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妓女吸毒者》 作者：凯·赫尔曼&霍斯特·里克 调查附记 我们初次和克丽斯蒂娜见面的时候是在柏林法庭上的一次审判会上。当时她只有十五岁，被法院传讯出庭作证。我们邀请她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便对德国的青年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谈话的时间预定为两个小时。可是后来，我们的采访却持续了两个月，而我们这两位调查者竟成了她入迷的听众。她的经历和口才的确令人感动不已！本书就是据克丽斯蒂娜本人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她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当前德国一大部分青年的精神状况。依我们看来，她的经历胜过一份内容十分充足的调查报告。克丽斯蒂娜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问世，因为如同所有的吸毒者一样，她希望她的呐喊，能够打破当前对青少年吸毒问题所表现出的这种棘手的沉默。克丽斯蒂娜原先所在的团伙里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长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并且同意我们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和照片，以突出本书文献的特点。但考虑到为了避免对她们的家庭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只写他们的名字，而省略他们的姓氏。除了克丽斯蒂娜本人的自述之外，我们还附上她的母亲及其他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和文章，以便从另外的角度来补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 序言 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为我们的社会所竭力掩盖、抑制的某种苦恼。依我看来，书中所披露的内容远比一大堆由社会学家所作的分析，或由专家们所写的长篇理论更为重要。这份独一无二的资料终将会使广大的群众——至少这是我们所抱的希望——了解到：今天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吸毒和酗酒问题，以及年轻人热衷秘密结伙的现象，全都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我们的社会本身所酿成的悲剧。这些到现在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外来的疾病，竟然产生于我们的家庭、学校及唱片俱乐部里，而这些地方却正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在凯·赫尔曼和霍斯特·里克的帮助下）在她所提供的这份资料中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别的事情：在通往吸毒的道路上，并非仅仅拥挤着一班素有怪癖而完全超脱社会的青少年，而是和整个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合人情的住宅条件、远不充分的娱乐场所，父母之间关系的破裂。学生与学校和家庭格格不入以及普遍的孤独情绪等等都是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因素。当读者看完她的叙述而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纵然不幸的克丽斯蒂娜是个吸毒者，是一名少年犯，但是，如果把她同她周围那些构成这个所谓“正常的”社会的人们相比，究竟谁是更富有“人性”。更为“体面”的人呢？ 自从年轻人造反的风波日渐平息以来，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就以为一切都已纳入正常轨道，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认为，除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匹敌者之外，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而毫无冲突。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某些社会现实加以掩盖和压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人对社会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他们那些几乎是天天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到了七十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因此，人们往往小看、甚至是忽视了这种抵制的新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像往日那样大喊大叫，那样耸人耳目。须知当今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新的反抗形式。 诚然，当我们受到家庭里。中学里和大学里那种整体上的冲突业已平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街小巷已经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就在这个升平世界的外表下面，在为数日益增长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出现另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一种自我反省的倾向。大多数已经立足于社会的成年人都采取一种基本上是防守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搞你们的‘反文化’去吧，过你们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去吧，只要你们不干扰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就行了。可到头来你们终将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有高度组织而且是无情的社会中生活下去，那你就不得不下山还俗，重新做个平民！”对青少年漠不关心，甚至对他们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用意：“让我们安静！”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其实，这种见解只不过是成年人主观的愿望，也是一种盲目的愿望。因为事实上克丽斯蒂娜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是由于感到失望而脱离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大人并不懂得给这些孩子们展现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形象，本来这个大家庭也有他们的一份，而且他们也将乐意参加，并且会在这个大家庭得到理解，感到安全和温暖。克丽斯蒂娜和她那帮吸毒者，卖淫的伙伴一样，都有满腹苦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往往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失望和孤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及他们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转嫁给他们的孩子。 往往正是像克丽斯蒂娜这样的孩子特别敏感，他们的感情十分脆弱，可同时却又充满着自尊。他们从父母一代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因而想逃避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所谓“正常的”社会。看到这些脆弱的未成熟的孩子为了适应一个不现实的。但却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而结成团伙时，实在可悲之至。而他们的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丽斯蒂娜究竟想从她的团伙中寻求些什么呢？无非是要求得到一点点真正的友爱和远离噪闹尘世的安宁。她寻求自己能为他人所接受，以逃脱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我不敢肯定，到底在那些不吸毒的青年人当中能否存在像我们团伙中的这种友谊？”对她来说，团伙还是一个逃学避难所。本来，从理论上讲，学校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可她却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讥讽学校：“什么叫‘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不就是首先教导人们懂得和别人一起生活。这才是这所讨厌的学校应该教我们的课题。应该教我们懂得彼此相互关心。而不应该让每个人说大话，总想出人头地，为了捞个好分数而整天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也许有的读者为了自我宽慰而认为本书所披露的现象只不过与几个大城市有关而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边缘的视象罢了。对这种读者，我们可以直言相告：少年吸毒。少年酗酒，以及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少女卖淫和与吸毒直接相连的少年犯罪等早已成为一种遍地蔓延的疾病。可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祸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呢？克丽斯蒂娜的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在那些了解内情的部门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官方机构（诸如警察局、社会保健机构、医疗所）——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拉起警报。这些总是悄悄地过去，仿佛其中存在着某种默契似的，不管什么部门，都只能按例行公事的老一套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观察、登记，最多也只能是把他们关押起来了事。因此，对于这些失足青年的痛苦、绝望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且竭力把吸毒这个问题说成只是走私。贩卖毒品者的罪行，因而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是一种消毒的问题。有关部门如果能及时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可惜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迄今仍然有虚无实。而政治行动本身也受到普遍主张克制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种倾向是由某些政治势力精心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们担心任何微小的形影都可能会给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带来损失，所以把一切都归咎于不适应的人或者是外国腐化者的失败。 这里不仅是一个改进有关吸毒者的信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成年人对吸毒问题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不幸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无法开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吸毒问题只不过是反映我们这些成年人——我这里只当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能的一种，明显的症状，说明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年轻人的一代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给他们所提供的这个社会里，他们完全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到真正人间的温暖。事实上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投身到吸毒或秘密结社的行列，这完全不是他们生来一蹴而就的天性，而是那些做父母的拒绝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来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觉地在同别人相处中形成的足够的条件，导致他们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恰恰相反，许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或者让他们卷入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让孩子们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克丽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怨恨和他们那远来得到满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可是对她来说，由于任务过重，力不从心，因而注定要失败，只不过其失败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罢了。 无论如何，如果把孩子们走上脱离社会的道路看成是他们产生那种无可救药的孤独感的起点，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孤独感早已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孩子们一意孤行而拒绝同别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同那些负有给他们带来关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联系。 不过，倘若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说成是某个当爸爸或某个当妈妈的过错，那未免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家长给孩子们带来有害的影响。克丽斯蒂娜在这本书中用一种罕见的尖锐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规划的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阻碍了人们之问的正常交往。我们许多所谓“清洁地带”的现代建筑群实际上把人们关闭在一个完全是人为的，冷漠的。机械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只能大大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当他们搬到这里来安家时，在他们的行李里本来就已经藏着许多矛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格罗比小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大建造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只从管理和技术上考虑，而忽略了人们情感方面的需要，结果造成一个小区实际上就是一块文化大杂烩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热点”。虽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学校也和一些大工场一样，那里也往往充满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独的气氛，同样也充满看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孩子无法随波逐流，屈服于这种千篇一律的严酷现实时，他们就会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中去——一个被他们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从表面上去应付家庭或学校里的规矩。这种现象往往难以为人们所觉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克丽斯蒂娜瞒着她周围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个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瘤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的人所主张的目前广为流行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年轻人彻底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义的做法。不管对吸毒者的治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做为一个想成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一工作。我们并不缺乏治疗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失足者从堕落的深渊重新爬上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治疗的过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堕落的过程还长得多。治疗这种恶习的花费也是浩大的，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这项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这些年纪轻轻的受害者，让他们被迫落到小女卖淫的地步，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只是通过增加治疗中心的数目，或者提高治疗补助费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丽斯蒂娜的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时，那么对吸毒分子的治疗工作的开展就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有权对这些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性消费”。其实像克丽斯蒂娜那样失足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只不过她是处在那些自认为和社会“融洽无缝”的公民的另一边。后者有时出自于“人道主义”，愿意为他们提供治疗，而有时又想利用他们，甚至把他们贬为“商品”。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向我们描述了她堕落的真实缘由，她的叙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举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讨会更有意思，更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被人天天吹捧为“健康的”社会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不寻常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而且必须是——几乎难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 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间担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医生。从1962年以来任西德基森市大学精神病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长、孩子和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类型〉等。 ——原注。 克丽斯蒂娜自述 这种情景真叫人感到惊讶。近几天，妈妈整天没完没了地收拾行李，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塞满了衣物。我一看就明白：我们即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刚满６岁，等搬家以后我就该正式上小学念书了。当妈妈正忙着收拾行李并且变得越来越激动的时候，我几乎整天呆在农民沃尔凯尔家里。我等着那些奶牛回到牛棚里挤奶，我给猪和鸡喂食，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在草垛上打滚，有时就抱着小猫到外面散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天，像是我完全能记得清楚的第一个夏天。 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出远门了，要到一个名字叫柏林的大城市居住。妈妈比我们早动身，以便去料理我们住房的问题。妹妹、爸爸和我，我们三个得过几个星期以后才上柏林去找妈妈。我们将乘飞机到柏林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平生头一次空中旅行，这该多有意思。 爸爸妈妈早就给我们讲了许多美好的故事，说我们将要住上一套有六大间房子的公寓，说他们将会挣到很多很多的钱，妈妈还说我和妹妹将单独有一间大房子，家里还将购置许多大型的家具。妈妈还有眉有眼地向我们描述了我们房间的摆设。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幻想着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消逝，我的想象就变得更加美。 我也没有忘记，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房子的样子，当时这套房子真的使我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这套房子又大又空旷，我真怕在里面转不出来。当你说话大声一点，就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响。 只有三间房子用来居住，草草地摆上家具。两张床、一个旧的厨房用的碗柜，妈妈在柜子里摆着我们的玩具。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间。第二间摆着爸爸妈妈的床。第三间，也是最大的一间，摆着一个旧沙发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在柏林——克罗伊茨贝尔克的房子的模样。 几天后，我骑着我的自行车上街逛。我看到街上有许多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玩耍。要是在我的家乡，村里头的大孩子总是和小的一起玩，并且会照顾他们。这些柏林的小孩却大声嚷着：“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说着便把我的自行车抢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一只轮胎跑了气，一块挡泥板也撞得凹凸不平。 由于我的车被弄坏了，我挨了爸爸一记耳光。从那以后，我只能骑着车在我们的六间房屋之间转着玩。 这些房子中间有三间本来是打算用来做办公室的，因为爸爸妈妈想在这里开设一家婚姻介绍所。可是爸爸妈妈说过的什么办公室呀，什么扶手椅呀，始终连影子也没有。而那个厨房的旧碗柜倒是一直摆在我们的房间里。 一天，家里的沙发，床铺和柜橱都被装上一辆卡车，然后拉到克罗比小区的一幢塔楼里。我们搬进了11层的一套只有两间半的房间里。那半间当然就是我和妹妹的屋子。没有妈妈给我们说过的那些好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克罗比小区的塔楼群里一共住着45000人。楼房之间有一些绿草地和商业中心。从远处看，这片楼房的样子倒是相当新式和讲究，可当你走进里面去，在楼房之间就会闻到一股屎尿的臭味，因为住在小区里的小孩和狗随地屙屎撒尿，要是走进楼梯间里，那就更是臭气熏天。 我的父母十分恼火，他们说这都是那帮工人的孩子干的缺德事，是他们把楼梯给弄脏的。其实这并不是那些工人子弟的过错，因为我有一次在外头玩耍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这回我自己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等电梯上11层楼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而尿在裤裆里。后来爸爸把我揍了一顿，在经历过三四次同样的经验——没有及时上楼而遭到的一顿痛打以后，我也学会了跟其他孩子一样：找个隐蔽的地方蹲下就地解决。可是，由于楼房居高临下，不管你蹲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被人看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还是楼梯下面拐角的地方。 小区里的孩子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一样的玩具，甚至连一把射水枪也没有，就连我的穿着和口音也都和他们不一样，还有，我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游戏。其实我看他们同样也不顺眼。要是在我们村里，大家经常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森林中去，一直骑到一条上面架着小桥的小溪旁边。大家在河边修筑小水坝，或堆沙堡。有时大家一起玩，有时各玩各的。要是想把我们的建筑物摧毁掉，那必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玩得很痛快。另外，在村里，谁也别想发号施令，每个人都可以建议玩这个或玩那个，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有时年纪大的总是让着年纪小的，这样谁也不会有意见，那才是真正的儿童民主呢！ 可是，在克罗比小区里，我们就得有一个头。他就是那个力气最大的男孩，他还有一把最漂亮的水枪。我们常常做强盗的游戏。自然是那个男孩做强盗的头目。而游戏的基本法则就是盲目地服从他的命令。 在多数时间里，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在一起玩耍，而是一帮人和另外一帮人对垒。这实际上就是戏弄别人。例如，出其不意抢走对方的新玩具，然后把它捣碎。整个游戏无非就是如何搞坏别人的玩具，同时使自己能占便宜，或者如何夺取权力并施展他的权力。 那些最软弱的人当然就要吃最多的亏，我的小妹妹不很强壮，她总是有点胆怯。他们常常叫她吃各种各样的苦头，而我还不能出面相助。 到了开学的时候了。对我来说，上学可是一件大喜事。爸爸妈妈告诉我永远做个乖孩子，听老师的话，我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村子里，孩子们对大人总是尊敬的。所以我心里想，一到学校，其他人也都得听老师的话。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开学没过几天，孩子们就到处闲逛，并且在课堂上打起架来，弄得那位女老师不知所措。她不断地嚷着：“坐下！”她的命令不仅没有人服从，反倒引起一伙人嘲笑，而另一伙人起哄得更加厉害。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动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喜欢动物。那可是一种真正的爱好。我对此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像我们一样喜欢动物。我真可怜那些家长不让在家里养动物的小孩。我们家的这两间屋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我有四只小老鼠，两只大花猫，两只小白兔，一只金丝雀，此外，还有那条我们从乡下带来的棕毛狗“阿萨斯”。 阿萨斯总是在我的床边睡觉。我也总是喜欢睡觉的时候把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和它逗着玩。 我认识那些家里也养着狗的小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更好相处。我发现在距离小区不远的鲁道夫那里有一小块真正的天然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狗带到那里去玩。那里有一片覆盖着泥土的废弃的垃圾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的狗总是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猎犬游戏”：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藏起来，而他的狗由别人牵着。当这个人藏好以后，把狗松开，让它去找出自己的主人。总是我的阿萨斯嗅觉最灵敏。 至于我那些小动物，有时我也把它们带到沙滩上，甚至带到学校里去。老师还把它们当成生物课的观察教具。有时候，学校的老师甚至允许把阿萨斯拴在教室里陪我听课，它从不捣乱，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上，一动不动地直等到打下课铃的时候。 多亏了我的这些小动物，我的日子才算过得有意思。爸爸和我们的关系可是越来越糟了。妈妈天天上班，爸爸却老呆在家里。他们那个婚姻介绍所的计划早就成了泡影。爸爸发椅上打发日子，耐心等待。而他那火药桶似的脾气越来越变得严重了，动辄就大发雷霆。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就常帮我做功课。我好长时间总是分不清字母H和字母K。妈妈总是用一种天使般的耐心给我解释。可我几乎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看出爸爸开始冒火了。我一看就知道有何后果：他终于到厨房去找来一把扫帚，然后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挨完打之后，我还得向他说出H和K的区别。当然，我仍然是糊里糊涂地闹不清楚，结果只好屁股再挨一顿打，然后让你上床睡觉了事。 这就是爸爸帮我做功课的方式。他希望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好成为一个“人物”。不管怎么说，爷爷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从前甚至有一个印刷厂和一家报纸，当然还有其它许多财产。可战后，他的财产全部被民主德国征用了，他当时居住在东德，所以至今每当爸爸认为我在学校的学习不行就会大发雷霆。 今天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某些夜晚的细节。有一次，有一道作业题要求我们在算术本上画出六座房子：宽6格，高4格。我已经画好了一座，并且完全知道该怎么画下去。突然间，爸爸坐到我的身边，他问我下一幢房子应该从哪画到哪，我因为害怕而没有数好格，只好随便回答。当我一弄错，他就立即给我一记耳光。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我再也说不出任何答案来。这时，他气得站了起来，朝着帆布雨衣那边走过去。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拿起那根支撑雨衣的竹棍，嗨，一股脑儿就朝我的屁股打过来，一直打到我的屁股露出来才罢休。 每当一上桌吃饭，我就害怕起来：只要我弄脏了什么地方，那就是一场哭啦，我要是碰倒什么东西，那就得小心自己的屁股。我连碰一下我的奶杯都感到害怕。我几乎每顿饭都提心吊胆，生怕闯出什么祸来。 每天晚上，我总是很客气地问爸爸是否出去。他经常晚上出去，而留下我们母女三人，这可算是最痛快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过上一个安宁的夜晚。可当他一回来，事情就常常不好了。他常常是喝完酒才回家的。只要一点点借口——比如说我们的玩具或者衣服没有摆整齐——他就会小题大作，火冒三丈。爸爸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过日子最要紧的是井井有条！”有时候他要是半夜回来，一看我们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他就会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打耳光，然后就会轮到我的妹妹。接着他就会把我们的东西全扔在地上，限我们在五分钟之内把全部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我们常常无法办到，于是，他就要重新对我俩乱打一通。 妈妈常常站在门槛上，忍气吞声地看着我们挨打。她很少敢于替我们辩护，因为爸爸也打她。只有我那条狗阿萨斯，倒是常常上来居间调停。它用一种诉苦般的声音呻吟，两眼充满无限的忧伤。还是它最懂得使爸爸恢复理智，因为爸爸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喜欢狗。有时候爸爸也会叱责它，不过，他从来也不打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尊敬和喜欢我的爸爸。我觉得他和别人相比还是强得多。我虽然怕他，但我觉得他的举止仍然是正常的。克罗比小区的其他孩子并不比我更好受。他们有时候眼睛都被打肿，连他们的妈妈也不能幸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小孩的爸爸喝得酩酊大醉，像一堆烂泥似地躺在大街上或游戏场上。而我自己的爸爸也没有喝醉到这个样子。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家具从窗口飞出来，摔碎在街上，妻子大喊救命，甚至把警察叫来。在我们的家里，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 爸爸经常责备妈妈花钱太多，其实是妈妈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有时妈妈也和他顶嘴，她说是爸爸的那些狐朋狗友的酒会。他的那些女人，还有他那辆汽车，才是填不完的无底洞。这么一来，他们俩就得动起手来。 爸爸的那辆“波尔什”牌汽车可以说是他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东西。他天天把他那辆车擦得光亮如镜。在克罗比小区里爸爸的这辆“波尔什”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反正我还没见过哪个失业的人会开着一辆“波尔什”。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懂得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干吗三天两头的发脾气？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和妈妈说话多了一点的时候，我才琢磨出一点点道理来。原来只是爸爸能力够不上。他曾经有过雄心壮志，可是连连失策，一事无成。正是因为这个，爷爷才一直瞧不起他。在妈妈和爸爸结婚之前，爷爷就提醒过妈妈。他把他的儿子说成是无赖货。原来爷爷还把希望寄托在爸爸身上，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把家境恢复到被征用以前的那种显赫的光彩。 要是爸爸没有遇上妈妈的话，也许他早已当上一个什么财产保管行政官——当他们认识的时候，爸爸正在做考试的准备——并且将会有一个养狗场。可惜当时妈妈怀上了我，他也就只好中断学业而娶了妈妈。从那以后，他肯定认为妈妈和我是导致他失败的丧门星。如今，在那些他最向往的东西中，只剩下他那辆“波尔什”和几个能说会道而无所事事的朋友。 他不仅憎恨他的家庭，而且根本就把我们撇在一边。他竟能使他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个结了婚的。有家有眷的人。每当我们遇上他的朋友，或是他们上家来找他，我们都得叫他“理查叔叔”。我不知挨了多少耳光才终于牢牢地记住：当着外人的面，他就得变成我的叔叔。 对妈妈来说也是如此。他禁止她向他的朋友透露她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不能表现出他们的夫妻关系，我记得他把她说成是他的妹妹。 爸爸的那些朋友都比他年轻，他们还有自己的前途，至少他们相信自己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爸爸也想和他们一样无牵无挂，而不想着自己已经是一个有家的男人，却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 当然，在这个时期——从我6岁到8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我一点也察觉不出来。爸爸的行为在我眼里看来只不过是肯定了我在街上或学校里学到的那个生活规则：要不打人，要不挨打。由于妈妈在他的生活中也同样挨够了揍，所以她也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永远也别先动手，但是要是人家打了你的话，你就还手，并且狠狠地打，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可她，她已经再也不能还手了。 慢慢地，我终于学会了这一手。在学校里，开始我只攻击那个最软弱的老师。我一上他的课就故意做些滑稽的动作，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后来当最厉害的老师上课我也敢捣乱的时候，同学们无不对我敬佩三分。 这些初步的胜利激励我去试试我的筋骨。其实我还是个柔弱的姑娘，可我的狂热使我勇气倍增。很快我就敢于和那些比我强壮的人比个高低而毫不手软。要是有人敢来冒犯我并且让我在校门口碰上的话，那我倒是有几分高兴。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也不着急动手，因为其他的孩子都尊重我。 现在我8岁了。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快点长大，变成大人，变成像爸爸那样的大人，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别人行使我的权力了。可眼下，我只能取得我手中的这点权力。 爸爸终于找到了工作，可这份工作还不能令他满意，不过挣点钱去维持他那辆“波尔什”和他那些青年人的爱好还是可以的。这一来，放学后回到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了（妹妹比我小1岁）。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朋友，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跟她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更加强壮。 我们几乎天天和小妹妹一起玩耍。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我们到处从烟灰缸里或纸篓里拾烟头，然后在手背上磨光就抽起来，当妹妹要求让她也抽一口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指弹她。我们对她发号施令：洗碗去，把抹布拿过来。总之，就是让她干那些家长让我们干的家务活。完事以后，我们就抱着我们的囡囡到外面散步去，把小丫头一个人关在屋里。只等她把全部工作做完之后才能让她自由。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8岁的时候——在小区附近的鲁道夫街开着一家跑马俱乐部。起初，当我们看到郊区最后一个自然的小岛也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生气。可很快，我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就熟悉起来，我常常替他们干点活，比如帮助他们用草擦马或打扫马厩。而他们每周允许我免费骑一刻钟的马。我觉得这种玩艺很有意思。 我真喜欢马，我觉得我对俱乐部那头小毛驴特别感兴趣。不过，最使我高兴的还是骑马。对我来说，骑马是显示我的力量和权力的最好的机会。你看这匹马比我强壮得多，可它得服从我的指挥，当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立即又重新骑上去，直到马听我的话为止。 可惜有一天我被“解雇”了。从那以后，我要想骑马就得先付钱。家里并不经常给我零用钱，那么我就开始做些不正当的手脚：我偷偷拿合作社的息票去换钱，或者把家里的啤酒瓶拿出去退掉。 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干点小偷小摸的事。我常常到超级市场偷一些家里没有的东西，尤其是糖果一类的小吃。这些东西差不多别的孩子都有权享受，可我们就吃不到。爸爸说吃糖果对牙齿没有好处。 在克罗比小区里，人们在学习如何违反种种禁令方面真可谓是无师自通。因为在这里几乎什么东西都被禁止，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好玩的游戏。整个小区禁牌林立。那些把楼房隔开的所谓“花园”竟成了真正的牌子森林。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牌子上面总有几条针对儿童的禁令（几年之后，我还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模仿出“禁止”这两个字的字样）。 第一个牌子就竖立在我们这幢楼的门口。实际上，这里的小孩无论是在楼梯上，还是在楼房周围走动，全都得踮起脚尖。什么禁止玩耍。禁止奔跑。禁止骑车。禁止滑旱冰……。只要哪里有一块小小的绿草地，那就会有一些牌子：禁止践踏草地。我们甚至连袍着囡囡在上面坐一坐都不行。在一个极为普通的蔷薇坛旁边也得装饰着一块牌子：“绿地保护区”，上面还特意为那些想走近花坛的人标明各种各样的威胁。 我们也就只好全部被赶到游戏场地去。所谓游戏场地，每个楼群中间都有一个，实际上只有一堆发出尿臭。堆有粪便的沙上。不须说，这里也会有一块大牌子。这块牌子特意用坚固的铁栏杆保护起来，以防被我们毁掉。这是一块“游戏场规则”的牌子，上面写着“供儿童们使用”，为了“他们的快乐和休息”。不过，当你想来放松一下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行划着粗线的字：“开放时间8：00一13：00，15：00一19：00”。换句话说，就是放学以后不准到此玩耍，因为一般放学时间正好是13点。 我和妹妹实际上连到这里来玩的权利也没有，因为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儿童必须经负责教育的人员同意并在其带领下方能使用游戏场”。还有不许吵闹，应该“照顾居民的休息”。所以在这里实际上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扔皮球而已。而且“凡是体育球类不许使用”。所以玩橄榄球也不行，踢足球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些规定，那班男孩子就感到委屈了。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结果就只好把他们过剩的力气用来破坏那些游戏设备，尤其是那些写着禁令的牌子。所以，人们常常三天两头花钱换牌子。 有一天下午，我的一只小鼠在草地上跑掉了。后来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着。我真为此伤心，不过当我想到它在外面也许会比在笼子里活得更幸福的时候，我也就感到放心了。 就在这天晚上，爸爸来到我的房间里。他一看小鼠笼就大声嚷起来：“怎么就剩两只！那只哪去啦？”我真没想到爸爸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些小鼠。并且常常叫我把它们放掉。我告诉他有一只小鼠在游戏场上跑掉了。 爸爸用一种发疯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用不着过30秒钟，他就控制不住了。他大声地嚎叫起来并且一巴掌朝我打过来。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无法逃脱。他仍然继续揍我，他从来也没有这么厉害打过我，我想这一回他非把我打死不可了，趁他转过身去抽打妹妹的时候，我本能地从床上蹦了下来，立即往窗台跑过去。我以为我已经从12楼跳下去了，可惜爸爸一手把我抓住，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这时候妈妈正在换衣服，她站在门槛上，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看不见她，只是当她扑到爸爸和我中间来的时候我才看见她，她用拳头狠狠打爸爸的头部。爸爸顿时张惶失措。他把妈妈推到走廊里，边拖边揍她。我突然间顾不了自己。倒担心妈妈会被打坏，她拼命地从爸爸手里挣脱出来，想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爸爸揪住她的头发，就像每天晚上一样，浴缸里泡着一大堆衣服——因为我们一直买不起洗衣机。爸爸把妈妈的头往盛满水的浴缸里按，我不知道后来妈妈是怎样跑出来的，是他放了她，还是她自己挣脱了出来？ 爸爸面无血色，躲进他的卧室。妈妈打开壁橱，取出大衣，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妈妈离家出走的那一刹那间成了我一生中最感可怕的一个时刻，就在那一刹那的功夫，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留下我们孤零零的姐妹俩。当时我只想爸爸一定会重新大发雷霆。可是他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电视里的广播。 我把妹妹抱到我的床上。我们俩紧缩成一团，挨在一起。这时候妹妹想撒尿。她不敢上浴室去，可她又怕把床尿湿会挨爸爸打。她开始哆嗦起来。最后还是我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浴室里去。这时爸爸在他房间里说话了：“祝你们晚安。” 第二天早上，没有人来叫醒我们，这一天我们没有上学去。快到中午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她几乎一声不吭，一进门就收拾东西。她把小花猫装进提袋里，并且叫我把狗牵着，然后带着我们向地铁走去。后来我们上妈妈的一位同事家里住了一些日子。这时候妈妈告诉我们，她决定和爸爸离婚。 妈妈这位同事的房子也很小，根本无法接待我们母女3个人，还有那只小花猫和阿萨斯，没过几天，这位同事也开始烦起来了。妈妈只好重新收拾行李，带着我们和那两只动物回到克罗比小区。 正当我和妹妹在洗澡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朝着我们走过来，用一种完全自然的声音对我们谈话，好像家里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似的。他问我们：“你们干吗要走？你们用不着到别人家里睡觉去。咱们3个满可以过舒服的日子。”我和妹妹一听，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爸爸直来直往，仿佛家里根本就没有妈妈存在似的。后来他对我们也一样，不再跟我们说话，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这真是比挨打还难受。 爸爸再也没动手打过我。不过他这种对我们冷漠的举止倒更使我难受。我只是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他是我的爸爸。其实，我从没有恨过他，我只不过怕他而已。而且我过去一直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也喜欢动物，因为他有一辆大汽车，这是一辆“波尔什”62年新型的车。可现在，他几乎不再是我爸爸了，尽管我们依然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祸不单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的阿萨斯因为腹部穿孔而死去了。我真伤心透了。可是，谁也没有来安慰我。妈妈只想着她自己的事，想着她的离婚。她常常哭，再也没露出过笑容，我感到十分寂寞、孤单。 ※ ※ ※ 一天晚上，门铃响了。我去开门。这是爸爸的朋友克劳斯，他来找爸爸喝酒去。可爸爸已经出去了。 妈妈请这个家伙进屋来。他要比爸爸年轻得多，看来是个二十二三岁的人。他突然问妈妈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晚饭？妈妈立即回答：“去，干吗不去？”她马上换好衣服，跟着这个家伙走了，把我们姐妹俩留在家里。 要是别的孩子也许会感到难堪，或者替妈妈担心。我也是这样，有那么一阵子感到不好受。不过，很快就觉得应该替她高兴，从心底里替她高兴。看她出门时显得那么兴奋，尽管她没有过分的流露出来。妹妹也跟我的看法一样。她说：“这回妈妈可高兴啦。”从那以后，克劳斯常常趁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来找妈妈。有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叫我们倒上去。我回来的时候故意静俏悄地不发出一点声音。当我朝卧室里瞧一眼的时候，我看见克劳斯正在亲我妈妈。 我觉得这大可笑了。我悄悄地溜进我的房间。他们没有看见我，而我也没有把我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甚至对妹妹也没谈，尽管平时我对她没有什么保密的事。 现在那个男人总往我们家里钻。我觉得他很讨厌。不过他对我们倒很热情，尤其是对妈妈更体贴入微。妈妈再也不哭了，有时又能听见她的笑声。她开始憧憬未来。她又向我们描绘将来和克劳斯一起生活以后的新房子。可眼下还只是一个幻想，再说爸爸一直也不搬走。甚至当法院已经判决他们离婚以后还不想搬走。我的父母互相仇恨，可他们还在一张床上，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没钱花。 后来我们终于搬到鲁道夫另一套间里，就在小区地铁站附近。搬家以后也不觉得日子过得有多好。克劳斯还是常常钻到我们家里来。我越来越讨厌他，可是他仍然是客客气气。无论如何，他的确是我和妈妈间的一个障碍，我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他当我们的爸爸，我也不愿意让这个青年男子指挥我。我对他越来越厉害。 我们终于吵起架来，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有时是我挑起了事端。最经常的是因为我那些唱片。妈妈在我11岁生日的时候特意送我一部电唱机，所以到了晚上，我总想听一下唱片——我有几张管弦乐的和一些迪斯科的唱片——我把声音放得响响的，响得连鼓膜都要震破了。 一天晚上，克劳斯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他让我把声音放小一些。我不理他，照样放下去。他走过来，干脆把唱机的唱头臂搁起来。我又重新把它放上去，并且站在唱机面前不让他过来。克劳斯把我推开。我不能容忍这个男人碰我一下，所以我终于发火了。 妈妈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地站在我这边。这倒不是上策，因为这一来就会引起克劳斯和妈妈吵起架来，而我顿时就会感到是我惹起了风波。在我们家里的确多了一个人。 其实，有时还会出现比吵架更糟糕的局面，那就是那些在家里安静的夜晚：我们全都会集到客厅里，克劳斯不是翻阅画报，就是摆弄电视机的旋钮，妈妈尽量想找个话题，好让大家聊起来。她一会儿跟我们说话，一会儿跟她的朋友说话，可谁也没有认真理睬她，使她枉费一番苦心。这种情景才真让人难受。我和妹妹都感觉到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的确是多余的人。当我们一说要出去散散步的时候，谁也不会反对。至少克劳斯，他看到我们出去一定会暗自高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便尽量多出去，并且尽量在外面多呆一些时候。 回想起来，我觉得克劳斯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哪里懂得什么叫家庭，他也不可能理解妈妈对我们以及我们对妈妈到底有多重的分量。他完全不理解我们多么需要在晚上和周未与妈妈一起度过这短暂而难得的时刻。可妈妈既想照顾我们，又想留住她的朋友。就这样，她又一次作茧自缚，使自己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面对着这种处境，我无法逆来顺受，我变得更加爱吵闹，更加咄咄逼人。妹妹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妈妈感到难受，我想她一定还不完全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她提出来要回爸爸那里去。我觉得她这个想法特别荒唐，因为她忘了爸爸过去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可是这回爸爸真的建议我和妹妹回到他那里去。他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他有一位年轻的女朋友。当我们碰见他的时候，他显得脾气特别好，并且显得和我们挺亲热，他还送我一条狗。一条母狗。 我12岁。我已经有了一点胸脯，并且开始对男孩子和男人有强烈的兴趣。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一些怪人。他们全都很粗鲁。无论是逛大街的大小伙子，还是克劳斯和爸爸，我都觉得他们是粗鲁的人。他们使我害怕，可同时又使我着迷。他们很强壮，他们掌握着权力。我羡慕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的脾气和他们的权势吸引着我。 我终于用起妈妈的吹风机，用指甲刀为自己剪出两道刘海，并且把头发往一边梳。我很注意整理我的头发，因为有人说过我留着这头长发很好看。我再也不愿意穿我那些小姑娘穿的格子花呢裤子。穿着它显得幼稚。我喜欢穿牛仔裤，家里就给我买牛仔裤。我喜欢穿高跟鞋，妈妈就把她的一双高跟鞋给了我。 我就这样穿着牛仔裤和高跟鞋，几乎每天晚上去逛大街，一直遇到10点钟才回家。我觉得家里人并不喜欢我呆在家里。可要从另一方面想，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想要多自由就能多自由。我甚至觉得和克劳斯吵架是一件有甜头的可爱的事，因为我能从中感觉到我的威力——敢于把一个成年人痛骂一顿。 妹妹无法忍受这个家庭的环境，她终于做出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决定：回到爸爸那里去。她离开妈妈，尤其是离开了我。这一来使我觉得更孤单。可是对妈妈来说，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她又开始哭泣。她在她的男朋友和亲生女儿之间无能为力，又一次陷入绝境之中而心痛欲裂。 原来以为妹妹过不多久就会回来的，谁知她在爸爸那里却过得很满意。爸爸不仅给她零花钱，还替她交纳骑马费，并且特意为她买了一条真正的马裤。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以相信。我又开始到跑马场那里去干零活，以便换取免费练习骑马的机会。因为机会不多，所以身穿漂亮马裤的妹妹骑马技术很快就超过了我。 不过，我终于也得到了赔偿：爸爸给我提供了一次到西班牙去旅游的机会。当时由于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学校宣布我可以继续上中学，并且给我在克罗比小区的“综合性中学”报了名。因此，从逻辑上讲，我将有机会学完全部高中学业，一直到参加中学会考。就在即将跨进人生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前夕，爸爸和他的女朋友带着我飞往西班牙的多尔莫利诺。这真是一个愉快的假期。爸爸表现得很好，我也发现他也一直喜欢我——只不过他有他的爱法。现在他几乎拿我当大人看待。有些时候，甚至当他晚上跟女朋友出去散步时还把我带上。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现在他也有许多和他同年龄的朋友，可他再也不向他们隐瞒他结过婚，我也再用不着叫他“理查叔叔”。我是他的女儿。他也显得为我而感到骄傲。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次爸爸完全是根据他的时间表安排出国度假，这刚好是我假期末尾的时间，弄得我到新学校报到时整整迟到了两个星期。 我真感到为难。在我这个班里，别人都成群结伙地成为好朋友，而我却孤零零地躲在我的角落里。最糟糕的是，在我呆在西班牙的那两周期间，校方已经给同学们解释过学校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对一个刚从小学升上来的新生来说实在太复杂了。每个学生都得自己选择学科方向，并且对所选修的课程都得——申明。其他的同学都知道底细，懂得该选修哪些课程。而我却没人引导，只好自己瞎选一通。在这么一个学校里，我真被弄得糊里糊涂，六神无主。这里和小学也不一样，老师并不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因为一个老师必须同时给几百个学生上大课。如果你想读完高中参加会考，那就得全靠自己奋斗。必须决心努力学习，争取被选入水平最高的小组。要不就有父母从旁辅导和督促才行。可有谁来管我？我真是一只可怜虫。 在这个学校里，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神气”，因为别人已经比我多上了两星期的课。在一所新学校里，缺两个星期的课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开始施展我在小学里的绝招：在课堂上起哄，打断老师的讲话，对老师的讲话进行反驳。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老师讲错了。我又重新起来造反，反对老师，反对学校。我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赫赫有名的人。 我们班上的头头是一个女生，大家都叫她凯茜。她已经有一个丰满的胸脯，看上去至少要比我大两岁。她同时也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大家都非常尊敬她。我对她十分崇拜，真想成为她的好朋友。还有一点，她长得很像美国的麦当娜，很性感，那时我已经喜欢麦当娜了，常在电视里见到她大胆的演出。 凯茜有个男朋友，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在我的年级里的另一个平行班上，不过，他比我们的年龄大一些。他叫米兰，身高1．70米，一头又黑又鬃的长发一直披到肩膀上。他穿着紧身的牛仔裤，还有一双最时髦的皮鞋。所有的姑娘都狂热地迷恋他。凯茜的威信不仅是因为她有丰满的胸脯和成年人的风度，同时又是因为她是米兰的好朋友。 我们这些姑娘对心目中最喜欢的男孩子有一个准确的形象：他不应该穿着喇叭裤到处逛来逛去，而应该穿着牛仔裤，神气十足，还得穿上时髦的皮鞋（尤其是不要穿运动鞋，以免显得幼稚），最好是穿着带有饰边并且是高跟的皮鞋。我们最瞧不起那些在教室里扔纸团或苹果核胡闹的男生。往往就是这些淘气的男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喝牛奶。玩足球。而那些真正的硬汉却躲在角落里抽烟。喝啤酒。我还记得有一次凯酋跟我讲到米兰曾经喝到酩酊大醉，使我听后十分吃惊。 我还不知道如何能够使一个像米兰一样的男生喜欢我，或者——其实也是一码事——使凯茜能够把我看作她的好伙伴。光是她那外号“凯茜”就叫我羡慕不已。我又幻想着有一天我也会有个美丽的外号。 我心里想：自己和老师并没有什么相干，因为充其量也不过几天见他一个小时，何必白费力气去讨他的欢喜。最要紧的是让那些能够终日同你在一起的人喜欢你。于是我简直无法把课听下去。我和那些老师没有任何个人的联系。再说，大部分老师表面看来对什么都瞧不起，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权威，只会大喊大叫而已。我也敢叫他们看看我的脸色。很快，我就能够单枪匹马把一堂课搅得混乱不堪。自然，这一来，班上的同学谁也不敢瞧不起我。 我翻箱倒柜，把抽屉里的钱拿光去买香烟，以便跟那班烟鬼一起躲到那个角落里去抽烟。凯茜每个课间休息时也跑到那里去。由于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觉得凯茜开始对我感兴趣了。 每当放学的时候我俩总是一起走，终于有一天，她邀请我上她家去。我们一面喝着啤酒——弄得我的头有些不好受——一面谈起我们的家境。她和我一样，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她的处境甚至比我还要糟糕。 凯茜是个私生子。她的妈妈朝三暮四，经常更换男朋友，所以这些男人自然对她也没有什么感情。她刚度过一个艰苦难堪的时刻，因为最后的那个男人也动手打她妈妈，甚至捣毁她家里的家具，最后还把她家里的电视机从窗口扔出去。不过，凯茜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不一样，她对凯茜显得十分厉害：没有特殊许可，凯茜每天晚上必须在8点钟以前回家。 现在学校里一切都很顺利。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同学们的重视。这可是一场艰难而又持久的战斗，弄得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学习功课。我最得意的日子就是那天凯茜允许我坐在她身边。她教我怎样逃学。当她不想上某一堂课的时候，她干脆就溜出学校，跑去与米兰幽会，或者干别的事情去。头几次我真有点害怕，可我很快就发现，一天当中缺一两节课完全可以不让别人察觉到。只要头节课点名时在就行，再说有那么多班，老师根本就管不过来，哪能知道谁来谁没来。况且逃学的人多着呢。 凯茜已经让男孩子亲吻。抚摸。而且她开始出入那个“黑窝”：这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地方，美其名为“新式教堂”。在这个地窖里，有一个类似舞厅的“俱乐部”。那里只接受14岁以上的年轻人。但是凯茜有办法装扮成比她的13岁还大的人。 几经苦苦哀求，妈妈终于答应给我买一个乳罩，其实我还不需要这种东西，不过带上乳罩。胸脯就显得丰满多了。我也开始学化妆。凯茜终于带我来到这个每天下午四点钟开门的“俱乐部”。 在地窖我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个男孩。他是三年级的学生。在我的眼里，这个男孩是“俱乐部”里最了不起的人，比米兰还棒。他长得更帅，而且神气十足。他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严然一个洋洋得意的明星。他的名字叫彼埃特。他班里的同学对他总是敬而远之。他举止与众不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这里的男孩穿着也十分特别：紧身的牛仔裤，高跟的皮靴，绣花的背心，或者色彩浪漫的上衣，料子漂亮，就像地毯一样。 凯茜认识这里所有的男孩，并且一一向我介绍。我感到十分激动，多亏了凯茜的帮助我才有幸和他们接近。在“俱乐部”里，大家都很尊敬这些男孩，我们还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 第二天晚上，伙伴们带来一根特大的水烟袋，当时我还不懂这是什么玩艺。凯茜告诉我，他们就是用它来抽白面儿的。我不知道白面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这是一种被严格禁止的毒品。 他们把水烟袋点燃，然后轮着抽起来。每个人抽一口，甚至连凯茜也跟着抽。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拒绝了，因为我还没有这种爱好。我倒很想加入他们的团伙，可是叫我吸毒，我可不愿意！我真感到害怕。 我感到很不自在，真想往老鼠洞里钻。我不能离开这张桌子，不能因为他们吸毒而露出一副格格不入的样子。我说我想喝一杯啤酒，我随手捡来几个到处乱扔的空瓶子。我用四个空瓶子换来一瓶装满的啤酒。就在其他人正在抽水烟袋的时候，我喝下有生以来第一瓶啤酒。他们边说边谈论音乐。可惜我对音乐几乎没有什么见识，所以无法参加他们的交谈。我默不作声，免得在大伙面前出洋相。 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也就随声附和，说我也喜欢这些音乐，喜欢戴维·伯韦的歌曲。在我们的眼里，这些男孩一个个都是值得崇拜的偶像。从背后看去，他们真像是戴维·伯韦，尽管他们只不过是些16岁的男孩。 团伙里的人一个个都很高尚，他们的举止和风度实在令我佩服。他们不大吵大嚷，从不打架斗殴，也不搞恶作剧。他们非常安静，彼此之间十分热情。进门的时候，大家互相轻轻地亲一下嘴。 我和凯茜又一次逃学。就在上最后两节课的时候我们溜出来了。凯茜约好米兰在乌兹吉亚里地铁车站见面。这时候他还没有到，我们只好在车站附近转来转去，并且随时注意有没有老师路过这里，因为这时正是老师下班的时候，十分危险。 当凯茜正在低头点烟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团伙里的彼埃特和他的同学查理向我们走过来。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好久以前我就盼望着能在白天见到彼埃特，或者其他的男孩，以便邀请他上我家去。啊，老天真不负有心人！当时我对异性还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只不过是个连月经还没有来的12岁的女孩子。我所追求的是可以向别人吹嘘一下。说彼埃特到过我家，这样别人一定会以为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至少也会把我看成团伙里一名正式的成员。 在这个时刻，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妈妈和她的男朋友都上班去了。我对凯茜说：“咱们找那些男孩子聊聊去。”我的心怦怦地跳。不过几分钟后，我却能够用一种十分镇定的声音问彼埃特：“请您上我家坐一会儿怎么样？我家里没有人，而且我妈的男朋友有几张标准唱片。” 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不仅熟悉他们所喜欢的音乐，而且也懂得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行话。对我来说，学习他们那些新词汇要比数学和英语动词更为重要。 彼埃特和查理一口接受我的邀请。我高兴极了，感到无比的骄傲。一到家我就嚷起来：“妈的，哥们，什么喝的都没有！”我们一起凑钱，然后由我和查理到超级市场买酒去。啤酒实在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只好花两个马克买来一升红葡萄酒。 我们一面聊天，一面把那瓶红葡萄酒喝得精光。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讨论警察，彼埃特说因为我们吸毒，对警察必须格外小心。他们说了警察的许多坏话，埋怨我们是在警察的统治下生活。 这些话题对我来说都十分新鲜，因为直到现在，我只知道讨厌那些约束我们玩耍的公寓看门人。对我来说，警察还是一个尚未触及的世界。而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生活在警察的统治下，知道警察远比那些看家狗更危险。这些话都是彼埃特和查理说的，我想一定都是真的。 喝完酒之后，彼埃特说他家里还有一点毒品，大家真是喜出望外。彼埃特从阳台爬出去，不一会儿就拿回来一些毒品，还带来一根长长的烟袋。他们把药面儿掺在烟丝里面，然后仰起头来轮流抽着。 我看着他们是怎样抽的。我想今天彼埃特和查理都到我家里来，我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我对他们说：“今天我可得抽它一口。”屋里烟雾弥漫，我们一边抽，一边听音乐。每个人的眼神都迟钝发呆。 我等待着身上能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想，这回你可吸毒了，一定会有不寻常的感觉。可惜什么感觉也没有，只觉得有些困意，其实是由于喝酒的缘故，当时我还不懂吸毒并非一下子就能产生什么效应，必须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以后才能有所感觉。而喝酒的效果会来得很快。 彼埃特和凯茜坐在沙发里彼此挨得很紧。彼埃特摸着我的女友的胳膊，过了一会儿，他们俩站起来，然后走进房间里把门关上了。 这时候我孤单一人和查理呆在一起。他坐在我的沙发扶手上，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我觉得他比彼埃特还可爱。他能喜欢我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最怕男孩子看出我只有12岁，嫌我年纪小而不要我。 查理开始轻薄地抚摸我。我也记不得是否我很乐意。我浑身发烧，也许是由于害怕的缘故。我感到全身僵硬。我尽量找些有关音乐的话题来缓和紧张的心理。当查理开始摸弄我的乳房的时候——实际上是将来会长出乳房的地方——我“嚯”地站了起来，跑到电唱机前胡乱摆弄了一阵。 彼埃特和凯茜从我房间走出来。他们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布满愁容。他们互相避开目光，谁也不说一句话。凯茜满脸通红。我觉得他们似乎经历过一场难受的体验。 彼埃特终于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到“俱乐部”去。这一问使我更加高兴。我胜利了。一切进展顺利，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邀请男孩子到我家来，并且完全成为团伙的成员。 彼埃特和凯茜先回家了。查理却迟迟不走。我开始感到害怕。我真不想单独和他呆在一起。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现在必须收拾房间，然后得开始做功课。他终于走了。我往床上一躺，两眼看着天花板，试图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感到很苦恼。这回算是加入了团伙，可其实那里并不是我该去的地方，年纪那么小，哪能对付那些男孩子的进攻。 查理倒是很有风度，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现在再也不喜欢他了。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有人敲门。我把一只眼贴到门眼上，看到门口站着的男孩就是查理。我没有开门，我踮着脚尖回到我的房间。我真害怕单独和这家伙呆在一起。我现在讨厌他。而且我也感到有点害羞。到底是因为吸毒，还是查理，我一点也搞不清楚。现在我才明白，我根本无法和那些男孩子混在一起，至于他们所说的有关警察、国家等等的话，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然而，我仍继续出入团伙的“俱乐部”。一天，我们一道去看电影。我本来想争取坐在凯茜和一位我素不相识的男孩中间，可查理却挤到我这边坐下。看电影的时候，他又开始抚弄我。他把手放在我两条腿中间，我好像僵化了似的，没有表示反抗，可我心里害怕得要命。我真想拔腿就跑，可我又想：“克丽斯蒂娜，这就是你加入团伙的代价。”我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再说，这个家伙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只是当他要我也摸他的时候，我拒绝了。当时他抓住我的手往他身边拉过去，我挣脱开来，两手交叉紧紧地放在膝盖上。 电影终于散场了。我松了一口气，赶紧去找凯茜，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全讲给她听，并且向她表示，我再也不愿意见到查理。肯定她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了他。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凯茜自己正爱着他，为了这个，她在俱乐部当众哭了一场，因为查理开始追求其他姑娘而对她冷淡了。后来凯茜向我承认，当时她的确爱查理爱得发疯，每当查理离开她的时候她就想哭。 不管怎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团伙里的成员了，当然，大家都叫我“小姑娘”。团伙里的男孩没有一个想碰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还小，不懂得这些事。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团伙也不同于那些酒鬼，我说的是那些整天喝啤酒和烧酒的年轻人。他们对那些所谓“假正经”的姑娘心肠特别狠。哪个姑娘不依他们，那就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辱骂，甚至被殴打。而在我们团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从没有使用暴力的事。大家同舟共济，一团和气。谁也不会大嚷大叫，也从不说那些下流话。除了彼埃特、凯茜和我，其他人全都有一份工作干。不过，大家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家无温暖，工作也不顺心。有些时候那班酒鬼也跑到我们这里来撤酒疯。这时，团伙里的男孩也敢于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臭打一顿。他们干完了一天活，总想消遣散心：吸吸毒，听听音乐……这就是我们的乐趣。我们可以把一天的烦恼忘得干干净净。 我的感受还和其他人不一样，也许是由于我的年纪还小。但是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我尽力模仿他们，学习他们无忧无虑地打发日子。无论如何，如今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对我已经毫无影响。唯一能使我感兴趣的，除了我的狗和猫之外，就是团伙。 我之所以会走到这个地步，也是由于在家庭中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最糟糕的是，妈妈的男朋友克劳斯特别讨厌动物。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看法。起初，他只是没完没了地找茬儿，说什么公寓房子太小，根本养不了这些畜生。后来他竟禁止我的狗进入客厅。这只狗是父亲送给我的。 这一下我可火了。我们养的狗一直就是被看作家里的成员。而现在这个家伙却想把我的狗从客厅里赶出去！这还不算，他还禁止我让狗在我的床边睡觉。他想要我一可不是说着玩的——在我的卧室里给狗搭个笼子。可我的房间本来就小得可怜。我当然不会听他的话。 后来他又得寸进尺，扬言家里不养牲口。妈妈站在他一边，说什么我现在根本不照顾猫、狗，这还不是为了讨好他！当然，由于我经常晚上回家较晚，他们也只好亲自把狗带到外面拉屎，除此之外，我的业余时间全都是用来照顾这些小动物。 我连哭带闹也都枉然，我那只狗终于被他们拿去送人。我的狗很娇气，万一适应不了新环境而死去，那将是克劳斯和妈妈的过错。我再也不要理睬他们这种人。 ※ ※ ※ 所有这些事发生在我开始入“俱乐部”和抽白面儿的时候。幸亏我那两只猫仍被留了下来。夜里，它们就睡在我的床上。可白天，它们就不需要跟着我，既然我的狗已被送人，我也就没有任何呆在家里的必要。我每天都迫切地盼望四点钟的到来，因为这是“俱乐部”开门的时间。有些时候，我在午后就去找凯茜和其他的哥们。 我每天晚上都抽白面儿。在团伙里，谁手头有毒品，一定会让别人共同享受。辅导员时不时为我们上品德课。其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承认吸过毒。这些辅导员都来自大学，是学生运动的成员。在大学里，抽白面儿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只是劝我们不要抽得太凶，不要把它当作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尤其是不要使用那些药性过强的毒品。 我们觉得他们的劝告不痛不痒。他们真是多管闲事。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自己不也抽白面儿吗？ 我觉得只抽白面儿已经得不到满足。每天手头弄不到兴奋剂的时候，我就喝葡萄酒或啤酒，我整天都觉得需要一些刺激，以便消除学校和家庭给我带来的烦恼。我的毒瘾迅速增大了。 我的身体也起了很大变化。我变得十分瘦弱，因为我几乎饭菜不沾。所有的裤子穿起来都显得又肥又大。我的两腮也凹陷下去。我常常照着镜子端详自己。我这新模样倒使我感到非常得意。我越来越像团伙里的其他人。我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提脸孔已经全部消失了。 我整天沉醉于自己的体态。我强求妈妈给我买一些贴腿的裤子和高跟鞋。我把头发从中间分成两半，让脸被垂下来的头发掩盖住，因为我想装扮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好让别人无法看透我的庐山真面目。 一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彼埃特问我是否已经做过迷幻的旅行。我回答他：“我的老兄，我当然做过。”我早就听说迷幻药这种玩艺，以及吸了迷幻药以后会做的“旅行”。彼埃特笑了一笑。可以看得出来，他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话。我瞎编了一个我的“旅行”的经过。但是彼埃特仍然不相信我。要想骗他可不容易。我真感到羞愧万分。 他对我说：“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我星期六就可以弄到一些，到时候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我焦急地等着周末的到来。当我吃了迷幻药以后，我就会完全和其他人一个样了。当我来到“俱乐部”的时候，凯茜已经开始做她的“旅行”。彼埃特对我说：“假如你真的下定决心的话，我现在就分给你一半。头一回吃下去这么多就够了。”他递给我一粒用卷烟纸包着的东西。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颗药片，我不想当着大伙的面把这颗药片吞下去，因为我实在太激动了。再说，我害怕在犯罪的时候被人抓住。最后，我终于跑到厕所里，关起门来把那颗药片吞了下去。 当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彼埃特一口咬定我把药片扔到马桶里。我焦急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好让大家相信我真的把药片吞下去了。 可是到十点钟，“俱乐部”关门的时候，我仍然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陪彼埃特坐地铁。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他的两个同学弗朗克和保罗。他们很安静地呆在那里，真叫人觉得可爱。彼埃特告诉我：“他们刚打完海洛因的针。”当时我并没有留意听他的话，因为药片开始发作了，我已自顾不暇。 一坐上地铁，我就感到昏迷不振，没有精神。我完全变得痴呆了。我仿佛觉得自己被装进一个罐头盒里，有人用一把大勺子在里面捅来捅去。地铁列车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无法忍受。乘客的面孔显得疲惫不堪，可能都是刚下班的工人。这些人整天就是地铁——上班——睡觉。我心想：“你可真算幸运！”我看着彼埃特。他的脸孔显得比平常更小、更难看。只是神态还是正常的。 到站了。一走出地铁，我就觉得格外高兴。街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显得格外好看。刚才地铁里我觉得冷，可这回却觉得热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来到西班牙，而不是在柏林。街道变成了沙滩，树木也变成了棕榈树，就像旅行社的漂亮广告一样。我没有对彼埃特说起我此时正在飘泊之中，我想独自一人做第一次神奇的迷幻旅行。 彼埃特也是飘飘然的。他建议一起到他的一位女朋友家里。那是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姑娘。她的父母可能不在家。我们先到大楼地下停车场去看看她父母的车是否停在那里。停车场的天花板很低矮，那些水泥柱子仿佛被压弯了似的。 她父母的车子就停在那里。 彼埃特大声地嚷了一声：“多臭的停车场！”突然间，他转过身问我：“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药扔啦？”他盯着我，然后马上说：“小丫头，我刚才什么也没说。瞧你的瞳孔放得多大！” 外面的世界又变得十分美丽。我坐在草地上，看着附近一幢红墙的房子，它看上去像是初升的太阳的反光。黑影在跳动着，似乎想消失在灯光的前面。那道红色的墙好像凹陷下去，并且突然间化成火焰。 我们一起到彼埃特家里去。他有惊人的绘画天才。我很欣赏他的画作，并且和他讨论起来。走的时候，彼埃特借给我几张唱片，并对我说：“这些唱片对于帮助你恢复正常有特殊的功效。” 我回到了家。妈妈当然一直在等着我，又是一阵习惯的罗嗦：你到底上哪去啦？……可不能老这么下去，等等。看等等。看她穿着那件又肥又大的白睡袍我觉得可笑。她由于生气而满脸怒容，就像地铁里那班乘客一样。 我一直闭着口不言语，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她说话，除非迫不得已说几句无关要紧的废话。我再也不愿她碰我，也不愿意她吻我。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再也不需要母亲和家庭。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边是妈妈和她的男朋友，一边是我自己。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于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一个正在发育的姑娘。可我又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只晓得给我下一道道禁令。反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一见到她下班回来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马上忙于家务，就觉得可怜。可我心里又想，大人过着这种愚蠢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丽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丽斯蒂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100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16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 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1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此事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4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未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1968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1000马克。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觉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里也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了1973年，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挽回我的过失了，我去找律师，并提出了离婚。 我希望克丽斯蒂娜将来不会走我的老路，过着我过去的那种生活。从她一落生，我就发过誓：绝不能让她像我那样，为了脱离家庭去嫁给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当个模范母亲。而后来，可能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显得无能为力。 离婚一经提出，头一件事就是我得找一间新的公寓，因为理查德拒绝搬走。我找到了一间，月祖金600马克（车库在内。但我没有汽车，车库又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说，这太昂贵了，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我想离开丈夫。不论花多大代价，要让我和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理查德没钱支付抚养费。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自己去想办法。我常说“只要需要，我就去加班加点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两个姑娘，一个10岁，一个11岁，而在她们的整个童年，她们只见过一问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而且还都是旧货——布置的住房。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沙发，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使我打心眼里难受。 现在，我离婚了，我要改变这一切。总之，我要有一所住我们三人都感到舒适的精心布置的住宅。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能够不时地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为了在周未出去走走的时候不必大多记挂着开销多少而工作。 我拼命地。狂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孩子们有了一间房子，里面彩色的糊墙纸和家具都是她们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的。1975年，我还给克丽斯蒂娜弄了一套带音响设备的电唱机。这一切都使我喜气洋洋一我终于能够让孩子们舒适一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经常在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给她们带一件小礼物回家，都是些小玩艺。我很高兴能在一些大商店里给她们买点东西……那往往是推销品，一个滑稽样子的铅笔刀啊，新奇的小玩具啊，甜食啊，她们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让我觉得总是在过圣诞节。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照管她们大少了，这只是一种补偿而已。我真不该那么看重金钱，与其那么工作，不如多照料一些自己的孩子。今天，我还是不很理解我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丢下孩子不管呢？礼物不能代替其它的东西。既然孩子们需要我，我本可以靠社会津贴过日子的。但是这样使我觉得不光彩：我的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前夫支付抚育金，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为了寻求内心的虚荣，我自寻苦头，却看不到真正的先于一切的东西。我白白地在这方面找原因。思前虑后，我总是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分地让孩子们自顾自了。而克丽斯蒂娜肯定更需要引导和支持。她比她的妹妹更不安稳，更敏感。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着向邪路滑过去的危险，虽然我对我们周围，对小区里发生的事看得很清楚。每天都有争吵、酗酒，在小溪里发现一个醉得要死的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不算什么稀罕事。但是我没想，假如给他们一个好楷模，假如不让他们由着性子干，孩子们就会有好榜样可学——那么一切都会平安大吉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道路是不错的。早晨，姑娘们去上学，中午她们自己准备午饭，下午，她们常到动物俱乐部去，两个女儿都喜爱动物。 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挺好，除了有的时候孩子们和克劳斯——他是我的男友，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之间因为妒嫉发生点不愉快。我愿意在工作。家务和孩子之外留点时间给他。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寻求平静的避风港，也是在这里，我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多地委身于他，我把克丽斯蒂娜的妹妹送到她父亲那里去了。理查德感到孤独，就用应允她一大堆东西的办法来吸引她。 克丽斯蒂娜只好只身一人上学去了。她开始结交一些坏朋友，可我一点也没有发觉。她和她的女友凯茜一起度过下午。从她的年纪来说，凯茜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女孩子，她的妈妈还不时地照料一下这两个姑娘。我们是邻居，有时克丽斯蒂娜到她家去、有时候凯茜到我家来。 她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正是开始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试一试的年纪。所以，晚上她们到“俱乐部”去，那是一个基督教堂资助的青年中心，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指责的事情。我以为，在那些人中间，克丽斯蒂娜只会受到好的影响，甚至在我做着最坏的噩梦时，我都没有想象到他们在那里吸大麻。 相反地，当我看到在妹妹走后变得郁郁寡欢的克丽斯蒂娜又变得活泼时，就更放心。自从她交了凯茜这个朋友，她又开始有笑容了。有时她们起劲地说些蠢话，我也忍不住笑了。我怎么能够料到，她们的快乐、她们的疯笑都是大麻或其它什么毒品在作怪呢？ 克丽斯蒂娜自述 团伙就是我的家。我在那里可以得到友谊、温暖和某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且不说别的，光就大伙见面时那轻轻的一吻，我就觉得热乎乎的十分亲切。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爸爸从来就没有像他们那样亲过我。在团伙里，什么烦恼事也没有，我们也从不在那里诉说自己的烦恼事。谁也不会把家里或工作上不顺心的事搬到这里来叫别人分忧。只要我们在一起，外面人世间的种种烦恼事就不存在，我们谈论音乐，谈论各种兴奋剂和时装服饰，有时也议论那些敢于用各种不同方式向这个警察社会端一脚的勇士。我们觉得不管是谁偷了汽车、或是抢劫了银行，都是英雄好汉。 自从我做了第一次“迷幻旅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和团伙里其他人一样，我的感觉非常正常，我的运气真不错，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头一次“旅行”是很难受的，往往令人感到恐慌，可我却感到很得意，就像成功地通过一门功课的考试似的。所以现在，每当有人建议我吃一片迷幻药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我与人和物之间有了一种崭新的关系，我又重新发现了自然，以前，由于我常常带着狗出去散步，我和自然保持着接触。而现在，每当我出去散步之前，我总要抽几口大麻，这时，我眼睛里的大自然五彩缤纷，完全和过去不一样。好几个月来，我真感到洋洋得意。 在学校里，我的功课越来越糟糕。我把作业全都扔在一边。每天早上我总是醒不过来，可我仍能跟着升班。我对某些功课多少也花点功夫，诸如文学课或国民教育课，因为上这两门课有时能碰上一些使我感兴趣的问题。 我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糟。我觉得学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和老师吵起来，因为他在班上大谈特谈什么“环境保护”问题。同学们对这类题目毫不感兴趣，因为他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大声地嚷起来：“什么叫环境保护？首先应该教人们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关心，这才是最要紧的。因为现在谁也瞧不起谁，互相争斗，还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分数？老师更该了解这些情况，评价学生要公平合理……”等等。本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位老师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觉得有必要和他吵一架。 我对这个学校真讨厌透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任何个人的交往。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大家奋斗的目标无外就是为了压倒其他的同学。谁也不会帮谁的忙，因为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名。老师也可以任意压倒学生，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分数都是由他们打出来的。反过来，要是碰上一个老实的教师，学生都会群起而攻之，显示他们的威力。当我嘲笑老师的时候，同学们就会感到很得意，可是当我认真提问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假正经。所以我觉得学校的确是个讨厌的地方。 其实我现在对学校里的事无所谓，对我来说，得到团伙的承认是要紧的事。因为在团伙里没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不过，在团伙里，我也慢慢觉得没意思起来，因为整天无非是听音乐、抽大麻。议论各种毒品的行市。我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想单独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屋子里。 然而，我有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挤进“音响舞厅”。整个城市里都贴满这个舞厅的广告：“音响舞厅是欧洲最现代化的舞厅。”团伙里的人经常上“音响舞厅”去，可惜那里只接待16岁以上的青年人，而我这时候才只有13岁。虽然我涂改了学生证上的岁数，可我仍担心人家不会让我进去。 我知道“音响舞厅”里有贩毒市场，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得着，从大麻到海洛因还有各色各样的兴奋剂，无所不有。在我的心目中，“音响舞厅”里一定会有许多热情的小伙子，对我这个整天只知道从家门到校门的姑娘来说，那里一定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灯火辉煌，音乐悦耳，当然还会有热情的小伙子。我好几次都打算和其他朋友到“音响舞厅”去，但总没有成功。这一次，我和凯茜策划了一个精密的行动计划：星期六，我告诉妈妈，说我晚上到凯茜家里过夜，凯茜对她妈妈说到我家来过夜。就这样，我们的妈妈都上当了。凯茜的一位名叫佩姬的女友要和我们一道去。佩姬比我稍大一点。我和凯茜一道上佩姬家里等着她的男友米萨。凯茜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米萨是个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因为他将是第一个我了解底细的秘密吸毒者。 米萨来了。他果真是个很动人的小伙子。我觉得他比团伙里的那些小伙子更可爱。在他面前，我突然产生出一种自卑感。 几个月之后，米萨死去了。 我们乘地铁一直坐到选帝侯街。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次长途的旅行了。我觉得离家很远，很远。这个地方显得破烂不堪，那里有许多溜马路的姑娘，当然，我并不会想到她们是在那里卖淫的。人行道上还有几个小伙子走来走去。佩姬说他们都是一些毒品贩子。当时要是有个说我有朝一日也会跑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卖身，那我一定会把他当做疯子。 我们来到“音响舞厅”。当我一走进里面的时候，我真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我所见到的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这座所谓“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原来是一个地下室，天花板十分低矮，又脏又闹，许多人挤在舞池里扭摆，各跳各的，电风扇时不时地吹来一股臭味。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连动都不敢动。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看我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凯茜马上混入人群中去寻找标准的小伙子，而我却坐在那里发愣。别人都在吃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玩艺的药片，并且喝着啤酒，我真觉得没有意思，我这一夜就喝着那两杯果子汁。如果照我的意思，我早就回家去了。可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已经跟妈妈说过了我这个晚上到凯茜家里睡觉，有一阵子我真想妈妈能够发现我的秘密，马上来找我回家去，想着想着，我终于睡着了。 别人把我叫醒。这时是清晨5点钟。凯茜说她要和佩姬回家去。我肚子疼得很厉害，可谁也不来管我。就这样，我孤独一人，在清晨5点钟的时候，从选帝侯街走到地铁车站。地铁里尽是醉汉，叫人一看就感到恶心。 好久以来我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地打开自己家的门，看到妈妈从卧室里走出来。我对她说凯茜今天起得特别早，我只好跑回家来睡个懒觉。我把我的那两只猫抱到床上，钻进被窝睡觉了。快睡着的时候，我心里想：“克丽斯蒂娜，你可不是干这个的，你走错路了。” 中午时我醒过来，觉得浑身不舒服。我真想找个人诉说我的遭遇，可我知道，团伙里是没有人会理解我的，我只能找妈妈说去。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说：“妈妈，你听着，昨天晚上我和凯茜到了‘音响舞厅’。”妈妈一听感到十分吃惊。我赶紧对她说：“其实那个地方很不错，是一个很大的夜总会，里面还有一座电影院呢。” 妈妈立刻像往常一样骂我一通，我正等待着她盘问，可妈妈却不吭声了。这正是星期天的下午，她又是忙得不可开交：料理家务、下厨做饭，还有对克劳斯的厌烦。因此，她无暇对我大发雷霆或喋喋不休。也许，她根本就不想知道我的心事。 我也没有勇气说话。再说，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讲话的必要，我对什么都没有主见，我全凭意气打发日子，我对明天从来就没什么打算，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能有什么雄心壮志？我们从不谈论前途问题。 下一个周未，按我们和母亲所商定好的，凯茜到我家来过夜。我把她带到家里。她完全沉醉于毒品的迷幻之中。我也吃了一些药片，不过我的眼睛还能看清眼前坑坑洼洼的路。刚才凯茜傻呆地站在马路中间，要不是我把她拉到人行道上来，说不定她会被迎面开来的汽车压得粉身碎骨。 我把她推进我的卧室里，妈妈立刻跑过来。我和凯茜都已产生了幻觉：我看到的妈妈太胖了，她被门框夹住了，进不了我的房间。我们哈哈大笑，笑个不停，我看见妈妈变成一条龙——一条温顺的龙，头发上还饰着一块骨头。我们俩笑得直不起腰，妈妈也和我们一道快乐地笑起来。她心里准想着：“看这两个疯丫头！” 从此以后，凯茜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带我到“音响舞厅”去。起初，我只不过是陪陪她而已，要不我真不知道如何打发周未的夜晚。慢慢地，我习惯了俱乐部里的一切。我跟妈妈说，我们上舞厅去，她答应了，只不过要求我一定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直到1975年夏天，一切都很顺利。有一次周末，我们决定在舞厅过夜。和往常一样，我们各自对母亲说到对方家里过夜。因为我们两家都没有电话，所以母亲无法监视我们的行踪，因而这一招一直很灵。我们先到“团伙之家”，在那里，我们先把两瓶葡萄酒喝光，然后再吞一些迷幻药，凯茜还另外吞下了一颗“埃非特灵”。过一会儿，她哭起来了。我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埃非特灵”这种药有时会使你产生一种反悔的痛苦心理。 当我突然发现凯茜不见了的时候，我感到害怕。我马上想到她会去的地方，所以立刻乘地铁找她去。她果真在那里，躺在一条长椅子上睡着了。在她身边的地上，有一袋炸土豆片。就在我把她叫醒之前，一列地铁进站了，凯茜的妈妈从车厢里走出来。她在一家蒸气浴室里工作，总是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下班。当她发现她的女儿在站台上睡觉时，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她还以为女儿是上我家过夜的。她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女儿左右两个耳光。这耳光打得可真响，凯茜醒过来，吐了满地。她妈妈拉着她的胳膊——就像警察抓人一样——把她带走了。 也许地铁站台上这两记耳光使她免遭了许多的麻烦，否则凯茜一定会沦为“拉客的丫头”。 从那以后，凯茜被禁止再来找我，每天晚上被锁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真感到孤独，现在团伙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乐趣。虽然我们继续到“团伙之家”聚会，可是星期六晚上，我一定要上“音响舞厅”去。我觉得那个地方更有意思，那里的人也比团伙里的好，都是我崇拜的对象。只不过我现在常常身无分文，因为过去凯茜每个月能拿到100马克的零花钱，这点钱足够我们俩购买大麻和药片。可是从那以后，我只好自己找钱花，所谓找钱也就是偷钱。 再也没人陪我上“音响舞厅”，我只好独自一人去。我也不想凯茜，什么都不想，我在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中漂泊。 在地铁的车厢里，我还喜欢注意观察那些上“音响舞厅”的人的打扮。这些人一眼就可以识别出来：他们总是打扮得十分讲究，留着长长的头发，脚上穿着有10公分高的高跟靴子。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明星，是“音响舞厅”的明星！我再也不害怕独自一人上那个地方去了。 在“音响舞厅”的楼梯上，我碰上了一个小伙子。他盯着我，俏悄地和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棒。他个子很高，身躯修长，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看样子是个十分文静的男孩。我们一直站在楼梯上交谈，我真感到高兴。我们越谈越投机，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就连我们吃完迷幻药所作的“旅行”也都一样，他叫阿特兹。他是第一个使我动情的小伙子。对我来说，真是一见钟情，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爱上了一个男孩。 阿特兹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这是一帮很热情的小伙子，我立刻感到如鱼得水，十分惬意。我们一起谈论各种毒品，谈论“作旅行”的最好方法。我现在知道的东西也和他们一样多。他们还谈论海洛因。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开玩笑，谁要是染上了它，还不如朝自己头上开一枪。我说。“只有那些毫无志气的人才会去打这种针。”然后，大家又谈起时装来：如何把牛仔裤改得更窄。这方面我也略懂一点，因为我瘦得很快，所以几乎每个星期都得把裤子改瘦一点。穿贴腿牛仔裤实际上已经成了“音响舞厅”成员的标志。我可以教他们如何把裤子改瘦，这也是我惟一会做的针线活。 用不着我苦苦哀求，这伙人马上就接纳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也觉得问心无愧，充满信心，我突然发现这伙人当中还有一个小伙子特别热情。他叫戴特莱夫。他和阿特兹不同，显得格外温柔。文静，他那张俊俏的脸蛋还带着几分孩子的稚气。在团伙里，大家都叫他“小瓷人”，他16岁。跟他说话我觉得特别自由自在；还有一个特别滑稽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阿斯特丽，很受大家的赏识。她一开口就会叫你笑掉了牙。我真欣赏她的本事，这伙人当中只有一个家伙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布拉基。这人有时真损人，甚至敢在你面前作出下流的小动作，所以跟这样人说话要特别留意。还有另外一个男孩我也不怎么喜欢，因为他特别喜欢尾随女人。自从我和查理的那次交往以后，我特别瞧不起这种男孩子。 就这样，我们常常一起聊天过夜，有时也出去抽一口大麻。当舞厅关门以后，我们就到选帝侯街溜溜。而每当我乘上地铁回家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乐滋滋的，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受到爱情的温暖。 我现在总盼着周未的到来。 阿特兹很温情，很会体贴人。在我们第三次在“音响舞厅”见面的时候，他吻了我一下，我也回送他一吻，这是一个纯洁的吻。我不愿意走得更远。阿特兹感觉到了我的意思，当然他不会当面说出来。 我和阿特兹如同兄妹一般亲热。他是我的大哥。我们总是手拉手地走路。这样我就觉得是受到一种保护似的。阿特兹今年16岁，是一名装配窗玻璃的学徒工。他特别讨厌这种工作。为了使他高兴，我改变了发型，还从旧货商那里买了一件大衣。如果没有阿特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日子。 现在，早晨5点钟舞厅关门之后我也不回家了。我和伙伴们大清早就去溜大街，然后去参观博物馆或动物园。有时候，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呆在一起。我曾经把凯茜的遭遇告诉过妈妈，不过，我又编造了一些新的女朋友，好骗妈妈说我是到女友家去过夜。我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我可以随时给妈妈编出一串一串的话来，向她交待我的周未是怎么度过的。 我和老团伙里的人渐渐疏远了。虽然我有时候也上他们那里去，向他们讲述我在“音响舞厅”的种种奇遇。他们都对我露出羡慕的目光。显然，我已经比他们走得更远了，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想到会有许多老伙伴步我的后尘。 在“音响舞厅”里，除了海洛因以外，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毒品。我抽大麻也抽得越来越凶，还常常吃迷幻药和兴奋剂，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 直到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我到达“音响舞厅”的时候，我碰上了团伙里一个名叫于维的男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阿特兹已经辞掉他的工作，他现在每天都到这里来。”我觉得于维说话的声音有点异常。我一听马上明白，肯定他又跟上别的姑娘了。 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于维回答说：“他有一个名叫莫妮的姑娘。” 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这不是真的。我走进舞厅，看见阿特兹一个人呆在那里。没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他仍旧亲吻我，然后把我的衣物锁到他的柜橱里。在“音响舞厅”，大家都把东西锁在小格柜橱里，否则就会被人偷走。 过一会儿，那个叫莫妮的姑娘也来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很自然地和我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也是团伙里的一员。我故意坐在离她稍远一点的地方，以便暗中观察她的行动。 她和我完全不同，矮小的个子，胖乎乎的，总是挂着笑。她和阿特兹显得格外亲热。我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他怎么会把我抛弃而爱上这么一个傻丫头？”可我也不得不承认，莫妮有一张十分漂亮的脸蛋，还有一头美丽的金黄色头发。我心里想：“也许他需要这么一个既温存又热情的姑娘。”后来我又产生另外一种猜测：“阿特兹喜欢那种愿意跟他睡觉的姑娘，莫妮一定是这类货色。” 我的脑子完全清醒。再说，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服什么麻醉药品。当我再也无法忍受看到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我跑到舞池里自我发泄了一通。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我像一个疯子似地到处奔跑，寻找他们。最后终于发现他们呆在电影院里，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立刻跑回来找其他的伙伴。有个男孩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戴特莱夫。他把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不想哭，因为我总觉得当着伙伴的面哭鼻子是丢脸的事。为什么“丢脸”？我也不知道。可是，当我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住眼泪的时候，我马上穿过马路，跑到舞厅对面的公园里躲起来。我伤心地哭成一个泪人。” 突然间，戴特莱夫来到我的身旁，他递给我一张擦口纸，接着又递给一张。刚才我已经自顾不暇，所以没有发现他来到我的身边。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想到他专门出来找我是多么的好心。 我再也不想见阿特兹。只要见到他我就感到难受，正是他害得我现在当着众人的面掉眼泪。戴特莱夫又把我带回“音响舞厅”里去。 无论如何，我还得回去一趟，因为我的衣物还锁在阿特兹的小柜里，钥匙还在他手里。我只好硬着头皮跑进电影院去跟他要钥匙。东西取出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力气把钥匙送回去。幸好戴特莱夫帮了我的忙。 这时候已经是清晨两点钟，我误了最后一班地铁。我站在舞厅门口发呆，不晓得该上哪去。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吃点药片，可我身上连一粒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原来团伙中的一个名叫庞代尔的小伙子走过来，我知道他是一个毒贩子，身上一定带有好药。我向他要了一份迷幻药。他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我会如此迫切地吃这种药，他很痛快给了一份质量上等的迷幻药，我一口把它们吞下去，然后下到舞池里跳舞。我像疯子似地跳了至少一个小时。我忽然遇上彼埃特，我向他诉说我刚才跟阿特兹吃醋的经过。可是彼埃特无动于衷，因为他也刚吃过迷幻药。他只是冷淡地对我说：“姑娘，忘掉它吧！”“别为这种事难过。”等一类的话。 我吃了一块香草糖，自己不断地嘀咕着：“我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真叫人讨厌。”我只好再下去跳舞，一直跳到舞厅关门的时候。 在门口，我又碰见阿特兹和莫妮，还有团伙里的好几个伙伴。我觉得无所谓了。 阿特兹把莫妮带到他家去，我和其他伙伴则到动物园附近的溜冰场溜冰。因为下过雨，冰上积了许多水，在上面滑冰就像在海上行走一样。突然间我听到一声敲破玻璃的声音。男孩子把收款台的玻璃亭子砸破了，有个小伙子从破口爬进去，打开抽屉，然后把一捆捆硬币向我们扔过来。还没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便撒腿跑起来。因为我穿着高跟鞋，刚一跑就摔了一跤，弄得浑身都湿透了。幸好戴特莱夫等着我，拉着我的手跑了出来。 我们来到克朗兹莱咖啡馆门口，一起瓜分刚才抢来的“战利品”。每个人都有一份，我觉得真有意思。他们分给我两捆5个马克的硬币。大家都乐坏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弄到了不少钱，而且主要是我们竟能成功地逃开滑冰场里那两名已经跟踪我们多时的私人警察的监视。那几串小钱大家都不分，而是把它们打开，然后往空中撒出去。人行道上铺满了一片小币。 我们又回到动物园地铁车站，那里有一家饭馆已经开门营业。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坏。我是头一次来到动物园地铁车站的。真叫人恶心。有许多小伙子躺在痰渍累累的地上，到处都有喝得烂醉的酒鬼。我哪里会想到，事隔数月之后，我竟然也会每天下午来到这个地方和他们鬼混在一起。 快到10点钟的时候，我决定回家去。一躺到床上，我就感到浑身难受，直到中午12点我才醒过来。我全身僵硬，神态不清，就像死了一样。我心里只明白这一点：“你真是一个大笨蛋，好不容易交上的第一个男朋友这么快就把你甩掉了！”我对着镜子照照自己。我讨厌我的模样。昨天我还觉得我的容貌楚楚动人，富有神秘感，是一副妙龄少女的面孔。可今天，我的容颜憔悴无光，眼睛也罩上一圈黑晕。我心里想：“克丽斯蒂娜，舞厅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你可别再去找阿特兹和团伙里的人。”从那以后，我尽量克制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我再也不吃任何毒品，整天只喝拌着大麻的茶。几天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常态。除了对我自己之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觉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再也不愿意到“音响舞厅”那里去了。 第二个星期六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最漫长的黑夜开始了。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呆在家里过周未，我既没有心思看电视，也无法安然入睡。这时候我身边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可以过瘾。我开始感觉到不去“音响舞厅”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不见团伙的哥们，我的生活就变得十分空虚。 我焦急地等待着下个周末的到来。我已经盘算好如何回到“音响舞厅”去。我试着改变我的发型，最后终于决定不梳头发，这样一来我的神态就会显得更加神秘。 星期五那天，我吞服了几片镇静剂，在上“音响舞厅”之前，我又吃了一片“曼特拉克”。这样，我再也不怕见到阿特兹和其他的人。我戴着一顶大布帽，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脑袋耷拉着，整夜在那里打盹。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戴特莱夫把我脸上的帽子掀开了，并且抚摸着我的头发。我尽量表现出十分冷淡，可心里却觉得他能如此关心我实在难得。 下一个周末，我们几乎一直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现在我到“音响舞厅”去又有了一个新的借口：为了和戴特莱夫见面。 这一回我并不像对阿特兹那样一见钟情。起初，我们只是在舞厅里碰上时才呆在一起。我们谈话谈得特别投机，他的确和阿特兹不一样。我和戴特莱夫完全平等相待，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结对方。和他谈话我觉得非常随便，用不着担心对方抓住什么弱点。再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个热心人。不过，他不像阿特兹那么英俊。戴特莱夫显得过于秀气，甚至带着一种孩子的稚气。我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爱上了他。 这期间，我变得特别安静。因为我再也不服兴奋剂，而是大多服用镇静剂。我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活力，甚至连舞都不想跳了。我在家里对什么事都不吭声，因为我再也不想改变我的家庭生活。 1975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好13岁半，我觉得由于我性格的改变，使我和妈妈的关系有所改善。这样一来，我也愿意对她说点心里话。因此，我告诉她，前些日子我根本就没有上凯茜家里过夜，而是上“音响舞厅”去，不出所料，她的反应十分粗暴，并且训了我一通。我对她解释，对我来说，时不时到舞厅去过一夜可以使我回到家更加安静。听话，没有什么坏处。再说，让她了解我的真实生活总比整天让我对她撒谎强。这回她倒同意我的观点。 说实话，我本来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对妈妈讲述我的生活。不过，整天对她撒谎也不容易，因为要编造那么多的故事让她相信，实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也是我被迫“忏悔”的理由之一，因为我已经找不出任何借口可以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上舞厅去而不呆在家里，经过我的解释，妈妈终于同意我在节日晚上出去玩。我赶紧对她说“音响舞厅”是个好地方，对青少年并没有什么风险。再说，每个星期让我出去一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我的心情一好，呆在家里也就安静多了。 然而，在“音响舞厅”里，一切都变了。突然间，海洛因这种最厉害的毒品风糜整个“音响舞厅”。甚至我的团伙里，大家都在谈论着海洛因。其实，大家都反对海洛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这种毒品的摧残之下，可也无法阻止这些哥们接二连三的尝试。而大多数人在试了一针之后就上瘾了。海洛因破坏了我们的团伙，因为那些沾上海洛因瘾的人立即就离开团伙另找出路了。 海洛因对我也有一种可怕的吸引力，可当我想到我只有13岁时，我就不敢沾边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些打海洛因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要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也成了我崇拜的对象。这些人常常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在他们眼里，大麻一类的毒品只不过是“儿童毒品”，看来我永远也加入不了他们的行列。“升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从心底里讨厌海洛因，它是深渊之底。 团伙的溃散对我来说并不要紧，因为我已经有了戴特莱夫作为贴心人，其他人的远近都无所谓了。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个星期天——那是1976年初的时候——我把他带到家里来。因为我知道妈妈和她的朋友不在家。我为戴特莱夫做饭，我为他准备了一顿真正的午饭，我们坐在一起，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似地吃了一顿家庭午餐。我觉得很有意思。 从那以后，我整个星期只想着戴特莱夫，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等待着我们在“音响舞厅”里的会面，我很高兴来到舞厅，走之前什么药都没吃。戴特莱夫正和一个六神无主的丫头呆在一起。我在他们的旁边坐下来，可戴特莱夫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他的心思全挂在别的事情上。突然间，我心里这么想：莫非和阿特兹同样的故事又重演了？这不可能。戴特莱夫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丫头而把我扔掉？ 他们说话不多，只是交换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只听出他们是在谈有关海洛因的买卖。我想，大概戴特莱夫向她要海洛因。我生气地对戴特莱夫说：“我说你疯啦，你才16岁，怎么就能想起打海洛因！” 看来他把我的话完全当成耳旁风。我接着说：“你要吃药片我完全可以提供，哪怕一次吃三粒都可以，就是不能打海洛因的针。我求求你别干这种蠢事。”我苦苦地哀求他，可他仍无动于衷。于是，我气得大声地嚷起来：“如果你打海洛因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就吹了。你可以走你的路，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说着，我站起来，跳舞去了。 我刚才真做了一件蠢事。我不该演这出电影。我本来应该等到只有我们俩仍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地说服他。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的。我真不该把他孤独地扔在一边，因为他当时已经到了头脑发热、跃跃欲试的地步。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人来告诉我，戴特莱夫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贝尔恩德打了一针海洛因。 当天夜里，我又见到戴特莱夫，他对着我笑——一种似乎来自很遥远地方的微笑。看样子他很幸福，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主动去靠近他。对我来说，这一次要比那天夜里我失去阿特兹时还难受。戴特莱夫走了，走向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就这样，由于一支海洛因注射器的缘故，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而分道扬镳了。 我继续出入“音响舞厅”。戴特莱夫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个女友。她的名字叫安琪，是一个又丑陋、又冷酷的姑娘。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从没见过戴特莱夫和她说话。但是，安琪死死地缠着他。有时候戴特莱夫也来看我，不过，他总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一般来说，他找我无非是为了向我要几个马克好去买他的海洛因。要是身上有钱，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 星期天的上午实在难熬，我一直溜达到地铁车站，心里想着：“这里的一切实在糟糕透顶。”我再也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上“音响舞厅”去，为什么我要吸毒，为什么我还得干别的事情——我糊里糊涂，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个星期六，因为我身上有不少零用钱，我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毒品，然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我知道从地铁到家门口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我只好扶着路边的树木和路灯杆连爬带滚回到了家。路途显得特别遥远，走不到头。可我得坚持到底，否则非死在路上不可。最难受的是我的胸口疼得要命，就像有人用刀捅我的心脏似的。 第二天早上——星期——妈妈无法把我叫醒，到了晚上她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好几次强迫我喝几口蜂蜜。一直到了星期二下午，我才有点力气下床。我对妈妈说，我感冒了，而且血压降低。我倒经常有这种病状。我还向妈妈解释，说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有这种病状，这大概是青春发育期的一种现象。我想尽量避免妈妈请医生来，因为我害怕医生会看出我真正的病因。妈妈对我的话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去找医生来。每当我对她解释我的身体状况时，她总是显得很满意。 因为我手头的药片几乎全吃光了，所以一直到周未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我又觉得浑身难受。 星期六晚上，到了“音响舞厅”之后，我决定做一次“迷幻旅行”。这一次的效果特别可怕。我好像觉得我的血被抽空了，整整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我既走不了路，也说不出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电影厅里，我在那儿的一把椅子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家搬到了克勒兹堡，离“柏林墙”很近。从此以后，我上学必须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但是，我的家却离“音响舞厅”更近了。 有天早上，当我去坐地铁时，我突然发现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戴维·波维前来柏林献艺”。我真不敢相信！戴维·波维这位大歌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模仿他的打扮。而这回他真的到柏林来了。 妈妈从她的单位给我弄来了两张这场音乐会的免费赠票。很奇怪，我马上就想到应该把另一张票送给谁：弗朗克。为什么是他？我自己也不问个为什么。弗朗克是“音响舞厅”团伙里的一位老伙伴，他很崇拜戴维·波维，甚至连头发都染成和他一样的褚红色。也许正是由于这缘故，我才把他选为我的送票对象。 而弗朗克也是我们团伙中第一个染上海洛因毒瘾的人。从前，他胖乎乎的，大家都管他叫“小母鸡”。可现在，他骨瘦如柴，就像一具“游尸”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僵尸”。 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和弗朗克约好在海曼广场见面。我从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又高又瘦。他和团伙里其他小伙子的年龄差不多，也是16岁左右的人，他说他现在体重只剩下63公斤。这是他刚才卖血时才称的重量。弗朗克常常靠卖血挣钱来支付他吸毒的部分费用。 音乐会在“德意志大厅”举行。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情绪高涨，因为在场的几乎都是戴维·波维的崇拜者。在我们座位旁边，坐着一帮美国士兵。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抽着大麻。只要你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把烟斗让你抽一口。尽管弗朗克拼命地抽，但他仍觉得越来越难受，因为他的烟瘾太大，无法控制。 戴维·波维的演唱开始了。他的歌声和形态太棒了，几乎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过，当他刚唱起《已经太迟了》这首歌的头几句时，我就觉得难过极了，因为这首歌所描写的也正是我眼下的处境。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弗朗克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们遇见戴特莱夫的伙伴贝尔恩德。他说得想办法给弗朗克弄到一针海洛因。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于是，我搬出我那讨厌的绝招：“我没有钱买地铁车票，请大家帮帮忙吧！”来参加音乐会的人多数身上都带着不少钱，而且这时候刚刚散场，街上的妓女还来不及缠上他们。所以我刚开完口，一大批硬币就像雨点似的“叮铃当啷”落在我的塑料口袋里。 这些钱已经足够买两针海洛因——当时这玩艺还比较便宜。 贝尔恩德拿着钱就去找卖主。突然间我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既然这些钱是我搜集来的，我为何不试它一针，体验体验海洛因到底有多大功效。”因为普通毒品对我来说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海洛因将是我在吸毒道路上的归宿，看来这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当我说出我的主意时，小伙子们都一致反对我。弗朗克生气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干这个，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你要是沾上这个，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可怜的模样。” 既然我已打定主意，我也就听不进他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越说，我越是想试一试，再说，我只想体验一下而已，往后再也不打还不成吗？ 他们没法说服我，只好也分给我一份。贝尔恩德教我怎样注射，其实这是多余的，我早就听说过。我说我不想打针，只想口服。 我把分给我的那份药面儿吃下去了，起初我觉得又苦又辣，我真想立即吐出来，很快我就觉得我的四肢变得很沉。很沉，一会又觉得很轻，很轻。我身上的不舒服一下全消失了。我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轻松，愉快。 这一天是1976年4月m日，离我14周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贝尔恩德建议我们到他家去。我很高兴地挽着弗朗克的胳膊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感到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甚至最秘密的心里话也可以对他们讲。海洛因已经使我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兄妹。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 我在贝尔恩德的床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并没有碰我。我们是兄妹关系———对海洛因的难兄难妹。弗朗克自己睡在地板上，头靠着沙发。 夜里我觉得浑身发痒，我只好脱光衣服，用梳头发的梳子全身上下地挠，一直挠到出血，尤其是腿肚子那块地方。我知道，凡是打海洛因针的人都会浑身发痒，他们身上都会伤痕累累，特别是腿肚子的地方。这是识别吸毒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弗朗克的腿肚子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都被他抓烂了，因为他并不是用梳子挠痒，而是用小刀子刮。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时地想着：“你才13岁，可是已经沾上了海洛因。”最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毒瘾的危机发作，所以我感到十分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脾气好极了，在家里，没有吵过一次架；在学校，我接连得到几个好分数。 当我回到“团伙之家”时，我发现还有另外四个伙伴也开始打海洛因针。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边，以示高人一等。很快，团伙里服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海洛因终于像一颗炸弹似地把整个格罗比斯小区炸开了。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青年辅导负，清除“团伙之家”的社会文化中心负责人） 许多年来，“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曾经是克罗比斯小区和努考林小区的年轻人主要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至少有五百多名青少年前来这里活动，直到1976年我们把它关闭为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海洛因的使用在这里毁坏了一代青年人。我希望对这个“团伙之家”的关闭能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灾难性局势的关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烈性毒品在克罗比斯小区传播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早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就曾经讨论过如何限制普通型毒品的问题。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我们的中心就有30到50个年轻人转而服用烈性毒品。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法律的措施，而局限于向年轻人做正面的说服教育，那会被认为是怂恿他们越走越远，将会被看作是我们承认对毒品的斗争无能为力的表现。 尽管某些政府机关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通过对“团伙之家”的调查表明，吸毒的现象并没有减退的趋势，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今天，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或失业的青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起来公开反对当局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诚然，西柏林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当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开放“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这也是我们这一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设立起由国家补贴的戒毒治疗中心和咨询服务处。我们的治疗设备有很大改善。尽管如此，事隔两年之后，吸毒的问题并未消声匿迹，因为新的青少年一代也同样存在吸毒现象。至于两年前的那些老吸毒者，有不少人已经死于毒品的摧残之下。 我们在“团伙之家”新接触到的年轻人，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近几年来，人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身带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凶器。而且可以看到，某些青年人的民族好斗情绪完全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年轻人的处境之所以日趋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过于艰苦，功课负担过于繁重；另一方面是一旦走出学校，立即就会遭到失业的威胁和各色各样的家庭纠纷。 情况十分严重。像克罗比斯这样的住宅区，居民多达45000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上“大批”这样的形容词：大批的青年失业者，大批高考落第者，大批的家庭纠纷……等等。除此之外，那里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自然的特征，几乎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休息、娱乐的场所。这对那些弱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确受害非浅。在克罗比斯小区，一旦工程完工，那就意味着每寸可以建筑的土地都被占光，既没有为孩子们留下一块活动场地，也没有任何青少年的娱乐场所，没有一块可以消遣、散步的地方。这里既没有一个大的公园，也没有草地，没有树林，没有一处可让儿童嬉戏、青年人散步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住宅区完全是按照商业价值的观念设计出来的，丝毫不考虑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种强加给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后果一直为人们所担忧，而今天，这种恶劣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了。 物质生活的困难总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问题。由于房租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当父母的必须一道外出工作，迫使男人和女人必须为日常的操劳付出更大的力气和艰辛。而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财富。 毒品向来就是阻止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身受其害的人们觉醒起来的最可怕的手段之一。就像长期以来，酒精对于工人阶级所起的麻痹作用一样。近几十年来，除了酒精之外，又增添许多种毒品，诸如各种兴奋剂或麻醉剂，其买卖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还有非法的药品，但其利润更加可观，如海洛因、可卡因等。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吸毒的人很多，而是那些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求助于毒品的人更多。这种现象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身处逆境，尽管吸毒的人有增无减，尽管青少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尽管法西斯思想被捡起来当作时髦货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可是走正路的青年人仍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未，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 我心里很高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我没有去试一试海洛因，我就永远不会同戴特莱夫和好。我设想我将始终只是一个“周末吸毒者”。吸毒者开始时总是这样想的，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仅限于周未吸毒的人。另外，我以为我能够挽救戴特莱夫，阻止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我对这些幻想感到满意。 我的这些幻想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不愿意听到海洛因；假如有人要冒这个险，我就会发怒，大嚷叫他滚开。就像我第一次吸海洛因，阿斯特里德想问我问题时的情景一样。我开始仇恨所有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我的印象是她们同我走的是一条道。我在地铁里和“音响舞厅”里都能认出她们，这些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吸印度大麻，吸麻醉毒品，并试图穿戴得跟放荡女人一样。我心里不停地想：“这个小丑八怪最终会给她自己注射毒品的。”平常我并不刻薄，但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确使我变得好斗。我恨她们，我确实恨她们。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恨自己。 我连续几个周末吸毒后，我确实停了半个月。这对我绝对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从身体感受来看，我并不觉得比以前难受。但是后来呢……我又重新开始吸毒。我对什么都没有胃口，我又开始跟我妈拌嘴。几天之后，就该是1976年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去了“音响舞厅”，坐在楼梯旁的一条长凳上，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两个女孩子从楼梯上下来，她们大约12岁左右，但是她们戴着胸罩又化了妆，尽量使自己显得像16岁的样子。我也是如此，除了我的知心朋友外，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是16岁，我也化妆，使自己显得大些。这两个女孩子立刻就使我讨厌，但是同时她们又让我感兴趣。我一直盯着她们。 我立刻看出她们在拉关系，试图使她们被接受入伙。在她们看来，最有吸引力的是吸毒者团伙。她们认识里斯，“音响舞厅”的厨子领班——他是职工中惟一一个老的，他快40岁了。可是他很喜欢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因此和里斯聊起天来。可是她们已经注意到我在观察她们，她们不停地朝我这边瞧一眼。毫无疑问，因为我也是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她俩中的一个朝我走来。她有一副纯真的天使般的面容。她自我介绍，“巴普西”，又问我是否能给她一针毒品。 “一针毒品？你要那个干什么？放弃算了，那些玩意儿可怕得很。”我欣赏着自己优越于她的态度。要让她知道，她不应该这么放肆地向一个尝试过海洛因的人讲这话。她大概也发现我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无所顾忌，就像几个月前那些在吸毒的问题上比我滑得远的家伙给我的印象一样。巴普西告诉我她想请我喝一杯果汁饮料，她起身去取，很快又回来了。 她刚转过身，她的伙伴就走过来。她叫施特拉。她问巴普西向我要什么。我回答：“一针毒品。” “她给你钱啦！我少了5马克，我敢肯定是这个小丫偷的。”这十分像施特拉的为人。后来，我每天听到类似的话。巴普西和施特拉以后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直到巴普西成了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她死于过量吸毒，至今柏林所知的最年轻的海洛因的牺牲品。 巴普西拿着果汁饮料回来。她使我感到讨厌，但同时我又很喜欢她，包括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和天真的动作。我们一起聊天。巴普西和施特拉被一所普通制中学开除了，因为她们经常逃学。她们之所以逃学，因为她们已经加入了一个团伙，那里面的人像疯子似的吸印度大麻。这会儿，她们刚从家里逃出来，正在寻找新的尝试。巴普西12岁，施特拉13岁。 我请巴普西第二天早上去了我家。由于她没有衣服穿，我给了她两件我的旧T恤衫和一条三角裤。我在准备饭时，她在我床上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真正觉得她很热情，第二天，我也与施特拉结下了友谊。这两个女孩子同我一样，年纪还很小。可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比同那些吸毒者在一起好。她们俩吸大麻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她们与我所交往的人不同，不是那些只想海洛因、光谈海洛因的人。我满足于每个周未吸一点点毒。其他人笑我，经常跟小娃娃们在一起，我不在乎。 我们仨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也有同样的家庭烦恼。巴普西的父亲自杀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她母亲当过舞蹈演员后来又当了模特儿。巴普西的继父是一个大钢琴家。巴普西强调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她对此感到很骄傲。当我们去一家迪斯科舞厅，她看见印有她继父的名字和照片的唱片袋时，她喜形于色。但是这位大钢琴家几乎从来不关心她。巴普西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简直就像由祖父母收养着她一样。祖父母让她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后来我去过巴普西那儿：我看见了她的寝室——真漂亮，家具精美极了。她有一架最新式的电唱机和大量的唱片，各式各样的衣服应有尽有。但是巴普西与她的祖母相处得不好，她祖母是一个老泼妇。巴普西很想回她妈妈家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从她那舒适，漂亮的卧室逃走，她已经厌烦这一切了。 施特拉的母亲也很漂亮。施特拉很爱她。但是她很少有时间照顾施特拉。她喝酒，因为她独自一人很难熬——施特拉的父亲三年前死于一场火灾。施特拉有一个崇拜的偶像：穆罕默德·阿里。她欣赏他的力量。在我看来，阿里在她心目中，代表着她的父亲和他的情人。 我们仨人因而上了同一条船。从第一天晚上起，我就认准这两个女孩子最终是会注射毒品的。但是施特拉向我要海格因的那天，我还是感到吃惊。我又一次发火了，我责骂施特拉：“别碰那玩意儿！总之，没有人会给你。再说我也快戒毒了。那玩意几绝对没有什么用。” 我让其他人也不要给施特拉海洛因。但是几天之后，她还是把布朗基说动心了，这是“音响舞厅”的团伙中的一个小伙子，他成了她的伙伴。她开始吸毒，当然巴普西也跟着她学。 但是，这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不得不停下来。她们被抓到警察局又被领回了家。我连着几个星期都没有看见她们。 春天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在一年开初的日子里我总是情绪很好。这从我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赤脚走走，脱掉外衣，在水里趟来趟去，观看花园中的花朵开放。但是1976年的春天，我却丝毫没有往常的那种幸福感。我心想当太阳变得越来越热时，生活不可能不变得更美丽。但是我总是背着一大堆问题，甚至不大清楚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当我吸毒时，所有的问题化为乌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每星期吸一次毒已经不够了。 这年5月，我庆贺我14岁生日。我母亲吻了我一下，又给了我50马克。这笔钱，是她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她让我用它去买我喜欢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选帝侯街，买了40马克的海洛因。我还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海洛因。我又用6马克买了包香烟——我已经成了一个大烟鬼，2、3个小时就能抽完一包烟。我还剩了4马克：去“音响舞厅”的钱。 在“音响舞厅”，我碰到了戴特莱夫，他温柔地拥抱我向我祝贺生日。我也向他祝贺：他的生日比我的早两天。他有点伤心，因为今年他父母没有向他祝贺生日，只有他奶奶向他祝贺了生日。他的确比我不幸。我试图用“老朋友别难过”这类话安慰他。另外，我给他准备了一件好礼物：注射用的毒品。我有足够两人美美地过一番瘾的可卡因。 我们小小地庆祝了一番生日后——我吸了很多毒品，戴特莱夫也美美地打了一针——我们俩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了。以前，戴特莱夫大部分时间同他的伙伴们呆在一起，而我则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现在，只要有一分钟的空闲，我就与戴特莱夫在一起。戴特莱夫实际上从来不忙。他刚刚辞掉他的学徒的工作。有足够的钱时，我们就去过过烟瘾。 暑假到了。 暑假第一天，我们同几个伙伴去了温茜海滩。我们又一次囊空如洗。我很快弄到了值钱的东西。 我们在小树林里宿营——女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她们经受不住太阳。开始，我们仅限于搜罗我们的急需品：我们瞧准一些游泳的人扔下盖单和冰箱无人看管，我走过去并高声说：“瞧，没有人看守！”我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可口可乐。又一次，我拿了一条毛巾和一块浴毯。晚上，我的战利品大大丰富起来，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戴特莱夫则弄到了一块手表。 我立刻在“音响舞厅”用半导体收音机换了50马克。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我很激动，对戴特莱夫说：“喂，我吸毒已经吸够了。我想注射毒品。” 戴特莱夫反对这种方式。吸毒或注射毒品，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谁只要是光吸毒，他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吸毒者。 在选帝侯街，我们的老卖主隔着很远就认出了我们，他立刻溜进更远的几条街上，一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我向这个卖主买了40马克的毒品。我决定给自己打第一针海洛因。当人们吸毒时，效果来得慢，而注射毒品时，效果来得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快——我听见其他的吸毒者把这比作性欲高潮。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丝毫没有考虑到我这样会在吸毒的泥沼里陷得更深。 我们走到波茨坦街旁的公共厕所里。那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厕所门前挤满了流浪者，醉汉们也到这儿来睡觉。有人向他们散一包香烟。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窥伺着我们的到来。 “音响舞厅”的一个女孩子蒂娜陪着我们。戴特莱夫从一个塑料包里取出器皿——针管、勺子、柠檬。他把可卡因倒进勺子里，又加进一点水和柠檬汁。这样，从来就不会是完全纯的可卡因，就能够溶解得好一些。他用一个打火机给装满了可卡因的针管加热。这是一个旧的一次性使用的针管，脏得可怕，针头完全钝了。戴特莱夫第一个注射，接着轮到蒂娜。他们打完之后，针头全被堵塞住不能用了，至少他们两人都这么说。大概是不想让我注射。但我还是很想打。 另外一个吸毒者走近厕所来注射毒品。他完全虚了，处于毒瘾发作的最难熬的阶段。我向他借针管。他同意了。但是，突然我非常害怕把这个针头扎进静脉里。我把针头置于时弯上——我知道怎样注射。我经常看别人注射。但是我怕，我不敢这么做。戴特莱夫和蒂娜视而不见，就像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似的。我不得不求那个吸毒者帮我一下。当然他立刻明白我是第一次注射毒品。在一个有经验的吸毒者面前，我简直像一个傻瓜。 他对我说这么做很恶心，但是他还是拿起了针管。由于我的血管看不清，他半天找不到一根。他连扎了三针，才回了一点血到针管里，他又嘟囔了一遍，这玩意儿不好，接着就把针管里的毒品都推进了我的静脉。 我果然立刻就有犹如离弦之箭似地感觉，但这不是我所想象的性欲高潮。紧接着，就是云里雾里，我勉强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想。我走进“音响舞厅”，坐在一个角落喝果汁。 戴特莱夫和我现在平等了。我们有福同享，严然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除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我们尚未发生任何性关系。我总感觉自己还不成熟为时尚早，戴特莱夫也同意这一点，没有怎么争执。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戴特莱夫很不错。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同戴特莱夫睡觉。我很高兴我还从未与别的小伙子这么做过，我确信我们两人将会在一起。从“音响舞厅”出来，戴特莱夫陪我走回家，步行需要两个小时。然后，他一般是搭车回他家。他同他父亲住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许多古怪的事情。我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对于我来说，现实并不现实。昨天或明天我都不感兴趣。我没有什么打算，只有梦想。我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假如戴特莱夫和我有许多钱，我们拿它干什么。我们会买一所宽敞的房子，一辆大型的小汽车，一些高级的家具。我们梦想许许多多的东西——除了海洛因。 戴特莱夫忽然想出一个赚钱的点子。他告诉我，有一个卖毒品的人准备赊卖给他100马克的海洛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小包，再以每包20马克的价钱卖出去，这样我们立刻可以赚100马克，然后我们用这笔钱买可卡因，我们又如法炮制，使我们的资本翻一番，就这么不停地倒卖。我认为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那个时候，人们对倒卖毒品抱有很大的幻想。 戴特莱夫果真得到了赊卖给他的值100马克的海洛因。那时候，小的毒品转卖商不是极缺吗？我们带着可卡因并不冒险，我们去“音响舞厅”出售。戴特莱夫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总是正巧碰上身无分文，而毒瘾又极度发作的人。于是他就赊卖给他们，当然他们从来不付钱。一半的海洛因就这样弄光了，剩下的一半我们自己用了。不久，我们又落到既无可卡因又身无分文的地步。 赊卖可卡因给戴特莱夫的那个转卖商气坏了，但他也仅仅是骂了一通了事。无疑他只是想试一试戴特莱夫的转卖能力。试验结果确定无疑的：他一无所获。 暑假的头三个星期，戴特莱夫和我总是每天下午见面。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去弄钱。我干一些我以前从不会干的事。我像个小鸟似的，在大商店里行窃，尤其是偷一些能在“音响舞厅”迅速卖掉的物品。这样干一天也很少能弄到够买两针毒品的钱，不过我们尚未达到需要那么多毒品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地步。有时碰上“断顿”的日子也不要紧。 暑假的后半部分时间早已定好了。我将去外婆家度过，我外婆住在汉斯的一个小村庄里。这多少有点奇怪，但我一想到既可以看见我外婆又可以到乡下去，就高兴极了。一方面，我又无法想象怎么能离开戴特莱夫二、三个星期，甚至不可想象要一连几天离开“音响舞厅”和城市的灯光。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能重新见到那些从不知道什么是毒品的乡下年轻人，很想去骑马，游泳，等等。总之，我不再清楚我是哪一种人。 我不知道我已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我给自己写信，更确切地说，克丽斯蒂娜给维拉写信。维拉是我的第二个名字。克丽斯蒂娜是想去她外婆家的那个14岁的女孩子，一个好孩子。维拉是吸可卡因的女孩。 我母亲一把我送上火车，我就只是克丽斯蒂娜了。一进我外婆的厨房里，我立刻就有完全到家了的感觉，就像我从未到过柏林似的。只要看见外婆坐在这间厨房里的安详和轻松的神态，我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才叫厨房，壁炉里燃着火，有许多小锅和大锅，里面总是在炖一种好吃的菜。就像一本幻想书所写的一样。我感觉良好。 我立刻就跟我的表兄们和表姐们以及其他与我同岁的小孩子们混熟了。他们同我一样的确还是孩子。我很高兴又恢复了童心。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以来我不再有童心。我把我的高跟鞋扔在角落里，外婆家的人借给我凉鞋；下雨时，又借给我胶鞋。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我的化妆品。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显摆的，也无须让什么人佩服。 我经常骑马。我们组织了许多竞赛，走路的或骑马的。但我们最喜欢去玩的地方还是小溪。我们长大了，我们修筑的小水坝现在规模也很可观了。小水坝拦起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湖。晚上，我们在堤上凿穿一个窟窿，一个至少有三米高的瀑布就落到小溪里。 其他的人当然问我有关柏林的事情，问我在那儿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我一点也不愿意想起柏林。简直不可想象，我居然不想戴特莱夫。我本来打算每天给他写信，结果我一次也没有写。有时到了晚上，我试图使自己去想他，可是我似乎连他的轮廓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不懂那个世界的信息。 后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焦虑不安。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音响舞厅”里那些家伙们的幽灵般的面孔，我想不久我就应该回柏林。我对柏林害怕极了。我心想应该请求外婆把我留下，但是用什么理由呢？又怎么向我母亲说呢？必须把一切坦白出来。但是这样做我下不了决心。假如我告诉外婆，她的外孙女注射海洛因，她立刻就会气死。 因此，我应该回柏林，柏林的嘈杂声，灯光，喧哗，我以前喜欢的这一切，现在却让我很恼火。晚上，嘈杂声使我不能入睡。我去选帝侯街时，来往的车辆和人群使我惊恐万分。 开始，我甚至不试图使自己重新适应柏林的一切。我知道返校一个星期后，我们全班要去黑森林呆几天。我时刻想着买海洛因；因为我有了钱，我外婆给了我50马克作为礼物。我也没有去找戴特莱夫。听说他已经不去“音响舞厅”了。 我对这次旅行很高兴，但是两、三天以后，我感觉不舒服，我每次饭后肚子都疼，出外游玩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苏查尔的巧克力工厂，凯茜坐在我旁边，她突然对我说：“哟，你脸色蜡黄，你有黄疸。”这下可好，我很清楚，所有的吸毒者都会得这个病。由于吸毒者们经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褡裢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显得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去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刚刚跟一个马路嫖客走了。我们只好等他。那天晚天，地铁动物园站并不是像我日后回忆中的那么阴森可怕。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他把我扔下而去跟另一个伙伴说话时，一些外国佬就过来与我搭汕。我只听见“60马克”或诸如此类的话。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的胳膊，这样我就有了安全感。我劝他跟我回“音响舞厅”去。后来，我让他给我一点儿钱去吸一吸毒。他当然拒绝了。但我一再坚持：“只是今天一晚上。只是为了庆祝我回来。我想稍微舒服一下，就跟你一样。要不然你也什么毒品都不准碰。” 他让步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两个半月以来，我刚刚证实自己能够摆脱海洛因。我甚至也注意到戒毒对我确实有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理由。戴特莱夫对我说：“听着，小家伙，我也要戒毒。你瞧着吧。”这样，他注射毒品，我吸毒。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谈论着我们幸福的未来，永远在一起，没有海洛因。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到了戴特莱夫。我又有权利吸一次毒。过了些天，我又重新开始注射毒品。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柏林似的，就像我两个半月没有吸海洛因这事从未存在过。我们几乎天天都谈论我们戒毒的决心，戴特莱夫说，这很容易。 我从学校出来后，经常是直接去地铁动物园站。我的书包里装着吸毒的器皿和一大包三明治。我母亲如果看见我突然消瘦会吃惊的，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带上一些三明治。我知道戴特莱夫和他的朋友们等着我给他们送午饭。 开始，戴特莱夫看见我来就生气。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卖淫。他说：“你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跟我约会，但就是不要到这里来。” 我不听他的。我想跟他在一起。逐渐地，我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不再觉出尿的味道和消毒水的味道。顾客们、妓女们、外国佬们、警察们。流浪汉们、醉汉们，都构成了我每日所处的环境。这里就是我的位置，因为戴特莱夫在这里。 开始，其他的女人们盯着我，上下打量我，弄得我很紧张。而在我看来，最咄咄逼人的还是那些嫖客们的眼光。后来我意识到，来这里卖淫的这些女人害怕我，怕我把他们的好顾客抢走了。难道我是一个能引起人胃口的新鲜商品？这是真的，我的风度比她们的好，我的举止高雅，我几乎每天都洗头。一看见我，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是一个吸毒者。我知道我优于其他的女孩子，我感到很愉快。所有的马路嫖客也确实围在我身边。但是我不需要去卖淫，戴特莱夫已经为我这样做了。其他观察我的人大概会想：这个小姐，她有可卡因，却无须为它疲于奔命！ 开始，那些马路嫖客使我害怕。尤其是外国佬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这类话：“你接吻吗？你去旅馆吗？”一些人出20马克。很快，我就以撵走他们来取乐。我对他们说：“喂，老东西，你瞎了眼啦？我？谁要是没有至少500马克就别想接近我。”或者我就面对面盯着他们，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向他们甩出一句话：“你找错对象了，老朋友。走开。”我说完这番话后，很开心地看着这帮坏蛋垂头丧气地走开。我对那些马路嫖客也这样，我比他们高一等。假如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表示傲慢或无礼的挑衅，戴特莱夫会立刻挺身而出。每当戴特莱夫跟一个嫖客走时，他总是关照他的伙伴们照顾我。他们像兄弟一样对待我，时刻提防着想对我施无礼的家伙。 现在，我也不再去“音响舞厅”了。我除了地铁动物园站的我们小团伙里的朋友以外，没有别的朋友了。小团伙由戴特莱夫和我、贝尔恩德和阿克赛尔组成，后两人都是16岁。这三个小伙子都住在阿克赛尔家。 阿克赛尔与其他两人正相反，他长得很丑。他的脸部没有一处协调的地方，他的四肢仿佛应该接在另外一个身躯而不是他的身体上.的确，他没有什么可吸引同性恋者的。但是他有嫖客，甚至是回头客。戴特莱夫厌烦时，就骂嫖客们并同他们吵架。阿克赛尔碍于他的长相，不得不时刻压住自己的火气，装出一副可亲的样子。另外，在床上，阿克赛尔大概有特殊的东西，特别能讨同性恋者的欢心。没有这一手，他就不可能继续吃这碗饭，因为在地铁动物园站，有许多竞争者。 他也尽可能地进行报复。只要他碰上一个比较笨的嫖客，就要诈骗他。阿克赛尔是一个有个性的小伙子：谁冒犯他和污辱他都没用，他能自我控制，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他简直是出奇地客气和乐于助人，这在吸毒帮中是极少见的。说真的，像他这样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的为人就好像他不是生活在这个腐败堕落的世界里似的。不幸的是，他一年之后就死了。 阿克赛尔的经历与我们相似。他的父母离了婚，他一直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他的母亲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住，可是她很慷慨：把两间一套的房子和几件家具以及一台电视机留给了他。她每个星期来看他一次并给他一点儿钱。她知道他在吸毒，还多次劝他戒毒。她自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事，比其他的父母为子女做的事多得多。她给了儿子一套住房和一台电视机，难道不是吗？ 周末我在阿克赛尔家度过。我对妈妈说我在一个女朋友家里。 阿克赛尔的套房真是一个吸毒者的陋室。我一跨进门槛，臭气就熏得我喘不过气来，空的沙丁鱼罐头盒扔得四处都是，满处是油和番茄汁，上面又沾满了烟头，还有许多脏的无脚酒杯和茶杯，里面残留着一点点的水、烟灰。香烟。香烟纸。我想把酸奶放在桌上——惟一的一张桌子——两个沙丁鱼罐头盒就滚滚落下来，里面的汁撒在地毯上。谁也不在意。 总之，地毯发出一种可怕的臭味。阿克赛尔注射毒品时，我明白了地毯为什么会这么臭。他从胳膊上拔出针头，把一点暗玫瑰色的液体——针管里还有几滴血——滴在地毯上。这就是他清洗针管的方法。原来地毯发出的可怕臭气，是血液干后的味道与沙丁鱼汁味的混合。甚至窗帘也全都发黄了，发出臭味。 在这一切乱七八糟中间，放了一张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我立刻逃到床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散发着洗涤液的味道。我相信我从未睡过如此干净的床铺。 阿克赛尔对我说：“这些床单被褥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每个星期六我都发现床铺是干净的。我的被单总是盖一次就换一次，而那几个小伙子却从来不换他们的被褥。 他们尽力让我高兴。我总是有足够使我满意的吃喝。尤其是他们为我买上等的可卡因。我的肝脏一直不好，如果我注射掺了假的可卡因，我就会病倒。我身体不舒服时，他们总是尽心费力。他们给我买最好的海洛因，当然这很贵，没办法。我需要他们时，这三个小伙子总是在我身边。实际上，他们只有我。我呢，我有戴特莱夫——戴特莱夫排第一——其次是阿克赛尔和贝尔思德，再无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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