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2

肖煌（黄达生）同志揭发：“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正在开展工作之际，突然派来武装人员，把我押回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进行‘抢救’，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接受批斗。经过几次批斗，我逐渐明确押我的理由；（1）因为我的生母是日本人。（2）我是从后方来的，关系复杂。（3）我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接触面广的目的何在？（4）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后来查清系会计记错了帐）。　　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证据。转入小会对我进行围攻，软硬兼施，逼供、诱供，并以短款三千元要杀头来威胁。“　　彭尔宁同志说：“我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改学农业于自然科学院。……运动开始，自愿的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家史、个人的一切交给党……就在此学习正浓，联系自己的阶段，就组织了一些人……将一些想不到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如问：”你同你的父亲是什么关系？‘’一二九运　　动中，别的同学都被捕，你为啥不被捕？‘’你大学毕业了，为啥还上学？‘如果答以真情，还须再问，直追到符合他们的目的为止。这样以逼供为手段审讯得你莫明其妙！“　　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康生的“创造”。党中央一再指出，不要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而康生却公然说，要用一切办法弄到口供，“咱们逼供而不信”。当任粥时同志批评说：“不信，为何要逼供？”康生则向工作人员布置：“不管他，编假口供，也是犯人的心里有话想说，想说就让他说吧！”　　在诱逼之下，得到了一些编造的口供之后，康生对干部说：“犯人供出这么多的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继续追查呢？”有的干部问康生：“交代好的，是否可以宽大释放？”经他一解释，完全变成了骗人的手段。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代不清楚，交不了卷吗？”他还教给别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他永远答不完！”　　采取这么一套办法的结果怎样呢？　　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成风，追比例，达指标成风。一人被逼，顶不住，受不了，便相继株连。特别是康生让每人怀着敌情观念残酷斗争，又怀着菩萨心肠进行抢救，说真话按敌人对待，说假话，笑脸相迎。于是说假话、假坦自成了光荣。绥德师范的一个年仅十六岁的男学生叫马逢臣，手提一包石头，在“坦白大会”上交代：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在坦白大会上说：她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康生非常得意，他认为这次反奸工作“创造了新的路线”。劝说的方式，有大会劝、小会劝、硬劝、软劝、苦劝、集体劝、个人劝等；斗争的方式有硬的、软的、虚的、实的等。1劝不成，就完不成任务！有的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被逼疯者有之，被迫上吊、投井、跳河者有之。所谓“顽抗”而长期被关押者更多！“特务”如麻，草木皆兵。　　没有一个机关纯洁，没有一片土地干净！象牛魔王祭起的妖风，一下子刮来了数不清的大批“特务”！康生庆幸着自己胜利的丰硕成果，而受害者的苦难和领导者的麻烦，都作为遗留问题摆在广大干部面前。　　混乱和不安，捕人和自杀！跟延安的革命气氛极不相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广大干部都不能不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疑问。党中央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正当康生兴致勃勃地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任提时同志了解了逼供信的严重问题，并听取了“坦白”者和关押者的意见，1 见康生1944年3 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一文。　　及时地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提出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当周恩来同志听到关于所谓“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么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康生：“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　　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康生的一套“左”　　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央的决定而得到完全制止。康生却利用了决定中提出的，“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等提法，而把审干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就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报道这个大会的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决定精神的。可是，康生却将绥德大会的方针、方法全面肯定，并指令将这一材料印发各个中央局，以推广绥德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批转这份材料时说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成了以后肃反工作的重要方针。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的贯彻，才制止了康生在审干肃反工作中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抢救运动”持续数月。扭转这一阶段错误的甄别工作，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的。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精神进行甄别，结果证明，按照康生部署的一套做法，所挖出的特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搞错的，是冤、假、错案，这些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抢救运动”时，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的“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抢救或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区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在甄别平反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他是发号施令的。可是，主持抢救运动的康生，始终未作半句自我批评。　　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大发展，大大推广了。十年内乱不正是“抢救运动”的重现吗？在延安曾经被他点名的“特务”，“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被他“关照”，再一次被关进监狱。象曾经被他封为第一个被抢救的典型张克勤同志，就是其中一例。一九六八年，康生在北京接见甘肃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省的张克勤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应该抓住不放”，“甘肃地下党再有三十年也搞不清楚”云云，于是张克勤又以“大特务”的罪名关押了起来，并把张克勤开除党籍和公职，投入牢狱，其根据就是康生在延安搞的那些假材料！一直到康生死去，“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张克勤才又一次得到解放和平反。许遇之、杜征远、肖煌、彭尔宁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看，抢救运动经三十五年之后，被诬陷而受迫害的同志，才能真正平反，还其本来面目，也才能了结这桩历史公案！　　第十二章在土地改革中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不满和义愤，却没有引起康生本人应有的检查和应得的教训。不过他依旧仗势压人，在延安，在党中央机关，确实不灵了。特别是党的“七大”之后，他的“威风”随着他的实际权力的缩小而大大降低了，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要他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到群众中去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同本本上的一样，老坐在上层发号施令，不会不跌交子的。中央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之后的十年，康生就离开了党中央机关。正是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须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指示指出：“解决士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未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异常光荣的，是难得的锻炼时机。谁都知道，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并不象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从城市到农村，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到农村领导农民，以农村为根据地，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在中国从事革命，如若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的要求，也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便不懂国情，不懂中国革命之路，就算不上懂得革命，当然也不会了解毛泽东思想。康生，长期以来看重权势，无视真理，离开中国实际，自以为最懂革命，学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一套。　　其实，他到一九三七年为止，还未曾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他虽然到了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工作。所以，他根本不懂农村。现在中央决定让他去农村了解情况，参加土改，这无疑为康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改造的机会，以便让他去掉那些同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的恶习。　　康生参与农村调查和土地改革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去陇东地区搞了一次农村调查。第二次，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　　月去晋绥地区搞了一次土改试点。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第四次，是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到山东省渤海地区又搞了一次土改复查。前后持续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实际在农村不到十个月。　　现在让我们看看康生是怎样活动的吧！第一，陇东调查。　　陇东调查是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委托，前去了解实行土地公债情况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成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返回。来回途中走了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时间虽短，但对康生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他自一九二五年参加党以来，已有二十二年，要说接触农民这还是第一次。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多多了解情况，好好了解中国农村，以弥补自己的严重缺陷。然而，他却以农村工作的行家自居，所到之处，夸夸其谈，大发指示。不仅如此，回到延安还大作报告。　　二月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康生就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了他　　陇东之行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四条结论：（一）“土地是一切工作的重要　　环节“；（二）当时土改运动中主要倾向是”与地主妥协的情绪“和分配土地上的”富农倾向“；（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四）”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二月八日，康生特别作了一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武断地说，整个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与地主妥协的右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大讲上改问题。他说：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进行；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倾向。　　在康生的这些报告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条：一条是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同地主妥协的右倾，因此，主张要大张旗鼓地加以反对；一条是说，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把土改中的一切问题都交给群众去解决。康生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右倾，至今还没有材料来说明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康生这里所下的结论是仅根据陇东调查得出的。也许陇东地区在土改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与地主妥协的右的倾向，但这未必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就算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又未必是其他地区的主要倾向。然而康生却根据自己的调查，大肆推广，武断地说整个解放区的主要倾向是右倾，要各地毫无例外地去反右，这本身就是“左”的表现。至于明确提出放弃党的领导，主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其“左”的表现就更加明显了。真是，“左”根未除，遇有适当气候，　　则旧病复发。　　第二，晋绥土改。　　一九四七年三月，康生随军撤离了延安。正当他要东渡黄河之际，突然接到党中央关于要他去晋绥边区搞土改试点的通知。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土改工作。康生的这次土改，具体地点是晋绥边区山西境内临县郝家坡。他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到达的，同年七月，即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前夕离开的。前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康生在这次土改试点中，确有不少花样，他自己也认为有不小的“贡献”：（一）“搬石头”。这是对着我党农村基层干部的。意思是说，我党农村基层干部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是土改工作的“绊脚石”，必须予以“搬掉”，即撤职、清洗。尤其荒谬的是，我党农村基层干部在抗日时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团结地主”的政策，也成为包庇地主，阻碍土改的“罪证”，—一当“石头”搬掉，统统予以残酷批斗。这种错误做法流传甚广。　　可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不顾自己是“搬石头”的首创者，厚着脸皮批起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八年的土改中搞“搬石头”的错误来。　　（二）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康生在土改中有一句名言：“运动未起来之时，照顾中农的利益，就是右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运动一开始就无所顾忌地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后来，康生还把这条“经验”带到全国土地会议上，竭力为其侵犯中农利益进行辩护。他说：“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即使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什么关系。”　　1①　　（三）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康生在土改试点中不顾中央关于划阶级的正确标准，在剥削条件之外，又增加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条件作为划成份的标准。结果把许多本来是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是贫农的人错划为地主、富农，从而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据晋绥分局兴县蔡家崖村的统计，由于受康生试点的影响，全村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超出实际地主富农户数的二倍多。　　（四）乱斗开明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有两个著名的开明士绅，一为牛友兰，一为刘少白。这两位开明士绅，有爱国心，对于抗日战争有过贡献，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然而，康生在土改中却把牛友兰先生揪来，对他说：你不是姓牛吗？那你就应该象牛的样子。于是指令人把牛友兰的鼻子穿了个孔，套上铁圈，拴上绳子，让其儿子牵着游街示众。沿路1 1947年9月9 日，康生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　　流血不止，影响极坏。后来，又想批斗刘少白先生，幸被中央得知，严加制止，方才未能斗成。　　（五）对地主不加区分，乱斗乱杀。康生当时有一个论调，认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乱打乱杀成风，死人甚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怖气氛。至今晋西北人民谈到康生搞土改时的情景，还有些不寒而栗呢！　　（六）在土改工作队内查出身划成份。对于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甚至把人家积存的一些生活日用品都给没收了。另外，还不准他们同出身好的同志一起吃饭，他们吃饭只能在右边，称之为“王八席”。　　这就是康生在晋绥搞土改试点的一个概况。如果说康生的陇东调查，只是露出了他在土改问题上“左”的苗头的话，那么在晋绥土改中，他就将这些“左”的苗头，加以培植，扩大，并付诸于实施，从而创造了一条完整的“左”倾土改路线，给土改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种“左”的错误出现不久，就被毛泽东、任迅时等同志发现和纠正了。　　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重新颁布了一九三三年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　　志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的重要报告，阐述了我党关于土改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批判了“左”　　的错误倾向。接着，任粥时同志又利用养病时间，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土改情况，针对当时严重的“左”的倾向，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都对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成为正确进行上改的指导性文件。　　这里我们应当提一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　　议上总结晋绥土改工作时所讲的一段话：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　　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　　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　　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　　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采取了　　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　　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　　办就怎样办‘的口号。……。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1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要讲晋绥土改工作之所以获得成功，从领导上来说即反了右又反了”左“。康生在反右反”左“中，反右有份，反”左“没有份。因为后期反”左“时他早已离开了晋绥边区。就前期反右来说，确有康生的份儿。然而反右有两种：一种反右是为了发动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土改工作。这可说是以正反右。也有另外一种反右，则是打着搞土改的幌子，干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蠢事，推行其”左“的路线。这是以”左“反右。康生的反右就属于后者。不可否认，康生的土改试点，对于一九四七年这次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来说，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但他究竟带了什么头，那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毛泽东所批判的种种”左“的表现，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康生所造下的罪孽。　　第三，渤海土改复查。　　康生是一九四七年底由中央派遣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的。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同半年多以前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是显然不同了。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不仅有了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搞土改的经验教训可借鉴，而且有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新精神为指针。因此，如果说前次搞土改试点，犯”左“　　的错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次去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再犯“左”的错误就没有任何理由了。事实怎样呢？康生却照样推行“左”的一套。　　康生到了渤海地区，惜传达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为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复查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将山西的一套搬到了山东。甚至连当时中共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也被当作“石头”给搬掉了。康生还讽刺景晓村同志说：“你二十几岁就当区党委书记，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还晓村呢，你连自己都不晓得！”对于不执行他的“指示”的赵寄周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扣押起来，扬言要枪毙他，在于部中造成恐怖气氛。　　康生不仅打一批人，同时也拉一批人。凡是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唯康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2—1253 页。　　命是从者，都成了康生培植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刘格平、王效禹、王力、关锋等人，就是在这时受到康生的赏识，而后来又都被推荐在“文化大革命”中掌了大权，有的成了打砸抢的首脑，有的成为制造内乱的头子！　　康生不只着眼于渤海地区，而且还插手于整个山东省。山东革命根据地是罗荣桓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开创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共产党员。各级组织，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政策，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使根据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可是，康生硬说山东的共产党组织保护地主，实行富农路线，是地主富农党，并把当时山东党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华东局副书记）　　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其撤职调走。随后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予以排挤和打击，并趁机在山东党的各级组织中，搞了一次领导成员大换班，为其在山东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了组织准备。　　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康生则违背党中央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提出了所谓“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并对土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极左办法，结果，将晋绥地区的恐怖状态，引进到渤海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加恐怖的恶劣影响。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进行民主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挖掉蒋介石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康生的种种活动，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为打击目标，以极左的办法制造农村恐怖气氛，弄得革命队伍互相猜忌，离心离德，使革命力量不是壮大而是缩小，在根据地内部制造了各种混乱，当然不会得到巩固和发展。他的一套做法，需要党的组织花很大力气去纠正，需要增补党的政策以防止其他地区效法康生！这就是康生在土改中留下的使人难以忘记的深刻教训。　　第十三章 养“病”之谜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革命处在一个新的转变关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解放，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堵截追歼逃窜敌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于全世界，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即将矗立在东方。作为长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又有多少繁重而紧迫的工作在等待着共产党员去承担呵！特别是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更是夜以继日的紧张地奔波着。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　　康生的“病”，来的迅速，生的离奇。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在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怎么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病”就发了呢！这不是使目睹者难以理解吗？康生“病”发之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小姨子通奸而和老婆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就“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这不是贵人怪病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对外宣告说他有“病”了，因而，从此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　　他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了一年。接着，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初至七月中旬，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最后，又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医院养了五年。这样，前后共养六年多，直至彻底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了，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放过的时机，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康生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养“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养“病”之谜。康生是不是真的病了？他究竟患了什么病？说来也怪，康生的病是同他的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大小以及争夺的对手，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病”。这一次的“病”，完全是由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　　事因还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初。当时，康生结束了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做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康生岂能容忍？在他看来，排位名次，“七大”早定，权力分配不得越位！康、饶两人虽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入党，但因两人都是权欲熏心、野心很大的人物，所以，两人自调到一起，就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按他们固有的剥削阶级的政客习气，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　　夺。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康生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在康生领导之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另外，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按康生的逻辑，大谬不然，满肚子不服气。因而，一心想把饶漱石排挤走，以便取而代之。而饶漱石呢，他也是一个有权不让，见权就争的人。他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特提议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相当于山东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让康生去任这一大区第一书记。　　这一提议既符合当时大军南下的需要，又经过了党中央的批准。饶漱石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想以满足康生的权势欲望的办法，把康生拴在山东，以便将来华东局随大军南下迁往上海时，使之不能一起前往。这实际上是想把康生赶出华东局。而康生呢，虽然想在山东老家做官，但是他从未放弃做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想法。因此，他一方面欣然应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之职，另一方面又多方向中央暗示他可以离开山东去华东局任职。　　不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与康生愿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华东局准备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这本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可是权欲膨胀的康生和饶漱石，都把这看作是他们长期争权的揭晓。　　饶听了中央决定，认为自己终算保住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争权的胜利者。康听了中央的决定，则认为自己没有争上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胜利者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失败者康生，却越想越觉得是降级使用，象吃了耗子药一样，心里总不是个味儿。心想，这是谁不信任我呢？是谁捣我的鬼呢？一定要抓住他，狠狠地斗，狠狠地整，叫他知道我康某的厉害！现在只当一个省的书记，而且是放在华东局之下，特别是放在饶漱石之下，怎能甘心情愿地吞下这口气呢！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　　康生的“病”因，不仅仅在于同饶漱石争权失利，而且还在于由争权失利出发，进而怀疑到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关于这一点，现有饶漱石于一九五0 年七月二十二日拍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为证。电报说：“我借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这　　个电报，确实反映了康生的内心世界。他诚惶诚恐，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的丑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反映意见。　　其实，康生的“病”源，他自己吐露过一点真情。一九五四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句话，只说了“病”源之一，其他病源他早已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谈过了！　　在康生闹“病”期间，其精神状况是处于极度空虚、颓废之中。他完全脱掉了那套虚张声势的伪装，业已习惯的革命词句和革命口号，也全然不要了。真是原形毕露呵。这里不妨略举几件康生在养“病”期间所干的丑　　事：　　第一，生活糜烂，同其小姨子通奸。康生的小姨子名叫苏枚（又作苏眉、苏梅）。早年。康生在上海时，苏枚就为康生“住机关”。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离沪赴苏时，苏枚也随着到了苏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苏返国时，康生又把苏枚带到了延安。一九四七年底，康生被派到山东搞土改，苏枚也随之前往。总之，康生走到哪里，也就把苏枚带到哪里。因此，早就有人怀疑他俩关系暧昧。只是慑于康生手中权力，他平时又装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样子，所以一直未被揭露。可是，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间，康生带苏枚去杭州养“病”的这一次，由于精神需要寄托，地主少爷、风流公子的习性复发，男盗女娼公然放肆起来。这样，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难以忍受，于是姐妹二人争闹不已，家庭风波打个不可开交。苏枚觉得暗的不如明的，妹妹争不过姐姐，不甘于败阵，为了赌气，便跳楼自杀。结果，虽然没有造成人命呜呼，却弄得风雨满城！　　第二，查选票，图报复。一九五〇年，山东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　　此时，康生虽然闹情绪不工作，但他是中共山东分局的第一书记，当然要列入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康生入选，只是比起满票来少了十票。这本是正常之事，可康生疑心大起，怀疑山东分局的一些负责同志“捣了鬼”。　　他竟然破坏法制，侵犯选民的权利，指令人查选票，看看究竟何人不选康生，以便进行报复。　　第三，疑心过分，诬陷好人。康生长期以情报、反特专家自居。名曰提高警惕，实为疑神疑鬼，诬陷好人。如果说这是他的职业病，那就是说，他的职业是专门害人！对其秘书沙韬同志的诬陷就是其中一例。康生装病躺下之后，疑心之“病”日趋加重。他怀疑中央对他不信任，怀疑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在反对他，怀疑周围的人在监视他。由于他怀疑过重，总觉得人们在怀疑他！康生怀疑他的秘书沙韬同志是被派来“监视”他的，因而诬说沙是“特务”，“是饶漱石的小走狗”，“是坏人”，硬是将沙辞退。不仅如此，康生还加害于沙韬一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得知沙被保送到人民　　大学学习，他就指使曹轶欧给中组部写信，说沙有政治问题，在人大学习不妥，应当调回军委联络部监视起来。一九五五年底，康、曹听说沙韬同志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非常不满，说：为什么不处理他，反让他做干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将沙韬同志投入监狱，继续整他。直到康生死后三年，沙韬冤案才得以平反。真是“秘书三载，班房十年”呵！　　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投入火热的战斗的时候，康生却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一边是严肃和紧张，一边则是荒淫与无耻。提起康生养“病”，不少同志便嗤之以鼻，因为揭丑者都知道他的阴私。　　康生养病六年多，并没有停止他的坑害干部的活动。凡是被他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难逃的劫运。真是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灾难丛生。　　不过，这个六年多，是不同于一般的。对康生说，很不得志，权力最小而且是不得伸张的时期，祸害所及，无非是直接接触他的一些人，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冤家”。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时间。　　我们党的胜利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受到康生的干扰和破坏，康生的黑手，没有伸到中央，特别是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前进得最为顺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康生和没有康生，显然是大不一样。　　第十四章 抓理论，谈发展。一九五六年初，康生经过长达六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设出蛰了。　　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是他长期窥伺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另一方面，他深知党中央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积他得志就猖狂之经验，欲攫取权力，必须接近最高领导者，欲爬上高位，得象藤萝一样，必须缠着树的主干。因此，他力争留在中央工作。　　党的“八大”选举结果，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他当然十分恼火，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认为应当含恨隐忍，以待时机，将来报仇不迟。　　康生复出的活动情况，都在报上得到了反映。报纸是这样记载的：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长征。　　四月间，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过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出席过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参加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康生都没讲什么话，没干什么事。只是为东山再起作些准备和预告。康生自己在这些公开场合出面，一方面是亮相，另方面是向干部表明，他又在中央工作了。同时，他也需要摸一摸政治气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一下环境。　　党的“八大”，是康生复出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会。因而，他很想发表讲话。可是讲什么呢？他自己说，“曾经想在大会上讲讲四二年整风经验，但由于起草的稿子不满意未讲成；也曾想‘抛砖引玉’，讲讲十大关系问题，但由于不象砖头，也没有讲成。”没有讲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讲的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从他已经准备好但没有用的稿子看，他还想在“八大”会议上讲讲理论工作。他在这篇未出世的稿子中写道：“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制定一个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计划”；第二，“应充实并合理使用现有的研究机构，　　增设必要的新机构，有计划的培养干部“。总之，康生曾想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问题有三个。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这就是说，康生与过去不同，他已经探听到毛泽东同志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了，于是，他这次东山再起，就必须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康生看来，这里首要的是先拿到领导权。只有先拿到领导权，才能对下面被领导者进行威吓。然后再把这个领导权穿上理论的外衣，挂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词旬。这样就可成为”理论权威“而通行无阻了！　　为此，康生就千方百计去接近毛泽东同志。他听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于一九五五年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康生于一九五六年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同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办公室联在一起。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康生根据自己的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1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就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他自己的设想就一步步地实现了。　　康生是怎样领导理论工作的呢？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向全体干部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讲了以下三点：第一，“《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第二，《再论》中提出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是“毛主席最近对于矛盾问题的新发展”。第三，《再论》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我党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概括，是一个主要贡献。”这里所讲的三点已经清楚地说明，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决议精神，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突出宣传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着力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敲门砖，作为阶梯，以便敲开权力之门，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他用尽心机，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他认为这样就会敲得开，爬得1 长期以来，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身分到处招摇撞骗。其实，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小组”。他的所谓“理论小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之下的“理论小组”。　　上那种使其他人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时，康生到会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八日，康生又到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核心”、“关键”或“红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还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但“不彻底”。　　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又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于部大会上，就“发展”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否定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特别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最高最后标准”，无疑是康生“超顶峰”的一个“发明”。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的大国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康生怎样谈“发展”呢？　　他采用主观臆断、任意扩大的手法，说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最明显、最突出、最全面”，是“全面发展”、“全面超过”，是“顶峰”，是“最高最后标准”，等等，等等。这哪里是谈“发展”，这完全是曲意逢迎，无　　耻吹捧，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当然，康生抓理论工作，不只是借谈“发展”来制造“个人迷信”，而且也是为了借谈“发展”，来制造整人的“棍子”和“帽子”。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观察处理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那么，就得表示“拥护”和“紧跟”，就得将它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上，对其来不得半点犹豫，不能提出半点问题。否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就是康生刚刚开始谈“发展”的时候，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老婆曹轶欧，干涉起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来。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一九六〇年初，康生“发明”　　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入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大整特整。　　再者，康生借谈“发展”贩卖私货，也是他抓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康生从来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些为自己野心服务的谬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就非得把他的这些谬论强加于人不可，这就只好借助于“发展”　　了。在这方面，康生确实有一套特殊的本领，不管多么荒谬的观点，都可让它穿上“发展”的外衣，到处招摇过市，欺骗别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康生在河北省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自诩为“理论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大发议论，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一套的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厂长是国家代表，这是上层建筑，可是他又参加生产，也是生产关系，从李富春同志来说，他是计委主任，属于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来，这是十分明显的肆意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原理的荒谬论点。然而康生硬是把它打扮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拿来骗人。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康生曾为留苏归国学生介绍过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其中说到，按照毛主席发展了“的观点，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同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不同了，完成之前”主要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而完成之后”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　　的“。这显然是后来所谓”以政治思想标准划阶级“观点的萌芽。从这个萌芽，可以清楚地看到，象”以政滑思想标准划阶级“这样十分荒谬的观点，也是打着”发展“的幌子问世的。　　此外，借谈“发展”还可把自己打扮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理解得最深的“理论权威”，打扮成对毛泽东同志“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忠实追随者”。关于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康生在这次复出之后所采用的抓理论、谈“发展”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他所预想的“一箭多雕”的作用。借谈“发展”，即可制造“个人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又可美化抬高自己，标榜自己是“理论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可诬陷好人，贩卖私货。可见，“发展”是康生的遮丑布、是护身符、是保护色、是万能法宝。在“发展”的幌子下，他可以说他想要说的一切话，干他想要干的一切事，实现他想要达到的一切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的这套策略是获得了“成功”的。康生自这次复出到病死，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尽管他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他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原因很多。从社会上来说，有“左”倾思潮的泛滥，欺骗领导使人上当受骗，民主生活不正常等等原因；从康生本人来说，还有善耍两面派，善于观察领导需要而逢迎，善搞一套政客手段等等原因。但是，不容置疑，抓理论、谈“发展”、制造“个人迷信”的策略，对于康生的后二十年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党来说，也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啊！　　第十五章 “大跃进”的鼓吹者一九五八年，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份，也是为中国人民难以忘记的年份，它确实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大跃进”的一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接着又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这样，使人觉得胜利似乎可以唾手可得，有的领导明显地变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不怎么谨慎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然而，恰恰这时，康生表现得特别活跃，成了“大跃进”的鼓吹者。　　康生主要精力，在于钻营逢迎之道，研究谗谄之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当中，他已摸到了如何把反右派扩大化，又如何搬用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绝招，以达自己之目的的门道。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康生已为自己的伸张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康生活跃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 的严厉批评，他知道这是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的，他不管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只是观测风向，调整调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康生当然摸到了底数。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被搁置在一边了。对此，康生颇为得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时机，是将积压多年的闷气吐出来的时候了！他知道，毛泽东在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怎么新？又怎样走？康生是茫然的，他熟悉的是“左”的一套，煽动狂热是拿手戏。于是，他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决定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以三寸之舌，以吓人之面，去作煽动“大跃进”的游说。南宁会议一散，他就跑到四川视察了将近二十天。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一次一届五次人代会之后，很快于二月二十六日出发前去东北视察了四十天。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一次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六月三日起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了二个半月。八月，康生到北戴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钢铁要翻番，即由五百四十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高级社要升入人民公社，教育要大办。出现了很多全民大办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康生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跑到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视察了二个月。康生在一九五八回；年一年中，用了六个半月的时间，先后　　跑了九个省市。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鼓吹，不断地煽动，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我们已经超越了整个时代！他的讲话记录，现在已清查到的就达七十一份之多。如果把他的讲话连续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难得的《狂想曲》。　　康生究竟鼓吹了些什么呢？第一，“教育大跃进”。　　所谓“教育大跃进”是康生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在辽宁大专院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其含义何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因　　为康生在这次讲话中只是叫喊：“当前影响教育大跃进的主要障碍是保守主　　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过分强调正规化以及培养目标不明确等等“，要”实现教育大跃进“，就”要认真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不过从这一叫喊中，人们已经粗略地感到，康生的所谓”教育大跃进“ 就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秩序和教育中的一切规章制度。　　果然如此。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召开的长达十八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先后五次讲话，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他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把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搞”。还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花钱很多，但（花的）不是地方，没有（办学的）经济政策。钱多了，没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有害”。并在这个会议上擅自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称这些规章制度是“绳索”，攻击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匠铺，放绳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康生跑到华东师大又向师生煽动说：你们“要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这是基本建设。没有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康生又号召师生“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　　随之，康生又否定了学校的一切。第一，否定学校的基础课教学。他说，基础课教学，“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是“不结合实际的理论，虚假的理论”，是“被列宁称之为无用的累赘的东西”。1 第二，否定教学计划。他说，教学计划是“绳索”，“凡绳索都可取消”，因而教学计划也可“取消”。2 第三，否定按时上课。他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其实只要讲十分钟，结果（非得）凑四十五分钟”，“从前认为恰恰讲四十五分钟的教师是好教师，其实是最差的教师”。3 第四，1 1958年11 月，康生在听取上海市教育局汇报时的插话。　　2 1958年10月16 日，康生在河南八院校汇报会上的插话。　　3 1958年11 月，康生在上海铜仁合金厂的讲话。　　否定假期，他说，学校放假没有“科学依据”，“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他们）也搞不清。理由无非两条，一种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所以要放假，但有个问题他们不肯回答，中央算什么？我想也是脑力劳动，为什么我们不放假。还有一个理由，学生年龄小要休息，但农村小孩，如果没有升初中，就没有休息，这又是为什么？”1康生否定了这些，他究竟如何大办“大跃进”的教育呢？他讲“大跃进”　　的教育，分量很大，次数很多，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大跃进”，听众常常是“保守”的，所以听来感到他的话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　　我们还是从中看看他讲的几个要点吧：　　一曰：“学校要停课劳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康生多次鼓吹的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康生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大加赞扬，说：“这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极力主张人大师生“冲出红庙，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很快又从“停课劳动建校”发展成“下放劳动锻炼”。后来，康生对这些提法和做法，虽然有多次改口或声明，比如说，“停课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下放不叫下放，而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等等，但实质上就是把劳动看作是“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正因如此，他极力主张，“在现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指令全国一亿小学生“都参加炼钢铁”运动，要使学校成为“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曰：“学校要大办工厂”。这是康生“大办教育”中讲的最多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他向辽宁、江苏、河北主省高校和中学来京参观的同志讲：“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甚至连农林院校也不能例外。七月十九日，康生指责北京农业大学，“一进学校就是一种安静美丽的环境，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那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康生之所以如此指责农大和林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按照他的指令也去“大办工厂”。　　三曰：“学校要走综合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康生有多种讲法。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所谓“走综合的道路”，就是“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一1 1958年10月30 日，康生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的讲话。　　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平遥一中视察时，又指示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所谓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就是让他们，”同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就是把中学、小学和工厂综合为大学。十月十六日，在听取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汇报时又说，所谓”办综合大学“，就是”从初中一直到大学，象工厂的各种工序都有“，”初中以上归厂办，初中以下归车间办，幼儿园归宿舍办“。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视察鸠山红专大学时，康生又提出”全县办一个联社，全县是学校，是政权，是联社，来个政教社三结合“，大学要”打破学校的框框“，”加入县联社“。说这样做的好处，”便于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消灭资产阶级残余，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便于军事化、集体化、生产计划化，便于集体活动“。　　总之，康生的所谓“走综合道路”，就是办成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业俱全，大中小学幼儿园样样都有的，政教社结合为一的学校，也就是康生所说的便于消灭差别的综合体。　　四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康生极力煽动学校“停课劳动”、“大办工厂”、“走综合道路”的目的。在康生看来，所有他下令要人大办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努力实现这些，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康生在同中央党校下放上海劳动锻炼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很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纠“左”的措施，人们逐步冷静清醒起来，特别是领导人不随意说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一点康生是清楚的。但是，一纠“左”，他已经唱了这么久的“狂想曲”又怎么再兜售呢？于是他采取了你搞你的，我唱我的，公开对抗态度。一九五九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抱怨说：“去年以前，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可现在有些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苦干五年，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的口号都提出了怀疑，难道学校讲《共产党宣言》是搞社会主义吗？学校搞义务劳动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我们在民主革命就搞了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现在倒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呢？”康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当党中央纠正这种荒唐做法时，他又采取什么诡辩手法进行抵制。仅仅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搞“学校消亡论”。所谓“大办教育”，就是“大毁教育”。　　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　　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　　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于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　　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消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　　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　　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　　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同济大学视察时，又鼓吹搞钢铁也要“敢于胡搞”，说河南来县就出了许多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　　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胡动手，很快就能成功“。　　“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胡搞就是科学研究”，“你们胆子要大”。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基础上敢于胡搞，青年人是敢于胡搞的。”他指示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十一月七日，又要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说“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干”，“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要象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康生认为，有些话需要请马克思来支持，不然，怎么能和“理论权威”　　相应呢？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康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允许讲胡话”。这就告诉人们，他的胡话都是经过马克思批准的。　　不可否认，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因而，我们不好将这一错误简单的归结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这绝不是说促成这错误的每个人不可分析，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促成这一错误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促成错误的出发点也不同。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利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到处煽动跃进，制造狂热，象持有上方宝剑的瘟神，散布康氏毒菌，使许多地区和省市处在无法抵制的境地，这就增加了危害的蔓延，使之不能随着中央纠正错误而及时得到应有的制止。这就不能不是康生所起的特别作用了。　　第十六章 在“反右倾”中推波助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有所察觉，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召开会议，从政策上采取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一些措施。但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许多“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本来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左”的。事出意外，仅仅由于彭德怀同志经农村调查后，出于忧国忧民，对“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就引起了会议主题的逆转和反常。随即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通过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的方式表达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党从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有失有得”，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这个意见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　　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分析了党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会议却认为这是对党的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　　言论，于是纠“左”变成了批右，变成了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对这一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这样，“左”　　倾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发展了。　　纠“左”是康生的疼处，从内心世界就有说不出的反感，道不尽的牢骚。　　要把自己到处宣扬的“跃进”宣言，收回来承认是“狂热性”，那真象挖了祖坟一样的难忍。一说反右，他象吃足了鸦片的烟鬼，象着迷的赌棍，一股子邪劲使他顿时活跃起来。康生得到了会上印发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之后，认为宝又押对了，于是与上海的同伙串联，研究如何从鸡蛋里挑骨头。他一面利用种种机会进谗言，一面又强词夺理造舆论，说什么彭的信是“反毛主席”的，诬蔑彭是“魏延反骨”，“搞分裂”，是组织“章罗联盟”，还说什么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同志拉过去了”。这种鼓噪，对于庐山会议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议上作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这几位同志于八月三日至十日分别在小组里接受批判。康生正好同彭德怀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象他历来的调门一样，恨若仇寇，如临大敌，激昂慷慨，口沫四溅，又拿出他那股一九五八年到处煽动“大跃进”的劲头。康生批判说：“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他的话有的是诬陷，有的是假话，只有一句——“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吐露了一点真情，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以极左的狂热凝聚在一起的，结果危害了中国革命事业，迫害了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　　康生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庐山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在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都留下了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的声色俱厉的讨伐记录。其中以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批判最系统、最全面、调门最高、“理论性”最强。　　康生以“理论权威”姿态宣布：现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进人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进入到用理论去批判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究竟怎样用理论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呢？他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典型示范。　　康生的确比向风车作战的唐。吉河德高明得多，他对他所攻击的对象，用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手法，把本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家，化装成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然后蛊惑上纲：“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凡是读了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干部，都很难得出这种奇特的论断。康生又作了“深人”　　的“分析”，硬要引导人们离开信件本身去挖掘：“彭德怀同志的信，开始说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末尾也讲几句好话。张闻天同志也是这个办法，这是这次斗争的特点。这种人实际上拿种种借口，披上外衣，装作不反对的样子，实际反对。”看，把被批判者的好话，当作披外衣，装样子，照批判者的设想来定罪，这是康生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第一点“高深的”“理论批判”。其实，这不过是唯心主义横行的展览，王婆骂街式的扣帽子打棍子而已。今天，我们重新打开彭德怀同志的信看一看就会知道，一片赤胆忠心，却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所遮掩；完全是血口喷人，而被当作卫道来宣传！这该是多么深沉的历史教训呵！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把一切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这样，既诬害了真正的革命同志，又糟踏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康生多年来用的最多用的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招。　　康生在报告中又说：“理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保卫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　　义作斗争，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这个工作做了一些，但极其不够。如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答复。他讲的第六条，题目叫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说党和毛主席‘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很高的程度，于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说党中央、毛主席‘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恶毒的攻击主席是好大喜功、不合实际、弄巧成拙、欲速不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于这些反党怨言，在庐山会议以后受到全党全军的反对，批得体无完肤。但做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必须进一步从世界观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对那些以种种借口反对我们主观能动性的议论进行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我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他们反党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对此，要进行理论的揭发工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承认，而且首先承认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但是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仅仅认为这一点就解决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就沾沾自喜了，不去研究物质、精神的相互关系，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相互关系，不能成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承认物质第一性，由此自满，而且从这出发，否定、轻视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的重大作用，是极端错误的，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康生这段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批判，可分两部分。前半　　部分是对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的转述；后半部分是对这个发言　　的批判。应当指出，前半部分对张闻天同志发言的转述还是基本属实的，不实的地方就在于康生为张闻天同志戴了些诸如“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党怨言”之类的帽子。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的发言针对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诚恳的批评，这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和拥护，根本不是什么“反党怨言”，更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什么“恶毒攻击”。真正反对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专进谗言，一味迎合，竭力想把党推向错误深渊的康生之类。康生诬说张闻天同志“反党反毛主席”，这纯属康冠张戴，把自己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这大概就是康生的所谓“大公无私”吧！更可笑的是，康生在这段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作的理论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主观能动性”，说什么仅仅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否定和轻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康生好象十　　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过，他所说的那种“主观能动性”是“目空一切，旁若无人”的“胡搞”，是“不管同科不同科”的胡乱嫁接，是“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要干”的蛮干。这哪里是辩证唯物主义，纯粹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唯意志论！康生在这里虽然为主观能动性加上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定语，但由于他主张“胡搞”、“蛮干”，那么，他所加的定语，也只能是幌子，是用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遮羞布。康生明明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然而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批起别人的轻视主观能动性来，他真不愧为是一个　　善耍魔术的大师呀；　　在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中，还有一段奇文，不可不引。他说：“我们党的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改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斗争中，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老于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比较少。有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和家庭政治、经济、思想关系割断了。因此，老干部革命是愉快的，革命是革地主、富农、资本主义工商业家的命。和自己本身经济、思想关系比较少。但革命深入到消灭个体经济的时候，情况不同了，许多干部，包括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没有或很少，但和小生产者经济、富裕中农关系比较多，某些人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人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和革命深入有关系。所以，过去的功臣，今天成为祸首。……有些老干部、老战友，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现在暴露出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路人。……　　这次整风，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根本性质和一九五七年是一样的，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可是表现形式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表现在干部中，更主要是老干部，因而，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表现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这样，必然联系到许多理论问题，……。“　　康生这段话本是想分析“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然而却变成了对老干部必然成为“今天的祸首”的论证。康生认为，过去革命是革地主、资本家的命，老干部同地主、资本家经济联系少，所以，“革命是愉快的”；而现在革命是革个体经济的命，而老干部同个体经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愿革命了。这就等于说，老干部尽管过去是“功臣”，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必然变成今天的“祸首”。也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说老干部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同路人”。这正好为后来“四人帮”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康生在这段话中还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同一九五九年的　　“反右倾”斗争，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形式上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表现在党外，后者表现在党内。这就为后来“四人帮”所说的资产阶级主体由党外转移到党内的论点，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康生不仅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而且还竭力想在理论界找出个批判对象，以便把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康生这时接到密告说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辽宁抚顺党校的谈话有问题。于是，他就如获至宝，立即揪住不放。　　杨献珍同志讲了些什么呢？主要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是“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批评“穷过渡”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穷骄傲”是“乞丐的骄傲”，揭露“五风”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论”。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纠正错误是有好处的。这些话是在极左思潮大肆泛滥，“五风”猛吹时讲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然而这却刺到了康生的痛处。　　康生明明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本来他宣扬了唯心主义，却倒打一耙，反诬那些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甘居中游”、“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等。在康生的亲自策划下，对抵制“五风”的杨献珍等同志，进行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批判。从此，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则成为被批判者；鼓吹、宣传唯心主义谬论的康生，倒成了批判者、“胜利者”，从而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局面。　　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所谓“右倾”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发动了围攻。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在我国，这个问题激烈争论起来，那还是庐山会议之后。　　庐山会议之前，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出版问世，其中关于同一性问题是这样写的：“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是公开否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一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是对立的。在我国理论界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康生由此加以引伸去为自己的谬论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康生长期打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大肆煽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到处鼓吹“敢于胡搞就行”，把思想作为第一性，把物质作为第二性的。这显然是在宣扬“思　　维即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点完全是两国事，为了区分两种同一性，杨献珍同志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其目的是批判”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维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　　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一个’同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文章打出三份清样，除了作者留了一份外，一份给了陈伯达，一份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清样，感到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刺痛了他，因为他在一九五八年到处兜售的正是这种观点。于是，一口咬定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宣传形而上学观点。康生为了骗取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立即拿着清样去找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游泳。康生根本没有将清样拿给毛泽东同志看，只是简单地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他这样提问题，毛泽东同志自然根据《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回答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回答，显然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回答杨献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是康生硬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同一性“的提法，授意报刊对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　　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哲学界所谓“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大争论。待杨献珍同志被康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后，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也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政治批判。　　康生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如此积极的“反右倾”呢？其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这是他对自己极左的本能维护；第二，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狂热煽动等错误而施展的以攻为守的策略；第三，有意要借“左”的指导思想去迫害“不顺从”他的干部，以达其危害党和人民的目的。　　第十七章 在“三年困难”时期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赫鲁晓夫撤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开始认真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指出凡一平二调者，必须坚决退赔。十二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中央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调查组的活动。正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随着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央又相继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系列条例。一九六二年初，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这个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国民经济。事实证明，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当全党，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需要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之时，康生这个“大跃进”中的狂热煽动者，反右倾斗争中的急先锋，却突然转移了他的兴趣。过去那股狂热的劲头，频繁的指示，空洞的号召，严厉的挞伐，突然不闻不见了。他干什么去了呢？查查他当时的行动踪迹，方才得知，他去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去了。这时，他对开放诲淫诲盗的禁戏颇为热心。真是闲情寄趣，逍遥世外，似乎又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地主之家，当然，地位、权力、架势都远远不是一个地主阔少爷所能比拟的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的时候，康生刚刚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归来。　　他回到北京，不顾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同紧张战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相反，却热中于长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解放后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错》。康生担心著名艺人不愿意或不敢照原样表演，特在演前亲自跑到后台鼓劲说：“你放手演，过　　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很象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头子那样：”出问题我给你顶着“。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淫荡戏。　　一九六一年新年刚过，康生就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先后到云南、四川。　　他不象其他领导那样，对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人民生活遇到的困难，感到忧心如焚，去做调查研究去了，而是充当钦差大人出巡“视察”来了。　　康生认为，管他什么国家经济困难，人民没有饭吃呢！只要我能天天嚼着山珍海宝、住着豪华宾馆，白天看看秀山丽水，古刹绝景，搜一些名砚名帖，珍书珍画，晚上兴致勃勃点上几出“过瘾”的旧戏即可。在云南，他曾点演了《辛安驿》、《十八扯》、《宝蟾送酒》等。当时，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归来的同志，路过云南，见此情境，甚为吃惊。康生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吃惊，“那就非演不可了，你们也就非看不可了”。当时有人问康生为什么点演《宝蟾送酒》时，他反问说：“你们在学校时为什么提倡读《红楼梦》？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宝蟾造酒》，真是怪！”在四川时，主要点演了《柴市节》、《战绵竹》、《十八扯》等旧川剧。康生看后，一再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或少到北京去。如果要去，必须防止一条：不要把川剧的特点给抹掉”。　　同年二月底至三月，康生在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又借机点演了许多旧戏。其中有《十八扯》、昆曲《八阳》等。当他看了上海演的《十八扯》之后，在演员面前评论说：“你们不行，你们不如云南扯得好”。　　三月下旬，康生由沪返京。当时，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正在北京举行。　　三月二十二日，他特地赶到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即紫光阁讲话），不遗余力地鼓吹说：“《花田八错》、《辛安驿》、《盗魂铃》、《十八扯》等都可演”。《宝蟾送酒》是“一出很好的戏”，“无论如何要传一传”。并责令某某某教教妓女戏《胭脂虎》，某某某学学川戏《柴市节》，某某某学学川戏《战绵竹》，某某某把河北梆子《红梅阁》搞一搞。要“把剧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此话一传，戏曲界的同志都为之吃惊，使“戏曲剧种挖掘整理上演”　　工作出现了混乱。据一九六一年七、八期合刊《戏剧报》报道，当时北京　　就上演了《打樱桃》、《盗魂铃》、《一两漆》、《胡迪骂阎》、《打砂锅》、《浣　　花溪》、《双摇令》、《顶锅》、《王宝钏》等。上海戏曲界也根据康生讲话精神搞了个传统剧目会申，公开演出了《十八扯》、《顶花砖》、《翠屏山》、《大　　五花洞》、《花田八错》、《虹霓关》、《七侠五义》、《荷珠配》、《战宛城》、《打　　侄上坟》等剧目。　　一九六一年十月，康生对于昆曲《李慧娘》正式公演表现了特别的热心。　　昆曲《李慧娘》是北方昆剧院于一九五九年请孟超同志改编明代传奇《红　　梅记》而成的新作。孟超在改编过程中，多次请康生提过意见。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并且提过不少修改意见。一九六〇年彩排期间，康生多次到剧场观剧，出主意把李慧娘所戴的蓝色鬼穗子改为红色鬼穗子，并且为剧本改词，把“美哉！少年！”叠句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正式公演。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满意，特写信给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之外，还说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口做了一件大好事”，指令“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一九六二年春天，江青到杭州“养病”，康生也去杭州休养。江青要看戏，康生就帮着点戏。从三月二十日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江青戴着大口罩，由康生陪同，差不多每天都到剧场看戏。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早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如《虹霓关》、《大五花洞》、《斩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打銮驾》等。这是些什么戏呢？《虹霓关》，内容极其低级庸俗。讲的是隋唐时的瓦岗寨将领王伯当杀死了虹霓关总兵，总兵老婆东方氏披挂上阵，为丈夫报仇，但是一见王伯当年轻美貌，顿时神魂颠倒，爱上了王伯当，就在战场上调情卖俏。江青特别欣赏这种调情卖俏，说“舞蹈很好”。《大五花洞》，写一群妖魔鬼怪变成四个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公堂上胡闹，嘲弄县官。在旧社会，这出鬼怪加色情的戏，是流氓、把头用来显示女演员色相的。演员对演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解放后早已停演，而康、江非看不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初年，赵匡胤的歌姬韩素梅玩弄阴谋诡计，爬上了“梅花宫贵妃”的位置，对于开国大将郑子明竭尽诬陷，险些动摇了北宋中央政权。康、江对韩素梅这个人物非常欣赏。当他们点看《战太平》和《沙桥饯别》时，杭州京戏团当时没有演这两出戏所必备的红蟒和红靠，不得不两次派人坐专车到上海去借，当天赶回。这就是一九六二年春天，康生和江青在杭州看戏的情景。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对《桃花扇》一剧又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五月四日，他亲自写信给北京人艺导演梅吁、孙敬雨二同志，谈他对剧本的修改意见，要他们“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七月中旬，《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对于欧阳予倩改写的话剧《桃花扇》流露出否定的情绪，康生看了甚为恼火。他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把侯方域作为正面人物歌颂，而不揭露他降清行为，是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欧阳改编的话剧在政治上比原著好，只是艺术上有缺点。目前要演这个戏还是以欧阳的改编本为好。报上的文章对这个改编本流露的情绪不好，应该批　　评。“　　戏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的传统戏剧，需要认真研究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继承和发展。康生热中旧戏，并非出于这个目的，而是欣赏其中的低级庸俗、色情淫荡和封建迷信、奇案、怪盗之类的东西。不但自己欣赏，而且凭借权力让人演出。极力推销。当然，在这里，不是否定我国的传统戏剧，我们的很多传统戏剧为人民喜闻乐见，有不少是文化珍品。特别是解放后重新改编搬上戏台的戏剧，使它们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成为教育陶冶群众的一支力量，象昆剧《李慧娘》就是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一朵新花！　　应当指出，康生陶醉和鼓吹旧戏，并非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　　早在延安时，康生就故态复萌了。关于这一点，他在后来有过一段表白。　　他说：“那时，戏曲不象现在，在全国、全世界都吃得开，而是到处吃不开，没人敢看，谁演谁就是反动思想。这帽子没人敢戴。那时，我在党校工作，因为在中央党校，人家批评时要看点面子吧，这我戴一戴看，我们就演戏了，……职位也有个好处，我想我是个中央委员，我来打鼓，你们批评吧！　　有没有人批评呢？有，但是在背后骂得一塌糊涂，明着确实有点不敢，公开讲有反对中央的嫌疑。……毛主席总是在政治上撑着，演戏就去看，你们说京剧有封建意识，但不能说毛主席有封建意识吧？用这样的办法才撑起来。“　　康生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曾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剧院举行建院大会。康生在大会开始前就赶往文化部送了一封祝贺信，并在纪念册上题了“作始也简，特毕也巨”八个字。建院的各场演出，他几乎一场不漏地—一观看，对其中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康生特地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康生直奔后台大发雷霆：“我要给你们泼一缸冰水！”“服装改变太大了，比海派还大胆。”“如果有人提出要取消北昆剧院，我举双手赞成”。并说：“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还强令北昆剧院“立即排练演出旧的《红娘》，不准改动一点！”事后，还召集了文艺座谈会，专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进行围攻。充分暴露了康生反对戏曲改革与创新的本来面目。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康生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剧跃进情况及六O 年打算，在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同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　　座谈中，他提“首先要挖掘老戏”，说“传统戏无论如何不能丢，昆曲、京　　剧还是以演传统剧目为主“。当他听到几位”传“字辈老师说，他们原会昆曲三百多出。但现在只教了一百多出，他立即说：”一定要教下去，学校无论如何要把三百多出戏教给学生，不然，越唱越少，是自己消灭自己“。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间，中国京剧院对于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叉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看后极为不满，指责两位负责的同志说：“是粗暴的代表”。同时，他曾对人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看！康生对于维护旧戏，反对改革，其态度是多么显明！立场是多么坚定！历史又是多么悠久！　　可是，事隔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天，康生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京剧传统戏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的这种龙卷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对孟超的长女陆原同志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回到北京正准备参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他又给孟超写了一张条子：“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康生为什么这样急转弯呢？原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讲话。他认为这又是坑害人的时机了，需要为翻脸不认帐作准备了。　　到了一九六四年，江青跃跃欲试，要搞京剧“革命”了，要当“旗手”　　露峥嵘了，康生当然摸得准跟得紧，腔调和面孔都需要相应配合。　　同年年初，康生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改编的剧本拍摄的《桃花扇》，竟不顾两年前他对欧阳改编本的赞扬，斥责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又因为影片《桃花扇》聘请了北昆的一位同志为音乐顾问，选了一位演员的唱腔，康生就非常专横地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后来，他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同年八月三十日，康生又一反过去反对戏剧改革的面孔，变成了京剧改革的激进派，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说：这次会　　演“给了过去反对京剧改革、反对演现代革命戏的一切错误理论以有力地　　回击“，”证明了京戏现代化、革命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报告中还指责北京剧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本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接着上纲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相反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最后，他责令北京剧协对”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作出答复；责令各地剧协对出现演旧戏的问题，”都要彻底检查一下！“　　康生把自己带头煽起大演旧戏之风的事实全部抹掉之后，把自己支持、赞扬《李慧娘》的全部事实赖光之后，再要人“答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谁能答复呢？当然是无人能够“答复”的。最后还是康生自己答复说：“六二年我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即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的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的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们的影响……。”象康生这样的“答复”，只有康生最清楚；别的任何人都是无法答复得使康生满意的。除非跟他一样制造弥天大谎！康生还批判《李慧娘》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康生就是用这种耸人听闻、信口雌黄的罪名，一　　下子把《李慧娘》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本来专门鼓吹传统戏中的糟粕的就是康生，可是现在，他却要别人“彻底检查”了！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人服气的。在观摩大会的一期《简报》上所载的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浙江省观摩团指出，一九六二年“某中央领导”在杭州点看旧戏。他们说：“有的反复是下面来的，可有的反复却是从上面来的”。当时中宣部负责同志看了《简报》后批道：“请文艺处调查一下，是谁点看的，要吸取教训。”一调查，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和江青。当时中宣部的负责同志立即将调查报告连同《简报》一并批给“康生、江青一阅”。这下可戳穿了假象，然而也犯了“御禁”。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调查报告上批了一大堆话，说她当时“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看过戏，没有点过戏，按报纸上登的剧目看的，看了《虹霓关》提出过批评意见”云云。接着，江青又给中宣部打电话，说她几夜没有睡好觉，浙江有人陷害她，并责令华东局、浙江省、杭州市，还有文化部的有关同志“写检讨”！然而康生却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虽然同江青一样，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但他除了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以外。并没有象江青那样在调查报告上乱作批示。可是后来的所有报复行为，没有一件不是、回他参与的。正是在江青、康生的报复之下，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不仅在当时受到批评指责，被勒今“检查”，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　　中竟被诬说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并为此株连了数十人之多，有的被揪斗，有的被关押，有的积郁成疾含冤而死。《李慧娘》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也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作者孟超同志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了“专案组”，但是没有想到掌管他的专案的就是康生本人。这两封信，自然如石　　沉大海，古无消息；不仅如此，康生为赖帐灭口，竞将孟超定为“叛徒”，使孟超沉冤难雪，抑郁成疾，含恨而亡。　　康生在三年困难中，和平时一样为非做歹，不过他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突出罢了：一方面为炫耀自己，不顾事实真象；另一方面，为陷害别人，不择任何手段。　　第十八章《刘志丹》奇案　　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刚刚渡过，中共中央于八月在北戴河、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肯定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决定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要求全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继续斗争。这是会议的正确方面。但是，会议也有某些错误方面。　　当时，彭德怀同志由于对过去诬指他“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不服面向中央写了长篇申诉信；在农村，由于经济困难而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不正之风；另外，封建迷信也有些抬头。对于这些情况，。要是认真调查研究的话，是会作出科学分析的。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指导，会议片面夸大某些“敌情”，把上述一切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又重提阶级斗争，大批“单干风”和“翻案风”，并且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康生的思想有了扩散的市场，也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在这种气候下，康生顿时又活跃起来，一心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作文章。他到处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以达其害人的目的。小说《刘志丹》就是他借以制造冤案的材料之一。　　《刘志丹》是一九五六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计划中的选题之一。作者李建彤，最初考虑这题目太大，而自己思想、艺术准备不够，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是否应约有些犹豫。后经工人出版社的同志的动员，方才答应下来。本来一部艺术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特别是以革命烈士为体裁的作品，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不会受到阻挠和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一些熟悉刘志丹同志业绩的老同志，最初并不知道李建彤应约写《刘志丹》之事，但当他们知道李建彤决心要写，并已积极搜集材料时，他们都高兴地鼓励作者写好。作者经过两年准备，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九年夏，当作者写出第三稿时，出版社就想公开出版，但是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给否定了。后来，作者又接连　　写出了四、五稿以及准备定稿的第六稿。从这部书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目的和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阴谋的问题。　　可是作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特殊的警犬似的嗅觉，又开始搜罗“阶级斗争”新动向了！适逢《刘　　志丹》第六稿的若干章节被《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选出　　并开始连载之际，康生突然得到有关该书出版情况的告密，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刘志丹》及其作者，便大祸临头。康生立即命令上述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　　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康生善于根据自己的想象顺藤摸瓜，相继株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很多人引入迷魂阵。他诬蔑习仲勋“勾结”刘景范及其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历代的奸臣，都是靠欺上压下，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金科玉律”。康生承袭了历代奸臣的手法，随意诬陷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曾写条子向毛泽东同志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只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念了念这张条子，他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了新的《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的积极煽动，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是这一反党集团篡党篡国的“纲领”，马上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立案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形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另外，还把西北五省的大批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诬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从一九六二年一直整到一九六六年都定不了案。　　“文化大革命”中，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康生声称他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帐”，并亲自窜到作者机关公开煽动说：“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李建彤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不算革命”。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　　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诬蔑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说什么”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历史，推回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这还不算，康生还把天津高校的一批”红卫兵“调来北京，进驻作者机关，联合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成立”六二专案兵团“，在全国建立联络站，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长沙、延安……都贴上揪《刘志丹》小说的大字报，甚至把刘志丹、刘景范都诬为”叛徒“。康生还把他们搞了四年的专案材料，没收的采访记录，统统交给了”红卫兵“，让他们按照记录上的名宇，到全国去揪人。　　因小说《刘志形而被株连的情况，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或解放军报》曾　　刊文作了如下揭发：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了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六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死，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丽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日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馆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　　这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小说《刘志丹》冤案的一个概况。康生为了制造这一离奇案件，究竟为小说《刘志丹》捏造了些什么罪状呢？　　第一，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是康生听了密告，还没有来得及看书的情况下，信口说出的一条罪状。众所周知，刘志丹同志和敌人打了一辈子仗，同土家、劣绅、国民党反动派奋战了一生，同战友们一起为团结群众，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泽东同志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赞扬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是集人民群众之心而立下的纪念碑，是任何刀斧都砍不掉的纪念碑！怎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写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写象刘志丹这样的英雄，反倒成了“为高岗翻案”！成了“反党阴谋”！岂不怪哉！原来康生有着自己的逻辑：既然刘志丹和高岗共过事，　　一块创建过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高岗是坏的，刘志丹就不能是好的，说刘志丹好，就是说高岗好，就是“为高岗翻案”。这显然是打着维护后来中共中央关于高、饶反党集团决议的幌子，否定过去刘志丹流血奋斗的历史。高岗成为反革命是建国以后的事，高岗后来变坏，在康生看来，他原来也坏，生来就坏，一坏到底！其实，说穿了，所谓不许“为高岗翻案”，就是不许宣传刘志丹！但是，鉴于中央对刘志丹早有定论，康生不敢外露，便强词夺理地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其实，小说中的罗炎，是用五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的，他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只是罗炎。康生说罗炎是高岗的唯一根据就是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罗炎也给照金送过信。　　在康生看来，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别人就不能再送信，一送信就成了高岗。且不说小说中没有高岗，即令有高岗，那也是历史事实，也构不成翻案啊！　　第二，说《刘志丹》“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本来，小说《刘志丹》中的人物，除了几个烈士之外，全是虚构。小说并未写习仲勋同志。　　虽然小说人物多系虚构，但却反映了真实，它是西北地区无数革命先辈英勇斗争的集中表现。对于这些人物，不管是指名道姓的也好，还是通过塑造典型也好，都应该大书特书，尽情歌颂。然而。时刻梦想篡党夺权的康生，却对宣扬这些人物怕得要命，说什么这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其实，他这是拿着“篡党篡国”的帽子，以害人的策略，来掩盖、实现自己真正“篡党篡国”的野心。　　第三，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　　这是由何说起呢？原来，《刘志丹》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强调刘志丹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求教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表示“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去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说过“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咱们的榜样！”等等。意思是说，陕甘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康生却说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假若一定说这是“剽窃”，岂不“剽窃”得越多，革命胜利得越快，“剽窃”得越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于全国吗？然而康生却说这种“剽窃”是一种罪恶。这不就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又是什么呢！　　第四，说《刘志丹》“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写《刘志丹》，当然要写同刘志丹连在一起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要写这一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实行武装割据的。当时中央不仅希望建立一块中央苏区，而且希望苏区遍布全国。事实上，当时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好形势，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小说《刘志丹》，反映了这种好形势，描述了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而且特别写明这块根据地是学习井冈山，照井冈山的样子建立的。为什么一写这块根据地就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呢？原来，在康生看来，井冈山道路的发明权和通行权只能统统归于中央根据地。别的地方不仅不能早在中央苏区之前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不能在中央苏区之后跟着走井冈山道路。就是说，井冈山道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显然是打着突出中央苏区的幌子，反对对中国革命同样作出贡献的所有其他革命根据地。　　凡此种种，康生为《刘志丹》作了一个结论：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怎样“反党”呢？就是因为小说歌颂了刘志丹和无数革命英雄，描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宣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见，“反党”一词的含义，在康氏词典中，同在革命人民的词典中，是何等的不同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真正含义，原来是说，利用小说《刘志丹》，制造冤案，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是康生的一大发明！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奇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第十九章 阴谋和“理论”　　我国的理论战线，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一样，经历过不断地瞎折腾，遭遇到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康生主管理论以来，理论工作者陷入了魔掌之中。我们仅就哲学界的“合二而一”问题，看看康生领导理论工作之一斑。　　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怀着宣传辩证法的热情，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短文。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文章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究竟事物是不是“合二而一”的？这本是理论界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地展开讨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可是，这一问题刚刚提出，康生象是抓住了整人的把柄，竭力施展了他的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大兴问罪之师，对其大加讨伐。　　康生是怎样组织对“合二而一”问题进行围攻的呢？第一，秘密部署。　　《光明日报》收到艾恒武、林青山的稿子，编者拟于刊用。排出清样，除送作者外，也分送康生审查。同时，也送一份给康生的亲信——关锋审阅，因为关锋是康生在哲学界的一个打手，他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拉了一帮子人组织了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他消息得的快，气候摸得准，跟着康生的指挥棒，又出击得迅速。由于有所仗势，说话气粗，架势吓人，象个封建把头，唯康生之命是从，是个通天的重要门神。所以不少朝拜者，总要到他那里去烧香。　　康生看了清样，喜出望外，不由得哼起京剧来了。按一按出鞘的剑，自有如意算盘！他断定：艾、林既然都在中央党校工作，那一定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决心抓住不放。关锋看了文章清样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是一条大鱼”，“不能让它缩回去”。这究竟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我们暂且不管，反正两人的目标完全一致了。康生立即把关锋找到跟前，密定要借此兴风作浪，为此，他们一方面，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另一方面，指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出出击的文章。显然，康生为了“有意识的搞一下学术斗争”，“引起大家讲话”，而积极准备钓大鱼的“诱饵”！　　此间，中央党校曾两次请示康生：“‘合二而一’是否正确？”尽管康生早有定见，但一直避而不答，反而指示中央党校要查一查谁先提出“合二而一”的：“可否就艾、林文章进行批判？”康生说，哲学界会讨论的，党　　校领导不要急于表态，并再次指示要查一查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证据。　　目标既然已定，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把矛头集中在杨献珍同志身上。他设置的陷阱，必须逼人跳下去！　　第二，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引蛇出洞”。　　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一切准备妥当。康生是以“情报专家”自诩的，对于学术理论也象他早已习惯了的肃反反特一样地部署。他指令《光明日报》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快登”出来。这样，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就先登出了文、林的文章；一星期之后，即六月五日，又登出了经过密谋而炮制的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一来一往，真的摆出了学术讨论的架式。　　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他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找作者说：“文章总的还可以”；只是文章后面提出一个公式，即“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不知“有无把握”。康生又说：“对此我无研究，……如无把握，可以去掉。　　（不然）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寥寥数语，就足以证明，学术讨论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招牌，惯于整人才疑心被人抓住小辫子！　　不仅如此，康生还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一起，对于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都是费尽了心机的。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升级和反击，都要仿效反右派的做法，每一篇都要经过具体研究和安排。开头一段时间，或者把赞成“合二而一”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以示不偏不倚；或者搞轮流突出，这一期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下一期又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总之，表面看来象是学术讨论，其实，则是“诱敌深入”。一些不知奸诈成性的康生底细的理论工作者，有的信以为真，便积极写稿给报社，表示支持“合二而一”。　　第三，撕掉面纱，凶相毕露。　　经过一段所谓“学术讨论”，到七月上旬，康生准备公开“揭盖子”了。　　他一方面指示中央党校加紧追查“合二而一”的所谓“后台”，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对杨献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赶紧草拟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七月十五、十六两日，康生亲自主持会议逐字逐句地修改批判杨献珍同志的这篇文章。修改定稿后，以什么名义发表，康生也煞费苦心。起初他想用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然而一再易人，都感不妥。最后决定以中央党校的同文章并没关系的两位同志的名义发表。　　这样，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就在康生亲自导演下于七月十七日公开见报了。这一举动的意图何在？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他说：“六四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第四，升级和围攻。　　公开点了杨献珍同志的名之后，康生说：“点名批判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按照康生的这一计划和步骤，康生亲自指挥《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率名义发表，康生又绞了不少脑汁。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吧，康摇头说：“从文章水平来看，用‘评论员’的名义，分量重了”。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吧，康又摇头说：“如用‘本刊记者’名义，会使人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他设计出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导员”！由此可见康生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不管文章用什么名义，都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难。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　　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所有文章就得反复论证这个观点的危害性。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乎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所有舆论也就一再宣扬开展斗争的必要性。表面看起来，康生指挥的这场斗争很热闹，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几句吓人的空话。　　康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后来，他曾经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要把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五日，康生又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迅速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1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这些都为康生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作了准备。　　所谓政治批判，就是把被批判者的申辩权利予以剥夺，置于被审判的地1 康生把赞同“一分为二”观点的，叫做正面意见；把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叫做反面意见。　　位，实际上就是被批斗了。当时，他们对待赞成“合二而一”的同志采取了会下攻心、会上交代、报上鞭挞相配合的形式，攻势凌厉，来势凶猛，确有一举消灭“合二而一”之势。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之广，迫害之惨是罕见的。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杨献珍同志除了被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了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不顾他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同志，因和杨献珍同志一起工作，竟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也被逮捕入狱。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同志，早在一九六三年就调到陕西省党校工作了，同“合二而一”论没有牵连，仅因同杨献珍同志“划不清界线”，也千里迢迢从西安揪口中央党校进行批斗，一直被逼含冤而死。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仅因讲了句“‘合二而一’讲少了”，一九六四年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含恨而死。至于林青山同志，则作为“祸首”的“马前卒”，被撵出中央党校，轰出北京，到东北一城市菜店卖菜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江苏省的解放军战士陈波同志名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军区特等射手，多次出席过省军区先进代表大会，就是困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而被处死碎尸。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日赞成“合二而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被处分、被流放、被关押等等，已无法统计了。　　但从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的大概情况。据统计，一九六四年，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挨批判者有一百五十四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的有七名同志；受重点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同志（学员十三名，干部三十二名）；小组”帮助“的有五十名同志（学员四十二名，干部八名）；虽然没有”重点批判“或”小组帮助“，但也在档案中被塞进了黑材料的有五十九名同志。这只是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又都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　　因此，一提“合二而一”，人们便谈虎色变，成了理论禁区，好象它真的象康生诬蔑的那样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宣扬调和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康生在攻击“合二而一”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词，从“本本”出发，大量引经据典。然而他却卑劣地隐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使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并非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同消费合而为。。。　　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1明确无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合二为一”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也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　　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他又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2 这里阐述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不应当引起任何误解。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用的是”合而为一“，同”合二而一“有什么本质不同呢？能不能说”合而为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呢？除了别有用心者外，是不能这样说的。如果说”合二而一“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的话，那末，第一个”背叛辩证法“的就是马克思，接着是列宁。显然，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康生的权势可谓大矣，他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如此”理论权威“，人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这完全是对“合二而一”的肆意歪曲。本来，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合二而一”　　的，这正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斗争，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斗争的统一体，这同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毫不相于。他硬是这样说，这正好暴露了他把自己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强加给主张“合二而一”的同志了。在他看来，正象“‘一分为二”　　是排除任何统一的斗争性一样，“合二而一”就是否定任何斗争、矛盾和转化的同一性。这难道是辩证法吗？马克思好象预见到将来必定会有那么一些不肖子孙出来歪曲他所说的“合而为一”，因而特别说明：“合而为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无怪马克思曾借用海涅的诗句慨叹过：“我下的是龙种，出来的却是跳蚤！”列宁首次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概念时，也曾预见到将来会有人歪曲这一概念，因而紧接着解释说：对立面的同一　　“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93页。　　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8、10 页。　　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否定斗争，排除矛盾，反对转化，他所抓到的唯一“证据”，就是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认为，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就是否定统一体可以破裂，否定事物可以质变。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矛盾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意思。当着条件改变时，原来的统一体无疑会破裂，矛盾双方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不再存在。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被康生打击的主要对象杨献珍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　　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九七九年《哲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杨献珍同志于同年二月改写的一篇《关于“合二而一” 的问题》的文章1.文章一开头，首先作了如下三点声明：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　　达方式，而从一九六四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地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　　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　　方法。‘一分为二’在宋朝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他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于天启四年（1624 年）　　在他编著的《类经》一书中也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主张。在该书第二　　1该文收人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一书第245—251　　页。　　卷《阴阳类》一开头，原文是：“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张景岳注释：”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1‘合二而一’为明朝思想家方以智于永历六年（1652 年）前著的《东西均》中提出的，在该书的《三征篇》中方以智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　　杨献珍同志把“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他说：“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可以看出，康生所强加给“合二而一”上面的一切批判都是荒谬的。那他究竟为什么对“合二而一”大加讨伐呢？假若当初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是为他贩卖“分裂哲学”、“斗争哲学”、“整人哲学”扫清道路，为他推行极左错误提供哲学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提出“斗争就是政策”，“斗争就是一切”的口号，搞随心所欲的“斗、斗、斗”；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大搞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在反对阶级调和论的幌子下，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意害人，推行“全面专政”；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借口“路线问题”，大揪“走资派”，搞什么党内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以便把革命领导干部一批批地整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很清楚，虽然“合二而一”是作为学术探讨提出的，丝毫没有康生所捏造、诬加的那些所谓“政治背景和企图”；可是，康生对“合二而一”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大加讨伐，却是实实在在地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和企图的，这就是为他的阴谋服务的。只不过是，康生的阴谋在这里采用了理论形态而已。　　1 《类经》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彩印本，第35 页。　　第二十章 “文革”前夕三绝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而康生表演得淋漓尽致，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上海经过七、八个月的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人们都清楚了。当这篇文章刚刚出笼的时候，张春桥就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场大战”。江青则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和突破口，说什么“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然而这一着“棋”，康生没有参与怎能成为格局呢？要害人物是善于抓要害的，于是康生独独抓住这篇文章的要害。此话别人说不清楚，只有康生自己交代。康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多次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　　这是康生根据自己的臆断捏造出来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曾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并向大家推荐《海瑞传》。胡乔木同志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到北京向明史专家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建议吴晗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有可能的话还可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写出《论海瑞》一文，京剧《海瑞罢官》也已开始酝酿。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事。庐山会议之后，《论海瑞》一文公开发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动笔。最初的剧本叫《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从第四稿起才改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即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三年，剧本方才发表　　和演出。从吴晗的文章、剧本的写作动机到发表演出的全部过程看，都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同志被“罢官”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康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因为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以此进谗言而得宠，抱头功而有份，康生真不亏为高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康生同彭真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学术批判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同志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听了这个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方才没有吭声。可是两个月后，康 生不仅不矢口否认、默不作声，而且争着大肆宣扬了。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康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哈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我向毛主席讲的”。六月三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八月十一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再次说：“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哈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一任何人讲过＂。康生为什么对他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事，开头矢口否认，默不作声，后来又大肆宣扬呢？康生所奉行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事实面前可：以撒谎，谎言说一千遍就可变成真理！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不认帐，而且还可以说得完全相反。开头，他不摸毛泽东同志的底，不知毛泽东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持什么态度？假若持批判态度，康生承认自己的发明权，问题还不大；假若不是这样，康生要承认自己的发明权，这不陷人非常被动的局面吗？因此，康生只好采取硬抵制和软抵制的办法，以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个月后，康生摸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胆子就大起来，于是抢功并大肆宣扬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康生到处宣扬”要害是罢官“是他向毛泽东同志讲的同时，又说”这话是毛主席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指示“。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些讲法，出自一人之口，岂不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怎么能叫政治骗子呢？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　　当时以《人民日沙和《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说　　法，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然而这“进军的号角”　　又是康生争当吹鼓手的。　　康生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彭真的主要成员。他参加了制定《二月提纲》的全过程。情况要略　　如下：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康生出席了为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而召集的第一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中，康生一直沉默不语。　　后来，当彭真同志根据调查声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康生仍然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作了全面发言，并指定许立群、姚　　谦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　　称《二月提纲》），康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二月四日，《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立即打印几份分送所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的人。康生收到《提纲》草稿，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听取彭真同志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汇报后，康生没有对汇报提出任何意见。当刘少奇同志问到吴晗同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时，彭真同志据实回答，康生仍然一言不发。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次汇报中，康生对《提纲》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亲笔在批文上画了圈，对《提纲》和批文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述事实说明，《二月提纲》从起草到定稿，康生始终是参加者，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宣称的那样，是“背着他”搞的；讨论过程中，康生始终没有发表意见，因而也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捏造的那样，进行了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康生当时支持《二月提纲》呢？不是。因为《二月提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反对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而这点，恰恰同他自一九六四年来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所进的谗言是相违背的。康生当然不会同意《提纲》的观点。　　正因如此，当他参加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又秘密布置其亲信写一篇“批判”吴晗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这充分说明，康生当时同时准备了两手，象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非常清楚，康生之所以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沉默不语，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摸清毛泽东同志底数的缘故。　　这样，他只好把自己摆在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上。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康生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　　此次谈话中，康生就《二月提纲》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方使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表态：“《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这下子，康生胆子壮了。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康生又一次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康生完全摸清了底细。于是他便积极准备筹码。在五月四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一反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变成了激烈的批判者，系统地批判了《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的揭发和批判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揭发批判之后，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才被“撤销”，《二月提纲》才被“停止执行”，《五。一六通知》才得以产生。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生和陈伯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持人。　　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臻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　　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　　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进的“青春漫语”》），交了差。　　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　　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形式。“”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自日做梦！“　　聂元样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一出，当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仅半天时间，群众就自发地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祥等人。康生得知了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样等人大字报的态度之后，惟恐其阴谋勾当被揭穿，二十六日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将大宇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同志，以求侥幸获得支持。此事，是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的。　　六月一日，康生的赌注得逞。他说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并决定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将质问的情况，整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　　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详细介绍了他支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和心情。他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祥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又说：”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伟大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在六（月）－（日）看到大字报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样同志解放了，当时，我、×××、×××等同志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他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什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甚至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I“　　六月二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使我国进人到一场灾难和内乱之中。　　康生对他亲自指挥炮制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一事，一向是作为资本来炫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同两位外宾会谈时说：聂元祥等人　　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他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也说：“聂元样等七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