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

前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备质证。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这本《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冰鉴》和钩玄提要的《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举重若轻之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语，以应"前言"之属。（作者系湘潭大学教授、《曾国藩学刊》主编）散 文(一)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泪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报，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疒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根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回三才。严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虚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现朱小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所诠次也。其义例不无可攀，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目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本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闭焉不阙。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按古者三物之教，则训信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能？余放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篇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土，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被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匾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子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回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岂不有命！药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骛字袅。群儿苦诵，自瞑达朝。上公好士，维汪与曹。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铦如刀。济辈力逐，一虎众猱。曹司一终，稍迁御史。一鸣惊天，堕落泥滓。坎坎郎官，复归其始。群雀款门，昨(上皿下龟)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维君不羞，复乃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伐肝荡肺，与命为仇。被发四顾，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海，战鼓殷酣。(犭兆)夷所躏，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忄炎)。寅岁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佘哦。忽瞠两眸，曰余乃颇。沥胆相要，斧门掊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非君谬寻，谁云逮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煮鱼大嘬、宇内两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训。韩焊庄夸。孙卿之酝 鏖义斗文，百合逾奋。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导曾不愠。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 讵敢相卜？骨肉寇仇，朋游所讶。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导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以君毅魄，岂日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子一滴，庶摅我悲！　　召悔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木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成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盖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捷，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枚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明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左钅右上囱下心)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扌宛)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告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被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土，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资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讠华)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肯，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馀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老，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断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物之骤为之而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也。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己两试于礼部，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馀日，乃得尽窥其藏。甚战！人不易知也。将别，于是为道其深，对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思效焉，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细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极扩充追琢之能，虽有周公之材，终弃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贤士，或以德称，或以艺显，类有以自成者。而老筠仙躬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犹若鉏铻而不安其无所成者与？匠石斫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径尺之材以为榱桷，不阅日而成矣。及至伐连抱之梗枏，为天子营总章太室之梁栋，经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俞大，就之前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且所号为贤者，谓其绝拘挛之见，旷观于广大之区，而不以尺寸绳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与时物相发，力足以与机势相会，此则众人之所共睹者矣。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过，迟久而后进。殊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徙；其力造焉而无扦格，则亦不失于今名。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湖乡当乾隆时，人才殷盛。邓笔山为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为礼部侍郎，而谢芗泉先生为御史。三人者，背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时和坤柄国，声张势厉，家奴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御史君巡域遇焉，押之出而鞭之，火其车于行，世所称"烧车御史"者也。　　其后二十诗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县令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迁四川知府。又十馀年，而谢吉人邦鉴复以进土出为江南县令。吉人，御史君之孙，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将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为诗送之。吉人乃索予为序，而乞言以纠其不逮。于是拜手告曰：　　于今长人矣。四封之内，尊无与二。堂上颐指，堂下趋者百人。所识穷乏，仰而待命。设馆以延宾友，貌敬而情离。即有不善，彼所谓趋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谏，或谏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处于众人之上，而聪明识量又诚越而倍之。前有唯，后有诺，于是予圣自雄之习，嚣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术以餂我。内之傲者日胜，外之欺者日众，兹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贱治单父，孔子曰："子何施而众悦？"对日："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鲁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东汉庞参为汉阳太守，先候隐居任棠。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抱儿孙伏户下。参会其意，曰：'冰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故古人之学，莫大乎求贤以自辅。小智之夫，矜已而贬物，以为众人卑卑，无足益我。夫不及求造已，而一切掩他人之长而蔑视之，何其易与？《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朊，或哲或谋，或肃或(一撇一捺)。"谓求贤而终不能得者，非笃论也。今震泽宰左君青峙，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谙事而不计利害。子往试求之，必有所以益于者。友仁以顾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绳祖武，又以绍诸乡先辈之徽。"无弃尔辅，员于尔福"。青峙，子之辅也。抑吾闻江南为仕宦鳞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尽交其贤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被，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讠皮)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进唐先生南归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末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庄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处材不材之间乎？"旨哉斯言！可以寿世矣。虽然，抑有未尽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韬匿者，去健羡，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弹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进取者，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厄之，实则厚之。材，钓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　　我年伯壁斋先生，天之处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读书，有大志。既冠，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优等食饩。屡踬场屋，贡人成均。试京兆，仍绌。权当阳校官数月，儒术济济，翕然景从。其居乡也，外和而中直，不恶而人畏之。优伶杂剧，至不敢入境。谚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闻也。先生孝友可以施于政，尊行可以加入。课徒而得，与校而上慕附，处于乡而不肖知劝，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长袖而回旋，其展布当何如？顾乃蹭蹬棘闱，连不得志。前岁己未，恭遇栗恩，臣僚得荣其亲。维时先生之家嗣观亭前辈，既由翰林官西曹，两世封赠如例。而先生犹以有事秋试，迁延不得请。于是先生橐笔乡闱，十馀役矣。从游之士得其口讲指画，或皆扶摇直上。而现亭前辈昆仲皆得庭训，而翔步词林，后先辉映。独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骋骐骥不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于科名何与轻重？其达观内外，何尝不明青紫如糠秕？然终不自画，诚欲有所白于时，而又恶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复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厉之耳。以志则如彼，以遇则如此，此岂尽有司之咎哉？盖所谓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外囗内禾)者，荡然无馀。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鸿渐之羽，激昂云路，扬厉中外，拒不快于志而裨益于时？而所发既宏，所积渐薄，天与于前，或断于后。精神有时而竭，福荫有时而单，是亦琢玉研木之说也。谓能优游林泉，颐神弥性，如今日也乎？谓能泽流似续，光大门阀，如今日也乎？　　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寿辰。次嗣君雨山，与余为同年发，谬相知爱。将称觞介寿，嘱余以言侑爵。吾闻君子之事亲也，可以无所不至。独称其亲之善，则不敢溢词以邻于诬。君子之于友也，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逾月而吾祖母弃养。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其略，使咏春追埋清幽，且叙其内外家之系而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满妹碑志　　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称之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殇。明日，吾儿子祯第相继亡。妹生于世十岁，儿三岁也。即日瘗诸居室之背，高嵋山之麓。吾母伤弱女与家孙，哭之绝痛。间命诸子曰："二殇之葬也，无碑以识之，即坟夷级隆，谁复省顾者？"国藩敬诺。亡何，系官于朝。公有执，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适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触其夙疚。怆然不自知何以为人也。于是粗述一二，遗家人植石墓北，且缀之辞，使有垂焉。铭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殇相依宅兹土，狐免安敢侮！　　君子慎独论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直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槐阴书屋图记　　吾师江阴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阴补读之室"，而属人为之图。图成于道光癸卯之厦，时先生方官内阁学土，职思简易。曰"补读"云者，以为统学不夙，仕优而后补之，谦退之词也。是年冬，先生视学安徽。三年还朝，则已掌吏部，或摄户部。又督游于潞河，厘盐于天津，荡涤田赋积亏于两浙。庶政倥偬，刻无暇晷，间遂有巡抚山西之命。于是先生手图而告国藩日："吾昔名吾居室而图之也，将以读吾书也。今五六年间，腐精于案牍，敝形神于车尘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补。则今之悔，又果可补于后日乎？子为我记之，志晋疚焉。　　国藩尝览古音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州之时。虽苏武、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注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外者之珠绝。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对，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根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兴，号为迈古。然如瞧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数贤人者，大抵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职也专，其守法也简，亦常日有馀光，人有馀力。今六部科条之繁，既三倍于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历，或一身而兼数职，一岁而更数役。每夕丑初趋离宫，待漏尽午而后返。曹官白事、判牍，莫夜不休。又以其间宾接生徒，宴会寮友，伺隙以求终一卷焉而不可得。视数贤人者之处京朝时，势固不悻矣。此先生所用为恍然也。今者先生持节山西，政成而神暇，尽发遗编以补素愿。盖将与数贤人者角其实而争其光。而国藩忝窃高位，乃适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偿，来者不可必。故略述时事，令异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书》孔氏疏云："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辽东、乐浪、三韩之地，西抵辽水。"而胡氏谓曰："汉武所开乐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羲和所宅，朝鲜箕子所封。皆应在青州域内，不仅辽东而已。"据此数说，则禹时青州，逾海而兼营州之地。理若可信。齐召南氏所谓"势固自然"者也。前明辽东郡指挥使，隶于山东布政司。明初，辽东土子尚附山东乡试。厥后，以渡海之艰，改附顺天。而辽东各州卫隶于山东，则终明之世不改。盖亦犹上古之青州，兼辖曹州云尔。　　我朝定宅燕京，与明代同。而辽左为陪都重地，则与前明之二州二十五卫，视同羁縻者，轻重迥别。故勃海之襟带，旅顺之门户，视前世犹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以防盗匪之狙伏，外以慑夷人之闯入，可谓谋虑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赵东昕，建登州设立水师之议。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军机处会议。当事者以迹近更张，格而不行。国藩时承乏兵部，颇知旅顺要隘，宜别置严镇。而不知康熙年间有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亦选附和，未退他议。今观先生《图说》所载实录各条，知国家机务尤大者，列圣庙谟，皆已筹及之。苟能推行而变通，则收功不可纪极也。故述前说以互证，亦以志余不学之耻焉。　　养晦堂记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平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日"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闹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泥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场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火亘)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火昆)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盘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朱慎甫遗书序　　冽阳朱君文休所为书，曰《易图正旨》者一卷，曰《五于见心录》者二卷，曰《从学杂记》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折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干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来诸儒周、程、张、来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学，则已弃举子业，而谁有来五子之求。断绝众源，归命于一。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素其终，折衷于五子。家贫，负助渡湖，招徒授学，取其入以为养。养则独腆，身有饥色，或劝以稍易其途，从事于时世所谓辨物流文林字之学者。足以倾(马戒)耳目，植朋广誉。君笑日："吾于科目且弃而背之矣，其又屑觊彼耶？"卒以不顾。日抱遗训，以自镌留其躬，绳过无小，克敬以裕，暗然至死而不悔。　　呜呼！君之于学，其可谓笃志而不牵于众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义》、《三传备说》诸篇，今都不可见。其仅存者，又或阙残，难令完整。其《易图正旨》推阐九图之义，与德清胡谓、宝应王懋guong氏之论不合。山居僻左，不及尽睹当世通人成说，小有歧异，末为(左上米左下系右页)也。予既受谈终篇，因颇为论定，以治乡人知观感焉。　　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往余读《史忠正公集》，见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遗书五通，又什一回绝笔一纸，其言至深痛，不可终读。盖视杨忠愍公狱中家书，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抚朝公奏请以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域、新昌、上高六县。以六月三十口锐师翔于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问。而温甫亦积劳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异疾至南昌。兄弟相见，深夜愔愔，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寝剧，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复还瑞州营次。　　瑞州故有南北两城，蜀水贯其中。刘腾鸿军其南，温甫与普承尧军其西北。贼于东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吴坤修之师，自奉新至东路，始合长围。掘堑周三十里，温甫则大喜："吾攻此城，久不举。今兹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丧。入里门，宗族乡党争来相吊，亦颇相庆慰。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温甫既出嗣叔父，以咸丰八年二月降服期满，复出抵李君续宾迪庵军中。李君与温甫为婚姻，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是时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扫刮绝，李君威名闻天下。又克麻城，蹴黄安，喋血皖中，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席全盛之势，人人自以无前。师锐甚。温甫独以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时时与李君深语惊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时上。竟以十月十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呜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师，千里赴援，摧江西十万之贼而无所顿；今以皖北百胜之军，苹良将劲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适丁其厄，岂所谓命耶？常胜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有退师以图全。营垒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图脱免。岂所谓知命者耶？遂缀词哭之。词曰：　　(角黄)(角黄)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穑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徐。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挟艺干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诙，万花齐笑。世不喜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相外相背，逝将去女。一朝奋发，仗剑东行；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埙篪鼓角，号令风雷；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弟后李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划潜剜桐，群舒是嘬。岂谓一厥，震惊两戒！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入，君子六千。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四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予于道光甲辰寄诸弟诗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谓弟澄候，生庚辰岁。午君谓温甫，生壬午岁。老沅谓沅甫也。　　欧阳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老，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世。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皆承索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什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煮伯深、淑浦舒素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　　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整之馀，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土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竞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脐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没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上声殳下言)咳其例者乎？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上声殳下言)咳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散 文(二）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苟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来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现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换有来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号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齿斤)(齿斤)焉而未有已。吾现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请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水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阁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偏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读，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口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人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土，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骊之文而退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学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世。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庄子》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庄子》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六籍播于秦火，汉世摄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艺取土，我朝因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族别其劳，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扬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乾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超前世矣。　　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诒余弟沅甫。沅甫重写一册，请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句绝而章己之，间亦厘正其谬误，评骘其精华，雅与郑并奏，而得与失参见，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　　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民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细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十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代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外门内必)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孽孽，以求所谓育物之六，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访、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新宁刘君墓碑铭　　君讳时华，字廷材，号宝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宁。曾祖有义。祖儒禹，府学增生。父世贵，太学生。家贫，为商贾，化居以自给。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劳市廛，乃跪请曰："大人直少休。兄学且有成，弟弱，儿愿代父劳而服贾矣。"遂游资于江汉之间，量物度时，广取而节用；后人而往，先人而归；家用阜康，亲以大悦。父病，在视终宵。医者言痰咸可生，淡则死。君辄以手承痰尝之，味淡，因大哭。父没，母亦前卒，则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继母。归自武昌，继母不泽，长跪自陈迟归之咎。继母病，服劳达旦，营治药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继母没，则推其所以事亲者以事长兄，而蓄季弟。兄病，调护年除。兄卒，弟后卒，则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后两家孤儿皆成立，两嫠皆旌表于朝，寿皆七十、八十，涕泣颂君之德不敢忘云。　　新宁，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粤之交，巨岭层峦，穹窿杂袭，郁饶而不得少舒。自古未闻伟人杰士出于其间，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纤啬，有唐魏之风。独君与江太公一峰，轻财好义，不屑屑于自殖。江君之子溢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抚；而君之子前渠，今为直隶总督；并有勋伐，为时名臣。盖褊陋之俗一变，而山川之气昌矣。当君初贾异县，颇求饶益以娱亲心。既而经纪有方，智足以扩其业，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资财，随手散去。一以济物为功，息耗都不普省。乡里除道成梁，捐金钱惟恐不赡；施药疗疾，惟恐不周。尝遇益阳大水，买小舟拯百人，蒿葬数百人。新宁大饥，饩邻里亲旧粟，日半升，全活无算。又尝修育婴堂，建忠义节孝打，皆县中前此所无，自君创之。城东北有义冢，岁岁常以冬春培其(阝也)茔，而植其仆碑。城南有义塾，器物缺乏，常于君家取给焉。人或谓君："岁入几何？施诸人者什七，而自谋不及什三，后将难继。何不颇买田宅，为子孙稍立基业产'君笑谓："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为？吾以人情为田，以培养上类为种。耕不计年，获不计世。庸讵知留路子孙者，不更大乎？"逮君没而门内鼎兴。　　君子四人：长名长佑，即荫渠也，以拔贡生历官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次长佐，某官；次长伸、长健，某官。孙某某。曾孙永柞、永棋。天子褒长佑功，赠君暨君之祖父皆为光禄大夫。君配郑氏，暨祖妣荣氏，妣李氏、曾氏，皆为一品夫人。盖君言于是果验。为善之报，抑何捷也！郑太夫人恭俭宽仁，悉秉夫教，姒妇娣妇寡居，敬之，终身有思纪。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寿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寿五十有九。是岁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宁西乡杨溪村之驾岭。昔道光丁末、戊申间，江忠烈公尝为余称道荫渠之贤，兼述其世德。及荫渠入京，闻亲之讣，求余文铭其墓。展转兵间，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铭之。铭曰：　　举世奔利，独行抱义。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饥溺；内抚诸孤。仁心难谦，百优一愉。孰云不显，在幽弥馨；孰云无报，如影随形。神觌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为国干城。削平寇乱，鼎祭钟铭。自无锡宠，褒荣先陇。夫彝之南，万山环拱。我表其吁，来者钦竦。　　国朝先正事略序　　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记述阙如，用为叹憾。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因属给事从子应符写其目录，得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馀人，积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自别京师，久从征役，而此目录册者不可复睹。同治初，又得鄢陵苏源生文集，具述其师钱给事于《征献录》之外，复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不仅钞撰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前此二百馀年，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编摩于汴水，次青成业于湖湘，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达人杰主，其灵爽不可终阅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火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火昆)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是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馀；写寺庙扁榜，多至千馀。盖虽寒酸，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酸酱亩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站非圣祖馀泽陶冶于无穷也。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庆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音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中告成。　　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上济周家雅颂誓诺之林，不允足壮矣哉！　　重刻茗柯文编序　　武进张大令式曾，将重刻其曾祖王父皋闻先生《落柯文集》，而以写本示余，属为之序。　　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球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　　皋闻先生编次七十家赋，评量殿最，不失铢黍。自为赋亦恢闳绝丽，至其他文，则空明澄彻，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监临，褒讥不敢少溢，何其慎欤！　　自考据家之道既昌，说经者专宗汉儒，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甚者低毁洛闽，披索疵假。枝之上(艹下鬼)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临文刚繁征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名曰汉学。前者自矜创获，后者附和偏诐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辨《说文》之谐声，剖晰毫芒，固亦循汉学之轨辙。而虚衷研究，绝无陵驾先贤之意萌于至隐；文辞温润，亦无考证辨驳之风。尽取古人之长，而退然若无一长可恃。意其蕴蓄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敛焉而欲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欤！　　张氏之先，两世贤母抚孤课读。一日不能再食，举家习为故常。孝友艰苦，远近叹慕。自粤贼纵横，东南糜烂，常润等郡，室庐荡然。张氏之穷约，殆有甚于畴告。书籍刻板，皆摧烧不复可诘矣。余昔读张氏诸书，既钦其笃行；兹重览《茗柯文编》，乐其复显于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　　君，穷年磨厉，期于有成。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允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河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曰(口高)(口高)，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瘖哑，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暂离则不怡，有请则如响。然后知夙昔之备资府君，盖望之厚而爱之笃，特非众人所能喻耳。　　咸丰二年，粤贼窜湘，攻围长沙，府君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未几，国藩养母丧回籍，奉命督办湖南团练。明年，又奉命治舟师，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穷乡，志存军国。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粗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弃养。阅一年，而国华殉难于三河。又四年而国葆病没于金陵。朝廷褒恤，并予美溢。而国藩与国荃遂克复安庆、金陵两省。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教，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　　初，国藩以道光间官京师，恭遇覃恩，封正考暨府君皆为中宪大夫，祖妣暨先母皆为恭人。逮咸丰间，四遇覃恩，又得封赠，三代皆为光禄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战绩，兄弟廖膺封爵。于是曾祖腐君儒胜，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候爵；曾祖姚氏彭，祖姚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呜呼！叨荣至矣！　　江太夫人为湘乡处上沛霖公女，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馀年，僖曩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大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茶业工贸。吾劳于内，请地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谐语以解劬苦。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日二十二日葬于下腰里宅后。府君以七年问五月初三日葬于周壁冲，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于台洲之猫面脑。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没。府君视病年馀，营治医药，旁皇达旦。季曰骥云，推甘让善，老而弥恭。无子，以国华为之嗣。后府君王年而没。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继逝。诸于今存者，惟国藩与国潢、国荃三人。诸孙七人，曾孙七人。于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纪德，垂荫无穷。而小子才薄能鲜，忝窃高位，兢兢焉谁不克负荷是俱云。　　湖南文征序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请书而传请世，称吾爱恶悲份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排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非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来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来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定，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棋于择术之道欤！　　江宁府学记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店，规制粗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贻继督两江，赓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词、尊经阁及学宫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敕既周，初终无懈。　　冶城山颠，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曰朝天宫。盖道士把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秦时诸畴，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之坛，帝皆亲往郊见。由是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子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箓禁咒，征召百神，捕使鬼物诸异水，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宫，名曰"朝天"。亦犹称"上清"、"紫极"之类也。　　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甿庶。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诸馀，燔烧话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原夫方士称天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造粤贼称天以们群神而毒四海，则又道士辈所不及料也。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殛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亦以时勘定，乃得就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贤先儒。将欲黜邪(匿心)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藏有定位，緌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未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孔子告曾子、予更，述老聃言礼之说至矣。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背本，所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妙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肄乡饮大射礼于冢旁，至数百年不绝。又乌有窈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　　吾现江宁全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屑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褥祀之事，固已峻担而不惑。孟子言："无礼天学，贼民斯兴。"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廪廪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　　遵义黎君墓志铭　　君讳恺，字雨耕，晚自号石头山人，遵义黎氏。曾祖国柄。祖正训，禀贡生。考安理，举人，山东长山县知县。长山君二子，长曰恂，字雪楼，云南大姚县知县；君其次也。雪楼厚重寡言，气盖一世；君则倜傥通易，周览群书。兄弟间自为师友。长山君少遭不造，备历艰险，既见二号之成，乃大欢慰。二号翼翼趋承，食必佐馂，(而贵)必奉槃，应唯婴儿也。　　嘉庆十八年，逆贼林清等倡乱，内煽京师，外起滑县，河南北、山东、直隶震动。时长山君仕山东，雪楼侍于官所，讹言四起。或告于贵州曰："长山破矣，县令殉城死矣，雪楼殉父矣。亲属都无存者，仅存两孺子，漂转吴楚间去矣。"君于时奉母杨太宜人在家，闻则北望号痛，请于母，刻回戒途，赴山东之难。至长山，则阖门故无恙，传者妄也。由是远近以孝归之。君曰："父兄得全，幸也。庸有称乎？"　　雪楼之自桐乡以忧归也，家居十五六年，君晨夕造请，进止雍雍，语或不合，亦敬应之，而徐理之，终无所讲。雪楼尝病喉痹，绝言与食。君午夜祷于宗礻古，泣曰："我不及兄，兄不可死。必死者，请以我代。"'喉亦旋愈。其敬嫂也如严其兄，其训群从如教其于，盖历久而不改，至其终身，亦卒不少懈。　　居京师，有友曾某之丧，新尸狞厉，虽其死亦畏恶不敢近。君就举而敛之；必格必躬，见者感叹。　　君少而善病，长山君雅不欲强之学，而博涉多通，窥见百家要指，以县学生中式道光乙酉科举人，十五年己未大挑二等，补贵阳府开州训导。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卯，以疾卒官，春秋五十有五。卒之曰，囊无十金之蓄。上无识不识，莫不惜君之位，不称其德，又不获吾寿以昌其教泽也，嗛焉若有憾于天地。至其孝友笃行，餍于人人之心者，则诚服而更无遗憾。然则君之自省与后之论世者，亦可以无憾已。君配张氏。妾吴氏、刘氏。子四人：庶焘，咸丰辛亥科举人；庶蕃，壬子科举人，候选知州；庶昌，以诸生献策阙廷，天子褒嘉，特授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庶(讠咸)。女五人，皆适士族。孙四人。孙女五人。咸丰七年四月，葬君于河西小青棡林。其后阅十五年，庶昌乞余追为之铭。铭曰：　　贤圣盛业，岂贵高名？其道甚迩，事亲从兄。穆穆硕儒，黔南之特。韬敛英奇，以修内则。闻变趋庭，万里戴星；祷疾身代，感彻百灵。胡诚不格？何施不普？化彼枭狼，泽以甘雨。生徒济济，饬尔五常。白华孔絮，馨我胶痒。亦有贤嗣，文行并卓；理石兹邱，永贞乔岳。笔记笔记二十七则（选十三则）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伍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现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赦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老，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李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礻韦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韩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有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上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土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治军。世泽　　主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馀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瑞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徽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信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回："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各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乂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各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各也。人无贤愚，通凶皆知自海，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各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各。吾家子第将欲自修，而免于残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儒经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恺南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现齐儿欲以此为俗邪？"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衰衣大(衤召)，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巨，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低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王昕儒缓，见《北史》，王宪从孙；唐相张镒儒见缓，《通鉴》二百二十八卷。名望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上契之上下系)量长短。以为已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居业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克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调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推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口："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英雄诫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推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嵩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管，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馀。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俱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我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上艹下捕)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率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选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气节·傲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做而不自觉。风节穿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敝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告不作三公而已。"家顾消之不肯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为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场，宋(王景)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以做加入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做在神理在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低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用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什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被其素所扶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放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土大夫之所深讥尔。文　　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留〔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谐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读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一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其九类者，占毕小儒，夫人而能为之。至词赋敷陈之类，大政典礼之类，非博学通识殆庶之才，乌足以涉其藩篱哉？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珠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练，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瓷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友人钱塘戴醇土熙，尝为余言："李伯时画七十二贤像，其妙全在异端一笔，面目精神，四肢百体，衣裙靴纹，皆与其鼻端相准相肖。或端供而凝思，或歌欹以取势，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鳞身蛇躯之诡趣，皆自其鼻端一笔以生变化，而卒不离其宗。"国藩以谓斯言也，可通于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胜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时时有忧危之意，其临文也亦然。仲尼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放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盖深有见于前圣之危心远虑，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释《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一撇一捺)辞，抑何其惕历而深至也！盖饱经乎世变之多端，则常有跋前（嚏之右）后之惧；博识乎义理之无尽，则不敢为臆断专决之辞。自孟子好为直截俊拔之语，已不能如仲尼之谦谨，而况其下焉者乎？后世如诸葛武侯之书读，纤馀简远，差明此义；而曾子固亦有宛转思深之处，外此则辞与意俱尽，尚何谦谨之有？或辞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尝置虑于其间，又乌知所谓忧危者哉？敛·侈·伸·缩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直缩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孙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气恒缩，则词句多温，然深于文者，固当从这里过。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目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目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慨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作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闳其苗之不长而握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言不俟动候之至，而违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君子·小人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能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推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孓孓为义，以硜硜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凝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编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敞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笔记十二篇才德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火；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郎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隐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绿，故现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诚神　　大圣因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通异于庸众。闻《韶》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即至两楹梦奠之际，褥神为巨之请，亦皆守礼循常，较然不欺。其后，曾子易篑，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后世若邵子之终，马、程造人成集，朱子之没，黄、蔡诸子并临，亦皆神明朗彻，不负所学。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兵气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贷，立则仗插，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件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　　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撤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东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难勇。余见准军将上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指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难军以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生忧勤之说，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勉强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土于子顺，于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情之风，莫大乎此。吾之现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忠勤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土、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夫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才用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雨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招。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钻俗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史书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范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平？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空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接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话古籍，职请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阳刚　　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汉文帝　　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邪，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匄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老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戾乎。周亚夫　　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观其细柳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候工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后世西汉若萧望之、朱云，东汉若杨震、孔融之徒，其风节略与相近，不得因其死于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言命　　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故曰"以齐工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皆以人谋而操必胜之权。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与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左鬼右谁之右)其如予何！""天之末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已者之有权。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有"吾已矣夫"之叹，又似以天命归请不可知之数。故其答予服景伯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语南宫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隐然以天命为难测。圣贤之言微旨不同，在学者默会之焉耳。功效　　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日卒）碑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辛未）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道光二十二年在京日记）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拿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续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书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叮咛是也。余近与亲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征之。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有八者，余庚申六月书于日记册中，用以自警。厥后军事无利，每于家书中录此，以诫子弟。芋仙属书居官格言，因录一通。此人者，后四语尤为吃紧，或出或处，不可离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走荣）赢粮至老子之所。老子曰："于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在生尤数数言此。吾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寻行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　　余好读欧阳公《送徐无党南归序》，乃知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东坡读少陵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等句，以谓"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经纶雷雨，关乎遭际，非人力所能强。至于襟期淡泊，遗外声利，则学者人人可勉也。（时咸丰十一年在东流大营）书赠仲弟六则清　　《记》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间，须有一种清气。使子弟饮其和，乡党黛其德，庶几积善可以致祥。饮酒太多，则气必昏油；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弟于此二弊，皆不能免。欲保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俭　　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持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口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明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美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慎　　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债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任。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底之指南。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若嬉游、斗牌等事而毫无忌惮，坏邻党之风气，作子孙之榜样，其所损者大矣。恕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告喜之。曰贫，曰贱，回败，曰辱，曰毁，口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价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生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饶地处人，则荆棘少矣。静　　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长好动，子弟必纷纷扰扰。朝生一策，暮设一计，虽严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静，先求一身之清静。静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火势利之场。乡里之词讼曲直。于我何干？我若强为刮断，始则陪酒饭，后则惹怨恨。官场之得失升沉，于我何涉？我若稍为干预，小则招物议，大则挂弹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敛后辈之躁气，即可保此身之清福。（戊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人才随上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憨、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　　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播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较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悻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末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校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现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充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曰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易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今与直隶多土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喜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牖，而忧节慨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子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和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党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速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读，和者如支河沟治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土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余页官斯主，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土。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坚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勖群上；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音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己巳）诗 词里胥　　牛羊忽窜突，村社杂喧豗。昨闻府牒下，今见里胥来。　　召募赴戎行，羽檄驰如雷。"后期不汝有，行矣胡迟回！"　　老妪捶胸哭，哭声亦何哀！龙钟六十馀，伶什惟一地。　　弱小不识事，黄犊母之随。筋力倘可食，或免一家饥。　　薄命木足惜，儿去伤永离。老妪泣未阑，老翁跪致辞：　　"主事亦云棘，妇人那得知！蝼蚁穴寸土，自荷皇天慈。　　天威有震叠，小人敢疑猜。贫者当故汽，富者当输财。　　便当遣儿去，木劳火急催。所愧无酒食，与吏佐晨炊。"　　贫者勉自效，富者更可悲。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支。　　艹倩艹倩纨裤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赦库)。　　应募幸脱免，倾荡无涂资。吁嗟朝廷意，兵以卫民为。　　守令慎其柄，无使前吏持！此辈如狐鼠，蓁蓁肆恣睢。　　聊为遒人徇，敢告良有司。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　　读书三十年，今来始一试。自抱轮因材，构厦随所置。　　世人苦寒俭，舞袖先择地。斤削不能迁，罂盎各自器。　　君子储百用，多藏如列肆。深厉与浅揭，所向皆如志。　　看本青云主，摩空排健翅。置之承明庐，枚马当偃帜。　　才多厌闲散，翩然去作吏。方今清华秩，骈拇仅云备。　　不如膺专城，张驰从吾意。观鱼莫结网，网过酷于饵。　　治次丝莫求多，绪多乱神智。圣朝沦洽恩，陬噬实渐被。　　可怜蚩蚩氓，(忄右上旬下子)*惺惺还好义。愿君他弟思，随时劳抚字。　　西湖吾未到，梦想若遇之。荷花夏如海，当春万柳垂。　　秋月随潮涌，暮雾天无涯。三百六十寺，岚翠渺迷离。　　君去事幽讨，抉剔发天倪。馀悭收昔遁，奇赏获新知。　　朝餐吸山绿，暮雨张水馆。寻碑嗅梅蕊，独往无人随。　　政成无一事，风流方在兹。怀抱一如彼，江山复如斯。　　此乐可持赠，寄我于首诗。　　乡闾昔根从，殷勤托诗酒。再来长安道，舟车并携手。　　如今弥旷远，脱然绝窠臼。少年尚意气，峥嵘各自担。　　风尘饱所谙，苍然皆老丑。激湍亦已平，真气充户牖。　　相见无藩篱，洒落真吾友。昨夜秋风来，袅袅凉生柳。　　念子当乖离，旁皇如失守。万族各有营，欢聚焉可久！　　意趣苟无违，秦（走氏）如左右。后会知何年，今兹有岁在丑。留侯庙　　小智徇声荣，达人志江海。咄咄张子房，身名大自在。　　信美齐与梁，几人饱（载之车为肉）醢。留邑兹岩疆，亮无怀璧罪。　　国仇亦已偿，不退当何待！郁郁紫柏山，英风渺千载。　　遗踪今则无，仙者岂无给！（去曷）来瞻庙庭，万山雪（白崔）（白崔）柴关岭雪　　我行度柴关，山关惊我马。密雪方未阑，飞花浩如泻。　　万岭堆水银，乾坤一大冶。走兽交横奔，冻禽窜荒野。　　挥手舞岩巅，吾生此潇洒。忽忆少年时，牵狗从猪者。　　射虎层冰中，穷追绝壁下。几岁驰虚名，业多用逾寡。　　久逸筋力颓，回头泪盈把。废邱关　　项王西入关，叱咤何雄哉！鼻息撼山岳，号令如轰雷。　　分茅割大地，驾驭英雄才。六王既立后，三将还西来。　　降臣剖符竹，洪度方洞开。废邱亦善地，百里辟蒿莱。　　桓桓章将军，仡仡貔虎材。奸竖主帷幄，大将终疑猜。　　望夷不足惜，此类良可哀。行人一长叹，万壑悲风回。寄弟　　昔我初去家，诸弟各弱小。阿季髡两髦，觑人眸子缭。　　后园偷枣栗，揉升极木沙。叔也从之求，揖我谓我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