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林伯渠传-5

①②③《新政协筹备会第二小组会议发言记录》，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８日。会议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和林伯渠等二十一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筹备会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由常务委员会负责进行，工作重心是：一、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文件；二、推进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并协助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会后，林伯渠全力投入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八月下旬，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李维汉跌伤住院，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后，他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为了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科技文化界的人士，林伯渠在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群众团体的成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他在一些团体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提出了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具有深远意义。就在新政协筹备会闭幕的那天上午，他即出席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大团结的开始，是科学史上的大事情。”他分析了旧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发展科学的前提条件时说：“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曾受到长期的压迫和损害，而同时，改善与提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科学，也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摧残。因此，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人民的民主与和平；只有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才能使反映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不断前进，充分应用。”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的统治基础已被打垮，全国胜利指日可待，这就为我们发展科学进行生产扫除了主要障碍。希望科学工作者在新中国的制度下，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发挥出来，献给人民，做我们多年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他赞扬了科学工作者“埋头苦干，坚持真理”的精神，同时又指出：“今天到会的虽有一百多位专家，但就我们的需要来说，实在太少了。因此，中国科学工作者，不论理、工、农、医等各行专家，必须团结起来，在进步、统一的道路上，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①林伯渠还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七月十四日下午，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到会的有全国各地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史学等部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百四十余人，在郭沫若致开幕词后，林伯渠作报告。他说：这次会议“是革命的文化战线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件盛事，一件巨大的学术建设工程的开始。”在新政协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的“这种新形势下，新的任务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民主统一地组织起来，作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坚强的单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成为建设新中国文化学习工作的一支有力的军队。”他殷切地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之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与解决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以此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给新中国的人民。”②这些话语今天阅读起来，仍然很有教育意义——①林伯渠：《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月。②林伯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的筹备经过》，１９４９年７日１４日。会议的第二天，选出王昆仑、史良、艾思奇、李达、何思敬、沈钧儒、沈志远、周恩来、林伯渠、范文澜、郭沫若、董必武、翦伯赞、谢觉哉等二十九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郭沫若、李达等为副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中法大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的、非党的，老解放区的、新解放区的与待解放区的，城市的、乡村的各方面的文学工作者，要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之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之下，结成坚强而广大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教育”，“‘文人相轻’是要不得的，迁就也是错误的”①——①林伯渠：《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３日。他分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现状，强调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当前“表现与教育群众的作品，还远远落后在革命形势发展与群众需要的后面。因此，我们的文学工作者，进一步的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体会阶级斗争，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不仅是未接触过工农兵生活的朋友，应当去实践去锻炼，同样，已经接触过工农兵生活的朋友，也应当再实践、再体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作品普及起来，并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起来。”他认为文学工作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正确的确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高度的政治性和高度政治指导下的高度的艺术性。”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提出，必须加强领导，“有步骤有计划的采取交流经验、展开文艺批评、培养新作家、改造旧艺人、指导与组织工农兵自己创作等等方法，发展人民的文化事业，服从并结合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伟大建设，发展文学艺术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力量。”①——①林伯渠：《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林伯渠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对文学工作者增强团结，改变作风，提高理论水平，开展文艺批评，改进和加强组织领导，都起了很大作用。林伯渠还是新政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九月十八日上午，他出席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成立会。这次会议宣布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出席成立会的发起人还有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绍禹、王昆仑、张奚若、赖亚力、王炳南、谭平山、吴茂荪、许宝驹、阎宝航等近一百二十人，大家推选林伯渠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清敌、友、我，依靠人民群众的雄伟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然后提出了新政治学研究会的目的与任务。他说：“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努力参加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①会上，他被推选为新政治学研究会主任，张奚若、陆定一、王昆仑、高崇民被推选为副主任——①林伯渠：《在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上的开会词》。此外，林伯渠还多次出席了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成立会，同胡乔木、胡绳等研究社会科学、政治、法律等学会的领导与工作问题。林伯渠在召开新政协前，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术团体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些团体大部分是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它们的成立直接促进了新政协的召开；同时，这些团体的成立，将学术界各个方面的人士组织起来，也有利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林伯渠此时已是六十三岁高龄，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兢兢业业，不辞劳瘁，有时竟连续工作二十来个小时。为了勉励自己，他在日记本上端端正正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①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筹备新政协的各项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到九月间已基本完成。在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时，为了搞好大会的宣传工作，九月十九日下午，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人民政协三个文件基本精神的报告》。他说：“三个文件，尤其是共同纲领的产生，是经过许多次反复磋商的。共同纲领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纲领，关系重大，第三组（按：分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决定由中共起草。”他在介绍中共起草的共同纲领，经各代表小组、第三组、常委会反复讨论和修改的过程后继续说：“六百多位代表都很谨慎的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在纲领的各部分内，如文教政策、政权机关，尤其是经济政策上，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协商后，大家都一致同意中共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总的建国方针。”①——①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政协三个文件基本精神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也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对这三个文件“好好研究一下”在正式公布以后，做好“足够的宣传与解释工作”。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代表共六百多人。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并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在以后的几天里，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和修改，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十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①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①１０月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十月一日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决定接受政协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军乐声中，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接着，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军迅速解放全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林伯渠站在毛主席身旁，心情非常激动。他从参加同盟会至今，度过了四十四个春秋，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为中国的民主、独立奋斗着。今天，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来得多么不易啊！望着迎风飘舞的五星国旗，他知道夺取政权是艰难的，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更为艰难。他观看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到晚八时半才离开天安门，去参加九时举行的欢迎苏联代表团的宴会。第二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沉浸于欢乐中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举行。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布置得庄严朴实。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毕加索的名画象征着世界和平的鸽子，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保卫人民民主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大字标语。林伯渠在这个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和国际友人共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这个大会有苏联、朝鲜、意大利等国的人民代表团体参加，说明我们已经同国际和平民主运动汇合起来了。接着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战争，深知战争的残酷，所以我们是战争的坚决反对者，也是和平的坚决的拥护者。但是，中国人民绝不是单纯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战争贩子和帝国主义决心冒险强迫我们作战，那么，中国人民凭着二十二年来从军事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力量，以及从这样长期斗争中所得到的宝贵经验，也将不惜与他们相周旋。中国人民深信有充分把握，可以在反帝斗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①——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林伯渠开幕词》，《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新中国已在万众欢腾声中诞生，但是几天以后，中华民国的国庆十月十日即将来临，如何对待这一节日的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林伯渠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又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十月八日，他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十月十日是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的纪念日。但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迅速地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这个革命本身是失败了。……三十八年以来的所谓‘中华民国’，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的，也是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意志的。我们过去纪念十月十日，是因为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继承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先烈的遗志，推翻内外压迫者，建立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已经获得成功，旧中国已死亡，新中国已诞生，应当有新的国庆日。全国国民及国外华侨，如有在十月十日开纪念会的，应当允许，但不应当以这一天当做国庆日来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规定新的国庆日，这将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最近规定”①——①《十月十日已不能为国庆日》，《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９日。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规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做了许多工作，而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就责成政府六个首要人员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沈钧儒、罗荣桓，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十一”过后，林伯渠即同各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连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常委会和政府各部门汇报会，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委员和中央其他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之后，林伯渠与周恩来、沈钧儒、罗荣桓等，又先后出席了各部门的成立会。建国初期，林伯渠对各地方的政权建设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我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都要“依据政务院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或批准任免”。林伯渠除出席中央召开的讨论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人选的会议以外，还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有关部门进行过许多协商论有密切联系，故有时也指经验论。，将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并参与制订了有关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通则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条例。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直接领导的部门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为加强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筹备和组织各种会议，林伯渠经常出席办公厅的厅务会议，审阅和批改大量文件。由于办公厅在缮正会议记录时，漏掉一位委员的名字，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林伯渠对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加认真了，对同志们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有时一个稿件，常常要阅改几次才能发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要使“上下内外底于融洽的秘诀”是：一、务使各种有关情况都知道；二、使其参与指示、命令等之决定。林伯渠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他不但指示办公厅将有关文件及时送给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审阅，还指示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分工负责同政府主席和各委员及所属各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分别审阅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和中央直属华北五省二市、中央直属各部门的文件，要办公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邀集三、五个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将一些主要问题和有关材料，摘编印发，供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参阅。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除承办文牍工作以外，还担负着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如安排接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组织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等。有些看来是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却有很强的政治性。林伯渠对此也十分认真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主要著作有《证道篇》、《独白篇》、，他要求办公厅对每一个步骤、细节都要准确无误，而且经常亲自审查与会者的名单，到现场察看是否有遗漏或不妥之处。当时办公厅初建，工作千头万绪，经验和人手都不够，但在这方面却很少发生差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区、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事，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巩固和完善新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政权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九五○年七月，林伯渠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民政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农业地区实行了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和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还有三万万多人口的地区尚未实行土改，在那些地区的乡村，旧的保甲制度有些地区虽已废除，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其残余势力并未廓清，因此，还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结合土改加强那些地区的建政工作。”①其次，他在报告中提出：“应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检讨与研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体……在人民政权工作中，其表现的形式，在目前，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将来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它的会议与工作方法，也就是在各级政权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统一于中央的原则。现在全国已有一千多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各地反映，只要开得好，就解决问题，人民政府的政策就获得人民的拥护。人民代表会议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予注意。”②第三，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多年来的经验，干部关系很大。因此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决定一切。政权建设中，这方面工作的干部有很大的成绩，但作风方面，不少干部则是有缺点的……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纠正他们的不良作风。”③——①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５日。②③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５日。林伯渠针对建国初期建政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的这三条意见，既中肯也非常及时，对于彻底摧毁旧的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的政权建设，林伯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①。号召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两条经验，分清敌友，团结朋友，战胜敌人，继续巩固我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①林伯渠：《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广东政报》第１期第５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林伯渠根据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号召，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的一些起义将领，担任了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把林伯渠视作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谈，而林伯渠对他们也总是十分尊重，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陈明仁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率部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工作很多，理不出头绪，不知从何下手，写信将这一情况告知林伯渠。林立即给他回信，写道：“湖南素称富饶，人民觉悟程度亦高，际兹新近全部解放，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征粮支前等当急要政，自应端赖领导进行。而为要提高干部，俾能贯彻政策于不同情况的各地具体工作中，必须组织干部学习。为此，至希得闲给干部多多解释共同纲领，使之领会纲领的精神与实质，作为执行政策的思想依据。如此，则工作的推进，自然蒸蒸日上也。”①程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湖南，未能参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后不久，林伯渠即亲自写信给他，告知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同时，对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说：“湖南全境解放后，建立革命秩序以安定社会，筹粮支前以协助解放西南，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耑赖主持。湘西游离散匪较多，素系难治之区，近来情形如何？”信中还提到，希望程潜能在“春和佳日，即行来京”②——①林伯渠致陈明仁，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②林伯渠致程潜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林伯渠对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总是设法给予适当的安置和关照。贵州毕节周素园，民国初年曾任过众议院的秘书长，是位知名人士，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毕节时，经任弼时、贺龙等研究，曾请他担任黔滇川边的民军司令，他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家乡从事统战工作，还给八路军买过大批的云南白药。贵州解放后，当地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他写信给林伯渠“请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将此事告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请他“转告贵州党的统战部须予照顾为要！”①这类的事还有很多，例如他曾给邵式平写信，推荐黄介民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请徐冰商同李维汉，设法安置湖南邵阳李剑农的工作；给王首道、袁任远写信，证明于若愚之子于忠迪确系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八年牺牲，请他们转告地方政府，按优待烈属的办法，对其家中酌予适当照顾——①林伯渠致徐冰信，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月。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林伯渠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尽量设法帮助解决。章士钊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失败，他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将在香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并望政府能帮助他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并告知章士钊，大函已转周总理阅过，“先生住港眷属北来首都事，已由港方负责人员照办，并嘱其帮助旅途事务，赵堂子胡同房屋，已由周总理令申伯纯同志前往接洽矣。”①——①林伯渠致章行严信，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５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九四九年底在给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中今年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来信要他设法接济。林伯渠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将翦伯赞的来信转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请他查明情况处理。同时，写信告知翦伯赞：“关于你的家中征粮超过租谷收入一事，我已将来信转给黄克诚同志，请他查明情形，酌予适当处理。”林伯渠在回信中，还给翦伯赞做工作，说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况所应贯彻执行的政策，则以帮助政府对家中很委婉的解释政策为妥。”①除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以外，林伯渠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进步也十分关心。就在上述给翦伯赞的回信中，林伯渠还对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并提出诚挚的希望。信中写道：“能于功课之余，集中精力于中国历史之科学地研究工作，这是极有意义的，望努力！不过关于写作，部门不宜太多，而应首先着重于当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正确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学界所迫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更好一些。”②——①②林伯渠致翦伯赞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黄右昌是林伯渠少年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湖南大学执教，林伯渠去信鼓励说：“先生以革命观点，研著法律书籍，讲学湖大，教育青年，实际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今后希望抽暇熟读毛主席的著作，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阶级分析的方法，继续研究新中国的法律。如此，则以先生才学与努力，对于新中国的法学界，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①一九五○年春，何思诚编辑了一本《唐宋元明清农工生活诗选》，托其兄何思敬送给林伯渠征求意见。林伯渠在回信中称赞何思诚辑此诗选很有意义，同时，对该书的出版时间，也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目前除老解放区外，土改尚未进行，加以有些地区灾荒严重，农民生活还未得到改善，又由于革命战争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农民还负担着较重的公粮任务，因此，建议这部诗选的出版，似以推迟到全国土改完成、农村经济恢复、农民生活改善的时候。那时诗中所写过去农民的痛苦与现实对照起来，就更有积极的意义了。”②——①林伯渠致黄右昌信，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８日。②林伯渠复何思敬信，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日。建国初期，为了满足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京的高级人员的学习要求，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议并组织了学习委员会。参加者共二百多人，分为六个大组，以自学为主，每逢双周即举行分组座谈或请人作报告。林伯渠德高望重，党中央请他出来主持学委会工作，担任学委会主任。林伯渠经常参加学习会，和许多人倾心交谈，启发诱导他们了解党的政策，自觉的改造世界观。抗美援朝时，当他了解到许多民主人士害怕、担心我国抗美援朝将会“引火烧身”，一些资本家准备抽出资金去国外时，他不但在座谈会上反复讲敌必败我必胜的道理，还提出必须“扫除一部分人民（主要是城市人民）心理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确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立场。”①他批评新闻宣传部门过分地“强调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英、美、法的一致，以致吓倒了自己，这种宣传方针是不对的，应予坚决的纠正”②。为了增强民主人士对抗美援朝的信心，林伯渠还请周总理到学习座谈会上作报告，请志愿军代表介绍情况。后来，为了帮助民主人士了解土改和镇反的意义，消除某些人的抵触情绪，林伯渠还积极支持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民主人士学习有关文件，提倡和支持民主人士下乡调查，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促进他们的进步——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②《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搞好各民族的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林伯渠也很注意。一九五○年初，他积极支持和指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杨静仁等在北京创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到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他还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各地的民族代表团，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林伯渠不但身体力行地从事统战工作，还经常教育干部和政府各部门应当重视统战工作。一九五○年国庆节过后，他在陪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到东北视察的过程中，就多次以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副主席光辉的斗争经历，教育东北各地干部应该尊重民主人士，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后来，他还在北京饭店东厅约集各省主席和市长，专门座谈过加强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并根据他多年的亲身体会，着重讲了应使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伯渠工作过于紧张、劳累，还在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赴东北视察前几个月，他就带病坚持工作，再加上这次到东北，为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视察的旅途劳顿，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便病倒了，直到次年春节才出门参加活动。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率领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经中共中央批准，留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医治和疗养，身体状况虽略有好转，然而已不如从前。为了避免工作重复，提高工作效率，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于一九五○年底与政务院办公厅合并，许多具体的日常行政事务都转到政务院。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之后，林伯渠的工作虽不象从前那样繁忙了，但他仍然是白首壮心，“抑己为人”之愿未磨。他除了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从事外事活动，参与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外，并且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书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用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例如，在他的日记中就记有这样的话：密切联系实际建设工作，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理论问题。革命的理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座不灭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①社会政治活动家，就应该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善于将这些规律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②我国经济的领导者们对于新事物的感觉，分析我国经济的各种现象，注意新的进步的东西并在工作中指靠这些东西的本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③拉縴或把舵的好办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践，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④——①②③④《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１日，１１月５日，９月１５日。林伯渠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历来对文艺十分关注，一九五一年患病之后，他仍然对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如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害怕生活的真实、逃避生活矛盾的描写更大的罪过了。写真实——这就是说观察并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发展，反映它的各种矛盾，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①林伯渠曾经长期从事财政和经济工作，他在一九五○年以后的日记中，记有许多有关增产节约、精减机构、三反五反、工农业生产、全国各大区的土地、耕地面积，全国及主要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分、城市农村税收、国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支出、预决算、全国大中小学在校人数、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人数、全国每人购买力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户等的情况和数字，对许多问题还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一个群众运动，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不过要看到运动的将来，还在加强监委工作，并使之成为一固定的制度，才可望久②。财经工作的三个基本教训：一、努力发展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二、树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③——①②③《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２年５月８日，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７日，１９５２年９月７日。积资方法，一税、二贸、三工业利润……说目前手工业已能满足需要，是不实际的。应该就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有一个计划。①——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６日。市场社会公私关系须加调整。……究竟本质所在，即商品的生产与流转，商品的价值与价格①农业税：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②林伯渠的上述观点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即使是今日看来，也还能给人以启迪。在林伯渠的日记中，还记有许多劳动英雄和先进工作者的名字和事迹。关于工交战线的有：“工业中的著名劳动英雄赵国有、潘长有、马恒昌、马六孩、苏长有、郝建秀”③。“天津出现了可看一千锭子的细纱工人（原看五百锭左右）。青岛有可看四十台自动换梭布机的织布工人（原看十八台到二十四台）”④。“铁道上要以大力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推行乔玉岩、郑锡坤、李锡奎、杨茂林的先进工作方法”⑤。关于农业水利战线的有：“任贵芳互助组（湖南汉寿县福和乡）种水稻，李顺达、李承桂水稻丰产，出一千三百斤，曲耀离棉花丰产，陈永康水稻一千四百斤。”⑥“治淮第二年工程所用民工总数仅比去年多二十万人（第二年上堤民工二百四十万人），而多做了将近一倍的工程，平均劳动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⑦。这些都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他的心紧紧地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①②③④⑤⑥⑦《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３日，７月１４日，１０月５日、１９日，６月１７日，５月２５日，９月１３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这重要时刻，林伯渠全面地思考着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林伯渠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使整个国民经济“和谐地发展”，“关于建设，需以重工业为重点，是自然的。但为巩固工农联盟，亦需轻工业（不能如有些人主张，目前只要重工业）”①。“如果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基本建设、商品生产计划和商品周转计划以及运输计划等彼此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不能正确地加以规定，那么，就不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按一定比例和谐地发展”②。他还提出：“农村应适应工业发展，须作全盘打算”③。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细节，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认为进行工业建设，必须对“一、资源；二、现有设备及其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三、建设能力（包括地质勘探能力、设计能力和建筑安装能力）；四、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④等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一切重要工程，必须按正常程序办事：没有设计任务书，不许进行初步设计；没有初步设计，不许进行技术设计；没有批准技术设计，不准交付施工图，重大的改建工程必须先有总体设计”⑤。他主张要正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回避矛盾和困难，因而提出：“在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胜利时，不能讳疾忌医与因噎废食”⑥。这些意见的提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九五四年九月，林伯渠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的议程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以及成立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在此以前，林伯渠多次参加了政治局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他对草案的每一条款，都字斟句酌地仔细推敲。直至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我修炼可以导致普遍的“精神完善”。，中央召开的临时会议上提出：“序言第三项第一段的年月日上加‘第一次会议’；又该段中‘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⑦，林伯渠将这些改动认真地抄写在日记中——①②③《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６日，４月１３日，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８日。④⑤⑥⑦《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０日，７月１７日，３月１９日，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４日。九月五日，人代会开始举行预备会议，林伯渠代表中央向到会的一千一百多位代表，说明了预备会议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大会的注意事项。十五日大会开幕。十六日他在发言中说：“这个宪法，是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胜利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国的经验的总结，是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宪法草案指明了我国正处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他指出：“发展经济建设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当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赶不上广大人民生活需要”，“只有由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加强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扩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①——①《林伯渠代表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第８５—８７页。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为了使计划更加符合实际，中央曾对计划做过多次补充和修正。全国人大闭幕后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一五”计划草案。在两周时间内，先后举行了九次会议，且经常开至深夜。林伯渠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就“一五”计划的基本指标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一五”计划时，林伯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实事求是地去进行。”他说：“在以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重点的前提下，不仅在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与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相应发展，要有适当的比例，而且要使建设计划和资金的积累程度、技术力量、设备供应等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有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不仅要加强各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作，而且要使中央部门的计划与地方的计划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旧工业的利用和新工业的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他针对当时某些操之过急的思想指出：“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来加以安排。这是由于某些建设事业，有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源，如石油，所以在整个工业中的比例，就不能不显得过小；有的因为受到自然灾害、社会改造程度和技术改进条件的限制，在增产中还不能操之过急，如粮食、棉花等，所以在五年增产的指标中，就不能不比原拟的计划暂时加以适当的降低，而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保证完成计划。其它如因资源调查、勘探、设计等技术力量的不够，在某些基本建设项目中，（也要）使规定的计划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根据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醒全党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要从实际出发。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当我们党正在紧张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时刻，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阴谋活动暴露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林伯渠因病在广州休养，经中央同意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高度重视党内出现的这一严重事件，认真学习和研究了中央的文件。他曾在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关于《决议》的六个问题，并在前面加重点号标上了“注意”二字。这些问题是：“一、利于党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团结的事就做，否则不做。二、任何地区、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党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否则（个人或小集团进行……）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干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林伯渠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彻底清算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林伯渠在发言中说：“我们党内发生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有些同志感觉突然。对于我自己来说，作为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大的危害党的阴谋活动，揭露前毫未察觉，政治嗅觉不灵，这是值得严重警惕、引为教训的。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则不是不能理解的。”接着，他进一步分析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内外敌人也决不会不进行破坏。在这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尖锐的时候，堕落成党的叛徒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就乘机阴谋活动起来了。”他深刻地批判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指出：一九五三年夏季，中央举行全国财经会议，“高岗、饶漱石之流，却别有用心，进行反中央的阴谋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这次财经会议上，似乎有点歪风。这样提醒政治局注意。当时中央虽然对于高、饶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还不完全了解，但已经开始感到他们有些反常状态了。我们党原是团结而健全的，其肌体内部那里能容许有病毒的微生物附着呢？所以经过一个相当期间，中央书记处采取适当措施，得到充分证据，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就完全弄明白了。七届四中全会证明党是正确的，证明党是团结的，也证明了党有力量能够及时揭发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正是党在前进路上克服障碍的伟大胜利。”他最后指出：“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时刻记在心里，这不仅使我们在工作中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胜利的必要保证”①。会议结束后，为了牢记和贯彻这次党代会的精神，他在四月十日的日记中，用红铅笔醒目地写下了如下四条：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的）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①林伯渠：《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５５年３月。林伯渠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遵守党章党纪，就是在所谓生活小节问题上，也是一丝不苟，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纪、政纪。一九五三年底他去广东休假并视察，省里一些负责同志前往车站迎接时，他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务院有规定，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以后我们大家按规定办事。后来离开广州时，广东的负责人也就不去送行了。此后，他每次外出，总是先与地方联系，说明一不要组织迎送，二不要影响工作，三不要宴请送礼，四不能生活特殊。有时当地的同志送给他一点土特产品，他都婉言拒绝，派人立即送回。有一次，他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民主德国工业展览，讲解员见他是中央领导人，且年迈体弱，所以单独引导他走近道行进。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由两个引导说明员走简捷路径，虽然便利，觉与众不同，不妥。”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虽然工作很忙，却经常参加党小组的生活会。一九五六年，他的故乡临澧县有两位同志来看望他，他热情地招待他们在北京参观和休息，同他们长谈，了解家乡近况。当他们提出想请林老帮助买两部汽车时，林说：“汽车是国家计划分配物资，不顾国家计划，乱批条子，这个权我不能用，请你们向乡亲们解释清楚。”县里的同志感到很受教育。林伯渠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主张人大代表要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了解当地的实际工作状况，以便推动和鼓励各级政府正确地及时地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他倡导把定期视察工作，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旬，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七月间召开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要求人大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到原选举单位地区视察工作。在讨论视察问题时，意见不太一致，林伯渠从国家政权建设的高度，从多方面论述了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容易使我们集中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意见，及时地抓住问题正确加以处理”①的重要意义——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９日。林伯渠是湖南选区的代表，五月下旬，他率先去湖南视察。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先后视察了益阳、常德、临澧等县的许多单位，找了不少基层干部交谈，六月一日一整天，约集三十三位县人大代表及县干部，座谈了统购统销、生产和治安等问题。他的视察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将获得的材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个笔记本。其中有肥料来源、耕牛情况、副业生产、开荒、灾情、生产救灾以及市场情况等等。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上，详细地记载了他亲自访问的王姓农民的情况：“有两个劳动力，兄二十六岁，弟二十四岁（哑子），都未娶妻，有一妹子上中学，母五十几，祖母七十几，共五口人。有田八亩，菜园六分，还编草席出售。田的出产，据称每亩不够四百斤，因近城，鸟雀多，又树萌重掩，所以出产不丰。去年因水灾未交农业税。购粮麦、米各半。半劳力（口粮每天）十二两，全劳力加半斤。每年配植物油三斤（须种油菜的）。布十二尺，不够穿。猪肉与盐，只要有钱尽量买。糖只许买一角钱的。”通过视察，他获得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了发言权。当时湖南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提出了“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口号，他认为这一口号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办法应当是“依率统购，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林伯渠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后来，在湖南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他还对湖南的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说：“今年湖南曾有过水灾。秋后三个月来，没有下雨，又造成旱灾。这不仅影响冬种冬收，并且影响明春的农业生产。人民要求我们重视这一严重情况。我们应当一刻也不放松地抓紧救灾工作的领导，在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下，依靠群众组织起来，及时帮助灾民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解决开展副业生产和准备明春耕种的困难，并且作好必要的救济工作。”在谈到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时，他还正确地指出：“既要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又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渐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些只顾增产不顾人民生活改善的作法是不对的。人民群众中的过高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群众作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使人民清楚了解。”①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急，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有些政策措施规定过死，妨碍了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也影响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针对这一现象，林伯渠在湖南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指出：“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贯彻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方针，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切实有效的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凡是不适于合作社搞的副业，就允许农民自己来搞；凡是不利于互利政策的措施和在分配方面不利于农民的作法，要适当地加以纠正；同时整顿组织，加强领导。”②——①②林伯渠：《在湖南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林伯渠未能参加这次全会，当时他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后引起呃逆，呕吐不止，五十多天内程度不同地不能睡眠，体力消耗很大，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但他从先后来探视他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和彭德怀等同志那里得知全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时，非常高兴。病愈后就积极地参与了八大的筹备工作。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开幕。党的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根据这一情况，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首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人民自辛亥革命以来寻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又总结了自己参加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宝贵经验，然后指出：“在没有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中国革命不能免于失败；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还是不能免于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则无往而不胜。”①同时，林伯渠分析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实质，将其违反实事求是这一点作为最要害的问题和共同特征提出来。他说：“三次‘左’倾路线的内容尽管各有不同，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主观主义，不尊重事实，不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而从武断和教条出发来确定革命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他们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科学，当我们具体运用它来确定革命路线的时候，同样应当以科学的论据，即具体的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是可靠的，那么，所确定的路线当然只能引导革命走到失败，而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②——①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７７页。他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后，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我们要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就应当记得我们付出了无数代价得来的教训。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而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得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而现在也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他最后指出：“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①他的发言虽然只有三千多字，却是他半个世纪革命心血的结晶——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３７７—３７８页。在党的八大及其一中全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同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参加了纪念大会。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多位来宾和四十多位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参加了大会。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民主主义纲领来号召革命的民族英雄。”“中山先生在他一生致力革命的四十年间，不断因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终于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他科学地评价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并深刻地指明了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他说：“中山先生无条件地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不顾一切压力和诱惑而同帝国主义势力坚决对立。始终不懈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这就是他所以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的根本所在。我们应当积极发扬中山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把它当作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①。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发展——①《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３日鞠躬尽瘁，晚节弥坚一九五七年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林伯渠虽已年逾古稀，体力进一步衰弱，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不避辛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发奋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去广东考察，从化县明星高级农业社的农民和干部向他反映：“上面技术指导太机械；双铧犁太笨，不能下水田；五一犁咀不好；播种太早，秧老了，肥料和劳力不够。”三月初，他又到杭州考察，龙井乡的农民反映，茶叶收购单位压级压价，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林伯渠倾听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一条一条郑重地写在日记上，并及时向有关省、县领导同志，提出注意保护农民利益和改进工作的意见。三月下旬和四月上旬，他又去上海、南京视察了一些工厂，并和地方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于四月十一日回到北京。这时中央正在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林伯渠参加了这一讨论。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但是当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六月以后，党中央对右派的进攻给予了回击。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致使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林伯渠非常重视整风运动，他认为整风应“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①。他强调领导者必须“自觉而正确地以身作则”②。他对反右派斗争也十分关注，曾将北京及全国有关右派人数的统计、比例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中——①林伯渠的笔记本（未刊稿），第２１０８页。②《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７年６月６日。继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也发生了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林伯渠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对毛泽东在党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轻率地肯定“大跃进”、“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是赞成的。在《日记》中曾写道：“结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①在“大跃进”开始时，林伯渠为亿万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所鼓舞，也说过赞扬“大跃进”的过头话。但经过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不辞劳苦地到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各省、区视察之后，他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如大炼钢铁用劳力过多，运输困难，某省百万人缺粮等等，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②，“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８年５月３１日。②③《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６日，１９５９年５月１日。在“大跃进”的年月，林伯渠对于我国民族问题和统战工作仍非常重视。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就曾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庆祝活动。与他同去前往祝贺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以及各省市的代表。林伯渠一行二十二日抵达银川时，在车站受到了各族群众五千多人的热烈欢迎。二十五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林伯渠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协商和筹备，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回族人民和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共同的喜事。”接着，他深刻地论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回族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政策的巨大优越性。由于在各地回民聚居的地方依据聚居地方的大小分别建立了大小不同的回族自治地方，不但保障了回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物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而且迅速消除了历史上残留下来的回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毫无疑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一定会鼓舞起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更大的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的事业上作出更大的成绩”①——①《宁夏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在银川短短的几天里，林伯渠参观了一些工厂和村庄，他和工人、干部亲切交谈，到农民家里作客，把党的关怀和温暖，带给了宁夏人民。他顾及地方上的困难，指示秘书等人，不许随便要汽车。开会时，要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坐大汽车去。晚上参加庆祝活动，他要求将代表团的坐票前后搭配，以便代表们分散到群众中去，扩大接触面，了解更多的情况。当地的办事人员特意加工了一些质量上乘的毛毯，赠给每位代表一条，林伯渠获知后，指出这是违反党纪、政纪的，结果全部退回。这些看来似乎是些“小事”，却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优良作风，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银川回到北京后，十一月十二日，林伯渠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二周年纪念仪式。他曾二十年赞襄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对孙先生始终非常崇敬，每逢先生诞辰，总要与老同志、老朋友一起缅怀孙先生的革命事迹。这次在碧云寺参加纪念仪式后，他与何香凝、李济深等诸老回忆和交谈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时，有人谈到这样一件事：香港《晶报》报道，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儿子从一老友家中，发现了三十年前由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三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上有于右任的题诗，便携回家中。于右任见后，发现诗中漏落一字，随即挥毫补上。他在欣赏诗画之余，追怀往事，感慨万千，遂再题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诗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①林伯渠对于右任怀念大陆和旧友的心思，深表同情，只是觉得于先生诗的后面两句，未免过于没落伤感，当即步于诗原韵，口占一首，并挥笔亲书：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②——①《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日。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０５员。这首诗，表达了林伯渠希冀云散在台湾或者异域的旧友们，能够深明大义，和祖国人民一起，团结在枝繁叶茂的中山陵树之下的殷切希望。“大跃进”造成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很快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起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开始纠正当时已觉察的某些“左”的作法。次年六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以及整个工业生产问题，通过认真分析原材料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把钢的生产指标由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林伯渠对这一决定极表赞同，他主张根据客观条件确定生产指标，编制计划“不从指标讲起，要从材料分配提出问题，先保证生产，后安排基建”①——①《林伯渠日记》（末刊稿），１９５９年６月８日。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林伯渠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初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林伯渠在发言提纲中，虽然在全局上和路线上，仍然是肯定“大跃进”的，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的不足”，问题在于：“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有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关于经验教训，他提出两条，一是“应该掌握客观规律”，二是“全面执行党的政策”。他明确指出：“过去成功了的革命，经过多少周折！现在向自然开火，已遇到和将遇到的困难，不会比以往革命少些。”因此，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需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林伯渠心事浩茫，写了不少充满哲理、寓意深刻的诗句。七月十二日是星期天，会议休息，他夜不能寐，经反复思考，于次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云：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熟筹问耦耕。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１７页。“空中蝴蝶迷茫梦”一句用了《庄子》庄周梦为蝴蝶的典故，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现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大计熟筹问耦耕”是指决定国家大计，应当多多听取群众意见。他强调客观规律是不可忽视的，对“大跃进”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归根到底，只能由人民群众作结论。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又错误地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反党集团。林伯渠在八届八中全会小组会的发言中，也讲了一些违心之言，说了错话。但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把发言记录改了又改，涂了又涂，最后还是决定将发言记录稿压下，不登简报。庐山会议的日程排得很满，会议时间很长，许多年轻的同志都感到非常疲劳，有些吃不消。林伯渠虽然坚持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身体很虚弱，下山就病了，发高烧。中央原定八月中旬由他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因此不得不推迟至下旬。他在京稍事休息治疗后，就投入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临行前，林伯渠身体并未痊愈，但他坚持出访，并一再说不能再次延期。八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后，与周恩来总理同行回家。他同周恩来谈起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事，并询问有什么指示。周恩来亲切地说：“那里，那里！林老，你是党的一位老同志，我还有什么指示呢？按照党的对外政策做就是了。”二十五日晚，因林老一再请示，周总理准备找他谈一谈，并亲自打电话问林老是否在家，休息了没有？秘书把总理要来的事报告了他，他考虑总理太忙，着急地说，不能让总理到我这里来，我到他那里去。这时已经是晚十点半了，他立刻起身前往，到总理办公室与总理进一步商谈了访问事宜。二十六日午前，林伯渠召集代表团成员会议，晚八时后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曾德、代理部长会议主席莫洛姆扎木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贾尔卡赛汗等党政负责同志在车站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会。在访问期间，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和曾德、莫洛姆扎木茨等党政负责人，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同志，并同林伯渠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林伯渠在乌兰巴托参观了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博物馆，并到工厂、少年宫、商店和农村参观。代表团受到了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只要在街头一出现，蒙古的男女老少都热情地向中国同志挥手致意。林伯渠在乌兰巴托中蒙人民友谊集会上，在大呼拉尔欢迎宴会上，在将巴彦朝克特农牧业合作社命名为蒙中友谊社的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他赞扬中蒙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祝愿中蒙友谊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九月二日午后七时，大人民呼拉尔举行欢送宴会，桑布主席亲自主持仪式，向林伯渠赠送蒙古民族服装、弓、矢、马头琴等礼物。九月三日，林伯渠满载蒙古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这次出访的情况。自从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的劳累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忧虑，林老明显地消瘦和衰老了。一九六○年一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钢产量的高指标，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更加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局面。会议结束后，他去广州休养治疗。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回答“大跃进”以来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林老抓紧了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深刻思考。三月初在杭州时，江华和霍士廉来访，林老同他们讨论了工业建设缺煤、缺电和缺设备的情况，研究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直到四月中旬，他还在继续认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三月下旬，林老回到北京后，出席了人大常委扩大会议和人大二届二次大会。四月八日以后的十来天，参加了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的全过程。他紧张地工作，没能好好休息，患了感冒，可没等病愈，又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导致病情加重。五月，林老病危。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肌梗塞，他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临行前，一再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还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政治局开会要通知我，文件要送给我，该交办的事情就办。在住院期间，他对前去探望的人说：我再住一、两天就回去工作。林老一生爱读诗，爱写诗。五月六日住进北京医院的第一天，就写了《题北京医院三三一病室壁画》一诗，诗云：清新壁画活生生，猫蝶同春是象征。赢得年华归大有，好用火箭取长庚。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２７页。“猫蝶”谐音是“耄耋”，象征着人的长寿。林老对生活和工作充满着热情和希望，他渴望赢得更多的年华为人民多做工作。五月二十五日，林老写下了他数十年来最后一页日记。他病情严重恶化，已经没有气力再写下去了。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四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党和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林伯渠同志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四岁。林老的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陷入了悲痛之中。数以万计的首都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机关干部，络绎不绝地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默默地从林老的遗像前走过，表示深切悼念。在银川，市农具机械厂老工人李金山的眼里满含着泪水，他忘不了林老在看了他的操作后，一把握住他那沾满油污的手，亲切地鼓励他搞好生产的情景。在邯郸，东风剧团的一群小演员放声痛哭。他们曾几次到林老家里作客，忘不了林老要他们学习向秀丽、刘文学，学好业务和文化，继承革命事业的教诲。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纷纷打来唁电，沉痛悼念林伯渠同志。林老是延安“五老”之一，徐老、吴老、董老、谢老都为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万分。五月三十日，董必武在大同准备游云岗石窟，噩耗传来，当即返京，在车中悲痛地吟咏道：大同闻耗若惊雷，星殒长空剧可哀。五老以君为最少，百年何事早相催。吴玉章和谢觉哉也都写了悼诗。徐特立抄录了他十五年前贺林老六十寿辰的诗篇以志哀感。六月一日中午，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归来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不顾旅途劳累，由首都机场径来劳动人民文化宫，向林老遗像致哀，并参加守灵。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发来电报表示吊唁。六月二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敬献了花圈，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他说：“林伯渠同志，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伯渠同志，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无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粉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斗争的那些最艰苦的年月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难，不计个人安危，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①《人民日报》，１９６０年６月３日。林伯渠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和崇高品质教育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他为中国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一生，将永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怀念，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后　记《林伯渠传》，是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九八六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王震、蒋南翔同志领导下，由《林伯渠传》编写组的同志集体撰写，最后由王震同志审定的。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上海、江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市的档案馆、党史办、纪念馆、图书馆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很多老同志和林伯渠同志的亲属，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情况和珍贵史料。本书初稿在送审过程中，马文瑞和刘景范同志，红旗杂志社熊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黎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瘳盖隆、李新、刘经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杨瑞广、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马齐彬、马鸿模、王仲清、中央档案馆张景堂、曹雁行、黄启约等专家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及有关同志致以谢意。参加本书撰写的同志有：王渔（中共中央党校）、宋斐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李坚（广东中山大学）、阎树声（延安革命纪念馆）、沈克家（湖南省中医学院）、李敏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工作的同志有：林秉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涂绍钧（湖南临澧县文化馆）、隋学斌、曹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渔同志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宋斐夫同志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统稿。本书虽然得到各方面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加上时间比较仓促，其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最后，本书得以在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前夕出版，还应当感谢红旗出版社和天津新华印刷一厂领导、编辑和工人同志。他们许多人为编辑出版此书，放弃了假日休息。在此亦谨致谢意。《林伯渠传》编写组一九八六年一月『全书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