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练北洋军(3)次年１０月，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在彰德府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名彰德秋操。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张彪担任总统官，北军总统官是段祺瑞。两军共三万三千余人。仍由袁世凯和铁良充阅操大臣。１０月２０日袁世凯一行抵彰德，次日接见中外观操者共四百八十七人。２２日至２４日视察作战演习。２５日阅兵，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两军将佐和中外观操人员。事后有人认为中外对这次秋操的溢美之词，多半是由袁世凯盛筵款待所邀买的。 注 释： ①《曾文正公大事记》。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５，页３。 ③袁世凯：《奏第二镇编练已满三年请简员校阅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故宫军务训练档。 ④同②，卷１６，页２。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页４９６４。 ⑥《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２１日。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⑧袁世凯：《保举练兵处司员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故宫档案。 ⑨《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月９日。 ⑩同③。 紒紜矠见《陆军第四镇志》。又见杨士骧《奏陈第四镇训练三年期满请奖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七日。见同⑧。 紒紝矠三镇编成后，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年六月七日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原折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兹节录于下，他说：“臣迭奉谕旨饬练常备军，遵于二十七年冬间拟定募兵章程及营制饷章，并将创练常备军左镇一镇暨右镇马队一标成军日期先后奏报在案。嗣以直隶地方辽阔，边防吃紧，原练兵丁不敷分布，复经臣商准练兵处，将左镇改为第一镇，右镇原有马队四营添足为第二镇，又添募一镇为第三镇，均于本年正二月先后成军，统计每镇步炮马工辎共二十一营，计三镇共六十三营，业经遴派将领赶紧认真训练，期成劲旅，用副朝廷经武整军有备无患之至意。……谨将北洋常备军各镇翼长、统领、统带、管带等官衔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第一镇翼长：二品衔尽先选用道王英楷 步队第一协统领：候选知府张怀芝 步队第二协统领：记名总兵刘超佩 马队第一协统领：通永镇总兵吴凤岭 步队第一标统带：尽先游击王占元 步队第二标统带：尽先守备朱泮藻 步队第三标统带：尽先游击卢永祥 步队第四标统带：尽先游击鲍贵卿 马队第一标统带：尽先参将王怀庆 炮队第一标统带：补用参将田中玉 第二镇翼长：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吴长纯 步队第三协统领：尽先副将马龙标 步队第四协统领：尽先游击陈光远 步队第五标统带：尽先参将杨善德 步队第六标统带：尽先都司叶长盛 步队第七标统带：尽先守备谭振德 步队第八标统带：尽先参将李 瑞 马队第二标统带：补用副将孟恩远 炮队第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徐万鑫 第三镇翼工：副都统衔记名道段祺瑞 步队第五协统领：补用道雷震春 步队第六协统领：补用游击张永成 步队第九标统带：补用都司徐占凤 步队第十标统带：尽先都司唐天喜 步队第十一标统带：补用游击王振畿 步队第十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张殿如 马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国泰 炮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长林 （另有管带六十三人均略） 紒紞矠《户部奏山东改编一镇添练一协经费折》。见同⑧。 紒紟矠《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造呈本镇沿革》。见同③。 紒紡矠袁世凯：《改编淮军各营区分五路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紒紣矠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 开办陆军学堂(1)由于大力扩编军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部下大都升任高级军官，因而急需补充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远远不够用，天津武备学堂又被八国联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因此，在清政府于１９０１年下令广设陆军学堂以后，袁世凯认为是培养私人势力的大好机会，便抢先创办一批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 １９０２年６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督办冯国璋，总办雷震春。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此外，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因此又名“各省将弁学堂”。以八个月为一期，共办三期，毕业学员总计五百四十五人。同时，在保定还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些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均于１９０３年秋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著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分配到第三镇，在炮兵营提任管带。 袁世凯于１９０３年３月作了一个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上奏清政府，拟建立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培养所谓“将材”。但他又认为，“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和大学“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①根据这个设想，１０月，他在保定开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改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第一年招收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二年毕业。１９０６年８月，该堂改归练兵处办，又名“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来自各省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堂肄业生，每年招收六百人。学生在校一年半，完成课堂操场学业后，还要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该管协标统官出具切实考语”。②练兵处据学生考试分数和各镇考语，分别授以副军校或协军校等官衔，③分发到各省新军中补“排长、司务长之职”。如分发不完，仍在北洋各镇充当见习军官。当时，这个学堂在全国规模最大，至１９０９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二千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④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１９０７年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臭名昭彰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由这里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又开办陆军小学堂两所，一在保定，一在姚村。总办为廖宇春。每所学堂一年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毕业。次年２月，又奏设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于１９０４年底或翌年初开学。三年至五年毕业，１９０５年２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加习师范课程，名陆军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总办。学生毕业后，多派往华北、西北和东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教习或监督。同年９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监督为张文元。由各镇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考取兵目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均一年毕业。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⑤１９０６年冬，第一届学员、学兵毕业后，编成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为了轮训在职军官，１９０６年６月在天津韩家墅地方又创办了北洋讲武堂，“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袁世凯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⑥总办为蒋雁行。额限学员一百八十名，分为三班。“每班以三个月为限，周而复始，以次递推”。⑦先后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四十名。该堂还附设学兵营，由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一年毕业，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⑧该营管带先后为卢金山、田中玉。 按照练兵处颁布的陆军学堂章程，陆军大学堂应由练兵处在北京创办。袁世凯对这个规定未予理会，为把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借口大学堂教习“不能不借才异地”（指用外国军官），“在京延订亦多不便”，于１９０６年６月“本大学堂之意”，略事变通，⑨奏请开办保定军官学堂。并未经清廷批准，即以原将弁学堂房舍“先行开课”，“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⑩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限学员四十至六十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限学员五十至八十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这所学堂的开办费二万两，常年经费八万两，袁世凯奏称北洋财力窘困，无法筹措此项经费。他提请练兵处和兵部“设法筹拨”。练兵处、兵部合议结果，只愿“与北洋各分认每年一半经费”。袁大为恼火，立即给徐世昌一信，怒气冲冲地质问：练兵处“有无学员送堂肄业？”如不准备保送，“各半分筹，殊未持平，似可勿劳硕画！”紒紜矠言下之意，你们不出钱，就不要送学员，军官学堂由我一人包办了。练兵处、兵部只得照袁所请，每年拨款八万两。１９０８年，军官学堂名义上由陆军部接办，实际上一直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 开办陆军学堂(2)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１９０３年４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紒紝矠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紒紞矠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紒紟矠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 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３，页１。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１９１９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３９，页３。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紒紜矠同⑨。 紒紝矠《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２卷，第２期。 紒紞矠《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紒紟矠《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1)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２０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１９０１年２６人，直隶占１３人；１９０４年末２１８人，直隶占８５人；至１９０８年４月５５５人，直隶占１７４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１０月８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①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延聘日本教习、顾问花钱少，日本陆军原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它的一套军事制度更适合曾受过德国教官训练过的北洋军。１９０２年３月，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一次选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学，以培养所谓“高级将材”。１９０７年，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担任重要军职，如，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此外他还把１８９９年由北洋选送的留日陆军学生陆锦、蒋雁行、张绍曾、贾宾卿、王廷桢等，延揽至军中，委以重任。对非北洋保送的留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１９０２年１月，袁世凯高价延聘日本军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为练兵顾问，以后又让他兼军政司参赞军政会议议员。９月又延聘金竹弥三彦（炮兵大尉）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骑兵大尉）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兵备处顾问。１９０４年９月立花等人回国后，袁又聘请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为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辅（步兵少佐）和牧野田彦松等为翻译官。同时，每一个学堂都聘请日本总教习或教习，例如： 将弁学堂总教习多贺宗之（步兵少佐），副总教习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习傅在田，翻译官岩田义辉（炮兵大尉）。 速成学堂教习有：近藤义策（辎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译官安藤虎男。另外，１９０４年８月将弁学堂停办后，多贺等人也都转入这个学堂。 讲武堂教习有：鹫见荣治（步兵少佐）、渡濑二郎（炮兵中尉）、龟井甲子藏（步兵少佐）。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2)军官学堂总教习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习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间室直义（炮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次（步兵大尉）、纳富四郎（陆军特务曹长）、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骑兵军曹）、井山谦吉（工兵大尉）、渡边辰（工兵大尉）、宫内英熊（骑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意（三等军医）。翻译官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 宪兵学堂教习有梅津正德（宪兵少佐）、藤林富（宪兵特务曹长）、东元三郎。翻译官高桥寅治（陆军录事）。 军医学堂总教习为平贺精次郎（兼袁世凯的卫生顾问）。教习有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 马医学堂总教习为野口次三郎，教习有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 经理学堂教习大坪恭三（陆军一等主计）。② 这些日本顾问和教习，不少人长期和北洋军阀集团保持密切关系，有的还成为所谓“中国通”。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 在这些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一切都模仿日本陆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所练操法也由德国操改为日本操。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个改变。各种学堂也都是以日本同性质的学校为楷模，如速成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所用军事技术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经理学堂的毕业生甚至还要到日本驻北京的侵略军中去实习。 北洋军所用的武器，除袁世凯创办的德州机器局仿造一些快枪子弹外，绝大部分枪炮子弹都靠外国进口。１９０３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两。这些事实说明袁的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注 释： ①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２０１号第一·极秘。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②故宫陆军部军学司档。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１９０４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１９０５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１９０５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① １９０６年４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１９０１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１９０１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3)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１８８８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１９０６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 释： ①《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５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６，页１。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１９０８年。 镇压景廷宾起义(1)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１９０２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０２年３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１８６１—１９０２），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２４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１９０１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３月３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５月８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７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１９０３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活动。⑥１９０６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赶跑征税委员，将起暴动。１９０７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掀起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总之，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镇压景廷宾起义(2)注 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５月２８日。 ③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８。 ④同③，页１０。 ⑤《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２月２２日、２３日。 ⑥同⑤，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创建巡警１９００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１９０２年５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１９０３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１９０５年９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１０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１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 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３５，页６。 ②《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１９０７年２月６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８年４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７０。 废科举，兴学堂(1)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①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Ｗ．Ｍ．Ｈａｙｅｓ）为总教习，于１１月１６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堂的计划。１９０２年５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Ｃ．Ｄ．Ｔｅｎｎｅｙ）为总教习。８月１１日又奏设学校司，分置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及编译三处。同时创设师范学堂，考选举人、秀才作学生。还命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高等小学堂，村镇设初等小学堂。１９０３年４月，又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派日本留学生黎渊为总办。与此同时，他又奏请普及游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赴日本者为最多。如１９０３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共计６０人，仅次于湖北（８１人），居第二位，占全国所派官费生２７９人的五分之一强。②其中仅８月一次就选派举人或秀才吴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学。甚至他自己也曾扬言要赴日本去访问参观。 １９０４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各省都办起一些新式学堂，而以直隶、湖北、江苏、广东、四川为多。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于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又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③他们的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④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废科举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大清王朝“转危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认为袁、张“所陈不为无见”，并于当年１０月下令自丙午科（１９０６年）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１２月６日，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至１９０６年６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⑨所以，这些学堂本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主要传播的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思想。它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的“新政”服务的。 然而，学堂既采取资产阶级的新形式，便决非封建军阀和官僚所能全部包办，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入学堂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既要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又严禁学生挣脱封建专制政治的枷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恰如当时进步报纸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之滋味，又复从而锁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学堂的开办，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袁世凯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后来差不多都倒转过来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工具。显然，这是出乎他主观意料，也绝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废科举，兴学堂(2)注 释： ①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见《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３。 ②南里知树：《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③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日。见同①卷３５，页２。 ④同③。 ⑤同③。 ⑥罗：《记废科举》。见《庸言》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１３年２月。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４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１２８。 ⑧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八日。 ⑨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 ⑩《苏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２１日。 投机立宪运动(1)１９０５年袁世凯开始投机于立宪运动。关于此事，他的幕僚张一（１８６７—１９４３）有一段回忆：“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①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② 由这一席说可见袁世凯对于宪政毫无诚意，他之所以幡然变计，并非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立场，而显然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日俄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活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１９０８年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失败后，西太后曾对袁表示：“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他明白地回笔说，“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③可见袁参与立宪，首先考虑的是拉拢立宪派，以缓和革命危机。而且，此时立宪派已分化为两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从事非法的活动；在国内又形成了以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为首领的一系。这些人多是官绅，又掌握着一些大企业，操纵舆论，在社会上比康、梁更具影响。他们企图通过某些高官显贵，触动内廷，盼望御赐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张謇看到袁“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早在１９０４年７月就曾写信要求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诸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信中还动以情说：“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④当时袁尚未看准风向，曾复信称“尚须缓以时”。⑤所以，袁和立宪派的结合不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权位全靠西太后信赖、支持。当时，西太后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封建专制社会，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袁与光绪之间还有１８９８年结下的仇怨。袁担心靠山一旦倾倒，光绪帝和青年贵胄上台将于己不利。立宪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巩固一己的地位。当时曾有人指出：“袁世凯与铁良不和，欲借是（指立宪）以倾政府。”⑥可谓看破了他的内心。 袁世凯认定立宪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与自己和整个北洋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便把那种“立宪后，权在人民”的恐惧抛在一边，立即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１９０５年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次年８月１６日，又奏陈预备立宪说：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２６日，又应召进京，参加“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陈奏各折件”，讨论立宪问题。次日，在亲王大臣会议上，他摆出一副宪政权威的架势，信口雌黄地说：“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袁世凯在这里不仅表现出他对立宪政治的惊人浅薄，更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图使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政治溶化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接着，为迎合西太后对君主立宪的拖延态度，他又说“夫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⑦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９月１日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 投机立宪运动(2)为了作好所谓“立宪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１９０６年８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年８月，天津县士绅###，“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紒紜矠他所谓的“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紒紝矠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紒紞矠后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决心要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对立宪派各系，他采取的原则是：顺我者昌，收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异己。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国内立宪派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袁世凯也极力拉拢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而对以康、梁为首的国外一系则表面敷衍，暗中破坏。１９０７年秋，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组成政闻社。当时西太后悬赏银十万两严拿康、梁的谕旨尚未撤消，政闻社为取得合法身份，推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为总务员，并于次年１月迁回上海。他们联络各省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政府速颁宪法，并暗中与袁的政敌肃亲王善耆携手合作，“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紒紟矠锋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凯。因此触怒袁氏。袁入宫面奏西太后说：“政闻社系康、梁所发起。”太后非常震怒，于１９０８年８月下令“严行查禁”。紒紡矠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击。 同时，袁世凯对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则极力加以笼络。杨度（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为王运的弟子，１９０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怀疑为康、梁党羽，未被录取。不久赴日本留学，被东京中国留学生会推为会长，并结识康、梁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开始，他和康、梁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１９０７年冬，他回国办理其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的丧事。袁有意网罗他入幕，乃致电湖南巡抚咨送他入京。１９０８年春，杨抵京，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袁又举荐他到颐和园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从此，杨引起朝野注意。 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委员长，以三年召开国会相号召。他以立宪的解释偏重维护“君权”，他说“各国仅以宪法为民权之保障者，中国则兼以宪法为君权之保障”，如无“君主大权统一之，则必不能使国本安宁，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归心”。紒紣矠他又宣传袁世凯、张之洞是政府立宪的首脑，政闻社排斥他们是不顾大局。因此，革命党人反对他，康、梁责骂他，但他却博得了袁的赏识。 １９０７年夏秋之际，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官僚中主张“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的“渐进者”，一跃而为“急进派”。 同年７月２８日，袁奏请“赴紧实行立宪”，并列陈十事：一、昭大信，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八、中央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州县设议事会；九、办地方自治；十、普及教育。这是他关于立宪的全部主张。９月，他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对立宪更为热心。１９０８年初，“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政府公布立宪年限。他也奏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他以在朝大官僚的身份和在野的立宪派一唱一合，遥相呼应。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则企图脚踏立宪派的肩背，出掌一任内阁大权。他们双方结成的这种关系，为辛亥革命爆发后，攘夺革命果实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金邦平字伯平，安徽黟县人，１８９８年北洋官费留日生，早稻田大学毕业。在留学期间，１９０２年他曾与秦毓鎏等发起组织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主旨。后来因多数会员主张激烈，他遂正式脱会。回国后，入袁世凯幕。１９０６年由袁保举，得以引见，赏给进士，为翰林院检讨，此后成为袁的重要幕僚之一。黎渊字伯颜，贵州遵义人。１９００年四川官费留日生，东京法学院毕业。李士伟字伯芝，直隶永年人。１９０２年自费留日。 投机立宪运动(3)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３８。 ③《汇报》１９０８年，转引自刘桂五：《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运动》，《新建设》，１９５４年１月号。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３，页１８。 ⑤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下，页１６。 ⑥胡思敬：《密陈立宪隐患并筹献三策请修内治以杜邪谋折》。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４册，页１５、１６。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⑨同⑦。 ⑩《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５６４。 紒紜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４，页１０。 紒紝矠同紒紜矠。 紒紞矠《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３日。 紒紟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５０。 紒紡矠《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紒紣矠杨度：《布告宪政公会文》，１９０８年，见《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２。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1)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和支持，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讨好帝国主义。 １９００年，沙俄趁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时机，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一直拒绝撤兵，至１９０３年又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鲸吞东北。为抗议沙俄侵略，全国人民掀起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东京组成“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要求出兵抗俄，义勇队愿作前锋。袁氏拒不接见代表，徒托空言，搪塞天下。他说目前军力“不足以一战”，“须俟三年之后军力完备乃与俄战”，“处今日之势，除缓拒一法，别无好策也”。他还支持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翌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三省，在中国领土上火拼。袁先是呈递密折，后又跑到北京面奏，极力主张“中立”。清政府宣称“中立”后，派他负负“办理中立各项事宜”，划出东北广大地区作为战场，供两个强盗任意蹂躏。在日俄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１９０４年，他根据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的“建议”，与其练兵顾问立花小一郎和日本公使馆武官川重太郎等秘密谈判，决定中日谍报人员合组侦探队，由驻烟台日军守田利远大尉指挥，共同监视和侦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中国方面由段芝贵负责。吴佩孚是侦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１９０５年，沙俄战败，与日本签订和约，公然将其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附属财产和煤矿等，私自让予日本。袁世凯和奕匡力等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为换取日本从东北撤兵，竟然承认了沙俄让给日本的各项侵略权益。事后，袁还吹嘘说，这是对外交涉的重大胜利。 １９０５年夏，因美国政府排斥华工，中国各城市商民广泛展开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害怕酿成交涉，屡次指示巡警总办“压抑风潮”，６月２１日，他传谕天津商会，大意说，“此等事尽可禀请政府向美力争，何必私自为此举动”。《大公报》刊载抵制美货事，袁竟下令禁止发行。此后，应美国公使要求，他于６月２７日上奏清政府，请饬各省严禁抵制美货。 １９０７年秋，他担任外务部尚书后，独揽外交大权。在出卖利权时，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①１９０８年，在全国收回路权运动的热潮中，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支持出卖沪杭甬铁路。 先是，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于１８９８年签订了苏杭甬铁路借款草约。银公司（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为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资成立的机构，专揽中国铁路利权。义和团运动后，江浙人民坚决要求收回苏杭甬路自办。在人民要求的压力下，盛宣怀于１９０３年５月致银公司代表壁利南函，指出英商办路已逾期多年，再“予限六个月，不办不复，草约一概作废”。银公司“收函以后，既不答复，亦不即办，按之公理，彼已默许”。②１９０５年，江、浙绅商分别组成铁路公司，集款数千万，着手筑路。不久，银公司见英德津镇铁路借款取得厚利，突然又催定正约，借款“夺路”。英国公使朱尔典支持银公司，多次到外务部恫吓要挟，强行“逼借”，甚至无理指责中国拒借款是“排外仇洋”。③外务部惧于全国反借款斗争的浩大声势，不敢贸然允诺，而采取延宕手法，拖延二年之久，不得解决。袁世凯接任尚书后，公然支持银公司的路权要求。他上奏说：“当时既欲议废，自应索取凭函，方能作准……欲指为默认，勾销前案，直自欺耳，何能强人必从？”又说：“中国势处孤危，即能谨守约章，讲信修睦，犹恐不足以自保，矧敢轻弃成议，自启纷扰，庚子之乱，中为殷鉴。”④在义和团运动后，西太后已成惊弓之鸟，见到袁的奏折，立即表示同意，并命令他迅速了结此案。袁表示“无论各省官绅如何抵抗，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庶打破此关，则异日借款办他省路矿，自无人敢再出头梗阻”。⑤他一边要求清廷发上谕，严禁人民反对借款，解散各地拒款会。一边以“剿办江浙土匪”为名，奏派夏辛酉率领北洋巡防营二十营南下，驻扎浦口。夏辛酉死后，由程允和统率，程死后，又由张勋接管，此即民国以后“定武军”辫子兵。 同时，袁世凯指示外务部侍郎汪大燮，又提出“部借部还”（即由邮传部借还）和借款、造路分为两事办理（即“借英款，自己造路”）的方案，以欺骗人民。并把江浙代表许鼎霖、张元济等人邀至北京，软硬兼施，企图迫其同意。但代表们坚持“不借外债，仍归商办”的原则。袁世凯便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于１９０８年３月奏请把苏杭甬路改为沪杭路，并悍然与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总数为一百五十万英镑，还特别规定“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选用英人作总工程师”。⑥实际上完全满足了英国的路权要求。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2)日俄战争后，美国和日本、俄国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鉴于此种形势，袁世凯仍然采用李鸿章的老办法——“以夷治夷”。所不同的，一个是联俄制日，一个是联美德制日。当时，美国极力拉拢清政府，修改了排斥华工的法律，并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还特别笼络袁世凯，企望袁氏作为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人。袁心领神会，竭力主张把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开发资源的种种利权许给美国。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０８年，在他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Ｗ．Ｓｔｒａｉｇｈｔ）谈判，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瑷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⑦由于日、俄视东北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使袁世凯借美国以“牵制”日、俄的计划终于落空。与此同时，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怂恿下，袁世凯又进行所谓“中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原来，威廉二世为与日本、英、法、俄等国在中国竞争，于１９０６年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昌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中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⑧袁明知威廉二世的建议是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可是这个建议符合他的“以夷治夷”的政策，于是便直接向西太后密陈。在取得西太后的支持以后，他于１９０８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探讨把中美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使命。 袁世凯的上述活动，赢得了美国和德国的欢心，却引起日本对他的强烈不满。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联美活动，当唐绍仪赴美经过日本时，日本政府一面设计拖住唐绍仪，使不能如期抵美；一面则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为特使与美国国务卿罗脱直接秘密谈判。⑨及至唐绍仪于当年１１月底抵美时，日美勾结完成了罗脱—高平换文，双方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暂时妥协。唐绍仪被冷落了，酝酿中的“中美德同盟”也完全成了泡影。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１９０８年２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３月１５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紒紜矠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紒紝矠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１９０８年６月１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紒紞矠 注 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２册，页８７０、８７２。 ③《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同②，页８６１、８６２。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３。 ⑥同②，页８６３。 ⑦克罗莱（Ｈ．Ｃｒｏｌｙ）：《司戴德传》（Ｗｉｌｌａｒ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２６。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３，页３７。 ⑨李约翰（Ｊ．Ｇ．Ｒｅｉｄ）：《清室逊位与列强》（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３５年版，页１０７。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５册，页２８６—２８７。《日本外交文书》第４１卷 ，第１册，页８２。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3)紒紜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２。 紒紝矠《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紒紞矠同⑧，页４８。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1)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１８６３—１９３３），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１８９２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１９０３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１）恣意加重旧捐税。自１９０３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１９０７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１９０９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２）滥增新捐新税。１９０３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４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１９０４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１９０９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３）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０３年增至１３７．７８，１９０７年达３５５．５９。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１９０９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４）强夺“中饱”。１９０２年９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１９０３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５）摊派公债。１９０５年１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是全权经纪人。李死后，盛想继续把持，而不愿拱手交给袁世凯。袁恃强巧取豪夺，全部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此基础上他还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 （１）夺取经营铁路的权利。自１８９６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起，盛宣怀一直担任督办大臣，他通过出卖利权，举借外债，大发横财。袁世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利薮，况且铁路又被视为“新政之主脑”，自在必争之列。１９０２年１月他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８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经他荐举，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无事可作，终在１９０６年２月被裁撤。１１月，清政府改定官制，新设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为左右侍郎。当时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１８６９—１９３３），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１８９４年中进士。１９０３年考经济特科，名列一等。当年由唐绍仪荐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绍仪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等要职。他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为历任尚书所信赖。１９０７年，他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其属下有叶恭绰（誉虎）、赵燧山（庆华）、龙建章等一帮广东籍官吏。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中他能自成一交通系，操纵左右时局，实发轫于此。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2)自经营铁路的权力转入袁党手中后，铁路借款和收入便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如关内外铁路营利，规定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提用。袁接办后，经汇丰允许，每年从营利中提二成拨归北洋，为办铁路巡警等费用。其余存款只要经汇丰同意，也可“任便挪用”。１９０４年营利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其中有一百三十万两为袁挪用为练兵费，“以济眉急”。⑦ （２）夺取轮、电两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也是盛宣怀久久经营的企业。为了尽快控制这两个企业，袁世凯于１９０２年底趁回项城埋葬其生母刘氏的机会，取道信阳，专程到南方走了一趟。他先到武汉会晤鄂督端方，参观汉冶萍铁厂和兵工厂，又乘船到南京，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晤商，旋赴上海会晤盛宣怀等，商谈招商局、电报局事。袁世凯借口两局附属北洋，于１９０２年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１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把电报局接管，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向北洋报效官款。以后，袁氏还企图把两局“改官办而不还商本”，实际上就是打算吞没盛的股本。盛施展买办手腕，鼓动一些股东“以股票让外人”，然后又故意出面调停，这才打消了袁的主意。 （３）开平煤矿为李鸿章所创办，“虽有商股，实同官产”。１９０１年该矿督办张翼以“加招洋股”为名，将矿出卖给英商。次年，袁世凯奏劾张翼擅卖疆土，革职查办，并企图乘机将该矿夺到自己手中。由于英商反对，终未能实现。日俄战争后，中国各地开展收回矿权运动。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因建议袁氏速办开平附近矿区，以与英人竞争。袁对此深表赞许，乃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周学熙（１８６５—１９４７），字缉之，安徽至德人，为周馥第四子。１９０１年在山东投靠袁氏，曾创办山东大学堂。次年，随袁至天津，首创工艺局，开办官银号、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及高等工业学校等，一跃而成为北洋集团实业界头号人物。时人有“北周南张（謇）”之称。滦州煤矿公司于１９０７年５月正式成立，为官督商办，共集资本约三百万两。⑧除由袁世凯一次拨给官股五十万两外，另加学款三十万。其余“商股”大多是北洋文武官吏。袁氏以北洋大臣的政治力量，多方扶植，与开平矿作业务上竞争。至１９１２年６月，由朱尔典撮合，开平、滦州两公司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袁克定任董事长。在筹办滦州煤矿公司的同时，袁世凯还以收回矿权为名，将原来临城矿务局总办钮秉臣、会办龚照屿和比利时商人、芦汉铁路总公司代表沙多（Ｍ．Ｊａｄｏｔ）订立的办矿合同作废，并惩办钮、龚二人，而另派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比商谈判。唐去职后，由继任津海关道梁敦彦接商，于１９０５年签订合办合同。⑨袁世凯又派梁敦彦与德人汉纳根（Ｖｏｎ Ｈａｎｎｅ－ｋｅｎ）谈判，中德合办井陉煤矿。梁氏离职后，由梁如浩继续接商。后来，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委派津海关道蔡绍基为井陉煤矿督办，道员李顺德为总办，并于１９０８年４月与汉纳根签订合办井陉煤矿合同。⑩另外，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转入袁世凯的北洋官僚之手，由张莲芬主持，辛亥革命后，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都是该矿的大股东。 以上这些煤矿都要从营业额中抽百分之五，报效北洋。同时，在运费和杂税等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因而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如依据商部所颁矿务暂行章程，每矿矿区不得过三十平方里，而滦州矿经袁世凯奏准面积则广达三百三十平方里，将矿脉相连的公私土地一概予以租购。税厘也依开平的先例，每吨煤只缴纳税银一钱，钱八十四文。 （４）１９０２年底，管理户部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商请袁世凯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负责铸币和发行钞票。袁奏调毛庆蕃为总办，于１９０４年正式开业。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办的一家最大的银行并代理国库。名为官商合办，其实所谓“商股”也大都是北洋军阀官僚。该行１９０８年改名大清银行，１９１１年又改称中国银行。此外，袁世凯还派周学熙、王锡彤、吴鼎昌及孙多森（孙家鼐的本家）等创办了银元局（官办）、铜元局（官办）、天津银行（官商合办）、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启新洋灰公司为官商合办，资本最为雄厚，其大股东有袁世凯、周学熙、张镇芳、李士伟、李士铭、王锡彤、孙多森、卢木斋。以上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北洋官府的封建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如周学熙创办的银元局，用一万两纯银，加铜后铸成价值一万四千两银元，利润高达百分之四十。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3)北洋军阀官僚除投资于工矿企业外，还大量购买土地。所以至清末民初，他们大都变成身兼大地主大买办的巨富。袁世凯人在彰德、汲县和辉县三处就占有田地四万亩左右，在开滦煤矿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还有大量投资，据估计至清末他的财产“逾二千万”。紒紜矠徐世昌在辉县占地五千多亩，县城有大公馆，城西三里水竹村有别墅。天津、青岛租界内有大片房地产，仅青岛一处房产即值银四十万两。另外在天津边业银行还有投资。刘永庆原本“家道中落”，清末民初竟成为拥有“膏腴四千多亩”，“周滨市广厦云连”的大地主。紒紝矠王士珍仅在正定原籍就有地九百多亩。陈壁在南苑一处占地二万七千多亩。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除具有地主买办阶级集团的一般共性外，另有两个显著的政治特点： 一、它是地主买办阶级中一个新形成的派系，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欺骗人民，排除异己，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事事都贴上新的标签。实际上，他们是一伙政治奸商，盗用资本主义的牌子，推销封建主义的货色。有时，袁世凯也激昂慷慨地指责亲贵无能和吏治腐败，好像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爱国者”，然而他暗中所追求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更为卑鄙无耻的个人权力欲，借“改革”以沽名钓誉、结党营私。他用这个鱼目混珠的办法，一时骗了不少人，以致当时有人以为他是进步力量，赞扬他为“开明之巨手”。紒紞矠留欧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人劝他实行革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他之所以能骗取革命党人的“信赖”，与他十年来一直披着“新”的外衣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新军、巡警、学堂、立宪等等，确实是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表面看去，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新事物，但是，它们由袁世凯倡办，其阶级本质都是极端反动的、腐朽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展开，只有代表新兴的阶级利益的事物，才称得上是新生事物。而袁世凯集团所创办的这些东西，虽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但始终掌握在已经没落的地主买办阶级手里，反映他们的意志。所谓新政，不是以否定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而是为要巩固旧阶级的统治。正如当时有人所说：“行新政为改革旧政之弊也，不谋于受弊之有众，乃假手于守弊之旧人。政之名虽新，政之弊转烈。”紒紟矠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紒紡矠袁世凯之所以要附丽于资产阶级的新形式，说穿了，不过是为了阻挡和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保存和发展以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１９０３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紒紣矠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紒紤矠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１９０６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 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紒紥矠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4)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紒紦矠继而于６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 “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紓紛矠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紓紜矠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紓紝矠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 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９，页１１。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３０１、３０９、３５８。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７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１３。 ⑧卡尔森（Ｅ．Ｃ．Ｃａｒｌｓｏｎ）：《开平煤矿》（Ｔｈｅ Ｋａｉｐｉｎｇ Ｍｉｎｅｓ），哈佛大学１９５７年版，页９３。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１９。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紒紜矠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１９１８年版，页３２。 紒紝矠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１９１２年版。 紒紞矠《大公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６日。 紒紟矠见《北洋公牍类纂》。 紒紡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４，页３９４。 紒紣矠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２８。 紒紤矠同紒紣矠。 紒紥矠瞿鸿礻几 （１８５０—１９１８），字子玖，湖南善化人。１８７１年中进士，授编修。１８９５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１９０１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紒紦矠岑春煊（１８６１—１９３３），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１９０７年春由瞿鸿礻几 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紓紛矠《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７１３。 紓紜矠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４３年５月。 紓紝矠张一：《心太平室集》，１９４７年版，卷８，页３６。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1)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１９０６年９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１９０６年９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１１月６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１１月１８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２０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１９０７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 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１９０７年８月２４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３１日进京，９月３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2)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务部管部大臣，又极力维护他。西太后每有谘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所提出的建议，又能适合西太后的心意。所以，他在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１９０８年，西太后和光绪帝同在１１月中旬死亡。西太后于１５日病死于仪銮殿。关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实日子和原因，众说纷纭。清廷官方宣布宣布１１月１４日光绪“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此外另有几种说法：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一说西太后自知不起，逼光绪服毒而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而发表的，等等。鉴于袁世凯后来暗杀吴禄贞、宋教仁，以及毒死赵秉钧等人的情况，光绪死在他的手里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无确凿的证据。不过袁曾参与皇位继承的密谋则是真实可靠的。 西太后于垂危之际安排由三岁的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西太后曾秘密征询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⑩并立即派袁克定（时为农工商部右参义署左丞）将此事密告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表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后来，袁又把朱尔典的话转告载沣，一来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增强自己的地位，二来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忘掉夙怨。 载沣（１８８２—１９５７），是光绪的弟弟，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属于志大才疏的纨贵少之流。对于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他愤嫉已久。为把军政大权迅速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拟杀掉袁。善耆、载泽也在背后怂恿。可是他生性怯懦，惧于袁的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下手。为了取得###重臣的支持，他便以袁瞒着他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与奕、张之洞商讨杀袁。奕一听，立即表示反对，张之洞也“反复开陈”，说“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紒紜矠载沣无奈，但又绝不愿袁再留在朝廷里。于是，在１９０９年１月２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 西太后一死，袁世凯本已“不安于位”，大大提高了警惕性。紒紝矠当时，康有为在国外通电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要求摄政王诛袁，以“伸公愤”。各地也盛传载沣为其兄报戊戌年之仇，处决了袁世凯。袁氏消息灵通，对清廷的动静了如指掌。免官的当天早晨，他已备悉罢斥经过，异常惊惶，深恐尚有后命。当时传说有御史弹劾其北洋官费私消事。他深恐上谕发下后被辱，即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往天津依杨士骧。后来，奕匡力、世续等力保无其事，乃于当晚又回北京锡拉胡同寓所。奉诏时，他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次日，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１月６日仓皇出京，没有隆重的送行，也同有尊荣的护送，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大有世态炎凉之感，他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紒紞矠 对于袁世凯下台，北洋将领虽然普遍不满，但毫无公开表示。只有严修曾抗疏请收回成命，但无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由于袁在主持外务部期间有明显地亲英美倾向，日本人认为袁罪有应得，而英国则表示同情袁，并对清廷强烈不满。１月４日，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社论，赞扬袁的不寻常的才能、进步的观点以及对朝行之有效的忠诚。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紒紟矠 袁世凯不愿回交通闭塞的项城，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６月间就迁到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这里原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爱其朗敞宏静”，即购此别墅，加以改建扩允，题名“养寿园”。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见天津某照像馆为他摄此景像，美其名曰：“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鱼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实际上，这是他的韬晦术。他暗中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常通消息，时刻预备东山再起。他曾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紒紡矠这首以咏山水为名的歪诗，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3)载沣放逐袁世凯后，立即另编了两协（一万二千人）禁卫军，派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而自为各军统率，紧紧地抓住中央军权。同时，又进一步剪除袁党，以巩固自己对军政的控制。１９０９年２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紒紣矠３月２３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６月２８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１月唐绍仪被迫乞休。２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馀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特别是北洋各镇，上下各层军官都是袁一手培植起来的，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载沣等曾引用非北洋系的日本留学生替换北洋高级军官。这种尝试，也未能打乱北洋系统，而终归失败。如１９１０年１２月，调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以湖北留日陆军学生吴禄贞（１８８０—１９１１）年接任第六镇统制。但吴禄贞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于１９１１年终被袁派人刺杀（见第八章第二节）。所以，帝国主义者一直把袁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紒紤矠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帝国主义分子“群口相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紒紥矠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紒紦矠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重心的迅速变动，上层的危机更趋严重。袁被赶下台不到三年，伟大的辛革命就爆发了，清王朝从此灭亡，这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的规律客观地向前发展着，把反动派一个一个地送进坟墓。 注 释： ①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８。 ②清政府新官制是：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如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太常、学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名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邮传部。各部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２，页１。 ⑤袁世凯：《陆各镇请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日，故宫军务档。 ⑥《莫理逊致奇罗尔》１９０６年１２年９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ｋｆ 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１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版，页３９７至３９８。 ⑦１９０５年河间秋操，有人密折附片，奏劾袁世凯阅操用龙旗。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７日，给事中陈田劾庆王收受山东巡抚杨士骧贿银十万两，由袁世凯过付，词连徐世昌，折留中。１９０７年５月，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缘无耻，以歌妓献载振。７月１２日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１６日，陈田奏劾袁世揽权营私。８月，御史成昌参劾杨士琦，词连袁世凯。１０月２６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因缘比附。 ⑧《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５３０，页５０。 ⑨《杨士骧行状》，《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⑩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８。 紒紜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１０，页２２８。 紒紝矠同①。 紒紞矠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１１。 紒紟矠《泰晤士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４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 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 Ｓｈｉｈ 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９９。 紒紡矠袁克文：《圭塘歌合集》。 紒紣矠《锡良遗稿》，奏稿第２册，页９４３、１０、３０。 紒紤矠《莫理逊致蔡廷斡函》，１９１１年４月５日。同⑥，页５９２。 紒紥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紒紦矠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８１。 民主革命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1)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在北洋军阀崛起及其势力恶性膨胀的时候，一种崭新的社会力量正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孙中山（１８６６一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清末，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当工人，后来，开垦荒地，经营畜牧业，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读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由于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便经常和爱国青年一起，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民族危机加深，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毅然走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道路。１８９４年秋，他在檀香山华侨中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不仅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且要“创立合众政府”，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君主制。不久，孙中山回国宣传革命，联络会党，扩大组织，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义和团运动后，全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民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１９０４年２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会员有黄兴（１８７４—１９１６）、谭人凤、陈天华、宋教仁等，共推黄兴为会长。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组成，负责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这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大都逃往日本东京避难。当时，在日本有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不少人也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于１９０５年７月到达日本，在各革命团体积革命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倡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受到热烈欢迎。同年８月２０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并组成了总部机关。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后，孙中山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在同盟会的宣言中大胆地设计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庄严宣告：为肃清中国千年专制之流毒，“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同盟会的纲领尽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②这个纲领对殷切希望从封建专制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对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广大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对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发行多种报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历史，热情地讴歌人民起义的英雄事迹，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无情地揭露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丑行和所谓“新政”及“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官僚都是清廷的“豪奴”，并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为保皇党。他们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保皇，诋毁革命，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帮腔。同盟会以其机关刊物《民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对保皇党进行反击；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耍不要实行民主，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与康、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剥掉了康、梁身上披着的迷人的外衣，使许多受改良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③ 孙中山不仅直接领导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也积极地组织国内武装起义。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在同盟会员刘道一等领导下，江西省萍乡、湖南省浏阳和醴陵爆发了会党矿工起义。他们发布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提出“破除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民国”。各路起义军三万余人，在几天内占领了许多重要村镇，屡败清军，形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从长沙、武汉、南昌调集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军因力量分散，寡不敢众，终归失败。但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谅。 袁世凯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贯采取仇视态度。在他被摄政王载沣赶下台以前，除极力推行“新政”，强化统治工具外，还想方设法直接镇压革命。早在１９０４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了自己的坐探。同盟会一成立，他立即密奏西太后。西太后密谕各省督抚“严防乱党”。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袁于１９０６年把天津侦探队改组为探访局，扩大特务机构，到处布满“包探”，缉捕革命党人，并规定“拿获革命党首领赏银千两，一般党徒五百两”。④尽管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还是放心不下，“夙夜焦思”。清政府镇压萍、浏、醴起义不久，即１９０７年２月８日，他给西太后上密折说：民主革命的学说“中于人心”，海外留学生“靡然从之”，开演说会、纪念会，“听者数千人”’“履霜坚冰，渐难收拾”。并建议采取以下“拔本塞源”四策： 民主革命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2)一、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他说：“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力、”’“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二、派人到国外华侨中作欺骗宣传，使其拥护清政府。他说：“应饬外务部招选明白事理、长于口辩之员，优给费用，派赴各国使馆，酌改装束，作游历绅商，分赴著名巨埠，招集华侨演说国家变法自强之理，与国民同舟共济之义，以解散逆党、抵为浮言，并联络各报馆，使海外商民回面向内。” 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于留学生中“安插眼线”。他说：“应请饬下各行省转行海关，严查出国学生，不论前往何国，如无咨送文凭，概不准听其自往，并请旨施下驻日使臣兼留学生监督。重赏购钱，密查学生之附合该党者，分咨各该省原籍，责成该生家属招回管束”，“苟逆党孤立无助，其势自衰”。 四、取缔革命书报。他说：“近来逆书逆报甚多，其尤者如《民报》，如《回天手段》……”“内地总行严禁”’“若按户严搜，必多骚扰；听其滋漫，则隐患无涯”。“应请旨饬下学部编定教科书，将忠君爱国之义，进化合群之理，反复申明，俾家经而户诵之，庶淫辞邪说不得行其蛊惑之方”。⑤ 西太后对四策全部采纳，当天批令“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⑥ 经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日本政府令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开除与同盟会有关系的的中国留学生３９人。３月４日又迫令孙中山离境。８月２１日，清政府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国，名为“考察商务，奖励华侨”，实则作欺骗宣传，妄图断绝广大华侨和革命党人的联系。⑦２３日，清政府又密令各省督抚查拿革命党。 清政府用残暴的屠杀政策并没有把革命党人吓倒，加上上述各种鬼蜮手段也无济于事。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移居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继续积极领导国内革命运动，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１９０７年，先后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以及光复会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１９０８年有钦州起义、河口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安庆起义。１９１０年２月和１９１１年４月又有两次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志士，满怀爱国激情和民主理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革命党”的名声威震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震惊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闻风丧胆，谈虎色变，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过程。如１９０７年安庆起义，“京中王公大臣接警电”后，吓得“心惊肉跳”，各省督抚也“有戒心”“乘舆所至，护卫者数百人，执戈荷枪，如防大敌”。就是一向被人称赞为“有胆”的袁世凯，也吓得忙“将署内人员拍照小影”，出入检查；又把“署前后左右原有小摊以及星卜算命之流，肩挑小贩之属”’“全行驱逐”，深恐革命党人“混入，以行不轨”。⑧ 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陆续派遣会员到各省新军、会党及学堂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的革命团体，积蓄革命力量，为大规模的起义作准备。在湖北新军中，先后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１９１１年初，振武学社改组扩大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秘密联络各营中的士兵，不及半年，便发展社员三千多人。与文学社齐名的共进会，在湖南、湖北的会党和新军中也吸收了许多会员，影响很大。在长江下游各省，除光复会外，还有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的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在袁世凯控制最严密的直隶省，也出现了同盟会员组织的共和会、铁血会和急进会等革命团体，会员分布于保定、天津、北京各地。１９１０年初，共和会会员“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余人”，⑨其中包括北洋第六镇官兵和陆军务学堂学生一百多人。１９１１年春，各团体合并组成“革命联合会”’声势更加壮大。 此外，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山西等省的同盟会员，也都做了许多发展革命势力的工作，积极筹划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长江中下游各省，由于人祸天灾，连年发生严重饥荒，大批饥民流入城镇。１９１０年春，“武汉地方聚集饥民十余万人”。⑩饥民求生不得，除去反抗，再无出路。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抢米事件。１９１０年４月，长沙城乡饥民二万多人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要求减价平粜米谷救命，湖南巡抚岑春竟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饥民愤不欲生，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进而捣毁抚署，砸抢米店，焚烧教堂和洋行，把长沙城里闹得天翻地覆。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镇压，一面将岑春撤职，允许开仓平粜，以平息饥民的怒火。同年５月，为反抗政府滥增捐税，山东莱阳农民揭竿而起，数千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焚毁巡警局董房屋。至６月，万余农民再次涌进城内。山东巡抚孙宝琦急忙调派北洋军第五镇步兵二营及巡防军二营前往镇压，焚烧民房千余问，屠杀数百人。 民主革命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3)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使人民大众和封建朝廷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１９１０年前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呈观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景象。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载沣罢免袁世凯以后，加紧搞假立宪。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０年，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占了多数席位。他们利用自己在谘议局里的优势，于１９１０年２月至１０月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乞求开国会、制宪法、成立责任内阁。载沣本想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他过去既不肯把权力分给“有功”的袁世凯，现在自然更不愿白白送给立宪派。当年１０月，具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在北京开幕，议员共二百人，其中“钦选指定”者竟占一半。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清廷又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奕匡力为总理。阎员十三人，满族占八人，而皇亲贵胄又占其中五人。这个“皇族内阁”一出笼，立宪派及一些汉族大官僚大失所望，整个统治阶层陷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继袁世凯下台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又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所谓清政府已孤立得只剩下一小撮愚蠢的、傲慢的末世贵族了。 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袁世凯，幸灾乐祸地看着载沣陷入绝境。１９１１年３月，他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去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恐亦不易收拾也。”紒紜矠立宪派张謇于６月入京路过彰德，特地去拜访他。他有意拉拢张，以进一步孤立自己的政敌。他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尊从民意而行……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辞别他后，十分欣悦地对同行刘厚生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紒紝矠此后，袁、张之间顿互通情报，实际上订立了政治同盟。 清政府愈孤立，就愈依赖帝国主义。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就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命令，下令将各省商民集股修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夺取中国人民办铁路的权力，转送外人，而不还商民的股本。５月２０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和粤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拍卖了这两大干线。清政府的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请愿，保路会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防保路运动，川汉和粤汉两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便成为风暴的中心，而以四川最为激烈。 ８月２４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数万人在成都举行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不认外债。接着，重庆、嘉定、荣县等数十州县的保路分会相继响应，声势十分浩大。在清政府不断催促下，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伦等。群众赴督署要求释放，赵尔丰悍然下令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三十二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反动派的枪声，成了全川暴动的信号。同盟会员在各州县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各处皆数千人，或万余人”，紒紞矠从四面八方进围成都。成都紧闭城门，“十余日文报不通”。紒紟矠四川的斗争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清政府十分惊恐。端方等奏请起用袁世凯代替赵尔丰，以便迅速扑灭保路运动，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革命党人已乘机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注 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６９。 ②《列宁选集》，卷２，页４２４。 ③同①，页１７６。 ④《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⑤袁世凯：《密陈大计以遏乱萌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故宫档案。 ⑥同⑤，批。 ⑦《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故宫档案。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６日。 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２８。 ⑩《黎元洪呈陆军部报告》，宣统二年五月七日。故宫档案。 紒紜矠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２。 紒紝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页２６１。 紒紞矠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３６６。 紒紟矠《赵尔丰致赵尔萃述四川情形电》，同紒紞矠，页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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