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亨利·西斯內羅斯最終解決了自己的案子。獨立檢察官戴維·巴雷特指控他犯有18項重罪，理由是在1993年的審核中對聯邦調查局少報個人支出，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開庭的前一天，巴雷特知道自己贏不了這場官司，便給西斯內羅斯一個選擇：承認犯有一項輕罪，罰款1萬美元，但不監禁。為了避免長期打官司的巨額訴訟費，亨利接受了。巴雷特花了納稅人900萬美元把一個好人折磨了四年。就在幾周前，獨立檢察官法到期了。 這個月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外交政策上。月初，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丹尼斯·羅斯前往加沙，支持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進一步執行《懷依和平協定》，包括同意給巴方一個港口，一條連接西岸和加沙的道路，歸還西岸11％的土地，以及釋放350名囚犯。隨后，奧爾布賴特和羅斯前往大馬士革，敦促阿薩德總統盡快答復巴拉克和他進行和談的愿望。 9月9日，我首次前往新西蘭，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切爾西和我一同前往，希拉里則在國內忙著競選。峰會上的一大消息和印度尼西亞有關，該國軍方支持對東帝汶獨立運動的殘酷鎮壓。東帝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中長期遭受困擾的一處羅馬天主教飛地。大部分與會領導人贊成在東帝汶實施國際維和行動，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愿意牽頭組織。起初，印度尼西亞表示反對，很快態度就被迫有所松動。會議形成了以澳大利亞為首的多國維和部隊，我也向霍華德總理承諾派遣幾百名士兵，為我們的盟友提供后勤支援。 我還會見了江澤民主席，就中國人世問題交換了意見；和金大中、小淵惠三共同舉行會談，再次重申我們在朝鮮問題上的共同立場；首次會見了鮑里斯·葉利欽選出的新總理兼接班人弗拉基米爾·普京。普京和葉利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葉利欽又高又胖，普京則因為長期的武術訓練顯得勻稱結實；葉利欽口若懸河，這位前克格勃講話卻準確而有分寸。離開會議時，我認為葉利欽選了一個有能力、有才干的接班人，能夠應付俄羅斯錯綜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局勢，會比目前有健康問題的葉利欽干得更好。而且普京不乏強硬，可以維護俄羅斯的利益和葉利欽的尊嚴。 離開新西蘭之前，切爾西和我以及工作人員抽出時間游覽了這個美麗的國家。珍妮·希普利總理和她的丈夫伯頓在昆斯敦招待了我們，我和伯頓一起打高爾夫球，切爾西和希普利的孩子一起探索洞穴，我的幾個工作人員還在一座很高的橋上玩蹦極。吉恩·斯珀林也想勸我嘗試一下，但我告訴他我已經經歷過能承受的所有自由落體運動了。 我們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克賴斯特徹奇的國際南極研究中心，這里也是美國開展南極活動的出發站。該中心有一個很大的模擬訓練艙，里面仿造了南極冰天雪地的真實環境。我到那里是為了引起人們對全球變暖的重視。南極是地球的天然冷卻塔，冰層超過兩英里厚。但由于氣候變暖，不久前一塊和羅得島大小相當的巨型冰塊斷裂后脫離冰蓋。我將原來保密的南極洲衛星圖片公之于眾，以幫助研究正在發生的變化。對切爾西和我來說，此行最刺激的事情就是見到了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曾在50年代到南極探險，是第一個登上珠穆朗瑪峰的人。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切爾西的母親就是因為他才取名叫希拉里的。 回到美國后不久，我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在20世紀的最后一次大會，敦促代表們通過三個決議：加大戰勝貧困的力度，使全球經濟更加人性化；加大努力制止并盡快結束在民族、宗教、種族和部落沖突中濫殺無辜；加強措施以防不負責任的國家和恐怖組織使用核或生化武器。 月末，我著手處理國內事務，否決了共和黨最近提出的減稅方案，原因是它“太大、太泛”，給美國經濟增加了巨大的負擔。根據預算規則，實施此方案必須大量減少在教育、醫療保健和環保方面的預算。這就讓我們不能延長社會保障和保健醫療信托基金的時間，不能為保健醫療增加所急需的處方藥補助金。 今年的財政盈余預計約為1000億美元，但共和黨的減稅方案在十年內將耗資1萬億美元，并稱這是基于對預算盈余的考慮。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比他們還要保守，如果盈余達不到預計水平，赤字就會再次出現，隨之而來的是高利率和經濟的低增長。過去五年間，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赤字將以每年13％的速度遞減，盡管本屆政府經過努力已經接近這一目標，但共和黨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會很危險。我請求共和黨人能和白宮及民主黨人攜手工作，遵循制定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和1997年《平衡預算法》時所體現的精神。 9月24日，希拉里和我在老總統辦公大樓舉行活動，慶祝兩黨在收養體制之外的孩子領養問題上合作成功。相關立法通過后的兩年內，領養孩子的數目增長了近30％。我公開稱贊了希拉里，她在這一問題上已經付出了20多年的努力；我也稱贊了湯姆·迪萊。他或許是國會中這項改革最執著的支持者，而且自己就領養了孩子。 我真希望還有更多這樣的合作和勝利，但這是惟一的一次，連迪萊都不相信能夠同敵人合作。 黨派之爭在10月初又有所抬頭，參議院因此否決了我對龍尼”阡特任聯邦地區法官的提名。懷特是在密蘇里州最高法院任職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國人，頗受好評。密蘇里州保守派參議員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在競選連任時和州長梅爾·卡納漢激烈競爭，極大地歪曲了懷特在死刑方面的觀點，進而將其免職。對于經手的死刑案件，70％懷特都批準了，否決的30％中，有一多半是他和其他法官全體通過的。阿什克羅夫特讓他的共和黨同事一起參與污蔑，因為他認為這樣可以打擊懷特的支持者卡納漢州長以及密蘇里州贊成死刑的選民。 在把批準任命過程變成黨派之爭方面，阿什克羅夫特絕不是惟一的例子。迄今為止，參議員杰西·赫爾姆斯多年來一直拒絕參議院在批準黑人擔任第四上訴法院法官問題上進行投票表決’，盡管事實是該法院一直沒有非洲裔法官。但奇怪的是共和黨人卻一直不懂為什么非洲裔美國人不肯投他們的票。 我們的兩黨之爭甚至擴展到《禁止核試驗條約》。自艾森豪威爾以來，兩黨的總統都對此條約表示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也都同意，核專家也說驗證核武器的可靠性不一定需要試驗。但我們就是達不到參議院的2／3多數來批準這一條約。特倫特·洛特想讓我保證在任期結束前都不再提這個問題。我不知道參議院的共和黨人是否早已步人他們黨的老路，抑或僅僅是不希望我再取得勝利。然而，他們的否決卻讓美國在要求其他國家不發展和試驗核武器方面底氣不足。 我繼續為艾爾·戈爾和民主黨人的選舉四處活動，其中有兩次是和同性戀活動分子在一起，他們對艾爾和我都非常支持，因為在政府部門有相當數量公開的男女同性戀職員，而且我們強烈支持《反就業歧視法》和憎恨犯罪法案。后者認定由受害者的種族、殘疾或性取向而誘發的犯罪為聯邦犯罪。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紐約州支持希拉里。她可能的競爭對手是紐約市長魯迪·朱利亞尼，他是個好斗而有爭議的人物，但和大多數共和黨人相比沒有那么保守。我曾和他關系不錯，主要是因為我們都支持社區警察服務計劃和槍支安全措施。 喬治·w．布什贏得共和黨的提名似乎非常順利，他的幾個競爭對手紛紛退出，只剩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而且毫無競爭力。我第一次見到他闡述“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的競選主題是在艾奧瓦州的一個牧場，對他的競選印象很深，覺得這是個了不起的方案，而且實際上也是他能讓搖擺選民反對擁有65％支持率的現政府的惟一理由。我們創造了19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經濟持續增長、犯罪率連續七年下降，對于這些他們無話可說。然而，他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給搖擺選民傳遞的信息是：“我許諾你們現有的條件不變，但政府會更小，減稅會更多。你們覺得怎么樣？”在大多數問題上，布什和保守的國會共和黨人是一致的，不過他批評了他們的預算對窮人太苛刻，因為該預算通過削減勞務所得扣抵變相地提高了對低收人人群的稅收；但對富有的美國人卻采取減稅政策。 盡管布什是個令人敬畏的政治家，我仍然認為艾爾·戈爾能贏。雖然歷史上只有兩位副總統直接當選，即馬丁·范·布倫和喬治·H．W，布什，但國家此時形勢大好，選民非常支持政府。所有競選總統的副總統都有兩個問題：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在任期內干了些什么，所以認為政府的成績和他們無關，故而把他們定型為二號人物。我竭力幫助艾爾避免此類問題，賦予他重要任務，以便讓公眾了解他對政府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貢獻。然而盡管他毫無爭議是歷史上最積極、最有影響力的副總統，但認識和現實之間還是有一定差距。 艾爾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借助政府政績影響的同時又顯示其獨立性。他早巳聲明不支持我在個人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但對于我們共同為美國人民帶來的福利，他感到自豪。現在，我想他應該說的是無論誰當選總統，變革不可避免。那么選民有兩種選擇——是沿著正確的道路變革還是掉回頭去走失敗的老路。很明顯，布什州長支持“滴人式”經濟。那條路曾經走過12年，我們選擇的路走了7年，事實證明我們的更好。 選舉給了艾爾一個機會來提醒選民：總統即將離任，但共和黨在彈劾風波中興風作浪并支持斯塔爾的人還在；美國需要一個能與之斗爭的總統，以避免他們再次濫用職權、避免他們實施以關閉政府為開端的預算戰中被我否決的那些苛刻政策。如果選民把選舉看成對未來的選擇，如果提醒他們共和黨所做過的事情，優勢就會明顯地回到民主黨一邊。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明這一問題，而且就發生在一年之內。 媒體有少數人開始散布說如果艾爾失敗的話，原因可能在我身上。我便開玩笑地給艾爾打了個電話，說我只對他的勝利感興趣，如果他認為有必要，我會站在《華盛頓郵報》總部門前的臺階上讓他用牛皮鞭子抽我。他故作嚴肅．地說：“或許我們應該就此做一個民意測驗。”我笑著答道：“我們倒要看看是我穿著襯衫效果好還是脫掉更管用。” 10月12日，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被推翻，發動軍事政變的是領導克什米爾實際控制線地區部隊的穆沙拉夫將軍。我擔心會失去民主，所以敦促盡快恢復文官政府。穆沙拉夫掌權的直接后果就是：派巴基斯坦突擊部隊進入阿富汗抓捕或殺死奧薩馬·本·拉登的計劃被取消。 中旬，肯尼斯·斯塔爾宣布離任。以森特爾為首的法官團任命羅伯特·雷接替，他曾是斯塔爾辦公室成員，這之前跟隨唐納德·斯莫爾茨在指控邁克·埃斯皮一案中工作，該案最終失敗。在我任期結束前，雷也想分一杯羹：他寫了尸份書面聲明，稱我在證詞中作偽證；而且為了讓他中止獨立調查，我還同意臨時吊銷自己的律師執照。我懷疑他是否真會指控我，因為一個由兩黨人士組成的公訴人小組早已在彈劾過程中證明這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公訴人應該做的。雖然我已經準備好離任后的生活，也不想讓希拉里的政治生活更加復雜，但是對故意作偽證的說法我不能同意，因為我從未做過。我仔細閱讀了自己的證詞，只發現幾處提供的答案不準確，然后我給了雷一份聲明，內容是：盡管我盡力依法作證，但回答還是有幾處錯誤。他接受了這份聲明。在歷時六年，花費了納稅人7000萬美元之后，白水事件終于結束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同樣在中旬，我邀請高中同學到白宮參加我們35周年同學會——五年前30周年紀念時，我也是這樣做的。我很珍惜高中時光，愿意和同學們在一起。這次聚會中好幾個人都告訴我他們的生活在這七年中變得更好了。一個人的兒子還說他認為我一直是個好總統，但“我最敬佩你的還是你經受住了彈劾的考驗”。這句話我經常聽到，遇到挫折或是犯了錯誤的人感覺無望時常常這樣說；我不放棄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能引起他們的共鳴，因為這是他們惟一的出路。 月末，參議院的拖延策略再次扼殺了經濟改革方案；我們慶祝美國服務隊成立5周年，該組織現有成員已達15萬名；希拉里和我在白宮舉辦了慈善大會，希望增加慈善施舍的金額和影響；我們舉行了“希拉里的星光大道”活動，慶祝希拉里的生日，同時也是追念百老匯明星在1992年為我付出的努力。 11月初，我去奧斯陸參加伊扎克·拉賓遇刺四周年紀念，表示對他的緬懷，并同正在那里舉行談判的巴以雙方再次攜手致力于和平進程。挪威首相謝爾·邦德維克一心想讓奧斯陸舉行的這次活動能推動和平步伐。我們駐挪威大使戴維，赫梅林有著挪威一猶太血統，他閑不住，也想盡一份力，就忙著為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準備符合猶太教飲食習慣的熱狗。西蒙·佩雷斯和利婭·拉賓也在場。活動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不過我確信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早就想完成和平進程，并希望是在2000年完成。 這時，有媒體記者問我對自己功過的評價。比如，人們會因為經濟繁榮而記住我嗎？會因為促進和平而記住我嗎？我盡力讓自己的回答不僅包括具體成就，還要體現我希望美國展現的潛力和凝聚力。但事實是，我沒有肘間考慮這些。我想全力以赴，直到卸任那一天。功過自會有人評價，或許要等到我去世后很久。 11月4日，我開始了又一輪“新市場計劃”巡回旅行，這次是去紐瓦克市、哈特福德市和阿肯色州的赫米蒂奇鎮。在我的幫助下，這個小鎮讓70年代末遷徙到此種馬鈴薯的工人獲得了生活設施。最后一站是和杰西·杰克遜、眾議院議長哈斯特爾特一起到芝加哥，他們也決定支持這個計劃。杰西穿了一套細條紋的西裝，看起來光彩照人，我開玩笑說他為了議長穿得像“時髦的共和黨人”。我從哈斯特爾特的支持中得到鼓勵，相信明年就能通過這一立法。 本月第二周，我參加了埃爾·弗羅姆主辦的網上總統市政廳會議。自我上任以來，網站已從50個增加到900萬個，每小時新增網頁10萬個。能將我講話變成書面文字的語音識別軟件在那時還是新鮮事物，現在已經廣泛普及了。有兩個人問我離開白宮后準備干什么。那時我還不知道，但已經開始為我的總統圖書館做計劃了。 在任職期間我對圖書館和展品考慮了很多。每位總統都要籌集資金興建自己的圖書館，還要資助正常運行，然后國家檔案館派人負責物品的編排和管理。我仔細審閱了幾位設計師的圖樣，也參觀了很多總統圖書館。絕大部分到圖書館的人都是來看展品的，但建筑必須適合保存這些承載歷史的記錄。我希望展覽廳要寬敞、漂亮、光線充足，希望展出的物品能夠反映美國奔向21世紀的歷程。 我選擇了吉姆·波爾謝克及其公司作為建筑設計師，主要是因為他設計了紐約市的“玫瑰土地與空間中心”，一個鋼筋玻璃的建筑里飄浮著巨，大的球體。 我請拉爾夫·阿普爾鮑姆設計展廳，他為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所做的設計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兩部分工作都已展開，但沒完成前波爾謝克就稱我是他有過的最差客戶，因為即便他六個月后拿僅僅改動過一點的圖紙來給我看，我也會發現并詢問原因。 我希望把圖書館設在小石城，以此來報答阿肯色州對我的養育之恩，而且這個圖書館位于美國的中心地帶，所以不便去華盛頓或紐約的人們可以直接去那里。在市長吉姆·戴利和市委員會成員迪安·孔普里斯博士的倡議下，小石城在老城區沿阿肯色河劃撥了27英畝土地；老城區正在改造，而且離老州議會大廈不遠，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此發生。 除了圖書館，我還計劃寫一本關于我的生活和總統生涯的書，而且必須努力工作三到四年來還清打官司的欠債，買房子——兩套房子，如果希拉里競選參議員成功的話——再給她和切爾西準備些錢。然后，我就想把余生奉獻給公眾服務。吉米·卡特在卸任后做得非常好，我想我也能夠。 中旬，我離開美國對土耳其、希臘、意大利、保加利亞、科索沃進行為期十天的訪問，啟程的當天，科菲·安南宣布塞浦路斯總統格拉夫科斯·克萊里德斯和土耳其塞浦路斯族領導人拉烏爾·登克塔什將于12月初在紐約舉行：接近會談”，我對此表示贊賞。塞浦路斯在1960年從英聯邦獲得獨立。1974年，當時的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大主教被希臘軍事政權策動的政變推翻。土耳其政府迅速做出反應，派軍隊到塞浦路斯保護那里的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于是國家分裂，在塞浦路斯北部建立了一個實際存在的土耳其飛地，許多居住在該地區的希臘人則遷移到南部。南北分裂的局面就此形成，土希兩國間的關系也日益緊張。希臘希望土耳其從塞浦路斯撤軍，并想找到至少讓希臘人返回北部的解決方案。多年來我一直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因而希望秘書長的努力能夠成功。但結果令人失望，塞浦路斯問題依舊是希土兩國和解的障礙，也阻礙了土耳其全面融人歐洲的步伐，我只能在離任時留下遺憾。 在我優先考慮的預算項目中，我們就三項與共和黨領導人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提供資金增加10萬名教師，讓參加課后補習的學生增加一倍，償還并最終還清我們欠聯合國的會費。而且，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迪克·霍爾布魯克就債務問題已經和杰西·赫爾姆斯及其他對聯合國持懷疑態度的人研究出了方案。花費的時間比迪克在波斯尼亞調停的時間都要長，但我不敢確定是否還有其他人能勝任此職。 希拉里、切爾西和我抵達土耳其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問，遠比一般訪問時間長。我希望幫助經受了兩次大地震的土耳其人，鼓勵他們繼續和美國及歐洲合作。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并希望加入歐盟，我多年來對此一直非常支持。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在選擇未來發展道路上將會對21世紀的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土耳其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土耳其能夠和希臘解決塞浦路斯問題，并與國內不安定的且時常受壓制的少數民族庫爾德族和平共處，保持其世俗穆斯林民主的特點，它將成為西方國家認識新中東的窗口。如果中東和平成了不斷升級的伊斯蘭極端運動的犧牲晶，那么穩定、民主的土耳其也能成為阻擋其進入歐洲的堡壘。 我很高興又見到德米雷爾總統。他具有遠見卓識，希望土耳其能成為東西方的橋梁。我也在最大程度上就此遠景向總理比倫特·埃杰維特及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闡述自己的觀點，敦促他們放棄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解決同庫爾德人和希臘人之間的問題，盡快取得歐盟成員國的身份。 次日，我向在伊斯坦布爾的美國及土耳其商界領袖發表了同樣內容的講話，此前去了位于伊茲米特的災民駐地看望地震中的受害者。我們慰問了幾個家庭，他們的全部財產在地震中蕩然無存。我感謝了包括希臘在內的所有對災民提供幫助的國家。在這之后不久，希臘也發生了地震，土耳其同樣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地震都能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話，大地停止晃動時他們就應該能更好地加強合作。 在土耳其民眾眼中，我的整個行程都是為了看望地震中的受災者。一次我抱起一個小孩，他伸手抓住我的鼻子，切爾西蹣跚學步時也經常這樣，一位攝影師抓拍了這個鏡頭。第二天土耳其各家報紙紛紛刊登，其中有一家的標題是：“他是個土耳其人！” 我們全家參觀了以弗所遺址，包括羅馬帝國時期最大的圖書館以及圣保羅曾經布道的露天競技場。隨后我參加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54國會議，該組織最初建立于1993年，目的是推動．民主、人權和法治。這次會議的主題有：支持《巴爾干穩定公約》；就車臣持續危機形成決議，以便結束針對俄羅斯的恐怖行動和對車臣平民濫用武力。我還和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的領導人簽署了協議，承諾美國將幫助他們鋪設兩條石油管道，把原油從里海直接輸送到西方，不經過伊朗。不論伊朗在未來選擇什么道路，這個協議對于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未來的穩定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讓人著迷，它歷史悠久，是奧斯曼帝國和東羅馬帝國的國都。作為另一項促進和解的措施，我拜訪了所有東正教教堂共同的普世牧首——君士坦丁堡的巴多羅馬，并要求土耳其在伊斯坦布爾重新開放東正教隱修院。牧首贈給我一幅精美的卷軸，上面寫有《圣經·新約》中《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內容，他知道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段，開頭是這樣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我在土耳其時，白宮和國會就預算達成協議，除了通過我有關教育的提案之外，還提供資金安排更多警察巡邏，同意土地遺產提案，支持《懷依和平協定》中我們做出的承諾，批準針對最貧窮國家的新的免除債務提案。共和黨同意放棄他們在撥款法案中最具破壞力的反環保附加條款。 北愛爾蘭也有好消息，喬治·米切爾同各方達成協議，保持與新政府同步行動，并在托尼·布萊爾和伯蒂·埃亨的幫助下解散軍隊。聽到這一消息時，伯蒂和我還在土耳其。 在雅典，一大早我就和切爾西一起興致勃勃地參觀了雅典衛城。然后，我對美國支持1晰年控制希臘的反民主專制政權向公眾表示歉意，重申致力于合理解決塞浦路斯問題，并以此作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前提條件。我對科斯塔斯，西米蒂斯總理在科索沃沖突中始終和盟軍站在一起表示感謝。希臘人和塞族人都信奉東正教，所以這樣做并不容易。會議結束時，不論是在同土耳其和解的問題上，還是在解決塞浦路斯爭端后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問題上，總理的寬闊胸懷都讓我深受鼓舞；兩國外長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喬治·帕潘德里歐和伊斯梅爾·杰姆，他們都是有遠見的年輕領導人，正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這也是惟一正確的道路。 我離開希臘，飛往佛羅倫薩，達萊馬總理在那里主辦了又一次“第三條道路”會議。這次會議帶有明顯的意大利風情，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在宴會上唱歌助興，奧斯卡獎獲獎演員羅貝爾托·貝尼尼不停地逗我們發笑。他和達萊馬兩人搭檔真合適——精干、好客、有激情，總是能找到讓人開心的事情。我見到貝尼尼時，他說完“我愛你！”就一下和我擁抱在一起。當時我就想或許該到意大利來競選；我一直很愛這里。 這是迄今為止“第三條道路”最富成果的一次會議。托尼·布萊爾、歐盟主席羅馬諾·普羅迪、吉哈德·施羅德、恩里克·卡多佐和法國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都到會了，我們共同商定21世紀內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前瞻性共識，商定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共識，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努力擴大經濟全球化的積極作用并減少其負面影響。 22日，切爾西和我飛往保加利亞，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該國。在亞歷山大·內夫斯基大教堂前，我向3萬人發表講話，許諾美國支持他們來之不易的自由、經濟發展和與北約的伙伴關系。 在回家過感恩節之前，我們到達出訪的最后一站科索沃，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韋斯·克拉克和我在那里受到了極為熱烈的歡迎。我的講話不斷被人群中呼喊我名字的聲音打斷。我不愿意破壞這種氣氛，但還要努力讓他們傾聽我的請求，那就是不要以仇恨對待過去的錯誤，以報復來對待塞族居民，這‘點我私下里也對科索沃政壇不同派別的領導人講過。那天晚些時候，我去邦德斯蒂爾軍營感謝那里的駐軍并和他們提前共進感恩節晚餐。很明顯，他們對自己的任務非常自豪。不過在年輕士兵中切爾西遠比我受歡迎。 當我出訪時，我派查倫·巴爾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前往中國，試圖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最終協定。這一協定必須足以讓我們在國會通過建立和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的相關立法。我派吉恩去是想讓中方確信我是支持談判的。談判進行得一直很艱難，直到最后弓刻，我們才得到反傾銷和反進口激增的措施以及中國汽車市場的準人承諾，有了這些就能得到密歇根州民主黨國會議員桑迪·萊文的支持，而他的支持則保證了國會通過與中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的法案，從而掃清中國人世的障礙。吉恩和查倫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感恩節后不久，戴維·特林布爾的北愛統一黨批準了新的和平協議，新一屆北愛政府成立，戴維·特林布爾任首席大臣，約翰·休姆所在社會民主工黨的謝默斯·馬倫擔任副首席大臣，新芬黨的馬丁·麥吉尼斯被提名為教育大臣。這一切在不久前想都不敢想。12月，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在西雅圖召開會議，反對全球化的暴力抗議者們將市中心區鬧得天翻地覆。但是，正如我對與會代表所講的那樣，大部分示威者采取了和平方式，而且有合法的抱怨理由。這種相互依存的進程恐怕難以逆轉，但世貿組織必須更加開放，對貿易和環境問題更加關注。受益于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必須采取更多行動幫助那些每天人均生活費還不到兩美元的不發達國家。在西雅圖會議后召開的其他國際金融會議上還會有更多的抗議活動，而且我相信抗議會繼續下去，除非我們將目光轉向那些感到被拋棄的國家或遠遠落在后面的國家。 12月初，我可以自豪地宣布：經過七年的努力，目前我國經濟創造出200多萬新的就業機會，其中80％的職位薪水超出全國平均工資；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的失業率降至有史以來最低水平；婦女的失業串也降至1953年以來的最低點，而當時只有極少數婦女外出謀職。 12月6日，我接待了一位特殊的來訪者，來自圣路易斯的11歲男孩弗雷德·桑格，同行的還有他的父母和“許愿”基金會的代表們。該基金會專門幫助那些患有嚴重疾病的兒童實現自己的心愿。弗雷德患有心臟病，幾乎不能到室外玩耍。他堅持看新聞，對我的工作出奇地了解。我們談得津津有味，之后一段時間還保持著聯系。在我的任期內，該基金會帶來47個孩子和我見面。他們的到來總會使我度過愉快的一天，并提醒自己我為什么要當總統。這個月的第二周，與阿薩德總統通過電話后，我宜布，在一周內以色列和敘利亞將在華盛頓的某個待定地點繼續談判，以盡快達成協議。 9日，我再次回到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參加為六名因公殉職的消防隊員舉辦的葬禮。1998年8月那些陰暗的日子我就是選擇在這里度過的。這一不幸悲劇使社區民眾和全國的消防隊員很受震動，成百上千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擠滿了該市的會議中心，還有幾人來自海外。這一令人心碎的場景提醒人們消防員的死亡率比警察還高。 一周后，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紀念館我簽署了一項立法，旨在增加勞動力市場中傷殘人士的保健醫療和醫療補助金。這是《殘疾人法》通過以來，對傷殘群體最重要的一項立法，允許有艾滋病、肌肉營養不良、帕金森氏病、糖尿病或嚴重傷殘等情形的無法獲得保險的人群二通過“付費”加入保健醫療計劃。該立法將使無數人現在能夠有工作收入，改變并提高其生活質量，這要歸功于殘疾人活動分子們的艱辛努力，尤其是我的朋友賈斯廷·達特。這位懷俄明州的共和黨人終日與輪椅為伴，但牛仔帽和皮靴卻必不可少。 整個圣誕節期間，我們都盼望著除夕夜和新千年的到來。我們全家多年來第一次沒有參加復興周末活動，而是留在華盛頓慶祝新千年。慶祝活動全是自籌資金，我的朋友特里·麥考利夫籌集了幾百萬美元，這樣我們就可以為市民提供一個歡度節日的機會。活動包括在史密森學會舉行為期兩天的公共家庭活動，31日下午的兒童慶祝活動，以及在草地廣場舉行的昆西·瓊斯和喬治·史蒂文斯的音樂會，伴有大型焰火表演。我們還在白宮舉行了盛大晚宴，邀請了文學、藝術、音樂、教育、軍事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市民團體參加。草地廣場上的焰火表演結束后還舉行了長時間的舞會。 這是個非常美好的夜晚，但我自始至終都有些心神不定。幾周來，我們的安全小組一直高度戒備，因為無數情報表明許多恐怖分子要襲擊美國。尤其自1998年使館爆炸案以來，我一直密切關注本·拉登和基地組織支持者們的動靜。我們接連搗毀了20個基地組織的分支，抓捕了恐怖主義特工，破壞了他們針對美國的數次陰謀，而且繼續敦促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對阿富汗施加壓力讓其交出本·拉登。針對目前恐怖襲擊的新情況，桑迪·伯杰這個月差不多每天都在白宮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開會。 在華盛頓州，一名男子攜帶炸彈制造物穿過加拿大邊境時被捕，他計劃炸掉洛杉磯機場。基地組織在美國東北部的分支和在加拿大境內的一個分支被發現并被搗毀。襲擊約旦的恐怖計劃也被挫敗。美國迎來了一個熱鬧而平安的新千年，這要歸功于成千上萬人的辛勤工作，或許還有一點運氣。無論如何，當新年、新世紀和新千年開始的時候，我滿懷欣喜，心存感激。我們的國家形勢大好，正以良好的風貌步人一個新的時代。 54 新世紀的第一天，也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第一天，希拉里和我向美國民眾發表聯合廣播講話，電視也進行了現場直播。我們和來白宮的客人一直狂歡到約凌晨2．30，雖然很累，但大家都渴望慶祝這一時刻。昨夜，有一個引人矚目的全球慶典。午夜，幾十億人通過電視觀看了先后在亞洲、歐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來臨的新千年瞬間。美國以特有的姿態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新世紀，我們的經濟成功、社會團結、人民自信；我們所倡導的開放、活力和民主的價值觀正在世界范圍得到認可。希拉里和我都感慨地說，美國人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一歷史機遇，把國家建設得更好，并在21世紀與世界各國同舟共濟。我希望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夠這樣度過。 和以往總統的任職情況不同，我的第七年業績顯著。這是因為即使在彈劾風波前后，我們都把民眾的事情放在首位，謹遵國情咨文的規劃，適時抓住機遇并及時處理問題。總統在第二任后半期沒有什么作為的普遍現象并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決心將好勢頭保持到最后。 新的一年中，我失去了一位政壇老搭檔。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辭職，弗拉基米爾·普京繼任。自從做了心臟手術，葉利欽就沒能完全恢復體力和精力。他認為普京已做好接替他的準備，并能夠長時間工作。葉利欽明白，讓俄羅斯人民有機會檢驗一下普京的表現，有利于他在下屆大選中獲勝。這一做法既明智又狡猾，但我仍會想念葉利欽的。盡管身體不好，偶爾還有出人意料之舉，但他仍是一位勇敢而且目光遠大的領導人。我們相互信任、共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辭職那天，我們通了近20分鐘電話，我可以說他是欣然做出這一決定的。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生括和治理國家，并以自己的方式離任。 1月3日，我去西弗吉尼亞的謝潑茲敦宣布敘利亞和以色列的和平談判開始，埃胡德·巴拉克早就催促我在年初舉行這一談判。他對與阿拉法特和談有些不耐煩，并對解決耶路撒冷問題充滿疑慮；與此相反，幾個月前他告訴我準備將戈蘭高地還給敘利亞，前提是敘利亞滿足以方提出的在戈蘭高地上建立預警站和保證以方從太巴列湖或稱加利利海獲得其1／3供水的要求。 加利利海是一片獨一無二的水域：底部是地下泉水形成的咸水，頂層則是淡水。淡水較輕，所以每一年從湖中取水都需要慎之又慎，否則頂層淡水過少會無法覆蓋咸水。如果淡水降至某個臨界點，咸水將上涌與之混合。這樣以色列就會失去性命攸關的水源。 在遇刺前，伊扎克·拉賓曾向我承諾如果要求能得到滿足，以方將從戈蘭高地撤至1967年6月4日劃定的邊界。這一承諾的前提是我不得泄露其內容，等問題能得到徹底解決時再正式向敘利亞提出。伊扎克去世后，西蒙·佩雷斯重申了這個一攬子承諾。在此基礎上，我們提議于1996年在懷依河舉行敘以和談。佩雷斯想和我就以方放棄戈蘭高地簽訂一個安全條約。后來，內塔尼亞胡和巴拉克也都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我告訴他們這正合我意。 伴隨著一連串的恐怖主義襲擊，比比·內塔尼亞胡在大選中贏了佩雷斯。此前丹尼斯·羅斯和我們的談判小組不斷取得進展，但此時的敘以談判搖搖欲墜。巴拉克想重新啟動談判，盡管目前他不愿意對拉賓一攬子計劃的具體內容再次做出承諾。 巴拉克必須同與拉賓時期完全不同的以色列選民據理力爭，因為國內有了更多的移民。其中，俄羅斯移民尤其反對交出戈蘭高地。納坦·夏蘭斯基在蘇聯被長期監禁時就已成為西方人眼中的英雄，1998年他陪同內塔尼亞胡去懷依，向我解釋了俄羅斯猶太人的態度。他說他們從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到了最小的國家之一，并不覺得放棄戈蘭高地或是西岸地區是明智之舉。他們還認為敘利亞根本不能對以色列構成威脅，兩國間雖然不是和平共處，但也沒有交戰。如果敘利亞向以色列發起進攻，以色列肯定輕松取勝。為什么要交出戈蘭高地？ 可巴拉克不同意這一觀點，所以爭論在所難免。盡管這樣，他希望和敘利亞重修舊好，并確信這·-切終會解決，因而讓我盡快召集和談。到1月為止，我已與敘利亞外長法魯克·阿爾一沙拉共同努力了三個多月，并與阿薩德總統通電話以促使和談成為可能。阿薩德身體不好，想在去世前重新得到戈蘭高地，但他確實需要謹慎。除了要奪回1967年6月4日前敘利亞主權領土的抱負之外，他還要與國內各派力量達成一致意見，以免造成內訌。。因為他想讓兒子巴沙爾接替他，而他兒子需要這部分人的支持。 阿薩德身體虛弱，外長沙拉也在1999年秋中風，這使巴拉克萬分焦急。在他的要求下，我給阿薩德寫了封信，說我認為在解決劃定邊界、水資源管理、預警站等問題的前提下，巴拉克愿意達成協議。如果兩國確實達成了協議，美國將準備與敘利亞建立雙邊關系，而這正是巴拉克的意思。考慮到敘利亞曾經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這步棋于我們而言也是重大抉擇。當然，要與美國建立正常關系，阿薩德必然不能繼續支持恐怖主義，但如果他要回了戈蘭高地，也就沒有了支持黎巴嫩真主黨恐怖分子襲擊以色列的理由。 巴拉克也想跟黎巴嫩和解。他已承諾年底從黎巴嫩撤軍，如果達成和平協議的話將使以色列邊界免遭真主黨襲擊，還不會讓人覺得以色列撤軍是因為害怕遭到進攻。巴拉克清楚地知道，沒有敘利亞的同意和介入，他們不可能與黎巴嫩達成和解。 一個月后，阿薩德的回信跟以前相比似乎做了些讓步，或許是因為自己和沙拉的健康問題給國內造成了不安定因素。然而，幾周后，當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丹尼斯·羅斯去看望他們時，他倆看上去好像完全恢復了。阿薩德說他想繼續進行談判，并做好了和解的準備，因為他相信巴拉克是認真的。只要巴拉克能把國內情況處理好，他甚至還答應派沙拉去談，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巴拉克熱切地接受了，并想立即開始談判。我解釋了圣誕節期間無法開始的理由，他答應了我們的時間表：預備會談于12月中旬在華盛頓進行，正式談判從新年初開始，我會參加，直至達成協議i預備會談開始時因為沙拉公開的攻擊性言論而一度中斷，然而在私下會談時，他卻建議從1996年停止的地方接著談，即如果以方要求得到滿足的話，是否兌現拉賓承諾的一攬子計劃。巴拉克回應說盡管他從沒就領土問題做出過任何承諾，但“我們不能抹去歷史”。于是，他們同意由我決定以什么樣的順序來討論邊界、安全、水、和平等問題。巴拉克想不間斷地談判，這就要求敘利亞人堅持到1月7日齋月結束，不能回家慶祝傳統的開齋節。沙拉答應了，于是雙方分別回去準備。 盡管巴拉克極力促成初期的談判，但不久就開始擔心交出戈蘭高地產生的政治影響，畢竟他沒有做好國內民眾的工作。他需要一些借口：重新恢復和黎巴嫩的和談，由敘利亞人通過與黎巴嫩人協商來進行；至少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宣布升級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美國明確承諾提供安全方面的幫助；戈蘭高地的自由貿易區。我同意了這些要求，為了進一步創造有利條件，還在12月19日打電話給阿薩德，請求他在敘以恢復和談的同時也讓黎巴嫩和談啟動，并幫助尋找20年前在黎巴嫩戰爭中三名失蹤以色列人的遺骸。阿薩德同意了第二個要求，我們派去一個法醫小組，但遺憾的是遺骸并不在以色列人認為的地方。對于第一個要求，阿薩德閃爍其詞，稱只有敘以和談取得一些進展后才能開始黎巴嫩方面的和談。 謝潑茲敦位于鄉間，離華盛頓有一個小時多一點的車程。巴拉克堅持，選這個偏僻的地方是為了防止消息泄露，而敘利亞人也不愿去戴維營或懷依河，因為其他高級別的中東和平談判均在這兩地舉行，這對我也沒什么不妥。謝潑茲敦的會議設施非常舒服，我從白宮乘直升機約20分鐘便可到達。 很快，我們明顯地感到雙方的分歧不是不可以彌合的。敘利亞想要回戈蘭高地的全部，但愿意給以色列留下一小塊狹長地帶，10米（33英尺）寬，在沿湖的邊界處；以色列嫌太窄，想再寬些。敘利亞要求以色列18個月內撤軍，而巴拉克的意見是三年。以色列想繼續派人駐扎卒預警站，而敘利亞想請聯合國人員或是美國人看守。以色列要求從戈蘭高地流人湖里的水的數量和質量應得到保證，敘利亞說只要從土耳其流過來的水能得到同樣的保證就答應。以色列想從撤軍伊始就全面建立外交關系，敘利亞卻要等到撤軍完畢再考慮外交關系。 在謝潑茲敦，敘利亞人采取的是靈活的態度，希望能夠達成協議。相反，一直敦促和談的巴拉克卻決定放慢和談進程，拖延幾天，從而讓以色列人相信他是一個不輕易讓步的談判家。這明顯是基于對民意測驗的判斷。他希望我利用和沙拉及阿薩德的良好關系，勸說他們不要反感，他本人則在這人為的拖延期內盡量少說話。 說得輕一些，我有些失望。如果巴拉克以前和敘利亞人打過交道，或者他提前告訴我們這個想法，局面也許可以控制。或許作為一個民選領導人，巴拉克應該比阿薩德更重視公眾的意見，但阿薩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問題。正是因為相信我以及有巴拉克的保證，阿薩德才背著同以色列高層交往的惡名派人來到這里。 巴拉克進入政界沒多久，我想他一定聽取了很壞的建議。在外交事務中，民意測驗往往不起作用；人民選舉領導人是為了給自己謀福利，所以結果最重要。我做出的很多重要外交決定一開始也并不受歡迎。如果巴拉克能夠和敘利亞真正和解，那將提高他在國內和世界上的地位，而且會增加和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的可能性。如果他失敗了，那么短期內較高的民意測驗支持率也會頃刻間煙消云散。盡管我做了最大努力，還是不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想讓我穩住沙拉，自己則在一旁等待，而且是在謝潑茲敦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讓人分散對手頭工作的注意力。 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丹尼斯·羅斯不得不研究新對策，至少澄清巴拉克對于拉賓一攬子方案的承諾是真實的，甚至還在馬德萊娜和敘利亞惟一的一名女成員比泰娜·沙班之間建立了秘密聯系渠道。比泰娜口齒伶俐，我們見面時她一直是阿薩德的翻譯，給人印象很深。她跟隨阿薩德多年，我敢肯定她來到謝潑茲敦能保證讓總統一字不漏地掌握會談信息。 星期五，會談進入第五天，我們拿出一個和平協議的草案，用括號標出雙方的分歧。周六晚上敘方就給出了積極的答復，然后我們開始就邊界和安全問題進行磋商。這一次敘方又表現出靈活的態度，表示他們愿意接受將加利利海邊界的狹長地帶最大擴展到50米（164英尺），前提是以方接受6月4日協議作為談判基礎。這一讓步具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因為在過去30年間湖面明顯在下降。我深受鼓舞，但很快情形表明巴拉克并沒有授權以方的任何人接受6月4日協議，不論敘方提供什么條件。 周日，在馬德萊娜的農場為巴拉克夫婦舉行的午宴上，馬德萊娜和丹尼斯最后一次勸說巴拉克。只要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敘利亞對以色列提出的問題都表現出了靈活的態度，但以色列卻沒有回應。到底該怎么辦？巴拉克說想要恢復黎巴嫩和談，如果不行的話，他想休會幾天再回來。 聽到這些沙拉很不高興，他說謝潑茲敦和談是個失敗，巴拉克沒有誠意，他要向阿薩德如實反映。最后一次晚宴上，我又一次勸說巴拉克要有積極的表示，好讓沙拉反饋給阿薩德。他拒絕了，但私下又對我說離開謝潑茲敦后我可以給阿薩德打電話，告訴他只要重新開始或啟動黎巴嫩和談，以方就會接受6月4日協議。這就意味著沙拉要空手而歸，然而他們原本以為這次和談具有決定意義，所以敘利亞人甚至連齋月和開齋節都沒有回去。 讓事情更糟的是，帶有括號的和平協議草案被泄露給了以色列媒體，敘利亞讓步卻沒有任何好處的做法被公之于眾，于是沙拉在國內受到了嚴厲的譴責。可以理解這讓他非常尷尬，對阿薩德也是，即便像這樣的極權國家也免不了要受公眾輿論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后來我打電話給阿薩德，告訴他只有開始黎巴嫩和談，以方才會同意拉賓的承諾，然后在此基礎上再來劃定邊界。他聽完后沒有回答。幾天后，沙拉打電話給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拒絕了巴拉克的提議，說只有在邊界問題確定后才會啟動黎巴嫩和談。由于靈活和讓步他們已經吃了一次虧，所以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目前雖然陷入僵局，但我想不應放棄努力。巴拉克仍然希望和敘利亞和解，以色列民眾也確實還沒有對和平所需要的讓步做好準備，再說和平也符和敘利亞的利益。不久，阿薩德病重，開始為兒子接班做準備。與此同時，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求桑迪、馬德萊娜和丹尼斯計劃下一步該干什么，然后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了。 1月10日，和穆斯林們在白宮一起慶祝齋月結束后，希拉里和我去丁位于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小教堂，參加海軍前作戰部長巴德·朱姆沃爾特的葬禮。他一直是我們在復興周末活動中的朋友。我就任后，他和我們共同致力于幫助與他死去的兒子有一樣遭遇的軍人家庭，在越戰中他兒子因過多接觸落葉劑而致病，他還游說參議院批準《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在眾議院彈劾風波前后他給予我們全家的個人支持是那么仁慈，我們永遠也忘不了。我為葬禮準備服裝時，我的一個男仆，曾在海軍服役30年的菲律賓裔美國人利托·包蒂斯塔說他很高興我能前往，因為巴德？朱姆沃爾特“是我們見過的最好的人，他總是為我們著想”。 當夜，我飛往大峽谷，所住旅館房間的陽臺就在大峽谷的邊緣。約在30年前，我曾看過太陽在大峽谷落下；如今，我想看它從這里升起，將一層層不同顏色的巖石從上到下照亮。第二天早層，日出正如我所想像的那樣美麗。接著，內政部長布魯斯·巴比特和我共同規劃了三處新的國家名勝古跡區，并把位于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第四個擴大面積，讓其包括大峽谷周圍100萬英畝的土地和沿加利福尼亞海岸的成千上萬個小島嶼和露出水面的礁石。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將大峽谷本身設為國家名勝古跡區迄今已92年了。布魯斯吧比特、艾爾·戈爾和我盡最大努力忠實于羅斯福總統設立保護區的指導準則，遵守他要求后人“眼光長遠”的訓誡。 15日，在紀念小馬丁·路德·金誕辰發表的廣播講話中，我提到了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的進步+并指出了我們與既定目標的差距：盡管少數族裔的失業率和貧困率都處于歷史的最低點，但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們最近發生的大量犯罪，起因都是種族劑族裔問題——黑人詹姆斯，伯德在得克薩斯州被白人種族主義者從小貨車的車廂中拽出采殺死；洛杉磯的猶太學校發生了槍擊事件；一個韓國裔美國人、一個非洲裔籃球教練、一個菲律賓裔郵政職員，都由于種族原因被殺害。 幾個月前，在希拉里于白宮組織的一次迎千禧年晚會上，麻省理工學院懷特海德基因組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蘭德博士和人稱“互聯網之父”的高科技經理文頓·瑟夫都參加了。他們探討了數字芯片技術如何幫助人類基因組項目取得成功。那天晚上我記憶最深的一句話是蘭德講的，他說所有人9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從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為了這0．1％，那些執迷于種族分裂的人流了多少血，浪費了多少精力。 在廣播講話中，我再一次要求國會通過仇恨犯罪法案，要求參議院同意華裔美國人李亮疇，一位出色的律師：作為負責民權事務的新任助理司法部長。共和黨多數派一直阻撓這一提名，他們似乎對很多非白人的提名都持反對態度。那天上午的主要客人是100歲的前白宮雇員夏洛特·菲爾莫爾，幾十年前她因為種族的原因還只能從一個特別的門進入白宮。這次，我們請她從正門進入橢圓形辦公室。 在國情咨文發表前一周，按照慣例我將講話中的重點標出。這次我準備強調希拉里和艾爾在競選中提出的兩個倡議——鼓勵符合兒童醫療保險計劃條件的兒童的父母為自己購買保險，艾爾正在推廣這一計劃；支持對最初的1萬美元大學學費實行課稅減免，參議員恰克·舒默正在國會努力，希拉里也在競選中表示支持。 如果讓總人數約為1400萬的有合法收入的家庭繳費進入兒童醫療保險計劃的話，將會覆蓋全國未保險人數的三分之一。如果像我建議的那樣準許55歲以上（含55歲）的人繳費進入保健醫療計劃，那么這兩項就能將美國沒有保險的人數減少一半。如果采取學費課稅扣除，再加上我已作為法律簽署的增加大學補助金計劃，我們就能理直氣壯地說，大學校門已向所有美國人敞開。大學入學率已經升至67％，比我剛進白宮時高了近10個百分點。 在加州理工學院對科學家們發表的講話中，我首次公開聲明要把科研基金投入提高近30億美元，其中10億用于艾滋病和其他生物醫學項目，5億用于納米技術，基礎科學、航空和清潔能源方面也有很大增長。24日，亞歷克西斯·赫爾曼、唐納·沙拉拉和我共同要求國會通過《薪水公平法》，以消除男女之間25％的收入差距；給我們撥款以便處理在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積壓的大量就業歧視案件；支持勞工部在高收人工作中增加女性比例的努力，這些部門中女性數量明顯過少，例如，在大部分高科技工作崗位，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大于2比1。 發表國情咨文的前一天，我接受丁公共廣播公司“新聞一小時”節目吉姆·萊勒的采訪，這是彈劾風波采訪后兩年來的第一次。首先我們一起回顧了政府在七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接著萊勒問我是否擔憂歷史對我的評價。因為（紐約時報）剛發表了一篇社論，稱我是一個極有天賦的政治家，有不少重要的政績，但“沒能抓住似乎是唾手可得的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偉人”。 他又問我對“可能的”評價怎么看。我說我們感觸最深的時刻或許是在上個世紀結束之時，那時正邁向經濟和生活變革的新時代，與世界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基于這樣的情形，我想對自己任職的考驗或許是：我們是否讓美國很好地適應了新經濟和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是否促進了社會進步并采取了適應時代的處理問題的新方法？我們是否對環境備加愛護？我們應該反對什么樣的勢力？我告訴他我對自己給出的答案比較滿意。 況且，我讀過足夠的歷史書，知道歷史總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寫。我任職期間，有兩本關于格蘭特的傳記出版，內容和以前對他任職總統的評價完全不同。這種事情會一直不斷地發生。而且，正如我告訴萊勒的那樣，我更專注于最后一年能做些什么，而不會關心將來對我的評價。 在國內問題之外，我告訴萊勒我希望讓國家做好應對21世紀最大安全挑戰的準備。國會共和黨人認為其首要任務是建立國家導彈防御體系，但我說主要的威脅是“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恐怖分子、毒品走私犯和黑社會串通一氣，用的是體積越來越小而且更難發現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威力強大的常規武器。因此，我們必須準備好應付網絡恐怖主義、生物恐怖主義、化學恐怖主義……現在，這些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我想在相互之間聯系緊密的當今世界，民族國家的敵人可能是最大的安全威脅”。 當時我對恐怖主義考慮得很多，起因就是千禧年慶典前我們度過的那焦慮不安的兩個月。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以及我們整個反恐行動組都全力以赴，以挫敗在美國和中東地區的幾次有組織的襲擊。目前，有兩艘潛艇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隨時待命，準備向中情局提供的本·拉登的藏身．地發射導彈。迪克·克拉克的反恐行動組和喬治·特內特一直在努力找他。我感覺我們在現有情況下已經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對于這個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發動攻擊的敵人，我們仍然沒有打擊他所必備的進攻或防御能力，而這個敵人的目標就是日益開放的世界中無辜的人。 采訪結束前，萊勒問了一個我知道他會提的問題：兩年前，他就我的錯誤行為和其他問題提問時，如果我一開始就給出了不同答案，是否會出現不同結果，或許我就不會卷入彈劾風波？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但對于當時誤導他和美國人民的做法，我感到萬分遺憾。鑒于華盛頓一直充斥的歇斯底里氣氛，對他的問題我現在仍然無法給出答案。我又告訴他，我已經道過歉，并努力彌補我的錯誤。我能做的就這些。 然后萊勒問我，假設有一個想把我趕下臺的陰謀但沒有成功，我知道后是否感到高興。我想在采訪我的所有記者中，這一次最接近承認這一事件中存在陰謀。雖然他們心里都知道，卻不能明白地講出來。我告訴他，如果打敗對手后你仍舊滿腔憤怒或自鳴得意，或者是認為不管自己的罪過有多深重，你對手的問題更多，生活就會給你制造麻煩。這是來之不易的教訓。我只剩一年任期，沒有時間沉溺于憤怒或自得。 做最后一個國情咨文時我的心情很好。我們已經增加了20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失業率降至30年來的最低水平，福利的覆蓋范圍卻達到最廣；貧困率為20年來最低；政府機構的人員為奶年來最少；42年來首次連續出現財政節余；少女懷孕人數連續七年下降；領養孩子的數量增加了30％；參加美國服務隊的年輕人總數達到15萬。再有不到一個月我們將迎來美國歷史上經濟增長最長的一段時期。年底我們將是50多年來第一次連續三年財政出現盈余。 我擔心美國人會對繁榮自鳴得意，所以我告訴民眾不要想當然，而應該遵循“眼光長遠”的訓誡，著眼一個21世紀我們應該建設的國家。為了這一遠大目標，我提出了60多項新措施：每個孩子上學時都應當好好學習，畢業時應當為將來的成功做好準備；每個家庭都應當是工作、家庭兩不誤，不讓任何一個孩子在貧困中長大；嬰兒潮一代面臨的退休挑戰將會得到圓滿解決；所有美國人都會有機會享受高質量的、支付得起的醫療保健；美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國，而且自1835年以來首次沒有債務；每個社區都會繁榮發達；全球變暖將會得到遏制；美國將會帶領全世界奔向共同的繁榮與安全，奔向科學技術的最前沿；我們最終將成為一個多元而團結的國家。 我盡最大努力讓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接受這些提議。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還建議既要減稅又要增加開支；在與貧困做斗爭、打擊毒品泛濫、幫助少女媽媽等方面，對于以信仰為基礎的努力要更加大力地支持；對于中低收入公民的慈善捐款予以免稅，而在目前由于沒有逐條列出扣除額卻不能申請減稅；對所謂的婚姻懲罰性稅收進行減稅，并擴大勞務所得扣抵的范圍；增加教授新移民英語和讓其熟悉公民事務的措施；通過仇恨犯罪提案和《反就業歧視法》。我還向眾議院議長對“新市場計劃”的支持表示了感謝。 我最后一次介紹了和希拉里坐在一起的人，他們代表了我們要努力完成的目標：一位在哥倫拜因中學遭槍殺的學生的父親，他希望國會能夠堵塞槍展濫售槍支的漏洞；一位西班牙裔的父親，他自豪地支付了兒童撫養費，因而將享受到我所提議的對工薪家庭減稅的法案帶來的好處；一位空軍上尉，他在科索沃營救了一位被擊落的飛行員，說明完成我們在巴爾干的任務有多么重要；還有我的朋友漢克·阿隆，多年來他在度過自己的棒球生涯后就投身于幫助貧困兒童以及彌合種族分歧的事務中。 最后，我呼吁要團結。當我提醒大家甚至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基因上99．9％也都是一樣時，引來一陣大笑。我說：“現代科學再一次證明了古老的信仰所教導我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共同的人性。” 講話也招來了批評：一位國會議員說我聽起來像卡爾文·柯立芝，要把美國變成沒有債務的國家；一些保守派人士認為我在教育、醫療保健和環境保護上投入過多。大多數民眾則相信我會在最后一年中努力工作，對我提出的新方案頗感興趣，對我讓他們專注于未來表示支持。 美國的上一次大好形勢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當時經濟迅速發展，民權法令的通過確保了一個更為公正的未來，越戰看起來還很遙遠。但不到六年時間；經濟開始衰退，到處是種族暴亂，約翰·肯尼迪、羅伯特·肯尼迪、小馬丁·路德·金先后遇刺，越戰把美國拖人沼澤，約翰遜總統失勢，政治上的兩黨沖突愈演愈烈。美好的日子需要抓住并努力創造，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伊利諾伊州的昆西短暫停留后，我開始了一些最主要的日程：飛抵瑞士的達沃斯，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世界經濟論壇是全球政治和商業領導人召開的年度會議，其地位越發重要。我帶了五名內閣成員前往，共同討論了反對全球化的浪潮，這是在世界貿易組織會議期間我們在西雅圖的街道上親眼目睹的。跨國公司和他們政治上的支持者非常愿意建立一個為他們服務的全球經濟，并認為貿易帶來的發展將給各地提供財富和就業機會。 在治理有序的國家，貿易幫助許多人脫貧致富，但貧窮國家中太多的人被忽略了：全球有半數人口一天靠不到兩美元生活；有10億人一天的生活費還不到一美元；10億多人每晚都是餓著肚子睡覺。1／4的人口喝不到潔凈水。大約1．3億兒童從沒上過學，每年都有1闐0萬兒童死于可以預防的疾病。 甚至在富裕國家，經濟的不斷變化也常常會使一些人失去工作。美國就投能把這些人用同樣或更高的工資帶回勞動力市場。最后，全球金融機構沒能阻止或緩和發展中國家的危機，以便將勞動人口的損失降至最低；世貿組織被認為過多地向富裕國家和跨國公司傾斜。在我任職的前兩年，民主黨在國會中占多數席位，我大量撥款讓那些失去生活來源的工人接受訓練，并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附屬協定中的環境和勞工標準。后來，共和黨人占多數的國會不太贊成這種方式，尤其不支持為窮國減少貧困和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努力。目前，在我看來，我們至少可以在以下三方面達成兩黨一致意見：“新市場計劃”，與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貿易法案，以及千禧年的減債努力。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像世貿組織這樣的經濟政策制定機構確立的全球性社會和環境政策以及更為開放的管理，我們是否還能擁有全球化的經濟。反貿易和反全球化勢力認為貿易增加了貧困，我覺得這一想法是錯誤的。事實上，貿易已使更多的國家不再孤立。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每天1萬億美元不受調控的資金在全球流動和不斷增加的貿易，這樣的想法也是錯誤的。 我說全球化給它的受益人帶來了責任：同甘共苦、廣泛加入。從根本上說，我提倡通往全球化的“第三條道路”：貿易和共同努力給各國及其人民提供充分發展的手段和條件。最后，我主張通過經濟發展和主持社會正義的方式給人民帶來希望，這種做法對于我們竭力使21世紀的世界遠離種種新仇舊恨——恐怖主義制造的現代恐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源于種族、宗教和部落仇恨的沖突——至關重要。演講結束時，不知道我是否已經成功地說服了在座的上千名商界領袖。但我感到，他們聽了，而且至少在考慮兩個問題：全球的相互依存和他們創造一個更加統一的世界的義務。這些推動世界和影響世界的人物所需要的是共識。如果干勁十足的優秀人士為共識而行動起來，大多數問題將迎刃而解。我回到家，參加了最后一次全國祈禱早餐會。喬·利伯曼，這一儀式的第一位猶太演講者，就所有信仰的共同價值標準做了很好的闡述。我探討了他發言的實際含義：如果我們被告誡不要將陌生人拒之門外，要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對待別人，要愛鄰居如同愛自己，那么，“誰是鄰居，愛他們意味著什么？”如果我們擁有完全一樣的基因，而且我們的世界又如此相互依賴（我在阿肯色州的一個親戚每周都通過因特網和澳大利亞的一名男子下兩次棋），那么，我們必須在未來的日子里開闊視野。 當然，那些未來日子的發展方向將受今年大選結果的影響。艾爾，戈爾和喬治，W，布什都如期在艾奧瓦州輕松獲勝。然后競選移至新罕布什爾州，那里兩黨初選的投票人喜歡出其不意。艾爾的競選活動一開始困難重重，但在將競選總部遷至納什維爾并在新罕布什爾州開始非正式的市政廳會議后，他真正開始與投票人建立聯系，更多地出現在報刊雜志上，并領先于參議員布拉德利。在國情咨文發表后，我大大贊揚了艾爾取得的一些重要成績。在此后我們通常都會得到的“反彈”中，他的支持率又上升了幾個百分點。然而，布拉德利開始對他猛烈攻擊，艾爾并沒有回應，所以支持率有所下降，但仍以252％對47％的優勢領先。后來，我才知道他只是待在家里等著穩獲提名，并準備在南方各州和加州以大優勢獲勝。我相信在大的工業州他也會有很好的表現，尤其是勞聯一產聯表示了對他的支持。 在新罕布什爾州，約翰·麥凱恩擬49％對31％擊敗了喬治·布什。在這里，麥凱恩頗有人緣。人們喜歡他的獨立個性和他所支持的金融改革。下一場大較量是在南卡羅來納州。屆時，麥凱恩的軍事背景及兩位國會議員的支持將助他一臂之力。但布什得到了黨派核心領導人以及宗教右翼的支持。 2月6日，星期日下午，希拉里、切爾西、多蘿西和我從查帕奎驅車到位于珀切斯的紐約州立大學校園，希拉里要正式宣布競選參議員。參議員莫尼漢把她介紹給大家，他說自己認識埃莉諾·羅斯福，敢肯定她“會喜歡你”。這是個真誠而有趣的贊美，因為希拉里說自己曾與羅斯福總統夫人進行過想像中的對話，大家曾善意地就此跟她開過很多玩笑。 希拉里發表了精彩的演說，這之前，她認真寫稿并反復練習。演講表明她對州內不同地區的民眾所關心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并清楚地理解投票人面臨怎樣的選擇。她還解釋了自己為何參加競選；她理解為何紐約州的選民會謹慎地決定是否投票給一位幾個月前才搬來的候選人，即使他們喜歡她；她告訴大家作為參議員，她將做哪些事情。我們討論過我是否該發表講話，因為紐約州是我最滿意的州之一；當時我的政績支持率高于70％，個人支持率是60％。但最終決定是我不該講，因為希拉里是今天的主角，投票人想看她的表現。 這個月的剩余時間里，盡管媒體將黨派權力之爭炒得沸沸揚揚，我卻在處理內政和外交的大量問題。國內，我簽署了一項兩黨提出的撥款法案，為低收入婦女治療乳腺癌和宮頸癌提供醫療補助；和參議員洛特達成協議，他準許在參議院投票表決我提名的五位司法方面的任職人選，同時我同意任命他的人選到聯邦選舉委員會任職，此人是競選資金改革的瘋狂反對者；就《病人權利法案》和共和黨人進行辯論，他們說只要沒人提起訴訟來將其執行，他們就會通過，而我卻認為這樣做就會讓這個法案成為“建議”提案；把白宮新聞發布室以詹姆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他是里根總統最勇敢的新聞秘書；宣布用于印第安人教育和醫療保健的基金有了創記錄的增加；支持改革食品券的規定，以便讓福利受益者能夠使用二手車上下班而不會失去食品補助；接受拉丁裔美國公民聯合會的頒獎，表彰我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政策及對西班牙裔公民委以重任；主持了全國州長協會的最后一次會議。 在外交事務中，我們遇到了很多麻煩。7日，亞西爾·阿拉法特中止了他和以色列的和平談判。他確信以色列將巴勒斯坦問題置于一邊，優先考慮同敘利亞和解，這確實有些道理。與此同時，盡管面對重重困難，以色列公眾更希望和巴勒斯坦和解，而不是放棄戈蘭高地并將巴以和談置于危險邊緣。這個月的剩余時間我們都在努力打破這種僵局。 11日，盡管最后一刻愛爾蘭共和軍同意在加拿大約翰·德沙特蘭將軍的監督下解除武裝，聯合王國還是中止了北愛爾蘭的地方自治。我讓喬治·米切爾繼續參與此事，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幫助伯蒂·埃亨和托尼·布萊爾避免這種局面。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格里·亞當斯認為愛爾蘭共和軍同意解除武裝是因為他們的人民投票支持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戴維，特林布爾和統一黨的成員把解除武裝作為他們繼續參與政府的代價。當然，如果不解除武裝的話，新教徒就會在整個過程中失掉誠信，最終特林布爾也會被取代，這一結果是亞當斯和新芬黨所不愿意看到的。特林布爾或許是個陰郁而悲觀的人，但在他嚴厲的蘇格蘭一愛爾蘭外表背后，卻是一個勇敢的理想主義者，愿意為和平、去冒險。無論如何，這一系列問題使成立政府拖延了一年多；現在我們又重新回到這一問題上。雖然有些挫折，但我想僵局終究會被打破，因為沒有人愿意再回到以前那糟糕的日子了。 3月5日是亞拉巴馬州塞爾馬發生投票權利游行35周年，和民權示威者們在那個“血腥星期天”的行進路線一樣，我也走過了埃德蒙·佩特斯橋以示紀念，當時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為所有美國人爭取投票權。很多當年曾和小馬丁·路德·金一同游行或者支持過民權運動的老兵今天手挽著手一同前進，其中有科雷塔·斯科特·金、杰西·杰克遜、約翰·劉易斯、安德魯·揚、喬·洛厄里、朱利安·邦德、埃塞爾·肯尼迪和哈里斯·沃福德。 1965年，塞爾馬游行激起了整個國家的覺醒。5個月后，約翰遜總統簽署了（投票權利法）。在該法實施之前，全國各級政府中只有300名當選的黑人官員，3名非洲裔國會議員。到2000年，當選政府官員的黑人人數達到了9000名，而國會黑人同盟成員也有39名。 我在講話中對小馬丁·路德·金的看法表示贊同，即當美國黑人“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勝利時，那些壓迫他們的人也會第一次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塞爾馬事件后，南方的白人和黑人跨越了這座橋梁，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南方，把仇恨和孤立拋在腦后，去迎接新的機會、繁榮和政治影響力：如果沒有塞爾馬事件，吉米·卡特和比爾，克林頓絕不可能成為美國總統。 現在，我們越過這座橋梁進入21世紀，創造了非洲裔美國人有記錄以來最低的失業率和貧困率，最高的住房和企業擁有率。我也提醒聽眾記住仍然需要完成的任務，只要在收入、教育、保健、暴力威脅、犯罪司法體系的公平程度方面仍然存在種族差異，只要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依然存在，“我們就仍然有需要跨過的橋梁”。 在塞爾馬的那一天我非常高興。我又一次被帶回到了童年時的愿望——希望并相信會有一個沒有種族差別的美國；在同這些為了這一愿望付出極大努力的人們告別時，我又一次被帶回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情感核心一“只要美國人愿意攜起手，我們就能頂住任何風浪前進，我們就能跨越任何一座橋。在內心深處，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克服這些困難。” 這個月的前兩周我都在為我的槍支安全措施做宣傳：堵塞槍展濫售槍支的漏洞；在槍上安裝扳機鎖；要求槍支持有者辦理有照片的持槍證件，以此表明他們已經通過了布雷迪背景檢查并學習了槍支安全課程。美國已經被一系列悲慘的槍擊致死案件所震驚，其中一起是由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造成的，槍是他在自己家中找到的。美國15歲以下兒童的偶發性槍擊死亡率是其他25個經濟最發達國家總和的9倍。 盡管控制槍支的呼聲很高，民眾也支持，但迄今為止全國來復槍協會成功地阻止了在國會的任何提案，不過現在大部分的槍支生產商為了自己的信譽都提供兒童扳機鎖。在槍展濫售槍支的漏洞問題上，全國來復槍協會稱，盡管他們反對布雷迪法案，可并不反對在購買槍支時立刻進行背景檢查，只是不希望看到三天等待期限所造成的不便。其實，70％的檢查在一小時內就完成了，90％的需要一天，只有一部分人需要更長的時間。如果我們不規定等待時間，有不良記錄的人就會趕在周五下午槍店關門前去買。全國來復槍協會同時堅決反對槍支持有人登記，認為這是剝奪他們擁有自己槍支的第一步。這個理由站不住腳，頒發駕照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但也沒有人建議禁止擁有車輛。 不過，我知道全國來復槍協會的言論會嚇倒很多人。我從小在打獵的環境中長大，知道其影響重大，而且也在1994年國會選舉中看到了全國來復槍協會的破壞性影響。但我始終認為大多數獵人和運動射擊愛好者是遵紀守法的公民，會遵守經過充分說明的有道理的規定。我知道我會繼續努力，因為我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意味著什么，而且艾爾·戈爾早已把自己置身于全國來復槍協會的槍口下了，他比我更早贊成槍支登記的做法。 12日，全國來復槍協會的執行副主席韋恩·拉皮埃爾稱，我為了自己的政治目標需要“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愿意看到一定程度的槍殺事件”，而且“副總統也是一樣”。。拉皮埃爾的立場其實就是我們應當更為嚴厲地懲治槍支犯罪，懲罰對兒童接觸槍支不管不問的成人。第二天，我在克利夫蘭對此進行了回答，表示同意他關于加強懲罰的建議，但認為他不需要采取預防措施的立場是一派胡言。全國來復槍協會甚至反對禁止能穿透防彈背心的子彈。其實真正愿意看到一定程度的暴力和槍殺的正是他們，因為這樣才能吸納吏多的會員，更好地偽裝自己的宗旨。我希望拉皮埃爾看一看在哥倫拜因中學失去子女的父母的眼睛，或者是在俄勒岡州的斯普林菲爾德，或是在阿肯色州的瓊斯博羅，然后再說他的那番話。 我并不認為自己能夠在眾議院擊敗全國來復槍協會，但我很樂于這樣去做。我就全國來復槍協會的“不要預防、只管懲罰”問過不少人，問他們怎樣看待將這一原則應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去除安全帶、不要氣囊、不限車速；對違章駕車致人死亡的司機再加五年刑期；或是取消機場金屬探測器，但是對那些在空中引爆飛機的人再多判十年。 上次來克利夫蘭時，我參觀了一所小學，美國服務隊的志愿者正在輔導孩子們讀書。一個六歲的小男孩看著我問道：“你真是總統嗎？”當我回答是時，他說：“可是你還沒有死啊！”他只知道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的事情。我任期內時間不多了，但手頭上還有這么一件需要大力去斗爭的事，我知道那個男孩是對的。我還沒有死。 3月17日，我宣布槍支制造業巨頭史密斯一韋森公司和聯邦、州及地方政府之間達成了突破性的協議。該公司同意在其生產的槍上安裝扳機鎖；研制僅供擁有槍支的成人自己使用的“智能武器”；取消為犯罪活動提供槍支的經銷商的資格；要求經銷商在槍展時不能賣槍，除非對購槍人進行背景檢查；設計不能使用大彈匣的新式槍支。對于一家公司來說這確實是‘件勇敢的事情。我知道史密斯一韋森公司將會受到全國來復槍協會及競爭對手的毀滅性打擊。 到3月第二周，總統候選人提名結束，艾爾·戈爾和喬治·w．·布什在16場“超級星期二”初選和預備會議中大獲全勝，約翰·麥凱恩和比爾·布拉德利宜布退出。比爾·布拉德利競選態度十分認真，通過較早對艾爾施加壓力，把他變成了個更好的候選人，當時艾爾放棄了迎合基層的做法，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個放松但又咄咄逼人的挑戰者。布什在新罕布什爾州失敗后調整了競選策略，在南卡羅來納州取勝，他們采取的是電話戰，打電話告訴保守的白人家庭麥凱恩參議員有一個“黑人孩子”。麥凱恩的確從孟加拉國領養了一個孩子，這也是我敬佩他的原因之一。 初選結束前，一個為支持布什而特別組成的老兵團體指責麥凱恩在北越戰俘營的五年半里背叛了自己的祖國。在紐約，布什的支持者因為麥凱恩反對乳腺癌研究而攻擊他。事實上，他投票反對的是國防法案，其中涉及一小部分乳腺癌研究資金，因為他反對為了通過一個法案而把用于拉選票的其他條款統統包括進來的做法'況且，參議員的妹妹自己也有乳腺癌，對包含90％以上乳腺癌研究資金的那些撥款他總是投贊成票。但麥凱恩參議員一直沒有對布什和右翼極端分子的舉動予以強勢反擊，最后想這樣做時卻為時已晚。 3月，國際事務取得了建設性的進展。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答應重新啟動和談。在我任內的最后一個圣帕特里克節，謝默斯·希尼朗讀了自己的詩作，我們齊聲高唱《丹尼男孩》。顯而易見，盡管組建北愛政府仍然困難重重，但人們對和平充滿信心。我同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談到讓石油輸出國組織增加產量的可能性。一年前，石油價格跌至每桶12美元，低得無法滿足生產國的需求；而今又猛漲到每桶31至34美元，高得難以避免對消費國產生負面影響。我希望每桶穩定在20至22美元之間，并希望石油輸出國組織通過提高產量來做到這一點。否則，美國可能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 18日，我開始了為期一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之行。去印度是為建立我所希望的長期關系奠定基礎。冷戰結束以來，我們浪費了太多時間，那時印度已經與蘇聯結盟，主要是為了制衡中國。孟加拉國是南亞最貧窮的國家，但是進行了一些創新經濟計劃，而且對美國的態度很友好。同巴基斯坦和印度不同，盂加拉國是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無核國家，做得比美國承諾的還多。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最有爭議，因為最近那里發動了軍事政變。我決定必須去的理由是：鼓勵盡早將統治權交給民選政府；緩和克什米爾的緊張局勢；敦促穆沙拉夫將軍不要處死已被廢黜并正在受審的總理納瓦茲·謝里夫；向穆沙拉夫施加壓力，促使他就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問題同我們合作。 特工處堅決反對我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因為中情局有情報表明基地組織想在此行中的一站襲擊我，或者在路上，或者在起飛降落的時候。我感到必須去，因為只去印度會給美國利益帶來負面影響，并且我不想向恐怖主義威脅低頭。所以我們高度警惕地出發了。我想這是我惟一一次拒絕特工人員的請求。 希拉里的母親多蘿西和切爾西同我一起去了印度。在那里，我把她們托付給駐印度大使，我的老朋友前俄亥俄州州長迪克·西萊斯特和他的夫人杰奎琳。然后我縮減了隨行人員，乘兩架小飛機抵達盂加拉國，同總理謝赫·哈西娜會談。原本打算和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尤努斯到名為喬伊普拉的村莊去看看鄉村銀行的一些微型貸款項目，但特工人員認為我們在狹窄的小路上或者乘坐直升機去村莊時毫無防護能力，所以取消了這一行程，而是把包括一些小學生在內的村民帶到達卡的美國使館，他們在院子里搭建了一間教室并布置了展覽。 在盂加拉國期間，35名錫克教信徒在克什米爾被謀殺。行兇者一心想要引起公眾對我行程的注意。返回德里同瓦杰帕伊，總理會談時，我非常憤慨，并對恐怖分子以我的訪問作為殺人的理由而感到深深的歉意。我和瓦杰帕伊相處愉快，希望他在離任前有機會重新與巴基斯坦接觸。我們在《禁止核試驗條約》上意見不一致，這我早就知道，因為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已同外長賈斯旺特·辛格等人就不擴散事宜共同努力幾個月了。不過，瓦杰帕伊和我一起承諾放棄將來的試驗。我們還就指導兩國關系的一系列積極原則達成一致意見，因為長期以來兩國的關系一直較為冷淡。 我還拜訪了國會反對領袖索妮婭·甘地，她的丈夫、婆婆，也就是尼赫魯的孫子和女兒，都是政治暗殺的犧牲晶。但生于意大利的索妮婭在公眾面前一直以堅強勇敢而著稱。 出訪的第四天，我有機會向印度議會發表演講。印度議會大廈是個巨大的圓形結構，幾百名議員擠坐在成排的窄桌子后面。我表示了對印度在民主、多樣化及建設現代經濟上取得的重大進步的欽佩，坦率地談論了在核問題上兩國的分歧，并敦促他們和平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令人詫異的是，我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他們以拍桌子的方式為我喝彩。看來，印度人和我一樣盼望著長久以來兩國疏遠的狀態早日結束。 ．切爾西、多蘿西和我參觀了甘地紀念堂。在那里，有人給了我們幾本他的自傳和其他作品。然后，我們去了阿格拉，那里有或許稱得上是世界最美麗的建筑泰姬陵。但泰姬陵卻遭到嚴重空氣污染的威脅，印度正竭力在其附近建一個無污染地帶。印度外長辛格和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簽署了兩國在能源與環境方面合作的協議：美國國際發展署提供4500萬美元資金，并從進出口銀行撥款2億美元，幫助印度發展清潔能源。泰姬陵確實美得驚人，我久久不愿離開。 23日，我參觀了齋浦爾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奈拉；村里的婦女們裹著色彩亮麗的莎麗歡迎我的到來，并圍著我拋灑成千上萬的花瓣。之后，我會見了一些選舉產生的官員，他們打破了印度傳統的種姓和性別的界限一起共同工作。我還和當地乳晶合作社的女職工討論了微型貸款的重要性。 次日，應該邦首席部長錢德拉巴布·奈都這位口才好且非常現代的政治領導人之邀，我們去了繁榮的高科技城市海德拉巴。參觀高科技中心時，我驚詫地看到各種各樣的公司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和美國國際發展署署長布雷迪·安德森一同參觀一家醫院時，我宣布撥款枷萬美元幫助印度治療艾滋病和肺結核。那時，艾滋病在印度剛剛開始被人們認識到，仍得不到廣泛宜傳。希望我們微薄的援助能幫助印度人民提高警惕并及早行動起來，以免使艾滋病感染比例達到非洲的程度。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孟買，在那里我接見了商界領袖，然后在當地的一家餐館與年輕的領袖們饒有興致地交談。離開印度時，我感到兩國朝著牢固的友誼邁出了第一步，真想再待一個星期以領略這里的美麗與神秘。 25日，我飛抵伊斯蘭堡。特工人員認為這段行程最為危險。為安全起見，我讓代表團的大部分人留下，盡可能少帶隨行人員，乘坐一架較大的飛機到阿曼加油，桑迪·伯杰開玩笑說他比我還老一點，在近30年的友誼中沒少經歷大風大浪，所以愿意陪我去巴基斯坦。之后，我們又換乘兩架小飛機，一架有美國空軍標志，我乘坐的那架則是普通的白色飛機。巴基斯坦人對飛機跑道周圍一英里的地方都進行了清理，以確保我們不被扛抗式火箭彈擊中。不管怎樣，飛機著陸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我們的車隊穿過空無一人的高速公路抵達總統府。我與穆沙拉夫將軍及其內閣進行會談井向巴基斯坦人民發表了電視講話。在演講中，我強調了冷戰以來兩國結下的長久友誼，并請巴基斯坦人民將注意力從恐怖和核武器轉向以對話的方式同印度解決克什米爾問題，請他們接受《禁止核試驗條約》，并將投資放在教育、醫療和發展上而不是放在武器上。我說這次來是作為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因為我反對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對穆斯林的屠殺行徑，在加沙對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發表過講話，參加過侯賽因國王和哈桑國王的葬禮，同悼念者們一起步行過，并在白宮與美國穆斯林一同慶祝齋月的結束。我想說的是，我們的世界不是以宗教信仰的不同來劃分的，而是要選擇活在往昔的痛苦中還是生活在未來的希望中。 在同穆沙拉夫的會談中，我明白了為何他能從復雜而又充斥著暴力的巴基斯坦政界脫穎而出。他極為聰明；健壯而又老練。如果選擇了追求和平、進步的道路，他完全有機會勝利，但我告訴他如果不抵制恐怖主義，巴基斯坦最終將被恐怖主義從內部瓦解。 穆沙拉夫說謝里夫不會被處死，但在其他事務上沒作任何明確表態。我知道他還在困境中，仍然試圖穩固自己的地位。后來，謝里夫被釋放并流亡到沙特阿拉伯的吉達。2001年9·11事件之后，穆沙拉夫才真正開始認真與美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他的決定在當時還是冒了一定風險的。2003年，他在短短的幾天內成功地躲過了兩次暗殺。 返程途中，我在阿曼做了短暫停留，去看望了阿曼蘇丹卡布斯，然后將代表團一行人接上空軍一號。之后，我飛到日內瓦與阿薩德總統會面。我方工作組一直在努力讓巴拉克就敘以和談提出具體方案以便我做出提議。我知道這不會是最后的提議，敘利亞人也會明白這一點，但我想如果以色列最終能夠表現出敘利亞在謝潑茲敦和談時的靈活性，我們或許仍能達成協議。結果并非如此。 見到阿薩德時，我送給他一條印有紅色獅子圖案的藍色領帶，圖案代表了他名字的英文意思，他非常友好地接受了。這是一次小型會談：陪同阿薩德的是外長沙拉和比泰娜·沙班；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丹尼斯·羅斯則陪著我，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羅布·馬利在一旁做筆記。愉快地聊了一會兒之后，我讓丹尼斯展開地圖。為了這次會談，我細致地對它進行了研究。同在謝潑茲敦的態度相比，現在巴拉克同意少要些湖周邊的土地——盡管他仍想要400米（1312英尺），在預警站部署更少的部隊，以及更迅速撤軍等條件。阿薩德甚至等不及讓我說完，就變得有些激動，推翻了敘利亞在謝潑茲敦的立場，說自己永遠不會割讓任何土地，因為他想坐在湖岸邊，把腳伸進湖水里。我們花了兩個小時做敘利亞的工作，但沒有任何效果。以色列在謝潑茲敦的斷然拒絕，以及其媒體對談判文件的泄露讓阿薩德極為難堪，徹底破壞了國內勢力在此問題上對他本來就脆弱的信任。另外，他的健康狀況比我了解的還要糟糕。巴拉克已經表現出足夠的主動。這要是在謝潑茲敦的話，可能已經達成協議了。目前，阿薩德的頭等大事是讓兒子繼位。很明顯，他已經斷定無論新一輪談判結果如何，都會對繼位問題造成威脅。在不到四年的時間里，我曾三次看到敘以和平曙光，但由于以下原因相繼化為泡影：以色列國內發生的恐怖主義行為和19跖年佩霄斯的敗北；謝潑茲敦談判時敘利亞表示出了姿態但遭到以方斷然拒絕；阿薩德對自己的生死過于關注。日內瓦分別后，我再也不曾見過阿薩德。 同一天，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第一輪選舉中以52．5％的支持率當選俄羅斯總統。我打電話向他表示祝賀，掛斷時我想：他的強硬作風完全能使俄羅斯團結一致，希望他以足夠的睿智找到解決車臣問題的體面方法，并承諾以應有的民主來維護它。不久，俄羅斯國家杜馬批準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普京展示給世人的是一個牢固而有力的開端。現在在武器控制的問題上，連俄羅斯杜馬都比美國參議院更為進步。 4月，我繼續到全國各地宜傳國情咨文中提出的教育、槍支安全及獲取技術的途徑等提議；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了另一個國家名勝古跡區“大紅杉樹”；否決了把所有美國低級核廢料放在內華達州的法案，因為有關其合法性的問題并沒有全部得到答復；簽署了取消領取社會保障的退休人員的收人限制的法案；訪問新墨西哥州北部希普羅克的納瓦霍族，強調用因特網為偏遠地區提供教育、醫療和經濟機會；為俄克拉何馬爆炸案修建了一個簡單而又令人難忘的紀念碑——168張空椅子在一個小土墩上排成排，土墩兩側是兩條大的通道，并俯瞰一個大水池。 埃連·岡薩雷斯的傳奇故事在4月也終于有了結果。幾個月前，他的母親帶著他乘坐一條破舊的小船逃離古巴前往美國。小船傾覆后，她把埃連放在輪胎中間，自己卻被淹死了。這個男孩被帶到邁阿密，由愿意撫養他的舅公臨時照看。在古巴的父親希望他回去，可是古巴裔美國人社團卻把此事變成一場不懈的斗爭，稱他母親的死就是為了給兒子帶來自由，如果把他送回到卡斯特羅的獨裁統治之下將是一個錯誤。政府的法律很清楚：移民和歸化局有權決定這個男孩的父親是否合格；如果他可以擔當這個責任，就必須歸還埃連。移民和歸化局派人前往古巴，發現雖然埃連的父母親離婚了，但他們關系很好，并且共同負擔撫養埃連的義務。買際上，埃連有一半時間是跟父親過的，因為他住在離埃連學校很近的地方。移民和歸化署確定胡安·米格爾·岡薩雷斯是個合格的父親。 支持埃連美國親人的民眾將此事訴諸法庭，質疑在古巴調查的真實性，認為聽證會可能因為卡斯特羅的影響而與實情有所出入。一些人還想應用判決兒童監護權案的州常規法律的標準：到底怎么做才對孩子最有利？國會也采取了行動，有各種各樣的提案要求把埃連留在美國。與此同時，古巴裔美國人社團卻采取了更為激進的行動，他們在埃連親屬住所周圍展開不間斷的示威，電視臺還對其中一名極端情緒化的年輕女子定期進行采訪。 珍妮特·雷諾一直在邁阿密擔任公訴檢察官，在古巴裔美國人社團中很有人緣，她說聯邦法律應當控制局面，把埃連歸還給他父親，這一表態激怒了不少人。珍妮特有段時間很難熬，她告訴我說她以前的一個秘書幾乎都不和她說話了，因為這位女士的丈夫已被卡斯特羅關押了15年，她一直等待著他能被釋放并和她團圓。很多古巴裔美國人和一些移民都認為讓埃連留在美國更好些。 我對雷諾表示支持，相信埃連的父親愛他而且是一個好父親的事實比貧困和古巴的封閉壓制政策更為重要。而且，美國政府經常要求返還被帶到國外的兒童，通常情況下都是因為父母在爭奪監護權的官司中失敗造成的。如果我們留下埃連，我們要求那些孩子回到美國父母身邊的理由就會被削弱。 最終，這件事情也與選舉掛上了鉤。艾爾·戈爾公開反對我們的意見，稱他對移民和歸化局的做法表示疑問，即便埃連的父親合格，他還是留在美國更好。這種做法的可取之處顯而易見，也有一定道理，因為佛羅里達州在選舉中舉足輕重。我八年來一直努力在該州及古巴裔美國人中樹立政府威信，但埃連一事將我們取得的成績抵消殆盡。希拉里從兒童律師和母親的角度同意我們讓父子團圓的決定。 這個月初，胡安·米格爾·岡薩雷斯來到美國，希望根據聯邦法院的判決接手對孩子的監護。幾周后，珍妮特·雷諾想讓埃連自愿回到父親身邊的努力失敗后，四位知名人士組成的小組，包括邁阿密大學的校長、一位頗有地位的律師以及兩位受人尊敬的古巴裔美國人，建議埃連在邁阿密的親屬應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將孩子轉交給他的父親，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幾天時間完成這一過渡。受難節的前一天，我在半夜給雷諾打電話，她說邁阿密的親屬一方和埃連的父親仍在談判，但她已經失去了耐心。周六凌晨2點，約翰·波德斯塔打電話告訴我談判還在繼續。4：45，波德斯塔說親屬一方現在甚至要拒絕埃連父親的監護權。30分鐘后，5：15約翰又打來電話說談判結束了。雷諾已經授權聯邦官員在黎明前強行進入埃連舅公家。行動持續了三分鐘，沒有人受傷，埃連又回到他父親身邊。一個小男孩成了針對卡斯特羅無休止的斗爭的犧牲晶。 接著，媒體刊登了埃連高興地和他父親在一起的照片，民眾的情感一下子就傾向于父子團聚。我相信我們采取的是惟一能夠選擇的方案，但我仍然擔心在11月的選舉中艾爾·戈爾在佛羅里達州會因此而失敗。胡安·米格爾和埃連·岡薩雷斯在美國又待了幾個星期，直到最高法院最終同意初級法院的監護權判定。岡薩雷斯先生本可以留在美國，但他希望把兒子帶回古巴。 5月，我到肯塔基州、艾奧瓦州、明尼蘇達州、俄亥俄州的學校推廣我們的教育一攬于計劃；歡迎來進行國事訪問的南非新當選總統塔博·姆貝基；推動中國貿易法案，這是中國人世的必備條件。福特和卡特兩位總統，以及詹姆斯·貝克、亨利·基辛格都來白宮促使該法案通過。這成為一次艱難的立法斗爭——對于一直依靠勞工支持的民主黨尤為困難——連幾個星期我每次都邀請十幾個人到白宮詳細解釋讓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的重要性。 5月17日，我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新倫敦的美國海岸警衛隊學院發表了任期內最后一次軍校演講；八年間我在每個軍校都發表過兩次講話。每個班級都是愿意在軍隊里為國家服役的年輕人，他們的高素質讓我深感自豪。我也為到此學習的來自全世界的年輕人感到自豪，有的班級還有來自冷戰時期我們的對手俄羅斯和保加利亞的畢業生。 我對這些年輕軍官說，他們面臨的將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是一體化與和諧同分裂與混亂之間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人類的創造性和破壞性潛能都會因為全球化和信息技術而放大。我講到奧薩馬·本·拉登和基地組織準備在千禧年發動的攻擊，這一陰謀因為有國內的艱苦工作及國際間的相互合作而被粉碎。為了加大反恐力度，我說我正準備再給反恐預算撥款3億美元，在這之前已經請求國會批準90億美元，這就使得三年中的增幅達到40％。 談論過其他安全方面的挑戰后，我就積極外交政策做了一個自認為最恰當的描述——在這個世界上，地理位置和常規軍事力量再也無法保證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這需要相互間的合作。 5月下旬，在前往葡萄牙、德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前，我去了馬里蘭州的阿薩提格島，宣布保護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珍寶的新措施。迄今為止對國家海洋保護區投入的資金已經翻了兩番。我簽署了一項行政令，為美國的海岸、珊瑚礁、水下森林還有其他重要的生態結構創建保護網絡，宜稱將永久保護夏威夷群島西北部的珊瑚礁，因為它綿延12凹英里，面積占到美國所有珊瑚礁總面積的60甲e。這是繼宣布在國家森林中4300萬英畝區域內不準修筑永久性公路之后的又一重要舉措，也非常必要，因為海洋污染正在威脅全球的珊瑚礁，包括澳大利亞的大堡礁。 我去葡萄牙是參加美國和歐盟的年會。．正值葡萄牙總理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擔任歐洲議會主席。他年輕有為，是我們“第三條道路”小組的成員，歐盟主席羅馬諾·普羅迪也是。在很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參加這次會議我很高興，感覺就像第一次到訪時一樣：國家美麗，氣候宜人，人民友好，歷史璀璨。 6月2日，我和吉哈德·施羅德一同前往古城亞琛接受查理大帝獎。儀式在陽光明媚的戶外進行，廣場旁邊就是中世紀的古城墻和葬有查理大帝遺骨的古老教堂。我感謝施羅德總理和德國人民給予的這一榮譽，它曾經頒發給瓦茨拉夫，哈韋爾和胡安·卡洛斯國王，但很少有美國人獲此殊榮。在幫助歐洲統一、加強民主和安全的過程中，在擴展和加強跨大西洋聯盟上，在與俄羅斯接觸和結束巴爾干地區的種族清洗方面，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能夠得到認可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第二天，吉哈德·施羅德在柏林又主持了新一輪“第三條道路”的會議。這次，吉哈德、讓·克雷蒂安、我，還有三位拉美領導人——巴西總統恩里克·卡多佐、智利總統里卡多·拉戈斯以及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多·德拉魯阿——出席了會議，我們按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應有的方式規劃了發展型伙伴關系。托尼·布萊爾沒有到會，因為他的夫人切麗剛剛為他生了第四個孩子，他們為這個男孩取名叫利奧。 我飛往莫斯科，與當選后的普京第一次會晤。我們同意各自銷毀34噸武器級钚，但在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從而讓美國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我對此并不是太在意，因為普京很可能在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果。共和黨人從里根時代以來一直傾心于導彈防御，很多人恨不能立刻廢除《反彈道導彈條約》。艾爾·戈爾基本和我觀點一致，普京也不想老是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 我們目前還沒有可靠的導彈防御系統。正如休·謝爾頓講過的，攔截一枚入侵的導彈就像“子彈打子彈”。如果確實研發了有效的系統，我想也應該把此項技術提供給其他國家，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勸說俄羅斯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而且即便該系統有效，我也不敢確信花那么多錢部署這樣一個體系是否是最佳做法，因為我們更可能面臨恐怖分子用小型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發動的襲擊。 而且，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很可能讓世界面臨更大的威脅。在不久的將來，如果該體系發揮作用的話，或許也就只能對付幾枚導彈。如果美國和俄羅斯建立導彈防御系統，中國很可能會生產更多的導彈來彌補不足，以保證其威懾力。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會如法炮制。歐洲國家堅信這是個可怕的想法。但是在擁有有效的體系之前，我們不必為這些事情煩心，況且目前我們確實沒有。 離開莫斯科之前，普京在克里姆林宮主辦了一次小規模的宴會，宴會后有一場爵士樂演出，音樂家從十幾歲到八十多歲都有。接近尾聲時臺上一片漆黑，我最喜歡的尚健在的次中音薩克斯管演奏家伊戈爾·布特曼吹奏的曲子縈繞四周。我和同樣喜歡爵士樂的約翰·波德斯塔感觸相同，這是我們聽到過的最好的現場演奏。 我飛往烏克蘭，宣布美國為列昂尼德·庫奇馬總統決定在12月15日前關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最后一個反應堆提供財政支持。這一問題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我很高興地看到在我離任前得以解決。我在烏克蘭境內的最后一項活動是在戶外的一個大型集會上發表講話，鼓勵人們堅持自由和經濟改革的路線。在春末的陽光下基輔非常美麗，我希望它的人民能夠像集會中的群眾一樣保持高昂的精神，因為他們仍然要克服很多障礙。 6月8日，我飛往東京參加我的朋友小淵惠三首相的葬禮，他幾天前死于中風。儀式在一座足球場的室內部分舉行，地上擺著幾千個座位，中間有一條通道隔開，還有幾百個人坐在上面的樓座里。室內搭起了一座臺子，臺子正面是一道很寬的臺階，兩側是兩道窄一些的臺階。臺子后面是一面墻，上面滿是鮮花，足足有25到30英尺高。鮮花經過精心擺放，圖案是日本的太陽旗，背景是淡藍色的天空。最高處凹進去的地方在儀式開始時由一名軍人莊嚴地供奉上小淵的骨灰盒。他的同事和朋友拜謁過之后，幾名年輕的日本女子出現，手中的托盤里都是白花。接著小淵的夫人和孩子、皇室成員、政府領導人、前來悼念的人們紛紛走上臺階，在他的骨灰前鞠躬，把各自的鮮花放在齊腰高的和墻一樣長的桌子上。 我鞠了躬，放好鮮花，然后到美國大使館去看望大使、前眾議院議長湯姆·福利。我打開電視，看到儀式還在進行。成千上萬名支持小淵的民眾在升起的太陽下面創造出一大片花海，這是我見到過的最感人的悼念儀式。我在接待處短暫停留，慰問了小淵的夫子和孩子，他的一個女兒也在政界。小淵的夫人對我前來表示感謝，送給我一個小淵用過的漂亮的瓷釉信箱。小淵一直是我的朋友，也是美國的朋友。我們間的同盟非常重要，這點他從年輕時就一直非常重視，我真希望他執政的時間能更長些。 幾天后，我在明尼蘇達州的卡爾頓學院參加學位授予典禮時，一個助手遞給我一張紙條，告訴我哈菲茲·阿薩德總統剛剛在大馬士革去世，距我們在日內瓦的最后一次見面僅僅十周。盡管我們意見有分歧，但他對我一直非常坦率，當他說做出了和平的戰略決策時我也完全相信，只不過由于時機、誤解和心理障礙而沒能實現，但至少現在我們知道了一旦敘以雙方做好準備后該如何去做。 春去夏來，我在白宮南草坪上舉行了最盛大的國宴，400多人在大帳篷里濟濟一堂，款待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當年，我們的13個州剛剛聯合在一起時，他的祖先是第一個承認我們的君主。 次日，我糾正了歷史上的一個不公正做法，向22名日裔美國人頒發了國會榮譽獎章。二戰期間，盡管得知家人被扣押在集中營，他們還是自告奮勇去歐洲作戰。其中之一是我的朋友和盟友，夏威夷州參議員井上健。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胳膊，還差點喪命。一周后，我提名第一位亞裔擔任內閣成員，前加州國會議員諾姆·米內塔答應接替比爾·戴利，在我任期結束前擔任商務部長。比爾·戴利離去是因為他要做艾爾·戈爾競選班子的主席。 本月最后一周，我在白宮東廳舉行了一次聚會。大約兩百年前，托馬斯·杰斐遜就是在這里展開了美國西部的地圖。1803年，杰斐遜的助手梅里韋瑟·路易斯經過從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英勇無畏的探察才繪出這幅開創性的地圖。今天，諸多科學家和外交家在這里相聚，慶賀21世紀的地圖：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和中國的一百多名專家已成功破解人類基因組密碼，幾乎確定了人類遺傳密碼的全部30億種組合。經過多年爭論之后，政府資助的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負責人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塞萊拉公司的董事長克雷格·文特爾已經答應于今年的晚些時候共同公開基因數據。克雷格是我的老朋友，我竭盡全力讓他們走到一起。托尼·布萊爾通過衛星信號加入到我們中間，這恰恰提供了一個開玩笑的機會，我說他剛出生的兒子的預期壽命又增加了約25年。 這個月快結束時，我宣布預算盈余將突破2000億美元，十年的計劃盈余將超過4萬億美元。我再次建議留出約2．3萬億用于社會保障，再保證有5500億用于保健醫療。這樣看來，我們似乎就能解決嬰兒潮一代的退休問題了。 我還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以支持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人，并幫助特里·麥考利夫籌集8月在洛杉磯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大會所需的剩余款項。在我的政治主任米尼翁·莫爾的幫助下，我們與麥考利夫和戈爾的競選班子進行了密切合作。 在大多數民意測驗中，戈爾都勝布什一籌。6月28日，在我的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全國廣播公司新聞網的記者向我發問，艾爾是否應為政府的“丑聞”負責。我回答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在為我的錯誤接受懲罰；他惟一被指控的罪行涉及競選資金的籌集問題，而且他確實無罪；其他所謂的“丑聞”是無中生有：“這里被濫用的‘丑聞’一詞就像小茶壺里的軒然大波一樣，丁丁當當響了七年。”我說關于艾爾·戈爾我知道三點：作為副總統，他為國家做出的積極貢獻比歷屆前任都多；在國家事務方面，他觀點正確，有能力保持國家現有的繁榮局面；對于未來的可能性與危險，他有清醒的認識。我相信，如果所有的選民都明白這些，艾爾會贏得最終勝利。 7月的第一周，我宜布自我上任以來美國已經創造了2200萬個就業機會，接著去了白宮以北幾英里處的“老兵之家”，以保護那幢古舊的鄉間別墅。當年，波托馬克河蚊子成群而又沒有空調時，亞伯拉罕·林肯及其家人就是在這里避暑的。其他幾任總統也曾在此度假。這座別墅是希拉里“拯救美國珍寶”計劃的一部分，我們想在離開白宮時能夠對這一古建筑加以修繕。 7月11日，我開始了與埃胡德·巴拉克、亞西爾·阿拉法特在戴維營的峰會，希望能解決和平道路上的剩余障礙，至少要縮小雙方的分歧，以便在我卸任前完成和談。這也是兩位領導人的共同愿望。 他們在峰會上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巴拉克竭力促成峰會，因為1993年協議中的零碎解決方法和（懷依和平協定）對他根本沒有用。在加沙和西岸地區的18萬以色列居民是一支很難對付的勢力。以方做出的每次讓步，若不能徹底結束恐怖行為，不能讓巴方正式承認沖突結束，都會受到最猛烈的抨擊。巴拉克剛剛以兩票之差僥幸逃脫議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他也想在9月前達成一致意見，因為阿拉法特曾威脅要單方面宣布在那時建國。巴拉克認為只要能給以色列居民提出一項全面和平計劃，保證他們的根本利益——包括安全，保護圣殿山的宗教和文化遺址，巴方不再要求以色列全面歸還土地，正式宜布結束沖突——他們就會支持。 而阿拉法特根本不想來戴維營，至少現在不想。當以色列開始和敘利亞談判時，阿拉法特感到被欺騙了，而且巴拉克也沒有按照諾言移交包括耶路撒冷附近村莊在內的西岸的更多土地，這讓他極為惱火。在阿拉法特眼中，巴拉克單方面從黎巴嫩撤軍并主動撤出戈蘭高地給他造成了不利影響。阿拉法特一直耐心地堅持和平進程，而黎巴嫩和敘利亞則以強硬路線得到了不少好處。網拉法特說還需要兩周才能擬好他的計劃。他想得到所有能爭取到的近lOO％的加沙和西岸地區；除了那里的猶太居民區以外，對圣殿山和東耶路撒冷擁有絕對主權；解決難民問題，但又不放棄全面歸還土地的原則。 像以往一樣，兩位領導人還是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立場。這次峰會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之所以還要召集是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和平進程失敗不久就會成為定局。 峰會的第一天，我力勸阿拉法特暫時將憤怒擱在一邊，把注意力轉移到眼下的事情上，我又讓巴拉克同意接受談判進程，尤其是最有爭議的問題：領土、居民點、難民、安全和耶路撒冷。和在謝潑茲敦一樣，巴拉克想慢慢地談上幾天，這次就無所謂了，因為阿拉法特還沒想好要談哪幾點。在以往的談判中，阿拉法特總是在土地、機場、連接加沙和西岸的道路、釋放囚犯等方面堅決要求以色列拿出最有誠意的姿態，然后許諾全力以赴在安全方面做出努力，’這次若要把巴以問題處理好，阿拉法特一定要就具體事宜做些讓步：他不可能100％地占有西岸土地或者得到沒有限制的權利，讓以色列回到以前那個面積小得多的以色列；他還必須滿足以方針對約旦河東部可能的敵人提出的安全要求。 談判的前幾天，我試圖讓阿拉法特和巴拉克樹立正確的談判心態，而馬德萊娜、桑迪、丹尼斯、蓋馬爾·希拉勒、約翰·波德斯塔和我方的其他代表開始與巴以雙方的相應官員接觸。雙方代表團成員的高水平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們都很愛國、聰明、勤奮，而且看上去確實誠心誠意想達成協議。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相互熟識，感情上極為融洽。 我們盡量為雙方營造舒適、隨意的氣氛。除了中東組成員，我還邀請了希拉里的助手胡瑪·阿貝丁。她長在沙特，是一位講阿拉伯語、了解中東且令人欽佩的年輕穆斯林，她的到來尤其可以使雙方代表感到輕松自在。白宮的社交秘書卡普里西婭·馬歇爾特地安排白宮的膳食總管、廚師、服務生來幫助戴維營的工作人員，以確保做出可口的飯菜。切爾西一直跟隨我左右，照顧客人并幫我舒緩長時間的緊張心情。 大多數夜晚我們都是一起在戴維營最大的聚會廳月桂樓用餐。這里有宴會設施、一個大房間、一間會議室和我的私人辦公室。早飯、午飯更隨意些，經常可以看到雙方代表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說話。有時談正事，也常常講故事、說笑話或拉家常。庫賴和阿巴斯是阿拉法特最年長、為他效力時間最長的顧問。以色列和美方代表拿庫賴的家庭開了不少玩笑，他父親的生育能力很強，庫賴這位63歲的巴勒斯坦人居然有個8歲的弟弟；這個弟弟比他自己的孫子、孫女還要小。以色列司法部長埃利·魯賓斯坦知道的笑話比我多，而且講得更為生動。 盡管雙方的談判代表相處得很融洽，可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并不是這樣。我把他們安排在我隔壁的房間，以便每天可以隨時去看望他們，但他們并沒有相互看望。阿拉法特仍感到受了委屈，巴拉克也不想和他單獨談，因為擔心又陷入原來的老套路：巴拉克一直做出讓步，而阿拉法特卻沒有一絲友好的表示。埃胡德大多數時間都待在自己的房間里，常常給以色列打電話，努力將他的聯盟團結在一起。 直到這次，我才對巴拉克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杰出而英勇，愿意在耶路撒冷和被占領土問題上做出很大讓步。但他不能傾聽與自己看法相左的人的意見，處事方式與我所接觸過的阿拉伯人的傳統做法大相徑庭。巴拉克想讓對方等待，直到自己確定了正確的時機，還有，當他做出自己最大的讓步時，希望對手把它當成不言而喻的大好事來接受。他的談判對手想得到的卻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互相尊重、廣泛交流和更多的討價還價。 如此大的文化差異讓我們很難開展工作。大家想出各種各樣的策略來打破僵局，有些進展是在代表團分成不同的小組就某些具體問題磋商后才取得的，但雙方都不允許突破自己的底線。 第六天，在巴拉克的許可下，什洛英，本一阿米和吉利德·謝爾大大超出了以色列先前聲明的立場，希望能促使賽義卜·埃雷卡特和穆罕默德·達赫蘭有所行動，這兩人是阿拉法特隊伍中的年輕成員，我們認為他們都希望達成協議。但是當巴方對以方在耶路撒冷和領土問題上的行動沒有任何回應時，我帶著翻譯希拉勒和記錄員馬利去找阿拉法特。會談很艱難，最后我對他說除非他告訴我給巴拉克的回話，否則我就結束整個會談并說他拒絕談判。因為本一阿米和謝爾已經做出了最大讓步，卻一無所獲，這讓巴拉克十分難堪。過了一會兒，阿拉法特給我一封信，內容大概是說如果耶路撒冷問題解決得比較滿意，我就可以做出最后的建議，到底以色列為解決爭端應當保留多少土地，到底怎樣才算合理的土地交換。我把信帶給巴拉克，花了很長時間和他一起討論，常常就我們兩個人，或者再加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記錄員布魯斯·萊代爾，幫助以方記錄。最終，巴拉克承認阿拉法特的信有些意義。 7月17日，第七天。我們險些失去了巴拉克。他一邊工作一邊吃飯，突然被一粒花生米嗆住，呼吸停止了約40秒，直到以方代表團中年齡最小的吉德·格恩斯坦使用海姆利克氏操作法才得以解決。巴拉克是條硬漢子，他恢復呼吸后接著工作，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過。我們其他人則什么也不知道。巴拉克帶領整個代表團一直工作到深夜。 在任何這樣的談判中總會有不順利的時候，一些人在努力，一些人卻沒有。那么你必須想辦法打破僵局。在遇到挫折時，我會和喬·洛克哈特、約翰·波德斯塔、道格·班德一起打牌。道格在白宮已經工作五年了，利用晚上時間完成了研究生和法學院的課程，在春天時成為我的最后一位總統助手。他一直對中東問題很感興趣，對我很有幫助。切爾西也玩牌，她在戴維營整整兩周的時間里得到的分數最高，真不可思議！ 午夜過后，巴拉克才帶著最終建議來找我，內容比本一阿米和謝爾提交給巴方的要少些，他希望我把這個作為美國的提議交給阿拉法特。我理解他對阿拉法特的無奈，但我不能這樣做，因為結果或許是災難性的，我只能實話告訴他。我們一直談到2：30。3：15，他又來找我，我們兩個單獨在我房間的后門廊又談了一個小時。最終，他同意授權我、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起草一份協議，既讓他能接受，又和本一阿米和謝爾與巴方的談判相一致。看來談到這么晚確實值得。 第八天的早晨，我既焦慮又充滿希望：焦慮是因為我原定要趕赴在沖繩召開的八國峰會，而且由于種種原因我必須前往；希望是因為巴拉克對時機的把握和巨大的勇氣終于出現。我把去沖繩的行期推遲一天來見阿拉法特，告訴他我想他能夠得到西岸91％的土地，至少再加上在加沙和西岸附近象征性的土地交換；在東耶路撒冷建都；對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和天主教部分擁有主權，而且包括東耶路撒冷城郊部分；對耶路撒冷東部的其他地區有規劃、分區和執法的權力；對阿拉伯人稱為“高貴的避難所”的圣殿山擁有監管權力，但沒有主權。對于不能夠擁有全部東耶路撒冷尤其是圣殿山的主權，阿拉法特很不情愿，他拒絕了這一提議。我請他再考慮考慮。正當阿拉法特和巴拉克一個煩躁一個惱怒時，我請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協助，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多講，怕對阿拉法特不利。 第九天，我又給了阿拉法特我認為是最好的解決方案，但他還是拒絕了。相比之下，以方做出的讓步更大，而他甚至不愿意以這些讓步作為未來談判的基礎。我再一次請幾位阿拉伯領導人來干預，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和突尼斯總統本·阿里試圖敦促阿拉法特，他們告訴我他不愿意做出妥協。看起來會談陷入了僵局，而且是災難性的。鑒于雙方都希望達成協議，我請他們在我去沖繩期間繼續留下來磋商。盡管他們同意了，但我離開后巴方仍然拒絕在我提出的建議基礎上談判，稱這一方案早巳被他們拒絕；以方也不愿妥協。造成這一局面有我的失誤，因為我沒有明確告訴阿拉法特留下來談判到底應該干什么。 我給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其他成員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她邀請阿拉法特去她的農場，邀請巴拉克去附近葛底斯堡著名的內戰戰場。這讓他們很感興趣，但兩人之間卻沒有進展。什洛莫·本一阿米和前將軍阿姆農·沙哈克同穆罕默德·達赫蘭和穆罕默德·拉什德進行了很好的交流，他們是各自代表團中最愿意邁步向前的人，但即便是他們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恐怕也不能改變各自領導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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