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丸路军副总指挥。 〔50〕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等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 〔5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协定。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 〔52〕李德（一九○○一一丸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 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丸年，李离开中国。 〔53〕“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第十一章 从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会议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当时，我不是中央委员（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战事紧张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员，但听说其他中央委员也是如此）。结果红军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七天。桂军利用人熟、地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三军团以极大困难。我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省境黎平。一军团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内的情况较好些。中央纵队走在一、三军团中间，听说也很困难。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结束统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大军，分为三路长驱直入，我红军仅三万人多一点，丝毫不乱，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时，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从遵义会议后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一九四三年党内学习两条路线，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党内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 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54〕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①，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 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55〕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注:①遵义会议决定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 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打败吴奇伟的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三军团集结在城外西南十余里，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传达和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当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我还同他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红军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建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建新根据地。徐是一九三○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县视察煤矿工作，就便调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刘少奇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我记得刘少奇未参加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苏区。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 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会理会后，张国焘分裂和反张国焘分裂的斗争又来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和四方面军会合及对张国焘的斗争 在会理会议后，全军北进。红军英勇，我一军团主力很顺利地从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击败了刘文辉河防部队；另一部强夺了泸定桥，使全军得以迅速北进。三军团占天全、芦山经宝兴北进，翻越夹金山（雪山），在两河口与张国焘会合。 进到黑水寺时，军委命令我率一部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至石雕楼迎接四方面军主力渡黑水河；三军团主力和军团部留芦花。我率十一团到达亦念，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和徐向前同志。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于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向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坐（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其实我只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生了。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煮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三军团北进，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四方面军之李特（留苏生，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许红军第一方面军干部回第一方面军，采取野蛮的镇压。可是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放回一方面军干部。毛主席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也劝我不要同他闹了。陈昌浩送信给我，要我停止北进。毛主席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来追击。 第二天到了俄界，会合第一军团，真是比亲人还亲。我在这里真正体会到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红军长征出草地 从俄界向西北继续前进时，毛主席每日都是随一军团走在前面，我和叶剑英率中央直属队、三军团走在后面。白龙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特别是腊子口真是天险，原驻有邓宝珊（注：当时驻守腊子口的为国民党的鲁大昌部。）之一个团防守。第二天经过时，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在地，我军的伤亡不知怎样。 由俄界经过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约走了七八天。这一段路虽然不算是草地，但还是半牧的藏族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走在后面的部队更困难。哈达铺在岷县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汉族交界地区，但汉人居住地是落后的农业区。此时，五、九两军团大概约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因时间仓促，没有很好讨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说成彭某某这也是阴谋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为了照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历史，必须保存一军团。我提议部队进行缩编，取消三军团，充实一军团。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我坚决执行了缩编计划，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这些事实也是“只顾个人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吗？难道这也是“伪装”或“阴谋”所能解释得了的吗？ 改编后，一方面军改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这是对外的名称），我为支队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达铺东进时，战胜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也战胜了邓宝珊部及毛炳文军，还有东北军某部。在六盘山高峰消灭了邓宝珊之一个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奋斗，才由哈达铺到达吴起镇，即陕北根据地的边境。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说：“在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予夸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标点是我加的）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信赖。 粉碎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 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正是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张学良十余师向陕北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敌第一线有董英斌军四个师集结庆阳，准备由庆阳、合水夹葫芦河东进；王以哲三个师集结洛川，准备北进；甘泉、延安各一个师驻守。第二线有西北军杨虎城部两个军，还有东北军数师，当时位置不明。 陕北红军刘志丹之二十六军近三千人，鄂豫皖区红军徐海东部之二十五军亦近三千人，这两部分合并为十五军团，驻在甘泉和鄜县间之道佐铺。我随毛主席由吴起镇先行，经保安（志丹县）下寺湾，越梢山直插道佐铺之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两同志，和他们商量粉碎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部队在吴起镇休息三天，尾随我们来路前进。我和徐海东及其他团级干部先到直罗镇一带侦察了地形。我军平毁了土寨子，消灭了套同寨子内之民团。战场的必要准备完成后，我一军团约七千人到套同一带集结。一军团及十五军团预伏于直罗镇南北山内。董英斌军四个师分成四个梯队，经合水、黑水寺向直罗镇推进，每日约进三十里。敌一○九师进到直罗镇我军两面伏击区，受到我军夹击。约两个小时全师覆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一○六师为第二梯队，被我消灭了一个团，余退黑水寺土寨子内。第三次“围剿”即被打破，时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旬。 初到陕北根据地，打这样一个胜仗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长征胜利后的第一个胜仗。甘泉敌一一○师，被我杨得志和贺晋年两个小师（各二千人）围攻近月，敌军亦不增援。我一军团主力和十五军团进占宜川、秋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在该地区解决给养和做群众工作。 直罗镇战斗结束后，约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到瓦窑堡开中央会议，在那次会议后做了有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留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各部围攻甘泉。在一个多月中，做东北军和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俘虏军官高福原（我们到达陕北以前，劳山战斗时，被十五军团俘虏的）。 高福原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经过一星期，高福原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我司令部附近，掷下大批报纸刊物。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外面抗日形势发展很快，高以后表现很好，加入了共产党，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杀害。 张学良由反共转到联共抗日，这件事完全证明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正确，反对了当时的关门主义者。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了，有利于红军东征。从这里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对比：我们在江西时，那样强大的红军和相当辽阔的苏区，但由于王明路线的贯彻，对十九路军采取了错误政策等，使我苏区和红军削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我们到达吴起镇，只存七千二百人，加上十五军团也不过一万三千余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领导下，一到陕北立住脚跟，即粉碎第三次“围剿”，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向国民党的战略进攻。逼迫蒋介石国民党处于被动，引导我党我军、苏区白区工作转人主动。当时，我体会到正确的政治路线威力的强大，最能调动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自己很大的勇气。 东渡黄河 进军山西 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以后，部队的给养等物资问题仍然很困难。这些实际问题，也就经常使人考虑着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这些，对于当时的发展和总的局势都不利。东渡黄河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但是，东征必须保证部队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似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强渡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岸，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主席随十五军团到石楼，我随一军团到留誉镇。 东渡黄河后，我军胜利占领吕梁山之隰县、石楼、吉县，打退了敌军进占绥德、米脂的两个师。这对于陕北根据地可以减少威胁，有利于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元修建的沿黄河的堡垒，一点也没有起到阻拦红军东渡的作用。 敌人迅速集结十二个团于兑九峪，准备向大麦郊推进。如乘敌前进时，首先消灭其先头两个团（一个旅）是可能的。当时没有这样打，而采取对兑九峪三面包围攻击。此役口张得太宽，战斗一天成了相持。毛主席又即改变了计划，乘晋军后方空虚，以十五军团向北挺进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后又挺进到静乐县，宣传北进抗日；一军团进占孝义，向灵石、介休北扩张，威胁平遥、榆次、太谷、太原。这就调退了兑九峪晋军退守太原，阎锡山原进入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星夜东调回晋，使无定河两岸苏区连成一片；迫使陈诚三个军不敢从潼关北渡黄河入晋，而绕道郑州、石家庄乘火车集结榆次、太谷地区，然后逐步南压。待阎、陈主力集结向我进攻时，我军争取了一个多月时间休整，做群众工作。一军团在灵石、介休、临汾之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得现金数十万元，扩兵数千人（河南、山东人多），收缴民团武装、弹药不少。十五军团因行动时间多，扩兵筹款成绩少些，但他们回师时经岚县、柳林，在柳林以南歼敌军一个整团。当敌军迫近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 当阎、陈集中兵力向吕梁山进攻时，我们以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发表了宣言，通电国民党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各公法团体学校，并写专函给阎锡山，说明抗日主张，不愿同室操戈（从这时起对蒋介石、阎锡山等均称阎氏、蒋氏）；说明我们北进抗日，你们既不能原谅，奉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抗日先锋军暂时撤回陕北，请你们派代表前来共商救国大计等等。 东征意义甚大：消灭敌军约三个团，共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竟达五千人，还有俘虏参加红军，共约七千人；筹了四十万元左右的现金；扩大了陕北苏区。这次行动宣传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的抗日主张，对平津、太原学生救亡运动起了积极支援的作用。全军指战员都看出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政治、军事由被动转入主动，向敌人开展了战略上的进攻。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我是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具体工作。 六月西征 东征胜利结束后，红军回师陕北。一九三六年，约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央机关驻瓦窑堡，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主席讲了话。讲到东征的伟大胜利，反对了一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十五军团的本位主义。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我为司令员，没有指定政治委员，但以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成立了红军学校，林彪为校长。 我率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西进。一军团为左路进攻曲子、环县、豫旺，在曲子一仗，消灭宁夏马鸿逵之叶旅。旅长夫妇被俘，给予优遇，放回后，影响很好，对在回族军队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某些作用。十五军团为右路进攻靖边、定边、安边、盐池，四城逐次解放，发动群众，建立了政权。前方指挥部随右路十五军团行动。 八月初，继续西进。右路十五军团进占惠安堡、同心城，向宁夏开展工作；一军团进至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东北军何柱国率一个师和军直属队驻固原城，一个师驻海原，一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线。我军插驻其间，使其互相隔离。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至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我军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及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相信了，我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实行了。 八月中旬，一军团进占平凉（不含）、兰州（不含）之间的隆德、会宁等数城；一部伸出渭源，接援二、四方面军，在通渭一带会合。我率前方司令部进驻海原西北之打拉池。 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并告以东北军四个军的位置；王以哲军驻洛川；董英斌军驻庆阳；何柱国军驻固原；马××军（注：东北军四个军为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军、于学忠军。驻兰州的是于学忠军。）驻兰州城，这些都不会阻拦你们东进。但蒋介石令王均军进至平凉，有向隆德阻击模样；令胡宗南部开西北。你们应全部集结海原、打拉池地区，准备消灭王均部。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 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 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这时已是九十月之间。十月初旬，王均和毛炳文两军尾一军团后追击；胡宗南率五个整编旅向一军团侧击；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何柱国、董英斌两军亦由南向北迫近，此时情况是很紧张的。我认为不打退敌人追击，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局势。遂决定迅速将一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南，十五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北，待胡宗南先头旅深入山城堡时，南北夹击。山城堡在洪德城以西十五里，此地有数户人家，有一股笔孔大的泉水，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在山城堡以西六十里）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该敌先头旅丁德隆部，黄昏才到山城堡，一军团从南和西面向丁德隆旅进攻，消灭其大半。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 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十三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张学良军集结西安，将洛川、庆阳诸城皆放弃。我一军团、十五军团、二方面军之一部，及四军、三十一军开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张学良送来部分棉衣和弹药。 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相继都失败了，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特别是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军事上连续给敌以反击和反攻，政治上迅速地开展了战略进攻，以致东北军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被迫停止内战。时间只有十一个月，这是狂风暴雨的十一个月。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分，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经过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九月一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十二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 注 释 〔54〕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 〔55〕王家烈，贵州军阀。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56〕 卢沟桥事变〔57〕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58〕，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注:①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师；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59〕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60〕。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61〕。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卫立煌〔62〕率四至五个军，在忻口布防。 日军打破平型关、雁门关后，继续向太原前进，在忻口遇到国民党军相当坚决的抵抗。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余架，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营）。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此两战胜利，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八路军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参军者益多。 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63〕，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忻口战斗还在坚持。他们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更不敢向敌之侧后突击。抱着一条死教条：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黄绍竑〔64〕协。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做统战工作。 关于军分会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击溃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十月以后不久就失守了。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十月八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在起草和发表这个指示时，我正随周恩来同志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我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也不知道是谁执笔的。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弼时、左权等数同志在一起闲谈时：“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关于第二次王明路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转移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来电要我回延安开会。到延安两天，王明和康生飞到延安，当晚政治局即开会。在会上，王明讲了话，毛主席讲了话，项英讲了新四军改编经过，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要树立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明确观点，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的义务；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各党各派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他较偏重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日，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着重介绍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说：在抗日营垒中，只能划分为抗日派与非抗日派，不能分为左、中、右派；CC和复兴社〔65〕吓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侵略者，CC和复兴社是抵抗侵略的。从王明这些论点来看，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 在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现在回忆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只是说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第二天，我拿着写就的传达要点问洛甫同志（他那时是总书记，也是那次会议的主席），我回到华北以后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洛甫同志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又过了两天，洛甫同志交给我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我回到华北以后，即按照那个大纲传达的。对这个提纲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我想八路军绝对不能被国民党同化掉，故把云阳镇红军改编时的精神加进去。在这个大纲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传达大纲是中央的决定，不传达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实际，才能对于抗日民族战争有利。在传达和讨论这个提纲结束时，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根据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去办。如给养问题，扩大八路军问题，等等。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66〕，禁止伪币和法币〔67〕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两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七大”期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枣园我对他说过，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毛主席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我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主席说，锻炼了军队。 但是，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反磨擦〔69〕战役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4〕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75〕，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76〕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①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于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注：①百团大战在八月二十日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日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六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三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四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八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注 释 〔56〕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57〕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旧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58〕军事委员会分会，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它是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党在华北敌后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59〕洛川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60〕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1〕傅作义，当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62〕卫立煌，当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3〕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64〕黄绍竑，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65〕CC和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反革命工具。CC团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复兴社的主要骨干贺衷寒、康泽、戴笠等，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66〕本币，这里指各解放区银行在本地区发行的货币。如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币、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币、翼热察边区发行的长城币等。 〔67〕伪币，指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如华北日合准备银行、南京日伪政权的储备银汀贝行的货币，均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交通（后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 〔68〕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组成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三三制”。 〔69〕“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70〕石友三，当时是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秦启荣，当时是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71〕张荫梧，当时是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九十九军军长。侯如墉，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72〕一九三丸年三月至六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准备反共投敌。由于我党在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阴谋当时未能得逞。但阎锡山的反动计划未变，同年十二月，阎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攻新军、屠杀牺盟会干部，积极反共。结果，被我粉碎。 〔7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诡称”曲线救国”。这是蒋介石国民党为掩盖其降旧反共罪行而制造的谬论。 〔74〕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华北日军和汉奸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敌占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 〔75〕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和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手段。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我根据地军民实行的网状压缩包围。 〔76〕西南国际交通线，即滇缅公路，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从云南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与缅甸公路相通。在抗战时期，是我国与国外保持联系的重要交通线路。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宣布封锁滇缅路交通。 〔77〕一九三八年丸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 交 换 条件。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阴谋同上述慕尼黑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78〕一丸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德国对美国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 〔79〕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由皖南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围攻，经过七昼夜血战，军长叶挺被俘，九千多名指战员，除少数突围外，大部英勇牺牲，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80〕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国民党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逐渐转移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一丸三丸年冬季起至一九四三年秋季，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五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青年抗敌决死队；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第二次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这期间，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发生在一丸四三年春季到秋季。这期间，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我党我军有力地打退了这三次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第十三章 解放战争（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撤离延安 “七大”开完，我留在延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参谋长工作。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以后，至当年冬十一月，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三十五个旅，蒋军受到严重打击，他的机动兵力有些近于枯竭，想以开伪“国大”〔81〕和进攻延安两着，一方面从政治上来打击人民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陕甘宁边区我军，压迫我军和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黄河封锁之。这样，蒋介石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华北，加强机动兵力。这是蒋介石当时的阴谋企图。 一九四七年春，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迫改为向山东、延安重点进攻。毛主席坚定而英明的方针是：“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很明显，中央的目的是要以较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大量主力部队。为了鼓舞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继续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战争，滞留胡宗南部于西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大概是十与一之比：敌军二十四万左右，我军二万五千余人。胡部是蒋嫡系，经过长期整训补充，部队比较充实，装备也是头等的，有一定的战斗力。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胡宗南以五个旅进攻我陇东区庆阳、合水地域。我方三五八旅、新四旅、警备一旅约一万二千人，西华池序战没有打好，伤亡一千二百人左右，从陇东撤到鄜（富）县集结，准备直接参加保卫延安。因西华池战斗打得不太好，意见很多。 这时，胡匪主力也正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准备向延安进攻。 我赶到鄜县，向该部队同志讲了全国各解放区战争形势很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意义重大。大家听到保卫毛主席，劲头很大。当时，部队正在开陇东战斗检讨会，我未参加完，即到防卫延安的主要阵地南泥湾检查教导旅设防情形。听了罗元发同志的介绍，就是子弹太少，平均每枪不到十发。同他们商量了部署，认真研究能防御几天，他们说五天。我说，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以后证明，也守了七天。如果有充足的弹药，当然还可能延长守备时间。以后，我仍回到鄜县。 三月十二日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贺龙同志在晋绥，不在延安。我向毛主席说，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主席说：“很好！”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中央又任命习仲勋同志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我为司令员，贺龙同志为西北军区（注：①当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改西北军区。）司令员兼管后方。这时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撤销，周恩来同志等已从南京撤回延安。党中央秘书长为任弼时同志，军委参谋长由周恩来同志兼。此后，我离开了军委，从西北局调了张文舟同志作参谋长。我要三局配备了两个手摇马达小电台，调了几个参谋、译电员，组织了一个小司令部，全部人员五六十人。此时，胡宗南已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兵力，并向北推进。西北局召集了群众大会，习仲勋同志（注：①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是朱德、周恩来，习仲勋是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的话。）和我讲了话，动员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对敌人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号召拥护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匪军。这次动员大会是开得很好的。 在敌人进攻南泥湾的第三、四天时，告新四旅即刻派人到青化砭预伏地区详细侦察了地形。撤出延安的前一天，教导旅也作了同样的侦察。他们在南泥湾的防御战斗和保护主席安全通过拐峁中，都尽了很大的责任。 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已由枣园搬来王家坪住。毛主席对我说，这次撤出延安时，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十八日黄昏，主席离开延安，我们悄悄地送到飞机场。敌迫近离城约七里处，也即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主席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向青化砭前进时，沿途都可听到延河南岸敌之枪声。在主席离开王家坪后，我即到西北局、联防司令部、杨家岭等地检查：房屋都按照主席吩咐打扫得很干净，家具也摆好了。约九时许，我回到了王家坪，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特别要三五八旅大摇大摆地向安塞以北撤退。我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安塞（延安西北）进攻，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 我军撤出延安是最有秩序的，这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人民军队是何等镇静，何等可佩啊！我率小司令部从王家坪东面一条小路爬上山，向青化砭前进，当天午后到达。敌从南泥湾、甘泉进到延安大概用了七天。三月十九日胡宗南进占延安。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斗 我军到了预伏圈的第二、第三天还不见敌军到，有些同志就有些着急，想：不会来了吧？我相信敌人终于会来的。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之整编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以一个团控制于拐峁，旅部率一个团进人我军预伏圈内，约战一小时余，即全歼该敌，缴获了近三十万发子弹，抓了两三千名俘虏，活捉了其旅长。这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第一批礼物。虽然不多，但当时我军弹药奇缺，人员补充也甚困难，实在是太需要了。此役虽小，对我军帮助不少，补充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在陇东和南泥湾战斗的消耗。 毛主席于四月十五日给了西北野战军作战方针，就是：采取蘑菇战术拖疲敌人，逐渐削弱它，各个消灭它。这是总的意图。我们如何执行主席的战略方针呢，这就必须了解敌人的方针，根据敌我双方方针，定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战斗计划。 我们取得青化砭序战胜利后，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青化砭西北，观察敌军进攻动向。胡宗南发现我在青化砭地区，即以主力三个旅从延安经拐峁从南向北进攻（而不由安塞向东），一路向延长、延川、清涧进攻扑了空，一路向瓦窑堡、永坪、蟠龙又扑了空。这时胡宗南已发现我主力在青化砭西北地区，他又不由清涧、瓦窑堡、蟠龙向西分路进攻，而将主力集结蟠龙、青化砭，由南向北进攻；在瓦窑堡、清涧各以一部兵力守据点。从他这些行动中，判明胡宗南的企图是要把我军赶到黄河以东，而没有歼灭我军的信心。以此定下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其特点就是要求每战必胜，粮食、弹药、被服、人员的补充，主要取之于敌人。 当敌人开始行动时，我军已转移到瓦窑堡以西偏北地区集结。敌人扑空后，又回头控制一个旅（一三五旅）于瓦窑堡。这时我军又转移至青化砭西北，安塞以东地区。敌防我向西南发展，胡宗南把永坪、蟋龙、瓦窑堡各部向延安地区及其以北集结；又怕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孤立，故派两个旅由青化砭北进接出该敌。在判明敌之企图后，我以主力埋伏于瓦窑堡以南五里外，至羊马河大道两侧；以精干小部队坚决抗击北援敌于羊马河以南（羊马河离瓦窑堡十五里）。四月十四日，待南撤之一三五旅进入我夹击阵地时，不到两小时，全歼该敌，其代旅长被俘。 胡宗南发现我主力后，集结七个旅分三路由南向瓦窑堡齐头并进，企图压我退绥德、米脂线。我以小部队采取节节向后抗退，将主力乘夜转移，隐蔽集结于蟠龙、永坪、瓦窑堡、清涧之间。我每旅抽出一个连，摆在敌北进道上阻击，将北进敌诱至无定河、绥德、米脂线。我主力争取了四天时间休息。敌刚到米脂、绥德线，我即向蟠龙发起进攻（蟠龙是敌人的一个重要补给点，驻有较强的一个旅）。从五月二日开始，四号晚攻克。消灭一六七旅约六千人，俘旅长李昆岗等；缴获夏季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这是最宝贵的），医药品无数。解决了我军当时严重困难的粮食、衣服、医药问题。等第四天胡宗南部回到蟠龙，兵站基地已一无所有，变为一座空堡。 三战连捷，我军集结安塞地区整训近月，开了庆祝大会。 由防御转入进攻 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提出“蘑菇”战术的指示，要我军在瓦窑堡、清涧、青化砭地区周旋一月。从三月十九日敌占延安时起，到现在一月余的时间里，打了三仗，消灭五个团、三个旅直属队。主席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现在还只磨得他七八分疲劳，一仗还不能顺利地消灭敌两个旅。把打和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整垮胡宗南的信心是大大地增加了。 引诱胡军由南向北进：胡宗南准备六七个旅由延安向安塞及其以北大举进攻。我主力军两天前即已离开安塞地区，从下寺湾、甘泉之间出环县、曲子，越梢山。王震部进攻合水，遇马继援部，未能取得胜利。围攻环县、曲子县，消灭马鸿宾部两个多团。胡宗南害怕我军出西兰公路，星夜集结主力于西峰镇、庆阳，由南向北进攻，抽调延安主力南援。待胡宗南部向环县进攻时，我已休息半月了。即出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恢复三边，马鸿逵部退宁夏。胡宗南部约八九个整编旅尾随追击。我军第一次围攻榆林打援，因敌靠紧未打好，即撤至榆林城东南七十里，米脂以北六十里。胡部又尾追之。我撤至沙家店以北，摆开阵势，八月二十日伏击整编三十六师。一役消灭三十六师两个旅，俘一二三旅旅长。至此，胡宗南号称二十万大军进占延安，半年中，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退守绥德，廖昂师守清涧、延长、延川。 为了威胁敌人后方，命王震率二纵队出南泥湾、宜川、洛川、韩城以南。这时，胡宗南令刘戡退守洛川；敌五兵团裴昌会总指挥率两个旅守延安；整编七十六师廖昂师守清涧原防未动。我主力从绥德上游渡过无定河，控制清涧、绥德公路。绥德敌南撤时，我军出延安、甘泉及其以南，将绥德之敌引回延安。我军主力适时从绥德下游偷偷渡过无定河，从清涧以东侧黄河南进，突然袭占延长、延川，将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所率二十四旅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围困于清涧。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该部被我歼灭，廖本人被俘。 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本应集结清涧、延川地区进行休整，不要再去打榆林了。当时为顾虑中央安全，第二次去进攻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下。且十二月冬临，故停止进攻，这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否则可以多休整一月，新式整军成绩会更大些。 十二月中旬即准备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新式整军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做到了官兵互教。 对于干部的任命，采取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第一野战军中，有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 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 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 缺乏问题。推选的条件是：阶级觉悟，长处短处，指挥能 力。推选和被推选者，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进行反反复 复的评比。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有些是不好的，而且还有坏人。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瓦子街战役到攻克兰州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一、三、四纵队约三万二千人，集结于甘谷驿、南泥湾、临真镇，二纵队一万二千人集结于韩城以东。西北野战军总计有四万四五千人，经过新式整军后，士气异常旺盛。 当时敌军布置是：两个旅困守延安孤城，三个旅守洛川，中部、宜川各有一个旅驻守，共七个旅。我军当时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而围攻宜川打援有八成把握，敌如不援即可打开宜川。我们决定突然包围宜川打援。胡宗南令中部、洛川四个旅全部来援，加上宜川一个旅共是五个旅，每旅平均不超过六千人，这样敌军共约三万人。 二月二十八日已布置就绪，二十八日晚大雪，打了一次电话问一纵的情况。他们说：“雪下得越大越好”。三月一日，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四个旅，无一漏网。三日晚攻克宜川，守敌一个旅全歼。此役消灭敌人五个旅共三万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一次只能消灭敌一个旅，过了一年，一次就能消灭五个旅，这个变化多么大啊！ 此役后，如果有粮食时，可以回师围攻延安，而且围延打援，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没有粮，故未拟议。 当时也想帮助中原区刘邓、陈谢两路大军。故决定经马栏峪出淳化，取邠州，扼断西兰公路。对延安、洛川之敌，留了两个旅交许光达指挥，乘延、洛之敌撤退时截击，但未起到作用，所以这次分兵是不对的。 占领邠州控制西兰公路后，胡宗南从河南调回四个旅，另有广西军一个师（似六十五师）；撤出延安两个旅，逃回西安。我军收复延安，这离我军撤离延安的时间为一年。 我一纵深入宝鸡，破坏胡宗南总兵站基地。这对缩短西北战争，增加胡宗南的困难，起了某些作用。但对马步芳部积极援胡估计不足；对胡从豫抽援部队之快，也估计不足；加以分散了部分兵力，使我深入宝鸡后，回师时弄得很被动，也很疲劳。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四月指示，要把胡宗南军磨得十分疲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指示。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即消失了战斗力，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为了筹粮和休整，又回到白水地区，在蒲城县以北歼灭由韩城南退的一个师。我一野全部即分布在黄龙山区、韩城、中部、宜君、同官、耀县、富平、白水、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四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五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八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兰州，九月五日解放了西宁。十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三个旅，马鸿宾五个团。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月初（大约五六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这一年中，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一年零十八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包括新疆），打了二十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 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 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式整军，已在前面叙述了，不再重复。 注 释 〔81〕伪“国大”，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南京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这一分裂的、独裁的“国民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第十四章 抗美援朝（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82〕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做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第四次战役 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 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二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四十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三千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某夜），我方以四个军一夜突破敌人二十五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四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兄弟般地相互支持。在三年的共同斗争当中，我军与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之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战斗友谊是更加巩固了，国际主义的感情是更加深厚了。 注 释 〔82〕麦克阿瑟，美国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盟军西南太平洋地区战争，战后以“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一九五○年七月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曾叫嚣进攻中国，后因战争失败被免职。-----------第十五章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83〕、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 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拂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85〕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注 释 〔83〕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主席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以及《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另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84〕武昌会议，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昌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草案）及工农业生产问题，通过了《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等文件。本书同页提到：“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这里的“武昌会议”，指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等文件。上海会议，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四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以及八届七中全会的议程等问题，形成了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文件。 〔85〕一九五九年七月，彭德怀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这封信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接着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由于彭德怀当时担任国防部长职务，在批判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附录：万言书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彭德怀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 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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