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毛泽东与巾帼英豪-1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睡的是木板搭的床，枕的是谷糠或荞麦皮做的枕头。这床他只用一半，另一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有精装的、平装的、线袋的；还有报纸或期刊杂志。而他的办公桌、书架、窗台就更是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了。他喜欢躺在床上，靠着枕头看书，只要有一点闲空就用来看书。一次，曾志好奇地问：“这么多的书，一天要看多少？”“每天送来的报刊杂志就有二百多种，我一个人是看不完的。我有几个秘书，他们分门别类的先看，觉得比较重要的，就给我划上。必须要有选择性地看，看书也是要讲方法的。”“看那么多的书，不觉得累吗？一天看到晚，能看得进去吗？”“看书也是种休息嘛！”“我不明白看书怎么个休息法，我认为看书是最累人的事。”毛泽东笑着解释道：“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替看书，也是一种好的休息方法。”一说起书，毛泽东就会滔滔不绝，他又想起了当年的一些事情，似有无限感慨地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过去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去西方留学，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儿子。我根据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际，提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割据，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和迂回打圈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透过浓浓的烟雾，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是那些个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认为山沟子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起，实际上就把我摆到了一边，同志们不大愿意同我接近，连贺子珍也不愿理我了。我说组织上决定我服从，但观点要坚持，不是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就连睡觉的床上都堆满了书“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地读书，在漳州搞了许多书，又向同志们借一点子，扎扎实实地读书，硬是读了两年的马列主义，后来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这两年的读书心得。我这个人呀，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有了这‘五不怕’，敢将皇帝老子拉下马！”毛泽东在穿着上很不讲究，只在接见外宾时才换上皮鞋，一般只穿布鞋旧衣。有一次，曾志去看望毛泽东，意外地发现都六月份了，毛泽东还穿着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曾志有些惊讶地问：“天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是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毛泽东非常平静地回答。“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那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订做两套好吗？”“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毛泽东高兴地说。于是，曾志给毛泽东订做了两套绒衣线裤。在家里，毛泽东总爱穿毛巾睡衣，那件睡衣不知穿了多少年，磨得又旧又薄了，还打了许多补丁。可毛泽东就是舍不得扔掉，一直穿到他去世。毛泽东在吃饭上也是很节俭的，虽然他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领袖，蛮可以吃好一点，但除了偶尔有肉、鱼外，他的餐桌上从没有山珍海味。每次留客人吃饭，他会嘱咐大师傅加菜，但从未有超过四五个汤菜的时候。一国领袖，生活上这样俭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会相信呢？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毛泽东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并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并严肃地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职务，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有一次，毛泽东对曾志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块，我出钱。”不久，曾志托人到香港买了一块金壳劳力士坤表，送给了江青。“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毛泽东严肃地对曾志说：“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广州市民吃菜非常困难，“三鸟”(鸡、鸭、鹅)的收购就更是困难。市里领导同志想划几个县归广州市直管，以解决广州市民的吃菜问题，但又顾虑各地委不同意。有一次，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工作。时任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的曾志趁机将这一难题当面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曾志说：“广州职工及全市居民的蔬菜、猪肉、鸡蛋等副食品供应困难，市委领导希望省委划两个县归广州市直接管理，以解决蔬菜副食品的困难。”“好么，这个想法不错。有这个必要！”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连连点头称是。然后，毛泽东又对陶铸说：“这个办法可以考虑，把几个县划给广州，广州可以解决肉蛋蔬菜问题，而反过来广州又可以帮助县里发展工业。你们省里研究一下，我是赞同的。”没过多久，省委果真把靠近广州比较穷困的花县、增城两个县划给广州，后来又增划了几个县。广州市帮助那些直辖县发展工业生产，改善了直辖县穷困面貌。而那些县则帮助广州市解决蔬菜副食品和某些轻工原料生产问题，解决了广州市的“菜篮子”供应难题。1960年春，广州市委工业生产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和全国各地经验，提出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消灭笨重劳动，为节约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奋斗”的口号。一天，曾志向正在广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汇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六革一改”和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的情况，以及举办半机械化、小型自动化现场表演的热闹情景等。毛泽东听了，也很高兴，善意地笑着问：“广州都能实现自动化吗？应该加上一个半自动化，自动化有多种形式，广州不可能一步达到自动化！”曾志感到毛主席讲的非常实事求是，便把毛主席的指示向市委作了汇报，随后将“三化一改”改为“四化一改”(加了个半自动化)。自1963年后，毛泽东就再也没到广州去。有一次，曾志问毛泽东：“为何不去广州了？”“广州蚊子太多了。”毛泽东笑着回答。这时，毛泽东话峰一转，严肃地对曾志说：“读书读的太多了没有用，有人书读的越多越蠢，读书像你这样多就够了。”曾志不加思索地说：“我不行，我的文化太低。”毛泽东的眼睛盯着曾志，语气严肃地说：“你不行！”然后沉下脸来不做声了。曾志见毛泽东显得不高兴，而且身体似乎也不太好，于是就告退了。事后，曾志心里非常纳闷：“三十年来主席一直谆谆教导我：要多读些书，马列主义理论，要读个三年才行，要看一百遍，可今天为什么来个大反个呢？”这个问号只是一闪念，因为那时曾志认为不管毛主席说什么，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正确的。但令曾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在“文革”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为迫害知识分子，摧残中国的教育，贻误一代青年的法咒了。“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1956年至1959年期间，曾志在中央党校学习，有时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在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要从一线退下来，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改由别的同志来担任，自己要集中精力研究下理论问题。”接着，毛泽东还提出：在大学里的教学和行政事务由校长治校。国家行政部门设党组，党组对行政部门领导起党的核心作用，做思想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拿到中央党校高干研究班去让大家讨论，征求意见。一次，曾志对毛泽东说：“开始大家不通，不同意主席下来，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慢慢也就通了。认为理论工作也很重要，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前途，都需要理论去指引，再说，退下来后可以减少一些外事活动，这样有益于主席的健康。”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你们都想通了。”于是，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国家主席。在审定人大常委名单时，毛泽东突然说：“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错嘛！她可以参加人大常委。”于是，毛泽东大笔一挥，将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写完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呀！”曾志、陶铸与毛泽东在广州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参加了人大常委名单的审定会议。散会后，陶铸颇感意外地对曾志说：“主席推荐了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曾志当即说：“我怎么知道！”其实，曾志心里已经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早在1954年筹备第一届人大时，广州市委书记何伟悄悄地告诉曾志：“广州市委推荐你担任人大代表。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了你的名字，换上另一位女同志。”曾志经询问陶铸才得知事情的原委：原来，不久前，中央认为中南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不适合工作而将他调走。为了照顾这位同志的情绪，顾全大局，陶铸决定让他的爱人顶替曾志来担任人大代表。曾志听了生气地说：“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其他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但陶铸还是没有接受曾志的意见。这件事使曾志感到委屈苦恼，但又不能同别人去讲，怕别人误以为她是在争名夺利。在这种无处申诉的情况下，曾志只好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倾诉自己的满腹委屈。毛泽东看了曾志的信，于是提议曾志当人大常委。而毛泽东所说的“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那句话，自然就是批评陶铸的。看到陶铸那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傻呵呵的样子，曾志不由得心中暗自笑起来！“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曾志对女儿说：“主席晚年是…1966年6月，陶铸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曾志因患“甲亢”，向广东省委请了长假，也来到北京养病。但无论陶铸还是曾志，当时都不会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即将来临。1964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女民兵合影同年夏，由毛泽东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北京为中心，迅速遍及全国。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及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的危害之大、破坏之深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陶铸、曾志同样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北京的红卫兵就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响应“破四旧”的号召，纷纷走出校园，到处进行打砸抢。一时间，北京城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寝食不安。同年底，陶铸就由政治局常委而沦为中国第三号“黑线人物”。曾志伴随陶铸迎接了最初的冷酷打击，共同度过了三年灰暗的监禁生活；又目睹了病痛对他的无情摧残，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死亡。在痛苦和磨难中，曾志步入了老年。这期间，曾志当然不可能再见到毛泽东，但她却比许多人都幸运。因为在最危难的时候，曾志得到了毛泽东的关照与保护。1967年元月，陶铸被打倒后，曾志就写信给毛泽东：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毛泽东在曾志的信上批示：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中直党委书记)。转眼到了第二年4月，曾志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回复。后来，曾志听汪东兴讲：毛主席看了曾志的信后，就与周总理商量，感到广州那边的情况不好，还是不让曾志回去算了。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庇护，曾志在“文革”中才免受皮肉之苦和人身的摧残。1969年10月18日，身患癌症、已是奄奄一息的陶铸被疏散到合肥。四十三天后，陶铸含冤去世。而曾志则隐名埋姓，被潜送到粤北山区一个叫邱屋的贫困山村里，当了三年贫苦的农民。1972年初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曾志结束了在邱屋的艰辛生活，来到了陕西临潼干休所。不久，女儿陶斯亮也调到临潼，与曾志团聚了。曾志是这样回忆那段往事的：我是自觉参加革命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当官、为名利地位的。没有机会工作，当普通的老百姓仍是共产党员，也是革命者，也能做贡献，并无其他索求。相比起来，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和待遇已经很多，这一辈子够了。曾志在临潼干休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感到组织、工资、医疗和供给关系要由地方解决，十分不方便，不能长此以往，应该尽快把这些关系一律转归干休所管理，但前提是必须把自己转为军人。于是在1973年，曾志又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写了信，汇报她在临潼的情况。信中写道：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一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不久，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李瑞山便把曾志找到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353西安谈话。李瑞山告诉曾志：“你的信，主席和总理都做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继续工作的话就在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选择吧！”曾志最终选择了回北京。“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曾志对女儿说：“主席晚年是…1973年3月18日，曾志携女儿、小外孙和小外孙女回到了北京。回到熟悉的北京，曾志是多少渴望再见到敬爱的毛主席啊，向他老人家倾诉这些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但不幸地是，曾志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在1976年这个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党和国家陷入了极度异常状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首都各界人民到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遗体告别1976年10月，曾志满含悲痛地向毛泽东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又恢复了正常，陶铸同志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彭德怀、陶铸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曾志也重新恢复了工作。女儿陶斯亮曾不止一次地问曾志：“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曾志认真地回答：“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停顿了一会儿，曾志叹了口气，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躺在延安窑洞土炕上，朱仲…翻开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史，有一位女性的传奇经历令人叹为观止：她，生长于美丽的湘江边，与毛泽东同为湖南老乡，她的父亲更是与毛泽东结为忘年之交；她，与毛泽东是世交，早在五岁时便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亲昵地称她为“八妹子”；她，在抗日战争期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长期担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毛泽东当过她的红娘；她，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以首任驻苏大使夫人的身份，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度过的一个个不眠之夜；她，长期生活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为邻；这一切都赋予她更加神秘的色彩。她就是朱仲丽。朱仲丽与王稼祥朱仲丽，笔名珠珊。1915年生于湖南长沙。1932年，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后因掩护亲属做党的地下工作，被逮捕入狱。后被营救释放。出狱后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1936年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曾在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261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奔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外科医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1949年随丈夫王稼祥赴苏联，为驻苏大使夫人，并在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进修。1951年参加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后改为友谊医院）的筹建工作，任中方院长。后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事写作。先后发表《爱与仇》，《江青野史》，自传体三部曲《春霞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我知道的毛主席》，《黎明与晚霞》，《皎洁的月亮》等。1937年7月7日，是每个炎黄子孙都不可忘却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深夜，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畔隆隆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更激起了四万万同胞的民族义愤。中华儿女在行动，炎黄子孙在奋起抗争！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为重，决定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电全国，号召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抵抗外侮。正当抗日的烽火燃烧在神州大地之时，二十二岁的朱仲丽从上海东南医学院学成毕业，获得医学硕士学位。朱仲丽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家朱剑凡的小女儿。朱剑凡，早年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起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毁家兴学”，用全部积蓄，创办了一所近代女子学校——周氏家塾。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周南女校，朱剑凡任校长。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等人，都曾是该校的学生。朱剑凡积极投身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等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毛泽东曾应朱剑凡之邀，寄宿于周南女校，两人遂结为忘年之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朱剑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举家逃到上海。在上海，朱剑凡开设了一家小酒店，作为地下联络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31年因病去世。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4为毛泽东）朱剑凡有八个儿女，都先后参加革命。朱仲丽是家中最小的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异常。五岁时，朱仲丽就与毛泽东相识，亲切地称他为“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地称她“八妹子”。朱仲丽自小就受到革命教育，心中充满了对革命的热忱和强烈的向往。医科大学毕业后，朱仲丽亲眼目睹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进犯华北、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民族危难之际，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一路长驱直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安排下，朱仲丽告别了母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底，朱仲丽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荒凉的黄土高原。尽管一路上黄沙漫天，寒风凛冽，但即将投入到革命溶炉里的朱仲丽却沉浸在无比的兴奋和幸福之中。许多年后，她深情地回忆道：当我坐的http://auto.ifeng.com/汽车进入边区时，我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两只眼睛也好像不够用了。一道道山峦，一道道水，尽管这山水和进边区前没有两样，我却感到它们是那么美好和圣洁！在季节上，当时正处于冬春之交，山岭的阴面还盖有稀疏的白雪，而阳面的草儿已萌生了嫩芽。牧羊人头上扎着白毛巾，唱着“信天游”，赶着雪白的羊群，在山坡上游动。山坳里，是一排排窑洞，升腾着袅袅炊烟。窑洞前挂着一串串红辣椒、一穗穗金黄的老玉米。墙上是醒目的大标语。啊！这里到处充满着生机，洋溢着朝气！……傍晚，我暂住在一间窑洞里，一支蜡烛发出小小光亮，我这才意识到延安没有电。我看了一下整个窑洞，一张三屉桌，一张木板床，一盆炭火，便是这孔窑洞的全部财产了。我躺在床上，思绪飞扬。我终于来到昼思夜想的圣地，这里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却是充满革命朝气的地方。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它像一盏明灯在中国大地上闪烁。我将在这儿锻炼成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中国革命献身。想到这些，我浑身充满了力量，从床上一跃而起，穿起刚刚发给我的一套八路军军服，把卷曲的长发扎成两只小辫子。我，从现在开始，要做延安的普通一兵！在延安城的东面，有一座山。山顶是巍巍的宝塔，山脚是流淌不息的延河。陕甘宁边区医院便坐落在这座山上。设在延安的八路军医院医院由三排错落有致的窑洞组成，上边一排是院长等人的办公室和宿舍，中间和下边的窑洞是工作人员宿舍及伙房、仓库。整个住院部可安置一百多张病床。医院装备有手术室、X光机和化验室等。朱仲丽被分配到这所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在她看来，这里的医疗条件和设备十分简陋，而且全院才有四名科班出身的正规医生，工作任务却相当繁重，经常是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停歇。但每个人都热情高涨，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躺在延安窑洞土炕上，朱仲…来到延安后的这些日子里，朱仲丽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中：延安不愧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那样的安祥、紧张而又有序，抗日的号角从这里传向神州大地，八路军健儿们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进步青年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延安，这座光照四方的革命灯塔，为中国革命的夜海航船指引着航向，也把朱仲丽，这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召唤和吸引到陕北来了，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想到此，朱仲丽内心里充满了自豪之情。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医院看望伤病员，与该院医生合影晚上，躺在延安窑洞的土炕上，朱仲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她想起临行前，妈妈交给她一包家乡腊味——火焙鲫鱼和油茄子，再三叮嘱她一定要带好，到延安亲手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多少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朱仲丽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一幕：那是1920年夏，湖南长沙。一天，一位身穿灰布夹袍、头发长长但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走进了湖南教育界名流、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家里。“是润之来了。”朱剑凡高兴地向来人打着招呼。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与何叔衡正在筹划创办一个用新思想、新文化启发和提高群众觉悟的书社。朱剑凡是这个书社主要的投资和赞助人。于是，毛泽东经常找朱剑凡畅谈书社的事。正当毛泽东与朱剑凡谈得兴高采烈时，一个穿着红衣花裤、头上用五彩花线扎着小辫辫的小女孩，憨态可掬地出现在客厅门口。“来，八妹子，进来！”朱剑凡向女孩招手喊到。这个小女孩就是朱仲丽。小仲丽欢快地跑到爸爸膝前，用害羞的眼光，看着坐在爸爸对面的陌生客人。“叫毛叔叔！”“毛叔叔！”毛泽东笑着应了一声，问道：“几岁了？”“她是我的满女儿，才五岁，已经进周南的小学一年级了，天资倒还聪明，是一个伶俐活泼的女孩。”“什么？五岁就进小学了？”毛泽东十分惊异。“她三岁就进了周南女校的幼稚园。说到幼稚园，我们教育界应该大力提倡。入学前的儿童既能受到教育，又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集体生活的习惯，解决父母带孩子的困难。目前，这种幼稚园太少太少了。我把我的大女儿佛根送到周南的幼稚园当老师了。”朱剑凡一边慈爱地抚摸着小仲丽的头，一边有些得意地说道。“难怪她这样大方活泼。别人家的女孩子，连见人都怕。”毛泽东赞不绝口。这是朱仲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他那种神态。当时，使我产生了对“毛叔叔”的一种愉快感和亲昵感。五岁的我，怎能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到了延安，大家亲切地称为“毛主席”的就是眼前这位身穿灰布长衫、头发蓬松、目光锐利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那时，我已从一个身着红衣花裤的小女孩成为一个科班毕业的医生，直接工作在他的身边。儿时的记忆是不可泯灭的，至今，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幕珍贵的图景，仍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