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冯玉祥——从合作到决裂-4

1月10日，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退至河北省抚宁，日军进至山海关外前所车站即不再前进。日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又将进攻方向转到北满夺取哈尔滨。这时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至此，经过四个月零十八天，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时，东北的中国军队虽然没有"好几十万"，但精确的数字，也有十九万人之多，即使扣除事变后由辽宁退入关内的五万人，也还有十四万人之众，而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加上从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总共也不过一万五千人。中日兵力如此悬殊，而短短的几个月，就丢弃了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民众的哀怨与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民众不明白：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呢，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吗?第五部分 3.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1）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是张学良。不论有多少理由，也不管有多少苦衷，作为一方统帅，置东北民众和土地于不顾，眼睁睁地放任日军践踏，张学良是难辞其咎的。不抵抗主义的发明者，是蒋介石。蒋介石是放狼入室的罪魁，是丢弃东三省的祸首。早在1931年7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侵华意向已充分显露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对日军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8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同党政军要人商讨了对日方略："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22日，蒋介石向南京党员发表演说，阐明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军队避免冲突，国民严肃镇静——不抵抗，依靠国联压迫日本撤兵。全国各界民众，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势不可挡；即使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也有一部分人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自动地起来抗日。民气不可欺，但有时却可利用。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竭力攻击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前在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核心，则乘机逼蒋下野，企图取而代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当中——不抵抗主义遭到民众反对，党外的抗日民主运动，使其处于非常不得人心的被动地位；党内各派系的乘机压迫，又使其处境十分不利。蒋介石见势不妙，重演故技，以退为进，再次宣告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此事发生在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飞回了浙江奉化县老家，他的亲信还都在南京，仍然把持着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形同虚设，新任行政院长孙科面临财政、外交两大危机，一筹莫展，难撑局面，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孙科吁请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蒋的亲信也乘机叫嚷促蒋复职。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决定拉汪排胡，重新出山。蒋通过宋子文对汪说，只要与蒋合作，汪派人物可以全部进入南京政府。汪精卫也想通过与蒋合作，在南京政府中谋得权位。二人一拍即合。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16日，汪精卫也由上海到达杭州。经过密商，二人达成权力分配协议：汪主持内政外交，蒋负责军事。21日，蒋、汪联袂入京。28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决定劝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五人为常委(3月6日蒋正式出任委员长)。1月28日，在历史上是值得记述的一天。蒋介石重新上台，蒋汪合作，进行权力再分配，在这一天：日本在上海发动进攻，制造新的侵华事件；在这一天；蔡廷锴、蒋光鼐领导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为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抗战的起点，也在这一天。蒋介石重新上台，不抵抗主义的初衷未改，他与汪精卫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淞沪抗战。第五部分 4.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2）上海战端一起，南京政府不思抵抗，惶惶然于1月30日迁都洛阳。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奋力抵抗，打得日军多次更换司令官而难于进展。蒋汪却密令中国海军保持"镇静"，通过何应钦电令十九路军航空队，"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蒋介石指示十九路军"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蒋介石反对增援淞沪抗战，让何应钦通令各部队，"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蒋汪还断绝了十九路军的给养和军饷，截留各界民众和华侨的抗战捐款。抗战部队处于非常困难境地被迫撤退。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上海军民的抗战被彻底出卖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北三省，出卖了上海抗战，难道他要甘心卖国、当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吗?不，蒋介石雄心勃勃，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何况，他的外交重心在美、英一边，还有它们的支持呢。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背后，蕴藏着别一样的东西。《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正式宣布了一项国策——"攘外必先安内"，把它作为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后来回忆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种严重的危机，"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8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此前，蒋介石就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加以宣传。1931年7月，日本侵华的意图已路人皆知，蒋介石面对即将入侵的日本和正在被他"围剿"中的工农红军，就明确表示："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即不能御侮"。同年11月30日，又老调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攘外必安内"定为基本国策之后，蒋介石更是大肆宣扬，一再诠释。1932年12月14日，发表演讲："我们的内政有两大毛病：一种是党及政府内部分裂，一种是土匪、赤匪在各地方扰乱，这使得我们国家分崩离析，国不成国。""'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1933年4月6日，致电各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4月7日训诫"剿共"高级将领："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毀，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第五部分 5.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3）5月8日，对军官讲话："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是"心腹之患"，日本的侵略势力是"皮肤小病"，"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由此出发，产生了不抵抗主义的误国方针。蒋介石是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懂得专政稳固的重要性，把个人专制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允许革命力量的存在，不允许党内有其他派别，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无视整个中华民族的权益，使"攘外"成了一块空招牌。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标准来衡量，此时的蒋介石是不合格的。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背后，还有一样东西，这就是浓重的民族失败主义。1933年4月12日，在一次讲演中说："无论如何，他的武器比我们的精良，技术比我们高明，我们在最短期间，是无法补救这两个重大的缺点的。"1934年7月，对军官训话说："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日本吹嘘"皇军不可战胜"，蒋介石也确实认为日本的侵略是不可抗拒的。只着眼于武器和技术装备，而无视爱国军民的伟大力量，把本民族看得一钱不值，不堪一击，蒋介石的"三日亡国论"，成为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攘外必先安内"和"三日亡国论"，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两大基因。"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冯玉祥因中原大战失败正避居山西省乡村。9月20日，从孔祥熙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肝胆欲裂，彻夜未眠，23日，发表通电，回复孔祥熙。冯玉祥在通电中，严厉地批评蒋介石"专横暴戾，阴狠险毒，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操纵钳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交则认贼作父，妥协屈服"，指出，敌人大肆武装入侵，"实由蒋政府历年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所由致"，对于日本侵略，不设法抵抗，却听候国联"主张公理"，真是"无气骨无人格"，号召全国同胞"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雪此无上之奇耻。"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