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3页。 （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结论 现在转而叙述主题更为广泛的活动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①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在全国发表的主要纪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 她强调必须采取步骤，为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当时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估计）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祝愿一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纪念文章，即为《中国建设》1979年10月号写的《致读者》①中，她对新中国的成就和前景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向上情绪。她写道： ①《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提供。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一是最终推翻了曾压迫和剥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一是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中国人民苦熬了一个多世纪。最后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中国人民得以根除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方面，她接着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在谈到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孙中山在1925年的遗嘱中对他四十年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的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目标在1949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在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 她最后指出：“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 197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她是积极拥护的。在给友人的信①中，她说： ①指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一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现代化”。 她也尖锐地指出了她所认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个不合适的人去担任他（她）所担当不了的工作。” 她赞成放宽某些过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录取的新生统由国家分配到指定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往往离家很远，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没有选择的机会。“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她的总的看法是：“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缅怀英烈、先贤和战友 面对未来，她从不忘记过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为纪念英烈的题词中，她表达了她所看到的中国百年斗争经历的意义以及她自己的倾向。 1980年是鸦片战争140周年，她为广东东莞县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题词： “虎门是1840—1842年中国人民销毁鸦片、广州人民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平英团等抗英的地方，当年中国人民在虎门表现的爱国精神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动永志不忘。”① ①影印原件载《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6页。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她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一革命，也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呼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此她是完全赞成的。在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为全民族的利益实行国共重新合作的希望。为了促进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亲人（包括妹妹美龄、蒋夫人）重聚，此事后面将作叙述。 1980年，她还主持了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会。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运动表示赞同。他还认为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应该允许对各种学说进行传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宋庆龄称赞蔡元培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言行一致和百家争鸣，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保障人权（他和好友鲁迅都是30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赞同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最后指出，今天纪念蔡元培有重要意义，他的精神可以激励知识分子更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① ①宋庆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在这一年里，她还深情地怀念她的战友鲁迅和邓演达。 关于鲁迅，她写道：① ①《序〈鲁迅画传〉》（1980年9月27日），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6日。 “鲁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笔作武器，冲锋陷阵，不屈不挠，以毕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而坚韧的斗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度热情与战斗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好地团结，‘奋然而前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 关于邓演达，她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道： “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① ①手迹见《邓演达文集》。参阅季方着《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载《宋庆龄纪念集》，第86—90页。 这一年的5月17日，她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刘少奇追悼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最大的打倒对象和牺牲者。十年前，他患肺炎，得不到治疗，凄凉地在外省的一处羁押地死去——当时为了保密，还给他用了一个假名字。现在，他的骨灰已找到并隆重地运回北京。 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回忆道： “1980年5月12日，我动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庆龄同志写来的英文亲笔信。一开头就称‘我的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在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我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① ①王光美着《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1987年4月本书作者访问王光美时曾见到宋庆龄给她的一些函件，包括这封信在内。 在上一年，即1979年的4月25日，宋庆龄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田汉的追悼会。这位进步的老剧作家是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这首歌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时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从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时期开始，他就是宋庆龄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又一个牺牲者，至此始告平反昭雪。 她用花圈或挽词来悼念其他去世的友人，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茅盾（沈雁冰）——他的去世只比宋庆龄早两个月。有的是病故的，有的是在十年动乱中死去的，后者中有《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金仲华，在上一章已介绍了她写的怀念文章。她写这篇文章时已87岁，是违背了医生嘱咐而写成的。在送稿时她附了一张字条：“我又犯了气管炎。医生吃饭去了，我偷偷从床上爬起来草草为金（仲华）写了一点文字……我深深地敬重他，他在我的工作中对我或其他任何同志总是尽力帮助。金是无所畏惧的。”① ①宋庆龄致本书作者，1980年11月25日。 从以上这许多悼念文字——主要是纪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认为已往的革命历史是神圣的、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一切又进一步表明，她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早就希望实现的一步——是何等的自然和适宜。 （四）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她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是积极地恢复和扩大她的国际交往，其中有的是她青年时期在美国求学时的朋友。除了在第十九章中已提到的她同阿利·斯利普恢复通信外，她还在北京会见了同那个时期有关的一些美国朋友如亨利·弗劳尔医生、西德尼·拉尼尔（他的父亲是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位诗人）。在中断了一个长时期之后，她又同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建立了联系。她给母校图书馆和不少美国老朋友按期寄赠《中国建设》英文版，并且总是亲自写签头。 她同重庆时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杨恢复联系，上一章已经述及。如果说当时她是象一个长辈那样对待他的话，那末现在她改变了，因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称她为“姐姐”。但他仍象对家中长者那样尊重她。 理查德·杨前妻已亡故，她鼓励他续弦，在见到他的对象后写信说： “我要赶紧告诉你，我已经见过海伦·凯勒了。我觉得你的眼光很不错。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很能干。希望你们很快结合，因为人生是短暂的。”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杨是华裔，海伦是欧洲人。关于异族通婚，她在其他场合曾这样说过：“如果双方能相互清楚地表达，心灵会作主。我是赞成的。”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兴地接见美国百岁老人韦尔西·杭辛格·费希尔夫人。这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寿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在中国教书，亲眼看到中国君主政体的倒台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她年轻时曾是歌剧演员，后来成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国担任女校的校长。她历经几个历史时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动家。40年代在纽约，她进行讲演和募捐，通过耿丽淑主持的“中国福利呼吁会”，支援宋庆龄的事业。现在已是70年代，但她的精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高龄和几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损害，她热心地观看这个同旧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宋庆龄看见这位硬朗的妇女感到非常欢欣，倾慕她的记忆清晰、精力不衰、战胜年龄。 她还欢迎了许多日本来访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后辈。她同孙中山一样，是中日两国目光远大的人士间友谊的象征——这种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曾经存在，现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乐的重新接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感到十分遗憾①。她饶有兴趣地听了其他一些音乐会。她在私人通信中写道：“经常有一些令人心旷神。冶的演出，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结束后走上台去向这位音乐大师表示感谢，还曾参加邓小平对他的接见，并且很喜欢他那种热诚的性格。她特别赞赏他对中国年轻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养。在通俗音乐方面，她很喜爱美国影片《音乐之声》（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节），曾多次在家里放映招待客人（特别是年轻人）。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进口方面，70年代后期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可能因为这些东西价钱比较便宜），她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 “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象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① 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过的她在1917年给梅屋家人的信中所显示，她对于电影一直很有兴趣并且很早就了解它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很想去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对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中国电影界先驱之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国民党员）询问情况并说她虽只看过少数几部，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时，她特意写了祝辞“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着《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9—163页。 宋庆龄自己为多种痼疾所苦，所以对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关注。博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之友柯弗兰病重，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她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在他去世后，她写道： “这样一个好人过去了，多么使人悲恸……他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极真诚的人，我们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同她有半个世纪深交的知友、他们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成了她老挂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们振奋起来，他们也不是那种老爱呻吟叫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使她开心。他们都是在她之后才去世的。本书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时也病了。她在信上说：“如果邱茉莉需要什么外国药，请告诉我，我在旧金山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寄来。”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来的朋友后来在思想认识上同她分道扬镳了。对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旧。 伊罗生30年代在上海时曾是宋庆龄主持的民权保障大夙盟的积极分子、《中国评论》的主编，但后来转向了——先是成为托派极左分子，后来又向右转，在美国成为替官方服务的教授。但宋庆龄没有忘记他过去一道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那个时期，鼓励他重访中国。他后来同妻子维奥拉·鲁宾逊来华时，她仍热情接待他们，未因观点不同而受影响。 美国老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曾为宣传宋庆龄及她的政治观点做了许多工作。但后来他的自由主义极大地褪色了，到了麦卡锡时代，他竟跟着乱叫乱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寻而双双死去（他先开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起了他过去的好处：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时，因为朋友们都忙于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没有什么英文的读物来消磨时间，他是唯一给我写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无日期）。 （五）同亲属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她先是通过第三者打听现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后来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中国访问的人获得签证。这是同国家的一项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的新政策相适应的，这个新政策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同她自己的亲属感情相适应的——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亲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给理查德·杨的信①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杨同他们是很熟的：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她最喜欢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 “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化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遗孀婷婷联系上了： “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关于孔家，她看来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联系。事实上，她后来嘱咐理查德·杨“请不要为了我去找戴维他们”。但她对其他亲属还是很关心。他问杨：“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遗孀劳拉（张乐怡）：“听说劳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颤性麻痹症），这种病很难治……”①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了孙中山的女儿“孙金琬（格雷斯·戴）刚在澳门去世，因为摔了一跤。”② ①同上。此信第1页未见，故日期阙。 ②同上，1979年7月12日。 但她确实同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她们住在美国加州，后来曾回中国探亲，她接待了她们及家人。她在1979年7月给杨的信①上说：“我丈夫的孙女珀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任孙女罗恩娜·林（孙霞）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彼得·孙），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到中国来经营中外合资旅游饭店。 ①同上，1979年7月6日。 在她逝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①。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写的，中译文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页。 据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她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着）的回忆，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沈说：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话传给宋美龄：她姐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讯。”① ①本书作者1990年4月15日对她的访问。她已九十高龄，当时因病住上海华东医院，但记忆很清楚。 宋庆龄提到钓鱼台国宾馆，可见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 （六）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访美国，虽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不少美国朋友和相识的人又一次劝她去。 《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是她扩大接触面之后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复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怕是不能够去访问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讨厌的荨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对美国的感情解释为某种政治上的怀旧之情。实际上，她这种感情是很复杂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个国家渡过青年时代、结识许多朋友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以后的经历所形成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观点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从历史上看，她这种感情同她父亲当时那些不断发展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同孙中山的相通之处就更多了——只是表现方式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了（她从同孙中山结婚那天开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台以后更是如此），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衡量其公众影响。 她同美国及其政策的关系，与她同亲属及友人的关系一样，是为一个核心思想所决定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利益，涉及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进步的利益，由此来决定离或合、和好或对抗，也包括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且成长起来了——是在挫败外国势力进行干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种种企图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已成为国际生活中一个重大的、必须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国政府二十多年来对这个重要事实总想置之不顾，现在终究不能不加以承认了。对此，宋庆龄自然是高兴的。尼克松访华7年后，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她写信给索尔兹伯里说： “我知道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为此曾作出了如此艰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兴。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这里同我们一道欢呼畅饮。”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索尔兹伯里，1979年6月2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弱民族尊严或平等意识。她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性格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讨厌——或者反而更加讨厌——中国实行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的盲目崇拜。她经常强调要对中国青少年加强有关祖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她抚养的女孩子J（较小的一个）同她的朋友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的入境签证手续，回来向她说了情况。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气愤地说： “昨天美国大使馆对她们问了一些可笑的问题，如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J那时在上海念小学！”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她并不反对到美国去留学，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使中国得到有用的知识。这是她自己年轻时的想法，也是她父亲把孩子们送出去的动机。但她憎恶外国官员这样对中国人在本国的政治关系及活动进行盘查（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国家复兴的领导力量）。至于“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有多少错误，中国人在其间做了些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终究不是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事情。 造成她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中国百年来受欺凌压迫的历史，也由于中国当时这种屈辱的地位对她自己家庭的影响。1904年她姐姐霭龄赴美留学，在旧金山曾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无理关押了19天——当时专门用来羞辱亚洲人的待遇。 她记得1924年一位来访者曾询问孙中山，他同夫人是否愿意回一趟美国。孙答道，“我是个苦力，他们不会让我进去的。”孙在这里是指美国的排华法案，这个法案从那时以后一直施行了有20年，最常用的借口是为了排除“苦力劳动”。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消失了，但它还是“阴魂不散”，不过表现的形式有些不同罢了。 宋庆龄所持的许多观念中，最强烈的观念之一就是热爱和平。在她年轻时的著作中就已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那时她的想法还相当天真。尽管她以后在行动中一直支持用武装斗争来对付武装的压迫者和侵略者，她从来都很明确地看到，击败了这些敌人以后必须实现和平这个目标。几十年来，她呼吁和平的声音在世界各地的讲坛上回响。在逝世前一年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还说： “战争是可怕的祸祟，所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再发生战争——战争给人们带来多少痛苦！”① ①宋庆龄致朱尼·陈，1980年6月17日。 （七）在最后的日子里 关于她自己的年纪和寿数，宋庆龄谈起来常常是用一种幽默的口气，有时还带点嘲讽。许多人显然是怕她在世的时间不多了，赶着要请她核实某些历史事件或证明个人经历及表现，这些她都尽自己所知或记忆所及，由她的秘书执笔回复。①还有另外一些事，“人们大概觉得我快完了，所以不断地要我题字等等，有的要拍电影、有的要做雕像。”②这是她对有人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的评论。 ①她的秘书张珏保存着文书档案。 ②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伊罗生夫妇离京前她没有能再见他们，为此她在信中半开玩笑地说，“因事忙耽误了。我想说不定我们下次见面要到外层空间去了。”① ①伊罗生着《在中国的重逢》（英文）。 [同“邻居”的通信] 在她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是同瑞士女教师、年纪同她相仿的奥尔加·李夫人的通信（信上称作“亲爱的邻居”）。不清楚她们之间的通信是怎样开始的，现存的来往信件和便条不下几百封。从这些材料看来，她们只在1979年见过一次面，这已是她们开始通讯后的第7个年头了。事后宋庆龄在信上说： “你来我家吃晚饭时看上去真漂亮。你那闪亮的眼睛和美丽的面容使我想起了德累斯顿瓷器①。……希望你好好保养。你的腿将来也不会变成我这样（患关节炎）。”② ①德累斯顿在德国，所产瓷器以设计优雅、装饰精美著称，借喻妇女娇柔之美。——译者 ②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9年5月5日。 她们的通讯主要是谈家常、谈两人都认识的朋友、谈身体情况和保健知识、谈做菜等等。但有时也对时局有些生动的反映。1974年（还在“文革”期间）宋庆龄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宴会后写的信上谈到周恩来； “虽然因长期患病显得清瘦，（他）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有些客人站到他们的座椅上，为了看清楚这位肩挑重担而又拒绝一切诱惑的人。”①（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露面。） ①同上，1974年10月6日。 宋庆龄写最后两封信①时，她同李夫人的健康情况都已不好。第一封信是为了像往常一样送一点吃的东西甜甜嘴、暖暖心：“现送上果馅饼一块”。在另一封信中，她谈到自己： ①同上，1981年2月1日及3月8日。 “我看看书，他们就说我会因此发高烧，而一发高烧，我每天就得挨两针！这可不是什么开心事儿！所以我不能多看东西，这是我这种讨厌的病最使人苦恼的地方。” 她在这里是指荨麻疹，而不是白血病——当时她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也可能已知道而不愿告诉她的朋友。 稍早一些时候，她曾抱怨过自己的眼睛有了毛病——那么多的书她想读，而现在只能堆在那里。 而且，她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我为国家做得还不够……部分原因是健康情况不好。”① ①同上，1979年6月5日。 [“悼念李燕娥同志”] 宋庆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李燕娥的病而在精神上蒙上一层阴影。李燕娥（宋亲切地称为“李姐”）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帮忙料理家务，在一起生活了53年，如同亲人。李姐经常住在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她照料未的生活，来在北京居住时她照看房子和孙中山的衣物——经常翻晒这些衣物是她的任务之一。1979年因李姐患子宫癌，宋庆龄把她带到北京，请最好的医生治疗，有时住院、有时住在家里。经X光诊断后动手术，发现已无法切除。宋庆龄在各种公私事务之外还要强抑自己的凄婉哀伤之情，不顾疲劳地去安慰她，使她减轻一些临终前的痛苦。这样做的困难是李姐没有文化、缺乏知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病倒，也很难向她说明白。有好几个月，宋庆龄在私人通讯中几乎每次总要提到“亲爱的李姐”和为她的病而伤心。宋庆龄答应李姐，她们将来一定要葬在一起，使李姐得到最后的安慰。李姐于1981年2月病故，宋庆龄送的花圈上写着“悼念李燕娥同志”，表示对李姐不只是私人的情分，而是革命战友的情谊。确实，李姐从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开始，一生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受利诱，以宋的好恶是非为她的好恶是非，以宋的敌友为她的敌友。而“同志”这个称呼一直是宋庆龄所最珍视的。1981年3月下旬，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去看望卧病的宋庆龄。邓回忆说，“在谈话过程中，你明确阻止我，不要再称呼你副委员长。我说，‘称你庆龄同志好吗？’你内心掀起了喜悦，含笑频频点头同意。”① ①邓颖超着《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57—62页。 不管她是否知道她最后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她对待死的态度是很冷静的，并有意识地、细致地做了一些准备。这可以从她对李姐遗体火化及骨灰安葬（以及以后她自己的安葬）的嘱咐中可以看到。（她甚至于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① ①见宋庆龄给私人秘书杜达周的书面指示，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45。宋曾对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沈粹缜（邹韬奋夫人）作过类似内容的口头指示。 [最后的题字和讲演] 她最后一次写东西是在去世前两星期。在他人扶助下，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为她的老战友、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895—1944）的一本集子题写了书名《韬奋手迹》。 在这最后题字之前4天，即5月8日，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出席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这所大学的校长和他的同事们是专程远道而来授予学位的——这是这所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宋庆龄当时病重体衰，许多人劝她就在家里接受学位，但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亲自参加授赠仪式，否则她认为就是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不尊敬。她坐在轮椅里，在仪式上还发表了精神饱满的讲话，从过去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谈到目前两国的新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宋庆龄的责任感。 [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她的病情在5月14日晚严重恶化，突发寒战高热，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经竭力抢救治疗，她的生命延续了一些日子，不过常处于昏迷状态，只短时清醒。在这些清醒的时刻，她得知并接受了给她的最后荣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她早就要求的）和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以她的谦逊，这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获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代表着人们发自内心的、最恰当的对这位女性的敬意：她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过去和现在，象征着中国革命对民族最优秀儿女的吸引力，象征著作为它当前目标的现代化，象征着它同外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联系以及它的最后的社会目标。 5月15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她病情突然恶化后的次日早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彭真去看望她，说明要向中央报告她的入党宿愿，她轻声答复“好”。①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还建议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廖承志和宋任穷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说：“谢谢同志们”。16日，邓小平到寓所探望并致祝贺。 ①参见邓颖超文，同注54。 廖承志后来回忆说①，他在5月20日曾同“叔婆”（他和姐姐廖梦醒从小这样尊称宋庆龄）“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谈，谈了足足20分钟。我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我们只好用英文交谈了，这是长期以来，她同我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叔婆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那时认为，不能让她苦痛地勉强讲话了。我忍耐心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①廖承志着《我的吊唁》，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3—65页。 “……我向她说：‘……请您好好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您。’叔婆又微笑了。她说：‘明天……明天……’……那是她最后一次所作的时间最长的谈话。……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说话了。” 廖解释说，宋庆龄所说“如果我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她死后要把骨灰送回上海，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安葬在一个墓地内。“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易箦前后] 本书作者是在5月18日凌晨两点接到通知赶往她的寓所的，因为看来她已处于弥留状态。和我同去的有《中国建设》的两位同事林德彬（他曾长期在来手下工作）和吴佟。领导人、亲属和朋友都聚集在那里，准备最后的悲痛的告别。她安静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四周是各种各样医疗器械，因此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大部分地方现在显得有些凌乱，但居于显著地位的仍然是那些表现主人性格和生活习惯的陈设。靠窗边的她的写字台上仍很整齐，还放着她最后写作的东西。在另一角落里，靠墙放着的是仅次于打字机的她的常年伴侣——一架黑色的、竖式的老钢琴。打字机是她60年革命生涯中的武器，又是她同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钢琴她虽从未在公众面前弹奏过，但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弹琴自娱。弹琴也使她怀想小时在上海的生活（她在父亲唱赞美诗和美国南方小曲时常为他伴奏，有些旧乐谱还保存着）和青年时期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的情景。 她看上去脸色不是苍白而是发红，嘴唇有点撅起——似乎不喜欢在她这个一向安静的退居之所出现忙乱的现象。在最后几年里，她体重增加而双腿无力，所以不止一次在卧室里摔倒受伤，但她始终不要任何人住在她的屋里。 本书作者下次见到她时，她已故世，（5月29日晚8时18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遗体停放在另一室内。临终前折磨她的病痛现已过去，她的遗容显得十分安祥。亲属们在守灵，领导人和好友们鱼贯而行，最后告别。 （八）高风亮节国之瑰宝 [哀荣、安息] 接着移灵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连续三天的吊唁、瞻仰遗容。她安卧在水晶棺中，上面覆盖著有镰刀斧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共有12万人前来吊唁，其中有许多少年儿童、还有在北京的一百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她的外国友人。 《人民日报》于5月31日发表了题为《高风亮节国之瑰宝》的悼念社论。 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和友好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① ①新华通讯社1981年5月29日、30日及6月2日电讯稿。 孙科夫人陈淑英献的花圈上写道：“沉痛哀悼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摆放在棺前，还有其他到场的亲属们献的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看来她还在坚持她的那套政治，尽管她一定会怀念她们的姐妹之情。在表面的沉默下，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廖承志后来在一篇讲话中说①，北京这些电报发出后，特别是邀请宋美龄参加葬礼，“蒋经国很恼火，又派人到美国去，又写信去，又如何如何，又通过孔令侃，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要孔令侃去阻止宋美龄回复）廖承志认为，这些讣告和邀请已完全证明是有作用的，震动了这些流亡在外的人。孙科的家属作出了回应。尽可能广泛地争取人——不是像有些人所反对的那样，说是圈子太大了——已经产生了积极作用，并体现了尽一切努力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 ①《新时期港澳新闻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81年9月4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24页。 治丧委员会成员共392人，包括国家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来京的宋庆龄亲属以及宋庆龄的外国友人（本书作者完列其中）。 国家给宋庆龄以元首级的哀荣。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天安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及所有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当天，全国各地都下半旗志哀。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著名人士、以及宋庆龄生前友好纷纷发来唁电。 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①。邓简述了她一生漫长的政治历程，赞扬她那“坚定忠诚、恭谨谦逊”的性格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①《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5—29页。 邓称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廖承志的回忆录①把他60年来同宋庆龄的情谊以及对她在国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结合起来，是一篇更富于私人感情色彩的文章。像他的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一样，他的一生确实是同她的一生密切相联的。他第一次同她和孙中山在一起照相时才7岁，正是1915年她和孙中山结婚的时候。（到1983年75岁时，他正有可能担当宋庆龄长期担任过的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不幸因心脏病去世。） ①《我的回忆》（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652页。 在那篇回忆录里，他写道，“回忆真有一大堆。儿童时代的，欧洲时代的，香港时代的，解放以后的……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而最后获得党证，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6月3日，她的遗体火化。第二天骨灰用专机送往上海，安葬在宋氏墓园。 为什么她要长眠在这里，而不是在首都某处建造宏伟墓地或者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同她的丈夫合葬？廖承志已经说明了主要的原因，但还可以作些补充。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在第十七章中曾经提到，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旁边？她的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她身后对她的评论中，即使来自对方阵营，对她的无私忘我、绝无个人野心，也是称颂备至。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国官员恰当地称她为“始终如一的谦逊”。他很有见地，看到了宋庆龄的谦逊是同她的力量和才干溶合在一起的。他说： “但她又能具有极大的热情……她献身于暂处于劣势的那些人的事业……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称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伟大的一位。”① ①O．M．格林着《中国对其独裁者的斗争》（英文），第105页。他曾任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主编，这家报纸为英国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资格的“中国通”的喉舌。 很久以前，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就曾这样形容宋庆龄：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她的友人路易·艾黎在最后看到她的遗容时写下的诗句①中也表述了她这两方面的品质的结合： ①路易·艾黎着《回忆与思索》，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28页。 “……那动人的美丽 ……使每次同她的见面都水难忘怀 现在却已消失，代之出现的 是最后的搏斗在一个战士脸上所留下的坚毅和果断。” 她最后的遗容，正像68年前她在大学毕业时那帧照片上的容貌一样，其内在的核心是力量。 同样持久不衰的是她本质中那种感人的仁爱，她的一位同班同学曾夸张地称之为“来自内心的光耀”。60年后，一位在这充满暴风骤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华侨友人言简意赅地说，“她的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书作者1986年与艾丽斯·郭（郭宝珠）的淡话。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亚华人，曾在上海拥有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后于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现在安放在她墓园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现出她仁爱安祥的神态。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张得蒂为首的五人小组的集体创作。她本人会不会同意立这样的雕像，这是很难说的，但它体现了上海及全中国人民以有这样伟大美丽的女儿为骄傲的心情。 在她身后，有许多很恰当、很能说明问题的评论。如她的老同事陈翰笙曾说，“机会主义同她无缘”。这一点她的外国女友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在较早时也说过，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投入“机会主义”怀抱时，孙夫人却从不这样做，“别人晕头转向而她从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陈又说：“宋庆龄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我们要向她的杰出的模范行动学习，因为我们要继续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② ①海伦·福斯特·斯诺着《现代中国的妇女》（英文）。这本书有“孙逸仙夫人”一章，共40页。作者是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她的另外一些著作署她的笔名“尼姆·韦尔斯”。 ②前一引语是陈翰笙口头告诉本书作者的，后一引语来自陈着《为民主的英勇战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47—48页。 要这样引用评述她的文章是没有尽头的，这些文章还都包含了许多她的言论和著作的摘录，对人极有启发。比较好的办法是回顾一下她一生中最足以表现她的品质的一些事例：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结合。这是对她的原则性和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验。 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总统府时，她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孙中山出险，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这显示出她那英勇献身的忠诚。 孙中山逝世后，她在滚滚逆流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一再为维护原则而战斗。她顶住各种各样政治的和家庭的压力，为了同蒋介石的血腥奸诈手段篡夺国民党的行为划清界限，毅然去莫斯科。特别是，她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能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的力量，并同它站在一起——即使面临左倾分子的排斥，也不动摇。 回国以后，她自己处境险恶，但她勇敢地去保卫那些勇敢的革命者，领导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当有人被杀害、她自己也备受威胁时她毫不退缩。她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带头发起要求入狱的声援活动。 她为了建立和加强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努力，以使国家免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她卓有成效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封锁（甚至供应伤员的医疗用品也不准通过），并为这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最多、战果最好的人民军队，争取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为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斗争，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人们都记得，从1914年到1949年，她在无数次逆流中搏击前进，从不向任何问题和困难低头，而是积极勇敢地去面对它们。她的生活环境不断变换——从日本到上海，然后到广州、武汉、莫斯科和柏林，接着又回到上海，又去香港和重庆，再回到上海，每一个地方都是她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战场，直到革命胜利，她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她对于许多她所熟悉和敬慕的革命同志被反动派所暗杀，感到无比的义愤和悲痛，在这些同志中有廖仲恺、李大钊、邓演达、杨杏佛。有些同志被捕，她设法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使他们得以为革命继续战斗，其中有廖承志和陈赓。 她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所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从不懈怠的、有策略的和广泛的。她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在个人方面，她谦逊、讲民主、节俭、极端诚实。她在原则问题上则坚定不移，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并且总是先公后私。 她特别关心穷人、劳苦大众、妇女和儿童——在她看来，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革命的。儿童工作在她心目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使她无比欢欣鼓舞，因为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黎明。在任何考验中，她对人民和他们的未来的信心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在她身上是几种文化的最优秀内涵的结合、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她对和平事业念念不忘。在青年时代，她就致力于此，虽然带着一点矇眬和浪漫。后来，作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家，她为之而奋斗；作为一个女政治家，她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和平运动。1980年一位中国教授赴美前向她辞行请教，她复信说，“把你的一份力量加入到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它只会带来痛苦和毁灭）的事业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加强战斗以增进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和平和进步而不是走向自我毁灭。”① ①宋庆龄致南京大学梁士纯（休伯特·S·梁）教授，1980年4月25日。梁早年曾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后积极参加中国“工合”等工作。 谁能够说这些问题和品质中有哪一种是已经过时了呢？ [在北京故居中的怀念] 要怀念宋庆龄并感受一下她的精神，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她在上海和北京的故居——现在都按原样保存着。两处都有她读过的书、她常常凝视的照片、她用过的物件。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各项设施是她创始和热爱的妇幼工作的最突出的范例。在北京后海北沿46号故居有关于她的一生的最完整的陈列。这里目前也是宋庆龄基金会的会址，该会在海内外资助下正开展新的儿童工作。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室规模虽小，工作却很活跃，它收集有关宋庆龄的资料并开展研究。从事类似工作的还有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以及“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的研究室。 本书的一部分原稿就是作者在后海北沿46号完成的。有一些情况和材料在别处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故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书作者，几乎直到她病重之前，她每天都要在那很大的花园里散步。尽管她的腿不好并常会失去平衡，她总要自己走，不要任何人挽扶：“谢谢你，我自己能行。”甚至用拐杖也是很勉强的。 花匠说，他总是把新的盆花放在花园各处，以吸引她多作些运动。她有时会问：“我可以摘这朵花吗？”有一次他回答：“当然可以，这些都是您的。”她说：“可是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呀！” 花匠回忆说，“她懂养花。只要能动，她就自己种。她很会扎花束和瓶中插花。”花匠常常走在她身边或后面，万一她摔跤可以护持。有一两次她摔了交，他把她扶起来，她总要说：“我给你添麻烦了。” 她爱鸽子，每天亲自喂它们、看着它们。她会学鸽子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就都飞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几乎要被迫“处理”掉这些鸽子。但它们活下来了，她也活下来了。 她去世后，这群鸽子还留在花园里，总共有100多只，常在过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 有一天是儿童节。本书作者在写作间歇中到园中散步。平时十分清静的园中这时到处是笑着叫着的小学生，现在这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地了。（听说每逢儿童节就会有1500名小学生来参观游览。）他们荡秋千，在山坡和假山上跑来跑去，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在花果山上那一群小猴似的尽情嬉戏。在古树绿荫、亭谢红柱及花坛彩色之间，小眼睛在闪着光、小辫子在快乐地晃动。 这里曾经是清朝的王府，当年在这里住着的是贵胄子弟，有师傅严格管教，为了要把他们培养成绝少数统治者的坯子，但他们因为天生是尊贵的，所以心底里看不起这些师傅——事实上对任何人都看不起。同这些贵胄子弟相比，眼前这些孩子是多么的不同！ 同旧中国那些通常是满身疥癣、满脸鼻涕、面黄肌瘦的穷苦孩子相比，眼前这些孩子又是多么的不同！旧中国的穷孩子命定要为沉重的劳役、战争、卖淫、饥饿所吞噬，他们受不到教育，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永远处于绝望的境地。 在20世纪中，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尽管它目前还是面临着那么多的问题。在新世纪中，等待着这些新一代的将是怎样的未来呢？虽然未来将不会是轻松的、甚至可能是艰难的，但没有哪一代的中国儿童象今天这新一代那样具备了优良的条件去面对它。 在这样沸腾、欢乐的新生活里，安息中的宋庆龄将会感到何等忻慰呢。译者后记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并且本书作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有着国际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努力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实于原文。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达、雅”的要求来进行本书的翻译的，即：力求正确地、充分地、明白地、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并尽可能提高译文的文字水平。当然，这只是我为自己悬的鸽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所能说的是，我已在主客观条件和近两年时间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方面，作者的勤奋、谦虚和一丝不苟为我树立了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因为宋庆龄的许多作品原来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当时和以后出现的中文本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体不一、版本歧出、讹误脱漏、译名混乱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校核订正是目前恐无条件进行的浩繁工程。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据最有权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新的宋庆龄文集正在编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带在此说明，凡本书提到的所引用或参考的中外书籍（不包括刊物）已编成书目列于书后，所以在注释中都只写了作者和书名。 书后另一附录是人名、地名、专名的汉英对照词汇。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属于常识范围的名词如华盛顿、伦敦、《圣经》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读者查阅。许多人名的中译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广泛的或符合标准的译名，在对照词汇中列出其他我所见过的中译，以期将来能趋于统一。 有一些名词或外国人士和事物为英文版读者所熟悉而未必为中文版读者所知道，为便利后者，都加了译注。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为中文版读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读者不熟悉，从而在英文版须详述而在中文版则可适当简化。但考虑到中文版读者中将会有许多青年（以至少年），他们对于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的人和事未必知之甚多，所以这种简化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还有一个情况须稍加说明。为了希望本书中文版能与英文版都在1992年内出版，所以翻译工作（特别是后面的若干章）几乎是紧跟着写作进行的。爱泼斯坦同志的写作态度向来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总要反复斟酌，所以我估计本书英文版的最后付印样一定会同我所据以翻译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处，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爱泼斯坦同志的意见，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为准。（如有实质内容上的改动则照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轩同志，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张爱荣同志，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及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滩》杂志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孙源、侯寒江、陈廷祐、安淑渠、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纪青、陈日浓、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黄浣碧（爱泼斯坦夫人）等都曾在我的翻译工作中给以各种不同的帮助，谨致深深的谢意。我也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叶建华同志的合作。最后应该感谢的是妻子壁莹，没有她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对本书中译本的批评指教。 沈苏儒 1992年1月于北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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