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9

于是，他辞官回乡。这位４２岁的状元公，自４岁开始念千字文，经过３８年的寒窗苦读，结果是只做了１２０天的小京官又回家了。　　张謇辞官后从商，从光绪２１年到民国１５年，他先建立了大生纱厂，以后又连建了８个厂，设置了电厂、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轮船公司等无数企业。　　１９０４年６月，张謇在上海高桥租下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沿岸土地，建设仓库、码头，成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８月，又在南通天生港设置码头和仓库，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之后，又从国外买进两艘客货两用轮船，合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及天生港轮步公司为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的轮船班次，被称为沪扬班，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独占此航线２４年。　　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４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也强大。大达轮船公司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这一劲敌的竞争，更是步履维艰，渐渐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镇江帮金融巨子陈光甫开设的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心里相当的着急；与此同时通州帮的实业巨子也在为此一问题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于是，镇江帮金融界和通州帮实业界人士频繁接触，最后，他们认为如果能找一位通天教主、大力人士做后台，再聘一名富于魄力、精明强干的经理，也许可以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　　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元老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２２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2)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戚长辈纷纷的把股权移转给他，以使他持有够多的股份强化他在公司的地位。同时，杨管北也建议杜月笙不必去当空头董事长，杜月笙深以为然，于是也大量收购其股票；结果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里，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孝若为常务董各兼总经理，而以杨管北副之。此外还有杨志雄和胡筠庵两人，也当选了常董，杨、胡两位常董同为杜系人物。　　这时，苏北一带遍地盗匪，声势滔大。由于盗匪多如牛毛，横行霸道，苏北各地交通几已继绝，商旅通过除非预缴“保扩费”，否则随时都会被劫。这样使得在一省之内，从上海汇钱到苏北，１００块钱的汇费高达２０元。盗匪使得苏北货不能畅运，大达轮船公司的货物也经常被抢。　　杨管北上任后，立即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交通阻塞上打开大达公司的局面。他请杜月笙约来了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帮忙，高士奎在青帮比杜月笙高两辈，但是由于时局倒转，情势不同了，高老太爷不但对杜月笙很客气，而且还口口声声地喊杜先生。　　高士奎一约便到，杜月笙告诉他说：　　“有点小事情，想请高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　　洪泽湖，位置在苏皖边境，早先是蚌埠通往清江浦的要道，后来因为烟波百里，成了强盗土匪的渊蔽。　　高士奎听说杜月笙要请他走一趟洪泽湖，蓦地兴起怀乡之念，他欣欣然地说：　　“３０年没有回过家了，既然杜先生要我去，我就走这一遭吧。”　　杜月笙大喜，当下请问：　　“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便，”高士奎答道，“反正我是闲人，明天后天都可以。”　　送走了高老太爷，杜月笙又叫杨管北来，吩咐他送高老３０００块钱的“路费”。　　杨管北不在青帮，但是他跟青帮人物很熟，就在他的手下，大达公司大裕轮的买办，众人称为孙大哥的便是一位大字辈，因此，他选大裕作为此行的专轮。　　高老太爷抵乡，消息马上传遍清江浦，码头上黑压压的一片，数不清有多少人来迎接———其实，还有不少青帮人物一路远迎，肃候老太爷在船上吃过了晚饭，轮船驶向淮安，到清江浦时，他又接受了盛大热烈的欢迎。　　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６天，天天欢宴，不曾一刻得闲。６日后，高老太爷乘车往杨庄老家。　　在杨庄，高老太爷一住又是１０天。他的龙亲老眷，街坊乡邻，一拨儿一拨儿地跑来向老太爷磕头。高老太爷也忙着一家家的拜访、叙旧，他家中存有３００石米，加上自己带来的３０００块钱，一笔笔的送光为止。　　到达杨庄的次日，高老太爷派人传个话，叫高良涧和临推头之间，亦即洪泽湖相隔最远的两岸，管事的大寨主吴老幺来见。话传过去，在第４天早上，这位苏北最有势力的大土匪头子挥桨如飞地赶到了杨庄。　　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吴老幺向高老太爷三跪九叩首，执礼之恭出人意外。高士奎跟他叙一叙，这吴老幺居然也是“悟”字辈，算是老太爷的孙子。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3)高老太爷望一眼垂手肃立的吴老么说：　　“你晓得吧？我这次是特为找你来的！”　　吴老么作了个揖，不胜惶恐地说：　　“老太爷，我怎敢当？”　　“上海有个杜月笙，”高士奎问，“你听说过没有？”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吴老么答道，“就是至今不曾瞻仰过。”　　“这位朱信科先生，”高士奎伸手一指，“就是杜先生的要好朋友，杨管北请来当代表和你联络的。杜先生和杨先生在办大达轮船公司，大达的船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看到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顾啊！”　　“请老太爷放心，”吴老么慨然承诺，“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就这样，三言两语，打开了苏北航线，甚且远远伸展到蚌埠，清江浦之间。待高士奎回到上海，杨管北立即开始筹备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并另行筹组达通小火轮公司，航行皖北、苏北各线，只载货，不搭客。他设立各地分支机构尽量起用青帮人物，譬如蚌埠办事处请“大”字辈的夏金贯主持，清江浦有“大”字辈冯守义坐镇，扬州、镇江则以通字辈向春廷总管一切。凡此青帮人物一概以经理名义月支薪水大洋２００元。但是实际业务杨管北仍得另外选派有经验的人负责办理。　　然而，第一次航行就出现了惊险镜头。达通小火轮公司的一艘船驶到了柏树湾，这一带因为地形关系，河道曲曲折折，成之字形，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之地。这时行驶于这一地区的船只俨然一条长龙，形成船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船只，达通公司的火轮殿后，还一连拖了十几条木船。　　船队驶抵柏树湾，大概是夜晚九、十点钟光景，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之间，岸上响起清脆嘹亮的枪声，紧接着便有粗犷的声音大喊：　　“把灯熄掉！人回舱里去，谁敢探出脑袋，枪就不认脑袋！”　　月黑风高，碰到强盗，这时恐怖紧张的气氛达到了极点。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员工水手，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可是他们受惊吓了许久，只听到前面停泊的轮只上哭喊之声不绝于耳，自己的船上竟然毫无动静。于是有胆子大些的探首外望，两岸静悄悄，不见人影火光，心想一定是土匪得手以后就撤退了。当夜他们疑惑不定的各自去睡，第二天清晨一问，果不其然，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货物和行李全部被劫走了，惟有达通公司的船在匪徒们眼中好像不存在没看见似的，秋毫不犯。　　随后，达通公司等于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土匪不会来抢的，消息迅速传开，托运货物的主顾纷至沓来。达通苏北航线的建立和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盈余直线上升。　　杜月笙接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派杨管北接管业务，任何人都以为他们上台一鞠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大通公司成立协议，遏止跌价竞争以免愈赔愈深，两败俱伤。因为凭杜月笙和通达公司的杨在田、陆费伯鸿双方的交情和作风，他闲话一句，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得平的。然而说也奇怪，当杨在田、陆费伯鸿蚀了不少钱后，眼见杜杨上任上场，笃笃定定地在等杜月笙递过点子过来拜码头，谁知杜月笙闷声不响，声色不动，丝毫没有展开谈判，讲讲斤头的任何迹象。　　起先他们很纳闷，后来恍然大悟，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情势丕然一变。杜月笙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大洋，此其一。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开设大兴公司，一掼下去就有３０００万的活动能力。大达、大兴、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一笔生意三层赚头，洋钿银子滚滚而来，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费气力———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大通公司今非昔比，他们着着居于下风。　　于是，硬挺了一年，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再赔下去，就要掼倒。于是，杨在田和陆费伯反客为主，迫不得已向大达提出要求，希望双方相忍为安，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盘算盘算成本，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但是，老朋友面前，杜月笙却不出口，他振振有词地推托：　　“大达的事情，统统都是小开管。老兄的意思很好，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　　大通公司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顺水推舟地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　　“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有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３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大通情势危急，只有照办，双方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３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６３％，大通公司占３７％。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4)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熟者为少，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将近一倍。这样，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了。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５５％，大通公司４５％。合约刚刚签好，交通部又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１０年的报告，请交通部准予备案，同时，由联营处提供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绝不涨价。　　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不久，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第三部分在纱布交易中夺交椅(1)上海的棉纱交易市场，也是杜月笙想加以控制的行业。　　早在１９２８年，杜月笙已开始在纱布交易所做棉纱生意。随着他在工商金融界势力的膨胀，这笔生意越作越大。但他不满足，希望能坐上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这样他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大作投机买卖。　　他等待着，终于找到了机会。　　一天，张啸林眼看棉纱交易的钱好赚，于是也往里面扎。他一上来就抛空，而且抛出的数额来得很大，杜月笙说：“此刻抛空恐怕不利啊！”　　张大帅眼珠子一弹，开口便骂：　　“他妈的！老子抛空就不许不利！月笙，你也来，胳臂不能往外弯，总不能说我抛空，你反倒做多吧？”　　杜月笙被他说得笑了起来，点点头说：　　“好，我奉陪，不过，我少做点。”　　“不行，要做就大做！”张啸林自有道理，“必须我们两个都做大，才可以把价钱掼下去！”　　哪晓得张大帅这一宝没有押准，闯出了穷祸，他大做其空，纱布交易所便天天利多，拍一板就涨一截，而且天天涨停板，一连一个多星期，纱布交易所出观了空前未有的怪现象。　　每天从早到晚，张大帅把“他妈的！”一路骂到底，结果他做空做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他跟杜月笙隔一盏鸦片烟灯，扳着指头算，他妈的真正不得了哇，现在每拍一板，就要蚀本十多万。　　上海棉纱帮以通海人士居多，亦即南通与海门。陆冲鹏是海门的大地主、国会议员、棉纱帮的几位亨字号人物。跟他有交情的其中有一位叫顾永园的，跟他是很知己的朋友。顾永园当时也在做空，蚀得来性命攸关，一日他忽然来访陆冲鹏，劈头便是一句：　　“不得了，张先生都要倾家荡产了！”　　陆冲鹏惊了惊，忙问：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顾永园把张啸林纱布做多，陷身泥潭，进迟维谷的窘况，细细一说。接下来他又义形于色，气愤填膺地道：　　“纱布交易所，从来就没有这种猛涨不停的事体！我们人人都晓得，这完全是里面有几个理事在作弊，就是苦于找不到证据。”　　陆冲鹏刚要插嘴问，顾永园忙不迭地又向他娓娓细诉，他把棉纱交易所的种种黑幕，解说得十分详尽。　　由而陆冲鹏明白了顾永园的来意，于是他单刀直入地问：　　“要怎么样才可以对付他们。”　　事急矣，顾永园自告奋勇地说：　　“要跟鲁智深醉打山门一般，闹个卷堂大散。我愿意当先锋，上台质问，叫他们明天一上来就停拍，否则的话，十多万十多万地赔上去，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张先生和我无法交割。”　　陆冲鹏懂得了，再问：　　“你当先锋，是要杜先生、张先生做主帅。”　　“杀鸡焉用牛刀，”顺水园一声苦笑，“我只要他们做帮我摇旗呐喊的小兵。”　　“好的，事不宜迟，”陆冲鹏准备起身，“我这就到华格臬路去。”　　他先到隔壁头，张家，大帅直立檐下，对着空空如也的院子出神。　　“啸林哥，”陆冲鹏喊醒了他，“有话要跟你说。”　　“唉！”张啸林极其罕见的叹了口气，立刻就又骂出脏话来：“他妈的！半辈子不曾这么烦过。走，我们里面去谈。”　　一坐一躺，陆冲鹏开口便问：　　“烦什么？啸林哥，是不是做纱布做出了纰漏？”　　“他妈的！”张啸林啪地把鸦片烟枪一掼，倏然欠身坐了起来，“老子方才正想着呢，发三五十杆手枪出去，叫他们把那个鬼交易所打成稀烂。”　　“打烂它不是办法，啸林哥，”陆冲鹏莞尔一笑地说，“我是来约你一道去隔壁的，去跟月笙商量商量看。”　　“好哇！他妈的，”张啸林站下了地，“我们这就去呀。”　　杜月笙在隔壁也是烦不过，什么客人都不见，正在一榻横陈香两口消愁解闷呢。　　张啸林和陆冲鹏撞进去的时候是中午１１点钟，三兄弟唧唧哝哝，从原则谈到细节，计划精密，步骤分明。最后，陆冲鹏面带笑容地驱车离去，又找顾永园，向他“面授机宜”。　　第二日上午，坐落在爱多亚路北的纱布交易所，准时开市，然而，稍有警觉的人，就会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交易所里外多了几十位穿短打的朋友，鸭舌帽拉低到眉毛，怒眉横目，腰际还有鼓了起来的“家伙”。　　交易所的伙计正要高声宣布开拍，顾永园铁青着脸，一马当先，他在人丛之中指手画脚，慷慨陈词，指控若干理事勾串舞敝，制造一发不可休止的涨风。他要求马上宣告暂时停拍，由各经纪人成立调查小组，彻底清查弊端，然后依法处理。　　被指控的理事纠集场务人员，冲向前，要把“扰乱秩序”的顾永园拖出去，扬言送巡捕房究办。但是这一些赤手空拳的场务人员左冲右突，却受阻于在厅内那些板紧着脸的“陌生客”，谁也没法挨近顾永园的身边，有一名伙计不经意的发现，陌生客腰硬梆梆的那家伙是手枪，他脸色发白，簌簌地抖，神鬼皆惊的一声骇呼：　　“他们带了手枪的！”　　这一喊，交易所里的理事职员哄然一声，四下敞开。　　情况十分紧急，其中，一个理事冲进办公室去拨电话，向巡捕房求救。第三部分在纱布交易中夺交椅(2)这时，杜月笙拖出来的老英雄，“大八股党”的老前辈，戴步祥、戴老二已牢牢地守在捕房紧急电话旁边。　　电话铃声响，戴老二伸手一接纱布交易所十万火急的请求，戴老二声色不动地听对方把话说完，当对方迫切地在等待回音时，戴步祥轻轻地把电话挂断。　　一次、二次、三次……　　纱布交易所第四次打电话来，根据沈杏山转述的“锦襄妙计”，戴步祥终于开了金口：　　“好，我会派巡捕来———看看苗头。”　　又过了半天，四名巡捕懒洋洋地来了，经纪人一见如逢救星，正要迎上去诉苦。顾永园又在场子中央大声疾呼，他要求巡捕查封经纪人的账簿，以揭露黑幕，然后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诉讼。　　交易所的人眼见顾永园根本就不怕巡捕，甚至他还想指挥巡捕代他“执行任务”，于是更加着慌，他们打电话给闻兰亭、袁履登。闻、袁两人一听交易所出现了带枪的人，顿时惊得脸色大变，他们叫交易所的人沉着镇静，切忌慌张，同时安慰说：　　“不管来人是谁，都没有关系，我现在就去见杜先生。”　　袁履登和闻兰亭驱车到了杜家，正待迈步入内，早有杜家的听差虚拦了拦，陪笑地说：　　“对不起，杜先生还没有起来。”　　闻兰亭好言相商地说：　　“本来是不敢惊动的，实在是因为事情紧急，没奈何，只好烦你们进去通报一声。”　　“真对不起，”听差两手一摊，“杜先生说他要多睡些时，我们底下人，那个敢去喊哩。”　　闻兰亭和袁履登一想，这话说得也不错，总要找一位有资格，够交情的朋友，才可以把杜月笙从被窝里拖出来。两人一商量，自知资格不够，于是又驱车疾驶去求傅筱庵。不会想到傅筱庵也是高卧隆中未起。这两位大亨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去寻阿德哥———年高德劭、望重上海滩的虞洽卿。虞洽卿不但跟杜月笙够交情，还可以在他面前倚老卖老，他一听袁履登和闻兰亭的报告，当时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了。洽老为人向来热心，着起衣裳上了汽车便去杜公馆。　　杜公馆的听差看见洽老驾到，不敢再拦，让他带着袁、闻两人，直登二楼，洽老一面走一面在喊“月笙！月笙！”进门一看，杜月笙真睡着了，但是洽老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杜月笙摇醒，而且逼着他穿衣着裳，刷牙洗脸，然后３部汽车４个人，首尾相衔，风驰电掣地开到了纱布交易所。　　交易所的经纪人，伸长颈子在门口等，远远看见杜月笙的汽车疾驰而来，犹如天降救星，他们一个个雀跃三千，回过头去便是声声高喊：　　“好啦，好啦，杜先生来啦！”　　这时候，顾永园还站在台上慷慨激昴，义正词严，在口若悬河地质问，一听“杜先生来啦”，也不觉呆了一呆，踮起脚来望时，一眼瞥见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陪着杜月笙驾到，他一看就明白了，毫无问题，他已经把风潮闹得很大，上海商界领袖全到，是他们把杜月笙硬拖来解决问题的。　　方才顾永园在大呼小叫，厉声质问，风浪之猛仿佛把爰多亚路这幢大楼都要掀倒，如今杜月笙、虞洽卿和袁、闻两人在大厅门口一站，好像摇摇欲坠的大楼即刻恢复了重心。经纪人、交易所员工和心中有病的理事一起吁了口气，晃悠悠的一颗心，也稳稳妥妥落回肚子里了。　　杜月笙面带微笑，一步步地往大厅里走，虞洽老等人反倒跟在他的身后，拥挤的人潮眼见杜月笙在进来，人潮速速的划开一条大道。　　一直走到台下，杜月笙仰脸望着顾永园，笑容可掬地问：　　“这位先生，可认识在下？”　　顾永园连忙双手一拱地说：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就恨缘浅，始终没有机会拜见？”　　“笑话，笑话！”杜月笙抱了抱拳，又问：“先生既然晓得我杜某人，我杜某人有一句话，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听？”　　“杜先生的一句闲话嘛，”顾永园坦爽地说，“兄弟当然只有惟命是从。”　　“多谢，多谢，”杜月笙笑了笑，“那么，就请先生赏光，到舍下去一趟。当然了，交易所这边的朋友也要请他们到一到，不管有什么事体，让我们从长计议。”　　“好的。”顾永园很快地走了下来，“杜先生叫我去，我就去。”　　大队人马一走，时间已近中午，纱布交易所虽然风平浪静，安静如常，可是，一上午的功夫就这么耽搁，只好改在下午再开拍。　　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双方坐下来面对面谈，杜月笙和虞洽卿是仲裁人，张大帅没有露面，他在隔壁头很紧张地等消息。　　顾永园理直气壮，毫无怯意，当着这么几位大亨的面，他还是一口咬定，这一次棉纱一路暴涨必定有内情、有毛病，他极力坚持查封经纪人的账，否则，他不惜身家性命，要告到法院。　　好说歹说，摊出底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董事们承认了促使棉纱暴涨确实是为了打击空头，因而难免做了点手脚，但是，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怎么个了法呢？　　始终都在注意倾听两方言词的杜月笙，这个时候开口说了话：　　“依我看是容易得很，套一句戏词：怎么来的便怎么去吧？”第三部分在纱布交易中夺交椅(3)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杜先生，请你指示一个办法，好不好？”　　“官司呢，不要打了，今天下午，纱布交易所还是要照样拍。否则的话，事体越闹越大，风言风语传出去难听。各位以为如何？”　　除了顾永园以外，在座的人一致如逢大赦，喜上眉梢，异口同声地说：　　“杜先生讲的，极有道理。”　　“不过，开拍以后，”杜月笙慢条斯里地又说：“要是行情再涨，做空的朋友，不是更加要上吊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一开拍，行情就要跌，让它跌停板。然后，后天再跌，天天都跌，一连跌它几个星期，跌回两不吃亏的原价，也好让做空的朋友补进来，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做多的人很伤脑筋了，他们搔耳挠腮，迟疑不决地说：　　“这个……”　　“不必这个那个了！”杜月笙接口很快，“就照我刚才所说的，怎么来的怎么去，非法获利，物归原主。各位既然会做利多的手脚，这利空的布置，想必更加容易。”　　做多的人为之哑然，于是，双方正式成立协议。杜月笙的这一着，不知救了多少做空出毛病、急得要跳黄浦江的投机家，他赢得了这一帮人的衷心感激，另一方面，他公开露了这一次脸，使杜先生的威信普遍建立于商界人士的深心之中。结果以后但凡出了严重问题，他们都要借重他的片言解决。基于这种心理，纱布交易所一致推他担任理事长，杜月笙不干，让给穆藕初，后来穆氏出长行政院农本局，他才兼领了这重要的一席职务。　　经过激烈角逐，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得到长足发展。他终于取得了在金融工商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第三部分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1)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第三部分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2)“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５００００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第三部分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3)接下来，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海一地公债应该如何劝募？杜月笙深思熟虑，他建议：　　“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买。”　　宋子文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于是，杜月笙便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己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推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便一脚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许世英回国述职，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医时期，大战爆发，中、日交涉剑拔弩张，７月１３日他奉命带病返任。杜月笙闻讯，马上赶到北站迎接，然后一直送他到驶赴日本的海轮上。这时，江上风清，微波不兴，悬太阳旗的军舰就在附近停泊，许世英绝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议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明白许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动容，眉飞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刚５０岁，年富力壮，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４天后，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朋，指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的狰狞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们增派大军发动猛攻，向华北各地狂轰滥炸，宣布中国对日宣战。７月底，北平陷落，８月初，上海形势紧张，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寻获的挑衅丑剧，８月９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赴京共赴国难，举行军事会议声中，风云险恶的上海终于响起了枪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当场击毙，国军阵亡一人。　　于是，８月１１日，２７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备战姿态，威胁中国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从这一天起，上海人开始知道战祸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闸北成千上万的居民携带箱笼细软，像潮水般地涌向租界，人潮淹没了街道，遍地都是弃置的家俱行李，汽车被迫停在街心，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无法全部接纳，于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风露宿，抱着不曾打开的铺盖，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饬租界的慈善团体，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救济。　　８月１３日，淞沪大战爆发。“一·二八”之战中力抗日军的国军劲旅中，８７师王敬久部扼守江湾新市区，８８师孙元良部则进驻上海北站，明晃晃的刺刀和隔阵的日本兵针锋相对。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６０００人，从天通奄钢筋水泥、金汤铁池般的兵营出动，９时１５分，分兵两路，向江湾及闸北两地的国军挑战，日军一开头便使用立体战术，飞机滥炸，大炮猛轰，继之以列队冲锋，第一天，我军奋身反扑，越战越勇，用手榴弹和刺刀压迫敌人节节后退。　　１４日掀起了沪战的高潮，使上海人一时拍手欢呼，一时悲泣哀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经我飞机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９架，造成０∶９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捷报传来，上海市民雀跃三千，兴奋若狂，奔走相告。因此，当天下午我战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时，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险，争先恐后，万人空巷的到江边观战。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空中鏖战，上下翻飞，落弹如雨，一会儿虹口被炸，腾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浓烟，一会儿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团团烟雾弥漫江面，触鼻的浓烟被江风吹到了浦西来，没有人躲得过它的侵袭，奸几百万人全在呛呛咳咳。　　在虹口、闸北，８７师和８８师大发神威，多次发起冲刺，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这时杜公馆电话机也一直响个不停，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国军第３６师宋希濂部和第９８师夏楚部即将开到；４个师的主力部队一起努力，有望将６０００敌军全部包围而加以歼灭。　　正在欢天喜地，额首称庆，突然之间传来天崩地坼的巨响，华格泉路杜公馆房屋摇摇晃晃，玻璃窗哗啷啷，吓得杜月笙以及众人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万墨林刚一清醒，立刻便去接电话问出了啥个事情。哪晓得他的问话还不曾说完，接着又是一声轰炸，天摇地动，令人失魂落魄，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叠声地问讯，等到对方答复过后，他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不好了，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杜月笙勉定心神，疑惑不已地问：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　　于是，万墨林再拨电话，又去打听，这一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他报告说：　　“爷叔，是一架中国的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一共落下来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１０００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个！他们说那两处地方正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极了！”第三部分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4)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的一大悲剧，正因为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们都出来看热闹，欢欢喜喜地像是过年，不料受伤的战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了两千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抹去眼泪，态度更加坚强，他们没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称颂那位不知名的空军英雄。因为他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强使那架受创的飞机飞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如果他跳伞逃生，任让飞机坠降，那更不知要带给上海人多大的灾害。　　８月１５日，沪战的第３天，日本军机全面出动，猛炸京沪沿线，闸北虹口战况空前激烈。正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极不寻常的贵宾，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叠声地在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于是，这位贵宾笑容可掬地被请进客厅，他中等身材，一举一动充满活力，高额，两道剑眉，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诚挚而热情，马脸上鼻大、嘴阔，天庭特别的饱满。他便是戴笠，字雨农。从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紧紧地握手以后，成为杜月笙最亲密的战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结合，并肩作战，使他们两人对于抗战贡献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风，又字征兰，浙江江山仙霞乡人。　　抗战前夕，戴笠所领导的军统规模已很庞大，军统人员的活动范围从都市大城市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胆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俩之间结识甚早，早在上海滩，杜月笙对与戴笠便有过交往。现在，他和戴笠分宾主坐定，数语寒暄，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然而，这却使杜月笙大为犹豫。　　因为戴笠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所提出的请求和计划，使做了半辈子太平绅士、社会领袖的杜月笙听来，太疯狂、太大胆了，几乎是疯人所为的事情。　　原来，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凭几则电令，无中生有，组成了一支２０００余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７００多支。抗战爆发后，戴笠也电令军统天津站长王新衡设法组织“便衣队”，在敌军占领地区从事袭击敌军。由于爱国青年的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投效，不数日间便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劲旅，这一次的成就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想用“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扩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　　戴笠极其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盟军作战。杜月笙知道这一地区是如此的繁复和辽阔，忍不住打断了戴笠的话，他试探地问：　　“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回答简洁而干脆，断然地说：　　“最低限度，要１万人。”　　杜月笙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一下子要组成１万大军，谈何容易？如果是打归打，呐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界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却是要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上海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就是自己能豪情气慨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戴笠看他沉吟不语，迟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中央，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心中也做了决定。既然戴笠极力主张，蒋委员长也认为事在必行。那么，不管成功与否，结局如何，就惟有尽量的朝这个目标去做才行。　　但是，他还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说道：　　“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去让大家帮忙。”　　“杜先生这个话说得很对。”戴笠剑及腹及，行动敏捷，答话时便已掏出了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了一张洋洋大观的名单，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两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杜月笙、戴笠都是当然委员，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战略、擅长指挥大军作战的刘军长———刘志陆。　　名单拟好了，戴笠很高兴地搓搓手说：　　“准备的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离杜月笙、姚夫人的住处不远，这个安排对杜月笙来说当然是很方便的了。　　谈到行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募集，戴笠条分缕析，轻松地说：第三部分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5)“杜先生，募集１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５个支队和１个特务大队，把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绰有余。还有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３个支队，就尽够了。”　　这说得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马上答道：　　“刚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是问题。”　　“对呀！”戴笠欢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说，“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当下便说，“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了！”戴笠说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１００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８月１５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长谈，便这么奠立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基础，同时也缔结了杜、戴两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亲密挚切的好朋友，同时，更重要的，由于这一次会，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后的１４年生命中，命运与前程，全部为之丕然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们在短暂的一两个月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一支出生入死，百炼雄师在指顾之间会卒成军，人数１万还超过了８００人。随后这一新编劲旅，分别由蒋介石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３位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１５位委员，杜、戴、刘和负责筹备诸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此外还有杜月笙硬拖进去的啸林哥———张啸林。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对他更为关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这时，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一天到晚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的枪响，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上海滩５００万人触目惊心，同样的也让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涌跃输将，各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须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第三部分日本人拉他，杜月笙避居公寓(1)正当杜月笙毁家纾难，参加抗战，把支援前线、推销公债、编组新军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劲头十足时，日本军要、特务头脑、亲日人士和准备刀口舔血、混水摸鱼的汉奸却依然想得出法子，找得到空档，对杜月笙施以威胁、利诱。他们百计纠缠，想尽一切方法，不惜一切代价，想拉笼杜月笙，从而利用他在上海滩深厚的力量，帮助他们早日占领上海，彻底有效地统治并运用遍地黄金的上海滩。　　拉拢正在一心抗日的杜月笙，乍听起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像个不近情理的笑话奇谈。但若认真分析起来，大风起于萍末，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背景与起因。日本人侵略中国，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上海滩上有一个路路皆通、无往不利的杜月笙，日本人早就百计笼络，希望拉他过去大加利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甚至于都每月列出经费预算专做杜月笙的工作，派人窥伺刺探、跟踪调查，将杜月笙的交往情形、生活状况列成专案，经常分析研判，向上级提出报告，作为争取杜月笙的参考资料。　　日本对外侵略的主张分为三大派系，文人政客认为对中国应自经济侵略入手，进而掌握一切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海军觉得中国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不必浪掷兵力，挑起战火，他们主张向南洋和美国进军，认为日本陆军应该专为对付苏联而用。陆军以少壮军人和关东军系为中心，坚决主张先解决中国问题，取得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充作侵略全球的基础。　　因此，日本海军对于挑起中日之战并不热衷。就在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时途经上海，他曾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到法租界华格臬路，登门拜访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非常惊讶，因为这位日本海军大将竟是专程前来眼他谈生意。永野修身推崇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长才”，“推心置腹”地说：“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能，应该放开手来做大买卖。”　　杜月笙逊谢地说：“一来自己眼高手低，不是经营大事业的材料，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永野修身便立刻提出实际方案，他这个方案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惊喜交集的，他说：“日方准备投资日币３０００万元，和杜先生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我们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宋子文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生意抢过来。”　　永野修身的提议大胆已极，但也非常切合实际，他为杜月笙描绘美的远景：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倘使说得更明白一点，日本陆军的势力在东北与华北、华中、华南则属于海军的，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操纵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广泛人缘，深厚潜力，莫说“中国建设银行”不足为惧，甚至他们能够掌握整个华中和华南的资源和贸易，倘若以发财而论，这一个机会实在是空前难有的。　　尽管永野修身说得舌翮莲花，天花乱坠，杜月笙也晓得他有诚意，而且所说的话也是真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礼貌的态度，微微而笑，凝神倾听。等到永野修身把所有的话说完，杜月笙非答复不可了，他却是眉头微皱，连声苦笑地摇着头说：　　“我是中国老百姓，无钱无势，永野部长先生未免太抬举我了。”　　于是，永野修身赶紧声明，他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希望杜月笙不要祷词推托，说两句客气话敷衍了事。这样，岂不是辜负他一片诚心了吗？　　逼着要摊牌，杜月笙只好这么说了：　　“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谁知连这个说法都不能使永野修身知难而退，因为他还备有十分迁就杜月笙的第二套方案，那便是由杜月笙自己出面组建一家规模宏大的银行公司，其所需资金，则全部由日方供给，银行公司经营方法和日本海军方面的暗中助力全部按照刚才所说的办。　　杜月笙简直无词推诿了，只好虚晃一枪，暂且避过这事，他说：　　“这是一件大事，请永野部长给我一段时间，容我详加考虑。”　　几日之后，他派人去拜见日本海军验沪武官，请他转告永野修身：　　“前此谈，极感盛意，惟碍于国家民族主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八一三沪战既起，日本特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游说劝促杜月笙，甚至对他纠缠不休，利诱不行，又进行恫吓威胁，小角色施尽解数，无计可施，则更派出一等一的高级军政要人出面。日本人仿佛已下定决心让杜月笙留在上海，帮助他们统治这即将陷落的中国第一大都市。　　但是，他们低估了杜月笙的爱国热诚，并且又将杜月笙对他安身立命所在的大上海之恋估计太高，他们认为杜月笙绝不会离开他的根据地———上海，舍不得放弃他在上海拥有的“庞大”事业。　　更重要的日本人根据情报资料显示：杜月笙经济拮拘，债台高筑，１９３７年８月间，他积欠各银行和私人的款项，业已高达３００余万元。　　于是，日本人对杜月笙“绝对走不了”的判断深信不疑，同时多方面的下功夫，游说杜月笙投日。由于许多二等脚色游说失败，曾经当过张作霖的顾问，日本关东军重要角色板西利八郎，居然高轩莅止，光临杜寓。第三部分日本人拉他，杜月笙避居公寓(2)板西一连拜访杜月笙好几次，利用他在日本军部的崇高地位和显赫声势，他当面对杜月笙等许诺：一旦皇军完成占领上海，他将给予杜月笙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杜月笙起先和板西利八郎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答复，渐渐的，杜月笙的太极拳越打越不着边际，于是板西一怒而去。　　利诱失败，再继之以威迫，紧接着板西不断登门拜访的是换穿便装、相貌堂堂的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侵华的急先锋，心黑手辣，杀人如麻，他是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从东北而热河，而冀察———天津，丰台、冀东和香河，凡是他所到的地方，要不了多久必有重大灾祸。在华北一带，土肥原这个名字，大有止小儿夜啼之威。土肥原绰号亚洲的劳伦斯，他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第５师团旅团长，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日之战爆发，他高升为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军阶是中将，土肥原中将随着沪战南下，他鉴于板西利八郎的软功失败，因而在杜月笙面前唱起大花脸脚色来。　　土肥原一进门，开头便指出杜月笙没有离开上海的可能，他声势汹汹地说：“即有可能他也断然不会允许，他将竭尽一切努力，截断杜月笙离开上海的出路，打消他远行的企图，因此，他指出：　　杜先生你既已失去离开上海的一切希望，你就应该彻底而充分地和皇军合作。”　　除此以外，土肥原还气势汹汹，严词指责杜月笙不该出钱出力，奔走呼号，并且如此热心诚恳、废寝忘食的支援国民政府，鼓励国军与皇军对敌，造成皇军的重大伤亡。他极力威胁地说：　　“如果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们要列举你对皇军的敌意行为，然后施以膺惩。”　　面对着如此强横霸道，无理可喻的土肥原，杜月笙怒火中烧却又拿他无可奈何。杜月笙住在法租界，土肥原有权扬长来去，旁若无人；并且，他是日本大本营的特务部长，诡谲狡狯，神鬼莫测，杜月笙明明知道土肥原必然有备，断乎不容杜月笙命人将他抓下杀了。　　杜月笙为了抗日人士联络方便，这时一度在辣斐德路辣斐坊１６号姚玉兰夫人的香闺里见客。土肥原拜访杜月笙大放厥词的第二天下午，杜月笙正跟弟子徐懋棠促膝密谈，轧轧的飞机声，一阵阵地吵扰了他们的谈话。　　正感到烦躁，姚玉兰一脚踏进客厅来，清脆悦耳地京片子，却是在说：　　“今儿个可怪啦，这架飞机怎么直在咱们的头顶上转呀！”　　一句话，蓦地兜起杜月笙的一桩心事，眉头一皱，侧耳细听———越听越不对了，杜月笙虎地跳了起来，夺门而出，到了天井里面，他以手遮阳，仰起了脸，朝天空眺望，可不是有一架东洋军机涂漆着红色膏药在辣斐坊杜公馆的附近，绕过来又兜过去，仅在顶空低飞盘回。杜月笙骤然脸色都变，莫不是土肥原的大言炎炎，真要兑现？　　大事不好，杜月笙满面惊慌，忧心忡忡，折转身又匆匆地跑回客厅，往沙发上沉沉一坐，他两眼发直，谁也不理，定定时坐在椅上出神。　　徐懋棠刚听说了土肥原口出狂言，出言威胁；此刻便就明白，杜月笙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跑到天井里去看飞机，而且看过以后立即神色大变。于是，这时他便低声地喊：　　“先生，先生！”　　“嗯？”杜月笙像是猛地被他惊醒，眼睛望着徐懋棠，茫然地问：“啥事体？”　　“先生，土肥原无非是逞逞威风，”徐懋棠忙道，“表示他能调动得了飞机，飞到这里来兜几个圈子，用意是吓吓我们。”　　姚玉兰插嘴说道：　　“说不定他们也真的来侦察什么的，自从闸北江湾开了仗，咱们这儿，大门口天天车水马龙，达官要人，出出进进。”　　杜月笙依然不置一词，只是望了姚玉兰一下，做个无言的苦笑。　　客厅里静了些时，飞机还在盘旋不去，三个人都在深思长考，默不做声。终于，徐懋棠灵机一动，双手一拍，欢声地喊了起来：　　“先生，我有个对付他们的好办法！”　　杜月笙望着他说：　　“你且说来听听看。”　　“先生，最近我在浦石路买了一幢公寓，１８层楼的洋房。地点适中，房子也很讲究。先生跟太太何不搬到那边去住，一来避人耳目，二来１８层楼公寓房子，先生住在中间，日本飞机即使再来，也是什么情形都看不出来的呀。”　　杜月笙一想，这个主意确实不错，问声姚玉兰，她说毫无意见，于是一声决定，说搬就搬，姚玉兰就从辣斐穗路搬到捕石路，住进１８层楼的公寓大厦，时间一久，上海人便改口称她为“１８层楼太太”。第三部分张啸林上了日本人的船(1)张啸林在浙江避暑圣地莫干山，置有一座别墅，修竹万竿，一色青碧，号称“林海”。“八·一三”沪战一起，他却闲情逸致，百事不问，哪管上海滩上打得天翻地覆，尸山血海，他却一个人悄悄地上山歇夏享他的清福。但当沪战一打三个月，日军精锐齐出，立体作战，国军寸土必争，渐渐地也支不住了，眼见即将转移阵地，日本人便更加积极地加紧进行投水策反的准备。对于杜月笙他们争取得更急，定下千万条计，一面严密监视他的行动，一面稳住上海“三大亨”之二，劝黄金荣一动不如一静，保证他的生命和财产，再派人潜往莫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