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序------------　　有的人，不仅其生前活动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其去世后，仍保有着持久、强大的影响，人们会从他的遗产中汲取教益，获得力量，继续推动社会和历史向前。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积弱积贫，孙中山最初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从那一时期起，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奋斗；在今后的若干世纪内，中华儿女也仍将继续为之奋斗。　　孙中山思想的核心的部分是坚决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实现了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古老的中华大地升起了“共和国”的大旗。此后的历史虽然反复多变，但是，将我国建成具有高度民主水平的现代国家始终是中华儿女不变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不仅期望国家富强，人民民主，而且期望民生幸福。孙中山高于他的同时代战友的地方就在于，他在领导人民进行一般的民主革命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民生”问题，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人民普遍享有“文明之福祉”，达到“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境界。　　孙中山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从提出“驱逐鞑虏”，到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到提出国家政权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从提出“平均地权”，到提出“耕者有其田”：处处体现出，孙中山能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发展自己的思想。　　孙中山又是一位大公无私的爱国者。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民国初建，他将临时大总统的崇高地位让给袁世凯，固有“知人不明”之憾，但同时不也反映出他以天下为公，视个人权位如敝屣的博大胸怀吗？　　孙中山还是一位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最初他只是一个人，然而，却毅然、决然向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发起冲击。民国建立，是孙中山理想的成功，然而，失望与挫折接踵而来。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掀起革命斗争。在晚年，他更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重视和扶助工农力量，为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打下胜利的基础。　　孙中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其经历、事迹、精神、思想都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珍贵财富。在中华民族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这一珍贵财富的作用。一切中华儿女都有了解孙中山、学习孙中山、继承孙中山事业的义务和责任。　　孙中山逝世以后，已经出版过许多关于他的著述，但是，李菁女士的这部作品，注意吸收学术界的已有成果，简明扼要，文字清新，图文并茂，相信出版以后，当必为广大读者所喜见喜阅。　　2006年11月12日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近代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百年潮》杂志主编。------------孙家的新生命------------　　1866年，已经222岁的大清王朝走过最荣耀、最辉煌的岁月，正蹒跚着迈进它的迟暮之年，这一年也是王朝传至它的第10位继承者——同治皇帝的第5个年头。年初，同治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率领的太平军余部在粤东的反清斗争，勉强维持着王朝最后的威严。　　1866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六），当一个崭新的小生命在中国南部一个普通的小村庄翠亨村诞生时，没有人会预料到，若干年后，他竟然成为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掘墓人。　　翠亨，是广东省香山县东部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的名字，它有一个美丽的寓意：透明晶莹的碧玉。翠亨村在香山县东南，离澳门37公里，背山临海，村前有小溪流过，树木苍翠，风景优美。但是村里的土地多为沙质，居民主要以种植水稻及杂粮，产量甚低，因此村民大多外出谋生。　　与中国南方很多的小村庄相似，翠亨也是一个保持着旧有习俗的小村庄，风气不甚开化。孙中山后来在海外革命，为了不被牵连，村里人不准孙家在村中造屋；而孙中山当上大总统后，附会者却说孙家因祸得福，占得好风水。　　时至此时，孙氏家族在翠亨村已居住近100年了。1813年，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生下长子孙达成，未及孙达成成年，家中田产已变卖干净，生活日渐困苦。为生计所迫，孙达成在16岁那年就到澳门去做鞋店学徒。3年辛苦的学徒生涯师满后，在澳门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鞋店作鞋匠，每月只有四元的薪水。这期间还学过裁缝，在澳门一共待了16年。　　在那个普遍早婚的年代，孙达成直到33岁才返回故里，与邻乡杨家18岁的女儿结婚。除了孙达成外，孙敬贤还有两个儿子孙学成、孙观成，他们都因生活贫苦而各自丢下妻子到海外谋生。孙学成1864年不幸在上海附近的洋面上遇难；孙观成1867年则死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矿区。孙达成夫妇于是后来又承担起照料两个弟媳的责任，因此生活依然拮据。　　孙中山之子孙科后来回忆自己的祖父母时说，孙达成面长颧高，眉毛浓长，双目炯炯，平素总是穿着粗布衣裳，留着长辫子，很有长者风度。他时常吸着草烟，坐在家门前那棵大榕树下，或一个人静静坐着，或向来聚堆聊天的邻里好友讲一些有趣的历史掌故和在澳门的见闻。夫人杨氏温雅端庄，眉清目秀，缠着一双小脚，为人善良宽厚。杨太夫人卒于1910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运筹革命大业的孙中山没有更多时间回香港参加安葬母亲，此后很多年，孙中山每提及此事，都流露出深深的不安。　　孙达成与父亲孙敬贤有一点上十分相似：迷信风水。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回忆，孙达成终年养着一个来自嘉应州的风水先生。各祖先坟地，都是孙达成亲自挑选的。由于父子两代都醉心于风水，屡屡修建坟墓，花费很大，更加重了当时的家庭困境。　　孙达成夫妇婚后第八年，即1854年生下长子，取名为眉，谱名德彰，字寿屏；1857年生长女金星，3岁夭折；1860年生次子德祐，5岁夭折；1863年生次女妙茜。　　当第3个儿子在1866年降到人世时，按照族谱，孙达成夫妇为其取名“德明”，幼名帝象——据说是孙中山出生后其祖母请算卦先生算命，算卦先生说孙中山是“天子命”，于是孙家人为其取名“帝象”；稍长大后又取名“文”（为从事秘密活动，孙文曾化名中山樵、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嘉诺、艾斯高野等。孙中山的名字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被叫响，而日本仍习惯称其为“孙文”，海外则称孙逸仙Sun Yat-sen。公文、函电多自署孙文）；5年后，孙达成夫妇又迎来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女儿秋绮。加上祖母黄氏，孙家一共7口人，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艰难。　　由于家境贫困，孙眉在家乡只读了4年书，先是在离家里10里之外的一个地方给人做长工，16岁那年，孙眉又跟随舅父杨文纳及程名桂一起去檀香山。临行前的路费，还是由二叔孙学成之妻程氏，将租给孙达成耕种的田地，押出其中两亩多筹来的。　　孙眉到达檀香山后，与同乡郑强一同在华侨菜园做工，每月工资15元，他每月省吃俭用，还寄回10元给家里。11个月后，孙眉又转到夏威夷人设立的牧场做工。　　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多年的打拼，孙眉最终竟然有了“茂宜王”（King of Maui）之称。茂宜岛是夏威夷的第三大岛，孙眉在茂宜岛的牧场从山上一直延伸到海边。一个普通农民，孑然一身来到夏威夷，不太有可能在很短时间买得起这么多土地，孙眉在檀香山的“经济奇迹”显得有些神秘。这也引起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的好奇，她在《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里提到：“我在夏威夷二十多年，了解这里的历史，根据当时的法律，外来人，尤其是没有资本的普通人，如果不和当地的‘公主’结婚，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土地。所以我猜测伯祖父（孙眉）一定在茂宜岛时，曾娶过当地的土著人为妻。”　　带着这个假设，孙穗芳1985、1986和1991年5次去茂宜岛查访，结果证实了她的推测。“我不但找到了当年买伯祖父的土地的那户人家的后代，而且也证实伯祖父的确在茂宜岛有一位夫人。”孙穗芳找到了那户人家的后代叫Willam Tavares,当时已是位72岁老人，以前做过中学校长，现在是当地报纸的记者，是买主的孙子。在孙眉去夏威夷的100多年后，孙穗芳从实地探访中发现，孙眉与当地人生的孩子叫Charles Awai，他的后代还一直生活在茂宜岛上。------------翠亨村的“石头仔”与“洪秀全”------------　　像所有贫苦家孩子一样，孙中山很小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部分劳作，6岁时跟随姐姐妙茜上山砍柴草、去塘边捞水草喂猪。年龄再大一些，又下田插秧、除草、打禾、放牛，有时还跟随外祖父驾船出海捕鱼取蚝。每年，孙中山要替人牧牛几个月，换回牛主用牛给孙家犁翻二亩地的工价。　　孙中山生前很少谈及童年，但宋庆龄曾经生动地描写过他那时的生活状况：“孙中山很穷，到15岁才有鞋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年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　　这种环境，使孙中山对劳动人民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从而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日后他曾说：“幼时的境遇刺激我，……我如果没出生在贫农家庭，我或许不会关心这个重大问题（注：指民生主义）”，“当我达到独自能够思考的时候，在我脑海中首先发生疑问，就是我自己的境遇问题，亦即我是否将一辈子在此种境遇不可，以及怎样才能脱离这种境遇的问题”。孙中山一直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由个人经历推演到对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正是革命家应有的胸怀。　　幼时的孙中山活泼好动。放风筝、踢毽子、跳田鸡、劈甘蔗等都是小孙中山喜欢玩的游戏。淘气的他还常常爬上参天高的大树取鸟蛋，用石头投掷小鸟，乡亲见他倔犟好动，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石头仔”。　　邻居有一个专营豆腐业者，被乡亲称为“豆腐秀”，他的两个儿子都比孙中山大，常常欺负小孙中山。有一次，孙中山忍无可忍，一直把那两个孩子撵到豆腐店里不说，还拿石头把人家的豆腐锅砸破。自知理亏的“豆腐秀”只是责备了自己的儿子，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觉得“豆腐秀”生活艰苦，自愿赔偿损失。“豆腐秀”感激不尽，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再也不欺负别人了。　　1875年，同治皇帝病故，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继位，改年号光绪，东、西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一年，9岁的孙中山进入村里的乡塾读书。每次从私塾放学回家，小孙中山一定帮助家里做农活。他还喜欢泅水，“入水如蛙，村中儿童，皆不能及”。　　村塾设于翠亨村冯氏宗祠，老师姓王。那时王先生给孩子们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评注》、《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王先生教书严格，对读书勤奋、成绩突出的孙中山也格外喜欢。　　有一天，正在村塾读书的孙中山看到一伙海盗光天化日之下入村抢劫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华侨的住宅。全村人和师生们都四散逃跑，只有孙中山没有跑，一直站在那里冷静地看着这场野蛮的抢劫。被抢的华侨看着被洗劫一空的房子，绝望地哭诉：“我完了，许多年来我冒了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攒的钱，现在全被强盗抢走了。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还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倒没有保护了……”　　这位老华侨绝望的声音，在小孙中山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法律？为什么这个华侨冒了生命危险挣到诚实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也许是孙中山意欲推翻腐败的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家最初的思想动力吧。　　那时，翠亨村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民叫冯爽观，早晚在孙家住屋前的榕树下乘凉，常常对孩子讲太平天国反清的革命故事。孙中山每每听得出神，对洪秀全很是敬慕，有一次情不自禁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这位老兵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对他说：“你长大后也当洪秀全吧！”他还让孩子们称孙中山为“洪秀全”，孙中山也以“洪秀全第二”自诩。在和小朋友玩打仗游戏时，孙中山就扮演“洪秀全”，有的当“太平军”，有的当“清兵”，玩到傍晚时还不回家，于是家长们都猜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洪秀全”打仗玩了？可见，当时村里的大人们都知道小孙中山“洪秀全第二”的“大名”了。　　缠足是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陋习，女子从七八岁开始缠起，脚趾骨被勒断，不让脚发育。妹妹孙秋绮自然也免不了这个痛苦。看到妹妹因缠足而一夜一夜辗转反侧，痛苦地呻吟着，孙中山看不下去，他对母亲说：妹妹实在太痛苦了，请不要再缠她的脚吧！他又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道理。虽然他的抗争并没有替妹妹改变被缠足的命运，但妹妹孙秋绮生前每每回忆此事，都对哥哥充满了感激。------------中山舰（图）------------中山舰------------中山陵祭堂大厅（图）------------中山陵祭堂大厅------------中山陵墓室孙中山卧像（图）------------中山陵墓室孙中山卧像------------南京中山陵（图）------------南京中山陵------------宋庆龄、孙科为孙中山守灵（图）------------宋庆龄（中）、孙科（左一）为孙中山守灵------------孙中山与陈粹芬（图）------------孙中山与陈粹芬------------初出国门------------　　孙中山12岁那年，闯荡檀香山数年的哥哥孙眉回到家乡。这次孙眉回乡，一是应父母之命回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二是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　　经过几年的打拼，孙眉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因而在1878年6月回国前，孙眉得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此时的孙眉不但身带巨资，而且阅历经验都很丰富，洞悉西方科学文明的优点，与在老家务农的孙眉已判若两人，大有衣锦还乡之感，这在翠亨村及附近引起不小轰动。孙眉随即在家乡附近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这一次孙中山也恳请父母同意让他跟兄长一起去国外闯荡，但遭到父亲坚决反对。在孙达成看来，已有两个弟弟死在那里，自己的长子虽然暂时风风光光地回来，但也是为生活所迫、拿着生命冒险，不能让小儿子再离开家。所以，孙中山只好失望地看着哥哥孙眉带着招来的100多人离去了。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到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孙中山再次向父母提出要求，想搭乘此船去檀香山；经再三恳求，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号，孙中山跟着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搭乘英轮赴檀香山，从此踏上他一生事业的起点。　　13岁的孙中山远离家乡，首次奔赴异国。20多天的航程中，他常常独自伫立在甲板上，久久凝视着浩瀚无边的大海，第一次走出故土，外部世界的刺激，对孙中山后来从事政治活动也产生很大影响。1896年11月，他给别人的一封信里还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　　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三周的海上航行后，孙中山与母亲终于到达了檀香山，孙眉在码头上迎接他们，此时的孙中山还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刚从蒙昧的中国一个被山谷包围的小村中走出来的少年。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　　对孙中山来说，檀香山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而奇异的色彩。虽然那时的火奴鲁鲁区域比现在小得多，并处于早期开发的原始状态，但依然建筑整齐、街道清洁，人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刚到这里的孙中山对邮局印象很深：邮政局是一座有游廊和栏杆的西式建筑，有人告诉他，只要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再贴上一张邮票，投进信箱里，这封信就可以跟着船被送到中国去，而不必要等到好长时间，直到找到回中国的侨民才能带回去，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的初次体验。　　然而，最打动的少年孙中山的，是这里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治，以及当地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孙中山感慨地说：当地人生活状况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法律，正是翠亨村遭海盗劫掠者所说的中国所没有的法律。　　孙中山与母亲被安置在爱槐镇的一所住宅中，过了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返回了故土，孙中山被安排在哥哥店中帮忙，孙眉也希望比他小12岁的弟弟能继承他海外的事业，协理店务。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孙中山对呆板的买卖生涯毫无兴趣，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　　孙眉是个极开明的人，虽然只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却很重视，两年前还曾资助过一位同乡少年进教会学校就读，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接受西式教育的孙中山------------　　到达檀香山不久，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读书，入校时的名字还是“孙帝象”。意奥拉尼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学校，是夏威夷群岛的国王卡米哈米哈四世（Kamihamiha）1862年提议下成立的。“意奥拉尼”在夏威夷语是“天空飞鸟”之意，寓意着国王希望学校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　　意奥拉尼学校仅仅在一年前才开始招收侨居檀香山的中国儿童入学，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学校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要花上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但爱弟心切的孙眉不吝资助。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个星期，他完全不懂英文，老师先是让他坐在教室里看了10天，孙中山慢慢体会到英文的拼写方法，进步很快，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也由此开始逐步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圣经等科目。　　孙中山在课余时间爱好历史，还进修中文。但十几岁的孙中山，却常常因脑后拖着的那条长辫而成了当地同学取乐的话题。有一次，几个同学使劲拽住他的长辫，一边乐一边喊“牛尾巴”、“马尾巴”，孙中山不甘受辱，不顾自己比他们年龄小，凭借从小就下田劳动练就的结实体格，扑上去和三四个混血土著人打了起来，结果这几个人竟不是他的对手。即便如此，孙中山自己也对长辫深恶痛绝，有一次放学回家，他拿起剪刀要剪掉辫子，结果被孙眉拦下。大哥训斥说：“蓄发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你剪掉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孙中山反问：“外国人不蓄辫子，不是也很文明吗？”因为大哥的阻挠，他没有坚持到底。　　后来一位同学又向他提及此事时，孙中山回答说：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州人加于我们的耻辱，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即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这个回答，倒有点像成熟的政治思想家的风范。　　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严明的校纪，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印在来自一个制度陈腐、风气循旧的东方古国少年的脑海之中，使孙中山逐渐萌生了要变革祖国的念头。　　1882年9月，孙中山因考了英文文法第二名而在毕业典礼上由夏威夷王卡米哈米哈亲自发给一本中国书籍作为奖品，这也是华侨的一个光荣。------------与孙眉的冲突------------　　在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本打算继续求学，但孙眉在茂宜岛开垦土地，事业很有发展，急需弟弟做帮手，于是孙中山只好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他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他再次去了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这是当时夏威夷的最高学府，规模较大，学生近千人，校制为美式。　　孙中山原想在该院毕业后赴美留学作专门研究，但1883年7月，与长兄孙眉的一次冲突，使他在异乡的学业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　　在从属于英国圣公会的意奥拉尼学校读书时，孙中山已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平日除了功课外，他都很虔诚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星期日则要到附近的教堂做礼拜。那里的韦礼士主教及其夫人，也对17岁的孙中山关照有加，圣经的课程，都是韦主教亲自授课。　　越来越受基督教感染的孙中山经常研究教义，与别人讨论教理时也滔滔不绝，学校的华人同学多已成为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想接受洗礼入教，但遭到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中国人不应受基督教影响，为此，孙眉甚至因此而后悔把孙中送到这所学校，经常责骂弟弟。　　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小事，让孙眉更加下定决心。孙眉经营的农牧场的职工生了病，经常到场内佛堂去祈祷。有一天，孙中山将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对职工们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孙眉对此很恼火，加之有一个姓杨的牧场管账人经常在孙眉面前说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工人”，并以辞职相要挟。　　孙眉的本意是将弟弟培养成经商方面的人才，但此时孙中山的种种言行让他觉得与自己的初衷相反；另一方面，他又怕家乡的父亲责怪他没有管好弟弟，他怒气未消，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　　对于孙中山的宗教信仰，老革命家冯自由在他的《革命逸史》中有深刻的分析：“国父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冯自由提到，他在日本及美洲与孙中山相处多年，见他除了借助基督教堂演讲革命外，很少进礼拜堂。冯自由也听过中西教士与孙中山讨论宗教问题，孙中山则旁征博引，经常列举新旧宗教历史及经典，分析得鞭辟入里，“殊非常人所矣”。　　实际上，孙中山的确是借助基督教“平等”、“博爱”的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把教堂当成了宣传反封建的讲坛；而孙中山后来建立的革命组织，也是受到基督教会的组织方式的启发，而他初期的革命活动，也曾获得基督教徒无私的帮助。　　在檀香山，孙眉其实扮演了孙中山监护人的角色。所以虽然对中途辍学沮丧万分，但孙中山也不得不服从长兄安排。1883年7月，尚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就这样心有不甘地结束了自己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自檀香山启程回家乡，但这时候的他，再也不是几年前初出家门、以怯生生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世界的那个乡村孩童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檀香山接受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17岁少年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而斗争的萌芽。　　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在1932年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可以看出，虽然那时候的孙中山也并没有能力从深层次对自己所困惑的问题给一个解答，但毫无疑问，他已敏感地意识到导致我们这个民族积弱积贫的一些弊端。　　从13岁到17岁，也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1914年5月7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做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议》的讲演时，在提到这段经历时，这样描述：“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这段经历，使孙中山从一个旧时的中国少年开始向以“天下命”的新人转变。------------翠亨村的“反叛者”------------　　在回乡途中的第一天，孙中山便遭遇了一件令他倍感痛心的事情。　　孙中山先是从檀香山到香港，然后再改乘一中国沙船回到香山县金星港。当船进入中国海域后，船主特别提醒乘客，对上船来盘查收税的清政府官吏千万要毕恭毕敬，耐心等候，免得招惹麻烦。　　果然，船一靠岸，就上来了一批税吏，为了减少麻烦，乘客们纷纷将一些礼品送给他们，这些人走后，大家以为检查完了，都松了一口气，赶紧收拾行李准备登陆。岂料，没多久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检查官，各自打着收厘金和查鸦片的旗号，大家不敢有丝毫怠慢，一次又一次打开行李任其检查。直到来了第四批以查火油为名来勒索的官吏，孙中山再也忍无可忍，质问对方，并准备到港口时向官厅控诉。恼怒的官员遂将沙船扣留下来，直到第二天早上船主向官吏们行了贿才被放行。　　“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在船中，愤慨的孙中山对同行乘客开始了宣讲，列举了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种种恶行，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造的道理，“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予人们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孙中山后来的人生中曾作过无数次讲演，算起来，这或许应该是他的第一次政治演讲吧。　　回到阔别几年的家乡，但乡村中依然是一成不变的旧习俗及乡人的愚昧、迷信，还有腐败而凶残的地方官吏。孙中山对乡亲们说：“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受着出钱的益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正像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每一个人一样。你们既然出了税，他们应该每年做一些事情，如像建造学校、桥梁、马路等，但是他们只知道收税，一件事都没有做！你们出的钱哪里去了？到皇帝那里去了！”　　这时候，孙中山已经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所抱的理想，纯粹是西方资产阶级早年反抗封建主义束缚时的那种理想。他已不同于洪秀全等那一批农民革命的英雄们；也不同于康有为等那一批希望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显示他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代表者。但是，孙中山当时直接提出的，还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是有着叛逆性的，可是并没有鲜明的革命性，这也说明：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在政治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有一天，孙中山拿着一个铜钱问乡亲：“中国的元首是谁？”乡亲们不假思索地回答：“皇帝！”孙中山说：“可是，这皇帝是中国人吗？你们瞧这铜钱上的字，不是中国字，是满洲字，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这种新鲜的思想对那时的小乡村和那时的乡民来说无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个时期的孙中山，已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根源，而因认识所限，他只是把“反清”作为反封建统治的具体目标。　　孙中山努力把他在异域感受并学习到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在自己身边的环境中实施。这位从西洋回来的见识颇多、又热心于改造乡政的年轻人，很快赢得了老人们的信任和喜爱。当时翠亨村的主事者，每月有一次会议，出席者都是村中长老。孙中山这个少年也被邀出席，成了村中的“长老”。　　与父亲及祖父沉溺于迷信不同，孙中山自始至终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他对那些敬者说：木偶无知，信奉无益。没多久，就因此惹了一场祸端。　　有一天，孙中山和好友陆皓东等一些伙伴，一起进了村里的北帝庙，见到神像被粉刷一新，有人提出要向神像跪拜，可是孙中山却走近神像，把“玄天上帝”的中指折断了：“你们看，我把北帝的手指折断了，可它仍然在笑，这样的神道，岂能保护我们乡民？”陆皓东又用小刀刮掉了一个女神脸上的一块油彩。　　这些“大逆不道”之举立即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村民们都认为这些年轻人亵渎了菩萨，翠亨村马上就要被神惩罚。乡绅们找到孙、陆两家，兴师问罪。为了平息村民们的激愤，孙达成只好应允拿出十两银子修复神像，又命孙中山暂时离乡去香港，以免再惹是非，而陆皓东去了上海读书。后来孙中山在谈及此事时，认为当时自己血气方刚，虽目的在于激人省悟，但这种做法也的确欠妥。------------香港与檀香山之间------------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基督教圣公会的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读书，继续研读英文。课余时，他跟随道济会堂长区凤墀补习国文。区凤墀能文善辩，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汉语。　　区凤墀还给孙中山介绍了一位美国牧师喜嘉理（Rev Hagar），当年年底，孙中山和上海转来香港的好友陆皓东在这位牧师主持下，在香港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正式接受洗礼，入教时孙中山在受洗登记册上署名为“孙日新”，来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区凤墀则为孙中山取了“逸仙”这个号，寓意“自由神”，在孙中山伦敦蒙难后，“孙逸仙”这个名字传遍了世界。　　1884年4月，孙中山以“孙帝象”之名转学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就读。中央书院建于1862年，是香港第一所由英国当局所办的官立中学，也是一所新式英语学校，校长、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思想开放。孙中山在学校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和攻读中外文书籍，也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以及政治制度的认识，尤其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的经过，西方共和国的组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以及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有深刻了解。勤学好问的孙中山被同学取了个“通天晓”的绰号。　　一个月后的1884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十三日），18岁的孙中山回翠亨村与同县另一个村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卢耀显少年读书，壮年后经商为业。卢慕贞生于1867年7月30日，比孙中山小一岁，卒于1952年9月7日，享年86岁。　　这场婚礼让孙中山在家里住了三个月，之后又回香港读书。　　此时，得到家书的孙眉，得知弟弟在家乡“亵渎神灵”以及在香港接受洗礼的情况，非常生气。孙眉给家里去了封信，佯称在檀香山的生意亏损，如今要扩充经营，要弟弟赴檀协助。11月，孙中山奉长兄之命，第二次赴檀香山。　　在孙中山第一次回家乡时，孙眉特地将在檀香山财产的一部分给了弟弟，以此增添家族声望。兄弟两人这一次在茂宜岛的姑哈禄埠牧场见面后，深感“痛心疾首”的哥哥孙眉批评弟弟“任性妄为，贻家庭羞”。　　1885年前后，也是孙眉去檀香山的第六年，他到达了创业的顶峰，不仅拥有1000多亩的牧场，还有数千头马、猪、牛，上万只鸡，全由雇工照顾。　　像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一样，孙中山的父母以及长兄孙眉都希望孙中山这位孙家的二儿子，走一条循规蹈矩，在大众看来“安分守己”的路。孙眉比弟弟大12岁，又很早就出洋闯荡，因此在“管教”弟弟的问题上，他感觉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深觉弟弟玷污孙家名誉的孙眉，要索回之前赠予的财产以示惩罚。出乎大哥意料之外，孙中山毫不迟疑地将那份财产归还给孙眉，并随同大哥到律师办事处办妥了退还手续，“财产不足以动我心”。　　兄弟俩的矛盾一度继续激化。孙眉罚弟弟去锯木，还把他打了一顿；而少年气盛的孙中山也不示弱，跑到孙眉的书房里，把挂在墙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扔进厕所。虽然被哥哥留在店里帮做生意，但孙中山在侨民中继续谈论改变中国政治的话题，而学做生意也非他的本意，店里伙计也因孙中山被孙眉责打而看不起他。孙中山无法忍受这一切，几个月后，孙中山提出回香港继续上学，但孙眉拒绝给旅费。兄弟两人又吵了起来，孙中山一气之下，跑到火奴鲁鲁，原来的美籍教师芙兰蒂文资助其300美金作为回国旅费。　　1885年4月，孙中山结束了在檀香山5个月的第二次生活，搭乘轮船回国，这一来一去，成为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关键，放大来说，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里程碑——经过曲曲折折，孙中山终于清楚，实现自己对民族改良期望的最佳途径，是回到中国，改造中国，从事革命。临行前赠送《华盛顿传记》和《林肯演说集》两本书给孙中山的那位美国老师应该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位倔犟的学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成了与华盛顿、林肯一样伟大而影响深远的政治人物。　　闻讯赶到火奴鲁鲁的孙眉挽留未果。待弟弟走后，孙眉又深悔自己对幼弟督责过严，为求补偿，他先后寄了巨款给父亲孙达成，留作孙中山继续求学的学费。　　1885年8月，19岁的孙中山回到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两个月前，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定安南条约》（即中法新约），标志着持续两年的中法战争结束，越南从此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此前，清朝70岁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赢得镇南关大捷；而法军溃败，并导致内阁倒台，但清朝仍然主动议和，这让孙中山痛心不已，开始坚定了他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决心。如果说早期的孙中山只有朦胧的反清意识，中法之战则让他的革命目标更加清晰而明确。　　孙中山曾想学习军事或法律，作为从事改造中国所凭借的一种职业，但愿望未能实现。他最后决定学医。经由在檀香山结识的牧师喜嘉理介绍，1886年秋，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的附设医科学校，即南华医学堂学医。这所医院创办于1835年，是亚洲最早的西医院，1855年开始招生习医。　　“先生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这是那时候的孙中山留给同学的印象，看得出，在很多方面，他已显出卓然超群的特质。　　孙中山的宿舍里放了一套自己买的《二十四史》全集，有同学嘲笑他，这套书只是供摆设而已，孙中山起初也并未申辩什么。直到有一天，同学何允文随意拿出一本书问其某一内容，孙中山对答如流，连试数册，均如此，同学们大为叹服。　　当时，学校的妇科只许外国男学生临床实习，而中国男学生被拒绝在外。孙中山径直找到校长嘉约翰建言：“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这项建议很快被校方采纳。原来学校是男女合班上课，但男女生分开坐，中间挂着幔帐相隔，也是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学校撤除了这道幔帐。------------“反清四大寇”------------　　这段时间，孙中山结认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位叫郑士良。郑士良少有大志，习武术，曾在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就读，也信奉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学习，他是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宣传的第一个人。孙中山对他评价颇高，称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　　尤列是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结交的另一个革命知己。尤列是广东顺德人，幼年受业于同乡名儒陆南朗。陆南朗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每次谈及宋、明亡国痛史时，总是热泪盈眶，悲伤不已。尤列游历过许多地方，对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痛恨不已，反清意志更加坚定。尤列到博济医院访友时结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尤列日后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帮助者之一。　　1887年9月，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西医书院是曾留学英国的何启博士为纪念亡妻而创办，学院移植英国医科大学五年学制，第二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很器重孙中山，后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也正是得到这位康德黎博士的全力救助，这是后话之一；西医书院有四个名誉赞助人，其中一位是李鸿章，李鸿章当年还曾在信中称赞这个学校：“将使知识由黑暗转为光明。”这也是孙中山后来上书李鸿章的原因，此为后话之二。　　1888年3月24日，孙达成病逝，孙眉已于数月前父亲病重时，回老家侍奉。至此，兄弟两人言归于好。孙眉对弟弟依然爱护备至，凡其所需学费，都毫不犹豫地供给，使孙中山全神贯注于学业而无后顾之忧。　　孙中山先后接受中西教育达20年之久，尤其他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西式教育，对他的一生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孙中山无论在檀香山、香港及广州漫长而艰辛的求学历程中，一切费用开支，几乎都是长兄孙眉负担。从这一点讲，孙眉，这位站在孙中山身后的人，功莫大焉。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年来，长兄孙眉一直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孙眉先后共拿出了70万美元支援革命，最终几乎倾家荡产，而辛亥革命后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　　在香港学医期间，因政治环境比广州宽松，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大谈反清言论，被人称为“四大寇”。但当时他们所从事的还只是“谈论”革命，而并没有实际地从事革命。　　西医书院五年半的读书生活是孙中山生活较为稳定的时期。当时是达尔文去世五年后，进化论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崭新的思想无疑也使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孙中山深受影响，他经常读《进化论》或《法国革命史》至深夜。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西医书院成绩簿显示，从创办到1913年并入香港大学停止招生为止，在统考的12门科目中，获得10门以上荣誉成绩的只有两位，孙中山即是其中之一，而综合成绩最优异的只有孙中山一人。　　少年时期在夏威夷的经历，让孙中山萌发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让自己民族的同胞也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而在香港的5年读书生涯，则使他对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想。但客观而言，那个时期的孙中山，对于目前中国的忧虑以及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只是朦胧甚至肤浅的想法。他仅仅主张推翻清政府，但诸如用什么方式推翻，以及要建立什么样的汉族政权等，尚未形成清晰的想法，而只是具有反满思想，期望恢复汉族政权。　　“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孙中山这样概括，这也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决定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的根本原因。------------行医澳穗------------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教务长康德黎原本推荐自己喜欢的这位得意门生，到李鸿章1881年在天津开办的西医学院任教，但因两广总督府办事手续烦琐而作罢。孙中山当时对未来职业的一个想法是开药房，但康德黎听说后，特地把孙中山找去，很诚恳地劝说：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因为你是我们学校第一届毕业、又是最优秀的学生。在英国，医生的地位很高，按照英国的习惯，药房如同做买卖，是有失体面的。　　受到恩师劝阻，孙中山只好改变初衷。1892年9月，应澳门镜湖中医院约请，孙中山去那里挂牌行医。镜湖医院是华侨办的中医医院，孙中山建议他们兼用西医，引进先进技术，实行中西医结合，这个意见被院方采纳，这也是我国创建中西医结合的开始。　　从世俗的角度看，此时的孙中山过着充裕而自得其乐的小家庭生活。妻子卢慕贞，这时也带着1岁多的孙科从香山迁来澳门一起生活。为了开展医药事业，孙中山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了3168两白银，12月18日，孙中山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　　孙中山医术精明，尤其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服务态度认真，待人亲切。那时慕名前来求诊的病人非常多，遇上大的手术，康德黎老师还亲自从香港来澳门指导。有一次，孙中山为一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结石，这在当时已是难度很大的手术了。　　但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遇到了阻力。1893年春，在托葡籍友人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而被拒绝后，孙中山被迫移居广州，开设了东西药局。孙中山的名声在广州又很快传开，来求医的人很多，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活菩萨”。　　“很奇怪，不满两三个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陈少白回忆那时的孙中山，而孙中山本人在日后也提及“我此前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但孙中山并不仅仅志在做一个“好医生”。在澳门的中西医局，就是一个时常有人来聚谈时政的场所。到了广东之后，借着医生职务，“出入衙署，一无阻碍”，他也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为日后从事革命运动打下广泛的基础。　　随着革命的舆论宣传有了相当的进展，孙中山认为革命组织实施革命的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向革命挚友陆皓东、尤列、陈少白等人提出成立革命机关，并定名为“兴汉会”，它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距广州起义已不到两年。------------上书李鸿章遇挫------------　　1894年初的某一天，在香港的陈少白突然接到药房的信，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接到信后，陈少白赶忙来到广州，去替孙中山维持店务。　　16天后，孙中山才露面。原来，孙中山在农历春节前就回到翠亨村老家闭门拒客，埋头十多天，写出了《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孙中山为什么会产生给李鸿章上书的想法？仔细分析起来，有多重原因。　　1888年，康有为以一介书生，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上书虽然受到保守官僚的阻挠而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是上书皇帝却吸引着很多关心国家命运的官员和士子，康有为名噪京师，这一形势，对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有一定的心理推动。　　在清末腐朽官场中，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正是清末最为位高权重者。身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相对来说比较开明，他打着了解西方、办理洋务、致力于中国富强的招牌，也使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甚至将李鸿章形容为“中国的俾斯麦”。孙中山自然认为他是推行改革方案的最合适人选。　　前文已经提过，李鸿章是孙中山曾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当年孙中山毕业时，香港总督罗便臣曾托人找到李鸿章，期望能将孙中山安排在天津西医学院工作，而李鸿章当时也答复罗总督：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50元，并且也表示要授予孙中山和另一位优秀毕业生“钦命五品军牌”，这使孙中山在心理产生了对李鸿章一定的亲近感。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　　孙中山从少年时代起就存在反满复汉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异族人的朝廷，因而主张恢复汉族人的朝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希望能在汉族高官中寻找改革推动者，而李鸿章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认为，当时的孙中山还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竭力鼓吹革命，也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思想上还有一些摇摆，还想尝试一下，通过清朝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道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行得通？这正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心理背景。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孙中山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负和知识背景，“……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接着，他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四条“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孙中山在信上说，如果清政府采纳这些主张，“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之上”。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孙中山在行医过程中，认识和熟悉不少地方官员。孙中山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恒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给自己的朋友盛宙怀——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堂弟。　　1894年3月，由陆皓东陪同，孙中山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持魏恒书函至上海，先如愿见到了盛宙怀，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编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郑观应。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他又写信向盛宣怀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隆重推荐了自己这位“少年英俊”的小同乡。　　在上海停留期间，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见到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韬。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他不仅亲自帮助修改了孙中山的那篇长文章，而且提议说，自己有个朋友叫罗丰禄，是李鸿章的幕僚，可以通过罗见到李鸿章。陈少白形容，“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　　6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由上海抵达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满楼客栈。他手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位的介绍信，拜访直隶总督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表达想上书之意，罗、徐二人也表示愿意协助，他们向李鸿章作了汇报，并将“上书”一同呈上。但踌躇满志的孙中山并没达到他期望的目标——李鸿章以“军务匆忙”为由，只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当时正在芦台督师练兵的李鸿章的确无暇于他事，因为中日战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1894年的东亚世界也颇不平静。这年春天，清朝的保护国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要求派兵入朝协助镇压，日本则不请自来借机出兵朝鲜，6月21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了傀儡政权，并强令伪政府“授权”日本驱逐清军。当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击沉中国运兵船。23日，日军进攻在朝的清军叶志超部，清军退至平壤。8月1日（农历七月初一）清政府对日宣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　　客观而言，忙于战争准备关头的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婉拒并无多少可指摘之处。陈少白后来说，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创立兴中会------------　　上书李鸿章失败，而清末腐朽的政治气息更令人压抑。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开战，但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过60岁大寿，竟然花掉219万两银子。孙中山最初的改良政府的期望，也渐渐消失，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0月初，孙中山重新出国到达檀香山。他这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有十年时间。此时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孙中山在当地发动华侨捐助革命，但应者寥寥。但孙中山没有任何灰心和退却。正像陈少白所说的：“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人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1894年11月24日，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20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兴中会会员必须填写《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内容为：“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在入会形式上，兴中会还采取基督教方式——将手放在《圣经》上起誓。　　兴中会的主要成员，大多为银行家、商人等中小资产阶级，所以，檀香山兴中会是近代化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除了孙中山外，其余都是檀香山的华侨，实际上是个华侨革命团体。　　兴中会的初期任务是宣传其宗旨，吸收新的会员，为革命募集捐款。虽然宣传工作很有成效，在不长的时间里，入会的总人数已达200多人，但募捐进行得并不理想，会员大多都不富裕，除了交纳5元的会费外，都没有能力实现章程中规定的“义捐”，一个月多来，所得款项共1388元。　　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如果说早年在檀香山坚持革命的孙中山在兄长孙眉看来是“异端”的话，孙中山后来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优异成绩以及在澳门、广州行医的口碑和影响，已使孙眉完全改变了先前的否定态度，转而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此刻，在弟弟遇到资金困难时，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出面捐助革命。　　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后，这年冬天，孙中山提供希望组织“华侨兵操队”，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回国起义，得到了会员们的响应。于是20多位报名者，请了一位丹麦人为教师，每星期操练二次。这位丹麦人以前曾到中国担任过南洋练兵教习，饶有经验。但因为“华侨兵操队”每个人对军事训练的兴趣不同，未过多久便告解散。　　孙中山本想由檀香山继续横渡太平洋，赴美活动，但因宋耀如“函促”而归国。1894年春，孙中山北上投书路经上海时，与宋耀如相遇。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反清爱国活动寄予高度热情的支持，特别是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兵腐败，高丽既失，旅（顺）、威（海）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宋耀如认为，这是在国内开展反清斗争的良好机会，所以致函孙中山，劝其迅速回国。　　孙中山与宋耀如的革命友情还衍生出另一段佳话——若干年后，孙中山娶宋耀如的次女宋庆龄为妻，这是后话。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乘船回国。抵达香港后，他立即把当年志同道合的几位朋友，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人组织起来，商议扩大兴中会组织，并伺机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此时得知杨衢云、谢缵泰1892年在香港创办的辅仁文社是以改革政治为宗旨的，便和他们见了面。　　杨衢云，名飞鸿，祖籍福建海澄。自幼生活在香港，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曾担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后又任香港新沙宣洋行副经理。孙中山与杨衢云十分相投。杨衢云欣然表示愿意取消辅仁文社，一致加入兴中会。孙中山于是开始着手组织香港兴中会。1895年2月18日，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挂出一块乾亨行招牌，以避警探耳目。3天后，香港兴中会在乾亨行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入会的有49人，入会誓词仍与檀香山入会成立时相同，采取的是举右手向天发誓的形式。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把檀香山兴中会所订章程修改为十条。这次修改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清朝政府的残暴腐败正面地作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官卖爵，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把原来檀香山章程中一些温和的词句删去了。并且要求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救国行动。章程中写道：“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这种思想以后逐步发展，使同盟会能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反对清政府的共同联盟。------------密谋第一次武装起义------------　　1894年下半年，孙中山就曾同陈少白商谈过准备起义之事。陈少白回忆，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他就写封信给我，信上说：‘前次从香港到澳门去，在香山轮船栏杆旁所说的话，不要忘记。’究竟他所说的在轮船上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到将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他信上还说：‘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预备，我就要来了。’”　　1895年1月5日，孙中山回到香港不久，在与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谈话时，又强调：“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发誓创立我们汉民族的真正的国家。”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即全力以赴筹备广州起义。　　3月13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黄咏商等人在香港开会，筹划广州起义。与杨衢云一同在香港创办“辅仁文社”的谢缵泰也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会议对未来的广州起义作了人事上的部署：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萌南、陈少白等辅佐。黄咏商、谢缵泰辅佐杨衢云驻港专任接应及财务事务。　　3天后，兴中会骨干继续开会做出决定：精选3000人，在10月26日以突袭方式攻占广州。筹备会上，孙中山提议说：“我等倡议革命，旨在倒清立国，迟早而已，必有成功日。当今世界各国都有国旗，以资国家的象征。举义在即，亦应预谋此事，以代满清之黄龙旗。”　　孙中山知道陆皓东长于绘画，又在上海电报局谋生多年，见多识广，于是顺水推舟让将此事托付给陆皓东。陆皓东经缜密构思，数度修改，终于将国旗之方式定稿，旗式为长方形，蓝底色，旗中一轮巨大白日，白日四周光芒四射，史称“两色旗”。　　孙中山很欣赏此旗图案，赞美说：“青天白日，取义宏美，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兴中会干部会议一致通过：采用青天白日为国旗之方式，以取代满清之黄龙旗。　　这是“青天白日旗”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亮相”。　　如何袭取广州，是筹备期间的一个重点讨论问题。孙中山的计划是“擒贼先擒王”——“拟以5人为一队，配备枪械炸弹”，从官署后面攻入官员住宅，将长官或杀或擒，令全城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之人；再让预先埋伏在城中的同志冲击要害；“更将横街小巷铺屋轰塌，使诸援军通行不便”。　　但大家一致认为，孙中山的方案太过冒险，因为人少力薄，如果偶有差错，“同归于尽，冒险太甚”，赞成者只有三位。新方案决定，将“外起内应”改为“分道攻城”，在约定日期，让各地民团会党，分别沿着顺德、香山、北江三路，会聚广州，同时起义。　　为预谋中的起义争取外部支持，也是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的。港英方面主要由杨衢云等人负责，孙中山则主要做日本方面的工作。孙中山早在3月1日就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孙中山认为当前更重要的是缺乏武器，需要步枪25000支，手枪1000支，希望中川能够帮助筹措。　　中川对孙中山的计划充满了怀疑。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评价说：“其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通畅，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　　一个月后，孙中山又到领事馆找中川数次，中川认为，孙中山向他提及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日本方面因而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广州起义流产------------　　1895年，面对已衰败不堪的大清王朝，一些心存忧虑的中国人用各种方式试图来拯救。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0月10日，兴中会的主要骨干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等七八人在香港集议，选举兴中会的主要领导人——总办，而且大家商定，这个总办就是起义成功后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对于这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兴中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认为非孙中山莫属，而谢缵泰则拥戴杨衢云。　　这种分歧不难理解。原香港辅仁文社的几个人加入兴中会后，虽在革命大方向上与孙中山等一致，但因派系不同而存在矛盾。其中尤其是辅仁文社创始人之一的谢缵泰，对孙中山印象一直不好，他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孙中山：　　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　　选举开始还比较顺利，大家都同意孙中山当总统。选举后，孙中山本来打算很快回广州，在起义前不准备再来香港，所以他要杨衢云负责香港方面的工作。杨也答应。　　不料事隔一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回忆：杨衢云突然提出要把总统一位让给他。　　孙先生听到这几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精神上就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当时我就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作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出席的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系化学师），是孙先生由檀香山约来的。在会议席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　　无论如何，孙中山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让出了“总统”职位，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让位。其实从实力上看，孙中山也有他的让位考虑：杨衢云手握起义运动的经济大权，他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黄咏商和余育之两人所捐，余与黄都是支持杨衢云的人；相比之下，孙中山等人所得甚少。这样广州起义的经费不得不依靠香港杨衢云方面。另外，杨衢云不但掌握经费，还负责起义的诸多工作，征募部队、密购枪弹等。这也是孙中山不欲与杨起纠纷的原因。　　杨衢云回香港后一直积极作起义准备工作，寻找敢死队队员。但就在起义前一天，出了意外。　　得到“总统”名义的杨衢云在香港先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名为“总统卫队”，卫队成员与其他领队待遇一致，此举导致领队们心存不满，认为杨衢云有失公正——卫队配备的武器精良，而他们的配备有好有坏，于是要求更换，否则晚上不带士兵上船。此时，杨衢云已无时间满足这些领队的要求，于是急告广州方面，要求延期两天行动。　　10月26日，预定的起义日，孙中山接到香港方面无法按时前来的电报。陈少白回忆：　　……到初九日（26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马上跑到农学会，等了好久，并没有消息。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号等命令，而孙先生却还没有来。本来香港船在早晨六点就应该拢岸了，我们一直等到8点钟，才见孙先生行色匆匆地拿了一个电报来，一看是杨衢云打来的。电报上说：“货不能来。”我就同先生商量这事怎么办呢？我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吧！”孙先生也以为然。一方面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同时马上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原来的起义部署被完全打乱，缺乏香港方面的力量，冒险举兵起义，难以保证起义得到成功；孙中山只好采纳暂缓行动的建议，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以保存力量。同时，打电报给杨衢云，让他们暂时不要来广州。　　其实在此之前，起义计划已遭到告发。而告发之人，正是起义领导人之一朱淇的哥哥朱湘。朱湘是位清末举人，任广州西关清平局书记。朱淇是兴中会骨干，为起义起草讨满檄文及安民布告，而起义前两天，碰巧被哥哥朱湘看到。他唯恐受到牵连，就假借朱淇名义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得报后一面派人监视孙中山，一面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岂料，谭钟麟并不相信著名医生孙逸仙会造反，反而哈哈大笑说，“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决不肯相信。惮于孙中山是位名医，又是基督徒，李家焯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边，杨衢云在香港的筹备活动也已经暴露。10月27日，巡官斯坦顿获悉有人雇用约400名战士，乘“保安”号夜航进入广州。斯坦顿马上将情报电报给广州政府。清总督府接电报，立即组织1500多名清军进入广州城内，开始了大搜捕，广州城内的农学会、王家祠等起义的指挥机关都被清军查获。　　10月28日凌晨，当“保安”号开抵省河时，清兵已派兵在码头守候搜查。船上虽有起义军400多人，但分装在7大箱的枪支和子弹都被别的货压在底下，无法取出来武装自己。邱四和朱贵全等40人被捕，后来的人因伪装及时，才躲过了抓捕。　　这时的广州当局，一面提审被捕人员，一面继续搜捕起义者。在搜捕中陆皓东不幸被捕。　　陆皓东原本也可以逃脱搜捕，但他担心双门底机关的会中名册被搜去，将会累及许多会员受难，于是他不顾其他人劝阻，冒险前往。名册烧掉后，他也不幸被捕入狱。南海县令李征庸遵照两广总督的命令，提讯陆皓东。当李叱令陆跪下时，陆挺立不动，并拒绝供出任何会员。11月7日，陆皓东、邱四、朱贵全3人英勇就义，程奎光受600军棍的酷刑，伤重而逝，程耀宸也病死在狱中。这5位是最早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孙中山后来在自传里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见城内风头已紧，立即告陈少白及手下各人迅速离开广州，摆脱了盯梢的人后，他半夜砸开了早年在意奥拉尼学校时的同学家，孙中山在这里听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和同学陆皓东不幸被捕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躲藏了三天，等清军的搜捕和戒备有点松懈下来，便化装成一个商人，与尤列等人搭乘一艘小火轮，离开广州，经顺德又到了香山县，转澳门到达香港。　　1895年12月7日，清朝以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等17人，其中孙中山名列榜首。两广总督谭钟麟派人到香港要求引渡孙中山等人，香港当局判令孙中山、杨衢云和陈少白三人出境5年，此后，清政府还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的清使馆发出电文通缉孙中山。　　领导广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年仅29岁。广州起义虽然流产，但“由于先生这一次的起义，才觉醒了醉生梦死的中国同胞，这是伟大的国民工作之开始，中国民族恢复自由平等的起点，在革命史上应该占最重要光荣的一页”（胡汉民：《贯彻总理首次起义精神》）。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流亡生涯被跟踪------------　　1895年11月2日晚，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一起乘日本货轮“广岛丸”号启航离港，经多日颠簸航行，11月10日到达神户。　　孙中山到达日本没几天，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外面风传：日本政府可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难以在日本待下去，原计划与陈少白一起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方面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也面告不宜冒险前去，孙中山说明自己是檀香山出生，获得护照。这时的孙中山已身无分文，只好向横滨兴中会的同志们借钱。有些会员面有难色，见此情况，冯镜如与弟弟冯紫珊拿出500元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这样分配这500元钱：拿出100元给没有取得入美签证的陈少白，作为留在日本开展活动和日常的费用；又给了郑士良100元，派他以合法身份再回香港进行革命组织工作。其余部分作为孙中山赴美经费。孙中山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装，留起了胡须，有人说这时的孙中山像一个干净利索的法国人。　　孙中山上了船，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檀香山之行。　　1896年1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立即前往茂宜岛看望孙眉，那时，孙母杨太夫人、孙妻卢慕贞与儿子孙科、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孙娫，已由陆皓东的侄子陆灿护送先期至檀。孙中山对一家人心怀歉意，他向哥哥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鼓励他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这使孙中山沉重之余又感到了一些慰藉。　　孙眉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弟弟，让他作革命活动的经费。孙中山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还在日本时冯氏兄弟借的那500元钱。冯紫珊在1920年写信给冯自由时提及此事，他说当时给这500元就是想作救国牺牲，但没想到孙中山后来又寄还回来，他由此感到孙中山是一个忠厚而有信义之人。　　4月初春的一天，孙中山正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有一辆马车迎面而来，他一眼看出车上坐着的正是当年的恩师康德黎夫妇。激动的孙中山一下子跳上了他的马车，老师却根本没认出改穿洋装的孙中山，差点把他当做歹徒。孙中山大笑起来，说：“我是孙逸仙。”康德黎大吃一惊，康氏夫妇是在回国途中经过檀香山，离船上岸坐车游览风光的，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他一直牵挂的中国学生。　　两人相认后，康德黎感慨学生的遭遇，从个人角度，他劝孙中山继续钻研医术，但关于未来，孙中山自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告诉老师，自己计划周游世界，争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首选是华侨最多的美国大陆，不久后即将去英国，与老师再相见。　　6月18日，孙中山独自到达旧金山，在所遇到的华侨那里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革命宣传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通过朋友的关系，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美国停留了3个月后，孙中山决计赴英。　　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上岸。　　孙中山没有想到，远处已有一双眼睛暗中注视着自己，并悄悄记下他的所有行踪：坐二等舱、带了一件行李上岸，乘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去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他才上车，晚上9点50到达伦敦的圣班克拉斯（St. Pancras）车站。从行李房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Haxeux Hotel)旅馆，此时已是深夜12点。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几天前，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已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来函：“粤东要犯孙中山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希即确查密复。”杨儒立即密令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查办。　　然而，孙中山对清吏的跟踪一无所知。他在旧金山还曾摆姿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有所警觉的孙中山虽然在登船时用了“孙逸仙”的英文简写，但这也没有逃过清政府密探的眼睛。　　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很快接到杨儒密函，他一再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要求代拿孙中山，但遭到英国外交部拒绝。明暗两条线路，清政府都没有放过，龚照瑗于是托人找到英国一家私人侦探社——斯赖特侦探社一路侦查孙中山的行踪。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对于跟踪，他毫不知情。　　10月4日，孙中山照常在康家聊天，康德黎提醒他还是应该注意防范，因为清驻英使馆离他居住的地方非常近，孙中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要是愿意，倒可以进去拜访一下。”二人相视而笑。康的夫人严肃起来，说：“不行啊！使馆的人见了你，立刻就会缉捕你送回国。”孙中山在伦敦又拜访了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在与孟生的谈话中，孙中山曾问到满清驻英使臣是谁，并问：“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博士断然打消他的念头说：“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虎口。”孙中山也点头应允不去。------------贸然闯馆遭不测------------　　就在孙中山与康德黎、孟生谈话没过几天，1896年10月11日，他就被监禁在清朝驻英公使馆了，从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　　孙中山究竟是如何进使馆被囚禁起来的呢？是被绑架、挟持、诱骗进去的，还是自己闯进去的呢？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经历，多年来历史学家也写了不少文章专门探讨，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清晰。　　孙中山被“诱骗”进清驻英使馆，是流传了数十年的一个说法，至今还被很多人作为信史引用，包括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这种说法也源自孙中山当年自己提供的一个解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点半，我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我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我一起走，请我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衣，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然而伦敦蒙难的真相，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了使馆，从而遭到一直求之而不得的清官员们的囚禁的。　　一心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曾经在清廷驻美使馆宣讲过革命，但是使馆人表面赞成孙中山的想法，实际上却想从香港富商那里捞取好处，根本不关心革命。不过孙中山对于驻英使馆并没有畏惧，他想尝试。另外，孙中山一直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情，还以为在伦敦并没有认识化名“陈文”并且已剪掉辫子的自己。孙中山还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认为“钦差（指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这些或许都增加了他闯使馆的勇气。　　在被抓前一天，孙中山已经闯过一次使馆。　　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路过清使馆的门口，遇到专学造炮的留学生宋芝田，向他询问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请他引见，于是进入了使馆内，见到了广东“老乡”的四等翻译官邓廷铿，孙中山在海外“遇同乡分外惬意”。　　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时格外亲热。不幸的是，孙中山一个不小心的动作还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告别之前，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也抓住孙中山的胳膊观赏金表，一眼看到了上面露出了“sun”的英文刻字，他立即恍然大悟，站在自己对面的竟然就是清廷重金悬赏的对象，但他不动声色，稳住了孙中山。　　孙中山心满意足地告辞后，使馆内已是如临大敌，一片忙乱。邓立刻把自己的大发现告诉了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继而龚照瑗大使与马格里等几位参赞商量的结果是，第二天采取行动。　　清使馆早已得知孙文的动向，却不曾料想他会自动送上门来。10月11日上午，按约定时间，孙中山又兴冲冲地进了使馆。他并不知道，这时使馆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吃过午饭，邓廷铿请孙登楼，参观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假装无意间碰到了参赞马格里。邓廷铿邀请孙中山参观自己的房间，邓、马二人一起引着孙中山继续上楼。马格里先进了预备好的空房，作开门待客状，而邓廷铿则守在门外。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外面立即加了锁。马格里开口说，你并不姓陈，你的金表内刻的“孙文”二字，你一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马格里告诉孙中山，他必须待在这个房间，“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这时，马格里出来，邓廷铿又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唯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对于孙中山当时贸然前往清使馆的行为，很多史学家认为过于草率，不应是他的作为。然而当时的孙中山远没有深思熟虑的习惯，革命的情势错综复杂，往往掺杂着机会主义和盲目乐观的情绪。虽然孙中山当年在脱险后所写的《伦敦蒙难记》里形容自己被诱骗、劫持到清驻英使馆，但这些说辞在晚年时被他自己几次在戴季陶、胡汉民、陈少白等多人面前推翻，他说这种被劫持的说法，是为了表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和制造舆论效果。　　孙中山被关押第二天，使馆也明白，在英国擅自抓捕会造成自身处境的艰难。他们接国内发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驻英公使龚照瑗已致电总理衙门，汇报计划专雇船运这一“要犯”回广东，需要7000镑，具体实施的人是参赞马格里，他以要运一个“疯子”回国为掩护，开始和轮船公司商量。　　已陷入绝境的孙中山开始苦苦思索逃离虎口之策。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请求他捎一张纸条出去。但柯尔反应冷淡。孙中山把纸条塞进他手里说：“如果你不能带出去，就请把它从窗口丢出去。”但对孙中山充满排斥与戒心的柯尔却把纸条交给了马格里。　　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机会，但都没有成功：他把裹着硬币的纸条投到窗户外面，希望能被路人发现。但那张纸不巧碰到了绳子上，又落回了孙中山自己的窗口外，他又央求两位英仆中的另一位帮助拾回来。但那位仆人捡到后直接交给了马格里。结果，马格里不仅派人把房子周围的纸条都捡了个干净，而且当天就命人将窗户安上螺钉，让它不再能自由关闭。　　此时的孙中山不免心生沮丧，自感“堕落于穷谷中”。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10月15日，他再一次向柯尔求救，为了能让柯尔理解他的处境，孙中山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说自己是中国皇帝要杀的基督徒，想要改革社会。　　尽管不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道理，但柯尔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国内清政府总理衙门已回复龚照瑗，让他立即用商船把孙中山押运回国，“七千镑不足惜”，又叮嘱，在上船时应给孙中山加镣铐，“管解亦须加慎”。------------康德黎与孟生的大营救------------　　1896年10月15日，葛兰旅馆的主人见孙中山几日未归，心中颇为疑惑，就跑去问康德黎。康德黎也很焦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17日夜里11点半，康德黎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推门出去却未见到人，只见到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吾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Lin Yin Sen。　　原来，这封未署名的信是好心的霍维夫人送来的。已经6天没见孙文的康德黎，知道事情紧迫，必须立即营救。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竟然就是马格里。马格里是英国人，军医，参加过克里米亚、印度等战役，1862年加入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任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要职。康德黎并不知道马格里就是抓捕孙中山的主谋，还以为同是英国人，马格里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康德黎于是连夜前往马格里家求救，不停地按门铃，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康德黎只好又去分区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直至深夜一点。警方认为此事荒唐，且无权过问使馆的事，拒绝插手。　　10月18日一早，柯尔像往常一样来到孙中山房间为他添煤时，用手指了指煤篓。看到这个动作，孙中山立时心头狂跳，明白柯尔在向他暗示着什么。他走过去拿出里面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送信，但监守极严，你会在钥匙孔中受到监视，所以最好伏在床上写。”抓住了救命稻草的孙中山立刻面壁，赶紧开始写起来。　　中午来收煤灰的柯尔，顺便带走了孙中山的求救纸条和两张名片，柯尔将信反折在袖口里，带出使馆，一路向康家走去。此时，康德黎还在为孙中山的命运焦头烂额地四处求救。他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但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康德黎只好又找孟生博士商量。　　找康德黎未果的柯尔直接又找到孟生家，柯尔一进门就出示了孙中山手书的名片，上面写：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两位看了信，更加确定孙中山的处境，两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想求救于马格里，柯尔却插嘴说出了重要情报：马格里天天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中山的主谋就是他，而且他出主意说孙中山是疯汉，即将要押回国。这使康、孟大为惊愕，两个人决定先各自写几句话交给柯尔，让孙中山稍稍安心。　　傍晚时分，柯尔又回使馆，将康、孟所给的两张名片藏在煤篓子里带进孙中山的房间。孙中山紧紧盯着柯尔的一举一动，明白煤篓子是希望所在。柯尔走后，他立即在篓子里找到了名片。　　送走了柯尔，康德黎和孟生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警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半来过了，今天又跑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　　两个人无奈地走出警署，边走边商量，决定跑到外交部一试，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不办公，值日的人虽然很有礼貌，但对两人之说法又疑信参半，只答应第二天去告诉上司。时间紧迫，康德黎怕清使馆当天晚上实行偷运孙中山的计划，他让孟生去使馆提出警告，告诉他们孙中山被拘禁的事情已经泄露，让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押解登船。　　孟生又立即赶到使馆，一位会英语的华人出来接见，此人正是邓廷铿。孟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我们这里没有此人。”孟又说：“现在英国外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苏格兰场警署正在派人调查。”邓廷铿不仅态度坚决而且非常从容，完全看不出慌乱的神色，他一脸坦率地告诉孟生“绝无此事”，和孙中山相交不深的孟生甚至都有些动摇了。　　但重重阻力丝毫没有动摇康德黎全力解救学生的决心。情急之下，他也想到了找私家侦探社，让他们侦查使馆行动，巧合的是，康德黎找的也是当初受雇于清政府监视孙中山的那家——斯赖特侦探社。在四处找侦探社过程中，康德黎情急生智，决定到《泰晤士报》馆，只要报纸宣布，必然引起公论，他将孙中山的遭遇向记者口述了一遍。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泰晤士报》却并没有立刻刊登出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　　从报馆出来已是夜里11点半，正在心如火灼时，白天寻而未见的侦探找到康德黎，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清使馆。此时已是晚上12点半，使馆却灯火通明，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白天来盘问，使馆被惊动了，他们决定20日送孙中山回国。康德黎让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躲在车里。月光下，可以清楚见到使馆人员出入，如果孙中山被押出，侦探会立刻跟踪，安排好这一切，精疲力竭的康德黎于深夜2点回到家中。　　19日一早，康德黎又雇了一名侦探守候在使馆门口，自己则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孙中山如何与自己相识，来英、被诱、营救原委完全清楚。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7000镑雇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于是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收到信函的英国外交部也不敢马虎，特别派人到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处请示，首相在下午6点半做出了肯定答复。于是警方派出6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分3班24小时监视清使馆。一切就绪，晚上10点，泰晤士河上已经被警方布置好，对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进行监视。英国政府的强硬措施和效率，成了孙中山最终被解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这几天，清使馆内的官员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已意识到，英方已知道所有消息，但他们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掉一个朝廷“要犯”。他们雇用斯赖特侦探社加紧调查康德黎，马格里继续和轮船公司商讨计划。　　孙中山的命运得到更大范围内关注，源于10月22日。这一天，《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目，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当天晚报将访问刊出号外，引起了英国上下极大关注。首先得到消息的《泰晤士报》错过了这一重大新闻，不知他们后来做何感想。------------重获自由------------　　《地球报》刊发新闻后，孙中山的命运成了全英国关心的话题。伦敦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康德黎家、孙中山的住处、马格里家要求采访，还有记者直接到清使馆门口，要求采访孙中山本人，给清使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躲避在火车站米兰特大旅店的马格里被记者找了出来，在追问下被迫承认“这个人确实在使馆内”。连伦敦马路上的报馆广告牌也全部用引人注目的大字体发布这个中国革命者的消息，令全城轰动，不断有群众去围堵清使馆，并伴有“释放革命家”的口号。孙中山在馆内接到柯尔带来的消息，英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加上舆论干涉的威力让自己性命无虞，这才感到了安慰和放松。　　这一天，康德黎到高等法院申请人权保护令，但法官因为这个法令不能用于外国使馆拒绝了请求，但是法院将请求转给了首相，希望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外交部次长山德森以首相名义向龚照瑗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下午1点半，马格里到英国外交部交涉释放孙中山的事宜，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禁止孙中山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外交部次长山德森同意将放人的最后期限延至4点。　　下午4点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一舒。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清驻英大使龚照瑗电报总理衙门：“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党犯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犯回香港，则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饬港督照办。因将孙释放，仍派人密跟。”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场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5点，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前往苏格兰场，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一记者在文章中，还补充说“孙逸仙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尽管带有明显的外国腔”。　　晚上7点左右，孙中山终于和康德黎回到了康的住处。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于唇敝舌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获释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函伦敦各报的主笔，对英国政府的和报界的帮助和同情表达谢意。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英国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的认识和感受，更加坚定。这一切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的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转载刊发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孙逸仙”成为与封建暴政作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便成为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不少英国人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的英国士兵，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1900年的惠州起义。　　清政府仍然在策划引渡孙中山，但是孙中山却静下心来，申请了大英博物馆半年的读者证，为了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他开始撰写《伦敦蒙难记》，康德黎继续资助孙中山，给他50英镑，于第一年夏天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它使“孙逸仙”名扬四海，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孙中山一直也没有忘记柯尔这位救命恩人，经康德黎介绍，孙中山在伦敦多次演说，将捐来的几百英镑送给柯尔。他在欧洲居住了两年，一面博览群书，一面考察政治风俗，和在朝在野的各方面人士会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雏形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转往日本筹划革命------------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知名的革命首领。在英国的考察和潜心研究，孙中山对革命的认识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改造中国的思想也渐趋系统化。　　摆在孙中山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寻找和争取支持他事业的合作力量。孙中山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是很清晰的，但在实际中如何着手，又与他的愿望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缺乏坚固的组织和稳定的力量作为后盾一直困扰着他，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迫切拯救中国的愿望又催促着他。　　在伦敦逗留了几个月后，由于伦敦的华侨很少，也没有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决定前往日本，因为那里与中国相近，消息灵通，便于筹划未来的革命。　　1897年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轮船离开英国，经一个多月的漂泊，抵达横滨。　　孙中山重返日本，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这位反清人物的关注。1897年，日本外务省派了三个人——平山周、可儿长一和宫崎寅藏秘密前往中国，调查反清秘密会党。而在调查了解中，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渐渐产生了兴趣。9月初，回到横滨不久的宫崎就迫不及待立即前往陈少白住处拜访这位革命者，孙中山充满激情的谈吐，一下子将宫崎征服。　　宫崎在他后来写的《三十三年之落花梦》中回忆了许多孙中山当时的言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彼何其简而能尽乎，言贯理义之精，语夹风霜之气，若不胜如焰之热情，燃而向上；又不胜如花之辩舌，灿以发舒，此实自然之音乐也，革命之律侣也，此真布鲁东、巴枯宁之流亚也。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见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亦当羞死！　　经过这次见面，宫崎就下定了追随孙中山的决心。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态度，也是颇为踌躇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矛盾比较激化，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争执的状态，其中有一派主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宫崎寅藏在与孙中山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非常兴奋，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当即命宫崎到外务省向小村寿太郎次长汇报，要求他接见孙中山。但当时日本政府正设法缓和中日关系，藉以减轻清政府联俄外交造成的压力，所以小村拒绝会见孙中山。　　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内。”平山周后来回忆，在登记姓名时，孙中山并不想以真名示人，平山周思索片刻，想到经过日比谷公园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两字登记。而孙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孙向平山解释说，这个意思表明自己是“中山的山樵”。从此，“中山”之名便渐渐被外界叫起来。　　孙中山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中山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