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冯玉祥——从合作到决裂-2

这样，蒋介石下台才两个多月，国民党各派系间的争斗就闹得不可开交了，而蒋介石则静观事态的发展，并趁此时机去了一趟日本。1927年9月23日，蒋介石离开老家溪口到了上海，28日离沪东渡，30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4日，在神户拜见了宋子文的母亲，敲定了与宋美龄的婚约。10月1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在东京期间，蒋介石拜见了日本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拜访了日本军政官员和社会名流，并先后同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等进行了密谈，寻求日本的支持。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从日本回到了上海。蒋介石回到上海的当天，就给汪精卫发了一封电报，请汪离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第二天，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三个月前，蒋汪还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现在又变成了合作共处的朋友，表面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仔细观察却会一目了然。他们虽然都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党国"，为了"革命"，骨子里都是为了个人私利。出于个人私利的需要，说分就分，说合就合。三个月前，蒋汪都是各自争权的主要对手，因而形同水火。如今，蒋介石感到南京特委会成了他夺取中央大权的第一个障碍。因为特委会的实权掌握在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手里，前者大都是比他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后者又拥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为了搞垮特委会，他有必要联合特委会的反对者，而环顾国内，汪精卫正在广东同特委会闹对立。汪精卫为了反对特委会，也想借助蒋介石的力量。二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第二部分 6.辞职与结婚（2）南京方面见势不妙，深恐蒋汪联合共同对付他们，便极力拉拢蒋介石，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得到各方赞同。11月16日，汪精卫硬拉着李济深一同离粤，参加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17日，他们乘坐的轮船正在赴沪途中，拥汪的张发奎部发动政变，向驻粤桂军黄绍竑部发起攻击，迫使桂军退回广西，削弱了李济深在广东的实力。18日，李济深抵沪得知这一消息后，才知道与汪同行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异常愤怒。反汪派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说这是汪精卫联合共产党发动的武装政变。这种混乱局面，对蒋介石百利而无一害，他持超然态度，任其乱下去，他要寻机把西山会议派那帮元老们搞掉。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当队伍走到复成桥时，突然枪声大作，死四人，伤二十余人，肇事者逃之夭夭。事后，各地发起声讨"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惨案的制造者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分子葛建时，要求惩办凶手。西山会议派成为众矢之的，忙于应付各方控告，弄得声名狼藉，气势一落千丈，在国民党内失去了发言权。其实，这一惨案的策划者是陈果夫，陈果夫背后的指使者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踢开了西山会议派这块绊脚石，搞垮特委会有了把握，下一步，该结婚了。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新郎年满四十，新娘芳龄三十，二人的婚礼先在宋家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之后又在大华饭店按中国传统举行。第二天，上海的报纸报道说："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昨天下午举行婚礼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一千三百人……""上海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在这里济济一堂。""步入装饰华丽的舞厅时，人们立刻就被那很有气派的满堂花卉迷住了。……""在大华饭店内外，布置了一大批中外侦探。这些侦探严密地监视着周围动静，谨防出现任何乱子。"结婚的当天，蒋介石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写道：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介石把他们的结合赋予了政治意义，不过，它的政治意义并不是蒋介石说的这些，而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需求。宋氏全家信奉基督教，并且亲美，在美国教会中有较大影响和广泛联系，蒋介石欲取得美、英的支持，需要借助宋氏家族与美国教会的这种关系。同时，宋美龄的大姐、二姐先后为孙中山的秘书，二姐又是孙中山的夫人，宋氏家族的一些成员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与宋家结亲，也会随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总之，为将来取得美、英支持打算，还是为眼下争夺权势着想，蒋介石都有必要同宋美龄结合，难怪有人将他们的结合称为"政治结婚"。赶跑了一个，气走了一个第二部分 7.辞职与结婚（3）蒋介石新婚的第三天，即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在上海蒋介石的新居召开了。宁、粤和西山会议派两个方面的中央执监委员三十多人，在一起开了10天会，整整争执吵闹了10天。由于蒋介石制造了"一一·二二"惨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在会上的发言权，所以会议的争吵主要在汪派与反汪派之间展开。桂系所控制的宁方和李济深揪住张发奎发动广州事变一事不放，一顶"联合共产党"的红帽子扣在了汪精卫头上，提出了一项"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蒋介石为了拉拢汪精卫搞垮特委会并支持自己复职，貌似公允，实际上却偏袒汪精卫一方。汪精卫为摆脱被动、孤立地位，抢先在12月10日提出请蒋复职："准有请预备会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针对汪精卫此举，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攻击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表明自己是一贯拥蒋的。这时，冯玉祥、阎锡山联名请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公推蒋介石负责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2月11日，张发奎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消息传到上海，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抓住这一事件，仍然用扣红帽子的办法攻击汪精卫，说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等是共产党等等。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高喊反共反苏的口号，张发奎的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后，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苏联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但是，反汪派并不因此而放松攻击，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第四军杀共产党是汪定的苦肉计。白崇禧更设法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将使他获得更大的权力，此时已没有联合汪精卫的必要了，更不希望汪与他分享权力，所以，蒋介石乘汪精卫被攻击之机，又开始驱汪，以十分"关切"的态度"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应该暂离上海。一时难以摘掉的红帽子，白崇禧的暗杀威胁，再加上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使汪精卫已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沪，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虽然走了，但胡汉民等还是抓住汪派的粤方中央委员不放，继续攻击，目的在于将他们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感到，胡汉民的企��，把巩固贵州地盘当作首要任务，总部设在贵州省前任主席毛光翔住宅里，自己俨然是贵州省的太上主席，把贵州省政府当作服务于他军事需要的机构，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至此，王家烈叫苦不迭，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1月18日，驻川参谋团以“迭失要隘”的罪名拘押了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子担。薛岳再也按捺不住占据贵阳的欲望。1月21日，他派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接管城防，并任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就在薛岳进入贵阳的同一天，红军兵不血刃地占领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借薛岳忙着抢占贵阳之机，红军得以在遵义好好休整了12天，扩充了数千队伍，特别是有了正确领导，全军精神焕发，气象一新。此时，红军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国民党部队的围攻，化被动为主动，开辟新的局面。1月20日前后，红军陆续由遵义、桐梓地区向西前进，在土城击溃贵州军阀侯之担的三个团，于29日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一渡赤水），准备在重庆上游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欲与四川东北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文前内容 第62节：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3)蒋介石、薛岳对红军的情报主要来自于飞机的侦察。 红军这一行动，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西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薛岳集中主力周浑元纵队北渡乌江尾追红军，并将王家烈二十五军列入六路军序列；另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电告何键要刘建绪所率湘军各师由镇远进占石阡、印江继续北进，与彭水的鄂江取得联系，构成黔东北阻截线，以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湘西红军会合。当时的形势对红军来说，还是十分危险的。就兵力而言，除湘、鄂军在川黔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薛岳直接控制于贵州的机动预备部队约十个师兵力不计外，直接参加黔北追堵红军的兵力大约有15万兵力，除了王家烈的两个精锐师，还有龙云的滇军和刘湘的川军，都是兵强马壮，以逸待劳，其兵力是红军的五倍。 就地形而言，黔、滇、川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地障重重，比湘江更危险。在土城，川军先红军一步占领有利地形，把红三军团的一部困在一个隘口。正在土城指挥的朱德总司令，不得不下令突围，在一个排的掩护下，冒死冲出土城。后来，国民党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匪首朱德已被击毙”！2月21日，红军占领云南的扎西（威信）县城，恰好这一天是春节。薛岳这一年的春节是在贵阳度过的。周浑元给薛岳送来一份“意外”的大礼。他们在战斗中抓获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政委田丰。 田丰叛变后写下了一份有关红军的交代材料。薛岳正为红军的飘忽不定而烦恼，得此材料，如获至宝，因为他从中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情况：“共军内部在遵义会议上井冈山派和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抗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的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但内部不和，军心不稳。”薛岳一边速命周浑元将红军叛徒田丰押解贵阳，他要亲自接见，了解红军详情；一边立即把田丰的材料速报蒋介石，并下发到各部队官长手里，让他们“知己知彼”。蒋介石从薛岳送来的情报中，知道有遵义会议，从此毛主席全权指挥红军行动，引起他很大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蒋介石妄想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于是随即调整战略部署：以何键为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在贵州的二路军作战序列也重新划分，以吴奇伟部编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二纵队，滇军(第十路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编为第七纵队。这样的划分，使第二路军中吴、周、孙、王各部处于三重指挥之下：一是委员长蒋介石，二是总司令龙云，三是前敌总指挥薛岳。对于各纵队来说，蒋、龙、薛下达的命令都应该执行，但这些命令常常发生冲突，使纵队司令无所适从。指挥的多层次并未使各军获得协调行动。事实上，二路军各纵队之间联系甚少，难以有统一可言。但此时的薛岳，更关心自己的权力问题。薛岳到贵阳后，除向何键通报一些情况外，已不再受何键节制，直接以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并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谁知，这次作战序列调整，蒋介石还是让他当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受二路军总指挥龙云领导，他心中又生不满。2月21日，蒋介石撤销了六路军总部，让薛岳担任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同时，还兼贵阳“绥靖”主任，薛岳这才感到名正言顺，心满意足。文前内容 第63节：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4)二、红军反攻，乌江大败红军活跃在贵州西北赤水地区一个多月，把周浑元第二纵队吸引到赤水河以西。 毛泽东见敌人在长江两岸已布重兵，对红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此渡江显然不利。他当机立断，突然命令红军重返川南，一面挡住周纵队东归之路，一面挥军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并于2月25日占领桐梓城，随即进攻娄山关。这一行动弄得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他们对红军的意图各有各的看法。四川方面认为红军占领桐梓后的次一行动，第一个可能是北攻重庆，威胁四川，策应川北红军；第二个可能是东进湘西与湘西红军汇合，因此要求薛岳将主力控制在乌江沿岸及赤水河一带，配合重庆方面布置围攻。薛岳则认为红军不会攻重庆，而可能绕道黔东空隙地带南下迂回攻击贵阳。他主张把主力配备在贵阳及乌江南岸地区，确保贵阳安全，相机进击。吴奇伟等第四军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大都同意薛岳的判断。王家烈则认定红军必攻遵义，要求薛岳全力集中乌江北岸至遵义地区，保住遵义。然而，薛岳并不理睬王家烈，仍在贵阳休整。王家烈对此十分不满。2月25日，王家烈见红军主力正争夺娄山关，便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蒋介石“请总指挥薛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同时，驻扎于贵阳附近的中央军迟迟不前，也引起了粤桂川军阀对蒋介石的攻击和不满。为了堵塞粤桂川军阀之口，缓和一下矛盾，蒋介石不得不电令薛岳“务督各部向匪猛击”。薛岳接电后，只好要通了吴奇伟的电话，令其火速北渡乌江，增援遵义。此时，吴奇伟正依照薛岳的命令率五十九师、九十三师从清镇开赴修文，原计划是防备红军南渡乌江进攻贵阳。他刚到达修文，便接到薛岳的电话命令，要他改变计划，因而感到不解，忙问为什么。薛岳苦笑着解释，王家烈一天给蒋委员长一个电报，说红军主力进攻娄山关，黔军快守不住了。蒋委员长命令必须确保遵义。我已令周浑元纵队向遵义靠拢，以便会同你部增援遵义。这个王盐巴。吴奇伟狠狠地骂了一句。其实，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薛岳心中也无数。特别是周浑元部已为红军所挡，不能向遵义移动。这也正是后来吴奇伟在遵义一触即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薛岳一份关于川滇边境电，说“窜据威、镇、牛街间之共匪主力，被我川滇军截击，西窜无由，饥疲不堪，随处劫掠，已成流寇。匪首朱、毛，有化装逃走说”也足见薛岳的情报不灵。既然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吴奇伟也无可奈何，只好率部渡过乌江，于27日下午到达忠庄铺。在忠庄铺，正准备吃晚饭，吴奇伟接到薛岳总部紧急的电话，说娄山关已落入红军手中，红军正在大举进攻遵义。吴奇伟放下电话，正要派人去侦察情况，王家烈带着几个卫士匆匆走进指挥部。王家烈见到吴奇伟就兴高采烈地说：“中央军及时开到，遵义就有办法了。”吴奇伟问：“王主席，遵义方面情况如何？”“我刚从遵义来，离开时，老城还在我们的掌握中。共军来势凶猛，确实是他们的主力部队。如果不马上驰援，恐怕难保。”王家烈拍着五十九师团长张德能肩膀说，“这回是你立功的时候了。”王家烈没有料到的是，他愈强调红军主力已在遵义，吴奇伟就愈不敢急速前进。吴奇伟渡江前，原是希望周纵队能迅速靠近遵义，与他会合共同推进。但周纵队没有到来，使他有些失望。吴奇伟来回踱了几步，从王家烈介绍的情况来看，红军主力已到遵义，遵义很可能随时落入红军手中，如此莽然驰援，恐怕很危险。他站定后，对王家烈说：“部队要等集结才能继续前进，还是先派人再侦察一下。”说着，他转身用广东话对旁边的参谋魏鉴贤说，“你先去看看，路上机警些。”文前内容 第64节：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5)魏鉴贤心领神会，立即带着一个卫士，乘王家烈的小汽车前往。 来到大约离遵义城四公里的地方，他叫司机停车，自己登上一个小山头，用望远镜观察城里的情况。遵义分新城、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偏西。其时新城遍地红旗，无疑已为红军所占；老城方面，仍有疏落枪声，估计仍在王家烈部手中。这时，他见有一支队伍正向右翼南面移动，马上下山。回到指挥部，魏鉴贤领会到吴奇伟刚才的暗示是不想派部队贸然到遵义，便报告说：“新城已遍插红旗，老城方面也已停止抵抗，一支共军正急速向我右翼移动。”王家烈听了他的回报，便与吴奇伟商议说：“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个团，其他几个团联系不上。当前地形，我们的主力应由西侧隐蔽地向桃溪寺前进，首先将红花岗占领。 川黔公路以西，由贵部向红花岗进攻；川黔公路以东一带高地，由我部八团坚守。指挥所位置于忠庄铺北端。你看怎么样？”“行。”吴奇伟干脆地说。是晚，一夜枪声，红军已完全占据遵义城，并抢占红花岗险要阵地。28日上午10时左右，浓雾消散，吴奇伟命五十九师右翼部队开始向红花岗高地进攻。部队推进至半山腰时，突然遇到埋伏的红军猛烈抵抗，有一个营被胶着在半山上，攻不上去。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见状，增加一个团从左翼进攻。该团亦受到红军的反击，损失很大，被阻于山腰上，无法前进。激战中，薛岳调来飞机增援，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 吴奇伟趁机派一队人马沿红花岗山麓冒死钻进谷地，企图迂回穿插。迎战的是能征善战的红一、三军团主力，见敌人进入谷地，正是好时机，便于下午2时吹起冲锋号开始反攻，一部由公路以东的甘堰塘、南公山向敌指挥所所在地的忠庄铺后方，迂回攻击前进，迅速占领北端的有利地形，另一部由官田垭抄公路直趋敌指挥所，以致敌军全线动摇。吴奇伟站在忠庄铺南端一个高地上，看到右翼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大，占领高地的计划又不可能实现，有点急了。他回头对站在身边的两个参谋说：“我们面对的是共军主力，周纵队距离太远，九十师也要明后天才能赶到这里。你们看该怎办”两个参谋建议立即脱离战斗，否则入夜有受到红军主力歼灭打击的危险。吴奇伟犹豫了一下，便叫参谋拟撤退命令。撤退时间是下午4时，撤退顺序是军部、九十三师、五十九师，吴奇伟考虑到，撤退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红军强力压制的情况下安全退过乌江。起初，他想把军部、九十三师与五十九师靠在一起，向乌江渡上游(离乌江渡约三十里)的老渡河点渡过乌江。后来，考虑到夜行山路，走不过红军，同时已约定五十九师由乌江渡前来增援。因此，他决定军部、九十三师沿公路南走乌江渡，五十九师掩护军部、九十三师撤退后，向老渡河点回息烽县待命。下午3时半，离撤退时间只有半小时，吴奇伟与薛岳通了一次电话。谁知薛岳听完撤退计划后，并不同意吴部全部撤过乌江南岸，命五十九师撤回北岸，守住乌江两个渡口，等待支援。吴奇伟有些无奈说，撤退命令已下，恐怕已无法改变撤退计划。薛岳怒吼道：执行吧！晚7时许，天完全黑了下来，咆哮的浪声，让人有种危机感。吴奇伟率卫士数十人退到离乌江渡约15里的刀靶水，衔尾追击的红军已追上九十三师，与后卫交上了火。顿时，枪声、冲杀声一片。这时候，部队乱成一团，已难以控制。吴奇伟心急如焚，要走嘛，薛岳有命令不准渡江；不走嘛，只有等待红军俘虏。这该如何是好？他急得朝天大吼：“好，我就死在这里吧！”旁边的两个参谋完全理解吴奇伟之为难，一来因为薛岳不许部队渡江，吴奇伟当然不便只身脱身；二来因为许多营连长反对匆匆撤退，这些营连长由于长途行军，士兵逃亡太多，不好报账，他们希望小打一阵才走，便于报销。吴奇伟感到来自上下的压力和失败的责任，浑身不觉瘫软下来。文前内容 第65节：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6)枪声越来越近，情势紧迫。 两参谋马上招呼卫士，挟着吴奇伟向乌江渡急走，到渡口时，已是入夜时分。守浮桥的工兵连长问吴奇伟：是否拆桥，何时拆桥吴奇伟犹豫了一下，答：待武装部队过后拆桥。说毕，他率领数十名官兵首先渡过乌江。吴奇伟过桥之后，聚集在渡口北岸附近的辎重队伍见军长渡江了，一拥而过，桥头的秩序顿时大乱，使守桥部队无法维持。吴奇伟过桥后刚走上半山，忽听到背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占领了渡口北岸山顶，居高临下，往下扫射，而撤退的部队麇集在山脚河谷，拥挤抢渡，十分混乱。吴奇伟害怕红军南渡追上来，一咬牙，急令工兵砍断浮桥桥索。只听“喳啦”一声，浮桥断了，桥上的官兵凄叫着，跌入江中急流，不知其生死如何。吴奇伟摇摇头，以双手掩眼，不敢观看。其时，渡口北岸尚有千多人留在河边，慌作一团……这1000多人，除了少部分侥幸从其他地方逃过江的，大部分成了红军的俘虏，并作为新兵，补充进红军队伍。同时，红军还缴获了大批的辎重武器。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当日并没有依照吴奇伟的命令撤退，而是在第二天拂晓始撤退，侥幸躲过红军一击，从老渡河渡江，当晚回到息烽。韩汉英见到吴奇伟，第一句话就埋怨吴奇伟不该下令撤退。他说，“即使拿不下老鸦山，至少也能坚守阵地待援，何至溃败至此？”吴奇伟在第四军中一向被称为“阿婆”，很少发脾气。 这回，他突然打断了韩汉英的话说：“傻瓜，我们碰上了共军主力！”韩汉英没有再做声了，清点人马，四个团出去，剩下的不过半数归来。这次战斗，是薛岳的部队自在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共计被俘伤亡达3000人以上。薛岳闻之，脸色大变，对朱德、毛泽东所率的红军来去无定的机动神速感到可怕。为了掩饰败绩，确保嫡系吴奇伟、韩汉英的地位，他不单少报伤亡损失的数字，而且把战败的责任推到王家烈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身上，同时上报蒋介石，自请处分。薛岳自经此役后，狂妄自大的气焰减低了不少。而红军方面，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面对娄山关大捷，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三、挤走家烈，贵阳告急蒋介石惊闻薛部在遵义大败，大骂“娘希匹”，认为这是“追剿”以来国军的奇耻大辱，来电要求薛岳查明罪责，以申军纪。薛岳不敢怠慢，亲赴乌江南岸指挥，并速令在贵阳整补的九十二师梁华盛部和九十师欧震部驰援，并令吴奇伟继续指挥九十二师、九十师，准备渡乌江反攻遵义，立功赎罪。3月中旬，蒋介石给薛岳送来两份手令：一件是强调今后在前线“追剿”的部队长，无论追剿堵截与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罪；另一件是强调，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截，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堡，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之语。他还提醒薛岳要重视毛泽东的指挥，说：“毛既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不定的流寇，至为重要。”正是蒋介石的这些“指示”，让本以机动见长的薛岳部束缚住了手脚。3月10日，红军离开遵义，继续西征。3月12日，川军郭勋祺纵队抢在吴奇伟部前，第一个进入遵义，结果得到蒋介石的犒赏。蒋介石得悉红军向仁怀、茅台、赤水西进后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消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他电示薛岳：文前内容 第66节：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7)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的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追歼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薛岳据此，电令各纵队沿途大修碉堡，切断红军供给，想重施江西故伎，困死红军。3月21日，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和晏道刚等。蒋介石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野心勃勃，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盲目乐观的“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 ”在他看来，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的决策是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他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以为红军再无回枪之力。蒋介石对吴奇伟部在遵义之役的失败，余恨未消，撤换了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之职，由甘泗初继任；对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仅撤职留任。身为指挥官的吴奇伟由于得到薛岳的力保，只记大过了事。唐云山事后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薛岳有偏心，赏罚不公，他的九十三师比五十九师损失小些，凭什么只对他如此处分。在贵阳公馆，蒋介石和陈诚、晏道刚、薛岳等会商。薛岳借机痛陈王家烈的种种罪状，要求中央撤换王家烈的军政职务。原来，自从进入贵阳后，薛岳便把心思放在如何挤走、挤垮王家烈，好取而代之，当“贵州王”。他派人四处秘密收集王家烈如何在贵州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材料，尤其是王家烈纠结粤、桂、滇系搞所谓联省自保的反蒋行动，同时，他还派人收买王家烈属下的黔军各师长，搞分裂、瓦解黔军、迫使王家烈下台的行动。薛岳此举正合蒋意。结果，王家烈不仅丢了贵州省主席的职务，还失去了对黔军二十五军的控制权，最后落得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职，被彻底赶出了贵州。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老政客吴信忠为贵州省主席，将二十五军五个师编入陆军编号或非陆军编号。这样，盘踞贵州多年的地方势力派从此被驱逐。可以说，蒋介石借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二鸟”的阴谋，虽然他妄图聚歼红军于黔北一带的罪恶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然而，唇亡齿寒，蒋介石对付王家烈这一“阴招”，让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等西南的军阀对中央军都保持了警惕。不过薛岳也有难受之处。蒋介石到贵州后，实际上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他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做主。更难受的是，若不如意，蒋还会耳红脸赤骂个不停。当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后，薛岳一时摸不清红军的动向。29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说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30日，周浑元急电，说红军似有偷渡乌江模样。这一情况很出薛岳的意外，颇感惊慌。他请示蒋介石后，火速调第七纵队李韫珩部，由遵义昼夜兼程赶赴乌江以南养龙站线，接第九十三师残部防务。原来，蒋介石在贵阳忙着调兵遣将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指挥红军向东回师，已于3月21、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向南，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经枫香坝、沙土直指乌江南下。除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迷惑与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于3月31日在大风雨的黑夜，乘竹筏南渡乌江，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全部丢在乌江北岸。红军渡江后，在牛场集结，佯攻贵州息烽城，并继续南下，4月2日在黑神庙、湖水场将李纵队五十三师的阻击部队击溃后，分兵两路，一部经开阳、修文、龙里间向贵阳南进，一部向瓮安、余庆东进。文前内容 第67节：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8)蒋介石开始恐慌，匆匆召见陈诚、顾祝同和薛岳等了解情况。 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蒋介石随即做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孙渡纵队限期前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从南面布置防堵。薛岳即用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声嘶力竭。为了保卫贵阳，安定人心，薛岳在贵阳绥靖公署内召开党政军重要人员讲话，说追堵大军云集，勉以精忠报国，确信在领袖指挥下必可成功。他再度转电各县长要与城共存亡，闻风即弃城者杀无赦。4月4日，薛岳接李韫珩电告，该纵队在息烽县的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部队已过息烽。蒋介石闻之，立即传令嘉奖李韫珩并给予犒赏，同时召集陈诚、薛岳等商量对策。薛岳认为，红军距贵阳仅百余里，判断红军急求东进，估计在强势兵力跟踪尾追下，聚兵攻坚难免受挫，可能不致进攻贵阳城；即使有靠近贵阳的行动，也只是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东移。 在贵阳的守城部队只要坚守撑持一天，追击部队即可赶到。陈诚则指出，贵阳兵力单薄，援军孙渡部尚在向贵阳急进途中，必须妥为安定人心，并加强城防工事。此外，空军第三队，必须更番侦察敌情并探明追击、增援各军位置。为了保障蒋介石个人安全，薛岳令韩汉英组织有力部队确保清镇飞机场绝对安全。4月5日，飞机侦察来报，红军先头部队有向东南迂回模样，并在清水桥搭起浮桥。当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弄得整个城市人心惶惶。蒋介石表面上故作镇定，其实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安。他打电话给薛岳，过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和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并要薛岳发火急电，催促各纵队驰援贵阳。午夜时分，他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城保司令郭思演指挥下属不力，玩忽职守……是夜，蒋介石泻肚子，翻腾一夜，宋美龄伤风发烧。次晨一早，蒋介石将侍从副官蒋孝镇大骂一顿，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暗中对晏道刚说：“他受惊了怪房子。”这段日子，薛岳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生怕蒋介石有闪失，但手里又无兵可调，只得一天几个电报催各纵队赶快到贵阳“勤王”，昨晚更是一夜未眠。4月10日，蒋军各纵队火急火燎赶到贵阳附近，而红军见作战目的达到，虚晃一枪，突然转向西南，奔云南而去，把所有东追的蒋军甩在龙里以东地区。整个四渡赤水的战役，是非常巧妙的运动战。毛泽东指挥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弄得薛岳摸不清红军动向，整个部队疲于奔命，被牵着鼻子走，始终达不到“追歼”目的。可是，蒋介石还大肆宣扬他用兵如神，指挥若定，为自己遮丑。周浑元纵队的师长万耀煌在事后曾悄悄地对晏道刚嘀咕道：“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他这话真是一语破的。文前内容 第68节：第十一章〓滇川迷茫，崖暖铁索寒(1)第十一章〓滇川迷茫，崖暖铁索寒一、入滇丢图，焚香结盟4月13日，惊魂甫定的蒋介石确信红军主力没有东进，而是掉头西进，并很快地渡过北盘江时，连忙急电龙云，命将云南仅有的一些军队布置于滇、黔边黄泥河以东防堵，同时即命薛岳离开贵阳，率一、二、三、四、七纵队等跟踪追击。薛部各级官兵厌倦情绪非常浓厚，大家都希望能随薛岳留在贵阳休整一番。其他官兵可发发牢骚，作为前敌指挥官的薛岳却不能。他把第四军军部、第一纵队指挥部和前敌总指挥部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较精简的指挥系统，并抽出九十九师周化南旅作为自己的警卫部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主动弃马轿步行，催军前进。一路前行，薛岳都能收到蒋介石的电令，指示部队的追击路线及战术要领，打算把红军消灭于盘江流域。 但因为鉴于遵义之役失败的教训，担心中了红军的埋伏，蒋介石又严令各部走到哪就要把碉堡修到哪，这自然自己捆住了手脚，比起红军的灵活多变的战术来，薛部迟缓许多。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发牢骚说：“共军走直路，我们走弯路，这怎么能追得上！”贵州以“地无三尺平”著称，初入云南时，也是山里来，山里去，但是到了曲靖附近，从山上远望坝子地，像个小海湾，平坦开阔，风光优美，让人走起路来也舒服许多。红军从龙里、惠水、紫云、贞丰经兴义沿着黔桂山区进入云南，然后由兴义折向西北，出沾益直趋金沙江边。薛部则走贵阳通昆明的大道，经安顺、关岭、普安、盘县进入云南。两军前进形势，极类似江西出发时到湘桂边区那一段的情形,即薛部一直跟在红军的右侧后前进。红军西进云南，意在渡金沙江北上。为使滇军让开北进渡金沙江的通道，毛泽东决定利用龙云惧怕红军占领昆明的心理，首先佯攻昆明，再次调动滇军集中到昆明去守城。龙云果然中计。由于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薛岳率前敌总部到云南平彝（富源）时，已落后于红军数天路程。这时，龙云从昆明发来急电，说红军先头已到达嵩明、寻甸附近，距昆明只有30公里，昆明城里，正规守军寥寥无几，十分危急，要求孙渡纵队昼夜兼程回援。孙渡纵队是滇军的主力，一进云南境内后，自然得接受龙云的指挥。薛岳也无可奈何，只好令孙渡纵队全速前进，其他纵队迅速跟上，力保昆明。当佯攻昆明的战斗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红军主力到达距昆明15公里的杨林地区就掉头北进，分别取道禄劝、武定、元谋，直奔金沙江。甩掉了追敌的红军，急需云南地图。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想方设法，搜集大比例尺地图，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想不到薛岳与龙云这回倒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4月28日，红军中革军委纵队沿曲靖公路前进时，一辆国民党军车从昆明方向急驰而来。红军先头部队就地展开，并以排枪向汽车轮胎射击。军车被迫停下，车上的两个敌人成了红军的俘虏。更令红军欣喜的是，车上竟然发现他们最迫切需要的20余张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地图和一批云南上好白药等物资。原来，薛岳也在为没有云南省的详图以及缺乏治疗伤兵的药品发愁，于是向龙云写了一封信，派其副官驱车前往昆明请求支援。龙云应薛岳之请，批给云南省详图20余张、白药等物一批。红军抓的两个俘虏，一个是汽车兵，一个正是薛岳的副官。红军战士们风趣地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这次红军入滇，则是龙云献地图。”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也高兴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薛岳接报后，心里有些恼火，见人就骂。然而，令他恼火的还在后头，5月5日，中央军主力刚到嵩明、富民附近时，薛岳及前方指挥官就接到龙云的电报通知，各军师除采买人员凭证进入昆明城外，部队不许入城。薛岳读完电报，气得把纸揉成一团，甩在地上。但老资格的龙云不比王家烈，蒋介石也要让他。薛岳无奈，只好率副官、卫士各一人，于5月6日进入昆明，来见龙云。没想到，久经江湖的龙云迎接薛岳的礼节，仅次于迎接蒋介石，并发动两广驻滇同乡欢宴薛岳，给足了薛岳面子。薛岳喜得忘乎所以。两人私下相谈时，龙云主动说明了不让中央军入城的三条理由，一是怕误了追击红军的日程；二是防止红军曾着国军服装冒充中央军混入昆明城之事重演；三是红军截去军用地图，对昆明虚实有所泄漏，不得不防。文前内容 第69节：第十一章〓滇川迷茫，崖暖铁索寒(2)薛岳心中明白，龙云的这三点都是次要的借词，实际的主因是怕中央军抢了他龙云的地盘。 但他没有点破，表面上还夸说：云公英明。当天晚上，灯火辉煌，龙云在都南饭店宴请薛岳，上的一道主菜正是薛岳爱吃的广东名菜“龙虎斗”。两人在酒席上越谈越投机，似有相见恨晚之感。龙云提议，今日既然有缘，两人不妨金兰结盟，结成好兄弟。薛岳欣然应允。两人当即焚香告天，拜起把子来，相约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自此以后，两人就以兄弟相称，龙云为大哥，薛岳为弟，保持了多年的友谊。抗日战争时期，龙云放心地把滇军主力交给薛岳指挥，相处得很好。应该说，薛岳与龙云结盟，是追击红军的一个意外收获。 无形中，国民党中央又得到云南省的支持，为全面进入大西南创造了条件。第二天，薛岳获悉红军已分头抵达龙街渡、洪门渡和皎平渡一带后，请求空军天天派飞机侦察、轰炸，同时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纵队加速尾追。这时，追击红军的先头部队万耀煌第十三师，已到达距石板河不远的团街附近，薛岳急令该师全力尾追红军，保持火力接触，不让红军摆脱。但是，万耀煌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在先头部队与红军后卫三十七团火力接触、遭到猛烈反击后，就在团街构筑工事，固守不追了。蒋介石严令薛岳督促各纵队：“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这使万耀煌更加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他设了个金蝉脱壳计。当晚，他直接向蒋介石发电，谎称：派侦察队严密搜索，在前进的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共军去向后，再尾击而“剿”之。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大怒，向万发出了“限即刻到”的手令，如再违令，将按军法从事。在蒋介石的严逼下，万耀煌只好重新向团街推进。万耀煌师这一“犹豫”，正好为红一、三两军团赶来皎平渡渡江争取到必要的时间。蒋介石也给薛岳来电，妄想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并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薛岳因而不敢多在昆明停留，迅速赶赴前线，指挥部队。5月7日晨，在与龙云话别时，他告诉龙云，已限各部在5月9日在金沙江集中，要在金沙江边将红军主力聚歼，不容他们渡过金沙江。龙云建议说：“我军应竭力追击环州、石板河一带的共军，乘他们半渡的时候，一举歼灭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薛岳亲率四个师直扑元谋，谁知扑了个空。原来，红军主力已离开元谋，正集结在金沙江渡口附近，构筑防御工事。薛岳因而想在元谋附近集中兵力，企图包围红军于金沙江渡口南岸。这一地区，北面是金沙江，北岸有川军驻守，河流湍急，不能架桥，难以飞渡；西面有一条小河，为天然障碍，以少量兵力，即可防御；只有东南方面属丘陵地带，地形复杂，部队容易接近敌前。太阳下山，天色朦胧的时分，远远看去，乌黑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前面，也分不清哪儿是树，哪儿是光石头。山影子前面，金沙江像一匹摊开的灰布，宽宽地铺在那里，也分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沙滩。山、河连接的中间，已经亮起了点点闪烁的灯光。薛部扑上去时，到处只碰到“稻草人”，不见红军踪影，不知红军到哪里去了。第二天一早，薛岳接到江北会理守军的电报，才知道红军主力在皎平渡口，找到了七条渡船，从5月1日至9日，整整运了九天九夜，现已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薛岳感到纳闷，滇军、川军不是说，他们早已把渡船藏起来的吗，红军是怎样找到这些渡船的？眼见得计划落空，薛岳只能望江兴叹，并暗骂龙云、刘湘“剿匪”不力。5月10、11日，蒋介石接连电令薛岳：“匪既渡江，我第一第二纵队与李师，即由薛总指挥亲率渡江，兼程向会理急进”，以便“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同时，为了鼓舞士气，特通令前线部队，以团为单位，集合在驻地空旷地点，听候命令。文前内容 第70节：第十一章〓滇川迷茫，崖暖铁索寒(3)随着隆隆的马达轰鸣声，蒋介石的专机驾到，每到一处，它都低飞俯视一转，以示“高空视察”，并抛落下蒋介石的手令，手令大意谓：“所有中央部队必须绝对听从薛司令官指挥，继续渡江北进，如违，军法严办！”然而，这一招并无实效，蒋军部队士气仍然一蹶不振。巧渡金沙江成功，是红军这次战略转移中取得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数十万敌军被甩在金沙江以南，红军得以在会理休息了五天。二、穷追不舍，疲惫不堪金沙江，源于青藏高原，奔腾南来，在元谋境内突然来了个急转弯，甩开了与之并行的澜沧江和怒江，独自掉头北上，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 奔腾的金沙水，在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冲出了3000多米深的大峡谷。5月10日，天空下着绵绵细雨。薛岳收到川康边防总指挥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发来的电报，说红军主力在通安、会理地区出现，请求增援。薛岳因而电令各纵队分开渡江，其中吴纵队在皎平、纳平、鲁车，周纵队在红门，李师在（乾干）盐井、树节各渡口。谁知各部在到达地点、准备搭浮桥渡江时，又碰到新的困难，一是很难找到搭桥的材料，二是水流湍急，难以搭建，根本无法渡江。其实这也是当时红军渡江时所碰到的困难。薛岳只好改变渡江部署，吴纵队转向元谋金沙江渡江，周纵队和李师转向巧家渡渡江。由于江面有1500多米宽，只有两只小船，日夜抢渡，还渡不了一师人。 船小人多，气候闷热，各部队不听渡江指挥官的调度，滇军官兵还与中央军的官兵打起架来，弄得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等彼此埋怨，大发脾气。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折腾，薛部各纵队才全渡过金沙江。而红军早已过西昌、冕宁向大小相岭前进，相距一个星期的行程。就在薛岳忙着渡金沙江时，红军一面围攻会理，一面在此召开了会理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北上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的计划。于是，红军放弃攻打会理，急行军500公里，穿过崎岖的羊肠小道，抢在川军完全封锁大渡河之前，赶到大渡河。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立即命令各纵队沿着会理、西昌大道前进，企图追上红军队伍。会，以集权于中央；实行"调虎离山"和"离窝毁巢"之计，即请各集团军首领到中央任高官，以夺其兵权，遣散其他各派军队，由中央统一整编全国军队；地方高级官员由中央统一任命。蒋介石以为可行，便带着这一计策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并在军队编遣问题上施展权谋。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五中全会，声称全国已经"统一"，应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会上，蒋介石提出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等认为与孙中山地方自治理论不符，主张暂时保留。冯玉祥、李济深则以取消政治分会将有背于四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分区"剿共"定为由，同蒋对抗，使蒋难以回驳。此时，阎锡山请长假正在山西"养疴"，忽于8月5日宣誓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的这一职务早已任命，偏在此时就职，显然是有意向蒋示威。在其他各派反对之下，蒋介石取消政治分会的企图难以实现，只得同意继续保留，待召开国民党三大时决定存撤。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何应钦联名提出的《军事整理案》，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列入了国民党中央决议，是蒋介石在这次会上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第三部分 7.吵，从北平吵到南京（2）会议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10月8日，国民党中央议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空喊"团结统一"的二届五中全会，实际上加深了各派之间的裂痕。会后，冯玉祥返回河南，忙于巡视驻区和宣扬所部战功，9月17日，命令辖区各地隆重举行五原誓师两周年纪念大会，开封和西安还举行了阅兵式和提灯会，冯亲自制定了纪念誓词，发表了纪念宣言。冯玉祥的这些举动，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武装示威，也是为在编遣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方案作舆论准备。蒋介石取消政治分会的企图未能实现，"削藩"的计谋受挫之后，又施"调虎离山"之计，力促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到南京供职，使他们脱离所辖地区和所部军队，进而夺掉他们的军权。为此，他首先在冯玉祥身上下工夫，让冯充当一只带头羊，于是他以盟弟的身份，投冯之所好，进行说服。蒋介石深知冯玉祥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对冯说："北伐完成，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真正统一。为了一新国际耳目，只有各集团军总司令齐集首都，共同建一个新的中国，那时列强不能不承认，这才有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知道冯玉祥乐于接受恭维，接着又说："这样的新中国由我们手里建成，在历史上是多么光荣的事件!可是只有大哥您才有这种高瞻远瞩，旁的人见不及此。所以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把军、政等权统一于中央。以后中央的事务，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接受了中央的职务，阎、李他们便不敢不来，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的!"蒋介石更知道冯玉祥军饷欠缺，又把话题转向部队待遇上来："至于历年来第二集团军太苦了，那是因为还未统一，财政没有办法，以后部队都是国家的，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蒋介石真的给冯部补助了一些军饷。冯玉祥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和军饷补助打动了，他一面规劝部下不要只重视地盘，一面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职务，并到南京供职。此时，冯玉祥既和蒋介石有矛盾，防范蒋介石消灭异己，又幻想能够和蒋合作共事，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及军事实力，这是他接受蒋介石劝诱的思想基础。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第一、二集团军平等待遇的许诺也就不算数了，但他有托辞："国家虽然统一了，财政的统一和收入的增加，还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大哥的军队训练有素，纪律是好的，多年不发饷也不兵变；我的部队复杂，不关饷就会发生事故；因而还要委屈第二集团军一个时期。"冯玉祥听了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自然不太高兴，但又感到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不一定是蒋有意说了不算，自己是军政部长，能够了解军需的实际情况，根据情况的变化可以随时调整军饷等。然而，事态的发展使他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他这个军政部长是块空招牌，军政部所属的军需署署长是蒋的亲信，竟然拒绝他调阅该署的账目，随时调整军饷的打算根本无法实现。蒋冯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到了编遣会议召开之时，便更加尖锐和明朗了。第三部分 8.大哥"病"了（1）北平谈话会之前，冯玉祥就"病"了一回，南京编遣会议当中，冯玉祥又"病"了。李宗仁来到冯的住所探视，看见卧房里炭火熊熊，冯卧在床上，身盖两层棉被，满头大汗，呻吟不止，确似真的病了。孔祥熙前来探视，恰逢冯正与部属谈话，忽报孔到，冯立即卧床蒙被，不住呻吟，示人以病状。许多人都明白冯是假意托病，实际上是得了"心病"。精明的蒋介石更是了解个中情形，明知他的这位大哥是托病拒会，他却以假当真，先后两次偕宋美龄探视慰问，以示关切。冯玉祥在编遣会上有"病"，他的"病"就是因编遣会议而起。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规定编遣会议将决定全国军额编制、饷，划分卫戍区域，议定全国军费、裁留标准及接管现有军队的程序，厘定军官任免方法，校阅全国陆海空军，筹办安置编遣事项等，赋予编遣会议以整编全国所有军队的职权。军队编遣直接关系到各派系的切身利益，各集团军首领又一次云集南京，除蒋介石已在南京外，冯玉祥先于他人，早在10月13日就已到京供职，阎锡山和李宗仁分别于12月13和23日到达，李济深也于1929年1月6日赶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