，“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辫子反而麻烦”。 六月初，在康生的催促下，中央党校找到了杨献珍同志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新疆班讲课的讲稿。其中讲到“合二而一”问题。 六月四日，指示《光明日报》赶快发表《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 六月五日，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席间，他将当日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和五月二十九日发表 的艾、林的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同志。 六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将文章一并退给康生。从此之后，康生就到处宣扬说：“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 六月九日至七月九日，加紧施展“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上煞费苦心，竭力搞成学术讨论的样子，以骗人上钩。 与此同时，康生又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编辑部，把赞成“合二而一”的人—一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然后由该组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 六月二十四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说该报于四月八日发表的××的文章“有毛病”，但不要因此“把目标转移”了。关于“合二而一” 的来源，“还是说从（中央）党校来的，从杨献珍来的。” 六月二十七日，召集《光明日报》负责人谈话，说：关于“合二而一” 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还可再放四篇错误意见出来”，“每次两篇”。并诬说“杨献珍从五七年以来的八年多在五个关键问题上表现都不好”。 七月一日，在人大会堂观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席间，对著名演 员说：“我看了你的《尤三姐》电影，觉得这在国产的戏曲艺术片中是最好的一部。” 七月上旬，以“中央理论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的理论组）名义， 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 献珍同志的文章。 七月十二日，同《光明日报》负责人谈公开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步骤：第一步，批杨在五九年的三个报告；第二步，揭杨同彭德怀湖南之行的关系；第三步，揭杨同魏文伯的侄子的谈话；第四步，揭杨于六二年在西北局的调查。 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集理论界十几位同志在钓鱼台八楼连续开会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稿子。 七月十七日，由康生亲自导演炮制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七月二十四日，在钓鱼台召集理论界一些同志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批判“合二而一”问题。 七月三十日，《光明日报》请示康：“一篇稿子中说最早提出‘合二而一’的是德波林，要不要删？”康回答说：不用删，有的文章中“就有‘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提法”，保留德波林是“合二而一” 最早提出者的说法，“正好说明杨献珍是德波林的应声虫嘛！” 八月初，同陈伯达一起。按照“‘合二而一论’是阶级调和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拟定了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纲。 八月上旬。康生、陈伯达召集会议，讨论修改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 八月二十三日，指示《光明日报》，“可以找中央党校写文章揭发杨献珍讲稿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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