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7

①10个黑人家园为莱伯瓦、夸夸、博普塔茨瓦纳、加赞库鲁、文达、坎瓜内、夸恩德贝莱、夸祖鲁、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从1976年到1981年，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先后宣布“独立”。除南非外，没有国家承认这种独立。　　这种“独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使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他们被迫选择某一黑人家园的“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南非政府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金融邮报》在1976年9月17日指出：“很清楚，远远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兰斯凯人将比南非黑人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南非的特兰斯凯人将要遭受更为苛刻的种族歧视待遇。南非说科萨语的人碰到的诸问题之一是，尽管他们是与西斯凯①而不是特兰斯凯有联系，班图管理发展部的人仍然要求他们出示特兰斯凯证件。”虽然特兰斯凯当局与南非当局有一些争论和分歧，但1977年3月发布的班图管理发展部文件明确指出：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两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必须在南非遵守通行证法。　　①与特兰斯凯一样，西斯凯的主要居民亦是科萨人。　　但特兰斯凯的独立也在政治上做了一些点缀。例如：马坦齐马宣传特兰斯凯的黑人第一次觉得不必要在白人老板面前低人一等。10月26日“独立”以后，他们在白人面前的态度要自信得多。例如在过凯河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外国人同等相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马坦齐马也多次表示：“我们的原则是：第一，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第二，这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第三，我们属于西方。”他还宣称：“我们有民主的政体，我们相信自由企业。”有一次，他颇为自豪地夸耀：“特兰斯凯完全变样了，现在我们有中产阶级的商人，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为从前禁止黑人从事商业活动。这里不再有种族歧视了，人们在自己的家里不再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了。我们由自己的国会制定法律，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1979年，凯泽·马坦齐马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他的弟弟乔治·马坦齐马接替他成为“总理”。　　但是，特兰斯凯的“独立”闹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乌干达总统、毛里塔尼亚总统、塞内加尔总理等人纷纷发表声明，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愚弄，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严正指出：“永远也不应当承认它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集在一起。”与此同时，上沃尔特（后改称布基纳法索）、扎伊尔、布隆迪、马里、赞比亚、突尼斯、加蓬、加纳等国家纷纷宣布，决不承认南非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所谓的特兰斯凯的“独立”。刚果外交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南非全境开展的日益广泛的斗争证明，不管施展什么高招，种族隔离政权已经面临绝境，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26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骗局。这项决议以134票赞成、零票反对、l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建立班图斯坦、妄图强化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少数人统治永久化，剥夺南非的非洲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决议拒绝特兰斯凯宣布的“独立”，宣布它无效，并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对它以任何方式的承认，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在联合国大会上，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大会的戴维·马菲姆扎纳·西贝科在发言中强调了依靠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能够克服设置在我们武装斗争和解放道路上的地理和其他物质上的障碍……非洲人正在流血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向压迫者让步。”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奥立弗·坦博严正指出：“压迫、高压政治和大规模屠杀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们被迫拿起武器。我们将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拉纳·克里希纳·兰普尔指出：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不过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说：由南非提供预算，训练军队，提供高级文职人员的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仍将是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农场、矿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储备库。尽管白人少数人政权进行镇压和欺骗，但是政治暴动在“南非广阔土地上到处展开。南非人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的行动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特兰斯凯的“独立”进一步说明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执意要在种族隔离制的死胡同里一意孤行。为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组织决定加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力度。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者潜回南非本土，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批经过了沙佩维尔、兰加的苦难磨炼和索韦托的战火洗礼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给老一辈民族解放战士新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就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所罗门·马兰古和被判18年监禁的莫西马·塞克斯瓦尔。在他的法庭声明中，塞克斯瓦尔毫不隐瞒他的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3个。我们家惟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被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轻成员在法庭上的最后证词。与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爱国者。　　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凌晨4时，温妮被敲门声惊醒　　·温妮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　　·“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　　·逆境中的叛逆精神　　·曼德拉的惊异，“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　　·对温妮来说，逮捕已成家常便饭　　·阿非里卡人律师德瓦尔夫妇的人情味　　·前安全局头目透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判终身监禁”　　“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刑。这就是政府所谈的“变化”。　　这次以违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还有12名妇女和索韦托的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先生。莫特拉纳曾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黑尔堡支部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1952年参加了蔑视运动，后来成为索韦托的社区代言人。政府企图把煽动1976年6月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身上。而当时他们建立黑人家长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恶化，尽管他们知道“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也无法让他们离开大街”。在后来的审判中，莫特拉纳和温妮不仅反驳了政府提供的证据，而且赢得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他们被释放，并且因被诽谤中伤而得到赔偿金。　　这时，南非与周边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已使它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潭并遭到非洲国家的一致谴责。同时，东面的莫桑比克同苏联和古巴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而北面的罗得西亚游击战逐步升级。为了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同时改善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决定于1977年5月下旬访问南非。南非政府为顺利接待安德鲁·扬费尽了心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它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来。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鲁·扬要访问索韦托，以了解1976年6月暴动的情况。南非政府决定将温妮·曼德拉转移出索韦托。　　1977年5月16日深夜，温妮·曼德拉正在埋头复习社会学课程。她当时正在上函授大学，主攻工业和政治社会学。由于白天要上班，复习和作业只能留到晚上进行，开夜车对她已习以为常。交作业是有时间规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或2点半。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自从曼德拉被捕以后，温妮的生活从未平静过，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监视，或是告密者的骚扰，或是破坏者的威胁。她对这种干扰已司空见惯。温妮没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4点钟左右，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仔细听了一下，声音更大了，敲门、打窗户，随后是狗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容地坐起来，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20名穿着便装的警察在院子里，一个个全副武装。温妮没有说话，弯腰提起了那只随时准备被捕时用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妆用品等。警察告诉她：“你被捕了。”温妮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被便衣警察塞进警车拉走了。可怜的津荠被一个人留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强忍着泪水，望着远去的警车。　　对温妮的审讯进行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上午10点钟，津荠被一群警察带来，她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这时，温妮才第一次意识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温妮在索韦托的家后，从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单，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捆在一起，放在军用卡车上。他们将温妮和津荠赶进车里，前后左右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车子向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行驶了约300英里，来到奥兰治自由邦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　　奥兰治自由邦可以说是布尔人定居者起家的地方。他们在大迁徙①时来到这里，并于1837年建立了一个共和国。1848年英国人兼并了这块地盘，但这个小共和国于1854年又争得独立，取名奥兰治自由邦。布尔战争后，英国人再一次兼并此邦，并于1910年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这里政治保守，阿非里卡人（即南非荷裔白人，原称布尔人）深深地相信，在他们占有这块土地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这种信仰演变成一种执着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平等，坚守白人至上的信条，对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刻骨仇恨。　　①指1835—1836年布尔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而东迁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布兰德福特是一个典型的阿非里卡人的小镇，当时共有1900名白人居民。而土生土长的黑人作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却居住在隔离区。这是一个典型的种族隔离制的样板。白人居住区的最长一条街道的名字象征着阿非里卡人的信仰——“布尔人远征路”，而黑人居住区没有名字，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几倍于白人。①布兰德福特地区共有10座教堂，其中9座专供白人使用。邮局为黑人和白人分别设立入口处，人行道上一有白人出现，黑人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即躲开。其他公共设施，如警察局、银行、旅馆、加油站等，都有明显的只供白人使用的标志。“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温妮·曼德拉曾自豪地向一名记者说。　　①安妮·本杰明说有9000名黑人，温妮·曼德拉估计为5000人，玛丽·本森则说有3000人，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可查。　　在温妮被警察带到这个地区以前，这一带的议员和警察召开了会议告诉人们：一个大共产党就要来了；和这样一个人来往是危险的，并将受到惩罚；来的将是个女的，会做很多荒唐的事情；各家各户要把孩子们管好，不要让他们靠近她住的那所房子。这种警告和恐吓在温妮刚到时对那一地区的居民还是很有效的。　　警车将温妮和津荠又从奥兰治自由邦的警察分局送到布兰德福特那一间门牌号码为802号的住房前。这所房子在修筑这一片住宅区时被建筑工人用来装垃圾，因而极其肮脏，“粪便和脏土占去了每间小屋的3／4”。警察们将温妮的包裹扔在地上。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炉子，温妮和女儿无法洗脸，无法做饭。她们只好蜷缩在床垫上熬过了一晚。据温妮后来回忆说，对津荠来说，这段经历是一次创伤，“对一个16岁的女孩子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作为一个母亲，感到最难受的是：自己献身的事业影响了自己极为亲爱的人。这次致命打击所留下的伤痕将永远无法愈合。不用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慨”。温妮将这三间小屋子称作她的“牢房”。　　流放到此地后，清规戒律很多。根据命令，温妮不仅被限制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进工厂；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不许……但是，温妮生来就带有叛逆的性格，她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她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就是抗争的日子和启迪民智的日子。看看她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吧。　　我闯进了阿非里卡人的王国，置身于白人中间，这无疑使我成了黑人运动的化身。我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店铺。在警察局，我穿过那些专供白人使用的大门。在邮局，我站到只供白人使用的柜台前。他们拿我毫无办法。有时候，警察局里挤满了农场主。我一出现，他们便自动让路——倒不是因为对我多么恭敬，而是因为要使我离开，就必然先放我进去。可是，站在外面看热闹的黑人们认为，这肯定是出于尊敬。　　在超级市场里，总有一些个子高大、说南非荷兰语的女顾客。一见到我，她们便会跑到商店外面去待着，一直等我买完东西才回去。“班图人”本来是不能进超级市场的，他们通过那小小的窗口购买东西。经我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到超级市场来了。此后，我时常故意在店里逗留上一个小时左右，尽管我要买的也许只是一块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妇女等在外面，我很开心。　　温妮的这种叛逆性格在与白人政权作斗争时表现得格外突出。例如有一次，警官富里没有敲门就走进温妮的住房，而温妮当时正在自己的卧室里，裙子刚穿到一半。他看到温妮含羞受辱的样子，连句“对不起”也没说，反而把手搭在温妮的肩膀上，用阿非里卡语咕咕哝哝说了一通。温妮气愤已极，猛然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我记得他四脚朝天，高声嚎叫，整个梳妆台倒下去，砸在他身上。就这样，他的脖子扭伤了。”这时，在外面等着的一大帮武装人员冲进来，把温妮带走了。她当时只穿着一只袜子和一只鞋，就这样进了监狱。　　还有一次是关于传统服装的禁令。黑人妇女喜欢穿传统服装，因为那样可以鼓舞人心，激发斗志。津荠曾谈到母亲的穿着：“她为自己的传统音乐和传统服装而感到自豪，她总是戴珠链，穿长袍。但她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这样打扮，比如要到法庭露面时。”然而，法庭总是禁止她穿传统服装。后来，温妮决定穿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传统标志的服装。当她在1977年的一次法庭审讯中接受盘问时，检察官说：“曼德拉夫人，请告诉本庭，你为什么穿着带有被取缔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标志的衣服出庭？”温妮站在被告席上理直气壮地说，“检察官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在这个国家享有的权利为数不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还有权选择自己的衣服。”检察官自知没趣，只好自己下台：“没有要问的了。”　　在温妮·曼德拉的带领下，布兰德福特地区的黑人逐渐觉悟起来。他们开始到超级市场购买东西，开始使用邮局正门的入口处，开始到时装店里面去试衣服，而这些在温妮来到这个白人市镇前，是黑人想也不敢想的。他们开始派小孩给温妮一家送来大包小包礼物，或是青豆或是甘蓝菜。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过去，农场主在农忙季节开着车子来布兰德福特找帮工，5分钟之内就会有足够的黑人报名，尽管他们的报酬少得可怜：干一天活挣50分钱。自从温妮来了以后，肯为50分钱去卖苦力的人找不到了，白人农场主不得不到农工办公室去找帮工，这样就不得不提高报酬。　　黑人隔离区的环境极差。这里的居民很多吃不上早饭，孩子饿着肚子上学，婴儿只能吃炯面糊。饥饿在折磨着人民，折磨着儿童。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每周总有几名婴儿去世。有一个周末，温妮竟然参加了6次葬礼。为了拯救儿童，温妮率领黑人成立了赫克托·彼得森委员会，一方面纪念索韦托惨案的第一名受害者，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下，开办了一个托儿所。　　每天早上7点钟，温妮·曼德拉即把5岁以下的孩子集中起来。在卫理公会教堂的协助下，托儿所训练并雇用了4位妇女照顾儿童。这些儿童大部分患有各种疾病，其中半数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温妮坚守社会福利事业的原则，把帮助儿童看作自己的天职。一些好心的农场主或慈善机构送来一些食物、奶粉或面包，温妮就将这些食品分给小孩。托儿所共有100名小孩，晚上5点钟，温妮和其他托儿所工作人员又把他们聚齐，—一送回家。温妮还常常在自己的炉子上为空着肚子来上学的孩子烧开一大锅热汤。要知道他们是步行几十公里来布兰德福特镇上学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学的时候吃上一顿热饭。　　逐渐，温妮·曼德拉和女儿在镇上成了人们谈论的对象，一些黑人和白人也愿意和她们交谈，还有一些人不顾禁令，挤到她们家里来看电视——这是联邦德国驻南非大使开车送来的。津荠的性格也渐渐开朗，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这些变化，并说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他立即给女儿回了一封信，信中谈到自己的感慨：　　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你妈妈几乎失去了一切，也许除了给人家作女佣、农工或洗衣妇，她永远不会再找到职业；她将终生处于贫困之中。她描述过你们现在必须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描述过你们不得不使用什么样的厕所和水。我不敢问她要花多少钱才能把那地方改造成真正能住人的地方。你们的衣、食将永远不会像在约翰内斯堡那样好。买不起电视，看不起一场像样的电影，去不成剧院，装不上电话。　　然而，亲爱的女儿，我高兴地注意到，无论如何，你们正在进行自我调整，努力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乐观的情绪。当我读到“总还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几行字时，我激动万分。你说得好，孩子，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可以把不幸变成优势。如果不是这样，你妈妈早就该丧魂落魄了。　　除了办托儿所以外，温妮还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流动卫生所，给周围的黑人看病。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开办了一个小卫生室，为当地黑人提供医疗服务。　　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哥特·普林斯鲁的治安警察负责此项事务。他面色阴沉，特别卖力，用外国记者的话说，他“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的工作中。有时，他半夜时会来到温妮的住处，在床下和柜橱下面搜寻所谓“访问者”；有时，他拿着望远镜站到附近的山上去观察这所房子；有时，他用树叶盖着脸，藏在篱笆后面监视她与朋友的交往。还有一次，当温妮一家到布隆方丹大教堂为她的外孙举行洗礼仪式时，他竟然也混到亲戚队伍里面。温妮因违反管制禁令遭到无数次逮捕，有时一天两次：她被指控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而被捕；被指控“殴打”一个警察而被捕（后被宣布无罪释放）；被指控留朋友住宿而被捕；更有甚者，她有一次因为问鸡的价钱而被捕！　　那是一个冬天。温妮自己花钱买了一个老式的煤炉子和一袋煤用于取暖。但炉子只能放两块煤，而且根本点不着。她就去向一位邻居请教。这位邻居很同情她，经常教给她一些小方法，如用湿布条或旧报纸塞住墙缝以防止灰尘进屋等，还经常和她聊天。在邻居家时，正好来了一位邮差，夸耀自己买的鸡好极了。温妮顺便问了一句：“买这只鸡花了多少钱？”就因为这一个问题，她被指控犯了禁令。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了三人“集会”。地方法官判定她有罪，后来经过上诉，她才被宣布无罪释放。温妮愤怒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发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一个国家会把问鸡的价钱用来作为证据？”　　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曼德拉的来信给她以鼓舞和力量。这些来信语言细腻，感情真挚，既有深深的眷恋，又有深刻的启迪。有时，曼德拉还教她怎样对付可恶的当局，难怪温妮认为曼德拉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和一名作家。1980年5月，温妮·曼德拉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此案后被推迟审理。在一封来信中，曼德拉告诫温妮，为对付此案，她需要“比好运气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一案件对所有受到牵连的人都关系重大。他从律师的角度告诉温妮高度警惕，因为“不管实际的指控多么微不足道，法庭总要毫不例外地把对你的审判弄得非同寻常”。他深信，只有那些坚韧不拔、诚心诚意和深诸此行的朋友们的技巧才能化险为夷。最后，他深情地写道：　　希望你能告诉我开庭的日期和最后结果。与此同时，我将思念着你，特别是当你接到命令要走上被告席，并且要听取那些可以预料的和意料之外的政府方面的证词时，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知，你受尽磨难是由于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的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爱和忠诚。随着你的到来，这种爱情和忠贞一次比一次更强有力地震撼着我。　　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里，温妮通过办托儿所、卫生站、自助小组、编织小组等社会福利组织，不仅结识了一大批黑人朋友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也逐渐改变了一些白人居民对她的看法，德瓦尔一家就是一例。德瓦尔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惟一的一位辩护律师。温妮受她的律师的推荐，决定去找他作为自己的法律代理人。当温妮第一次在他的事务所拜访他时，他紧张得把握在手里的笔掉到地板上。从职业道德上说，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委托。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地竭尽全力把温妮从监牢里弄出来，又多次出庭为温妮辩护。为此，他遭到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的训斥：“为什么不让她找一位犹太人律师？到底是什么魔鬼迫使你去给那个女人辩护的？”为此，他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德瓦尔的妻子阿黛丽则更富人情味。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温妮很热情：“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一定孤独得要命。欢迎你随时到我家来坐。我想你一定喜欢读些书吧。”随后，她又赶紧准备了热汤热饭，让温妮和孩子带回家去，因为她们当时刚到，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温妮后来回忆说：“白人的布兰德福特，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富有人情味的待遇。像这样待人接物的，她是第一位。”很快，她的女儿索尼娅又和津荠成了好朋友。两位不同肤色的小女孩互相谈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生活和朋友。　　两年后，温妮决定不再委托德瓦尔先生办案，而由自己直接同约翰内斯堡打交道。然而，她对德瓦尔一家在那样的环境中为她分忧解难是深怀敬意的：“德瓦尔一家是非常勇敢的。”曼德拉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要求温妮向德瓦尔先生表示感谢：“你必须给他写封正式的感谢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孤立的居民区受理我们的案子，德瓦尔先生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有的人就他应当如何对待我们进行挑拨和煽动就是一个明证。他同我们家的联系突出地表明他和他的妻子一家人有着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而德瓦尔在与温妮的交往中也逐渐认识到，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坐牢，《自由宪章》鼓吹的正是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　　还有的阿非里卡人为了帮助曼德拉夫人而献出了生命。科利斯·海廷是曼德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在威尔科姆当医生。他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在经济上援助温妮一家，并从10月份起开始为温妮办理为他工作的许可证。他准备于1979年3月1日正式雇用曼德拉夫人为他工作。自从他访问了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住所后，他就被人跟踪，但他毫不畏惧。依然为许可证的正式批准奔忙。3月亚日，他又来到布兰德福特询问许可证事宜。晚上8点，在离温妮住所约6公里处，他的车子神秘地翻了，他当场死去。很明显，凶手在谋杀成功后逃走了。温妮对他的被害极其悲伤。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教给我一种更深刻的爱。这种爱曾经是表面的和观念上的，而现在对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那些人来说，却是真切而诚挚的。”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不仅使一般的白人公民在觉醒，同时也使这个体制内的行刑者感到内疚心虚。曼德拉夫人曾收到一个年轻的南非白人警察的信，他曾卷入了对1976年索韦托暴动的镇压。他在信中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他写道：“你很难想象，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被迫向同龄孩子开枪——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意味着什么。你可以相信，虽然我接到了‘瞄准射击’的命令，但我总能设法让枪口对着天空的方向。我没有放过一枪。”他承认，他的父母不会理解他的做法，如果知道了真相，一定会把他杀死。他到布兰德福特来拜访了曼德拉夫人几次，但总是提心吊胆。他走的时候还拿走了纳尔逊写的《斗争就是我的生命》。同时，原国家安全局的头目亨德里克·波尔也说了实话，他在约翰内斯堡的《星期日快报》上披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该判处终身监禁。　　温妮在流放地的生活十分单调，但她仍然想尽办法充实自己。生活中有喜有悲，有合有离。津荠在布兰德福特与母亲住了两年后，决定去读书。温妮感到更孤独了。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有津荠和我在一起，痛苦的压力得到了某种缓和；可是现在她走了……我第一次感到了我的小西伯利亚生活是什么滋味。死一般的寂寞。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木头房子凄凉地、呆呆地瞪着你，像往在里面的居民一样，毫无生气。”现在，惟一的安慰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孤独使她的脾气变坏了，同时也开始喝酒。每天，她孑然一身，等待着探视日的到来。　　然而，有关她往来于布兰德福特和罗本岛之间必须遵守的规定极其复杂，审批手续也非常严格。出发的时间有具体规定；在离开布兰德福特之前和回来后必须到警察所报告；起飞的机场和机号是规定的；在开普敦时必须向那里的警察所报告；从机场到住地必须选择最短路线；必须自己与罗本岛监狱官员就探访作出安排；探视结束后必须尽快直接返回在布兰德福特黑人镇的住所。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政权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二章　“释放曼德拉”第二十二章　“释放曼德拉”　　·“给我父亲自由！”　　·全世界的关心：欧洲市长的联名、法国人的请愿、荷兰国会的要求、英国市长的游行、美国议员的决议、“尼赫鲁奖”、“西蒙·波利瓦尔奖”……　　·与英国公主竞争　　·波尔斯摩尔监狱　　·新瓶装旧酒：三院制议会　　·温妮获准可以进行“接触性探视”　　·图图大主教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戴希教授访问曼德拉，曼德拉提出谈判三原则　　80年代初津巴布韦正式独立。这样，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7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南非的周边国家已全部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像一只被逼人绝境的疯狗，在国际上公然违抗联合国通过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最权威的方案435号决议，死死揪住纳米比亚不放，在国内加强各种种族立法，力图将索韦托暴动后又一次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镇压下去。　　但是，世界不会按南非政权的意愿而存在，人民是不可能屈从这一头种族主义怪兽的狂吠的。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并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同时，在南非国内，也掀起了一场要求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年初，在比勒陀利亚城郊，3名刚潜回国的民族之矛游击战士，在一家银行劫持了两名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事件以流血告终。3月初，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发出强烈呼吁。随后，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发起教会的签名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津荠·曼德拉高呼着“给我父亲自由”的口号加入了这—席卷整个南非的浪潮。她在一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说，用铁的事实谴责了南非白人政权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以一名“索韦托一代”的身份，要求政府采取释放曼德拉的明智选择。她在发言中指出：　　可想而知，就个人来说，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的父母牺牲了所有的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战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而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为自由而奋斗。但是我也看到，他们的牺牲所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勇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的时候，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1980年3月23日，索韦托的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会上，群众响应莫特拉纳医生的倡议，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声明也提出，“要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能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被监禁或被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南非社会的权利。”各种报刊、各界人士和各种族的青年学生都汇入了这一强大的请愿洪流。　　这一运动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国际上的响应可以说是很强烈的：　　1981年：在法国，17000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的南非大使馆，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2年：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呼吁释放曼德拉；　　在欧洲，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到8月份，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在请愿书上签名。　　1983年：在荷兰，荷兰国会要求荷兰政府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　　在英国，78名议会议员要求释放曼德拉；　　在荷兰，荷兰政府照会南非政府，要求释放曼德拉并准备为曼德拉提供政治避难。　　1984年：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特别AKA”流行歌曲演唱团发行了一盘题为“释放曼德拉”的唱片。这一唱片很快在青年人中流行，并被列为摇滚乐的十大歌曲之一；　　在美国，135名众议员提交决议，呼吁释放曼德拉，这一决议获得参议院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收到特雷沃尔·哈多斯顿大主教提交的有50000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1985年：在英国，代表50多个英国市镇的市长身着礼服，游行穿过伦敦，要求英国首相采取措施以保证曼德拉得以释放。　　在被囚禁期间，曼德拉还获得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各种殊荣。他被意大利的罗马市、希腊的奥林匹亚市、英国的格拉斯哥市和阿伯丁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他得到过印度政府颁发的“尼赫鲁奖”，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奖”，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友谊明星奖”。古巴的“普拉亚·吉隆奖”。很多大学都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如莱索托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英国的兰凯斯特大学等。伦敦、利兹、都柏林、诺丁汉以及德国、塞内加尔等地都有以曼德拉命名的学校、公园、广场、街道、活动中心等。欧洲、美洲、非洲等国家的一些学校的学生会或团体纷纷推选他为自己组织的荣誉主席或成员。　　罗本岛上的曼德拉从各种渠道听到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他每天仍坚持锻炼身体、学习、与难友们谈心，思考着未来南非的规划。当他得知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时，他要温妮代去德里领奖，但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后来，他将给印度政府的声明托人私下带出。在这一声明中，他高度赞扬了尼赫鲁的政治哲学。他还指出：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像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价我们所处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然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地奋勇前进。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与他一起被提名的还有英国的安妮公主和英国的改革者杰克·琼斯先生。5。年给曼德拉家担任律师的伊斯梅尔·阿尤布和乔治·比萨斯为提名一事到处奔波，最后竟然得到了7199张选票。对此，曼德拉十分高兴，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　　我愿意让我们的支持者都知道，同一位英国公主竞争，同一位像杰克·琼斯先生那样尊贵的英国改革者竞争，我甚至没有指望能得到100张票，更不要提7199张票了。这个数字的意义远远不是我在目前形势下写封信就能表达出来的。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与西苏鲁、姆赫拉巴、凯斯拉塔和姆兰基尼被从罗本岛神秘地转移到开普敦，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转移的原因不得而知，一般有两种说法。普通民众从当天的报纸和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的解释是：政府担心曼德拉身体出问题，就把他关到离戈鲁特·舒尔医院近一点的监狱。那一段时间关于曼德拉健康有种种传闻，什么他已是老态龙钟啦，什么他已患病啦。一个名叫哈里·皮特曼的白人政客竟然公开宣布：纳尔逊·曼德拉已患有癌症。但曼德拉个人猜测换监狱的理由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他让所有政治犯都读书的教育计划已经引起了监狱当局担忧，很可能是基于这一考虑而让他换监狱的。　　波尔斯摩尔监狱是一所新式的“感化院”，从开普敦出发开车需45分钟。监狱是一群棕褐色砖瓦楼房，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住的是一幢5层楼房的顶层一间。温妮曾说看上去不像监狱，而像一所现代化的技术机构。当然，门口荷枪实弹的岗哨就可以说明一切了。监狱共有6000多名犯人。曼德拉所住的牢房约有25英尺宽，40英尺长。砖石墙约12英尺高处装有铁窗，室内阳光还比较充足。同监的每个难友都有一张钢架床，沿墙还有几个书架。转到新监狱后，曼德拉仍像往常一样，早上3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的锻炼，白天他的主要活动是看书、学习和种蔬菜。波尔斯摩尔监狱的物质条件要比罗本岛好一些，犯人可以在这里看一些报刊，如《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还有一个调频收音机，曼德拉抱怨：“只能收听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曼德拉和他的难友们拒绝参加监狱当局组织的劳动，他们自己在“L”形的楼顶上开出了一小块用墙围起来的菜地。这块所谓的菜地实际上是用20来个装满泥土的半截油桶组成，里面种着番茄、黄瓜以及其他时令蔬菜。曼德拉每天精耕细作，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很有点专家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曼德拉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南非政治局势在向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　　首先，南非政府的镇压和迫害日益俱增，这既反映了抵抗运动的活跃，也暴露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恐惧。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9月12日比科被害以后，到1985年底，以各种形式不明不白死于拘留所的黑人解放战士达25人。从政府公布的报告看，有的是从楼上摔下跌死；有的是自杀身死；有的是遍体鳞伤；有的是死无原因。与此同时，南非当局还加强对国内外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据点的袭击搜捕和暗杀活动。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人被杀害；同年11月20日，“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同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被残杀在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曼德拉的朋友、积极参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人士鲁思·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被邮件炸弹杀害；同年，南非又派人袭击了非国大在马塞卢的“据点”，共有42人被害。　　黑人解放运动从两个方面作出了反应。第一，民族之矛加强了打击力度。在马塞卢屠杀以后几天，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动力发电厂的部分设施，5月，民族之矛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袭击目标，但炸弹投放在白人汽车里导致19人被炸死，200人受伤。对此，曼德拉并不赞同，他明确表示：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不应采取暗杀手段。第二，南非联合民主阵线于1983年8月正式成立。彼得·博塔于1978年上台后，开始策划新的分化阴谋。1983年，他正式提出了“三院制议会”①方案，即在白人议会外，另立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而对占人口75％的非洲人的政治权利不予考虑。但这一分化阴谋并未得逞，方案遭到80％以上的有色人和印度人抵制。一位著名的有色人领袖、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阿兰·博萨克博士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小镇召集了一个有12000人参加的大会，来自约300个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大会并一致同意成立联合民主阵线。在会议上，曼德拉的口头祝贺受到长时间欢呼，他与博萨克、姆贝基、西苏鲁夫妇和海伦·约瑟夫等人被大会推选为赞助人。　　①“三院制议会”不仅在议席分配上保证了白人占压倒多数，而且通过划分“内部事务”和“一般事务”，使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无权过问防务、财政、外交、司法等重大问题。　　在此同时，曼德拉的牢房条件也有了一些变化。在1983年3月，当温妮探视时，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已大大恶化，并让她“转告有关人士及新闻界”。温妮的报告很快在国际舆论中引起反响。为了缓和国际上的种种压力，南非当局放松了一步。1984年5月12日，监狱当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她可以开始“接触性探视”。温妮听到这消息后，激动不已，据她后来回忆：　　简直难以想象！我最后一次接触到他的手是1962年。当我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津妮和她最，1、的孩子同我一道——格列高里军曹把我们叫到办公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以为纳尔逊病了，因为这太不寻常了。他说：“从现在起，你可以进行同过去不一样的探视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很温柔地告诉你。”我们亲吻了纳尔逊，长久地拥抱他。这是一次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经历。那么奇妙，又那么令人黯然神伤。　　是啊，22年的思念，22年的煎熬，特别对这一对新婚不久就分离了的夫妇而言，太不容易了。曼德拉紧紧抱着自己的外孙，眼里含着泪花。格列高里是他在监狱里惟一的白人朋友，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这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这种人人生而俱有的权利，却被这没有人性的制度剥夺了22年。　　由于博塔政府强行设立三院制议会，一场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在1984年上半年又开始了。首先是阿特里奇维尔镇的学生罢课，政府的哄骗威胁毫无作用。这一股学生罢课的浪潮很快在全国铺开，政府对学生失去了控制。在瓦尔三角区，增加房租的决定导致了一场新的抗议风暴。瓦尔三角区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面，当居民们听说镇委会也决定增加房租时，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1984年9月，人们攻打并烧毁了位于西博肯的房租行政董事会办公室，同时摧毁了位于瓦尔三角区的其他城镇（沙佩维尔、波菲龙、博伊帕通和伊瓦通）的建筑、商店和银行。3名董事会会员被愤怒的人群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副市长，其他市长不得不仓皇出逃。　　抗议浪潮迅速向周围市镇蔓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抗议的人群向索韦托、道布森维尔、凯特勒洪、林德拉和沃斯罗鲁斯等地的市长家里投掷炸弹。到10月底，局势已逐渐失去控制。南非政府不得不开始了“帕米艾特行动计划”，一个由军队和警察联合的镇压行动。他们包围了西博肯，并挨家挨户搜捕敢于违抗的居民。法律和秩序部长得意洋洋地宣称，军队的目的是镇压骚动；并表明政府可以控制局势，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它都可以掌握国家机器以采取特殊手段。　　然而，军队的镇压并未使事件平息，反而火上加油。一直对政治性示威持慎重态度的组织——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发起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运动。他们要求军队和警察撤出市镇，释放被囚禁者，市镇委员会辞职，冻结房租。这次罢工由于组织得力，团结一致，十分成功。索韦托有50—66％的缺勤率，东兰德地区更高，而在瓦尔三角区则高达85—90％。学生罢课也极为踊跃，到1984年11月罢课罢工人数已高达400000人。政府则逮捕了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　　1984年，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他一贯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严厉抨击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镇压黑人运动的野蛮行径。他多次访问欧美国家，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压力和实行经济制裁，以迫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为此，他触怒了南非当局，多次被撤消护照并受审。但他的斗争精神和勇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10月，当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图图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时，他正在美国访问。这一消息鼓舞了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感恩节前夕，“争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在华盛顿南非大使馆前静坐示威，在美国促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新年伊始，南非各地的抗议运动进一步升级，罢工运动此起彼伏。1985年3月，在兰加纪念沙佩维尔25周年的活动中，警察又杀死19名黑人群众，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在4月份，全国报道了1500多起骚乱，半数以上发生在东开普地区。这些冲突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国会游说，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1985年1月，他访问南非，并在布兰德福特会见了曼德拉夫人。但他申请会见曼德拉却遭到拒绝。但是为了证明曼德拉并未遭到虐待，南非政府却允许英国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的亲戚贝塞尔勋爵参观波尔斯摩尔监狱，并批准曼德拉与他谈监狱的情况和讨论政治。曼德拉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渊博的知识给贝塞尔勋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乔治敦大学法律系教授、曾任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首席律师的塞缨尔·戴希先生也获准访问关在监狱里的曼德拉。戴·希教授是国际人权同盟理事会理事，当时正在南非参加关于刑事罪犯量刑讨论会。他成了第一个获准访问并会见纳尔逊·曼德拉的美国人。他详细记录下自己对这位享有盛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的第一印象：　　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看上去远远不到66岁。他穿一身自制而得体的叶叽衣裤，而不是规定的蓝色斜纹粗棉布囚服，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神态自若，满怀信心，而且举止庄重，这和我们所呆的监狱气氛很不协调。的确，在我们的整个会见中，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游击战士或者激进的理论家，而像是一位国家元首。……　　会见一开始，曼德拉就显示出他对时事的渊博知识，这与他多年的囚禁生活似乎很不相称。在欢迎我时他祝贺我曾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任首席律师，并评论了我刚刚参加过的那个刑法讨论会。他对日内瓦的军备谈判饶有兴趣，也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番。　　谈到南非问题，曼德拉使我确信，虽然他的话是对我讲的，但是他却想要我将这些话转达给白人当局。他说，自从他入狱以来，白人政府根本就没有和他讨论过有关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意向和政策问题。　　在会谈中，曼德拉阐述了他对南非政治局势的基本看法。下面是戴希和曼德拉的对话。　　戴希：你是否对政府提出的取消禁止种族通婚法和放宽限制黑人进入白人区法等措施抱有希望？　　曼德拉：坦率地说，我未曾有过娶一位白人妇女的奢望，也未曾有过到白人游泳池里去游泳的想法。我们和白人的根本争端是政治平等问题。我们的纲领很明确，根据的是三项原则：（卫）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南非，而不是人为的“家园”。（2）在中央议会中要有黑人代表权，而不是为有色人和亚裔人新建什么议会。（3）人人有投票表决权。　　戴希：据我所知，白人中有很多人担心政治平等意味着白人会淹没在怨恨满腹并占绝大多数的黑人海洋里。你的纲领能对南非白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曼德拉：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南非的白人不同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儿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愿意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居住，和我们共享政治权利。我必须强调，在打破种族隔离并建设一个紧密团结、多种族社会的任务中，重要的是平衡和克制。例如，我们愿意约翰内斯堡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既美丽又繁荣。所以，我们同意等到有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房屋供黑人庄严地搬进时，再解决这种黑人与白人的分离居住状态。　　戴希：你的这种温和立场和你的组织的誓用武装推翻南非政权的目标如何协调呢？　　曼德拉：我相信，我所寻求的南非的变化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必须承认，如果黑人过度相信暴力，将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如果白人政府领导老是对我们言而无信，如果他们不和我们会谈政治平等，如果他们一定要我们做白人的阶下国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即将这样做。尽管南非当局的军事力量很强，黑人采用直接战斗的办法难以击败白人政权，然而，时间长了，在我们邻国的帮助下，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援，并继续训练我们的人民，我们一定叫白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为什么曼德拉的语气如此肯定呢？原来，自1982年南非对马塞卢的袭击以后，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愈来愈受到黑人群众的拥戴（泛非主义者大会则因长期卷入内部纷争而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然而，群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对非国大的行动方针很不满意：袭击电力设施两天后即可修复，而一旦被捕，则被判处绞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对新的形势已有认识，不能跟在群众后面，要加强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站到运动前面领导并组织群众。1985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从国外向南非发出号召，呼吁南非人民坚持斗争，“使南非无法统治”。他的号召又一次给正在拼搏的南非人民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南非境内与流亡在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及时召开一次非国大特别会议。1985年6月，非国大在赞比亚的卡布维举行协商会议，专门讨论政策问题。　　协商会议由奥立弗·坦博主持，开得十分成功。首先，会议对形势达成了共识。自索韦托暴动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在国内建立了各种地下网点；民族之矛对政府建筑物和电力设施的破坏赢得了一大部分城镇青年的支持；民众的合法反抗已逐渐围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象征来进行，这些都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抵抗运动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加紧在南非国内的组织工作，以更好地领导和利用黑人群众的广泛支持。会议决定在政策上作出三点大的改变。第一，变民族之矛的武装袭击为群众的武装斗争，即将一味依靠从国外潜回南非的游击战士的破坏活动变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重点放在青年身上，以加强一场人民战争。第二，改变过去单纯武装反抗的策略，采取武装斗争与政治和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以赢得西方大国的承认，从而对南非白人政权增加国际压力。第三，关于民族之矛暴力对象的问题。以往，为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民族之矛在选择攻击方向或目标上颇费周折。这次会议决定，加强打击力度，适当选择重要目标。　　由于曼德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大力宣传，由于访问他的多是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外总部调整了外交策略使之变得更为灵活，南非黑人解放斗争逐步赢得了西方政府的理解。贝塞尔勋爵会见了曼德拉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以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副主席的身份，向欧洲议会各国的外交部长倡议：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他还在保守党的《星期日邮报》上着文报道他自己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他评价曼德拉“俨然像是南非监狱部门的另一位将军”，“他的举止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自信的，在房间里所有的人当中，他显然是最老练的”。随后他写道：　　然而，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囚徒，也许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美他；在伦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献身的人。　　很显然，“释放曼德拉”并非关系到曼德拉一人，他已成为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正如曼德拉自己所说的：“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你们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80年代下半期，博塔政权面临着南非白人政权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日子。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三章　博塔让步第二十三章　博塔让步　　·秘密接触　　·英联邦“名人小组”的介入　　·百方国家相继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释放姆贝基　　·“5000字声明”　　·博塔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官邸“饮茶”　　1989年7月8日，开普敦、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博塔和曼德拉举行会谈了！”而政府对此消息的真实与否缄默不语。很快，这一消息愈传愈广。最后，政府公布了确切消息：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他位于开普敦的总统官邸用茶，曼德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官方将这一次聚会用了一个语气含混的外交辞令：“礼节性的访问”。至于为何一位犯人要访问一位总统，访问中是否举行了会谈，会谈的内容是什么，对这些人们急切关心的问题和新闻记者急于打探的热点，回答则是无可奉告。　　“访问”前夕，在国民党内部已相当孤立的博塔没有对他的党内同僚或政府要员透露半个字。他似乎对9月即将举行的选举已失去信心，想在离开总统职位之前创造一点轰动效应。然而，这种“单独行动”并未引起党内同僚的赞许；相反，他们对老总统的幕后动作颇有微辞。曼德拉在此次“访问”之前也是讳莫如深，对他的政治密友和他的夫人温妮均未披露这一行动。事过之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也引起一些争论。因为按照既定方针，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事先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恢复其组织的合法性并撤消国家的紧急状态。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原则和曼德拉本人对原则的信守等问题都在组织内引起讨论。　　实际上，南非白人政权一直在谋求某种解脱困境的方案。早在1976年，当时的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曾访问罗本岛监狱，与曼德拉讨论释放条件。但他提出的希望曼德拉与政府合作的要求遭到曼德拉的严词拒绝。博塔在1978年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南非国民党主席并出任总理后，即开始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让步。首先在劳工领域放宽了对非洲人组织工会的限制，随后又取消了几十个控制非洲人流动的法令。他已认识到剧变中的南非形势，明确表示要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他提出：“不能适应，只有死亡。”当然，他的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遭到一些极右派的抵制。尽管博塔反复强调任何改革都不会触动现行政治制度并表示决不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极右派仍认为任何形式的松动只能导致黑人多数的统治。1982年3月20日，约8000左右反对进行宪法改革成立三院制议会的白人在比勒陀利亚集会，成立保守党；原国民党德兰士瓦省主席特勒尼赫特被推选为该党领导人，从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　　将曼德拉从罗本岛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博塔政权又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作了让步。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根据南非新宪法于1984年兼任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如果曼德拉先生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了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竞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遵守的准则。　　尽管这是一种推诿责任的做法和附有条件的释放建议，但这毕竟是一种政治姿态，标志着一种让步。对这一政治信号，人们期待着曼德拉的反应。为此，温妮在家庭律师的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曼德拉已对这一信息有所风闻，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人民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向温妮表明，这是“告南非人民书”，明确表达了他对博塔总统讲话的看法，并要求温妮向南非人民传达他的意见。　　1985年2月10日，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杰布拉尼圆形剧场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图图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荠的出席为大会带来了欢快的气氛，人们抬起她，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律莽代表父亲向大会全文宣读了曼德拉的“告南非人民书”。温妮·曼德拉不顾政府对她的禁令，也来到了会场。在这一书面声明中，曼德拉首先代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政治犯向图图大主教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对他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归于南非人民的做法表示崇高的敬意。随后，他对联合民主阵线组织这次集会表示感谢，因为这提供了一次上下交流的机会。他表示，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有必要向人民发表这项声明，以说明自己的立场；他们必须向人民负责。津荠接着说：　　我的父亲不仅代表他自己，代表在波尔斯摩尔的同志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遭受磨难的人，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代表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那么一些傀儡分子，他们自称是在为民请命，并且以此在国内外到处炫耀，他们一文不值。我父亲及其同事们和这种人没有共同之处。　　我的父亲说：“我过去是、现在是、而且直至生命终结仍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对于我，奥立弗·坦博远远胜过一位见长。近50年来，他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珍爱我的自由，那么，奥立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为了我的自由，他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和我在观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政府想强加给我的条件使我感到惊讶。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1952年，我和我的同事曾致函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以谋求我国种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但这一要求被束之高阁。斯揣敦①执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但是又一次被置之不理。维沃尔德上台后，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全体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①斯揣敦，1954—1958年担任南非总理。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抵抗形式可供选择的时候，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和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表示他将消除种族隔离；让他开放对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或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使人民能够决定谁来管理他们。　　“我深深地珍爱自己的自由，但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入狱以来，死去的人大多了，为热爱自由而受害的人太多了。面对那些为死难者伤心和哭泣的孤儿寡母，我深深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在这漫长、寂寞和被荒废的岁月里，受苦受难的不只我一个。我和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是我不能出卖自己的权利，也不准备出卖人民应有的权利去换取自由。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组织——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依然没有合法地位时，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可以因触犯通行证法而遭逮捕，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的妻子仍被放逐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有什么自由可言？既然我还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在市区居住，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得不到尊重，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行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合同……　　“在我和你们——人民——尚未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割。我会回来的。”　　人们屏住呼吸听完了这一声明。它犹如一声炸雷，震响了万马齐暗的南非；它犹如战斗号角，吹响了最后决战的号令；它犹如一曲恋歌，唤醒了南非黑人对自己领袖的深深怀念。南非总统博塔考虑的是释放曼德拉，尽快摆脱自己的政治困境；而政治囚犯曼德拉考虑的是解放南非人民，使他们从种族隔离的桎梏下摆脱出来。多么鲜明的对照！　　这时的南非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自1984年以来，南非黑人从劳工运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三条战线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攻击。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之矛的攻击使白人政权穷于招架。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这时，政府承认在全国范围内，黑人抵抗运动已形成燎原之势。从正984年9月骚动以来，在瓦尔三角区共有35万非洲城镇居民未付房租；有155个城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或骚动；在反抗运动中，至少300名市镇委员会委员和非洲人警察的房屋被毁坏；12名市镇委员会委员被杀，240名辞职；过去一年里约有25万到65万名学生参与罢课；在此之前共逮捕了3000名非洲人，在实施紧急状态法期间逮捕了至少8000人，约2000多非洲人遭杀害。　　紧急状态法宣布后的第三个星期，政府又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举行大规模的葬礼。这是因为在带有政治性的葬礼上，数以万计的参加者唱着自由歌曲，挥舞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使南非当局大为恼火。禁令规定：葬礼必须在户内举行；每次只能为一个死者送葬；葬礼必须由一位不参与政治的有神职任命的牧师主持。参加葬礼的人必须乘车来乘车去，步行者违法；葬礼上不能展示旗帜和横幅。图图大主教对这些无理的规定气愤已极，他警告说：“我认为当局真是在玩火，他们是在对已被残暴恶毒的法律所折磨的人民挑衅，试图寻求新的对抗和磨擦。我担心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有一天爆发出来，我们会控制不了。”　　8月初，图图大主教不顾禁令，率领一队群众向一个坟场走去，这是为两位在戴维敦镇上冲突中丧生的女青年举行的葬礼。当警察试图阻挡示威群众时，图图大主教没有像政府预计的那样进行公开冲突，而是采取了另一策略——请求怜悯。他说：“请容许我们庄严地埋葬我们的死者。我们已经受了伤害，我们已经倒下，不要蹂躏我们。我们是人，不是牲畜。如果有人死去，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哭泣。”他的这番话是如此动情，武装军警也不能不受感动。他们叫来了公共汽车将哀悼者运往现场。事过之后，图图大主教对那位负责的上校说：“为了遵守没有道理的法律，今天您的行为很有道理而且举止得当，我想向您表达谢意。”上校很尊敬地向图图大主教举手敬礼。　　从1984年9月以来，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种族对抗的大氛围中，博塔总统发表了他的讲话。博塔1985年1月31日的议会讲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南非的政治现实：不可能在政治上排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也不可能排斥非洲人国民大会而搞政治解决。为了打破政治僵局，以司法部长科特西为首的4名政府部长从1986年开始与波尔斯摩尔监狱里的曼德拉进行“严肃的对话”，以摸清情况。他们发现，曼德拉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一人一票、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　　从1986年政府与曼德拉的秘密会谈起，曼德拉的监狱条件得到改善。在格列高里的陪同下，他们可以开车出去兜风散心了。为了避免外界的注意和新闻界的追踪，监狱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辆装有茶色玻璃窗的奔驰车。有时候两个人和另一个武装警卫一起开车到偏僻的山区或海边的沙滩。曼德拉又一次领略到南非大自然的美丽。他是多么渴望到广大农村去看望他的人民，去爬越那里的崇山峻岭，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去聆听老人们的沉思细语。当他站在沙滩上眺望大海时，他想起了家乡的凯河和流经自己村庄的姆巴谢河。“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去。”他暗自思忖。每当这时，格列高里就静静地站在他身旁。这位在他身边呆了整整20年的白人狱警，已对他十分了解。曼德拉不仅在政治上使他成熟起来，同时还是他儿子的教父。格列高里自觉地把看守的职守变成了保护的责任。他身上带有枪，并非担心曼德拉逃跑，他十分清楚：“曼德拉是不会逃跑的，那会有损他的事业。”他带枪完全是为了保护这位黑人领袖的安全。　　1986年可以说是博塔在国际事务中焦头烂额的一年。2月中旬，英联邦的“名人小组”（EPG）发起和平解决南非争端的运动，以期避免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法。然而，在5月18日，当名人小组在博茨瓦纳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流亡领导人会晤返回后，南非政府军从空中和陆地上同时袭击了与它相邻的3个英联邦国家：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尽管南非政府声称这一袭击是为了摧毁位于哈博罗内、卢萨卡和哈拉雷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基地，但死难者中无一是非国大成员。这3个国家对南非的野蛮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同时国际社会也群起而攻之。一场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开始。　　6月12日，英联邦名人小组公布了6个月来协调南非种族冲突的报告书。名人小组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施全面制裁，认为这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流血事件的催一途径。名人小组的领导人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前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卓等人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南非将有可能出现一个亲苏联的黑人政权。他们要求立即停止进口南非的农产品和煤，这是南非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时还要求中断与南非的空中联系。名人小组警告英国，不要再采取措施干扰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否则将自食其果。英国在南非投资的规模极其庞大。80年代初，其直接投资为50亿英镑，约占南非外国直接投资的50％。据英国一南非贸易协会的出版物透露，到1982年初，英国在南非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总额达110亿英镑。这些资本主要集中在矿业开采（黄金、钻石和铬矿）、制造业和金融业。英国的巴克莱和标准银行拥有南非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3。这些足以说明为何英国极力反对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但名人小组表示，如果英国一意孤行，它将面临英联邦分裂的危险。　　9月16日，欧洲共同体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在名人小组的调停失败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还去南非作了一次最后努力，以避免经济制裁，但仍然无效。欧共体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和金币，并禁止在南非进行新的投资。这种被非洲领导人称为“温和的举动”对南非可谓九牛丽拔一毛，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和德国反对实施更严厉的措施。制裁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希望影响南非对欧洲大量出口的5％。南非黑人运动领导人坚决要求外国公司撤走。温妮·曼德拉明确表示：“对我们来说，这个国家里的多国公司都是政治罪犯。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公司，我们在政治上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只对制裁感兴趣”。　　10月2日，美国参议院最后以78对21票赞成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对南非的投资仅次于英国，占第二。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其在南非的投资尚不足1亿美元，但到80年代初其直接投资已达26亿美元，300多家公司在南非设有分公司。到1983年，美国在南非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已达150亿美元。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一直把南非作为南部非洲的依靠力量。这不仅因为南非拥有重要的矿产资源且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而且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此地区占绝对优势。里根上台后，一反卡特政府向南非施压的做法，提倡“建设性交往”战略。在联合国多次对南非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投票时，美国总是力图袒护南非，鼓吹在南非内部实行“和平变革”。1985年7月南非宣布对36个黑人城镇实行紧急状态法以后，联合国大会要求西方国家制裁南非。里根为了缓解国会的压力，签署了一项有限地制裁南非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进口南非金币，禁止向南非出售核技术等。　　1986年6月，南非进而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美国众议院于9月29日以313票对83票通过了较为严厉的制裁法案，却遭里根的否决。10月2日，参议院以超过2／3的多数票推翻了里根总统的否决，该项法案正式生效。这项制裁法案禁止从南非进口农产品和钢铁，同时禁止对南非实施新的贷款和投资。据估计，这一制裁导致南非每年向美国的出口将削减3.5亿美元。这是南非迄今为止遭受的最严重的经济制裁。另外，美欧各大银行纷纷停止向南非提供新贷款，并退还到期债务，从1985到1988年，资本外流共达200亿兰特（约合91亿美元）。　　一方面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另一方面担心与曼德拉的秘密对话陷入僵局，政府决定先考虑释放姆贝基和西苏鲁等人的问题。姆贝基是利沃尼亚案中的最年长者，且患有老年疾病，当时仍被关在罗本岛。经过曼德拉与拉特西多次会谈，姆贝基于1987年11月5日被释放。　　获释前，姆贝基到波尔斯摩尔监狱会见了曼德拉，他们详细讨论了南非黑人斗争的现状和相应的政策。77岁的姆贝基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黑人领袖中第一个获释的人，这使正在斗争中的广大黑人群众受到极大鼓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关于姆贝基获释的声明中说：“他的释放将会极大地增强对国内民主力量的领导。”　　在与曼德拉进行秘密会谈的同时，南非政府没有放松对国内民主势力的镇压。1988年2月24日，白人政权又宣布禁止联合民主阵线和17个其他的黑人院外反对派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禁令还不许南非最大的工会组织南非工会大会参加或举行任何政治活动。南非宗教领袖对此禁令表示愤慨，当图图大主教和其他百名宗教人士于2月29日在开普敦向国会递交抗议书时，他们均遭逮捕。3月6日，教会人士组成了保卫民主委员会，想继续被禁组织的工作，但很快也被政府查禁。同时，民族之矛的暴力反抗也在升级。在3月17日的一次爆炸事件中，有3人被炸死，22人受伤。在这一段时间，报纸电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报道一次爆炸事件。　　11月18日，被称为“戴尔马斯22”的审判结束，4名非洲民族解放战士被判处叛国罪，7名被判处恐怖主义罪。这些人都是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组织抗房租，从而在德兰士瓦的工业地区制造了一种暴力气氛，这主要是指1984年9月的瓦尔三角区的暴动。法官在宣判时竟然同意南非政府的说法，认为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实际上是已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公开替身。这一审判再一次向世界显示了南非政权和司法界狼狈为奸的丑恶嘴脸，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到1988年底，不仅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加强团结，力量不断壮大，而且形成了包括白人民主运动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群众民主运动，成为议会外最大的反对派联盟。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阿非里卡人的政治分裂。斯泰伦博希大学曾一直以国民党的思想库自称，南非前总统沃斯特曾长期担任该校校长。1987年，该校几十名教授对种族隔离的思想基础和博塔政权的改革方向及进程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改变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南非才有希望，300多名该校教师宣布不再支持国民党。与此同时，很多白人团体无视南非政府的禁令，与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会谈。据统计，自1985年9月南非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团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会谈后，共有30多个来自各界的白人代表团与非国大公开会晤，探讨南非的前途问题。　　从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看，80年代末它已达到第三个发展阶段。因种族隔离制引发的抵抗运动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的群众抵抗。它与二战前仅有少数精英分子参加的斗争不同，是以群众的参与为特征的。但其局限性表现为对国家政权的尊重。第二阶段以1976年索韦托暴动为契机。这一阶段开始以现存的国家法律和秩序为攻击目标，但它并未立足于重建或取代现存的国家机器。第三阶段则是以1984——1986年期间的起义为标志，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南非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一阶段抵抗运动的特征是它力图取代现存的国家机构。非洲人国民大会1985年6月召开的会议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的变化，开始展开全方位外交活动。同时，非国大也针对这一新形势开始考虑谈判问题。　　在与博塔总统会晤之前，曼德拉起草了一份政治声明，阐明了他对南非局势的看法，并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危机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5000字备忘录”的文件。他在声明中指出：　　我们国家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是一个长时间引起我极度关切的问题。目前我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有必要举行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　　首先我必须指出：我的这一行动没有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我是非国大一个忠诚和有纪律的成员。　　为什么要强调他的行动纯属个人行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呢？理由很明显，非国大有一条原则：与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和组织内部的误解，曼德拉强调：一个坐牢的人，不管他的地位或影响如何，是不可能进行谈判的。他强调说，“我所采取的步骤，不要被看作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实际谈判的开始。我的行动所要达到的有限作用，就是使这个国家两个主要的政治团体走到谈判桌前来。”　　政府也对双方谈判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第一，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声明自己是否是民族主义者；第二，非国大必须与南非共产党脱离关系。对此，曼德拉严词拒绝。他指出，任何一个自尊的自由战士都不会从一个自己反对的政府接受如何进行反对该政府斗争的命令。同样，他也不会遵照该政府的指示来选择自己的同盟军。接受政府的这两个条件意味着违反解放运动长期以来坚持的原则，同时也是对70年来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战友的背叛。他进一步强调，他之所以提出会谈，主要是对国内形势的担忧；国内政治力量的尖锐冲突将可能导致南非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为黑人（广义上的，指所有的非白人），另一派为白人。“正是这一危机迫使我行动。”　　在这一声明中，曼德拉主要阐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暴力的看法，因为政府拒绝承认非国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坚持暴力。曼德拉强调：非国大对暴力不感兴趣；相反，它憎恶任何导致丧失生命、破坏财产和人民苦难的行动。妨碍政府与非国大进行谈判的根本不是对暴力的认识，他说：　　事实非常明显，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宣布放弃暴力斗争并非政府面临的真正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准备进行谈判，没有准备与黑人分享权力。它仍然醉心于白人统治，因而，它只能容忍那些愿意在种族隔离制下服务的黑人。它的政策是将那些不愿意适应环境的黑人，那些反对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体系的黑人，那些坚持要求与白人平等权利的黑人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　　这才是政府拒绝与我们对话的真正原因；也是它要求我们解除自己的武装，而同时它却继续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人民的原因所在。　　在声明中，曼德拉还阐述了自己对南非共产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南非现状及前景的看法，最后，他充满信心地指出：“我相信，绝大多数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希望看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紧密合作，为我们国家的新时代奠定基础。在这个新时代，种族歧视和偏见，镇压和反抗，死亡和破坏，都将被遗忘。”　　在与博塔总统会晤时，曼德拉将此声明交给了他。会见以后，曼德拉为了使一些非国大成员消除疑虑，同时使广大黑人群众对政治谈判有思想准备，在7月12日向南非人民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他说：“此声明并未背离我29年来所坚持的立场，即政府与群众民主运动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话，是结束暴力冲突、在我国实现和平的惟一途径。”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四章　德克勒克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