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前的幾個月，我意識到“第六年的厄運”有些夸張了。歷史上選民在第六年總是投票反對總統所在的黨，是因為他們認為總統的勢力在削弱，新思想新舉措越來越少，或許他們該給另一方一個機會。1998年選舉前，他們看到我在為中東局勢以及其他國內外問題忙碌，因而知道未來的兩年中我們有明確的議事日程。彈劾風波促使民主黨人的投票率比1994年大大提高，也阻止了那些搖擺不定的選民從共和黨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相形之下，現任的共和黨州長們以我的執政綱領為指導，在財政制度、福利改革、打擊犯罪、大力支持教育方面又做得很好。在得克薩斯州，喬抬·布什輕易地擊敗了我的老朋友加里·莫羅。在發表慶祝講話時，他身后掛著一面橫幅，上面寫著“機會，責任”，用的正是我1992年大選標語的2／3。 非洲裔美國人大量投票，幫助一個叫約翰·愛德華茲的年輕律師擊敗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勞奇·費爾克洛思，后者是森特爾法官的朋友，也是對我批評最多的人之一。在南卡羅來納州，黑人選民幫助參議員弗里茨·霍林斯后來居上。在紐約州，國會議員恰克，舒默立場堅定地反對彈劾，并且在打擊犯罪方面卓有成效，他輕易地擊敗了參議員艾爾·達馬托，后者在過去的幾年中把精力都放在對希拉里和她的同事的攻擊上了。在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芭芭拉·博克瑟再度當選，格雷·戴維斯以比預計大得多的優勢當選州長，民主黨在反彈劾的浪潮中又贏得了眾議院兩個議席，這與西班牙裔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的大量投票是分不開的。 在眾議院選舉中，我們又贏回丁瑪喬麗，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在1994年丟掉的席位，我們的候選人喬·霍費爾在1996年競選失敗后，今年再次努力贏回，而且聲明反對彈劾。在華盛頓州，1994年被擊敗的杰伊·英斯利又蠃回了席位。在新澤西州，一個叫拉什·霍爾特的物理學教授在選舉前十天仍落后對手20個百分點。他在一個電視宣傳片中刻意傳達了自己反對彈劾的立場，結果贏得了一個世紀以來民主黨人都未曾得到的席位。 我們盡全力縮小在競選資金上的巨大差距。我錄制了針對西班牙裔、黑人以及其他可能的民主黨選民的電話錄音。戈爾積極地在全國奔波，希拉里的競選活動頻率可能比任何人都高。在紐約州那一站時，她的腳腫得很厲害，結果發現右腿膝蓋下面形成了一個血塊，要使用薄血藥。瑪麗安諾醫生讓她臥床休息一周，但她堅持繼續奔走，給我們的候選人以信心和支持。我真的很擔心她，但她決心堅持到底。盡管她生我的氣，但她對斯塔爾和共和黨人的所作所為更為氣憤。 由詹姆斯·卡維爾、斯坦·格林伯格以及民主黨民意調查人馬克·梅爾曼進行的調查表明，在全國范圍內，選民支持一個認為國會應對我進行公開譴責并強調以國家大事為重的民主黨人的可能性，要比支持一個只是一味地叫囂要對我彈劾的共和黨人的可能性高出20％。結果一出來，卡維爾和其他人就懇求那些有機會取勝的候選人采用這一策略。該策略確實威力無比：在共和黨人本可以輕松勝出的競選中，它使我們僅以極微弱的差距敗北。比如，新墨西哥州的民主黨人菲爾·馬盧夫，在6月剛剛以六個百分點之差輸掉了特別選舉，在11月選舉前一周又以十個百分點落后。但他在選舉前的那個周末打出了反對彈劾的標語，選舉當天果真奏效了。但他還是以1%。的微弱差距輸掉選舉，因為1／3的投票人在看到這一標語之前就投出了選票。我堅信，如果有更多的候選人關注我們提出的建設性計劃并反對彈劾，那么民主黨肯定可以在眾議院贏得多數，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這樣做。因為關于我的負面報道狂轟爛炸，這讓他們連最基本的事實都不敢相信，再加上權威觀點普遍認為斯塔爾和亨利·海德的所作所為會對民主黨而非共和黨不利，所以他們沒有膽量這樣做。 中期選舉后一天，我給紐特·金里奇打電話談些公事。提到這次選舉時，他表現得非常大度，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和“另一個隊里組織進攻的四分衛”，他想祝賀我。他說他以前不信我們會贏，但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后來在11月，厄斯金·鮑爾斯在電話里說起他與金里奇談話時其截然相反的態度。紐特告訴厄斯金，盡管選舉結果已經出來，盡管許多共和黨溫和派人士不想參與投票，他們還是將進行彈劾。當厄斯金問紐特為何不采用如公開譴責或訓斥等可行的辦法時，這位眾議院議長的回答是：“因為我們能夠做到。” 控制眾議院的右翼共和黨人認為他們為彈劾我一事花了錢，所以就應該繼續做下去，直到新的國會掌權。他們以為到下屆選舉時將不會再因彈劾而失敗，因為投票人腦子里又琢磨其他事情了。紐特和湯姆·迪萊相信，大多數溫和派共和黨人迫于以下壓力會與他們保持一致：來自右翼的訪談節目和他們選區里的激進分子的壓力；威脅切斷競選資金，或威脅在共和黨初選時支持其對手；或威脅剝奪領導職位，或主動提供新的領導職位或其他好處。 在眾議院的共和黨領導層會議上，右翼分子在為他們的失敗而騷動不安。其實，許多人認為失敗的原因是在上兩次預算談判中，他們對白宮的過多要求做了讓步。事實上，如果他們真的把1997年和1998年平衡預算、兒童醫療保險計劃和那10萬名教師放在心上，他們就會像共和黨的州長們一樣干得出色。但他們過分拘泥于意識形態、任性賭氣，以至于無法把那些事情做好。而今，他們才想通過彈劾的方式來重新控制共和黨的議事日程。 我已與激進的右翼分子有過四次正面交鋒：1994年選舉，他們贏了，我們的預算失敗；1996年和1998年選舉，我們勝了。在此期間，我真誠地與國會共同努力將國家推向前進。目前，盡管壓倒多數的公眾反對彈劾，盡管我的行為本身也遠遠夠不到彈劾標準，他們卻要卷土重來，發起另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戰爭。我惟有嚴陣以待，迎接戰斗。 50 在中期選舉的最后一周，兩位引人注目的華盛頓政治家宣布將退出競選，我們則迎來了與薩達姆·侯賽因的一場新的較量。紐特·金里奇宣布辭去眾議院議長和議員的職務，我們都非常震驚。很明顯，共和黨決策層中分歧甚多，他面臨選舉失利帶來的對其領導才能的抨擊，他不想再斗下去了。一些溫和派共和黨人紛紛明確指出，鑒于目前的選舉結果，彈劾不會有結果。我對金里奇的決定百感交集。以前，為制定外交政策，他經常助我一臂之力；私下會談時，他總是坦率地告訴我共和黨決策層的真實意見；一些政府部門因無錢運轉而關門之后，為了和白宮達成體面的妥協，他表現出了足夠的靈活性。而今，他左右為難：共和黨中的溫和派和保守派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的政黨在1998年的大選中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整整一年時間什么也沒干，都用來攻擊我了；他的右翼意識形態專家們也極為沮喪，他們認為金里奇與我合作得太多，斗爭得太少。目前控制著共和黨決策層的右翼陰謀集團的忘恩負義肯定讓金里奇極為痛心。而他們能掌權全是因為金里奇在1994年選舉時的英明戰略以及之前多年他的組織和領導。 紐特的決定一經宣布，立刻成了報紙的頭版頭條，但紐約州參議員帕特，莫尼漢的隱退給我的家庭帶來了更大的影響。莫尼漢宣布不謀求連任的那個晚上，我們的朋友查理·蘭熱爾——出身于黑人聚居的哈萊姆區，是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首席成員——打電話給希拉里，催她競爭莫尼漢的席位。希拉里回答說自己簡直受寵若驚，但從沒想過做議員的事情。 她沒有完全拒絕，我感到很高興。這對我來說可是個不錯的好消息。我們本來就打算在我任期結束后搬去紐約州，而我則會在阿肯色州我的圖書館里待一段時間。紐約州人似乎喜歡擁有引人注目的參議員：莫尼漢、羅伯特·肯尼迪、雅各布·賈維茨、羅伯特·瓦格納等許多人不僅被視為紐約州居民的代表，而且是全國人民的代表。我覺得希拉里在參議院會大有作為，她也會喜歡這份工作。但決定則是幾個月以后的事了。 11月8日，我帶領國家安全小組到戴維營討論伊拉克局勢。一周前，薩達姆·侯賽因再次趕走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這樣看來，我們不得不采取軍事行動了。安理會一致投票譴責伊拉克“明目張膽地違反”聯合國決議。比爾·科恩已去中東爭取對伊空襲的支持，托尼·布萊爾也準備好了參加行動。 幾天之后，為了穩定全球金融形勢，國際社會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向巴西提供42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援助，其中50億是美國納稅人的錢。與對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和俄羅斯的一攬子經濟援助不同，巴西正處于金融崩潰的邊緣，而且援助正好符合我們的新政策——盡量防止金融崩潰并避免波及其他國家。我們竭力說服國際投資者：巴西承諾進行改革，而且有現金應對投機者。另外，這一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沒那么嚴格，保留了援助窮人的項目并鼓勵巴西銀行繼續借貸。我不知道該措施是否會奏效，但我對恩里克·卡多佐總統充滿信心。因為美國是巴西的主要貿易伙伴，卡多佐的成功和我們息息相關。這是一件值得冒風險去做的事。 14日，我讓戈爾代表美國去馬來西亞參加一年一度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這是漫長的亞洲之行的第一站。我不能去，因為薩達姆就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重返伊拉克一事提出無理要求，所以我們準備發動空襲，目標是我方情報部門提供的與其武器計劃相關的地點及其他軍事目標。就在戰機起飛馬上要實施打擊之際，我們收到來自伊拉克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幾小時內，薩達姆做出完全讓步，承諾解決武器核查人員提出的所有沒落實的問題，允許他們自由進入所有地點，翻閱所有相關文件，并接受聯合國關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所有決議。我有點懷疑，但還是決定再給他一次機會。 18日，我動身去東京和漢城。此行是為了與新首相小淵惠三建立一種協作關系，并勸說日本民眾支持必要的強硬改革，以結束五年多來的經濟停滯。我喜歡小淵，認為他能控制動蕩不安的日本政壇，并可以堅持下去。他對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很感興趣。20世紀60年代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他就曾來美國與當時的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談論自己的想法，后來肯尼迪成了他的政治偶像。會晤之后，小淵惠三陪我到東京街頭，我們和拿著日美兩國國旗的小學生握手。我還參加了電視直播的市政廳會面節目，以保守著稱的日本人直接而毫無顧忌的問題讓我吃驚，如：日本目前面臨的挑戰；我是否探望過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日本應當怎樣做才能讓父親花更多的時間和子女在一起，就像我對切爾西一樣；每月我能和家人一起吃幾次飯；我怎樣應付總統要面對的各種壓力；我是如何向希拉里和切爾西道歉的。 在漢城，我支持金大中戰勝經濟危機以及同朝鮮接觸的不懈努力，前提是我們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允許導彈、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我們兩國均對最近朝鮮試射遠程導彈表示擔憂。我已要求比爾，佩里率領一個小組規劃我們的朝鮮政策，并就未來發展提出一個路線圖，以此加大朝鮮放棄其武器和導彈計劃并與韓國和解的可能性。 月末，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我在國務院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與會者有亞西爾·阿拉法特、世行行長吉姆·沃爾芬森及歐盟、中東和亞洲的代表，我們共同商討如何支持巴勒斯坦的經濟發展。以色列內閣和議會對《懷依和平協定》表示支持，在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投資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樣可以讓被圍困的巴勒斯坦人體會到和平的好處。 這一切發生的同時，亨利·海德和他的同事繼續推動彈劾進程。他們提了81個問題，希望得到我“是或否”的回答，接著又將特里普和萊溫斯基共22小時的談話錄音公之于眾。這些錄音是在未經萊溫斯基許可的情況下偷錄的，而且特里普的律師已經明確告訴她這是違法行為，在馬里蘭州會被判重罪，絕對不能再做。她因此遭到指控，但審判長不允許公訴人傳喚萊溫斯基出庭對談話錄音作證，理由是斯塔爾授權特里普可以使用非法手段獲取萊溫斯基的隱私，這就使萊溫斯基無法出庭作證。斯塔爾又一次成功地保護了和他合作的違法者，即使他起訴的是一個不愿為他說謊的無辜的人。 在此期間，斯塔爾還第三次指控了韋布·哈貝爾，罪名是他就自己和羅斯律師事務所為另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所做的事情誤導了聯邦管理人員。這是斯塔爾的最后一招，幾乎是喪心病狂地逼迫哈貝爾講出對希拉里和我不利的話。 11月19日，肯尼斯·斯塔爾出現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所說的話和他的報告一樣，遠遠超出向國會匯報所發現事實的職責范圍。在遺漏對我有利的重要證據方面——莫妮卡·萊溫斯基堅持認為我從未讓她撒謊——斯塔爾的報告早就備受指責。 斯塔爾的證詞中有三處令人吃驚。第一，他聲稱在旅行辦公室事件和聯邦調查局檔案事件的調查中沒有發現我和希拉里的錯誤行為。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巴尼·弗蘭克詢問他何時得出這些結論的，斯塔爾的回答是“幾個月前”。弗蘭克接著問為什么他要在選舉之后才宣布我無罪，卻在選舉前提交的報告中“充斥著關于總統的負面內容”。斯塔爾簡短的回答含混不清、閃爍其辭。 第二，斯塔爾承認他私下曾給媒體透露過風聲，這也違反了大陪審團保密規定o，第三，就其辦公室試圖讓莫妮卡·萊溫斯基攜帶竊聽器以便對她和弗農·喬丹、我以及其他人之間的談話進行錄音一事，他宣誓予以否認。當聯邦調查局指證確有此事時，他又避而不談。《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說：“斯塔爾的否認……被自己的聯邦調查局報告徹底擊碎。” 斯塔爾承認違反大陪審團保密規定及在宣誓的情形下作偽證，這些事實絲毫沒有放慢他和委員會里的共和黨人推動彈劾的步子，他們為自己想出了種種辯解的理由。 次日，薩姆·達什辭去斯塔爾道德顧問之職，理由是斯塔爾在國會聽證會發言中“非法地”將他卷人彈劾事件。正如我母親經常講的，達什的做法是“晚了一天，少了一美元”：斯塔爾早就對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毫不在乎。 感恩節前不久，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返回華盛頓，選舉撥款委員會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鮑勃·利文斯頓作為新的眾議院議長，將于1月國會的新一屆會議開始時就職。那時，大部分人認為彈劾風波應當告一段落了。幾個溫和的共和黨人曾說過他們反對彈劾；眾議院選舉新議長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民眾希望國會對我公開譴責之后就把精力投入到國家事務中。 中旬，我了結了葆拉·瓊斯一案，花了很多錢，還沒有得到一句道歉。這個結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為無論在法律上還是事實上，我都已經贏得了這個有政治圖謀的案子。瓊斯的律師又將此案上訴到聯邦第八上訴法院，但判例法很清楚：如果上訴法院照章辦案，我就會贏得勝利。但不幸的是，負責此案的三人法官小組由帕斯科·鮑曼領導，此人極端保守，在白水事件相關案件中，就是他根據虛假新聞將亨利·伍茲法官免職，起因是斯塔爾不滿伍茲的裁定。和華盛頓的戴維·森特爾法官一樣，帕斯科·鮑曼表明，在與白水事件相關的案件中，他也愿意做出不同于一般法律規則的例外裁決。 我甚至想輸掉上訴，這樣就可以在法庭上公開所有的文件和宣誓證詞，讓公眾看一看我的對手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我向人民許諾過今后兩年繼續為他們工作；瓊斯一案讓我筋疲力盡，再多投入五分鐘都不可能。此案花去了我們全部積蓄的一半，還有一大摞打官司的賬單等著要付，但我知道只要身體健康，就能在離任后掙足夠的錢養家還債。所以我了結了一個已經獲勝的官司，回到工作中。 將瓊斯一案置于腦后的決心還將受到又一輪更嚴酷的考驗。1999年4月，賴特法官因我違反透露事實真相的命令，宣布對我處罰，要求賠償她交通費和瓊斯律師的作證費。我強烈不滿，但要反駁就必須重新涉及本案的相關細節，這不但違背了我的意愿，也將占用工作時間。可是要付瓊斯律師的作證費實在讓我怒火中燒。他們和斯塔爾串通一氣，問的是顛倒黑白的問題，將證詞搞得烏煙瘴氣，而且他們一再蔑視法官不許泄露消息的規定，法官卻一直坐視不管。 12月2日，獨立檢察官唐納德·斯莫爾茨宣布所有對邁克·埃斯皮的指控均不成立。斯莫爾茨在埃斯皮的調查案中用的完全是斯塔爾那一套，花費了1700萬美元，凡是沾邊的人他都要指控，目的就是強迫他們說出對邁克不利的話。陪審團一針見血的反駁卻使得他倆成為僅有的兩個在審判中失敗的獨立檢察官。 幾天后，希拉里和我飛往納什維爾參加戈爾的父親參議員老艾伯特·戈爾的悼念儀式，他在田納西州迦太基的家中去世，享年90歲。戰爭紀念堂擠滿了來自各行各業為他送行的人。他任期內有幾件事讓人記憶猶新：建設州際高速公路的努力；1956年拒絕在有種族隔離性質的《南方宣言》上簽字；反對越南戰爭的勇氣。從年輕時起我就一直敬仰老戈爾參議員，希望能通過和小戈爾在一起的機會跟他接觸。1992年老戈爾夫婦為了小戈爾和我的競選竭盡全力，他那老式的充滿了火藥味的政治演說給了我極大的鼓舞。 悼念儀式上的音樂感人至深，尤其是我們聽到了1938年戈爾參議員在憲法大廳拉的小提琴曲，他那時還是一個嶄露頭角的年輕政治家。小戈爾致悼詞，言辭間充滿了對父親、男子漢和公仆的愛與頌揚。真希望所有美國人都能聽到，儀式結束后我對希拉里這樣說。 中旬，就在我即將去以色列和加沙地帶履行《懷依和平協定》的承諾之際，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依舊在黨派偏見的影響下投票贊成對我進行彈劾，罪名是出具偽證、對大陪審團說謊和阻撓司法。他們甚至還通過了第四項罪名，指責我濫用職權，理由是沒有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提供真實答案。真是讓人啼笑皆非。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海德拒絕就構成彈劾的標準做出說明，也不同意傳喚此案的任何直接相關人員。他的原則是對彈劾的表決純粹就是對將斯塔爾報告送交參議院的表決，這樣做可以斷定報告是否屬實以及解除我的職務是否有根據。 由兩黨人士組成的公訴人告知委員會，依據本案事實不能就出具偽證對我提起常規訴訟。一個由著名歷史學家組成的專門小組——成員有紐約城市大學的阿瑟·施萊辛格、耶魯大學的范恩·伍德沃德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肖恩·威倫茨——認為我的行為達不到彈劾的標準，即在行使行政權力時犯下“重罪和輕罪”。這是早已認可的標準，其解釋在400名歷史學家給國會的公開信中得到了支持。例如，在水門事件中，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對根據逃稅指控彈劾尼克松，因為這和他的政績無關。但是對于海德，對于和他一樣有敵意的律師戴維·希珀斯，對于控制眾議院的右翼勢力來說，這一切都無足輕重。中期選舉之后，湯姆·迪萊和他的同伙一直在組織右翼勢力對我進行彈劾。電臺訪談節目愈演愈烈，溫和派議員開始聽到來自家鄉選區的反克林頓活動分子的呼聲。他們相信可以讓國會有足夠多的溫和派議員不去理會大眾的反彈劾勢頭，因為那些憎恨克林頓的人失望后的報復會讓這些議員害怕。 在這一策略的背景下，海德及其司法委員會投票反對公開譴責的解決方法，這就如同投票支持彈劾條款一樣重要。75％的美國民眾傾向于公開譴責，而且如果眾議院對公開譴責進行表決，溫和派共和黨人就會投票贊成，那么彈劾也就無從談起了。海德聲明國會無權公開譴責總統；要么就彈劾，要么就無罪。事實上，安德魯·杰克遜總統和詹姆斯·波爾克總統都曾接受過國會的公開譴責。公開譴責的提議被司法委員會否決了，這又是黨派之爭的結果。國會的全部成員無法根據大多數美國人的希望進行表決。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他們能夠“爭取”多少溫和派共和黨人。 委員會投票結束以后，我和希拉里飛抵中東。我們與內塔尼亞胡·總理會晤并共進晚餐，在光明節上點燃大燭臺的蠟燭，與拉賓家人共同拜謁了他的墓地。第二天，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桑迪，伯杰、丹尼斯·羅斯、希拉里和我乘坐直升機去人口稠密的加沙，為一座新機場剪彩，并在一座可以俯瞰加沙狹長而美麗的地中海海灘的酒店與阿拉法特共進午餐。我向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發表了演講，這是我在懷依河會議上答應的。就在我要起身講話前，幾乎所有的代表舉手支持從他們的憲章中刪去號召毀滅以色列的條款。此刻，我看到了此行的意義所在。你幾乎可以聽到以色列人寬慰地舒了口氣。或許巴以人民真的可以分享土地與未來。我感謝了與會代表，希望他們的人民能從和平中得到實在的好處，并請他們維護和平進程。 這并不是一個毫無根據的請求。懷依河談判成功不到兩個月就又遇到了麻煩。即使內塔尼亞胡的內閣勉強同意了協議，他的聯盟卻并不真正支持協議，所以不可能繼續實施軍隊的重新部署和釋放囚犯，或是涉及更棘手的最終地位問題，包括巴勒斯坦建國和是否將耶路撒冷東部劃歸巴勒斯坦作為首都。前一天對巴勒斯坦憲章的修訂在以色列人民面前幫了內塔尼亞胡一個忙，但他的聯盟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做了。他要么必須建立一個有更廣泛基礎的聯合政府，要么就下令進行選舉。 那天上午演講結束后，內塔尼亞胡、阿拉法特和我在埃雷茲檢查站會談，以促進《懷依和平協定》的實施并決定如何解決最終地位問題。后來，阿拉法特帶我和希拉里參觀了巴勒斯坦著名古城伯利恒。他為巴勒斯坦擁有這樣的基督教圣地而感到無比驕傲，他也知道在圣誕節前夕此行對我們有著特別的意義。 與阿拉法特分別后，內塔尼亞胡總理陪同我們參觀了馬撤達古堡。我發現，與1981年我和希拉里第一次來這里相比，變化幾乎是翻天覆地的，要塞遺跡已經差不多恢復，那些猶太人烈士就是在這里為了自己的信仰英勇赴死。比比看上去心事重重、悶悶不樂。在懷依會談中，他已經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底線，前途一片渺茫。不知道他所冒的風險是給以色列帶來持久和平，還是意味著本屆政府的終結。 我們與以色列總理告別后，回國處理另一起沖突。六天前，即聯合國武器核查在伊拉克重新開始的第二天，一些核查人員就被拒絕進人薩達姆的復興黨黨總部。我們返回華盛頓當天，聯合國首席武器核查人員理查德·巴特勒向科菲·安南報告，伊拉克并沒有履行協助調查的諾言，甚至對核查人員的工作進行新的限制。 次日，英美兩國使用戰機和巡航導彈對伊拉克境內可疑的生化和核實驗室以及威脅鄰國的軍事設施實施了空襲。在當晚向美國民眾發表的講話中，我強調薩達姆曾對伊朗人和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使用過化學武器，并向其他國家發射過飛毛腿導彈。四周前，由于薩達姆許諾完全配合核查，我曾下令取消對伊拉克的打擊。然而，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不斷受到威脅，“所以伊拉克濫用了最后機會”。 對伊打擊過程中，我方情報機構指出，伊方不能對海灣戰爭結束時其境內大量的生化原料及一些導彈彈頭做出解釋，而且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一些基礎實驗室仍在正常工作。我們的軍事專家認為，非常規武器對薩達姆而言或許更加重要，因為他的常規部隊和海灣戰爭之前相比已經實力大減。 我的國家安全小組一致同意巴特勒的報告一公布就應該發動打擊，以防止伊拉克疏散部隊，保護其生化武器庫。托尼·布萊爾和他的顧問團也表示同意。這次英美空襲持續了四天，出動飛機650架次，發射了400枚巡航導彈，全部精確命中軍事和國家安全目標，并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平民傷亡。襲擊之后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違禁武器被銷毀，但毫無疑問，伊拉克生產和部署危險武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盡管共和黨人也把薩達姆看成魔鬼的化身，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卻對轟炸的時間頗為不滿。包括參議院洛特議員和眾議院迪克·阿梅議員在內的不少人對此公開提出批評，稱我此時發動轟炸就是為了拖延眾議院的彈劾投票。第二天，幾位共和黨參議員表示了對轟炸的支持，洛特又對自己的看法進行辯解。阿梅雖然什么也沒說，但他和迪萊以及他們的跟班竭力想把溫和派議員拉下水，他們匆忙地對彈劾進行投票，以免這些人日后改變主意。 12月19日，眾議院開始就彈劾進行投票表決前不久，共和黨當選議長鮑勃·利文斯頓因自己的性丑聞被揭露宜布辭去議長一職。后來我聽說17個保守的共和黨人找到他并告訴他必須辭職，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他成了彈劾我的障礙。 美國人民清楚地表示不希望進行彈劾，但這之后還不到六周，眾議院通過了以海德為首的司法委員會提出的四項指控條款中的兩項。第一，指控我在大陪審團前作偽證，以228票對206票通過，5名共和黨人投了反對票。第二，指控我教唆他人說謊從而構成阻撓司法罪，以221票對212票通過，12名共和黨人投了反對票。兩項指控本身就自相矛盾。第一個是基于斯塔爾報告中莫妮卡·萊溫斯基對我倆之間細節的描述和我在大陪審團的證詞明顯不一致；第二個則忽視了一個事實，即萊溫斯基早已證實我從未讓她說謊，其他證人也對此予以確認。很明顯，共和黨人只有在她的證詞對我不利時才相信她。 中期選舉后不久，湯姆·迪萊和他的同伙開始給溫和派共和黨人施加壓力。既然否決了對我公開譴責的提議，他們告訴溫和派人士不應對彈劾再有任何顧忌，因為共和黨無法在參議院獲得彈劾我所需的2／3多數，所以我無論如何不會被彈劾和免職。這樣，他們就獲得了一些選票。眾議院投票后幾天，四位溫和派的眾議院議員——特拉華州的邁克·卡斯爾、賓夕法尼亞州的詹姆斯·格林伍德、紐約州的本·吉爾曼和舍伍德·伯勒特，共同寫信給《紐約時報》，稱他們投票贊成彈劾并不意味著他們認為我應被免職。 我不知道對每位溫和派人士用的都是什么樣的大棒加胡蘿卜策略，但我確實對其中一些略有了解。一個任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人簡直就是憂心忡忡，他對一名白宮助手說他不支持彈劾，但如果他投反對票就會失去主席的職位。阿肯色州的共和黨人杰伊·迪基告訴麥克·麥克拉蒂如果他不投票彈劾我，就會失去在撥款委員會中的席位。紐約州布法羅市的共和黨人杰克·奎因經常到白宮做客，他早就告訴包括我在內的好幾個人他反對彈劾，但讓我失望的是，他馬上反戈一擊，聲明支持四項指控條款中的三項。1996年時我在他的選區以較大優勢取勝，但很明顯大嗓門的少數選民對他施加了很大的壓力。邁克·福布斯，長島共和黨人，一直在反彈劾的斗爭中支持我，可是他也改變了立場，因為利文斯頓給他提供了一個更高的職位。不過利文斯頓辭職后，這個許諾也就變成了一場空。 五個民主黨人也對彈劾投了贊成票。其中有四個來自保守的選區，第五個人說他的本意是贊同公開譴責，但退而求其次，相信了彈劾的主張。共和黨人投票反對彈劾的有：紐約州的阿莫·霍頓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謝斯，眾議院兩個最為激進和特立獨行的人；馬里蘭州的康尼·莫雷拉，1996年其選區的絕大部分選民都投了我的票；還有兩個保守派，印第安納州的馬克·蘇德和紐約州的彼得·金，他們對其政黨將憲法問題轉變成黨派忠誠問題拒不接受。 我和彼得·金曾在北愛問題上一同工作過，幾個星期以來他在彈劾問題上頂住了巨大的壓力，甚至有威脅稱如果他不投票支持彈劾，就會在政治上完全被毀掉。在幾次電視采訪中，金向共和黨人僅僅做了一個簡單的辯解：我反對彈劾是因為如果克林頓總統是共和黨人的話，你們就不會彈劾他。和他一同接受采訪的支持彈劾的共和黨人對此無話可說。右翼勢力認為每個人都會被金錢打動或者有一個突破底線，他們在很多情況下成功了，但彼得·金骨子里擁有愛爾蘭人的靈魂：他喜歡葉芝的詩；面對失敗他仍會不屈地斗爭；他不為金錢所動。 盡管據稱支持彈劾的勢力在迪萊的辦公室舉行祈禱會，祈禱上帝支持他們的這一神圣使命，但彈劾事件根本與道德和法制無關，涉及的只是權力之爭。紐特·金里奇用一句話就概括了——這樣做是“因為我們能夠做到”。彈劾我并非因為我不可原諒的行為；錯誤行為在他們一方也比比皆是，并且開始逐漸暴露出來，根本不需要偽造指控，也不需要特別檢察官去調查。彈劾我也與我是否在法律程序中撒謊無關；眾議院道德委員會就紐特·金里奇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明顯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時，他被證實做過幾次偽證，而對他的處罰只是譴責和罰金，決定這些處罰的仍是如今要投票彈劾我的人。凱瑟琳·韋利按斯塔爾的意思辦，斯塔爾就赦免了她。她后來又撒過謊，但斯塔爾又讓其免遭起訴。可是，蘇珊·麥克道戈爾不同意替他說謊，他就指控她。同樣，赫比·布蘭斯科姆和羅布·希爾不同意替他說謊，他就指控他倆。韋布·哈貝爾不同意替他說謊，他就接二連三地指控他以及他的夫人、他的律師、他的會計，只是后來才撤銷了對另外三個人的起訴。戴維·黑爾第一次指證我的話被認定是無中生有，斯塔爾就讓他不斷修改，直到指證最終被認可為止。史蒂夫·史密斯是吉姆·麥克道戈爾以前的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聲明斯塔爾一伙準備了一份書面材料讓他在大陪、審團面前讀，并不斷施加壓力讓他這樣做，即便當時他早就告訴這些人材料純屬謊言。為此，史密斯甚至提出使用測謊儀來證明。而迫使莫妮卡·萊溫斯基攜帶竊聽器一事，斯塔爾本人在誓言下也沒有說真話。 眾議院的投票當然和議長的指控是否符合歷史上對可彈劾罪行的理解無關，如果在我的案子中應用水門事件的標準，就根本構不成彈劾。 這就是權力之爭，這就是眾議院共和黨人所謂的由于能夠做到所以去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想達到的目的受到我的反對和阻礙。我不懷疑有很多他們的支持者相信彈劾舉動必然是有道德或法律依據的，而且我又是那么壞的一個人，所以我的行為到底有沒有構成憲法規定的彈劾罪名并不重要。但他們的立場不符合所有道德和法律準則的最基本標準：大家應當一視同仁。正如泰迪·羅斯福曾經講過的，沒有人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但“也沒有人不受法律保護”。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的兩黨之爭，雙方都有責任。我一直認為民主黨去檢查博克法官的電影口味以及約翰·托爾參議員的飲酒嗜好是不對的。但要說到毀掉一個人的手段，共和黨新右翼卻獨樹一幟。我所在的黨有時似乎對權力還不那么明白，但有一點讓我自豪，那就是民主黨人非常清楚，有一些事他們能夠做到卻不去做。 在眾議院投票前不久，羅伯特·希利在{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的是1986年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和里根總統在白宮的一次會見。當時伊朗門事件已經被捅出來，白宮助手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奧利弗·諾思違反了法律對國會撒謊。奧尼爾并沒有問總統是否早已知道或者授權這樣違反法律。（由共和黨參議員約翰·托爾領導的兩黨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后來發現里根其實早就知道。）據希利講，奧尼爾直接告訴總統，他不同意啟動彈劾步驟；他說他經歷過水門事件，不會再把國家拖人這樣的泥潭中。 和金里奇及迪萊相比，蒂普·奧尼爾或許更稱得上是愛國者，但前兩人及其同黨在集中權力并針對自己的對手濫用權力方面卻厲害得多。他們認為這樣做在短期內會達到目的，因而并不顧忌會對國家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當然，參議院否決了彈劾對他們確實無關緊要，因為他們認為如果貶低我的時間足夠長，最終媒體和公眾不但要因為我的不良行為而且要因為他們的不良行為而指責我。他們急切地希望把我“隆重推出”，相信在我的后半生甚至是死后一段時間，我被彈劾這一事實產生的影響將會遠遠超過事情本身。而且他們相信不久后就沒有人會提起整個彈劾過程是多么虛偽可笑，也不會提起這是肯尼斯·斯塔爾和他的同伙幾年來昧著良心行事的最終結果。 投票一結束，迪克·格普哈特就把眾議院里一大群為我辯護的民主黨人帶到白宮，以便讓我向他們致謝，并更好地團結起來迎接隨后的戰斗。戈爾為我的總統業績做了激動人心的辯護，迪克慷慨激昂地懇請共和黨人停止這場人身攻擊式的政治把戲：把目光轉到國家大事上來。事后，希拉里對我說，這簡直就是一次勝利的集會。從某種程度上說情況確實如此，民主黨人不僅是支持我，更重要的是維護了憲法。 我當然不愿被彈劾，但一想到19世紀60年代安德魯·約翰遜遇到的那次彈劾也沒有“重罪和輕罪”，我就稍微感到安慰。同我的案子一樣，那也是由于國會中多數黨不能自制而引發的有政治圖謀的行為。 對于眾議院彈劾程序的黨派政治本質，希拉里比我還要反感。作為——名年輕律師，在水門事件中她曾在約翰·多爾手下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工作。當時兩黨勢均力敵，為解釋憲法規定的總統在行使行政權力時所犯的“重罪和輕罪”斗得你死我活。 從一開始我就堅信，贏得與右翼極端分子的最后斗爭的最好辦法就是繼續干好我的工作，讓別人處理辯護的事。在參眾兩院的彈劾程序中，我竭力這樣做，而且很多人告訴我他們欣賞這一做法。 這一策略比想像中還要有效。斯塔爾報告和共和黨人要推動彈劾的決定一經公布，媒體的態度就發生了明顯改變。正如我說過的，媒體可從不是鐵板一塊。如今，即使是那些先前為斯塔爾推波助瀾的人也開始揭露右翼組織的陰謀介入，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舞弊手段，以及共和黨人行為的史無前例的本質。電視上的訪談節目開始更多地顯示均勢，如評論員格里塔·范·薩斯特倫、蘇珊·埃斯特里克，嘉賓律師蘭尼，戴維斯、艾倫·德肖維茨、朱利安·愛潑斯坦、文森特·巴格里奧茲，都確保大家聽到雙方的聲音。國會議員也就此案發表看法，包括湯姆·哈金參議員、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成員希拉·杰克遜·李、前檢察官比爾·德拉亨特。芝加哥大學教授卡斯·桑斯坦、喬治敦大學的蘇珊·布洛克。就彈劾違背憲法一事發表了一封信，上面有400名法律學者的簽名。 當我們即將進入1999年時，失業率降至4．3％，股票市場也創下歷史新高。希拉里在老總統辦公大樓對雇員進行圣誕慰問時不小心傷了背部，醫生告誡她不要穿高跟鞋在堅硬的大理石地面上走路，所以傷勢恢復得很快。切爾西和我裝點了圣誕樹，并開始了一年一度瘋狂的圣誕大采購。 那年我收到的最好的圣誕禮物是普通民眾友好和支持的表示。肯塔基一個13歲女孩寫信說，雖然我犯了錯誤但不能辭職，因為我的敵人是“卑鄙”的。一位來自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的86歲高齡的白人老者告訴家人他要去亞特蘭大市，但實際上乘火車來到華盛頓，打車到了杰西·杰克遜牧師家。當杰西的岳母招呼他時，他說去那兒是因為杰克遜牧師是他惟一認識的能見到總統并與總統講話的人。他想給我捎個口信：“告訴總統不要辭職。當年共和黨人因為阿爾·史密斯（1928年的總統候選人）信仰天主教而迫害他的事情我還有印象。總統決不能向他們屈服。”老人打車到聯邦車站，乘下一班火車回家了。我給他打電話表達謝意，我和家人去參加復興周末活動，擁抱新的一年。 51 1月7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在參議院宣布開庭審理彈劾案件。肯尼斯·斯塔爾對共和黨人朱莉·希亞特·斯蒂爾提起訴訟，因為她不肯為凱瑟琳·韋利的敘述作偽證。 一周后，眾議院負責總統彈劾事宜的領導人進行了歷時三天的陳述，然后要求傳喚證人。他們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上卻不肯這樣做，當然這不包括斯塔爾。來自阿肯色州的阿薩·哈欽森是負責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曾作為聯邦檢察官對我弟弟的毒品案提起過公訴。他說如果他是公訴人的話，就不能用阻撓執法的罪名起訴我，因為眾議院向參議院提交的彈劾文件證據嚴重不足！所以，參議院必須讓他們傳喚證人。但另一位眾議院領導人卻爭辯說，在我被指控的罪行是否達到憲法彈劾標準的問題上，參議院無權裁決；他說眾議院已經為他們做了這件事，參議院應該尊重這一意見。可眾議院卻無視這樣一個事實——海德委員會拒絕闡明對什么樣的行為可以進行彈劾這一標準。 結束對參議院的陳述之前，亨利·海德最終給出了自己對彈劾一詞的憲法意義的解釋。他說從本質上講，與在國家重要事務上誤導國人相比，為個人私行不檢的尷尬進行開脫的行為更適合作為免職的理由。我母親從小到大一直教育我要善于發現別人身上的閃光點。當我注視著滿口責罵的海德先生時，我確信他身上有杰基爾博土的一面，但我很難發現它。 19日，我的律師團開始了為期三天的法庭辯護。前聯邦檢察官，白宮法律顧問查克·拉夫打頭。在兩個半小時的辯護中，他指出所有針對我的指控均不真實，即使參議員們表示認可，這些被控罪行也根本沒有達到憲法規定的彈劾標準，更不用說免職了。拉夫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大半生都和輪椅為伴。作為一名優秀的律師，他對眾議院負責人的所作所為極其憤怒。他層層剖析了原告作為證據的觀點，繼而提醒參議院，一個由兩黨人士組成的公訴人小組已經承認，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公訴人都不會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指控別人犯有偽證罪。 我想拉夫最高興的時刻莫過于在阿薩哈欽森嚴重歪曲事實時將他當場揭穿。哈欽森對參議院說，弗農·喬丹只是在得知萊溫斯基將在瓊斯一案中作證時才開始幫她找工作。但事實證明弗農在知道或可能知道前幾周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而且賴特法官宣布允許萊溫斯基到庭作證時（后來她又撤銷了這一裁定），弗農正在飛往歐洲的飛機上。我不知道阿薩欺騙參議院是因為他以為參議員們不會察覺，還是因為他認為他們和眾議院的領導人一樣，不會在意證詞的準確性。 第二天，格雷格·克雷格和謝里爾·米爾斯就具體彈劾指控進行辯護。格雷格指出，指控我作偽證的文件沒能提供一個具體實例，相反，只是設法挪用我在瓊斯案中的證詞，而眾議院已投票反對基于這樣事實的彈劾文件。他進一步指出，許多提交參議院的作偽證的指控，在眾議院或其司法委員會的辯論中根本沒有人提到過，不論是斯塔爾還是任何眾議院議員。他們只是隨著彈劾的進程自己設法編造。 非洲裔美國人謝里爾·米爾斯是斯坦福法學院的年輕畢業生，她辯護陳詞時恰逢自己進白宮工作的六周年紀念日。她漂亮地反擊了有關阻撓司法的兩項指控，列舉出眾議院領導人沒有告訴參議院但又無法辯解的事實，從而證明他們的此類指控完全是無稽之談。謝里爾的辯護在結束時達到高潮：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人林賽·格雷厄姆和其他人認為，判我無罪會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我們有關民權和性騷擾的法律根本就是擺設。對此，她說：“我不能聽任他們一派胡言。”全美國的黑人都知道，彈劾風波是由南方右翼白人一手操辦的，他們從不過問民權問題。 謝里爾還指出，葆拉·瓊斯最終在法庭上受到了懲罰，而且一位女法官發現她的指控根本毫無根據。許多受人尊敬的人都不完美，像杰斐遜、肯尼迪、金等，但他們“努力去做有益于人類的事”，而我在民權和女權問題上的記錄是“無可指摘”的。她說：：我今天站在你們面前，是因為克林頓總統相信我能在此代表他……以這些指證來給他定罪是錯誤的。”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戴維·肯德爾對我阻撓司法的指控進行反駁，冷靜而有條理。他引用萊溫斯基一再證實我從未讓她撒謊的事實，并再次詳細指出眾議院領導人的錯誤結論和對關鍵事實的省略。 戴爾·邦珀斯為我的辯護做最后陳詞。我請戴爾是因為他是個很好的出庭律師，對憲法有很深的研究，而且是美國最好的演說家。我們認識有很長時間了，他在參議院任職24年后剛剛離開。跟他的老同事們講了幾個笑話后，戴爾說自己一開始不大情愿出庭辯護，因為我倆是25年的老朋友，又為了同一個事業一起工作，或許參議院會因此把他的辯護看成朋友的辯解。但他強調出庭并不是為我辯護，而是為憲法辯護，憲法是“對我來說是僅次于《圣經》的最神圣的文獻”。 邦珀斯開場就對斯塔爾的調查進行了抨擊：“《悲慘世界》一書中沙威對冉阿讓的跟蹤追捕相比之下也黯然失色。這些年以來……總統沒有任何罪過，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總統因為道德上的偶爾失檢而遭受了巨大痛苦，我們今天在這里就是為了這個。” 他指責眾議院的領導人沒有同情心，接著便是他講話中最具戲劇性的一刻：“假設你面臨這種處境……我們沒有一個人完美無缺……總統他事前本應該想到所有這些。他確實應該，正如亞當和夏娃本應該一樣。”然后他一個一個指著參議員，說，“正如你，你，你，還有你，以及數百萬其他人遇到類似情況時都應該事先想到一樣。就像我講的，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 戴爾說我已經因為這個過錯受到了嚴厲的懲罰，而且民眾不希望罷免我，參議院應當聽一聽那些支持我的各國領導人的意見，如哈韋爾、曼德拉和侯賽因國王。 最后，他博學而詳盡地闡述了憲法對彈劾條款的規定，稱美國的立法者從英國法律中借來這一條款，本意針對的是“特指在‘政治上’對國家”犯下的過錯。他請求參議院不要曲解憲法，而要傾聽美國民眾的呼聲：“希望你們能超越權力之爭……履行你們莊嚴的職責”。邦珀斯一席話精彩絕倫，時而淵博，時而動情，時而樸實，時而深刻。如果那時讓參議院表決，就不會有多少人同意彈劾了。但彈劾程序還要拖三個多星期，因為眾議院的領導人及其同盟還要尋找辦法說服更多的共和黨參議員投贊成票。雙方陳詞完畢后，局勢已經非常清楚，所有的民主黨參議員和幾位共和黨參議員會投反對票。 參議院進行辯論期間，我還是在做每年這時候該做的事情——準備國情咨文，到全國宣傳其中的新舉措。發言定在19日，也就是我的辯護在參議院開始的時間。一些共和黨參議員催促我推遲發表咨文，但我不愿意。彈劾已經花去了美國納稅人很多來之不易的血汗錢，讓國會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削弱了憲法的權威。如果我再推遲講話，就相當于給美國民眾傳遞這樣一個信息——他們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或許這次國情咨文的氣氛將比去年的還要離奇。和以往一樣，我走進國會山，有人引領我到發言人區域，伊利諾伊州的丹尼斯·哈斯特正在那里，他是個敦實的前摔跤教練，很保守，但和金里奇、阿梅、迪萊相比卻沒那么粗魯和好斗。不一會兒，由參眾兩院兩黨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帶領我到眾議院會議廳。我們握手、交談，仿佛世界上任何事也沒有發生。主持人介紹我，然后我沿通道走過去，民主黨人熱烈鼓掌，共和黨人則禮貌地拍了拍手。因為通道將共和、民主兩黨分開，所以我希望去講臺的路上能和一側的民主黨議員握手。但讓我吃驚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幾位共和黨議員也伸出了手。 講話前，我先向新議長表示敬意。他曾表示希望本著禮貌和兩黨合作的精神和民主黨人一起工作，這聽起來不錯，或許他本意如此，因為彈劾投票發生在他當議長之前。因此，我接受了他的提議。 到1999年，美國經歷了歷史上經濟增長最長的一段時間；自我就任以來創造了18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工資增長了很多；收入不均最終有所下降；失業率也創造了1957年以來和平時期的最低水平。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而且我制定了更大的發展計劃，首先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動，為嬰兒潮一代創造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具體而言，我建議把今后15年政府預算盈余的60％投入社會保障信托基金，以保證到2055年前都有償付能力，這比原計劃延長了20年；并把一小部分投資到共同基金。結束對社會保障受益人勞動所得方面的限制。提高給年長婦女的支付，因為她們的貧窮幾率要比同齡男性高一倍。我還建議用盈余的16％將保健醫療信托基金延長十年；對老年人和殘疾人實施1000美元的長期課稅扣除；允許55歲到65歲之間的人付費加入保健醫療制度；建立新的養老金計劃即“美國賬戶”，這就需要用11％的盈余為建立個人退休賬戶的公民提供課稅扣除，并給收入更低的工人提供一筆存款。這也許是幫助后者省錢并創造財富的最大的一個計劃。 我還建議對教育進行大規模改革，強調應當改變聯邦政府每年向公立學校投入150億美元的方式，“對于行之有效的做法，將予以支持；不好的做法，將不再撥給資金”。具體來講，要求各州必須停止讓成績差的學生自動升級的做法；不合格的學校，應限期改進，否則關閉；必須提高授課教師素質；各州和各學區應當給每個學校發放學年報告卡，并用行之有效的紀律加以約束。我再次請求國會為新建或改進5000所學校撥款；在條件差的地區，把為獻身教育的青年所設的大學獎學金數額提高六倍。 我提議給予家庭更多的支持，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延長家庭假，給兒童看護以課稅扣除；給槍支安裝扳機鎖，這樣就可以避免孩子們無意中開槍；請求國會通過《平等報酬法》和《反就業歧視法》；建立新的美國私人投資公司，以籌集150億美元在貧困地區投資企業，創造就業機會；制定《非洲貿易與發展法》，在更大程度上對非洲產品開放市場；為“土地遺產”計劃籌集10億美元的資金，保護大自然賜予的財富；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減稅并提供研究資金。 在國家安全方面，我要求建立基金以防范恐怖分子對電腦網絡的襲擊；防范化學和生物武器襲擊；加強對疫苗和治療方法的研究；對納恩-盧格核安全計劃增加2／3投資；支持《懷依和平協定》；改變冷戰結束后軍費開支減少的局面。 在講話結束前，我向希拉里表示敬意，感謝她在“千禧年計劃”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以及在全世界面前所展示的美國的良好形象。此時，她正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陪同她的是芝加哥小熊棒球隊本壘打明星薩米·索薩，最近他們一起去了他的出生地多米尼加共和國。在經歷了這么多事情后，她得到了比薩米還要多的掌聲。最后，我提醒國會：“或許在每天應接不暇的事務或矛盾沖突中，我們還不能看清我們所處時代的真實面目——美國的一個新開始。”我以此結束了"20世紀最后一個國情咨文”。發表講話后第二天，我得到上任以來公眾對自己工作的最高認可。接著，我和希拉里還有戈爾夫婦一同飛往布法羅，在海軍陸戰隊米德蘭德體育場向兩萬多人發表演說。不管目前發生了什么，對未來充滿期望的國情咨文再一次引起美國人民的共鳴。 月末，我在國家科學院發表了一個重要演說，就如何保護美國不受恐怖分子化學和生物武器以及網絡恐怖主義的襲擊提出了建議；返回家鄉小石城察看龍卷風給我以前居住過的地方造成的損失，包括州長官邸附近的幾棵老樹；到圣路易斯歡迎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白宮東廳和一個龐大的國會兩黨代表團討論社會保障和保健醫療制度的未來；參加我的朋友，佛羅里達州州長勞頓·奇利斯的葬禮，他不久前突然去世。在目前的彈劾風波中，勞頓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給了我斗爭的勇氣——如果你不能和惡狗為伍，那最好待在門廊上。 2月7日，侯賽因國王在與癌癥的斗爭中失敗了。希拉里和我即刻動身飛往約旦，同行的還有前總統福特、卡特和布什。他們三人接到臨時通知后表示愿意前往，向我們所敬佩并一同工作過的人致以最后的敬意，對此我非常感激。第二天，我們跟隨送葬隊伍走了將近一英里，參加完悼念儀式，并問候了王后努爾。她的心都碎了，我和希拉里也一樣。我們曾經在約旦和美國與他們二人共同度過了許多美好時光。尤其值得回憶的是國王去世前不久，我們四人在白宮杜魯門陽臺上的那次晚宴。現在他離去了，世界也因此變得黯淡。 之后我會晤了約旦新元首，侯賽因的兒子阿卜杜拉，以及內塔尼亞胡總理、阿薩德總統、托尼·布萊爾、雅克·希拉克、鮑里斯·葉利欽、土耳其總統蘇萊曼·德米雷爾。接著我回國等候參議院對我命運的表決。盡管結果早在意料之中，但幕后運作卻耐人尋味。幾名共和黨參議員對眾議院共和黨人將他們卷入彈劾風波非常失望，但當右翼勢力施壓時，他們多半就會讓步，同意繼續彈劾進程。·當參議員羅伯特·伯德認為整個指控都毫無根據，提議駁回指控時，戴維·肯德爾的搭檔妮科爾·塞利格曼繼而對大多數參議員都認為是無可爭辯的法律和事實提出了異議。不過，伯德的提議被否定了。斯特羅姆·瑟蒙德參議員早就告訴過共和黨的同事罷免我的票數不夠，應當停止彈劾，但這個意見在共和黨議會決策層被否決了。 一名反對彈劾的共和黨參議員不斷告訴我們他的同事到底在干什么。投票前幾天，他說只有30名共和黨人贊成作偽證的罪名，40到45人贊成阻撓司法的罪名。這離國會彈劾要求的2／3多數差得很遠。接著，他又告訴我們，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說如果沒有一個彈劾罪名得到象征性多數贊成的話，這將是他們的恥辱。如果希望下次選舉后共和黨人仍控制國會的話，參議院的同事們最好不要這樣羞辱他們。這位議員說他們不得不一票一票地努力減少“否定”彈劾的人數。 2月12日，彈劾的動議失敗了。作偽證的罪名以X票之差失敗，45票支持，55票反對。阻撓司法的罪名以17票之差失敗，50票支持，50票反對。兩項都投反對票的有所有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有緬因州的奧林匹亞·斯諾和蘇珊·科林斯、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茲、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倫·斯佩克特、羅得島州的約翰·查菲。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華盛頓州的斯萊德·戈頓、阿拉斯加州的特德·史蒂文、田納西州的弗雷德·湯普森、弗吉尼亞州的約翰·沃納投了作偽證罪的反對票。 辯護結束后三周才投票，這本身就令人失望。雖然彈劾失敗，但票數差距讓人懷疑。不過讓我高興的是，我的家庭和國家經受的磨難終于結束了。投票后，我對自己引發此事并給美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負擔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說要重新致力于為美國“開創一個和解與創新的時代”。當時有一個問題這樣問我：“在內心深處，你能夠寬恕并忘卻嗎？”我回答說：“我相信任何要求得到寬恕的人都必須首先準備寬恕別人。” 經歷了彈劾的曲折風波，人們經常問整個過程中我是如何保持頭腦清醒，至少是怎樣堅持正常工作的。如果沒有白宮職員和內閣成員，包括那些雖然對我的行為感到氣憤和失望但始終和我站在一起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美國人民及早做出決定，堅持讓我繼續留任，我遇到的困難還會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民主黨議員在1月事發時或8月我在大陪審團作證時為自己尋找安全的退路，事情的解決會更困難些，然而，他們挺身而出迎接挑戰。而且還有各國領導人的支持，如曼德拉、布萊爾、侯賽因國王、哈韋爾、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金大中、希拉克、卡多佐、塞迪略，以及其他我所敬仰的人對我的鼓勵。盡管我對自己仍感到厭惡，但是拿他們和我的敵人對我的態度相比，我又感覺自己并非一無是處。 來自朋友和陌生人的愛與支持確實給我幫了大忙。那些寫信給我或是在人群中向我親切問好的人們永遠不知道這些對我是何等重要。那些給過我建議、來白宮看望我或是打電話來要同我一起禱告的宗教領袖們提醒我說，盡管我遭到了許多方面的譴責，但上帝是仁愛的。 幫我勝利渡過難關的最重要因素是親情。希拉里的兄弟們和我的弟弟都曾給了我強有力的支持。羅杰開玩笑說，無論如何還是做個沒有陷人困境的弟弟感覺更好些。休每周都從邁阿密趕來和我玩拼字游。戲，談體育賽事，讓我開心。托尼來和我們全家打皮納克爾牌。我的岳母和迪克·凱利也都給過我巨大的安慰。 不管怎樣，我們的女兒仍然愛我，希望我堅守陣地。最重要的是，希拉里自始至終都支持我、愛我。從我們第一次相見，我就喜歡她的笑容。在這場荒唐的鬧劇中，每周一次的咨詢會以及擊退右翼政變的共同決心把我們往昔的笑容又帶了回來。到頭來，我倒要感謝那些折磨過我的人：他們可能是惟一能讓希拉里又對我產生好感的人。我甚至不用再睡沙發了。 從瓊斯案作證到參議院宜布我無罪的漫長日子里，凡是在白宮家里度過的夜晚，我大多數時候都要花兩到三個小時單獨待在辦公室，閱讀《圣經》以及關于信仰和寬恕的書，重讀托馬斯·阿·肯比思的《模仿基督》、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以及我所收到的幾封最有思想的書信，包括新澤西州恩格爾伍德的拉比梅納切姆·吉納克寫來的一系列小型布道。對我影響極大的是《70乘7》這本關于寬恕的書，作者約翰·克里斯托弗·阿諾德是基督教布魯德霍夫社區的長老，該社區在美國東北部和英國都有信徒。 人們不斷把詩歌、祈禱文、語錄等寄給我，或者干脆在公眾場合塞到我手中。我還收到了兩塊石碑，上面刻有《新約》中《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節的內容。據傳在耶穌和經常指責他的法利賽人最后一次見面時，后者把一個有通奸行為的女子帶到他面前，稱根據摩西制定的法律，他們要將這個人用亂石砸死。他們嘲弄耶穌說：“你要說什么？”耶穌沒有回答，而是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寫字，仿佛沒聽見他們的話。他們再接著問，于是他站起身來說：“你們當中有誰沒有罪過，請他扔第一塊石頭。”聽完他的話，他們“由于受到良心的譴責，一個一個離開了，從最長者開始，一直到最后一個”。只剩耶穌和那個女子時，他問到：“指責你的那些人呢？沒有誰譴責你嗎？”“沒有，我的主。”耶穌說：“我也不會譴責你。” 很多人都扔石頭砸過我。通過自己制造的創傷，我被暴露在世人面前。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解脫——我再也沒有什么可以隱瞞。當我苦思冥想自己犯錯的原因時，我也試圖搞清楚敵人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仇恨，為什么會如此迫切地去說并去做那些與他們所宣稱的道德信仰相悖的事情。我總是帶著厭惡的眼光來看待別人想要對我進行的心靈剖析。但在我看來，那些極右翼政治和宗教勢力中許多與我誓不兩立的批評者和媒體中大多數愛發表評，論的人，他們確實都占據了安全的位置，可以評判別人而不被評判，傷害別人而不被傷害。 對于自己所犯的罪過和人性的弱點的感知，以及童年時得到的無條件的愛，使我不愿意去評判和譴責別人。而且我相信，無論自己的缺點有多么深重，都遠遠不會像我的指責者們的權力欲望那樣危害我們的民主政府。1月下旬，我收到了紐約州比爾·齊夫寫來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是個商人，我朋友的父親，但我們素未謀面。他說，他對希拉里和我所承受的痛苦感到遺憾，可是風雨過后帶來了彩虹。因為美國民眾已經變得成熟和敏銳，能夠看穿人群中哪些是“被魔鬼附身的毛拉。盡管這不是你的本意，可是在揭露他們的真實意圖上，你做得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都多，包括羅斯福在內”。 在樓上辦公室度過的那些孤獨的夜晚讓我逐漸明白：無論敵人的動機如何，要想得到別人的寬恕，我首先要寬恕別人，即使是對那些以怨報德的人。另外，我還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做人上，我永遠也達不到至善至美，但希拉里的臉上又有了笑容，切爾西在斯坦福大學表現得依舊出色，我還在做著自己熱愛的工作，而且春天就要來臨。 52 2月19日，參議院投票后一周，我給亨利，弗利珀頒發了第一個由總統授予的身后赦免狀。弗利珀是西點軍校的第一位黑人畢業生，117年前僅僅是出于種族的緣故，他被錯判不符合軍官身份。和當前的形，勢相比，總統處理這樣的事情似乎有些無足輕重，然而，糾正歷史錯誤無論對蒙受不白之冤者的后人還是我們大家都有一定的意義。 這個月的最后一周，保羅·貝加拉宣布離開白宮。我珍惜和保羅在一起的日子，從新罕布什爾州開始我們就并肩作戰，他聰明、風趣、有戰斗力且有效率，在彈劾風波中始終和我在一起。而今，他需要離開，因為家中的孩子需要他多花些時間陪伴。 來自白水事件的惟一消息是要求撤銷獨立檢察官法的決議，美國律師協會的投票結果是一邊倒的384票對49票。有報道稱司法部正在調查肯尼斯·斯塔爾是否在以下兩個問題上欺騙了珍妮特·雷諾：一是其辦公室與瓊斯一案的關聯；二是為爭取萊溫斯基一案的調查權而提供的理由。 3月初，在經歷了幾個月的艱難談判之后，政府終于宣布成功地保護了世界上面積最大的一片老紅杉林——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黑德沃特茲森林，第二周。我對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以突出新時代民主合作的特點。但不久前，美國還對該地區那些反動政權提供過幫助，不論它們的人權記錄有多差，只要它們采取反共立場就行。我視察了當地發生的自然災害以及美軍的援助；在薩爾瓦多議會發表講話，那些血腥內戰中的敵對雙方如今能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了；為過去美國在危地馬拉的所作所為道歉——所有這些于我而言都是我致力支持的民主進步新時代的象征。 回國后，我們又要應對另一場巴爾干戰爭，不過這次是在科索沃。一年前，塞族人對有分裂傾向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發起進攻，殺死了許多無辜平民，甚至把一些婦女和兒童活活燒死在家中。塞族人的最后一輪侵略造成又一次難民大量逃離，并增強了科索沃阿族人尋求獨立的愿望。這些屠殺不能不讓人想起過去的波斯尼亞。像科索沃一樣，波斯尼亞要彌合歐洲的穆斯林和塞族東正教基督徒之間的分歧，但600年來雙方在這一問題上沖突不斷。 1974年，鐵托批準科索沃自治，允許其成立自治政府并管理學校。1989年，米洛舍維奇將自治取消。自此，該地區局勢日趨緊張，并于1995年波斯尼亞確立自治地位時爆發沖突。我決心不讓科索沃變成另一個波斯尼亞，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也這樣認為。 1998年4月，由于塞爾維亞不肯結束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敵對狀態，也未能與后者開始對話，聯合國決定對其實行武器禁運，美國及其盟國則對其進行經濟制裁。6月中旬，北約已開始策劃一系列軍事行動以結束雙方的暴力沖突。夏季來臨時，迪克·霍爾布魯克重返該地區，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一僵局。 7月中旬，塞族軍隊再次向科索沃發動進攻，開始了長達一個夏天的侵略，這最終迫使30多萬阿族人流離失所。9月下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另一項決議，要求結束這種敵對沖突。月末，我們又賦予霍爾布魯克一項新的使命：去貝爾格萊德力勸米洛舍維奇。 10月13日，北約威脅說如果塞爾維亞不遵守聯合國決議，將在四天內對其實施打擊。由于4000名南斯拉夫特警從科索沃撤離，打擊行動暫緩執行。局勢曾一度有所好轉，但1999年1月，塞族人又開始屠殺科索沃無辜平民。由此看來，北約發動空襲在所難免。我們決定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但對于結果我并不抱樂觀態度。因為各方的目的相去甚遠。美國和北約希望科索沃取得政治上的自治，即1974年至1989年南斯拉夫憲法規定的內容；希望派遣北約領導的維和部隊以保證科索沃平民，包括在當地只占少數的塞族人的和平與安全。米洛舍維奇卻想繼續控制科索沃，反對在那里部署任何外國軍隊。科索沃的阿族人想獲得獨立，但內部意見也不統一。影子政府的領導人魯戈瓦說起話來聲音柔和，特別喜歡戴圍巾。我確信可以與他達成和平協議，但沒有把握的是科索沃的另一個主要派別——科索沃解放軍，它由一個叫薩奇的年輕人領導。科索沃解放軍傾向于獨立，并且認為他們有能力和塞族軍隊作戰。 2月6日，沖突各方在法國的朗布依埃就協議細節進行磋商。該協議將恢復科索沃自治，以北約領導的軍事行動保護科索沃人民的安全，解除科索沃解放軍武裝，并允許塞族軍隊繼續在邊界巡邏。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英國國務大臣羅賓·庫克都積極地促成該政策。在美國大使克里斯·希爾、歐盟大使及俄羅斯大使的協調下，雙方進行了一周的談判，但馬德萊娜發現他們都反對協議內容：塞族人不想讓北約維和部隊介入；科索沃人不愿接受自治，除非同時保證讓他們就獨立。問題進行全民公決；而科索沃解放軍對必須解除武裝一事也極為不滿，部分原因是他們不能確信是否可以信賴北約部隊的保護。所以我們決定在該協議中使用推遲全民公決的辦法，但并不是永遠對此予以否決。 2月23日，包括薩奇在內的科索沃阿族人原則上接受了此協議，回國進行宣傳，并于3月中旬飛抵巴黎簽署了最終文件。塞族人拒不參加簽字儀式，并派4萬名塞爾維亞士兵集結在科索沃及其周邊地區。米洛舍維奇重申他永遠不會答應外國軍隊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我派迪克·霍爾布魯克去和他進行最后一次交涉，但即使是迪克也沒能使他讓步。 3月23日，霍爾布魯克離開貝爾格萊德之后，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北約秘書長哈維爾·索拉納向韋斯·克拉克將軍下達了空襲命令。同一天，參議院以58票對41票的兩黨多數表示支持該行動。3月上旬時，眾議院曾以219票對191票的結果支持在簽署和平協議的前提下向科索沃派遣美軍。在投贊成票的著名共和黨人中，有眾議院新議長丹尼斯·哈斯特爾特，以及亨利·海德。當海德議員說美國應該反對米洛舍維奇和種族清洗時，我笑了，心里想，杰基爾的一面終于讓我發現了。 多數國會議員和所有北約盟國都贊成實施空襲，可俄羅斯不同意。總理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正親自前來美國與艾爾·戈爾會面。艾爾告訴他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打擊已是箭在弦上，普里馬科夫下令專機掉頭，飛回莫斯科。 24日，我向美國民眾發表講話，解釋要開始的行動及其原因。我告訴大家米洛舍維奇剝奪了科索沃人民的自治權，拒絕賦予他們受憲法保護的權利：講母語、辦學校和自治。我還描述了塞族人的種種暴行：殺害平民，燒毀村莊，讓總共25萬人流離失所，過去五周里就有6萬。最后，我又講到米洛舍維奇曾對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發動的戰爭，以及他的屠殺行徑對歐洲未來造成的毀滅性影響。 此次轟炸行動有三個目的：讓米洛舍維奇明白我們讓他停止另一輪種族清洗不是在開玩笑；阻止其對科索沃無辜平民的更血腥進攻；如果他不盡快認輸的話，將對塞族的軍事實力予以沉重打擊。 當晚，北約開始了空襲。此次行動將持續11周，因為米洛舍維奇仍在繼續屠殺科索沃阿族人，并迫使近100萬人背井離鄉。炸彈將對塞爾維亞的軍事和經濟設施造成嚴重破壞。當然令人遺憾的是，有時它們也會偏離既定目標，奪去那些我們正在設法保護的人們的生命。 有人認為派遣地面部隊可以使戰果更為鞏固。這一觀點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等到有足夠的士兵、足夠的裝備完成部署時，塞族人早就造成了更為巨大的災難；其二，地面進攻所造成的平民傷亡可能比投擲炸彈要多，盡管炸彈也會造成誤傷，但在沒有足夠把握確保勝利的前提下，我沒有理由采取可能丟掉更多美國人生命的做法。我們的策略常常遭到馬后炮式的指責，但從不半途而廢。 月末，股市收盤從我剛就職時的32印點首次突破1萬點大關。我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臺丹·拉瑟的采訪，結束了科索沃問題的廣泛討論之后，丹問我是否期待著成為一名美國參議員的丈夫，因為那時有很多紐約州的官員同查理·蘭熱爾一道請希拉里考慮參加競選。我告訴拉瑟，我不知道她會做出何種選擇，但如果她競選并成功了，“她將干得非常出色”。 4月，科索沃沖突進一步加劇，我們將轟炸擴大到貝爾格萊德市區，目標包括內政部大樓、塞爾維亞國家電視臺、米洛舍維奇的政黨總部和他的家。同時，我們還大大增加了對其鄰國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的經濟援助，并派去更多的部隊，以幫助應付潮水般涌人的難民。到月底，米洛舍維奇依舊沒有認輸，我們的政策卻遭到了兩方面的反對。托尼·布萊爾和一些國會議員認為該派遣地面部隊，可是眾議院卻投票否決沒有國會事先許可就派遣地面部隊的做法。 我依然相信空襲會有效果，而且希望等到維和階段再派遣地面部隊。4月14日，我給鮑里斯·葉利欽打電話，請求俄軍像在波斯尼亞一樣參加戰后的雛和部隊。我認為俄軍參加會幫助保護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安全，而且還能給米洛舍維奇一個體面的臺階，讓他不再反對外國軍隊的介入。 4月還發生了很多事情。5日，利比亞終于交出了造成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田航班在蘇格蘭小鎮洛克比上空發生空難的兩名犯罪嫌疑人，他們將會在海牙受到蘇格蘭法官的審判。白宮多年來一直對此事十分關注，我不斷給利比亞方面施加壓力，同時聯系遇難者家人，通知他們最新進展，并同意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為死難者建造紀念碑。這是美國和利比亞關系解凍的開始。 本月第二周，中國總理朱镕基第一次訪問白宮，意在掃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剩余障礙。雙方在縮小分歧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希望中方在更大程度上開放汽車市場；中方則要求我們在其人世后的五年內取消對其產品的反“激增”協定。據此協定，美國可以限制非正常經濟因素導致的中國進口產品的突然大幅增加。這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從俄羅斯、日本等國進口鋼材時碰到過類似問題。 查倫·巴爾舍夫斯基告訴我中國在人世問題上做了長時間的努力，我們應該在朱總理訪美期間解決此事，以免削弱他在國內的影響。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桑迪·伯杰同意她的意見，但經濟方面的其他官員——魯賓、薩默斯、斯珀林、戴利一以及波德斯塔和我的立法法律助手拉里·斯坦則不同意。他們認為如果談判不取得更大進展，國會將會拒絕這一協議，否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 正式訪問開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白宮的黃色橢圓廳與朱總理會晤。我坦率地告訴他我的顧問團意見不一，但如果他此行達成協議十分重要的話，我們可以連夜研究。他回答說如果時機不成熟，我們可以等待。 不幸的是，有消息傳言我們已經達成協議，所以當協議最終沒有達成時，朱總理因為做出讓步而受到傷害，我也因為在反對勢力的壓力下拒絕一個好的協議而受到批評。這一情況因媒體中出現的大量反華內容而變得更糟。關于中國政府在1996年美國大選時提供政治獻金的傳言還沒有解決，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美籍華人李文和又被指控將敏感技術泄露給中國。我們都希望中國今年能夠加入世貿組織，但現在看起來難度會更大。 4月12日，陪審團對肯尼斯·斯塔爾起訴蘇珊·麥克道戈爾一案做出裁決，對她的兩項指控分別是阻撓司法罪和一再拒絕在大陪審團前作證的蔑視法庭罪。阻撓司法罪被判不成立，而在判定蔑視法庭罪不成立時，據媒體報道，陪審團卻以7票對5票陷入僵局。這個結果讓人驚奇。麥克道戈爾承認她曾拒絕出庭作證的傳喚，原因是她不相信斯塔爾和他的主要副手希克·尤因。現在，她在公開法庭上表示，愿意回答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曾經在秘密大陪審團面前想問的任何問題。她說盡管自己已得到法律赦免，但還是拒絕和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因為斯塔爾一伙人一再想讓她說謊來證明希拉里和我有罪，而且她相信如果自己在大陪審團面前講真話，斯塔爾就會因她拒絕說謊而指控她。在辯護結束前，她請出了朱莉·希亞特·斯蒂爾，后者證明斯塔爾對她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轍，在兩次拒絕幫他在大陪審團前作偽證之后，他就對她進行了指控。 雖然這一成功不能追回蘇珊·麥克道戈爾失去的年華，但是其結果對斯塔爾卻是沉重的打擊，對所有在生活上、經濟上被他傷害的人來說更是一個心靈20日，美國又發生了另一起嚴重的學校槍擊事件。在位于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的哥倫拜因中學，兩個全副武裝的學生向同學開槍，打死12人，傷及20多人，隨后兩人開槍自殺。情況本來會更糟，幸虧一位老師把許多學生帶到了安全地帶，他自己后來卻因傷勢過重而死亡。醫生和警察也挽救了很多生命。一周后，在部分兩黨國會議員及一些市長的陪同下，我宣布采取一些措施讓槍支更難落到那些不該擁有它們的人手里：實施布雷迪法，不準有暴力傾向的年輕人持槍；堵塞“槍展會濫售槍支的漏洞”，對于在槍展會之類場合而非槍支商店買槍的人必須進行背景調查；打擊非法販賣槍支；限制少年擁有攻擊性步槍。我還建議撥款以幫助學校建立行之有效的犯罪預防和沖突解決方案，正如我剛剛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T．C．威廉姆斯中學所看到的那樣。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特倫特·洛特把我的提議稱為“典型的膝跳應激反應”，湯姆·迪萊指責我利用哥倫拜因中學事件撈取政治資本。但這一立法的主要發起人，紐約州的國會議員卡羅琳·麥卡錫卻對政治斗爭不感興趣。在一輛上下班的火車上，一個精神失常的人用手槍將她丈夫打死，兒子重傷，而這個人本不應當擁有這把槍。全國來復槍協會和其支持者把這歸咎于我們的暴力文化。兒童接觸到太多的暴力鏡頭，這一點我同意。這也是為什么我支持艾爾·戈爾和蒂珀·戈爾在新電視機中加裝V芯片的呼吁，這樣父母就能避免兒童接觸過多的暴力鏡頭。但這些暴力文化只能讓我們進一步加強努力，不讓兒童、罪犯和精神不穩定的人有機會拿到槍。 月末，希拉里和我在華盛頓主持了最大規模的一次首腦會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和平伙伴的領導人濟濟一堂，慶祝北約成立50周年，并重申我們在科索沃問題上取得勝利的決心。之后，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埃爾·弗羅姆以及西德尼·布盧門撒爾又組織了一次有關“第三條道路”的會議，這一思想由我和布萊爾共同倡導，突出了我們的價值觀、思想和戰略，與會者有德國的吉哈德·施羅德、荷蘭的維姆·科克、新任意大利總理馬西莫·達萊馬。這一次，我側重于加強相互間的積極聯系、減少分裂和破壞的因素，在經濟、社會以及安全政策方面達成國際共識，以便這些成果在我離任后能繼續發揮作用，造福于美國和世界。“第三條道路”的發起和北約成員國及其使命的擴大讓我們在正確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但與許多很好的方案一樣，這些都會因為意外事件的影響而發生改變，尤其是面對日益增長的對全球化的敵視和恐怖主義的抬頭。 5月初，杰西·杰克遜勸說米洛舍維奇釋放三名美國軍人，他們是在塞族人與馬其頓共和國接壤的邊界被抓住的。這之后不久，一架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在訓練中墜毀，兩名美軍士兵喪生，成為我們在這次行動中的惟一傷亡。鮑里 斯·葉利欽派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來見我，商討俄羅斯結束這場戰爭的意向，以及參與隨后維和行動的強烈愿望。與此同時我簽署命令，再給韋斯·克拉克增派176架飛機，繼續施加壓力。 5月7日，我們遭受了這次行動中最嚴重的政治挫折——北約軍隊轟炸了在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造成三名中國公民死亡。我很快得知炸彈命中的是預定目標，但根據中央情報局過時的地圖，中國大使館所在位置被錯誤地標為一幢用于軍事用途的塞爾維亞政府辦公樓。這類錯誤正是我們一直要極力避免的，因為軍方一般使用航空攝影確定目標；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爾·科恩、休·謝爾頓、桑迪·伯杰一周見面幾次，確定要轟炸哪些有影響的目標，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維奇的力量，并將平民傷亡降至最少。事件發生后，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極其沮喪，立刻給江澤民主席打電話道歉，但是他沒有接，所以我在公眾場合一再道歉。 接下來三天，抗議在中國各地不斷升級。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形勢尤為嚴峻，尚慕杰大使發現自己已被團團包圍。中方認為轟炸是蓄意所為，拒絕接受我的道歉。我最終在14日和江主席通上了電話，我再次表示道歉，說我敢確定他不會相信我會故意命令轟炸大使館。江主席說他知道我不會這樣做，但也說他確信五角大樓或中央情報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國接觸的人，可能會故意在地圖上做手腳，從而在兩國間制造麻煩。他說，很難相信像美國這樣技術如此先進的國家會犯這種錯誤。 我自己也很難相信，但事實不容改變。最終我們克服了這個障礙，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長。我隨即任命海軍上將喬·普理赫擔任新的駐華大使，他即將以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國軍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幫助修復兩國間的關系。 5月下旬，北約批準在沖突結束后派4．8萬人的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我們也在秘密磋商，考慮是否應當派地面部隊提前進入，因為情況表明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空襲不會完全達到效果。桑迪·伯杰為下一步的行動準備預案，我也準備好了必要時派遣部隊，但我仍然相信空襲會成功。27日，海牙國際法庭法官指控米洛舍維奇犯有戰爭罪。 5月，世界各地事情不斷。月中，鮑里斯，葉利欽在杜馬彈劾投票中獲勝。17日，內塔尼亞胡謀求連任時敗給了工黨領袖，退役將軍埃胡德·巴拉克。巴拉克是以色列歷史上獲得勛章最多的軍人，博學而且多才多藝。他在斯坦福大學經濟工程系統專業攻讀過研究生課程，鋼琴水平可以舉辦音樂會，還有修表的愛好。他從政僅僅幾年，剪得很短的頭發、犀利的目光、斬釘截鐵而時有停頓的講話充分反映了他的軍人出身，不知是否適應即將要膛過的這潭政治渾水。他的勝利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伊扎克·拉賓的影子：在安全的前提下謀求和平。而拉賓正是他所崇拜的人。同樣重要的是，巴拉克極大的獲勝優勢讓他有機會在議會組成執政聯盟，這就可以確保采取通向和平的艱難步驟，內塔尼亞胡總理從未具備這樣的條件。 第二天，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來見我，他對和平充滿了希望，決心成為像他父親一樣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對自己國家以及和平進程所面臨的挑戰非常清楚，他對經濟學非常了解，知道發展對和平與和解的促進作用，這些都讓我感到吃驚。會晤后，我深信新國王和他的妻子，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王后拉妮亞，都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成為該地區的積極力量。 5月26日，比爾·佩里把我的親筆信帶給朝鮮領導人金正日，信中提出了一個路線圖，表示美國將會提供廣泛的援助，前提僅僅是他放棄發展核武器和遠程導彈計劃。1998年，朝鮮在結束其遠程導彈試射方面采取了建設性的步驟，我想佩里此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兩天后，希拉里和我來到佛羅里達州北部白橡樹種植園的一個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休養地，那里保存著美國最大的野生獵物群。我凌晨4點鐘起床，通過電視觀看了尼日利亞新總統，前將軍奧盧塞貢·奧巴桑喬的就職演說。獨立之后，尼日利亞一直飽受腐敗、地區和宗教爭端以及社會局勢惡化的影響。盡管石油產量很大，該國卻發生周期性的供電中斷和燃料短缺。奧巴桑喬在70年代的一次軍事政變中掌權，并遵守諾言在新大選一開始就遠離政治。后來，他因為不同政見被捕入獄，在此期間，他成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并就自己的信仰寫了不少書。尼日利亞是撒哈拉南部人口最多的國家；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一個更興旺的尼日利亞該地區怎么會有光明的未來。聽完他慷慨激昂的就職演說后，我希望奧巴桑喬能夠在別人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 在國內問題上，我于5月初宣布了一項重要的空氣凈化措施。我們已將化工廠排放的有毒氣體減少了90％，并且制定了嚴格的標準來減少導致成百萬例兒童哮喘的煤煙。5月1日，經過與工業、環境和消費團體的深入磋商，我宣布環境保護局長卡羅爾·布朗納將頒布一項新的規章：要求所有客運車輛，包括那些耗油量大的運動型多功能車，都要達到同樣的環保標準；并且在五年內將把汽油中的硫含量減少90％。 我還宣布了一項新的措施以預防犯罪。撥專款用于10萬名警察上街值勤（其中多半以上已經開始執行任務）；擴充社區警察服務計劃，在犯罪高發區再雇用5萬名警察；另外，凡非法擁有或非和平目的使用可制成恐怖襲擊武器的生物制劑，將被判違反聯邦法律。 12日是最令人難過的一天，鮑勃·魯賓即將卸任。我認為他是自合眾國早期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來最優秀、最重要的財政部長。鮑勃還是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在這兩個職位上，他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共同努力，恢復經濟增長并讓更多的美國民眾得到實惠；防止和抑止國外金融危機；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以應對經濟全球化，舉例而言，每天都有1萬多億美元跨國流通。在彈劾的磨難中，他還是我堅定的支持者。我向內閣致歉時，他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而且不斷提醒與會者應以支持總統為榮，并告誡他們不要過于挑剔。其中一位年輕人還告訴我，鮑勃曾說如果壽命夠長的話，他也可能會做一件讓他引以為恥的事。 鮑勃到政府就職的時候，他或許是我們中間最富有的。他對1993年經濟改革，即對收人最高的美國人增稅表示支持后，我開玩笑說，“鮑勃·魯賓來華盛頓是為了幫我拯救中產階級，但離開時也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現在鮑勃即將卸任，我覺得自己不必再為這事擔心了。 我任命鮑勃的副手，能干的拉里·薩默斯接替他。拉里在過去的六年中經歷過所有最棘手的經濟問題，頗有經驗，而且我還任命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梅爾金和阿赫蒂薩里去塞爾維亞勸說米洛舍維奇放棄無用的抵抗時，他確保了我們和俄羅斯采取一致的立場。 11日，我帶國會代表團去密蘇里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專門對B-2隱形轟炸機的機組和地勤人員表示感謝。該轟炸機從密蘇里飛到塞爾維亞然后再返回，中間不停，任務是完成最擅長的夜間轟炸。在科索沃空襲中共出動飛機3萬架次，僅損失兩架飛機，而且機組人員全部安全返回。 空襲成功結束后，約翰·基根，或許是健在的研究戰爭問題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在英國報紙上撰寫了一篇關于科索沃戰爭的激動人心的文章。他坦率地承認自己原以為空襲不會奏效，但是錯了。他說以往類似的行動之所以失敗是由于炸彈偏離目標，而在科索沃戰場上使用的武器比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的更為精確；盡管在科索沃和塞爾維亞有一些炸彈偏離方向，但平民的傷亡遠比伊拉克戰爭少。至今我仍然相信空襲比派遣地面部隊能更好地減少平民的死亡，但為了讓米洛舍維奇屈服，后一步我也不得不走。科索沃空襲的成功在戰爭史上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事情結束前還有一個緊張的插曲。武裝沖突正式結束后兩天，載著約200名俄羅斯士兵的50輛軍車從波斯尼亞突然進入科索沃，在沒有征得北約同意的情況下占領了普里什蒂納機場，比聯合國授權的北約部隊早了四個小時。不過俄國人聲明他們的意圖是保證機場的安全。韋斯·克拉克臉色鐵青，我沒有批評他，因為我知道這不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曲。由于和我們合作，葉利欽在國內受到了同情塞族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強烈指責，我想他此舉只是給他們一點暫時的安慰。很快，英軍指揮官邁克爾·杰克遜中將就順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6月18日，國防部長科恩和俄羅斯國防部長達成協議，俄軍將參加由聯合國授權的北約部隊在科索沃的行動。6月20日，南斯拉夫軍隊完成了全部撤離。據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估計，僅僅兩周后就已經有76．5萬名難民返回科索沃。 根據我們在波斯尼亞的經驗，即便是沖突結束后在科索沃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幫助難民安全返回；清除雷場；解除科索沃解放軍的武裝；為居住在該地區的阿爾巴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創造尋個安全的環境；組織文職政府；協助恢復經濟。盡管美國在空襲中承擔了最主要的責任，但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都需要我們的歐洲盟友去做。 盡管前面還有重重挑戰，我卻有巨大的解脫感和滿足感。米洛舍維奇挑起民族和宗教爭端，十年來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的血腥做法終于走到了盡頭。焚燒村莊、殺戮無辜已經變成歷史。我想米洛舍維奇也會成為歷史，這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同俄羅斯達成協議那天，希拉里和我在德國科隆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八國峰會。這次峰會成為我任職八年來類似會議中最重要的一次。除了慶祝科索沃沖突成功結束，我們還批準了財政部長們關于改進國際金融體制和國內相關政策的建議，以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另外，我們還宣布了一個提議：如果窮國答應將所有儲蓄用于教育、醫療保健或經濟發展，就為他們提供一次大規模的新千年債務免除。該倡議也是為了響應以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和我的朋友博諾為首的來自全世界的要求免除債務的呼聲。 峰會之后，我們飛抵斯洛伐克，感謝該國人民在科索沃戰爭中對北約的支持及對難民的幫助。然后去了馬其頓，盡管面臨國內經濟困境和種族緊張局勢，馬其頓總統基羅·葛利戈洛夫還是接納了30萬難民。在斯科普里的難民營，希拉里、切爾西和我一同慰問了部分難民，傾聽了他們的悲慘經歷和可怕遭遇。我們還會見了駐扎在那里的國際安全部隊成員，并讓我有機會第一次親口向韋斯·克拉克致謝。 6月，競選局勢開始趨于白熱化。16日，艾爾·戈爾宣布競選總統，他的可能對手是州長喬治·W．布什。布什是共和黨右翼和當權派們共同支持的候選人，而且籌集的資金已經超過艾爾和他黨內的主要對手，前新澤西州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所得籌款的總和。希拉里競選紐約州參議員的事情也在進展中。當我卸任時，她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已經輔佐了我超過26年，我非常愿意用下一個26年全力支持她。 大選開始后，我極為重視在國會和政府保持行動的勢頭。一般說來，如果總統選舉開始加溫，而現任總統又不參加競選，那么自然就會有些惰性。一些民主黨人認為如果通過新的小型立法，他們的局面會更好些，能更好地同共和黨人控制的“一事無成”的國會進行競爭。但很多共和黨人就是不想讓我再得到勝利，而且讓我吃驚的是，彈劾都已經過去四個月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我還是那么刻薄，別忘了我從沒有對他們進行過指責，無論在公眾場合還是在私下見面時。 每天早晨醒來時，我盡量把痛楚擱在一邊，本著和解的心態繼續工作。共和黨人像是重新回到了1992年以來就一直叫囂的話題：我是個毫無個性、不值得信賴的人。在科索沃沖突期間，一些共和黨人挖空心思地讓我們失敗，一名共和黨參議員竟然給出這樣的理由：他的同事們之所以沒有全力支持美軍的行動，是因為對我失去了信任。他們在反對種族清洗的問題上措施不力，卻硬要嫁禍到我頭上。 在我看來，共和黨人是想把我逼人絕境。如果我在公眾場合顯得誠惶誠恐，他們會說我已被挫敗，無力繼續領導；如果看到我高高興興，他們會說我得意，像是做了壞事又全身而退。參議院宣布我無罪六天后，我去了新罕布什爾州慶祝我在該州贏得初選勝利七周年。國會中一些專門批評我的人說我本不該高興，但我很高興，而且有足夠的理由高興：我的所有老朋友都來看我；我遇到一個小伙子，他說他第一次參加投票就把票投給了我，而且我兌現了競選時的承諾；我遇到一位女士，她說我曾經鼓勵她不要依賴福利救濟，回學校學習后當了一名護士。1999·年，她成為新罕布什爾州護理委員會的成員。就是為了這些人，我投身了政治。一開始，我無論如何也搞不懂，共和黨人和一些評論家們怎么會說我干了壞事又沒受懲罰。公眾的羞辱，給家人帶來的痛苦，打官司的高額債務，瓊斯案的尷尬勝利，多年來希拉里所承受的來自媒體和法律上的傷害，以及華盛頓和阿肯色州無數無辜者被起訴并蒙受經濟損失時我感到的無助——所有這一切帶給我無盡的傷害。我已經表示道歉，并且盡量在與共和黨人相處時表現出真誠。但這一切居然不夠，而且永遠不會夠。原因很簡單：我挺過來了，并且還要繼續為自己的信念服務和戰斗。無論是開始、過程中，還是最終，我和新右翼共和黨人的斗爭都是因為權力。我認為權力來自于人民，應由人民決定是否給予。他們認為人民選擇了我兩次是個錯誤，并鐵了心用我個人生活方面的問題來為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攻擊辯護。 我確信自己采取的積極策略對我個人和工作而言都是正確的，但不敢確信它在權力之爭中必然有效。共和黨越是費力地攻擊我，肯尼斯·斯塔爾在彈劾期間的所作所為在我的記憶中就變得越淡。很自然，媒體總是關注今天的事情，而不是昨天的。沖突會不斷制造新聞，這就給喜歡制造麻煩的人創造了很好的機會，但他們暗地里的攻擊是否公平卻無人過問。不久，媒體就不會問我是否能夠原諒和忘記，而會追問那些聽起來最誠摯的問題，諸如我是否還有做領袖的道德權威。共和黨人也開始不停地攻擊希拉里，因為如今的希拉里是在政界尋求自身發展的女強人，而不是站在犯了錯的丈夫身邊讓人同情的妻子。總的說來，對眼下的事情我依舊感覺良好：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對我工作業績的支持率也不低，而且我們仍有很多事要做。 盡管我時常為鑄成的過錯感到懊惱，但是離開人世時我會為自己在彈劾一戰中艱辛的奮斗感到驕傲，這是我和我畢生反對的勢力之間進行的一場最后決戰。他們固守著南方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舊秩序，給我生長于其中的白人工人階級帶來種種不安和恐懼；他們反對婦女解放運動、環保運動、同性戀權利運動和其他促進國家進步的努力，認為這些統統違反了所謂的倫理；他們認為政府應該為有權階級謀福利，支持有利于富人的減稅，而非醫療保健和兒童教育。 從童年起，我就站在這些人的對立面。起先，那些反動的、支持分裂的、維持現狀的勢力是以反對民權的民主黨人為代表。當民主黨在杜魯門、肯尼迪和約翰遜的領導下投身于民權事業時，南方的保守派就投靠了共和黨。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共和黨就同新興的宗教右翼運動結為聯盟。 1995年，當新右翼共和黨人在國會掌權時，我曾經阻止了他們最極端的圖謀，并以經濟、社會、環境方面的進步作為兩黨合作的條件。我知道那些把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保守主義等同于上帝意愿的人為什么憎恨我。我理想中的美國應該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責任，以及能平等參與社會生活。新右翼共和黨人想要的美國卻是財富與權力集中在“正確的”人手中。由于少數派要求變革的請求危及了他們手中的權力，他們就把一屆屆的少數派加以妖魔化，從而保證多數人對自己的支持。他們恨我，還因為我是一個叛教者、一個南方的白人新教徒，我可能會影響他們自以為一直擁有的忠實選民。 因為自己犯下的罪孽已被公之于眾，所以直至我離開人世那一天他們都可以向我投石頭，我也由此發泄出了自己的憤怒。但讓我高興的是，憑著歷史的機遇，我有幸與這個反動和分裂勢力的最新化身做斗爭，目標就是實現一個更加完美的聯合。 53 6月初，我和蒂珀·戈爾共同發表了關于增強公眾精神健康意識的廣播講話。蒂珀是我任命的精神健康方面的官方顧問。近日，她勇敢地公布了自己治療抑郁癥的方法。兩天后，希拉里和我陪戈爾夫婦一同參加了白宮精神健康會議，探討如何應對得不到治療的精神疾病給個人、經濟和社會帶來的驚人損失。 這個月剩余的時間，我著重處理了以下問題：宣傳槍支安全提案；加強艾滋病疫苗的研制；為使貿易談判包括環境和勞動權利議題而努力；聽取總統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關于能源部武器實驗室安全問題的匯報；為合法移民恢復健康和傷殘撫恤金計劃；殘障人士因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失去醫療保健，如果他們支付不起治療費用，允許他們享受醫療補助的提案；頒布立法幫助剛脫離寄養的青少年完成到獨立生活的過渡；改革保健醫療制度并延長其信托基金的時間。 我一直盼望著7月的到來，因為這個月毫無疑問充滿了希望。我將宣布白頭鷲已不在瀕危物種之列；艾爾·戈爾將就佛羅里達州埃弗格萊茲大沼澤恢復計劃進行說明；希拉里也要從參議員莫尼漢位于紐約州北部平達角的農場開始“傾聽旅行”；我還要視察全國的貧困地區，以使我的“新市場計劃”為這些經濟有待發展的地區吸引更多投資。當然，除此以外，還有一些意外、棘手，甚至是悲劇性的事件。 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打電話詢問能否在7月4日來華盛頓，商討有關印巴僵持的危險局面。起因是幾周前佩爾韋茲·穆沙拉夫將軍指揮的巴基斯坦部隊越過克什米爾實際控制線，而這條控制線自1972年以來一直被視作印巴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的邊界線。謝里夫擔心這次由巴方引起的事端會走向失控，所以希望我們幫助加以解決，并進一步調停印巴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爭端。其實在這次危機之前，謝里夫就曾請我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幫忙，說這與中東和北愛問題一樣值得我關注。那時我解釋說美國之所以參與那些和平進程，是因為雙方都希望我們發揮作用。可是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印度堅決拒絕外界插手。 謝里夫的做法真令人費解。印度總理阿塔爾·貝哈里·瓦杰帕伊2月時就曾到巴基斯坦的拉合爾推動雙邊會談，旨在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以及其他分歧。但巴方越過實際控制線的行為破壞了會談結果。不知穆沙拉夫授權這次入侵是否是故意制造危機使美國卷入。無論如何，他已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 我告訴謝里夫，華盛頓隨時都歡迎他的到來，即使是在7月4日。但如果想讓我在獨立日接待他，他必須明白兩點：其一，他必須答應從實際控制線撤軍；其二，我不會答應干預克什米爾爭端，尤其在目前易被誤解為替巴方錯誤行為開脫的情況下。 謝里夫說無論怎樣他都想來。7月4日，我們在布萊爾賓館舉行會晤。天氣很熱，可巴方代表團習慣了這種炎熱，依舊身著傳統的白褲和長達膝蓋的短袖束腰外衣，似乎比我們還要舒服。謝里夫再次催促我介入克什米爾爭端，我便又一次解釋說，沒有印方的同意，這只能適得其反；但如果巴方撤軍，我會促使瓦杰帕伊恢復雙邊對話。他表示同意，隨后我們發表了聯合聲明：將采取措施恢復實際控制線；一旦沖突停止，我就會支持和鼓勵印巴雙邊會談的繼續和深入。 會晤之后，我想謝里夫此行的目的或許是利用美國的壓力為自己找個借口，以便命令部隊緩和沖突。我明白，他在國內立足不穩、困難重重，但我希望他能戰勝危機，因為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我需要他的合作。 巴基斯坦是與阿富汗塔利班組織保持密切聯系的少數國家之一。在7月4日的會談之前，我曾在三個場合請謝里夫幫助抓捕本·拉登：前一年12月的會談，侯賽因國王的葬禮，以及6月的電話交談及事后的信件中。我們的情報表明基地組織正計劃向全球所有地方的美國官員和設施實施襲擊，目標也可能是美國本土。我們成功地粉碎了他們的部分基層組織并逮捕了許多基地組織成員，但是除非抓到或殺死本，拉登和他的高級助手們，否則這種威脅將持續存在。我在7月4日的會談中告訴謝里夫，除非他提供更多的幫助，否則我將宣布巴基斯坦實際上在支持阿富汗的恐怖主義。 同謝里夫會面那天，我還簽署了一項行政令：通過凍結財產和禁止商業活動的方式實施對塔利班的經濟制裁。大約在那時，在謝里夫的支持下，美國官員開始訓練60名巴基斯坦士兵。他們將作為突擊隊員被派往阿富汗捉拿本·拉登。我對該計劃持懷疑態度，因為即使謝里夫想幫忙，巴軍方同情塔利班和基地組織者大有人在，不過我認為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機會，況且這對我們也沒有什么損失。 同謝里夫結束會談的第二天，我開始了“新市場計劃”巡回訪問，起點是肯塔基州的哈澤德。隨行人員很多，包括幾個企業經理、國會議員、內閣成員、杰西·杰克遜牧師和埃爾·弗羅姆。 我很高興杰克遜能來，也很高興我們是從美國最窮的純白人地區阿巴拉契亞出發。長期以來，杰西一直努力將更多的私營投資引入貧困地區。遭遇彈劾的時候，我們的關系越發密切，當時他對我們全家都極為支持，尤其是做出專門努力幫助切爾西。我們離開肯塔基州，先后又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戴爾、伊利諾伊州的東圣路易斯、南達科他州的松嶺印第安人保留區、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西班牙裔社區以及曾發生暴亂的洛杉磯沃茨社區。 盡管美國過去兩年的失業率剛過4％，但我走訪的這些社區和類似地方的失業率卻遠遠高于這一數字，人均收入也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松嶺保留區的失業率更是高于70％。然而，我們每到一處都能遇到聰明、勤奮的人們，他們有能力為國家經濟做出更多貢獻。 我認為把更多的投資引入這些地區不僅正確，而且從經濟上考慮也極為明智。我們正處于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生產力飛速提高。在我看來，有三種方法可以繼續加快發展卻不引起通貨膨脹：在海外出售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增加某些特定人群的就業機會，比如接受福利救濟者；促進投資過少和失業率過高地區的新市場增長。 我們在前兩方面做得很好，我們有250多項貿易協議和福利改革；在第三方面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建立了130多個授權區、企業社區、社區發展銀行，并嚴格執行《社區再投資法》。但是，太多的社區被落在后面。我正籌劃一項立法提案，在現有基礎上向城市貧民區、農村城鎮和印第安人保留區增撥150億美元。鑒于此舉能夠加快自由企業的發展，我希望得到兩黨的大力支持，而且令人欣慰的是，眾議院議長哈斯特爾特好像對此頗感興趣。 7月15日，巴拉克夫婦應邀來戴維營同希拉里和我共進晚餐。愉快的晚餐之后，埃胡德和我一直談到近凌晨3點。很明顯，他有誠意完成和平進程，并且認為選舉中的大獲全勝讓他責無旁貸地要把這件事做好。尤其是當我把卡特總統在1978年調解安瓦爾·薩達特和梅納赫姆·貝京談判的那幢樓指給他看時，他表示也想在戴維營做些實質性的工作。 與此同時，我還忙于讓北愛和平進程重新步入正軌。目前，由于對愛爾蘭共和軍解除武裝的時間應在新政府成立之后還是之前，新芬黨和統一黨在意見上有分歧，所以造成了僵局。我向巴拉克解釋了這一情況，他對愛爾蘭問題和本國問題的異同深感好奇。 第二天，小約翰·肯尼迪、他的妻子卡羅琳、卡羅琳的姐姐勞倫乘坐的小飛機在馬薩諸塞州沿海地區墜毀，三人身亡。從20世紀80年代相識以來，我就喜歡約翰，那時他還是洛杉磯米基·坎特律師事務所的實習生。1991年我首次在紐約州舉行競選活動時他就來過。在墜機事件前不久，我還興致勃勃地帶卡羅琳和約翰參觀了白宮二層的住所。特德·肯尼迪為失去一位親人寫下了另一句動人的悼文：“像他父親一樣，他是個全才。” 7月23日，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去世，享年70歲。他一直是美國的盟友，中東和平進程的支持者，我們的私交甚好。雖然又是臨時通知，老布什總統還是愿意和我們全家一同飛往摩洛哥參加葬禮。我同穆巴拉克總統、亞西爾·阿拉法特、雅克·希拉克以及其他領導人走在擺放在馬車上的豪華棺材后面，穿過了首都拉巴特三英里長的市中心。100多萬人肅立街道兩旁，悲慟地大聲叫喊著，向他們辭世的國王表示敬意。激動的人海中慟哭聲震耳欲聾，使這次送葬成了我參加過的最難以置信的事件之一。我想，哈桑國王應該感到欣慰了。 和哈桑二世的兒子兼繼承人穆罕默德六世進行了簡短的會談后，我飛回國內處理了幾天公務，然后又飛往薩拉熱窩，在那里和幾位歐洲領導人一起研究巴爾干半島的穩定方案，內容主要是為該地區的產品提供更大程度的市場準人，以滿足其短期需要和長期發展；促使歐洲東南部國家加入世貿組織；提供投資基金和信貸保障以促進私人投資。 夏天剩余的日子在我和共和黨人的繼續爭論中一晃而過，焦點集中在預算和他們提出的減稅的規模和分配上；迪克·霍爾布魯克最終被任命為駐聯合國大使，此事已經極不公正地擔擱了14個月；離希拉里宣布競選參議員也越來越近了。 8月，我們兩次前往紐約州尋找住所。28日，我們參觀了位于查帕奎的一座農莊住宅。那是19世紀末的建筑，新擴建的部分是1989年附加的，離曼哈頓約40英里。房子的老建筑很迷人，新建部分則寬敞明亮。上樓走進主臥室的瞬間我告訴希拉里這房子我們買定了。這間臥室位于1989年的新建部分，天花板很高，對著后院的那一面全是玻璃門，其余方向還有兩扇大窗戶。希拉里問我為什么這么堅定，我的回答是：“因為你要開始一場艱難的競選，肯定會有不愉快的日子。這個漂亮的房間沐浴著陽光，這樣每天早上醒來時你就會有個好心情。” 8月下旬，我到亞特蘭大給卡特總統夫婦頒發總統自由勛章，以褒獎他們離開白宮后作為普通公民所做的杰出貢獻。幾天后，在白宮舉行的儀式上，我將這一榮譽授予其他幾位杰出的美國人，包括福特總統和勞埃德·本特森，另外還有民權、勞工、民主和環保方面的積極分子，他們雖然沒有福特和本特森有名，但都對美國做出了獨特和持久的貢獻。 我也做了一些競選宣傳，和艾爾·戈爾一同去了阿肯色州，與當地的農民和來自南方的黑人領袖們見面，并參加了一個大型的募捐會，來的全是競選時支持過我的人。在瑪莎葡萄園為希拉里舉行的集會上，我還發表了講話并演奏了薩克斯；和她一同出席了在紐約州的活動，包括參加在錫拉丘茲舉行的州博覽會，我和到會的農民們度過了愉快的時光。我樂意為希拉里和戈爾的競選助威，我甚至期待著這樣一個時刻：一輩子接受到別人的幫助之后，我能以開始自己政治生涯的方式來結束它——幫助我信任的人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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