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

『林伯渠传/作者:王渔等』『状态:全本』『内容简介: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代序)——《林伯渠传》序王震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代序)——《林伯渠传》序王震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我幼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会前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湘赣苏区的情况，而后又在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还同我讲了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鼓励我回湘赣继续坚持斗争。无论是他的报告还是个别谈话，都使我深受教益。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银发满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林老”。一九三六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我兼任绥德专员及随后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天尊地卑指天处尊位，地处卑位。语出《易传·系辞，与林伯渠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风亮节，更加敬仰。林伯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思想，赞成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革命家。一九○五年八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他又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法战争，反对封建军阀勾结列强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林伯渠同志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因革命屡遭失败，政治澄清遥遥无期，而“时常苦恼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同志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同盟会老友董必武、吴玉章天地万物。另有万物“相生”、“相克”之论及“有耦”、“有，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林伯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他大多参与其事，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林伯渠的一生中，他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林伯渠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他断然拒绝，坚持走自己的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党的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林伯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林伯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他始终不忘。所以，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愿意找他谈谈。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林伯渠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他也还怀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一九五八年纪念孙中山九十二诞辰，在北京碧云寺，他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还对于右任深表同情和怀念，并步于诗“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原韵，疾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期望在台旧友与祖国人民一道，团结在中山陵树之下。林伯渠同志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抗战开始，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及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那时林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俭，重视发展生产，关怀和改善人民生活。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提出在资金方面，“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在技术方面，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了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安，一面到南泥湾进行屯垦，而最先踏勘南泥湾的却是林老。一九四三年，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前来慰劳军垦战士，在报告时说：“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林伯渠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从事政府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在政权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等等，他都可谓是典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它实际上却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它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采取的许多措施，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所倾注心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林伯渠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长期以来，林伯渠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他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都要拄根棍子，挨个窑洞走走，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情况，研究工作。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林伯渠同志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重视专家学者，重视知识分子。他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一时一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他常说，“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恂恂长者，好的导师。林伯渠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他虚怀若谷，欢迎党内外的批评。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十分简朴，进北京以后，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林伯渠同志学识渊博，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和诗人。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手不释卷，勤奋地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六十寿辰时，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象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教导，他多次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同他的这次谈话，直到党的八大时，他还着重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的百年诞辰，学习他的高贵品德，《林伯渠传》编写组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撰写了《林伯渠传》。它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崎岖道路，从大处着笔，全面地叙述了林老光荣的战斗的一生，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对他的品德、风格着意地进行了刻画。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部传记的出版，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的家世与童年林伯渠，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名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凉水井。这里地处丘陵地带，是一个四面环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贯中央，两岸繁星般点缀着村舍人物，鸡犬牛羊。两百多年来，林伯渠的祖辈，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的家庭，人们说是个“书香门第”。曾祖林长槐，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先后任四川邻水、宜宾知县，后擢升为叙永直隶厅同知。祖父林山萃，是个廪生，早逝。父亲林鸿仪（１８６５—１９０６），曾在武昌博文书院肄业，一八九三年中副贡生。一八九六年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赴京师，入太学肄业三年，并兼教读。他研究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兴之道，目睹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希望中国变法自强。他学养深厚，崇尚“忠义”、“真直”、“笃行”，主张士应“有忠义之性，怀真直之操”，“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①他居京师多年，从不低眉折腰谄事权贵。在京完成学业之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去做官，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教几个从学生徒。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一农家妇女，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教导下，思想开朗，秉性慈祥，操持家务，俭朴勤劳——①林鸿仪：《日记》（未刊稿），１８９６年农历２月１３日。林伯渠的家庭，自曾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在世时，有水田八石。父逝分家，兄弟四人（伯渠居长）各分得二石，约合十二亩。童年时的林伯渠，体弱多病。由于父亲经常在外，母亲家务繁忙，祖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加以山乡小村，就医买药，路程很远，人力财力，都较艰难，因而对他的调摄护理，势难周到。这时，家里对他偏重静养，结果使他直至接近学龄时，还举止迟钝，言语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视听模糊。这一情况，引起家人警惕。他们认识到：伯渠的体质原是好的，一时体弱，让他长期静养，反而变得长期体弱。俗语说：“抠成的疮，睏成的病。”“坛里生豆芽，成菜不成材。”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由静养改为以动养为主，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在加强活动中增强体质。年近七岁的伯渠，从家人的怀抱提携中解脱出来后，象大梦后初醒。他来到村里的儿童中，同他们一道，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辨认了许多草木虫鱼，甚至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伯渠在这个年龄来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天地万物都对他显得格外新鲜，他比一般儿童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象太阳升降，月相盈亏，风雨作息，寒暑往来，以至迅雷斗阵，彩虹架桥等天象，一般人司空见惯，习而不察，而在少年伯渠的心中，却常常激起疑惑与遐思。此时，伯渠尚未系统地识字，但他的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已入私塾念书。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从旁聆听塾师教授《千字文》，看伙伴们描红习字。不久，他对识字产生了兴趣，便找出家里那本《千字文》，在大人和比他大七岁的从堂兄林修梅（名祖堃，１８７９—１９２１）的指点帮助下，自己学了起来。不出一年，他已读完《千字文》，开始读《三字经》，有不懂之处就去问堃二哥。一八九三年冬，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目睹儿子长高了，壮实了，异常高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儿子竟能认识一千多字，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且能背诵。此后，父亲较为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常带他走亲访友，到牌楼岗去祭扫祖莹，到凉水井周围一二十里的停弦渡等市镇上去赶集。每到一处，就把这里是什么岗，什么垭，什么湾，什么坪，有什么寺观庙宇、古墓、祠堂，乃至丛林老树，流水人家，都一一给予指点，至于带有掌故的，更是详细述说。伯渠边走边听，心旷神怡，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后来在延安作的七律《梦返故乡》，就曾写道：儿时心事浑难忘，梦里仓皇返故乡。腊鼓停弦过闹市，牌楼驻马望阡冈。山容淡远青还在，璧合无间色亦香。最是后园风景好，百花如锦拂檐墙。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５页。伯渠也如邻里的少年一样，爱在夏夜池畔、冬日炉边，听年迈的祖母和乡间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爱听博学的父亲谈些英雄豪杰、墨客骚人的轶事奇闻。一次，父亲给他讲起三十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韵事。同治年间，一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著名诗人黄道让（１８１４—１８６３，著有《雪竹楼诗稿》）。黄以上宾相待，引他游览数日，沿途宾主赋诗联对，唱和甚欢。只是主人酬应较快，而宾客却有时呐呐难出，私心怏怏，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一天，二人畅游澧水，放舟而下，约十里，来到停弦渡一带。学政赞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黄道让联句属对。黄请学政先提出边，学政脱口而出：“河山图画烟作墨。”黄想了想，摇头说：这可不容易对，要咏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去，我用什么呢？学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对好。黄说：迫不得已，只好遵命。他略加思索后说：你的出边是“河山图画烟作墨”，我且说个“风水文章桨打圈”，冒昧陈词，至希不吝指教。父亲讲到这里，便转身问伯渠：这出边和对边，哪一句为好？伯渠经过一番寻思，回答说：出边太明显，平常，好象一般人都想得到；对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总之是同出边相反。父亲说：那就是含蓄，隽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烟作墨”无论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而把风水比作文章，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头语，很自然地承贯下来，用“桨打圈”来形容风水文章对山河的赞美，真是构思精妙，巧发其中。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不能完全了然于心，但在当前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从而对吟诗联对发生兴趣。父亲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手编辑一套课本，共计四种，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这四种书是《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和《励志曲选》，除“文选”以外，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诗、词、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从一八九四年春天开始，父亲即逐渐教伯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一八九五年，九岁的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内容也能开阔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感到很受启发。父亲秉承祖父及老师彭菊泉的教诲，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要经世致用，不仅在于礼乐刑政，尤要充盈府库。他最服膺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相信贾谊的壮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也悦服刘晏的深谋远虑：“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之耕耘织纤”，“而不在赐焉”。因此，曾拟出一个书目，叫伯渠细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篇，这些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改革的人物。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通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穑艰难，为人作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是有影响的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影响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水书院就读。道水书院创建于一八○四年，九十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进展，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但近年来开始有点变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来。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创办湖南矿务总局，开采铅、锌、锑、锡、黄金等矿产。同时，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些变革。湖南学政江标，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八股文甚为鄙薄，岁考取士，凡文体奇特、不囿于八股格式的多被取录，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这股清风也吹到了道水书院。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他把儿子和侄儿带来书院学习。到职后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监进修。他的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这时，道水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四部专读、万国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知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览，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林伯渠从山村的私塾，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感到非常新鲜，抱有很大希望。可是书院改革伊始，困难重重，书院开的新课，是由几个中年教师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勉强讲授的，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后，便再也无法继续讲授下去了，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林伯渠无可奈何，只好以主要精力研读古籍。林伯渠在书院教谕的指导下，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他首先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大学问》，因为在私塾时读过《大学》等书，现在他从《大学问》中，得到了关于“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释时唯物主义哲学系统化了。他坚持自然是万物的本原，物质，感到既在复习，又在新学。少年时代的林伯渠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科学的判别，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传习录》中，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命运和神鬼，少依赖环境和条件；在自我修养中要严以律己，注重慎独，做到言行一致。这些，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和启发教育他人，都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以自责、自励。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继续滑行的岁月，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甚至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种种凄凉景象，同时也闻知太平军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一八九○年九月，澧州哥老会首领廖星阶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会党二百余人携刀带棍，拥进作恶多端的团总、监生杜彩珍家，将他杀死。几天以后，又率众进袭澧州城，被反动武装击败，廖星阶避走不及，为巡缉营拿获。次年，他与会首徐树堂被押解省城杀害。被捕的陈启元、鲁详美、石盛旦等头目，亦先后被就地处死。其他会党分子有的被押往边疆充军，有的在本籍监锁。林伯渠来到道水书院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凡此种种，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林伯渠开始伤时忧国，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社会时势对他的潜移默化外，与其父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林伯渠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将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经慨然叹道：“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为北宋杨时讲学处。元至正年间废为寺院。明万历年间，顾，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①他对自己的家乡安福县，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到处是鸦片烟馆，感到十分痛心，曾经写道：“洋烟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乡前五年并无烟馆，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于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运也。”②他自己衣食无虞，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深感忧虑。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曾奉县命去考察邻县石门的雄磺矿和天门书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矿，名为官办，实为豪强所占，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矿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劳动所得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书成一绝：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③——①②③林鸿仪：《日记》，１８９６年农历３月２日、１月２１日、３月１１日。林鸿仪这种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林伯渠有很大影响。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磺洞七绝》以后，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书院的新课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他即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课的学习。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的新知识的影响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尝试着以新的眼光去接触自然，观察社会。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隅的奎星楼，直至顶层。他举目四顾，万象纷呈。东西是原野平铺，南北有岗陵起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远望浮山，云遮雾掩。加上那鹰飞鱼跃，犬吠鸡鸣，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也领略了万物的动姿，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大不一样。他好象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处万物之中，心超万物之上，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窒息人们的呼吸。这书院外面，什么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还有什么祠、宫、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守己，劳而无怨，死而无恨。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主造人物之说，殊太不经，然竟有信之者。”①“风水之说，达者弗道。”②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第二天，他把这些感触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右昌③。二人听罢，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林伯渠欢欣鼓舞，积极赞同。随后，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的儿子也联络进来。于是，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成——①②林鸿仪：《日记》，１８９６年农历５月７日、１月１６日。③黄右昌（１８８５—１９７０），咸丰年间澧州进士黄道让之孙，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县署闻讯，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到书院查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且当众供认不讳。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后来只得敷衍从事，不了了之。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彼此互赠诗篇，他还记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丱角交游”、“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并接受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林鸿仪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他从北京归来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失败，湖南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等均被革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坚信“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纵令处之危险之秋，苟有自强之精神以鼓舞一世，未有终于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①他认为乐于教人，善于教人，就一国言，为一种优良之世风；就一家言，为一种优良之家风。为了作育人才，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接受了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①林鸿仪：《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兴论》稿，载１８９９年《日记》本中，无具体月、日。钦山寺学馆于一八九九年春始业，就读的有澧州、安福、石门、安乡等县学生三十余人，林伯渠与林修梅也由道水书院转到学馆。自从维新运动失败，科举、读经、八股文又颇得势，林鸿仪既鼓励学生读新书，求新知，作实用文；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注全力于读经作八股文的，也不强求他们改变意志。但他认为科举复盛，不过是回光反照；学堂兴起，却是势所必至。因此，他决定让伯渠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作准备，新旧课兼修并读。新学以历史、地理为主，算学次之；古籍有《诗经》、《楚辞》、《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老子》、《庄子》、《韩非子》、《左传》、《公羊传》等等，其中有的是继续肄业，有的是新开课程。父亲苦心孤诣、耳提面命地贴心教导，儿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勤奋攻读，几年时间的学习，使林伯渠在中国史地、古代汉语、诗词歌赋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底，并且长期受用，永志不忘。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林伯渠在学业上得到了父亲的教诲指点，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出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会了西汉时公羊学派的“三世”、“三统”说，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林鸿仪非常欣赏这种理论，在钦山寺学馆期间，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以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指导伯渠攻读公羊学说。公羊学说的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其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乱到治，越变越好。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西汉公羊学派这种理论，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以便证明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它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却完全有存在的权利。尽管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架，但在当时条件下，它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林伯渠学习了公羊学说，联系当时的现实，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东京听孔教会讲《公羊传》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①——①《林伯渠日记》，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湖南版），第３０页向往富国强兵一九○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可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为了摆脱窘境，她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旗手。一九○一年一月她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八月，下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这种变革，主要是废科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然而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毕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在此情况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是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它令湘西各县每县选送二人入学。十六岁的林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学堂所在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门户，交通方便，市井繁荣。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让他熟悉环境，带他走亲访友和游览城郊的名胜古迹。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眼界大为开阔。西路师范开办时只有百来名学生，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在这里，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诸子、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博物学、化学、物理、日文、英文、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较过去宽广许多。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湖南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风流人物、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希龄，非常敬佩，并且发为吟咏。原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几经兴废改建，早已不是昔日模样，遗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抱的石磉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凤凰莅止鸣高岗，麒麟云集结新侣……①——①林伯渠青少年时的同学沈少卿回忆。这里的“麒麟”是美喻弃科举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凤凰”当是指熊希龄。熊是湘西凤凰县人，曾有“熊凤凰”之称。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为了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材，曾于一八九七年冬从北京回湘，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筹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敛迹回家，改图在较小范围内兴学，以待再举。这次创办西路师范，他联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军头目黄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学堂的实际主持人则是他自己。林伯渠这一吟咏，由学友而至师长，辗转相传，终于为熊希龄所知。熊问他为何要这样写，他说出了自己认为一个维新运动的斗士理应受到尊敬的心情。熊希龄一面告诫他：你自以为是含蓄，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你将有口难辩，一面提示他：学堂订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可在课余尽力去阅览，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发为言论，见诸行动，却要谨慎小心，不要给我招祸。林伯渠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却也是一片真心，特别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在西路师范期间，林伯渠眼见国势孱弱，外侮侵凌，他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其所以如此，从一个方面看，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七年，林鸿仪对山东胶州的教案中，德帝国主义借故挟制中国，要督抚李秉衡、知州许颂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挟制”，将李秉衡革职，发往军台，逼迫知州自尽，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①。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行动。一九○○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光绪皇帝曾多次传谕嘉奖，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从这里也可窥知他对义和团的胜利是何等兴奋。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林鸿仪：《日记》，１８９７年农历１１月８日、１５日。激起青年林伯渠热望“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时的许多进步书刊。那时，学堂附近有一个启智书局，经理唐承隋是林伯渠父亲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书局经常出售一些港沪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他便将内容更激进一些的藏之后室。林伯渠凭借父亲的关系，经常在星期日去阅读或购买这些书刊。当时在西路师范进步学生中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流传的进步书报，主要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译的《天演论》、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等，到了一九○三年下半年，甚至还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林伯渠为了发动同学们阅读这些书报，联络一些进步学友，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由于音乐室设在学堂的东北角，幽深僻静，加之上课时间不多，门虽设而常开，学社的成员，常到音乐室去阅读或聚会。开始时他们是各自阅读，继而相互交谈，讨论问题，有时甚至高谈阔论。久而久之，引起了学堂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熊希龄对学生看进步书刊，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听到非议、责难时，他只好让庶务把音乐室锁起来。林伯渠等学社成员只得分散开来，把书报拿到距学堂不太远的神武寺、祗园寺等僻静的地方去阅读。这个新知学社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对开阔同学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新书报中，林伯渠受影响最大的是（新民丛报》。该报是一九○二年创办的一种月刊。它反对慈禧太后，支持光绪皇帝，因而遭到清廷严禁，但却受到知识界的欢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晓畅浅显、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人物，宣传种种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的政治文章曾尖锐地指出，列强要“保全中国”，正说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态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徒有虚名的“新政”，甚至说，“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①。《新民丛报》的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阅读该报的人，固然有受它的影响而赞同君主立宪的，但也有很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林伯渠就是属于后一种人——①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２２期，１９０２年１２月。林伯渠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往“富国强兵”，不只是接受了进步书刊的影响，现实的反抗斗争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比如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就使他感到非常惋惜。唐才常是湖南浏阳县人，是谭嗣同二十余年的好友、维新派的激进分子。一九○○年七月，他眼见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便以时局紧张、须力图“保种救国”为由，在上海邀请数百人举行“中国国会”，订立了三条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①这些条款，虽表现了唐才常政治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但他希望拯救国家于水火的精神，却博得很多人的支持。召开“国会”以后，他又秘密组织了自立军，亲赴汉口进行部署，拟于八月九日，由他统一指挥，分别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新堤，以及西路师范所在地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不料叛徒出卖，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被捕，八月二十二日同时被杀害，起义失败，林伯渠痛心疾首，此事更加激起了他救国救民的热忱。林伯渠后来回忆他在西路师范的政治思想状况时说：“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西路学堂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②——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１９２页。②《林老谈辛亥革命》，《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清政府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为了解决师资和实行“新政”的需要，先后派遣一些官员和青年出国留学。一九○三年冬，西路师范举行选拔留日学生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录取。随后，他结束了西路师范的学习，前往日本。当时清政府企图在留学生学成归来后，经过考查，赐予进士、举人、贡生等衔，使之变成为己所用的人。可是事与愿违，这些青年学生接受新知识，富有政治敏感性，大多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加入同盟会一九○四年春天，林伯渠告别了家人、父老和师友，在护送官的陪同下，与本省数十名官费留日学生由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置身于碧波无际的大海之上，只见晴空万里，白浪滔天，阵阵海鸥，随波上下，这在林伯渠还是生平第一次。他不禁为之心旷神怡，意气风发。船过马关，回念甲午战败的耻辱未雪，而今日俄两帝国主义者又在我国领土上为争夺东北而大动刀兵，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东北无数同胞在侵略者的枪弹炮火下，惨遭屠杀。多少人生离死别，多少人背井离乡，在林伯渠心中，忧国忧民之思又不禁起伏翻腾。船到日本商埠长崎，经神户、横滨，改乘火车到东京。在横滨时，已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和湖南留日学生会派员前来接待，林伯渠等一行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到了东京，很快就安顿下来。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借名游学，日事玩乐吃喝的。中国留日学生大都进速成学校或普通科。林伯渠在这年夏初进入弘文学院就读师范科。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于一九○二年专为接待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院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设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三年毕业，教授中学课程；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由于近年来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弘文学院发展很快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结果。，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间，在下谷、神田、巢鸭等地扩建了四所分校。林伯渠到校那年，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六百零四人，其中湖南籍一百一十人。由于当时留日学生由各省保送，多为集体入学，乡党观念较深，学院亦往往以地名为班名，如称湖北普通班，湖南师范班等。陈独秀、黄兴和鲁迅都曾经在这所学院肄业。其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较低。弘文学院每年收学费、食宿费三百日元。官费留学生每年可领官费四、五百日元，另有实验费和旅行费，一般说来生活还算是优裕的。师范科学习日语、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等科目。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过日语，对各门功课都有根底，因此在学习方面并不感繁难。中国留学生除了上课和复习外，课余时间大都用来跑留学生会馆，进书店，听讲演等。从一九○三年起，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好几种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更早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戢翼翚等，也在三年前组织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工作。他们相继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批名著，就地出版，广泛发行，使新来的留日学生林伯渠等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半文半白的革新文体，宣扬君主立宪，批评时政，过去在国内，就对林伯渠起过颇大的影响。来到日本后，林伯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宫崎滔天夸奖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早就心仪其人。但是，在一九○四年，对于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险恶用心，他还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的；对能不能联合清廷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这一重大问题，他和陈天华同样，还是动摇模糊的。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吴崑、以及秋瑾等①，都是在这期间认识或订交的。宋教仁自一九○四年秋策动长沙起义失败后，于这年冬天逃到东京，不久即与陈天华等向湖南留日学生发动捐款，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林伯渠参与了捐款筹备工作。《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一九○五年六月创刊，只出了三期，便遭到日本政府封禁，其后移交给中国同盟会，改出《民报》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①杨毓麟、姚宏业、田桐、白逾桓，吴崑皆弘文学院学生；除田桐、白逾桓、秋瑾外，其余皆湖南人。一九○五年是亚洲政局风云谲变，国家多故的年代，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时期、建立新型政党的年代。打了一年半的日俄战争，经过这年五月间的对马海战，俄国太平洋舰队几至全军覆灭。在我国东北领土上作战的四十万俄军，也抵挡不住日本军队凌厉的攻势，节节败退。俄国不得不在美国的斡旋下向日本言和让步。但实际上丧权失地的，仍然是挂着“局外中立”招牌，颟顸无能的满清政府。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就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所以这次战后，中国的立宪派又活跃起来。这年七月，孙中山由欧洲回到东京，经宫崎滔天的介绍，找到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议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政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的筹备会，商定这一革命新组织的会名为中国同盟会，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章程，并规定了入会仪式和誓词等。林伯渠听到孙中山抵达东京组党的消息，心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早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伟大人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决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在麴町区骏河台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文大会。林伯渠和弘文学院的中国学生满怀激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的群众达一千三百余人，远远超过了原定六百人的预计，把个小小的富士见楼挤得无插足之地。尽管这时天气炎热，汗流浃背，大家都不愿离开，以一睹孙中山的丰彩和亲聆他的言论为快。当孙中山缓步走上讲台时，周围掌声四起。孙中山首先叙述他的革命主张和经过，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如国人发奋自雄，不难“突驾日本”，“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最后，孙中山满怀激情地指出：“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①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刻的是：孙“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②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③，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他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蒙混不清的问题。他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平时听陈天华称赞孙中山是“英雄中的英雄”，见章士钊《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著，即《孙中山传》）的译序中颂扬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果然并非虚语。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他领导的革命组织——①《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９页。②《林老谈辛亥革命》。③林伯渠与陈瑾昆教授谈话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５日。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庄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加盟的有留日中国学生一百多人。会上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其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陈天华任书记，程家柽、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推汪兆铭为部长，田桐、胡汉民、朱执信、吴永珊（玉章）、覃振、胡瑛等为议员；司法部由宋教仁任检事长，张继等任判事。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成立各省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上述同盟会的负责人，后来大都和林伯渠发生过密切关系或者打过交道。林伯渠原和黄兴、宋教仁熟识，他们两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他便踏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清政府得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东京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如芒刺在背，火灼油煎，便秘密向日本驻华公使要求共同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日颁布所谓《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中国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公、私立学校入学或转学时，必须持有清廷公使馆的介绍书方准入学；中国留学生必须居住学校宿舍；凡因“性行不良”而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各校不得使之复学。这样一来，清政府就随时可以以“性行不良”为借口，串通日本当局，开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断绝他们在日本留学进行革命活动的机会。中国留学生因日本政府剥夺他们的居住自由和入学自由，群情愤激，上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该项章程。结果上书请愿无效，反受日本报纸讥为“放纵卑劣”。日本一国会议员甚至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圆心，划成三个不同半径的圆周，第一个圆周，包括韩国等地；第二个圆周，包括中国东三省；第三个圆周则包括全中国在内①。这些极端污辱我国留学生人格和国家尊严的帝国主义分子言论，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程”。十二月四日，首先罢学的是林伯渠所在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他们分头写信给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敦促大家一致罢学归国，以存国格。第二天起来响应的是以秋瑾为首的东京近百名女留学生。秋瑾在青山女子实践学校肄业，为了坚持罢学归国，她动手殴打了学校翻译范源濂，并到处演说，痛斥日本政府的侵略和清廷的卖国，每每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林伯渠对这位年龄比他大九岁的“鉴湖女侠”，十分敬佩。第三、四天，其他学校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成城学校等也都相继罢学——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Ｉ９７８年版，第３４页。正当罢学归国浪潮迅猛发展的时候，十二月八日，忽然发生同盟会的著名革命宣传家、《警世钟》和《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在横滨大森湾投海自杀的事件。陈天华有感于祖国的积弱，又慨于日本报纸对国人的嘲讽侮辱，诚恐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不能一致，反招人耻笑，因此写下遗书，以死劝勉大家“力学爱国”①——①《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５页。陈天华蹈海自尽，更加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决心。不到两个月，归国的达二千多人。当时东京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罢学归国，在国内自行办学，宋教仁、田桐、胡瑛、秋瑾、刘道一、廖仲恺、姚宏业和林伯渠等属于这一派。他们组成各校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处理一切罢学归国事宜，会长为胡瑛。联合会制定了四条自治规则，要求罢学学生遵守秩序，以免日警干涉，并派出纠察员持手枪、短刀看守各校校门，阻止中国留学生上学。另一派为胡汉民、汪精卫等，组织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他们被罢学归国派认为留恋个人官费，不顾公义。这派人数较少。两派在留日学生总会馆，争辩非常激烈。林伯渠与秋瑾、刘道一、姚宏业等于一九○五年底相继回国。其后孙中山由美国来电，表示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原因是担心同盟会员回国后，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同时也怕动摇刚在东京创刊的《民报》的基础。宋教仁、胡瑛等接到电报后，于是终止了集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日本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也对“取缔规程”的实施，作了让步。一些学业未完成的归国留学生，又陆续重返日本复学。林伯渠已在弘文学院念完了师范科的课程。一九○六年初，他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湖南长沙办理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他负责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通讯联系，兼管《民报》的秘密发行工作。这时，湖南早期留日学生禹之谟和陈家鼎等已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弘文学院的湖南同学仇鳌、赵缭等也以学校为据点，在湘阴和长沙开展革命活动。林伯渠分别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工作上互相呼应。这年春夏间，恰值长江中下游淫雨成灾，衡州、零陵、长沙、常德四府洪水淹死群众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灾情惨重，为二百多年来所未有，因此民情嗟怨，暗潮四伏，湖南革命烽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年五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程”返上海筹办中国公学的同盟会员姚宏业，感于官绅的阻扼，收不到各地筹款，且见国事日非，愤而投黄埔江自尽。姚宏业是林伯渠在弘文学院的同龄同乡，同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办学。对于姚宏业和陈天华的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和惋惜的。湖南同盟会为了表彰陈、姚二烈士的爱国精神，藉慰英魂，由湖南教育会兼商会会长禹之谟和陈家鼎、宁调元、覃振等出面倡议，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长沙岳麓山，以志纪念，并派苏鹏为代表，赴日本和上海，运陈、姚两烈士的灵柩回湖南。五月二十九日，长沙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以及各界群众一万余人，身穿缟素，手执白旗，为陈、姚二烈士送殡。队伍长达十余里，轰动全城，观者路塞，军警林立，不敢干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湖南人民举行的政治大示威。林伯渠率领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的师生，积极参与了这次斗争。湖南政府因禁阻陈、姚公葬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于八月间逮捕了禹之谟，严刑逼供，数月后处以绞刑，禹之谟壮烈牺牲。宁调元、苏鹏等受通缉，逃亡外省。在这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等回湖南，运动军队和会党，组织萍浏醴起义。萍乡、醴陵、浏阳三县为湘赣两省交界地区，向来是哥老会的别支——洪江会会众聚集的渊薮。自一九○四年秋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被杀害后，洪江会会众更加痛恨清政府，因此一经刘道一等号召起义，他们就风起云从，积极拥护，但由于会党山堂林立，互不统属，组织不严，容易泄密。一九○六年十月初，起义日期还没有到来，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等地已受到官兵巡防营的袭击，会党头目数人被杀。十二月萍、浏、醴起义全面爆发，也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敌军势大，很快就失败了。同盟会的青年英杰刘道一不幸在长沙被捕，遇害于浏阳门外。这年的重阳节，林伯渠和友人登临岳麓山，凭吊这天灾人祸频仍、刚刚经过水淹血渍的破碎山河，到处枫林红叶，宛如死难者的鲜血洒落万岭千山，黄酒茱萸，难招忠魂。因念神州陆沉，何日重振？他不禁百感丛生，泪下如雨，归来写成《游爱晚亭》七律一首。诗云：到处枫林压酒痕，十分景色赛天荪。①千山洒遍杜鹃血，一缕难招帝子魂。②欲把神州回锦绣，频将泪雨洗乾坤。兰成亦有关河感，③愁看江南老树村。④——①荪：香草，亦名荃。《楚辞·九歌·湘君》：“荪桡兮兰旌。”天荪：指天上的香草。②帝子魂：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均嫁给舜。舜出巡，死于苍梧（在广西）之野，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死于湘江。③兰成：南北朝时梁朝人庚信，小字兰成，出使西魏，被留不放。梁亡，作“哀江南赋”，怀念乡关。④《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页。后来他觉得这首诗的结尾，调子未免过于低沉，因又将它改成“不信沉沙戟已深”，坚信革命必将再起。这年八月间，林鸿仪病逝。林伯渠奔丧回临澧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便回长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从事边疆革命一九○七年，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黄兴、宋教仁等，鉴于长江流域起义屡遭挫折，清廷在东北边疆统治较弱，而该处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日俄两帝国均虎视眈眈，日谋侵夺，因而有“边疆革命”的计划。从一九○五年起，宋教仁就关心东三省的形势，曾收集资料写成《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介绍东北“马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上发表。他从日本报刊有关记载中，了解到东北“马贼”不下十余万人。其中有个绰号“韩边外”的山东人，在延吉附近夹皮沟一带，聚众数万。韩死后，由其孙韩登举继承祖业，慷慨好客，曾为保乡卫国，组织“正义军”，与入侵该地的日俄军队作战，有可能成为反清革命的同盟者。这年三月，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决定由宋教仁、白逾桓与曾在东北“马贼”中当头目多年的日本退伍军曹古川清一同前往安东，联络东北“马贼”和发展当地同盟会的组织，中心目标则是联络韩登举，谋在夹皮沟一带建立边疆革命的根据地。在宋教仁看来，夹皮沟纵横数百里，韩登举的统治根深蒂固，如运动有效，最高理想就是掌握它的大权，兴办教育，振兴实业，训练陆军，广招人才，以图将来远大的发展；如做不到这一步，退而求其次，则要掌握当地的实业权，发展生产，兴办实业，以达到经济上富裕的目的；如上中两策都做不到，则采取下策，只要求说服他多多捐助革命资金。这一做法不须花很多时间，只要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人去就可以了①。宋教仁等于一九○七年四月间到达安东（今丹东）后，即致函大孤山“马贼”李逢春、朱二角、蓝黑牙等，号召他们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两岸的义军，合为一团，共谋起义。他认为，如果起义军西渡山海关，永平就无法防守；如果南出喜峰口，北京就告危急。若要为革命干一番大事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而且南方有同盟会党徒“不下数十万众”，若“南北交攻”，就不难制清廷的死命。②——①②《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４８—２４９、３５６—３５７页。与此同时，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通知在湖南的林伯渠，设法前往东北，共同策划边疆革命的进行；又派吴崑由日本赴安东，协助宋教仁等工作。林伯渠接到通知后，为将深入满清皇族的老巢干革命而感到十分高兴。这时恰值江苏臬台朱家宝调任东北吉林巡抚，要找懂得办新教育的人才同往。朱是云南人，翰林出身，为人较正派。林伯渠通过在朱幕下当文案的亲戚汪德植的介绍，到南京见朱，很受重视，遂被任为随员，同往吉林。同行的还有一位姓周的同盟会员。他们两人的任务是调查东北边疆形势，联络绿林豪杰，配合宋教仁等，在东北建立据点，进行边疆革命。林伯渠于一九○七年春末到达南京，舟车劳顿之余，把酒临江，纵览石头城这座六朝故都，山环水抱，龙蟠虎踞，委实壮观。转念此次北行，深信同盟会虽然多次起义失败，今后革命必将如春草重生，终有推倒清朝反动统治的一日；值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男儿大丈夫，正应擒螭斩鳄，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岂可自命清高，甘老泉石！他想到这里，不禁壮怀慷慨，诗兴勃发，走笔写成《过金陵》七律一首。诗云：冬冬更鼓逼岩城，①露冷征衫酒微醺。隐约山川龙虎踞，频烦车马剑书轻。乘时未许甘泉石，入海还期斩鳄鲸。莫为六朝空叹息，②行看原上草重生。③——①岩城：即石头城，指南京。②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曾在南京建都。③《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２页。这年秋天，林伯渠到达吉林省会后，巡抚朱家宝把他交给提学使吴鲁安排工作。林伯渠为了避免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初仅报了“湖南学堂学生”的学历，以“精通业务”被委派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同时被委派的该所监督，是优级师范毕业生杨锟铻。劝学所原是清朝末年停止科举考试后举办州县地方自治、为劝导民间兴办学堂而设的机关。由于吉林改设行省建制不久，县治多未分立，因特设省劝学总所为各府、厅、州、县办劝学所的示范，地点设在省城巴尔府门内正黄旗官房，其中附设宣讲所、劝学宣讲员养成所、阅报所、教育研究会、绅董接待所等。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于十月初正式成立，林伯渠借办学为掩护，宣传革命，他与杨锟铻在给提学使吴鲁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兴办新学，作育人才的重要。呈文写道：“窃维列强竞争，时事日迫，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战。国势强弱，视学务盛衰为转移。东西洋学校林立，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下至隶竖、走卒，皆能手执一编而读之，灼知夫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机，故其国之兴也勃然。三省介乎日俄之间，森林遍野，矿产丰盈，土脉膏腴，沃壤千里，豺虎之俄，狼鹫之日，眈眈逐逐，各思攫为己有。三省殆，全局危。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兵战不可，商战不能，实业战则需时甚长，而有所不能待。推原其故，总由其士夫氓庶，安于固陋，罔知学问，仇视新学，遑言智识。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末由而开，长此浑朴，伊于胡底！是故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而劝学宣讲各所，所由不可不立”①。这份呈文，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忧时的激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中肯的。在《劝学总所兼宣讲所试办章程》中，林伯渠写道：“普及教育，传输文明，乃本所应有之责任。劝学则期吉林无地无学，无人不学而后止”，宣讲则除应讲有关教育宗旨以及停科举、兴学堂的政府文告以外，“举凡有关地方自治，改良社会，破除迷信之白话报纸，皆可随时宣讲。”“无论何人均准听讲，即衣服褴褛者，亦不宜拒绝”②。关于劝学、宣讲人员的选择，林伯渠在章程中规定：“皆须心地光明，志趣纯正，口齿灵便，声音宏亮，身无嗜好，通达时务者为合格。盖劝学宣讲，非通彻中外大势，时事利弊，我国积弱之原，富强根基端在何处，言之著著，切中肯彀，方能动听”③——①清代吉林档案。②③清代吉林档案。劝学所设教育研究会，为当地中小学教员及有关教育人士共同商讨改进学校教育的场所。其时吉林省会教育还很落后，新式学堂多未建立。城乡私垫五百余处，学童达七千余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亟待改良。在林伯渠主持下，将省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各成立新式小学一所，同时在劝学所内设立便利贫民子弟半工半读的半日学堂一所，各小学和半日学堂一律由劝学所供应学童的纸、笔、墨。第二年春，又设简易师范一班，以培养小学师资。劝学所于各学区设劝学员，负责调查当地庙产、无益公捐、以及劝导商绅富户捐款办学兼管理学校人事、经费等工作。又设调查员，周游各区，专门负责调查学校一切应兴、应革事宜，以资改进。林伯渠一方面通过办学，秘密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另一方面又常借检查各地办学的机会与当地的革命党人联系和发展同盟会会员。正当林伯渠在吉林省会劝学总所开展工作的时候，宋教仁等在东北联络“马贼”起义的计划已遭挫折。先是，宋教仁等于一九○七年的春夏间在安东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随后于八、九月间联络李逢春等绿林准备起义，派白逾桓、吴崑到碱厂招兵，不料古川清向清政府告密①，致使白、吴两人被捕（后中途逃脱）。宋教仁逃往大连后，化名桃源宗介，与曾在《盛京时报》任主笔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徐镜心，前往吉林省会，组织木植公司，暗中与林伯渠等联络，密谋起义。徐镜心被安排在吉林高等小学教书，后来由于宋、徐被清政府通缉，无法立足，计划遂告流产。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重要成员张榕、吴禄贞等不赞成宋教仁依靠绿林“马贼”起义的策略，主张潜伏待机，在军界、教育界和联庄会中发展革命力量。因此宋教仁联络“马贼”起义失败后，林伯渠等同盟会员继续留在东北——①松本英纪：《宋教仁和间岛问题》，《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５４２—２５４６页。这年九月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并吞朝鲜后，妄图以所谓“间岛问题”①为突破口，加紧入侵我东三省。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领日本军警和朝鲜反动组织“一进会”的首领金海龙等，进入我吉林省延吉厅境内，借名保护韩民，设立机构，滋生事端，阴谋霸占我延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获报后，以“延吉为三国势力角逐之地，东亚安危所系”②，急忙奏请清政府委派原邮传部右丞陈昭常为吉林省边防督办、吴禄贞为会办，前往延吉厅与日人交涉。他还向清政府请准赏给夹皮沟练总韩登举参将衔，借以驾驭，以免为日本人利用——①“间岛”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出来的名词，指吉林省延吉地区。该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日本侵略者捏称“间岛”原属韩国，以此挑拨中朝关系，并为其出兵侵略制造借口。②徐世昌：《东三省政略》“间岛”问题的发生，使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同盟会总部关于边疆革命的计划，一时不易进展。宋教仁、吴禄贞和林伯渠等同盟会员，都曾到过夹皮沟访问韩登举，受到热情的款待。宋教仁从韩的口中获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伪证，妄图侵占我延吉地区的阴谋，回到东京后，参考了大量图书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提供清政府，以无可辨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间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协助吴禄贞收回了我国在这里的主权。林伯渠后来回忆访问夹皮沟的往事时说：先是，一山东人混名韩边外者，光绪初年间到吉林南部挖药淘金，久而久之，在牡丹江南，延吉厅与桦甸县间，名南山沟子的一个区域（南北百余里，东西二、三百里），另立制度，类似一小王国（时日本报纸称为“东方秘密国”），有枪四、五千枝。日俄战时，双方都与之结好。我们寻到该地时，韩已死，由其孙韩登举继业，似已受政府招安。但他仍是江湖气概，招待我们住了几天，并介绍我们往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去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①——①《林老谈辛亥革命》。为了解边疆形势，林伯渠还到过长白山尾龙潭山风景区和敦化县境清始祖起兵誓师处的鄂达里台等地，他对东北边防的失固，清政府外交的庸懦，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延吉狗窃鼠偷式的入侵，感到无穷愤慨；同时对延边人民遭外敌的蹂躏，以及边疆革命的受挫，寄与满腔同情与惋惜。一九○八年他写下了《游龙潭山》绝句三首和《游鄂达里台》律诗一首，充分反映了他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游龙潭山》（录一）龙潭铁锁久销沉，山鬼无灵扰夕阴。①眼见群芳消歇尽，②何人重有惜花心。③《游鄂达里台》故老争传鄂达里，登临却趁大寒时。④西来峻岭连天白，北走长江入海迟。十里炊烟控朔漠，三边狗盗越雷池。⑤和戎尽有诸公策，满眼狐乌⑥雨雪诗。⑦——①龙潭二句，指清政府边防不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清王朝在东北扰害人民。②群芳消歇：指东北进步势力受摧残。③《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页。④大寒：节气名，阳历１月２０日或２１日至２月２日或３日。⑤三边：指延吉地区，因与朝鲜、俄国接界，故称三边。狗盗：指日本侵略者。雷池：指国境线。⑥狐乌：指日、韩浪人。⑦《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页。东三省的边疆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同盟会会员在东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吴禄贞出任吉林边务帮办，后又升任督办，握有一部分兵权，柏文蔚在吴幕下历任参谋及延吉厅屯田营标统。延吉厅地区原只有一所小学，朝鲜移民居当地居民的多数，他们的私塾常被日本军警和“一进会”强迫脱离中国，归附日方。延吉厅在林伯渠、吴禄贞的帮助下，成立了学务公所和劝学所兼宣讲所，并于晖春等地设（高、初）两等小学，于各乡设初等小学；将朝鲜移民所办的蒙养学校一律改为官立小学，对朝鲜移民的子女入学，给予特别优待，从而得到朝鲜移民的欢迎和倾心信服，加强了国防安全。林伯渠办学优异的才能和对日本情事的熟悉，终于暴露了他留学日本的经历。一九○八年清政府吉林省档案的记载，就改称他为“日本毕业学生林祖涵”。一九○八年七月，朱家宝调职安徽，陈昭常升任吉林巡抚，林伯渠也被调到吉林提学司图书科当科员，名义上仍兼劝学总所会办。十月，又调任提学司普通科一等科员。普通科掌管各级师范学堂、中等学堂一切事务及通俗教育和博物馆等。一九○九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以任吉林巡抚陈昭常（与廖同乡）的翻译职务作掩护。林伯渠在东京留学参加同盟会期间，与廖仲恺已见过面，此次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两人同在省城，常相往来，或纵谈国家大事，或密商革命方略，志同道合，自此结成肝胆之交。这年九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由清廷作出某些让步后，收回延吉主权，保全了祖国神圣的领土。除了吴禄贞在延吉边防对日坚持强硬态度，功不可没外，宋教仁与廖仲恺、林伯渠等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一○年，林伯渠童年时代由父母指腹为婚的原配夫人司马殿英在家乡病逝。这一年他和吉林省会一位小学教师伍复明结婚。伍是南京人氏，随家到吉林工作。婚后一年生下女儿林秉衡。一九一一年五月，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清政府苛征租税与蒙租相差役口角遭殴，引起该校学生不平，三十余人奔往蒙租柜，捣毁门窗，与差役互殴，打伤蒙员数人。为此吉林提学使屡电该校监督开除闹事学生，交长春府看管，听候惩办。该校学生不服，全体罢课。提学司委派省视学詹钰与林伯渠前往查办。林伯渠到长春后，极力保全学生，说服詹钰共同复电提学使，“力能转环，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并嘱长春绅缙们出面向省方求情，结果使八十余名学生得以保全学籍。这次长春青年学生的反苛租斗争，在吉林全省颇有影响，其后东北人民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扩大，至辛亥革命时，发展为武装起义。这年秋初，林伯渠还为在吉林民政署工作的湘西留日同学程崇实编纂的《法学大辞典》作了校订。该书在吉林印行，对普及资产阶级法律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林伯渠在东北工作整整四年时间①，同盟会边疆革命计划的成就虽不尽理想，却也为日后东北的光复，打下了基础，约于一九一一年八月，林伯渠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召，回到上海工作——①据清政府吉林省档案，吉林提学使于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委派林祖涵为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０日，双阳县呈报更正《管理教员一览表》上有林伯渠亲笔批语，可见林伯渠离开吉林在这年８月１０日以后，前后整整４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国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以边疆革命未著成效，中央革命又不易实行，乃转移注意力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认为该处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于一九一○年在东京召开十一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画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林伯渠由吉林回到上海后，被同盟会中部总会派往湘西从事运动西路巡防营的工作。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分五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八个营，其中驻在常德的三个营。巡防营中上层军官受旧军队封建积习影响较深，驻守长沙的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尤其狡猾顽固。但在下级官佐和士兵中，却已有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首先于十月二十二日响应起义。起义军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很快就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走。随即成立以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通电全省谱》。以1979年中华书局本为完备。，号召各属响应起义，同时委派杨任为西路招讨使，带领同盟会会员和武装士兵首余人于十月三十一日抵常德。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湖南起义胜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人们纷纷剪掉象征满清统治的发辫，商民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义师，长沙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经验，丧失了对潜在的旧势力的警惕性，革命政权建立不满十天，立宪派就乘湖南革命部队出发援鄂、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流血政变，于十月三十一日诱杀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拥谭延闿为都督。谭将杀害焦、陈的责任归罪于乱兵，又以猫哭老鼠的手段，厚殓二烈士遗体，令各机关下半旗致哀，甚至扬言要为焦、陈铸造纪念铜像。常德旧势力的代表陈斌生，也于十一月三日杀害了西路招讨使杨任等十余位同盟会会员，杨等且被剖心祭奠黄忠浩；澧州会党起义反抗也被镇压下去。到年底，立宪派几乎攫取了湖南省各属起义取得的全部革命果实，革命党人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林伯渠对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人的被杀害，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再留在长沙，便偕同几位同盟会会员前往上海。十二月初，江浙革命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转赴南京。这个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五十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在湖南及全国的失败，对林伯渠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①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对袁世凯妥协经过，林伯渠回忆说：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籍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元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②——①②《林老谈辛亥革命》。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由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分享袁世凯的权力。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野心家袁世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派遣刺客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因此又爆发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在国民党人的压力下，湖南都督谭延闿于七月间宣布湖南独立，暗中却向袁世凯、黎元洪表示“如湖南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则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①。当时国民党人犹以谭延闿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任命程子楷为讨袁第一军司令，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邹永成为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决定程子楷与邹永成率部进驻岳州。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他的堂兄林修梅也在这里任营长——①《黎大总统政书》卷２６。林伯渠对自己的入盟介绍人宋教仁的惨遭杀害，满怀悲愤。他和林修梅兄弟两人都是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的积极支持者。但是，由于谭延闿就任都督后大量裁减新军，湖南兵微将寡，缺乏实力，加上南方各省对出师讨袁看法不一，岳州的军队只能采取守势，效法洪秀全当年在田家镇铁锁横江的故智，载石沉船，以阻北军的渡江进袭。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二次革命的首要人物，相继于七月底、八月初逃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再次浮槎东渡。林伯渠第二次来到东京，先后进入日华学校、中央大学、正则学校和东亚商业学校学习。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要到两、三所学校听课，午前上日华，午后去中央，夜间到正则。除了学习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社会学、统计学、簿记学、国际法、宪法、民刑法外，兼学日文和英文，还抽出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有些译文还寄回湖南在《沅湘报》上发表。二次革命失败，使大多数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林伯渠体弱多病，经常服药，且“心境恶劣、精神昏瞀”①，也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惶悚殊深。盖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外感太棼，而德业不增。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②。但是，疾病缠身和国家多难、山河日非的无限忧思，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很快就警醒过来，努力进行自我鞭策。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勉励自己“从此前进、力戒悠忽”③。不过，他这时仍然是向儒家学说王船山哲学找寻修心养性之道，自然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①②③《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１７页，３０页，４８、４６页。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廖仲恺和林修梅、林伯渠等少数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不拘小节，毅然打手印，追随孙中山。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忠心耿耿，极为感动，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所为。”①从此对林伯渠、林修梅异常器重——①《朱蕴山回忆》（未刊稿），１９７９年。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妄图独占中国。急欲爬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俯首屈从。孙中山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氏窃国的滔天罪行，号召各地革命党人起义讨袁。林伯渠被派回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①。其后，他又被派任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从事反袁组织工作。同年年底返回日本。其时，在东京有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人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两个学会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李大钊比林伯渠小三岁。他于一九一三年冬来到日本东京，次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是该校经济学教授、《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的学生。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他在早稻田大学担任经济学会责任干事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归国请愿团的文牍干事。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是当时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著名反日爱国文件。林伯渠对李大钊一见如故、结为知交。林伯渠特别重视经济学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李大钊的影响。由于神州学会反袁斗争的关系，他还结识了广东留日学生容伯挺等人——①《林伯渠自传》（１９４１年），《人物》，１９８２年第２期。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取消共和，悍然称帝。曾任云南都督的湖南邵阳人蔡锷，由北京出走昆明，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程潜、林修梅等也于一九一六年初返国，召集旧部组织湖南护国军，于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靖县召开有四十八县代表参加的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为参谋长。林伯渠于三月四日由日本启程返湖南。途经上海，因痔疮发作，不便行动，入医院割治，出院后即奔赴湘南，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这期间湖南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纷纷起义，永兴、武冈、湘乡、保靖、新化、衡山等地，捷报频传，吓得袁世凯的走卒、湖南都督汤芗铭如坐针毡，急调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部守卫长沙。不料郭人漳野心勃勃，阴谋夺取省城地盘，与汤火并；后经日本领事调解，才停战言和，共同演出假独立丑剧。汤芗铭的假独立，虽然成了袁世凯的“送命汤”（袁世凯于六月六日活活被气死），却未能阻止湖南护国军对长沙的进攻。谭延闿趁机诱说汤芗铭拼凑原有湘军巡防营成立湖南护国军第一军，以谭的旧部曾继梧为总司令，赵恒惕、陈复初、刘建藩等为梯团长。谭随即率部与程潜合力于七月初将汤芗铭逐出湖南。林伯渠在这期间，为反袁驱汤奔走各方，备极艰险。后来，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自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午后起行，“此后奔走湘鄂，迄五月二十九日汤氏在湘宣布独立及汤氏七月五日之出走，皆危险时代，故不记。他日有暇，当略编政态变状与就中艰苦情形，备观览焉”①。可惜以后林伯渠政务频繁，这一心愿未能实现——①《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１１１页。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职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八月四日委派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二十日谭到长沙正式视事，林伯渠于九月初往上海请示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共商革命方略，后回湘出任省长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代理政务厅长。这期间他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神州学会筹备会，同覃振、龙璋等组织正谊社作为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外围组织，团结各方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参与湘南护法战役一九一七年七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一方面暗中支持张勋和督军团叛乱，推翻民国，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装模作样，在马厂誓师，把自己打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封为国务总理，并让直系军阀冯国璋取代黎元洪的总统职位。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为此通电全国，揭露段祺瑞演出“假共和真复辟”的丑剧，率领一部分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九月初组成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军政府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副元帅（陆、唐均未就职）。中国政局由此再次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湖南省地处要冲，为南北双方军事必争之地。段祺瑞重新登台后，旋即委派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自称“中立两面不讨好”的谭延闿，在交卸督军职务前，预先安排湘军将领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用重金把原来亲北方的零陵镇守使望云亭骗往北京。当谭延闿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商讨傅良佐来湘的对策时，对谭心怀不满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表态欢迎傅良佐，使其余将领默不敢言，独有林伯渠的堂兄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愤起抗争；并于会后移师衡阳准备与粤、桂、滇等自主省份联合，响应护法，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谭延闿卸任湘督，同时辞去省长职务；军民两署各官佐纷纷跟着辞职。林伯渠也辞去省长公署总务科长兼代政务厅长的职务。他递上辞呈后，还未办交卸的谭延闿，却委派他和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三人为研究员赴美国考察经济和教育。林伯渠表面上接受了委令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论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经济，领取了出国旅费①，还和熊、陈两人学了几天英语，暗地里却和林修梅、刘建藩、覃振、易象，以及林支宇等中华革命党人商定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衡阳、零陵发动起义。八月中旬，林伯渠先叫人把家眷送回临澧老家，自己在办完省署移交工作后，也回临澧省亲，以便就近了解湘西形势，等候衡阳、零陵起义消息——①后来林、熊二人均未出国，把旅费退还省署。九月十三日，傅良佐下令撤换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并派员前往接任。刘、林二人遂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全国，宣布湘南二十四县自主，与段祺瑞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在通电中历数段祺瑞“阴怂张勋复辟”，“阳为讨逆兴兵”，“占据国家机关”，“借债诛锄异己”，“为国之殃，较袁尤甚”。通电还宣布湘南二十四县实行戒严，自后“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与此同时，刘、林二人还下令：湘南各县金融、交通，概责成县知事切实检查掌握，封存货币，不准外调。衡阳、零陵宣布独立自主的第二天，林伯渠即由临澧老家束装就道，奔赴湘南。在广州处境艰难的孙中山，得悉林修梅、刘建藩起义护法，无比兴奋，即致电起义将领，表示嘉奖，并密派程潜、林支宇等由粤北入湘南，协助起义军作战。程潜被举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湘南民政处长，林伯渠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不久，林伯渠又被派赴广州向军政府孙大元帅汇报起义经过，并请孙敦促粤桂两省，速即出兵湘南，支援义军作战。孙中山除力促陆荣廷出兵外，还于十月十七日委派林伯渠为湖南劳军使，到湘南前线，慰问起义将士，借以鼓舞士气。傅良佐在长沙接获湘南起义的消息后，一面宣布长沙戒严，一面调派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率所辖第一旅向衡山进兵。不料第一师官兵在起义军“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宣传攻势下，纷纷倒戈，整营整营的投奔起义军。李佑文吓得星夜逃命，只身走回长沙。傅良佐闻前线兵变，仓皇调北军南下增援。九月底，傅又令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挟三万余人的优势兵力，向仅有五千余人的起义军发起进攻。义军零陵副司令黄岱不幸战死，衡阳、宝庆相继失陷。陆荣廷眼见北军快要打过粤、桂边界，危及他的统治，才于十月下旬下令出师援湘，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统领马济、韦荣昌等粤、桂军万余人分道入湘。起义军声势复振，接连收复衡阳、宝庆等地。十一月三日，林伯渠与覃振、易象等由广州到达衡阳。林伯渠随即奔赴前线，代表军政府孙大元帅慰问作战将士，并于数日后致电孙中山，报告起义军近日作战连获胜利的消息，转达程潜、林支宇等将领感谢慰问之意。电文如下：广州孙大元帅钧鉴：祖涵江（三）日抵衡，晤程总司令、林处长（支宇）转达尊意，极为感谢。我军由衡山、宝庆、攸县进攻，连战皆捷。商民安堵如常，特此电闻，林祖涵叩。①——①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粤桂军出师援湘后，湘南战局陷于胶着状态。这时直系军阀代总统冯国璋和江苏督军李纯等，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因主张和平解决南方战事，而与受日本帝国主义扶掖的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在湘南前线作战的北军王汝贤、范国璋本属直系，见战局失利，不愿为傅良佐火中取栗，将所率部队从前线撤至株洲，企图借居间调停与南军和好，取傅良佐湘督而代之。因此，王、范于十一月十四日通电停战，声称“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自应双方停战”①——①《湖南省志》第１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１版，第３６５页。通电发出后，吓得傅良佐汗流浃背，连夜与省长周肇祥等新任官员，由长沙逃往岳阳，而由王汝贤代行督军职务。当北军后撤时，起义军乘势进攻，北军溃不成军，不过几天，王汝贤、范国璋只好继傅良佐之后，亦逃往岳阳。国务总理段祺瑞也因此而再次被迫下台。十一月二十日，程潜率起义军进入长沙。湖南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推举谭浩明为湖南省督军，程潜为省长，林伯渠为省署财政厅长，易象为政务厅长。时谭浩明仍逗留衡阳，不愿就职。不到一月，程潜即被桂系及谭延闿派排挤，辞去省长职务，专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出驻湘阴新市。十二月中旬，谭浩明来到长沙，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兼摄军、民两政，决定不再设督军、省长，改行三厅制（军务、民政、财政），以桂系参谋长陈继祖为军务厅长，前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亲桂系的刘岳峙为民政厅长，林伯渠仍任财政厅长。林伯渠在谭延闿督湘时，曾筹画全省财务，湘南起义之初，又协助湘南政务处长林支宇筹措军费，由商会发行一元、五元、十元货币，暂不兑换，军民一律通行，不得低折；通令部队保护商贾正常贸易，不准随意扣留非关军事物资。这些措施，得到商民的拥护，保障了市场的稳定和战争的供给。谭浩明原先想委任林支宇为财政厅长，借此分化湖南革命势力，因林支宇坚不接受，才留任林伯渠为财政厅长，林伯渠为顾全西南护法大局，终于勉为其难。这时，湖南形势复杂，财政十分支绌。除岳阳以北的湘鄂边境，仍为数万北军占据外，南军又有湘南护法军、桂军、粤军以及湘西等地各种杂牌军之分，总数不下五万余人。虽号称联军，实则各自为政，除林修梅旅等少数护法部队纪律较好外，其余大部均自行就地收捐截税，强提银行、厘局存款，甚或勒索商民，打家劫舍。北军所过的战区，更是奸淫烧杀，十室九空，尸横道路，臭气熏腾，有些村镇不见人烟。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筹办财政，自然十分艰难。林伯渠在初任财政厅长时，曾写过一份呈文给省长程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困难情况。文中说：缘军兴以来，人心惶恐，厘金则税源枯涩，田赋及各项杂税，商民亦观望不前；且各路军饷，往往随地取求，其间假借名义，勒索款项者，遂所不免，甚至地方痞徒，乘机肆抢，正供所入，损失弥多。近如益阳、安化、宁乡、石门、桃源等县知事公署，及益阳三汊矶、靖港、靳江河、塱、南华、澧、安各厘金征收局，并湖南银行之常德、益阳、安化等处分行支店，或被勒提，或遭劫掠，损失公款，警报纷来，其中由军队迳赴县局提用者有之，由县局已解银行支店或起解在途被兵提去者亦有之。似此情形，各县局即能多所征收，亦无补公家之毫末。如分行支店受此打击，多至不能营业，金融停滞，更觉险象环生。况查各县局相距银行支店较远之处，征存赋税，因道途不靖，未能起解者，尚复不少。加以各水警署向泊各厘局护卡巡船，近亦因故，纷离汛局，款尤旦夕可危。坐此各种原因，以至总行实收之款，日益寥寥，应付奇难，几等无源之水①。林伯渠同情劳动人民，关心百姓疾苦，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听母亲提到父亲当财政厅长，就是给她买过一匹省青布，此外什么也没有。”送礼物来的客人准会倒霉，总是受到她父亲训斥一通，然后要听差抱着礼物随客人一起送回去。在桂系谭浩明的干预下，财政厅长更不好做。当时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载：“林君目睹湘省财政如沧海横流，沛然莫能御，光洋每元竟涨至五千左右，汉汇汉银一千两需湘纸一万一千两，现货来源断绝，货币愈发愈多，以至百货腾贵，农泣于野，商呼于市，补救乏术，坐视不忍，诚难乎其财政厅长矣，故亦提出辞职书，联帅亦予慰留。”②——①《湖南大公报》，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７日第７版。②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６日第６版。一九一七年底，湖南战场南北两军虽然暂时停止了战斗，但却没有达成协议。一九一八年初，皖系军阀张敬尧通电主战；军政府孙中山和湘军将领也力主进兵，把北军逐出湖南省境。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护法军攻克岳阳名城。北军在撤退时，纵火烧城，死伤居民二、三千人，大部分店铺民房化为灰烬。这期间，段祺瑞已向日本借得巨额款项，直系也不甘心于他们的部下王汝贤、范国璋在湘被逐，直皖两系再度合伙，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部署四路兵马，大举进攻湖南。一路由曹锟率领吴佩孚的第三师等居中统筹；一路由张敬尧所部第七师进攻岳阳；一路由张怀芝率领杂牌军从江西侧攻湘东；一路由吴光新率领卢金山师和冯玉祥旅由沙市进袭湘西。四路北军号称四十余万人，而湘、桂、粤联军合计不过五万余人，众寡悬殊，势难抵敌。三月间，岳阳、长沙相继为北军占领。程潜、林修梅等退守衡阳，力图固守衡州，挡住北军精锐吴佩孚部队的进攻，而以赵恒惕、刘建藩部从右翼袭击北军的薄弱环节张怀芝部。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林伯渠随同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军务、民政厅长等乘船撤离长沙，经湘潭抵衡阳。在衡阳，他和民政处长林支宇、衡阳道尹陈焕南、前政务厅长易象，国会议员王恒等一道为部队筹措粮饷，策划守城工作。王恒是江西人，久羡衡州名胜和南岳山水，几次邀约林伯渠同游，终因军务倥偬，未能成行。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兵临衡阳城下，林伯渠等又撤往耒阳、郴州。正当衡阳失守的时候，刘建藩部在攸县向张怀芝部发动攻势，连克攸县、醴陵、株州，前锋直薄易家湾，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望风披靡，长沙旦夕可下。五月一日，刘建藩夜雨抢渡白石港，不幸落水身亡。起义军遽然失去大将，一时军心混乱，遂转胜为败。北军复陷株州、醴陵。醴陵经北军轮番烧掠，疮痍遍地，血肉成丘，湖南善后协会一九一九年编纂的《湘灾纪略》称：全县战事结束后“仅遗二十八人”，虽或言过其实，但也可见兵灾之惨重。北军攻陷醴陵后，谭浩明退回广西，吴佩孚进占耒阳，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入驻长沙。吴佩孚以自己功高赏小，督军位置落给别人，愤愤不平，因而通电主和。护法军也势疲力竭，难以反攻，六月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划界停战。林伯渠于同年五月十五日由耒阳到达广州，向孙中山军政府汇报湘南战况和筹商护法军今后发展办法。这时，广州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为桂系威迫利诱，正在进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在林伯渠到达广州的前三天，广东督军莫荣新还逮捕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孙中山被迫向非常国会辞职，通电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为一丘之貉”，并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广州，经日本到上海。对于桂系军阀的反动阴谋和吴景濂等一部分国会议员的无耻行径，林伯渠感到十分愤懑，但在广州逆流汹涌的形势下，只好极力隐忍，等待时机，徐图打开新的局面。恰巧这时王恒也到了广州，故友重逢，格外欢喜。林伯渠从东亚酒店迁出，和王恒一起住在名利栈。恰逢旅日留学生中华救国团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代表张有相、李大年来到广州，发动各校学生组织联合会，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林伯渠完全赞同救国团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永久性的救亡组织的主张，认为学生除了用功读书之外，还应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去唤醒民众，以救危亡。但王恒却认为学生本份是读书，读好书就是救国，临时做做爱国宣传就可以了，不必设立什么常设机关，免得影响学业。两人争论得很热烈，可就是谁也说不服谁。两年后王恒写文章还提起这件事，说：“后来经过年余，吾友伯渠的意见还是与我相反”。①——①王恒：《学生救国运动为什么失败呢？》，《革新评论》１卷３号，１９２０年６月１日。在广州，林伯渠还见到了留日时代的老朋友，一九一六年在日本一起参加反袁组织神州学会的容伯挺。他正在主办一家对南方颇有影响的大型日报《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和编辑大都是留日归国学生，其中有杨匏安等人。他们努力于开展新文化运动，报道了不少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林伯渠为这次南行结识了一批热心救国和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广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湘南，协助程潜、林修梅处理政务，整军经武，以图护法军东山再起。这时谭延闿正在运动回湖南。谭延闿自年前卸任湘督后，一直蛰居上海，傅良佐被逐后，北京政府曾派他重任湖南督军，他见谭浩明率军入驻长沙，为讨好桂系起见，却表示不愿就职。后来见谭浩明退回广西，便急忙向日本商人弄到三十万元作回湘活动经费，并亲自前往广西找陆荣廷，表示愿回湖南收拾局面。陆荣廷担心吴佩孚的军队打进粤、桂两省来，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同意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以缓和南北对峙的紧张局面。一九一八年七月，谭延闿来到永州，很快就与吴佩孚搭上关系，彼此信使不断往还。同年十月初，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派出他的谋士白坚武从南京来到湘南活动。他先到衡阳会见吴佩孚，传达直系头子和英美等国外交使团关于实现南北和议的意向。十月底，白坚武又来到永州（零陵）会见谭延闿。由于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的好友，又是孙中山视为主要敌人直系的密使，因此，林伯渠连续两次访问白坚武，以便了解他此行的意图。白坚武到永州的第四天，谭延闿和林伯渠邀他同游城西的朝阳洞。这是唐代文学大师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常来游览的胜境，洞分上下两洞，泉声潺潺，十分清幽。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对这里的景色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白坚武边欣赏风景，边念起他的《衡永道中口占》诗来。诗云：径石崎岖逶迤峰，万山千曲穴中通。北南人地天为限，竖子穷兵气尚雄。①——①《白坚武日记》原稿。诗中讥讽湘南起义将领是穷兵黩武的“竖子”，自诩他使吴佩孚与谭延闿“万山千曲穴中通”的勾结。林伯渠见谭延闿和白坚武正谈得十分投机，再同他讲护法大道理也是徒然，便作一诗讽谕他们。诗云：洞泉泠泠似清磬，危倚石栏恰可听。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２页。意思是说，不要以穿穴千曲，一滴泠泠，自鸣得意；水总是要归大海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有革命护法，才是光明正道。可是，官迷心窍的谭延闿和以纵横家自视的白坚武，哪里会省悟这首富于人生哲理的诗呢？几日后，白坚武接受了谭延闿四百元光洋的赠礼，躇踌满志地回南京复命去了。湘南停战后，护法军困处一隅，几万军队麇集在一小块贫瘠的地区，不独粮食艰难，连食盐也供应不上。一部分桂军、粤军留在那里，全靠当地筹饷供给。除了少数部队军纪较严外，许多部队经常发生苛索百姓，甚或公然抢劫的事，弄得当地居民疑惧日增。林伯渠目睹湘南人民曾以满腔热诚欢迎护法联军，渴望从此跳出苦海，何曾料到终于又重新陷入“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惨境。他和堂兄林修梅为此万分难过，不禁越来越怀疑依靠这样的军队，革命能否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中国训练新军几十年，却练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练军的根本方向存在什么重大问题？他们听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工农兵坐了天下，感到十分惊奇，十分羡慕，却又不知这个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很想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去看看。这年十二月，南北议和的声浪，愈传愈高。林伯渠来到广州，访问了在广州的国会议员、老乡李执中和报界朋友容伯挺等人，调查了西南各方面对南北议和的看法，然后到香港和中华革命党的机关联系，在香港寓所跑马地霎东街Ａ１三楼写信给寓居上海的孙中山，汇报谭延闿在永州与吴佩孚勾结的情形以及广州桂、滇等各派系对议和的态度。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他复信，指出：“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和议以遂其分赃割据之阴私者，此与国家何与？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此民国耳”①——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藏稿。在旧历新年前，林伯渠又回到广州，除夕他还游览了著名的羊城花市。在香港和广州期间，林伯渠曾先后写下两首诗，抒发他的感想。一首题为《香江感事》。诗云：去来忽复岁时改，月下寒螀犹有声。对面青山非吾土，谁家锦瑟弄清音。独怜湖海千行泪，解释人群一片心。未必寓形同野马，高楼负手一沉吟。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８—９页。另一首题为《游花市》。诗云：初到岭南地，果然天一方。看人除夕晚，争市吊钟芬。店悬三蛇酒，庙烧六祖香。如何能惯习，运会早开张。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８—９页。前一首写他身临异域，有感于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表示他爱国主义的情怀和护法起义受挫后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后一首则是叙述他初游五羊花市，看到的岭南风物，并希望广东早日打开新的局面。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欧战结束、巴黎和会以及驻中国外交使团的影响下，南北两政府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未有结果。三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郴州起义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的情况。三月十三日，孙中山给林修梅写了复信，信上说：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此次沪上和议虽开，然以北方屡怀狡诈，对陕中义军，竭力进攻，故和议又形顿挫；如再事迁延，北方仍无悔祸之意，则战衅不免再启，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①——①《国父全集》（３），台湾１９７３年版，第６０７页。南北和会开始前后，主张和议最力的江苏督军李纯，派白坚武“慰问民党”①，仆仆于京、津、沪、杭道上，遍访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省军政要员。三月九、十两日，易象、林伯渠先后在上海访问了白坚武，纵谈南北各方对和议的动向。十一日，易象宴请在沪神州学会会员，并邀白坚武列席——①《白坚武日记》原稿。一九一九年夏天，在湘南永州的谭延闿进一步和直系吴佩孚、桂系陆荣廷勾结，力图分裂湘南义军，打击拥护孙中山的程潜、林修梅等湘军将领。林伯渠和谭延闿有过一段同事关系，特地赴永州见谭，告以孙中山联段反直的策略（时段祺瑞已下台，直系在北方占优势），劝他应以护法大局为重，不可与陆、吴沆瀣一气。素以圆滑狡狯著称的谭延闿，却顾左右而言他。林伯渠被激得满肚子气，又不便发作，在临别前录了《诗经·国风》一章，请谭书赠留念。诗云：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这首诗是说：不耕不种，为什么你要去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不狩不猎，为什么你院子里却挂着野兽？意在讽刺谭延闿，你这个空头督军，既没有出过力，打过仗，为什么硬要来湘南争夺地盘呢？谭延闿看过之后，不动声色，提起笔来，从容挥毫，写至末尾，故意在纸上留下一块空白，用稍小的字，写上《诗经·国风》的另一段：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意思是说：湖南这个地方大得很，采桑的人却没有几个，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反拉林伯渠一把。七月，谭延闿与桂系在赵恒惕的支持下，以通敌罪名逐走程潜。同年底，林修梅也被排挤离开郴州。湘南护法起义，苦战两年，至此失败。林伯渠回到上海后，在孙中山事务所协助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①，又说：“我在上海环龙路住过一两年，看孙中山写《心理建设》、《有志竟成》、《社会建设》等几篇文章”②。这期间，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战役不断失败，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同年秋天，他到了杭州，写下一首七律《西湖纪游》，表达了他对几年来国内政局烟云多变的感慨，和对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憎恶。同时有感于革命屡遭挫折的非计，壮志未酬，未免借酒浇愁。诗云：——①《中国走向自由》，《新华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１日。②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２０页。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决心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出路一个早期的共产党员林伯渠世界观的转变，也和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却也有一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潜在因素。他第一次留学东京，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澎湃的年代。一九○三年，林伯渠的湘西老乡赵必振把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译成中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一九○四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宣传马克思主义、轰动一时的名著《社会主义神髓》一问世，很快就被翻成几种汉文译本，在中国留学生界广泛流传。其后两年，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登载了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林伯渠的湘西老乡、好友宋教仁，也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创立和发展的经过。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中国进行的还是以推翻封建王朝为主要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林伯渠世界观的影响，虽然还不显著，但毕竟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十一月十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领先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作了简要的报道。长沙《大公报》于十二月六日的新闻栏中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广东中华日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新闻中还报道了《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这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加护法战争。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遭受挫折而伤透脑筋，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大为兴奋，从俄国革命的成就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他后来回忆说：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艺术创造规律有所涉及。为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颇有艺，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①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②。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林伯渠后来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③。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正在为革命屡遭挫折而苦思焦虑，寻求出路的林伯渠，如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一股甘泉，快读之后，顿觉耳目一新，郁结全消。在好友李大钊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的感染下，他仿佛自己也年青了许多。一九一八年春，他写的《郴衡道中》，就充分表现了这种重新充满青春活力的精神状态。诗云：——①《林伯渠自传》。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２、１０４页。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林伯渠同志回忆录》打印稿。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垂柳如腰欲曼舞，碧桃有晕似轻颦。恰从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趱行。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１页。一九一九年的秋、冬间，李大钊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相继发表。不久，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神州学会另一个会员王右木也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杜国库、邓初民、林砺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的还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些在日本的朋友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零碎的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他认为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身家性命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已“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①虽然在革命方略上，孙中山有过不少失误，因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在失败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时代的潮流而继续奋进。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屡遭挫折后，毫不气馁，仍然忙于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撰写《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五四开始时他沉默”②，及后，全国学生、商民、工人的三罢斗争，把北京政府的三个卖国贼赶下台，使他极大地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认识，得出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的结论③。同年十月，孙中山向青年学生演讲时指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要“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④。正因此，林伯渠十分佩服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有数的伟人之一。这年十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①林祖涵：《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西北周刊》第５期，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０日。②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③④《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４８—２５０页。一九二○年的春末，林伯渠年迈的母亲因病逝世。他接到家中的电报后，匆匆搭船赶回临澧老家。由于他终年为革命奔走，未能好好尽到奉养老母的责任，见老母病逝，不禁失声痛哭。他拒绝了乡亲们建议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的作法，为母亲举行了新式葬礼。安葬母亲后不久，林伯渠又回到上海。这时，他除了负担母亲的丧事费用外，还得负担两个弟弟在外的读书费，靠国民党党部发给的一点点生活津贴，是不够开支的。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馆买碗雪里蕻咸菜泡饭。就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他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就在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一九二一年一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便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是终生不懈。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①——①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林伯渠十分感激他入党的引路人——李大钊。在日本时，他俩曾结为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他一直无比怀念。一九五八年他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还缅怀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丰功伟绩。诗中写道：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０４页。一九二○年底，林伯渠回到长沙，写信给在临澧老家教书的妻子伍复明，叫她把女儿林秉衡送来长沙跟他到上海去读书。当林秉衡跟着堂哥到达长沙那晚，正值长沙城发生流血事变，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巩固他在湖南的统治，杀害了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和政界名流李仲麟、易象等。赵恒惕是湖南的一条变色龙，他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望，无所谓革命不革命，反正有奶便是娘，只要利之所在，随时可以反颜相向。一九一八年他支持程潜反对谭延闿；一九一九年他拥护谭延闿排挤程潜；一九二○年十一月，他又支持湖南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兵变”，迫使谭延闿下台。但当他当上总司令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又一次耍阴谋诡计，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捕杀了李仲麟和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等七人。因为赵恒惕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时林伯渠在长沙虽然刚见到女儿一面，但听到风声后，就只身出走武汉，到了林修梅处。易象是林伯渠留学日本时的好友、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戏剧家田汉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一起在湖南省署工作，又一起参加湘南护法起义，可说是生死之交。田汉后来在追悼林伯渠的诗中写道：“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①。“梅舅主沪报，振笔严伐讨。公时亦在沪，入党输公早。每访霞飞寓，启迪总深浩，偶同涉歌场，借以舒郁恼。梅园适长沙，倒于豺狼爪。公助孙中山，决策福亿兆。……”②这一段诗，就是记述林伯渠与易象的交情和对田汉本人的教导的——①梅舅：指易象，字梅园。管、鲍：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是相知最深的朋友。②《田汉诗选·悼林老》，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易象被捕时，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一首绝命诗，诗云：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对于易象的惨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他得到易象这一绝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秉衡背诵。“丹心一片付浮沉”包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泪啊！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了追悼会，并对死者的家属作了安置。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顾问。次年五、六月间，即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也前往广州工作学习马列，参加工运一九二一年的广州，使初到此地的人有气象一新之感。孙中山自去年秋命粤军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励精图治，力树新风。一九二一年五月，他出任非常大总统，随即命陈炯明率军平定广西，准备北伐，在内政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劳动立法，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对工人运动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外交方面，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收回关税偿还外债后的余款，并秘密进行中俄德联盟。关于孙中山的反帝态度，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曾亲见（孙）先生为海关问题而痛斥当时驻广州某领事，谓‘关税乃我国应得之收入，不得为外人所有’……其时声色俱厉，使该领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见（孙）先生恨不平等条约对民族之束缚”①。这时身兼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野心家陈炯明，也伪装进步，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邀请正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南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全省教育兼办大学。陈独秀来广州后，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来广州，与他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的组织，把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先后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刘尔崧、阮啸仙等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人入党，在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以《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党的机关报，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①《林伯渠同志一九五六年谈入党二三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但是，在广州的开明气象下，却也隐伏着一股逆流，这就是野心家陈炯明当上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后，在暗地里组织反对孙中山的运动。他秘密唆使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通电反对孙中山当总统。他反对孙中山出师北伐，公然主张“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目的无非是与南北军阀沆瀣一气，力求分赃割据，坐地分肥。他虽曾勉强奉命出征广西，却抱怨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总之，一九二一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不过暂时未公开决裂罢了。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时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孙中山的安全保卫和汇报军情、承宣命令、接待宾客等工作。兄弟俩人同住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门前杨柳低垂，绿荫婆娑，是个环境清幽的所在。林修梅平素十分赞赏五柳先生陶潜的气节，由于自己寓所门前有杨柳六株，因此自号“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兄弟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乡，如程潜、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把女儿安置在附近小学念书，后来又转到执信女校寄读。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期间，《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陈公博翻译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苏俄、匈牙利等国宪法、美国共产党党纲、列宁演说，还经常报道苏维埃俄国工农业文教设施等情况，也连载了不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广州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有一定市场，尤以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广。林伯渠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和林修梅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高蹈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至于某些人提倡在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条件下实行点滴改良的社会政策，其有利于资本家更十百倍于工人阶级。他们兄弟俩“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①。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俄国一样，同是以农立国，同是产业落后，十年以前同是处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既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成功？有志者，事竟成。他们兄弟俩深信，只要“抱定决心”，效法列宁干下去，“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也许在再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这样的机会②——①②《林修梅遗著》；１９２１年版，第６、１００页。一九二一年初，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题为《欢迎广东新军人》的文章，号召广东新军人不可做军阀私人奴役的工具，要学习苏俄红军，做从事生产劳动的军人，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军人。林修梅和林伯渠早就有感于中国训练新军多年的失败，想学习苏俄红军的办法改造中国军队。他们详细研究了各国军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军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不同作用，结合中国以农立国的现状，制订出改造军队成为“农工军”的计划，由林修梅写成《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两文。文章说：大凡军队里的士兵是从平民阶级募来的，他们因受军阀、官僚、资本家的压迫，生活困难，才去当兵。“资本家可以利用私有财产的魔力，诱惑军队，作他们的护符；我们就可以主张财产公有的办法，使军队反戈相向，去谋社会主义的发展”①。文中主张寓农于兵，寓工于兵，使军队变成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农工军，并制订了十三条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具体规定了军队学农、学工、学武的训练方法②——①②《林修梅遗著》第５１、４６—４８页。林修梅还打算资助林伯渠往游新俄，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不幸的是，正当林伯渠兄弟二人思想蒸蒸日上、孙中山对林修梅倚重至殷、准备偕同赴桂出师北伐的时候，林修梅却因牙疾误于庸医，感染骨膜炎症，牵及全身，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医院病逝，时年四十二岁。他们兄弟二人在一起研究理论，总结革命经验的工作，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林伯渠和林修梅自幼至长，长期朝夕相处，虽然秉性不同，一个英气内敛，韬光自守；一个才华四溢，性格外向，两人却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伯渠视修梅不仅是兄长，而且是严师益友，对林修梅的不幸去世，自然十分悲痛。他曾写了好几首挽诗，表达自己的哀思。他的女儿秉衡至今还记得几句：六柳依然未改颜，谁怜零涕湿栏杆？流传勋业方朝日，新涨思潮付逝川！……十口竟为盐米累，一棺犹阻道途艰。卅年兄弟兼师友，审抚遗篇墨未残！林修梅一生简朴，不治家产。死前一小时犹问孙中山大总统出巡日期，准备力疾随行。死后治丧和一家十口的生活，靠林伯渠竭力维持。孙中山在出巡桂林途中，闻林修梅病逝，十分悲痛，命令追赠林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并在首义地区铸立铜像，建祠纪念。十二月十八日，在广州省议会礼堂举行林修梅追悼大会。孙中山派总统府陆军次长程潜代表宣读祭文。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逾万人。为了纪念死者和宣扬他生前崇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林伯渠和几个好友筹款刊印了《林修梅遗著》，在追悼会上散发，每人一册。遗著内容包括《精神讲话》、《社会主义与军队》、《社会主义的我见》、《战时财政计划草案》等篇。胡汉民、程潜等为该书写序，林伯渠作跋。跋文如下：予与先兄浴凡，少同学，长共患难，朝夕相处之日多，常见其与友朋赠答，或抚时感事，亦间有叙述，若歌咏然，辄随手弃掷。及驻军拉萨，乃著《西藏游记》、《治藏策》。亡命日本时，作《中国交通政策管见》并其他译著数种，今俱存他友处，一时颇难收集。仅此数文，属其最近之作，故得都置行箧。二、三同志追悼先兄之死而悲其志，特为刊成此册，以为纪念。亦欲世之欲知兄者，得借此窥其梗概耳。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平生自奉俭约，衣履往往不甚完整，令卒遇者，略不意其在政治革命中负有盛誉之人。近欲资予往游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异日参考。盖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使不遽死，未必不能及身令其怀抱有所发抒成就。予质蹇劣，虽与兄志同道合，自揣恐终无以补成兄未竟之志事。抚此遗文，更不禁悲思之横集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二日距先兄死后四十九日识于广州市林祖涵办完林修梅的丧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广州。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过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中共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从事一些党团活动外，并开始同工人群众进行接触，参加了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经济学会和互助社等团体，在长堤广西会馆集会纪念著名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林伯渠、谭平山、谭植棠等出席了纪念会并发表了演说。会后，他们还随工人们抬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遗像在市内冒雨游行示威，向群众散发传单。四月初，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选出团委书记谭平山，文书部负责人杨章甫、杨匏安、谭夏声等，财政部负责人谭植棠。林伯渠和刘尔崧当选为财政部审计股负责人。同年四月十六日，广州四十四个工人团体联合举行大会，追悼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害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和因参加香港海员罢工回广州被英国警察开枪杀害的四位工人。到会群众五千余人，黄爱七十多岁的老父、湖南劳工会代表和谭平山、林伯渠等出席了追悼会，林伯渠为黄、庞两烈士致送了挽联。挽联是：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以颈血洗乾坤。①——①《五四期刊介绍》第２辑，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４４页。黄爱、庞人铨均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五四”时，黄爱协助周恩来编辑《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及参加京津爱国运动，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曾两次被捕，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协助陈独秀做文书校对工作，不久回长沙与庞人铨组织湖南劳工会，有会员六千余人。黄、庞两人在毛泽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年关索饷斗争，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京、津、沪和广州都举行了追悼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为黄庞被害事件发表《对无产阶级宣言书》，声讨湖南资本家勾结军阀赵恒惕枪杀工人领袖的血腥罪行。广州举行黄、庞等的追悼会引起帝国主义者很大震动。林伯渠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工人罢工，湖南省纺织工人罢工及军阀赵恒惕枪杀纺织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均以Ｓ·Ｙ（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做了热烈严肃的支援与抗议。因此，香港华文及外文报和上海申新报及《字林西报》均十分注意登载此事，惊惧地恶意地说：不得了啊！布尔什维克过激党在中国也搞起来了”①——①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２页。一九二二年夏天，广州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导致了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反革命事变。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孙中山出师桂林准备北伐起，陈炯明就停发饷械，多方阻挠；同时暗中勾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伙同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鼓吹“联省自治”。一九二二年三月。陈炯明竟然暗杀了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回师韶关，改道北伐，并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职务，但仍留其陆军部长职务，冀其改过自新。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对待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争执，究竟谁是谁非，看法不一。大多数广东籍的党团员，如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都偏袒陈炯明，归责孙中山。这是由于两年前他们回广州创办《广东群报》时，陈炯明曾予经济支持，而且陈炯明以省长名义邀请陈独秀来粤主管教育，并曾从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香港海员罢工，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陈炯明较为接近，对孙中山则日形疏远。而且，他们对军事北伐，缺乏信心，以为孙陈矛盾主要是孙中山身边的气量狭小的胡汉民挑拨而起的。他们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为陈炯明“联省自治”制造舆论的文章。这时，正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准备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和张国焘于四月底由上海赶到广州，先召集中共广东支部的党员开会，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和中共中央另一代表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会上陈独秀报告了这次举行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的方针和重大意义，还谈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广东支部的党员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的发言，大都对孙中山颇有微辞，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惟独林伯渠发言坚决主张支持孙中山。他认为孙中山过去组织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继之进行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和目前为打倒北洋军阀的专制而北伐，都是进步的，值得钦佩的。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关系，自应尊重历史，与孙中山合作。至于陈炯明所标榜的“联省自治”，无非是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于老百姓绝无利益可言。最后陈独秀提出，对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应观察清楚后再决定我们的态度，目前仍应与国民党所有分子合作，避免卷入他们内部的斗争①。驻在广州的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斯托诺扬维奇等，也把孙中山本人和他的政府描写得一团漆黑，而对陈炯明则表示好感②。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终于同意和孙中山合作。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斯托诺扬维奇在达林的帮助下，也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和达林一道，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合作——①参见《张国焘回忆录》第１册，第２１５—２１６页。《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１０５页。②达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２页。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４１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不久，陈炯明即于六月十六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炮击观音山（即今越秀山）总统府。孙中山事前闻讯出走，在永丰舰上与叛军作战两个多月后，才前往上海。在陈炯明叛军炮击总统府那天，林伯渠因他和林修梅素来对陈炯明持反对态度，恐遭陈毒手，连夜接回在执信女校寄读的女儿，并带着林修梅的眷属一起乘船赴上海国民党一大前后林伯渠抵沪不久，就要跟随他多年的曾福将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送回湖南老家，而独自一人留在上海。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开始酝酿国共合作的时期。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从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世界革命潮流，改变了一大时那种对其他党派“断绝一切联系”，一概采取“攻击、排他的态度”①，明确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指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②。八月十二日，马林随苏俄代表越飞回到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后又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①《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９、１７页。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４６页。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的时候，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一九二二年八月初，孙中山离开永丰舰，经香港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由于多次的失败，特别是他自己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叛变，使他更加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学习俄国，取得俄国的援助。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也有力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使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中共西湖会议之后，当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时，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非常高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①。他并向陈独秀、李大钊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方法，按着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说“你尽可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几天之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①李大钊：《狱中自述》（原稿）。林伯渠十分敬仰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精神，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避居上海后，他仍然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述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的会晤，他大都参与其间。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还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之间”①。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后，苏俄驻北京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彼此多次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也大都与林伯渠有关——①《边府林主席谈国内团结国共合作》，《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４日。在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上海以国民党上海本部名义发表了改组宣言，承认中国已“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开始对其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即由过去的排满发展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则由过去之“建设共和”，扩充为直接民权，“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关于民生主义，除“平均地权”之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的意义，提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①。宣言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②——①②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一月二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通过了党纲及总章，重申三民主义为党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党的组成体制，废除了原来入党誓约和打手模等入党手续。规定：“凡中华民国之成年男女，赞成本党党纲，并愿确守本党一切规章，有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具入党志愿书，经本党给与党证者为本党党员”①。孙中山在会上的讲演，还特别强调了改进党务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改进党务，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才能“有胜无败”。这次会议，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寻觅党务人材，不拘方式的推荐，重新推定了中央各部的组织人员，委彭素民、林祖涵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树人、孙镜为党务部正副部长，林业明、周佩箴为财务部正副部长，叶楚伦、茅祖权为宣传部正副部长，张秋白、周颂西为交际部正副部长。另委居正，孙洪伊、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参议；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各部的部长大多数都是起用的新人。一月三十日，孙中山又委任谭平山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并要他先期回粤整顿党务——①《中国国民党总章》，１９２３年１月２日颁布，《革命文献》第８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７８年影印再版，总页第１０４９页。林伯渠因事去广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当彭素民写信告知委任他为总务部副部长时，他立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①。林伯渠不仅热诚拥护孙中山改进国民党党务的措施，并且表示愿意继续追随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大业——①转引自李云汉：《容共到清共》，台北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５８—１５９页。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时，他与苏俄的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继一九二二年底马林赴桂林同孙中山商谈国民党与苏俄结盟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与孙中山半年多的通信联系，又由北京抵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越联合宣言》。越飞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之最重要最急迫问题，为完成全国统一，并取得完全之国家独立。”“关于此项大业……俄国人民对于中国表最热切之同情，并愿予以赞助。”①孙中山也再次表示，热烈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之帮助。这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已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最终确定了联俄的政策。随后，他又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商谈具体合作的办法——①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８日。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会同粤军许崇智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又回到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并于三月一日成立了大本营。孙中山抵粤时，林伯渠尚在广州。因二月二十三日谭平山还在给彭素民写信，挽留林“在此地多住几天”，帮助他整顿党务。大约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后不久，林伯渠即离粤赴沪，就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职。新委任的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系江西清江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后流亡日本，与林伯渠等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林早就有交往。林回到上海，为加强总务部的工作，同彭商量又请了张太雷到国民党总部担任干事。国民党总务部，按国民党总章规定，它的任务是：“管理本党机要文件、印信、统计及与国内外各部处之接洽，并办理不属于他部之事务”①。因国民党中央还未设组织部，实际上，它还担负了组织部的任务，当时国民党中央发出的有关任免干部和组织方面的文电，都要有总务部长的签署。作为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除协助部长处理部务以外，按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的规定，他还担任着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经常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文电的事务②——①《中国国民党总章》，《革命文骗》第８辑，总页第１０５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