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杨老四。 我们都叫他杨老四，因为他姓杨，在家排行老四。杨老四的父亲在日新月异的历史进程中像一个曾经热闹繁华如今已被淡忘冷落的老车站，被记忆与岁月远远留在了过去。还会有人记得他吗？杨威，一个表演艺术家，抗战期间吕梁剧社的社长，解放以后一九五五年主演了电影《五更寒》，一九七七年电影《泪痕》里面的公安局长……我与杨老四相识已经是一九七八年，山西话剧院。我进入山西话剧院实属不易，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杨老四也非常不易，因为身为话剧院院长的父亲一直的反对。杨威是老革命，担心别人认为他给儿子“顺风车”。所以在对“表演艺术”的执著上我与杨老四算是有共同的经历与共同话语。我与杨老四是有交情的，因为我参加演出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杨老四的第一部话剧，我多一些便宜，我的角色有八句半台词一百四十一个字，杨老四是游行的大学生群众和大伙儿一块儿振臂高呼口号。第一部话剧的时候我二十七岁，杨老四二十三岁。岁月风驰电掣，十多年之后这个比我小四岁的群众演员已经是山西话剧院的副院长，一级演员，他扮演的《孔繁森》获得了话剧梅花奖。他所有取得的成绩都在证明他是一个有追求有收获、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算是青年时候就开始的朋友我居然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和我开过玩笑。然而他转身娱乐界了。一个春节之后的下午他找到我，告诉我他的决定。我喜忧参半，我需要得力的管理人员，能干的制片，而杨老四在我心里更多的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从此，杨老四以大多不苟言笑、至多微笑的认真努力参与了我们的娱乐事业。他放弃了山西话剧院副院长的职务在我们的集体里面担任制片的工作，他勤勤恳恳指挥搭景、部署现场拍摄、协调剧组各种关系却依然被我挑剔指责的时候，也是我内心对他的歉意愈来愈深重的时候。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他驰骋的疆场应该是舞台是镜头，我欠他的情是我伺机着有朝一日还他一个贯穿始终、非他莫属的角色。我相信会有。 看过我们电视剧的朋友应该对他有形象的记忆，《笑傲江湖》里的少林寺和尚方生，《射雕英雄传》的长白山老怪梁子翁，《天龙八部》里面虚竹的父亲，带头大哥、少林寺方丈玄慈。 杨老四在我们职员表上的名字是：制片主任杨念生。第四部分 - 美丽人生既景第四部分 - 美丽人生既景 有一首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可以用来形容我在去浙江看景的高速公路上想起张楚的时候。 日子过的就像急急匆匆的车速，风景与人事都是一晃而过。张楚的《姐姐》冲击了耳膜，那种一瞬间的震惊，就像在一叠厚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熟人的寻人启事。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们就住在同一个不算大的院儿里；我也有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无论是从朋友、熟人的嘴里，还是从电台，电视台，杂志或报纸上。他在哪儿在干嘛？会有种种离奇于常人的奇怪可能，惟独不可能他躲到哪里静悄悄安居乐业过日子。 我与张楚认识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春风照面，万物复苏。我们同在一个剧组拍戏，我是副导演，张楚是道具助理。 “他还会做道具？” 和我同车、听着我不由自主说着这些的人问。 张楚不会做道具。但是他可以听着道具师的指令，或者导演的意图摆放道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很多艺术青年都有过在剧组打工，既混口饭吃，又积累一些社会经验的人生体验。张楚是成功者的范例之一。那时他好像还不到二十岁，愤世嫉俗，对于普遍人生常态和社会迹象一万个不理解，“为什么非要这样？”比如说正常的、被分配的工作啊，结婚生子啊，大学本科毕业的追求啊，都让他受不了。张楚自己倒是不装摸做样，这样说，也这样做，考上了西安的建筑学院，学上了一半就自动放弃了，我们在剧组遭遇的时候正是他放下课本背起吉他的时候。他依据家乡的习惯叫我“大叔”，“大叔”就批评他，还是应该上学。张楚很不明白我们的劝解：我不喜欢啊，为什么还要上？ 我们在剧组只相处了二十几天。哪天不拍戏，或者剧组收工早，张楚抱个吉他给我们唱他自己写的歌。他的歌很有感染力，不是感动人的感染，而是完全由不得你，必须听他唱下去的那股子劲头。歌如其人，执著，迷惑，暗藏着与这个世界的不通融，不讲理。这些歌里面就有《姐姐》。当时我们听了非常吃惊，那是一旦钻入人的耳朵就永远不会忘记的歌词和旋律。在一九八七年，大多数人接受和喜欢的也就是个《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而《姐姐》显然要比“妹妹”的故事冗长和隐藏的多。不久以后，张楚红遍中国，《姐姐》唱响了世界。 张楚与电视拍摄剧组、与艺术青年的生活方式彻底失散。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张楚长什么样了。我只记得他抱着吉他引颈长歌的那股劲头。如果让他为《神雕侠侣》作个曲子，再唱一下，“摇滚与武侠”，那会是怎么样？我在浙江的地界上，在车灯流动的阴影里暗自发笑。 “你这样突然笑起来，又被开过去的车灯晃着，怪吓人。” 沉默中，同车的人说。第四部分 - 一个纳西族人第四部分 -一个纳西族人 我只认识一个纳西族人：和佳轶。他是一个长得与我一般高壮粗大的男子，在认识他之前，所有关于纳西族人的知识，只有一个民间传说的积累：有一个农妇在山林间辛勤劳作，而她背在背上的竹篓里面，却冒出了缕缕的青烟。一个游人看见了，说：“你的篓子着火了！”上前掀开了蒌盖，看见篓里舒服地团坐着一个男人，正抽着旱烟。妇人回答：“没有着火，是我丈夫在抽烟！” 我回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佳轶哈哈大笑，说这个故事是真有的，只是——“那个篓子太小了没有人背得动我！” 二○○一年为了《天龙八部》的事情第一次去大理，就认识了和佳轶。那时候他在大理的开发区工作，却充满热情地想将一块空地开发成为“旅游项目”，他认为最好的合作就是与我们，建“天龙八部城”。和佳轶觉得大理在整个西南部主要旅游路线中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重要旅游点而只是一个“跳板式的景点”——基本上都是早晨飞机到达大理，一日的游看，傍晚坐车去丽江等等——很大原因是没有能够留住人的旅游项目。和佳轶，这个生活在大理的纳西族人，为此相当的寝食不安。在我们之前，他已经在洱海上开发建设了一个“大理风情岛”，和他的一个秀才助手——彝族人字旭东一起。二○○一年十二月我在大理的三天，这个纳西族人和彝族人字旭东天天陪我东西南北地看，述说他们“让来大理的人多待几天多看看苍山洱海”的衷肠。和佳轶真挚的热情，在我们从陌生人开始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不是对我的热情，是对一件想做的事情的执著热情，像他那三天老是从嘴里溜出来的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这样的语言我在其他地方也常常会听到，惟独没有像听到和佳轶说着有动人的力量。能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真情与真诚。 一年之后我们与大理的合作并不是和佳轶，因为他是展开大理开发区工作的，与我们最终合作、采纳和佳轶建议修建“天龙八部城”推进大理旅游发展的，是国家级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之后我们在那儿拍戏，常常会见到来看我们的和佳轶。我老觉得心里对不起他，好像欠着点儿他什么，分明是与他开始的事情，却与他没什么关系了。和佳轶笑呵呵还是那几句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 纳西族人和佳轶，常常皱着鼻头笑呵呵与我们说话，我猜想是因为担心鼻梁上的眼镜被地心吸引力吸落；整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彝族人字旭东，鼻子上的眼镜更大，但是他好像就不担心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眼镜常常是自由自在地悬挂在眼睛下面，像副花镜那样戴着。这两个人在一起，有点像中国的《孙子兵法》：智慧加谋略——智勇双全。这个印象从我和他们一认识就诞生了，然而直到今天才归纳出来。 三年前他们带着我浏览他们开发出来的、处于洱海北面的那个岛——“大理风情岛”，一景一物每一个用意统统说得头头是道，每一处的用心都是“留人”，那是被他们创意出来的大理第一个旅游度假“风情岛”。的确很有“在这儿住上几天”的诱惑力，我一度把这个奢想纳入“拍完《天龙八部》来这儿住上几天”的计划。“大理风情岛”是纳西族人和佳轶与彝族人字旭东合谋的唯一一个旅游项目，“天龙八部城”的合作设想没有成功。之后听说为了增加工作责任，将“风情岛”改革成为股份制，赢、亏不再由国家承担。和佳轶因为是“原创”之首，占得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 然后，大理有了“红顶商人和佳轶”的流传，褒贬不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形象在改革开放的新世纪像一只潜水艇，浮出水面。 这次我们《天龙八部》剧组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三月街”回访大理，与和佳轶约见是短短两天行程中我内心的一个期待。我很想知道这两年间他怎么样了？他挥洒不尽的热情有没有在他期望的事情中开花结果回报于他？ 到达大理的当天傍晚就接到了和佳轶有奇特口音的电话，第二天中午我们见了面。 他还是那样，有本事将一件西装穿成他的民族服装一般的妥帖随意，皱着鼻头“托”着眼镜，对抗着地心吸引力与我们谈笑风生。我没有想到事过境无迁，言归正传“天龙八部城”又转回了他的热情之下：二○○三年十月底，和佳轶被调到大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兼大理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董市长、总经理。他终于有机会实践他的“大理留客旅游计划”，开始实施旅游资源统一管理，借助“天龙八部城”的新景点，半年就将旅游收入翻了以往的数倍。我不知道这之间有怎样的具体经过（和佳轶成为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内幕，但是肯定离不开的有和佳轶惊人的热情。对于大理的发展期待，对和佳轶来讲可以用“不遗余力”四个字。 至于让他传闻为“红顶商人”的风情岛，在股份制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和佳轶因为调离原工作退出了全部股份。那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梦”！第四部分 - 生活中的意外第四部分 -生活中的意外 那个电视剧里唱的，“生活啊就是一团乱麻……”说的真是。喜怒哀乐是是非非，此起彼伏了无中断。各种小麻烦小坡小道就不用说了，近期较大的一个麻烦，就是高虎汽车撞人事件。 这是我想避又不能、屡屡、每每要被记者问到的话题。记者们说，“高虎是在你们的《天龙八部》走红的，因此你们对他的了解……” 被问得多了，就觉得有说话的责任了，尤其是事发之后我与高虎谈论过一些此事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记者们在提问中基本上都暴露出对于事故发生前因、环境的事实了解几乎没有，他们只关心“你对这件事的看法”，而对于一件事的看法是需要有相当事实为依据的。因此在一个月前我还是参加了高虎事件的法律探讨会，尽管有很多更应该去、对事实有更多了解、甚至目睹了事故现场与过程、更有发言权的人，他们都没有去。 我们对高虎了解的深浅，我们对他的好感坏感，其实都与这起事故无甚关系。因为事故的发生与他的为人等等无关，他不是故意、存心要做这样一件事的。高虎撞人事件发生的时候，《天龙八部》正在后期，组里所有的人听到了都非常震惊，我们甚至议论他是不是喝酒了，是不是与什么人闹气的极端行为，总之，我们都认为这是高虎个人时间里面发生的个人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见到了高虎，问他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高虎说是在拍戏的时候，天又黑了，导演说开车他就开了，车灯大开，他完全没有看见前面蹲着的一个人，等看见已经来不及了，刹不住车，出事了。 我很惊异虽然谁也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惨事发生，但是怎么没有一个人对记者解释事实的经过？这与高虎的为人，性格都无关系，这是一场事故，这场事故的发生不在一个无序的情绪之中，而是在一个众目睽睽的工作现场，高虎也不是自己驾车在路上把人撞了，他是在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失误。我问他，在拍戏中作为道具的汽车，在实拍前试过刹车吗？他说开拍前他坐在车上，向前移动了一米试刹车，没问题。道具师试车了吗？现场的工作人员呢？这些他都回答不上来。 对于“高虎事件”的重提，也是想再依次提醒作为一种行业必须要重视的话题：剧组对于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保险，而不是出事以后某一个人对于某一件事的个人完全承担；所谓的“试戏”，除了试戏，也要反复地试安全。安全比戏还要重要。这也是由我自己多年以来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而在另一方面，我深深同情在事故中的受害者家庭。他们应该得到各方面更多的赔偿。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心灵的悲哀，都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对于那一家人来说，柱子塌了。希望类似的事情，在我们“未雨绸缪”的准备之下，尽量避免不再发生。第四部分 - 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第四部分 -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 《永乐英雄儿女》准确的说不是一部喜剧，只是一部具有喜剧色彩的片子。里面的锦娘也不是喜剧人物，应该讲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剧中锦娘不是女一号，却是几乎与女主演一样重要的角色。女主角的要求是年轻，靓丽，单纯可爱，我们依然把这个人物交给了刘涛（《天龙八部》的阿朱）来扮演。而阅历丰富，姿色卓卓的锦娘呢？这个人物在塑造上更赋有挑战。最初我们联络的人之中有宁静，有钟丽缇，由她们来扮演锦娘也算是合适人选，但是她们没有档期。我们又联络了刘嘉玲，李嘉欣，同样是没有档期。在“锦娘”的几番斟酌中，《永乐英雄儿女》时不可待，开机拍摄了。又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不仅仅是我，所有的人都急坏了，二号女主演不在镜头里面，与她纵横交错的相关人物、戏一拖再拖。有人提议随便找一个算了，不要为求“尽善美”弄得剧组停机。 就在剧组开机拍摄五十天的时候，刘晓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当时她的处境还非常微妙，众说纷纭。而我并不认识刘晓庆，她的种种境遇（二十多年以来），被报纸、杂志道道翻炒的娱乐新闻，起到的一个实际的作用就是让我这样的人对她敬而远之。但是一直以来我都推崇她的演技，我觉得“表演艺术家”这个称谓于她当之无愧。而在二○○三年的年底，刘晓庆拥有的优势绝非仅仅是一流的演技，还有我们到处求之不得的“时间”。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安排下，在北京的重庆饭店见了面。刘晓庆很谦和，也完全不是那段时间报纸、杂志上采用照片的模样——媒体五十年来的趋时敷势依然让人心寒，那真是投井下石，翻脸不认人，不给别人善意，也抹杀自己的良心——刘晓庆端庄秀丽。我如此来泛泛评论一个艺术家不合适，然而这是我当时着意观察的真实，因为我要尽快找到“锦娘”。 自然是与我预料的一样：刘晓庆有大量的时间。事情若是放到现在，再请刘晓庆来演一个角色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起码要提前一年预约。 刘晓庆在我们《永乐英雄儿女》的复出，成为一件纸包不住火的新闻。娱乐记者们纷纷探听，以为此事又是一个大埋伏。其实对于我来讲，磨蹭了将近半年的事情这么快就有了比较完满的结局，几乎是一件简单到“势利”的举措：一个了不起的演员，她恰巧有时间，也不会像当时我们有邀请的明星那样漫天要价，事情就这么定了。 而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问题，无非都是“望文生义”的事儿。我的另一个真实想法就是，凡是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力所能及劳动养活自己。一个人只要有自由走动的权益，就有工作，劳动的必要。第四部分 - 我们去看景第四部分 -我们去看景 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周六的一早，《神雕侠侣》剧组在各类娱乐信息的关注与传言中，真实地出发去选定外景。娱记们都不关心真实的事实，他们喜欢猜测和未经我的同意代我发言，客气一点的用一个“据说”，不客气的直接就是“张纪中”如此如此说，仿佛确有其事。于是事情循环发展：一个娱记如此说，其他的热心娱记挨个儿来电话证实，我越解释，却似乎越在证明他们的疑问，我奇怪他们都有一样的一百八十度掉过头来理解事情的本事。一烦之下，手机转移，耳不听为净，娱记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他们说的高兴，看的人也不难过。一种生计嘛！ 这次出发选定外景，是核实我们二○○三年在“非典”期间基本上看过的一系列景点。仔细说来，我们也算是“兵分三路”，导演、美术“空路”直飞浙江温州；我是陆路，出于种种考虑开着吉普“越野”前往；另有“一路”只一人，从广州出发。 二十七号这天北京天气晴好，晨曦、霞光、太阳、蓝天无一缺乏。很久没有这样早的在北京起床了——在南方外景地即使天不亮就起来，也看不见朝霞，看不见阳光和蓝天——光线和明朗让我振奋，意气风发地就上了路。 车轮飞驰。从机场高速换五环公路，再从五环上京津塘高速，再上京沪线，几日来工作的忙乱、各种文不对题莫名其妙的娱乐报道带来的扰乱，滋生的坏心情就像彼时蓝湛湛的天空一样：云都去哪里了？工作多好啊，就像我常常和人说，“推销员多好啊”，“厨师多好啊”，“……多好啊”，哪样不是因为了自己的工作而看到、做到在别人就很难看到做到的事？比如我的工作，不是因为工作我这样的年龄了可能一年几次自己开车“穿越中国局部地区”吗？堂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颠簸掉多少的烦恼，多少纠缠不清的事情？又有多少“没辙”了的事儿在时速一百五十公里的高速路上经过高速思维，又峰回路转的“有辙”了？烦恼像天上的云，在湛蓝的天空下“云都去哪里了？” 窗外风景很好。只是眼睛不够用，只能直视高速公路的前方。向前、向前、再向前，午后高速公路较为空旷那会儿，驾车的愉悦与顺利使我产生幻觉：我觉得我没有动，车没有动，只有公路和两边隐隐约约的风景在速动。车过了长江，公路上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几乎走走停停，这时才匀出点儿眼神撩向窗外。江南真漂亮，大片的油菜花都开了，与民房远远近近叠加、点缀、交织在一起，像一幅漫长浓郁的田园风景油画，即使已经落入在黄昏渐弱的光线中了，那大片的娇黄依然醒目。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的汽车音响中，传出张楚几乎带着“凄厉”的喊叫：这个冬天雪还不下……第四部分 - 在横店第四部分 -在横店 在浙江看景的间隙，我参加了横店集团成立中国第一个影视试验区的挂牌典礼，其含义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特的、专业的环境，发展和推动电影电视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我的理解和认为里面，我很少将影视的制作看成是一项以艺术追求为上的事业。艺术是“影视”的特性之一，而就大的范畴和意义来说，“影视”应该是一项产业。美国的电影电视（主要是电影）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经济产业的第二大支柱？因为它的制作、生产已经形成产业的规模。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产业规模”的含义，其一是我听黄建中导演说，他在法国拍戏的时候，需要一辆特定年代的马车。他因此提出这样的要求。到了预定拍摄此场戏的时候，他所需要的马车，和穿着相应年代服装的赶马车的人，准时到达现场。法国的电影业有专门的道具公司，他们制作、配备有不同年代的各种生活用具（道具），包括不同年代的、外型差异的马车，和相匹配的服饰，只需要剧组提出明确的要求。另一件事是洪金宝告诉我的，他在美国拍摄《过江龙》，需要一个动物演员，狗。他提出这个狗演员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到了拍摄狗戏的时候，动物演员公司派人牵来了三条外型一模一样，却能够依照导演要求完成不同动作的狗。所有难题解决。 “产业”具备要求之一，就是分工精致的专业性。它们的合成，形成一个大制作的产业。影视创作的水准因为这种种多方面的因素而筑就，绝不仅仅是目前娱乐报道所关心的“谁来演啊”，“景究竟在哪里啊”这些单一的问题。谁来演是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景在哪里也包含有与地方合作既有利于剧组的拍摄也有利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种种考虑。产业，就不是“唯我”的惟利是图了。 所以在我的期望中，横店影视试验区的发展一定要“硬、软”结合，“硬”是基地各种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的无锡拍摄基地已经初具规模；“软”是相应为拍摄服务、提供时间与经费节约的种种制作公司，像上面例子所举的专业、独到。更重要的还有宽松政策支持。韩国电影在短短时间内居然形成为一股巨大“韩流”，也成为韩国一项出口的产业，政策的宽松支持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如果横店的影视试验区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与实践中成为中国的第一而不是唯一，那中国的影视文化有可能成为真正发展经济的产业，它可以拉动内需，向外推介自己民族、国家所独有的文化，成为产业支柱。 这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人的衷心所望。第四部分 - 天下奇观雁荡山第四部分 - 天下奇观雁荡山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 剧组看景人员在杭州汇集以后，汽车沿高速公路奔驰三个小时，离开高速进入雁荡山地区，风景平平，周围的山势即不俊秀，也无独到之处，大家的眼神，谈论的口气都像我第一次来到这儿时一样，有些忐忑。但是，再往里走，再往里走，也就再多行驶约十分钟的路，双目有豁然开朗之感，奇峰异石，蜿蜒突然的山势，既不似浙江南部、福建、广西地区一般山情的清秀，也不是北方群山的连绵雄伟，怎么说呢？只能说是“雁荡山”，别无其他可以形容。 据说自古以来这山上就生有很多芦苇荡，有成群的大雁春去秋来在这山上过冬繁衍，山名因此得来。雁荡山的“繁华区域”，都在“山谷”中，面、背两向都是山，中间夹一条山石与水泥路共同铺就的车道，道两边布满商店，吃店，凡有人就离不开的吃食货品应有尽有。道顺着山势一弯，显得清净一些的地方就是住人的旅社。我们择一而居。放下行李，望望房子背后冷石耸立的高山，同来的年轻人问：这山，上得去吗？ “上得去，徐霞客就上去了。”当地的年轻人回答。 我们不需要上去山顶，我们需要的是走进山里面去。山的陡峭高耸，正在我们需要的“绝境”。不仅要绝境，还要…… 我们顺山道入山。 雁荡山远眺的逼人气势，走入之后的奇异俊秀，峰回路转的玄妙，山风清香、山水甜洌的舒畅，好过所有文字、图像、照片、语言的描述和夸赞，好过一切主观和客观的引荐。不亲自站在山中，被风吹着，被大石迎面挡着，又被细小的山道牵引着、转着弯儿几步以后就是一个“另有一番风景天地”，就体会不到雁荡山的亲切和魅力。“这是我见过的浙江最美丽的外景。”于敏集智慧与见识与经验的赞叹，只有这一句，翻来覆去。他说的对的，雁荡山的美魅，确实超过其他的地方，如果我四年前就来雁荡山选看外景，那《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以及《天龙八部》里面，都会铺垫满雁荡山的峰峰水水。不知道如果那样做了，该算是庆幸，还会是遗憾？ 我自己更喜欢现在才发现雁荡山奇景。拍第一部《笑傲江湖》的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即使良辰与美景都在眼前，我们的领悟与表达也难以淋漓尽致充分体现；后两部武侠更在意运用外景讲故事，接近、揭示人物的内心了，但是经验和“意会”都还有可能浪费、或无能为力自然景观的“资源”，无法处理得尽善尽美。而这次看景，雁荡山的“俊美”与“惊险”并驾齐驱，我们的拍摄技术方案，借助与自然的想像能力，对于景的刻画描述，讲述武侠人物的经历背景，我们都有了一定的经验，自信，和能力。所以雁荡山当属《神雕侠侣》，不知道金庸大侠当年着笔杨过小龙女等一干江湖大侠，是不是心中、眼里已经有了雁荡山？ 中国人讲究“凡事都有个缘分”。我与雁荡山的缘分竟然得益于去年的“非典”，在那之前，大约从二○○二年开始，虽然我们不断接到雁荡山旅游局的邀请，热情相邀我们去雁荡山看看，“绝对适合你们拍戏的需要”，但是，我们即使就在它的周围拍戏，即使一次次从新昌到桃花岛从高速公路上路过又路过，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看一看。“非典”前夕雁荡山旅游局局长来北京，又给我们带来了雁荡山的图片集子，风光录像带，再次邀请去雁荡山。那时我们正忙着《天龙八部》的后期剪辑，也无法答应可以去看。然而到了去年的4月下旬，“非典”的状况让大部分人都离开北京回了家，工作是不能够继续了，也不敢聚众吃饭或者谈剧本。这时候想起来了雁荡山。我们打电话问，敢不敢让我们“现在”去看作为《神雕侠侣》的外景？对方竟然毫无畏惧地欣然接受。于是，我们像这次一样同样开着车，穿越数道“封锁线”，一路被测量着体温，走进了雁荡山。 这次大伙儿激动不已看到的“绝情谷”，“重阳宫”，等等无数就像曾经真正发生在这儿被记录被描述的“事发点”，都是一年之前被我们印证——而不是寻觅的景点。视线所及的每一处山、峰、崖、穴，每一汪碧绿的清泉，每一条竹枝摇曳的山道，还有石头砌成的小桥，“野渡自横”的水埠，都能应和上《神雕侠侣》中的种种描述。雁荡山水自然呈现的巧夺天工，让我们瞠目结舌。出发前，美术杜长顺还为书中金庸先生的种种描述担忧不已，什么绝情谷啊，裘千尺的地坑啊，等等，如果要设计制作的话，就是想像力达到了，制作的难度也难以跨越。在雁荡山，可以代表裘千尺地洞的山穴可以随便找见，最适合、最让我们喜欢的是其中一处叫作“双珠洞”的玄妙之地，它被当地人形容为一个倒扣着的钟——旧时的撞钟，有细小的山道将人送到“钟”的半腰处，俯拍裘千尺的地洞阴深隐蔽，仰拍洞外的天空如此高远寥廓，这么壮阔气势的裘千尺“地洞”，是我们无论怎么搭景，造景，也是不敢奢及的。更“奢”的还有在当地被称作“显圣门”（也作显胜门）的一处山景，两扇巨石那样突兀奇观地拔地而起，在它们相互倾靠像两扇石门即将碰合的时候，却被无形的力量阻隔了，僵持在半空中既相互倾恋，又永远地触碰不着，山石冷峻高昂，山脚边绿丛丛竹林、清冽山泉围绕穿梭而过，既险峻柔媚，又像是一曲诵叹无情的哀歌，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这个我们寻觅中的“绝情谷”？ 大家仰头凝看。吹拂了千年万年的山风，在这一刻也吹拂了我们无语的静穆仰视。 还有…… 据雁荡山旅游局陪同我们看景的小陈介绍，雁荡山的无数奇异景致是在大约一亿三千万之前的一次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喷发的溶洞至今还在，形成了一个叫做“中折瀑”的景观，巨大的溶洞，一柱山泉直扑而下，在洞底盈聚成一个池塘一样的泉池，清透见底，水流综综，三面都是溶洞凝固了一亿三千万年的洞壁。我们想把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地方作为“洞天福地”，就是小龙女与杨过分手之后独自生活了十六年的封闭所在。书中描写小龙女唯一的出路是在水底，在距离中折瀑将近十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她“水底”的出路：大龙湫。 《神雕侠侣》中仿佛世俗难寻难觅的景致，我们的确是忧心忡忡“梦里寻它千百度”，而慕然回首，它并不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这次南行雁荡山选景，住在背山、也面山的“朝阳山庄”，就在我们住处左向，步行约十分钟的所在，有两石倾合在一起，远看的确像旅游手册中介绍的“合掌峰”——像是僧人两只微合在一起的手掌。合掌峰的远景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在那合起来的“手掌”里面，却出人意料地藏着一个一千多年了的老庙：观音洞。暮鼓晨钟，鱼木笃笃，诵经声袅袅随风传诵。 自去年“非典”来到雁荡山，算上这次，我已经到来四次了，次次看的地方都一样都依然觉得不够，包括这个合掌峰之中的观音洞。观音洞是天然的，公元一一○六年的人们在这个天然的石洞中修建了一座隐藏其中、外观只是一道合了掌的“掌缝”的庙宇，将近两千年了香火不断香客芸芸。可惜的是它在一九八四年被翻建了一次，历史珍贵的沧桑与不朽被替换了钢筋与水泥，深藏洞穴中飘摇风雨的千年侵蚀被换作了存在于一九八四年全国流行的“簇新”观点。相同的“簇新”在奉化溪口蒋介石的故居，和在杭州灵隐寺，以及许多其他地域的“名胜古迹”中都见过。如果修建是在现在，它会和雁荡山其他被保持的风景一致，会像浙江的许多古镇，像西塘啊，乌镇啊一样，在当今有幸迎合“以旧换旧”的觉悟。 好在山景没有、也无法翻修。沿着渐合的“石掌”间一道窄窄、笔直上升的石阶，层层叠叠上得最高处的观音洞，返过身来，雁荡独特的山景逼视眼前。那真是太激荡人心，太惊心动魄了！第一次我站在这里与山峰对视，我就知道了，这儿会是我们《神雕侠侣》中一个重要的外景借用点：全真教所在重阳宫。杨过被郭靖送入、度过童年，成长为一个青年的地方。第四部分 - 象山趣谈第四部分 - 象山趣谈 雁荡山三天之后，我们转场象山。在浙江东海的象山，我们正在新建“神雕侠侣城”。 二○○三年四月从北京出发浙江看景，没有象山的预想，更没有象山的安排。途经杭州，被浙江电视台一位象山籍的朋友拦截，在当时人人惟恐避北京来人不及、避北京牌照车不及的恐怖情景下，她毫不畏惧，坚定地阻拦我们直接去雁荡山，要陪我们去她的家乡象山看看。“去看看，看看你们就知道了！”不仅仅是她的坚持，还有对我们“来自北京”的信任非常让我们感动，就被说服先向东海边的象山而去。 这完全是一个意外，如果没去象山，很有可能就没有象山的“神雕侠侣城”，因为很多室内的戏可以在我们曾经拍摄过的舟山桃花岛，浙江新昌，或者无锡的拍摄基地拍摄，也有可能将《神雕侠侣》城修建在乐清的雁荡山。但是有了象山的行踪，既而就诞生了如今还在艰难坎坷之中的“神雕侠侣城”。 这次看景象山再行，都似老友相见握手言欢。我们说起当时的第一次见面，成为难得的笑谈。当时迎接我们的陈女士只知道我们来自杭州，当她看到我们北京牌照的汽车，听我们说才离开北京两天，顿时花容失色，原先热情伸出的右手在相握的瞬间变成了指间的相触。象山旅游局接待我们的到来，热情的相待就似接受一次严峻历史考验，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是带着我们四处查看，建议在象山建《神雕侠侣》城，极尽合作的诚意。如果不是如此，我们不会在当时情况下，即刻派我们随行的司机开车返回北京，接来总美术师钱运选，和专门研究金庸小说的陈墨。那时紧张的气氛就像电影里描述的战争年代：由于对北京“非典”的恐惧，派去同车接人的象山朋友连续三十六个小时都在飞驰的汽车上，吃饭睡觉都是在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里面，到了北京更是不敢下车，预先打好电话，在车上等着，这样“风驰电掣”回到象山，大家依然按照规矩，全部“被隔离”住到了一个独立、偏僻、只有一个经过动员的服务员、晚上需要自己发电的小楼。远离城镇，远离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大家死心塌地没有选择地成为“战友”。 象山的“神雕侠侣城”最终选建在象山新桥镇上一块开阔的空地上。象山是一个非常美丽、干净的半岛，他们热情欢迎我们前往拍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通过合作给当地的旅游带来新的发展热点新的迹象。我在《芝麻，开门》里面说到过，这也是我的希望，我希望拍戏能够成为一项绿色产业，不仅仅是我们的艺术追求在不同地域得到人们的支持，也能够因为我们的工作给支持我们的人带来相宜的利益与现实改观。第四部分 - 云南大理三月街第四部分 - 云南大理三月街 二○○四年四月初，我接到云南大理州政府的邀请，参加大理“三月街”的活动。 “三月街”是云南大理少数民族的一个集市节日，形成年代久远，节日只限于云南大理，具有非常壮观的民族特色，“三月街”选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 这个节日的传统，据历史的记载开始于南昭国时期，在年代上相当于我们汉族的唐朝。据传南昭国时期三月街开始的时候，只是在未开始耕作的农田里面围出一块空地，白天摆摊买卖，晚上喝酒歌舞。春耕开始，这块场地就消失了，归复为农田，第二年重新又开始。这样简单的围场买卖过节的习俗一直维持到一百多年以前，临近二十世纪，这块用于“三月街”的场地才得以稳定，固定成为了一个专门的集市。 在公元一○○○年的时候，中国只有两个重要的大城市，一个是开封，一个是当时属于南昭国的大理。所以三月街的形成，在当时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属于当地人的集市，多少人在交通十分不方便的当年，为了这个三月街，几个月前就出发了，从中原，从边陲的西藏，从四面八方来赶大理的三月街，这个集市千年未断，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节日，却在今天与我有着深厚的关系，与我们的《天龙八部》维系攸关。 第一次踏上大理的红土地，是在二○○○年的十二月。当时与大理州政府商谈《天龙八部》在大理拍摄的合作事宜。那一次为期三天的看点，商谈，我们谈到了小说原著中五百年前大理古皇宫，段王府的设计建设，也谈到了大理古老的历史与现状。大理一直以来有发展地方旅游，增加大理知名度的愿望，而对于大理传奇之中古代建筑的模拟恢复，最合适的莫过于有着艺术表现力、传达历史的经历、同时也具备设计的水准、建设的能力、还兼备有传播优势的电影、电视剧摄制组。回顾以往，大理的最大一次被宣传是电影《五朵金花》。事隔五十年，到了二○○○年年末，哪一部好看的剧有可能再次带动人们对苍山、洱海，对蝴蝶泉的热情？ 到目前为止，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里涉及到的云南大理了。而当时，我们筹备拍摄《天龙八部》在即，在原作中，就有“大理皇宫”、“段王府”等等。 当时云南的朋友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三月街，也许可以看到大理‘流动的历史’，流动了千年的风土人情。 我们与新世纪的第一个三月节相遇。 二○○二年，在大理参加第二次“三月街”。在那次的“三月街”上，我们“击掌为约”，颇具武侠风范，签署了关于“天龙八部城”的合作协议。直接与我们会面洽谈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赵立雄。面临种种复杂事宜，我们竟然在短短的十五分钟内解决全部问题，就大理“天龙八部城”的设计、建设，达成一致的观点和看法。 这两次“三月街”之间，我们在大理古城西面三公里处，看好了一块的空地。那是一片坦缓的山坡，我们设想的“天龙八部城”就希望座立在那儿。 在与“第二个”“三月街”相遇的间隙，我们在北京着手准备了《天龙八部》的外景制作方案。我们商议在“天龙八部城”里面，不但要恢复五百年以前大理国风貌，我们还要将当时同时代的辽国，女真族部落也设计在里面，组建成一个规模相当的“天龙八部城”。因此二○○二年“三月街”上协议一签订，四月，我们交付了“天龙八部城”设计图纸；五月，“天龙八部城”开始建设。就如我们设想的一样，从一片阳光流淌的空地山坡，“长出”屋檐接踵，连绵气势的“天龙八部城”。在占地七百亩，建筑面积二万八千平方米的苍山脚下，日积月累，我们“恢复”了五百年前大理国的街道，民房，王宫；气势恢弘的段王府占据其间；还有同时代辽国的宫殿，大辽街；还有女真族部落。我们将五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辽国，女真，大理国，统统聚集到了苍山脚下。这样集中的外景建设，既为剧组跨越地区的拍摄节省了人力，物力，时间，也为大理的旅游发展，铺垫了他们期望的“热闹、繁荣”的基础。 “天龙八部城”的建设速度真可以说是“神速”，仅仅六个月，全面完工。同年十二月一日，《天龙八部》剧组从浙江外景地转移到仿佛已经在苍山下洱海旁静默了数百年的“天龙八部城”。 二○○三年的“三月街”。千年的习俗依然如久，而来赶赴“三月街”的朋友，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天龙八部城”。我们曾经的喧闹，剧组灿若白日的拍摄灯光，演员的台词，发套、化妆特有的气味，飘飘的衣袂，都似乎随同那个飘摇的年代，隐匿在同一方蓝色的天空下无从寻觅。而站在我们设计的每一个屋檐下，院落里，门楼处，是兴趣盎然的四方游客。他们在模拟的五百年前建筑空间里面，思绪徜徉，浮想联翩，这是二○○三年以来大理又有了的一个新文化景点。 二○○四年，“三月街”赶集的大日子又来到。我将带着部分《天龙八部》的演员，再赴云南大理，这次，我们也是为了“赶一个欢喜的集”！第四部分 - 九寨沟，好风光第四部分 -九寨沟，好风光 此趟为《神雕侠侣》选定外景，挂尾站就是四川的九寨沟。我有好些朋友羡慕我的工作，说“你们尽看了名山大川”，说得对呢，不仅是我们要看，还要想法子如何弄给你们看，杨丽萍的《云南印象》中有彝族人直接而真理的告白，“为人不跳乐，白在世上活”，难道让名山大川白长吗？还是让我们的眼睛白长？ 四川朋友同样认识这样的真理。“来，来，来。”他们一直说。“好，好，好。”我的确是有心想去看一看。我们用镜头画面讲述的江湖大侠的故事，没有名山大川的相陪衬，不是有些小气？俗语“见多识广”，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些仗义豪情的侠士，也正是在金庸同时描述的名山大川中颐养了性情，拓展了胸怀，寻得人性的真理真情。现在人的狭隘，私利，功名心，自然是看少了山川江海。 我们还在浙江雁荡山的时候，就接到四川朋友的电话，说：“你们都来过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我说：“我们并没有来啊，都还在浙江呢。”对方说：“那昨天报纸报道说有一个长着大胡子，说是导演的人来看外景，都说是你来了！如果真的不是你，看来那人是骗子了！”“那人”当然真的不是我，不过我觉得“那人”也不见得是骗子，我有个弟兄与我一般长的高大，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二○○二年我们在浙江的桃花岛拍摄完《射雕英雄传》的外景离开之后，恰巧他与同事也去桃花岛拍摄。事后他告诉我，他常常在路上、小吃店被人拦截住，有当场和他谈要求做演员演戏的，有要他的签名的，“都是哥哥你常会遇到的事儿，他们拿我当作你了，就是因为那几天我懒得刮胡子！”我那位弟兄很有意思，他说“签名的事儿咱就免了，咱不伪劣，但是也不能假冒啊；而那几位想当演员的，出于人道，我就代表你和他们谈了一谈，反正你也不会有时间解决这样的心理问题！” 这样，又在浙江的地界盘旋了四天之后，向腹地四川出发。 九寨沟却是盆地的高原：海拔三千五百米。它地属阿坝州，与西藏交界，州民有大量的藏族人和羌族人。我喜欢少数民族的弟兄，我们在大理为拍摄《天龙八部》而结识的白族人，彝族人，成为我长久的朋友，他们豪迈，极少装饰，眼睛与心灵一样通亮明朗，与他们交往，就像对视江河湖海。 几年前要去九寨沟还是一件犯难的事儿，到达成都以后还要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跋涉九个小时的山路。现在九寨沟修了机场，到达成都后再转机，四十分钟就从盆地跃到了海拔三千五百米，像一个优美的跳高！ 九寨沟的机场修建在一个山头上。飞机即将到达的时候，从机舱舷窗看下去，山峰上都是皑皑的积雪，大片裸露的岩石与积雪交织在一起，像一把把锋利的刀，景观既惊险又十分出奇。这些岩石与雪线之下，才是黑憧憧的林子。飞机降落的机场很小，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名叫“更拉”的藏族女孩，流利的普通话，面颊上有明显的高原红。 在九寨沟总共加起来呆了有两个半白天，头一天是脑袋既晕又疼的高原反应，第二天适应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又要走了。九寨沟的漂亮名不虚传，毫不伪诈，我们真是看景来了，不停地看啊，拍照啊，点点滴滴寻找着我们心里戏、人物行踪场景所在。在九寨沟的感慨与兴奋，与在浙江雁荡山的完全不一样，雁荡山一景一物与《神雕侠侣》描述的神似，原以为金庸先生文字描述的异景难觅却尽在眼前，那种欢畅直接又简洁。九寨沟带给我们的欢畅似乎是有些绕着弯儿的，当我们看见真实的美景近在眼前，看见那么净洁爽朗的碧水蓝天，看见大片粗壮的、原生的树林子，欣喜之中竟然含有苍凉：只有在这样海拔高度的、地处偏远、人们很难轻易到达的地方，才保存有这么漂亮的陆地景观。 有一个玩笑，说外星人来了，目的是要清除“地球”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病毒：人。 我在全中国四处拍摄外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竟然难以寻觅到一片粗壮的树林子，能够有树还在的地方就不错了，树木成林的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成绩。而在地球其他板块的欧洲，美洲，连普通的住宅面前都有参天的大树。这次开车到浙江，车进入山东省域，沂蒙山区座座大山像被脱去了衣服，无草无木地裸露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连田地也荒芜了，露出大块的石头。我记得一位研究地质的专家说，地球上大约要一千年的时间，才能积累约两毫米的尘土。我们伐树拔草，像一个无知无识的败家子，图到了一点利益的，也是古人早就写有的“饮鸩止渴”。而九寨沟的偏僻，高远，阻止了人们在革命的年代成群结队的到来，才得以今天赏心悦目的美景。 在九寨沟我又结识了一位新的藏族朋友，年仅二十七岁的克克。这样一个年轻人，已经是旅游局的副局长了，惊叹之中我询问他的经历，他说为了九寨沟他专门去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区学习了一年。克克是我在九寨沟见识了比较原始的自然美景之后的又一个喜悦：我们的希望。这话说来有些空洞，但是，只要你看见在九寨沟茁壮的林子里，连倒地了、自然死亡了的树都被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仿佛人并没有宣告要主宰、“治理”这个地球，你也会理解我“空洞”之中的实在喜悦，就像另一句说多了也会让人误解为空洞的话：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第十七回有对于绝情谷内这样的描述：原来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锦……是个罕见的美景之地……（杨过在此遇见了公孙绿萼）行出里许，忽见迎面绿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原来地下是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 还有绝情谷内“万顷”的情花。因此绝情谷应该是一个悠长的地带。绝情谷的外观我们已经在雁荡山觅到了绝妙佳境，而谷内的景致，雁荡山的峻峭，奇峰峡谷，都不适合。影视的制作很多就是拼凑的重合，依靠一个一个镜头的描述，将实际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地域，组成在画面可能仅仅只是门里门外，一步之遥的效果。九寨沟的风光对于绝情谷内的浪漫美丽来说，有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视觉满足，大片平坦的林地，花草交杂的小道，还有几乎随处可见的“海子”，也就是金庸先生描写有的“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这些景致都有公路的延伸涉及，却没有因为公路而带来毁坏。这些“海子”啊，美妙无比，水底是通彻的湛蓝，有时还有五彩的颜色，比如当地比较大的一个海子——五花海，这些奇妙的颜色据说是因为水底有非常细小的出水孔，它们由出水带来的矿物质在光线下形成了九寨沟独特的水色景观。我们是来看外景的嘛，好看的景致让我们萌发种种创作的奇想，比如五花海，如果在这个漂亮的海子中间搭一个景，用在剧中小龙女与杨过练剑的情节，四面是水，演员的跳跃，陆地、水面、景台……摄像机的移动……正在大家口若悬河思绪奔涌的时候，我看到九寨沟陪同人员疑虑而为难的表情。我特别担心的是他们会对我们这种“说了就是做了”的口瘾大加怂恿，那就意味着伴随九寨沟旅游开发而来的，将是朝不保夕的隐患。 而我们是绝不可能因为拍戏而无视比“戏”，比娱乐更加重要的东西的。否则我们也就成了我所说的那种“败家子”了。我听说过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摄制组，为了某场戏导演的莫名其妙的需要，竟然理由充足堂而皇之地把一座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宅，内墙全部刷成了赤红色。孰轻孰重？像我们这样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自然破坏者的人，如果在心里没有一个界定，没有一个分寸，我们所在做的影视的娱乐，将是一个一点都不娱乐的、害大于利、悲大于喜的可鄙职业。 幸好我们不是。 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人对于自己身边如果有的、随时可见的美好，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学业，比如说工作，人们最好的反应与表现往往是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最常见到的是不经意地任性践踏，直到失去了才恍然而大悟，其中尚有良知的才能是追悔莫及，引以为戒。因此“保护”是意识到了正在失去的东西的珍贵，不可再得，从而滋长的追悔，爱惜，珍惜。像九寨沟，它一方面被形容为“童话般的世界”，一方面又被定论为“世界自然的遗产”。遗产就是剩下来的东西，既然是剩，就不是很多了。 在四川的阿坝州众山围绕中有一条绵长的谷沟，不知道是“自古”多久以来，沟里上下前后分布了九个寨子，地名因此得来：九寨沟。那时的九寨沟不出名，也不为外人所知，一是因为有水有树有山景的地方还很多，人们向往和稀罕的是有人群聚集的城市，那是“人间奇迹”汇集的地方；再是因为交通的不便利，人们很少往来走动，几十年前大部分人的一生都还是哪里出生、哪里生长、哪里生儿育女、哪里结束。九寨沟今日年轻的、二十七岁的旅游局副局长克克，他就是九寨沟人，他和我说他家的祖辈都是这样平静地生活在这里，在九寨沟受到世界瞩目，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这样重要的命名之前，他和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和认为，他们自自然然与山水相伴，他们知道的“遗产”只有帐篷、木屋、牛和羊，他们不知道山水、自然、也会成为“遗产”。但是，当他到了九寨沟以外的城市乡村，看到了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带来的山水萎缩，空气污染，我想他不会像从前那样对于家乡的美丽山水风光无动于衷了。有了这样不同风景的对比，任何人都会胆战心惊，担惊受怕，像耳闻“目睹”了美国“9·11”的恐怖袭击。“保护”成为“拿起武器捍卫尊严”一般的必定行为。文明的发展辨证论既是从对于可认识文明的追求，到对于得到的文明的逐步全面的颠覆。毕加索的绘画对于这点有浅显的暗示：孩童画不是艺术，但是当一个人经过毕生的实践、追求，体验了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从复杂重新回到简单笔触的孩童绘画，那就是到达了一种艺术的理解与境界了。 进步的一种，就是文明从“规范”、“复杂”，到简约、自然而然的回归。这样的回归是以经历，经验，反观，否定（超越）和珍惜为基本的，像毕加索“蓝调”与“玫瑰”阶段的经历。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1）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1） 那年，我十五岁半 有两次我与金庸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听见四川报纸的记者提问金庸先生：“为什么您写的小说里面，描写四川青城派的都是反派？是不是对四川人有不好的看法？” 金庸先生的回答之一，是说：“……现实中我最敬佩的人是你们四川人，是邓小平……” 我相信如果金庸先生当时心有尴尬，尴尬的绝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在一旁聆听的我。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小说中描述的“青城派”，在我们的电视剧中又被增加了四川特征的绝活：变脸。那是否更是在说四川人的坏话了？我被这样的理解吓坏了，尴尬由此而生。 而真实的四川在我的认识里面完全不是武侠故事中的“青城派”。小说与现实的差距不是以公里来计算的，是两个世界。我对真实四川的了解，可以追溯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时期的大串联开始。大串联的第一站我就选择了四川，完全不是对于现在拍摄外景的预见（哈哈），而是一次向往已久的、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实现的寻访。四川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写的小说《红岩》，给我带来了对于四川的山城重庆那么真切的向往，我是为专门去看一看小说中描写的“沙坪坝”，“歌乐山”，“朝天门码头”这些地方而开始从北京出发的，口袋里揣着比我大十六岁的姐姐给我的仅有十元钱。 路途减免。一个人与一个古老地域的关系——我与四川的真实关系从这样的一幅画面开始：一九六六年一个秋雨靡靡的下午，行人匆忙，我十五岁半，瘦得像只猴子，站在一家有炒花生、煮花生、等等种种花生制作法的果仁店，店名我至今记得，是由郭沫若题词的“颗颗香”。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寻觅，猜测，判断，最后决定花费五毛钱，买了一包鱼皮花生。鱼皮花生接到手，几乎与此同时，第一颗就被塞入嘴里，像滔滔江水一般——狂嚼！那昂贵的五毛钱花得太值得了，不仅在当时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一种叫做“鱼皮花生”的好东西，连至今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都买断了：在第一包鱼皮花生沉淀为记忆之后，现实中再没有任何的一种鱼皮花生可以与之比拟，可以替代。当八十年代每个城市都可以买到鱼皮花生的时候，记忆中的鱼皮花生与我紧紧相连，我再没有花过钱去买。 第一次在四川的重庆待了一个星期，如愿以偿到了沙坪坝，逛了朝天门码头，参观了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并且像小狗撒尿一般，在白公馆外的一棵竹子上顺手刻上了“到此一游”。不知那片刻满了游客“到此一游”字样的毛竹是何收场。在重庆的整整一个星期，总共消费五毛钱，就是那包至今念念不忘的鱼皮花生。 之后，随串联的学生开往成都。 第一次吃火锅 一九六六年坐火车从重庆到成都，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大串联很多同学不能忘记的事情之一，就是“交通”。我们都有过坐在狭小的厕所，或者把自己当作一件行李一般挂坐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的经历，我还有过像杂技演员一般睡在硬座椅背上，那样细小的一条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客车能够钻个缝儿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时的学生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都忙乱到瘫痪的程度——更不用说厕所，行李架，或者一条椅背了！我们最终坐的是闷罐子货车。一起结伴来四川串联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叫小毛，他的奶奶是四川人，就住在成都。 小毛奶奶家的人带着我们吃了人生第一次的麻辣火锅。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在成都的人民广场，现在的人民广场道路、建筑、绿化都发生很大的改变，那时候广场很小，围绕着广场的，是具有四川特色的低矮房子，那样的矮房子在以前的一些描写发生在四川故事的电影里面都能够看到。小毛家的亲戚带我们上了其中一个有二层楼的木制小楼，据说那是当时最好吃的火锅店。我依然记得那架木楼梯的狭窄，短小，低矮，一脚一脚踏上去的吱吱嘎嘎，增添了吃火锅的神秘感和迫切的心情。那时四川火锅与现在人人知道的火锅架势完全不一样，就在那个低矮的楼梯拐角，架着一口直径足有一米的黑色大铁锅，里面翻腾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暗红色、油亮油亮的汤，四川的亲戚告诉我们，这就是麻辣火锅的汤。有一个人坐在大铁锅旁，手里掌管着一个大舀子，专门将大铁锅里面的红汤舀到客人买了票、端来的小锅里面，客人再将小锅端坐到自己桌子上的小泥炭火炉子上，大家才开始涮，吃。第一次吃麻辣火锅的人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经历，因为那种辣法和麻法，确实可以用“触舌惊心”来形容，沿着口腔，“一路”都像着了火，刹那间人就举着筷子惊呆在火锅旁。 吃完火锅自己觉得整个嘴都肿了。问同学的亲戚，这么可怕的东西为什么四川人爱吃？亲戚笑答，“‘这么可怕的东西’你们只要在四川待久了，也会爱吃，也要上瘾，因为四川潮湿，麻、辣都可以排除身体里面的潮湿，在四川是非吃麻辣不可的。” 我不知道当初成都人民广场旁的那家老四川火锅与后来红遍北京的“黄城老妈”，“金山城火锅”等等这些日夜被发扬光大的著名四川火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反正二十年之后，我也着迷了麻辣火锅，经过十年的“麻辣洗礼”，直到九十年代末，彻底将胃麻辣坏，至今都不能再吃麻和辣，至多闻闻火锅的味儿了以解馋。 人越老，城市越年轻 几个星期前，因为选看《神雕侠侣》的外景，又到了一次四川。在成都转机，再赴九寨沟，看见成都的双流机场已经修建成一个透明，亮丽，高大阔卓得与时代相一致的现代机场。怀旧的情绪就是发生在眼球三百六十度大巡览的时候——当你发现人是物非，往昔不再，无论过去是什么，它都以一种优美的旧态，往心怀中奔涌而来。 人年龄越来越大，城市却显得越来越年轻。如果两者能够倒转过来…… 一九八○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很年轻，中国所有的城市却都显得老旧。我将乘坐飞机，从北京到成都，赴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舞恋》。我有不少的“第一”是与四川有关的，比如第一次乘坐飞机。现在回忆，还能够感受到那时心情的激动，一是因为扮演《舞恋》的男主角，再是因为要坐飞机了，感觉人生终于踏上正途，拎着行李箱，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农村也成为了“外景地”这样有诱惑力的称呼，而不再只是我种粮食吃的地方。 一九八○年第一次乘坐的飞机，是前苏联的“伊尔18”，四个螺旋桨发动机，还不是现在的喷气发动机。因此它不能飞到万米以上的高空，只能在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方。我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到达机场的时间非常早，从我拿到的“第一排第一号”座位来看，我几乎就是那趟飞机的第一个乘客了！“伊尔18”在当时应该算是大飞机了，可以坐一百多个人，飞机起飞以后，我一直在激动之中的心情很快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和恐惧：因为“伊尔18”是喷气发动机飞机，飞行高度大约八千米，飞机一上天就不断遭到气流的冲击，一路颠簸，稀里哗啦地响，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舷窗外长长机翼的剧烈抖动，担心它是不是会断裂？ 当时飞机的前机舱几乎都是外国人——可能换票的工作人员看我也是高个子大胡子，误以为老外给了前舱的票——我在惊恐万状盯看机翼的间隙，发现这些老外们像坐在他们家饭桌前一样，打瞌睡的，专心看书看报的，没有一点的惊慌迹象，我心想可能他们一路飞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受到的惊吓实在太多了，已经不足为怪，我更加像只守夜的孤雁，独自目守着依然在“哗、哗”乱抖乱颤的机翼，度过了艰难、漫长的三个多小时，直到飞机降落双流机场。 旧日的迹象在种种“波音”，“空客”的起飞降落之间，已经只留下“双流机场”四个汉字。在城市愈来愈年轻，愈来愈溜光水滑像个初升的太阳充满未来和朝气，我在“不同”的双流机场不经意间已经被时光漂白了须发。怀旧是一件很不实用的事情，但是虚幻事物的意义在于：发现虚幻本身的意义，比如我们看不到却可以因此想到的城市几千年变化；比如我们天天是消费、在使用的生命正在飞快地被时间吞没。 而能够看到的现实是：曾经乡村般的双流镇，如今也是同样的丰满健硕，大高楼，宽马路，成为四川首府成都不可缺乏的一部分。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2）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2） 少数民族兄弟 最近这一次来到四川，是《神雕侠侣》选外景的挂尾站，只有三天，直扑九寨沟。 九寨沟风光的独特秀美，在现在，可能很难再寻觅第二；而它的古朴原始，二十多年前我在四川的另一个地界曾经有过相似的遭遇——冕宁，岳喜。 一九八○年我是为拍电影《舞恋》到的四川冕宁和岳喜。四川人都知道，那是大凉山中的两个彝族自治县，山高地广，大部分的人们分散居住在大山的各个隐蔽处。二十多年前我们去拍电影的时候感受到的还是大山的原始古朴，那种人迹罕至、近似荒凉的寂静。 我喜欢那儿。现在想来，似乎还能够感受到流水淙淙，高山青翠的大山清香气息。在那时过江的桥还是用粗藤编织起来的三根“江索”，两根平行一左一右，是用作扶手的，还有粗粗的一根是“桥”，用来脚踩着过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那样？如果全都建设成了水泥的大桥，那就有点“若有所失”的遗憾。发展与“留存”经常会有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 除了比较集中的居住点，的确很少再遇到人。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拍完戏归途，结果汽车坏在半道上，竟然整整一夜没有一辆或来、或去的路过汽车，那时也没有手机之类可以联络的东西，车上全部的人都在山谷里面呆了一晚。 在我们《舞恋》的剧组，有两个彝族人，一个叫曲波，一个叫李红军。李红军据说是更早年的时候红军长征路过他的出生地，为纪念走过的红军而取的名字。李红军在剧组负责对外的联络接洽工作。这个彝族人特别的憨厚，他与我们倒是交道很少，但是每件事情都是认真勤恳地去做，剧组因为他没有耽误过什么事情。他给我留下不忘的印象。曲波是演员，在《舞恋》里面扮演一个彝族大叔。演员的性格就比较外向，快乐，他带我们去彝族村落，和彝族朋友一起吃“坨坨肉”，喝“碗碗酒”。这完全是“增进友谊，友好和睦”的吃法，“碗碗酒”是用一只小脸盆一般的碗，盛满了酒，一圈人围坐在一起，一人一口、用衣袖擦抹一下递给身边的人、不断传递下去的喝法。“坨坨肉”是拳头大的一坨肉，硬硬的，用嘴和手一起撕咬，随便多少地吃。 曲波和李红军是我人生第一次结交的少数民族朋友。几年前辗转听到一个熟人说曲波已经去世了。人生果然仓促短暂，仅仅二十多年前的酒肉歌舞，银幕的交情，已经成为一段飘逝的历史，轻易难以提及。 这次去九寨沟看外景又结交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朋友，藏族人克克。在欢喜和淳朴的交往中，他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朋友们。 九寨沟与“神雕” 我是第一次到九寨沟来，就是为了选看《神雕侠侣》的外景。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有许多让人看了神之以往、让我们坐立不安找补对策的地方：那些美若仙景的地方，到那里找去？还是全部用电脑制作假景？比如它的绝情谷，在小说的第十七回有对于绝情谷内情景这样的描述：原来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锦……是个罕见的美景之地……（杨过在此遇见了公孙绿萼）行出里许，忽见迎面绿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原来地下是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 还有描写的绝情谷内“万顷”的情花。到哪里去找一个有着“万顷情花”的、悠长的峡谷？ 来九寨沟之前我们尽管已经在雁荡山觅到了绝情谷绝妙的外观，而谷内的景致，雁荡山的峻峭、奇峰绿谷，都不适合。这次到了九寨沟，头晕气喘之后（高地反应）九寨沟的奇异美景让我怀疑金庸先生当时描写绝情谷是否先来过九寨沟？九寨沟的风光对于绝情谷内的浪漫美丽来说，有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视觉满足，大片平坦的林地，花草交杂的小道，还有几乎随处可见的“海子”，也就是金庸先生描写有的“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这些“海子”啊，美妙无比，水底是通彻的湛蓝，有的还有五彩的颜色，据说是因为水底有非常细小的出水孔，由出水带来的矿物质在光线下形成了独特的水色景观。这些景致都有多少年了，居然一直到现在都被这么完好地保持着，惊叹之余也有另一番的警惕：千万不能因为旅游的大开发而终于导致有一天水浊草秃；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排戏的需要让山水“为我所用”——如果不小心，摄制组的“创作”也会具有很大破坏力，我听说过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摄制组，为了某场戏导演莫名其妙的“创作需要”，竟然理由充足堂而皇之地把一座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宅，内墙全部刷成了赤红色。这样没有分寸的“败家子”！ 在九寨沟陪同我们到处游走，指点各处自然景观的，是当地旅游局的副局长，藏族朋友克克。克克年仅二十七岁，自幼在九寨沟长大，他家的祖辈都是一直平静地生活在这里。他指着九寨沟茁壮的林子里倒地了、自然死亡了的树，被原封不动地保持着的样子说，这就是他们的“自然保护法”，遵循自然界它自己的一切生死存亡规律，它自活，它自亡，人也是其中之一，可以活在其中，可以看，不可以依照人的意愿去动。克克的见解让我欣慰！他告诉我为了九寨沟他专门去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区学习了一年，受到极大震动，他看到那里的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态度，他对比出来了中国其他地方的城市乡村为求发展，带来的山水萎缩，空气污染。他希望通过我们镜头对于九寨沟风景的捕捉，描述，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让人们看到：我们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 这也是我的一个遥远的初衷！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3）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3） 四川的化妆师 我的头两部电影，拍的都是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影片，一部《舞恋》，一部《台岛遗恨》。那时我不做幕后工作，我是幕前“闪亮”的男主角，我做电影演员。那还是在一九八○年前后，两部电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四川人。我特别记得拍《台岛遗恨》时，给我们化妆的是峨影厂的老化妆师，姚玉宝，小小的个子，东北口音，爱说爱笑，他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名叫肖桂元，女的叫黄桦。肖桂元性格开朗活泼，像他的师傅经常和我们说笑；女徒儿黄桦就沉默多了，可能是因为她年纪小，非常年轻，才二十岁左右。我的第一次拍电影也是黄桦的第一次跟拍电影，那时她就是一头短发，倒是非常的干练。 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年轻、文静的化妆员黄桦就来叫我们起床了。我总是第一个被叫，可能是因为我很好说话，从来不怕早起等别人，也可能我是男主角，在化妆这个问题上很受重视。黄桦那时候化妆就非常认真仔细，所以虽然是新手，也挑着重梁。他们的化妆都是依照老化妆师姚玉宝的化妆设计，我们总是天还黑着就开始了，两个年轻人开始在我们的脸上，头上，涂涂抹抹，粘来粘去，几个小时之后，天渐渐亮了，照看镜子，我已经是换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然后，他们再接着第二张脸，第三张……那两部电影前后在四川待了有将近两年。电影拍完之后，各谋前程，十多年彼此杳无音讯。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我们拍摄《水浒传》。那时我已经从“台前”移到了幕后，做了制片主任。当时见面谈定的《水浒传》化妆，在开拍了三个月的时候出了很大的麻烦，我们不得不四处托找有经验的、好的化妆师。几经周折，有人给我们介绍了峨影厂的肖桂元。于是，时隔十五年，肖桂元作为主化妆师，我们重新合作了《水浒传》，“一合”，一年多的拍摄。然后各自为理想为生存，彼此再次失散。 《水浒传》完成，播出，一九九八年。同年在北京邂逅了黄桦。那时距离在峨影厂拍摄《台岛遗恨》已经十八年，黄桦也不再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开始剧组生活的小姑娘，是一个成熟稳健、经历过无数部戏的化妆师了。那次见面重新建立了我们的联系，为两年之后拍摄《笑傲江湖》，组织剧组班子的时候黄建中导演说“有个跟过我拍电影的化妆师黄桦，很不错”做下了铺垫。无须多说，我知道“这个四川的黄桦”。我是她化妆的第一张脸，黄导的提议证明了她十八年工作努力的成绩。 我接受了黄建中导演的提议，《笑傲江湖》成为我与黄桦重新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黄桦作为化妆设计，带了十几个学生。两年之后拍摄《射雕英雄传》，黄桦再次胜任化妆设计。 我们这个年代已经不是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时候了，可以靠“交情”完成一件事情。“交情”可以是桥梁，但是很少、很难依此——旧关系来干事。当今的谋生，创业，就像一场体育比赛，胜仗必须是自己打出来的。《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分别都有百个以上人物，作为化妆设计师，每个人物的头、脸都必须要经过黄桦详尽而精心的设计，再交由化妆师们根据她的设计去实施。就像当年黄桦的老师姚玉宝，而不同的是如今不得不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黄桦要面对的人物，远远多余当年我们拍摄电影的时候。年代比之以往强盛了，之中的人自然也要比之以往强盛。初拍《笑傲江湖》，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们（大陆）从来没有拍过武侠片。黄桦的化妆造型既典雅飘逸，又具有我们自己的人物外型特征，任盈盈，小师妹，岳不群，令狐冲，等等，让我们的初步尝试有了耳目一新之感。拍摄《射雕英雄传》，黄桦设及的人物化妆造型，又有了新的观念和尝试，外型更加简洁，从古装的历来“戏剧化”倾向，走向了生活化。这好比汉字的书写，繁体字往往是容易的，而简体汉字的书写对于书法是一个挑战和难题。简洁并不是简单，比如梅超风的头发外型，几乎就是杨丽萍自己的原型，不同的是它（头发）更长更细密了。解决的方法是，黄桦自己一根、一根将杨丽萍的头发接长，到足以表现梅超风这个人物江湖生活的不羁，个性的跋扈，踪迹的隐秘。 之后，我们又邀请黄桦担任《激情燃烧的岁月》、《青衣》的化妆设计。 在外形塑造上，一般认为古装是难题，实际上现代戏才是挑战。因为要表现的人物就是我们身边时代的，我们（观众）熟悉。 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与诸琴的扮演者，都是接近中年的年龄而实为青年的外形，他们角色的跨度却要从更小的年纪一直到老年。黄桦化妆、造型设计做得相当成功，尤其是石光荣，他的每一个年龄段的发型，全是黄桦做的发套，为演员塑造这个人物的成功做了重要铺垫，因为外型的准确为演员提供了极大的自信。 类似的情景还有《青衣》。当时“面瓜”的扮演者傅彪同时还在拍摄一部清朝宫廷戏，剃着大秃瓢，这样的“面瓜”肯定不行。同样，傅彪在《青衣》里面的寸头是头套，同样是黄桦的手艺。 有多少观众看出来了？ 乐山有一地…… 讲起四川，有股“滔滔不绝”之感。已经有心急的四川朋友传话过来了，让“说说金庸的事儿”，“说说什么明星什么角色的事儿”，但是我即刻想说的，还是四川的事儿。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以往，虽然从来也没有机会来仔细地想起，但是的确都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也永远不会忘记。如今被记忆一提溜，起来的就是一串儿，不路过这些，就像不从春走到夏，无论如何到不了今天的话题。 四川是我事业转向影视的起点。朋友，工作，饮食，起居，路行，一切一切，四川在我的经历里面占有大块的面积。四川的朋友有至今还有联系的，也有还在一起工作的，像前面说到的化妆师黄桦，也有一别既是终生不再见，只剩思念的，也有人海渺渺，从来也没有相遇，也没有音讯的。 还要再说四川的一地，一人。 电影《舞恋》在四川乐山的外景非常多。在乐山拍戏，剧组住在乐山附近的一个镇上。那是一个生活气息极其浓郁的古镇，窄窄的街道，留有大量的石板路。镇上也是人来人往，确是空气清晰，没有其他城镇人来车往的喧嚣。每天早晨，镇上弥布早点香喷喷的气味，我们穿行在本镇人中间，今儿早晨一碗面条，明天早晨一碗馄饨，香香的吃饱了，拍戏去了。 镇上有一顶奇特的小桥，“五通桥”。“五通桥”并不是一顶人们习惯中的桥，却也是让人从此岸，过到五十米以外彼岸的真正意义的桥。初来乍到，看到连接两岸的，居然是一只一只的小木船，用铁索锁定了不随水漂浮，再在上面搭上一块一块的木板，人们踏板踩船，荡荡漾漾，桄桄榔榔地过了河，船和木板，就是了人过河的桥。河为此上、下不再通航。被五通桥截断了的河不通航也无所谓，小镇不大，不仅有老旧的石板路，也有新的柏油马路，还有其他的河，河还不止一条。现在坐在北京回忆当初，“五通桥”估计如果不是通有五条光明大道，就是通有五条有船可以走的河。“五通桥”无论是名，还是“桥”自身，都让踏它而过的人，“晃过”不忘。 “五通桥”也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地点。每天只拍一个镜头，黄昏时分，摄影助理手握测光表，看准了只要光线稍纵即逝的那短暂一瞬，千钧一发一声大吼：开始——！ 余下的白日，我认识了“五通桥”的一位居民。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4）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4） “五通桥”人 “五通桥”在八十年代初，有两位著名的李姓居民，据说都是造诣颇深的国画家。我们在五通桥拍电影，几个人就商量应该拜访他们一下，一是慕名，再是也为了增加自己的阅历。尤其听说其中一位李画家专画雄鹰，更加增添了我们的兴致，当时我们在剧组的几个年轻人都还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期待在事业上大干一番，雄鹰具有的寓意，就像经常在那个年代象征革命意志的松柏常青，“我们年轻人”，要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在高高的天空！ 截至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不会陌生我以上的语句！ 于是我们很快就决定了，先拜访画雄鹰的国画家李老师。 当时的五通桥都是绿阴铺就的窄窄街道。李老师就住在其中之一。顺着幽静、细小的街道拐来拐去，拐到了我今日已经记不清名字的一条小街，然后进了一个僻静的院子。院子不大，却是独门独户，几间齐整的黑瓦房，在院内为绿树掩隐。 记忆在很多的地方模糊，记忆也在关键的“地带”清晰犹如昨日。如何见面，如何寒暄，我们是如何的冒昧，高兴之中如何带有一些仓促和年轻的尴尬，等等这些就像山水画中若有若无的山中云烟，真相已经被融化，被覆盖。但是我记得李老师清瘦的模样，一件宽宽的蓝色中山装，花白头发，家里面的布置简单中处处透露清静素雅，是一个舒服得“心安理得”的地方。当时我们年轻气盛，与李老师坐对，觉得气定神闲悠然度日的李老师，好像有六十多岁了；如今我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发胖的身态，灰白的头发，又想起李老师，又觉得他当时应该也就五十多岁，如我今日这般。 我们以自己仅有的一点国画知识，与李老师“比划”着，当时竟然觉得自己能与画家对聊国画，“还行”，现在想想就脸红了。李老师宽厚仁慈，话语对往没有一处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浅薄。最终大家纷纷表示，请李老师为我们几个写些字，不枉见面一场。 李老师欣然允答，为我们几个心情热切的年轻人一统忙乎。我记得李老师当时要写送给我的字是：剑马求不得，狂歌走天涯。我年轻的心骄傲又自负，说“求不得不好”，请李老师改一个字，“求易得”，成为“剑马求易得，狂歌走天涯”，就是我得到了，我还是“狂歌”。如今这些都成为记忆之中的趣事，检点现实，何时何地我都没有过“狂歌”的奔放，倒是一直都在逛荡“天涯”，起码我们拍摄外景还得到处去看，去走啊。 我们准备再去拜访的第二位李老师，最终因为拍戏的忙碌，而没有得逞。与我们有了一面之交的李老师大名李道熙，另一位深藏记忆而素味谋面的李老师，大名李琼久。我期待有朝一日再返四川的五通桥，再次寻找两位李老师，赐教。 川话川菜 说起四川，绕来绕去又绕回来的，还是吃。只要想到四川，无论是四川的朋友，四川的街道，四川天空的颜色，四川拍戏的过去，穿绕其中的，都是四川的吃。吃是大事，能够因为吃而深深记住一个地方，是两者双方的荣幸。 四川话里常常有一个用词，叫“鲜的”，四川人可能没觉得有什么，对我这样的外地人，这个词太新鲜生动了。在一九八○年的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门口，有一个小吃大棚，可以喝茶，煮面条，还有四川的小吃。不拍戏的时候我常常去那儿喝茶，或者吃一种奇特的小吃：用肉汤泡煮莴苣叶子，放大量的胡椒和味精，大量！好吃极了，现在在北京的各处四川大吃、小吃店，都没有再看到、吃到那样过瘾的胡椒味精菜汤，建议恢复！在那个大棚，给我来冲茶的伙计常常呼号着“鲜开水来了！”，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开水怎么是“鲜”的开水呢？我只有归纳为四川话的新鲜生动。“鲜”的四川话。 “鲜”的四川话还有比较绝的，比如说臭，我们说“很臭”，一个四川人却是说“胖臭胖臭地”，我的理解是胖臭就是“很肥的臭”，表示那么的臭。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的理解完全南辕北辙了？根本不是这样两个字？但是我多次听到这样说，还是相信是这样“胖臭”的意思！ 四川的麻辣火锅在我欲罢而不能停止地“麻辣”了二十年之后，终究吃坏了我脆弱的胃。现在有四川的观众、朋友谴责我在我们拍摄的电视剧里面对四川的宣传不够“帮忙”，你们一定要念及我几十年如一日对于四川饮食的帮忙，毕竟“影视”与“饮食”的发音还是雷同的，如果大家不理解在影视上我与四川的感情——所有感情的流露都需要机会——起码可以看在我与川菜的分上，理解那种恨不能朝夕相处的喜欢，以至于弄坏了胃。 帮忙弄坏了胃的，追根溯源还有麻婆豆腐。也是在四川拍电影的期间，在成都有一家“陈麻婆豆腐”，我去那儿就要一碗白米饭，上面盖一个鲜艳的麻婆豆腐，真是太香太好吃了！而且便宜，所有的川菜都便宜。麻婆豆腐吃在嘴里并不觉得怎么麻，怎么辣，就是香，我也不明白怎么这么香的东西还会把胃给弄坏！应该所有的四川人都知道，“陈麻婆豆腐”就是世界上一切麻婆豆腐的来源，祖宗。百年以前有一个姓陈的老婆婆，长有一脸的麻子，街坊邻居就叫她“陈麻婆”。陈麻婆可能也是千般万般地好，但是遗留下来几百年让我们还记得她的，是她做得的一个绝活：鲜艳的、有点麻、有点辣、有点鲜、有点咸的豆腐。这是麻婆豆腐的来历。四川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现在可能年轻人只知道吃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取名的菜，是“宫保鸡丁”。这个菜的菜名来自与一个叫“丁宫保”的小官吏，他不似陈麻婆，因为从菜名上已经看不出此人的长相，不能说“他长的像宫保鸡丁”，而是宫保鸡丁是他延续至今的首创。此人爱吃花生，并且有个好习惯，不浪费——吃剩了的决不信手撸了扔掉，而是放煮到菜里。久而久之，一个中华名菜脱颖而出。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5）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5） 萝卜连锅汤 丁宫保、陈麻婆是四川的两大名人，只是现在吃着源于他们的名菜，却不大清楚他们来头、典历的人，大有所在。麻、辣代表了川菜的基本特色，“不麻不辣”似乎已经是一件与四川无关的、其他地域的吃事。但是其实呢，好吃的、不辣的、著名的、川菜也有，被我念念记住的，有甜、咸烧白——是两道不同口味的菜，烧白是肥肉，一种做成甜的，一种做成咸的；还有章茶鸭，还有萝卜连锅汤。 从我这儿“进口”的四川菜，有两个重要渠道，一个是四川本地，我年幼参加大串联的时候、年轻时代在四川拍电影的时候亲历亲为；另一个渠道是在北京，因为前者的原因开始关注川菜了，竟然在北京挖掘了重大发现。 先铺一点小历史：解放前有一家“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在北京西单的西绒线胡同做有一个家，置了一个大大的、典型北京特色的三进（也好像是四进）四合宅院。解放后不知道周作民的去向了，他留下在西绒线胡同的大宅院，成为“四川饭店”，郭沫若题写的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我在山西插队种地。每每回北京，饥肠辘辘馋虫造反，都要纠集几个同学找地方撮饭，或者炸酱面或者涮羊肉或者烤鸭。有一次我想到了四川又联想到“四川饭店”，就约了在京探亲的几个“馋嘴协会”的同学前往。“四川饭店”在西绒线胡同里面十分抢眼，磨砖对缝的青砖外墙，大红朱漆门，在那个年代却是食客冷落，只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大大咧咧、有一日无一日地无所谓哪儿都敢去。大家凑了十几块钱，就可以点四、五个菜，若干瓶几毛钱一瓶的啤酒，和一个汤。我完全是出于经济核算、多点一个菜的考虑，点了萝卜连锅汤。没有想到就为自己的记忆点出了一道不忘的名菜。 酒过若干巡，杯盘几尽狼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的讨论也已经三番五次，这时上“萝卜连锅汤”。比较沉默的服务员穿着全中国统一的白色帆布工作服，端上了一只不太大的砂锅。砂锅的中心位置，在乳白色浓厚的香汤荡漾间，堆放着一方豆腐形状的、白色萝卜。伸出筷子，原来“豆腐状”由无数薄片萝卜组成，萝卜已经清炖成为透明，看似“白色”，是因为切成薄片状的萝卜，每两片之间，都夹着一片同样切得飞薄、同样大小形状的肥肉片。送入口中，在啤酒余味的陪送下，萝卜的清淳，薄肥肉的肉感……哎呀！ 这道“名菜”成为我们那个年代几次在四川饭店解馋的“必修菜”。八十年代之后，四川菜渐渐在各地、在北京多起来，我由此到处流窜吃饭，但是一直没有再觅见过萝卜连锅汤。九十年代处在回味中又寻去四川饭店，同样没有了这道菜，而且其他的菜质也大大减弱。本世纪开始，心头一热再去四川饭店，索性失去了进门的资格：四川饭店虽然还是磨砖对缝的青砖外墙，大红朱漆门，但是已经改良成为一家高级的会员制俱乐部，非会员免进吃饭等等一切。 由此我想到我的行业：拍电视剧。好东西与时间的付出成正比。《天龙八部》拍摄结束后在后期发现许多戏没有拍好，原本应该是香喷喷糯口的薄片萝卜夹薄片肥肉，被切成了粗糙的大块儿。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资金，重新将演员邀集起来，将最重要的一些戏补拍了，后期制作也延长了近三个月，做出现在大家看到的《天龙八部》。第五部分 - 运城“大”麦田第五部分 -运城“大”麦田 二○○四年五月十日，我们的《民工》（原《葵花朵朵》）终于在山西运城开拍。在从北京赴山西的高速公路上，不断接到各路报纸的“娱记”们满怀疑虑打来的电话：怎么《神雕侠侣》不拍了？又改拍《民工》了？ 《神雕》是“神雕”，《民工》是“民工”，这是两班人马在做的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曾经一度的《射雕英雄传》与《激情燃烧的岁月》、《天龙八部》与《青衣》一样，于同年先后开工。《民工》在上一年还是曾用名《葵花朵朵》，春节之后就完成了剧本，原来打算在二○○三年的五月开机，二○○四年应该是收获成果的，结果“非典”突然降临。当“非典”终于远去的时候，连“打麦的季节”也过去了。这样，《民工》成为了二○○四年进入镜头的故事。 我们的《民工》开拍的第一场，就是故事主人公一家人在青青的麦田劳作。我们将这一场选在山西的运城。运城是山西的农业大区，太行山下一块难得的平原，黄河弯曲而过，土地的用水、气候都适宜种做小麦。早晨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还是二十几度的气温，而在运城的大麦田，一个真正的、灼人的夏天已经燃燃开始，气温高达三十五度。这是利于小麦生长、灌浆、成熟的温度，再有将近二十天，一到五月底，割麦的季节就到了，青青的麦田成为黄甸甸的麦田，我们《民工》的演员将与农民兄弟姐妹一起，收割小麦。 我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山西插队的时候闻名运城的小麦的。那时我们日常吃的都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在运城地区插队的同学一旦与我们遇着，总是骄傲又炫耀地说，他们“天天吃白面”。我们插队的原平，一人一年才分到七八斤麦子，“天天吃白面”真太不可思议，又太让我们羡慕了！进入八十年代，我进了山西话剧院才第一次到运城演出，果然伙食大大好于山西其他的地方，而且“白面点心”供应充足，极大满足了我当时二十多年的向往和羡慕。 八十年代中期，拍摄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我作为演员第二次到过运城。 拍摄《民工》是第三次进入运城。时光已经将种种事物改变，白面馒头举国皆是，反而是当初让我们“困难面对”的小米，高粱面，成为了价格高昂的好东西。宽畅的高速公路在黄土沟壑、大山里外蜿蜒穿梭，从太原到运城再不是曾经必需的八个小时，在高速公路上我只用了两个半小时。麦田小麦的热浪从敞开的车窗口滚滚而来。 我们拍摄《民工》选择的麦田在“张店水库”边上。山西不仅仅是煤矿，山西也有好地方。第五部分 - 山西张店第五部分 -山西张店 “张店”，连山西自己人都不大知道这么个地方，别说在全中国的知名度了。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张店发生过一件著名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真实程度”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它就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个事件一度成为中学课本的教材。即使这样，人们记住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记住了从北京出发的空军飞机的营救，甚至记住了空投救他们性命的药名“二硫基丙醇”，惟独没有记住“张店”这个并不难记的地名。 我们选择“张店”，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水库，它的土地肥沃夏季麦浪滚滚，还因为它保留有相当地道的农村传统结构的住宅。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吧，它的村道还是土道，它的村民住宅也没有被贴上追求“致富”标记的小块“马赛克”瓷砖。它就是中国传统农民历来简朴的住宅。简单，亲切，傍晚时分家家炊烟袅袅。 从张店到运城，如今高速公路的路标指示只有十七公里；中学课本里面讲到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年代，从事发地点到有医院的运城，也就无非二十多公里，但是人就是运不出来，药也进不去，所以有了北京的军用飞机在知道中毒消息的短短三个多小时之内就准备了药物，在漆黑的夜里飞往太行山区空投药品的宏大壮举。 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的人们很难想像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怎么就走不出来？这儿又不是高山，是太行山边上的一块富饶平原啊！更何况“张店（乡）镇”隶属的是“平陆县”，名都叫“平陆”了。 地名取叫“平陆”，估计是当初最早的一个最初来人站在山脚边上一眼望去的视觉效果。现在看去也是“平陆”，一个丰盈、茂盛的“平原”，花花草草，绿绿葱葱，还有整块整块齐整的庄稼。然而实际上呢—— 再往“平原”深处走几步，我们就会惊疑地看见：一道、又一道深深的沟壑，将“平原”像生日蛋糕一样块块切开。小一点的沟壑也有一二百米的宽，四五十米深，而比比皆是的大沟壑，宽有四百多米，深也有百米、几百米，据说汽车沿着后来修好的公路从沟底往沟上面爬，也要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何况人？何况要抬着“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翻越道道沟壑走出二十多公里？当我站在深沟的面前，我才知道，靠人将人抬出来营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拍《民工》，沟壑的高、低，沟底沟面的不同风光，构成了电视画面表现独特的美感——农村的、我们世世代代家园的美。 相比之下，我觉得正在努力发展城市经济的运城，真是丑极了！ 请运城的朋友原谅我的直言。第五部分 - 塞外风情第五部分 -塞外风情 我们在山西运城拍摄《民工》，从北京出发到运城，理想的高速路线是由北京的六里桥上“京石”高速公路，走石家庄到太原，再南转走“大运”公路。而这次去运城，因为“京石”在修路，我走的是八达岭高速，进山西大同，再是沿“大运”高速公路，到太原，到运城。比“京石”高速公路多走一百多公里。 “塞外”的风光因此再次与我们交错，相遇。 针对北京而言，“塞外”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地域。它的地势大大高过长城内，因此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称为“坝上”，“塞外”也叫“塞上”，是内蒙古高原的边缘。 我喜欢“塞外”的风光。在回程的路上正好天空弥布低沉的、青灰色的云，风卷动着树、草，一派的“风吹草底见牛羊”。塞外的风光虽然是在春天，也有着一股萧瑟得让人肃然起敬的庄严。现在被广泛推广的都是城市的旅游，城市的发展，建设，有多少年轻的孩子还知道“塞外”这样的地方与我们的历史交错的故事？ 历史上这些地方都是游牧民族活动、生息的天地。它的壮阔，辽远，天地浑然的自然，养育了游牧民族的彪勇，豪迈，善战。那些生活在塞外草原上的“马背上的民族”，曾经一度是最强悍的中华民族，养育出的一个最大的英雄就是成吉思汗，他的“坐骑们”的铁蹄，在“武力征服天下”的岁月踏遍了半个欧洲，一直“进军”到莫斯科的边缘。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反对扩张，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在近代史中都是以割让土地为求得一个安宁的史实中，成吉思汗是多么的让我们昂扬，展眉，吐气，历史中的“骁勇”总是与擒大兽，打胜仗有关。 当然现在我们也提倡保护动物。特别是“大兽动物”。 看百公里速度行进的车窗外，有多少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发生在这一片高速公路穿梭而过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景里面。杨家将里的杨六郎，当年镇守的地域之一，就是雁门关和宁武关，今日汽车扬尘经过，山崖寂静，只有风和低垂的云；还有历史上的突生突灭的辽国，大家最为熟悉的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有较为详尽的“契丹人”战争与生活的描述。 如今的塞外风光都是文人过客眼里风景的赞叹和历史的感怀。十年之前，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拍摄《三国演义》的外景，塞外山地、部分平原的荒草黄土，就像似曾经“三国”时期的古战场。 想起来好像都还是昨天的事，而时光的实际间隔，已经有十几年了。一九九一年，我们参加了央视《三国演义》的拍摄，成为五个摄制组的之一。冬天的时候我们这组“三国”开拍，在北京的楼梓庄拍完第一部分的内景戏之后，全体人员转战到了塞外拍外景戏。真冷啊，天寒地冻，穿那么厚的棉衣都好像“薄”得没穿什么，鼻息的热气都似乎会在瞬间被结冻成薄冰。我们拍摄的是行军戏。塞外狂风呼号，人在辽阔的空地自觉轻薄得像一叶纸片，冻透了，吹透了，没有感觉了。那时候觉得了人是动物，光有意志力，有决心还是不行的，动物需要体温，在那样气温和千万把刀子一般的风中，拍戏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人，在寒冷与风中走不动；连马都拉不动大木车，车上还什么都没有。 只拍了一天，拍摄司马懿率军行进。拍摄现场可以用“溃不成军”来形容，完全被大风和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打垮，打败，人没有了感觉，脸上没有了表情，手都伸不出来，不用说“表演”了。 一天之后，全班人马收拾行装，立刻转场云南。十二月的云南，风和日绚，暖风徐徐。 云南之后，再返回长城之外的“塞外”，已经是北方天空下的早春三月。“塞外”像是换了一张脸，秀美温柔，草木泛青，连风都轻柔起来。我们一连在塞外的辽阔地域拍摄了三个多月，直拍得衣裳越穿越热，风越熏越“醉”——夏天到了。 我们还到过内蒙古、包头以西的五原县“塞外”拍摄。那时已经是炎炎夏日的七月了，那儿有内蒙古的一个骑兵部队，我们就是专门去拍马的，拍马的行进，马的急行军，马的队列，马的方阵，马的冲锋，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为。塞外的夏天倒是不热，草原非常“英俊”，说漂亮都有点在羞辱它，它那么的“帅”，上百匹马在我们的镜头瞄准下列队，奔跑，以一九九二年的“铁蹄”踩出了公元二百年前后汉代战火风云中的威风，凛冽！ 《三国演义》的五个剧组前前后后轮番都在“塞外”拍摄过行军打仗的战场戏，一共拍了有两年。配合拍戏的“打仗士兵”，大多由部队的战士扮演。那时我们的电视还没有电脑参与制作的能力，拍摄期间完全是“人海战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人的需要，就要有多少人的扮演，战争场面真正的千军万马。据说其中就有战士从一参军就在我们的“三国”扮古代将士打仗，一直到两年之后退役，都在参加《三国演义》的拍摄。第五部分 - 山西曾经好风光（1）第五部分 -山西曾经好风光（1） 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过这样一首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北京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唱。那是一个多美的山西！太行、吕梁环绕左右，青山绿水、风吹麦浪翻滚……我最喜欢的那句“你看那汾河的流水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每次在心里哼着这歌的旋律，在嘴里不由自由地唱出这些歌词，心里总有一股优美，一种“大好河山”的豪迈！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伴随这首歌萦绕在我心间的，不再是豪迈，没有了畅想，只留下无可奈何的叹息：所有这首歌词里面的描绘，旋律带来风景如画的悠扬，都已经成为一种追忆。直接地说：山西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没有了好风光！ 因为这首歌打小带给我的美丽向往，一九六八年我身为学生上山下乡，我去的是山西；二十九年之后我重新回到北京，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以一个山西人自居。山西啊！它应有的美丽和淳朴就像它那么简单的名字——因为那一方水土位于太行山的西面而取名“山西”。大山的西边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八十万年以前。那是多么多么遥远的一个实在的过去啊。考古证明，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西侯度遗址”，就在汾河以东的塔儿山西麓，一百八十万年前就有山西人的祖先（也可以说是部分中国人的祖先）——西侯度人在那“大山的西边儿”采集、渔猎，他们的生活“预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为尧部落所创造的最初‘中国’之所在”。 一百八十万年之后，一九六八年，我插队落户到山西的时候，那儿虽然已经不是史书中记载的“采集、渔猎”的葱郁之地，也没有江南的柔风细雨，没有万千垂柳点缀荡漾的清清湖面，但是，那时的山西依然有它独特的古朴和沉静，古朴是渊于山西百万年来人生活的延续缔造的文化脉象，山西固有的文化底蕴；而沉静，是文化的古朴又反投到人们生活之中的韵律和沉着。它因为偏远而安详，没有人群聚集、车水马龙的喧嚣。我插队所在的山西原平县上院村，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同样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地道的山西人，日月的沧桑在黄土高原上、在沉默的山脊上，留下道道壮观的黄土沟壑。村子旁虽然没有“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但是有一条同样古老的呼沱河，“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庄”。每当我为队里放驴，我都会将驴儿们远远地赶到呼沱河的河滩上，坐在河边呆呆地看一看河水的流淌。为了了知呼沱河的古老历史我翻阅过历史资料，这条黄澄澄的河，《礼记》中称“恶池”或“霍池”，《周礼》称“滹(无水)池”，战国时称“呼沱水(呼池水)”，秦代称“滹(无水)池河”，西汉称“滹(无水)池”，东汉称“滹(无水)沱河”，《史记》称“滹沱”，也称“亚沱”，《水经注》称“滹沱”，曹魏时称“呼沱河”，西晋又称“滹沱河”，北魏又曾一度改称“清宁河”……岁月流逝多少？就这一条河水在不同朝代的不同称呼，人去人来，河水依旧！自然是主、人生是客，有多少来来去去的“人客”在呼沱河旁、在汾河水边、在山西、在所有人迹所至的地方短暂、却又是闹腾地来去了？我插队时的村民们闹腾的只是他们自己生老病死的人生小日子，他们的心中还有敬畏，他们还没有闹腾山水。一九六八年的呼沱河依然有着它流淌在黄土高原的特征：它的河水夹带着黄澄澄的黄土。但是它是洁净的，除了黄土它不夹带其他的东西。当地的村民们在呼沱河的两岸，在“自然的皱纹”——黄土山沟里，在半山坡上，种上了片片的果树。我们知识青年到了这个古老的村子里，除了种果树，种核桃树，也学着种玉米，高粱，和“靠天生长”（雨水）的小麦。村子自然都是平房小院，树影遮蔽，榆树成片。黄昏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好饭菜，也是家家、屋屋炊烟袅袅，空气里弥徉着土地和饭菜的人间烟火气息。村民们大多没有所谓的“学历”，哪怕是小学的学历，能够识得字的也是罗雀可数。但是农民的智慧就像这快孕育了亿万年生命的土地，无所不在。我记得村民们看着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学生娃娃说：“哎呀，我们也没拉去过城市，我们也不知道城市是咋样，不觉得你们咋个好活法，我们这儿又是咋个难活法！”；也跟我们开玩笑：“那个火车，躺着跑都这么快，要是火车站起来跑了，那就快得不行了！快得吓人了呢！” 那时的山西日子就像静静耸立着的太行、吕梁，那么沉稳地悠长，树影、麦浪翩跹，空气清新，人们安稳地种地收割，婚丧嫁娶，度日过节。我在山西断断续续地待了二十九年，我内心逐渐滋长的沉稳，定笃，渐渐脱去的虚浮，越来越质朴的人生观，都与这片土地的滋养息息相关。我总是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是山西人。我在山西农村、城市、煤矿的朋友远远多过北京的朋友。然而，二○○三年、二○○四年的两年间，因为拍摄《民工》与抗战题材的《吕梁英雄传》，我又开始多次行走山西，山西掘地千米、遍地煤屑的变化让我几乎是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该去问谁：谁交给我们的对自然可以有这么大的主意？地方经济是这么发展的吗？ 《民工》的拍摄在山西运城附近。那里的变化虽然也很让我吃惊，但是相比因为拍摄《吕梁英雄传》而到达的山西给我的刺激，运城就不算是什么了。运城还不错了。运城也是“黑糊糊”的，但是还没有黑到仿佛空气都被笼罩了一层透明的黑纱，没有黑到即使住在宾馆双手也是摸哪儿哪黑、走在街上抓一把空气手指头都发黑的程度。这种“黑”的感觉从太原一下飞机就有了，与此同时一股刺鼻的煤焦味儿不由分说霸占了嗅觉。当时我还乐观，还开玩笑：“真是来了煤都了啊！”然而几小时之后当我们的鼻子恨不能屏住呼吸不要一再、一再地这样吸入刺鼻的气味、我们的眼睛看见所有的屋子里面都有隐隐约约黑黑的煤粉、所有的大街都笼罩在暗淡的灰雾蒙蒙之中，而沿着高速公路从太原出发途径孝义、灵石、汾阳、介休……等等山西曾经古朴而优美之地，如此广大的几百公里的沿途全都漂浮、摊积着黑黑的煤尘，我想再没有人会有乐观的心情。 据说开煤窑很挣钱。我到了山西以后正经打听了一下，开煤窑的确很挣钱，开煤窑的人每天挣收二三十万很平常，不算什么，因为还有每天创造一百万元收入的人。山西的地方政府税收因此也大有改观，山西的经济从原先的全国倒数一二改变到现在有巨大突破，而抗战老根据地吕梁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摆脱了往年的“陈旧落后”，力争到全山西的第二、第三。当地人都是自豪地指给我看：“看看我们街上开的车，我们的经济总算搞上去了！”顺着当地人黑糊糊的鼻翼、黑糊糊的手指的方向，的确目力所及，在黑糊糊的街上扬起阵阵煤烟的确实都是好车。但是有谁能够来看一看，这个“经济搞上去”了的山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山西？这些发了财、黑了手也黑了心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还有东西比金钱要重要得多？是空气，人的生命，和生命带来的心灵。当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因为小企业的发展污染了水源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制止，还可以“清洁、净化”水源，空气怎么过滤和净化？那是任何生命、草木、甚至连一只蚊子都要赖以生存的空气啊！如今山西因为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挖掘”（在我的眼里这根本就不是发展经济，是毁灭），使得万千年以来的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也失去了洁净的街道蔚蓝的天空，那些我眼见跑在肮脏街上的高级轿车，那“经济提升”了的百万钞票，要换取的是几代人的健康和良心。有了钱又怎么样？有了钱又能够怎么样？有了钱又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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