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集会后不久,张国焘接到中央对曾中生、旷继勋两个报告的批复,高兴得连呼太及时了!太及时了!曾中生曾于4月10日发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曾中生建议: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同志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一来就做高级指导,有不适宜的地方,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边区党代会主席团的名义调整了中央派来担任军政委的康荣生的工作.旷继勋先后于4月给中央发去两封信,表示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在批复中,中央严厉驳回了曾中生的建议,以傲慢的口气写道:中央认为,当中央派送比较高级干部赴苏区时,中央可以而且应当决定他们的具体工作,在目前工作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中央这样决定尤其必需.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造及加强各地党部及红军中之政治领导成分.中央正式回答鄂豫皖边特同志,中央对于任何问题的决定都是慎重的,将康代替余笃三工作的决定异常正确,荣生同志在政治上比较余笃三同志强过远甚.如果说中央对于曾中生的批复还只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对于旷继勋的批复则是口诛笔伐.批复粗暴地指责旷继勋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继勋同志不去切实的考察苏区的一切情况,把立三路线看成是一个与实际不相联系的抽象名词,于是聊以自慰,转以慰人,高呼不必虑及鄂豫皖苏区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逐渐肃清,这种观点实有极大的危险.粗暴,跋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这是王明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央领导机关的作风.中央的批复给张国焘撑直了腰.这封信点名批评的三个人--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正是对抗他的主要对手,也是坚持南下的军事首领.张国焘把中央批复转发各级党部,借此打击曾中生等人的威信,同时宣布撤销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贬为十三师师长,原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晋升为军长,要求红四军迅速作好东征的准备.8月初,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五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峻,既为东征战略而烦心,也为党内险恶的气氛而忧虑.他知道,一切也许才刚刚开始.明知改变既定方针和行军路线会触忤张国焘的逆鳞,但为了红军的安全,曾中生果断拍板,挥兵南下.尽管取得夺占四城、歼敌数千的辉煌胜利,他还是被扣上企图蒙蔽中央、反对中央分局等罪名,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首战告捷,并没有驱散曾中生脸上的愁容,反而心事重重.油灯如豆,蝉声如织.在指挥部作战室,曾中生比划着地图,说出对东征方案的三点担忧: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有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多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可用兵力只有三个师五个团,留下一个团驻守英山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必定是敌人重兵设防之所!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即或知道的一鳞半爪,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可靠程度不高.东征危险!徐向前沉默寡语,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第二天,两人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主张南下,并列举了蕲黄广地区的许多有利条件: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那里离英山较近,总共二百四十里的路程;那里敌人兵力空虚,进入该地,威胁长江交通,可以吸引敌军出援,将进攻江西之敌往后拉.划桨千夫,掌舵一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曾中生,等着他作出决断.曾中生沉默了半晌,没有表态.会议室静悄悄,窗外知了的鸣叫丝丝入耳.决心易下,后果难当.改变东征计划,就意味着公开反对那位炙手可热、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南下蕲黄广,可能再次被中央指责为执行立三路线;但如果遵令东进,很可能亲手断送红四军上万将士的性命!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曾中生从小就引为自戒的座右铭,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了红军的安全,他顾不上考虑自身的荣辱,毅然决定改东进为南下,进攻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南下之战非常顺利.8月3日,军部留十二师守英山,率四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县城,然后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攻势,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四个团进据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三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畈地区.红四军南下仅一个月,就取得了连克四城歼敌七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四千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以赫赫兵威牵制了敌人一个军回援,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共缴获和筹措了银元七万块、黄金二十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和大批军衣,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连蒋介石在给徐源泉的电报中都称徐向前此举乃以迂为直的兵家解围妙策.在南下的日子里,曾中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预料张国焘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组织手段加以压服,一定会向中央告状.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经过商量后,决定先行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与中央分局关于东出与南下的争论.报告由曾中生执笔,集中解释了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我们深深地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大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上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能力歼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展巩固发展而出安庆.由于过于劳累和高度紧张,曾中生病倒了,吐血不止,完全靠毅力坚持工作,在风暴没有驱散之前他不能休息.巨大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9月1日晚,曾中生、徐向前收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指示信,给他俩安上了四条罪名:(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广济,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蕲、黄、广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指示信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全军接信后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迟误.军令如山.曾中生、徐向前只好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撤.消息传开,全军哗然.许继慎等人来到,要求召开全军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评理.曾中生百密一疏,激愤之下同意了他的建议.9月4日,行到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绝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应继续留在长江北岸,开展英、蕲、黄、广等地工作.同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又相当困难,此时调四军北上是不合适的.会上群情激动,通过曾中生起草的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信,争相在信上签名,还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陈述意见.红四军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用犀利的语言喊出了全军将士的不满与疑惑:(攻取)安庆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个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是)共产党之夸大狂.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限两星期必占武汉有什么区别?鸡鸣河会议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但是在组织原则上留下了把柄.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在党的纪律上是不容许的.中央分局接到红四军的答复信后,一时骑虎难下.分局和军委原来的指示信是沈泽民起草的,虽然扣了许多帽子,打了不少棍子,气势如虹,但列举的四条罪状基本上是强词夺理,经过曾中生逐条批驳,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再打嘴仗,书生气十足的沈泽民恐怕也不是曾中生的对手.陈昌浩等人也没有想到四军将士会团结得如此紧密,不知从何处着手才能化解严重对立的情绪.还是张国焘主意多.他把政治保卫局前不久破获的反革命暴动案同四军抗命行为联系起来.这个案件因国民党写给许继慎的一封反间信而引发,经过严刑拷打,涉案者供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国民党军队与潜藏在红军中的改组派、AB团相互勾结,准备在中秋节(9月15日)在前方、后方同时暴动.后方炸毁红军医院,救出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岳维峻,前方举行兵变,拖走红四军投降国民党.为此,张国焘作出三个紧急决定:1.目前形势危急,敌人企图内外夹击根据地,党的中心任务是肃反;2.许继慎为改组派首领,他的党羽甚多,关系复杂,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将其一网打尽;3.曾中生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带头与分局搞对立,应立即撤销他军政委职务,调往后方考察,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接任军政委职务,立即开展肃反活动.陈昌浩原拟乘缴获的国民党飞机飞往四军,两次都未成功,只好策马兼程,9月13日下午赶到皖西麻埠军部,宣布分局命令.整个军部都惊呆了,空气俨然凝固了一般,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军部外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撤曾政委的职?军部大厅,气氛也十分紧张.陈昌浩督促道:曾中生,分局命令你马上交接,立即离开部队.干部们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什么理由?分局是怎么答复我们的申明信?中央有没有信来?陈昌浩不耐烦地说:现在不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究竟执不执行分局的命令?警卫营营长看不惯陈昌浩嚣张的样子,喝道:你个孩头儿,狂什么?曾中生不愿意看到军中狂躁情绪升级,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红军部队,它的最高原则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中央分局的决定要遵守,你们今后要听从徐军长和陈政委的命令.说完,他将文件箱、印章交给陈昌浩,简单地收拾了行李,便离开部队.徐向前默默地看着老战友离开部队,心里充满伤感.他认为这样处理对曾中生不公,但是,由于这是分局的命令,他也不好说什么.同时,他还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感觉陈昌浩可能会下手对反对派进行清洗.果然,陈昌浩上任,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肃掉了二千五百余名以上红军指战员,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优秀将领被杀,十之六、七的团级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的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如果是曾中生担任政委,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曾中生回到新集后方后,受到残酷斗争.分局、军委要他承认错误,政治保卫局要他交待包庇改组派的所谓罪行,各种群众大会要他去接受质询和批评.由于确实查不出曾中生有任何通敌、纵敌和破坏革命的事实,张国焘只好把他的问题定格在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上.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错误的具体方针》.除重复以前的四项罪名外,决议还集中攻击曾中生所犯的纪律错误:背着分局写信给中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领导下级组织对抗上级机关,起草给分局的签名信煽动党团员对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屡次承认错误又屡次重犯错误,试图组织小组织,等等.分局认为此次四军所犯政治错误主要应当由曾中生承担,为此决定调后方进一步接受考察.对于曾中生在军中的威信和巨大的军事才能,张国焘也不能漠视.在徐向前、蔡申熙等人强烈要求下,中央分局准备安排曾中生就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长.曾中生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承认进行过小组织活动.在接受审查期间,他经常打听中央是否来信,对中央秉公处理还抱有一线希望.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央在审阅红四军与中央分局两方面的申辩报告后,隐晦地认可了南下蕲黄广的正确性,因此含蓄地批评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蕲黄广去恢复苏区是战略上的疏忽.但是,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们对疏忽的一方百般迁就、体谅,而对于意见正确的一方却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政治工作的荣誉,等等.在组织处理上,左倾中央甚至比张国焘更狠毒,指示: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曾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局在重新讨论曾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该注意这一点.秉承中央的意旨,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曾中生贬往红安县担任独立团政委.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遭受贬谪和打击的曾中生把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然后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阻止红四方面军长期无目的的游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城固两河口长涕痛哭的张国焘将曾中生恨之入骨.山乡冬早,虽然还只是12月,已是北风呼啸,霜雪如银.逶迤的山岭,旷远的雪原,寂寥的驿道,增添一缕肃杀和悲凉.曾中生从新集出发,踏上了前往红安的崎岖山道,也踏上了更为坎坷的人生旅程.两个月前,他还帐下虎将如云,拥有雄兵数万,如今伴随在他的身边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还有笼罩在头顶的政治阴霾和泼到身上的一身污水.纯朴的红安人民用信任和理解迎接他.这里的人们不善言谈,听不懂也不爱听那些花哨的理论和空洞的高调,他们只知道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是非,那就是对待人民的态度.曾中生把老区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为他们而活,为他们而战.在这里,他先后两次身负重伤.一次伤在肩部,一次伤在腿部.拖着一副伤残的身体,挪动着一颠一跛的步履,曾中生硬是将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他的表现连一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沈泽民也再三赞叹,支持将他提升为独立师师长.可惜,他的努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付诸流水.1932年是鄂豫皖苏区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上半年,在徐向前指挥下,在红四军基础上扩建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其中成建制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总兵力达到四万五千余人,根据地拥有二十六个县的版图.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沈泽民首创偏师论,认为今后红军的主要对手将是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部队只能起到偏师的配合作用.张国焘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推算出国民党只剩下七师人,目前红军的任务不是击破围剿而是从根本上结束围剿.他还趾高气扬地致电朱德、毛泽东,批评中央红军没有采取什么过硬的战略行动.在张国焘不间断进攻的策略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频繁作战,既没有时间进行休整以恢复军力,又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西转移.这时,张国焘由骄狂自大走向惊慌失措,一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红军没有打第二仗的力量了,于是带领部队漫无目标的向西游荡.红四方面军西征是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决定的,对于西征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没有对战士作传达和动员,一些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广大指战员开始还只是把这次转移视为平常的兜圈子,但是随着一去不回头,他们开始疑惑.从大别山到大洪山,从大洪山到桐柏山,从桐柏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秦岭,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陕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五十多天,还没有止境.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的生活,使部队非战斗减员剧增,在不到两个月内损失六千余人,占西征兵力的四分之一.整个队伍士气低落.西征途中,徐向前亲自安排张仁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昼夜抬着负伤未愈的曾中生紧跟总部前进.一有空,徐向前就跑到担架边嘘寒问暖.对此,张国焘非常不满: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打仗,整天围着个残废转个啥劲?尽管受到老战友的细心照料,躺在担架上,曾中生还是一个个疑团不断涌上心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脱离了鄂豫皖?为什么采取了游荡的形式?为什么不先占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华阳,怎么中途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听说领导层中意见发生了分歧?具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方面军其他一些高级干部.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说:这样没有目标地走下去不行,要和战士们讲清楚,打回鄂豫皖,就是铜墙铁壁也打得回去.红十师政委余笃三说:不能任张国焘一手遮天,要请中央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说:中央派人来最好,我要提意见,为什么不给战士讲清楚我们是到哪里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说:政治保卫局为什么乱杀人,上面也不管一下?第七十三师政委张琴秋说:部队这样像孤魂野鬼般瞎跑肯定有问题,上面的决定肯定不正确,我们要反映,要斗争.朱光、王振华、傅钟等人还商量离队到中央告状.临行前,傅钟突然提出问题:到中央路途远去不了怎么办?去了反映情况组织不承认怎么办?想来想去,刘杞、张琴秋、朱光、王振华、李春霖等十几个师级干部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强烈要求老领导牵头向中央告状,结束部队无目标的流浪,把张国焘轰下台.曾中生沉思片刻,反问大家:向中央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固然很好,但如果中央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怎么办?对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他失去了信心.房间内寂静无声.就算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里离中央所在地相距数千里,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部队还经得起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吗?曾中生分析问题的深度一向为战友们所钦佩.这个问题令大家陷入缄默.一位师长忍不住嚷道:难道任他张国焘这样断送红军不成?当然不成.曾中生说出自己考虑已久的想法: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阻止这种无止境的流浪,要就地落脚建立根据地.与其向中央写信,不如直接向分局写信提意见!同志们公推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信,要求解决行军方向问题、停止错误的肃反、加强集体领导,如果分局不同意也请把他们的意见转报给中央.信件送到张国焘手中,他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力量.其实,早在行军途中,他就从战士、干部乃至身边的秘书、通讯员、警卫员阴沉的脸上看到了军中那团愤怒的火焰.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采取主动姿态,表示愿意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开会之前,他以前线作战为名,将与曾中生有着类似意见的徐向前支走.12月10日,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红四方面军举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首先发言.他列举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批评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转移和家长制统治带来的恶果,明确要求充实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他的发言虽然十分尖锐,但仍然是同志式的态度.在他之后,一些军级干部相继发言,强烈要求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停止冲州过府式的流动作战.旷继勋还指着张国焘诘问道:张国焘,你今天说这个是反革命,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我看,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还使红军连遭失败.你现在想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你到底想干什么?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出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小河口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定:一、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同时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会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经过五个月的浴血奋战,初步奠定了川陕根据地的雏形,到1933年5月,根据地扩大到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曾中生和他的战友们通过共同抗争,疏浚了一条滞涩的铁流,挽救了一支英勇的军队,付出的是自由和生命.他的狱中绝唱竟是一部部价值连城的军事著作,他在书中阐述的军事原则成为后来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略和战术问题的重要素材.在渡过军事和党内危机之后,张国焘开始收拾曾经迫使他低头反省的党内反对派.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首遭其殃.红十师师长王宏坤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旷继勋同志被害前后的情况,老实说,张国焘是搞了阴谋的.大约是1933年6月,当时我们十师师部驻洪口,一天晚饭后,我和三十团在镇外做游戏.这时从南面山路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近一看,是旷继勋同志和给他放马的一个小战士.旷继勋同志当时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我急忙迎上去,陪旷继勋到师部,安排弄吃的,后由师政委陪同他吃饭.吃完饭,旷继勋到师政治部周吉可那里玩去了.他们两人是贵州老乡.我问师政委,旷继勋来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帮助你指挥.我说:欢迎,那很好嘛.他随即问我:你对旷继勋有什么看法?我说:是个好同志,工作不错嘛.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大个子警卫员告诉我,昨天夜里,把旷继勋勒死了.我大吃一惊,他还说,夜里,旷继勋被叫到保卫队(住庙里,队长为丁武选),刚一进门,一根绳索就套住他的颈,旷继勋说,×××同志,你们放开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清楚嘛!吃早饭时,我问政委:旷继勋同志怎么不见了?他说:你不要管!我说:昨天你不是说他来帮助我指挥吗?他到底哪里去了,莫不是把他整死了.他说:你别管,这是张主席的命令.他说的张主席就是张国焘.我当时心里不满,有意见,也不敢说.用绳子行刑,是张国焘的嗜好.这根罪恶的绳索将套向曾中生.党内斗争的大网徐徐张开,缓缓地伸向军中.小河口会议上批评张国焘的高级干部一个没漏.余笃三、舒玉璋被秘密杀害,刘杞被开除党籍,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软禁,傅钟、张琴秋、徐立新、朱光、王振华等人或者被勒令写申明书,或者被撤职,有的被杀害……最后轮到曾中生.1933年7月,张国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免去曾中生西北军委参谋长的职务.随后,陈昌浩在后方最高领导机关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曾中生的罪状:在中生指使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等文章,公布所谓曾中生的罪状,诬蔑他是所谓托陈取消派、右派的总头目,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他所谓的执行纪律就是逮捕入狱.关于曾中生被捕的情景,徐立新有一段清晰的回忆:那是1933年8月1日,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一天被张国焘逮捕起来的.记得那一天,我从前线回来,参加通江阅兵.我是阅兵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都出席了.当天晚上,陈昌浩打电话要我去保卫局,说有重要会议.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抓我.陈昌浩对我说:是张主席(国焘)让我叫你来的,在四方面军你是仅次于曾中生的反对张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张主席曾经和你谈过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检讨?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过,你和曾中生不同,你还年轻,在保卫局好好反省,还可以快一点出去工作.我听了很气愤,我不服.我过去和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当时就拍着桌子和他争吵起来.我问他,谁是右倾机会主义?难道右倾机会主义就要进保卫局吗?陈昌浩说,你在保卫局院子里还可以走动走动,但不能出去.我问他,曾中生呢?他说,曾中生也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让我见曾中生同志.曾中生同志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学,在武汉时期我们就认识.在根据地时,他经常到我那里谈天.他对我说:同张国焘这个人很难讲原则,他说的话不一定可信,他答应的事不一定兑现.在政治保卫局刑讯室,张国焘亲自提审曾中生.曾中生质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我?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很清楚.张国焘扳着手一条条数落: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在一起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容你了;到了小河口,你看我张某人虎落平阳,不值钱了,又把托陈派、右派、改组派纠集起来反我,想把我轰下台.我们的意见不对吗?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会议上向你提意见,这是符合党内民主生活原则的.什么民主?党只对自己的同志讲民主,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什么民主可讲?限你在五天内写出自首书,交待你反对我的罪行.我只有对革命的忠诚,反对你也是为了党和红军的事业,没有什么罪行需要自首.曾中生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张国焘指使保卫局严刑拷打曾中生,皮鞭和大棒均不能令他屈服.早在青年时期,曾中生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忍苦耐艰的意志,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以求最后的胜利.在张国焘的班房里,曾中生时常背诵这段话,用来激励自己,不灰心,不气馁,不消沉,坚韧不拔,以求最后的胜利.在中共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儒将.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后,曾中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是这场斗争的终极目标,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理论的研究之中,先后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川军作战要点》写成于1933年7月7日.在精辟分析川军特点和川中地形后,曾中生提出了十二条红军作战的战术要领:一、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二、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三、行军力强,才好爬山,轻装行动,诡秘为当.四、交通困难,注意联络,地势复杂,尤重搜索.五、敌情不明,不可妄进;敌情既明,先发制人.六、敌如来攻,让其接近,集中力量,歼没殆尽.七、山险寨多,不易硬攻,小部活动,最易成功.八、主力迂回,抄敌侧背,歼敌之效,以此为最.九、突破一点,溃敌全线,纵有牺牲,必得大胜.十、前进包围,后进合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十一、夜间拂晓,或袭或击,如能精巧,最好制敌.十二、突敌外围,攻敌联点,运用之妙,其法不鲜.这篇《要点》着重从战术上加以总结,在提出观点后详加解释,同时写明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操作性极强.《要点》琅琅上口,十分适合四方面军中那些实战经验丰富但缺乏系统总结的中下层指挥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要点没有写完.《游击战争要诀》发表于8月7日.《要诀》共分三个部分,总纲部分论述了什么叫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目的、游击部队具备的条件、游击队员应有的技能和游击战争网的布置;通则部分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进攻敌人、为什么不攻坚、为什么不打硬仗、为什么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如何配合、以及如何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问题;游击战术部分则围绕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详细解释了扰敌、阻敌、迷敌、饿敌、疲敌、骗敌、截敌、袭敌、捕敌、毒敌、诈敌、伏敌和近战、夜战等要领.在曾中生的军事理论中,最耀眼的明珠当属他在囹圄之中所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军事论著长达3万多字,内容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比较、红军一般应注意之原则、行军应注意之事项、驻军应注意之事项、战斗搜索应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特种地形作战要点、夜间作战要点、几个附带注意的问题.论著的精华集中在与剿赤军作战要领部分.曾中生在论著中提出了后来影响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乎所有基本范畴,如关于围剿与反围剿成为红军时代战争特点的观点,关于人民战争的观点,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观点,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的观点,关于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总结了十种反围剿的战法: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袭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点打援.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歼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9、尽力发挥夜间作战.10、突出外线攻击.曾中生白天不断被政治保卫局提审、拷打,晚上则忍着身上巨疼,对着一盏桐油灯辛勤写作.他是想把自己多年积累和思索的成果贡献给他挚爱的战友,科学地总结出红军所创造的全部战术.他在前言中写道:这本小册子编著的根据,是依靠着近代战斗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材料以及我们一部分的战斗经验.因为革命飞快的发展,红军迫切的需要,所以没有经过详细的校正,即呈献勇敢战斗的同志们之前.我们编著的责任与希望,并不仅仅在于供给我们英勇的战斗同志参考和运用,而且要求同志们都时时携带着,时时研究着,特别是与自己的长期战斗经验汇合着,以自己的创造力量来增改这本小册子不够和错误的地方,来解决这本小册子所未解决的问题,完成着我们全部的伟大的创造新世界的红军战术.这部军事著作的价值,连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他在发表该文时删去了曾中生的名字,在附记中写道: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册,再三探讨.论著刊出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瑰宝,无论高级将领还是一般干部,都争相阅读、研讨.论著成为军校的教材和指挥员行军打仗的手册.据不完全统计,论著先后被翻印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10月2日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油印,第二次是1934年3月24日由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第三次是1934年5月8日由红九军政治部翻印.后来这部军事著作被带到陕北延安,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火花.真理是掩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身陷囹圄之中的曾中生日夜期盼与中央红军会师,坚信毛泽东、周恩来会主持公道.为了拯救一代儒将,党中央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曾中生即使有反动疑难,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在该电未到之前,张国焘抢先一步动手,用根草绳结束了曾中生的性命.曾中生被整整关押了二十四个月.关押期间,张国焘几次亲自找他谈话,或者派人来督促,威逼他交出申明书.每次,曾中生都用同样的话回答:真理是掩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在政治保卫局,他经常与看押他的战士谈心,跟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学习文化.老红军陈明义当时在川陕省政治保卫局工作,有机会接触曾中生.曾中生经常给他讲党早期的活动,讲他在黄埔军校的事情,讲周恩来在军校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事,讲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的情景.他讲得绘声绘色,身心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陈明义不认识字,曾中生就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一笔一划,认认真真,还告诉他相关的知识.你知道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什么吗?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陈明义背得挺熟.你知道这三大任务的意思吗?陈明义说不太清楚.你知道这三大任务之间的联系吗?陈明义答不上来.于是,曾中生详细地讲解三大任务的提出过程、具体内容和内在联系.保卫局战士记忆最深的是他关于地理知识的介绍.他会在纸上画出简要地图,说中国有多少个省,有多少条河流和湖泊,有多少山脉.他还会根据战士的讲述,画出部队的行军路线,一一说出沿途要经过什么地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战士们都能感受到他渴望自由、希望重返沙场的迫切心情.久而久之,随着接触和了解,曾中生在保卫局战士们心目中重新树立起革命家的形象.陈明义说: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着了迷.我深深地为他坚贞不屈,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时刻惦念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操所感动.保卫局的战士敬服曾中生的人格和情操,知道他是冤枉的,不顾张国焘的禁令,悄悄地告诉他外面的消息、部队的动向.1935年6月,有位好心的战士告诉关在川西杂谷脑监狱中的曾中生:曾政委,红四方面军已经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先头部队已经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你的苦日子快到头啦!曾中生听了,热泪夺眶而出,泪水顺着他的清瘦的脸颊流到杂乱的胡须上.他日夜盼望的一天到来了!曾中生负冤如山,但始终坚信,毛泽东、周恩来了解他.他伏案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出来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随后,他还面见张国焘,要求将他释放或转送中央,他有事情向中央汇报,他要为那些冤死在所谓党内斗争中的战友讨还公道.会师不久,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的一些情况,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了.曾中生了解他从鄂豫皖到川陕的全部情况,对于他推行左倾政治路线、冒险军事战略和错误肃反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了如指掌,一直与他作斗争,并且得到党内、军内那些抵制他领导的干部爱戴.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把曾中生看作定时炸弹,担心这颗炸弹一旦引爆,会给他毁灭性的打击.张国焘决定杀人灭口.1935年8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晚,川西北卓儿基以北的一个森林里,曾中生被一条绳索活活勒死,丢进一条河流.为掩盖真相,刽子手们潜往卓儿基南面,大声呼喊:曾中生,你往哪里跑?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政治保卫局还派出部队到附近山岗、树林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向上面汇报: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张国焘不仅扼杀了一个卓越军事家鲜活的生命,还要将最后一盆脏水泼到这位圣洁的英雄身上.由于张国焘封锁消息,中央始终不知道曾中生已经蒙难,多次要求与曾中生见面,都被拒绝.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担心张国焘会采取毒辣的手段处决曾中生,专门于1936年2月8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处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疑难,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这时距曾中生被害已有半年的时间.曾中生被害时,年仅三十五岁.他被害两年后,张国焘倒行逆施,与中央闹分裂失败,从陕北出走,投向国民党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卓儿基,一颗耀眼星星在黎明前坠落;战史上,一个璀璨的名字在万众心中升腾.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中共中央庄重地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赞扬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的一生.1988年,中央军委追认他为中共军事家之一.殉国名将--左权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他是我军学历最高的将领,却始终被控制使用,怀疑与审察像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顶上.他才冠三军,但很少出任主官,他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从总部参谋、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到总部副参谋长.王明打击、迫害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信任他、重用他.在打击与保护、贬责与重用的双重奏中,左权建立了惊世伟业,成为人民军队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兼通兼长的全才.农家子弟,弃文从武,入黄埔,进伏龙芝军校,饱读兵书,韬略满腹,却遭遇莫须有,一夜之间被撸掉军长兼政委职务,险些报国无门.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蹒跚学步时,祖父及父亲便在贫愁潦倒之中相继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一家五口煎熬度日,左权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满六岁时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饱尝了人间辛酸.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童年时的左权很要强,七岁时,见邻居的孩子进了学堂,拉着母亲的衣襟,嚷道:我也要读书!读书是要钱的,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交学费.母亲为难地说.我自己想办法.左权每年正月跟着成人到四乡耍狮子、玩龙灯,自己筹措一笔钱进了学堂.他八岁开蒙,后来交不起学费,几次辍学.辍学后,他就拼命地干活,再攒钱上学.普通的孩子五年就读完高小,而左权却用了九年的时间.他的执着终于感动族人.他的叔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左权读书是为了探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路.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左权听罢,义愤填膺,即席挥毫,写下了勿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让人将纸贴在自己的背上,走到村里父老兄弟姐妹中间,声讨袁世凯卖国的丑恶行径.1921年,左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学校,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参加本校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时,他邀同学好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感慨地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这位农民的儿子起初没有想到当兵,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投身军旅.1924年初,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派人来醴陵招生.程潜也是醴陵人,看重三湘子弟重气节、尚诚朴、贵实干的乡风,派人到家乡招收学员,以期培育整军经武之才.左权与蔡申熙、张际春等一批醴陵学生奔赴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在黄埔,左权潜心钻研军事知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在《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等科目考核中,门门成绩优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政治修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人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受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左权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很快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之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任司令部卫队营连长.同年10月,左权作为学习、战斗表现出色的优秀军官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左权刻苦学习俄语是出了名的.他把要记的单词写在一个自备的小本子上,会前饭后,抓紧一切课余时间默读硬记,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邓小平曾留学法国,有法文底子,学习俄文比较快,左权就常常向他讨教,邓小平也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他闯过俄语关后,上课时能直接听懂苏联教员讲课,还自己阅读了许多俄文书刊,其中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两年后,左权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高军事学院,院长为爱迪曼上将.一进校门,迎面就有两条标语赫然入目:一条是: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瞎理论.另一条是: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指挥也要随之改变.左权非常欣赏这两条标语,将他抄录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治军作战的座右铭.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左权的学习也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表现得都比别的同学扎实细心,受到教员的重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与同班同学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伯承是著名的川中名将,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共同的理想把这对憨厚、直爽的汉子连在一起,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在学习中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特别是对军事理论问题,二人更是兴趣十足,既一起学习研究了《战争哲学》、《当代集团军战役特点》、《现代战术》、《军事学术》等军事理论著作,又系统地译读、掌握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司令部组织指挥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等战术理论.他们还共同浏览了十八、十九世纪世界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名著.在军事学院,左权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刘伯承回忆道: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他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左权常说:要革命,就要抓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我们都要争做军事人才,回国后学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绩.军校的生活既紧张也活跃.在学习之余,左权常与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顿普通的聚餐,会惹上一生的麻烦.有一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准备前往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蒋经国,听说老同学孙冶方当翻译每月有收入,就开玩笑说他是大富翁,约了几个同学去敲他的竹杠.左权也应约来到孙冶方的住处.于是,十多名新老同学在孙冶方的住处,一边动手做菜,一边说说笑笑,气氛非常融洽.哪知道从窗外经过的人听到房内说话声叽哩呱啦,多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学们说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孙冶方房间里,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布流言.米夫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审查.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诬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已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作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时,一团阴云向他袭来.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肃托、肃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出来了.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皆捷,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撤消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员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经毛泽东、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林彪、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大家都听出了神.从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后方.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最先站出来为他说话:左权这么年轻,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让他到前线来指挥部队!恰好此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往别的根据地,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军务繁忙,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向中央要人.于是,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左权接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2月底的一个早晨,左权骑着马来到红一军团驻地报到.林彪当时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对于左权,他俩十分熟悉.左权是黄埔一期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而聂荣臻则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说起来他们三人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学之谊.在一方面军中,林彪素以挑剔著称,很少有人能和这个性情古怪的人搞好关系.可林彪却对左权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勤、笃、实四字评价左权,说:我第一次认识左权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他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1932年红军东征打下彰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他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不谈空话,专干实事.他完全有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他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卓越的.聂荣臻对左权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左权的到来十分高兴,为了表示欢迎,聂荣臻特意通知伙房准备几个好菜,做顿年饭招待左权.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红军根据地民困地蹙,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吃两顿,一顿只吃一小袋.伙房接到命令后,好不容易搞了四五个菜,在临时充作军团首长休息室的农家小屋里摆了张桌子,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左权与一军团其他领导你推我让,还未入席,敌人的飞机就嗡嗡地飞来了.左权耳尖,立即拉着身旁的聂荣臻,招呼大家往门外冲.大家刚疏散到门外,敌机扔下的炸弹不偏不斜地落在小屋上,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这顿年饭,被敌人的飞机炸得不翼而飞了,聂荣臻气得骂道:龟儿子的技术倒不差.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参谋、炊事员们为军团首长的安然无恙感到庆幸,也为这难得的年饭没让左权吃上一口而感到十分惋惜.左权笑了笑,说:这顿年饭没吃到,可也看到了嘛!没有什么关系.这顿年饭就这样成为他们友谊的象征.左权上任之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阶段.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部门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左权竭尽职守,与军团指战员一道,努力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利形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顽固坚持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使许多应该打好的仗没有打好,个别的仗虽然打胜了,却不能挽救整个军事的被动局面,最后,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左权和红一军团指战员只得踏上茫茫长征路.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聂荣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左权时,左权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不住地说:中国革命有救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从此,红军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和云、贵、川军阀拨弄得晕头转向.1935年5月,敌人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前有天堑,后有追兵,大渡河沿岸山势高耸,地形不利,红军处此狭长地带,若能抓紧时间渡过大渡河,则可将敌人的追兵远远地甩在身后,如耽搁时日,敌人形成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为迷惑当面之敌,左权奉命率领少量部队从泸沽出发向大树堡前进,发动佯攻,钳制和吸引对岸守敌,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渡口抢渡大渡河.22日,左权指挥佯攻部队大造声势,攻占越西县城,在城内到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使敌人产生主力红军到来的假象.接着,出敌不意地率部急行军一百四十余里,追歼了从越西溃逃的敌人两个连,活捉了国民党越西县长,并一举攻占大树堡.从泸沽到大树堡,四百余里崎岖山路,左权率部一路斩关夺隘,仅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他们到达大树堡后即大摇大摆沿河勘察渡河地点,修工事,备粮草,又召集民工大造竹筏木船,摆出北渡攻打富林的架势.四川军阀杨森上钩,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堵截.红军主力乘机夺取泸定桥,浩浩荡荡通过泸定桥北上,将国民党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红一军团在左权、聂荣臻率领下参加西征,打了许多好仗,尤其山城堡一仗,打出了威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自然震动了蒋介石.他急欲乘红军长途远征、部队疲乏、立足未稳之际进行一举歼灭,连电催促前方部队抓紧作战.可他哪里知道,尾随红军的马家军遭到过红军的打击,心有余悸,不敢放肆逼近;在陕北驻扎的东北军也吃过红军苦头,不愿意打内战,行动消极;只有从湖南回防陕西关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军,立功心切,对红军穷追不舍.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追剿计划,毛泽东、党中央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打一个漂亮仗,以稳定和发展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的陕北新局面.战前,左权因与胡宗南以及他手下的两个师长丁德隆、李铁军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尤其是跟丁德隆,还是湖南同乡、大本营陆军讲武堂同学,便以同学名义给他们三人都写了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泯息内战烽烟,携手抗日,以免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可惜这三个同学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效命,他们仗着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大炮,自以为不日即可将疲弱的红军生擒活捉,对左权的好言劝告置若罔闻,反而回信左权,要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卷起苏维埃旗帜.左权只有与老同学在战场上较量了.胡宗南不顾友邻部队的迟疑,从豫旺堡分三路向定边、盐池一线追击前进,孤军突出.丁德隆七十八师贸然急进山城堡,见地形不利,便抢修工事,企图倚仗精良武器和空中支援,准备死守不退.山城堡一带川原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土寨子比较多,便于部队隐蔽集结,也便于发动攻击,是个理想的设伏地域.左权仔细权衡敌我态势,分析说:敌人有大炮、机枪、轰炸机,打正规战、阵地战有火力优势,我们吃不消,攻坚也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我们擅长奔袭、夜战.黑夜里打仗,敌人的优势火力就会有劲无处使,我们可以趁夜取胜,趁乱取胜.于是,左权指挥所属部队向山城堡地区运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11月21日晚,战斗打响,敌人的机枪、大炮成了摆设.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四面受困,懵里懵懂,不知往哪里打,不知往哪里跑,混乱不堪.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敌我难辩,对红军战士来说,这个仗也不好打.后来,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士的智慧无穷,不知谁喊了一声:以帽徽为准,打!因为胡宗南的官兵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抓住人先摸帽子,有帽徽的便用手榴弹砸.因为在这种场合,枪不能开,刺刀也拼不起来.砸!砸!砸烂敌人的头!这就是战士们的战斗口号.这可以说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但它的激烈、紧张程度却超过了炮火连天的战斗.这个仗一直打到东方发白才见分晓.我赶到阵地时,只见山坡、山沟、大道、小巷全是被砸死的敌人的尸体.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许多好同志.不少同志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有的手里紧攥着手榴弹,胸口里却插着敌人的短刀;有的身下按着敌人,背后却立着敌人的刺刀;有的和敌人紧紧相抱,看起来干瘦的手指,却牢牢地掐着敌人的脖子……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在山城堡夜战中,胡宗南的七十八师除一个团在混乱中逃脱外,主力部队全部被歼,其他部队也仓皇西逃.这是胡宗南从军以来,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过去他参加东征、北伐、新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多是扮演战胜者的角色,好像天下无敌.这次整旅整旅地被歼,更是他升任第一军军长后遭到的当头一棒.他视之为奇耻大辱,给丁德隆以撤职处分.狂傲一时、自以为文武兼资、堪与晋朝名将杜预相提并论的丁德隆,被老同学打得落荒而逃,虽保全了性命,但带兵的人,一旦丢了兵,其价值不如敝屣一只.苦闷之余,他只有潜心佛学,常与卫士上山打坐,诵经参禅,不再妄谈军事,或作《易经原理》,图解阴阳八卦,以寻自我解脱.山城堡之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聂荣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战斗.这次战斗体现了左权深谋远虑和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正如刘伯承所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可惜的是,他担任主官的时间太短.他一生中担负的主要角色是参座.在八路军总部,左权是最忙的人.三十四岁还没成家,朱老总出面做媒,对刘志兰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国大地,中华民族面临被日寇灭亡的危险,全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拯救民族的大志,挺进华北敌后,奔向杀敌的战场.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来到太行山区,指挥整个华北前线的抗日战争.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里,左权是最忙的人,指挥军队作战,发电报、打电话,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员运输,筹划粮草,什么事情他都事必躬亲.司令部的作战科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工作十分紧张.作战科的人都是左权的助手.他们轮流着每隔二三天就值一次夜班,来协助左权工作,可左权却是天天值夜班,从来也不肯休息.情况紧张的时候,他更是夜以继日,昼夜不停地泡在作战室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能看完各战场拍来的电报,并起草好下发的电报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屋里后,他还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翻译、写文章.1940年,朱德总司令奉令离开太行山,回延安去了,其他首长也先后分赴其他抗日战场指挥作战.前总只留下左权和彭德怀、罗瑞卿等人.由于干部少,事情多,工作更忙了,左权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情况紧张时,就整夜整夜地不眠.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作家刘白羽曾这样写道:在这掌握半个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在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子里,左权每天除处理华北抗日战场的来电、文件和书信,部署整个华北战局外,还得守着地图,提着电话机,指挥眼前的战斗.因为过分劳累,又加上营养不足,嘴唇干得裂了缝,可是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是考虑着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总是挺得很直,走路的步子坚定有力,说话的音调沉着果断.有一天,冀南、太岳、北岳等地的我军各部纷纷向总部拍来电报,报告敌人调动兵力的情况,并要求主动向敌人出击.左权拿着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布置部队的行动,他已经接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上布满了血丝,警卫员把饭端进来,放在桌子上,再三催他吃.他刚端起来吃了两口,值班参谋送来一份电报,左权就马上放下碗筷看电报,接着就走到地图跟前,认真研究敌情,具体布置战斗.警卫员把他的饭热了几次,一直到天亮,他也未能吃.警卫员心里十分难过,心里老是想着如何让首长既能吃上饭又不耽误工作的事,想出了把馒头切成片烤干的办法.从此,警卫员每天就烤些馒头片,随时给左权的口袋里放一些,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吃.打这以后,战士们就经常看到左权一手捏着干馒头片咯嘣、咯嘣地吃,一手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研究部署歼敌计划.朱德后来在纪念左权的文章中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与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永远集中了自己的全副精神于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意、疏忽、放任与暴戾,他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一心扑在工作上,三十多岁了,还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朱老总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39年2月,中共中央巡视团二十多人来到晋东南巡视工作,他们曾在屯留县寺底村逗留,这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只有十来里路.朱总司令早就存心要为左权做媒,他很注意巡视团中的刘志兰.左权也曾应邀到寺底村作报告,与刘志兰有些接触,彼此都有好感.刘志兰是北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几位同学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延安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中央巡视团来到山西前线.朱老总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有意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说: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革命工作上,结果把个人的事情耽误了,都三十四岁了,还打光棍.这单身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画句号?刘志兰两颊绯红,她爱慕这位威镇华北的副参谋长,又见总司令有意做月老,便低着头表示:愿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朱老总摆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朱老总风趣幽默地为这对有情人牵上了红线.1939年4月,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结婚.左权和刘志兰结婚后,彼此互敬互爱,感情笃厚.1940年5月,刘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了一个女孩.左权得讯十分欣喜.但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刘志兰在月子里奶水不够,娃娃饿得直哭.左权整天忙于军务,有时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更无暇顾及妻子,就连孩子出生时,也没有时间去看一看,妻子很有意见.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出生一个多月后,左权抽空回到窑洞去看母女俩,一进门就高兴地抱起孩子逗了起来.妻子绷着脸,背对他坐在炕上一声不吭.见此情景,左权走过去,妻子冷不丁从左权手里夺过孩子,冒出一句话来:你还记得有我们娘俩?左权心里明白,好长时间没来看孩子了,鬼子频繁扫荡,她这样刚生孩子不久的女同志,一个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好,睡不安,担惊受累,怎能没有怨言呢!左权又轻轻地把哇哇直哭的孩子从妻子手中接过来.坐在妻子身旁,左权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夫妻相对,一时沉默无语.左权打破沉默,就说:志兰,你知道吗,最近刘、邓指挥一二九师又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鬼子两千多!你担心会被鬼子糟蹋的庄稼,一粒也没让鬼子抢走,全都保护下来了.丈夫一开口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刘志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不好意思地望着他:真的?左权考虑到百团大战马上要开始,刘志兰和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许多不便,就和刘志兰商量,让母女俩随一部分同志回延安.临行前,左权抱着不满百日的爱女合了个影.他请了一位挑夫将她们母女一直护送到黄河边,自己却因工作繁忙,只送到村口就转身返回了.刘志兰回到延安,先后在保育院、中央研究院和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和学习,左权总是注意从政治上勉励她.对于她因孩子拖累、担心影响自己进步而心情不好迁怒于他的事,没有一句责难的话.他给她写信,多次说到: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简单.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原谅我.在左权的帮助下,刘志兰心情逐渐舒畅起来,学会了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庭的矛盾.后来,她曾说: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使你难过,但你体会到我的心境,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使我惭愧.你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百团大战后,彭老总送一条洋烟犒劳左权,总部其他工作人员都说彭总偏心.为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彭老总直接上书毛泽东.掩护总部突围,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在华北地区实行囚笼政策,竭力强化交通,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装入他们的囚笼之中,以利随时调兵扫荡,实行各个击破.彭德怀和左权经过精心思考,计划沿正太铁路发动空前规模的破袭战.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彭总设想,这次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你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担任主攻,除你们之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敢死队都将参加作战.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完预案后,禁不住连称:大动作!大气魄!大手笔!一二○师师长贺龙等将领均同意总部的设想: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唯有切断日军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向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左权还根据实际参战人数,给破袭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百团大战.后人讲起百团大战,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怀,对左权所起的作用似乎知之不多.他们在战役中所起作用,打一个比喻,前者是总导演,后者是执行导演.聚三军之众,战必克,攻必取,说的是霹雳大帅彭德怀.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对左权的最好描述.左权按照彭德怀的意图,拟定作战方案,亲赴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一二○师等参战部队驻地商量协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县王裕村,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左权住处的一面墙壁.左权每天晚上端着蜡烛面对着地图,细心安排,捕捉每一个战机,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到这个伟大战役中去了.小到部队的一次具体战斗,大到上下左右一个战役的配合,他都久久酝酿细细思考,然后又精细地在地图上标明我军的路线和消灭敌人的箭标.在那些日子里,左权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缜密的作战计划,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战后,连日军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华军出动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8月20日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袭战.由于各根据地军民吃尽了囚笼政策的苦头,大家踊跃参战,捷报频传,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到一百零五个团共二十余万人.战役打响后,左权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关家垴战斗是第三阶段的关键战斗,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分四路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围困在关家垴地区.总部指挥所设在距前沿阵地不到一里路的山坳草棚里.有时子弹就在草棚上面飞过,敌机向草棚投掷大量炸弹,一次竟然将草棚炸掉了半边.警卫员恳求道:实在是太危险,炸弹只要再偏两米,总部就报销了.指挥部后撤吧!左权也帮助做工作:彭总,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的性命不要紧,要是总部被端了,战役会受大的影响.你还是往后退一点吧.在将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后,警卫员又来做左权的工作.还只开了头,就被左权打断:传我命令,指挥所的全体同志推进至前沿阵地.战士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三八五旅、五八六旅、新十旅以及敢死队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在关家垴全歼日军三十六师团片山旅团冈崎大队以下八千人.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在这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参战的各部队,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寇二万多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破坏敌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拔除日军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鼓舞和动员了敌后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位,对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斗,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报告中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巨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给朱德、彭德怀打来电报: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毛泽东也给予很高嘉奖: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左权与彭德怀并肩战斗,艰难与共,彼此既加深了了解,也升华了革命情谊.彭德怀知道左权每天十分劳累,全凭抽烟提神解乏,有时抽起来一支接一支,不熄火地打连发,消耗很多.一次,他从友人处得了一条苏联烟,准备送给左权.由于工作繁忙,他一时没有送去,就用纸在外面加了掩护放起来.这事被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侦察到了,悄悄地扒开伪装,摸走了好几支.彭德怀发现后,摇摇头,赶紧拿着烟送给左权,指着那包被拿空了的烟盒子说:我不抽烟,却不晓得被哪个打头抽税了.再不送来,恐怕只有形式没得内容了.左权接过烟,让总部的工作人员开洋荤,见人发一支.彭德怀有些生气地说:我晓得你是杆烟枪,才给你送'子弹'.看来我这个运输队长算白当了!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彭老总太偏心.彭老总不光在生活上对左权偏心,政治上也是关心备至.左权因托派问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不断向中央申诉.1941年12月,他在太行前线给中央写信汇报事情的原委,请中央讨论答复.彭德怀当日以他个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说: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使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的,这些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报告递上去了几个月,仍无动静,彭德怀深感不安,又于1942年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再次呼吁: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左权英勇牺牲在战场上.这年2月,日寇对太行山的扫荡失败后,便在太行山周围加紧推行蚕食政策,派遣汉奸四处活动,建立特务情报组织和反动据点,收集情报,加紧掠夺,妄图袭击八路军指挥机关.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日寇华北指挥部下达了晋冀豫边区C号肃正作战计划,调集三万余人的兵力,并以空军配合,再次扑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阴险的日本鬼子还抽调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队,全部着便装,化装成农民或八路军战士,随军搞偷袭作战.当时,根据地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外线,整个后方兵力极少,只有司令部警卫连、野战政治部保卫连、后勤部警卫队、北方局警卫排,除此之外,大都是非武装人员.彭德怀、左权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北方局党校副校长杨秀峰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在敌人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敌人的包围圈.5月24日晚,各部按计划开始行动.因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带着辎重车马,转移速度较慢.第二天,敌人尾随总部的转移路线急追直赶.警卫连很快就与日军接上火.他们以一当十,利用有利地形抵御敌人的进攻.日军进攻受阻后,放出信号烟.根据信号烟指示的方向,日军后续部队用山炮和迫击炮一齐向我军阵地开火.警卫连指战员都是老红军,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左权派人递了一个纸条上去,上面写着由他签署的命令:总部正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日军在尾追不放的同时,还派敌机在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里狂轰滥炸。供给部门的几百匹骡马惊吓炸群,有的挣断缰绳在沟坡上乱窜,一些饲养员不顾暴露目标,绕上去追赶。被炸死的骡马也堵塞了狭窄的山道。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夜间突围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左权提议立即分路突围。按照他的建议,彭德怀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到太行二分区;罗瑞卿率野政直属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六分区;杨立三率部向北突围。左权率部断后。各部均带一部电台,以便联络。日军发现我军突围意图,用各种火炮向我突围部队轰击,并快速收缩包围圈。左权见彭总还在队伍中,便立即跑过去,让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另外两个参谋跟彭总一块转移,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一个警卫排作掩护。彭总见满山遍野的我军人员尚未转移出去,便站着不动。左权急了,说:"你的安全涉及八路军的荣誉,再晚了冲出去就困难了。"他不管彭总愿意不愿意,下令警卫连长将彭总硬扶上马,向北急进。目送彭总突围而去,左权松了一口气,忙招呼人们整理好队伍,扔掉辎重物资,跑步前进。午后2时许,大队人马转移到十字岭的一个山腰间。这里是敌人枪炮打不到的死角,左权组织部队略作休整。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诫同志们,说:"尽管情况严重,但大家不要惊慌,要听从指挥,只要冲过前面那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他嘱咐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机要文件,保护好电台和机要人员。就在这时,已送彭总到达安全地带的唐万成,转身回来拉左权先行转移。左权甩开唐万成的手,说:"我有我的岗位,不能走,你快去跟彭总。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唐万成第一次看到左权发这么大的火,只好含着泪离开了。偏西的太阳越来越低,日军的炮火对准了十字岭东阳坡突围的人群,敌机也在上空盘旋轰炸,子弹、炮弹像密集的雨点倾泻而来,一时间烟尘滚滚,天昏地暗。面对敌人已形成的立体火力网,左权见有人想隐蔽,他就登上一个高坡,大声高喊:"同志们,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往前冲啊!"这时,一颗炮弹打到他身旁爆炸,一声轰响,大家见副参谋长仰面倒下,就冲上来抢救。左权浑身血流如注,抢救不及,壮烈牺牲。警卫战士冒着炮火,流着眼泪,抱着左权的遗体滚下山去,将他掩埋在横岭南坡的树丛中。八路军总部突围成功,敌人连月来费尽心机准备的作战计划落空。彭德怀将突围人员集结拢来,他手挥铁拳,发誓说:"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左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左权牺牲后,延安、太行山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党中央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朱德总司令含痛赋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关于左权的"托派"问题,后来解放军总政治部复信左权家属,指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然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已为他平反昭雪了……"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将左权的灵柩从涉县石门山移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全国人民参谒。一年后,毛泽东南巡回京,专程前往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佇立良久,缓缓地摘下帽子,向昔日的战将默默致哀。(邹东山)后记走出校门,便开始从事党史征编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年。工作之余,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他政党的历史相比,中共党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感觉是四个字:伟大,悲壮!中共党史,正如我们饱经沧桑而涅槃新生的古老民族一样,既伟岸大哉,又悲怆壮烈,既令人心仰神驰,又禁不住扼腕叹息。欢呼与轻憾,总是那样如声随响,如影随形,须臾不肯割舍。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也许伟大与悲壮从来就是两个不可以分离的孪生兄弟,也许伟大与悲壮压根就是美学中"崇高"范畴的两个相互依存的侧面,也许就像诗人们常常吟颂的,悲壮源自伟大,伟大归于悲壮,也许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本书所记叙的未走上共和国授衔台的十一位将帅属于这种类型。他们都是我党早期立下惊世殊勋的军事家,他们各怀大智大勇,都具妙才良谋,由于出色的军事业绩和过人的理论造诣,他们被视为"名将之花",如果活到新中国成立,他们都会踏上红地毯,身着将帅服,接受最高统帅的授勋。可惜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他们中途倒下,捐躯于指挥岗位。他们已经远离我们,走得最迟的罗炳辉也距今快六十年了。但时间的间隔并没有模糊历史的视眼,他们也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是公正的,也是充满激情的,每逢党和国家的生日,人们就会首先想到染红党旗国徽的烈士,会点燃一瓣心香,追思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