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杰克逊自传《太空步》来源：MJCFC 作者：Michael Jackson太空步》（也译《月球漫步》，Moonwalk）迈克尔·杰克逊的自传《太空步》是每个杰克逊歌迷的必读之书。它发行于1988年，是迈克尔在他朋友——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的鼓励下写成的。这本书讲述了他从小到大（至1988年）的所有罕为人知的故事（当时他还与家人一起住在加州恩西诺的赫文哈斯特家里）。这本精彩绝伦的自传，以积极的笔调写满了6章，并包括许多漂亮的彩色和黑白照片。该书一经出版，立刻轰动世界，并在各大畅销书榜上拨得头筹。Michael将此书献给舞王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出版商: 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美国纽约Bantam Doubleday Dell出版集团的分社)出版日期: 1988ISBN书号: 0-7493-1338-2页数: 283发行语种: 英文、中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谨以此书献给弗雷德·阿斯泰尔每当我想发明什么的时候，总是把前人在这一方面留下的著作全部找来阅读——图书馆保存这些书，目的即在此。我看看人们在以往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和金钱，究竟完成了一些什么东西，我搜集成千上万个实验的数据作为工作的起点，然后，我再做成千上万次实验。想要在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刻苦的工作；第二，不懈的努力；第三，常识。——托马斯·爱迪生当真正的音乐走到我心中的时候——那是来自宇宙的音乐，是超越人们理解的音乐——它们于我本人无关，因为我仅仅是一条渠道。对我来说，我为音乐，它又把自己给予了我，而我又将它表述出来，这是我唯一的乐趣。我就像一个中介体。我就是为寻找这样的瞬间而生的。 ——约翰·列侬序言我们该如何来形容迈克尔·杰克逊呢？他可说是这世上最受人称道的艺人之一，是一位不断创新且叫人惊喜的词曲作家，而他独特的舞蹈动作像是要和地心引力相抗衡，并媲美前辈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凯利。外界也许不能全然得知他对歌唱事业投注的程度，他是个无法停下脚步、难得自满的完美主义者，不时地挑战自我。对多数的人而言，迈克尔·杰克逊似乎是个无从捉摸的谜。但是，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却不这么想，这位才华出众的艺人本身，有着细腻敏锐的情感、热情、有趣、又能清楚得洞察诸事。迈克尔的书《太空步》让大家有机会一探他的工作及思想之妙。——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第一章 梦幻童年你知道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够讲讲我的故事那些我发自内心的故事我愿意坐在火炉边上讲给人们听——让他们就像看到了一副副图画，让他们笑，让他们哭；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就把他们带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我愿意用我的故事来打动他们，改变他们。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想想那些大作家，当他们知道自己能够做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也能做到这点，因为我愿意在这上面下点儿工夫。某种意义上来说，流行歌曲的创作和这很类似，一会儿是情绪的高潮，一会儿是低潮，可它讲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意思，它变化太快。我很少见到有这么一本书，写的是讲故事的艺术，怎么抓住听众呵，怎么把一群人聚到一块儿，引他们发笑呵，等等。不用道具，也不用化妆，什么都不用，只需要你，你的声音和你强烈的感染力，你就能把他们带到任何情境中去。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在开始讲我的故事的时候，我想重复一句常对人们说的话：当我踏进音乐殿堂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不点儿，那些事情我真的记不太清了。当人们问到我在“杰克逊五兄弟”演唱小组时期的生活时，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大多数人在起步时已有足够的阅历，他们的年龄已经足以使他们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为什么干。当然，这不符合我的情况。他们记得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可我那会儿才五岁。要是你开始演出生涯时还只是个小孩子，你就不会成熟到对身边一切事情都明白的程度。大人们在房间里决定着你的前途，而你却被关在门外。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我只记得自己拼命的唱歌，尽情的跳舞，还有就是做那些对孩子来说过于沉重的工作。自然，我对许多细节真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但我确确实实的记得，当“杰克逊五兄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我仅仅八、九岁。1958年一个夏日的深夜，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在我家的九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七。我爸爸乔·杰克逊生在阿肯色，一九四九年他和我妈妈凯瑟琳·斯克鲁斯结了婚，他们一家人全是从亚拉巴马迁来的。我姐姐莫林在第二年出世，当老大对她来说可一点儿也不轻松。跟着，杰基、蒂托、杰梅恩。拉托亚和马龙，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了世界上。兰迪和珍妮排在我的后面。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在一家钢铁厂干活儿。这是一个既费劲儿又劳神的工作，他就在工余弹曲子，使自己从疲倦中解脱出来。当时，妈妈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由于爸爸的缘故，也由于妈妈自己的喜爱，我们家里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音乐声。爸爸和叔叔组织了一个名叫“猎鹰”的音乐小组，在当地演奏一些布鲁斯摇滚乐。爸爸弹吉他，叔叔也是，他们自弹自唱一些早期的摇滚乐歌曲和查克·贝里、小理查德、奥帝斯·雷丁等人演唱的布鲁斯歌曲。那些歌曲格调清新，引人入胜，每一首都感染着乔和我们大家。尽管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还都很小，根本理解不了它们的内涵。“猎鹰”小组在加里我们那所房子的起居室里排练，因此可以说，我是在布鲁斯摇滚乐声中长大的。我家有九个孩子，叔叔家有八个，我们组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大家庭。我们用弹奏乐曲或演唱歌曲来消遣、娱乐，这种热闹的聚会把我们每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也多少促使爸爸成了个恋家的人。“杰克逊五兄弟”——以后我们又改名为“杰克逊家族乐队”——就诞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正是由于这种熏陶和音乐传统的影响，我才能独自走出来，唱出自己的风格。在我对整个童年生活的印象中演唱工作占了绝大部分不过唱歌是我所热爱的。我不像朱迪·加兰，她是被父母逼着走进这一行业的，而我选择它是因为我能从中得到乐趣，演唱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歌唱是因为我必须唱，不是由于父母或家庭的缘故，而是由于我的全部内心生活都溶化在了音乐的世界中。具体来说，有好多时候，我放学回家，一放下书本，就得马上做好去录音室的准备。到了那儿，我就得一直唱到深夜，直到过了上床时间，真的是这样。摩城唱片公司的马路对面有一座公园，我记得自己在录音室里看着那些孩子玩耍。我只是好奇地盯着他们——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自由，还有这么无拘无束的生活——心里盼望着能像他们一样，随便就可以走出这间屋子。我对这种自由的渴望超出了一切。那是我童年时伤心的时刻，这对任何一位童星来说都是一样的。伊丽莎白·泰勒对我说她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要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工作，你会觉得这世界是那么的不公平。没人强迫我去当领唱的小迈克尔，我当了，也爱当，但那是个苦差事。举例来说，我们在灌制一张专辑时，放了学就得朝录音室跑，我也许来得及吃上一顿快餐，也许就来不及。有时候就是一点儿时间都没有。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二点了。因此，我觉得我和别的自幼开始工作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奋斗的，我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也知道他们学到了些什么。我明白了，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这一切对他更多的意味着是一种挑战。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老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像个老头儿，一个经历了世事沉浮、饱偿了人生沧桑的老头儿。由于我已经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很难相信自己才刚刚二十九岁。我干这一行已经有二十四年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走近了生命的终点。该有八十岁了吧？人们都在给我捶背呢。这就是过早开始工作的后果。我第一次和哥哥们一起演出时，人们都知道我们叫“杰克逊家族乐队”，后来我们改名为“杰克逊五兄弟”。再后来，等我们离开摩城公司之后，我们又改回到原来的名称。自从我们开始了演唱生涯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音乐以来，我们把我的，或是我们小组的每一套专辑都献给了我们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我在记忆深处仍能回想起这样的情景：她一只手抱着我，嘴里哼唱着一些像《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或《棉花地》（Cotton Fields）那样的歌曲。她给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唱歌。尽管我妈妈曾在印第安纳住了一段时间，她却是在亚拉巴马长大的。在那里，黑人们在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中长大，他们听乡村歌曲和西部歌曲就像听教堂里的布道一样普遍。直到今天，我妈妈还很喜爱威利·尼尔森的歌儿。她的嗓音一直很甜美，我猜想，我就是从她那儿得到了唱歌儿的天赋，当然，也从上帝那儿。妈妈会吹单簧管，还会弹钢琴。她教我的大姐莫林——我们都管她叫瑞比——演奏这两种乐器，也教我的另一个姐姐拉托亚。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在人们面前演奏她喜爱的音乐了，不是她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是因为小时候她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个跛子。她战胜了疾病，可她这辈子却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她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上学，不过她对我们说，那时她能恢复健康实在是幸运，因为很多人都得这个病死了。我记得给我们接种疫苗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她甚至没让我们去参加青年俱乐部的演出——而在我家，这演出是多么重要啊。母亲认为她的疾病并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上帝对她能否战胜困难的一次考验。她无时无刻不让我沉浸在上帝赐予的爱中；她告诉我，我唱歌、跳舞的才能就像美丽的日落、就像暴风席卷来的能供孩子们嬉戏的瑞雪一样，都是上帝的恩赐。尽管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排练或旅程中，妈妈却是总能挤出时间带我、瑞比和拉托亚到耶和华见证教圣殿去做祷告。几年过去，在离开加里后，我们在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表演。就是从这个星期天晚上丰富多彩的实况转播节目里，美国人曾第一次看到了“甲壳虫”乐队、埃尔维斯（猫王）、“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乐队表演的节目。那晚演出结束后，沙利文先生向我们每个人表示祝贺和感谢；可我却在一旁琢磨他演出前对我说的话。那时我一个人在后台溜达，就像“百事可乐”广告中那个小男孩儿一样，正好碰上沙利文先生。他看来很高兴见到我，还跟我握了握手，但在放开我的手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忠告。那是1970年，是好几个摇滚音乐界的杰出人物都因为吸毒或酗酒死去的一年，甚至连同行业中那些精明的老前辈，都没能料到会损失那么多后起之秀。有些人已经对我说过，我使他想起了五十年代著名的青年歌手弗兰基·林蒙，而他正是那样死去的。埃德·沙利文准是想到了这些，才跟我说：“永远也不要忘记了你的才华是从哪儿来的，你的才华是上帝的恩赐。”我从心里感激他，可我本应该告诉他我妈妈从来就没让我忘记过这点。我没有得过让一个舞蹈演员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小儿麻痹症，但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用别的办法考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家里过多的人口，窄小的房子，仅够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加上邻家嫉妒的孩子们在我们排练时，向我家窗户上扔石块，大叫着让我们休想练下去。每当我想起妈妈和童年的生活，我就能告诉你，世界上还有比金钱、社会的承认和各种奖励更丰富的报酬。妈妈是个慷慨的赐予者。如果她发现我们当中有谁对某件事发生了兴趣，只要有可能，她总会想方设法帮我们加深这种兴趣。比方说，假如我突然想起要当电影明星了，她回家的时候，怀里就会抱着一大摞关于著名影星的书。尽管有九个孩子，她仍然像对待独生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个人。谁也不曾忘记她的操劳和她那伟大的赐予。每个孩子都认为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虽然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我们杰克逊家的孩子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这种感觉。凯瑟琳和蔼、热情、认真；我无法设想，要是没有这样的母爱，我将如何长大成人。我知道孩子们都有个特点，要是他们从父母那儿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爱，他们就会从别人那儿寻找，并且依恋那个人，比如爷爷奶奶啦，或者任何一个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来就不必寻找什么别人。她教给我的东西是无价的。善心、爱和替他人着想是她恪守的信念，她教育我们不伤害别人、从不祈求怜悯和决不贪小便宜。这些恶习在我们家里被视为邪恶。她总是希望我们奉献，从不愿意我们去索取或乞讨。这就是她的为人。我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我母亲的性格。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住在加里市——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浑身流血不止的人挨家挨户的敲门。附近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血迹。邻居们谁也不敢让他进去。最后，他到了我家门口，在门上连拍带敲。我妈妈马上就让他进来了。你看，一般人谁也不敢这么做，可我妈妈就敢。我记得我醒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大滩血。但愿我们能像妈妈那样做人。我关于爸爸的最早记忆，就是他从钢铁厂回家时，总要带一大口袋浇了糖汁的炸面包圈给我们吃。我们兄弟能一下把他们吃个精光，然后，爸爸打个响指，那个口袋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经常带我们去公园坐旋转木马，但那时我年纪太小，早记不清坐木马时的感觉了。父亲对我来说总像个谜，这点他自己也知道。我几乎从没有真正和他亲近过，这是不多的几件使我觉得后悔的事情之一。那些年中，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外壳，每逢他和我们谈完家里的正经事儿时，就很难和我们再呆在一起。有时家里人都聚在一起，他却离开了房间。哪怕到了今天，他仍然不愿意正面接触父与子之间的问题，因为他太局促了；每当我看到他这样，自己也跟着变得局促不安起来。的确，父亲总是保护着我们，这是他为我们做的一件大事。他总是用最好的方式照顾我们的利益，保证我们不受骗上当。也许，他会不时犯些小错误，但他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这个家，才做这一切努力的。在父亲帮助我们完成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是出色的，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在我们和各种公司以及商业界人士打交道的时候。我要说，只有一小部分艺术家是很走运的，而我们兄弟几个属于这个范围；很少有人在少年时期步入这一行便拥有我们这样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基金、不动产，还有各种别的投资。是父亲为我们准备了所有这些。他兼顾着我们的和他自己的利益。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因为他没有像许多童星的家长们那样，试图把我们的收入据为己有。想想看，一个人怎么能偷自己孩子的钱呢？我爸爸从来不做这种事。可是我还是不了解他，这不能不让一个渴望理解亲生父亲的孩子感到难过。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人，也许永远会这样。虽然《圣经》上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我却是从父亲那儿知道这个道理的，绝非受圣人的指点。有几次我和父亲同行时，他说：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天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又没有计划，也终究会一事无成。他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好几遍，然而意思却一样清楚。乔·杰克逊和我母亲一样，一向喜爱音乐和唱歌，但他也知道，在我们家那条街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于“猎鹰”乐队的情况，我因为当时还小，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每逢周末，他们就到我家来排练。是音乐把他们从钢铁厂的劳动——我爸爸在那儿开吊车——带到别的世界中。“猎鹰”在城镇各处演奏，足迹遍及北印第安纳和芝加哥的俱乐部和学院。在我家排练时，爸爸就从柜子里拿出他那把吉他，并把它接在地下室的音频放大器上。大家都就座，音乐于是便响了起来。它喜欢弹奏布鲁斯摇滚乐，那把吉他便是他的骄傲和快乐之源。放吉他的柜子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圣地。不用说，我们小孩子是绝对不许接近那里的。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圣殿，但他和妈妈都知道，音乐能使我们全家抱成一团，也使我哥哥他们那么大的孩子不被附近的犯罪团伙拉下水。“猎鹰”小组来的时候，家里三个最大的孩子都被爸爸以各种理由留在旁边；爸爸尽力让他们明白，允许他们听排练是对他们的特殊照顾，其实是他自己非常愿意让他们留在身边。蒂托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正在进行的一切。它一直是带着萨克斯管上学的，但现在他却说他的手已经足够大，能按到吉他上所有的和弦，并能在把上滑动，像爸爸那样奏出不断重复的即兴曲了。这说明他总有一天要赶上爸爸的；他和爸爸长得那么相象，我们都希望有一天他能把爸爸的本事都学到手。在他渐渐长大的过程中，这种相象变得有些令人不安起来。也许爸爸看出了蒂托热切的心情，于是他对我们兄弟几个下了一道禁令：在他出去的时候，谁也不能碰那把吉他一手指头。没什么好说的。因此，杰基、蒂托和杰梅恩在瞧仔细妈妈去了厨房后，才敢从柜子中把那把吉他“借”出来。他们在搬琴时小心翼翼，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到了我们自己的房里，他们便打开收音机或手提式便唱机，跟着一起弹奏。蒂托会把吉他举起来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往床上一仰，然后把它竖直。他和杰基、杰梅恩轮流弹着，三个人都想显示一下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本事，还试着怎样才能弹奏出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绿洋葱》（Green Onions）中的那一段。那会儿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偷偷溜进去看他们弹，如果我答应不告密的话。一天，妈妈终于抓住了他们，我们几个心里都忐忑不安。她训斥了我们一顿，但又说，假如我们一直小心谨慎的话她就不告诉爸爸。她知道，没有吉他，我们就可能去学坏，也可能挨打，所以她从不会拿走能让孩子们呆在她身边的任何一样东西。当然，出事只是个迟早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都吓得要死。在爸爸回来之前已经来不及把琴修好了，况且，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样修。哥哥们想不出好主意，便把吉他放回柜子里，希望爸爸会以为弦是自己断的。不用说，爸爸没买他们的账，他大发雷霆。姐姐示意我别吱声，也别露面。但我听到蒂托大哭起来，自然就跑去看个究竟。蒂托在他的床上哭个不停，爸爸走过去示意他起来。蒂托给吓坏了，可父亲就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他那把宝贝吉他。他严厉的看了蒂托一眼，好像要把他的五脏六腑看穿似的，然后说道：“让我看看你会弹些什么。”哥哥恢复了镇静，开始弹他自学的几段快速音乐。当父亲看到蒂托弹得是那么出色之后，他明白了，他的儿子显然练习了好一阵子了，而且，蒂托和其他的孩子并没把他的宝贝吉他当玩具玩儿，已经发生的只不过是个小事故。就在这时，妈妈走了进来，对我们的音乐才能表示了热烈的赞赏。她告诉爸爸，我们是有天赋的，他应该听听我们的演奏。她一个劲儿的劝他，由于有这一天，他开始听我们的弹奏了，并且还挺喜欢。这样，蒂托、杰基和杰梅恩三个人就热切地练习起来。几年过去，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妈妈告诉爸爸，说我歌儿唱得还不错，又会打鼓，于是，我就成了小组的一名成员。大概就在那时，爸爸决定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家里发生的这件事了。渐渐的，他和“猎鹰”小组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而更多的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块儿练习弹奏的时候他指点我们，教给我们弹吉他的技巧。我和马龙年纪尚小，还不能弹，但我们观察爸爸如何训练哥哥们，边看边学。爸爸不在时不许动吉他的禁令依然有效，但一有机会，哥哥们就抱着那琴弹，爱不释手。杰克逊大街上我们那座房子里终日洋溢着音乐声。瑞比和杰基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花钱让他们去上音乐课，因此他俩的基础很好；剩下的孩子们就在加里的学校里上音乐课，并参加学校的乐队，但再多的练习也消耗不完我们那旺盛的精力。“猎鹰”小组仍在演出挣钱，尽管他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了，但那笔额外的收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笔钱能使这个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不至于断顿儿，但要想买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还是不够。妈妈在希尔斯百货公司干些零活儿，爸爸仍在钢铁厂工作，虽然没人挨饿，但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种日子真是没有指望。一天爸爸很晚才回家妈妈开始着慌了。他刚一到家她就准备朝他唠叨几句。这种事我们时不时能看到一回这次我们想看看他是否能像责怪别人那样听别人的责怪。可当他把脑袋伸进门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脸上挂着一种调皮的神情还往背后藏着什么东西。等他从背后拿出一把闪闪发光的红吉他时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把吉他只比柜子里那把稍微小一点儿；我们都希望，爸爸这样做是为了把那把旧吉他给我们，可他说这把新的是给蒂托的。我们羡慕极了，一起围过去，这时爸爸对蒂托说，如果其他人想练习的话，你就得把吉他给他练。我们不准备把它拿到学校去炫耀。这是件分量很重的礼物，而那一天对我们杰克逊一家来说，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妈妈为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她也了解她的丈夫；她比我们更了解他的远大抱负和他为我们安排的计划。夜晚，我们都进入了梦乡后，他向她诉说他的梦想，这梦想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把吉他上。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和器材，而不仅仅是礼物打交道了。杰梅恩得到了一只低音贝司和一个音频放大器；给杰基的是一副沙锤。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开始变得像一家音乐商店。有时候我听到爸爸和妈妈就增加的花销争论不休，因为买这些乐器和附件，我们已经没钱买每个星期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了。可不管怎么说，爸爸总是有说服力的，看来他抓住了谈话的窍门。我们甚至在房间里装上了麦克风，在那个时候，他们可真算得上奢侈品了；尤其对一个总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在家里装上那些话筒，目的绝不在于赶上琼斯一家或是任何一位在晚间业余歌手比赛中露面的歌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作好准备。我曾在“能手大赛”上看到过一些人，他们在家多半儿唱得挺不赖，可一站在麦克风前就连嘴都张不开了。还有一些人，一开始唱就大喊大叫，好像想要证明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话筒那玩意儿。他们不如我们有优势——那种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的优势。我想这大概让许多人嫉妒，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对使用麦克风的擅长让我们占了便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只消看看我们为此作出的牺牲——业余时间里的排练，学业的荒疏和朋友之间交往的减少，他们还有什么权利嫉妒呢？我们唱得越来越出色，但我们工作的强度决不亚于一个年纪比我们大一倍的人。一次，我正看哥哥们——包括敲邦戈鼓的马龙在内——练习，爸爸带着两个小家伙，一个叫约翰尼·杰克逊，另一个叫兰迪·兰西弗，他们负责打击乐器和管风琴的演奏。摩城公司后来称他们是我们的表兄弟，其实这不过是那些负责公共关系的人的宣传手法，他们想让人们觉得我们是一大家子。这下我们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乐队！我观察每个人的演奏，试着把能学会的都学会，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哥哥们排练时，或是在慈善募捐集会和商业中心演唱时，我就将一切统统吸收进去。我观看杰梅恩的时候最为入迷，因为那时他是歌手；再说他又比我大得多——而马龙的年龄和我则太接近了。是杰梅恩送我去幼儿园，他穿不了的衣服也总是给我接着穿，他做了什么后，我便试着去模仿他。要是我学得挺像，爸爸和哥哥们就会笑起来，但我一张口唱歌，他们就开始静静的倾听，那时我用童声模仿着别人的声音唱；我是那么小，好多歌词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唱得越多，知道的也便越多。在跳舞方面，我则总是无师自通懂得该怎样跳，因为杰梅恩要举着他那支大低音贝司，所以我注意的是马龙的脚步，再说因为马龙只比我大一岁，我也只能跟得上他的步子。不久我就在家里包揽了大部分唱歌的活儿，并准备随哥哥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了，通过练习，我们逐渐对每个小组成员的特长和短处都了如指掌，分工也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我们家在加里的那所房子可真小，只有三个房间，可那时它在我们眼里似乎却大得很。当你那么年轻的时候，世界是那么广阔，一所小房子也像是有它自己的四倍那么大。许多年之后我们重返加里时，都惊讶的发现房子竟是那样小。我的印象中它是那么宽敞，可你从门前起迈出五步，人已经站在后门外了。那房子真是比车库大不了多少，可我们住在那儿时，它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还挺不错。年轻人看待事物的视角就是这般不同。我只模模糊糊的记得在加里上学的那些日子。上学的第一天我大概在校门口睡着了；当时我肯定讨厌上学。我不想让妈妈离开我，这很自然，我不想到那儿去。像别的孩子一样，一段时间以后我就适应了，并渐渐喜欢上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女教师们了。她们对我们总是很和蔼，而且，她们都喜欢我。那些老师可真了不起；每次我从一个年级升到下一个年级，她们都会流着眼泪拥抱我，说她们是多么不愿意让我离开她们的班。我对我的老师爱得这样狂热，甚至偷出妈妈的首饰，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她们。她们非常感动，可久而久之妈妈发现了这一切，我的这种慷妈妈之慨的举动也便宣告结束了。为了证明我是多么的热爱她们和那所学校，现在我必须作些什么，以回报我得到的爱。一年级的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全校性的演出，每个班的每个同学都得演点儿什么，于是我就跑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我们商定，我将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演唱电影《音乐之声》中的插曲《攀上每座高山》（Climb Every Mountain）。在我唱完之后，礼堂里的反应真让我不知所措。掌声雷动，人们面带笑容，许多人还站了起来；我的老师一个劲儿的喊叫，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想到我让大家都感到快乐，心里真有一种奇妙都感觉。我的确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不过像每天晚上在家里一样的唱歌而已，因此我也感到一丝迷惑。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唱过来的。你只要张开嘴唱就行了。不久爸爸推荐我们参加了能手大赛。他是一个好教练把自己的很多时间和钱都花在我们的排练上。才能是上帝赐给人的然而教会我们如何去培养这种才能的却是爸爸。我想我们生来就是干表演这一行的。我们热爱表演，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每天放学后父亲就坐在屋里陪着我们练习，我们演唱给他听，他就在那儿挑刺。谁要是乱了套，谁就得挨揍，有时是皮带，有时是鞭子。父亲对我们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是真正的严厉。马龙什么时候都要出点儿毛病，而另一方面，我却总是因为排练之外的事情挨打。父亲总是把我弄得又伤心，又疼痛。我呢，便总想给他也来几下，结果却招来更多的打骂。我抓起鞋就向他扔去，或干脆挥动拳头乱打一气，因此我挨的打比哥哥们加在一块儿的还要多。我一还手，爸爸就气的简直要杀了我，要么就把我撕成两半。妈妈告诉我，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爱还手，这我不记得了，但我还能想起为了躲父亲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把他气得发疯。我们之间就是这么一种乱七八糟的关系。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只是练习；我们老是练习。有时候，半夜三更了，我们才有时间做游戏或玩我们的玩具。我们玩“捉迷藏”，“逮人”，或者跳绳什么的，也只有这些可玩儿。我们有多一半工夫花在了工作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爸爸快回家的时候，我和哥哥们就赶紧跑回家去，因为如果他发现我们没有按时开始排练，那麻烦可大了。尽管有这一切，妈妈还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是她第一个发现了我们的才能，并继续帮我们发掘潜力。无法想象，要是没有她的爱和完美的幽默感，我们怎么能做到眼前这一切。她因为担心我们受不了沉重的压力和长时间的排练而忧心忡忡，而我们呢，则一心想发挥最好的水平，因为我们确实热爱音乐。在加里，音乐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和夜总会，想在那儿一显身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每星期六下午，爸爸给我们排练完，就去看当地的演出，甚至一路驱车去芝加哥看节目。他总是在留意那些能使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走下去的东西。他一回家就和我们讲他的见闻，讲什么人在演出什么节目。他脑子里装着所有最新的信息，无论是我们可以参加的，当地剧院举办的比赛，还是“明星车队”汇演中我们可以借鉴的精彩表演、服装和动作，应有尽有。有时候，要等星期天我去圣殿作过礼拜回来，才能见到父亲的影子，而我刚一进门，他便开始给我们讲前个晚上他的所见所闻。他尽力让我相信，如果我试一下那种舞步，我就能像詹姆斯·布朗那样用一条腿跳舞。我就是这样，脱胎换骨似的从教堂出来，又一头扎进了演出事务。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收集每次演出的纪念品了。我们安排了演出阵容；他们把我排在左边第二位，从观众那边来看，杰梅恩紧靠着我站在边上，杰基则在我右边；蒂托和他的吉他占据了最右边的位子，马龙在他旁边。杰基长高了，在那儿俯视着马龙和我。我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都以这种阵容上场，效果颇佳。我们遇到过的一些小组都因为内讧先后解散了，而我们的小组却越来越精干，越来越老练。加里那些常来看能手大赛的人慢慢认识了我们，所以我们拿出看家本事，好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不想使他们对我们的演唱感到厌倦。我们知道变化永远是好的，有变化才有进步，所以我们从来不怕改变自己。想要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或能手大赛上凭借十分钟里的两首歌夺魁，花费的精力就要像准备一场九十分钟演唱会那么多。我不能不说，由于毫无出错的余地，你在这一、两首歌上花费的精力比你一旦有幸一口气接连演唱十四、五首所花费的还要多。这些能手大赛就是我们上的职业教育课。有时候，我们开车到几百英里之外去唱那么一两首歌；因为我们不是当地的选手，我们心里还得希望观众们不至于给我们喝倒彩。我们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竞赛，其中有仪仗队员，喜剧演员，还有像我们这样的歌手和舞蹈演员。我们必须自始至终牢牢抓住那些观众；什么事都不能靠碰运气。因此，服装、鞋、发型，一切的一切都得听从父亲的安排。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真的就像是一群职业歌手。有了这些准备，只要我们像排练时那样去唱，得奖是不成问题的。即使我们在市里华莱士中学演唱时，情况也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歌星和啦啦队，我们就在他们的后院里向他们挑战。自然地方演员总有一批忠实的本地歌迷追随左右，因此我们一旦进入别人的地盘，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当节目主持人把他的手举过我们头顶，示意观众有节奏地鼓掌时，我们真想弄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比所有其他人付出的都更多。作为歌手，杰梅恩、蒂托和我们其余的人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经理总是仁慈的提醒我们说：如果詹姆斯·布朗发现他的“著名火炬”小组中有谁漏了一个小节或错了一个音符的话，他会罚他们的款的。作为领唱，我比别人更不能请“晚假”。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床上病了一天之后，晚上还是上台表演来着。尽管我知道我和哥哥们已经熟练到在梦中也能演出的程度了，我还是集中不起精神来。一碰到这种时候，我就得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去看观众中的熟人或是主持人，要不非分散注意力不可。我们唱的歌都是人们从收音机里听过的，要不就是爸爸知道的那些老歌，如果你出了错，观众马上就能听出来，因为歌迷们知道那些歌曲，也知道什么地方该唱成什么样。如果你想改编一下，那只能改的比原作更好才行。我八岁的时候，我们用自己改编的“诱惑”小组的歌儿《我的女孩》（My Girl）摘取了全市能手大赛的桂冠。比赛就在几个街区以外的罗斯福中学举行。从杰梅恩用低音贝司奏出第一个音符，吉他手蒂托第一次急速的拨弦，直到我们五个人的合唱结束，观众们就站着听完了全曲。杰梅恩和我交替着演唱，与此同时，马龙和杰基像陀螺似的飞速旋转。最终当那个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奖在我们手中来回传递的时候，感觉真是妙极了。结果，它像一个婴儿似的躺在汽车前座上。我们和爸爸一道回家时，他说：“看了今晚这样出色的表演，他们没办法不把这个大家伙发给你们。”我们现在是加里的冠军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向芝加哥进军，因为那里有最稳定的工作和方圆几百里之内最好的歌曲。我们迫不及待地规划未来的蓝图。爸爸的演唱小组唱过芝加哥的马迪·沃特斯和“嚎狼”小组的曲目，但他明智的看到，那些更欢快的、超一流的音乐才更能投我们所好，给予我们的才更多。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并非所有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都能像他那么了解行情。事实上，我们认识一些音乐家，他们认为六十年代的音乐对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来说是有失身份的。可父亲不这么看。他一听就能分辨出那些极妙的唱法，甚至他会和我们讲他见到了加里的“斯帕尼尔兄弟”演唱小组的事儿；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一些意大利移民，他们成为明星时岁数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当“奇迹”小组的斯莫基·罗宾逊唱《泪痕》（Tracks of My Tears）或《哦，宝贝儿宝贝儿》（Ooo Baby Baby）这样的歌曲时，他听得跟我们一样专注。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在音乐方面并不甘落后，一些了不起的歌星，像“烙印”小组的柯蒂斯·梅菲尔德、杰里·巴特勒、梅杰·兰斯和蒂龙·戴维斯，都曾在城市中我们后来所去的各处演出过。这样，父亲就整日为我们的训练和演出忙碌。在钢厂，他每天只上半天班。妈妈对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有些怀疑，不是因为她觉得我们还不够出色，而是因为她还没见过有谁像父亲这样，把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一心想把他们造就成音乐家。甚至当父亲告诉她，他已经和加里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预约好，将我们的节目作为那儿的常设节目时，她也没表现出有多么惊喜。我们被迫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地方花掉我们的周末，以便在日益增多的业余歌手比赛中获奖。这些旅行需要很多的费用，因此，在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里的工作更显得特别有意义。妈妈对观众的反应感到惊讶，对我们受到的奖励和注意非常高兴，但她更多的是为我们担心。她对我尤其放心不下，因为我年纪太小。“这可真够一个九岁孩子受的。”她一边说一边死死盯住父亲的眼睛。我不知道我和哥哥们期待着什么，但夜总会里的观众和罗斯福中学里的那些可不一样。我们夹在蹩脚的滑稽演员、风琴手和脱衣女郎的节目之间表演。虽然我从小就受见证教式的教育。妈妈还是担心我会跟坏人一起走，或接触一些本该在长大以后再接触的东西。其实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只要看一眼那些脱衣女郎的表演，你就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引起我的那种兴趣——在九岁时当然不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谋生手段令人厌恶，我们大家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努力使自己走上正轨，走得离这种生活越远越好。在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里干活儿意味着我们平生头一回能演一整场节目了—— 一晚上唱五只歌，一星期唱六个晚上——要是爸爸能在第七个晚上把我们带到市外去参加什么活动，他肯定还带我们去。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但光顾酒吧的那些顾客对我们还不坏。他们和我们一样喜爱詹姆斯·布朗以及萨姆和戴夫的歌，再说，对他们来讲，我们是除了喝酒和调情额外加进来的东西，所以他们个个又好奇又兴奋。有一回，我们甚至跟他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那天我们唱乔·特克斯的歌《苗条的大腿和身段》（Skinny Legs And All），唱到中间某个地方时，我跑进观众当中，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掀起女士们的裙子往里看。我跑过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朝我扔钱，一开始跳舞，我就大把捞起早已铺了一地的纸币和硬币，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由于我在能手大赛时获得了许多对付观众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夜总会面对观众演出时，我并不紧张。我随时做好登台演出的准备，你知道，就这么走上去——唱歌，跳舞，再开点小玩笑。我们在不止一个有脱衣舞表演的夜总会里演唱过。在芝加哥一家这样的夜总会里演出时，我总是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一名叫玛丽·罗斯的女演员表演。那时我可能有九岁或十岁了吧。这个姑娘会脱掉她的衣服和紧身短衬裤，然后把它们抛向观众。男人们捡起那些衣服，一边使劲儿嗅着上面的味儿，一边狂呼乱叫。我和哥哥们便眼看着这一切，默默接受下来，爸爸并不在乎。这种把戏我们见得太多了。在一个地方，那些人在演员更衣室的墙上挖了个小洞，甚至在女厕所墙上也挖了一个。透过这些洞你可以偷看里面的动静，而我则看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那个地方的家伙们都疯了，一天到晚干一些在女更衣室墙上钻孔这类的勾当。当然，我也承认，那会儿我和哥哥们也曾为抢着往里看争执不下。“躲开，该我了！”我们一边喊，一边使劲推开别人，好给自己腾出一席之地。以后，我们在纽约的阿波罗剧院演出时，我看见的情景差点把我吓死，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我见过不少脱衣女郎，可那天晚上，一个描着艳丽的睫毛，梳着长发的女郎出场了。她的表演令人叫绝；但大出人们所料，在快结束的时候，她扯下了她的假发，从她的乳罩里掏出两个大桔子，重现出那巧妙化妆之下一副棱角分明的男人面孔。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只是一个孩子，没法相信眼前这一切竟是事实；但我向外看了看观众，发现他们都喜欢这些东西，发了疯似的鼓掌、狂叫。而我，一个小小孩儿，就站在台角，看着这狂热的场面。我被吓坏了。就这样，在孩提时代，我颇受过一些这类教育，受的真够多的了。也许这使我在长大成人之后，能把精力放在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我们在芝加哥的夜总会里成功的表演之后不久，一天父亲带回家一盘磁带，里面的歌我从来没听到过。我们习惯于演唱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因此当父亲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起磁带里的那些歌时，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里面无非是一个唱得不怎么样的家伙和伴奏的几声吉他和和弦而已。父亲告诉我们，录音里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歌手，而是一位歌曲作者，他在加里拥有一座录音棚。这位名叫基思的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练习他的那些歌，看看能不能从中挑选一些给我们灌一张唱片。自然，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的确想灌一张唱片，随便什么唱片。我们把重点放在声音上，而不像以往那样，从舞蹈这一角度开始排练一首歌。唱一首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新歌并不怎么有趣，但我们已经很老练了，能藏起我们失望的情绪，并尽力唱好它。等我们作好准备，觉得自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了，爸爸把他们录了下来，当然，开头总要出几次错，爸爸也免不了说几句给我们打气的话。我们都想猜测出基思先生是否喜欢我们为他录的东西，这样过了一两天，爸爸突然又带来了更多的歌曲让我们学，并说我们将在第一次录音时演唱这些歌。基思先生和父亲一样，也是个酷爱音乐的钢铁工人，只是他更多的从事唱片商业活动。他的唱片公司和录音室都叫做“钢城”。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基思先生当时的兴奋并不亚于我们。他的录音棚在市中心，因此，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就出发了，那时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竞赛者”还没开始。基思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并打开了录音棚，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个摆满各种设备的小玻璃间，并把每种设备的用途都讲给我们听。看来我们用不着太多的录音设备至少在这儿用不着。我把一个大金属耳机戴在脑袋上——在演唱中他总是掉到我的脖子上——好让大家知道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就在我们兄弟几个琢磨插头该插在什么地方，人该站在哪儿的时候，一些伴唱的演员和一个管乐小组进来了。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我们之后录音的，当我们得知他们是来配合我们的时候，都又惊又喜。我们朝爸爸看去，他却根本不动声色。显然他已经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什么事也别想让父亲吃惊。他告诉我们，在录音间里的时候，一切都要听从基思先生的指挥，只要我们照他说的做，录音效果自然就会使人满意。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录完了基思先生的第一首歌曲。一部分伴唱歌手和管乐手也是头一回录音，都觉得挺吃力；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受过第一流的指导，所以不像我们那样习惯于一遍又一遍地演唱或演奏。这时我们才会体会到，父亲为把我们培养成优秀的职业歌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以后接连几个星期六，我们都在这里度过，把一周中练好的歌曲灌成唱片，每次回家时再带走一盘基思先生的新磁带。有一个星期六，父亲甚至带着他的吉他来和我们一起演唱，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录音。在唱片开始发行之后，基思先生给了我们一些，让我们在每首歌曲之间或演出之后把他们卖给观众。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名家的大作，但是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开端，而在那个时候，能出版一张写着你们小组名字的唱片是一件大事。我们实在幸运极了。这张名叫《小大人》（Big Boy）的唱片是我们在“钢城”公司录制的第一张单曲，歌中充满了相当低沉的调子。《小大人》是一首动人的歌曲。当然，要是你想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你就得想象一个瘦小的九岁孩子在唱着这只歌。歌词中说，“我不想再听童话故事了”，但事实上我离能够理解绝大部分歌词的年龄还差得远。我只是在唱他们让我唱的东西。这首带着迷人的低沉调子的歌在加里的电台播放之后，我们在邻居中间立刻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谁也不相信我们有了自己的唱片，就连我们自己也费了好大劲儿才相信了这一点。在“钢城”公司录完了第一张唱片后，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芝加哥各种大型能手比赛上。通常别的演员在见到我时都要仔细打量我一番，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之后出场的，大概因为我的个头儿太小了吧。一次，杰基突然失去控制大笑起来，就好像谁把世界上最逗的笑话讲给他听了似的。比赛马上开始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敢说，爸爸当时一定担心极了，唯恐他在台上演砸了，便走过去想提醒他两句。谁知杰基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他就和杰基一起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爸爸自豪的说，杰基偶尔听到一群歌星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说道：“今儿晚上可不能让‘杰克逊五兄弟’里的那个侏儒抢了我们的好戏。”刚开始我觉得挺不好受，因为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我觉得他们这么说真是卑鄙。我不能不接受我是最矮的这个事实，可不一会儿，我的其他几位哥哥也都笑得不行了。爸爸解释说他们不是在笑我，并说我应该以此为荣才是。那帮人不过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竟认为我是个装成小孩模样的大人，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小芒奇一样。爸爸还说，要是我能使那些油头滑脑的家伙和加里那些给我们捣乱的邻家小孩用同一种腔调议论我们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让芝加哥跟着我们跑了。我们还得跑自己的事情。在芝加哥几家挺不错的夜总会演出之后，爸爸在市里皇家剧院登了记，让我们参加那里举办的晚间业余歌手大赛。B.B.金在皇家剧院现场录制他出名的专辑时，爸爸曾特地跑去看过。当早年他送给蒂托那把发亮的吉他时，我们还曾经跟蒂托开玩笑，想一些女孩的名字来命名他那把吉他，就像B.B.金管他的吉他叫“露西尔”那样。连续三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个比赛中获胜。那些每场必到的观众总是在猜测，这周我们又拿出什么新歌。另外一些歌手抱怨说，我们一次次来参赛实在是太贪心了，可他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比赛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如果你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中连续三次获胜，你就将被邀请举办一场收费演出。这样面对的将是几千观众，而不只是酒吧里那几十个人。而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格拉迪丝·奈特的节目揭开了那场演出的帏幕，“杰出人物”乐队还搬出了尚未公开演出的新歌《我从葡萄藤中听说了这回事》(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助兴。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芝加哥之行结束，我们清楚的感觉到，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业余歌手大赛需要我们去赢得桂冠，就是纽约阿波罗剧院举办的那场。许多芝加哥人都觉得，在阿波罗取胜除了是一种凭运气得来的快感之外，没什么了不起。可爸爸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纽约和芝加哥一样，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选手，而且纽约的录音人员和职业音乐家比芝加哥更多。如果我们能在纽约成功，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这就是我们必须在阿波罗获胜的意义所在。芝加哥给纽约寄去了关于我们情况的报告。我们的名声是如此之大，甚至都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预赛，阿波罗剧院就直接让我们进入了最后决赛。这个时候，格拉迪斯·奈特已经跟我们谈到了去摩城公司的事宜，爸爸的朋友、“温哥华”演唱小组的成员博比·泰勒也和爸爸谈起过。爸爸对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让摩城公司试听我们的演唱，但这是将来的事儿。我们到达坐落在第一百二十五大街上的阿波罗剧院时，时间还早，足够参观一下这座建筑的。在经理陪同下，我们穿过剧院的大厅，观看曾在那儿演唱过的所有明星的照片，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当最后经理把我们带到化妆室门前时，我已经找到了所有我喜欢的歌星的照片了。我哥哥们花钱去看为别的歌手举办的所谓的“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仔细的观察所有那些明星，尽力去学习看到的一切。我盯着他们的脚步、他们挥舞手臂的姿势，以及他们手握话筒的方法，努力搞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在台角仔细研究了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之后，我弄清楚了他的每一个步点，每一声低吼和每一次旋转。不能不说，他的演出就是为了把你拖个筋疲力尽，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发泄出来。他的风度，他从每个毛孔中迸发出的热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你简直就能感觉到他脸上的每一滴汗珠，也能感觉到他正在经受什么。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样表演。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观察我喜爱的歌星，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詹姆斯·布朗、杰基·威尔逊、萨姆和戴夫、欧杰伊兄弟——他们都善于调动观众。我从杰基·威尔逊那儿学到的大概比从别人、别的地方学到的都要多。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受到的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常站在台边的幕布后面，看着每一个演完节目下台的人，他们个个全身湿透。我带着敬畏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从面前走过去。他们都穿着漂亮的漆皮鞋，那会儿我的全部梦想就是得到一双那样的漆皮鞋。记得当我听说他们不做小孩尺寸的那种鞋时，甭提有多伤心了；我从一家商店跑到另一家商店寻找漆皮鞋，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我们不做那么小的。”我很难过，因为我希望我的鞋也像那些演出用鞋一样，擦的闪光，灯光一照就反射出红色和橙色的光来。哦，我是多么想要一双杰基·威尔逊的那种漆皮鞋啊。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呆在后台。哥哥们都在楼上吃东西或聊天儿，而我则低低的蹲在楼下舞台边上，用手揪着蒙满尘土、有一股怪味儿的幕布，注视着台上的演出。我是说，我的确注意了每一个脚步，每一次移位，每一下扭动，每一回转身，每一个摇摆，每一种情绪，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那就是我受的教育和我的消遣。我一有空就总在那儿，爸爸、哥哥和其他的演员都知道哪儿能找到我。他们总是以此开我的玩笑，而我已经被看到的或追忆起来的表演场面深深吸引住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还记得所有这些剧院的名字：皇家剧院、住宅区剧院、阿波罗剧院——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从那些地方产生的才华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看大师们工作；你不可能把我站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交给任何一个人。有一些音乐家，如斯普林斯廷和U2，也许可以觉得自己是从大街上得到了启迪，而我则是一个注重气质和心灵的演员。我得到的启示来自舞台。阿波罗剧院的墙上挂着杰基·威尔逊的照片。摄影师捕捉了他一条腿抬起，身子扭转，刚好抓住麦克风前后摇晃那一瞬。他大概在唱那首悲哀的抒情歌曲《孤独的泪水》（Lonely Teardrops），但观众已为他的舞步惊的瞠目结舌。谁也没有觉得忧伤或孤独。萨姆和戴夫的照片挂在走廊的尽头，挨着一个老牌著名乐队。爸爸和萨姆·穆尔很要好，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挺不错，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唱他的歌曲，他非给我一个大耳光不可。离开他们的照片不远，就是那位“所有人的国王、炸药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詹姆斯·布朗的照片。在他出现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蹈演员就是舞蹈演员；歌手可能舞蹈，舞蹈演员也可能唱歌，除非你是弗雷得·阿斯泰尔或是金·凯利，否则就总是在其中一样上要更有特长。尤其在现场实况演出时更是这样。可是他改变了这一切。当他跳跃着穿过舞台的时候，没有一盏聚光灯能追得上他——你只能用泛光灯。我就希望能跳得那样好。我们到底赢得了阿波罗晚间业余歌手大赛的桂冠，我觉得应该回到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前，谢谢我的“老师们”。爸爸高兴极了，他说那晚他简直能飞回加里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当然也这样感觉。在以前的比赛中，我和哥哥们一直都保持着第一名，这会儿我们希望也许我们已经往上跳了一个“级别”；我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再也不会回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比赛和脱衣舞表演当中去了。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被介绍给一个叫做“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的家庭音乐小组，他们改变了我们的乐队和生活。他们的姓并不都一样，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些年他们唱了一些深受喜爱的热门歌曲，如《在乐声中起舞》（Dance to the 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等。当听到小矮人长高的故事时，哥哥们都指着我说那就是我，这回我跟他们一起大笑起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过所有这些歌曲，甚至摇滚乐电台也曾播放过。他们对我们杰克逊兄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从阿波罗回来以后，我们始终一边练唱，一边用一只眼睛瞄着地图，一只耳朵听着电话。爸爸妈妈曾规定，任何一个电话都不得超过五分钟，可这次我们从阿波罗归来，五分钟都嫌太长了。我们必须时时保持线路畅通，以备万一录音公司的人想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唯恐他们会碰上我们的电话占线。大家特别想听到的是一家录音公司来电话，我们渴望给他们一个答复。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有个看过我们在阿波罗表演的人已经把我们介绍给了纽约市戴维·弗罗斯特主持的电视节目。我们就要上电视了！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我把它告诉了学校里的每个人，谁要是不信，就告诉他两遍。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开车去纽约了！我一分一秒的掐着时间。我对整个旅途作了设想，努力想象着演播室该是什么样子，面对摄像机镜头时又会是什么样子。我带着老师为我提前布置好的家庭作业回了家。我们还得最后彩排一遍，然后还得把要唱的歌确定下来。我拿不准我们会唱些什么歌。可是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宣布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父亲。大家都震惊极了，我简直就要哭出声来。好机会近在咫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静的说。我们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摩城公司来电话了。”我的脊梁上掠过一丝寒气。我很清楚地记得临去“摩城”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兰迪那间一年级教室的门前。那天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但我们换了一下。兰迪的老师祝我在底特律走运，因为兰迪已经告诉她我们将去摩城公司参加试听。兰迪是那么兴奋，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还不知道底特律是什么呢。那时全家的话题只有一个，即摩城，而兰迪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老师说，他还在教室的地球仪上找了半天摩城在哪；那位老师还说，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 Don’t Know Like I Know），因为我们在芝加哥皇家剧院演唱这支歌时，她和一大群老师都开着车去看了。我一边帮着兰迪穿上外套，一边有礼貌的说一定记着这事儿——虽然我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在摩城公司唱萨姆和戴维夫的歌儿，因为他们所在的“斯塔克斯”公司是摩城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们，公司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重，因此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不会有一大群歌迷围着了。他看着我说，他希望他十岁的歌手能表现得像十一岁一样。我们离开加勒特小学的教学楼，回家的路并不长，但我们必须抓紧。我记得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我们身边时，我有些焦急起来。兰迪抓着我的手；我们向交警招手。我知道明天拉托亚会抽空去学校，因为马龙和我将和别人一起在底特律过夜。上一次我们在底特律的“福克斯”剧院演出时，节目一完我们就离开了，回到加里已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路上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车里睡觉，因此上午在学校并没觉得有多累。可等到下午三点排练的时候，两腿就像灌了铅，只好拖着走了。那晚我们本可以一演完自己的节目就走的，因为那次我们只得了第三名。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大明星杰基·威尔逊的演出。我虽然在别的舞台上见过他，可那是在“福克斯”，他和他的乐队都站在一个升降舞台上，音乐一起，台子就升上去了。第二天放学后，尽管很累，我还是在一群孩子的围观下，在学校浴室的大镜子前练习了前一天学到的一些动作。我们把这些动作揉合到自己的舞步中，父亲看了也很满意。就在我和兰迪转过拐角，走上杰克逊大街时，看见路上有一个大水洼。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子能把我们带过去，却一辆也没找到。于是，我放掉兰迪的手，从水洼上蹦了过去；我用脚尖着地，以便能及时转身而不弄湿灯心绒裤子的裤脚。我和回头看了看兰迪，知道他也想象我那么做。他往后退了几步，想加一段助跑，但我明白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水洼，他想要跳过来而不弄湿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首先作为一个大哥哥，其次作为一位舞蹈老师，我在他落地之后弄湿之前那一瞬及时接住了他。街对面，一群邻家的孩子在买糖果，其中一些老在学校给我们捣乱的孩子竟问我什么时候去摩城。我告诉了他们，并用我的零花钱给他们和兰迪都买了糖。我不想让兰迪因为我们的走而伤心。走进我家那座房子时，我听见马龙喊：“谁把车门关一下！”我们那辆大众牌旅行车的侧门大开着；一想到去底特律的一路上都要挨冻，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马龙把我俩赶进屋里，他正帮着杰基把我们的东西装上车，已经干了半天了。杰基和蒂托就这么一次早回家早了；家里人原以为他们下午有篮球训练，可在冬天，印第安纳到处都是烂泥，再说，我们都急着作好准备。那一年，杰基在中学校队里打篮球，爸爸常说：下一次我们得在罗斯福中学队夺得全州篮球冠军时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那样的话，“杰克逊五兄弟”就可以在晚场或早场比赛之间演唱，而杰基则能投进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爸爸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对杰克逊兄弟有多么严厉。他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不仅仅在音乐上。我心想他大概是从当教师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了这个脾气。我知道我的老师们可从来不像他对我们那样苛求。当然，他们的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将会得到应有的报答。妈妈走到门口，递给我们热水瓶和包好的三明治。我还记得，她叮嘱我别再把演出用的衬衫撕个口子，她前一天晚上刚缝好并叠好它。我和兰迪帮忙把一些东西运上车，然后跑进厨房。瑞比正在那儿为爸爸准备晚餐，同时，还得照看坐在高背椅上的小珍妮。瑞比作为老大，日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我们知道，摩城公司的试听一结束，我们就得立刻决定是否搬家。如果搬家的话，她就要去南方和未婚夫一起生活了。在妈妈上夜校攻读由于疾病而放弃的高中文凭时，她便在家里料理一切。记得妈妈告诉我们她要去补习高中课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会儿我担心她跟杰基和蒂托那样年级的孩子一道上学，会被大家笑话；我还记得，她那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耐心向我解释说，她是和其他大人一起上学。我听了以后变忧为喜，觉得家里有一个跟我们一道做家庭作业的妈妈可真有意思。装车的活儿比往常要容易。平常情况下，罗尼和约翰尼会和我们一起去，但这次摩城公司有音乐家为我们伴奏，我们就自己走了。我走进我们的屋子，杰梅恩正在那儿赶他的作业，我知道他想把它们尽快打发掉。他对我说，我们应该自己去摩城，把爸爸留在家里，因为杰基已经通过了驾驶考核，并且有了自己的车钥匙。我们都笑了，但在内心深处，我想象不出父亲怎能不去。因为即使在爸爸未能及时从班上赶回，而由妈妈指导我们放学之后的排练时，他也好像在场一样，妈妈就像他的耳目。她总能看出昨天晚上谁表现得好，今天白天谁粗心大意。爸爸晚上回来，便能从妈妈的微小暗示中说出我们谁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排练，在我看来就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暗号或别的什么似的。我们出发前的告别很简短。妈妈早就习惯了我们在外面一呆就好几天，或是在学校放假时外出参赛。拉托亚噘了噘嘴。因为她也想去。她只在芝加哥看过我们演出；在波士顿或菲尼克斯演出时，由于时间很紧，也没来得及给她买点儿东西回来。我觉得她一定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魅力，因为她除了去上学就是呆在家里。瑞比忙着哄珍妮睡觉，她向我们挥了挥手作别。我在兰迪脑袋上最后拍了一下，大家就出发了。当我们驱车上路时，爸爸和杰基在地图上扫了一遍，这大多是出于习惯，其实我们已经去过底特律了。穿过市中心时，我们路过了市政厅旁基思先生那座录音棚。在“钢城”公司录过那张唱片后，我们又录了些唱片样本，爸爸把它们送到了摩城公司。当我们开上高速公路时太阳正缓缓向地平线沉去。马龙说，如果我们能在WVON电台听到自己的歌曲，那么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好运气。我们都点头赞同。爸爸插进来问大家记得不记得“WVON”代表什么意思，同时用胳膊肘碰了碰杰基，示意他别作声。我凝视着窗外，一边琢磨着几种可能性，杰梅恩突然开口了。“代表‘黑人之声’”他说道。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出每个电台的代号，轮番命名。“WGN——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下属一报纸）”“WLS——世界上最大的商店（希尔斯）”，“WCFL……”我们咽住了，谁也想不出来。“芝加哥劳工联盟，”爸爸一边说，一边伸手要过热水瓶。我们转上了九十四号州际公路，加里车站和拉马祖车站都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开在收音机里到处寻找加拿大安达略省CKLM电台播送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在家的时候，我是个“垄断”游戏迷，开车去摩城也有点儿像那个游戏。在“垄断”游戏中，你得在一块板上转来转去，买卖东西，作出决定；那些举办过“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们在那儿得过奖的剧院多少也有些像这块板，上面充满着机遇和陷阱，一路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到达了纽约哈莱姆区的阿波罗剧院——对我们这样年轻的演员来说，这正像是到了游戏中的“停车场”，似乎可以止步不前了，而现在，我们又开上了“木板路”，直奔摩城。我们会赢吗？我们会“破产”，让唾手可得的成功离我们远去，再等下一盘吗？我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可以感觉得到在旅行车里我甚至哆嗦起来。几年来当我们驶向芝加哥时总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走出加里结果证明我们能行。然后我们驶向纽约心里想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水平在那儿不可能获胜那将是我们最倒霉的时刻。哪怕是在费城或华盛顿的那些夜晚，我也没有多少自信，我不能去想，也许我们没听说过的纽约的什么小组或歌星会最终击败我们。当我们在阿波罗剧院打破这个神话的时候，我们终于感到，什么东西也无法阻挡我们了。现在我们正驶向摩城，没有什么东西能再让我们感到吃惊了。我们要让他们震惊，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爸爸从手套箱中抽出一份打印的指示图，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经过伍德沃德大街的入口。路上没有什么人，因为夜已经深了。父亲对我们的食宿有些不放心，我感到奇怪，直到我知道摩城公司已经为我们挑好了旅馆，才明白他不放心的原因。我们不习惯事事都为我们准备停当，我们喜欢做自己的老板。爸爸一直是我们的订票员、导游和经理。如果他不能照料这一切，妈妈就代劳。因此，这不奇怪，即使是摩城公司作了这一切安排，他仍不放心。他觉得该由他亲自订旅馆，亲自布置一切。我们在“纽约人”旅馆下榻。房间早已预定好，一切都井井有条。我们屋里有台电视，可是所有频道都已停播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开始试听，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再熬夜了。爸爸看着我们上了床，锁上门，走了出去。我和杰梅恩都累得没心思说话了。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准时起了床；是爸爸叫的我们。其实，大家都跟他一样兴奋，所以他一叫，我们都一骨碌爬下床来。试听对我们来说不同寻常，因为许多职业歌手该去演唱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我们知道，要对我们唱得如何作出评价并非易事。过去不论是参加比赛还是在夜总会演出，我们都习惯于观众们热烈的反应，但父亲告诫我们，我们在唱完后越能保持平静，他们便越想听下去。在咖啡店吃过麦片和牛奶之后，我们钻进了那辆大众牌。我注意到他们的菜单上有粗燕麦粥，便知道了这儿有不少南方来的人。那时我们还从未去过南部，希望有一天去看看妈妈的家乡。我们想对自己的根和那儿的黑人有一个了解，尤其是金博士遭人暗算之后。我真真切切的记得他死去的日子。每个人都在那天被击垮了。那晚我们没有排练，妈妈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去了圣殿。人们哭得就像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去世了一般，连那些平时不露声色的男人们都控制不住他们的悲痛心情。那时我还太小，并不理解这一悲剧的场面的全部意义，但当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天，我不禁哭出声来——为金博士，为他的全家，也为我们所有的人。杰梅恩第一个看到了录音棚，人们都管它叫“美国流行音乐之城”。看上去它像是快要倒塌了，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我们猜想着会见到谁，谁会在那天来这儿录音。爸爸已经告诉我们，一切由他应酬，我们的任务就是像从未演出过那样去唱歌。这要求可有些过分，因为我们向来对每首歌都尽心尽力，不过我们明白他的意思。里面有很多人在等着，但爸爸说出我们的名字后，一个穿衬衫打领带的人便走出来迎接我们。他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使我们很吃惊。他让我们把大衣留在外面，然后跟他走，别的人都把眼光投向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魔鬼。我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怎样的经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吧？他们是否一天天的等在这里，希望不用预约就能进去？我们进到录音棚里时，一个摩城公司的伙计正在调试一架摄像机。有一块地方放满了话筒和各种器材，爸爸走进一个小录音室，去和里面什么人交涉。我努力装作我是站在“福克斯”剧院逐渐上升的舞台上，这次不过是个平常的演出而已。环顾四周之后，我拿定主意，有朝一日我建造自己的录音棚时，一定要安装一个能从地板下升起来的麦克风，就像阿波罗剧院里的那个一样。那次，当麦克风缓缓的消失进舞台的地板下之后，我竭力想找出它去了什么地方，差点儿在地下室的楼梯上摔个嘴啃泥。我们最后唱的是《谁爱你》（Who's Lovin' You）。歌曲结束，没人鼓掌，也没人说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冒失，脱口问道：“唱得怎么样?”杰梅恩冲我嘘了一声。那些给我们评分的老家伙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笑。我从眼角里看着他们。“这就是‘杰克逊摇摆乐’哈？”他们当中一个人咧开大嘴笑着说道。我迷惑了。我想哥哥们也和我一样不知所措。带我们出来的人对我们说了句：“多谢光临。”我们想从父亲脸上找到答案，但他看上去既不高兴也不失望。离开那儿的时候天色仍然大亮，我们沿九十四号公路回加里，一路上克制着自己，一边想着还要准备明天上课的作业，一边问自己，是否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第二章 天道酬勤得知我们通过了摩城公司的试听考核的消息后大家欣喜若狂。我记得贝里·戈迪让我们全都坐下来，对我们说，历史将会因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多彩。“我会把你们变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说：“你们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他真的和我们讲了这番话。我们身子朝前倾着，一边听他讲，一边忙不迭的应着：“这太棒了！太棒了！”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把他的屋子闹了个底朝天；听着这位体格强健、充满智慧的先生不停地讲着我们将会如何大获成功，就好像一个童话世界会成现实一般。“你们的第一张唱片将名列榜首，你们的第二张唱片将名列榜首，你们的第三张唱片还将名列榜首——连续三个第一。你们会打破唱片销售量的记录，就像黛安娜·罗斯和‘至高无上者’演唱小组一样。”在当时，这些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可这话给他说着了；我们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也就实现了他的预言。连续三个第一。如此来说，虽然不是黛安娜最先发现了我们的才能，但我觉得，对于那些日子里她曾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报的。事实上，在我们最终得以迁居到南加利福尼亚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和黛安娜一起度过的，或者住在她的房子里，或者和她呆在一起。我们兄弟五个中，有的和贝里·戈迪住在一起，有的和黛安娜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换一下。她那样慈爱，像母亲一样照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当时，我的父母正忙于关闭在加里市的住处并在加利福尼亚寻找一所房子，好让我们全都能住进去。这段时间里，她就帮助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前后起码有一年半。贝里和黛安娜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同一条街道上，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能走着去贝里的住处，然后再走回黛安娜那儿。大多数日子里，我白天呆在黛安娜那儿，晚上在贝里那儿过夜。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黛安娜热爱艺术，并鼓励我去艺术的海洋中遨游。她花了不少时间在这方面引导我。我们几乎每天都跑出去——就我们俩人——买来铅笔作画。不练画的时候，我们就去博物馆参观。她向我介绍一些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像米开朗琪罗的和德加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对其毕生的探索。她的确教给了我很多很多。我感到那么新鲜，那么兴奋。生活一下子变得和过去迥然不同了，过去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唱歌，除了排练还是排练。你不会想到，像黛安娜那样一位巨星竟肯花费时间教一个孩子作画，去给他上艺术课；可她这样做了，我因此而热爱她。现在仍然是。我被她迷住了。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情人，我的姐姐——她是由这三者奇特的结合而成的人。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那真是令人心荡神驰的日子。当我们从芝加哥飞抵加利福尼亚时，就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来自印第安纳州城市化严重的地区，看惯了那里萧条冷落的景象，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着陆后，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梦境。那会儿，我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跑遍了那儿所有的地方——迪斯尼世界，落日大道，还有海滩。我的哥哥们也很喜爱这地方，我们到处乱窜，就像第一次光顾糖果店的一帮孩子。我们被加利福尼亚的旖旎风光深深迷住了：隆冬季节，树木依然葱葱郁郁，枝头挂满柑子；魅力的夕照映衬着一株株棕榈；气候也温暖宜人。每一天都充满着新意；我会做着一件有趣的事儿，不希望它停下来，可同时又觉得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事情，一样有趣，一样的叫我神往。那真是令人陶陶欲醉的日子。在那儿的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和摩城公司中所有的大明星会面。他们都是继贝里·戈迪从底特律迁到加利福尼亚之后，陆续移居过来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同斯莫基·罗宾逊握手时的情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与一位国王握手。我兴奋得两眼直冒金星；记得事后我告诉妈妈说，他的手就像鸭绒枕头一样柔软。要是你是一个大明星，你不会留意你一举手一投足给人们的印象，可是你的崇拜者们留意这个，至少，我知道当时我留意这个。我是说，那会儿我逢人便讲：“他的手是那么那么柔软。”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可笑，可这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斯莫基·罗宾逊握过手。我仰慕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年纪很小时，我所注意观察的人就是真正的演员——詹姆斯·布朗、小萨米·戴维斯、弗雷得·阿斯泰尔和金·凯利。一个杰出的演员能叩开每个观众的心扉，这是衡量一个演员伟大与否的真正尺度，而这些人具备这种超凡的魅力，就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它轻轻抚摸你，撩动你的心弦，不管你是谁。当我有机会与一个曾经以他的作品在某一方面影响过我的人结识时，总是激动不已。也许可以这么说，一本好书会深深打动我，促使我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一幅好画可以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宇宙。那么同样道理，一个演员的专场演出或几个演员的同台表演能够左右我的情绪，乃至改变我的生活。那时，摩城公司还从未给一群孩子们灌制过唱片。事实上，他们只为唯一的一名儿童歌手，即斯蒂维·旺德录制出版过唱片。因此，该公司设想去发掘一批孩子，而这些孩子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能歌善舞。他们希望我们能跟上学校的功课，友好的对待歌迷。记者和所有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并为他人起一种榜样作用。他们还希望，人们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唱片而喜爱我们，更多的，则是由于我们的为人。这在我们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们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彬彬有礼，多为他人着想。这理应是人的第二天性。我们碰到的唯一难题是，一旦我们稍有了些名气，我们根本就无法上学。人们从教室的窗子里爬进来，让我们给他们签名或朝我们索要照片。我尽量做到不落下一堂课，不去制造混乱，惹是生非，然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后来只好请来教师在家里给我们授课。这期间，一名叫苏珊娜·德·帕赛的女士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为摩城公司工作，就是她，在我们搬到洛杉矶之后，始终一丝不苟的对我们进行培训，后来，她也成了“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名经纪人。我们偶尔住在她那儿，和她一起吃饭，甚至一起玩耍。我们这一伙人成天吵吵闹闹，精力多余得无从发泄，而她也年轻好动，诙谐风趣为了“杰克逊五兄弟”的成功，她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对于她所做的一切，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我记得，苏珊娜给我们看一些画着我们五兄弟的炭笔素描。在同一张画上，我们五个人都留着相同的发式，而每张画上的发式又各不同。还有一套彩色画片，在那上面，我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这些“衣服”就像彩色拼版游戏上的纸片一样，可以揭下来，换上另一件。我们选好一种发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理发师那儿，理发师就照图片上的样子打扮我们。然后，在她那儿选定服装式样，我们就到保管服装的部门去，他们便找来全套衣服给我们试穿。我们穿上那些服装，他们上下打量一番，看看不太合适，便让我们回到“拼版游戏”那儿，重新“试穿”一些别的式样的服装。我们上礼仪课和语法课。他们把那些人们最有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了一个表，让我们有所准备。我们常被问及的问题有：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我们同台演唱时感觉如何等等。歌迷们和记者们同样都想知道，我们在最初登台时各自有多大年龄。尽管你相信，人们对你感兴趣是由于你的歌而不是别的什么，你还是很难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摩城唱片公司的人对我们进行测验，让我们回答那些还从未有人发问过的问题。他们考我们的语法，还有餐桌上的礼仪。通过这些考核后，他们还要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最后替我们抻抻袖子，理理我们新做的蓬松发型上佩戴的头饰。然后我们学一首名叫《我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的新歌。这歌的产生还有一段故事。歌曲是由芝加哥一位名叫弗雷迪·佩伦的人写的。他起初是杰里·巴勒特手下的一名钢琴师，那时我们刚开始在芝加哥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也是在杰里的指挥下。佩伦估摸着那家夜总会老板花不起钱请别人去演唱，便很为我们这群孩子感到难过。不过，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最初，《我要你回来》这只歌的名字是《我渴望自由》（I Want to Be Free），是写给“至高无上”三重唱小组去唱，而根本不去考虑格拉迪斯。贝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弗雷迪，说自己刚刚雇用了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孩子们。弗雷迪马上明白了贝里指的是我们，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答应碰碰运气。我们在加里学唱“钢城”唱片公司的歌曲时，蒂托和杰梅恩必须要特别留心乐器的声音，因为在录制这些唱片时他们负责部分伴奏。因此，在听《我要你回来》的唱片样本时，他们很留意吉他和低音贝司的声音。可爸爸说，摩城公司并不打算让他们在这本唱片中演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录音合成时，包容节拍的那道音轨不能出一丝差错，直到我们演唱的声音小下来，节奏才能稍有变动。他还提醒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要坚持那种不拘一格的演唱风格就等于加重了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同时演唱两个声部，而且还有许多朗诵和尾白什么的需要记住。在负责演唱的部门，弗雷迪·佩林、鲍比·泰勒和迪克·里查兹负责照看我们。我们录制这第一张单曲时，他们三人，加上哈尔·戴维斯和摩城公司另一个名叫“冷色调”·米泽尔的伙计全部参与了写作和录制工作。这几个伙计合称为“有限公司”。我们到里查兹的公寓去排练，他听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不由得惊讶万分。他对起初安排好的演唱设计几乎没作什么变动，便建议我们趁热打铁，赶紧去录音室录制一些声部。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录音室。想到马上就可以让贝里·戈迪听听我们初步练好的合唱，大家都兴奋的不行。我们到他的录音室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想，等贝里听过演唱之后，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家吃完饭。然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一屁股坐在里查兹的轿车后座上。回家的一路上，我的脑袋时而因困倦垂到胸前，时而又抬起来——我坚持着不想睡过去。戈迪并没有对我们的演唱表示赞许。我们把各个部分又练了几遍，戈迪就在一旁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了改。他是想在我们身上试验一些新的演唱方法；就像学校合唱队的头儿，他让你专心致志的唱自己的那个声部，就好像你是在独唱一样，不管你是否能清晰的听到他或她的声音。他听过我们的合唱排练，在音乐上作了一些改动后，又把我叫到一边，逐字逐句的给我讲解我的那部分。他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帮助他搞好这张唱片，然后，他又对负责录制合成工作的弗雷迪·佩伦详细交代了每一件事。贝里干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单曲出版发行后，我们马上又录制了一个专辑，这个集子中《我要你回来》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和这个集子中其他歌曲相比，它占用的时间（和磁带）更长。这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就是用这种严谨的态度办事的，因为贝里这个人讲求完美，注重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种不懈的追求精神，这是他的天资所在。后来，我把经过贝里处理的每个音节都仔细的听了几遍，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终生受用无穷。直到今天，我依然遵循这一原则。贝里是我的老师，名副其实的良师；他能悟出最细微之处对歌曲的影响，从而使歌曲产生一种了不起的效果，而不仅仅给人一种不错的感觉。贝里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好像他能点石成金一般。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在摩城公司录制唱片时的经历是激动人心的。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录音时，整个写作班子就陪在我们身边，把一首歌裁裁剪剪，精雕细刻，直到它变得十分完美。有时，为了录制某一道音轨上的一个声部，我们会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唱上几个星期，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唱出了他们希望的效果。我也看到，他们这样做的确收效显著，尽管速度有些缓慢。他们修改词句、配器、节奏，一切的一切。贝里出于他自己那种追求至善的天性，允许他们这样无拘无束的工作。我猜想，即使他们不是这样，贝里自己也会这样做，他有这样追求至善的习惯。我们工作时，他会突然走进录音室，告诉我该怎么唱，而每次他都是正确的。这真叫人不可思议。1969年11月份，《我要你回来》出版发行了。在六周之内，这张单曲就售出二百万张，一跃成为销售量之冠。我们的第二张单曲《ABC》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出来的，三周时间里就卖出二百万张。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歌中那段独白：“你坐下，小姑娘；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爱。哦不，还是站起来吧，别让我再等待。”一九七零年六月。我们的第三张单曲《你保留的爱》（The Love You Save）再次夺得销量第一时，贝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在那一年的秋季，我们的下一张单曲《我将在那里》（I'll Be There）又一次引起轰动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成功甚至已经超出了贝里的预料，我们可以拿这些成绩来报答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努力了。我和我的哥哥们——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未来的十年创造出一种新的歌声；一群毛孩子能发行如此多走红的唱片，这在唱片发展史上还是一个创举。“杰克逊五兄弟”从未碰上过同等年龄的竞争对手。工作之余，我们常能看到一个名叫“五层台阶”的演唱小组的演出。他们也是一群孩子，歌唱的很好，可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大家抱成一团，后来不幸解散了。《ABC》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使得一些唱片公司纷纷效仿起我们的做法来，我们也便看到了更多的演唱小组。我喜爱那些小组，像“帕特里奇之家“啦，”“奥斯蒙得之家”啦，还有“德弗兰科之家”。“奥斯蒙得之家”小组当时已小有名气，可他们的歌曲多是低吟轻唱，令人伤感，与我们的演唱方式相去甚远。我们的唱片一打响，他们和其他那些小组的演唱热情也立刻高涨起来。我们没有介意，谁都知道，竞争是一种健康的机制。我们的亲戚都以为《一只坏苹果》（One Bad Apple）这支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那么小，因为麦克风降到最低还要比我高一截。他们用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苹果箱垫在我脚下，我才能够到麦克风。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当其他孩子还在外面嬉戏大闹时，我已经在那个苹果箱上，唱着自己的心声了。前面说起过，在那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的“有限公司”为我们创作、修改所有的歌曲。记得有很多次，我觉得一支歌该这样唱时，他们总觉得该那样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很顺从，从来也不愿提出不同的见解。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人告诉我到底该怎样去唱了。那是1972年我十四岁时，就是《临窗远眺》（Lookin' Through the Windows）那支歌出来前后的那段时间。他们希望我用某种方法演唱，而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要是你唱起歌来得心应手，对歌曲的情绪心领神会的话，哪怕你年纪再小，人们也应该听你的。我当时火冒三丈，冲着那些词曲作者发了顿脾气，又心烦意乱的给贝里打了个电话，抱怨说，他们总是告诉我该怎么怎么唱，我呢，向来也就听从了，可这会儿，他们也变得太……拘泥于条条框框了。于是，贝里亲自来到了录音室。他告诉他们，让我随自己的心意来唱，我猜想，他还和他们说了些演唱上多给我们一些自由之类的话。从此之后，我在唱歌时就加入很多新花样，他们果然也很喜爱。我会在间奏的时候插入很多即兴歌词，像绕口令拉，或是尖声的喊叫什么的。贝里在录音室听我们录音时，常在歌曲中增加很多内容，而且总是恰到好处。他跑遍一个又一个工作室，将人们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核对，往往再添加些东西，使唱片更臻完美。沃尔特·迪斯尼也是这样做的；他向形形色色的艺术家请教，然后说：“对，这个动画造型应该再活泼一些。”每当贝里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时，我总是能看出来，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心情舒畅时，他总是用舌头抵住腮帮子；要是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他会把拳头在空中用力一挥，就像他起初做职业拳击手时那样。那些日子里唱过的歌曲中，我最喜欢《永不道别》（Never Can Say Goodbye）、《我将在那里》和《ABC》三首。第一次听到《ABC》那支歌时的情景，我终生难忘；当时我觉得它简直好得不得了。记得那会儿我朝思暮想，渴望有一天能走进录音室去演唱这支歌，让它为我们赢得声誉。我们仍然日复一日的排练，干得很卖力——有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的成功仍使我们心花怒放。有那么那么多的人在给我们鼓劲儿，我们也便打定主意，争取做到无往不胜。《我要你回来》刚刚发行，摩城公司的每个人便替我们做好了成功的准备。黛安娜很喜爱它，并把我们介绍给好莱坞一家名声很响的夜总会，让我们在那儿演唱。那里舞会的气氛很和谐，就像在贝里家里举办的舞会一样。黛安娜介绍的事儿刚完，“美国黑人小姐”这一电视节目的邀请又接踵而至。在电视上演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能预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唱片和我们的表演。接到邀请后，我和哥哥们都记起那次纽约之行的取消带给我们的失望心情；那是我们第一次被邀请去拍电视片，可摩城公司抢先聘用了我们。这下，我们终于要第一次在电视上表演了，而且还是于摩城公司一起。生活是如此美好。黛安娜的计划自然又把这种兴奋推向了极端。她打算去主持“好莱坞殿堂”节目，这是星期六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电视节目。作为“至高无上者”三重唱小组的一员，这是她最后一次露面，而为我们在重大场合亮相，又是她第一次。对于摩城公司来说，她的此番出场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那时摩城公司已把我们的下一本专辑定名为《黛安娜·罗斯献上“杰克逊五兄弟”》。从来没有一位超级巨星像黛安娜这样，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一帮孩子去完成。摩城公司、黛安娜和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的五个孩子都欣喜若狂。那时，《我要你回来》那本专辑也已经开始发行了，事实又一次证明贝里是正确的——所有播放“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乐队及“甲壳虫”乐队歌曲的电台也在同时播放我们的。前面提到过，我们在录制专辑时，并不像录制单曲时那样卖力，但是，我们能去唱各种各样的歌儿——从能手大赛时唱过的“奇迹”演唱小组的老歌《谁爱你》到《嘘——别惊慌》（Zip-A-dee-doo-dah）应有尽有——其中也自有一番乐趣。那本专辑里的歌曲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听众都很有吸引力。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大人；我们都觉得，这也是她所以成功的原因。我们知道，“好莱坞殿堂”节目在演播时，现场有观众旁听。那些好莱坞的观众都很在行，因此我们有些紧张；可是，我们从第一个音节开始就把他们牢牢吸引住了。那天，在剧场力有一个管弦乐队为我们伴奏，因此，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我要你回来》在现场表演时的全部音响效果；因为，在录制专辑中伴奏的弦乐部分那次，我没有在场。这次在电视上表演，让我们觉得自己像国王一般自豪，就像我们在加里赢得全市汇演第一名时一样。既然我们不愿用别人唱红的歌儿来赢得听众，这时，为我们选择适当的演唱歌曲便成了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大问题。“有限公司”那帮伙计和哈尔·戴维斯被分派专门为我们创作歌曲，并负责出版事宜。贝里不希望再多插手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前几张单曲一举夺得销售量之冠后，我们就得忙着赶制下一张。《我要你回来》这支歌本来应该是让一个成年人来唱的，但《ABC》和《你保留的爱》却是为我们的童声而写的，其中有为杰梅恩和我安排的唱段，它们的节奏能使演唱者在舞台上旋转起来——这是我们为战胜“小巧灵珑”乐队作的另一手准备。“有限公司”写的一些歌曲中还包括舞蹈设计，我们需要把这些记在脑子里。这些舞蹈设计中既包括我们的崇拜者们在舞会上跳的舞步，也有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时的各种舞蹈动作。独唱部分的歌词很绕口，因此，他们把这些地方分配给杰梅恩和我来唱。要是没有《我要你回来》，其他那些唱片恐怕没有一张能问世。在歌曲演唱设计上，我们都以这首歌为准绳，决定取舍；然而，听众们想听到我们排练时唱过的每一遍。后来，我们又精心录制了《妈妈的宝贝》（Mama's Pearl）和《老花匠》（Sugar Daddy）两盘唱片，其中《老花匠》里有两句词，使我回想起自己的校园生活：“我把糖果带给你，你却把爱都给了他”。我和杰梅恩一起唱和声时，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演唱技巧；每当我们在台上用起这些技巧，那永远也不会变样的麦克风总是引起听众们热烈的反应。我讲了以上这些，是想说，没有哪个演唱小组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如此良好的开端。从来也没有。《我将在那里》是我们真正打响的歌，歌中唱道：“我们来到这里，不再前行。”这盘单曲的销售量连续五个星期保持第一，这真是非同寻常；对一支歌来讲，它的生命力算是相当强的了。并且，在我唱过的所有歌曲中，它是我最喜爱的之一。我是那么喜欢它的歌词：“你我要达成默契，为爱情带来生机……”。威利·哈齐和贝里·戈迪似乎不大喜欢用这种口气写歌词的人，我们不在录音时，他们经常用这段歌词来和我们打趣。可我从听到唱片样本那一刹那起，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在他们为我们演奏这支歌的前奏之前，我甚至还不知道羽管键琴是什么东西。这首歌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天分极高的哈尔·戴维斯，其次还有苏基·艾克达的通力合作。我一遍接一遍的试录这支歌时，苏基就像影子似的站在我旁边，听我是不是唱出了恰当的感情，是不是体现了作品的内涵。于是我在这一支挺严肃的歌曲中唱到“宝贝儿！我从你肩头望去”这句时，加进了一种滑稽的腔调。要是没有这一声“宝贝儿”，《我将在那里》这支“四连冠”中最出色的歌曲也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对于摩城公司的传统，我们已经咀嚼的越来越透，同时，我们对它的未来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了。照原定方案，这支歌中所有活跃的部分该由我来唱，而杰梅恩负责演唱中的叙事部分。但是，尽管十七岁的杰梅恩嗓音已经很成熟了，我还是更喜欢叙事部分，虽然这并不很适合我的风格。我们作为一个集体，通过这首歌连续四次夺得第一；而且，许多人很喜爱杰梅恩的《我找到了那个姑娘》(I Found That Girl)这支歌，它在《你保留的爱》那盘磁带的B面；观众们喜爱这支歌，就像他们喜爱这四首最佳歌曲一样。我们把所有这些歌曲录成了一个大联唱，其中有足够长的间奏供我们跳舞。我们后来在各种电视节目中演唱时，总要搬出这段联唱，比方说，在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电视节目中，我们就前后唱过三次。那时，摩城公司总是告诉我们接受采访时应该说些什么，可沙利文先生使我们从这种被动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在被采访时感觉也轻松了一些。回首往事，我不愿说摩城公司束缚过我们的手脚，或者曾试图把我们变成机器人。即使是我自己，也很不情愿那样去做；假如我有孩子的话，我不会去告诉他们该说些什么。摩城唱片公司是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文章，谁又能说清楚，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记者们会向我们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当这种时候，摩城公司的人常常站在我们旁边，帮我们摆脱困境，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控制住谈话，替我们回答那些问题。我们本来是一点儿也不想让他们难堪的。我猜想，他们大概担心我们有可能用当事人常用的那种挑战的口气讲话，要不，就是自从给我们烫了那种美洲黑人的蓬松发型后，他们一直担心他们是创造出了一群小弗兰肯斯坦（注：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所著同名小说中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制造一怪物，后为此物所灭。），随时有可能惹是生非。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们对黑人权利问题有些什么看法，摩城公司的人就告诉他，说我们从来不去想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只是一些“商业化的产物”。这话听上去真不入耳，可我们还是挤了挤眼装作没听见。临走时，我们使劲朝那位记者敬了个礼，好像把他吓了一大跳。我们甚至在“灵魂列车”节目中再一次与唐·科尼利厄斯进行了合作。我们在芝加哥时，他曾是那个地方广播电台的唱片音乐节目播音员，所以，我们在那时彼此就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喜欢观看他主持的电视节目，其中有很多舞蹈演员来自这个国家的中西部平原地区——也就是我的家乡所在地，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就在我们的唱片大获成功之后。“杰克逊五兄弟”立刻踏上了长距离巡回演出的旅程，那可真是令人疯狂的日子。这次远征始于一九七零年秋季一次大规模的旅行演出，我们在像麦迪逊广场公园和洛杉矶广场这样宽阔的场地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一九七一年，当《永不道别》这支歌一下蜚声歌坛后，我们在夏天一共到过四十五个城市演出；紧接着，那年秋冬两季我们又跑了五十多个城市。回忆那些时光，我常常觉得那是我和我的兄长之间极其融洽和睦的一段时期。我们对这个集体总是忠心耿耿，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到处寻开心，经常一起消磨时间，相互之间或对和我们一同工作的人随心所欲的搞一些恶作剧。我们从来也没有太过分——电视机没有飞出过旅馆的窗口，但是我们泼出去的水却浇在各种各样的脑袋上。多数情况下，我们胡闹只是为了驱走漫长的旅途带给我们的厌倦和寂寞。要是你在旅途中感到厌倦的话，你会做任何一件能使你提起精神的事情。你瞧，我们被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哪儿也不能去，因为旅馆门口蜂拥着一群尖声叫喊的狂热的女孩子。我们便要找些别的有趣的事情来做。我希望我们能把那些闹剧拍摄下来，尤其是其中一些荒唐透顶的恶作剧。我们一起等着负责安全事务的经理比尔·布雷睡下，然后就在过道里疯狂的跳起舞来；比谁的舞步节奏快，或者抽签分组进行摔跤比赛，还有枕头仗，剃须膏大战，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真是一群疯子。我们把装满水的气球或是纸袋从旅馆阳台上扔下去，看着他们落地之后水花四处飞溅，然后就拼命的笑个没完没了；我们互相之间用东西乱打，要么就花几个小时挤在电话机旁，编一些骗人的鬼话，向服务台点一大堆的饭菜，然后看着他们把这些饭菜送到陌生人的房间里去。不论是谁，要是走进我们的卧室，都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被我们架在门上方的吊桶里的水当头浇透。每当我们到达一个新的城市，我们总是设法到所有能去的地方观光。我们和罗斯·法恩这位出色的老师一起游览，她教给我们很多很多知识；她还督促我们将所学的只是确实领会。正是罗斯向我灌输了对书籍和文学的热爱，这种爱好我一直保持至今。我把手头上能找到的所有书刊都读了个遍。新的城市意味着新的购物市场，我们喜欢出去买东西，尤其是去书店和百货商场。可是，随着我们知名度的提高，歌迷们把很随便很平常的采购程序变成了一场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对我来说，那些日子里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莫过于被一群差不多歇斯底里的女孩子团团围住了。我是说，这真够粗暴的。每当我们决定去某家百货公司，看看他们有些什么的时候，歌迷们总会找出我们所在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弄个一塌糊涂，人仰马翻——柜台被推倒，玻璃被砸碎，现金出纳机被打翻在地——把那儿砸个稀烂。可我们去那儿的目的只不过是挑选几件衣服而已呀！当这些聚众滋扰的场面爆发时，我们对所有这一切的狂热、奉承和名声招致的麻烦真是束手无策。如果你不曾亲眼见过那样的场面，你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那些女孩子们是很严肃的，她们现在也还是这样；她们的本意是很好的，但我可以证明，这样的围观的确很伤人感情。有一千只手在同时扯你，抓你，拽你，拉你，你感觉到就快窒息了，就快被撕成碎片了。一个姑娘这么拧着你的腕子，另一个姑娘就把你的手表捋下来。她们用力抓住你的头发，又揪又扯，你会觉得头上像火烧火燎一般难受；你被挤的踉踉跄跄，不知靠在什么东西上，浑身伤痕累累，触目惊心。直到现在，我身上还留着许多伤疤，而且我能想起每一块伤疤是在哪个城市里留下的。后来，我学会了如何从剧院、旅馆或机场外面的人群中闯开一条路冲出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记住用双手遮住你的眼睛，因为在这种激烈的对抗中，那些前呼后拥、手脚并用的女孩子们会忘记她们手上还长着指甲。我知道这些歌迷是出于好心，我为她们的热情和支持而热爱她们，然而，这样表达热爱毕竟还是使人胆战心惊。我所见过的最狂热的围观场面发生在我们第一次去英国时。机组人员在飞机飞越大西洋时告诉我们，说她们刚刚获悉，在希恩机场有一万名儿童在等待我们的到达。这可真让人难以置信。我们都兴奋的不行，但是，假如当时能调转航向飞回家的话，我们本应该那样做的。大家都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但由于飞机上的燃料已经不够回去的了，我们只好继续向前飞。飞机着陆后，我们看到那些歌迷已经占领了整个机场，那场面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好不夸张。被那么多的人围着真会使人变得疯狂起来，我和哥哥们都觉得，那天能活着走出机场实在是一大幸事。我对于和哥哥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充满感情要是有人想用什么东西来和我交换这段感情那是无论他出什么价钱，我都不会情愿的。我常常希望能把那段日子重过一遍。我们就像《白雪公主》里那七个小矮人，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杰基像个运动员，喜欢自寻烦恼。蒂托性格坚强，富有同情心，像一位父亲；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汽车上，喜爱摆弄那些零件，把它们装上再拆开。我们兄弟几个一同长大的过程中，杰梅恩是和我最亲近的一个。他幽默，随和，有机会就搞些恶作剧；那些装满冷水的吊桶就是他放在旅馆我们房间的门上的。马龙过去是，现在仍是我所遇到过的意志最坚强的人之一。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丑角和恶作剧能手。在我们演唱活动的早期，他常常出错，不是舞步乱了，就是慢了半拍，但后来，这种情形便大为改观了。日复一日的旅行是折磨人的，而正是哥哥们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和我们之间的手足之情使我们不至于变得筋疲力尽。我们互相照顾，彼此帮助。杰基和蒂托总是不让我们的恶作剧太过火，我们似乎也对他们的管制表示认可；而杰梅恩和马龙则会大喊道：“我们痛痛快快的折腾吧！”真的，我怀念所有一切。在最初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去游乐场，一起骑马，一起看电影，我们干什么都在一起。一个人刚说了句“我们去游泳”，其他所有人就会异口同声的高喊“我也去！”我和哥哥们之间变得疏远起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儿了，那时他们开始结婚了。他们每个人都变得和自己的妻子最亲近起来，而且，他们自己都成了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变化的出现，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时候，我常希望我们能像从前那样在一起生活——既是兄弟，又是最好的朋友，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从不止一种意义上来讲，变化总是好的。我们仍然喜欢呆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时也仍然很愉快。但对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允许我们像以往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一起了。随“杰克逊五兄弟”小组旅行演出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和杰梅恩合住一个房间。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我俩一直很亲密，而且，我们两人志趣相投。那些女孩子们对杰梅恩也是崇拜得要命，总是寻找机会接近他，这就给我们在旅途中一起玩鬼把戏提供了机会。我觉得，我们的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拿定主意，要对我们俩格外留心加以看管，而对我的其他几位哥哥，则比较放心。他常常住在我们隔壁的房间，也就是说，他能随时从连接两个房间的那扇门中走进屋里，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在捣鬼。我真的很看不起这种做法，不仅仅因为他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还因为他常常做一些在我们看来最无聊的事情。有时，杰梅恩和我经过一天的演出，累的筋疲力尽，正在蒙头大睡，爸爸却把一帮女孩子带进房间来；我们被吵醒了，而她们却站在那儿看着我们，一个劲儿的傻笑。在我们十几岁的那些年头里，演出事务和舞台生涯虽然是我的全部生命，我所必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还不是在录音室里和舞台上。那些日子里，我必须克服的最大困难恰恰显现在我的那面镜子里。在很大程度上，我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是与我的名人身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十四岁左右的时候，我的外貌和体型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长高了许多。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到我们那儿去，希望被介绍与惹人喜爱的小迈克尔·杰克逊结识。他们会径直从我身旁走过；我说：“我就是迈克尔”，他们便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迈克尔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孩子；而我却是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年，马上就有五英尺十英寸高了。我并不是他们希望见到的那个人，或者说，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想看到我是这样的。青春期对一个人来说本来就够艰难的了，更何况，你对自己身体正在经历的变化感到一种自然的疑惧的同时，别人还要用他们的不信任来加深这种疑惧，想想看你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也会长大，我的身体也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会发生一些自然而然的变化，人们却好像对这点也感到惊讶似的。还有一件事也让人受不了。很长时间以来，谁见了我都会说我长得漂亮，惹人喜爱，然而，随着身体其他部分的变化而来的，还有皮肤上可怕的粉刺。一天早晨，我从镜子里看到它，“哦，不！”我好像每个毛孔都长满了粉刺，而且，我越是被它搅得心神不宁，它们就长得越厉害。我那时并不知道，我常吃经过加工的油腻食物对这病没什么好处。粉刺使我变得郁郁寡欢，我开始下意识的抵触起一切东西来。因为气色欠佳，我变得很害羞，见到人时很窘迫。真的，好像我越是拼命的照镜子，那些粉刺就蔓延得越快。我的外貌使我情绪低沉，因此我亲身体会到，长粉刺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对我是如此之大，甚至搅乱了我的全部生活。我和别人讲话时不敢直视人家，而是把头低下去，或者转向一边。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资本，甚至我都不想迈出房间一步。我什么也不去做。我哥哥马龙也长了很多粉刺，可他毫不在乎。但我还是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皮肤是那个样子。你一定会大惑不解，是什么使得我们兄弟俩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呢？我们那些走红的唱片仍使我们感到自豪，并且，我一到台上，便再也不想这些事情，所有的忧虑烟消雾散了。然而，每当我走下舞台，我又不得不面对那些镜子。情况终于有了好转。我对自己的处境开始有了别样的感觉，也学会了如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怎样去寻找良好的自我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这是关键。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我录制了我的第一首独唱歌曲《必须去那儿》（Got To Be There)。那首歌唱得很出色，并成为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这是贝里·戈迪出的主意，他说我应该去录制一首独唱歌曲，因此我就成了摩城公司的这个演唱小组中脱颖而出的第一批人之一。贝里还说，他觉得我应该去录制一盘独唱专辑。几年后，当我这样做了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正确的。在那个阶段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冲突，作为一名年轻歌手，那是我所克服过的困难中典型的一个。要是你年轻又有些见解和主张的话，人们常常会认为那不过是孩子气的蠢话而已。一九七二年，就是《必须去那儿》一举成功的那一年，我们仍在旅途中；一天晚上，我对负责旅程事务的经理说：“在我唱那只歌之前，让我到台边去一下，把合唱专辑封面照片中我戴的那顶帽子拿来。如果观众看到我戴着那顶帽子，他们一定会兴奋的发狂的。”他觉得这是他听到过的最荒唐可笑的想法。他没有允许我那样做，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他们居然全都以为那是一个蠢主意。事后不久，唐尼·奥斯蒙德在全国各地演出时开始戴一顶类似的帽子，人们对它简直喜欢得不行。我对自己的直觉很满意；我想到过它会产生什么效果。我看到过马文·盖伊在唱《让我们戴上它》（Let's Get It on)时，就随手戴上一顶帽子，观众们便也如痴如狂；他们欣赏马文戴上那顶帽子。它为演出增添了热烈的气氛，也在演唱者和观众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而使观众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演出中去。一九七一年，当“杰克逊五兄弟”被制作成卡通片，开始通过全国电视网在星期六早间的卡通片节目中播出时，我已经成了电影和动画片的忠实观众。黛安娜·罗斯教我作画时，我对动画造型艺术的欣赏能力有所提高，但能作为一个卡通角色被搬上电视屏幕，使我对电影和沃尔特·迪斯尼首创的动画影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日益喜爱起它们来。我对迪斯尼先生以及他在许多天才艺术家的帮助下创造出的动画艺术充满了敬畏之情。我一想到他和他的同事们为全世界的少年儿童——还有成人——带来的乐趣，就不由得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喜欢被制成卡通角色。星期六起个大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动画片，盼着在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这可真是妙趣横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恰似梦想变成了现实。我第一次真正参与电影制作工作是在一九七二年。那会儿我为电影《本》演唱主题歌。《本》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还从没有一件事像走进录音室，把自己的声音留在电影里这样让我如此激动过。那一段时间我过得快活极了。后来，电影开始上映了，我就跑到影院去，一直等到电影结束，看着演职人员表一行一行的跳出来，上面写着“《本》——由迈克尔·杰克逊演唱”，那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喜爱这支歌，也喜爱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和《ET外星人》很相象，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只老鼠成了好朋友，而人们却不理解他对这个小生命的爱。后来，他得了一种病，眼看就要死了，身边唯一的一个真诚的朋友就是本他所居住的那个城市里老鼠的首领。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有些离奇怪诞，可我并不这样看，这支歌后来被评为第一名，到现在我仍很喜爱它，我一直很喜爱动物，喜欢读关于他们的文章，也喜欢看讲他们的或是他们主演的电影。第三章 跳舞机器新闻媒介总是为我编出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让我很厌烦，我一般不怎么去看那些印刷出来的玩意儿，可我还是经常听到些荒唐的传闻。我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必要去杜撰那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猜也许是因为如果没有什么丑闻可供报道的话，他们就必须编出一些能让人感兴趣的事情。总的来看，我还算一帆风顺，每当我想到这点，总感到有点儿自豪。许多从事娱乐业的孩子都是因为吸毒而最终毁了他们自己，比如弗兰基·林蒙，鲍比·德里斯科尔等等一批童星。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去吸毒；你想想，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要承担那么巨大的压力，这该是一种多么艰难的生活呵！这些孩子中很少有人能像普通孩子那样生活的。我本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品——没吸过大麻，没吸过可卡因，什么都没吸过。我是说，这些东西我连试都没试过。忘掉它吧。这并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被诱惑过。在我们这些音乐家所处的这个时代里，毒品的使用是很普遍的。我并不想对此做出什么评判——甚至对我来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道德问题——但是，我已经看到，毒品毁掉了太多的生命，毁掉了那些拿它当儿戏的人们。我确实不是天使，我也许有自己的坏习惯，但吸毒不包括在其中。《本》开始上映后，我们得知要去作环球旅行了。就像牛仔裤和汉堡包一样，美国黑人音乐已经在别的国家流行起来。我们被邀请进入这个大世界，成了它的一员。一九七二年，我们访问了英国，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海外旅行。虽然过去我们从没有去过那儿，也从没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露过面，但人们知道我们所有歌的歌词；他们甚至有印着我们相片的宽大的围巾，上面用很大的字母写着“杰克逊五兄弟”。英国的剧场比我们在美国演唱的剧场小一些，但每次我们唱完一首歌，观众的狂热都使我们异常兴奋。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随着我们的歌声叫喊，这样，英国的歌迷便可以听清蒂托的吉他声，他们知道他弹得有多好。我们把兰迪带在身边，让他看看怎么样演出，以便积累些经验。他并不是我们的正式成员，但他呆在后面敲邦戈鼓。他有自己的“杰克逊五兄弟”装束，因此，每当我们把他介绍给观众时，人们同样报以欢呼。等我们下次再到英国时，兰迪已经成为乐队的一员了。在他之前，邦戈鼓是由我来敲的，而在我之前，是马龙。这样，就几乎形成一个传统：新手总是要从那些疯狂的鼓点声中闯出来。第一次欧洲之行前，我们已连续三年保持不败，因此我们有足够的把握使人们高兴，其中既包括那些追随我们音乐的孩子，也包括英国女王陛下。在应英国皇室要求演出时，我们见到了她，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过去，我曾见过别的乐队在御前演出后受女王接见的照片，比如“甲壳虫”乐队，但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们也能有为她演唱的机会。英国是我们的起点，它跟我们过去到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到过的地方越多，这个世界看起来就越是奇特动人。我们看到了巴黎宏伟的博物馆，看到了瑞士美丽的山峦。欧洲，给了我们西方文化根源的教育，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访问东方则需要做更多精神上的准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东方人看待金钱和物质要比看待自然的东西轻。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和日本是帮助我成长的地方，因为这些国家使我明白了，在生活中，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外，还有更多的内容。在所有这些东方国家里，人们都听说过我们，也喜欢我们的音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英语国家是我们的下一站，我们在那里的内地见到了仍然生活在部落中的人们。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像对待亲兄弟一般欢迎了我们。如果需要我来证明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兄弟的话，那么我的旅行就确实可以作证。接下来我们到了非洲。我们已经读了很多关于非洲的书，因为我们的老师法恩小姐为我们准备了有关我们所访问的每一个非洲国家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的专门课程。我们虽然没有能见到非洲更美丽的地方，但我们在住处附近见到的那海那沙滩，还有那里的人们都美丽的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天我们去一个自然保护区游览，看到成群的野生动物在四处闲逛。非洲音乐也使我们大开眼界，它的节奏出色极了。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正是拂晓时分，机场上已经有了一长对非洲人，他们穿着民族服装，敲着鼓，在我们周围跳起舞蹈，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们真是陶醉在其中，这需要有点儿天赋才行。这是一种多么好的欢迎方式，我永远也不会忘了这些。场上工匠们的手艺也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儿一边做东西一边出售。我记得有一个人，做得一手漂亮的木雕。他问你要什么，你说：“一张人脸”。于是，他就从一节树干上取下一块木料，把它切开，雕出一张不同凡响的脸。你可以面对面地看着他干。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让他做点什么东西，他就一遍一遍的做着。对塞内加尔的访问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使多么幸运，也使我们明白了非洲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熏陶。在戈尔岛，我们参观了一间奴隶住过的被遗弃了的旧茅屋，我们被它深深感动了。非洲人民给了我们勇气和耐力这两样礼物，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我猜想，如果摩城公司能够按他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摆布我们的年龄的话，他们会让杰基停留在他们成名时的年龄上，而让我们其他人赶上他。——我想，他们也还想让我们再小一岁，甚至更小些，这样我就仍然是一名童星。这些也许听起来像胡言乱语，但这些话并不比他们过去一直用来塑造我们的方式更牵强附会。他们一直在阻挠我们，不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观追求方向的乐队。我们在长大，我们的创造力越来越强，我们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试一试。然而，他们总认为我们不应该拿成功的准则当儿戏。好在他们至少还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当我们的嗓音一变就抛弃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与公司其他的部门相比，录音间里似乎有更多的家伙，任何时候，都可能碰到一块儿，指手划脚，对我们的音乐品头论足。我们忠实的歌迷们一直很喜欢像《我便是爱》（I Am Love)和《空中作家》（Skywriter)这样一些唱片。这些流行歌曲的旋律热烈激昂，加上有复杂的新式弦乐器伴奏，的确是歌曲中的上乘之作，但它们对我们已经不合适了。当然，我们不能唱一辈子《ABC》——那曾是过去我们企望达到的最高境界——但是，即使是年长的歌迷也认为它需要有所发展，我们也不能靠它吃一辈子老本。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呢。当杰梅恩和我们老板的女儿黑兹尔·戈迪结婚时，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说我们这回要常常得到照顾了。其实，当一九七三年《积少成多》（Get Tt Together)出来时，贝里对待它就像对待《我要你回来》一样。你也许会说，这跟我们的第一张单曲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了，《积少成多》中有强有力的、动听的低音和声，有更加尖利的吉他声，还有像萤火虫振翅一般嗡嗡的弦乐声。广播电台喜欢这支歌，但更喜欢它的还是新产生的迪斯科舞俱乐部。摩城公司对这首歌逐渐适应以后，便把过去：“有限公司”中的哈尔·戴维斯重新要了过来，为《跳舞机器》（Dancing Machine)这支歌的写作班子注入了活力。“杰克逊五兄弟”从此再也不是“一百零一根弦（注：一种老式乐器）”或者是无论什么东西的陪衬了。摩城公司从漫长的道路上走了过来，过去你会发现，演播室中出色的音乐家不得不到街头巷尾去参加小型演出以补充收入。通过《跳舞机器》，一种新型的音乐渐渐成熟起来。这首歌中采用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好的管乐器，间奏时加入电子合成器的伴奏，一边制造出一种合成的音像效果，从而使这支歌不至于完全脱离时尚。虽然有些人极力贬低迪斯科音乐，但对我们来说，迪斯科就像是我们过渡到成人世界的仪式。我喜爱《跳舞机器》这歌，喜爱它流畅的旋律和它给人的感觉。一九七四年这首歌问世后，我决心要找到一种新的舞步来增加它的魅力，能把它演唱得更加激动人心——我希望，观众在看时更加兴奋。所以，当我们在“灵魂列车”节目中演唱《跳舞机器》时，我采用了一种从大街上学来的舞步，这种舞步叫“机器舞”。这次演出使我认识到了电视的巨大威力，一夜之间，《跳舞机器》红到了极点；几天之内，好像全美国所有的孩子都开始跳“机器人”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摩城公司和“杰克逊五兄弟”在一件事情上意见完全一致，就是：让我们的观众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成长。我们有两个新成员逐步成长起来：兰迪已经跟我们一起旅行过了，珍妮在她的歌唱和舞蹈课程中也显示出了才能。我们不能把兰迪和珍妮吸收到我们旧的阵容中来，就像我们不能把方木塞塞进圆洞里一样。我无法贬低他们显著的才华，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娱乐业的细胞，好像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做，就跟我们早已在乐队中替他们留出了位置一样。他们干得挺卖力，在乐队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我们的正式成员，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太亲密了，也许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只凭天赋，那么可以说，我做一名吊车司机的才能跟做一名歌星的才能不相上下。这些东西是无法衡量的。爸爸总是让我们努力干，在他心中有一个目标，他梦想着有一天理想成为现实。迪斯科舞厅看起来似乎不会使一个少年的乐队变成成人的乐队，同样，在充满剧场的拉斯维加斯，并没有一丝摩城公司最初培育我们的那种家庭气氛。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决定就在那儿演唱。在拉斯维加斯，如果你不去赌博，你就无事可做，可我们总是把城里的剧场看成大俱乐部，就像我们早年在加里和芝加哥城南部那些大俱乐部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的常客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很多的旅游者，有些旅游者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老歌，也愿意看我们的短剧，听我们的新歌，从不感到厌倦。有那么一两次，当小珍妮穿着她的梅惠丝服装（注：以美国电影女演员梅惠丝的名字命名的紧身服装）出场时，观众的脸上现出那么高兴的神情，真太棒了！我们过去曾演过短剧，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电视节目——《回家》，以庆祝我们的第一次重返故里。那次，我们所有人都决定回去。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告别家乡后，我们的唱片已经震动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