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的心灵——列奥纳多·达·芬奇传

林德贝克起初看来确实被斯塔尔突然袭击的大胆行为弄得有些目瞪口呆，但随后却用确切无误的句子向听众们指出斯塔尔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他提醒在座听众，斯塔尔已经签名同意颁奖给博弈论领域，并且指责斯塔尔企图以纳什有病为借口而逃避向他颁奖。他告诉听众们，不颁发这个奖项将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公正行为。他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已经通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利西亚以及纳什本人即将得奖的消息，因这样做绝对违反了诺贝尔奖的规则。到了雅各布森宣布开始投票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仍然紧张而充满火药味。与往常不同，大部分科学院成员都留下来旁听点票。 由院长和雅各布森挑选的两名科学院成员将投票箱搬到听众面前，开始计算选票。他们将选票一张张递给雅各布森，雅各布森则每次读出一个名字。对于林德贝克，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悬念。纳什先生……豪尔绍尼先生……塞尔滕先生……卢卡斯先生……不颁奖……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深受震动的弗雷德加、雅各布森、林德贝克和梅勒。他们推荐的候选人得到了需要的一切：占据微弱多数的选票。后来，在公众面前，这些人一致否认曾经发生过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他们谎称梅勒的演讲比别的时候更长，而且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桂冠归属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要不就是干脆指出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推迟的情况。不过，在紧紧关闭的大门后面，在科学院内部，一定有过震荡、惊愕和指责。 “这是一个独特事件，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科学院的一名成员说， “对于科学院，投票结果接近不是一件好事。”基塞尔曼说。就在第二天，科学院管理委员会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研究经济学奖的前途问题”。此后，与斯塔尔关系密切的一名委员会成员说，斯塔尔是“被物理学家们利用了”。斯塔尔的欺骗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相反效果，他不仅没有成为挽救经济学奖委员会，使它避免尴尬局面的人物，反而触发了他最担心看到的结果。就像纳什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们早在40多年以前发明的“再见，笨蛋”游戏的玩家那样，林德贝克、梅勒与经济学奖的批评者们组成了一个临时联盟，他们用规则变化掩护自己。他们下定决心要惩罚斯塔尔，将他驱逐出委员会之外，哪怕新的规则意味着他们自己也要靠边站。经济学奖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称他们的策略“精致优美”。如果纳什知道了这件事，他一定会认为这是麦卡锡报复规则的一个案例教材，特别是考虑到林德贝克原本很有可能在三年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入选委员会时更是如此。但是斯塔尔呢，他一手炮制了这个丑闻，而且由于私自向一名记者发表讲话而加重了自己的罪过，当然会被永远逐出委员会。不过，此事的后果并不仅仅是这样。科学院的几名成员说，特别委员会以书面方式提议修改经济学奖的根本性质。在几个月后的1995年2月提交的报告中，这个特别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指导原则，主要就是将经济学奖重新定义为社会科学奖，向诸如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重大贡献开放。这份报告同时要求这个奖的委员会接受两名非经济学家。这些影响深远的改变没有作过任何公开的宣布，但是，在一年之内，林德贝克、梅勒和斯塔尔都离开了经济学奖委员会。两名不是经济学家的社会科学家成为委员会的成员，一个是统计学家，另一个是社会学家。在候选人名单的前列也出现了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的名字，他是以色列心理学家，专门研究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非理性特征。10月12日，在演讲厅里，这三个人立即跑进一个小型会议室。雅各布森手里拿着得奖者的电话号码表，他应该向得奖者宣布即将颁奖给他们的消息。他们打算先联络塞尔滕，因为塞尔滕当时正在德国，不像纳什或者豪尔绍尼那样也许还在睡觉。纳什所在的新泽西州正是黎明时分，豪尔绍尼在加利福尼亚州，那里夜色正浓。不过，塞尔滕却出去买东西了。雅各布森接着尝试联络豪尔绍尼，他一听见对方的声音，就把跟豪尔绍尼相熟的梅勒叫过来，让满怀喜悦的梅勒向对方保证雅各布森绝对不是某个打算跟他开玩笑、捉弄他的学生或者讨厌的记者。纳什是他们最后一个通知的人。 电话铃Ⅱ向的时候，雅各布森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他在科学院的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同纳什～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此被囚禁在专门的医疗机构。对于雅各布森，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激动时刻，是他在科学院工作20年以来“最美妙的时刻”，他后来这样描述。“他出人意料地平静，”他在事后说，“这是我的想法。 ‘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第四十九章 最大的拍卖首都华盛顿，1994年12月1994年12月5日下午，纳什乘坐出租车前往纽瓦克机场，准备飞赴斯德哥尔摩，几天之后，他将在那里从瑞典国王手中接受刻有诺贝尔肖像的金质奖章。大约就在同一时刻，在南方数百千米之外，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副总统戈尔( Al Gore)正在大吹大擂地宣布“有史以来最大的拍卖”正式开始。那里，正如《纽约时报》后来报道的那样，既没有讲话急促的拍卖员，没有砰砰作响的拍卖槌，也没有18世纪以前欧洲大画家的传世佳作。拍卖台上只有微薄的“空气”，也就是可以用于诸如电话、寻呼和传真这样的无线装置的频道，价值数十亿美元，早已准备了充足的许可证，完全可以确保美国各个主要城市拥有三个相互竞争的移动通信服务供应商。 留在秘密作战室以及隔离的投标摊位里的，是世界各个通信巨头的首席执行官，也许还有一群精通证券交易管理法规的经济理论家在旁边出谋划策。3月，这场拍卖会终于结束，胜出的投标叫价总值超过70亿美元，从而使这次拍卖成为美国公共财产销售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是有史以来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公共政策方面最成功（且利润最丰厚）的典范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学院教务长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后来将它描述为“是人们只要努力思考一个问题，就可以使这个世界更有效地运转的一个例证……是抽象思维的一次大胜利”。将戈尔和纳什放在一起，将这场高科技拍卖会和诺贝尔颁奖典礼放在一起，并不是一个意外巧合。联邦通信委员会主持的这场拍卖会是由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设计的，他们使用的就是纳什、豪尔绍尼和塞尔滕发明的方法。这些学者专为分析一小批理性局中人的敌对与合作而设计了思路，其中的局中人的利益既有相互冲突之处，也有相互一致的地方，这些局中人可能是人民、政府或者企业，甚至还可能是动物种群。至于这个诺贝尔奖本身，则标志着诺贝尔委员会在经过长期拖延之后终于认识到，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早在十年多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一直处于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杰出隐喻的统治之下。斯密的完美竞争的概念包含了如此数量巨大的买家和卖家，以至于没有一个单独的买家或卖家需要担心别人将要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张，预言自由经济将会发展演化，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鼓励增长、公平划分经济这个大蛋糕的指导原则。但是，在一个充满超大型兼并者、大国政府、外国巨额直接投资以及大规模私有化的现实世界中，博弈的局中人简直屈指可数，每个人都在考虑别人的行动，都在设法制定自己的最佳策略，博弈论因此开始显示出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抗拒，比如萨缪尔森过去经常就拿“n人博弈论的沼泽地”来开玩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之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将博弈论运用在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直到国家财政等各个方面。博弈论打开了“过去一直紧闭的系统思考的领域”。实际上，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博弈论的推断，对传统上一直被看作符合纯粹竞争模式的市场进行研究。如今，一流研究生院采用的最新版本的教材，已经全部运用策略博弈重新分析作为经济学基础的有关企业与消费者的基本理论。“来自博弈论的概念、术语和模式已经占领了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迪克西说，他将博弈论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当中，是《策略地思考》-书的作者。 “我们终于看到，冯-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发起的那场革命的真正的潜在能量正在发挥出来。”与此同时，由于博弈论的大部分应用都用到纳什均衡这个概念，因此，“纳什就是起点”。这场革命远远走出了专业期刊、卡内基工学院和匹兹堡大学的实验室、一流商学院和大学的课堂。当前的新一代经济政策制定者，其中包括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副总统戈尔，都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有助于思考从预算草案、联邦储备政策到消灭污染的一切问题。博弈论应用的最具戏剧性的例子，莫过于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各国政府向最有能力发展稀有公共资源的买家出售这些资源。现在，无线电频谱、短期国库券、石油租约、用材林以及污染权都在博弈论学者设计的拍卖中出售，取得了以前政策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内的经济学家，就一直提倡政府运用拍卖手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出售类似陈年佳酿和电影放映权这样不同寻常的物品的市场，卖者不知道投标者究竟愿意出多大价钱，才会用到拍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让投标者说出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不过，科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用抽象的、完全理论化的术语陈述观点，而且没有想过这样的拍卖实际上应该怎样进行，因此，国会继续持怀疑态度。在1994年以前，华盛顿一直免费发放许可证。在1982年以前，仍然由政策制定者决定哪个公司有资格得到这些许可证。毫无疑问，这个评审程序主要是由政治压力、代价极其高昂的文书工作以及长时间的拖延组成，发放许可证的步伐无奈地被市场变化和新技术抛在后面。1982年之后，华盛顿通过抽签决定谁能得到许可证，得到许可证者可以将其再次出售。虽然这项改革确实大大加快了颁发许可证的进度，但是程序仍然缺乏效率，而且不公平。 ‘些投标者根本没有打算真正经营一项电话服务，却愿意花费数百万美元以获得参加这个博弈的资格，目的是通过转售大发横财。更糟的是，尽管电话公司被迫支付取得许可证的代价，华盛顿（以及纳税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一分钱的收入。事实上，肯定存在‘个更好的方法。年轻一代的博弈论学者，包括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米尔格龙、罗伯茨(John Robert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正如米尔格龙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意识到“单纯设计某种拍卖还不够……确保这个拍卖的设计正确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他们得出结论，最显而易见的拍卖设计，即一个接一个通过密封投标方式拍卖这些许可证，其实最难实现华盛顿提出的目标——保证许可证落在最有能力有效地加以运用的企业手中。博弈论学者将…场拍卖看作一个具有规则的对弈游戏，尝试综合考虑一套给定的规则将会对投标者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考虑了这些规则允许的大量可供选择的方案、与这些方案相关的投标者的收益以及投标者对他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作出什么选择。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拍卖形式不能奏效呢？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个用户的眼里，每个许可证的价值就像在拍卖一幅伦勃朗( Rembrandt)或者毕加索(Picasso)的作品时一样，取决于这个用户还能得到其他哪些许可证。一些许可证完全可以相互取代，这可能是运用相似波段提供一种特定服务者的情形。不过，另外一些许可证则是相互配套，缺一不可的，这可能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提供寻呼服务的公司的情形。“为了确保有效分配许可证，一场拍卖必须允许投标者考虑几种不同的许可证组合，在拍卖过程中将配套波段的选择与在相互取代的波段中间进行选择两者结合起来。设计这样的拍卖相当困难。”米尔格龙说，他是参与设计戈尔提到的那场联邦通信委员会拍卖会的经济学家之一。第二个复杂问题，米尔格龙说，在于颁发这些许可证的目的是开发新的服务，这些新的服务涉及未知的新技术和顾客需求。既然投标者的观点必然存在巨大分歧，那么许可证颁发就很有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投标者的乐观主义，而不是开发一种符合需要的服务的能力。最理想的情况是设计一个可以将这个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拍卖。正当国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犹犹豫豫地开始考虑拍卖频段使用权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已经分别举办了频段拍卖会。这些先例变成代价高昂的失败苦果和政治灾难的事实，揭示问题其实出在细节上面。在新西兰，政府举行了一个所谓“第二价格拍卖”，报纸上到处都是获胜者只需支付远远低于他们所出标价的价格的报道。其中出现这样一个案例，最高投标价是700万新元，第二投标价是5000新元，获胜者只需支付相对低得多的那个价格。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奥塔戈大学的一个学生出价1新元竞投一个小城市的电视许可证，其他人没有参加这场竞争，因此他用1新元就得到了这个许可证。这个国家的政府原本指望出售移动电话许可证带来2亿4000万新元的库房收入，但实际的收入是3600万新元，只有预计数目的1／7。在澳大利亚，一个设计拙劣的拍卖使暴发户似的投标者蒙骗了政府，将付费电视的推出时间推迟了差不多一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支持进行拍卖，但是在该委员会设计拍卖过程的第一阶段，没有一个博弈论学者参与其中。直到联邦通信委员会签署了一个试验性质的建议书，上面带有几十个引用拍卖理论文献的附注，这些学者的电话才开始偶尔响起来。一流的拍卖理论家米尔格龙和他的同事威尔逊就是这样开始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米尔格龙和威尔逊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采纳一个同时进行的多回合拍卖。在一场同时进行的拍卖中，一组许可证将会同时出售。多回合的意思就是，第一回合的投标结束后，马上公布价格，让投标者有机会收回出价或者互相抬高对方的出价。如此反复，直到拍卖结束。这种形式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允许投标者考虑各个许可证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像依次进行、出价保密的拍卖允许出售者了解投标者打算为各个物品出价多少一样，同时进行、向上提价的拍卖让他们可以了解物品的不同组合的市场价值。这个早期的建议书，也就是联邦通信委员会最终采纳的方案，没有提到看来微小却非常关键的细节：要不要收取订金？要不要设定最低竞价增幅？时间限制呢？投标系统应该完全计算机化还是人工操作……等等。米尔格龙、罗伯茨和另外一名博弈论学者，艾太奇( AirTouch)公司的顾问麦卡非(Preston McAfee)等人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联邦通信委员会还聘请了另外一名博弈论学者、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麦克米伦(John McMillan)，协助评价现在提出的每个拍卖规则的效果。米尔格龙指出， “博弈论在这些规则的分析过程中担当了主要作用。纳什均衡、理性化能力、反向归纳法以及不完全信息，虽然很少明显提到，却是每天工作中对这个拍卖程序的细节作出判断的真正基础。”到了1995年暮春时节，华盛顿已经通过拍卖频段获得100多亿美元的收入，新闻界和政治家都欣喜若狂。企业投标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免受侵略性投标的威胁，同时可以选择从经济角度看来合理的许可证组合。正如麦克米伦所说的那样，这是“博弈论的胜利”。第五十章 再度觉醒普林斯顿，1995—1997年数学是一种年轻人的游戏。 不过，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经历一阵短暂的荣誉和勃发的活力（以后）……接着就是持续一生的厌倦。——维纳诺贝尔奖揭晓的那天下午，新闻发布会之后，在范氏大楼进行了一个小型香槟酒会，纳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他不习惯发表讲话，但是这次有三件事要说。第一，他希望获得诺贝尔奖可以改第善他的信用评级，因为他实在太需要一张信用卡了。第二，本来一十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感到很高兴，因为可以和别人分享这个奖，可是他但愿自己一个人独得这个奖，因为实在太需要那笔钱了。第三，他是因博弈论得到这个奖，他觉得博弈论就像是数学上的超弦理论，是一个具有高度内在智力趣味的课题，以至于世人倾向于想象它应该具有某种实用性。他的语气之中带有足够的怀疑态度，因而使这段话听上去显得有趣可笑。对于纳什将会怎样面对斯德哥尔摩的隆重仪式、瑞典人的所有忧虑，还有库恩私底下的忧虑，全部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来在乌普萨拉发表的演讲，实际上，从得奖结果揭晓当天一直到颁奖典礼举行之间的几个星期里，纳什做了他几十年没能做到的事情，体会了他几十年没有体会到的东西。韦布尔回忆说，他刚抵达斯德哥尔摩时，举止就是韦布尔几年前在普林斯顿见过的样子： “他不看你的眼睛，说话含糊。他在社交场合显得非常犹豫不决，非常没有把握。 不过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越来越少觉得不高兴。”库恩夫妇陪同纳什和艾利西亚前往斯德哥尔摩。这真是一段令人兴奋的经历，那个星期的日程非常紧密，全部都是大场面和庆祝仪式，最美好的时刻是纳什受到他最害怕的听众——瑞典国王单独接见的时候。按照传统，国王会和每一位获奖者单独相处几分钟，轮到纳什时，他满面愁容，眉头深锁，以至于库恩担心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拒绝进入国王的会客厅，不过，最后他还是跟随副官进去了。5分钟过去了，然后是7分钟，最后，整整10分钟过去了，纳什终于走了出来，看上去很轻松，甚至有些开心。 “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呀？”大家立即问。事实是，他们还真的谈了好一阵子。纳什告诉库恩夫妇，1958年，他和艾利西亚曾经在欧洲有过一次美妙的旅行，还驾驶他们新买的梅塞德斯180型汽车一路直奔瑞典南部。当时国王恰巧在乌普萨拉念书，对高速赛车特别着迷。大约就在那个时候，瑞典刚刚从左向行驶改为右向行驶。纳什跟国王就用了10分钟时间探讨在道路左边高速行驶可能隐藏什么危险。黄昏时分，纳什和韦布尔乘坐一辆豪华轿车穿越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乡村地带。农庄一个接一个亮起了灯，星星在天空开始微微闪光，纳什探身靠近韦布尔说：“看，多美！”他们这是在从乌普萨拉的返回途中，纳什在那里发表了演讲，这是他在过去30年来的第一次。没有人要求纳什在斯德哥尔摩按照惯例发表长达1小时的诺贝尔得奖演说，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发表讲话是基塞尔曼的安排。纳什选择的题目是早在他患病之前就感兴趣、在病情有所缓和之后再度开始研究的问题：为与已知物理学观察一致的非膨胀宇宙建立一个正确的数学理论。毫无疑问，一直以来的观点认为宇宙在膨胀，尝试推翻这种共识，正是纳什一直乐此不疲的那种具有挑战性的智力赌博。纳什有关“宇宙不在膨胀的可能性”的讲话从张量分析和广义相对论开始，这些问题是如此复杂，就连爱因斯坦过去也常常说他只是在头脑处于非常清晰的时刻才能真正理解。尽管纳什后来承认自己非常紧张，但是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韦布尔回忆说，纳什当时没带任何笔记，而且讲话条理清晰、令人信服。听众中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后来指出，纳什的想法很有意思，也有道理，而且表达的时候带有恰如其分的怀疑态度。生活的长河平静流淌。尽管有了斯德哥尔摩的童话般经历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的崇高地位，纳什夫妇仍然住在那所隔音砖砌成的房子里，前面是沿着小径盛开的绣球花，对面是普林斯顿火车站。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烧水壶、一个新的屋顶、一些新的家具，仅此而已。（纳什已经有能力支付他承担的那一半房屋按揭款项。）他们定期拜访的朋友很少，其中包括曼加纳罗(Jim Manganaro).布劳德夫妇，当然还有博雷尔夫妇，这是他们多年来一直拜访的朋友。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大，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赚钱谋生和照顾约翰尼这两个基本需求。艾利西亚每天坐火车去纽瓦克，纳什已经不再开车，乘“丁奇”号小电车进城，在高等研究院吃午饭，下午去图书馆，难得也会去他的新办公室。如果约翰尼不是在医院或路上，他常常将约翰尼带在身边。生活重新开始，不过，在纳什过去做梦的日子里，时间却没有停滞不前。就像温克尔( Rip Van Winkle)、奥德赛(Odysseus)和难以计数的虚构的空间旅行者一样，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抛在脑后的世界在他不在的时候已经向前发展。昔日出类拔萃的青年现在陆续退休，或者快要离开人世。孩子们则步人中年，那个身材苗条的美人，他的妻子，现在是年届六旬的成熟妇人。至于他自己，70岁生日很快就要到来。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侥幸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衰老，相信自己可以重拾当初抛在一边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拖到六七十岁再从事他本该在三四十岁进行的研究”的人！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他写道：从统计学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 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的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 因此，我希望通过目前的研究或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不过，很多时候纳什不能工作。有一次，他告诉库恩说： “那个幽灵只在很晚的时候出现，在晚上6点之后，因为即便是一个幽灵，也会有普通人的问题，需要去看医生。”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计算中发现一个错误，或是知道一个大有前途的想法其实已经被别人探讨过了，再不就是听说了一些新的实验数据，使他的一些猜测显得不那么有意义。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满怀悲伤遗憾之情，诺贝尔奖不能恢复他已经失去的某些东西。在纳什看来，人生的基本乐趣来自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与别人的亲密关系。 因此，对他过去的成就进行表彰虽然带来了一种慰藉，却也让人突然充分意识到他现在究竟有能力做什么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正如纳什在1995年指出的那样，在长期患精神疾病后获得诺贝尔奖，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患精神疾病一段时间之后仍有高度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在社会上值得高度尊敬）的人们”。纳什在一群精神病医生面前对自己的情况作了最直截了当的描述。1996年马德里演讲结束之前，他在回答一个提问时说： “要在丧失理性之后恢复理性，恢复正常生活，足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他接着停顿了一下，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用一种更加坚定、更加确信的语气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也许并不存在。假设你见到一个画家是有理性的，但假设他不能画画，却可以保持举止正常，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治愈呢？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解救呢？……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康复者例子，除非我能做出某项出色的工作，”他又用一种忧愁的耳语一般的声音补充说，“虽然我已经很老了。”199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出向他支付3万美元，打算出版他的选集．纳什没有答应，当时他的心里就充满了上述想法。 “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自从我很不幸地长时间没有发表东西以来，我就是有问题的。”他对库恩说。简言之，他不愿意因承认自己这一生的杰作已经完成而将日后的研究成果排斥在外。正如纳什所说的那样：“我不想仅仅由于希望将自己看作一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仍然积极投身研究、并非躺在自己荣誉上面睡觉的数学家，而且假设自己确实能行，就出版一套论文选集。我当然也知道，如果选集不在现在出版，也有望在以后能增添一些出色的新成果的时候出版。”但是，当他怀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他跟自己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不得不将要面对或者已经面对再也不可能取得过去那种成果的前景。有些人一直比其他人更加积极，然而，岁月催人老毕竟是人生的一大严酷现实，而且这一点对数学家来说显得更加紧迫。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数学是一个年轻人的游戏。经过长达近30年的中断之后重新开始研究工作，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然而这确实就是纳什所做的事情。正如他在马德里对听众所说的那样，“我再次投身于科学研究，努力避免例行公事，相反，我正在‘戏水’。”自从纳什与爱因斯坦会面那一时刻起，他就一直在思考一个有关宇宙的数学理论。在乌普萨拉发表讲话之后，他经历了几次不同的挫折。1995年8月，他说： “我得出了一些结果，证明我在很久以前曾经犯过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从而必须重新建立……[这个]理论。”很显然，“在一个奇异积分中漏掉了一些东西，我在考察分布而不是一个质点的问题时，发现了以前被错误地漏掉的那些东西。”接着，他又用独特的客观态度补充说，“这是好事，因为我已经避免出版建立在一些错误基础上的版本。”他继续描述这个具体的错误：在这个领域有一个不一致的地方……把事情弄糟了。在重新计算后发现……计算中存在一些错误。现在我必须完成这个有关受重力吸引的物质的分布问题的计算，至少应该达到一阶近似的水平。这个水平本身有可能带来一个有趣的[特别的结果]。纳什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上述评价，清楚地显示出他正在研究的问题具有宏大的规模，他完全没有失去对高风险赌博的兴趣（不管赌的是想法还是股票！），而且他的思维仍然敏锐。 即便从统计学看来他取得全新突破的机会很小，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但是思考问题的欢乐再次回到他的生活里。不过，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个研究并非他目前生活的主要部分。重要的主题一直是重新同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联系，这已经成为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他曾经害怕依赖别人，也害怕别人依赖他，现在这种恐惧已经消散，他最大的心愿是安于现状，关心需要他的人们。他跟妹妹马莎疏远了差不多25年，如今每星期通一次电话。当然了，最令人关切的还是约翰尼，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叫街上那个女人打电话叫警察的，正是纳什。约翰尼一直住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一切正常，可是不久他就开始戴上一顶纸做的皇冠。一天下午，他想要一点钱，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个统治者，应该可以从名为“统治者银行”的银行取钱。但是，这家银行门前的自动柜员机不打算吐出一分半厘的现金，实际上它也不打算退回他的银行卡。约翰尼深感恼火和不悦，打电话给在“统治者银行”那里设有账户的母亲，要她赶到自动柜员机这里与他会合，将他的卡从机器那里弄出来。艾利西亚把这件事告诉了纳什，他坚持同她一起去。这对夫妇尝试将约翰尼的卡拔出来，却只是白费劲。他们还尝试安慰约翰尼，却没有成功。此时，他们的儿子大发雷霆，抄起一根大木棒，先是捅向他的母亲，然后是父亲。街道对面的一些旁观者看见这个年轻人正在威胁两个老人，不由停住了脚步。纳什向其中一个人大声呼喊，要求立即报警。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警察抓住他们早已熟悉的约翰尼，将他送回特伦顿州立医院。当约翰尼的父母亲从斯德哥尔摩方面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他正在医院里。纳什和艾利西亚首先给他打电话。他认为他们正在捉弄他，这只是一个玩笑，于是挂断了电话。后来，他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中看见了父亲的面孔。有关约翰尼未来前途的话题特别令人痛苦。纳什非常实事求是地谈到这件事，艾利西亚看上去满怀悲伤，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深深地蜷缩在她坐的椅子里，闭上了眼睛。最后，她突然进出一句话：“他只是想适应他的生活。’约翰尼在20出头时曾经踏上了充满希望的道路，现在这一切已经烟消云散。无论是不是由于教学的压力、社交孤立，或者病情缓和的过程就是这样，在马歇尔大学度过的那一年完全是一场灾难。他回家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工作。 “当然，我一直就是一个坏榜样。”纳什承认说。纳什说，约翰尼想找一份工作，但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在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得到一份工作。他一直四处写信，自我介绍说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儿子，现在希望得到一份工作。现在，纳什告诉库恩夫妇说，约翰尼只要不在医院，就不肯吃药。艾利西亚补充说：“他会去医院，会好转，但是等他回到家，就不想吃药了。”接着他就会再次发病，听见奇怪的声音，出现幻觉，被再次关进医院，然后情况再次好转，一切又从头开始。看护约翰尼是纳什目前生活中的主要工作。除了约翰尼“在路上”，乘坐灰狗巴士漫游全国的时候，纳什就是他的看护人。纳什确信照顾儿子是他的责任。纳什在一个场合说过：“我出现幻觉的时间是在过去，但是我儿子出现的幻觉发生在现在。”每天早上，他们在艾利西亚上班之后一起起床，中午一起吃午饭。纳什带他去图书馆，去研究院，去范氏大楼。星期一的晚上，他们一起参加家庭治疗。纳什试图让儿子对电脑发生兴趣，同他一起玩电脑国际象棋。他说过：“电脑最终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职业疗法（就像我在特罗特的帮助下熟悉电脑使用方法，从这种职业疗法中获益匪浅那样）。”约翰尼已经38岁了。他和父亲一样高大、英俊，而且一样喜欢数学和国际象棋。但是约翰尼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受到疾病困扰，患病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们用最新发明的药物给他治疗，如氯氮平、利培酮以及刚刚出现的奥氮平，这些药物最多只能使他不必住院，却无法使他获得新生。在他看来，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他不再参加国际象棋比赛，而这曾经是他最大的乐趣；也不再读书，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能这样做了。他经常生气，偶尔变得非常暴戾。同约翰尼一起生活，使纳什和艾利西亚承受着一种沉重压力，纳什将它形容为“使人心慌意乱”，近乎“虐待”，并常常由于想到“退化的倾向和危险”而心事重重。 即便在约翰尼乘坐灰狗巴士漫游全国的时候，这种困扰也不会改变。情况常常就是这样。 比方说，艾利西亚跟纳什一起去“橄榄树花园”庆祝纳什的生日，约翰尼打电话来说丢失了提款卡，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这个晚上他们就会忙于将钱电汇给他。 “我们已经无计可施，”艾利西亚最近说，“你这样努力地尝试……然而他却失去了理智。父亲的诺贝尔奖对约翰尼毫无帮助。”约翰尼一方面使纳什和艾利西亚走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分开，深刻的矛盾确实存在。当约翰尼破坏屋里的东西、攻击他们，或是当众做出不正当的举止，他们就会相互指责说对方应该为儿子的行为负责。纳什觉得艾利西亚希望他扮演一个凶恶的坏警察，而由她来扮演温柔的角色，但是，他不喜欢安排给他的那个角色。但足，他们毕竟相互依赖，于是他们就每天谁应该做什么及什么时候应该将儿子关进医院达成一致。纳什比较倾向于认为约翰尼应该为自己的疾病负责，有时候他显得相当冷酷无情，曾经不止一次对库恩或其他人说像约翰尼这样的人应该关进监狱，或者说是他自己选择变成现在的样子：“我不会认为我的儿了……完完全全是一个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选择逃避这个‘世界’。”尽管他有时显得这样冷漠，真实的情况却是只要纳什认为一种新药、一种新疗法或是他想到一个主意——比如教约翰尼怎样在电脑上下国际象棋——对约翰尼会有所帮助，他就会流露出希望和欢乐的情绪。当他的朋友迪克西邀请他去吃晚饭，他马上就问可不可以带上约翰尼。在迪克西的家里，约翰尼拿出一副国际象棋，父子两人坐下来开始对弈。纳什的水平“中等偏下”，有一次，他要收回一着坏棋，约翰尼让他这样做了，接着他又要收回另一着坏棋。“爸爸，如果你继续这样悔棋，你就会赢了。”约翰尼说。“可是当我跟电脑对弈的时候，我总是可以悔棋的。”纳什说。“可是，爸爸，”约翰尼抗议了，“我不是一台电脑，我是一个人！”需要去药房给约翰尼买药的时候，纳什会陪同艾利西亚一起去。约翰尼有时也会报名参加一个门诊病人的治疗计划，到了家庭招待日那天，纳什总是准时出席。艾利西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体会到他是支持自己的，她觉得自己已经不能没有他。婚姻毫无疑问是人类关系中最神秘莫测的一种。表面看来肤浅的情感，可以变得惊人地深挚绵长，纳什和艾利西亚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回顾往事，人们就会觉得这两人的结合并非偶然，他们确实都需要对方。艾利西亚虽然意志坚定、讲究实际，而且独立自主，但是，少女一般的爱恋，在经历过幻想破灭、艰难困苦和种种令人失望的事情之后，却始终没有消失。她带纳什逛街买衣服，每当他出门在外，她就会感到烦躁不安，担心他会被恐怖分子绑架、由于飞机失事而丧生或是他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他的脚踝扭伤而肿起，她立即从一个晚餐聚会起身离开，陪伴在他身边，在急诊室门外整整坐了四个小时。更能流露心迹的插曲可能是，她看着他身穿泳裤站在加利福尼亚一个游泳池旁边的旧照片，吃吃一笑，说：“他的双腿是不是很漂亮？”与此同时，他则跟随她的作息节奏。纳什虽然性格顽固、沉默寡言，以自我为中心，吝惜他的时间（和金钱），却从来没有不先征求艾利西亚的意见就去做什么事情。他顺从她的愿望，努力帮助她，不管是刷洗碗碟、在银行解决一个问题或是同她一起参加每个星期一晚上的家庭疗法。他忠实地向她报告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遇见了谁、演讲的内容是什么、中午吃了什么午饭。虽然他们也会为金钱、家务劳动、约翰尼和社交应酬的问题而争论，可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使她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快乐一些。纳什努力变得更加敏感和顺从。他带着自我批评的语气说：“我知道我有社交缺点，而且会在她说话的时候，由于已经预计到后面她要说什么就打断她，开始说另外一件事，好像她所说的事情完全不值一提，使她非常生气。”他用某种幽默感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天才没有让他在所有问题上成为权威。当需要重新筹划他们的按揭事宜，或者选择用煤气还是石油作为取暖能源时，他就会语调幽默地抱怨说，艾利西亚根本没有真的把他看作一个“经济学大师……就算得到诺贝尔奖也不管用”。当然，他确实经常伤害她，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并且设法改正。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交流的例子：在博雷尔夫妇家里举办的晚餐聚会中，艾利西亚向聚集一堂的朋友们宣布说，他们的儿子得到墨西哥一所小型学院的一个临时职位，将在那里教授数学。纳什作出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举动， “是啊，”他说， “我儿子现在住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精神病院，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觉得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实在是荒谬可笑。艾利西亚认为这太过分了。 “你对约翰尼应该公道一些，”她反击说。纳什一言不发，不过，当天晚上他确实想了一些办法弥补自己的错误。他在博雷尔家书架上的藏书中找到一些墨西哥地图，带着这份求和礼物来到艾利西亚身边。在一个有关怀尔斯对费马大定理的成功证明的谈话中，他抓住机会，指出约翰尼在研究生院期间曾经做过一些“经典的”数论研究。约翰尼曾经发表“一个正确的结果和一个不正确的结果，但是正确的一个具有突破的性质”，他对其他客人说。艾利西亚的回应就是留心他的讲话，领会他的良苦用心。他们婚姻关系的复苏，大部分出现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现在他俩心中出现了一种回报感，重新得到同行尊重看来使纳什觉得更有力量帮助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也让这些人亲近他。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给予别人更多帮助，而艾利西亚更是如此，这变成一种心理强化的过程。有一次，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艾利西亚说纳什是她的“房客”，他们住在一起实际上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关系疏远的人，现在他们甚至开始谈论复婚的事情，尽管他们也许就像纳什过去坚持“理性”一样，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放弃了。他们和其他老年爱侣一样顾虑到随之而来的税务和社会保障的罚金，不过，一张证书并不重要，现在他们再度成为一对真正的伴侣。约翰-戴维采取主动，结束长达20年的父子疏远关系。他首先给纳什寄去了1993年6月出版的（（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份剪报，上面是一篇推测纳什有多大机会获得诺贝尔奖的专栏文章。他寄这份剪报时没有署名，可是纳什立即猜到是谁。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约翰·戴维的这个举动，是嘲笑呢还是友好的提示。他告诉库恩，那信封上的地址写法似乎暗含嘲笑的意味。不过，在接下来的2月，即他从斯德哥尔摩凯旋之后又过了两个月，纳什登上一辆前往波士顿的汽车，去那里与大儿子共度周末，重温父子之情。这样一次会面，由于抱有将悲伤往事抛在身后的愿望，注定会是苦乐参半，不仅勾起了许许多多痛苦的回忆、令人失望的往事和种种误解，同时也唤醒了更加快乐的感觉。这两个男人终于见面时，约翰·戴维已经不再是纳什记忆中那个19岁的阿默斯特学院历史专业学生，而是一个44岁的男人，年纪差不多就同1972年的纳什一样，当时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对方。从体型上看，他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身材、宽阔的肩膀、明亮的眼睛、英国性情和轮廓清晰的鼻梁，全是从纳什那里得来的。不过，在所做的人生抉择方面，在助人为乐的性格方面，他毫无疑问带有母亲的印记。约翰，戴维一直住在波士顿，一直没有结婚，一心希望成为一个注册护士。当时，他曾经想过读研究生，以便取得护理专业的一个高级学位。他们相互作伴的两天，是他们一次相处的最长时间，他们的谈话只是偶尔触及个人问题，实际上，他们几乎一直同别人在一起。对于纳什而言，让别人确认这种和好是很重要的。他们坐在一起，翻看跟埃莉诺一起拍摄的旧照片，和纳什的“第一个家庭”最亲密的朋友马图克一起吃饭，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拜访明斯基。有一次，纳什从约翰·戴维的公寓给马莎打电话，还把儿子叫来接听。当父亲和儿子终于进入个人领域的时候，纳什跟平时一样满怀好意。他希望儿子知道自己在父亲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想与他分享自己最近得到的好运气，想给他一些父亲式的建议。纳什受到爱和责任感的驱使，告诉约翰·戴维，他将和弟弟平分自己的产业，他还邀请儿子陪同去柏林参加一个研讨会，所有这些都出于好意。不过，就像在纳什一生中的其他关系里一样，他的用心并不总能找到相应的倾诉方式而完满地表达出来，即便他想跟儿子亲近一些，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却只能被理解为冷漠和疏远。他没有想过隐瞒自己的失望情绪，他批评儿子的外表，说他胖（其实他一点儿也不胖）。他批评儿子选择的职业，认为他应该追求高于护理专业的工作，并敦促他去医学院深造，不要把目标设定在护理专业硕士。他强烈地暗示约翰，戴维最好能帮助照顾弟弟，却又说什么让约翰尼跟在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哥哥”身边会有好处而激怒了他。最后，他说希望约翰·戴维改名为纳什，这个建议本来是要显示自己心地高尚，而实际上却令对方伤心，因为这表明他希望约翰·戴维忘记过去的一切。埃莉诺当然也会感到非常伤心。几个月后，纳什确实带约翰·戴维一起去柏林。他们初次团聚的紧张关系再度浮出水面，纳什毫无愧色地责备儿子虚度光阴，在儿子想读书的时候叫他关灯，不让他点饭后甜品，叫他不要吃黄油面包。不过，即便是这样，在纳什发表演讲的时候，约翰‘戴维仍然美觉得非常自豪。纳什也写信告诉库恩：“柏林真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我的儿子喜欢这次旅行。”诺贝尔奖得奖过程终将过去，虽然有了这个无与伦比的荣誉，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 而不会停留在童话一般的斯德哥尔摩庆典上。与其他得奖者相比， 纳什的未来显得更加不确定。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缓和是不是永久性的，一些人会在多年全无症状之后再度发病， 目前的现状是非常珍贵的。与“六角棋”不同，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不是由第一步或者第五十步就可以预先确定的。这个美国天才的奇特历程，这个令人惊讶的人的奇特历程仍在继续。 自我贬低的幽默感表明了他有一种更加明确的自我意识；跟朋友们推心置腹地谈论伤心、快乐和依恋，显示了他的一系列更加广泛的情感体验；每天努力给予别人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且对他们向他提要求的权力表示认可，说明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冷漠而傲慢了。纳什性格中最大的特征是思想与感情分离，不仅出现在他发病的时候，也出现在那之前，这在现在看来非常明显。确实，哪怕在语言上稍有欠缺，纳什也已经获得新生，思想与感情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获得与给予是他生活最主要的部分，人际关系也更加和谐。他也许没有以前那么聪慧过人．也许再也不能取得另外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他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艾利西亚有一次这样描述。现在，我们就要离开本书的主人公了。他也许正步履匆匆地穿过艾森哈特门，直奔范氏大楼……或者正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与艾利西亚一起观看大屏幕电视上播映的“无名博士”节目……或者正在与约翰尼下棋，即将输掉这一局……或者正在打一个长达105分钟的电话，安慰沙普利，因为他的妻子去世了……或者在库恩问他去比萨演讲的发言稿准备好没有时，像顽童一般做个鬼脸……或者带着他的午饭盒坐在高等研究院数学部的书桌旁，刚刚读完卡林顿(Car-rington)情书的邦别里正在为书信艺术失传而惋惜，而他在一边点头表示同意……或者’在听过一个天文学讲座之后，他现在正透过一架望远镜观察夜空里微微闪光的某一颗遥远的星星……（全文完）　　致谢许多人为这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首先两位，是与我有25年交情的朋友特伦佩尔(Ellen Tremper)，他鼓励我并在每一阶段给我以无私的帮助；以及库恩，他对事业的热忱，对纳什和数学界的熟悉，是我写作的指导和灵感的源泉。他们的贡献无与伦比。我深深地受惠于艾利西亚·拉德·纳什，马莎·纳什·莱格，没有她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开始这本传记的写作，更谈不上完成它。我也衷心感谢约翰·戴维·斯蒂尔，埃莉诺·斯蒂尔，约翰·查尔斯·马丁·纳什的合作。感谢我的编辑梅休(Alice Mayhew)，和我的经纪人罗宾斯( Kathy Robbins)，他们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感谢森(Amartya Sen)和格里菲思(Phillip Griffiths)，他们让我以院长访客的身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关键性采访调查；罗塔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进行稍短但同样重要的访问；阿特伯里( Vivien Arterberry)为我安排了在兰德公司收获巨大的一个星期的访问。《纽约时报》的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贝尔(SomaGolden Behr)、克拉蒙(Glenn Kramon)，慷慨地给予我假期和热情的帮助。《纽约时报》的同事弗朗茨( Doug Frantz)和《财富》的同事诺顿( Rob Norton)，在每一阶段都给了我珍贵的建议和鼓励。迪克西特、库恩、迈尔森、鲁宾斯坦、罗伯特·威尔逊耐心地与我分享他们关于博弈论的洞识和看法，他们是不可多得的咨询者。斯潘塞、库恩、赫尔曼德、迈克尔·阿廷、约瑟夫·科恩、米尔诺、尼伦伯格、莫泽努力协助我清晰而又精确地表述纳什对纯粹数学的独创性贡献。麦克唐纳、庞德斯通、卡普兰( Fred Kaplan)和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提供了纳什在兰德工作时的背景材料。里吉斯(EdRegis)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的生动描述，和戈尔茨坦(RebeccaGoldstein)出色的小说《身心问题》给我的帮助也同样珍贵。怀亚特( Richard Jed Wyatt)指导我阅读大量艰深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文献。萨斯、施托尔、冈德森、肯德勒( Kenneth Kendler)、戈特斯曼、基夫、格拉斯、雷德菲尔德( Kay Redfield)、托里(E.Fuller Torrey)杰出的工作不但为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还提供了写作的灵感。特别感谢国家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研究组织的创始人利伯夫妇( Connie and Steve Lieber)，感谢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心理学家霍华德、布伦纳、加伯和鲍梅克，提供了纳什接受治疗的机构的第一手描述并介绍了神秘的临床心理疗法。韦布尔、经济奖委员会和瑞典科学院的其他成员在我访问斯德哥尔摩期间极其热情好客，并且帮我解译“ne ptus ultra”荣誉赠予的高深程序。社会学家朱克曼( Harriet Zuckerman)对诺贝尔奖桂冠学者的划时代研究+，成为我极好的导引。无尽的感谢给予数百人——那些为我提供素材的数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认识纳什的人。他们贡献的每一个片段，无论如何微小，都使本书生色不少，而且都值得珍藏。除了以上所提及的人以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萨缪尔森、马图克、保罗·科恩、奥黛特·拉德、托马斯(Dorothy Thomas)、拉克斯、莫拉韦茨、纽曼、瓦斯克斯、贝斯特、穆尔、博雷尔夫妇、齐波拉·莱温松、诺伊维尔特、布劳德夫妇，以及弗拉托、丹斯金、艾玛·杜坎恩和乔伊丝·戴维斯。卡内基梅隆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洛克菲勒档案管理中心、麦克莱恩医院、瑞士国家档案管理局和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档案管理人与图书管理员，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专业指导。特别感谢高等研究院的黑斯廷斯(Arlen Has-tings)、甘古利(Momota Ganguli)和汉森(Elise Hansen)，他们使我在高等研究院收获良多。还有沃尔夫( Richard Wolfe)，感谢他与我分享对剑桥学术界的认识。特伦佩尔、奥布赖恩(Geoffrey O'Brien)、库恩、迪克西特、赫尔曼德、莫泽、迈克尔 廷、斯潘塞、怀亚特和诺顿审阅了大量的手稿。他们的辛劳清除了我的一些错误，改进了文稿，还加入重要的新见解。剩下所有的错误，当然，都是我个人的责任。我的丈夫麦克劳德(Darryl McLeod)与孩子克拉拉(Clara)、莉莉( Lily)和杰克(Jack)，不仅伴随这本书稿和它的非常忙碌的作者长达三年，而且在交稿期限日近、我焦头烂额之际在周围的图书馆帮忙进行电脑输入。我深深感谢他们的挚爱和忍耐。*[美]哈里特朱克曼著《科学界的精英一—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周叶谦、冯世则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王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