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另一位领导人马修斯教授也指出：“很久以前，在人们还没有想到《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从班图人在大鱼河两岸和欧洲人发生冲突以来，非洲人就一直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他们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在争取解放的坚决斗争中，他们不会为污蔑战术所吓倒。” 为了将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力量置于死地，政府从收集证据、逮捕被告到法庭审判，经过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它力图在全国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迫使反种族主义力量缩小，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如预审在1956年12月19日举行，很多群众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聚集在法庭周围的街道上，他们抬着宣传画“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方式——举起拳头，竖起大”拇指，高呼“非洲”，来欢迎被告。为了侮辱被告，警方将他们关在铁丝笼子里，而杰出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到“野生动物一般待遇”的人们辩护，迫使警方将铁丝笼子撤走。成千上万的人在审判期间涌上约翰内斯堡街头，抗议斯揣敦政府①的反民主行为。 ①斯揣敦，1954年继马兰成为南非政府首脑，1958年8月病逝。 由于缺少罪证并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1957年12月，大法官宣布停止对61名被告的起诉，其中包括卢图利酋长和奥立弗·坦博。卢图利酋长不无遗憾地表示：“当我接到被释放的消息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真实的情况是我宁愿与我的同志们一起去经历整个事件。”确实，整个审判充满着戏剧性。当午饭送到审判进行的特维斯特大街的操练厅时，被告们边吃边四处走动，和因为管制禁令而丧失了联系的老朋友交谈、说笑。在没完没了的出示证据、证人出庭的过程中，被告有的打瞌睡，有的织毛衣，整个场景让人很难想象是一场叛国罪审判。 主要的审判于1958年8月开始。辩护律师的队伍由一批精明强干的律师组成。他们中有包括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伊斯拉尔·梅塞尔和布莱姆·费希尔。此案亦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注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专门派了观察员旁听。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德也专程赶来，并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写稿报道审判过程。这时，所有被告均已获得保释。 这一审判案也使一些白人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认识更加清醒。他们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正如《新世纪》的编辑、叛国罪被告福尔曼所说的，参加这个基金的“恰好是白人社会的那个阶层”，这些人常年来与政治问题毫无关连。他们中间包括开普敦的大主教、约翰内斯堡和格雷厄姆斯敦的主教、开普敦大教堂的教长、全体自由党和工党议员，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校长以及许多教授。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科林斯亦在伦敦发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基金。 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贝克律师是一位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他在法庭上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你的自由对欧洲人不构成直接威胁吗？”“不，它不会构成对欧洲人的直接威胁，”曼德拉明确地回答：“我们不是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与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支持。很清楚，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种族和睦的方针，我们谴责任何人鼓吹的种族主义。”1959年1月19日，法庭不得不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消。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这些被告人之中。 这时，曼德拉还刚刚结婚。然而，他既没有自由到处去旅游，也没有闲情逸致去享受“蜜月”的温情，他不得不往来穿梭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忙。对那段生活温妮·曼德拉是这样回忆的：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的生活仍旧是不正常的。每天早晨，纳尔逊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我则到奥兰多去。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比勒陀利亚。在那里，他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回家之后，他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他抓紧时间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他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要强迫他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他必须到某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他出去以后，我要接待一连串的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被关起来了，要求纳尔逊把他们保释出来。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坦博不顾“集团居住法”的规定，冒着被指控和驱逐的危险，仍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每天一清早就开始上班，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白天赶到90英里远的比勒陀利亚去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单调的一天后，又开车返回办公室，继续办案。有时，他还要把一些被告同伴开车送回家。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所，在奥兰多那座门牌号为幻15的小房子里为黑人办案。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也偶尔有些小花絮。在一次聚会上，曼德拉和温妮快结束时才到。他确实很忙，难得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温妮的年轻美貌很快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喂，纳尔逊，你在什么地方碰到这位小姑娘的？”一位朋友明知故问。“哦，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从守旧派人群中抢救出来的。”曼德拉的诙谐引起了一场大笑，弄得温妮不知所措。“这么说，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啦。”“不对，应该说是政治救星。”又是一场哄笑。还有一次，当人们问及温妮的工作时，曼德拉一本正经地说，“她是专和碎骨头和交通事故打交道的。我是个有名的律师，小温妮为了和我结婚，答应将所有工人赔偿条例的案件全交给我处理，我这才勉强答应了。”温妮忍不住笑了起来。曼德拉的幽默感确实是出了名的。 与曼德拉结婚以后，温妮与丽莲·恩戈伊、阿尔伯蒂尼·西苏鲁和曼德拉的秘书露丝·玛帕蒂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女活动家的接触明显增多。温妮后来回忆说她很尊重丽莲·恩戈伊，“甚至发展到崇拜她的地步。”她也坦然承认“玛帕蒂对我的政治观点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她对海伦·约瑟夫也十分敬重，“我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正是在这些先进妇女的引导下，温妮从新婚后的孤独中解脱出来，很快加入了黑人解放斗争的行列。她在南非妇女协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中活动积极，很快就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 1958年，政府开始不遗余力地把通行证制度推行到妇女身上。为此，丽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领导组织了反对通行证的示威游行。当时，温妮·曼德拉已有身孕，但她仍和阿尔伯蒂尼·西苏鲁一起参加了游行。当曼德拉回家时，不见温妮，才知道她已经被捕。这是温妮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尝到了铺在地上的麻垫子、床上的脏毯子的滋味。“我当时已经怀孕，阿尔伯蒂尼·西苏鲁拯救了我的第一个婴儿。她在监狱中千方百计地照顾我。”出狱后不久，温妮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给她取名叫津妮。 1958年8月，维沃尔德当选为南非总理。维沃尔德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曾任土著事务部长达8年之久。他在实行种族隔离制方面格外热心，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并自称是上帝亲自要他来担任总理的。1959年，他在议会上致开幕词时宣称：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白人统治”的口号将由“给黑人以自由”的口号所代替。为实现这个口号，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促进班图自治法案”，即通常所称的“班图斯坦法案”。 这项法案规定，给予居住在南非联邦境内的班图语系各非洲民族以自治权，其中包括祖鲁人、科萨人、贝专纳人、斯威士人、文达人、聪加人和南、北苏陀人。法案规定，现有的保留地统称“班图斯坦”，将不再增划任何新地区，现有保留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5％，居住在保留地的人有350多万。根据该法案，这些“班图斯坦”应成为南非联邦全部1000万非洲人的“国土”。针对这一旨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法律，曼德拉撰文指出：维沃尔德的新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设经济上独立的非洲人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能够真正在经济上自给，那么矿业董事会和白人农场主到哪里去找廉价劳工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的真正目的“不是给非洲人自治的权利，而是彻底剥夺他们对这个国家政府的任何发言权”。 1958年12月在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和1958—1959年举行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都严厉谴责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全非人民大会在关于种族主义的决议中宣布：大会“谴责像南非联邦这些国家所执行的以种族隔离制的社会理论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的政策”。大会要求联合国恢复关于南非联邦种族主义问题的委员会，并且宣布，如果联合国不恢复这个委员会，大会将呼吁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秘书处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大会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措施，建议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对南非联邦实行经济制裁，并组织起来抵制南非商品，同南非联邦断绝外交关系，不为南非工业提供劳动力资源。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二章 沙佩维尔惨案第十二章 沙佩维尔惨案 ·“通行证制度” ·1960年3月21日，索布克韦凌晨2时起床，整理好文件，安排家事后，向警察局走去…… ·在沙佩维尔，69名示威者被打死，对受伤者，上校命令：“在每个病床边派两名警察看守” ·兰加惨案 ·口若悬河的辩护 ·津莽出生 ·曼德拉对温妮说：“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 ·“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 世界戏剧中心的纽约市百老汇正在上演南非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的近作《希兹尉·班西死了》。这台独幕剧已上演了4至5个月，场场爆满。一篇报道是这样评论：“作为一个话剧，《希兹尉·班西死了》是近年来少有的艺术创作。南非黑人演员约翰·卡尼和温斯顿·恩卓纳的演技也是百老汇从未见过的；而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工具，这个话剧不但强有力，而且像一把刀子一样直刺群众的心窝。”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在南非每个黑人都必须有一张通行证。上面不但注明个人的身份，还注明应缴纳的税款和与生活有切身关系的工作地点。希兹尉·班西的通行证上已注明他不得在伊丽莎白港做工，要将他遣返到班图斯坦去，这等于断了他的生活养家之路。如果班西不按时回去报到，他就要被送进牢房。班西只好去找他的朋友彭杜商量对策，但丝毫找不到能使他继续留在城里工作的办法。 绝望之余，两人去酒馆喝酒。在深夜回家的路上，他们发现了一具被杀死的黑人尸体，从这具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名叫“罗勃特·兹威林西玛”的通行证。彭杜将班西与兹威林西玛的通行证对调，换了上面的照片。就这样，希兹尉·班西“被人杀死了”，而希兹尉·班西则以罗勃特·兹威林西玛的名字、他的身份和他的号码，继续活下来了。班西高兴得不得了，跑到一家照相馆，想照张相寄给他的太太和小孩。 当人们看到希兹尉·班西因通行证已盖章注明不得工作而急得满头大汗时，当人们看到希兹尉·班西因可以冒名顶替以另一个人的身份活下去而兴高采烈时，当人们看到希兹尉·班西为了强记住罗勃特·兹威林西玛的通行证号码的窘态时，当人们听到班西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彭杜！我们的皮肤就是件麻烦事”时，人们不得不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谴责。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南非当局不允许黑人有“演员”的正式职业，黑人演员卡尼和恩卓纳是作为白人导演富加德的“佣人”这个‘正式黑人职业”才得以出国演出的。 1960年3月21日，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在非洲黑人群众反对通行证制度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一种族隔离措施，我们有必要将通行证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作一简单的交待。1809年11月，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卡林顿伯爵颁布“霍屯督公告”，①这标志着通行证制度的产生。这种通行证当时是对付流浪者的一个手段，但它力图将非洲人限制在自己的保留地里，使他们成为白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行证制度意味着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购买土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①霍屯督人是南非的土著居民，亦称科伊人。霍屯督是白人殖民者对科伊人的蔑称。 这样，通行证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了下来，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把科伊人变成农业上人，这份公告授权地方当局将没有通行证的科伊人当作游民处理，任意立契，强迫他们按照雇主规定的条件做工。1812年，克拉多克总督发布命令，规定科伊儿童出生时，若其父母正受雇于白人农场主，他们就应跟着学徒，直至18岁。 1819年，萨默塞特总督授权地方长官将父母双亡的科伊儿童登记为学徒，使他们实际沦为农奴的地位。1828年，开普殖民地发布了49号法令，进一步将通行证制度扩大到科萨人的范围：所有进入殖民地的科萨人都必须持有边境地区白人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向内地渗透，与南下的科萨人的接触增多，同时开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萨人作为劳动力。殖民者担心这种交往会危及白人统治地位，就用通行证制度把两个种族隔离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后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滥觞。后来，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南非北部地区实行通行证制度也是为布尔人农庄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非洲城市人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了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良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并详细载明其相貌、纳税情况和许多事项。 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佣的一位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拦住要通行证。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 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了联系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在法庭上透露了政府的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而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 1960年3月21日的反对通行证游行主要是由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59年4月成立后，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招收会员和建立地方组织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泛非主义者大会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索布克韦和大会领导人向会员宣布了组织计划，将从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法运动开始，经过一些没有具体说明的步骤，到1963年达到自由和独立。 为什么泛非主义者大会如此仓促地决定在3个月内即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呢？这似乎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来自一群急于行动的会员的要求。从自由宪章发表后，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加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叛国罪案开审后，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南非当局节节败北。而维沃尔德上台后，变本加厉，积极推行现行政策。这一系列因素促成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激进派强烈要求有所动作。其次，泛非主义者大会对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对南非黑人的感召力估计过高。以索布韦克为代表的大会领导人坚持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艰难长期的组织工作。 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方面是南非的自由党坚决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采取激进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政府如加纳政府对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将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已确定在3月31日发起全国性的反对通行证制度运动。为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夺黑人群众，泛非主义者只能在国民大会之前采取行动，以表明自己的力量。 索布克韦在要求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采用非暴力策略时，号召他们将通行证丢在家里，并接受逮捕和坐牢。他希望这一行动将很快带动全国人民加入抵制的行列。一旦南非的监狱挤满，田间、工厂和商店的工作停顿下来，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这一运动将形成一系列“不停顿的运动”，而这将导致种族主义政权的崩溃。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接受罚款”。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了基层的组织工作。 1960年3月21日清晨，反通行证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从索韦托地区开始。罗伯特·索布克韦凌晨2时即起床了。他将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对家里的事作了安排，于6时离开家，向4英里之遥的奥兰多警察局走去。一路上，从费费尼、杜贝和西奥兰多等各个方面来的黑人群众缓缓地加入他的队伍。那一天，约翰内斯堡警察局共逮捕了170名违反了通行证法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在比勒陀利亚，6名成员到警察局自首，警察以违反通行证法将他们送走。在德班和东伦敦，也有一群人被警察以同样理由逮捕。群众的反应远不如预想的那么踊跃，只是在韦雷尼京、兰加和恩扬加等地，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号召得到了普遍响应。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呢？在此之前，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接着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打乱了国民大会的原计划，索布克韦和他的助手的动员也颇具势头，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跟着泛非主义者大会，但在组织工作上仍是各自为政。 韦雷尼京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南约50英里处，是南非的钢铁工业中心。二战结束时，这个中心因扩展而人口大增，已有白人12000人，非洲人30000人。这里非洲工人多是流动劳工，在制造业受雇的16798名非洲黑人中，近15000人是从奥兰治自由邦招募而来，住在棚户区。沙佩维尔是1937年韦雷尼京发生动乱后开始建设的，第一批房子在1942年竣工，其名取自当时的市长约翰·沙佩。到1960年，沙佩维尔的人口已达36600人。从原住地被迫迁到沙佩维尔，每月的房租高达2镑15便士，一大群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中学可进的青年人，这些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宣传鼓动提供了不满现实的社会基础。 3月21日清晨，在沙佩维尔的西文索街公共汽车站，去上班的人排起了长队。这时，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警戒队出现了，他们劝说人们不要去上班。这些警戒队还在其他路口阻止去韦雷尼京上班的人们。上午10时，在市中心已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使地区警察大吃一惊，因为沙佩维尔素来以和平驯服著称，就是在蔑视运动中也没有出现很大波动。俯冲的飞机也没能驱散示威者，而警察则拒绝逮捕那些站在队伍前面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支持者。示威组织也拒绝了警察要求解散示威者的命令，泛非主义者大会支部书记恩雅卡纳·往罗说：“在索布克韦发表讲话前，我们不会解散。” 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将有人发布关于通行证制度的重要通知，这更使他们决心呆在原地不散。一些增援的警察在上午已抵达，有的还是乘的装甲车。下午1时15分，约300名军警与5000名示威者对峙着。突然，警察局的大门口发生了摩擦，围着警察局的铁丝网被冲开了一条缺口。前排的示威者想看清楚，而后面的群众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拼命向前挤。有一个警官被挤倒了，这时，色厉内荏的警察开始开枪，人们赶紧朝四周散开逃跑，但无情的子弹呼啸而过。结果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10名儿童，绝大部分是背上中的弹，另有180人被打伤。射击过程持续了20秒钟，警察共发射743发子弹。 受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送进索韦托的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在急如星火的救死扶伤的医院里，弗莱克医生正在紧张地为伤员包扎、动手术。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取东西时，发现一名上校警官坐在他的桌子上，旁边站着一群低级警官。“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没看到我在抢救病人吗？”弗莱克医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那名上校傲慢地回答：“我想让你知道，送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来的所有受伤者全部被逮捕了。”弗莱克医生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表示抗议，然而无济于事。 上校命令一个警察带上印台，挨病床将枪伤者的手印盖上，然后对另一位警官说：“在每个病床边派2名警察看守。”弗莱克被这种残酷所震惊。“请你们有点良心！有些病人正因抢救不及时而生命垂危，其他的将失去一条腿或一只手。如果每个病床边站上两名警察，我们怎么能实施抢救措施？”由于弗莱克医生的不合作态度，那一个周末，他被告知，比勒陀利亚已传来命令，将他解雇。弗莱克医生气愤已极，立即与国际新闻界取得联系，声明自己由于对警察暴力的牺牲者表示关心而失去了工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只好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几个小时，在开普敦的黑人市镇兰加也发生了枪杀事件。那天清早，人们开始聚集在兰加新的单身住宅区。尽管天下着雨，但当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地区负责人克哥桑纳在6时赶到时，已有6000人站在那里等他讲话。警察进行干预时，克哥桑纳决定将人群解散并说明下午6时再聚集，他赶到开普敦去看望被捕的会员。兰加的警察局也得到了加强，60名警察配备了步枪、警棒和装甲车。 下午5时45分，警车驶进了兰加的单身住宅区，高音喇叭宣布禁止群众集会，随后警察也赶到了。警察命令人群在三分钟内离开现场，但马上就用警棍开始驱散人群。这种故意的挑衅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愤怒，他们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现场指挥官命令部下开枪，结果又杀死了6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兰加的群众举行了暴力反抗，他们将市政府烧毁，剪断了电话线，袭击了警察局，堵塞了交通。第二天清早，兰加的单身宿舍区遭到警察的袭击，他们见人就打。在这场事件中，又有49人受伤。 “沙佩维尔惨案！”“南非种族政权的又一罪行！”“兰加的血不会白流！”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沙佩维尔——兰加惨案的消息。全世界为南非白人政权的赤裸裸的暴力所震惊了。同时，南非股票和债券的牌价在世界各地交易所里直线下跌，恐慌袭击了西方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伴随着世界舆论的压力和正义力量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的屠杀行为。南非的白人也惊恐不安，有些开始向国外移民。司法部长不得不呼吁全国平静下来。 各地的屠杀、反抗、破坏和逮捕还在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西苏鲁、曼德拉和当时的总书记诺克韦连续几天开会讨论局势，商量对策。当时正在比勒陀利亚准备作证的卢图利对屠杀进行谴责，并于3月27日当众烧毁了自己的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恰巧在这时，南非政府宣布暂停实施通行证法。有些人天真地以为这是政府结束这一法律的具体行动，殊不知，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将在全国实行。卢图利酋长还号召全国在3月28日为纪念惨案中的死者举行哀悼。为抗议兰加屠杀，克哥桑纳组织了30000人向开普敦进军的运动，但后因警察的欺骗而未能坚持。 为了加强镇压并重新控制局势，在3月30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开始搜捕黑人积极分子。惨案发生后，当局将曼德拉等被告又重新关进监狱。被告辩护律师团为了对紧急状态法表示抗议，宣布退出辩护。曼德拉和诺克韦接过辩护任务，即在受审期间兼任被告辩护律师。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仍是监狱犯人的领导人。他代表犯人就监狱的伙食、待遇和卫生条件多次与监狱当局交涉，有时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议。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在紧急状态法实行期间，共有2000名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4月8日，南非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怀着善良愿望并一直坚持非暴力手段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成立近50周年时，在政府采用极残暴的手法杀害了无辜的黑人抗议者之后，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果将会如何呢？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3位法官主要针对他的讲话和文章提问。曼德拉借着这一机会，详尽地介绍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政策和活动情况。“我们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 在辩护中，曼德拉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未来政府的构想，即从非洲人获得议会席位到普选权，最终实现人民民主。他又谈了非国大对暴力的看法，并保证，“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尽管沙佩维尔一兰加惨案已告诉他：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同时他也驳斥了法官对普选权的歪曲，并坦然地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态度的转变。8月9日，他结束了在法庭上的辩护。 到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并释放了被拘留者。因为要为审判案的最后阶段作准备，曼德拉不得不奔波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经常和被告谈论辩护之事。这时，温妮已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为了让曼德拉集中精力工作，她承受着一般妇女难以忍受的生活重担。12月的一天，他们的第Th个女儿津荠在约翰内斯堡出世了。曼德拉匆忙赶到医院，在“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这里的条件和服务质量都很差，曼德拉决定将温妮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照顾。 1961年初，经过4年多审判的判国罪案已接近尾声。被告和家属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法庭会宣判被告有罪吗？有一天，温妮正在家照顾孩子，曼德拉、西苏鲁、诺克韦和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据温妮回忆： 他们全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处处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他训斥了我。 看来，曼德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3月29日，他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审判结果。高级法官朗夫首先宣读了调查结果。最后，他要求所有被告起立，并宣读了判决结果：“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你们可以走了。”所有被告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在法庭外等候的群众得知审判结果后，向他们的英雄欢呼，并一起唱起了《上帝赐福非洲》。 然而，沙佩维尔的阴影还在，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正如南非诗人布鲁特斯在他题为“沙佩维尔”的诗中所揭示的那样： 沙佩维尔事件的意义何在？ 不在70人死去， 更不在他们背受枪击， 一再退后，手无寸铁，毫无防备。 当然也不在那沉重的枪弹 穿过母亲的脊背， 撕裂她怀抱中的婴儿， 将婴儿杀死。…… 这是一个典型事件……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种族统治是什么；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压迫者的意愿又是什么。…… 铭记住沙佩维尔事件吧， 铭记住那背受抢去的时日。 铭记住争取自由的不屈意志， 铭记住那些烈士。 我们为他们而自豪。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和所有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言，沙佩维尔惨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向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的策略还应该是坚持非暴力手段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大屠杀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 ·“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受命于危难之际：转入地下 ·大罢工夭折 ·有限制地使用暴力 ·班图斯坦自治计划 ·庞多兰的农民起义 ·“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奥立弗·坦博正在开普敦一个工会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谁呀？请进来！”一位黑人妇女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快走！警察就在那边的办公室搜查。”在一位名叫罗纳德·塞戈尔的记者的引导下，坦博踮着脚从后面的楼梯溜下去了。下楼后，他停下来仔细听了一阵。当确信没有人跟踪后，他一溜烟窜上街心。街头上传来了报贩的叫卖声：“卖报！卖报！维沃尔德已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 1960年4月8日通过的“非法组织法”无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来说，都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成立才刚刚1年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大会领导人索布克韦在反通行证的行动中自愿违法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勒巴洛、科萨纳等都先后被拘留。大部分领导是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才被捕的，于是根据公安条例，他们被控有煽动暴行之罪。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运动的策略就是鼓励全体会员到警察局去自愿被逮捕，并要求逮捕后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支付罚款；这样，组织的领导层在宣布非法后几乎面临崩溃。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不同。它对这一法令在思想上缺乏准备，这是因为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鼓吹过使用暴力，每次行动都以温和的方式和公开的号召来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后不久提出的M计划的设想，就是组织有朝一日丧失合法地位而被迫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的实施为城镇支部保存了一部分基本力量。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拒绝解散，并立即转入地下活动，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非法组织法”是南非政府对民主力量的一次反扑。它不仅使政府有权禁止任何组织的活动，还对策动罢工的组织者或违抗法律的人处以极严厉的刑罚：5年以下的徒刑，500英镑罚款，鞭抽10下，或是其中的两项并罚。这比蔑视运动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处罚重了10倍。当时对上述违法的处置是6个月监禁或50英镑罚款，或两项并罚。 而制定这些法律的基本依据是这些组织旨在用暴力推翻政府。司法部长弗朗索瓦·伊拉斯摩斯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南非任何主张白人至上和白人领导的白人政府屈膝投降，他们不指望和平和秩序。他们需要的不是使南非所有的班图人挣1英镑一天，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其他非洲人参加运动，指责卢图利和其他非洲领导人是暗地里策划暴力行动的两面派。 白人政府的另一条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南非黑人，他们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意愿。伊拉斯摩斯认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有70000人，“还不到全体班图人的1％”。政府与班图人沟通的最好办法是土著权力机构，而不是这两个激进组织。据他们看来，“99％的班图人支持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对政府的强硬政策，也有不同意见。统一党和进步党认为，不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目的如何，他们的组织并未对现状构成威胁。这种镇压手段只会导致更强烈的反抗。要求得稳定，城市的黑人必须有某种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非法组织法”实施的第二天，4月9日，一个被时局搅得神经失常的德兰士瓦的白人农场主开枪打伤南非总理维沃尔德。10天后，土地部长保罗·索尔发表讲话，认为南非旧的历史在沙佩维尔结束，国家应重新认真地考虑它的种族关系政策。有些白人雇主慑于动乱中爆发出来的黑人力量，主动给黑人雇员增加工资。 非洲人国民大会面对政府的镇压措施，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它派出了坦博、诺克韦等一批谈判能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到国外寻求国际援助并开展其他工作。4月8日晚上，从开普敦逃出来的坦博化装成塞戈尔的司机，俩人连夜驱车到达约翰内斯堡。在与其他的非国大领导商量后，塞戈尔又驾车将坦博送到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边境。凌晨3点钟，他们进入了贝专纳兰，然后又在车里睡了一觉。早上，他们走进了地区长官的办公室，“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1960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坦博和马基韦纳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尤素福·达杜、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发言人纳纳·马霍莫和彼得·莫洛齐发起成立了南非统一战线。这个协调组织一成立，就在阿克拉、开罗、达累斯萨拉姆和伦敦等地积极工作，一方面寻求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要求国际上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不幸的是，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南非国内的领导人极力反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合行动，这个统一战线只存在了18个月就夭折了。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内力量团结在曼德拉和西苏鲁的周围，积极策划下一步行动。1961年3月25日，在彼得马里茨堡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应非洲人国民大会取缔前提出召开“全国国民大会”的要求而召开的。大会提出，全国国民大会的代表由选举产生，不受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全国国民大会必须具有最高权力，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新宪法”。 出席大会的代表主要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共有近1400名，分别代表政治、文化、宗教等组织。大会选举曼德拉为“全国行动委员会”的领袖，并委托他负责向政府转达大会的要求。如果政府拒绝召集国民大会，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待在家里”的示威活动，为期3天。散会后，曼德拉立即向养病中的卢图利汇报，随后赶回比勒陀利亚听候审判结果。在叛国罪审判一结束，他即转入地下，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领导运动。 与此同时，独立的非洲国家给予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以全力支持。当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于1961年3月25日至30日在开罗举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均派出代表团参加。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团团长纳纳·纳尔逊·马霍莫在发言中要求大会通过决议，促使所有非洲国家全面贯彻对南非和南非货物实行抵制。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谴责继续在南非投资的企业，建议英联邦国家同南非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呼吁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和世界爱好启由的国家： 1．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关系； 2．禁止南非的船只和按该国法律登记的其他船只驶入它们的一切港口； 3．不让它们自己的船只进入南非的港口； 4．抵制南非的货物； 5．拒绝南非联邦政府的飞机和按该联邦法律登记的航空公司的飞机使用它们的机场； 6．号召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并号召其他非洲地区，阻止劳动者在南非联邦的矿井和工厂中就业； 7．号召非洲和全世界的工会和劳动者拒绝装卸来自或运往南非联邦的货物； 8．热烈欢迎国际足球协会驱逐南非联邦的意图，并鼓励成立非洲国家体育联合会。 这个决议给流亡在外的两个被南非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组织的办事处和在南非国内正在进行地下斗争的解放运动以极大鼓舞。当时南非的民主力量正在曼德拉的组织下准备对政府施加压力。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致函维沃尔德，指出如果不顾广大黑人群众的意愿，一意孤行地建立白人共和国，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也正是在这一天，未来南非共和国的宪法在议会经过辩论以后被大总督通过。根据计划，南非联邦将于5月31日成为南非共和国。曼德拉在信上指出，只有召开“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才能避免出现危险的局面。对于这封信，南非总理未予答复，只是在议会辩论时承认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并称曼德拉态度狂妄。 5月上旬，曼德拉又写信给统一党领导人，该党为议会最大的反对党。他希望统一党能审时度势，与绝大多数黑人团结起来，孤立国民党政府，共创南非的新未来。但统一党虽然对国民党的政策表示不满，但该党领袖德·威利尔斯·格拉夫从未想到过消除白人统治。他的策略是鼓励黑人中产阶级，并保证上台后将对合格的非洲人免除通行证限制。对曼德拉的提议，他没有给予答复。 鉴于政府对建议不予理睬，曼德拉号召5月底在全国举行3天罢工。从5月下旬起，警察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捕，共逮捕数千人。集会被禁止，印刷所遭搜查，罢工传单被没收。曼德拉对警方的野蛮行径表示抗议，但白人报纸拒登他的声明，并警告人们不要响应他的号召。同时，在大肆渲染黑人的颠覆计划的烟幕中，白人纷纷成立自卫队或突击队，以反击所谓“最新动乱”，一时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1961年5月29日，南非各地群众响应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号召，开始了为期3天的罢工，罢工采取的是待在家里的形式。伊丽莎白港的反应最热烈，经过29日一晚的动员和准备，5月30日有75％的人参加了罢工。还有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曼德拉描述了这次罢工的情景： 在罢工开始之前和罢工期间，面对政府和雇主空前的恐吓与威胁以及新闻界大肆的欺骗与歪曲，南非热爱自由的人民对彼得马里茨堡会议的历史性和挑战性的决议给予了巨大的、坚决的支持。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城乡的商人，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学生，被真正的爱国主义所鼓舞。他们面对失业、撤消营业执照和丢掉学业的威胁，都挺身而出，以感人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反对少数人强加于我们的白人共和国。鉴于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敌对力量的强大的阵势，以及我们工作条件的艰难和危险，我们取得的成果是最鼓舞人心的。 但是，从整体上和造成的世界影响看，这次罢工是不成功的。曼德拉不得不在罢工的第二天即宣布停止罢工。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他坦然承认罢工组织得不理想。然而，从南非政府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和动员其他力量来镇压这场和平罢工这一点看，罢工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第一，非洲人国民大会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人民对它的号召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组织这一场罢工，向整个世界、南非人民和非国大成员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在新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仍具有战斗力。第三，南非政府的镇压业已表明，虽然它可以宣布非国大为非法组织，但掩盖不了这一事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罢工后，曼德拉开始考虑新的斗争方式。他在接受采访时郑重声明：“如果政府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头脑中，非暴力政策的一章正在结束。”此时，他尚未正式提出暴力斗争方式，只是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行政策提出质疑。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仍然坚持非暴力手段，曼德拉尖锐地提出：“当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政府所采取的野蛮行为，给非洲人带来那么多痛苦和灾难之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在与几个意见相近的领导人商量之后，曼德拉提出了一个能为广大会员所接受的方案：有限制地使用暴力。这是一种针对财产而非针对个人的破坏运动。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亦不袭击南非军队和警察，更不使用暗杀手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担心任何“不加区别对待的暴力”可能激起南非的种族战争。因为非洲人对白人和白人政权是恨之入骨的，而白人政权总是以大规模的屠杀来对非洲人的反抗施行报复。随着政府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围剿搜捕，曼德拉依靠人民的支持，继续从事新时期的组织恢复工作。 6月份，南非警察局已发出逮捕曼德拉的通缉令。全国行动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曼德拉应坚持斗争，不要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曼德拉表示接受这个建议，“我将不向一个我不承认的政府投案。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认识到，在这个国家当前的条件下，把自己交给警察，寻求廉价的牺牲是幼稚和犯罪。”前面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这个任务意味着一条更为艰难的路，曼德拉清楚地认识到，它比坐牢更承担风险和困苦，“我不得不与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不得不离开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个被流放的人那样生活。我不得不关闭我的事务所，丢掉我的职业，像我的人民中很多人那样，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 在临离开的那天，曼德拉回了一趟家。他没有时间和温妮卿卿我我地叙别，温妮忙着为他打点行装。可是，当她提着准备好的大旅行袋出来时，曼德拉已经走了。她甚至没来得及说声“再见”，她可爱的丈夫就告别了。温妮后来回忆道： 在第二天下午的报纸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他出现在披得马里茨堡，给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大会讲了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对他的禁令已经到期了。看到丈夫作为家庭的一员合法地住在家里，那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下他彻底献身的决定。 我觉得他是不忍心告诉我。尽管他表现出那样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他内心却充满柔情。在那一个星期里，我注意到他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我记得当时曾问他是否有什么事使他担心。后来，有一天在洗他的衬衫之前，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单据，他付了6个月的房租——那是很不正常的。我想，他正在试图减轻我的痛苦，想办法让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比较轻松地面对生活。此外，我们的汽车有些毛病，他突然把它修好了，停放在车库里。 这就是他转入地下斗争的那天。接下来便是极为艰难的日子。 很明显，曼德拉在转入地下之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为了尽量减轻温妮的负担，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人民的事业和家庭的温暖两者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前者。 维沃尔德政府用尽了一切恐怖、威胁和残暴的手法来对付南非人民、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领导人。警察力量在1955年只有20000人，到1962年已达50000人。另外，政府还有组织地、单独或集体地把白人都武装起来。它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成立了“斯凯特民团”（狙击小组）、步枪俱乐部、妇女手枪俱乐部等组织。据国防部长表示，在300万白人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动25万名男女投入行动。 在加紧镇压的同时，南非政府积极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然而，这一所谓的“班图人自治计划”遭到了广大黑人农民的强烈反对。一些农民组织继续进行地下活动，集会一般均在夜间转移到树林里或山区举行。1960年8月，警察在特兰斯凯的恩库扎山发现了这样的集会，他们就马上对群众开枪，打死了11人，还打伤了很多人。1962年12月，警察又对在特兰斯凯的卡马塔举行的农民集会开火，打死了6个人。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许多农村地区早已于1957年就被宣布非法了，农村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地区。一方面，南非政权强行建立班图政权，拉拢一些驯服的酋长。另一方面，这种种族隔离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曼德拉曾指出：“一个又一个酋长，因为抵制‘班图政权’计划而被废黜或被驱逐出家园。班图斯坦并不是为表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不幸的是，温妮的父亲竟然支持政府的政策。当南非政权扶持起曼德拉的那位堂兄凯泽·马坦齐马酋长统治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时，温妮的父亲成为土地和农业部部长。 为反抗政府的班图人自治计划，温妮的家乡庞多兰的农民举行了起义。这场起义长达9个月。一个由起义领袖组成的称为“英塔巴”的组织从1960年5月起，开始在这块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大约180000人实行某种程度的权威。这一组织取代了传统的酋长法庭，在涉及土地分配等问题实行仲裁；更重要的是，它无视政府建立的班图权威机构。在英塔巴的领导下，黑人群众杀死了17名酋长、头人及其卫兵，使所谓班图权威系统陷入瘫痪状态。 政府对这一反抗进行残酷镇压，但遇到的是更强烈的反抗。起义者一方面派人躲过警察的搜捕，潜入城市，来到曼德拉的家里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对与白人政权合作的酋长进行惩罚。温妮的父亲也被当作通敌分子受到攻击。在一个星期内，比赞纳地区有29名亲政府黑人的克拉尔被烧毁。后来，温妮回忆起当时她父亲的处境时，心里仍然很难受，“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作出巨大的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疤。” 到7月份，政府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庞多兰地区的骚乱进行调查。在这一期间，一位比赞纳的白铁匠恩诺奇·姆伯赫勒代表庞多兰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直送到联合国。这一行动与其他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证词充分表明庞多兰起义绝非仅仅是由地区的矛盾引起，它与反对班图教育法，黑人在议会没有政治代表，由于通行证法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政府对黑人解放运动的严厉措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调查委员会仅仅对一些小怨言答应予以纠正，对上述的政治不满置若罔闻。 庞多兰的农民运动到11月份达到高潮。为抗议警方逮捕运动的领导人，庞多兰人将村庄人口都堵住，对各种商品进行抵制，以求各种商人向政府反映其不满。同时，他们还对劳力招募处进行抵制。这一抵制运动一直延续到1961年1月5日。最终，约5000庞多兰人遭到逮捕，在监狱里遭到野蛮虐待。这一镇压使起义丧失了领导，因而在2月底，整个运动失败了。正常的田园生活也因此永远消失。农民不得不卖掉赖以为生的牲畜以交纳抵抗运动期间欠下的税款。这时，曼德拉已认识到在农村组织动员工作的潜力很大。他在体验了这种生活后，不无感触地说：“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 在整个特兰斯凯地区，政府极力推行所谓班图人自治计划。从1960年起，那里就存在着紧急状态。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人并有权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无限期地拘押在监狱。成百的著名黑人运动领导人在他们的家乡受到追踪，更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跑到山区和树林里继续组织抵抗。在1962年，特兰斯凯就有30个非洲人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南非法院判处死刑并被处死。然而，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1961年6月26日，是蔑视运动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转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号召全体南非人民采取不合作态度，用不合作这个武器将政府送进坟墓。“黑人的全部力量必须动员起来，撤消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合作”。同时，他呼吁国际社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要求国际组织开除南非，并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南非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郑重声明： 在今后一段艰苦的斗争中，我将继续担任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发言人。我将和你们肩并肩与政府进行斗争，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直到赢得胜利。……我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来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时代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肆无忌惮的暴力政策迫使曼德拉思考新的斗争方式。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新的一页即将揭开。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四章 民族之矛第十四章 民族之矛 ·一连串的爆炸声宣告了“民族之矛”的诞生 ·斗争方式的选择 ·卢图利酋长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力量属于我们！” ·最高指挥部选在哪里 ·“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建立“波戈” 在阿非里卡人的政治神话中，12月16日的民族节是其中的一个。据传，1838年12月15日祖鲁人酋长丁干的军队与布尔人对峙。布尔人当晚向上帝宣誓许愿：如果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丁干军队，以后情愿每年作一次祈祷，以示感恩。第二天的战斗以布尔人大胜而结束，约3000名祖鲁士兵被杀死，布尔人却只有2人受伤，无一人阵亡。此后这一天被称为“丁干日”。1910年，南非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将这一天定为国家节日。1952年“丁干日”改名为“圣约日”。1980年，“圣约日”再次改为“宣誓日”。不论这一史实是否属于捏造，这一天已成为阿非里卡人每年的庆典。 1961年12月16日，一连串的爆炸事件打断了阿非里卡人举办的“圣约日”喜庆活动。在约翰内斯堡爆炸了10枚炸弹，伊丽莎白港5枚，毁坏了一些高压电架和政府建筑物。警方发现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制的炸药和炸弹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恩孔托·维·西斯维（民族之矛）向南非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这个新的地下组织在自己的小册子上声明： 这是由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团体。它的队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们希望，我们会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为时不太晚之前就醒悟过来，以便在事态发展到打内战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变。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对国民党人准备内战和军事统治是一个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不推翻国民党人，他们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幸福和福利。 民族之矛是由纳尔逊·曼德拉亲手组建、亲自领导的。上章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非法后，它的领导人拒绝解散，而且转入地下。为此，曼德拉4月转入地下活动，5月组织了罢工。6月初，曼德拉经过对南非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习惯以武力回答人民的和平要求时，如果非洲人继续鼓吹和平与非暴力的政策，这将是不现实的和错误的。 这种看法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贯政策产生了矛盾。非国大是一个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其成员是根据它明确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这样，该组织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能进行暴力活动。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将不再反对适当控制的暴力，参加这种有限制暴力的成员也不会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处分。换句话说，卢图利的和平非暴力路线和曼德拉的暴力路线在进行了适当的交锋后相互妥协了。 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重大的政策的改变在程序上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考虑到卢图利的地位和他对暴力手段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曼德拉和西苏鲁等人未将这一决定告知卢图利。 第二，这一重大的政策改变亦未经过各基层组织的同意。尽管这种做法避免了使卢图利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基层卷入政策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之中，因而在战术上是正确的，但却在非国大的成员中引起了一些混乱。 曼德拉主张暴力手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从沙佩维尔等惨案中他看到了种族主义政权的狰狞面目，看到了黑人群众在白人军警的子弹下痛苦呻吟的悲惨场景外，他更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两难境地：要么坚持非暴力手段，它将失去已经支持了自己近50年的黑人群众，将失去起码的战斗力；要么采取暴力手段，这将意味着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卢图利所主张的非暴力政策的违背。他一贯主张和平，反对暴力，这也是他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坚强信念。 曼德拉在权衡利害得失之后，决定只能采取后一种选择。他认为，正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保存这个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是他的责任。但他严肃地承诺了组织的要求：新建立的军事组织虽由他组建，但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领导。未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它决不采取任何与确定方针不同的行动。经过讨论，这一军事组织的名称定为“恩孔托·维·西斯维”，即祖鲁语“民族之矛”的意思。民族之矛正式成立于1961年11月，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同，吸收各个种族的人参加。① ①一般都认为民族之矛成立于1961年12月16日，即爆炸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但曼德拉在1964年4月20日的法庭供述中明确指出：“民族之矛在1961年11月成立。” 在当时情况下，可供民族之矛选择的武装斗争方式有4种：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和公开的革命。曼德拉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首先，游击战争与公开革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而已被种族矛盾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非将会因此而导致分裂或被战争留下永久的创伤。其次，恐怖活动亦将给种族关系带来不可弥补的裂缝。况且，这种手段的对象往往对人而不对物。第三，破坏活动不以人为目标，可避免杀伤生命，把种族仇恨降低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一方针，破坏目标主要是经济、交通和通讯设施。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使外国资本撤离，从而使严重依赖外资和外贸的南非经济遭受损失；而这将迫使南非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 “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者战斗。南非正面临这样的时刻。我们决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要尽我们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当南非政权听到民族之矛这一庄严声明时，它预感到自己的灭顶之灾；当非洲黑人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无不欢欣鼓舞；当世界政坛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认识到南非黑人的政治斗争已经改变了以往的策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民族之矛的第一批炸弹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卢图利参加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60年）仪式之后刚回到南非时爆炸的。这是第一位非洲黑人获此殊荣，也是世界和平人士对卢图利非暴力立场的肯定。当1960年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后来不得不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让他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在领奖仪式上，卢图利一方面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感，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告诉世界舆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怎样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种族战争： 在南非，很容易将对白人统治自然愤怒的感情转变为仇恨的感情和反对白人社会的复仇愿望，这之所以没有发生并非偶然。这是因为非洲领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鼓舞下，有意识并明智地采取了坚决反对种族自负的立场……我们的目标历来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它将捍卫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民的权利。 约翰内斯堡等地12月16日的爆炸声并非对卢图利和平宣言的讽刺，而是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历史嘲弄！ 实现从非暴力手段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转移，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主观和内部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条件：非洲的独立运动已横扫整个大陆，到1961年这一运动已日益逼近南方尚未解放的由白人控制的国家。这一形势对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而言，意味着南非黑人解放力量可以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基地。从这。些基地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获得进行武装斗争的训练和装备。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 民族之矛的志愿者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并一般须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领导人（往往是曼德拉自己）选定。这些志愿者必须具备三个起码的政治条件：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信念和决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或在以往民主活动中的卓越表现，以及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新的暴力策略的公开支持。民族之矛的首批志愿者英德里斯·耐多曾回忆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会见。 那是1961年10月底的一天，一些印度人大会的军事人员接到总部命令，于下午7时55分到约翰内斯堡的福兹堡的一间房子里集合。7时55分，所有接到通知的人都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这时，一个人走进房间，机敏地用眼睛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圈。在确信一切正常后，他出去了。几分钟以后，他又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高大魁梧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条很脏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工装裤。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请坐下来，同志们，”他那平易近人的声音一出口，房子里的人骚动起来。原来他是纳尔逊·曼德拉，这声音在座的人都熟悉。可见，曼德拉的化妆确实很成功：他那富有魅力的中间隔开的小分头不见了，同时留起了小胡子。他告诉在座的同志们：武装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非国大一向试图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解放，但目前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已被政府堵塞，因而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随后，他向大家谈起他将去国外联系的一些情况。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我们都冲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耐多激动地回忆。 这些志愿者在经过极严格的挑选并认为合格后，便举行集体宣誓。他们右手紧握拳头，发誓坚守秘密，并不断重复“力量属于我们的！”这句话，最后唱“马易布耶！阿非利加！（回归吧，非洲！）”。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任何分配的任务，并被警告如果拒绝执行最高层的命令将可能导致被处极刑。在民族之矛组织里的人必须保守秘密，关于组织的情况和接受的任务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告知。很多组织成员仍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外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的最高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利沃尼亚的一个名叫利里斯利夫的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乔·斯洛沃、安德鲁·姆兰基尼和雷蒙·姆赫拉巴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这个小农场占地28英亩，是通过一个南非共产党员阿瑟·戈德雷奇买下的。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配置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一台发报机、打字机和复印装置。农场还有一条秘密通道，只有最高指挥部的几个人知道，主要用于传达命令和接受信息情报。民族之矛的成员在这里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在初创期。曼德拉在1962年1月出国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尽管这里是白人区，地方隐蔽，但过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的往来出入难免不引起怀疑。斯洛沃后来也承认，“利沃尼亚终将有一天被发现并被捣毁。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要来三次，其他人也差不多”。一年半后，利沃尼亚果然被南非警方捣毁。 民族之矛还在约翰内斯堡郊外一个叫山景的地方买了一处地产，主要用来作躲避警察追踪的秘密藏身处；同时还有一处称作特雷瓦林的地方用来作军火库，这一所房子地处克鲁格斯多普。所有这些地产的资金来源有两处，一是南非共产党提供的，如利沃尼亚在作为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的同时，南非共产党也把它作为活动点，凯西、布莱姆·费希尔、戈德雷奇和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在此活动。另一笔资金则是曼德拉1962年出访非洲各国时所受的馈赠。 尽管称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在初创时期可说是一无所有。很多成员连枪都没有。虽然有些人当过兵，但在初期，组织所需要的是非常起码的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很多人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中间最有经验的是杰克·霍奇森，他是约翰内斯堡支部的共产党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战役。当时，霍奇森和他的夫人丽卡的住房成了“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为了躲过警察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的高锰酸钾运到这间住房，斯洛沃等人每天用研钵和材将这些矿石捣碎，碾成粉末。在12月16日第一次炸弹事件以后，大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住宅都受到袭击，警察力图在这些房子里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值得庆幸的是，霍奇森的住房得以幸免。“如果警察搜查那儿，他们将发现高锰酸钾布满了墙壁、窗帘、地毯和每一个缝隙。” 霍奇森负责在他的厨房里生产一种定时炸弹。这是用从约翰内斯堡的文具店买来的一种特殊型号的圆珠笔上的细管子做成的。经过一道道既复杂又原始的危险工序才最后做成了定时装置。在最后测试时，霍奇森选中了一所被遗弃的砖房，并做好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正当他们准备开始爆破试验时，一个陌生人出现了。很明显，他是这所房子的看护人。曼德拉当机立断：由他上前去与来人交涉，其余的人把试验用品搬进砖房。经过曼德拉的一番说服工作，这位祖鲁人欣然同意他们使用这所房子。在这里，莫洛托夫燃烧瓶和炸弹的两项试验均告成功。 实施破坏的工作亦是充满风险。有一天，斯洛沃受命去炸毁约翰内斯堡的操练厅，1956年叛国案的最初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使用的炸药正是霍奇森研制成功的那种用圆珠笔筒做成的定时装置。斯洛沃在这个地方侦察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爆炸地点。正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有约50名黑人清洁工在现场，他十分沮丧，只好另找其他地方。 这时已过了下班时间，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斯洛沃在周围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个有大木柜的办公室。他从袋里拿出瓶状的自制炸弹，正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柜子后面，突然一个陌生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斯洛沃扭过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值班的军士长。斯洛沃很担心在和这位不速之客谈话时会引起炸药爆炸，赶紧编了一套谎话：“对不起，我弟弟收到了服兵役的征召令，他希望能免除义务。”“请跟我来吧。”军士长有礼貌地说。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洛沃来到此地的真实目的。斯洛沃心跳激烈，担心那小瓶子里的碱会很快腐蚀那块薄薄的纸卡片。幸好负责免除义务的官员不在，这使两人都免掉了一场灾祸。 还有一次，民族之矛行动小组成功地摧毁了纳塔尔地区的3座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从而使德班陷入漆黑。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中胡乱猜测，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干的，还有的则推测这是古巴人的阴谋。更有意思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民族之矛成员艾布拉辛·伊斯麦尔·艾布拉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世纪》的记者，编辑部决定派他去采访这一爆炸事件。“我拿着照像机，下午到了出事的地点去为摧毁的铁塔拍照。我到那儿后就问当地人铁塔在哪里，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是破坏者之一。” 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司法部长在议会宣布的数字，截至1964年3月10日，南非共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在对民族之矛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起诉书上共列出193起破坏行动，但其中有些并非民族之矛所为，而纯粹是非洲黑人个人的破坏行为。 在这193起破坏行动中，有72起属于一般性质，如放火烧信箱，剪断电线等等；另有95起燃烧弹破坏，主要是针对公共建筑物。还有7起破坏行动性质严重，规模亦较大，主要是使用炸药企图摧毁铁路信号系统，重要的电力设施。在这些破坏行动中，以伊丽莎白港卷入次数为最多，共58起，其中31起的后果比较轻微；其次为开普敦，有35起事件。第三位是约翰内斯堡，这里发生的31起破坏主要是投掷燃烧弹引起。第四位是德班，亦主要是燃烧弹引起。 当然，在实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尽管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要遵守纪律，尽量避免流血行动，但民族之矛的成员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仍有过火行为。在23次行动中，有18次是针对铁路运输，甚至还朝旅客车厢里扔过两枚汽油弹，另有5起炸弹案则威胁了生命。另有23起行动则主要是针对个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这些超出规定的破坏行动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也开始着手其游击战训练计划。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潜离南非，到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游击战训练，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国外受训的人员之一。由于输送出国危险多、费用大，在1962年圣诞节之后，最高指挥部在西开普的马姆瑞地区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对准备送出国的候选人进行培训，由丹尼斯·戈尔德伯格担任教官，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以及一些战地训练，如急救措施、使用战地电话、无线电装置和油印机。但这个营地没有存在多久，因为警察在听到风声后对一些参与人员进行了传讯。 在这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曼德拉也惦记着他的温妮和孩子们。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的搜捕，有时深夜潜回奥兰多家中，呆上一个小时，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只有在1961年底那段时间，他有时将温妮和孩子接到利里斯利夫农场，团聚几个小时。在这里，温妮为曼德拉做饭忙家务，而孩子们则与曼德拉尽情嬉闹。这些家庭欢聚的时刻在大女儿津妮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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