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四总统合传-2

为了积极搞好募集兵员的活动，总司令部首先在西安设立了战线司令部，李青天总司令和李范奭参谋长等由于要经常与中国方面协商军事问题，留在重庆的司令部，其余大部分要员则参加了战线司令部，于1940年11月将司令部设在西安，着手组编光复军的各个支队。根据组编支队的方针，设在西安的光复军战线司令部在西安地区的光复军总司令部人员之中，选定了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的干部，并自1941年2月起将这些干部派到与日军邻近的交战地区筹组支队。然而在成立一年之后，光复军的发展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因为中国方面无法给予光复军的扩充以必要的财政和军需的支援，而且中国方面希望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联合为一体，而朝鲜义勇队则排斥光复军，不愿与光复军联合。1941年l0月，蒋介石采取措施，将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都置于中国军事委员会统辖之下，让光复军以与朝鲜义勇队同样的条件编入中国军队，然后由中国军方将这两支部队融而为一。中国军事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这一措施，于11月15日向临时政府提出韩国光复军隶属中国军事委员会，由于临时政府绝对不能没有中国方面的支援，所以光复军接受了改编。1942年4月，中国方面派出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将光复军总司令部变成了中韩联合司令部的体制，总司令部的制服等均改为中国式样，光复军由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全权调遣，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中国军队。中国方面决定仍由李青天中将担任光复军的总司令，参谋长则由中国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参谋尹呈辅中将担任，光复军的李范奭少将任副参谋长，与尹呈辅中将一起辅佐总司令。在这以后，十分凑巧的是，1941年4月，朝鲜义勇队的主力投奔八路军，金元凤的势力大大削弱，蒋介石方面对他也不再那么信任，并对之施加压力。于是，1942年5月，朝鲜义勇队被编入光复军后，蒋介石方面为了优待其队长金元凤，授予他少将军衔，任命他担任光复军副总司令。这样一来，朝鲜人的武装部队终于融而为一，中国方面决定改变光复军必须隶属中国军事委员会的主张，在1943年9月作出决定：光复军归临时政府统辖，只是这一决定的具体方案到1945年5月才出台，它就是《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至此，光复军的作战指挥权从属于中国方面变成属于临时政府统帅部，于是临时政府加强了对外的主权，光复军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定。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美苏以北纬三十八度线分裂了朝鲜半岛美苏以北纬三十八度线分裂了朝鲜半岛李承晚历年来反抗日本的侵略，他同样警惕着苏俄对韩国不断增进的野心，苏俄对朝鲜半岛的阴谋，对他并不是一个新的认识。李承晚研究远东历史，洞悉沙俄早就向太平洋伸展势力。1854年，达到西伯利亚沿海区域，继而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东北，俄国急需获得太平洋海港，并力图控制韩国的元山、咸兴等其他的不冻港，同时，俄国对韩国出产的木材、煤、铁、金矿，久已垂涎。更重要的是，俄国的战略家早已明了韩国是在东北亚战略三角区域之中心地位，谁控制了韩国，便可严重地威胁到日本、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基于上述种种理由，19世纪末，俄国作为列强之一，不断企图推翻软弱无能的朝鲜王朝。沙皇尼古拉下令外交部长提出要求，俄国绝对需要一个全年可开放的港口，此港必须在韩国的东南。其野心已昭然若揭，很明显，那里是俄国极需掠取的据点。那时的朝鲜国王高宗，为了避免日本的干涉，足足在汉城的俄国大使馆躲藏了一年，听任沙皇特使的摆布。1905年爆发日俄战争，俄国被打得大败，日本侵占了韩国，最初作为保护国，到了1910年，宣布韩日合并，从而将俄国的威胁推后了足足一代人之久。其后，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接着韩国爱国分子于1919年举行了全国游行示威，造成一种外表上似乎与新兴的苏俄成为难兄难弟的相联关系。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之后，成了苏俄及韩国革命分子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的边境，苏联人与韩国爱国分子并肩作战。若干韩国爱国分子此时到莫斯科去留学，在中国，亦成立了朝鲜民族革命党。1942年，李承晚和流亡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已经发生公开的争执，因为金九坚持要在他的内阁里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1941年12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临时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朝鲜民族革命党故意发出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的宣言，声称由于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组成一个反法西斯集团，并且对法西斯列强作战，所以主张韩国各党各派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李承晚的回答是：对方仅代表少数的韩国人民，他判断这个联合，除了鼓励朝鲜民族革命党之外，并无其他作用。虽然在珍珠港事件不久之后，美参议员吉利曾特别通知李承晚，说明美国国务院未能立即承认临时大韩民国政府，是因为“不愿得罪日本人”。李承晚明白，这个理由应该不再存在，可是国务院的大门对于他们这些爱国者，仍和过去一般紧闭。他不需多加思索，即可推断出：美国的真正顾虑，是不愿开罪俄国。当李承晚和希斯谈话时，希斯告诉他，有关韩国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待到战后同苏联举行会谈后才能确定。他在当时绝没有料到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力量已深入到美国国务院，他以前只知道：国务卿赫尔无意承诺韩国独立的要求，他怕刺激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后期阶段的1943年开始，关于朝鲜问题的大国交易已经开始，早在194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设想过，战后把朝鲜变为托管地。1943年初，《芝加哥太阳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英国外长艾登曾与罗斯福总统讨论过将韩国并入苏联是否可能。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罗斯福总统曾向他建议：韩国也许可以置于由中华民国、美国或其他一两个国家（例如苏联）所组成的托管制度之下。虽然李承晚无从获悉列强幕后秘密谈判的内容，但他已深深地感到不安，1943年6月他非常关切地向美国国务院询问：为什么对韩国与其他流亡政府采取的态度不同呢？有意拖延，欢喜日本，厌恶韩国，这不可能成为国务院的官方理由。那么，为什么韩国被拣出来受到特别的拒绝呢？任何公正的人的回答恐怕都会是，害怕苏联。1943年11月22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宣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的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美苏在起草宣言时为今后的占领意图考虑，使用了“相当期间”这种不确定的措词。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也表示同意《开罗宣言》的内容，表示“朝鲜独立是理所当然的”。1945年春，李承晚发表了一本题为《韩国事件》的小册子，指出韩国临时政府未被承认的理由只能是某些人士急需苏联参加亚洲的战争，承认一事拖延下来，以等待苏联对韩国的明确要求。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他们企图以一个小国独立的命运，去换取一个大国的参战，这种决策若不是出于愚昧无知，便是由于胆怯自私。因此，他们在未能确定用何种条件去取悦一个强大的盟国之前，不愿制定任何对韩政策，这种动机是会贻害无穷的。对苏俄的侵略野心，李承晚已洞烛先机，他大声疾呼，指出了俄国对韩侵略的阴谋。而美国国务院对此阴谋至少是勉强默认的，因为在一次太平洋军事会议时，罗斯福问中国外长宋子文如何估量韩国独立运动的价值，宋外长报告说：“韩国人民太不团结，以致不能形成任何有效的力量。”1945年4月，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大会，李承晚发出下列的备忘录：“我知道：约瑟夫·斯大林的影子笼罩着整个开罗会议，虽然他的身体并不在那里，盟国应该警惕俄国在太平洋的野心，英国的妥协及自私的企图会不利于维持它在东方的领土和地位，美国国务院的大门对于临时政府就如在开罗会议一样紧闭着，而韩国加入联合国将会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国，开罗会议宣言故意含糊其辞，使韩国的独立问题留到战后再行讨论，盟国如此做法只会加强苏联在亚洲所占的地位。”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8月15日致函斯大林，斯大林复函表示“基本上不反对方案的内容”。因为苏联正在期待美国的经济援助，因而同意了该提议。很快，在大国首脑的安排下，“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而被确定下来，由此为日后分裂埋下了祸根，也是民族分裂的开始。当时美苏双方都一再宣称，三十八度线只不过是美苏两军进驻的暂时分界线，不存在政治上的意义。但严酷的事实是：苏美两军虽然同属于同盟国联军，但苏美两国却分别属于东西方阵营的核心国，在本质上两军不能兼容。因此，苏美两军进驻朝鲜半岛不久，三十八度线两侧的交通、电话和电报联系均被切断，人员、物资交流遭到禁止。在美军司令部未按协议运送粮食等物资去交换北方的电力、煤之后，北方停止向南方供电，南北之间的各种往来从此被人为地切断。“三八线”确定以后，8月20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给日本“朝鲜总督”阿部信行下达特别命令，要朝鲜驻屯军负责维持南部治安。在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有23万军队配置在韩国，另外还有三万五千多名警察，牢牢地掌握着朝鲜半岛。其中驻扎在朝鲜半岛的日军分属两个指挥部，北部是日本关东军指挥的军队，南部是日本大本营直辖的野战军和第十七方面军指挥的军队。美军最初计划由驻中国华北的魏德迈中将执行这个任务，因为他对亚洲问题及远东地区有深切的了解，所以把他的指挥部移入韩国是适当的。但是，由于交通困难，加上魏德迈的繁重职务使他在中国无法脱身，1945年8月23日，将此项计划取消。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李承晚成为首位总统李承晚的力量填补了政治真空并成为首位总统1946年的夏天，美国记者们带着讥讽的口吻开玩笑说：“在朝鲜北部，苏联人正骑着一匹野马快速前进；但在南朝鲜，美国拉着一只老虎的尾巴，想不出怎样才能脱手！”这个比喻是有点恰当的。朝鲜北部于1946年秋天，选举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委员长的临时人民委员会，地主阶级已被清算，没收的土地由党委员会分给合格的农民。工厂、矿场、水力发电厂已次第复工，平壤广播电台热烈宣传繁荣的景象，军队正在编练发展中。1946年2月，霍奇采取另一个计划，他邀请李承晚、金九、金奎植和吕运亨等，组成顾问性质的联合委员会，即国民代表民主议院，由李承晚任议长。因为有那个左派分子在内，所以李承晚和金九拒绝参加，他们认为吕运亨只代表少数韩国人，而实际上代表苏联。但霍奇顽固地坚持要成立这个联合委员会，这个临时议会规定45个议员名额，于1946年11月由南部各省选举产生，他们仅有顾问的职权，不得通过任何有关外交的决议案。各省选举结果，李承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45人中，李承晚和金九的追随者占43席。美国军政府主持这次选举，且有警察监督投票，但事后霍奇竟轻信金奎植和吕运亨的谣言，说是“右派恐怖分子”恐吓人民，造成这样的投票结果。于是，他根据联合委员会主席呈上的名单，圈定了45位议员，以保证临时议会的代表性质。圈定的名单公布之后，李承晚去见霍奇，是一次冷淡的会谈，李承晚首先劝霍奇放弃他的做法，而霍奇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允许李来夺权。李承晚当即正色告诉霍奇说：“虽然你在过去已有许多错误，我在韩国人民面前一向替你说好话，但从此以后，我将公开反对你。”霍奇回答说：“美国永远不会因威胁而改变它既定的政策，你必须参加合作，否则，必将失败。”李承晚从霍奇那里出来，就和金九及其他人商议，金九赞成立刻发出通告，他相信，根据1919年大游行所产生的临时政府，事实上是韩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号召韩国人民集合起来拥护它，人民会响应他的号召。李承晚直爽地指出，金九提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说立刻行动的结果，是2000万非武装无组织的人民将与驻韩五万美军发生冲突，万一美军被害，将使美国人民弄不清是非真相，而立刻支持他们处境危险的子弟。李承晚再度提出，惟一能走向独立的道路，是向美国社会呼吁，打动他们的正义感，与新闻界联系争取民意的支持。他提议自己到美国去直接向国务院交涉，他们不会像在韩的美国军政府那样不讲道理。金九等人竭力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主要认为，在过去，李承晚的呼吁并未成功，而对现在的情势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了。李承晚则继续称，他的建议是韩国独立的惟一希望。最后，决定了折中的办法，金九同意李承晚去美国试一试，但是有个谅解，如果他不能及时成功，或迅速带回成功的保证，那么革命计划就要付诸实施。李承晚知道金九的计划是自杀性的，可是他也没法去阻止，因为事实上，韩国人民的情绪非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过他提醒金九，政府间的交涉，时程是很迟缓的，请求给予数星期的时间去完成他的使命，倘无结果，然后执行金九的计划。作出决定以后，李承晚请霍奇协助，让他可以去华盛顿，霍奇宣称他不乐意，因为这次赴美是越过他的头顶，他提醒李承晚，在国务院内他有好几个政治顾问，并且和国务院随时有电报往返。他坚持此行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如果韩国人民对此行抱有奢望，可能更不利。李承晚只是坚持要去，他不便解释给霍奇听，如果他不去，局势将不知道会发展到何种程度。11月15日，韩国左翼报纸宣布了他的行期，夸大其词地说，这个计划要韩国人民负担30万美元，但这笔钱从什么地方来社评中没有提出。实际上，民主代表委员会筹集了50万韩元（约合1万美元）给他作为旅费。12月1日，李承晚在金浦机场搭上为麦克阿瑟准备的专机，从东京飞往美国，途经夏威夷时，李承晚获得了检阅陆军仪仗队的荣誉，12月7日抵达华盛顿，李承晚游说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开始了他请求美国援助建立南朝鲜政府的“外交”活动。韩国亟待解决的纷争问题是很清楚的，李承晚直截了当地提出指责，反对霍奇用非民主的方式，委派四十五名左翼和中间路线分子参加临时议会，而把由民意选举的四十五位议员撇在一边。对于李承晚来讲，整个行动都不是民主及非美国方式的，他不相信霍奇的措置会得到国务院的支持，他终于得道多助。在李承晚赴美国之后，霍奇委派金奎植为议长。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味的事，可以反映韩国的真正民意。虽然议员参差不齐，左翼和中间路线分子占大多数，但是议会通过的第一个议决案，便是反对托管制度。委派的议员有一半同意通过这个议案，惟一投反对票的人是勤劳人民党副委员会长安在鸿，他立刻被霍奇派为南韩临时政府的民政长官，在军政府指导下执行政务。根据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1947年5月21日，苏美占领军代表组成苏美联合委员会，讨论朝鲜各政党建立临时政府等问题，但因在政党资格上的分歧，会议未能取得成果。美国控制下的南朝鲜提出了425个参选政党，比北朝鲜多10倍，而且号称其党员5600万人，比当时南朝鲜总人口1800万多出3800万人，荒谬至极。李承晚系统的“大韩独立促进社”和“韩国民主党”的成员都不超过几千人，但都申报八百多万名，美国企图以这种办法，组成一个右翼占多数的政府。1947年7月19日，吕运亨在汉城乘车时，被一个青年杀死，事实上他是一个活泼和善的人，他想不到会被自己所领导的激进分子杀害。在美苏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强行把朝鲜问题列入1947年9月联合国大会议程，1947年10月，根据美国的提议，联合国政治安全保证委员会通过了设立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的方案。苏联为抵制美国利用联合国达到霸占朝鲜的目的，建议苏美两国军队在1948年初“同时撤离南北朝鲜”，“给予朝鲜人民以自己组织政府的机会”，美国代表于10月18日在联合大会上单方面宣布，奉本国政府之命，提出终止苏美联合会的工作。1947年11月14日，美国操纵联合国第二届大会强行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美国提出不经过托管直接实现韩国独立，决定建立“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派驻韩国监督议会选举，然后在“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监督下实行普选，成立“全国政府”并组织武装力量等。1948年1月8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一行35人到达汉城，2月7日，北朝鲜的民族战线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所谓朝鲜问题决议“不仅要使朝鲜的分裂永久化”，而且要使南朝鲜殖民化和军事基地化，号召人民进行救国斗争，并拒绝“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一行入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于1948年2月26日通过了“在所能进入的尽可能大的朝鲜地区”进行“选举”，也就是说，要在南朝鲜进行单独选举。1948年4月19日，南北朝鲜56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695人（南朝鲜代表395人，北朝鲜代表300人）在平壤召开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政党、社团代表南北朝鲜的1000万政党成员，“中派”领导人金九、金奎植等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代表反对在南朝鲜进行单独选举，表示绝不承认南朝鲜单独选举的结果，也绝不承认和支持这一选举产生的单独“政府”，反对不顾朝鲜人民的意愿分裂祖国。与此同时，美国加紧策划南朝鲜的单独选举，并确定5月9日举行大选，美国向李承晚允诺，只要南朝鲜政府由右派活动家组成，美国愿意向它提供六亿美元贷款。为了使李承晚集团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美国军政府在选举前两周内把美国驻军增加近百分之五十，在军港配置了驱逐舰和巡洋舰，警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多，大选前四天里逮捕所谓政治犯50425名。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两个政权在三八线上剑拔弩张两个政权在三八线上剑拔弩张李承晚政府成立以后，美国宣布结束军事统治，把统治权力移交给李承晚，心满意足地从南部撤出全部美军，只保留500人的军事顾问团，并每年向李承晚政权提供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帮助李承晚建立国防军，扩充警备队，并采取同李承晚集团签订协定和提供援助的方式，继续控制、操纵着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部门。可以说，加紧与美国的勾结，加强李承晚集团的政治统治地位，是在1948年8月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1月间的一大政治特点。这个期间，李承晚集团为了加强其政治统治地位，同美国先后签订了《韩美暂行军事协定》（1948年8月24日）、《韩美关于移交财政及财产的协定》（1948年9月11日）、《韩美经济援助协定》（1948年12月10日）、《韩美联防互助协定》（1950年1月26日）、《韩美军事顾问协定》（1950年1月26日）等五个协定。这些协定把韩国对美国的军事及经济的附属关系合法化，并使美国在韩国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扩充韩国军队来加强美李集团的统治地位，是这个时期的一大政治特点。美李集团在加强政治统治方面，比较突出和集中地表现在扩充军队上。李承晚政权的国军，装备简单，既没有重型火炮和坦克，也没有反坦克武器和空军。1948年9月1日，李承晚便将美国占领军当局建立的“国防警备队”和“海岸警备队”改编为“国防军”，同年11月30日又颁布了“国军组织法”。美国除了把解除日本侵略军武装时收回的大量武器移交给李承晚集团以外，1949年7月还向韩国提供了足以装备五万军队的价值达1．1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同年10月又扶持韩国军队建立了空军。这个时期李承晚集团拨出巨额经费用于扩军和加强警察机构，1949年韩国的“国防治安费”在整个预算中所占的比重高达46％，在仅有的243亿韩元预算中，国防费为134亿元，治安费为109亿元。为了扩大兵源，李承晚集团于1949年1月下令：凡曾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的旧军人，或受过军训的年龄在17岁至28岁的青年，均须入伍服役两年。同年8月6日又颁布了“兵役法”，强迫韩国青年充当炮灰，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韩国军队已增加到十万五千余人，加上经过军事训练的五万多名警察，韩国军警总人数已达十六万左右。此外，1948年11月李承晚集团还成立了一个有两万多人的半军事组织———“护国军”，作为“国防军的预备兵力”。与此同时，韩国军队除了加强“国防军的正规化训练”以外，还把一部分军官派到驻在日本的美军24师，进修轮训。在扩充韩国军队的同时，1948年12月1日，李承晚集团还炮制了“国家安全法”以加强其统治的法令，并拒绝朝鲜北方关于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合理建议，不断叫嚣要“收复失地”和发动“北进统一”的战争。但是，李承晚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极不稳定，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通货严重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政治基础动摇，支持李承晚的势力仅获得国会210个议席中的30席，其余180席被反对派获得。由于美李集团的扩军备战和横征暴敛，这个时期韩国的经济更进一步恶化，工业崩溃，农业凋敝，使韩国人民过着更加贫困的生活。1945年至1948年美国曾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4．09亿美元，但也没有能够使韩国经济摆脱困境。1949年底，韩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1936年的一半。这个时期韩国农民受剥削的情况也相当严重，1945年至1950年受到地主剥削的农户占整个农户的86．2％。韩国当时的总耕地是222万町步（按：一町步合我国15市亩），其中地主占有144万町步，占整个耕地面积的65％，农民占有77万町步，占整个耕地面积的35％。1949年6月韩国实行“农地改革”，虽然分给农民一些土地，但由于韩国当局要农民分期交付“土地偿还金”，在当时农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的恶化，使韩国人民同李承晚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李承晚上台前后，韩国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阶层爱国人士，因反对单独“选举”，曾多次进行要求国家统一的斗争，1948年2月发生了“二·七”救国斗争，同年5月发生了反对单方面“选举”的斗争。有的地区还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开展了游击战争。人民的反抗不断发展高涨，在韩国军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一部分官兵掉转枪口，站到人民的一边，1948年10月发生的“丽水起义”，便是部分爱国官兵拒绝执行美李集团讨伐游击队的命令而发动的。“丽水起义”的主力是韩国第14团的爱国官兵，该团原驻在全罗南道的丽水附近，1948年10月16日，美李集团命令该团派一个营的兵力去济州岛讨伐游击队，并限令10月26日到达，这个命令受到第十四团全体爱国官兵的反对。在南朝鲜劳动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下，该团爱国官兵成立了“拒绝出兵济州岛军人委员会”，并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制定的起义计划是：联合其他部队占领全罗南道的光州地区，然后再攻打汉城推翻李承晚政府，如情况不利，转入智异山地区进行游击战。10月20日凌晨，起义军兵分两路，主力（三千余人）攻打丽水，另一支部队奔赴与丽水相距不远的顺天，争取第四团的支持。当天上午主力部队攻占了丽水，下午起义军在丽水市内召开了有五万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丽水郡人民委员会”，并通过了“人民委员会”的斗争纲领。与此同时，支持这一次起义的第四团，20日晚在顺天成立了“顺天市人民委员会”。10月22日，由第十四团和第四团组成的起义军，乘胜向北进军。当起义军进至全罗南道求礼地区时，遇到国军十个营兵力的阻击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两军对峙你死我活，激战七天七夜，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遭到了失败。政府军在这次武装镇压中，打死起义军民九千四百五十余人，逮捕二万三千余人，但这次起义在韩国人民反对美李集团军事统治和要求民主化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美李集团的反动统治，对当时和后来韩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9年6月26日，已经退出政坛的金九在寓所被枪杀，暗杀者是陆军少尉安斗熙，此人是国防部长申性模的亲信，因此人们觉得李承晚有可能事前知道，但此种猜测迄今尚无答案。金九是爱国精魂铸就的巨岩，他是打破了阶级成见的伟大的庶民。他不是那种光说不做的空谈家，而是尊重行动的实践家。他始终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为祖国做什么事，就是做了点也微不足道，他说每一个韩国人，只要下定了决心，都可以做到他所做到的，他所进行过的斗争与受过的艰难挫折，是在重庆的临时政府的要人们都有过的。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43岁的他到上海参加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内务总长安昌浩的领导下担任第一任警务局长，同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展开生死搏斗。1923年，他就任内务总长。1930年他54岁时组建了韩国独立党，次年又组建了韩人爱国团。这年年底，他派义士李奉昌去东京刺杀倭皇裕仁，为其筹集旅费和制造炸弹操尽了心，1932年1月8日李奉昌的义举失败后，他毫不气馁，于4月29日派义士尹奉吉进上海虹口公园办成了大事。1933年，他57岁时就任临时政府的国务总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临时政府最后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金九作为临时政府主席组建了光复军，并且毅然对日宣战，那时他已经是69岁的民族硕彦了。他是富有人性、人情、人道的思想家，他是毫无外国人气息的纯纯粹粹的韩国人。他以其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斗志，捍卫临时政府始终不渝，一直是引导着极其艰巨的独立运动的总指挥。不少人曾围绕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搞过明争暗斗离合聚散，他却毫不动摇岿然如山，1938年临时政府讨论三党的联合问题时，朝鲜革命党党员李云汉闯入开枪，把他打成重伤，但他对李云汉不记私仇。他说，这都是亡国所致，基本的原因在于凶恶日寇的侵略，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金日成的人民军一鼓作气攻破汉城金日成的人民军一鼓作气攻破汉城金日成所领导的朝鲜劳动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的左派政党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朝鲜国内的“高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完全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金日成所领导的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其他朝鲜人抗日武装队伍也无关系，既与独立军无关，也与光复军无关，但却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息息相关。1918年6月，后来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左派人物的李东辉，在苏联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创建了韩人社会党，1921年1月该党在中国上海改称高丽共产党。1925年朝鲜共产党成立以后，韩人社会党成为党内的“上海派”。1919年9月，金圣勋在苏联远东的伊尔库茨克创建了全俄韩人共产党，为了与李东辉领导的韩人社会党抗衡，该党在1921年5月也改称高丽共产党。两个高丽共产党互相倾轧，自封正统，争相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于是共产国际在1923年对两党均不承认，令其各自解散，在莫斯科另组共产国际高丽部，同时着手在朝鲜国内建立朝鲜共产党。朝鲜共产党成立以后，全俄韩人共产党成为党内的“伊尔库茨克派”。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在汉城建立，金在凤为责任书记，并于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该党从建立伊始，就陷入宗派主义斗争的困境中，党员人数不多，派别却有六个。除了“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开始还有三个主要团体：“汉城派”，由“汉城青年会”演变而来；“火曜派”，以“无产者同盟”为其底盘，他们用马克思的生日———星期二作为派别名称，星期二在朝鲜语中叫做“火曜日”；“北风派”，主要成员是在日本成立的“北星会”中的左翼留学生。后来，宗派斗争愈演愈烈，从各派别分裂出来的乌合之众又拼凑了“ML派”，他们自称马列主义（ML即马列的大写词头），一度控制了领导权。于是，“上海派”和“汉城派”另组新党，与“ML派”争斗不休，极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1926年4月25日，李氏朝鲜的末代君主纯宗病死，虽然国家早已沦亡，但他毕竟是国家的象征，朝鲜人民怀念故国的情绪爆发了，6月10日当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大街时，数万群众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等反日口号，与日本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朝鲜共产党不失时机地领导了这场“六·十万岁示威斗争”，但过分地暴露了党的主要成员，招致日本军警对其展开了四次大逮捕，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12月，鉴于朝鲜共产党思想混乱、人员涣散，已经无法收拾，共产国际干脆解散了朝鲜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共产党于9月11日在汉城重建，主要成员是原朝鲜共产党中的“汉城派”，实际负责人是朴宪永。同年11月23日，该党与南朝鲜新民党、朝鲜人民党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1946年9月6日被美国军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现为平壤市万景台区）的一个革命家庭，1925年移居中国东北吉林省。1926年10月创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1927年8月创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6年5月创建“祖国光复会”，开拓了反日救国的另一局面。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日成于10月10日建立北朝鲜共产党，翌年8月28日，与北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9年6月29日，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劳动党”与朴宪永领导的“南朝鲜劳动党”实行合并，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改称朝鲜劳动党，以10月10日为建党纪念日。后来，朴宪永集团被开除出党。中国东北地区是朝鲜人民武装抗日的主要场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八年抗战开始了，涌现出一大批抗日队伍。金日成在1932年4月25日创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中朝边境不断袭击日军，1932年共发动984次战斗，参加人员13470人次。1934年3月金日成将部队扩大组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中朝边境和朝鲜境内进行战斗，仅1934~1935年大小战斗达一千六百多次，1937~1938年间进行三千九百余次战斗，三年歼敌三万余人，取得挺进国内的普天堡、茂山等胜利。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抗日队伍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中有许多朝鲜人和汉族人并肩进行抗日斗争。许多著名的朝鲜人抗日将领，如李红光、黄云胜、李学福、许亨植等，在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中都有朝鲜人指战员，第一军和第七军中朝鲜人战士约占一半。金日成先后担任第二路军第三师师长、第一路军第六师师长，日寇占领东北全境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处境极为困难，其中的一些朝鲜人部队于1940年初退入苏联境内。一开始他们在奥杰安斯克休养，后来由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所属的侦察局管理，这个侦察局的局长是卓尔金少将，他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一个密林里建了一座兵营来收容朝、中游击队员，对之进行训练以适应行将开始的苏联对日战争的需要。这支由朝、中游击队员组成的部队被称为第八十八特别旅，由东北抗日联军的负责人之一周保中任旅长，他是中国人，原系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这个特别旅的政治副旅长为谢廖金少校，参谋长则由西林斯基少校担任。苏联组建第八十八特别旅的主要目的是，在苏军与日军交战时，利用这些善于打游击的朝、中游击队员搞侦察活动，这些游击队员对朝鲜与中国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只要加以训练，必然有助于胜利。第八十八特别旅在名义上是一个旅，实际上只有二百多人，其中朝鲜人连同其妻子们大约六十名，中国人约有一百名，苏联军官大约有四十名。这些朝鲜人中，有金日成（金成柱）、姜健（姜信泰）、崔庸健（崔石泉）、金策（金天民）、崔贤、安吉、金一、崔用珍、金光侠、徐哲、许凤学、崔忠国等，金日成、金策、姜健、崔庸健等的军衔为大尉。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大军在四千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线出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有步骤地由海陆两路进入朝鲜北部，即刻以最大的速度向南推进，解放了庆兴、雄基、清律、元山等地区，8月27日解放整个朝鲜北部。金日成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随苏联大军入境，在获得解放的朝鲜北半部开始建立人民政权，1948年8月举行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组成最高人民会议。9月2日，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9日，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金日成任首相，同时正式组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即朝鲜人民军。与南方政权动荡不稳的局面相反，北方政权很快得到稳定，农业增产，工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国民生产总规模比建国前扩大两倍。全国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南北两个政权的军队在“三八线”对峙，或大或小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李承晚政权为解脱国内政治的失败，提出北进统一论，吹嘘大韩民国国军一旦北伐，“午餐平壤吃，晚餐新义州吃”。但是，北侧的人民军全套苏式装备，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南侧的国军装备简陋，士气不振，柔弱参差，南北两军的优势对比已经显而易见了。“三八线”上不断发生的冲突，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扩大为全面战争。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李承晚四次连任总统李承晚四次连任总统——专制、腐败的政府大韩民国于1948年8月15日宣布成立，由此进入韩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制。自1948年至1960年这12年间，一直是李承晚任总统，韩国现代史上，把这一时期叫作第一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由李承晚始终推行独裁专制的权威主义政治，所以也称为李承晚时代。李承晚能当选为韩国第一届总统，一是依靠美国的支持，二是依靠在国会内占多数席位的韩国民主党的支持，国会间接选举他当总统。民主党以为，自己为李承晚登上总统宝座立下汗马功劳，可以大举进入内阁，但是，在李承晚政府的阁员中，民主党只获得财政部长官一职。民主党因此与李承晚反目成仇，李承晚失去了民主党的支持，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就成为少数派，统治基础很不稳固。李承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用战争的特殊条件，采取一系列非法暴行，使自己的统治走上了独裁专制之路。独裁总是伴随着腐败，他的政府出现一系列腐败现象。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李承晚政府制定的“国家保卫安全法”，就为李承晚打击左派、清除异己提供了法律依据，15万“左派分子”被禁止活动。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居昌、巨济、咸阳、马山等地，有八千五百多名平民以共产党的嫌疑者为由，被李承晚的军警屠杀。1951年3月，李承晚政府的官员侵吞23亿元的国防费用和五万石以上的粮食，而在前线作战的国民防卫军和民兵却忍饥挨饿，简直惨不忍睹。士兵在前线流血，百姓因饥饿死去，政府官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投机商人聚敛大量财富。李承晚统治韩国12年期间，经济状况一直欠佳，引起韩国人民的普遍不满，朝鲜停战以后，由于美国和“联合国”的援助，韩国经济得以转入“恢复”时期。从1954年到1960年的七年期间，美国及“联合国”对韩国的无偿经济援助共达18．8亿美元，是韩国接受外国无偿援助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5年的9382亿韩元，增至1961年的11844亿韩元。每年平均增长3．9％。但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较高，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9％。因此，国民经济虽有增长，抵消不了人口增长因素，国民生活基本上仍停留在朝鲜战争停战初期的水平，千千万万的失业者使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而在同一时期。韩国周围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尤其是朝鲜北方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使韩国人民更加不满李承晚的反动统治。值得一提的是，李承晚自从登上总统宝座的那天起，就利用种种手段，拉拢亲信，打击异己，操纵“国会”，接连当上了韩国“第二任总统”（1952年8月5日）和“第三任总统”（1956年5月15日）。1952年，李承晚的四年总统任期将满，而他的执政党在国会是少数，如果再由国会间接选举总统，很难保证自己能再次当选。为了连任，李承晚以政府的名义，向国会提出宪法修改案，主要内容是：把总统由国会间接选举改为国民直接选举。这项改宪案遭到国会的反对。于是，李承晚利用战争期间的特殊氛围，以共产党势力反政府活动猖狂为由，于7月份在釜山宣布戒严，组织“白骨团”、“马蜂队”等暴力组织，逮捕五十多名反对派国会议员。然后，在警察和宪兵的包围下，强行通过以总统直接选举为主要内容的改宪案，为李承晚连任扫清了障碍。1952年8月5日，李承晚依据修改后的新宪法，当选为第二届总统。为个人连任而修改国家宪法被认为是韩国宪政史上的一大耻辱。1954年，李承晚为了当终身总统，又制造“四舍五入”改宪事件。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四年，最多连任一次。按照这条规定，李承晚只能当两届总统。但是，执政的自由党以现任总统是大韩民国的开国总统，不适用只许连任一次的规定为由，向国会提出以废除宪法中有关总统只许连任一次的条款为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当时的宪法还规定：宪法修正案需在籍议员的2/3以上赞成方可通过。1954年11月27日，国会对执政党的宪法修正案举行表决，203名议员中，135票赞成，60票反对，7票弃权，1票缺席。203名议员的2/3应是135.33票，而赞成票只有135票，还差0．33票。因此，国会否决了修正案。但是，第二天，自由党发言人在国会宣布，这项修正案实际上已在“按常规四舍五入的标准，在扣除百分之0．5的情况下”被通过了。这就是韩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四舍五入改宪事件”。1956年5月，李承晚根据第二次修改后的宪法，第三次当选为韩国总统。在野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勉，击败李承晚的竞选伙伴、执政党副总统候选人李起鹏，当选为第三届副总统。在野的进步党总裁曹奉岩，因为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与李承晚角逐总统宝座，在三年后的1959年7月，被李承晚政府以通共的罪名判处死刑。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李承晚的主要竞争对手———1956年度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申翼熙，5月5日从汉城乘火车去全罗北道里市进行竞选活动时，突然在旅途中“急逝”，死因不明。李承晚出任第三任总统后，对反对派继续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他一方面派亲信李起鹏等人与民主党、共和党的负责人进行会谈和拉拢，另一方面则严厉打击和镇压进步党等“反李”势力。1958年1月13日，李承晚下令将进步党的主要负责人，以间谍嫌疑罪加以逮捕，并提交韩国“大法院”审理。同时，李承晚还操纵了1958年第四届“国会”的选举，使自由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14人增加到126人，在1958年5月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的自由党遭到惨败，在野党势力获得国会议员的多数席位。恼羞成怒的自由党，决定以赤裸裸的暴力来控制选举。1958年11月，政府向国会提出“新国家保安法案”，主要内容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限制反对势力的言论自由，因此这项法案遭到国会议员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但是，11月24日，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包围国会，将在野党议员强行驱逐出国会，由执政的自由党议员自己通过“新国家保安法”。在李承晚时代，虽然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只有行政权在不断膨胀，并向李承晚个人手里集中。体制变化频繁，两次修改宪法，一院制变为两院制，总统间接选举制变为直接选举制，而且两次修改宪法的目的，都是为了李承晚个人继续当总统。这个时代，政治体制高度独裁专制，政府官员极为腐败，法律受到践踏，民意受到强奸，民权受到压制，天怨人怒，社会非常黑暗。李承晚本想通过这些措施，打击和压制反对派，再次操纵1960年的“选举”，出任韩国的“终身总统”。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 李承晚的倒台与“ 混乱的民主”李承晚的倒台与“混乱的民主”在1956年的第三届正、副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勉击败了李承晚的竞选伙伴、自由党副总统候选人李起鹏，当选为副总统。自由党意识到，年事已高的李承晚一旦驾崩，执政党政权的延续将受到威胁。于是，自由党决定在第四届正、副总统大选中，采取一切手段，确保李承晚、李起鹏同时当选为正、副总统。1959年11月，第一在野党民主党推举赵炳玉、张勉为该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与自由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李承晚、李起鹏对阵。参加1960年韩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除李承晚外，其他右翼政党有：民主党的赵炳玉，统一党的金炳渊，反独裁保卫民主联盟的张泽相等人。第四届总统大选是在1960年5月份。以往第一、第二、第三届总统选举都是在5月份举行，因此，每隔四年的5月，是韩国总统的大选月份，这已是不成文的惯例了。1960年1月29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赵炳玉因病赴美国接受胃部手术。第二天，政府突然公布：为避开5月份的农忙季节，第四届总统选举提前在3月15日举行。很明显，这是自由党当局玩的一个手段，目的是让刚刚赴美手术的赵炳玉措手不及。在美国病床上接到这一消息的赵炳玉，气愤难平，称这是自由党“从背后给我的一枪”。没几天，赵炳玉因气愤引起心脏病发作，2月15日死在美国陆军医院，与上届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申翼熙之死如出一辄。由于赵炳玉和申翼熙都“突然”死在选举前夕，这就使李承晚打击反对派的猜疑似乎确凿无疑，进一步激起了韩国人民对李承晚一贯操纵选举的不满。1960年3月，第四届总统大选开始了。李承晚政府出动警察，动员政府官员，采取了以暴力威胁投票人、伪造选票、操纵选票统计等各种手段，以及政府向各选区下达了“调整减数报告”票数的指示等等不法行为。为确保自由党80%的得票率，内务部长官崔仁圭指令各行政机关，首先在事前投票确保40%，然后在正式投票时，在组长监视下进行三人组、九人组投票，再确保40%。如果该计划失败，就对投票人进行恐怖威胁，以迫使投票人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政府则运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胁迫各大工商企业向自由党的不法选举活动提供大量资金。在军队里，几乎所有的军人都被迫参与“鸽子行动计划”，这是一项专为保证自由党候选人在军队获得90%的选票而制定的秘密计划。政府还发布各种禁令，诸如禁止使用公园、体育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竞选活动。这样，就把民主党的竞选活动限制住了。警方还以各种借口逮捕了大批参加选举活动的民主党支持者。3月15日投票这一天，自由党当局的舞弊行为就像大坝决口一样泛滥开来。支持民主党的投票者，受到秘密警察的恐吓，只好呆在家里，不敢出来投票。秘密警察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选民投票，而反对派观察员则被拒于投票处之外。自由党人伪造了大量假选票，在光天化日之下塞进票箱。在釜山、马山等地，甚至大量的已投完票的票箱被调换。被调换过的票箱，里头自然全部是投自由党候选人的假选票了。在举行选举的3月15日，虽然李承晚集团派出军警在各地威逼选民投票，但是马山市的人民首先举行了抗议“不正当选举”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李承晚下台”。如此明目张胆的舞弊行为，自然只有一个选举结果：自由党总统候选人李承晚获得92%的选票，当选为第四届总统。他的竞选伙伴李起鹏，获得72%的选票，当选为副总统。1960年3月18日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李承晚当选为韩国第四任“总统”后，民主党立即发表了“选举无效宣言”，号召全体国民反对李承晚政权恣意践踏法律和强奸民意。3月18日，马山市四百多名学生冲上街头，挥舞着旗帜，强烈抗议自由党的舞弊行为和李承晚的独裁统治。几千名市民也走上街头加入学生的示威行列，当局下令警方镇压，警察向游行人群开枪，当场打死16人，打伤七十多人。4月11日，马山市附近的海边发现一名高中男生的尸体，经鉴定，这名男生是被警察的催泪弹击中头部致死，被警察丢弃在海里的。军警为了灭迹，以“解剖”为借口把尸体运到庆尚南道道立医院。当天，马山的市民、学生一千多人拥至医院，要求军警交出尸体却被拒绝，于是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下午6时马山市市民、工人、学生两万多人举行游行，要求“逮捕杀人的警察”，到12日晚，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先后捣毁了马山市政府、马山警察署、马山自由党党部、自由党机关报《汉城新闻》马山支社。马山市民反对美李集团的斗争点燃了抗议烽火，汉城、釜山、大邱、仁川、光州、东莱等地的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并迅速波及韩国各地，4月19日达到了新的高潮。4月19日，汉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独裁示威游行，这天，汉城的高丽大学、东国大学、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中央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十几万青年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学生、市民和教授组成的几十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愤怒地高喊“打倒独裁统治”、“三·一五选举无效”、“李承晚下台”等口号，分两路向国会大厦和总统府青瓦台挺进。政府宣布汉城实行军事管制，大批警察和宪兵进入各路口要冲，围堵游行队伍，整个汉城笼罩着紧张恐怖的气氛。示威群众突破反动军警的封锁线，包围了韩国国会的议事堂和电台，冲进了内阁办公厅和美国驻韩国的“经济合作署”，烧毁了李承晚的自由党党部。向青瓦台挺进的示威队伍，由五千多名学生前导队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几十万人，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警察开始向学生前导队施放催泪弹，以图阻止前进的队伍。但学生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并突破了中央门。这时警察和宪兵见催泪弹阻止不了冲过来的队伍，就开始向学生们开枪射击。尖厉的枪声响起来了，前面倒下一批学生。但枪声没能阻止示威队伍前进的步伐，相反地，就像是一瓢凉水倒进了煮沸了的油锅一样，几十万人的队伍，一听前面响起枪声，一下子激愤了，沸腾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涌去，各种呼喊声铺天盖响起来：“为了民主，我们在所不惜！”“我们愿意去死！”“让独裁者的子弹打过来吧！”“同学们，没有退路了，冲啊！”警察和宪兵见人群像潮水般地压过来，又举枪一阵乱射，前头的学生哭喊着越过同学的尸体，迎着警察的子弹冲过去与警察和宪兵展开肉博战，后面的人潮紧跟着压过来，把青瓦台团团围住。这就是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九”学生运动，美李集团派出第15师等军队和警察，在汉城等地进行血腥的镇压，仅在汉城一地，4月19日一天就有187名学生当场牺牲，六千二百余人被打伤，七百余人被捕入狱。但是，从20日至26日，汉城和其他各地仍继续进行斗争，要求“美国撤出韩国”、“李承晚下台”和“惩办镇压群众的凶手”。釜山、光州、大邱等地，示威的群众也捣毁了市内的警察署等机构。学生的呼喊声和国民的声讨声，如同燎原之火席卷全国。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44岁孕妇生下的“ 灾星”44岁孕妇生下的“灾星”1917年11月14日，晴空万里，寒风刺骨。在朴成彬家的小泥屋里，人人都显得焦虑不安，女人们忙前忙后，窄小的厨房里已准备好一个个盛满清水的锅子。凌晨时分，在经历了数小时阵痛的煎熬之后，女主人生下了第七个孩子，是个男孩。当大家看到这个新生的婴儿躺在母亲的身边，发出阵阵啼声时，房间里立刻溢满了难以形容的欢乐气氛。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正熙，意思是“正义之光”。朴正熙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善山郡龟尾的上毛里。善山郡的龟尾，自古以来被称为“名胜之地”。这里有一座苍松林立、山势奇险的金乌山。这座朝鲜名山，是由文笔峰、烈女峰和孝子峰三座山峰所组成的。它们由北向南，巍然矗立，宛如猛鹰振翅，凌空欲飞。在金乌山下，朝鲜半岛五大河流之一的洛东江，水曲弯弯，南流而下。朴正熙的出生地上毛里，位于金乌山孝子峰山脚下，当时是一个只有九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山村的后面有一个小山岗。登岗远眺，既可看到蜿蜒而下的洛东江水，又能鸟瞰金乌山的全景。人们爱说这是“左有青龙、右有白虎”的“风水圣地”，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其实都是些穿凿附会的说法。上毛里与庆尚北道的其他贫穷的村落一样，有着许多低檐的茅顶农舍，就像矮蘑菇那样伏在地上。农民们在田里忙碌地收割稻子，这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残梗，就如同男人一星期未刮过的胡须。这块贫瘠的土地以其特有的严峻冷酷，教导着人们，启示着大家：在这块土地上，谁也别指望生活会轻松起来，懒惰将一无所获。朴正熙的父亲朴成彬原是武举出身，年轻时通过了科举考试。这是当时朝鲜每年举行一次的、为“王朝”选拔杰出的军政人才的考试，随后当上了一名出色的军官，李王朝高宗时曾经担任过平安道宁边郡县监（县长）。1894年，饱受欺压之苦的农民举行了反抗皇家政权的起义，即所谓“东学之乱”，朴成彬也参加了这次起义。在起义中，他与国民一道致力于驱逐腐败和不称职的政府官员，抵抗外国干涉朝鲜内政的阴谋。虽然在人数和武器数量方面都远远少于对手，起义者仍然进行了顽强无畏的战斗。直到大批的中国军队入朝支援政府军后，由于寡不敌众，起义部队被迫投降。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朴成彬，均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由于政府担心对他们的处决会激起另一场暴动，最后将他们释放。因朴成彬被定有罪，他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军官资格，第二年，被赦回乡务农。由于失去了他所继承的良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离开了自己的老家铁山，1916年举家迁至其妻白南仪的娘家———龟尾上毛里居住。几年以后，全家又迁到在上毛里的他岳父所有的一个农场那里，他作为租户过着颇为惨淡的生活。朴正熙的母亲原是个颇有名气的地方乡绅的千金，她的先辈中有人做过李王朝的高官，有的还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在她的丈夫一夜间失去了官职和世袭财产之后，她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她并没有悲叹自己的命运，而是在此后的日子里，仍然不辞劳苦地服侍丈夫，照料三个儿子（朴东熙、朴武熙、朴相熙）和三个女儿。那时候，一年的收获仅够一个男人养家糊口，多生一个孩子就相当困难了。怀上孩子几乎没有丝毫欢欣可言。因为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张吃饭的嘴，多背上一个经济重负。白南仪怀最后一个孩子———即后来的朴正熙时已经44岁，朴成彬也已54岁高龄。这时，老大、老二两个哥哥早已结婚成家，大姐也已出嫁。白南仪已经当了祖母，所以朴正熙这个老来子显然来得不是时候。白南仪左思右想深感不安，觉得自己年近半百，要在两个儿媳妇面前生孩子，实在难堪，也会惹起街坊邻居的议论和嘲笑。而且因为孩子多，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因此，她决心背着家人悄悄地打掉这个“多余的孩子”。这时，已是六个孩子母亲的白南仪突然想起了多喝酱油可以流产的传说。于是每天打开酱油缸，捧起碗来闭着眼睛大碗大碗地喝下那些咸得发苦的酱油。虽然肚子绞痛，腹泻不止，却还是无法动弹肚子里的这块肉。白南仪只好又去买一些劲头大的药来吃，把垂柳煮了汤来喝，然而，不管是药，还是祖传秘方，都无济于事。最后，她“铤而走险”，竟不顾一切地爬到柴禾堆上，一次又一次地往下跳，跳得她筋疲力尽，眼冒金星。她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朴正熙像一颗瘤子一样地依附着她，怎么折腾也没有把他折腾下来。几个月后的初冬，“瓜熟蒂落”，韩国人民的“灾星”朴正熙出世了。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以希特勒为崇拜对象瘦弱矮小的农家子弟以希特勒为崇拜对象岁月荏苒，转眼间，朴正熙已是一个少年。朴正熙六岁的时候，便穿着草鞋，到六公里以外的龟尾小学去读书。在孩童时期，他的执拗便在学校里出了名，连老师也常常对他感到棘手，真不知是把他带到班主任面前挨训，还是亲自用桦木条来教训他。在老师训斥他的时候，朴正熙总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从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回答责问。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忍受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也正是这种顽强的个性，使他在学习上出人头地。毕业时，他除了体育，其他各门功课的分数都高于同学们。由于他在娘胎中的遭遇，他长得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尽管已经十三四岁了，但看起来还像十岁左右的小儿。人们只是从他那高颧骨和凶狠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已经不是天真无邪的儿童了。他的童年是艰辛苦涩的，当时的家庭毫无奢华可言。然而他的家庭却向他灌注了一种无论多少钱也不能买来的东西：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挑战都是可以战胜的。他那斯巴达式的刚强坚忍的意志，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童年时代。朴正熙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毫不掩饰地向外界、向自己的孩子、向他的同事以一种挑战式的自豪表明：他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1932年朴正熙小学毕业，他经过了竞争激烈的考试，幸运地为大邱师范学校录取。这是一所日本人主办的学校，80％以上的学生是日本人，所有课程都用日语讲授。入学考试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在日本人统治朝鲜时期，在大邱、汉城和平壤的师范学校，学费是全免的。在小学，他孤癖成性，极少与别的同学一起玩耍，而在大邱，他则改变了这种习性，逐渐乐于社交了，尽管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大自然。为了增强体质，弥补先天不足，他特意选修了田径和击剑这两个项目的课程。尽管在这些项目上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每逢考试，他的成绩仍是刚刚及格。在大邱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由于日本人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朝鲜语，他的老师金龙基不顾日本统治的恐怖，秘密收集并油印了100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在朝鲜学生中传播，激发他们对祖国的永恒热爱，在金老师的启蒙和带动下，许多同学开始迷上了颇为流行的朝鲜传统诗歌形式的诗调，还与这位老师建立了终生的师生之谊。但朴正熙一直看到深夜的书却是他特别喜欢和崇拜的拿破仑，欣赏他从“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岛开始自我奋斗，后来成为法国的帝王。他憧憬着自己也能成为像拿破仑那样的人。1937年，朴正熙从师范毕业，回到了他的家乡，担任了闻庆私立小学的老师，每月薪水是35韩元。这在当时，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已算得上一个收入颇丰的职业了。除交付必需的食宿费外，他把其余的工资都用于接济在上毛里艰苦度日的父母。在这期间，他熟读了希特勒的传记，又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从《希特勒传》中吸取了不少法西斯毒汁，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希特勒那样出人头地。但是，环顾现实，平凡普通的教员生活苦恼着他：自己身处穷乡僻壤，整天陪伴着他的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和那呛人的粉笔灰，这有多大出息呢？他一天也不愿意与小学生和粉笔末为伴，绝对无法以教书为乐事，憧憬着踏入仕途的契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在长春伪满军官学校毕业后任伪军上尉的过去的同学回乡探亲，劝他不要在这小镇上虚度年华，怂恿他去报考军校。于是，朴正熙写了辞职书，在1940年春天考入伪满“新京（即我国长春）陆军士官学校”。后来朴正熙集团的一些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担任最高执行法官的李承九回忆道：“朴总统是我们最爱戴的老师。不瞒你说，他有时非常严厉，同时又非常富有同情心，当他知道哪个学生因付不起每月的学费而无法续学时，朴老师会暗自替他交上。”另一个闻庆小学的学生，后任首席港务官员的柳浩文说：“他对工作尽心尽责，他教导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他常向我们讲述李舜臣元帅的英雄壮举———这位伟大的李朝时代的元帅怎么发明了龟形包铁战船，又怎么率众击败了日本侵略军的强大舰队。但由于他的反日情绪和战斗性格，他与深恶痛绝的日本校长发生了多次口角。三年之后，他毅然辞去教职，准备到军队去寻找前途。”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认贼作父认贼作父地考入伪满洲国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在当代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在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期间，纷纷进入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或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去完成爱国主义的抱负和梦想。但朴正熙却不一样，他在1940年考入了日本人在满洲里办的“新京（即中国长春）陆军士官学校”以后，大有相遇恨晚之感，且改名换姓，自称为“高木正雄”，以表示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目标。朴正熙在伪满军官学校学习时以“刻苦”闻名，半夜三更，别的同学都入睡了，他还跑到击剑场去练剑术，常常练得满头大汗。日本教官也被他感动，称赞他是“能够继承大和魂的男儿”。194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新京官校”毕业时由于“学习良好”，受到伪满皇帝溥仪的接见，并赏给他一只金壳手表，还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1942年至1944年，朴正熙转入日本关东军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随后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校长夸奖他说：“高木君虽然是半岛出身，但精神却完全是日本人。像高木那样效忠天皇陛下的人，就是在日本人当中也是罕见的。”随后，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毕业的时候，朴正熙又受到日本陆军大臣的赏识。朴正熙上台后，一些御用文人曾为朴正熙的这段历史涂脂抹粉，说：“朴正熙总统的出身、家境极为贫寒，自幼力争上游，弱冠之年，眼见骨肉同胞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蹂躏，因此投笔从戎，进入军校，准备有朝一日解救祖国人民。由于其勤勉、顽强和不甘居下，朴正熙很快成了军校里的尖子学员。作为一个韩国青年，看到自己的祖国受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役，朴正熙毅然投入了反日的地下活动。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活动一直未被日本军事当局察觉。”但我们只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朴正熙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事实。事实证明，朴正熙的确从凶狠、顽固而又严厉的日本教官那里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又进一步塑造了朴正熙成为杰出的领袖的某些特性———说一不二的纪律、斩钉截铁的精确、对挡路者的无情。这些原存于他的孩童时期隐而不露的特质在严酷的军事训练期间突现出来了。1944年毕业后，朴正熙被编入伪满第六方面军第八联队任陆军少尉。在这期间，他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下充当日寇帮凶，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鹰犬，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朴正熙曾率领“讨伐队”在我国河北省遵化、玉田县一带专门围剿我抗日根据地，先后同我作战一百多次。1944年11月间，这帮“讨伐队”和日寇围剿山村杨家铺时，屠杀了正在那里开会的抗日政权干部，血洗了这个山村，欠下了中国人民又一笔血债。由于他屠杀中国人民有功，不到一年就被升为中尉。在“讨伐队”中，他总是冲锋在前，不遗余力地为日本军队卖命，因此他获得了“高木突击队长”这个外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朴正熙混作“难民”到了北京，不久被编入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光复军”（韩国人军队），一度窜入密云县一带，继续与我人民解放军作战。1946年6月，朴正熙从天津搭乘美舰“LST”号返回南朝鲜。在举国上下为祖国的解放而欢呼雀跃时，朴正熙回到了故乡,继续当他的军人。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为保性命出卖胞兄朴东熙为保性命毫不犹豫地出卖胞兄朴东熙1946年9月，朴正熙入汉城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在修完各种高级科目之后，同年12月毕业，任该校教官。第二年9月晋升上尉。在这期间，朴正熙在南朝鲜劳动党负责人之一、他的胞兄朴东熙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劳动党。被“三八线”分割成两个部分的朝鲜，又重新卷入了内战的漩涡，由于美国和李承晚的一意孤行，这个具有辉煌文化传统的国家落至如此境地，使这种形势变得更糟的是，—种来自政治人物明争暗斗的慢性瘟疫几乎毁掉了整个韩国，至少从政治上讲是这样。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推动了韩国军队内部有正义感的爱国官兵，1948年10月20日，驻扎在丽水、顺天地区的第十四团官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当时，朴正熙就在第十四团任作战参谋长，在南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朴正熙直接参与策划和领导了这次起义。对于这次起义，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惊恐万分，立即调动了大批军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政府在这次武装镇压中，打死起义军民九千四百五十余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朴正熙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此时摆在朴正熙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坚持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一条是叛变投降，保全自己的性命。朴正熙选择了后者，自首当了叛徒，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地下党党员和参与策划武装起义的全部成员，其中包括他的哥哥朴东熙。由于朴正熙等人的出卖，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被逮捕的达二万三千余人，其中官兵竟达一千六百多人，四百多名地下党员和爱国官兵惨遭杀害，他的哥哥朴东熙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李军参谋总长向美国“顾问团”团长罗伯特汇报时说：“要不是朴正熙，丽水、顺天的叛乱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韩国陆军情报局的一个处长也在“报告书”中表扬朴正熙，说他是“第一个无名的有功者”。朴正熙后来一直以反共自豪，把反共作为自己的“国策”，但他一直不敢宣扬这—段反共历史，只是在一次和美国记者的谈话里，他躲躲闪闪地说过这件事。他说，二次大战结束时，他由中国返回故乡，发现他的几个哥哥正从事劳动党的活动。他哥哥被杀后，他哥哥的两个伙伴投靠他，这样就把自己牵连了进去。他说，1948年他的被捕，只不过是军队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参加劳动党。在韩国官方发表的材料里，朴正熙从1948年至1949年5月的这段历史是一个空白，这是为了避免使朴正熙难堪。然而，外国评论家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段时间是朴正熙的“自我反省改造时期”，也就是他重新宣誓效忠李承晚，变成新生的“反共强人”的时期。朴正熙当了叛徒以后，一头栽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怀抱，没有多久，就被加官晋爵，出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兼陆军情报局第一科少校科长。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 与富豪之女结婚以达到官运亨通与富豪之女陆英修结婚以达到官运亨通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朴正熙在汉城的陆军本部情报局出谋献策，他对共产党的颠覆和游击战术了如指掌，在“新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时，他曾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他在满洲里的第六军任职时，在追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中进行了实地锻炼，这些经验对他来说是一笔资本。根据他的情报人员在战场上搜集到的情报数据，朴正熙分析说，北朝鲜正在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随后立即向陆军本部提交了多份报告，指出了他们面临的危险，但这些报告均被他的上司们忽略了。1950年8月，经过陆军情报局下属宋在千的介绍，朴正熙认识了宋的表妹、当时的中学教员陆英修。陆英修的父亲陆钟宽是沃川郡的首富，他拥有大量的房地产，他的住处，花卉满园，果树成林，广达七八千坪之多，是当地第一个有自家轿车、摄影机、放映机的人。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陆钟宽举家逃难，陆英修也从任职的沃川女子中学来到了大邱。对于女儿陆英修和朴正熙的婚事，陆钟宽是不同意的，他瞧不起朴正熙这个“大兵”，反对招一个军人作为自己的女婿。但是，他老婆李庆龄认为，局势混乱，早点给女儿找个归宿，也可以了结一件心事。而且，女儿和朴正熙一见钟情，几次交往后，就论及婚嫁。虽然老头坚决反对，但还是拗不过女儿。9月下旬，陆英修在母亲的支持下，与朴正熙完成订婚仪式。陆英修以订婚的事实再度恳请父亲同意立即举行婚礼，但陆钟宽还是严词拒绝。陆英修坚持己见，于12月12日在大邱同朴正熙结了婚。新婚燕尔，无奈朴正熙就要随着部队的调动告别大邱远离其妻，他突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题名《妻子的睡容》的诗，诗中写道：夜深沉，万籁俱寂。肤色宛如玉一般洁白，脸儿恰似百合花馥郁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