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2

许多湘鄂西老红军都把夏曦看作灾星,认为他是造成根据地最终丧失的罪魁祸首.但是,在一开始,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以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中央代表.夏曦,字蔓白,湖南益阳人氏,在党内也算资格较老的早期活动家.早年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到洪湖后,所有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惟有一件事始终令他愁眉紧锁,这就是红三军拒绝分局指令,坚决不返回洪湖苏区.1931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宣布: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政治路线.指示信还要求红三军迅速从五峰、鹤峰东下洪湖.5月,夏曦连续几次派人赶往军中,责令邓中夏立即班师,如果违犯命令,将开除其党籍.6月,夏曦专门致信贺龙,把督令主力回师的希望寄托在老朋友身上:云卿:上海一别.又有两年.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每每闻之兴奋.在3月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替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的部队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整顿妥当.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遗憾.现在军阀战争爆发,革命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按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坚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从3月到7月,送出的信,派出去的人,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绝望之中,夏曦想到派一位能力强、威望高、对红三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干部前往执行劝驾的任务.放眼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惟有段德昌一人而已.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中央: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夏曦不做声.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夏曦索性闭上眼睛.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用省委的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请你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都赞成你的主张,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夏曦一时语塞.我们认识八年多,也算是老朋友了,我说几句心里话.贺龙放缓语调,好心地劝道:派九师出去,是你亲自交付的任务,怎么又反过头来怪九师?你组织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这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吗?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敢通知他,纸能包得住火吗?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你来洪湖才几天,对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由于夏曦拒绝接受不同意见,万涛两次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以段德昌为首的前方将领写信,反对夏曦担任军政委,对省军委提出六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即军委会要充实军事、政治人才,军委会决定大的行动原则和作战方针,不能代替军部的具体指挥,军委会发出训令要审慎,等等；以苏区四大文豪（江陵县委书记侯文尉、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为首的地方干部对夏曦执行的左倾干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调和矛盾,只好决定派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尉士钧到中央反映分歧意见,请中央裁决.如果讲政治智慧,段德昌、万涛和四大文豪都不是夏曦的对手.反对派把宝押在中央秉公裁决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反对派所指斥的错误政策其根源都来源于左倾中央,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夏曦洞若观火,静如老僧.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贺龙、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夏曦首先作政治报告,说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上有七十多位代表发言,反对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异口同声批评夏曦执行过火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恶果.段德昌还与众多的代表一起签名,要求撤换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的处境空前孤立.可是到了第四天,中央派关向应随尉士钧来到洪湖,宣布夏曦代表的是正确路线,万涛等人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中央进行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尉士钧在会上作了揭发:我去中央是万涛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暗嘱我务必告倒夏曦.我把万涛的话告诉了中央,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会议以夏曦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会后,段德昌痛苦地问贺龙:党内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吗?段德昌是韩信式的军事家,将兵宜多,布阵尚奇,作战飘忽,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创造三个月歼敌三个旅的辉煌战绩,把湘鄂西根据地推向鼎盛.但是,在夏曦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指导下,贺龙、段德昌苦心积攒的家当被丢失得干干净净,红军由大胜转入大败.有贺不倒,无段不胜.这是湘鄂西的一句民谚.贺龙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能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他统率的部队被称为常胜军,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点名要到红九师.在频繁的战争中,兵员补充历来都是最头疼的事情.对于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来说,这不是难事.官兵们自豪地编成顺口溜来唱:杀我一百,只要一息；杀我一千,只要一天；杀我一万,只要一转.意思是说无论受到多大伤亡,红九师只需在苏区转上一圈,立刻兵员补充足额.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他创造月歼一旅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七、九两师和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襄河北岸,寻找战机.19日,袭占皂市,计划围点打援.皂市位于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襄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四十八师与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未讨到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皂市意在诱敌,拒不出战.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段德昌乘胜兵指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便是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之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前往解围.张联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26日,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后顾之忧,然后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埋伏地点设在毛家河与张家庙的山坡树丛间.27日拂晓,张联华率部进至毛家河边缘.时值冬晨,大雾弥漫,前面山冈上矮树灌木,模糊难辨.参谋长心中生疑,提醒道:旅座,谨防伏兵.公路两厢,共匪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设伏.张联华不以为然,驱动部队前行.前行不到十五分钟,便听到半空中一声开火,山坡上飞下无数的手榴弹,轰隆隆炸倒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下,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红军全歼敌十二旅,生俘张联华,歼俘敌军四千余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其中步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军装一万多套.段德昌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机枪连,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龙王集战斗后,贺龙率七师渡过襄河,襄北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武汉.何成浚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十一个团组成三路纵队,限令在半个月内肃清襄北红匪.他还把段德昌的首级赏格提高到八万元.2月下旬,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一一四旅在旅长韩昌俊的带领下,由皂市出发沿汉（口）宜（昌）公路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头移动,互取呼应之势.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泥泞难行,韩旅遇阻于文家墩,徐旅也退回天门.何成浚见韩旅孤军独处,急令韩旅撤回皂市.韩昌浚接电后,犹豫不决,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采取拖字诀,想等到雨停后再移动.这一动向被红军查知,段德昌带领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3月4日拂晓赶到文家墩,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韩旅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围手榴弹响成一片,还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四千余人被歼,韩昌俊被擒.敌四十八师驰援韩旅,被贺龙阻于皂市以北,敌师长张振汉受伤.段德昌在襄北连捷遵循的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夏曦不满意,他认为段德昌崇拜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不过是童谣.他提出了三打三不打要求: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此发出《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红三军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游击主义表现为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平地战、射击飞机等.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的命令,红三军连续组织了瓦庙集、张家场两场硬仗.瓦庙集打的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和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第七师尚在控制襄河渡口,七、八两师向京山运动.两军在京山瓦庙集以西地区相遇,发生激战.胡子,我们可不能跟敌人拼'车'呀!段德昌觉得不妙,建议撤出战斗.贺龙苦笑:夏曦代表中央,他是金口玉言,违抗不得.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结果只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红军伤亡在一千四百人以上,伤亡人员均为部队连排级干部和老兵骨干.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拉锯,激战八天八夜,毙伤敌人八百余人,自己却付出了二千余人的伤亡.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浚报捷:赤匪历年来得之于国军弹药兵器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作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七天七夜、八天八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红军陈兵襄北,洪湖后方空虚.6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监利周老嘴.其中,范绍增所率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金河、谷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援洪湖.从襄北到洪湖,不仅有襄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二百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段德昌临危受命,表情仍然是举重若轻.他把部队所有马匹都集中到骑兵团,亲率八百余名骑兵作前锋,奔驰一天一夜,赶到新沟,立即抢修工事.随后,三个步兵团也赶到预防阵地.13日,范绍增第四师大摇大摆地朝新沟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兵团.范绍增是四川袍哥中的著名首领,处事怪诞,人称范哈儿.他将袍哥兄弟全部编为神兵,一律红褂红裤,手执大刀,上阵之前,先喝咒水,吸鸦片烟,然后发起冲锋,状如疯虎,战斗力不可小视.有鉴于此,段德昌吩咐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放枪.红军小股部队与神兵团略作抵抗,便被砍翻数人,迅速后退.范师分成数路纵队,沿东荆河河堤冲至红军预设的障碍物面前.段德昌一声暴喝打,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出几十条火龙,顿时人仰马翻,敌人死亡枕藉.神兵团虽然骁勇,但没等近身肉搏便伤亡过半.红九师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压缩至阵地后围.范绍增亲自带领督战队,连斩十余名后退的官兵才稳住阵脚.正当他组织火力准备反击时,按照段德昌的命令,迂回到敌后的骑兵团突然冲击敌阵.八百匹战马,八百名勇士,从天而降,马蹄声、呐喊声、马刀斩击声响成一片.在腹背两面夹击下,敌第四师全线溃逃,范绍增受伤落马,趁着战场混乱,骑一头水牛渡过东荆河方才捡得性命.他的部队三千余人非伤即俘.新沟大捷,稳定了洪湖中心区极其危急的形势,也拯救了惶惶无计的夏曦.战后,中共湘鄂西省委、省政府联合举行庆功大会.贺龙发表热情的讲话: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子给范哈儿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范哈儿的魂都吓掉了.湘鄂西省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逼迫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贺龙这番话是说给夏曦听的.夏曦照例闭着眼睛听会,面无表情.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五十万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其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由左路军负责.8月18日,左路军十万人马潮水般涌进洪湖地区,各路敌军采取密集阵形,齐头并进,同时派海军军舰游弋于长江、汉水配合行动.根据地空间被压缩,回旋余地极小.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段德昌、段玉林等红三军将领提出,目前在内线击破敌人已经没有可能,应该集中至少十个团的兵力转到外线,挺进国民党布防薄弱的武汉外围,迫使左路军后撤,然后集中主力在敌人后撤过程中寻找战机.这个建议被夏曦一口拒绝,他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军各部和各级党委修筑工事,坚守市镇,坚决进行苏区保卫战.段德昌心里藏不住话,嚷着找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论理.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于是,段德昌把不满闷在心里,修建工事时,不时发出冷笑.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惨重.分兵把口,口口被破.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危急时刻,红三军领导人再次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夏曦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建议,命令贺龙带领八、九两师出击襄北敌后,牵敌回援,自己率七师坚守内线.贺龙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种安排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你现在手上的兵力比较雄厚,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在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能打的队伍,关键问题是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你现在搞寸土必争,实际上是使他们分散挨打.你的任务是完成外线牵制任务,内线不用你操心.夏曦拍着胸脯说:洪湖苏区要是丢了,我夏某人的性命也不要了.8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襄河,夏曦则与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9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三千余伤病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后勤机关悉被焚毁.又过了二十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一千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共产党一生都要讲真话,心中想着人民.段德昌不肯说假话,始终把收复洪湖苏区挂在心中,为此埋下了杀身之祸.贺龙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爱将,终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审,奇特的刑场,全军将士哭泣着为火龙送行.段德昌临死提出三条要求,有一条是用刀杀我,留下子弹打敌人.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宋盘铭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作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邬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看到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姜琪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从前线赶回军部.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贺龙见到夏曦,劈头便问.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你有什么根据?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这就是他拖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决不是叛逃,应该马上放人.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愿立军令状,保证恢复洪湖苏区.贺龙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段德昌要求贺龙尽快把他救出去,说:洪湖人民还等着我们打回去呢!贺龙探狱回来后,又找到关向应,做他的工作,希望能联名具保段德昌.关向应说先审审看.贺龙感觉得出来,夏曦已经同关向应打了招呼.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战友要遭毒手,自己枉为一军之长竟然无能为力,贺龙心如刀绞,情绪恶劣.他的警卫员谭友林回忆道: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听不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在分局会议上,他说:今天的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段德昌、陈协平、王炳南是'改组派',他们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说什么苞谷饭不好吃,尤其是段德昌,公然向中央分局写信,要回洪湖拖队伍.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都不招.对他们,还要用重刑.我看,也不一定要等什么口供,现在就可以进行公审.贺龙反对:德昌有大功,杀不得.我愿以颈上人头担保他不是反革命!夏曦硬碰硬: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他们争论时,都动了气,把桌子拍得山响.特别是贺龙,激动得不能自制,喊叫的声音传出几十米远.整个军部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意见争执不下时,举手表决.夏曦、关向应对贺龙,二比一.夏曦一拍桌子狠狠地说:好,决定了,杀!对于被捕后的遭遇,段德昌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明朝诗人于谦的《石灰吟》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公审大会在巴东金果坪一块打谷场召开.时值5月,山坡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山畦间的水田刚刚插上嫩绿的秧苗.许多插秧的农民跑来看热闹.夏曦在会上宣布段德昌有三大罪:一是参加了一个十三人的反夏曦小组；二是指挥攻打桑植黄金台时故意打败仗,牺牲了几位战士；三是企图分裂红军.段德昌双手反绑着,被押在台上.在夏曦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贺龙匆匆赶来,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贺龙端起酒,送到段德昌面前,说:德昌,军长无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一碗包谷酒,算是为你饯行.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段德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他眼含泪花对贺龙说:胡子,我不怪你.贺龙问: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我说三句话.第一,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快开枪.随着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猝然倒地.段德昌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才华、战绩和情操,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遭遇过于离奇,过于典型,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数以万计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尸体可以入土为安,但冤魂却不能随肉身飘然远逝.包括段德昌在内的无数冤灵需要用公正来昭雪和抚慰.湘鄂西肃反是中共历史最为悲惨的一页,也是红军老战士痛心疾首、始终不能忘怀的心结.红二方面军战史曾经总结了湘鄂西内部肃反的四个特点: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都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段德昌虽然英灵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随着岁月而泯灭,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特别是洪湖老区人民一直追思缅怀火龙将军的事迹.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盖起了小庙,供奉着他的牌位.小庙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牌位两旁抱柱上刻着一副对联: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赤胆农王--方志敏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协委员长,主持省农协全面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黄道、邵式平发动了弋横农民暴动,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此后历任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率部返回闽浙赣途中在怀玉山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名篇章,同年8月慷慨就义,终年三十六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惟一被俘后牺牲的一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那是宇宙的真理!读《可爱的中国》,咏颂传世名篇,脑海里浮现出那个身穿破烂棉衣、戴着脚镣手铐的就义者形象.他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那沉静如水的神态和温煦灿烂的笑容.从容、镇定,自信、闲适,似春风拂过原野,如彩虹斜倚天空,像霁月跃出云层,既瑰丽奇伟,又清新自然.他不像是濒临生命尽头的失意者,而是获得新生的胜利者；他不像是走向刑场的囚犯,而是迈向祭坛的圣徒.通过文稿,通过照片,通过笑容,他把千百万读者的心空照亮.在他之后,又有众多的青年走上他引导的清贫之旅.方志敏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在高尚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还在于他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他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儒将之一,也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惟一被俘后牺牲的一位.今古传奇:彭湃撰写贺联,祝新婚夫妇准备流血牺牲.方志敏发动泥脚杆子揭竿而起,出没于莽莽丛林中,依靠一套土战术将保定、黄埔等军校的高材生打得落花流水,他的这套战法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1927年6月5日,南昌市黄家巷31号,一向静僻的气氛突然间被打破,门窗贴上了大红喜字,鞭炮的纸屑洒落在门前.附近的邻居一望便知,又有一对有情人喜结良缘.邻居们打量几眼,既看不到显赫的排场,又不见多少贺客,很快兴趣索然.这对新婚夫妇却是大有来头:新郎是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人称江西农王的方志敏,新娘是面容姣好的弋阳同乡缪敏.出席婚礼的宾客虽然只有两位,身份却是十分显赫,一位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另一位是全国农协秘书长彭湃.作为主婚人,彭湃兴之所致,欣然挥毫,为他们书写贺联: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副犯忌的贺联.贺联大凡都是祝愿新人举案齐眉、白头到老,很少有人在洞房花烛夜提醒新人准备流血牺牲的.然而,无论方志敏还是缪敏,都觉得这是一副情真意切的佳联.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白色恐怖,大举屠杀共产党人.方志敏是蒋介石重金缉拿的要犯之一.在新婚之夜,方志敏、缪敏、罗亦农、彭湃以打麻将作掩护,研究江西的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罗亦农宣布中央的决定,派方志敏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彭湃关切地问他:你是江西的农王,准备如何施展翻江倒海的本领?方志敏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到家乡去发动泥脚杆子打天下!几天后,方志敏告别缪敏和彭湃等人,只身前住弋阳.弋阳九区漆工镇湖塘村是方志敏的家乡.对于生养他的小山村,方志敏在文章中反复描绘过她的美景: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坂,在春深时节,满坂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水口林中,绿叶如盖,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耳的声音,互相唱和着.在湖塘村,方志敏度过了童年、少年时期.他出身在该村一个大农户家庭,父亲方高翥排行老三,方志敏在家是老二.按宗族家规,只有老大的长子才能入学.由于方志敏从小聪明,私塾先生不忍英才蒙尘,破例免费收他入学.1916年,由于成绩优异,在村里祠堂的竭力保举下,他先后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和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方志敏从小有一个疑团,冥思苦想,不得其解.湖塘村八十余户中,为什么七十余户朝夕不能自保,而二户地主却能富庶阔绰,肥得流油?在姓方的亲戚之中,为什么有的不伸手不动脚能够衣食无忧,有的一年劳累到头却仍然饥寒交迫?怎样才能改变这个黑暗的现实?这个疑团直到1926年,他才豁然开朗.这年4月,方志敏作为江西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农民大会.在会上,他见到毛泽东和彭湃,明白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要翻身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他事后回忆说:（这次见面）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渴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仅过一年的时间,他就在赣东、赣西和赣南建立了农民协会办事处,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分赴各县指导农运,先后筹建起五十四个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三十多万人.方志敏被称为江西农王,与湖南农王毛泽东、广东农王彭湃齐名.1927年8月下旬,一个深夜,万籁俱寂,急促的敲门声把方高翥从睡梦中唤醒,开门一看,是个破帽遮面、衣衫褴褛的青年.方高翥以为是个饥饿难耐的乞丐,准备给点剩饭打发他,这个乞丐开口叫道:爹,是我.方志敏的母亲听见儿子的声音,喜出望外:哎呀,你可回来了,县衙门隔三岔五地派兵来抓你,到处贴着布告呢!待父母安静下来,方志敏把如何昼伏夜行、易容化装的经历说了一遍.回来后有什么打算?方高翥担忧地问儿子.方志敏坚定地回答:重起炉灶,从头干起.在弋阳,方志敏是杆猎猎生风的帅旗,仅在七天之内,他就重新组织起二十多个党支部.随后,又在九区的窖头村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联席会议,决定统一行动,发动年关暴动.会议决定成立暴动总指挥部,由方志敏任总指挥.会后,根据会议决定,方志敏化名汪祖海,潜至横峰.他有时装成一个商人,戴一顶绒帽,穿一件灰袍,走乡串村,联络同志；有时赤着脚,穿一双草鞋,深入到贫苦农民中,组织兄弟会或农民团.经过他的精心组织,全县成立了上百个农民团,每天都有十几批人跑到方志敏住处催问:什么时候暴动?方志敏答复:还早呢,准备得还不够.他要求各地加紧购买武器,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暴动意味着打仗,我们不能用头皮去对付国民党的刀枪.方志敏极力劝说这些脾气火爆的农民领袖耐住性子,打好基础,对于他称之为霹雳火的蓝长金更是一再叮嘱.因为,蓝长金所在的楼底村是方志敏的活动中心,楼底村一旦风吹草动,就会带动全局.蓝长金是楼底村的煤工领袖,出身贫苦,会武功,讲义气,嫉恶如仇.方志敏最欣赏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拼命精神,也最担心他一言不合、拔拳相向的急躁性格.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巧,方志敏越是担心哪里,哪里就越出事.12月19日,方志敏按约前往弋阳九区与黄道碰头,他前脚刚走,后院就起火.县衙派来一位收煤捐的委员,来到楼底村,鼻孔朝天,一下轿便发火:你们每月五块钱的捐,不按期送县缴纳,还待我来催,是何道理!近来煤出得不旺,凿进一洞又一洞,尽是些石壁烂皮!煤工纷纷解释.收捐委员态度蛮横:我们官府不管这些,我们只是要捐.没有煤,我们饭都没有吃,自然没有钱交捐,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蓝长金忍不住嚷道.呵!原来你们是抗捐不交,我早就听说这里要结党造反,果然如此.看吧!老子回衙门报告,明天就把你捉到牢里去,坐到头发三尺长.你们这帮狗东西!收捐委员破口大骂.蓝长金按捺不住,顶撞起来:你说哪个是狗?你才是狗,老子不交捐,你咬我的卵去!收捐委员气急败坏,赶上前来,照着蓝长金后脑就是一拳.蓝长金何等功夫,顺势在委员腋下轻轻一托,便将他掀出两三米远,跌了个四脚朝天.那委员翻身爬起来,撒开脚朝县城跑,边跑边喊:你们抗捐不交,还殴打官员,存心造反.看明天官军来收拾你们!蓝长金知道情况不好,连夜派人到弋阳九区去请方志敏.方志敏赶回楼底村时,已是深夜.祠堂里聚集着一千余名农民团的骨干,等候方志敏的指示:暴还是不暴?方志敏毅然发出号令:立即举行暴动.12月20日,方志敏在楼底村亲自打响暴动的第一铳,指挥农民公开亮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打土豪,分田地,焚契约.这一铳引燃了弋横联合暴动的旱天雷,此后几天,黄端喜在姚家垄,吴先民在青板桥,程伯谦在葛源,邵式平在邵家坂,黄道在弋阳,分别发动年关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到五六万人,基本控制了弋阳和横峰两县.弋横暴动很快遭到国民党正规部队优势兵力的镇压,红色区域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百余里.1928年6月25日,起义部队领导层在方胜峰开会时发生分歧.一部分人提出:全国二百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几处还在支撑,现在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失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明智一点,把枪支埋起来,把红军解散,负责干部到大城市去.群众怎么办?拖家带口跟我们一起造反的群众怎么办?性情温和的方志敏尖锐质问道: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埋枪开溜,丢下群众逃跑,那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那样做对不起群众.要走你们走,我方志敏要同起义群众坚持下去!方志敏的意见得到了黄道、邵式平的大力支持.他们商定了三条对策:1.集中红军主力,由邵式平指挥,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斗争；2.派黄道到贵溪开辟新区；3.由方志敏带领六条枪组成手枪队,坚决镇压根据地内的顽固分子,振奋群众的斗争热情.从方胜峰下山,方志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手枪队,直扑湖塘村,处决了他的五叔--暴发地主方高雨,并将他家的田地、粮食、财产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消息传开,财主们不寒而栗:方志敏六亲不认,吃了秤砣铁了心.穷人们笑逐颜开,他们编着歌谣唱道:湖塘塌塌岭,出了方志敏,领导共产闹革命,都是为穷人.凡与方志敏交过手的国民党将领都说他用兵飘忽诡秘,神鬼难测.一位被俘的军官输得不服气,问:先生用兵精妙,有些方法闻所未闻.您是黄埔几期的?方志敏摇摇头.军官又猜:那您是保定军校出身?方志敏还是摇头.军官不甘心地追问:那您究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方志敏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军官想破脑袋,也没搞明白,说:敝人孤陋寡闻,不知这青山大学在何处?喏,方志敏一指周围的高山峻岭,说:这就是青山大学.难怪先生的战法,我们在兵典上从来没有见过.军官这才恍然大悟.正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咀嚼失败、总结经验,方志敏发明了一套古今战史从未有过的神兵利器.他在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写道:红军作战战略,归纳起来可分下列几种:1.埋伏要道,截击匪军（即扎口子）.2.诱敌深入,埋伏截击.3.围魏救赵.如匪军向革命区域进攻,我们即进攻上饶城解围.4.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黑夜扰敌营,如敌人驻扎我们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派小部队去放枪扰乱,使其不得安眠,第二天如有可能就乘疲而攻之.5.截击匪军交通线与粮食.如匪军驻扎在革命区域,晚间即以一部队前往,截击其交通线及军粮通道.6.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人对我们的分散与集中而言.经过两年的苦斗,闽浙赣根据地扩展至方圆五百余里,拥有五十二个县二千余万人口.这一时期,方志敏与毛泽东天隔一方,音讯不通,但毛泽东发现,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努力创建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不遗余力地深入土地革命,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逐步扩大人民武装,波浪式地扩大红色区域,等等.这些做法被称之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武装割据的模式.查阅毛泽东的全部文稿,他一生只把方志敏式的割据方式与朱德毛泽东式井冈山相提并论,这是一种难得的殊荣!方志敏可以置兄弟姐妹的生死于度外,但不能容忍党内任何一位同志受屈,为此,他三次像怒狮一般,振鬣长啸,最后竟被关禁闭.为了大局,他作出平生第一件违心之举.方志敏心慈面善,性情温和,在闽浙赣苏区是出了名的.尽管他享有崇高威望,被军民称为恩人或救星,但他总是以公仆的谦逊、热忱和勤奋为群众服务.原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大妹回忆说:方志敏对干群很关心,从不发脾气.干群做错了事,就很耐心地指出来.他发脾气最大的程度,就是双眉一皱,说:'这件事不是这样做的嘛!'方志敏虽然像冬日的太阳始终发着温煦的光芒,但他也时常发出雄狮般的怒吼.他在党内最见不得普通群众受罪、正直的同志受屈,为此,曾拍过三次桌子,其冲冠之怒、雷霆之威令人不敢轻撄其锋.第一次,事出于打骂士兵.匡龙海是闽浙赣红军的著名战将,人称怒虎.他从国民党军队中哗变过来,打仗狠,管教士兵时下手也狠,动不动就拿军棍打人,搞体罚,经常有下级军官到方志敏面前哭诉.抚摸着下级军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方志敏难过得掉下眼泪.他下令召开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帮助匡龙海肃清军阀作风.匡龙海是个犟脾气,不容易拐弯:我虽然在红军里当了官,但你要我不打士兵做不到.方志敏耐心地开导他:我们是红军,不是白军,我们的战士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是阶级兄弟,怎能随便打他们呢?老匡,你现在是一名红军指挥员,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中国人是骆驼性子,不打不行.匡龙海出言不逊惹怒了方志敏.他用劲一拍桌子:你是不是中国人?难道也是不打不行的骆驼?你可以打下级军官,我可不可以打你?大家还没有见过方志敏发怒的样子,这次算是开了眼.他蒲扇大的巴掌拍下去,桌上的粗瓷大碗震得叮口当直响,脸涨得通红,吼声像旱雷突然炸响,眼睛逼视着对方,仿佛要喷出火来.匡龙海不敢再犟嘴.在这次会议上,方志敏废除了红军中的体罚制度,建立了官兵一致的部队纪律.匡龙海也在大家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成为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后来担任了红十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第二次发火是担心烈属的安全.徐大妹的儿子王老五是赣东北省工会常委,他在前往弋阳乐河组织船帮工会时被敌人逮捕.在弋阳县城对面的河滩上,敌人先用禾斛盖住他的身体,用烟熏,接着用马刀活活将他分尸四块,剖开胸膛,掏出心肝肺丢到河里,砍下头颅悬挂在城门示众.王老五惨死的消息传遍根据地,闻者无不愤怒.徐大妹当时在省工会当保管员.方志敏派人将她接到苏区首府葛源,安慰她,问她有什么要求?我只有一个要求,派我回弋阳工作.徐大妹是位坚强的母亲,复仇的怒火已经烧干了她的眼泪.你是乐平人,对弋阳人地两生,去那里能做什么?方志敏拿出六十元钱,劝道:你还是回老家去吧.不!徐大妹坚持道:我儿子是在弋阳牺牲的,我要到那里去,杀不了敌人,咬他们一口也是好的!方志敏坚决不同意:那里没有建立党的支部,没有苏维埃,你去很危险.徐大妹根本不听劝,转身就往外闯.方志敏急了,狠狠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吼道: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我的弟弟方志慧,我的叔伯方高显,我的堂兄方远辉、方远杰都是在弋阳牺牲的,我做梦都想为他们报仇.但是,我们是革命者,不能凭血气行事,要讲策略,守纪律.根据地刚刚失去了一位英雄的儿子,不能再失去你这位英雄的母亲!方志敏讲到激动时,热泪盈眶.徐大妹也掉下了眼泪,不再提去弋阳的事,而是要求继续留在红军队伍里工作.后来,她担任了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几次来电调徐大妹到中央苏区去,方志敏坚决不同意,原因是从闽北到中央苏区有八十余里封锁线要通过,徐大妹是个小脚,行动不便,方志敏怕她被敌人擒获.第三次拍案而起是在肃反中.为救出无辜同志,方志敏仗义直言,结果被关禁闭,险遭杀身之祸.方志敏发火动怒从不为个人或家庭,即使是亲人蒙冤受屈、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也从不多言,相信组织上能够妥善处理.做他的亲戚,好处沾不到零星半点,但吃苦受累总是首当其冲.对此,他的堂弟方志纯体会最深.一次,中央下令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十军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闽浙赣的工人、农民,故土难舍,不大愿意离开家乡.方志敏找到担任师长的方志纯:红十军奉调到中央苏区去,有的同志想不通,不想去.这种情绪不好,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你是赣东北的'老人',是领导干部,又是我的弟弟,你要带头去.方志纯接受命令,与邵式平一起带领红十军来到瑞金,调任红十军三十一师政委.在中央苏区期间,方志纯因讲实话被戴上三顶帽子:怀疑中央、散布悲观论调、不顾群众死活,后来又步步升级,被关押受审.政治保卫局将他吊打三天,逼他承认是国民党ＡＢ团.第三天晚上,审讯人员来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方志纯知道,这大概是最后的时候了,他说:你们愿意杀就杀,我无法拦住你们.我决不是'ＡＢ'团,我不是反革命!我有一个要求,请替我发两个电报,一个给项英同志,一个给方志敏同志,向他们报告一下.第四天早晨,保卫局的人将方志纯从梁上放下来,和颜悦色地说:对不起,你受委屈了,吃早饭去吧!方志纯一打听,原来项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说方志纯是个好同志,他愿以生命作保!自始至终,方志敏未插手弟弟的案件.然而,对于素昧平生的党内同志,只有他们含冤衔屈,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无论对手是谁,无论形势何等险恶.曾洪易,被闽浙赣苏区军民称之为灾星.1931年7月,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苏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方志敏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把尖头对准了党内以吴先民为代表的反对派.人们都怕曾代表谈话,凡是谈过话的人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公审枪毙.背地里,大家都称曾洪易为曾阎王.眼看一个个熟悉的干部以各种名义被诛杀,眼看党内、军队内和政权机关人心惶惶,方志敏无法保持沉默.他在省委会议上,面对权倾一时的钦差大臣,提出质问:闽浙赣党内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如果是坏人多,根据地和红军怎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何说是好人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一切,是否有问题?曾洪易咄咄逼人:在你方志敏的眼里,根据地就没有坏人了?有,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会后,在曾洪易的授意下,中共赣东北省委发出《关于肃反胜利中的经验教训》,杀气腾腾地发出最后警告:如果还有谁对吴先民的反革命表示怀疑,这不仅是简单的思想上、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的错误,而且他的本身事实上就是自觉的反革命!曾洪易划下道来:谁帮吴先民说话,谁就是反革命!大多数干部都沉默了,但有两人挺身而出,激烈地争辩,他们的声音吸引住全体军民的注意力.这两人就是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和省军委主席邵式平.他们太了解吴先民了.吴先民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了发动农民运动,他从革家庭的命做起,一把火当众烧掉田契、借据,赢得了穷人的信任.他曾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和代理政委等职,由于对曾洪易的左倾领导不满而成为打击对象,被捕入狱.曾洪易铁心要杀吴先民,方志敏坚决反对,两人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互不相让,争了两天.既然吴先民是工农阶级的异己分子,那他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工农创建根据地?你从逻辑上说得通吗?方志敏脸唇都气青了.这有什么说不通的?吴先民一伙创建苏区是为了破坏苏区,是为了彻底打击工农的希望.曾洪易直着脖子发狠:不仅吴先民要杀,他笔记本上写了名字的区委书记、军队指挥员都要抓起来,一个不能漏!哪个人做工作,不在笔记本上记名字?方志敏怒不可遏.别人记可以,他记就不行!曾洪易蛮横地说.两人嘴上白沫都出来,把桌子拍得山响,两天的争论下来,一张长方形的饭桌拍成了破桌.曾洪易一声令下,公审处决吴先民,将方志敏和邵式平关入禁闭室,停职反省.这时,根据地只剩下纵横二三百里的区域了,并且受到了敌军重兵围攻,而曾洪易却在天天杀自己的同志.坐在禁闭室,方志敏心如刀绞.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到不少损失,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依照方志敏正道直行的性格,就是抽筋吸髓,他也不会向邪恶低头.但是,为了拯救危难之中的军民,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或减轻左的危害,他屈辱地写了书面检讨.为了大局,邵式平也作了同样的选择.曾洪易将方志敏、邵式平的检讨印成党内文件,大肆散发.方志敏不服,向中央提出申诉,遭致临时中央更加严厉的制裁.1933年10月,中央通知不是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去参加六届五中全会,而在六大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方志敏却被排斥在会外.在这种形势下,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王如痴、刘畴西等人也以各种借口,不再听从方志敏调遣.一年后,当闽浙赣苏区丧失殆尽时,中央才意识到方志敏关于停止肃反和机动出击的建议是正确的,但为时太晚!方志敏从不讳言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为救援主力,他毅然重返绝境；兵败怀玉山,他几次想饮弹自戮；被俘时,他因为赤贫,令一心想发横财的国民党官兵大失所望,险些被手榴弹炸得粉碎；为了信仰,他欣然走向刑场,唱出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死神的黑影从1923年起就笼罩着方志敏.那年,方志敏与袁玉冰等人从事建党建团工作,江西督军蔡成勋派兵突击搜查他们住所--新文化书社,袁玉冰被捕,方志敏因病住院,幸免于难.此后,他又因患上肺病,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几次徘徊在鬼门关上,幸得亲友以民间偏方治疗,才能保得性命.在方志敏生命的最后一程,他演绎出了共产党人如何选择和面对死亡的故事,放射出炫目的光采.1935年1月中旬,国民党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将红十军团（对外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围困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15日,红十军团乘夜偷越国民党赣东北封锁线,方志敏、刘英、粟裕亲率先遣团拼死冲杀,在乐平与常山之间撕开一个口子,打开了通往根据地的缺口.可是,等候了整整一天,仍不见主力跟进.午后三时,随主力行动的军团长刘畴西派人送来报告,谓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方志敏面色一寒,将信递给刘、粟两人.兵贵神速,现在是与敌人抢时间,就是爬也要往前赶,怎么能停下来休息呢?刘畴西昏了头?身负重伤的政治部主任刘英大吃一惊,从担架上坐起.刘畴西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屎不到肛门不找厕所,再急急不到他头上.还是让我重新杀回去,把主力带出来.参谋长粟裕苦笑着提出请求.敌人很快就会强行封闭乐常线,此地不宜久留,刘英、粟裕立即带领先遣团向苏区靠拢,我去找主力.方志敏作出决断.后面危机重重,稍有不测,可能会全军覆灭,还是我去吧?粟裕劝阻道.方志敏坚定地说:再危险我也要去!我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对全军安全负有责任,死也要和大多数战士在一起.方志敏带着警卫员魏长发乘夜色重新钻入包围圈,在源头附近找到了主力部队.由于丧失了宝贵的时机,国民党军两个团填补了乐平与常山之间的缺口,方志敏组织部队从不同方向连续突击七次,均遇到强大阻击,伤亡惨重,主力二千余人星散四处,方志敏也七天七夜没有吃饭,身处绝境,饥寒交迫,精疲力尽.这时,方志敏想到了死.绝望、沮丧、内疚、自责一起涌上心头,他几次拿起手枪,对准脑门,在扣动扳机的刹那,又停了下来.对于这时的心理,他在狱中文稿中作了说明:十军被敌一批一批地缴枪的时候,我躲在树林里,真是心痛如刀割!几次想拿起手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但转念:自杀非共产党员应采取的行动,这次遭了失败,就悲观不干了吗?不!还是要干!损失了这部队伍,凭着我们半年一年的努力,仍是很快可以恢复起来的,怕什么!晚上,方志敏站在山头大声叫喊,点燃两堆大火,招呼那些躲藏在丛林沟壑中的红军战士.在他身边,聚集起八十余人.他们昼伏夜动,朝赣东北方向挪动.在经过最后一道关口--高竹山时,发生意外.魏长发是高竹山人.红军主力覆灭,敌军严密搜山,饥寒交迫的逃亡生活,使他心胆俱裂,渐生去意.他私自离队,偷跑回家,马上被地主靖卫团抓住.在严刑拷打下,他叛变告密:方志敏就在高竹山上.敌四十三旅闻言大喜.南昌绥靖公署顾祝同悬赏告示贴得满山皆是:捉拿方志敏,赏洋八万块.那些普通士兵心里明白,即使擒住了方志敏,这八万块光洋也是长官的,但方志敏是共党头目,身上的现金、细软一定不少,捉住了肯定能发一笔横财.所有的团丁,只要能动的,都赶往高竹山,挖地三尺,像梳子一样,由下往上推.方志敏躲进一个狭窄的深坑里,坑口用柴枝和树叶掩盖着.敌人大队人马搜查了六个小时,几次从坑口经过就是没有发现破绽.等大队人马远去后,方志敏掀开树枝,从坑里出来,准备转移到其他地点.这时,有两个掉队的白军士兵发现了他,缴枪,搜身,除一只怀表和一枝自来水笔外,一个铜板也没有找到.白军士兵又认认真真地搜查了一遍,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仍然一无所有.你是不是方志敏?一位士兵疑惑地问:你身上的钱呢?我是方志敏,但我身上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你骗谁?像你这样的大官会没有钱?那个士兵弓着腰第三次搜身,将衣角裤裆也细细地捏了一遍,希望搜出大捆现钞或者一些金子,结果仍然是两手空空.另一个士兵气急败坏,怀疑方志敏把钱藏在某个隐秘的地方,他退后一步,左手拿出一个木柄手榴弹,右手拉出引线,作出投掷的样子,恶狠狠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炸死你.方志敏淡淡地笑道:你们不要瞎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的大官,个个都有钱,清贫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确实如此.方志敏投身革命十几年,经手的款项,多达数百万之巨,但一分一铢都用在了革命事业上.他有一句名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原因；他亲手制定的法律:苏维埃工作人员,凡贪污二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两套旧褂裤和几双线袜.真他妈的晦气!两个白军士兵瓜分了怀表与自来水笔,垂头丧气地押着方志敏到旅部,希望上司能多给几个赏钱.方志敏身陷囹圄,舌战说客.他教弋阳县长如何做官,教高等法院院长如何处世,教监狱的狱卒如何做人……驻赣公署军法处密报蒋介石:方志敏冥顽不灵,见佛灭佛,劝导者昂然而进,颓然而归,更有为之倾倒者,狱卒争相为之奔走.蒋介石下令:秘密处死!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后,30日被捆绑至玉山县,国民党四十三旅旅长刘振清自负辩才,想说服他归降.方志敏不待刘振清的开场白说完,便鄙夷地付之一哂:多说无益.我方志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刘振清凶相毕露,令人给方志敏戴上二十多斤重的脚镣,从玉山押解到上饶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主审官为赵观涛司令长官和从南昌专程赶来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赵、俞为羞辱方志敏,软化其强硬立场,使出了游街示众这招.1935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将方志敏五花大绑,戴上脚镣手铐,押上台示众,然后游街.但是,围观的市民看到的并不是一位魂飞魄散、黯然神伤的俘虏,而是一名正气凛然、慷慨激昂的勇士.一位跟踪采访的美国记者对现场情景作了这样的报道:会场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了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现无限信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然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人之默然,适足证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尊敬与同情.游街回来,赵观涛自我解嘲地说:我们真蠢,自己搭台让别人唱戏,既费力又不讨好.俞伯庆思虑得更深远:最令我胆寒的是市民的态度,太静默了.还是早点送到南昌算了,免得惹出事来.随后,敌人出动四辆装甲车和五辆卡车,由赵观涛、俞伯庆亲自押送,将方志敏解至南昌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看守所.先是由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来做说服工作.方先生,我想向你尽一句忠言.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这么固执,到国军来做事好了.上面对你一再争取,就是希望由你出面收拾残局.我也直言相告,你别枉费口舌了.方志敏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经过了长期血与火的考验,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什么信仰!你认识湘鄂赣红军总司令孔荷宠吗?他就聪明得很,听了我的一番忠言,幡然醒悟,现在极蒙上司器重,少将参议,每月五百元薪金.钱协民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方志敏怒斥道: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跟他不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只爱真理.你们有真理吗?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不认输,物色一批能说会道的辩士、有名望的地方绅士和方志敏的同乡同学轮流探监,充当说客.张抡元是江西余干人,担任弋阳县长长达十年,可以说是方志敏的老对手了.战而擒之,擒而屈之,是他最大的梦想.现在,大敌已成阶下之囚,但他心里仍有许多疑团没有解决.弋阳是方志敏揭竿起义的地方.他不明白弋阳暴动时的星星之火,如何能成燃遍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燎原烈焰?他不明白数百名刁民组成的队伍怎么会越剿越大、越剿越强,竟能发展成为纵横无敌的雄师劲旅?他不明白自己殚尽心血,勤政理民,黎民不仅不感激,反而成群结队地倒向方志敏?于是,带着几分傲慢、几分好奇,他带领弋阳地方绅士和方志敏昔日朋友来到上饶探监.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他知道了谜底.关于这场舌战,他留下了一份鲜为人知的笔录.这份笔录真实而生动勾勒了他们交锋的全过程:初见面时,有人指着问方志敏:张县长在弋阳做得如何?方答:做得还好,我几年未去打弋阳.我对方志敏说:我们今天不会存有成见谈话,请教数事.当蒙方志敏首肯.我问:你今日因何失败?方答:因战略上的错误而失败.我问:你现在有何希望否?方答:希望蒋介石赶快把我枪毙.我说:先生为组训民众能手,今日对日本外交紧急,我想蒋委员长必定会重视你的生命.方怒视不答.我问:你对国军观感如何?方答:你们人多.我问:我们今日能抗日否?方答:红军能抗日,国民党也能抗日,可恨蒋介石不肯抗日!我问:你看我们政治有无进步?方答:你们多修筑了几条公路,筑路也是为了'剿共'.我问:你对分田看法如何?方答:很好,也完全必要.这时,旁有人插言:分田不能种,农民仍得不到好处.方厉声作色道:分田不能种,非农民不愿种,乃因国军扰乱他们.你看苏区里面的田,因未有国军扰乱,他们不是种得很好吗?旁边又有人插话:方志敏,你有几个老婆?方郑重答道:苏区里面,只有一夫一妻,哪有几个老婆?又有人起哄:方志敏,你也有今日!方冷笑答:你不要得意,以为捉到我就算了事,将来你再看吧!我劝别人不要乱吵,我还有话要与方先生谈.我说:我在弋阳县既蒙方先生近几年未来攻打,足证错爱,今日先生已被俘,事已至此,请教方先生,我应如何处理弋阳善后,才能减少人民痛苦?方答:仁慈些,老百姓就会说你好.这时,金鼎三（弋阳工商业者）询问方志敏:你的家属,现在什么地方?方答:在苏区里面.金问:你有话交待他们吗?方答:没有什么.经金鼎三再三请问,方答:将来如果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可寄语他们不要悲伤,况我是为革命而死,大可不必悲伤.金问:你被俘后,还有什么要说?方答:我死不足惜,不幸革命受了损失.舌战之中,方志敏念念不忘革命,其神情之坦然,态度之从容,说话之艺术,给张抡元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笔录的附记中写道:过去对方志敏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经与方交谈后,脑中留下深刻影响,常感其人格之伟大,吾等无地自容矣.张抡元的变化最具典型性.这个在剿共战争中出过死力的县长,在成为胜利者后被囚徒击败,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动前往铅山与红军和谈,允许共产党在弋阳组织抗日活动,出面保释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大妹出狱,并支持自己的两个女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团体.国共合作破裂后,张抡元弃政从教.他说:与方志敏这样的共产党人作对,是没有前途的.像张抡元一样,被方志敏感化的狱卒还有高易鹏、凌凤梧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