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9

2月4日，金日成来联司与彭德怀会谈，了解中朝联军的防御作战情况和下一步计划。彭德怀详细汇报情况，听取了金日成的意见。经过商谈，金日成对他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表示完全同意。　　西线“联合国军”在占领志愿军第一线阵地后，继续猛烈进攻。中朝联军奋勇抗击。此时，因敌机猛烈轰炸，汉江开始解冻，为避免背水作战，彭德怀于2月7日命令人民军第一军团和志愿军五十军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三十八军仍留汉江南岸掩护主力向横城地区集结，并保障东线部队的侧翼安全。　　2月8日，“联合国军”向汉江逼近。10日，占领了仁川港，以数师兵力猛攻三十八军阵地，战斗空前激烈，在敌炮火猛烈轰击下，三十八军指战员既无坚固工事依托，又无炮火支援，仍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守住了阵地，大量杀伤了敌人。　　在东线，“联合国军”于1月31日发起进攻，彭德怀电令邓华指挥的东集团主力于5、6两日相继出动，向洪川以南地域迅速开进。这时，“联合国军”被志愿军阻止在砥平里和横城以北地区，形成突出态势，造成志愿军从其侧面反击的有利战机。彭德怀遂决定对横城和砥平里地区之敌实施反击。关于攻击目标，他在征求邓华、韩先楚意见后，原拟围歼砥平里之敌。但随即得知砥平里之敌兵力集中，战斗力较强，且已构筑了工事，不易迅速分割歼灭。考虑到如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及原州附近的敌军可能来援；如两昼夜还不能解决战斗，则水原方向之美军，亦可东援，这样就会打成消耗仗；志愿军将处于极为不利境况。因此，联司迅速改变部署，决以志愿军4个军和人民军两个军团先攻横城地区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五、八两个师。　　2月11日晚，志愿军邓华集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共7个军，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对横城附近之敌开始战役反击。经过两夜一天的激烈战斗，围歼了向北猛进的敌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进犯的气焰。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回忆道：“2月11日夜间，共产党发动了反攻。在中共军队进攻面前，美二师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是由于南朝鲜第八师仓惶撤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实际上是全军覆没。”① 这次反击作战于13日晨结束，邓、金集团密切配合，共歼敌1.2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使向该区进攻的美军和南朝鲜军被迫撤退。只有西面砥平里之敌仍在原地未动。中朝联军的猛烈反击震惊了麦克阿瑟。13日，麦克阿瑟乘飞机亲临朝鲜战场观察，当天返回东京后，承认美军的新冒险惨败。　　横城反击后，为扩大战果，阻止敌军的攻势，彭德怀决定以机动兵力于13日晚向砥平里之敌发起攻击。但这一次攻击对敌情判断有误，实际上，该地“联合国军”兵力较估计的多，且已构筑了较强的防御工事，而此役志愿军火炮少，虽参战部队建制多，但协同动作差，以致当晚未能解决战斗。14日，集结在西线的美、英军开始东援，当晚又未解决战斗。15日，美、英军大批援军开始逼近砥平里，彭德怀认为要大量歼灭敌人或迫使敌人全线退却，可能性已很小，为避免处于被动，遂于2月15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自16日开始，部队先后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转入防御。至此，第四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　　中朝联军经过23天作战，歼敌2.2万余人，但志愿军部队伤亡亦较大；而此时，应补充的新兵和增调入朝的后续部队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尚未赶到。彭德怀考虑，如“联合国军”乘势突入“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中朝联军将陷入十分不利的地位。经过联司领导人讨论，决定中、朝联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采取“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节节抗击，迟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改善交通运输，屯集作战物资，以待后续作战部队到来进行战役反击”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灵活多变，根据敌我态势，指示各军：“在敌优势火力下，不应死守一地不动，也不应在一个阵地堆很多部队，以避免过多过早消耗自己的力量为原则。各部可依据情况，分成数个梯队，轮番阻击，换班整补。只要我们能争取两个月的时间，后续部队即可赶到前线，新兵亦可补充到部队，作战物资也可屯集起来。第二番兵团即可接替第一番兵团连续作战。”　　1951年2月16日，志愿军三十八军和五十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相继向北撤至汉江北岸。李奇微立即令美、英军主力，向中朝联军阵地步步进逼，攻势更加猛烈。针对敌人进攻的特点，彭德怀指示各军应采取的防御战术是：“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署。各级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原则。”彭德怀将多数兵力分散隐蔽在阵地两侧或稍后。在火炮配置上则适当靠前，有层次地分散隐蔽配置，以避开敌人攻击前的炮火袭击。当敌人步兵、坦克发起攻击时，志愿军各种火炮突然集中开火，支援部队反冲击，与敌人展开近战。这样，既可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伤亡，又可发挥志愿军近战的特长。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已无力防守时，即利用夜间主动转移阵地。彭德怀这一战术，减少了中朝联军的伤亡；同时，使敌人每前进1公里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志愿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堪称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但是，中朝联军第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而第二番轮换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很多战士赤脚作战，这使彭德怀对当前的严重局势和中朝军队的处境愈加焦虑和担忧，他深感战场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即于18日先赴平壤附近，与金日成商谈拟定了中朝联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作战方案：西线汉城方面，力争沿汉江北岸抗击时间越久越好；东线横城方面，集中三十九军、四十军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南朝鲜两个师和美军一部，以推迟敌人进到“三八线”的时间。19日，彭德怀回志司电邓华速回志司主持全面工作。　　2月20日晚，彭德怀带两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连夜向北疾驰，21日晨到达安东，聂荣臻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时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郭瑞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看到彭总很疲劳，请他在机场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他说：”我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水，就一直站在飞机旁，等着飞机加完油，即刻向北京飞去了。“　　21日午后，彭德怀在西郊机场下了飞机就乘车赶赴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当时住在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又命车折返西郊。当他急急进入静明园时，毛泽东正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劝他等一等，彭德怀面色严肃，大声说：“我有急事要向毛主席汇报！”他不顾警卫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　　毛泽东事先已收到彭德怀要回京的电报。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打趣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毛泽东得知他还没吃午饭，说：“你必须先吃饭，你若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彭德怀只好到食堂匆匆吃了几口，回来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说明从敌我现实情况分析，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彭德怀说：“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与在国内作战突出的不同之处：一是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现志愿军伤亡很大，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削弱。二是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三是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现象经常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方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在追述这次谈话时写道：“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最后，彭德怀十分不安地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和处理情况。在毛岸英牺牲的当天（1950年11月25日），志司即将这次不幸事件电告中央军委。其时，毛泽东身体欠佳，又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周恩来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1月2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和江青看，并附一信安慰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碑。”　　彭德怀十分内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沉默一阵慢慢抬起头来，反而宽慰彭德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彭德怀十分恼怒，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彭德怀火冒三丈，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虽大度维持，会议还是不欢而散。②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即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一则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二则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会议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总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办法。日夜奔跑，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2个驱逐机师和3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彭德怀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大为佩服。　　彭德怀在沈阳和安东两地与军政领导人研究了落实中央各项决定的措施后，于3月5日晚乘吉普车返回朝鲜。这时，正值入朝的第十九兵团后续部队也沿公路向南开进，人车拥挤，凡遇阻塞时，彭德怀就命令司机在路旁停住，让部队的车开过去，说：“部队是开到前线打仗的，应让他们先过去，以便争取时间休息和作进攻准备。”他坐的车沿途挤来挤去，走走停停，随行人员万分担心，彭德怀则借机观察。他看到后勤各分部在沿途建立了许多对空监视哨，发现敌机就打信号弹，汽车立即闭灯躲避，大大减少了损失。彭德怀高兴地说：“我们没有飞机，这个土办法也能减少很多损失呀！有了困难就要发动群众想办法，这也是我军历史上好传统咯。”　　3月9日晨，彭德怀回到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脱大衣吃早饭，邓华、朴一禹、解方等就来报告：敌人已自7日开始，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联军阵地发动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攻势，并于当日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彭德怀一手拿着警卫员送来的烤馒头干，一手端着杯茶水，站在地图前，边听边看。他分析，这次“联合国军”是企图从中朝联军阵地中间突破，迂回包围，重占汉城，进而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当即决定各军于3月10日后撤，缩短供应线，等待后续部队，吸引敌军深入进至中朝联军歼敌的有利地区，然后对敌实施战役反击。　　“联合国军”全线进攻后，中朝军队几十万人物资粮弹供应仍未得到改善。3月11日，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说：“敌7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缩短我军防线，决定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现运输情况未改善，部队仍经常断炊吃不上饭，就地筹粮亦不可能。而敌方空军又有增加，我空军如不能相应掩护交通运输，此种困难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战役。”　　3月14日，中朝联军被迫撤出汉城。朝鲜人民军中一时思想波动，彭德怀特邀朴一禹谈话说：“我在一月间曾对金首相谈过，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主力，才能得到城市，请你转告各军团领导，让他们对人民军指战员做些宣传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中朝联军撤出汉城，彭德怀预料在国内也会产生震动，他身为中朝联军司令员，同样是坐卧难宁，有时发牢骚说：“我们要是有足够的飞机大炮，有可靠的物资供应，能把汉城丢掉吗？可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装备呀！我早就估计到汉城是保不住的。”他在指挥所里反背着手，走来走去，想来想去，最后掏出钢笔，伏在炮弹箱子上，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报发往中央：“周总理、陈（云）、薄（一波）并高（岗）：为便利消灭敌人，缩短供应线，我军已于14日撤出汉城。如敌继续前进，拟逐步诱敌进至‘三八线’以北，此一行动可能引起国内市场波动，请注意。彭德怀，3月16日9时。”　　3月中旬，“联合国军”猛烈北进，彭德怀指示各军暂时避免与敌大打，以待后续部队到后进行反击。同时，按原定方案命令新入朝的第十九兵团所属3个军在南川店、兔山地区集结；第三兵团的3个军向伊川、新溪地区集结；原在朝鲜休整补充的第九兵团3个军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彭德怀要求各兵团各军必须于4月10日前到达指定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中央军委增调的野战炮2个师、反坦克炮2个师、火箭炮1个师、高射炮4个师、坦克团及后续补充兵员12万人先后入朝。　　“联合国军”重占汉城后，采取所谓“磁性战术”——依靠机械化部队紧随中朝军队之后保持接触，以猛烈火力进行杀伤，逐步向北推进。彭德怀根据敌人进攻的特点，在给中朝联军各军的命令中强调指出：“要在宽大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按预定计划依托每一防御阵地节节阻击杀伤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公里，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后来出版的《韩战决策》一书中，谈到志愿军这种节节防御的战术时写道：“第八集团军的一些军官们认为，中国军队在防御方面比广为人知的进攻方面干得更出色一些。他们很善于隐蔽和伪装，一个整师的部队能在荒野中从我们的眼皮下消失了……撤退时他们经常在盟军主要前进路线的两侧山上留下一些小股袭击部队，这些部队常常在夜间出来捣乱，有时还给人以反攻的错觉。”　　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节节阻击至3月底，战线逐步转移到“三八线”以北。“联合国军”前进到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经“三八线”以北向东直至襄阳一线。历时两个多月，“联合国军”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伤亡7.8万余人，被歼人数超过了前三个战役的总和，平均每天前进1.3公里，付出900多人的代价。这时，彭德怀命令中朝联军坚守阵地，不准再后退一步，以争取时间，掩护第二番兵团向进攻地区集结，准备对敌发起反击。　　由于中朝联军顽强阻击，“联合国军”在难于前进的情况下，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又发生争论。英、法等国政府，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有利时机，提出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谋求同中、朝两国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在美国也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应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如恢复到战前双方的态势，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自恃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和海、空军支援，坚持以武力建立“统一的朝鲜”。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一项违背五角大楼原则的声明，声称：“如果联合国决定改变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而作的容忍的努力，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基地的话，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麦克阿瑟还主张派遣空军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内陆工业基地，鼓励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　　杜鲁门听到麦克阿瑟的声明后大为生气。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其回忆中写道：“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①4月6日，杜鲁门紧急召集白宫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等对麦克阿瑟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讨论。马歇尔等一致向总统建议，立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杜鲁门以后写道：“麦克阿瑟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外，没有别的选择……”② 1951年4月11日凌晨1点钟，白宫新闻秘书肖特召见白宫记者团，散发了杜鲁门总统致麦克阿瑟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我以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移交给李奇微将军并立即生效。”① 这则消息首先通过无线电广播于11日中午到达东京，并以特急新闻在全日本广播。“这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官邸招待客人共进午餐。他的秘书锡德·赫夫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带着这撤职的消息来到餐厅门口，立即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的妻子，然后她走在餐桌旁轻轻拍了拍她丈夫的肩膀，俯下身子悄悄地将这灾难性的消息告诉了她的丈夫，麦克阿瑟的面部表情一下子呆滞了，他像石雕一样地沉默。随后，赫夫亲自拿着正式命令送给他的将军”。②“麦克阿瑟接过命令，立刻目瞪口呆无言可谈”。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任高级统帅，名扬天下的“常胜将军”，不得不灰溜溜地返回美国，结束了他50多年的军事生涯。彭德怀得知麦克阿瑟被撤职的消息后说：“麦克阿瑟年已70高龄，吃了败仗就发疯，早该回家养老了，看来杜鲁门要比他明智些。”　　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是原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他已觉察到要从地面进攻占领朝鲜全部领土是十分困难的，妄想组织两栖作战部队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北纬三十九度线，在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起元山西至新安州）建立新的防线。李奇微认为，这条横贯朝鲜半岛只有170公里的狭窄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又是朝鲜北部的腹地，占领这一线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均为有利。为实现这一企图，李奇微命令美空军机群对中朝军队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和军队集结地域进行猛烈的轰炸；命令美海军对朝鲜北部东西海岸岛屿进行侦察袭扰和炮击；计划从日本及美国本土增调部队到达朝鲜。此时“联合国军”在朝鲜第一线地面作战部队（不含勤务部队）增加到约40万人。　　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优秀生，被美国人称为“战场上的风云人物”，他的企图虽比麦克阿瑟高明，但志愿军对他的计划也早有预料。在麦克阿瑟还未被撤职之前，彭德怀即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分析说，敌人可能在我侧后登陆，我军应准备在4月下旬、最迟在5月上旬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的反突击战役，打破敌人的登陆企图。　　彭德怀原设想继续诱敌深入一步，但敌人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发现志愿军第二番兵团已到达朝鲜前线，遂令各路进攻部队逐步停止攻击，迅速构筑工事，准备抗击中朝联军的进攻。至此，长达两个多月的第四次战役以“联合国军”停止攻击而告结束。这次战役中朝联军歼敌7.8万人，自身伤亡5.3万余人。　　第23章 全线反击　　1951年4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共6个军先后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共有15个军约100万兵力（含后勤部队）。　　4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讨论和部署第五次战役。参加会议的除先期入朝的9个军的领导人外，增加了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各军领导人，同时邀请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金一等列席会议。会场设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由十几个炮弹箱垒成的会议桌摆在矿洞的中央。会议开始，彭德怀环视坐在两旁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面带笑容说：“美帝国主义纠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号称 ‘联合国军’。其实我们志愿军也可称得上，‘联合国军’，我们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汇集到朝鲜战场上来。有来自东北地区的，有来自华北地区的，有来自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的。我们一个兵团住的地区比它们当中的一个国家还大。”他概括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说：在打第三次战役时，曾考虑是否过 “三八线”，现在看来当时不急于打过“三八线”也没什么不利。如加以准备，可以伤亡小些，胜利更大些。　　在分析了敌我情况后，彭德怀告诫指挥员们说，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今天的战争，我们的战士是用两条腿来和敌人的摩托化部队比赛，你跑得再快，也是追不上的。所以，被包围住的敌人往往又乘车逃跑了。彭德怀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是被迫后撤，下次战役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其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彭德怀提出第五次战役的指导思想说：“这次战役，必须采取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相结合。我们必须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分割，如不能分割敌人，我们就要失败。战术分割是小块小块的分割，大的包围迂回同小的迂回包围必须密切结合。”“要有完全的主动权，要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敌人有何变化都能行。”彭德怀特别强调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说，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　　会议结束后，为便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于4月9日转移到伊川郡空寺洞，矿洞滴水不能挂图，彭德怀只得又住在山下的平房里。因转移中车辆多，美机临空侦察，第二天拂晓，又有两架美机来袭。彭德怀刚起身，一架敌机俯冲下来，火箭炮、子弹射向平房周围，警卫员把彭德怀拖起来就跑。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又射下一串火箭炮和燃烧弹，平房中弹起火。此时彭德怀刚被参谋和警卫员拖着趴在山坡上一个临时防空洞内，他急得大喊：“不要管我！赶快去寻找邓副司令、洪副司令！”飞机去后，大家返回平房，看到不仅门窗墙壁中弹起火，连电话机和脸盆也中了弹，彭德怀的行军床被打穿 4 个洞，被子还在冒烟。大家又气愤又庆幸。不知谁喊了一句：“彭老总真是命大呀！这次又平安无事哟！”彭德怀说：“美国飞贼的炮口打得还真准，不过他并不认得我姓彭的。”　　当天下午，在空寺洞一个阴暗潮湿的矿洞内，几根蜡烛闪闪发光，弹药箱上铺满了地图，四周坐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志司领导人和作战、情报、通信、机要等各处处长，志司作战会议照常举行。彭德怀一进会场先批评了一顿，说蜡烛点得太多。会议开始，彭德怀讲话，说：“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将有11个军33个师和炮兵、高射炮兵、工程兵等部队约70多万人，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约8万多人，加上后勤部队、兵站、医院等共约100万人参加。一场大恶战即将开始，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消灭敌人儿个师，打几个大胜仗，夺回战场的主动权。”4月12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下令各军准备于20日左右开始出击，如敌停止不进，则于5月上旬再行出击，以便有充分时间进行休整补充。4月1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对敌情的判断和下一战役的部署方案。　　鉴于“联合国军”主要兵力部署在西线，彭德怀将志愿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实施突击，东线由人民军担任牵制美军的任务。西线志愿军又分为左、中、右3个突击集团，各配属一部炮兵支援作战。　　4月22日17时，中朝联军在西线以12个军的优势兵力，突然向“联合国军”全线发起猛烈的反突击。各兵团、各军根据中朝联军司令部21日的命令，向敌防御纵深连续突击，发展进攻。左翼第九兵团（辖二十、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九、四十军）迅速突破敌人防御，于23日午夜，突入敌纵深30多公里。突击到“三八线”以南地区，完成了战役分割任务。担任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辖第十二、十五、六十军）从国内到达出发阵地仅10天左右，还没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在突破敌人纵深后，遭敌顽强抵抗，几经激战歼灭美三师一部。担任右翼突击集团的十九兵团（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发起进攻后，于23日凌晨突过临津江，攻占了江南几处要点。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了开城和长湍。　　担任东线作战的朝鲜人民军第三和第五军团为配合西线作战，分别向杨口、元通里一线南朝鲜军发起进攻，先后歼灭其第五、第七师各一部。　　4月24日，西线中朝联军全线向南发展进攻，全部抵达或超过“三八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原设想以14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猛烈的突击，一举再将敌军打回“三八线”以南，相机重新攻占汉城。但李奇微掌握了志愿军战士必须自带粮食、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只能乘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战术的规律，嘲笑志愿军的进攻不过是“一礼拜攻势”在中朝联军开始进攻后，李奇微采取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战术，其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数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保持接触作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其掩护部队即迅速撤退20至30公里布防；当志愿军步行追击至拂晓停止时，恰好暴露在敌炮火控制之下，被其炮火杀伤而难以活动。这样，中朝联军经过3天3夜的进攻，虽然迫使“联合国军”逐步撤至“二八线”以南的锦屏山、县里、加平、春川第炭线阵地，但其被围部队大部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跑掉。中朝联军歼敌不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4月26日，彭德怀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说：“新到日本之敌军共有15万余。估计敌或以一部加强正面，同时有在我后方登陆的可能。此役原拟于5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4月22日开始。但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敌在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致作战三昼夜，没有达到迂回议政府、截断敌人退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登陆企图。朝鲜地形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的便利条件。志愿军党委多次考虑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因此我军主力目前不宜南进过远。敌军一旦登陆成功，我之咽喉即被扼住，我正面部队即使能打到釜山，亦最终不得不被迫撤退。此次我军拟在突破敌军抵抗后，以5个军相机追击至‘三七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则以小部队监视袭击之，使敌后备兵团部队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为应付万一，我必须立即修好熙川至阳德公路，以保障主要运输供应线。深盼军委对空军加速准备，配合作战。”　　从彭德怀的报告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是“联合国军”重演仁川登陆，占领朝鲜蜂腰部。使中朝联军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局面。而此时，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为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故复电彭德怀说：“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　　对于彭德怀决定提早发起第五次战役，事后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为了粉碎敌人登陆计划，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有些人认为：这次战役打得太急，如迟打一些日子，准备得充分些，战果会大一些。　　4月26日，中朝联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28日，“联合国军”主力被迫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这时，新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将美骑一师也调到汉城，组成密集火网，诱我攻城。彭德怀揣度其意，认为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战机已失，即命西线主力停止进攻，只派一部兵力逼近汉城，一部逼近汉江，一部渡过昭阳江，与敌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准备转移到东线作战。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中朝联军连续进攻7天，歼敌2.3万人。因装备太差，新入朝部队经验不足，使被围之敌大部逃走，没有消灭美军1个整团的战例。　　这时，彭德怀为什么将战场从西线转移到东线呢？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中朝联军西线右翼集团向南前进了50多公里，直抵“三八线”以南的汉城地区，将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逐渐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斜线态势，使防守在东线的南朝鲜3个师侧翼暴露。彭德怀判断美军主力8个师决心死守汉城，我军难以取胜，而东线南朝鲜军的战斗力较弱，比较好打。他临机应变，决定立即向东转移兵力，围歼南朝鲜军。　　彭德怀在改变战役决心后，担心被敌人发觉。为迷惑与钳制西线美军，于4月29日急电人民军一军团在汉江下游汉江北岸作渡江佯动。以小部队向当面之敌袭扰，令十九兵团在汉城以东汉江上游同时实施佯动；令三十九军主力南渡昭阳江，进至春川、洪川间，以掩护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于5月初从东线出击。范佛里特发现中朝联军主力集结休整，为查明我军动向，自4月30日始，以一部兵力向中朝联军阵地反攻。敌人判断我军可能向中部战线发动新的攻势，遂即调整兵力在中线转入防御。5月6日，彭德怀命令志愿军主力隐蔽向东转移。　　5月9日，中朝联军利用敌人尚未准确判明我军动向之机，遵照彭德怀的部署，挥师东移。志愿军战士穿过高山峡谷和丛林密布的小路，至15日相继隐蔽进入春川至兰由间的北汉江和昭阳江两岸地区，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亦同时进占麟蹄及以东地区，按时完成了战役展开和进攻准备。5月16日傍晚，在东线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以优势兵力一齐出动，乘敌不备，向县里周围地区的南朝鲜第三、第九2个师迂回，实施钳击合围。　　东线围歼战役开始后。彭德怀昼夜守在指挥部里，不断接收来自前线的战报。5月17日凌晨，他给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金雄和志愿军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电指示：“此战役第一阶段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将美军调到春川及其以西至汉城线，使我在第二阶段中才有机会以消灭李伪军为主。因此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贯彻多消灭李伪军的精神，即是孤立美军、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的有利战机。必须贯彻大胆迂回与分割包围，以达全歼敌人的作战思想。应利用天候和敌人混乱时，不放松白天作战的任何机会，并须配以适当战斗部队，认真搜索溃散之敌和武器弹药。预祝你们胜利。”17日上午，中朝联军形成合围，惊慌万状的南朝鲜军，向东南突围逃窜，但此时，退路已被志愿军切断。中朝联军密切配合，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将南朝鲜第三、第九两个师大部歼灭，缴获了该两师的全部重装备。中朝联军还击溃了南朝鲜第五师和第七师残部，共歼敌1.7万余人。　　与此同时，在中线的志愿军第三兵团也发起攻击。歼灭美军两个营和法国营大部及南朝鲜军一部，牵制了美军第七师，使其无法东援。　　中朝联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十九兵团3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对敌军阵地积极攻击，形成迂回汉城和渡江南进的姿态。彭德怀预先部署的这一着妙棋，果然见效。当人民军第一军团派出一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敌军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二次危机。”　　直至5月2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才发觉志愿军主力已东移。急令西线美军3个师及3个旅于当日向西线志愿军十九兵团阵地猛烈攻击。十九兵团各军遂逐步转入防御。同日，美军第十军主力沿战线向洪川方向逐次东移，美军第三师也自汉城东南方向迅速东援。美军是摩托化部队，速度甚快，西线至东线150多公里的距离，不到一大就全部到达，堵塞了中朝联军的战役缺口。此时，南朝鲜第八师亦由大田北调平昌、堤川，建立纵深防线，于是“联合国军”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再次阻挡了中朝联军的攻势。5月21日，彭德怀电毛泽东并高岗说：“以前各役携带5天粮食可以打7天仗，因就地可筹借部分补充之。现在携带7天粮食，只能打5天仗，因在战斗中消耗，就地不能筹补。现洪川之敌顽抗不退，使我东线作战部队无法运输接济，而美第三师东调后堵塞了洪川、江陵间缺口。我军第五次战役西线出击伤亡3万，东线出击伤亡万余。一月之内进行了东、西两次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休整总结经验。现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且雨季已近，江河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军的师、团建制，敌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体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妥否盼示。”翌日，毛泽东复电说：“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5月22日，中朝联军停止对敌攻击，结束了第二阶段战役。　　在中朝联军发起第五次战役之前，从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的战役决心看，都设想要歼灭敌人几个师数万人，为什么没有实现就收兵后撤呢？原因仍是武器装备太差，无制空能力，后勤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朝鲜地形狭长，东西两面临海，河流纵横，由北向南只有几条公路，敌机终日空袭，道路桥梁随修随被炸，大批车辆损坏于途。每次进攻，战士主要依靠自携的粮弹作战，最长只能持续一个星期。（这次战役第一阶段自4月22 日至28日；第二阶段自5月16日至21日均未超过一礼拜）。李奇微在回忆此役第一阶段的情景时写道：“在阻止中共军队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4月21日到29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7420次飞行任务；我军的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中朝联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牺牲，在敌猛烈炮火的杀伤下，在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彭德怀不得不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后撤休整，以利再战。为防止在后撤时被敌人尾追，彭德怀规定各兵团后撤时要留1个师至1个军的兵力监视敌人，节节阻击，掩护主力转移。彭德怀在规定了各兵团后撤路线及休整集结地区后，仍不放心，又于5月22日电示各兵团各军，要警惕敌人再用“磁性战”消耗疲劳我军。明确规定“北撤时中朝联军的最后抵抗线”， 以“第五次战役反攻发起时的阵地线为限”。　　李奇微发现中朝联军北撤，集中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于23日清晨对中朝联军多路反扑，跟踪追击。由于志愿军对敌人以新形式进行的迅速又大规模的反扑估计不足，在转移时出现了多处空隙。敌军“特遣队” 即乘隙而入，将部队隔断，志愿军第三兵团六十军所属一八○师在5月26日转移到春川西北地区时被敌三面包围，部分阵地被敌占领。彭德怀多次电三兵团和六十军速派部队救援，均受阻未果。一八○师师长和副师长在组织突围失败后，信心动摇，即采取在国内作战时各自分散突围的办法，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有些突围出来的战士粮尽弹绝，沿途挖草根吃树叶，又有一部分因饥饿和吃草叶中毒牺牲于途中。彭德怀在给兵团副司令王近山打电话时得知这一情况，心情十分沉重。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说，“彭德怀只穿一条短裤，急得满头大汗，他一夜未睡，睁开发红的双眼对我说：”一八○师的电台联络不上了，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出现了‘。“他下达的转移命令本已明确规定了防敌追击的措施，竟出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事件。彭德怀愤而痛斥该军的指挥员说，这是志愿军的耻辱！一八○师正副师长因临危动摇，指挥失措，受到军纪处分。其后，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上也多次公开检讨，主动承担责任。在”联合国军“紧紧跟踪追击下，中朝联军处于被动的态势。为稳定局势，阻击敌人的进攻。彭德怀毅然决定部队于27日停止后撤，立即转入防御，重点部署，封锁敌军主要进攻路线。彭德怀要求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杀伤进犯之敌。在中朝联军全线进行英勇阻击后，各路敌军很快停止了进攻，整个战线逐渐趋于稳定。中朝联军在20天的转移和阻击战中，歼敌3.6万余人。战斗到6月10日，将敌人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的汉山、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到此，双方均转入防御，中朝联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全部结束。　　在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以百万之师，连续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第四次战役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但中朝联军也付出了伤亡8.5万人的重大代价。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迫使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认识到想要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得不令“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　　1951年6月中旬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线亦随之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各方面关于停战和谈的呼声愈来愈高。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的建议。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终于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谈判开始前，毛泽东来电指示部队要“极力提高警惕，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应付敌军可能的攻击和空降，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彭德怀亦预计到停战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向部队提出要求：“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作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他命令第一线部队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相应提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以求大量杀伤敌人，配合谈判”。　　7月下旬，朝鲜半岛连降暴雨，特大洪水冲毁了许多公路和桥梁，使中朝联军物资供应又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况，“联合国军”趁机于8月18日向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防御阵地发动了“夏季攻势”，以大批空军对中朝联军后方交通线进行猛烈轰炸，目的是夺取东线由朝鲜人民军防守的突出部阵地。“联合国军”的进攻遭到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抗击，战斗异常激烈，有的阵地反复争夺10余次之多。至8月31日，人民军毙伤俘敌2.4万余人，“联合国军”突入人民军阵地2至6公里。激战延续至9月18日，“联合国军”在东线对人民军阵地发动的第二阶段进攻又以损兵 2.2万余人告终。　　“联合国军”在东线发动夏季攻势后，西线的志愿军根据彭德怀的命令，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对敌第一线部队开展战术反击，攻占了对方许多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改善了中朝联军中部战线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自8月18日至9月18日，东西两线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内美军2.2万余人）， “联合国军”在东线突入中朝联军阵地2至8公里，占据了179平方公里土地。彭德怀估计敌人还会利用中朝方面因山洪暴发而加重的供应困难，依靠其空中和地面炮火的优势，继续发动进攻，即要求各军指战员学会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战。他指出：在防御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进行反复争夺，用不断的阵地反突击杀伤敌人；在阵地攻坚中，应对突出部之敌，进行小型攻坚战，稳扎稳打，求得每次歼灭美军1个连至1个营（此即毛泽东形容为“零敲牛皮糖”的著名战术）。彭德怀还决定立即构筑东、西海岸纵深工事，以防止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经与朝鲜人民军总部协商，组建了东海岸和西海岸中朝联合指挥所。分别指挥东、西海岸的反敌登陆作战行动。　　在遭到中朝联军反击后，李奇微为压迫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又于9月29日向西线志愿军阵地发动了 “秋季攻势”，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新战术，向志愿军阵地猛烈进攻，企图夺取位于“三八线”以南被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地区。此时，志愿军第一线阵地已开始挖掘坑道式的掩蔽部，敌人虽以大批飞机和坦克掩护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志愿军依托坑道掩蔽部，仍能抗击敌人，给敌以很大杀伤，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飞机和火炮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坑道工事是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的最好措施，指示志司在全军推广。由战士开始挖掘的单人防炮洞，逐渐连接成有通风口的坑道体系。彭德怀根据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地道战的经验，指示各军设法解决坑道通气、伪装、防毒、防炸、防淹、防困的种种办法。他对在朝鲜战场新形势下形成的坑道防御工事所起的作用倍加赞赏，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朝联军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导下，利用坑道与进犯之敌进行了激烈战斗。双方激战至10月底，中朝联军终于顶住了敌人对西线发动的秋季攻势。英国路透社记者自前线报导说：“中国军队的战斗技术与效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联合国军要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取得一点点的进展。”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中朝联军毙伤俘敌7.9万余人，联合国军占领了中朝联军阵地467平方公里。　　1951年10月14日，志愿军入朝作战将届一周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彭德怀及志愿军党委发来一封慰问电，电中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伟大的胜利是与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领导分不开的。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说：“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在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第3天，即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的10月25日，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已经停止了63天的停战谈判又复会，双方再次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谈判的新地址是板门店。美方对军事分界线仍坚持让中朝方面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要把开城划归美方，致使谈判再陷僵局。在此情况下，为对美方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彭德怀命令第一线各军乘敌疲惫之际，依托坑道工事，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适当火力，举行局部战术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之一两个连和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为目的，开展小规模的阵前战术反击，逐渐向前推进与敌接触线。这种打法减少了中朝联军的伤亡，又大量歼灭了敌人，稳定了阵地。毛泽东对这一“零敲牛皮糖战术”的成功给予高度的评价。　　1951年10月2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员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决定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因为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彭德怀得知后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作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为这件事，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他不愿接受勋章的意见，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来到桧仓，当晚，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矿洞内，举行了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科奉委员长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对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对彭德怀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和慰问。然后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怀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勋章，始终感到不安，会后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1951年秋，朝鲜半岛连降大雨，冬天来得早。11月，寒冷的北风就卷地而来。由于后勤战线加强，又有了空军和高炮掩护，志愿军都换上了崭新的棉衣，头戴栽绒帽，脚穿大头鞋。战士吃得饱，穿得暖。彭德怀对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领导的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曾在会上和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多次表扬，常说：“仗打胜了，前线战士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再好的指挥员，再好的战士也不会打胜仗。”　　就在这冬天来临的时候，鸭绿江北的寒流也夹带着一丝暖意吹到桧仓。11月中旬的一天，志愿军驻安东的后方留守处打来电话说：“彭总夫人浦安修明日由沈阳乘火车来安东去朝鲜，请司令部派人来接。”司令部值班员知道彭德怀的脾气，赶快去向洪副司令报告。洪学智把值班室的几个人找来嘱咐说：“这事要保密，不能让司令员知道。”随后就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警卫员前往安东迎接。　　浦安修并不是专程来朝鲜的。她当时在陕西省咸阳一个纺织厂作调查。10月中旬，参加“西北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参观即将结束，参观团的领导人习仲勋对浦安修说：“这里离朝鲜很近了，你到朝鲜去看看老总吧。”浦安修早就听说彭德怀曾因敌机轰炸几次险些遭难，自然同意。　　一进入朝鲜国土，浦安修看到的宛如另一个世界。黑夜里，汽车在弹坑累累的公路上急驶，半空中不断出现五光六色的信号弹，敌机呼啸，弹声四起。突然一批敌机临空轰炸，司机猛然刹车，浦安修的头撞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前额划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流。为了赶路，只好带伤前进。车行一夜，在天亮之前到达桧仓志愿军司令部。　　早饭时间到了，彭德怀和往常一样，反背着手来到食堂，看见饭桌上多加了几个菜，惊奇地问：“哟！今大这是怎么回事？”洪学智面带笑容说：“这个……今天有个客人要到这来吃饭。”彭问：“什么客人？”洪说：“你们俩可能见过面。”两人正说着，头上扎着大纱布的“客人”来了，彭德怀见了一怔，笑道：“噢！原来是你！”洪学智和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吃饭中，浦安修说她是顺道来看看的。彭德怀对洪学智说： “很多干部的家属都没有来过，安修住两天就回去吧。”又对浦安修说：“你也是命大咯，没炸着。”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病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矿洞里，饮食、睡眠无常，精神极度紧张。他已是50开外的人，指挥百万大军，叱咤国际战场，雄风尤胜当年，但身体毕竟不饶人了，旧病不断发作，经常大便出血，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1951年8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到1952年初，肿瘤越来越痛。正在这时，美国违背国际公约用飞机把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苍蝇、跳蚤、蜘蛛、蚊虫等活物，大批撒在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彭德怀接到疫情报告后，既震惊又气愤，立即通报全军紧急防疫。中央得报后，很快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先后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和100多个防疫大队到朝鲜，及时控制了疫情。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彭德怀的肿瘤病情愈加重了。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除，他总是说：“没关系，死不了！” “我要等李德全（政务院卫生部长）的调查团来，把美帝国主义这一滔天罪行弄清楚，好把真象向全世界公布。”这时，邓华又病倒，不得不回沈阳治疗，彭德怀更无法脱身。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劝说无效，于3月19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连发两次电报说：“经昨日戴正华、吴之理及史书翰等（医学专家）会诊结果为瘤子，估计是挨着骨头生长，”“大家认为不能轻易地进行手术，但彭说‘你们刮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等语。”“为慎重起见，最好回国治疗。”周恩来接电，向毛泽东建议去人换彭德怀来京割治。毛泽东即派陈赓前去朝鲜代彭德怀主持志司工作。陈赓在1952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黄昏时到达志司，与彭谈，告以主席意见及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但彭未表示意见。”陈赓无可奈何，第二天和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3人给毛泽东并军委发急电说：“彭总经周校长、史书翰共同诊查后，认为愈早手术愈好，但这里无X光照象检查，因此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五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周恩来得电，经请示毛泽东，于4 月2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说：“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到五月。”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动身时间不要迟过四月上旬。至要。”陈赓拿着中央的电报去让彭德怀看，笑说：“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4月4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离开战斗了一年半的朝鲜前线，在平壤会晤金日成后，乘吉普车北去。沿途一辆辆被烧的汽车和坦克；一座座被炸成秃头的山岗；一处处被毁成废墟的城镇；一群群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景象凄惨，触目惊心，彭德怀紧蹙眉头。他已经打了一辈子的仗，渴望着以战争的胜利换取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可今天，这个愿望尚未实现。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为了保密，化名“农业大学王校长”住进北京医院。经手术治疗后，于5月5日康复出院。这时朝鲜战场己相对稳定，中央决定彭德怀留北京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调陈赓回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命令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　　第24章 赢得和平　　1952年8月31日，彭德怀同金日成一起，作为斯大林的客人前往莫斯科访问，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主要是交谈朝鲜战场和停战谈判的情况。在第二次会谈后，斯大林设宴招待金日成和彭德怀。深夜席散，人们陆续走出餐厅，在取衣帽时，斯大林走到彭德怀身旁，再次表示他对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并向彭德怀问起朝鲜战场上的战俘处理问题。斯大林对彭德怀根据我军一贯宽待俘虏政策处理朝鲜战场战俘的工作表示赞赏。彭德怀结束了与斯大林会谈后，于9月16日回到北京。　　美方为挽回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于10月8日单方面中止己进行10个月的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14日，美军在金化上甘岭地区发起进攻（代号“摊牌作战”），先后投入美军1个师和1个空降团，南朝鲜2个师，共6万余人，动用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多架次，火炮300多门，来势汹汹。　　这时，彭德怀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他认为，志愿军一方面要坚决顶住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摊牌行动”，还要提防克拉克重演“仁川登陆”这一招。于是，在10月底上甘岭战役激烈进行之际，彭德怀便离京赴辽东沿海，进行反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在安东召开了空军作战会议后，他冒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海岸，对东起鸭绿江江口，西至大连的地区进行勘察和部署防御，准备以这个地区作为中国军队从侧翼打击美军登陆的出发地。　　回京后，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清川江至汉川江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的指示，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部署。之后，又于1953年初专程到华东地区实地勘察，布置东南沿海的防务。着重研究敌人可能来袭的登陆点和战略企图，确定沿海守备部队的作战任务和指导方针。　　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摊牌行动”）而进行的异常激烈的上甘岭防御作战持续了43 个昼夜，最后守住了原防御的阵地，共歼敌2.5万余人。此役志愿军的防空部队和地面部队共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美军再不能仗恃其空中优势了。到 1952年年末，志愿军既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又对其在中朝联军侧后方实行登陆的阴谋保持了高度的戒备。　　1953年春天的朝鲜战场，呈现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的复杂局面，美国急于从朝鲜战场脱身，又不甘心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停战条件，总想用军事手段逼迫中朝就范。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必须欣然接受（战争）要求我们所作的任何牺牲”。“要用军事的办法解决朝鲜战争”，并特别说明这个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台湾”。　　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挑战，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　　这时，中朝军队已在“三八线”以北增修了坑道700多公里，构筑起钢铁防线，加修了重要的铁路、公路，储备了半年以上的食品和弹药，进行了一连串的反登陆军事演习。中国的华东地区也完成了防御作战的准备。　　在中朝方面基本完成反登陆部署的情况下，“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2月22日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发来进行交换病伤战俘、恢复谈判的信函。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提出立即恢复停战谈判的建议，美方很快表示同意。4月 26日，双方恢复了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1953年6月中旬，双方排除了停战进程中的唯一障碍——遣返战俘问题，并在停战的各项问题上也达成了协议。但是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对于美国的急切停战极为不满，发表谈话说：“必要时我们要单独作战。”　　6月15日，彭德怀电告邓华：“顷接我停战谈判代表团电话称：军事分界线基本上已达成协议，以今晚（6月15日）24时为准，在本晚24时以前，敌我双方攻占之阵地均为有效；在此以后（零时起）即作为16日计算，敌我所攻夺之阵地均属无效。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促进停战实现，应从明16日起，坚守阵地，不再主动出击。但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对于向我军阵地侵犯之任何敌军，坚决给以歼灭性打击，切不可有任何疏忽。”17日深夜，李承晚下令，以“就地释放”为名，将“联合国军”设在南朝鲜的第5、6、7、9号战俘营大门敞开，当即“逃出”战俘2.5万余人，并被编入南朝鲜的武装部队。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到毛泽东处对停战签字前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处置办法谈了他的意见。　　6月19日，彭德怀由北京起程赴朝，准备参加停战签字。20日赶到平壤与金日成商谈，彭德怀主张再打一仗，以打击李承晚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当晚22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去电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准备“再给李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李军15000 人”。毛泽东复电同意。这样，志愿军就组织了金城反击战。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员是邓华。彭德怀把自己摆在“二线”， 着重掌握这个战役打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对李承晚既要打痛他，使他无法北进；又要适可而止，给他留下点转弯的余地。这样就要打得猛，打得利索，不能拖泥带水。等他反应过来，调军反扑时，我已站稳脚跟，转入坚固的阵地。　　参加这次战役的志愿军进攻部队共6个军（六十七、六十八、五十四、六十、二十一、二十四军），分为 3个作战集团，彭德怀对各个集团选择的突破口异常关心，都一一详细过问。战役所需的物资输送工作，也是彭德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朝鲜战场上，这是关系着部队前进速度和距离的严重问题，过去志愿军常常由于粮食、弹药跟不上进攻的部队，不得不把攻势停下来，被敌人称为“一礼拜攻势”。彭德怀一再和志司各部的领导人讨论：“能不能让部队进攻得更远一点呢？”　　7月13日，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当晚天气阴沉，闷热异常，21时，志愿军的6个军在夜暗的掩护和1000多门火炮的支援下突然对当面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打得南朝鲜军晕头转向。志愿军即趁其混乱之际向南迅速进击。　　彭德怀这次返回桧仓司令部，看到这里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原来他住过的大矿洞左边，挖了一个新的马蹄形坑道，在坑道两壁凿出4个石窟，石质坚硬不溢水，彭德怀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石窟里。这时，他走出石窟，独自在坑道外边踱步，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不去作战室，以免打扰邓华的指挥。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即使象他这样的沙场老帅，心绪也是难以平静的。一小时后，前线的报告到了：“全线突破。”各个作战集团向纵深发展的消息也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彭德怀才面露笑容，回到石窟里。战斗到16日，敌方援兵开始接近，志愿军迅速转入防御，至27日结束战役，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李承晚深怕志愿军继续进攻，接受了停战协议。燃烧3年多的朝鲜战火终于熄灭了。这时，彭德怀方感“今日得宽余”，破例看了来前线慰问的京剧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还亲自点了一出讽刺喜剧《葛麻》。当戏中聪明的小长工百般作弄想赖婚的地主，而终于和自己的心上人结成良缘时，彭德怀和大家一起使劲地鼓掌欢笑。自从1950年10月4日离开西安踏上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以来，人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轻松，这么愉快。　　停战签字的日子终于临近了。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彭德怀乘吉普车离开桧仓，于午夜时分到达松岳山下开城的“来凤庄”——中朝谈判代表团的住地。这里同沿途各地相比，又是另一个世界。虽然远处的炮声清晰可闻，敌机掠空轰鸣而过，地面却是灯火通明，房舍整齐，道路平坦，绿树成行，一派宁静安谧的景象。　　彭德怀住在一个青砖瓦房的小院里，第二天和谈判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等仔细分析情况后，研究了停战后的各种对策。他不能只庆幸停战的实现，他的注意力仍集中于签字的实际效果和停战的稳定性，以及签字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7月27日，是正式签字的日子。签字的仪式与彭德怀离京时的设想不同。在北京准备的方案，是双方司令官都亲临板门店，同时在谈判桌的两端签字。但后来双方协商，改为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字，然后再将协议文本分别送到各方司令官驻地，分别签字。这种改变，原因很多，考虑双方司令官的安全是原因之一。彭德怀准备离京的时候，细心的周恩来为保障彭德怀赴板门店签字的安全花费了不少精力，还亲自指示公安部挑选了4名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局、处级干部担任现场保卫。周恩来考虑，历来停战多半是一方完全胜利，一方彻底失败，所谓签字，不过是履行投降与受降手续；而朝鲜的这次停战签字，双方都并非以失败者出现在会场上，谁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首席代表——中朝方面是南日大将，美方是哈里逊中将，在板门店宽敞的会谈大厅里，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两个文件。在板门店签字的虽然不是双方的司令官，但是签字的法定正式时间是从这时算起。板门店签字完毕，根据停战协定中“签字以后12小时正式生效”的条款，到27日22时，双方必须停止一切进攻和射击。　　7月27日22时以前，双方的阵地不仅没有趋于沉寂，反而比平时射击了更多的炮火。就在这个双方激烈对射的下午，彭德怀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杜平一起来到一个接近前沿的高地，观看了双方即将撤离的非军事地带。　　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来凤庄”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在中、朝、英 3种文字的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共18件文本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中方李克农、杜平、丁国钮、柴成文等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当彭德怀把笔放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室内响起一片祝贺的掌声，将近3年用血和火进行的激烈较量就此宣告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军”除了原子武器以外，其他各种现代化武器都使用过了，但仍然无法取得胜利，反而以被中朝军队歼灭109万余人而告结束。从此，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了；而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眼里，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和无足轻重的了。此时此刻，彭德怀怎能不感慨万千！在大家的祝贺声中，彭德怀也抑制不住激动，双手高举，声如洪钟，宣告说：“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已经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了！”“这个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他们为了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不能忘记应有的警惕，并将以最大的决心为保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却只得自嘲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7月28日下午，是停战后的第二天，彭德怀来到开城附近志愿军四十六军的前线，由军长肖全夫陪同，观察最前沿双方对峙的阵地，吉普车穿过遍是弹坑和灰烬的山坡，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缓缓前驶，举目四望，不见禾苗，不见野草，只有还在冒着浓烟的棵棵树桩。——它告诉人们，在24小时以前，这里还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彭德怀一行的车子在一个山坳里停下来，大家徒步顺着山间小道向更前边的高地走去。这里，战士正在打扫战场，一路上，有许多担架从前沿阵地下来，这些年轻的战士板着疲劳的面孔，抬着因天气炎热己经腐臭的战友尸体。彭德怀不时拦住担架，翻开覆盖着的白布，注视战士的遗体，随行的医生从保健箱内取出一个口罩递给彭德怀，彭德怀一声斥责：“这是什么感情？”他的心正默默悼念着十几万在朝鲜战场上流尽鲜血的祖国儿女。他眼含泪花，深深地感叹说：“只差那么十几个小时，这些年青的战士就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永远怀念他们！”回头嘱咐随行干部：“一定要掩埋好，写上每个人的名字，通知他们的家属。”　　彭德怀走到一个山头的反斜面，发现一处通向前沿的坑道，坑道口不到一人高，必须弯下腰来，才能避免碰到头部。他低着头准备钻进坑道，陪同的肖全夫军长急忙劝阻说：“里边尽是泥泞，什么也看不见。”彭德怀没有说话，径直往里走。进去不到5米，眼前已是一片黑暗，散发着潮湿的气息。这就是昨天还有战士守备的“地下长城”。大约摸索了10来分钟，前面一个更低矮的出口处射进一缕光线。向外望去，对面的山头就是敌人的阵地了。彭德怀钻出坑道，站在战壕里，眺望着敌人的防线。虽然双方完全停火已有10多个小时，这里显然不是久留之地。肖全夫急忙拉着他顺着战壕来到后边的山坡，随员拿来一张苫布，铺在地上，又提来几个军用水壶，大家坐了下米。这时，清理前沿阵地的一位营长来到彭德怀跟前，手里拿着一把筷子很拘谨地说：“这是战士在战斗间隙利用敌机残骸制做的铝骨筷子，大家希望送给党中央的首长。”彭德怀微笑着接过筷子说：“我一定替你们带到北京，转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　　太阳落山的时候，彭德怀一行回到军部，在一个拥挤的会议室里和该军的领导干部座谈。他说：“停战以后部队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敲好收场锣鼓，首先要把新阵地搞好，在阵地上要修建一些简易棚子，让战士搬出坑道来住。大家还须严阵以待，敌人如果来袭击，要坚决消灭，使他们不敢再来。”接着，他又谈到干部的生活问题，他说：“战争停下来了，个人的小算盘就会多了，要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国家大事解决好了，才能解决好个人的问题，我彭德怀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共产主义社会是肯定看不到的，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后代！”　　7月31日晚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隆重举行授勋典礼，金科奉委员长再次把一枚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怀胸前，并宣布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8月1日，彭德怀乘汽车离开平壤返国。到沈阳后，他特地在东北地区逗留了几天，以便朝鲜前线有变，他可以马上返回。　　8月10日下午，彭德怀在沈阳乘火车回京，车到锦西站，车站转来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说是总理让转告彭老总，请他在中途停车休息几小时，换乘专列，在明晨8点钟以后到达北京站。8月11日上午9时，彭德怀的专列缓缓进入北京站，只见站台上悬挂着红色大字横幅：“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胜利归国大会”，两旁结着红色彩球。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林伯渠、郭沫若及北京各界数千人在站台迎接，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人们挥动手中的鲜花和彩旗，向彭德怀热情致意。1953年9月12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的过程，和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取得的伟大胜利。中朝人民军队从1950年6月25日到1953年7月27日共毙、伤、俘敌军109万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共36万多人。彭德怀在报告中最后说：“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的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彭德怀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彭德怀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和以美国为首、由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彭德怀以他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安全和保证，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不愧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不愧为百万志愿军英雄战士的英明统帅。　　第25章 再进统帅部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被接回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随后，彭德怀住进北京医院，接受对前额上肿瘤的手术治疗。为了对外保密，化名“王校长”。　　他的真实身份，一开始连专门护理他的护士王春玲也不知道。一天，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前来探视，工春玲陪傅连璋走向病房时悄声问：“这位王校长是哪个学校的？”傅连璋笑着说：“傻丫头，他不是校长，是彭老总，是志愿军司令！”王春玲高兴地说：“我说嘛，他根本不象个校长。”　　彭德怀额上的瘤子，经检查确诊为脂肪瘤，4月下旬，由外科主任王厉耕为他做了切除手术。　　出院前，彭德怀要警卫员买来两个笔记本，一本送给护士王春玲，在扉页上写着：“王春玲同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另一本送给护理过他一段时间的副护士长高云青。　　5月初出院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很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的亲属，西边不远是刘少奇和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藕斋是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和举行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有一墙之隔。彭德怀在这里休养两个来月，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7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并且后来还常常在脑子里反复。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没有谈起过。而这一次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的原因，从他后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久病不能工作，粟裕同志（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为此，他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以后，专门去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可以让高岗来当总参谋长，并且列举高岗的一些优点。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问他，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于是彭德怀又推荐邓小平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才能，并认为他同军队有着较多的联系，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交谈的结果，他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即从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1947年春天，彭德怀曾经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1952年7月。从1947年3月算起，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5年多时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另一人来专管，确已成急需。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建议被批准后，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卸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19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彭德怀到军委一上任，工作就高度紧张。每天推开饭碗，走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晚上还继续批阅那些积案盈尺的文电，有时在夜间还去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往往一开一个通宵。好在他这个人在战斗环境里紧张惯了，现在这样生活也不觉得累。每到体息日，文电少了，他倒感觉不习惯了。　　彭德怀以前在延安兼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也是既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又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当时的军委机关业务简单，可说是一个战略统帅部。由于各个战区的交通被敌军隔绝，中央军委对各大战区只能用无线电报下达战略意图和重大战役的方针。在延安时，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曾诙谐地说，我们的统帅部是世界第一，任何国家的统帅部都要给下属部队发军饷、发枪炮、筹调物资、补充兵员，可我们的统帅部就只发一个东西—— 电报。现在彭德怀回到阔别5年的军委机关，情况大为改观。军委机关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3年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面职能的国家军事统帅部。对于全军的指挥、管理、训练、供应，特别是对于边防、海防部队事务的管理，大至国际交往，小至战士饮食、着装问题，都已集中到最高统帅部来统一决策。为了在周恩来辛勤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军委机关，使之更好地发挥全军的首脑作用，彭德怀就职后针对当时情况陆续采取了下述措施：　　一、建立例会制度。为“便于及时解决问题、便于互通声气、便于互相统一协调”，彭德怀同朱德、聂荣臻等酝酿磋商后，在1952年10月15日举行会议。到会的有朱德，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肖华、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肖克、肖向荣。彭德怀在会上说：“我来军委已两个多月，许多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只是感觉工作异常复杂。目前我军正处在战略转换时期，我们大家对现代化军事工作又都缺乏知识，要想把工作做好，还是多采取集体研究办法较为有利。”他提议把原来不定期的办公会议改为军委例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重大方针政策，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讨论军队工作中某些方针政策和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及各总部需要解决的全军性问题；听取各种重要情况的汇报。与会者一致赞成彭德怀的建议。这一次会议，即作为第一次军委例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黄克诚、张宗逊任副总长，黄克诚兼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改任第一副部长等事项。随后，各总部也仿效军委，建立或健全了各部的例会办公制度。　　二、健全机构。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赞同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调各中央局书记来加强中央领导，同时增设某些中央机构。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考虑国防建设和业务上的急需，在人事和机构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1952年9月起，军委先后从各大军区调进一些高级干部，加强机关领导力量。到1953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说：“工作忙乱的原因，是军委机关不健全，这是事实，由谁来加强呢？再从各大军区调人来，是没有希望了，现在是要用点时间，把军级、兵团级干部送军事学院学习一下，逐渐增加上来。大体上5年能解决就不算慢了。”他认为眼下要健全机构，主要是确定编制、明确职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但在军队编制上却不能以量代质。中国人多，要用在生产上，打仗还是要讲战术技术，避免枉死人。又说：“编制、职责定下来，就使检查工作有了依据。”　　然后，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从1954年起，军委和大军区实行了八总部体制。这对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机构庞大，分工过细，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通过总结经验，从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复为三总部（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体制，并一直延续下来。　　三、建立检查工作制度。彭德怀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在首次全军性的会议上，就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制度，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1952年10月24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审议海军提出的追加预算时，发现预算做得很粗糙，当年不能举办的事情做了预算，当年不能动工修建的工程，也预算购买许多材料。彭德怀说，这不仅积压了国家资金，而且材料可能放坏，造成浪费。这类现象，不光海军如此，也是各单位的共同问题。他认为这是官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由此他还批评了军事领导机关检查工作差，有的是根本不检查；有的检查不深入、不及时；有的是检查的方法不细致、不彻底，满足于召开会议，或者满足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揭发，而不去直接看看实际和具体情况。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于 1952年12月15日向毛泽东报告了海军党委反对官僚土义的部署。16日，毛泽东批给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肖华和肖向荣，赞同海军党委的布置。批语说：“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作出决定。”彭德怀于12月20日主持军委例会，决定从1953年3月到5月，在军委直属部门中普遍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在这期间彭德怀利用各种机会，讲解深入基层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抓取典型事例把这项检查引向深入。到4月15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说，军委机关对自身的工作检查之后，已经组织200多名干部分头下去检查工作，由军种、兵种和业务部门领导人带队。并说此项措施将要长期坚持下去，要成为制度。这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明显地提高了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同时发扬了全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优良作风。　　50年代军委机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保证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直到30年以后，1982年军委研究领导体制改革时，还有些领导干部怀念说，30年来军委领导体制几经变动，还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办事比较顺当，效率较高。　　第26章 推进战略转变　　1953年7月，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8月中旬回到北京。战争的停止，使军事工作面临新课题。　　他到京的第二天，适值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解决上半年出现的二、三十万亿（旧币，相当于现币二、三十亿，以下类推）财政赤字。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于8月28日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压缩支出12.5万亿元，其中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通知》具体要求“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　　可是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　　这种情况，就是黄克诚所说的：“又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又要使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不超过总支出的30%，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很大的难题。可这又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军队就得要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最合理的方案。”彭德怀说：“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是军队工作的依据，中央在8月28日发出的《通知》，也是依据。”这两个依据都是军队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如何达到呢？他考虑这需要根据国家财力和科学技术情况的发展，分作若干步骤来实施，才能完成。　　彭德怀认为，为此必须修改1952年制订的5年军事建设计划。那个计划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由聂荣臻、粟裕具体研究编拟，彭德怀参加讨论，苏联顾问帮助制订的；也是在彭德怀到军委就职的前一天，由毛泽东批准要彭德怀来主持实施的。那是朝鲜战争仍在继续时的计划，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规模都很大。例如，空军要发展到150个飞行团，6229架飞机，建153个机场，这当然需要一笔巨款。但到1953年底只能完成72个团，其他军兵种也大致相似。要修改计划，就必须与各军兵种领导人统一认识。8月21日，彭德怀在扩大的军委例会上，向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时说，毛主席认为，朝鲜战争重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较大的可能是长期拖下去，停而不和，或久拖而后和。彭德怀也认为 “在目前（美国）要重新进行战争或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接着，他告诉大家，根据这种看法，中央已经确定，全国的工作重点主要是集中到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上。而这一计划的重点，是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他提出，全国的工作重点转换了，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必须转换过来，原来拟订的军队建设5年计划，虽然中央在去年7月已经批准，但是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计划，显然要求过高；原来准备向国外购买的武器装备，也显然过多，现在必须修改。全国的常备军员额过大，机关臃肿超编，非队列人员近60万人，必须加以精简才能把有限的军费用到军队基本建设土来。总之，朝鲜停战以后，军队的建设要巩固地前进。为使高级干部进一步了解全面经济情况，开阔视野，提高思想认识，他在一星期之后又召集了第炭次扩大的军委例会，请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军委副主席高岗，向在京的各大单位军政首长作了一次报告，详细介绍当时国家财经状况。高岗说，1953年的财政赤字达25万亿元之多，占当年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195万亿元的12.8％。为此中央才下决心要发一个《紧急通知》。在这次例会上，彭德怀还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一个建议，要求 “目前全部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政费在内）最高不能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 ”。这就是说，军费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将要比1953年大大减少。即使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军费的绝对数，也不会增加多少，因此，必须下最大决心来对军队实行精简整编。　　随后，彭德怀于9月4日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聂荣臻介绍了军队的员额情况。他说，过去三年多，虽然前方一直在打仗，但是为着尽快争取国家财政情况基本好转，军委硬是把军队复员转业了260多万人。目前全军包括今年入伍的40多万新兵，总共还有480多万人，其中队列人员有422万多人，非队列人员（主要包括伤病员、待分配人员、家属、小孩、保姆等）有57万多人。继续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显然是非常不适宜的。　　在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多减一些。认为，只要看准形势，就应抓紧时机，尽量减少常备军，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国家应付战争的潜在力量。例如苏联，在打败14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从1920年到1924年，把原有的550万军队，减少为56万，裁减9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1945年到1948年底，把原有的1236万，减少为287万，裁减四分之三，军区机构由33个减少为21个。这说明，摸准国际气候以后，少保留一些常备军，不会有什么危险。　　另一些人认为，我国目前情况和苏联不同，不应减得太多。因为我军不仅需要继续保证有把握地打败帝国主义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还要准备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相互争执，气氛热烈。在大家发言中，彭德怀通过插话，着重阐明了几个观点，把争论引向一致。　　一、我军建设现在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既不是相当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不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临战状态。因此，对军事工作的安排，不能象1950年春天那样，许多部队去搞农业生产，“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也不能象朝鲜战争爆发时那样，把一切工作集中于加强部队的现实战斗力，而不注意军队的基础建设。　　二、常备军的建设，只是国防力量建设的一部分。国家常备军加上国防科学技术工业能力和国家的动员潜力，才是国防力量的全部。考虑平时军队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动员潜力的积蓄。　　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国家防御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工业，没有现代化交通、通讯等设施，就不会有现代化国防，也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即使有一支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从这些观点出发，彭德怀提出了军队的精简原则：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为了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建议：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增建学校。对于各军种、兵种的人员定额，他具体提出：步兵可减少几十万人，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铁道兵等都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不增不减，海军可以略有增加。　　讨论这个建议时，大家对裁减步兵是没有意见的，但对技术军种、兵种不增不减，不予扩大，表示难以理解。这就又使彭德怀费了不少口舌。　　当时在军队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的现代化，主要是表现在技术军种、兵种的建设上。国际战争已经进入原子武器时代，技术军种、兵种的建设更加迫切。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特别是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的重要。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会议中来。这就更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但他对各军种、兵种的要求表示相当谅解。他很体谅部下的心情，他说，一个下属单位的负责人，要求上级重视他们的业务建设，改进工作现状，这是一种积极性和责任感的表现。组织上安排他们到那些单位工作，就是要他们去建设和发展那些业务的，如果他们唯唯诺诺，得过且过，那是十有九个不能很好完成任务的。他对那些经常强调本单位工作重要的干部，从来不多责备。　　对于技术军种、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自己又何尝不了解。但是，他仍然耐心说服大家，目前不能多扩大这些技术部队。如果扩大，就必须向国外大量购买武器装备。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庞大的军队，是用进口武器能够现代化的吗？这是个建军道路问题。我们不能走蒋介石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他那几百万军队，不光武器装备是从美国进口的，连官兵的被服和食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可是他们这种现代化又起了多大作用呢？在讨论中有的人提出，可以把有限的装备费用集中使用，首先把某一个军种加快建设起来。彭德怀说，军队建设应有重点，现在实行的就是以空军和陆军的炮兵、装甲兵为重点。但要知道，现代战争是各军种、兵种密切协同的战争，任何单一的军种都不可能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任何军种也不能代替其他军种。我们军队的建设既要有重点又要照顾到一般，过分突出某一军种、兵种是不适宜的。　　经过讨论，各种意见基本讲完，彭德怀最后概括说，全军必须精简，各特种兵则要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减少国外订货，选择重点建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全部国家机构费用不超过国家总支出30％的指示，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他对“各特种兵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的具体耍求是：要尽量利用现有的进口武器，尽可能多的培养训练技术人才。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要从2年延长到3年半，使每架飞机有2 名到3名驾驶员，力求每个驾驶员的技术水平达到全天候飞行的标准。海军、装甲兵、炮兵等部队也仿照空军的技术标准，提出自己培养训练的计划，以便战争到来之前、本国现代化武器大批生产出来之前，打下技术基础，做好人才准备。　　随后，彭德怀于9月8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建议修改1952年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常备军总定额定为350万人，在两年内实现；技术军兵种五年内不再扩大，只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多培训技术人才。同时还提出军委和大军区两级的编制，公安部队的整编、分工，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军事训练等问题。拟于11月下旬举行一次军事会议，由各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出席，讨论解决上述问题。　　彭德怀的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在看到批件的当天晚上，彭德怀把警卫参谋景希珍叫到办公室，向他讲了军队要精简整编的问题。然后便说，“我这里现有三个人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太多了。我是军委负责人之一，精简嘛，应该先从我这里开始。你们三个人去商量一下，抽出两个同志去学习，留下一个人就可以了”。等到他们商定以后，他又向留下来的景希珍说：“我这里减了两个人，你的工作加重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一个人一年所需要的费用，要农村12个老百姓劳动一年才供得起。全军如果减去几十万多余的人员，就能给国家省出很多钱。军队精简，我当然应该带头，如果我自己做不到，只要求别人去做，人家当面不说，背后也会骂我的。我自己带了头，给别人做工作也就有力量了。”　　关于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以后，彭德怀即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10月3日，他主持军委例会，讨论会议的开法。他首先谈到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说，这次会议既要检查过去4年的工作，又要讨论今后5年的建军方针和发展道路，就应当尽量给到会人员创造畅所欲言的气氛，使大家不受会议形式的拘束。所以他考虑，最好不叫军事会议，可以改为军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他还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都是重大问题，只靠军委和各总部是准备不好的，单纯依靠到会人员临时发言也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最好预先发一个讨论提纲给各大军区，军、兵种，直属院校和各总部党委，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收集下边的意见，集思广益。　　大家很赞成他的建议，把会议的名称定为：“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后来人们简称为“高干会”）。军委在10月5日发给各大单位的通知中提出：为使这个会议开得好，特拟定下列提纲，希望根据此提纲在今后一个月内，各大单位党委进行若干次的讨论和研究，讨论结果在11月10日前摘要报告军委，以便军委作综合研究。　　这一通知，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发起“百团大战”的前一个月那份“预令”电报一样，对于预先传达领导的意图，集中参加会议人员的意志，加强应有的思想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德怀亲自主持起草向大会的工作报告。他同聂荣臻、粟裕、黄克诚、肖向荣以及个别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连续集会商谈，确定工作报告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明确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原则，然后由黄克诚、肖向荣整理成书面文件。　　毛泽东对会议的准备给予很大关注，在大会的工作报告拟稿时给彭德怀写信说：“军事会议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肖向荣照着你的意见去写，请酌定。”　　信中还写道：“军事会议的末尾，有一段时间让人们对军委几年的工作加以评论，将下面对军委及军委各部相互之间的不满意见尽量讲出来，然后加以分析批判，以期弄清问题、统一意志，极有必要。这样做的结果，估计是会好的，不会损伤什么同志。如你同意，这个问题应列入议程，并在你的报告中提到。我记得军委召开会议的通知内，已将检讨过去工作的意见写上去了。如这样做，请叫各部门同志作精神准备。”　　第二天，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信，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具体安排会议的组织工作，并拟出一个大会主席团名单。随后向毛泽东正式报告说：“会议的议程，拟分为四段：第一段，报告和讨论四年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以及关于组织编制问题。对军委和军委各部门的意见，也在这段会议中提，以便统一认识；第二段是关于军事训练和军校工作的专题发言和讨论；第三段是关于政治工作条例的发言和讨论；第四段，是关于干部和超额干部处理的专题发言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很快批复：“照办。”　　高干会的正式会议，于12月7日开幕，1954年1月26日闭幕，共51天，出席者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123人，开幕那天，中南海居仁堂大厅座无虚席。这样规模的全军性会议，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是第一次。正如陈毅在发言中说的：“这样大的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多为名将，可谓各路英雄荟萃一堂。　　会议开始，朱德致开幕词，彭德怀代表军委作工作报告，题目是：《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儿个基本问题》。　　关于军委4年来的工作，彭德怀列举了周恩来主持下军委工作的全面成就，给子很高的评价，同时提出了今后需耍继续解决的问题。　　对于今后的军事建设，彭德怀提出，党中央规定过渡时期军事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接着他具体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十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第一，确定全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包括公安部队在内）为350万。要求在这个总定额内，各军种、兵种部队按照规定的数量不再继续扩大，并且对机关、学校中的兀员大量裁减，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第二，关于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工作职责。聂荣臻代总长有专题报告，彭德怀只提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以说是他对军队编制理论的具体阐述。他说：“我们军队的组织编制，主要是决定于下列各种因素：第一是作战对象及由此而产生的军事需要；第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是工业生产的能力和现有的军事技术水平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兵种；第三是武装力量的组织系统及其指挥关系的规定；第四是对军队各种装备、物资的供应补充的规定；第五是过去的战争经验、我国具体的地理和气象条件等等。这些是对部队的编制来说的。如果包括整个国家的军事机构来说，就还要再加上一条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根据我国的行政区分以及各省人口、地理、交通条件、治安情况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应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编制。”　　第三，关于若干制度的改革和确立问题。他提出在今后两年中，要改变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改变供给制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　　第四，认真办好学校，提高干部质量。他强调：“干部决定一切”这个真理，对于我军今后的建设是具有严重意义的。要求在今后4年中，必须培养出一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关于这些干部的标准，他要求，必须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能够钻研业务和富有朝气。　　第五，关于军事训练问题。他之所以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不少干部对军事训练不够重视。报告中说：“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是依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　　第六，对于今后各级司令机关的建设，彭德怀的要求是，“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与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　　第七，关于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是针对当时“那些以为在今后建军中减低政治工作的地位和轻视其作用的想法”提出来的。他提出，在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必须继续发扬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特别注意部队的思想领导，并从多方面来保证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政治工作本身，亦须更进一步与各项业务和军事技术相结合，给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以有力的保证。　　第八，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工作建设问题。后勤工作在过去战争时期，由于军队所需要的战争物资主要是取之于当地人民和敌军，所以只是一种物资分发和伤员救治的工作。在现代战争中就大不相同了。彭德怀经过朝鲜战争的亲身体验，非常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在报告中为后勤工作提出的任务说：“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与工作，不仅是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和分配，而且要与敌人的空降、轰炸作严重的斗争，要指挥防空兵、铁道兵、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如果没有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　　第九，关于巩固国防和国防建设的若干措施问题。他在这项工作中，主要是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军事工作所遇到的几项迫切问题，提出一些原则的要求。这就是：国防部队与公安部队的分工问题；国防工程构筑问题（包括海防、边防的防御阵地，机场、码头、营房、各类基地、医院、军用铁路、公路、通信设施等）；兵工生产的计划和储备问题。　　第十，关于党委领导和首长负责问题。这是在这次会议以前许多人认识上都不够明确的一个问题，包括彭德怀自己，在1953 年上半年也有过实行“一长制”的想法。经过一段研究之后，他才在报告里明确规定：“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且对这一制度的含义作了详细的解释。　　从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不难看出这次会议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　　彭德怀报告之后，聂荣臻代总长就全军的组织编制定额等问题，作《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张宗逊副总长作军校与军训工作的报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作政治工作的报告，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作干部工作的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　　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代表主席团作会议总结，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他列举会议最主要的几项收获是：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开展了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重要转换时期，这次会议起到了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的作用，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开端，解放军在发展史上进入新历史时期。　　第27章 势在必行的改革　　1952年11月13日，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传达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他说，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确定，军队在1954年1月要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后来又增加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合称“四大制度”）。他解释说，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具体准备工作。　　几天过后，彭德怀便召开了准备工作会议。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活跃，大家争先发言。从当时的发言纪录可看出与会者的心情：　　“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制度早该实行了。”“现在我们有了全国政权，我们的军队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军，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上级既不发武器弹药，又不发薪饷粮袜，一切东西都叫部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战争年代，军队干部不结婚，大家没有话说。长征时，当军团长的都不结婚，下边干部自然更不敢去想。可到了后来就不行了，解放战争末期，军队一住下来思想问题就多了。当时对干部结婚严加限制还有道理可讲，现在军队干部跟地方干部去比，连限制结婚的道理都不好讲了。”　　大家对于军队实行几项制度改革，不仅一致赞扬，而且表现出异常的迫切感。　　讨论到最后，彭德怀说，大家的意见很对，我们有些旧的制度不改革，已经不利于今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应付现代战争。但是，要建立这些制度，首先要收集资料，研究情况，起草条例等，工作量很大，涉及问题很多。这些工作须由各主管的业务部门负责去做。为了加强领导，军委决定聂荣臻担任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兵役法委员会主任和编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张宗逊担任勋章条例委员会主任，贺龙负责军服样式和军衔标识符号的研究审定。　　最初，大家对于这些制度的改革，包括彭德怀自己，设想的进程都比较快速，后经深入研究，意识到这些制度的改革牵涉很广，而且又相互联系。实行义务兵役制和颁布兵役法，应当以宪法的规定作依据，但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在草拟中，尚待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兵役法的颁布要在宪法之后。而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则军队的薪金制也不便付诸实施。因为军队实行薪金制的是军官和工薪制职员，义务兵仍然需要实行供给制，即只发给少量津贴费。可是当时部队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许多排长（军官）与副排长、班长、老战士等士兵相较，无论在资历方面，还是在革命贡献方面，并无很大差别。如果排长拿薪金并按照规定允许结婚，而对副排长、班长和老战士这些志愿兵的实际情况不加考虑并作适当处理，就会引起很多矛盾，难以解决。而军队的薪金制如果不能及早实行，则军队中广大干部的结婚问题和赡养亲属等问题，又都难以解决。　　因此，选择最适当的次序，争取尽早实现这些制度改革，解开这个连环扣，在当时就成为彭德怀必须解决的难题。彭德怀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说：“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非解决不可，薪金制在明年的征兵制前后搞，军衔制也是有联系的，急需办的是薪金制。”在这之前，军队的官兵，全部是供给制。而在地方上，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工作的党政干部是供给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部门中的留用人员和各种行业中的职工都是薪金制。这种供给制与薪金制并存的状况，不仅在地方党政系统中造成许多不合理现象，而且对军队的干部也产生很重的影响。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12月全国农业、钢铁、航务会议上讲：“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彭德怀急于把军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他在1953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意志（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48万元，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都难以确立，一切均以人口计算，且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熟悉部队情况的彭德怀，对于下层干部的困难深为关切，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薪金制条例，在1954年初高干会讨论后，经过反复修订，已趋成熟。但因老兵未作妥善安排和处理，仍不能施行。于是彭德怀同聂荣臻等商讨后，在1954年7月20日向中央提议，在兵役法颁布前，可宣布老兵在3年内分批复员完毕，老兵有了指望，就会安下心来。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国务院和军委又就安置无家可归的老兵问题发出指示，老兵的思想问题可获解决。随后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1月19日由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命令，宣布在1955年1月1日军队开始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　　彭德怀在建立军队薪金制的指导思想上，系本着低薪制的精神，本着有利于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的精神。1953年1月2日，他对总后勤部提出三条原则：一、陆军排长的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二、各级之间不要相差太多；三、要照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彭德怀提出薪金标准的起点，陆军排长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当时地方上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的工资是60万元，城市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一般是12万元，按赡养3至4个亲属计算，每月60万元并不算多，他在提出这个标准之后，还亲自向下边征求过意见。　　彭德怀要求薪金的级差不要太大，要照顾国家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多的是从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政治影响来考虑的。他认为薪金制有巩固军官在军队工作的作用，有鼓励军官上进心的作用，但他更清楚人民解放军军官的上进心，主要是建立在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的，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是主要的，用一定的物质鼓励上进只是辅助的。他在讲话中经常谈到，军队的薪金制度要符合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种按劳分配，在军队中还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而只具有相对意义。彭德怀于1957年3月4日在总高级步校说，我们都打过仗，哪有一个人能打胜仗的，这要靠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大才，是唯心主义。他还经常提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他说，论贡献是他们的贡献最大，但他们既没有拿过薪金，又没有带上军衔。因此，他所主张的各级军官之间薪金的差额，以至于军官与地方干部之间薪金的差额，更着重于政治上的考虑，其目的是在于防止上级脱离下级，军队脱离人民，保持上下级之间的一致和军民一致的传统。　　1955年1月薪金制实施以后的两年里，彭德怀一直注意着各方面的反应，考虑着薪金标准是否合理。 1956年，政府系统调整了工资，相比之下，军队下级军官的薪金显得偏低，经过彭德怀的提议，从6月份起，正排级的薪金增加10%，从60万元增加到66 万元，副连级至正团级各增加5万元，师级以上不变。到1957年1月，彭德怀提出军队中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的比例显得过大，上下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级一致的光荣传统，便确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作不同程度的降低，把军委副主席每月450元（现币），降至400元。大军区级降4O元，兵团级降23——28元，军级降12——19元，师级降5——9元。后来，在1959年3月，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降低国家行政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精神，把军委副主席每月400元再次降为360元。所以军队中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的比例，从7.5：1降低到6：1彭德怀每次谈及此事都流露出满意之情，这也是他的治军思想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反映。　　在彭德怀主持下，最后一次降低军官待遇，是1958年1月取消军官的多子女补助费。按原来军队的规定，军官在实行薪金制以前所生子女超过3个以上者，每多一个由公家每月补助20元。但后来党政系统普遍实行薪金制时，没有这项规定，为此军队也取消了这项规定。　　彭德怀在讲到降薪问题时，曾经具体谈过他的想法。他说，他现在身为军委副主席，拿军队最高额的薪金450元，按购买力计算还抵不上他在旧军队当团长的薪金。在20年代，城市里一般每人每月有两元（银币）即可维持最低生活，当时他的月薪是240元，可以养活120人。而50年代按人民币计算，城市里一般每人每月最低也需8元维持生活，他的薪金加军龄补助共为585元，只能养活73个人。彭德怀认为，我们根本不应同剥削阶级的军官比，只应同劳动人民的生活去比。他感到军官的收入比人民的收入偏高了，因而一再提出降低高级军官薪金的要求。　　“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规定。在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就已开始为实行义务兵役制作准备工作。彭德怀到军委工作后，1952年10月在军委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11月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兵役法研究委员会，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开展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教育。　　当时彭德怀认为颁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不会有什么拖泥带水的事情，进行起来是会很快的。他怀着一种争取早日实行的急切心情，在1953年元旦过后，1月2日就在军委例会上提出，8月1日可以颁布兵役法，到那时候就可追认去年冬入伍的新兵为第一期的义务兵。他在1953年9月8日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年华北、华东动员新兵经验，提出‘二年轮换’口号后，在群众中动员顺利，新兵到部队后表现也很好（华东认为从来没有这样好带的兵）。相反的，参军年久的老兵，因为文化低、年龄大，提拔不成，考学不上，情绪反而低落，怀着很大不满，据此情况，应于1954年上半年颁布兵役法，1954年冬开始实行正规复员及征召适龄人员入伍。”对他的这个建议，毛泽东认为，兵役法应继续修订，待宪法颁布后方可公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到1955年7月第二次会议上，兵役法才正式通过。　　彭德怀在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过程中，对200多万老战士复员问题异常关切，认为他们是部队基层骨干，有一些还是功臣模范，不应当将他们全部复员，更不可在一年之内全部复员；当逐步分批地用新战士顶替他们，其中有些可选拔入军校培养。有些因伤致残、积劳成疾或无家可归的，更需要给予特别周到的安排和照顾。　　对于部队中大批老战士的安置，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给予了很大的重视。鉴于中国历史上多次裁兵的教训，1950年7月，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设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兼委员会主任，地方乡以上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团以上都建立有相应的机构，从确定战士复员名单、集中学习、启程运送到移交安置，都作出细致安排。当时虽然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很困难，但政府仍然从经济上给复员军人以最大限度的生活补助。到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全军已复员老战士115万余人，绝大多数反映比较满意。　　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彭德怀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爱护广大青年要求参军的爱国热情。1953 年7月朝鲜战争刚刚停下来，战争是否还会再起，在人们心里仍是一个问号。加上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军队要随时准备渡海作战，害怕战争不愿参军的大有人在。彭德怀对于部分群众的这种心理是理解的，他在1955年3月16日军委会议上说：“军队和地方对青年参军的热情要倍加爱护，因为现在不愿参军的人还很多。对青年要求参军的要有答复，登记后没有入伍的也要有个交代，下次征兵应享有优先权。”彭德怀要求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认真答复青年来信，有时他亲笔复信，帮助青年实现参军的愿望。　　1954年11月8日，哈尔滨市有个叫董安第的青年，给彭德怀写来一封信，说“我在童年时代就有要当一个国防战士的志愿，在初中毕业后，我还是想当一个国防战士，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可是当时不收新兵，没有实现我的志愿”，“甚至有时在睡觉中我还梦见自己当了国防军战士”。他说，当他“听到兵役法的宣传之后，更加坚决响应国家的号召，要当一个空军驾驶员，保卫我们神圣而伟大的祖国，誓愿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可爱的祖国”。信里还附有他的简历和健康检查表。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立即把秘书叫去说，要用办公室的名义好好写一封复信给他。过了不久，董安第又写来第二封信，进一步表示强烈的参军愿望。彭德怀看后，又用自己的名义给董安第复信，恳切地写道：　　“你于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前一封信，我已告办公室给你复信，该复信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如果你尚未收到，请向邮局查问一下，大概不会丢掉。从1954年9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征兵命令以来，有许多青年同志和你一样，来信要求参加国防军，要求参加解放台湾，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你们这种要求，充分表现出全国青年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国青年同志都引以为荣，你们这种爱国热情是十分可嘉的。”在复信的后半部分，他对董安第个人的要求，作了具体的回答和安排，写道：“我对你一定要当一名空军战士的诚恳要求，表示热烈欢迎。你的来信，已转给兵役机关，要他们致函你的领导机关（编者注：当时董安第已在哈尔滨市参加公安工作），协助你到当地兵役局进行登记，并已转告空军部门，届时为你检查身体。祝你将来光荣地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后来，经检查合格，董安第终于实现了当一名飞行员的愿望。　　在军队实行的四项制度中，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在建军作战需要上，军衔制是不可少的。1953年9月8日，他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在此以前，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他在朝鲜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7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有：“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育（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但在他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在同干部谈话和闲谈中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1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全军高级将领评定军衔，是彭德怀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在1955年军官评衔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走过了28年的战斗历程，高级将领各有自己的特殊经历，来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和方面军以及地区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两广纵队、陕北红军、云南填边纵队、新疆民族军等），即通常所说的“山头”。这些情况在条例中根本无法涉及，而在评定军衔时却又是绝对不能有所忽视的。否则，评衔的结果就达不到增强团结、提高积极性的目的。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必须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研讨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方案。对于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交谈，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消除思想上的误解，使其心情舒畅。　　全军近百万干部的军衔评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复比较，综合平衡，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在1000多名将军中，授衔以后公开认为自己偏低的只有极少数人。还有自认为评得过高，主动要求降低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他几次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降低，彭德怀请他来当面解释，才答应接受，但是最后仍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例规定应评为上将，在讨论名单时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即以自己是主办评衔工作的，不能“近水楼台”为理由，诚恳要求把自己降为中将。彭德怀曾几次找他谈话，但由于他一再坚持，最后还是改为中将。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这些老将军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树立了楷模。　　在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对彭德怀不满意的，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她们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55年初《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的。《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使她们感到特别不快。一是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限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另一是，“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或复员处理”， “至195 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里的“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两句，未免有伤感情。对于那些不适合授衔条件的女工作人员，早在 1952年12月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土，就已确定全军11万女军人，在1953年安排10万人离队，余下1万人在授衔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安排。到1955年初，经过了两年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工作处置，绝大部分女军人都己各得其所。彭德怀签发的那个《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硬性规定限期处理完毕，便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