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峭壁边缘-2

午宴结束后，温迪和我踏入了白宫的庭院，旁边就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那是美不胜收的一天，木兰绽放，樱花盛开，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但我的心情很糟糕。我并没有很好地掩饰我的情绪，温迪看得出我的沮丧。她对我说：“豌豆（她喜欢这样称呼我），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才拒绝这个机会。你知道，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支持你的。”那时候，她还以为这话只是随便说说。“不，”我说，“不是因为你。”此后不久，我去尤卡坦参加了大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会议，一路上我辗转苦思，不知道我拒绝出任财长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所请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说：“你是高盛的首脑。你就是老板，何必要去华盛顿？这位总统只剩下了两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共和党连国会都快要丢掉了。你又能做些什么？”但是，我骨子里面仍有一种情结，觉得我欠我的祖国很多很多，当总统求助于我的时候却对他说不，我心有不安。我的好朋友约翰·布赖恩提醒我：“生命中没有彩排。你真的想到75岁的时候再去跟别人说：‘我本来可以当财政部长的？’”于是我给罗杰斯打了个电话对他说：“约翰，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拒绝了。”他说：“没关系，你可能还有机会。他们也许会回来。”他们确实回来了。5月份，我又一次接到了乔希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由于稍后我要前往西海岸参加微软公司的一个会议，我答应在赴会途中与乔希在华盛顿会面。在威拉德酒店的一间私人套房里，我们讨论了我们在这届政府剩余的时间里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谈到了与总统共事的感觉，谈到了社会福利改革之类的一些紧迫的政策事务，也谈到了其他一些乔希认为我可能会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伊朗问题和断绝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问题。我寻求了很多人的建议。当初把我推荐给总统并力劝我接受任命的前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吉姆·贝克尔（JimBaker）对我说，我应该要求成为所有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的首席顾问和发言人。用他的话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统揽全局了。”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前往微软大会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当我从头到尾思考过我的决定，我才发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我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我返回了华盛顿，又一次会见了乔希。在一幅亚伯拉罕·林肯肖像画的俯瞰下，我和乔希坐在他办公室的壁炉旁，谈起了我的“要求”。除了担任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发言人，我还希望有权更换人员，带来我自己的团队，希望能像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经常面见总统。我还要求主持白宫的经济政策午餐会。乔希一个电话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AlHubbard）的家中，确认他对此并无异议。他的确没有异议。与乔希敲定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起身前往总统的住处拜见他。我发现乔治·布什是一个迷人、直率而且做事非常投入的人。他晨练时刚刚骑过自行车，一身轻松，悠然自得地在那里休息。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是多么重要，让财政部长而不是总统来领导这件事又是如何有利于赢得两党的共同支持。我们还讨论了经济制裁手段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在这次1小时有余的会谈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准备接受财长一职。从那时候起，一切便进入了快车道。我们必须赶在消息泄露之前发布声明。我在那个周末飞往巴灵顿，陪陪温迪（想到我们的私人生活即将在华盛顿政治的绞肉机下丧失，她非常沮丧），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随后我返回纽约，给劳埃德·布兰克芬打了个电话，把他从家人的周末假期中召了回来讨论时局。我请我在高盛的好助手林赛·巴尔德翁（LindsayValdeon）与我同去华盛顿，她答应了。我随后致电高盛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全部17名高管，把情况通知他们，并邀请劳埃德和约翰·罗杰斯与我共同飞往华盛顿参加我的就职典礼。紧接着，我又飞往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早已安排好的合伙人会议。当我在次日早晨醒来时，我已登上了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我顿时目瞪口呆。尽管媒体的评价都很积极，我还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参议院在7月4日休会之前投票通过了对我的提名。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难题——我母亲。我不知道她在见到总统的时候会对他说些什么。她向我保证她会表现出最好的姿态。我于2006年7月10日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在财政部大楼的现金厅（CashRoom）举行，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设计于19世纪60年代，看起来像是一座意大利宫殿。地上和四壁的大理石熠熠生辉，华美的天花板上镶着金边，青铜的枝形吊灯直垂而下。在于20世纪70年代因安全原因而关闭之前，这里一直是向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兑现政府的支票，购买财政部的债券。我的就职宣誓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主持，布什总统（还有我母亲）陪同。当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败给巴拉克·奥巴马，母亲很失望。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位女性成为总统，以及看到小熊队赢得世界棒球大赛（WorldSeries）。在大选中，她的票投给了奥巴马。即使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在2000年或2004年的大选中或许也不会投给乔治·W·布什。但在她目睹了总统与我共事的方式，耳闻了我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她对总统的看法与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温迪、梅里特和阿曼达同样如此。第三章入主财政部入主财政部（1）■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CampDavid）。这个总统专用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卡托克廷山地公园（CatoctinMountainPark），距离华盛顿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景致如画，花样繁多，更有乡村小屋和蜿蜒小径装点其间。我宣誓就任财政部长已经有5个星期了，但我仍感觉到自己的风格与这个紧密的政府班子有些格格不入。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股市几乎就要恢复到5月份的那个险些创下纪录的高峰。美元仍略显疲软，特别是相对欧元来说，但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正在恢复活力——GDP在一季度上涨了接近5%，二季度的增长率也仅是略低于3%。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在宏观层面，美国正在应对两场战争，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飓风所造成的损失正在节节攀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尽管预算赤字正在收缩。这种尴尬的局面究其根本是全球金融系统不平衡的结果，对于这种失衡，政策制定者们忧虑已久。为了支持史无前例的消费支出并弥补低储蓄率，美国向海外过度举债，而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产油国）则向美国输出资本，不经意间助长了我们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短期来看，它们送回来的美元养肥了华尔街，扩大了税收，但长期内，这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并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危害。这样的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连续多年不出现严重的市场动荡是很少见的，而信贷泛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太长时间，人们并没有对一场系统性的动荡作好准备。自1998年以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大的金融风暴。我们于8月17日那个星期四的上午抵达戴维营，吃过午餐后，下午外出徒步观光。在晚上的一场保龄球锦标赛中，运动高手温迪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包括我。尽管这个度假胜地以曾经光临过的外国元首而闻名，但这里的氛围却相当的随意。在乔希·博尔滕的建议下，我还带去了一条卡其裤——那时候的我只穿正装裤和牛仔裤。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来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莺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Bush），她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我也正要去观赏一种更为珍奇的华盛顿动物。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由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齐尔首先发言，他以工资问题为开场白，随后又谈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当时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前国会议员罗布·波特曼（RobPortman）详细分析了预算问题，然后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和他的副手基思·亨尼西给我们分析了社会福利问题。会上，总统的行事风格展露无遗。他让现场保持着一种不拘礼节、轻快活泼但又有条不紊的氛围，按部就班地推进议程，无关的闲谈少之又少。有些人声称乔治·W·布什作为总统太缺乏好奇心，而且不爱接纳不同意见。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评价真是谬之远矣。他鼓励争论，把握问题的速度相当快。他爱提问，在听到清晰的解释之前绝不罢休。我发言的主题是危机的防范。我解释说，从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到油价震荡，再到大银行的倒闭或美元的剧烈贬值，我们需要作好应对一切危机的准备。“回顾一下近年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资本市场每过4～8年就会有一次动荡。”我说。我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4年债券市场的骚乱，以及肇始于亚洲的1997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我相信我们即将面临又一场风暴。我详细解释了诸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类的不受管制的资本品种的迅速膨胀，以及像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类同样不受管制的场外（OTC）衍生品的指数级增长。“所有这一切，”我总结说，“都使我们的金融系统渗透进了一种巨大的杠杆水平——和巨大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总统问。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尴尬——毕竟，我们就是始作俑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总统对于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的那种为人诟病的傲慢自大和招摇做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但很明显的是，这届政府从未关注过这些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对冲的小入门课：对冲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要进行对冲。“为了规避燃油成本上升的风险，”我解释说，“航空公司可能会买入期货合约，为未来的燃油需求锁定今天的价格。而一个像墨西哥这样的石油输出国可能愿意以今天的价格在未来出售石油，如果它认为油价会下跌的话。”我又解释说，在华尔街，如果你手中持有大量的债券，那么你可能会通过买入信用衍生品来对冲风险，这类衍生品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工具，如果它们所担保的债券发生了违约或是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它们就会作出赔付。我的话中包含大量复杂的细节，但总统听得很认真。他或许没有我这样的金融技术知识，但他也是哈佛大学的MBA，而且对市场有一种良好的天然感觉。“像这样的行为有多少仅仅是投机性的？”他想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曾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信用衍生品，特别是信用违约掉期，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令我不安。它的基本概念很合理，也很有用。但魔鬼隐藏于细节中——而细节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个私人的场外市场中究竟有多少信用保险发生。连交易结算都变得一团糟：有时候，未结算交易会积压数月之久。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与我有同样的担心，在我任职高盛的时候，他就曾强力敦促华尔街的企业规范它们自身的行为。我曾把杰瑞·卡略根（GerryCorrigan）借给他，杰瑞是高盛的董事总经理和风险管理专家，也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蒂姆的老前辈。杰瑞领导了一项研究，2005年发表结果，呼吁对后台管理系统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变革。进步是有了，但这些信用违约掉期合约透明性的缺乏和令人震惊的增长速度依然令我寝食难安。第三章入主财政部入主财政部（2）“我们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我说，“但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在回答总统的一个问题时，我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情可能引发一场大风暴。打个比方，要应对森林火灾，更重要的不是知道起火的原因，而是作好防火和灭火的准备。我的警惕性是正确的，但我也误读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大灾难的原因和规模。特别是，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房市或房贷中存在的问题。我自信满满地离开了戴维营，相信我会与我的新老板建立良好的关系。温迪也有同感，尽管她最初是反对我为布什效力的。后来我才知道，考虑到温迪为希拉里·克林顿组织的募捐活动、我与华尔街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环保事业的狂热支持，总统对我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同样有所担心。同我们一样，他离开戴维营的时候也充满了信心，对我们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事实上，在2009年1月，总统与第一夫人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周末时，我们是少有的几个应邀参加的非家族成员之一。***我在财政部的头几个月忙碌而又富有成效。财政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只知道等待白宫发号施令。我组建了我的高层团队，让鲍勃·金米特（BobKimmitt）留任常务副部长，但改变了他的角色。一般来说，内阁各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的是日常事务，但作为一个做过多年CEO的人，我决定亲力亲为。鲍勃对华盛顿非常了解，对外交和国外事务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我在这些方面的不足。随着危机的深化，鲍勃将为我们贡献他的专业才能、睿智的建议和卓越的领导力。我也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副部长，斯图亚特·利维（StuartLevey），正是他与我一起将伊朗排除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之外。我的团队的第一个外来的新人是我的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他是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Rice）的前高级顾问，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鲍勃·斯蒂尔出任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他是我多年的同事和好友，曾担任高盛副董事长，2004年早期离开，为高盛服务28年之久。考虑到我的不祥之感和他对资本市场透彻的了解，这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命。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财政部急需现代化。它的技术设施陈旧过时。有一套至关重要的电脑系统依赖的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主机。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弗雷德·亚当斯（FredAdams）的伟大公仆30年来一直在手工计算着上万亿美元的财政债券的利息，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包括节假日。现在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为了节省开支，我的一位前任已经将市场厅（MarketsRoom）关闭，致使我们无法对华尔街和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进行独立和实时的监控。在蒂姆·盖特纳的帮助下，我们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个精英团队借了一些人，迅速在二楼重建了一个市场厅。有很多个早晨，市场厅就是我上班的第一站地。在金融危机中，我一度开始害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市场联络员马特·拉瑟福德（MattRutherford）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大门口，他是以借调的身份加入财政部的，负责向我们递送最新市场信息。他带来的几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我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我试图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和风格，不同于大多数政府组织的那种中规中矩的感觉。我坚持让别人称呼我汉克，而不是传统上的“部长先生”。我回电话的速度很快，特别注意走出办公室与人直面交流。通常来说，财政部长与财政部下属各司局的领导人接触并不多，但从国债局（BureauofPublicDebt）一直到印钞局（BureauofEngravingandPrinting），这些大大小小的司局几乎囊括了财政部的全部11万名员工。我相信，面对面的沟通能帮助我们避免错误，提高士气。这一点在此后我与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的合作中得到了验证。约翰的部门负责监控全国性银行，在政策和预算事务方面听命于我。当危机爆发，我知道我可以信赖约翰的冷静和敏锐的判断力。在我看来，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但是，财政部长的实际权力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小得多。财政部本身主要是个决策机构，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建议，刺激经济增长，监督那些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部门，包括国税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和美国造币局（USMint）。但财政部的支出权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财政部长对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督局（OfficeofThriftSupervision）这类监管单位的特定行为作出干涉，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财政部的一部分。国税局的税收事务也是禁止干涉的。大萧条时期的立法允许总统和财政部长动用紧急监管权，但这仅限于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并不能延伸到像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之类的机构，而它们，在今天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我决心要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有所作为。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人们对财政部的信任，这需要与布什总统建立紧密的关系，并让所有人明白我就是他的头号经济顾问。也要让总统明白，尽管我在私下里一定会直抒己见，但在公开场合，我会一直与他站在一起。我决定扩展我的角色。我与蒂姆·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定期会晤，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一场危急中必须要精诚合作。我也试着加强与国会的关系。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在国会山上并没有什么密友，但现在，我多了535个需要维护的客户，无论他们是何许党派。幸运的是，前任给我留下了一个杰出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他见识过人，执行力出众。我并不喜欢简要备忘录，但当我们在国会山上匆忙奔走于一个又一个会议之间时，凯文可以在两分钟内把我需要知道的情况尽数解释清楚。事后，他也会直言不讳地把我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告诉我。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小团队。8月2日，在我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中，我第一次召见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residentsWorkingGrouponFinancialMarkets，PWG）。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由财政部长领导，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sTradingCommission）各委员。这个组织是1987年市场大崩溃之后成立的，负责提供政策建议，但已经变得或多或少有些形式主义。少有的准备工作也是由相当低级别的人员来完成的。各成员机构相互有竞争关系，不会彼此共享信息。会议很简单，没人作演示，而且都是临时性召集。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我让蒂姆·盖特纳加入了我们的核心团队，理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成为应对任何危机的前线。我还邀请约翰·杜根参加会议，因为货币监理署作为最大型银行的监管单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决心建立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紧密团队——在一场危机中，这对我们的工作成效至关重要。第三章入主财政部入主财政部（3）我们计划每4～6个星期开一次会，而且提前一年就定好了日程。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团结协作、分享信息、制定了大量的议程。每次会议都在3个小时左右，而且组织有序，有详细的演示，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作的一次有关各类金融机构如何管理风险的精彩演讲。在早期，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场外衍生品和金融系统中的杠杆水平。我们密切关注对冲基金的状况。在2006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要求对冲基金将自己注册为投资顾问企业，将某些对冲基金第一次置于了监管审查之下（其他一些基金已经自愿接受监管）。但在6月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规则。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着力于审查对冲基金和向对冲基金提供资金和其他服务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我们于2007年2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提高对冲基金的透明度，建议它们遵守一套最健全的管理程序和投资原则。一年之后我们又提出建议，希望那些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的最大型的基金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特许或授权。在准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会议的过程中，财政部的人在金融市场事务助理部长托尼·瑞安的领导下就各种可能的状况作了情景分析，包括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一家投资银行的崩溃，以及油价的大幅飙升。他们原本也计划对一家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以及美元的崩溃进行模拟，但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消息会泄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在我接受财长一职的时候，我曾对布什总统说，我希望能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建设发挥影响。要想成功，我们必须让两个国家的主要决策者都参与进来，而凭借我在中国的多年经验，我知道我可以发挥作用。2006年9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让两国的大多数高级官员坐在了一起，集中讨论诸如经济不平衡、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环境之类的长期经济问题。美国方面以我为首，而魄力十足的吴仪副总理是中方的首席代表（2008年，才干过人的王岐山接替了吴仪的角色）。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我也很高兴看到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对话机制。聚焦于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经济对话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场食品和产品安全性风波中保持稳定。当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与中国官员之间所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关系帮助我们维系了我们的金融系统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这一点至关重要。尽管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广，我也很注意避免侵犯其他内阁部长的权力范围。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曾提醒我说，我必须对康多利扎·赖斯表现出适当的恭敬。“她最关心的事，”他说，“就是美国不能有两个国务卿，一个管经济，另一个统揽其他一切。”当我跟康蒂谈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想法时，我强调说一条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能够帮助她提升她在海外政策上的领导角色。我对她明言：“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想配合你，与你合作，帮助你实现你想实现的目标。”康蒂和我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早在她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时候我还是高盛的CEO。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Institution）任职的前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想见见赖斯。她是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有兴趣加入高盛。当时我还没有预见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降临（我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所以我想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乔治·W·布什的竞选团队。在我履新财政部的第二天，我就与康蒂共进了午餐。她对总统很了解，对于如何与总统建立关系，她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提示我要想办法多与总统单独相处。康蒂比我聪明，表达能力也胜过我。我不是个外交家，对那些外交礼节（什么场合该站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东西）一窍不通，但我确实知道如何做成一件事。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记住，在外交礼节中，你是二号人物，排在国务卿之后。走出去的时候就跟在我后面。”一开始，有康蒂盯着我的时候，我的表现还没问题。但没有她在场的时，有时候就会闹出笑话。2007年时，布什总统曾在白宫招待来华盛顿参加一次大会的各州州长。康蒂没有出席，所以晚餐之后在白宫东翼举行的晚会中，温迪和我应该坐在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我们先是与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聊起了环境问题，等到来宾落座时，温迪和我径直坐到了后排的某个地方，给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留下了两张空椅子。最后，国防部长鲍勃·盖茨（BobGates）挪了一步，坐上了两个空座之一。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特别是我的内阁同僚们。散会之后，总统对我说：“保尔森，你是不是想当个州长？”但这还不是我最失礼的一次。布什总统很讨厌别人的手机在开会的时候响起。在2007年1月，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ManuelBarroso）的一次会议。按照礼仪，我应该坐在总统左侧的沙发上，挨着康蒂。我还以为我的手机已经关掉了。就在我们专心致志地听着两位领袖愉快地交谈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吓了一跳，就像是被一根电棍戳了一下。我赶快伸手去摸手机，先是翻了翻我平常放手机的西装口袋，但却没有找到。惶恐之下，我站了起来，翻了翻沙发垫子的下面，以防手机掉进了那个地方——但还是没找到。手机不停地响着，我越来越难堪。最后还是康蒂发现了手机的所在。她指了指我的右裤兜，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关掉了。“保尔森，”总统后来戏弄我说，“好一个三垒安打：在椭圆形办公室，当着一个来访的外国元首，你找不到手机。”我再也没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希望那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是有关财政部某件要紧事的，但事实上那是我儿子打来的，只是想跟我聊一聊芝加哥公牛队。没人会说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总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别人，告诉他们我认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我会聆听任何人的好点子，然后采纳最好的方案。虽然这种风格对我管理企业行之有效，但我发现，在华盛顿做一个决策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特别是在国会山。当你与国会打交道，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还是小，都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一说。坦率地说，除非出现危机，否则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难的变革，而这让阻止一场危机变得异常艰难。与立法者们有效地合作是身为财政部长的一大要务，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差事会让人头疼，我还是低估了它让人头疼的程度。我们在国际领域早早就取得了一些成果，避开了有潜在危害的反华贸易保护立法，通过了一个法案来明晰了外商投资于美国的程序。但在许多国内议题上，我们却屡屡受挫，包括政府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的努力。第三章入主财政部入主财政部（4）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了另一个立法难题。在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我就住在第16-K大街的圣瑞吉酒店（StRegisHotel）。华盛顿的夏季炎热而又潮湿，但我很喜欢去国家广场跑步，穿梭于那些纪念碑、博物馆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之间。2006年6月末的一天，我刚刚大汗淋漓地跑步归来，财政部金融机构事务副部长埃米尔·亨利（EmilHenry）和他的助手戴维·内森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向我汇报了“两房”的问题。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政府和联储多年来早已对这类企业所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普通人也能看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我汗流浃背地穿着湿漉漉的运动服坐在那里，听埃米尔和戴维解释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古怪的概念。尽管它们有公众股东，它们却是国会特许的旨在稳定美国房贷市场并促进廉价住房的机构。它们都不会向购房者直接提供贷款，实际上，它们卖的是保险，担保购房者能够按时归还房贷，而这些房贷会被打包为证券化产品，通过银行卖给投资者。它们的章程使它们得以免缴联邦和地方税，还赋予它们在紧急情况下申请财政部贷款的权利。这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误以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证券拥有美国政府的无条件全额担保。事实并非如此，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曾多次强调这一点，但投资者们却充耳不闻。就在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下，“两房”发达了。它们通过两种途径赚钱：第一是收取贷款担保费，第二是通过购买并持有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获取差价（用银行家们的话说，叫做“息差”）——也就是它们的资金成本和它们所收取的这类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它们所享受的隐形政府担保意味着它们的融资成本低得惊人——仅仅略高于财政部本身的融资成本。它们在资本要求方面也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会要求它们保留的准备金水平非常低：仅仅是表外债务的045%外加所持资产组合的25%，而这些资产组合大多是由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构成的。它们的主管部门已经临时性地要求它们增加30%的超额准备金，但与同等规模的商业银行相比，这样的资本充足率依然不算高。两家公司共持有或担保了全美近一半的住宅抵押贷款——当时的总金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44万亿美元。监管也很薄弱。“两房”有两个主管部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of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监督它们在住房方面的功能，而创立于1992年的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个弱小的分支，负责监督它们的财务状况。简言之，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作为两个极端的例子，它们就代表着那个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的普遍问题——杠杆太大、监管又太松的大型金融机构。但变革是艰难的。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在国会山拥有强大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有雇用（并且养肥）华盛顿那帮新老政客的悠久历史。在一系列财务丑闻迫使它们重新评估了多年来的赢利水平后，它们的CEO被扫地出门，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番推动变革的努力却在一场争论中付诸东流——如何管理这“两房”的资产组合的规模和构成？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一直在迅速膨胀，冒险性也日渐提高——这使它们背负上了更大的风险。我问了很多问题。在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时，内森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的收入有2/3来自它们的资产组合，1/3来自证券化业务。”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我说。它们的董事会对股东们负有信托责任，有义务拒绝放弃2/3的利润，它们也必然会放弃。我的结论是，本届政府如果想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就必须变得更灵活一些。我的对策是，我们可以改善前一年众议院以3∶1的优势通过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建立联邦住房金融局这样一个新的实体，并赋予它像银行业监管者那样的权力，负责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组合。众议院的这项议案是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通过的，但我相信我们还有改善余地，还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标准。但是，白宫是完全反对这项议案的。白宫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太过强大，根本就不是它们的主管部门所能控制的，因此希望国会能够以明文法规来对它们的投资资产组合加以限制。政府的想法与参议院的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议案相吻合，这项议案要求设立一个更强大的监管单位，并对两房的投资组合加以上限。但当11月份的中期选举使民主党人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我们很明显需要一点灵活性了。幸运的是，我在两党之中都结识了一些好友。其中一位是老牌民主党众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嗓音沙哑、争强好斗的巴尼不光是华盛顿政界名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也是《奥赖利实情》（TheOReillyFactor）和《周六夜现场》（SaturdayNightLive）节目的大红人。巴尼善于表现自己，机智而又风趣，但他也是一个务实、律己、绝对值得尊重的政治家：他从未辜负我的信任。作为一名老资格议员，他只会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努力。为了完成目标，他愿意做交易，愿意妥协求全。巴尼从一开始就表示他愿意与我协力推进对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解决投资组合上限和政府监管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有所进展，我还是在政府内部遭遇到了阻力，以致于我经历了我在白宫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会议之一。11月21日，戴维·内森和我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AlphonsoJackson）和一大帮白宫幕僚，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白宫顾问哈丽雅特·迈尔斯（HarrietMiers）和副幕僚长卡尔·罗夫（KarlRove）。罗斯福厅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对面，是白宫幕僚们日常聚首的地方。屋内只有一个假天窗，没有窗户，是专为紧要会议设计的，这次会议也不例外。我解释了我的立场，提出我们应该愿意就“两房”的问题展开谈判，然后我开始寻求各与会者的意见。哈伯德不置可否，但其他每一个人都坚决反对我的做法。我已经习惯了异议和争论，但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尝过这种被群起而攻之的滋味了。我感到沮丧之极。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妥协，改革就无法完成。我的反应多少有些任性：“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懂。我会给总统一份备忘录。”我起草了备忘录，把它发了出去。罗夫强烈反对，他认为这对政府的不妥协立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提出要利用感恩节的周末帮我重写备忘录。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好意。不管怎么样，罗夫向我保证我会得偿所愿。“你一定会赢的，因为总统不会让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下不了台。”他悄悄地说。几天之后，在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前往布什总统的住所参加了一个会议。会末，总统把我叫到一边，将备忘录递还给我，简简单单地对我说：“汉克，这就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原因。你放手去干吧。”我们在“跛脚鸭会期”“跛脚鸭会期”（lameducksession），特指美国在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编者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当新国会在第二年登场亮相后，巴尼很好地兑现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在5月末我们的谈判进入尾声时，我们已经力促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还远谈不上完美的议案。但我们的努力在参议院依然颗粒无收。新任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正忙于竞选总统，因此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委员会的重要事务陷于停滞，参议院在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问题上毫无作为。我们已经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已经向世人宣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知道这一切必将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那些跳出来搅局的人没有太多的耐心。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会为完成目标而作出妥协。但这并不是美国首都的文化。直到2008年7月，有意义的政府资助企业改革方案才获得通过。这个时候，一切几乎已经无可挽回。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1）■2007年8月9日，星期四我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于2007年8月9日骤然降临。它源自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那天早上刚过7点钟，就在驱车前往美联储的路上，我接到了我的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的电话。他告诉我，欧洲市场陷入了混乱。欧洲大陆时间当天更早一些，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巴黎银行的理由是，“完全枯竭的流动性”已经令其无法“对特定资产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估，无论它们的质量或信用评级如何”。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揪心：由于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为此，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它将以4%的官方利率向欧洲的银行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通常紧随官方利率而动的欧元区隔夜拆借利率则达到了47%。就在欧洲央行作出上述声明后的几个小时内，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令人震惊的948亿欧元，也就是1300亿美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之后的贷款还要多。我加快速度驶向美联储，赶赴与本·伯南克的例行早餐会。我急于见到他——由于我刚刚去了一趟中国，我们错过了上一周的早餐会。在来华盛顿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本，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在我出任财政部长后不久，我们俩就形成了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我又实在是一个积习难改的人，以至于当我到达美联储的时候，一碗燕麦粥外加一杯杯橙汁、冰水和健怡可乐已经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为我摆好了。在我担任财长的这一年中，本与我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共同兴趣，比如说对棒球的热爱，但我们的关系有95%是公事层面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二人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坦率——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在台面，发现我们的不同之处，非常直率地讨论这些不同之处。我会将我的最新见闻告诉本，也将我在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高层银行家们的交谈中所得到的市场信息传递给他，包括基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融资市场在7月份所遭遇的寒流。从法律上说，美联储与财政部是相互独立的。尽管我们很注意遵守这种独立性，本、蒂姆·盖特纳和我所凝聚成的那种团队精神却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顺畅地交流，而又不至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本永远乐于助人，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绝对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无论口才还是文笔都令人折服。从收入差距到全球化，我认认真真地读过他在各种问题上的讲话稿。他也会在我发表某些讲话之前帮我完善讲稿。他可以将复杂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与他交谈就像是在参加研究生院的一次研讨会。同我一样，本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忧心忡忡。我们约定让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我会直接与银行家们交谈，把他们眼中的问题通知本。当天上午，美联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各家银行提供了240亿美元的贷款；星期五，美联储再度追加注资380亿美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借出了又一个610亿欧元，也就是834亿美元。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发现整个财政部已经是严阵以待。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鲍勃·斯蒂尔就市场状况和可能的后果对我作了简报。基思·亨尼西从白宫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马上拿起电话，开始了解华尔街的反应：雷曼兄弟的迪克·富尔德，美林的斯坦利·奥尼尔，黑石（Blackstone）的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还有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些CEO们个个紧张万分。我还联系了蒂姆·盖特纳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事实上，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我一直与华尔街的CEO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的团队也在不停地与全球各地的交易商、投资者和银行家沟通。要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走到屏幕上的那些彭博社数据的背后去挖掘真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利益集团，但掌握市场实情是至关重要的。从那个早上开始，我们就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要求他的法律部团队开始查阅规章法令和历史案例，看一看财政部（或其他部门）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对付市场紧急状况。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我已经要求鲍勃·斯蒂尔开始为住房抵押贷款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将变得那样广泛。现在我要求他加快进度。在一个漫长的周末之后，我和鲍勃于星期一向总统详细汇报了当前的问题，并决定在劳工节之前拿出一个行动方案。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市场已经陷入了衰退。那个星期五，刚刚在7月中旬首次突破14000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近400点，创造了5年来的第2大单日跌幅。我能够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现在回想起来，爆发于2007年8月的这场危机实际上蓄势已久。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分析师们所说的“不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制造了大规模、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简言之，我们是在以一种入不敷出的方式生活着——靠的是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美国经济的危险被一种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了，这种繁荣部分上是由低利率创造的，而正是这种低利率帮助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房市泡沫的源头是次级信贷的膨胀，信用等级较差（或者说“次级”）的借款人获得了更多的贷款，将房屋拥有率推高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水平。到我在2006年7月就职财政部长的时候，足足有69%的美国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宅，1994年时这个数字还是64%。次级贷款在新增房贷中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5%上升到了2006年7月的20%。长期以来，鼓励高房屋拥有率一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根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是如此。人们普遍相信，拥有房屋有助于人们创造财富，能够稳定社区，创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2）但是，让正确的人住进正确的房子同样非常重要：购房者要有办法为他们所购买的房子买单，而贷款人要确保购房人会这样做。当繁荣转变为泡沫，这条纪律被抛在了脑后。太多太多的房子是以很低的首付甚或零首付购买的，往往是带有投机目的，或是寄希望于房价会持续上涨。太多太多的房贷是欺诈性的。四处觅食的放贷者和肆无忌惮的经纪商们将越来越复杂的房贷产品推销给天真的购房者，不合格的申请人也能靠谎言来获得他们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对于这种乱象，监管者们或者没有看到，或者没能阻止。所有的泡沫都与投机行为、过度举债和冒险、疏忽大意、透明度的缺乏和彻头彻尾的欺诈有关，但说到泡沫破裂的震撼程度，很少有几次能与这一次相比。到2006年第四季度，房市开始回落。美国次级房贷的违约率直线上升，引发了一波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大潮，也令次贷放贷人损失惨重。2007年2月7日，世界第三大银行，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集团宣布为其持有的美国次贷产品计提106亿美元的坏账准备。同日，美国第二大次贷放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2006年第四季度预计出现亏损。2007年4月2日，该公司倒闭。两星期之后，美国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承认，它的2170亿美元的贷款资产中有95%是次级贷款，2007年一季度的利润同比下降21%。房市，特别是在次级领域，很明显进入了激烈的调整。但危害的范围会有多么大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鲍勃·斯蒂尔组织了各部门间的一系列会议，详细审查了新屋开工率、房屋销售情况和抵押房屋赎回权丧失率。财政部和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问题将愈演愈烈，直到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总共5500万笔总额达13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中，有13%或者说700万笔属于次级贷款，总计约13万亿美元。在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有1/4会成为坏账，也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考虑到丧失赎回权的房屋的出售收入，实际损失要小得多。这会给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在一个总量14万亿美元的多样化、健康的经济中，我们认为我们或许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损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在2007年4月末在“百人会”（Committeeof100，一个以促进中美关系为宗旨的组织）面前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次级房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又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这种观点。当然，今天来看，我可以扇自己一个耳光。我们真是大错特错。与我们持同样观点的也不在少数：在7月中旬，本·伯南克在国会前作证的时候还说，次贷损失预计将达到500亿~1000亿美元。（到2008年早期，次贷损失估计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那些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而且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次级房贷领域。2005~2007年间的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ARMs）的违约率远高于以往任何时候。ARMs的规模占次贷总量的一半，占全部住宅抵押贷款的65%，但它们在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案例中占据50%。更糟糕的是，问题爆发的速度也比过去快得多。有些时候，借款人连第一期还款都还不上。房主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开始做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当他们发现自己“下了水”，也就是说他们的借款余额超过了他们的房屋的价值，他们就不再还款。在首付款很少或干脆为零，而房价又急剧下跌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这些房主无所顾忌。房市的下滑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它甚至有可能导致一次衰退——尽管我怀疑这样的衰退会不会像我们稍后将会经历的那场衰退一样严重和持久。但有一件事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后来却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教训：那就是住宅抵押贷款的产生和销售方式的变化在当今的新型金融系统中已经令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受到的潜在威胁急剧放大。它将这些企业、整个金融系统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置于了可怕的危险境地。这些变化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的。传统上，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和商业银行是住宅抵押贷款的放贷人，它们将每一笔贷款都保留在账上，直到它们被偿清或到期。它们会严密监控这些资产的信用风险，它们赚取的是这些贷款的利息收入和资金（一般都是短期性资金）成本之间的息差。但这种“发起并持有”的模式随着证券化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证券化是由美国政府国家抵押贷款协会（USGovernment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于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一种金融技术，允许贷款人将一笔笔个别贷款打包组合为一整个贷款篮子，形成一种证券，然后对外出售这种证券的权益。一种新的“发起并分销”模式使银行和专业化贷款机构得以将房贷证券出售给各种各样不同的买家，可能是其他银行，也可能是像养老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证券化在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扩展到了像信用卡应收款和车贷这样的其他资产类型。到2006年末，住宅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总余额已经从2002年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了66万亿美元。理论上说，这完全是件好事。银行可以通过打包出售贷款资产而赚取费用，如果它们仍想保留房贷资产，它们可以自行持有房贷，或通过购买其他人发行的MBS来实现房贷资产的地域分散化。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可以购买那些现金流和风险特征符合它们的特定要求的证券化产品。这些从美国银行流向世界各地投资者的证券化产品扮演了一个缓冲器的角色，因为它们将风险分散到了银行系统之外。但这种模式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这些结构性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就连老练的投资者们都难以理解，市场变得晦暗不清了。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或者说CDOs，将住宅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工具分割为越来越稀奇古怪的不同成分，或曰“层级”（tranches），不同层级的偿付方式和风险特征各不相同。没过多久，金融工程师们又创造出了CDOs的CDOs——又称CDOs平方（CDOssquared）。投资者们没有能力像传统贷款机构那样对这些证券背后的那些贷款的信用质量作出评估，只好依赖于评级机构来对这些结构性的产品作出评级——而这些评级机构只会作整体的统计学分析，而不是详细地研究每一个借款人。由于投资者们一般来说喜欢评级较高的证券，CDOs的设计者们有时候会求助于那些所谓的债券保险公司（monolineinsurancecompanies），由它们为这些CDOs产品的信用度作出有偿担保，而这些产品有很多正是由次级贷款组合而成的。为了寻求保障，精明的投资者们往往还会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财大气粗的金融企业那里为他们所持有的CDOs和其他抵押贷款支持类产品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3）随着金融企业争先恐后地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喂养它们的赚钱机器，贷款的标准大大降低了。拼命放贷的冲动，再加上借贷双方之间那种传统审慎关系的断绝，成了致命的陷阱。从选择性浮动利率抵押贷款（optionadjustableratemortgages）到“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贷款（即所谓“忍者”贷款），问题重重的新贷款产品层出不穷。在2006年末，所有新增住宅抵押贷款中有20%属于次级；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0%。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系统杠杆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许多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而规避法定资本限制的行为又是火上浇油。过分使用杠杆几乎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这种杠杆并非仅限于与住宅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全面的金融泡沫之中。银行和投行正在为规模空前的杠杆收购交易提供资金，贷款条件也越来越宽松。“低门槛”（covenantlite）贷款也出现了，银行放松了条款限制，就为了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这一类借款人拥有更大的还款灵活性。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07年6月26日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有诸多华尔街大银行首脑参加的晚宴。所有人都对市场中的过度冒险行为表示担忧，也都惊诧于证券承销标准的降低。银行家们对他们在竞争压力下被迫推出的低门槛贷款和过桥贷款牢骚满腹。我记得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当时说，这类主要提供给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贷款毫无意义，他的银行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劳埃德·布兰克芬也说高盛不会再进行这种交易。而著名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黑石公司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也承认他所得到的条件实在太过优惠，他没有理由拒绝诱人的钞票。花旗集团CEO查克·普林斯（ChuckPrince）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监管者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来阻止某些过分冒险的行为。实际上他问的是：“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来约束我们不要冒这些风险吗？”那之后不久，普林斯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音乐还没停，你就要站起来继续跳舞。”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晚宴中的两个CEO——普林斯和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JimmyCayne），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公司也将陷入困境。在好时光中，杠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形势变坏的时候，杠杆也很容易将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因为它们对房贷类证券的杠杆投资损失惨重。到7月末，两只基金均已覆灭。美国内外，坏消息接踵而至。惊慌失措的投资者们开始躲避特定种类的房贷类证券，导致流动性干涸，给各类投资工具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已经变得臭名昭著的所谓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或曰SIVs。为了便于开展房贷或其他业务，同时将资本金要求最小化，有许多银行设立了SIVs，因为SIVs的资产可以不必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些机构在短期资金市场大举借债，用以购买CDOs之类的一般来说期限更长、评级较高的结构性债务类证券。在融资过程中，这些SIVs通常会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出售给银行系统之外的投资者。这种票据由SIVs所持有的资产作为担保，尽管SIVs常常被设计为独立实体，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列，但为了让这些所谓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ABCP）的买家们放心，某些SIVs仍然与银行保持着潜在的信用支持关系。用短期借款来投资于像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的做法向来就是灾难的导火索，正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一样。但到2007年的时候，数十家SIVs所持有的资产已达4000亿美元左右，都是用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于无形的短期资金购买的。而且，这些资金也确实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投资者们拒绝再延展贷款，即使这些贷款看似有足额的资产担保。像花旗这样的躲在SIVs背后的银行现在遭了殃，恰恰就在它们疲于应对流动性枯竭的危局之时，它们又遭受了资本耗竭的沉重压力。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并非只有SIVs。其他一些投资于债券产品的机构也依赖于这个市场——比如许多缺乏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零售存款来源的专业性房贷机构。它们都是一种所谓影子银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成长相当快，而且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到2007年，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余额已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这些票据发行人在养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之中找到了许多心甘情愿的买家，因为这些机构都急于赚取比美国国债这一类最安全的产品稍稍高一点的收益率。但是，当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垮台，而且房贷类证券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ABCP背后的支持资产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安全。投资者们停止了购买，这对那些拥有长期低流动性证券的投资基金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2007年7月末，当德国的一家专注于向中型工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德国工业银行（IKBDeutscheIndustriebank）所设立的一个SIV无力再延展它的商业票据时，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德国政府出手干预，组织了一次由银行牵头的达35亿欧元（48亿美元）的救援行动。当我们发现以LIBOR为基础的融资市场日渐收紧，我们开始怀疑欧洲银行的境况是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良好。8月6日，随着一家中型房贷机构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HomeMortgageInvestmentCorporation）因无力卖掉它的商业票据而申请破产，世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当房贷类票据急剧贬值（ABX指数中的这个3A级部分在7月末已经贬值到了面值的45%），当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再也找不到买家，证券化业务慢慢萎缩，就在同一时间，银行也开始彼此惜贷，推高了LIBOR贷款利率。部分问题出在这些影子银行市场的特征上：无论是SIV、CDO还是CDO平方，透明度的缺乏使投资者们很难判断这些产品的价值。SIV所持有的4000亿美元的资产或许只有1/3与房贷有关，但投资者们根本没法知道他们所投资的那个SIV到底拥有些什么样的资产。正如鲍勃·斯蒂尔的那句精辟的评价，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同理，投资者们会躲避一切他们认为已经中了房贷票据之毒的东西。从实务角度上说，这意味着就连那些非常可靠的借款人（比如匹兹堡儿童医院或是新泽西收费公路管理局）也会发现它们往常的融资渠道已经断绝。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4）不管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做何努力，市场一直在无情地愈收愈紧。8月15日，美国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国民金融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Corporation）也陷入了麻烦。这家公司的融资靠的也是一个隐晦难懂的市场——回购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它的借款实际上是有担保的。但突然之间，它的交易伙伴们开始躲避它。次日，公司宣布115亿美元的银行备用信贷即将耗尽，顿时令市场惶恐不安。一星期之后，美国银行向国民金融公司投资20亿美元，换取了相当于公司16%股权的可转换优先股。（美国银行将于2008年1月同意买下国民金融公司。）8月17日，面对市场的困境，美联储将贴现率调低05个百分点，降至575%，以应对信贷收紧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作为一个临时性调整，美联储还宣布将银行借款期限的上限调整为30天，而不是通常的1天，直到美联储认为市场流动性已经改善。投资者们对那些令他们紧张的产品避之唯恐不及（乃至将30天ABCP的当期收益率从7月中旬的528%一路推高到了6%），并开始购入中长期美国国债——地球上最安全的产品。这种典型的“逃向安全资产”（flighttoquality）的现象几乎导致8月21日的4星期短期国债产品遭遇流拍，因为对政府债券的庞大需求令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变得太过令人迷惑，乃至于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损失而停止了竞价，真可谓是一种讽刺。由于这次拍卖的竞标者太少，收益率暴涨，尽管实际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不得不向全球投资者们保证，问题的起因是需求量过大，而不是需求不足。最终，财政部以475%的贴现率卖掉了320亿美元的4星期国债，足足比前一日的收盘收益率高了接近2个百分点。次日一早，本·伯南克和我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的要求向他通报了市场的状况。似乎是为了他的总统竞选作秀，多德才提出了这一请求。我还是华盛顿的新人，对这一要求有些反感，我对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在那一年中的迟滞也感到不快。本和我前往多德在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RussellSenateOfficeBuilding）的办公室，与他讨论了市场状况和住房危机。和蔼可亲的多德当时很友好，但事后却在记者面前批评了我，质疑我是否真的明白次贷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我对房贷市场的关注程度要超过这位参议员的想象。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住房问题已经与金融系统交织在了一起，一场远比现在要可怕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房市的问题纠正得越快，信贷市场的稳定就越快。此前，总统已经鼓励我赶在国会在劳工节之后返回之前拿出一个解决房产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计划。在8月31日，布什总统又面对面地叫我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一起带头作出努力，找出那些困苦的房主，帮助他们留住他们的主要居所。作为初始方案，我们宣布扩展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HousingAdministration）的一项工程，还提出了一个旨在方便房贷重组的税率计划。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宗旨是尽可能地减少美国人因丧失房产赎回权而遭受的痛苦，同时又不能令那些投机者或是故意不履行还贷义务的人得到便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的赎回权丧失案例——毕竟美国每年平均有60万套房子丧失赎回权。但我们力求避免那种我们认为可以避免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帮助那些还愿意继续供房，而且在某种方式的债务重组之后还有基本的经济能力继续供房的人。从操作上说，这意味着与某些持有次级浮动利率房贷的房主们合作，他们是有能力负担初始的低利率水平的，只是第一次利率重设抬高了利率，将月供金额提高到了一个他们负担不起的水平。复杂的是，我们发现有许多借款人丧失房屋赎回权都是出于一个令人吃惊却又非常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与他们的贷款人沟通。事实上，在住宅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之后，唯一与借款人有沟通的就是那些住宅抵押贷款服务商，也就是负责收集和处理还款的机构。由于害怕丧失房屋赎回权，逾期未还的借款人之中平均只有2%~5%会对服务商们的通知函作出回应，而那些作出回应的人又很难找到正确的人来帮助他们。服务商们无法应付大批借款人重组贷款的要求。另外，证券化机制也阻碍了房贷的及时重组：因为房主们不再是与一个单一的贷款人打交道。他们的借款已经被切成一个个碎片，分别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令重组程序难上加难。我要求我的特别助理尼尔·卡什卡里负责解决房屋赎回权丧失的问题。他立刻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与贷款人、次贷服务商、咨询机构以及像美国证券化论坛（AmericanSecuritizationForum）和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BankersAssociation）这样的行业顾问机构的会议，目的在于促进各方的沟通，协调各方的行动，以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不希望听到有任何一个完全可以通过债务重组而被拯救的家庭丧失了房屋的赎回权。10月10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财政部公布了尼尔的工作成果：希望联盟（HOPENowAlliance）宣告成立，旨在向困境中的借款人伸出援助之手，鼓励他们与顾问和贷款服务商们合作解决问题。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从未有人尝试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计划并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资助。我们有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紧迫感。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但我们知道形势还会继续恶化。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8到2010年，将有大约180万笔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将重设利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尔与美国证券化论坛和大型贷款机构合作以加速贷款的重组。令人吃惊的是，服务商们却声称贷款的重新安排并不是关键问题。有许多借款人是受其他情况的影响而丧失房屋赎回权的，许多人还背负着过多的其他债务，例如车贷和信用卡账单。当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菲尔·斯瓦戈详细审查了贷款的情况，他发现贷款本身往往并不是丧失房屋赎回权的唯一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有太多的借款人并不是拿到了错误的房贷，而是住进了错误的房子。”但贷款的重新安排依然是一大要务，我们敦促房贷行业加速进行贷款重组。考虑到问题房贷的庞大数量，贷款机构不可能再一笔一笔地单独处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简洁高效的解决方案。很早就觉察到了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提议冻结利率浮动。在财政部联合希望联盟和美国证券化论坛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之后，我于2007年12月6日宣布，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将在2008和2009年重设利率的次级贷款之中有多达2/3可以通过再融资或重组的方式快捷地转化为借款人负担得起的新贷款。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5）我的声明只是当天白宫的一个发布会的一部分，在那次发布会上，布什总统也公布了一个计划，宣布将那些有条件留住房子的房主的贷款利率冻结5年。总统还解释了我们的服务扩大计划，尽管也犯了一点小错误：在公布咨询热线时，他把“1-888-995-HOPE”说成了“1-800-995-HOPE”。后来才知道，后面这个号码属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基督教家教材料供应商。尽管这个开端不那么吉利，但确实有很多人通过拨打热线电话而得到了帮助，保住了他们的房子。但是，就在我们为利率重设问题大费一番周折之后，利率却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美联储开始大举降息。到2008年1月末，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中旬时的525%砍到了3%。希望联盟受到了各方政治人士的批评。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拯救房主这个概念，尽管希望联盟并不动用公共资金。许多民主党人和支持提振房市的人又抱怨说我们做得还不够，但很多（来自立法者的）抱怨只是做做姿态罢了——直到2008年末，国会也没有对斥资预防房屋赎回权丧失现象的计划给予任何支持。希望联盟并不完美，但我却把它视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就。政府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也会令整个社区一蹶不振，贬低仍在供房的那些房主们的房产价值，毁掉就业机会，引发一股下行旋涡。希望联盟工程帮助非常多的房主修改了贷款条件或通过再融资而转换成了固定利率贷款——单在2008年的最后3个月就有70万人之多，其中有超过一半是次级借款人。随着希望联盟的壮大，它囊括了手中掌握着90%的次级房贷的大批房贷服务商。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我们无力帮助那些有更严重的经济问题的人——比如失业者。随着信贷危机的延续，我开始担心消费信贷的放缓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衰退。由于对8月份的信贷风波心有余悸的投资者们不再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人们更难获得各种各样的贷款——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或教育贷款。银行在被迫将从前通过资产支持票据融资的那些贷款放到资产负债表上之后，突然之间开始吝啬于发放新的贷款。在2007年的整个秋季，市场始终风声鹤唳，前景难料。9月中旬，英国房贷机构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向英格兰银行寻求紧急救援，激发了挤兑风潮。那时候，我刚巧已经安排好了几天之后的一次英法之旅。9月16日，我首先飞往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和他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注意到，这位法国领导人是从政治角度看待金融市场的。在他看来，政治领袖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公众的信心——而且，他把罪过都推到了评级机构的身上。我不敢苟同。“评级机构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告诉萨科齐，“但很难说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他们。”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萨科齐的正确之处：他意识到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知道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安抚大众。而且，评级机构确实需要改革。总的来说，我所看到的法国总统是一个迷人而又极富幽默感的人。他拿许多曾经为政府工作的高盛领导人开起了玩笑，还说或许几年之后他也应该去高盛找份工作。我很想知道今天的他是怎么想的。***在整个夏天，美国大型银行的隐性杠杆所蕴藏的风险令我越来越担心。尽管像SIV这样的实体表面上不在资产负债表之列，但银行往往会通过备用信贷支持等方式与它们保持联系。在遭遇融资困境的时候，SIVs将被迫求助于它们的发起银行，或是廉价甩卖它们所持有的资产，这会大面积地伤害各种各样的市场参与者。我要求鲍勃·斯蒂尔、托尼·瑞安和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为私人部门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他们所提交的计划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流动性增级管道（MasterLiquidityEnhancementConduit），简称MLEC。（这个名字有点拗口，所以媒体干脆称之为超级SIV。）原理非常简单。私人银行要建立一个投资基金，从SIVs那里购买评级高但流动性低的资产。凭借最大型银行的明确支持和财政部的鼓励，MLEC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而融资。有了安稳的融资渠道可用于持有长期性证券，MLEC就可以阻止恐慌性的抛售，帮助市场回归更合理的价格，令现存的SIVs得以有条不紊地停业清算（winddown），继而恢复短期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只需将每一个人动员起来。行业领袖们对这个计划的反应不尽相同。最终，在2007年10月15日，也就是在首次聚首之后的一个月，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宣布由它们和其他一些银行联手投入不低于750亿美元建立MLEC。但这一宣言却遭遇了媒体的质疑。批评者们预言这个计划永远也没法顺利实施，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银行依旧各自为战地处理自己的问题资产，要么把它们放入资产负债表，要么把它们卖掉。坏消息堆积如山。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公布了第3季度的惨淡业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亏损或是利润的大幅降低，对第4季度作出了令人绝望的预测。在美国，美林是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大银行。10月24日，美林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季度亏损——23亿美元，不到1星期之后，CEO斯坦利·奥尼尔引咎辞职。接下来是花旗银行。11月4日，花旗宣布继上个月的59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之后，本月可能再度面临11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查克·普林斯随即默然下台。（到2007年末，约翰·塞恩将接替奥尼尔，维克拉姆·潘迪特则接替了普林斯。）次日，也就是11月5日，惠誉评级（FitchRatings）宣布公司正在审查3A级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心由这些公司承保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证券（有许多以住宅抵押贷款为支持）会遭遇一波降级风潮。假如资产背后的保险不再可靠，那么银行就必然会因为减计这些资产的价值而遭受损失。随着交易者们押注于美联储会进一步猛烈降息的预期，美元贬值，欧元和英镑则创下了新高。从危机开始的那一天，我就寄希望于银行能通过融资来增强自身在困难时期的防御力，许多银行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10月份，贝尔斯登与中国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达成了协议，约定两家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10亿美元。这将令中信证券掌握贝尔斯登6%的权益，并赋予它继续增持39%的期权。12月份，摩根士丹利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99%的权益，美林则宣布向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TemasekHoldings）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股权，外加追加购买6亿美元股票的期权。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6）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克己自治。10月份，雷曼兄弟和美国银行以惊人的171亿美元债务融资加上46亿美元过桥股权融资收购了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Archstone-SmithTrust），一家全国性的公寓楼物业投资和运营商。就在这笔虚华的大交易宣告完成的同时，整个经济却在一步步滑向低谷。能源价格一飞冲天，油价逼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费者信心与新房销售率和房价一样节节下滑。美国，这台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耗尽能量。不稳定性将市场完全摧毁了：在11月1日至11月7日之间，道琼斯指数先是下跌362点，5天之后又上涨117点，继而又在最后一天下挫361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元的疲软。到11月中旬，美元相对欧元的价值已经比上一年下跌了14%，达到了1欧元兑146美元的水平。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那个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我分别飞往南非开普敦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提振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会议在这个时候召开真是恰逢其时。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因为它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占据了全球GDP的近75%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沟通并打消它们的疑虑。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有幸在我的宾馆房间里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进了早餐，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二十国集团峰会代表们都住在开普敦郊外的一处叫做旺多姆酒店（HtelLeVendme）的休闲胜地，我的房间恰好俯瞰着大海和一片高尔夫球场，前一天我还忙里偷闲地到这个球场赏了一会儿鸟。一度，周小川和我还走到了阳台上去欣赏南非夏日清晨的壮美景色。我一直在催促中国推进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进程，提高向外国竞争者的开放程度，但周小川现在告诉我，鉴于美国市场的混乱，中国不打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开放资本市场。但周告诉我，他坚信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将有所进展。二十国集团会议后不久，我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正式会议之前，我和我的副幕僚长泰亚·史密斯（TaiyaSmith）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经历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数月谈判之后，泰亚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谈，以便让我作最后一把努力，促使中国提高外国人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上限。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不要再人为地维持人民币的弱势，理由是这种弱势货币阻挠了市场力量帮助完全依赖于廉价出口品的中国经济恢复平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归因于它的货币政策，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缺乏储蓄，正是这一点最终转化为我们庞大的进口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同步，其他一些贸易伙伴，特别是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也开始抱怨日益膨胀的贸易失衡。我再一次提出了我经常提出的观点：一种反映市场现实的货币是中国延续经济改革和进步的关键。这将缓解中国日渐增大的通胀压力，刺激国内市场的发展并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性。吴仪直视着我对我说，她在这个时候对提高持股比例上限的事情无能为力。但她马上又接着说，我对货币问题的看法很有道理。她对这一问题没再多说什么，但我已经知道，我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到华盛顿。我们在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以及打击非法采伐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我目睹人民币一路从2007年12月的1美元兑743元升值到了2008年7月中旬的681元。中国的突然转变不仅对中国有益，也有助于遏制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但对金融市场来说，坏消息依然在日复一日地堆积。11月中旬，美国银行和梅盛集团（LeggMason）宣布将斥资上亿美元向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支持，由于从SIVs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债务，这些基金元气大伤。尽管公众一直将货币市场基金视做最安全的产品之一，但也有某些基金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而大量持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