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图教育法”规定：对班图人的教育监督权由州当局移交给土著事务部。班图人的学校分为三类：国立学校、教会学校和非洲人部落或村社自办的学校。第一类学校由国库开支，第二、三类学校由国家提供津贴。土著事务部部长对处理班图人学校的一切问题拥有无限权力。未经他同意、不能开办任何学校。学校教学必须符合“班图教育法”的原则和政策。任何人要到政府资助的学校教书，都必须经过政府办的师资学校的训练。 该法案还规定，在政府拨出的固定数目的班图人教育经费之外，超过部分均要由黑人自己补贴。用于黑人的教育经费极其有限，严重影响了黑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亦大大加重了黑人的负担。由于校务委员会和校际委员会要由当地政府指定或批准，这就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对各级教育机构的控制。 针对维沃尔德的教育法案，曼德拉提出进行抵制。其具体办法是建立社区学校。他提出，让每一座棚屋都成为孩子们学文化受教育的场所。在当时，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每人44英镑，而非洲人学生每人不到8英镑。“班图教育法”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这种差距。曼德拉告诫人们：“当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时，那么将不是父母，而是土著事务部来决定某个非洲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遗憾的是，在实施社区学校的过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少数志愿人员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被迫关门。因为按照新法律，学校的设立必须得到土著事务部部长的批准，否则，传播教育构成违法，可以罚款或监禁。曼德拉不顾对他的禁令，通过书面声明，向人民呼吁：“我们宣布坚信人权宣言所阐明的人人受教育的原则。那样的教育应该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宗旨。它将促进民族、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理解、容忍和友谊，并将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活动。父母将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要接受哪种教育。” 同年，马兰政府还颁布了“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这项法令是根据政府在1948年设立的工业立法研究委员会的结论制定的。它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减少非洲工人的权利。劳工部长在议会通过这项法令时宣称，“绝大多数议员不允许土著掌握罢工这个武器。”他还恶狠狠地说，“我希望取消土著工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这一法案，指出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剥夺非洲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一般权利，为了破坏现存的非洲工人工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非洲工人抵制和反抗这一法案的实施。曼德拉因受禁令管制，只能通过报刊杂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在给《解放》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从而剥夺了非洲人用以改善其处境的武器。这种措施旨在破坏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非洲人工会组织……”。他号召每一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都应“坚定不移地为非洲人工会的存在而斗争。” 曼德拉就是这样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在他进行辩护的法庭上，很多官员对他十分客气，但他也受到不少人的歧视。对此，他总是分别对待。有一次，在堪普顿公园的地方法庭上，法官有意阻挠曼德拉对证人的盘问。每次当法官打断他的问话时，曼德拉总是以职业的礼貌向法官鞠一躬，然后准备继续进行盘问。而一旦他开口，法官又无故打断。这样反复数次以后，观众席上的黑人意识到法官的卑劣用心，开始发出嘘嘘声并用脚蹬地表示抗议。曼德拉想了一会儿，坐下去然后站起来再一次准备盘问。然而，这位不知趣的法官再一次打断他。这时，曼德拉转过身来，背对着法官面向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观众席顿时响起了掌声和口哨声。满脸涨得通红的法官只好举起他的小木槌猛击桌子，要求肃静。原告乘势要求作藐视法庭罪处理，理由是辩护律师向法庭作了一个粗鲁的动作。但是，这位自讨没趣的法官自知理亏，只好让事情过去了。 曼德拉的成功不仅引起了白人律师的忌恨，亦引起了他们的恐惧。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将曼德拉除名，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蔑视不公正法律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该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有的行为标准不合”。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白人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伸张正义。最后，最高法院认为，曼德拉并没有超出律师权利范围，作为一名律师，参加他的人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并不是什么耻辱，即使他的活动与国家的法律相违背。最高法院拒绝了法律协会的要求，并判法律协会交纳赔偿金。 “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对我有利的裁决，我就应当停止政治活动”，曼德拉对裁决的态度十分明确。实际上，从他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副主席那一天起，他就在考虑国民大会在新形势下的组织结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受到管制禁令期间，他制定、提出并开始实施所谓的M计划。① ①M计划：亦称“曼德拉计划”。M是曼德拉（Mandela）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九章 自由宪章第九章 自由宪章 ·M计划 ·“你对自由的看法是什么？” ·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动 ·伊弗林的最后通牒 ·离婚之后：柳暗花明又一村 玛丽·本森将蔑视运动称为“一次惊人的胜利”，她对当时场景的描绘栩栩如生： 在响应号召的10000名志愿人员中，有8500多人不顾警察暴行的威吓，不顾雇主的开除，也不顾大量报刊和无线电广播的恶意宣传，甘愿坐监牢。有些教师过去一向是不参加活动的，现在也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参加反抗。联合国已经受到震动，开始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世界舆论对非白种人的反压迫运动也予以前所未有的认真关注。甚至南非政府也不谈“白人统治”而开始谈论“班图斯坦”和班图人的自治问题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威信提高了；会员人数成倍地增加到100000人以上。然而，不公正的法令依然原封未动，确切地说，反而增加了。 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律运动确实引起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恐慌，各项镇压法令亦随之增加，如“公共治安法”和“刑法修正案”就是其中的两项。这两项法令在议会通过时甚至得到了反对党——统一党的支持。第一项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全国或某一地区处于戒严状态，并且有权废除任何法令。 第二项法令更是大大加重了对不服从现行种族歧视法令的行为的处置办法。对“抗议某一项法令”的行为处以300英镑以下的罚款、3年以下的监禁或10鞭以下的鞭笞，而且往往三种刑罚并施。凡“劝说、鼓励或强迫他人或团体”反对任何现行法令者，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而这项法律还适用于发表关于反对种族主义法律斗争事件报道的报刊杂志发行人。 这些残暴的法令和将运动领导者进行审判、管制或监禁等一系列镇压措施，一方面使黑人解放运动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亦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急剧下降。到1953年，正式成员已降到30000名。这些新形势引起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新领导的密切关注。曼德拉认为：“我们紧迫的任务是巩固这些胜利，保存我们的组织，为重新发起进攻积聚我们的力量。” 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这就是被人们传播并实施的所谓M计划。这一计划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全国执行委员会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立即指示各省支部切实执行并监督这一计划的落实。 这一计划的具体方案是由曼德拉策划的。在蔑视运动的后期，他已注意到必须改革旧的组织方法，即用群众大会、广播声明和散发传单来调动群众的方法。同时，他从各项镇压措施的颁布，考虑到必须对政府不许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公开活动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另外，在蔑视运动中，有些支部已大大扩充，人数甚至多达几千人，这使正常的运转呈现困难。在充分考虑了上述情况后，曼德拉提出了一套新的组织系统。 这一组织系统的最小单位是以街道为核心的基层组织（cell），每条街道设立一个基层组织，并有一个组长。每7个这样的基层组织合成一个地区（zone），由一名管理代表负责。每5个这样的地区组成一个行政区（ward），由一名总代表负责。这5个地区中的一名管理代表可成为支部秘书处的成员，而支部秘书处则负责一个市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作。曼德拉的这一计划明显受了姆达的影响，后者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全国性的基层组织，这种基层组织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 M计划的目的十分明确。第一，巩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机构。第二，能够使重要决议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到该组织的每个成员，而不必用召集公开集会、发表新闻公报或印刷通告等方式。第三，在各个地方支部建立有效的、真正代表人民力量和愿望的自己的国民大会。第四，扩大和加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巩固国民大会对地方的领导。 这个计划通过以后，立即开始在德兰士瓦以及其他省的很多支部贯彻实行，而且取得了一些效果。1953年的6月至9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分别在索非亚城、杰米斯敦、克利普敦和比诺尼召开了地区会议，与会者人数增多，这从某种程度证实了这个计划的成功。不言而喻，计划的实施并不如设想的那样理想，这是因为实际操作中的很多困难。第一，这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单靠业余时间来从事这些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如纳塔尔的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所说的：“大部分人都忙于日常工作，很少有时间来承担国民大会的职责。’其次是经费问题。例如，根据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估计东开普需要35名全日制的工作人员来实施M计划，在1953年他们收到全国总部100英镑的工资。而每人每年只交会费2先令6便士。最后则是政府的各种持续不断的干扰。在1952年新选出的27名执委会成员中，有11名处于管制禁令之下。所有这些因素都妨碍了M计划的正常实施。 尽管如此，非国大副主席曼德拉仍孜孜不倦地落实新计划。1953年9月21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地区会议上，曼德拉向全体会员发出呼吁： 以自己双倍的努力切实地、出色地完成这个计划。通过艰苦、紧张的工作，通过各个地区一家一户的动员，来发展会员和加强组织。这些必须靠你们全体的努力。从现在起。国民大会成员的活动不能仅限于发表演讲和通过决议。你们的活动必须在广泛的群众工作中表现出来，这些工作将使你们能与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建立联系。你们必须保卫和维护你们的工会。如果不允许你们公开集会，那么你们应当在工厂的机器旁，在回家的火车和汽车上举行会议。你们应当在村里和棚户区召集会议。你们必须使我们人民居住的每一个住宅、每一个铺位和每一个泥土屋成为工会运动的一个分部。你们必须永不屈服。 新的领导班子在主席阿尔伯特·卢图利首长的领导下，肩负着组织机构改革的重任。卢图利出身于黑人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教会学校就读。他的家族从其祖父起即开始皈依基督教并任酋长。他毕业于纳塔尔的亚当学院。随后从事教育工作达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选为格鲁特维尔酋长。就职期间，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黑人的艰难生活。他亲眼看到，在他管辖的地区，白人政府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经济上的剥削，造成了一系列悲惨情景。这促使他更坚定地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1946年，他当选为“土著代表议事会”的成员，从1951年开始，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纳塔尔分会主席。 在蔑视运动中，他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一起，始终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政府为了加强控制，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么放弃祖鲁的格鲁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并坚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他宣布决不放弃斗争的演说大大鼓舞了当时正在逐渐降温的蔑视运动，人们对他的声明报之以热烈的欢呼。正是由于他的非凡勇气和卓越贡献，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他才被选为非国大主席。但随后的多次禁令和由于高血压导致的中风使他难以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这样，副主席曼德拉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1953年，在纽约联盟神学院作为访问学者待了3年的马修斯教授回国了。他在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提出组建一个国民议会的建议。他解释说：“‘国民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要代表本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出一部自由宪章来。”这应是一个关于未来南非的蓝图。正如卢图利评论的那样，“总而言之，我们主要不是献身于反对某种东西，尽管这是目前形势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是被为了某种东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励。”这明确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在于破坏，而是在于建设。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倡议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的响应。后者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组成的。这些组织接受了关于共同筹备人民大会的建议，并在1953年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成立，即致函国内各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建议支持召开人民大会和派代表参加全国行动委员会。南非总理马兰先生竟然也有幸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全国行动委员会”的来信。 全国行动委员会还用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发表了《告南非联邦全体公民书》。在城镇、乡村和保留地，“告公民书”和各种传单到处散发。人们饶有兴趣地谈着传单上的种种问题：“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乐园？”同时，各种各样的回答纷纷送到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更有趣的是，为了对4个提出倡议的组织和4个主要种族表示尊敬，人民大会采用4幅轮子作为标志。很快，在全国各地的围墙上就出现了用白粉或彩色绘制的这一图案。 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名向联合国南非联邦种族关系调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鉴于政府的立场，不可能指望它会怀有诚意地对待关于改善南非现状的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宣布：它们准备在1955年以前发起和召开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备忘录指出：“各个种族共同努力召集代表大会，而出席大会的代表将由全国各地区的人民直接选出，这在整个南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制定‘自由宪章’，宪章将提出南非各居民集团的要求和愿望。” 曼德拉和西苏鲁均参与并领导了南非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着重在于训练干部。为了保守秘密，这些活动多是在商店或服务中心进行的。如西苏鲁的训练工作就是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服装店进行的。来的人总是装着心不在焉地逛商店的样子，看看布料，试试衣服，直到确信没有人跟踪才偷偷溜进后面的房屋。有一次，西苏鲁有一批重要的传单需要散发，他只好带着小女儿一块来。“你从执委会带来的文件放在哪儿啦？”“在这儿呢！”他女儿撩起自己的裙子，从灯笼裤里拿出一叠还飘着油墨香的传单。结果，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在准备过程中，全国行动委员会派出一批批称为“突击旅”的志愿者。这是一些有信念、能力强又能独立工作的人。这些志愿者穿着统一的卡叽队服来到群众中间，主要是为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寻求支持者。他们的具体任务有3项：卖《新时代》报纸以筹集资金；分发各种传单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通讯《号召》；为“自由宪章”收集各种想法、看法和有价值的意见。当这些意见和要求被收集上来以后，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自由宪章》。有的回答反映了真诚的愿望。如“地区长官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希望把他撤职”。也有的则是纯朴的个人愿望。如在“你对自由的看法是什么？”这一问卷中，某人的回答使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忍俊不禁：“有10个妻子！”《自由宪章》起草后，再由曼德拉、西苏鲁等领导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他们不愿意为南非当局留下任何镇压的口实。 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全国行动委员会发出了一批邀请信，一些白人组织和政党也收到了邀请信。传单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工农群众发出了亲切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我们来谈谈这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那一小块田。 我们谈谈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谈谈赋税 谈谈牲畜，谈谈饥荒。 我们谈谈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谈谈黑暗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冷冰冰的宿舍。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克里普敦镇上一个私人的足球场。克里普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10英里的地方，是一个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居住的地方。随着会期的临近，这个绿草成茵的足球场被红旗和彩旗装饰得焕然一新。成堆的食品运来了，堆在一个角落，旁边放着一大堆柴火，这些都是为会议期间准备的。大会伙食是由凯西领导的委员会负责。 几个月来，凯西为大会的饮食费尽了心机，他从各处收集了各种炊具：锅、碗、瓢、盘。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他还专门准备了一种锡皮碗。这样，代表们可重复使用，而且散会后还可以洗涮干净留着以后用。为了买上便宜的东西，他有时得跑很远。还有一次，他从一位制碗商那里买碗，这位商人极会算计，死活不肯降价。凯西磨破了嘴角，并表示可多买一些，但这位精明的商人仍分毫不让。最后，凯西很大度地作了许诺：“把这些碗一先令一个卖给我。以后当我们在南非掌握政权后我将保证不碰你们公司一根毫毛。”这位白人老板听后很尴尬地笑了笑，最后同意了。 1955年6月21日，2884名代表和约700名观察家聚集在会场上。由于管制禁令，许多人不能到会，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担任过总书记的沃尔特·西苏鲁、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和达杜博士等领导人。会场上红旗飞扬，横幅和标语牌到处可见，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在歌声、口号声、喧哗、畅谈之中，这里成了未来民主南非的理想蓝图：黑人与印度人身着民族服装，白人和黑人在兴奋地交谈，有色人与印度人一起喝着饮料……据统计，与会者绝大部分是黑人，但其中仍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和112名白人。 在离会场不远的一间房子里，聚集着被管制法令限制的一些领袖人物，西苏鲁、达杜博士、马克斯、卡恰利亚都在场。他们不愿意失去参加会议的机会，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虽然他们看不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但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同时，他们专门安排了几名志愿者，跑步来往于他们的所在地和会场之间，及时报告会议的进程情况。卢图利酋长曾给马兰总理发了一封措辞谨慎的邀请信，但收到的回答则是一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别支队成员。 下午三时，会议开始。《自由宪章》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决不能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 “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 “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获致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 这个宪章可以说是一个在国内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应由人民管理国家”的口号，强调要解决民族问题。它既提出了一般的民主任务，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同时还制定了国家对外政策的设想。宪章庄严地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民族集团享有同等权利，人民共同享有国家的财富。精心耕耘的人共同分享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权。人们将有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的大门将被打开，人们将有房住。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有和平和友谊。”宪章以大无畏的誓言结束：“我们将毕生为争取这些自由而并肩奋斗，直至我们赢得我们的自由。” 《自由宪章》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尽管有些人对它的某些用词持不同意见，但对其基本精神没有异议。每当一个章节念完，人们都要报之掌声和欢呼声。曼德拉对《自由宪章》的精神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宪章中所列举的原则并不仅仅属于非洲人民。那些原则同样也被印度人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所采纳。此外，南非有色人大会和一部分远见卓识的欧洲人也采纳了这些原则……所有这些组织，像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样，完全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会议共开了两天，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昂。休会时，与会代表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分部的妇女领袖伊达·姆恩特娃纳的带领下唱起了一些新谱的歌。这些歌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有的是关于班图教育法的，有的是关于西苏鲁的国外旅行的，还有的是谴责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禁令的。 6月26日下午，会议已近尾声。这时突然传来了军警跑步的咋咋皮靴声。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军警，与会代表沉着而平静地唱起了自己的战歌。警察以清查“叛国嫌疑”为由，一方面由马队封锁了进出口，一方面开始大搜查，包括搜身。警察们的工作极其细致，他们连标语口号甚至广告亦没放过。两张食品摊上的招贴画成了战利品，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还有一块招牌也没逃过警察的眼睛，上面写着：“同志们。茶：3便士；茶和三明治：6便士。”所有这些后来居然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当夜幕徐徐降下时，代表们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缓缓地退场。整个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场“壮丽辉煌而又动人心弦的表演”。曼德拉评价，人民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碍，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这一在南非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会议所通过的宪章，从此成为南非一切进步力量的行动纲领。 政府又一次用最卑鄙的方法对付民主力量。1955年9月27日凌晨，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动开始了。几百份搜查证发下去了，书籍、信件、记录和日记，所有可能在审讯中成为证据的东西都被搜集并加以整理。至少有5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马修斯教授积累了几年的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料，连同他的打字机，一并被装箱运走了。警察们当然不会考虑他的这些资料是为了撰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而收集的。警察还同时加强了对南非黑人行动的各类限制。南非诗人基玛拉纳·肯都申请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南非联邦政府拒发出国护照，他用笔写下了这首《我们一定会相逢的，朋友们！》的诗歌： 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腊冬之夜有多么黑？ 它就和我的肤色 一样…… 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在寒夜时， 火炉燃得有多么热？ 它就和我国的空气 一样 朋友们， 你们不知道，不！ 我们和你们的敌人就巴望这样——， 不愿你们知道你们的近友， 那辽远的黑非洲的朋友！ 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 不愿我们黑人和白人 永远挽起手。 不愿我们的心中 流泻出和平友谊的骄傲歌声。 他们不愿意……不愿意！那又怎么样！ 我的和你们的敌人不知道 明天的白昼该有多么好， 你可无法给它锁上镣铐！ ……即使明天，朋友们，我们没有相见， 那么后天我们必定能握手言欢， 后天，我们要把黑幕揭开， 后天，我们要在一起歌唱。 歌唱和平与友谊， 歌唱没有了桎梏的大地， 反对我的和你们的仇敌 那种蛮横的旨意。 1955年底，对曼德拉的管制禁令到期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又光顾了他在奥兰多的家，对他宣布了新的禁令。所不同于以往禁令的是，这次为期5年。长期的恐惧和担忧以及曼德拉对政治的投入，对他和伊弗林的关系产生了愈来愈不利的影响。有一段时间，伊弗林离开奥兰多到纳塔尔去学习接生。在他们的女儿马卡基韦诞生不久，他们的婚姻关系终于破裂。伊弗林始终怀疑曼德拉在与其他女人约会。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释原因。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放心。最后，她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国大和她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结果只能是离婚。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他的3个孩于，但他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时，曼德拉遇到了以后以“曼德拉夫人”而闻名世界的温妮。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章 喜遇温妮第十章 喜遇温妮 ·温妮的童年 ·对奶奶的回忆：“我见到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 ·“当父亲教我历史时，我开始懂事了” ·时来运转 ·“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她的领导才华却已初露端倪” ·“我想请你吃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好吗？” ·婚礼——一条通往炼狱之路 在约翰内斯堡的区法院里，观众席上坐满了交头接耳的黑人。马上要开庭审理的是警察殴打一个黑人的案件，这个黑人是温妮的同事。温妮和几个朋友坐在观众席上，对警察的这种野蛮行径很气愤。“你知道咱们这方请的律师是谁吗？”一个朋友问温妮。“我不知道。”“是纳尔逊·曼德拉。”“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没见到过他，”温妮有点遗憾。因为她在学校时很少过问政治，同学们谈得很热烈时，偶尔一两个名字会溜进她的耳朵，“纳尔逊·曼德拉”是比较耳熟的一个名字。1955年12月，她从社会工作系毕业后，刚来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你看，他进来了。”那位朋友显得很兴奋。温妮随着她的手势望去；看到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着工整，看上去非常威严。这是温妮第一次遇见曼德拉。 温妮的全名是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她于1936年9月26日出生在庞多兰的一个小村庄里。这里可以说是南非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还过着部落生活。温妮的父亲名叫哥伦布·玛迪基泽拉，他放弃了继承酋长的机会而成为了一名公职教师。温妮是他11个孩子中的第6个。他个头高，表情冷漠。但他对学生的热爱和体贴往往使学生有一种亲近感。他所任教的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次，他向两位来学校视察的白人督察员抱怨：“您瞧，我的学生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我们的唯一教具就是黑板和粉笔。你们白人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搞好学习吗？” “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有一个学校就不错了。”一位白人督察员傲慢地说。这句话激怒了哥伦布。“白人小孩免费教育，还有免费的文具、现代的校舍设备和义务教育制，而我们黑人孩子呢？我们必须自己提供所有的东西，还必须交学费，为的就是坐在地上学习。这公平吗？”当然，这只能使督察员更为反感，他们对学生的成绩和表现更为挑剔，无端指责一番后，开着车子一溜烟走了。哥伦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的。值得庆幸的是，小温妮为他争了气。当督察员问问题时，年仅8岁的诺姆扎莫·温妮对答如流，对英语和算术的问题回答十分精确，这使督察员非常吃惊。 温妮的母亲格尔特鲁德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玛丽安希尔罗马天主教会受过教育，随后成为比赞纳地区的第一位家政学教师。尽管她自己年轻时是当地的美人，喜爱打扮；但与哥伦布结婚后，她成了一名严格的教徒。她亦用这种虔诚去要求女儿。温妮是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的： 当我还只有8岁的时候，我和小妹妹常常被她锁在屋子里，她强迫我们大声祈祷。父亲在家时，她就把我们拉到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去祷告，每日两三次。那里杂草丛生，十分僻静，她就在那里祷告。我们对这种宗教仪式一窍不通，只能学着她的样子去做。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我在中学里对教会表示反抗时，觉得那也是对她那种家庭专制的反抗。她所有的祈祷都是为孩子作的。 温妮的母亲一直盼著有一个男孩。温妮是家里的第6个孩子。她的非洲名字“诺姆扎莫”是“奋斗的女人”的意思①，而“温妮”则是在卫理公会教堂受洗礼时起的名字。温妮的爷爷有29个妻子，因此他的后代在这一地区比比皆是。在温妮12岁以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与她不同姓的人。在她的大家庭里，总有二、三十个小孩一块儿玩耍。温妮的奶奶是个很慈祥而风趣的老人，总是乐意给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情：“那些白人有着蓝色的眼睛、苍白的皮肤和又长又直的头发。当他们刚到庞多兰的时候，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扣子（指硬币）。他们来是为了偷我们的牛群，摧毁我们的文化习惯。”老太太从不正眼看白人，说起白人来总是咬牙切齿。温妮后来总是开玩笑地称她奶奶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 ①温妮·曼德拉自己的解释是：“我的非洲名字‘诺姆扎莫’在科萨语里的意思是‘考验’，也含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意思。” 老人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庞多兰地区以畜牧业为主，人民以牛群为财富的标志。但是，在有关减少畜牧业的法律之下，庞多兰地区的人民被剥夺了数以千计的牛。尽管政府有种种解释，如土地由于过多的放牧而导致流失，必须减少牛群以防止土壤流失和根除牲畜疾病，但这一政策遭到了非洲人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白人农场主对非洲人牧场土地的觊觎；第二，是白人希望得到廉价的黑人劳动力。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使他们无地可耕，无地可牧。每当说起这些事，奶奶的眼睛里就充满着仇恨，这给温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然而使温妮受益最多的仍是她的父亲。在科萨人中间，父亲的形象几乎可以说是神圣的。他的话是不可怀疑的，他的行为是孩子必须模仿的，他的教诲是孩子必须遵循的。哥伦布是一名历史教员，科萨人的9次抗英战争永远是他课程的主题。每当一些重要的日子，他总要将孩子们召集到教室旁边的那棵无花果树下，用他那激昂的语调讲述祖先的成绩。他有时激动不已，声音嘶哑了不得不放下讲稿，而到一边去控制自己的感情。温妮对父亲的讲课始终是记忆犹新： 当父亲教我历史时，我开始懂事了。比如，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怎样给我讲那次科萨战争的。我们当然有教科书，是白人编写的。而对为什么会发生9次“卡佛尔”战争，他们有他们的解释。父亲会把课本放到一边说，“好，这是书上说的。但事实是：这些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里夺走了土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最初冲突是偷牛引起的。白人偷了牛，黑人抢回去。”父亲就是这样教我们历史的。 当时，小温妮从父亲的讲课中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暗自下定决心：作为科萨人的一员，“就要从科萨人撤出的地方开始，去夺回我的土地。” 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了历史知识以外，温妮也学会了关心他人。这亦是与她过早地丧母有关。温妮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姐姐维叶娃从寄宿学校回来，咳嗽不已。那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刚从教堂为得了肺病的姐姐祈祷回来，发现女儿正在咳血。不一会儿就死在妈妈的怀里。当时，温妮才7岁。她与她的两个兄弟克里斯托夫和朗杰尔以及另一个姐姐南希，为死去的姐姐维叶娃哭得死去活来。可能是由于天天照顾维叶娃的缘故，温妮的母亲也染上了肺病（温妮认为她可能是得了癌症），不久就逝世了，她死时大约40岁。 母亲的葬礼是很隆重的。卫理会教堂的仪式是在露天举行的，因为这个村子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可容纳这么多人。家里专为祭奠杀了两头公牛和几只羊，爷爷们、奶奶们低着头，肩上披着黑色的披巾，悄悄地交谈着。母亲的棺木上盖着她喜欢穿的那件教堂服装。随后，棺木被抬到家族的墓地，坟墓周围用各种花和白色的十字架装饰着。温妮抽泣着，紧紧抓住姐姐南希。当妈妈的棺木放入坟墓时，她害怕得连眼睛也不敢睁开。 妈妈死了似后，几位姑姑决定留下来帮哥伦布料理家务。根据温妮的回忆，“我父亲的姐妹们都很凶狠，常对我们进行训斥、惩罚。孩子们不得不学会适应生活的艰辛。”母亲的逝世同时也使井井有条的家庭生活一下子乱了套，姑姑们的责骂和吼叫也无济于事。当哥伦布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以后，他决定自己来带大自己的孩子们。几位姑姑回去了，哥伦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家庭秩序。这样，除了忙于教务之外，他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整理家务。这在庞多兰是少见的。虽然人要累一些，但哥伦布和孩子们的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9岁的温妮不时去找父亲问各种问题，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温妮的自立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了。 随后的日子对温妮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妈妈死时，留下了一个3个月的男孩。这位小弟弟正是需要吃奶的时候。“于是，刚刚9岁的我，就要手忙脚乱地为弟弟准备喝奶的瓶子。晚上还要抱她几个小时，喂他糖水，哄他睡觉、”从这时起，温妮已经开始帮着父亲挑起了家务重担。在学校里，温妮也很关心她的同学们。每当有同学中途退学时，她总是要缠着父亲问清楚原因。“这是因为教育部有规定，如果交不起学费，学生就不能上课，我只好请他们回家。”哥伦布不得不向温妮解释个中原由。“可你不是老说我们一定要读书吗？”温妮固执地问。“可这是规定呀！我也毫无办法。”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哥伦布在温妮的央求下，不得不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为退学的孩子交完学费。温妮看到自己的朋友又来到学校时，开心地笑了。她为父亲的人格感到自豪。 然而，温妮对父亲的崇拜在她第一次种族歧视的经历中被动摇了。有一次，她和父亲在一家白人开办的店铺吃东西。正在他们坐等侍者时，又进来了一家三口非洲人。看上去，这三口子走了很长的路，男的买了一块面包，一点糖和一听饮料。女的抱着孩子坐在那边角落里。大概是由于饥饿，孩子开始大哭。于是，女的解开衣服开始给孩子喂奶，而男的则掰开面包，想逗逗饿坏了的孩子。突然，那个白人侍者大叫了一声，原来他看见了这场景。“快起来，给我滚出去！”他边踢着这可怜的一家人，边喊叫着。 温妮一下子惊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会有人出来管管的。遗憾得很，整个饮食店没有一个人动弹，黑人对此置若罔闻，而那个侍者的父母——这家白人店铺的主人只是哈哈大笑。温妮求助地看着父亲，她多么希望自己崇敬的父亲出来帮助这家可怜的非洲人啊。可是，父亲也一动没动，尽管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受伤害的感情。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老是教育自己要有正义感的老师，一个不断教育自己要为民族服务的可爱父亲，看到这种欺负人的恶行，竟然无动于衷？！这件事在温妮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母亲死后，家境更为艰苦了。父亲用以持家的仍是从开普教育局得到的那份微薄的工资，这仅仅相当于白人教师工资的一小部分。好在他有自己的菜园子，可以种一些作物。平时，温妮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到田间劳动和放牧，“我挤牛奶，照顾家里的绵羊和山羊，收割庄稼，这就是我肌肉发达的原因。”由于自己可以收获和养殖牛羊，温妮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三顿饭中，温妮最喜欢晚餐，除了有酸奶和玉米糊之外，更诱人的是大家围着柴火，听着口含大烟斗的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当温妮13岁时，她的学业突然中止。那天，表情阴郁的父亲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孩子，你不能再读6年级了。”“为什么？爸爸，我不是学得很好吗？”“我知道你是班上的尖子。但是，教育局来通知了，要我们立即撤消6年级这个班，理由是我们学校人数太多了。他们要把6年级转到其他地方的中学去，我们学校以后最高只开到5年级。”温妮对中途辍学的通知很是震惊，这意味着她失学了。但是，从小就养成的服从习惯，使她没有再追问或争论，那是没有用的。从此，她开始在田地里整日劳动。从耕地到收获，从挤奶到放牧，样样都干，很快她就成了一名农家好手。 然而，命运之神没有亏待她。有一天，她的一个姐姐病了，被从学校送回家来。哥伦布很快就让温妮顶了这个空缺，温妮高兴极了。新的学校在恩东吉，离家很远，爸爸就将温妮安排在外公家住宿。在恩东吉学校的日子又一次证明了温妮的能力。她刚一进校就参加了6年级的年终复习考试。由于毫无准备，她在72名考生中排位第58名。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她刻苦攻读。为了追上班里的教学进度，她有时忙到深夜。当开普教育局举办6年级统考时，温妮成了22名通过的考生之一，而当时的试题与白人学生的一样。当她兴高采烈地拿着初级证书回家时，她父亲告诉她：约翰内斯堡的一所学院招收黑人学生进行社会服务训练，这应该成为她今后的目标。 但是，要进入这所学院，每个学生都必须通过全南非统一实行的人学考试。为此，哥伦布决定将温妮送到特兰斯凯地区昆布的索伯里中等学校。这是一所卫理会教会学校。尽管1954年以后由于班图教育法的实施，很多这类学校都关闭了，但在当时，这种教会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黑人解放运动的先驱。学费是昂贵的，而温妮只能读寄宿。当时不论黑人学生多么聪明也没有奖学金。但哥伦布为了让温妮深造，则不惜任何代价。温妮的姐姐南希为了让妹妹完成学业，决定自己回家务农，并定期将剥下的金合欢树皮卖给人家，补贴温妮。 温妮在索伯里读书期间，正值曼德拉组织和领导蔑视运动。同学们谁也没有见过曼德拉，但对他极其崇拜，有些女生甚至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受这种遍布全国的政治热情的影响，索伯里中等学校的学生决定罢课，以抗议恶劣的住宿条件和教学条件。而担任总级长的温妮处境尴尬。一方面，她十分同情学生们的要求，亦愿意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她深切地感到父亲和南希为她的大学人学考试作了多少牺牲，而这场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仔细考虑，她宣布自己不参与罢课。尽管在这种状况下学习很易分心，但温妮设法排除一切干扰，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人学资格考试。 在索伯里中学学习期间，温妮亦开始逐渐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一位中学同学是这样回忆她的： 她被选为各年级学生的总级长，负责监督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全体女生。当时，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她的领导才华却已初露端倪。我们成立了辩论俱乐部。她的出类拔草之处在于有办法使同学们遵守纪律，形成一个集体。她学习成绩优秀，又喜欢体育运动，网球打得特别棒，常常在乌姆塔塔体育节上获奖。 1953年，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学校社会工作的座右铭是“认识自己”。为了节省开支，温妮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它位于杰普大街上，里面住的都是些普通工人。温妮认为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在那个旅店里开始接触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文件。”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但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卢图利酋长、曼德拉和坦博。 当时与温妮住在一起的有艾德莱迪·图库杜，她是奥立弗·坦博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着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转。尽管当时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和国民大会都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坦博的接触，加上所住之处也是国民大会成员的聚集地，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据她回忆： 就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来说，那是我政治教育的开始。住在那个旅店期间，我发现自己愈来愈接近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常同姑娘们一起到工会大厦去开会。工会大厦是工人聚会的地方，和我们打交道的工人是基层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我同南非工会大会接触的开始。 1955年12月，温妮·玛迪基泽拉从社会工作系毕业，来到了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11天，当她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位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温妮那美貌的照片竟然上了《班图世界》和《鼓》等非洲杂志。正巧，曼德拉的那位堂兄马坦齐马又到约翰内斯堡来玩，他马上注意上了温妮。不几天，他就向艾德莱迪说明了自己的心愿。“那我得和温妮谈谈。”艾德莱迪对马坦齐马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当她告知温妮这一消息，温妮很不以为然，“呸！”但她与马坦齐马仍保持联系。 当马坦齐马回到特兰斯凯以后，就开始不断给温妮写情书，有时一星期多达几封。与此同时，马坦齐马又派了他的议员们去与哥伦布谈判，准备正式求婚。当温妮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受了屈辱，从此再也没有给马坦齐马回信。马坦齐马虽然感到困惑，但仍未死心。正是在这种时候，温妮遇见了曼德拉。温妮至今对那次会面记忆犹新：① ①曼德拉关于第一次与温妮会面的描述与此不同·这里取温妮的说法。 我在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那一站走下公共汽车时，他们（指坦博和艾德莱迪）正从旁边开车过来，让我搭车。艾德莱迪·图库杜说她非常饿，我们就停在一个食品店旁边。奥立弗发现没有带钱，但他看见纳尔逊在店里，便说，“让他付钱。”后来，果然由纳尔逊付了钱。当他同艾德莱达一起走出来时，奥立弗介绍我说，“这是温妮，比赞纳人。” 当曼德拉听到坦博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位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天，曼德拉就给温妮挂了一个电话，“我想请你吃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好吗？”在1956年底，包括卢图利、西苏鲁、曼德拉等蔑视运动领导人和一些志愿者共156人被捕，他们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这时的曼德拉实际上处于保释之中。这笔基金的设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为法律所需费用筹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经济上支援那些因为遭到逮捕而丧失工作的人及其家庭。 温妮接到电话后十分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为了这次会面，我把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很合适。”最后，实在没办法，她只好向别人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那天晚上，曼德拉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这时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乔将温妮开车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很窘迫，说不出话来。但是，老练的曼德拉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已离婚。自从见到20岁的温妮后，已迷上了这位漂亮的姑娘，“我一定要娶她！”他暗下决心。 曼德拉带着温妮在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他点了一盘咖喱饭。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儿水就会好的。”曼德拉见到温妮的狼狈样，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曼德拉不断鼓励这位涉世不深的小妹妹，并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试试吧。”温妮顺从地答应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温妮总要想着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谈自己、谈家庭、谈对社会的看法。经过3个月的交往，曼德拉于1957年3月10日正式向温妮求婚。他将温妮带到一家缝纫店，“你知道，这里有个女裁缝，你一定要去找找她，她要为你做结婚礼服，你喜欢有几个伴娘？”当时两人都互相热烈地爱着对方。在求婚过程中，曼德拉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另一方面则反复向她说明了自己的不利情况。 首先，他正在等待着叛国罪的审判，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这也意味着他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其次，他一直受着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亦必须牺牲。他爱温妮，但他也必须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和面临的危险。他是否有权利也要求温妮来承担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呢？这是他不能把握的。 温妮又是如何想的呢？“当时，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了。”当哥伦布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曼德拉时，他很吃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你怎么会和他认识的？”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但也表示了某些担忧。家里人都知道纳尔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你能不能应付这种情况呢？”是啊，在传统思想还十分盛行的庞多兰，对离过婚的人总是有些风言风语的。所有这些，温妮必须作好准备。 然而，对这一切，包括曼德拉对事业至高无上的信仰，温妮都是作好了准备的。“我同他结婚时就知道，我是和他所从事的斗争相结合，和我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相结合。”1958年6月，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温妮的意愿，他们赶到庞多兰比赞纳温妮的家乡，于6月14日举行了婚礼。这是她的新生活的起点。从此，温妮·曼德拉走上了一条通往炼狱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制、拘留、监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种磨难，正如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玛纳斯·布特莱济所称颂的：“从极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她无愧于‘黑人母亲’的称号。”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一章 叛国罪案第十一章 叛国罪案 ·索布克韦另起炉灶 ·156名被告“伊然是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团” ·叛国罪—一无端的指责 ·蜜月的温情与法庭的冷酷 ·津妮出生 ·“班图斯坦法案” 自由宪章的通过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大事，但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激进派—一非洲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个宣言是一种背叛，是出卖非洲黑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即对南非土地的占有权。而对于南非政府来说，自由宪章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文件。 自由宪章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和成员分裂成为“宪章派”和“非洲主义者”两派。当自由宪章正式成文时，关于其内容的分歧和争论即已开始，这是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提议采用这个宪章作为非国大的正式政策。宪章派和非洲主义派在领导层和各分会开始了斗争、由于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一。方辞职或被开除，这场内讧引起了分裂并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大受损失。 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乔丹·思古贝恩向宪章派的领导卢图利酋长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扬言卢图利甘心在“大会联盟”中充当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工具。为抗议宪章派，他后来竟然退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非洲主义者看来，1956年4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特别会议上正式批准自由宪章证实了欧洲人想在黑人组织里当领导的决心，当时使用的手段也很不正常。宪章派把非会员塞进了这次会议，并未经审查资格证件就让这些人投票。据说，宪章是在星期六晚上通过的，而资格证件的审核工作是在星期日下午开会才进行的。因而，究竟投票者是否全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无从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已属不可避免。 1958年的消极抵抗罢工运动因两派意见不合而告流产。为此，积极反对罢工的非洲主义派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严厉批判，而当时属于宪章派的纳尔逊·曼德拉主持了对非洲主义派的大清洗，所有领导权掌握在非洲主义派手上的分会都受到了攻击。1958年11月2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德兰士瓦大会上，宪章派强行开除了许多会员，结果使非洲主义派在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1952年蔑视运动的积极分子勒巴洛带领下，集体退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成员最多、最强有力的约翰内斯堡奥兰多分会，亦随非洲主义派退出了国民大会。非洲主义者就在附近召开了自己的大会，并向当时掌握着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权的宪章派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宣称：“我们即将独立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年制定，并一直执行到组成‘大会联盟’这一时期的政策的保卫者。”尽管如此，由于把分散在各地的非洲主义者集中起来并问南非黑人开展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加上非洲主义派从主观上也不愿意分裂并缺乏分裂的精神准备，这最后一步是在1959年4月6日才迈出的。 这一天，非洲主义者在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克韦的领导下，正式宣布成立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索布克韦于1924年12月5日出生在东开普地区的一个科萨人家庭。他父亲是一位卫理会教徒，对他要求十分严格。他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尽管有肺病，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从而获得奖学金进了洛文达勒学院。后来，又从学校校长那儿获得进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的一笔资助。在黑尔堡大学时，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任青年联盟学校支部主席。1949年，他率领该校青年联盟代表团参加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积极促成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1952年，他又因参加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而被免去教职。 索布克韦对自由宪章的最大意见是该宪章不加区别地将黑人和白人统称为“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并提出“不分肤色、种族”。非洲主义者还认为，自由宪章关于民主方面的那些建议从来不提“一人一票”问题，因为“一人一票”将使欧洲人、亚洲人和混血种人的选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在1959年的“泛非主义者宣言”中，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已被“白人统治阶级的领导”俘虏过去了。 这些“领导人”认为南非的财富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们，即属于外国霸占者和本土被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上受害者所共有。他们对外国主人及其土著奴隶、白人剥削者和本土的被压迫者一视同仁。他们把受奴役的非洲人和霸主欧洲人看作亲兄弟。他们真是不可思议的天真，异想天开地脱离实际，不懂得被统治人民受到万恶的压迫、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他们的利益同白人统治阶级的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尖锐的矛盾。 曼德拉与索布克韦在40年代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又一起领导了几次大的行动。他深知索布克韦的志向和为人。同时，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群众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立将会吸引大批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为此，曼德拉对以索布克韦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认清时局，对种族主义政权和普通白人严加区别。但是未能阻止住这场分裂。结果正如曼德拉所预料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4664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是很不容易的。 早在蔑视运动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准备对国内的民主力量进行镇压。政府当局最为担忧的是各民族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大联合，因而每次起诉的法律依据也是对各个种族都适用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2年在对蔑视运动领导人的判决书中说： 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冲破种族障碍，为一切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的阶层和人民均拥有平等权利而斗争。南非联邦由于非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产生的特殊问题，已成为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这种情况将危及欧洲人的生存，因此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镇压。 为了便于进行镇压，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用混淆视听的手法，将黑人运动、共产主义与叛国罪等同起来。一方面，它开始多方收集情报资料，以便以叛国罪对民主运动的领袖进行指控；另一方面，南非政府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自由宪章的发表为南非政权提供了口实。宪章不仅反对种族歧视，还提出了人民管理国家、耕者有其田、一切财富归还给人民等民主要求。1956年6月，司法部长斯沃特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宣布：他准备对大约200名犯有叛国罪的人进行审判。 12月3日，南非进步报纸《新世纪》发表编辑部文章，就政府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逮捕发出警告。这份报纸在社论中指出，“情况越来越明显，政府准备仿效举世皆知的纳粹德国国会纵火案①的作法，以便除掉种族隔离政策最坚强的反对者。”文章反驳了政府舆论对所谓“叛国”罪的谴责，旗帜鲜明地指出：“拥护‘自由宪章’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忠诚，是国民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不是对一小撮享有特权的人的忠诚，而是对全体人民的忠诚，对公正、人道和正义的原则的忠诚，这正是南非真正的爱国主义。” ①德国法西斯阴谋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于共产党人，随后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 1956年12月5日凌晨，1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对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进行搜捕。为了渲染反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气氛，从库房调出了军用飞机。几乎在同一小时内，警察敲开了大约200所住宅的大门。在搜查住宅以后，把主人推进警车，开到约翰内斯堡的中央监狱。距离约翰内斯堡较远的地区，警察将被捕者用军用飞机押送至中央监狱。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也被敲门声惊醒，他被塞进警车并与其他被捕者一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是一场十分彻底的搜捕。被政府控以叛国罪的156人代表着南非联邦的各个种族：有105个非洲人，21个印度人，23个白人和7个有色人。这一事实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地向南非和全世界人民表明：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遭到了各个种族的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被捕者当中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和副主席曼德拉，还有奥立弗·坦博和沃尔特·西苏鲁，黑尔堡大学学院院长梅提尤斯教授和马修斯教授。被捕者中间还有其他民主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物，如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尔。他们中还有各个阶层的活动者和普通群众，如《新世纪》的编辑鲁思·弗斯特①和她的丈夫乔·斯洛沃，自由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工会大会书记里斯利·玛西纳。被捕者中还有另外19名妇女，包括丽莲·恩戈伊②和海伦·约瑟夫。③ ①鲁思·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被装在信封里的炸弹炸死，当时她正率领一个国际学术小组在那里调查移民工人的生活。 ②丽莲·恩戈伊是最重要最有权威的黑人妇女领导人之一，曾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主席，后又担任南非妇女协会主席。她从1952年起组织妇女抵抗运动。作为1956年至1961年“叛国罪”案的被告之一，她被管制11年。 ③海伦·约瑟夫出生在英国，曾是南非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也是非洲妇女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1955年在克里普敦召开的人民大会的组织者之一。1958年，在组织妇女举行大规模抗议以反对通行证法的行动中，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监狱里，警察当局企图像往常一样以种族隔离的措施对待这批新犯人。如吃早饭时只给非洲人玉米粥，而对于混血人和印度人，除玉米粥外还有咖啡。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们几乎都决定吃供给非洲人的伙食。当局在法庭上照例为被告规定了两个人口：一个是“只许欧洲人进入”的人口，另一个是“非欧洲人”的人口，被告席也用同样的标志加以区分。但是全体被捕者决定走那个“非欧洲人”人口。在被告席上，156名被告自己按姓氏的字母顺序一排排坐下，“俨然是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团”。 起诉书一开始就公然宣称： 皇家法庭①指明：参加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和承认咱由宪章’是旨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行为，这预示着革命……被告不仅拥护革命的适宜性、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等思想，而且在南非联邦居民当中散布不安情绪，挑起欧洲种族和非欧洲种族人民之间的仇恨，教唆代表大会成员起来暴动以反对现存的国家政权和利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 ①指英国法庭。当时南非联邦是英联邦自治领。1961年5月31日南非当局宣布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 当时起诉人所能拿出的主要指控材料是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以及曼德拉的演讲和文字材料。德兰士瓦的罗伯特·瑞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作为主要罪证。他当时说，“如果你们是有纪律的，当组织告诉你们不要使用暴力时，你们必须是非暴力的。如果你们是一名真正的志愿者，而要求你们使用暴力，你们必须无条件地使用暴力。你们必须谋杀！谋杀厂”这一秘密录音当然使警察局如获至宝。 针对政府的指控，首席辩护律师在发言中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本案提出的政治阴谋罪的控告，可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或纳粹党徒所捏造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它企图压制156名被告和他们代表的成千上万人所拥护的思想，并宣布这种思想为非法。”然而，他也坦然承认，所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都同意自由宪章和拥护载人这一宪章的原则。他指出，这一审判案实际上是要给不同肤色的人一律平等这种思想定罪。 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共产党的操纵或受共产主义的影响等指控，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自我表白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一次采访中，“颇有点傲慢的”美国记者向卢图利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据说你是基督教徒，你怎么会与共产党人合作呢？”卢图利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南非的抵抗运动中有共产党人，我是和他们合作。国民大会的立场是这样：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解放，我们不会为思想冲突和政治迫害而转移目标。国民大会的任何成员只能用这个组织来达到国民大会而不是其他什么组织的目标。我们将彼此不同的政治理论放在一边，直到解放的那一天。目前我们在一个固定的领域里合作，这就是解放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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