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戰線，我呼吁國會支持打擊“來自恐怖分子、國際罪犯、毒品走私販這個邪惡軸心的新威脅”；請參議院批準擴大北約+繼續資助我們在波斯尼亞的行動，資助對抗生化武器及想方設法獲得這些武器的非法國家、恐怖分子、犯罪集團帶來的威脅。 演講最后，我呼吁美國團結起來，展望未來：貧窮社區中授權區的數量增加到三倍；啟動一項凈水計劃，治理我國的河流、湖泊、近海水域；提供60億美元用于減稅和研發節能型汽車、清潔能源型住房和可再生能源；資助“下一代”因特網，使信息傳輸速度加快一千倍；資助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由于國會的反感該機構沒有財力處理手頭堆積的6萬宗涉及工作崗位歧視案。我還建議給予國家醫療研究所、國家癌癥研究所、國家科學基金會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增資，以使“我們這一代人最終能打贏對抗癌癥的戰爭，展開打擊一切致命性疾病的革命”。 結尾的時候，我感謝希拉里領導保護美國珍寶的新千年運動，這些珍寶中包括又舊又破的美國星條旗，這面旗幟激發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凱在1812年戰爭中創作了美國國歌。 我在發言中只字未提那件丑聞，最主要的新觀點就是“先儲備社保基金”。我擔心國會在沒有解決嬰兒潮一代人退休問題之前就會為即將出現的財政盈余打架，把錢浪費在減稅和其他開銷上。大多數民主黨人同意我的觀點，而大多數共和黨人不同意，不過在隨后的幾年里，我們在全國組織了一系列兩黨共同支持的討論會，不管會上發生了什么別的事，我們還是尋求共同點，爭論該如何提供退休保障，而不是要不要提供的問題。 這次演講兩天后，賴特法官命令，所有涉及莫妮卡·萊溫斯基的證據都排除在瓊斯案之外，因為那“對于核心問題不是至關重要的”，這樣斯塔爾對我證詞的調查就更值得懷疑了，因為偽證指的是錯誤表述“實質性”問題。這個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那件事爆發十天后，《芝加哥論壇報》公布了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對我工作的支持率上升至72％。我決心向美國人民顯示，我在恪盡職守，為民謀利。 2月5日和6日，托尼和切麗·布萊爾夫婦對美國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看著他們，我和希拉里都想到傷心處。他們令我們開懷大笑，托尼在公事上給予我堅強的支持，著重強調我們在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我們帶他們到戴維營與艾爾和蒂珀·戈爾夫婦共進午餐，并在白宮舉行國宴，席間欣賞埃爾頓·約翰和史蒂夫·旺德的表演。宴會之后，希拉里告訴我，紐特，金里奇就餐時坐在她和托尼·布萊爾那一桌，對她說，對我的指控“滑稽可笑”，即便是真的也“毫無意義”，不會“有什么結果的”。 在我和布萊爾的新聞發布會上，托尼說我不僅是他的同事而且是他的朋友之后，《華爾街日報》記者麥克·弗里斯比終于問到我等著的那個問題。他想知道，考慮到有這樣的痛苦和私生活中的這些問題，“什么情況下你認為不值得了，你會考慮辭職嗎？”“決不。”我回答道。我說自己努力將個人恩怨與政治分離開來，但是我越是努力，“其他人越是使勁從別的方向拽我”。盡管如此，“我決不會離開這個國家的人民和他們給予我的信任”，因此“我只會一直出來工作”。 月中，我和托尼·布萊爾繼續在全球尋求支持，對伊拉克發動空中打擊，以報復其驅逐聯合國檢查人員，科菲·安南在最后一刻得到薩達姆·侯賽因的同意，重新開始檢查。似乎薩達姆不推就不會動。 除了宣傳我新的倡議，我還花時間支持麥凱恩一法因戈爾德競選資金改革法案，不過這個月底參議院共和黨人槍斃了這個法案；讓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維·薩徹醫生宣誓就任新的衛生局長；巡視佛羅里達州中部颶風受災情況；宣布首批用于社區增強其預防對婦女施暴能力的撥款；為即將到來的選舉幫民主黨人籌款。 1月末和2月，有些白宮工作人員受到大陪審團傳喚。讓他們纏上這件事，我感到很難過，尤其是貝蒂·科里，她過去是想和莫妮卡·萊溫斯基做朋友的，而現在卻為此而受懲罰。我還感到后悔的是讓弗農·喬丹攪到這個漩渦里。我們曾是多年的密友，我經常看到他幫助有困難的人。這會兒他因為我成了被攻擊的靶子。我知道他沒做任何錯事，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原諒我給他惹的這些麻煩。 斯塔爾還傳喚了西德尼·布盧門撤爾，西德尼是名新聞工作者，也是我和希拉里的老朋友，他于1四7年7月到白宮工作。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斯塔爾想查明的是，西德尼對他的抨擊是否夠得上阻撓司法公正。這個跡象真讓人膽寒，表明斯塔爾多么敏感，多么愛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任何批評他的人。斯塔爾還傳喚了兩名私家偵探，《國民間詢報》曾雇他們追蹤傳聞中斯塔爾與一位小石城女人的緋聞。傳聞有誤，顯然是把人認錯了，但是這件事再一次反映出了雙重標準。他動用聯邦調查局特工和私家偵探窺視我的生活；一旦小報探究了他的生活，他就追究他們。 斯塔爾的戰術漸漸引起媒體注意。《新聞周刊》發表了一張兩頁的圖表，題為“陰謀還是巧合”，追蹤支持和資助斯塔爾調查“丑聞”的20多個保守派活動分子和組織之間的關系。《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很多過去的聯邦公訴人表示不安，不僅因為斯塔爾現在又開始關注我的私生活了，“而且因為他所調動的針對總統的火藥庫”。 斯塔爾備受指責的是，他強迫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母親違心地作證。斯塔爾應該遵循的聯邦指導原則要求，通常不應強迫家庭成員作證，除非他們也參與了所調查的犯罪活動，或者“攸關事宜”。2月初，全國廣播公司的新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6％的美國人認為斯塔爾的調查公正無私。 3月，故事還在繼續。我為瓊斯案所作的證詞外泄，顯然是瓊斯一方的人干的。雖然法官一再警告盧瑟福協會的律師不得外泄，也沒有人曾得到許可。8日，吉姆·麥克道戈爾在得州的聯邦監獄去世，為他漫長的每況愈下的生涯畫上了一個悲傷而略帶嘲諷的句號。據蘇珊·麥克道戈爾說，吉姆已經改變了口供迎合斯塔爾和希克·尤因，因為他實在不愿死在監獄里。 這個月中旬，“60分鐘”節目采訪了一位叫凱瑟琳·韋利的婦女，她聲稱在白宮工作時，我曾在她不愿意的情況下接近過她。這不是真的。我們有證據表明她的故事有疑點，包括她的朋友朱莉·希亞特·斯蒂爾所作的書面陳述，聲稱韋利曾讓她撒謊，說韋利在事情發生后不久就告訴了斯蒂爾那件我被指控的逸事，事實上韋利沒有告訴她。 韋利的丈夫已經自殺，留給她20萬美元的債務。一周內，新的報道說，在我打電話對她丈夫的死表示哀悼后，她告訴人們我要去參加他丈夫的葬禮；這是在指控事件之后。最后，我們公開了一打韋利寫給我的信，也是在指控之后，她在信上說她是“頭號克林頓迷”，她想“用我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來幫助我之類的話。接著有報道說她把自己的故事以3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小報或一本書，之后故事慢慢消失了。 我提到韋利的令人不快的謠言，是因為斯塔爾利用了它。首先，他以極不尋常的舉動，給了她“罪行豁免”——完全保護她可免除任何犯罪起訴——只要她說出“事實”。當她被認為沒有誠實地說出令人難堪的與另一位男子有染的細節時，斯塔爾又給了她豁免。相反，朱莉·希亞特·斯蒂爾，一位注冊的共和黨人，當她拒絕改變故事并為斯塔爾撒謊時，他卻對她提起訴訟。雖然她沒有被裁定有罪，卻在經濟上毀了她。斯塔爾辦公室甚至對她收養一個羅馬尼亞嬰兒的合法性提出質詢。 在圣帕特里克節，我會見了北愛爾蘭所有參加政治進程的政黨領導人，我還同格里·亞當斯和戴維，特林布爾一起進行了長時間訪問。托尼·布萊爾和伯蒂·埃亨想達成協議。我的基本作用是確保并推動各方在喬治·米切爾構建的框架下合作。我們的前面還有艱難的妥協，但我想我們在向那兒靠近。 幾天后，希拉里租我飛到非洲，遠離國內的喧囂。非洲是一個美國經常遺忘的大陸，但我認為在21世紀，不論好壞它都將發揮重大作用。對于希拉里和我同行我真的很開心；她很喜歡去年和切爾西一起對非洲進行的訪問，我們需要一起到外面走走。 訪問的第一站是加納，杰里·羅林斯總統和夫人娜娜·科娜迪·阿耶芒在獨立廣場舉行的儀式給了我們一個令人振奮的開始；廣場上擠滿了50多萬人。我們在高臺上，兩側是穿著色彩歡快的肯特土著人服裝的部落首領，欣賞幾個加納人演奏我所見過的最大的鼓。 我喜歡羅林斯并尊重這樣的事實，即通過軍事政變奪取權力后，他被選為總統，并再度當選，承諾在2000年離職。我們之間還有非直接的家庭聯系：在切爾西出生的時候，醫生得到一位很不錯的加納助產士的幫助，她是到阿肯色州來繼續讀書的。希拉里和我開始喜歡上了哈加爾·薩姆，我們很高興得知她也幫羅林斯的四個孩子接過生。 24日，我們到了烏干達，會見了約韋里·穆塞韋尼總統及夫人珍妮特。自從艾迪·阿明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以來，烏干達已走過很長的道路。就在幾年前，它的艾滋病比例是非洲最高的。通過一項稱為“重磅炸彈”的運動，強調節欲、教育、婚姻和避孕套，死亡率已減少一半。 我們中的四人去了兩個小村莊，穆科諾和旺揚熱，強調教育和美國資助的微型貸款的重要性。烏干達在過去五年已把教育經費增加三倍，在女子教育也包括男子教育上真的做了很大努力。我們在穆科諾見到的孩子穿著漂亮的粉紅色校服。他們看起來顯然很聰明，對事情很感興趣，但他們的學習材料是不夠的；教室里的地圖那么老，上面還有蘇聯。在旺揚熱，村里的廚師擴大丁業務，另一個婦女的經營也多樣化了，除了飼養小雞還養兔子，她得到了美國資助的微型貸款。我們遇到一個婦女，她的孩子才出生兩天。她讓我抱著她的兒子，．白宮的攝影師給這兩位都叫比爾·克林頓的家伙照相。 因為安全問題，特工處不想讓我去盧旺達，但我覺得應該去。作為對安全問題的讓步，我在基加利機場會見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和種族滅絕的幸存者。總統巴斯德·比齊蒙古是胡圖族，副總統保羅·卡加姆是圖西族，他們正試圖讓這個國家恢復原樣。卡加姆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政治領導人；他認定從人口占多數的胡圖部落產生一位總統，就能推動這個國家的和解進程。我承認美國和國際社會對阻止種族滅絕或防止難民營成為屠殺者的樂土行動不夠迅速，我提出幫助這個國家重建，支持戰犯法庭，讓大屠殺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 幸存者告訴我他們的故事。最后說話的人是位高尚的婦女，她說她的家人被他們的胡圖族鄰居指認是圖西族的殺人狂，而他們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在一起玩了多年。她被一把彎刀砍得嚴重受傷，六個孩子躺在她的身邊死了。 她告訴希拉里和我，她向上帝絕望地哭訴，她幸存下來了，然后明白“我的生命存在應該有一個理由，它不應該是復仇那樣卑鄙的事情。因此我盡我所能來幫助大家重新開始”。我被徹底征服了；這名高尚的婦女讓我的問題看起來小得可憐。她增強了我的決心，我要盡全力來幫助盧旺達。 我從開普敦開始對南非進行訪問，這是美國總統首次訪問南非。我向議會發表講話說，我來“部分是為了幫助美國人民用新的眼光來看看新非洲”。看到種族隔離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一起合作，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他們沒有否認過去或隱藏現在的分歧，但他們很有信心，他們會建設一個共同的未來。這得歸功于曼德拉所傳遞的和解精神。 第二天，曼德拉帶我們參觀羅本島，他囚禁生涯的頭18年是在那里度過的。我看了他干過活的采石場和不敲石頭時囚禁他的狹窄牢房。在約翰內斯堡，我拜訪了副總統塔博·姆貝基，他每年要和艾爾，戈爾就我們共同的議程會晤兩次，而且他幾乎肯定要成為曼德拉的繼承人；我為一個以羅恩·布朗命名的商務中心主持了落成儀式，他是那么熱愛南非；還訪問了一個小學。在索韋托，我和希拉里與杰西·杰克遜一起去了教堂，這個人口眾多的有色人種居住區產生了那么多反種族隔離的活動分子。 這時候，我已與曼德拉發展了真正的友誼。他是那么不尋常，不僅因為他在27年的牢獄生涯中令人驚訝地從仇恨走向和解，也因為他既是一個頭腦堅定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有愛心的人，盡管他長期受囚禁，卻從未失去對個人生活的興趣或展現愛、友誼與善良的能力。 我們的一次會談尤其有意義。我說：“曼迪巴（曼德拉的口語部落名，他讓我這么稱呼他），我知道你做了一件偉大的事，邀請看守你的獄卒來參加你的就職儀式，但你真的不恨那些囚禁你的人嗎？”他回答道：“我當然仇恨了多年。他們奪走了我最好的年華。他們在身體上和精神上折磨我。我沒能看到我的孩子們長大。我恨他們。然而有那么一天，當我在采石場干活的時候，用榔頭敲著石塊，我意識到他們已經拿走了我的一切，除了我的頭腦和心靈。這不經我同意他們無法帶走。我決定不放棄它們。”然后他看著我，笑了，“你也不應該放棄。” 我歇了口氣，問了他另外一個問題。“當你最后一次走出監獄的時候，你有沒有感到內心的仇恨再次升起？”“是的，”他說，“有一刻是的。然后我在思考，‘他們已囚禁我27年。如果我一直仇恨他們，他們還會再次囚禁我。’我要自由，因此我就放棄了仇恨。”他又笑了。這次他不需要說，“你也應該。” 這次訪問惟一一天假期是在博茨瓦納，這里的人均收入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最高的，艾滋病發病率也是世界最高。我們去喬貝國家公園旅行，看到了獅子、大象、黑斑羚、河馬、鱷魚以及20多種不同的鳥類。我們與一頭母象和官的孩子非常靠近——看起來太靠近了。它豎起象鼻，用水噴我們。這讓我邊笑邊想，如果共和黨人能看到他們黨的吉祥物向我們噴水，他們會有多么開心呀。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們沿著喬貝河輕松泛舟；我和希拉里握著手，看著日落，默念祝福。 我們的最后一站是塞內加爾，我們參觀了戈雷島上的“不歸門”，那么多非洲人從這里被運到北美當奴隸。就像在烏干達，我對美國在奴隸問題上的責仕和非洲裔美國人長期為自由而艱苦斗爭表示歉意。我介紹與我隨行的大型代表團，說他們“代表了3000多萬美國人，這是非洲送給美國的偉大禮物”。我承諾要與塞內加爾和所有非洲人一起合作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出于尊重賽內加爾絕大多數穆斯林，我還與總統阿卜杜·迪烏夫一起參觀了一座清真寺；訪問了一個在美國資助下從沙漠中恢復的村莊；以及美國軍事人員幫助訓練的塞內加爾軍隊，這是我的政府提出的非洲危機應對計劃的一部分，為的是讓非洲人更好地做好阻止戰爭的準備，防止出現另一個盧旺達。 這次訪問是美國總統對非洲進行的時間最長、最全面的一次訪問。國會兩黨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和一些知名人土與我一起隨訪，也帶去了一些我支持的項目，包括《非洲成長與機會法》，向非洲人表明我們在共同的歷史上正掀開新的一頁。盡管存在所有的問題，非洲還是一個有希望的地方。我已經從城市里巨大的人群臉上，從住在灌木地帶和沙漠邊緣的學生和莊稼人臉上看出來。非洲給了我一件偉大的禮物：那位盧旺達寡婦和納爾遜·曼德拉的智慧，讓我找到了更多內心的寧靜，這讓我可以面對今后的事情。 4月1日，我們還在塞內加爾，賴特法官同意我律師的提議，對瓊斯案進行總結性裁定，沒有進行判決就撤銷了這一案件，因為她發現瓊斯沒有提供可信的證據來支持她的指控。這一撤銷決定暴露出斯塔爾調查不公正的政治本質。現在他窮追不舍，理由是我在一份宜誓證詞里進行錯誤陳述，而法官已經說這份宜誓證詞沒有什么關聯，還說我在一個根本就毫無意義的案件中阻撓了司法公正。甚至已沒人談論白水事件了。4月2日，毫不奇怪，斯塔爾說他將繼續追查這件事。 幾天后，鮑勃·魯賓和我宣布美國將阻止160萬件進攻性武器的進口。雖然我們已在1994年的犯罪法案中禁止生產19種不同的進攻性武器，機靈的外國槍支制造商正試圖避開法律，對槍支進行改進，但它們的惟一意圖還是殺人。 4月10日是受難節，這是我當總統以來最愉快的一天。最后決定期限過了17小時后，北愛爾蘭所有各方都同意一項計劃，結束30年的宗派暴力。前一晚，我幾乎一夜未眠，想幫助喬治·米切爾結束這場談判。在凌晨2：30上床睡覺之前，除了喬治，我還和伯蒂·埃亨、托尼·布萊爾、戴維·特林布爾通電話，與格里·亞當斯也聊了兩次。5點，喬治叫醒我，要求我再次給亞當斯打電話，正式結束這場談判。 協定是一個非常好的成果，提倡多數人的統治和少數人的權利；共同的政治決策和共同的經濟利益；繼續與英國保持聯系并與愛爾蘭建立新聯系。締造條約的過程是從約翰，梅杰和艾伯特·雷諾茲決心尋求和平開始的，在約翰·布魯頓接替雷諾茲后繼續下去，最后由伯蒂·埃亨、托尼·布萊爾、戴維·特林布爾、約翰·休姆和格里·亞當斯共同完成。我給亞當斯的第一次簽證和隨后白宮緊鑼密鼓的參與發揮了作用，喬治·米切爾出色地處理了談判。當然，主要還要歸功于那些需要做出艱難決定的人，北愛爾蘭的領導人、布萊爾、埃亨，還要歸功于北愛爾蘭的人民，在兇險的過去面前，他們選擇了和平的希望。協議必須經過5月X日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的全民公決來批準。帶著幾許愛爾蘭式的生動，它被稱為《受難節協定》。 這時候，我飛到休斯敦約翰遜航天中心，討論最新的航天任務。這次發射宇宙飛船將進行26項關于空間對人體影響的實驗，包括大腦如何適應，內耳和人的平衡系統會發生什么變化。聽眾中有一位這次航天飛行的成員，他就是77歲高齡的參議員約翰·格倫。他參加過二戰和朝鮮戰爭的149次空中行動，35年前，約翰成為美國第一批宇航員。他正要從參議院退休，渴望再次進入太空。國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長丹·戈爾丁和我強烈贊同格倫的參與，因為我們的空間機構想研究太空對人的老化的影響。我一直是空間計劃的大力支持者，包括國際空間站計劃和即將到來的對火星的探測；約翰·格倫最后一次歡呼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顯示空間探索的實際好處。 然后，我飛到智利進行國事訪問，并參加第二次美洲國家峰會。經歷了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長期強硬的獨裁統治，在現任總統愛德華多·弗賴的領導下，智利看起來堅定地堅持民主，總統的父親在60年代曾是這個國家的總統。首腦會晤后不久，麥克，麥克拉蒂辭去了美洲事務特使的職務。從他擔任這個職務四年以來，這位老朋友已經對這個地區進行了40多次訪問，這么做傳遞了一種信號，那就是美國承諾要成為一個好鄰居。 月末的時候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我給1993年投票支持預算的國會成員舉辦了一場招待會，包括那些因為這么做而失去席位的人，宣布自1969年以來，赤字第一次被完全消除了。這一進展在我就職時無法想像，沒有對1993年經濟計劃的艱難投票，這也是不可能的。這個月最后一天，參議院以80對19票批準了另一件我主要關心的事情——讓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加入北約。 5月中旬，印度進行了五次地下核試驗，動搖了我們禁止核試驗的努力。兩周后，作為回應，巴基斯坦進行了六次核試驗。印度聲稱它的核武器對威懾中國是必要的；巴基斯坦說它是在對印度做出反應。兩國公眾輿論強烈支持擁有核武器，但這是一個危險的主張。一方面，我們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確信，不同于冷戰中的美國和蘇聯，印度和巴基斯坦幾乎不知道對方的核能力和使用政策。印度核試驗后，我敦促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不要跟風，但他無法抵擋政治壓力。 我對印度的決定深表關切，不僅因為我認為這很危險，而且它阻礙了我們改善印美關系的政策，讓我很難得到參議院支持來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法英兩國已經這么做了，但國會中的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情緒越來越強烈，這表現在一些做法上，比如沒有通過立法快速通道決議，拒絕支付我們拖欠的聯合國會費，拒絕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貢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問題尤其重要。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威脅影響到世界其他經濟脆弱地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主動實施一個有雄厚資金支持的對策。國會正在損害全球經濟穩定。 核試驗的爭議正在展開，我不得不離開進行另一次訪問，參加在英格蘭伯明翰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八大工業國首腦會議。路上，我在德國停留，與赫爾穆特·科爾在無憂宮會晤，這是腓特烈大帝的王宮；參加了柏林空運50周年慶典；與科爾在前東德愛森納赫的通用汽車歐寶工廠一起公開露面。 科爾正爭取再次當選，除了參加空運紀念慶典，我和他在其他場合露面引起了幾個問題，尤其是他的社會民主黨對手格哈德·施羅德的競選綱領看起來非常像托尼·布萊爾和我在提倡的內容。除了俾斯麥，赫爾穆特已經比德國任側一位總理任職時間都長，而且他在民意測驗中落在后面。但他是美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無論選舉結果如何，他的遺產是確定的：一個聯合的德國，強有力的歐盟，與民主的俄羅斯的伙伴關系，在德國的支持下結束波斯尼亞戰爭。我離開德國之前，與施羅德進行了友好會談，他已從很普通的開始走到政治最高層。他給我的印象是堅定、精干，對想要做的事情頭腦清醒。我希望他一切都好，并告訴他如果他贏得選舉，我會竭盡全力幫他取得成功。 我到達伯明翰時，看到這個城市已經經歷了非常難得的復興，比30多年前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更漂亮了。會議議程很有用，呼吁國際經濟改革；在反毒品走私、洗黑錢和販賣婦女兒童等方面進行更廣泛的合作；在美國和歐盟之間建立反對恐怖主義的具體聯盟。但無論這些有多么重要，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件讓它相形見絀：印度核試驗；印度尼西亞政治和經濟崩潰；中東和平進程停滯；科索沃爆發戰爭的前景；即將到來的《受難節協定》的全民公決。我們譴責了印度的核試驗，重申我們對《核不擴散條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支持，我們想要一個全球條約禁止生產核武器所需的核原料。在印度尼西亞，我們敦促經濟和政治改革，看起來這不可能出現，因為這個國家的金融處于那么可怕的混亂狀態，短期內必要的改革甚至會讓普通印度尼西亞人生活更艱難。幾天之內，總統蘇哈托辭職，但印度尼西亞的問題沒有隨之而去。它們不久就會花我更多的時間。在理順以色列的政治形勢之前，我們無法在中東做任何事情。 在科索沃這個塞爾維亞最南部的省，大多數人是阿爾巴尼亞穆斯林，米洛舍維奇的統治讓他們惱火。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塞爾維亞人攻擊了科索沃人之后，美國對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和黑山）實行武器禁運，幾個國家還對塞爾維亞實施經濟制裁。一個由美國、俄羅斯和幾個歐洲國家組成的聯絡小組正在工作，以緩和危機。八大工業國支持聯絡小組所做的努力，但不久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 北愛爾蘭再次帶來惟一的好消息。超過90％的新芬黨成員認可了《受難節協定》。由于約翰·休姆和格里·亞當斯的工作，協定肯定會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支持。新教徒的意見更分裂。經與各方協商，我決定不從伯明翰到貝爾法斯特去親自對這個協定發表看法。我不想給伊安·佩斯利任何彈藥來攻擊我，說我作為一個局外人卻告訴北愛爾蘭人該怎么做。相反，托尼·布萊爾和我會見了記者，并與英國廣播公司和有線電視新聞網進行兩次長時間的電視采訪，支持全民公決。 5月20日，投票前兩天，我向北愛爾蘭人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電臺講話，承諾如果他們投票“給你們和你們的孩子一個永久的和平”，美國會予以支持。而那正是他們所做的。《受難節協定》得到71％的北愛爾蘭人支持，包括大多數堅定的新教徒。在愛爾蘭共和國，90％多的人支持它。我從未如此為我的愛爾蘭血統感到自豪。 我在日內瓦做了停留，敦促世界貿易組織采取更公開的決策程序，在貿易談判中更多考慮勞工和環境狀況，聽取普通公民代表的意見，因為這些普通公民覺得置身于全球經濟之外。之后，我飛回美國，但沒有遠離世界問題。 那一周，在美國海軍學院開學典禮上，我列出了一個積極的方法對付復雜的全球恐怖主義網絡，包括一個偵察、阻止和保衛計劃以應付恐怖分子攻擊我們的電力系統、供水、警察、救火和醫療服務、空中交通控制、金融服務業、電話系統、計算機網絡，協力防止生物武器的傳播和使用，讓人們免受其害。我提議加強《生物武器公約》中的檢查體系；給我們軍隊接種疫苗，對付生物威脅，尤其是炭疽；訓練更多的州和地方官員及國民警衛隊員應對生物武器攻擊；升級我們的檢查系統和警告系統；存儲藥品和疫苗，防止可能發生的生物武器襲擊；增強研究和開發力度，發明新一代疫苗、藥品和診療工具。 過去幾個月，生物武器襲擊的可能性令我尤其擔心，或許有一種武器可以通過遺傳上的改變來抵抗現有的疫苗和藥品。去年12月，在復興周末活動中，我和希拉里安排與克雷格·文特爾吃飯，他是一位分子生物學家，他的公司正試圖完成人類基因組排序。我詢問克雷格關于遺傳圖譜讓恐怖分子開發合成基因的可能性，是否可能重新設計現有病毒，或把天花與其他致命病毒結合，使它更具危害性。 克雷格說那些事情都是可能的，敦促我閱讀理查德·普雷斯頓的新小說《眼鏡蛇事件》，一本讓人毛骨悚然的小說，講述了一個瘋狂的科學家想通過讓紐約城感染“腦瘟疫”來減少世界人口，這種病毒是把天花和一種昆蟲病毒結合在一起，可以毀壞人的神經。當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驚訝地看到在普雷斯頓的致謝詞中提到了一百多位科學家、軍事和情報專家，以及我自己政府內的官員。我敦促幾位內閣成員和金里奇議長讀一讀。 1993年，在世界貿易中心發生爆炸案后，我們已很清楚，恐怖主義會在國內發動攻擊，俄羅斯的一位叛逃者告訴我們，他的國家儲存了巨量的炭疽、天花、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病菌，甚至在蘇聯解體以后還在繼續生產這些病毒。于是，我們擴大了納恩-盧格計劃的范圍，與俄羅斯的合作包括了生物武器，不再局限于核武器方面。 1995年，東京地鐵發生沙林毒氣事件后，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理查德·克拉克領導的反恐安全小組，開始重點研究防范化學和生物襲擊的國防計劃。1995年6月，我發布第39號總統決策令，讓不同政府部門明確各自的責任，防止和應付那樣的襲擊，減小恐怖主義者秘密行動的能力，主動出擊抓捕國外恐怖分子。在五角大樓，有幾名軍事和文職領導人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們中有海軍陸戰隊司令查爾斯·克魯拉克和海軍部次長理查德·丹齊格。在1996年后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可了丹齊格的建議，給整個軍隊注射疫苗，防止炭疽。一位狂熱分子用假身份，從一個實驗室以約300美元購買了三小瓶瘟疫病毒，在他被抓之后，國會也行動起來，更嚴格地控制美國實驗室的生物戰劑。 到1997年后期，在確認俄羅斯擁有比我們以為的更巨量的細菌戰戰劑后，我授權美國同那些在蘇聯時代曾在大量生產生物武器的研究所工作的科學家合作，希望這樣能夠準確了解目前的情況，阻止他們向伊朗或其他高價購買者提供專業知識或生物戰劑。 1998年3月，迪克，克拉克召集政府部門約40人在布萊爾賓館進行“桌面演習”，商量如何應付使用天花、化學戰劑和核武器的恐怖襲擊。結果令人擔憂。如果使用天花，將要花費太多的時間和付出太多的人身傷亡來控制傳染病。抗生素和疫苗儲備不充足，檢疫法已經陳舊，公共健康體系狀況不佳，國家緊急狀況計劃沒有很好籌劃。 幾周后，應我的要求，克拉克召集了七位科學家和應急反應專家，其中包括克雷格·文特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物學家約書亞·萊德伯格，他已花了幾十年進行反生物武器的研究；紐約市緊急措施局局長杰里·豪厄爾。在比爾·科恩、珍妮特，雷諾、唐納·沙拉拉、喬治·特內特和桑迪·伯杰的陪同下，我用幾個小時會見了這個小組，討論威脅和應對辦法。雖然前一晚我幾乎未眠，以幫助結束北愛爾蘭和平協議，我還是認真聽取了他們的講話，并問了很多問題。我聽到的每一點都讓我確信我們還沒有做好應付生物襲擊的準備，即將擁有的基因排序和重組能力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影響深遠。會議將要結束時，萊德伯格博士給了我一份最新《美國醫學會雜志》，這一期專門討論了生物恐怖主義的威脅。讀完之后，我對此更關切了。 不到一個月后，這個小組呈遞給我一份報告，提出了一些建議，在未來四年花費將近20億美元讓公共醫療系統擴容，建立國家抗生素和疫苗儲備，尤其是防天花的疫苗，通過基因工程加強研究開發更好的藥品和疫苗。 在發表安納波利斯演說那天，我還簽發了另外兩份關于恐怖主義的總統決策令。第62號決策令提出了十點反恐動議，給政府各部門分配責任，讓他們擔負具體職責，包括拘捕、遣送和起訴恐怖分子，阻斷其網絡；阻止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處理恐怖襲擊的善后事務；保護重點基礎設施和計算機系統；保護海內外的美國人。 第62號總統決策令還設立了國家反恐和保護基礎設施協調員一職；我任命迪克·克拉克擔任該職，他從一開始就是我們在反恐問題上的負責人。他是職業專家，曾為里根總統和布什總統工作，組織政府的反恐工作敢作敢為又非常適度。第63號總統決策令建立了國家基礎設施保護中心，以便首次準備一份全面計劃以保護我們一些關鍵的基礎設施，比如交通、電信和供水系統。 月末，斯塔爾試圖強迫蘇珊·麥克道戈爾在大陪審團前作證，但他又失敗了；他第六次質問希拉里，用了近五個小時；再次用稅收問題指控韋布·哈貝爾。幾位前檢察官質疑斯塔爾非同尋常的舉動是否恰當；哈貝爾主要被再次指控對顧客過度收費，因為他沒有就這筆錢交稅。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是，斯塔爾還指控哈貝爾的妻子蘇濟，因為她在兩人聯合所得稅申報單上簽了字；他還起訴了哈貝爾的朋友邁克，肖費勒會計師和查爾斯·歐文律師，因為在哈貝爾遇到麻煩的時候，他們在經濟問題上給哈貝爾提供免費建議。哈貝爾在答復中很直率：“他們認為通過指控我的妻子和朋友，我就會講一些總統和第一夫人的謊話。我不會這么做的……我不會撒總統的謊。我不會撒第一夫人的謊，或撒其他任何人的謊。” 5月初，斯塔爾繼續推行恐嚇策略，指控蘇珊·麥克道戈爾嚴重藐視法庭，妨礙司法，因為她繼續拒絕與大陪審團說話，她曾因藐視法庭被囚禁18個月。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斯塔爾和希克·尤因無法威逼蘇珊·麥克道戈爾撒謊，這讓他們非常棘手。雖然這可能又要花費蘇珊幾乎一年的時間來證明，但她比他們堅定多了，最終她會得到澄清。 6月，斯塔爾最終陷入了一點困境。史蒂芬·布里爾在《容匯》上發表一篇文章，著重指出獨立檢察官辦公室非法泄露消息的策略，報道說斯塔爾在一個90分鐘的采訪中承認泄密，法官諾爾瑪·霍洛韋·約翰遜裁定“可能有理由”相信斯塔爾的辦公室向媒體“嚴重并反復”泄密，戴維·肯德爾可以傳訊斯塔爾和他的助手們，以便找出泄密的源頭。因為法官的裁定涉及到大陪審團的訴訟程序，這個決定被秘密實施。奇怪的是；斯塔爾這方面的工作卻沒有被泄露給媒體。 5月29日，巴里·戈德華特去世了，終年89歲。對他的去世我很傷心。雖然我們屬于不同的黨派，哲學觀也不同，但戈德華特對我和希拉里出奇地和善。我也很尊敬他，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一位老式自由派，認為政府不應該干涉公民私人生活，信奉政治戰應該集中在觀念上，而不是個人攻擊。 春天的其余時間我在為立法計劃游說，并從事手頭的工作：發布了一個行政命令，禁止招募聯邦文職工作人員的時候歧視同性戀者；支持鮑里斯·葉利欽的新經濟改革計劃；在白宮接待巴林的埃米爾；在聯合國關于打擊全球毒品走私的大會上發言；接待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國事訪問；在加州的蒙特雷主持了全國海洋會議，在那里我把禁止在加州海岸開采石油的禁令延長了14年；簽署法案，提供經費÷為我們25％沒有防彈背心的執法官員購買防彈背心；在三所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言，在六個州為民主黨競選。這是忙碌但很正常的一個月，除了在俄勒岡州的斯普林菲爾德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旅行。在這個城市，一個15歲的男孩攜帶半自動武器打死并打傷了幾個同學。它是一系列校園槍擊案最近的一起，在阿肯色州的瓊斯伯勒、密西西比州的珍珠城、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埃丁伯勒都發生了致命的意外事件。 槍殺事件既讓人心碎也令人煩惱，青少年犯罪整體呈下降趨勢。對我來說，似乎這種暴力事件的發生是可預期的，至少部分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中過度美化暴力事件，而且很容易讓孩子得到致命的武器。在所有校園槍擊事件中，包括其他幾起沒有出現死亡的事件，年輕的罪犯看起來是被激怒和孤立，或者是受某種黑暗生活哲學控制的。我懇請珍妮特·雷諾和迪克·賴利給教師、父母和學生一份指南，注意問題青年經常表現出來的早期預警信號，并附有應對策略。 我去了斯普林菲爾德高中，會見了受害者家屬，聽取了事情發生經過，對學生、教師和居民發表講話。他們精神上受了創傷，對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們的社區感到驚訝；經常在這樣的時候，我覺得我所能做的就是與人們一起分擔悲傷，向他們保證他們都是好人，鼓勵他們重新站起來，繼續前進。 春夏之交，到了開始我計劃已久的中國之行的時候了。雖然美國和中國在人權、宗教與政治自由及其他事情上仍存在相當多的分歧，我仍期待著這次旅行。我認為江澤民在1997年訪美時表現不錯，他期待著我的回訪。 這次訪問對我們兩國來說都不平靜。我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后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中國試圖影響1996年大選的指控還沒有解決。而且，有些共和黨人在攻擊我允許美國公司用中國火箭發射商業衛星，盡管中國并沒有獲得這些衛星技術，而且這種做法始于里根政府，一直持續到布什時代，為的是節省美國公司的錢。最后，許多美國人擔心中國的貿易政策和它容忍非法復制和銷售美國圖書、電影和音樂，會導致美國人失去工作。 對中國人來說，許多官員憎恨我們批評中國的人權，認為干涉了他們的內部事務，其他一些人認為，盡管我有許多積極的言論，其實美國的政策是想遏制中國，而不是與中國在21世紀進行合作。 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經濟發展迅速，必將在經濟和政治上對美國和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如果可能，我們必須建立積極的關系。不去中國會是愚蠢的決定。 前往中國前一周，我任命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比爾·理查森接替費德里科·培尼亞擔任能源部長，任命迪克·霍爾布魯克為新的聯合國大使。理查森這位新墨西哥州的前國會議員接任這一工作順理成章，能源部有兩個重要的研究實驗室就在新墨西哥州。霍爾布魯克有能力解決聯合國的問題，他也有經驗和智慧對我們的外交政策小組做出貢獻。隨著新麻煩在巴爾干地區醞釀，我們需要他。 6月25日，希拉里、切爾西和我抵達中國，隨訪的還有希拉里的母親多蘿西和一個代表團，團員有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部長魯賓和戴利，以及六位國會議員，包括來自密歇根州的約翰，丁格爾，眾議院任職最久的議員。約翰的隨訪很重要，因為密歇根州依賴汽車工業，這讓它成為保護主義情緒的中心。我很高興他希望來親眼看看中國，用他自己的判斷力決定是否應該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我們的訪問從古都西安開始，中國人在那里精心舉辦了一個漂亮的歡迎儀式。第二天，我們有機會穿行在一排排兵馬俑中間，并與下河村的村民舉行了圓桌討論。 兩天后，我們進入正題，江澤民主席和我會晤，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并通過電視現場直播。我們誠懇地討論分歧，也討論我們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愿望。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他們的領導人與一位外國元首真正就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進行辯論。江澤民對自己公開應付這些問題的能力越來越自信，他信任地讓我不失尊重地發表不同看法，同時也強調我們在結束亞洲金融危機、推進核不擴散和促進朝鮮半島和解等問題上的共同利益。 我倡導中國應該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人權，江澤民回答說，美國高度發達，而中國的人均年收人才700美元。他強調我們歷史不同，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我敦促江澤民與達賴喇嘛會晤，他說，大門是敞開的，只要達賴喇嘛首先聲明西藏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補充說，早就與西藏的佛教界領袖們有“幾條交流渠道’’。我說，我認為如果江澤民和達賴喇嘛真的會晤，他們會相互非常喜歡對方的，這時候觀眾們笑了。我還試圖提出一些實際建議，推動中國的人權。比如，仍然有一些中國公民因為一些不再存在的罪名而被關在監獄。我建議釋放他們。 記者招待會的主要部分是辯論。我想讓中國公民看到美國支持那些我們認定的普遍人權，希望中國官員看到更多的開放不會導致社會解體，考慮到中國的歷史，可以理解他們對此非常擔憂。 參加完江澤民和夫人王冶坪舉行的國宴后，江澤民和我輪流指揮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隊。第二天，我們一家到崇文門教堂參加星期天禮拜儀式，這是北京最早的新教教堂，是政府批準的幾個禮拜場所之一。許多基督徒在家里秘密集會。宗教自由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很高興，江澤民同意我派一個美國宗教領袖代表團來中國，包括一位拉比、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和一位福音派牧師，進一步商討這件事。 我們參觀了紫禁城和長城，我與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了一次問答討論。我們討論了中國的人權，但他們也就美國人權問題向我發問，問我該采取什么措施讓美國人民增加對中國的理解。對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國家變革同時又以這個國家為豪的年輕中國人，這都是些公平的問題。 朱镕基總理為代表團設午宴，我們一起討論了中國面臨的經濟和社會挑戰，以及那些為了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仍需解決的問題。我強烈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的是讓中國繼續融人全球經濟，進一步接受國際法則，愿意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就一系列其他問題進行合作。那天晚上，江主席和夫人邀請我們到官邸吃飯，它位于一個安靜的湖畔，這個地方住著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我與江澤民在一起時間越長就越喜歡他。他很有魅力，風趣，有極強的自豪感，但總是樂意傾聽不同的看法。雖然我并非總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讓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盡可能快地讓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改變。 我們從北京前往上海，這個城市的起重機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多。希拉里和我與一群年輕些的中國人就中國的問題和潛力進行了一場引人人勝的討論，他們中有教授、商人、一位保護消費者權益人士和一位小說家。這次訪問中最受啟發的經歷是我和市長一起參加電臺直播，回答聽眾打電話提出的問題。給我提的問題很好但也是預料得到的經濟和安全問題，給市長提的問題更多；向他提問的人感興趣的是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計算機，擔心隨著城市越來越繁榮和越來越膨脹出現交通堵塞。我不禁想到，如果市民向市長抱怨交通堵塞，這說明中國政治正朝著正確方向前進。 回國之前，我們飛到桂林與環保主義者會晤，討論森林的破壞和特有野生動植物的消失。我們坐船沿著漓江行進，兩岸大面積的石灰石地層景觀奇絕，似乎它們沖破柔美的鄉村風景聳立在那里。桂林之行后，我們在香港做了停留，會晤了董建華，他是中國人選定的回歸后的行政長官。他在美國住過多年，是一個久經歷練的聰明人。董建華要平衡喧鬧的香港政治文化和更強調大局的中央政府，忙得不可開交。我又見到了民主倡導者李柱銘。中國承諾讓香港保留更民主的政治體制，但我清楚的印象是，回歸的細節問題仍在商量中，雙方對于目前的形勢都不是十分滿意。 7月中旬，艾爾·戈爾和我在國家科學院舉行活動，強調政府正努力避免電腦在新千年到來的時候崩潰。人們普遍擔憂，許多計算機系統不會變到2000年，這將導致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幾百萬美國人的事務被打亂。我們組織了由約翰·科斯基寧領導的機構，竭盡全力確保所有政府系統為新千年做好準備，并幫助私人企業做好調整。只有這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才能確信是否已經成功了。 16日，我又簽署一份我最優先考慮的法案——《兒童資助表現與獎勵法》。1992年以來，我們的籌資已經增加了68％；又有140萬家庭在接受兒童資助。這個法令將懲罰那些沒有對兒童資助檔案進行自動化管理的州，對那些已成功達到表現要求的州在經濟上進行獎勵。 這時候我宣布購買8000萬蒲式耳小麥，分發給那些食品短缺的國家。糧食價格在下降，購買糧食不僅滿足了人道主義需要，而且可為處境困難的農場主把小麥價格每蒲式耳提高13美分。國內部分地區的酷熱讓許多農作物受損，我懇請國會通過農場緊急援助一攬子計劃。 臨近月末，邁克·麥科里宜布秋天辭去白宮新聞秘書的職位，我將任命他的助手喬·洛克哈特代替他，洛克哈特曾是我第二次競選總統時的新聞秘書。麥料里在這個要求很高的職位上表現出色，回答難纏的問題，清晰并機智地解釋政府政策，長時間工作，全天隨時待命。他想看著他的孩子長大成人。我很喜歡喬·洛克哈特，媒體似乎也喜歡他。而且，他喜歡和我打牌；我們之間的過渡應該很順利。 7月，我繼續在國內按計劃推動工作日程，迪克·霍爾布魯克飛往貝爾格萊德，與米洛舍維奇會面，爭取解決科索沃危機；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國內選舉失利后辭職；納爾遜·曼德拉迎娶莫桑比克前總統遺孀，可愛的格拉加·米歇爾，格拉加還是在非洲戰爭中為禁止兒童參軍而斗爭的領袖人物；肯·斯塔爾仍舊苦心經營著針對我的案子。 他堅持要我的一些特工作證，包括我的貼身特工隊長拉里·科克爾。特工處拒絕了這一要求，前總統布什也兩度寫信反對這種做法。除非總統進入了白宮官邸，其他時候特工人員總是伴在他身邊或站在他待的房間外面。總統靠特工來保護他們，以及保護他們的秘密。特工人員無意中聽到各種各樣的交談，涉及國家安全、內政、政治斗爭、人際斗爭。他們以滿腔的奉獻精神、專業的技能和審慎的判斷力輔佐來自兩黨的總統和整個國家。現在斯塔爾要置這一切于危險之中——他所調查的不是間諜或水門事件那種濫用聯邦調查局權力的行徑，或類似伊朗門那樣肆意蔑視法律的事件，而是在面對那些欺詐性的問題時，我是否給出假的答案，是否慫恿莫妮卡·萊溫斯基也這樣做。 這個月底，斯塔爾給予莫妮卡·萊溫斯基免于起訴的豁免，回報她在大陪審團前作證，并傳喚我也要去作證。29日，我同意自愿作證，于是傳票被撤回。我不能說自己是期待著這樣做。 8月初，我在華盛頓與十位印第安部落首領會面，宣布全面努力增加美國原住民在教育、醫療、經濟方面的機會。我的政府間事務助理米基·伊巴拉和部落聯絡官林恩·卡特勒很認真地做著這項工作，而這也是非常需要做的事。盡管美國的失業率是28年來最低的，犯罪率是25年來最低的，靠福利生活的公民人數比例也是29年來最低的，但那些還沒有通過賭博業富起來的美國原住民社區情況還是很糟糕，只有不到10％的美國原住民上過大學，他們患糖尿病的幾率是白種美國人的三倍，仍是美國各種族中人均收入最低的。有些部落失業率超過50％。我們將采取的新步驟令這些部落首領們備受鼓舞，會后，我心存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們。 第二天，美國駐坦桑尼亞和肯尼亞的大使館遭炸彈襲擊，兩者相隔不到五分鐘相繼爆炸，死亡257人，其中12名美國人，傷5000人。初步證據顯示是奧薩馬·本·拉登的組織，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基地組織發動了這場襲擊。2月末，本·拉登發出圣戰宣告，號召襲擊美國在全世界的軍事和民用目標。5月，他說他的支持者會襲擊美國在海灣的目標，并說要“將戰爭帶到美國本土”。6月他在接受一位美國記者采訪時威脅要用防空導彈擊落美國軍用飛機。 此時，我們已追蹤本·拉登多年。我的第一任期之初，托尼·萊克和迪克·克拉克就給中央情報局施壓，要求多弄些這個沙特富人的情報，此人1991年被驅逐出祖國，1994年失去公民身份，居住在蘇丹。 開始，本·拉登似乎是在經濟上資助恐怖行動，但我們漸漸了解到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恐怖組織的頭領，除了他本人的財富，還能得到大量錢財，車臣、波斯尼亞、菲律賓等好幾個國家都有他的特工。1995年，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后，我們阻止了穆斯林游擊隊控制那里的企圖，并與當地官員合作，制止了一起引爆12架從菲律賓飛往西海岸的飛機的陰謀，但是，本·拉登的跨國組織仍在發展壯大。 1996年1月，中央情報局在反恐中心設立了一個工作站，專門盯著本，拉登及其組織，之后不久我們開始敦促蘇丹驅逐本·拉登。當時蘇丹實際上是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難所，包括前一年6月試圖刺殺穆巴拉克總統和成功暗殺其前任安瓦爾·薩達特的埃及恐怖分子都在那里。蘇丹的領導人哈桑·圖拉比和本·拉登的觀點一樣激進，而且兩個人都涉足很多生意，自合法經營到武器制造和支持恐怖分子。 我們一邊迫使圖拉比驅逐本·拉登，一邊要求沙特阿拉伯接收他。沙特不想讓他回來，但本·拉登最終于1996年年中離開蘇丹，顯然和圖拉比的關系還不錯。他轉到阿富汗，在那里，他受到塔利班領導人毛拉·奧馬爾的熱烈歡迎，塔利班是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激進穆斯林神權統治的遜尼派軍事組織。 1996年9月，塔利班奪取了喀布爾，并開始奪取阿富汗其他地區。到年底，中情局的本·拉登工作站已對他和他的基層組織有了很好的了解。幾乎在一年后，肯尼亞當局才逮捕了一個人，認為這個人與襲擊美國使館的恐怖陰謀有關。 爆炸發生后的那一周，我繼續執行正常計劃，到肯塔基州、伊利諾伊州和加利福尼亞州訪問，推動《病人權利法案》和我們的凈水計劃，幫助民主黨贏得那些州的選舉。除了一些公開活動，我大多數時間在與我們的國家安全小組討論該如何對非洲的襲擊做出反應。 8月13日，我們在安德魯空軍基地舉行儀式，紀念12名遇難者中的10人。本·拉登認為這些人該死，只不過因為他們是美國人，包括一位我見過兩次的職業外交官和他的兒子；一位正在休假中照料年老父母的婦女；一位印度出身的使館官員，她周游世界，為接納了她的國家工作；一位正在挽救非洲兒童免于疾病和死亡的流行病學專家；一位有三個小孩的母親；一位自豪的新奶奶；一位白天為使館工作的有才藝的爵士音樂家；一位同肯尼亞人結婚的使館行政人員；三位軍士，分屬陸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據各種說法，本·拉登受到一種信仰的毒害，他認為自己擁有絕對真理，因此可以以上帝的名義隨意地殺害無辜群眾。我們追蹤這個組織多年，我早就知道他是一個可怕的對手。非洲屠殺之后，我集中精力，希望要么抓住他，要么殺死他，摧毀基地組織。 使館爆炸后一周，我向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人民發表了錄像講話，他們的損失遠比我們大，我會見了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都確認基地組織要對此負責，并報告說一些罪犯已被逮捕。 我另外得到情報，說基地組織曾計劃襲擊駐阿爾巴尼亞地拉那的使館，我們的敵人認為美國很脆弱，因為我們的注意力正被我的個人行為爭議所分散。我們關閉了駐阿爾巴尼亞使館，派了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員去保衛它，并開始與當地政府合作，想摧毀基地組織在那里的分支。但我們在基地組織開展活動的國家也有一些使館。 中情局還得到情報，本·拉登和他的高級助手們計劃于8月20日在阿富汗的一個營地開會，評估襲擊的影響，計劃下一次行動。這次會議將給我們提供報復機會，甚至可能消滅基地組織的許多領導人。我請桑迪·伯杰負責軍事行動的整個過程。我們必須選定目標，部署必要的軍事資源，想好如何應付巴基斯坦。如果我們發動空中打擊，我們的飛機將飛越巴基斯坦領空。 雖然我們想與巴基斯坦合作，消除印度次大陸的緊張局勢，而且我們兩國在冷戰期間還曾是盟友，但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進而支持基地組織。巴基斯坦情報機構使用一些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用來訓練塔利班和克什米爾叛亂分子的營地。如果巴基斯坦預先知道我們的攻擊行動，很有可能他們的情報機構將給塔利班甚至本·拉登發出警告。另一方面，正忙于最大程度減少印度次大陸發生軍事沖突可能性的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擔心，如果我們不告訴巴基斯坦，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空中飛來的導彈是印度向他們發射的，他們可能會報復，可以想像，他們甚至會動用核武器。 我們決定派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喬·羅爾斯頓將軍，在計劃發動攻擊的時間，邀請巴基斯坦軍方最高級指揮官一起吃飯。在我們導彈進入巴基斯坦領空前幾分鐘，羅爾斯頓將告訴他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時候要對塔利班或本·拉登發出警告已經太遲，但可以及時避免讓他們打落我們的導彈或發起對印度的反擊。 我的小組對另一件事也很擔心：三天后，也就是8月17日，我將在大陪審團前作證。他們擔心，這會讓我不愿發動攻擊，或者如果我真下令攻擊，我會被譴責是為了轉移公眾對我的問題的注意力，尤其是如果攻擊沒有命中本·拉登的話。我告訴他們，他們的工作很明確，就是給我提供國家安全建議。如果提議在助日發動攻擊，那就是我們要做的。我說，我會處理個人問題。而且我們也沒有時間來討論那件事了。49 8月15日，星期六的早晨，大陪審團的聽證會即將舉行。經過一個痛苦的不眠之夜，我叫醒希拉里，告訴她我和莫妮卡·萊溫斯基之間關系的真相。希拉里看上去就像是腹部挨了我一擊，她望著我，憤怒的程度同1月我對她說謊后一樣。而我能做的只有說抱歉，告訴她我一度認為這種事情不能告訴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妻子。我告訴她我愛她，不想傷害她和切爾西。對于做過的事我感到極其懊惱，不敢說出真相是怕傷害家人，有辱總統職位。上任后經歷了這么多的流言蜚語、惡意誹謗，我不想在1月大陪審團作證后的輿論攻擊中被迫辭職。但我還是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怎么會犯如此愚蠢的錯誤。 我也必須告訴切爾西。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更難啟齒。孩子遲早會明白父母并不是完人，可這事還是有點太離譜。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好父親。切爾西在高中和大學的四年中，聽到的都是對她父母的惡語誹謗。而今，她要知道自己的父親不僅做了天大的錯事，而且向妻子和女兒撒了謊。我真怕因此失掉婚姻和女兒的愛與尊敬。 那一天，糟糕的事情還沒完，接下來便是處理在北愛爾蘭奧馬鎮發生的一起恐怖襲擊。從愛爾蘭共和軍分離出去的一派在繁華的商業區引爆汽車炸彈，造成28人死亡。參與和平進程的各方，包括新芬黨，都對此予以譴責。我發表了一份聲明，譴責這種屠殺行徑，對死難者家人表示哀悼，并敦促各方加大和平進程力度。這一非法組織不支持《受難節協定》，自稱是真正的愛爾蘭共和軍，大約有200名成員和支持者，足以制造不小的麻煩，但不足以阻擋和平進程：奧馬爆炸案充分表明了他們的喪心病狂。 周一，經過認真的準備之后，我下樓來到地圖廳，參加四小時的聽證會。斯塔爾早就答應不在法庭進行，或許是因為他想讓希拉里這樣做時遭到了拒絕。但他堅持要將聽證會全程錄像，理由是24人大陪審團中有一位不能參加。戴維·肯德爾說，如果斯塔爾不錄下這次“秘密”聽證會，就歡迎大陪審團來白宮。但斯塔爾拒絕了。我懷疑他想把錄像帶送給國會，在國會可以公開而又不會讓他陷入更大的麻煩。 大陪審團通過法庭內部的閉路電視觀看了聽證會，而斯塔爾等人卻竭力把錄像帶變成家庭色情影片。他們的問題都是專門為羞辱我而設計的，以此讓國會和美國民眾感到惡心進而要求我辭職，之后他就能起訴我。薩繆爾·約翰遜曾說過，沒有什么能像預見到自己的毀滅一樣讓人心智集中。而且，我預感到除了眼下要發生的事情以外，還有更多的事情吉兇難料。 初步問訊之后，我要求做一個簡短的陳述。我承認“在1996年的某些場合和1997年的一次”，我有過錯誤的行為，包括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發生不恰當親密接觸；我承認這種行為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根據賴特法官在瓊斯的律師請求下所采納的“性關系”一詞的定義來理解，這種行為并不構成“性關系”；我表示會對自己的行為完全負責，并竭盡所能回答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就行為合法性提出的問題，但我不愿意談及更多的相關細節。 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主問訊官提出了一長串問題，都是關于賴特法官確定的“性關系”一詞的定義。我承認自己并不想積極配合瓊斯的律師，因為他們同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一樣，總是一再地故意泄露消息。他們那時已經知道很難將案子繼續下去，所以我確信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從我嘴里掏出“毀滅性”的新消息，然后透露出去，以此達到罷免我的目的。當然，我在接受問訊時并不知道斯塔爾辦公室已經在背后做了那么多手腳。 當時，斯塔爾的律師們試圖充分利用聽證會這一圈套，讓我在錄像過程中“繪聲繪色”地討論那些任何人都不必在公開場合談及的隱私細節。 當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一個勁兒地對我關于性問題的證詞表示不滿時，我提醒他們，我和律師已經請瓊斯的律師就其他問題提問，但遭到斷然拒絕。我終于明白了，他們拒絕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就想得到一個可以泄露給媒體的毀滅性招供。他們只是在為斯塔爾賣命，想讓我的證詞成為逼迫我辭職或是彈劾甚至是起訴我的把柄。他們沒有就其他問題提問，是“因為他們害怕我給出的是一個坦誠的答案……他們還是窮追不舍，想設一個圈套來愚弄我。只不過現在你們似乎抱怨他們干得不夠出色罷了”。坦誠地說，我為盧瑟福協會的律師們以瓊斯的名義所做的事情“深感遺憾”——煩擾無辜民眾，非法泄露消息，栽贓陷害，有政治圖謀的訴訟——“但我決心走過作證這片雷區，同時不觸犯法律。而且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承認，那件事情出來后我確實誤導了所有問過我的人，我也反復說我從未讓任何人說謊。預定的四小時結束時，一些問題我已經回答了六到七遍，因為律師們殫精竭慮地要把對我的審問變成羞辱和控告。目前看來，這個四年來花費了4000萬美元的調查到頭來不過是從語法上去分析“性”這個詞的定義。 約6：30，聽證會結束了。按計劃，三個半小時后我就得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我走進白宮日光浴室，一臉沮喪。一些朋友和白宮工作人員早就聚在那兒談論著剛才的聽證會，其中有白宮律師查克·拉夫、戴維，肯德爾、米基·坎特、拉姆·伊曼紐爾、詹姆斯·卡維爾、保羅·貝加拉、托馬森夫婦，切爾西也在其中。謝天謝地，約8點時，希拉里也來了。 到底在電視講話中我該說什么，大家各抒已見。每個人都知道我必須承認自己犯了個可怕的錯誤，并且曾經試圖掩蓋。問題是我該不該對斯塔爾的調查發起攻擊，并且說應該讓它結束。大家一致反對我這樣做。大多數人早就明白斯塔爾完全失控了；他們想聽我承認錯誤，想看我痛心悔過。我的一些朋友提出了自認為是戰略性的建議；另一些只是對我的所作所為表示異常震驚。只有希拉里拒絕表態，她希望大家能讓我一個人靜一靜，以便寫好演講稿。 10點，我向美國民眾談到了我的作證，告訴他們我對自己的過失負完全責任，并承認誤導了大家，“甚至是我的妻子”。我解釋說，在這場已被駁回的有政治企圖的訴訟中，我竭力避免自己和家人受到那些惡意問題的傷害。我還指出斯塔爾的調查歷時太久，花費太大，傷害了太多的人。兩年前，在對白水事件進行的真正獨立的調查中，我和希拉里也是無辜的。最后，我承諾將竭盡全力補救我的家庭生活，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結束這種無休止的個人迫害和隱私窺探，邁步向前，恢復正常的國民生活。我所說的每句話都是真的，但由于怒氣一直未消，我沒能表現出本該有的悔意。 第二天，我們要去瑪莎葡萄園開始每年一次的休假。以往，我總是熱切地盼望著與家人歡聚的日子；而今年，我寧愿留下來24小時工作，盡管我明白我們需要團聚。我們朝停直升機的南草坪走去，切爾西走在我和希拉里中間，愛犬巴迪在我旁邊。攝影師們拍下的照片把我帶給親人的痛苦暴露無疑。記者離開后，妻子和女兒就幾乎不理我了。 假期的前幾天，我一邊請求家人的寬恕，一邊籌劃著對基地組織發起進攻。晚上，希拉里在床上休息，我則睡在沙發上。 我生日那天，桑迪·伯杰的助手唐·克里克將軍飛抵瑪莎葡萄園，報告中情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的打擊目標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據點和在蘇丹的兩個目標。其中一個是本·拉登投資興建的制革廠，另一個是一家化工廠。中情局認為這家化工廠生產和存儲了用于制造VX神經毒氣的化學制劑。我把制革廠從名單中勾掉，因為它對基地組織沒有任何軍事價值，而且我想最大限度地減少平民傷亡。對據點實施打擊的時間定在情報部門所提供的拉登與其高級助手開會的時候。 凌晨3點，我向桑迪·伯杰下達了開始行動的命令。駐扎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國海軍驅逐艦向阿富汗境內的目標發射了巡航導彈。紅海上的軍艦也向位于蘇丹的化工廠發射了導彈。大多數導彈均命中目標，但向據點實施打擊時，拉登并沒有像中情局預想的那樣出現在那里。一些報道說他幾小時前剛剛離開，但我們終究沒有可靠的信息。許多與拉登有關的人被炸死，包括一些巴基斯坦軍官，據稱他們在那里訓練克什米爾恐怖分子。蘇丹的化工廠被完全摧毀。 在瑪莎葡萄園下達實施打擊的命令后，我飛回華盛頓，在四天中第二次向美國民眾發表講話。我告訴他們發動襲擊的原因是本·拉登策劃了一系列使館爆炸案，而且他“可能是當今國際恐怖組織的最高頭目和資助者”。他曾發誓要向美國發動恐怖主義戰爭，而且不會區別軍人和平民。我說我們的打擊目標不是伊斯蘭世界，而是那些“極端狂熱者和殺人魔王”。多年來我們在許多戰線上一直同他們作戰，而且將繼續進行下去。因為“這將是一場長期而持續的斗爭”。 在談論這場長期斗爭的時候，我簽署了一系列命令中的第一項，即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做準備。13099號總統決策令決定對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實施經濟制裁，后來制裁擴大到塔利班。迄今為止，我們在摧毀恐怖分子的資金網絡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得力。該決策令援引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我們曾成功運用該法令打擊哥倫比亞的卡利毒品卡特爾。我還讓謝爾頓將軍和迪克·克拉克制定相應措施，運送特種部隊到阿富汗。我認為如果我們能清剿基地組織的一些訓練營，即使抓不到本，拉登或他的高級助手，他們也會明白我們是非常認真的。我很清楚軍方高層不想這樣做，或許是因為索馬里的陰影，或許因為他們無法確定本·拉登的蹤跡，或許對部隊的安全撤離沒有把握。無論如何，我要將這些措施進行下去。 我還簽署了許多《通知備忘錄》，授權中情局使用致命武器來抓捕本·拉登。前一年春天，使館被炸前數月，中情局就已受命展開對本·拉登的“抓捕行動”，但是缺乏必要的軍事裝備。為抓拉登，中情局還與阿富汗當地的部落建立了聯系。線人和阿富汗部落不清楚在抓捕本·拉登時是否該使用致命武器，我指示他們不能這樣做。幾個月后，我擴大子致命武器的授權使用范圍，即擴大了要打擊的拉登黨羽名單和對其實施打擊的條件。 總的說來，國會兩黨領導人對實施導彈打擊持肯定態度，主要因為他們對情況都較為了解，而且，國防部長科恩已向共和黨人保證，打擊的目標及其時機都會經過審慎考慮。眾議院議長金里奇說：“現在，美國做了應該做的事。”參議員洛特也稱打擊是“恰當和正義”的。湯姆·達施勒、迪克·格普哈特和所有的民主黨人均表示支持。不久，穆罕默德·拉什德被捕的消息讓我歡欣鼓舞。他是基地組織的特工，肯尼亞使館爆炸案的嫌疑犯。 有些人指責我不該炸化工廠，蘇丹政府也堅持說該化工廠沒有生產和存儲危險的化學制劑。但我仍然堅信該做法的正確性。中情局從化工廠的土壤樣品里發現了制造VX神經毒氣的化學成分。后來在紐約市對恐怖分子審訊時，一個證人證實本·拉登確實在喀土穆從事過和化學武器相關的活動。盡管鐵證如山，有些媒體人士依然認為此舉有點像現實版的《搖尾狗》o在該影片中，一個虛構的總統，為把公眾的視線從他的私生活問題上引開，發動了一場為電視轉播量身訂做的戰爭。 美國民眾必須同時接受發動導彈打擊和大陪審團作證這兩件事。《新聞周刊》有文章稱，公眾對我作證并就此事發表電視講話的評價是“鎮定自若”。我的工作業績支持率為62％，導彈打擊的支持率為73％。大多數人認為在私生活方面我不夠誠實，但在公共事務中值得信賴。相形之下，《新聞周刊》稱“專家學者們的第一反應近乎歇斯底里”。他們痛斥我，說我應該被鞭撻。不錯，我是接受了懲罰，但地點是在家里，這種懲罰理應在家里。此刻，我只是希望民主黨人不要受媒體的驅使要求我辭職；希望能夠彌合由我造成的我和家人、幕僚、內閣以及多年來一直信任和支持我的人們之間的裂縫。 講話之后，我又回到瑪莎葡萄園待了十天。家庭的堅冰尚未融化。應國會議員吉姆·麥戈文之邀，我去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宣傳“警察隊”。這是自大陪審團作證以來，我第一次公開露面。“警察隊”是一個創新項目，旨在為那些立志成為執法官員的人提供大學獎學金。伍斯特是一座古老的工業城市。起先，我不知道會受到怎樣的接待，但令我振奮的是，迎接我的是熱情歡呼的人群，市長、馬薩諸塞州的兩位參議員和四名州議會議員也在其中。許多人鼓勵我堅守崗位，不少人說他們一生中也犯過錯誤，遺憾的是我的錯誤被公之于眾了。 8月韶日，小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發表35周年之際，我去奧克·布拉夫小鎮的聯合禮拜堂參加一個紀念儀式。一個多世紀以來，這里已變成非洲裔美國人的度假勝地。我與國會議員約翰·劉易斯同臺主持。他曾與金博土并肩工作，是美國政壇最具威望和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早在1992年前，我們就成了朋友。他是我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因而完全有資格批評我。但實際上，約翰在當天的講話中卻稱我是他的朋友和兄弟，說我成功時他會站在我身邊，失意時也不會離我而去。他還稱贊我是個好總統，并說如果讓他決定的話，應該讓我繼續干下去。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這番話對我的鼓舞有多大。 月末返回華盛頓后，要面對的是另一個巨大的問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并威脅到全球經濟穩定。危機1997年始自泰國，然后波及印尼和韓國，現已影響到俄羅斯。8月中旬，俄羅斯已開始拖欠外債，月底其經濟崩潰，導致全球股市大幅下跌。8月31日，道瓊斯平均工業指數下跌512點，而四天前剛剛下跌357點，1998年的全部增長都泡湯了。 泰國出現問題以來，鮑勃·魯賓和他領導的國際經濟小組一直關注并尋找對策。盡管各國的問題在細節上有些不同，但都存在共同點，如銀行體系存在缺陷、不良貸款、裙帶資本主義和公眾普遍喪失信心。過去五年間日本經濟止步不前，使得局勢進一步惡化。若無通貨膨脹，再加上國內20％的儲蓄增長幅度，日本還可以應付。但亞洲經濟普遍低迷，加劇了各國政策失誤帶來的負面效應，所以日本人也變得寢食不安。經濟停滯不前引發選舉失利，最近我的朋友橋本龍太郎就辭去了首相職位。然而，中國擁有該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而且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這阻止了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90年代經濟復蘇的一般做法就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些發達國家提供大量貸款，幫助遭受打擊的國家進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在政治上無一例外都會遇到重重困難。因為改革必然會對既得利益有所觸動，而且通常要求緊縮財政，這在短期內會對民眾生活造成困難，但長遠來看能夠加快經濟復蘇。 美國不但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的行動，還對后兩個國家進行了一定的幫助。財政部決定不再追加對泰國的貸款，因為原有的170億美元足以應付，而且國會對我們曾用來幫助墨西哥的外匯穩定基金進行了新的臨時限制。這項限制在其他國家需要幫助時已經過期，但遺憾的是卻影響了援助泰國的一攬子計劃。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都希望進行援助，因為泰國是我們在東南亞最早的盟友。我也是這樣想的，但援助是由財政部一手負責的。單純從經濟上和國內政策而言，財政部的決定是正確的，但給泰國和整個亞洲傳遞了錯誤信息。鮑勃·魯賓和我在政策制定上沒有犯太多的錯誤，但我認為這就是其中的一個。 俄羅斯的問題則與泰國不一樣。我上任之初美國就一直支持俄羅斯的經濟，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30億美元的一攬子援助資金中有近1／3是我們提供的。不幸的是，由于盧布貶值，以及俄羅斯將大量本國資金轉移出境，所以約50億美元的第一筆援助支出一夜之間就蒸發了。再加上俄中央銀行不負責任的通貨膨脹政策，以及杜馬拒絕建立有效的稅收制度，俄羅斯的情況雪上加霜。不錯，稅率是很高，或許太高了，但納稅人不買賬。 從瑪莎葡萄園返回后，希拉里和我，以及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比爾·戴利、比爾·理查森，還有一些兩黨國會議員，對俄羅斯和北愛爾蘭進行了短暫訪問。吉姆·科林斯大使將杜馬的一些領導人請到他的官邸。我努力說服他們，說如果需要國外貸款和投資，俄羅斯就必須收稅，停止以亂印鈔票的方式來支付欠款和拯救陷入困境的銀行，還要避免裙帶資本主義，并償還債務。不過我想這番話的效果不大。 由于俄羅斯自身存在的問題，我和鮑里斯·葉利欽的第15次會晤非常順利。共產黨人和極端民族主義者在杜馬反對他的改革提案。他曾經想用行政手段來制定一個更為有效的稅收體制，但仍然不能阻止中央銀行亂印鈔票，這加劇了拋售盧布和購進堅挺貨幣的貨幣流向，阻礙了外資信貸和投資。那時，我能做的只是給他鼓勁，說只要俄羅斯情況有所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剩余貸款就會到位。但如果我們現在就提供貸款，這些錢就會像第一筆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不過我們確實做了一個積極的承諾，宣布雙方將從各自的核計劃中削減50噸钚——這足夠制造成千上萬枚核彈——并使這些原料在今后不能再用于制造核武器。由于恐怖組織和敵對國家一直試圖得到這些核裂變原料，此舉就變得至關重要，能拯救無數人的性命。 在貝爾法斯特對新的北愛爾蘭議會發表的演講中，我敦促他們繼續執行《受難節協定》。我和希拉里、布萊爾夫婦、喬治·米切爾以及英國負責北愛爾蘭事務的國務大臣一起到奧馬去看望爆炸案的受害者，傾聽他們的遭遇，慰問各個家庭和和那些留下了創傷的孩子。托尼和我竭力對他們進行安慰，并為受害者繼續支持和平進程的決心深深震撼。在這起事件中，有人在貝爾法斯特的一面墻上涂寫了這么一句挑釁性的話：“難道就只有死亡一條路嗎？”經過奧馬大屠殺之后，愛爾蘭人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出發去都柏林之前，我們和布萊爾一家在阿馬參加了一個和平聚會。傳教士圣帕特里克就是從這里將基督教帶到愛爾蘭的，所以阿馬也是當今北愛爾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們的宗教中心。一位可愛的17歲女孩沙倫·豪伊把我介紹給大家。她14歲時就曾寫信給我，請我用這個簡單的方法解決戰爭：“雙方都受了傷害，雙方都必須原諒對方。” 在都柏林，我和伯蒂·埃亨會晤后接見了媒體。一位愛爾蘭記者說：“好像您一來就會推動和平進程，那我們還需要再見到您嗎？”我回答說為了你們的國家，我希望沒有下一次。但就我個人而言，很愿意再來。接著，伯蒂稱贊我對奧馬悲劇的反應迅速，促使兩黨對原本“可能歷時幾周和幾個月”的事情立刻做出決定。就在兩天前，新芬黨的首席談判官馬丁·麥吉尼斯宣布他將監督新芬黨的武器收繳過程。馬丁是格里·亞當斯的高級助手和得力干將。這一消息給了戴維·特林布爾和北愛統一黨成員這樣一個信號——正如亞當斯所說，對新芬黨和愛爾蘭共和軍而言，暴力是“過去的事，結束了，做完了，過去了”。在私下會見時，伯蒂·埃亨告訴我，奧馬事件發生后，愛爾蘭共和軍警告過所謂“真正的愛爾蘭共和軍”，如果他們再做那樣的事，他們要擔心的就遠不止是英國警察了。 美國記者的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我的摯友喬·利伯曼在參議院對我進行的尖銳指責，問我作何感想。我回答說：“我同意他的說法……我犯了個糟糕的錯誤，不可原諒，我非常抱歉。”我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對我在國外時喬攻擊我一事感到沮喪，但我一點也不。因為我知道喬篤信宗教，極其虔誠。我做過的事他肯定會感到非常氣憤，但他還是小心地回避了我應被彈劾的說法。我們在愛爾蘭的最后一站是利默里克。5萬名和平支持者擁上街頭，其中包括我們一位代表團成員的親戚。紐約的國會議員彼得·金甚至把母親也帶來了。我告訴大家，我的朋友弗蘭克·麥科特在《安吉拉的骨灰》一書中頌揚了古時的利默里克，但我更喜歡眼前的這座城市。 9月9日，斯塔爾向國會遞交了一份長達445頁的報告，列出了11項可能導致彈劾的罪行。即使在當年性質惡劣的水門事件中，利昂·賈瓦斯基也沒有這樣做。如果這位獨立檢察官找到了“重大而可靠”的證據，他應該將發現報告國會；應該由國會來決定是否構成彈劾。但是，該報告11日就被公之于眾，而賈瓦斯基的報告從未公開。斯塔爾報告中“性”一詞出現了500多次，白水事件提到兩次。他和他的同黨以為能用我的丑事將他們在過去四年里的罪惡沖刷得一干二凈。 9月10日，我在白宮召集內閣會議表示歉意，可很多人都不知道該說什么。顯然，他們對我長期以來的做法深信不疑，對我給予他們的職責極其珍惜。但大多數人認為我將實情隱瞞八個月是自私而又愚蠢的行為。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首當其沖，對我做的錯事表示失望，但是又說我們惟一的選擇是繼續工作。唐納·沙拉拉更強硬些，說領導者不但要有好的政策，更應該做個好人。我的至交詹姆斯·李·威特和羅德尼，斯萊特談到了贖罪的力量，并引用了《圣經》中的話。天主教徒布魯斯·巴比特提到懺悔的作用。卡羅爾·布朗納說她曾經不得不與兒子討論一些她從未想過要與他探討的話題。 他們的話讓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事情的影響有多大。我的過錯和不誠實一被公開，就如同開啟了美國人民感情上的潘多拉盒子。在過去的六年中我備受煎熬——斯塔爾的調查糟糕透頂；瓊斯的訴訟既虛偽又有政治圖謀；即便是總統也應該有自己的私生活。這樣說當然很容易，然而我做的丑事一旦暴露無遺，人們對此的評價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們自己的個人經歷。這不僅涉及到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的恐懼、失望和心碎。 內閣成員誠實而又不同的反應，讓我真切地感受到全國上下正在討論著怎樣的話題。隨著彈劾聽證會的臨近，我收到很多朋友以及陌生人的來信。有的洋溢著感人的支持與鼓舞；有的則講述了自己失敗又奮起的經歷；有的表達了對斯塔爾行為的憤慨；有的通篇都是對我過失的譴責與失望；還有的反映了上述方方面面摻雜在一起的觀點。這些信幫我調整了自己的情緒，而且讓我記住——如果想被寬恕，首先要寬恕別人。 白宮二層的黃色橢圓廳里氣氛緊張而又尷尬，一直到鮑勃·魯賓發言時才礙以緩解。魯賓是這個房間里最了解我過去四年中生活狀況的人。他曾經接受高盛公司的一次徹底調查，在被證實清白之前，他的一個同伴甚至已經被捕入獄。許多人表態后，魯賓以他固有的直率說道：“毫無疑問，是你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但我們都會犯錯，甚至是大錯特錯。在我看來，問題的實質是媒體的過度炒作和對手的無中生有。”此后，氣氛就好多了，而且無一人離席，這使我深為感激。之后，我們就都回去工作了。 9月15日，我聘請了一位優秀的律師，格雷格·克雷格。他是我和希拉里在耶魯法學院的老朋友。他和查克·拉夫、戴維·肯德爾、布魯斯·林賽、謝里爾·米爾斯、蘭尼·布魯爾和妮科爾·塞利格曼一起組成我的辯護團。18日，不出我所料，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決定將我在大陪審團作證的錄像公之于眾，他們這樣做純粹是黨派之見。 幾天后，我和希拉里在白宮為宗教領袖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早餐會。我們經常談論公眾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次，在遭遇人生逆境的時候，我請求他們為我禱告：在過去的幾周里，可以說我是歷盡千辛萬苦要結束這一切，使事實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同意一些人的這種看法——在作證后的第一次聲明中，我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悔悟。但我認為不應該就由此異想天開地說我犯了罪。 我說我對所有受到傷害的人表示抱歉——我的家人、朋友、身邊的工作人員、內閣成員，以及莫妮卡·萊溫斯基和她的家人；我已請求他們的寬恕；我將謹遵本堂牧師和其他人的忠告，在上帝的幫助下，“找到我所尋求的能施予寬恕的意愿；摒棄影響判斷力并導致人們辯解與比較、責備與抱怨的傲慢和憤怒”。我還說我將以強有力的防御來回應那些針對我的指控，將加倍努力、忠于職守，“希望以我傷痕累累的精神和頑強依舊的心靈，能為民眾謀取更多的利益”。 我請了三位本堂牧師給我提建議，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不限時間。他們是菲爾·沃格曼，我們在方德里衛理公會教堂的牧師；我的朋友托尼·坎波洛以及牧師兼作家戈頓·麥克唐納，我曾讀過他寫的幾本關于實踐自身信仰的書。他們確實不辱使命，經常一起或單獨來白宮。我們一起禱告，誦讀《圣經》，討論一些以前我從未認真討論過的問題。來自芝加哥的比爾·希貝爾斯牧師也經常到白宮來，問我一些追根究底的問題，以檢驗我“精神上是否健康”。盡管他們常常毫不客氣，卻能把我從政治領域帶人靈魂的深刻自省，體會上帝之愛的偉大。 我和希拉里還開始了一個非常認真的咨詢計劃，每周一天，持續了約一年時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坦誠地談起我的感情、經歷、對生命與愛情的看法和對人際關系的領悟。對于從中意識到的我自己和我的過去，我并不是全部喜歡。所以我會痛苦地面對這樣的現實——我的童年和成年以后的生活使一些在別人看起來再自然不過的事對我來說卻很困難。 我也逐漸明白，當感到疲憊、憤怒或是孤立無援的時候，我往往更容易犯一些自私和自我毀滅的錯誤，之后又總是羞愧難當。眼下的窘境就是畢生困擾我的雙重生活給我留下的最新創傷，一方面掩飾內心的氣憤和悲傷，一方面迎接我所深愛的、過得很好的外部生活。在一些政府部門因無錢運轉而關門期間，我展開了兩場大搏斗：為了國家的前途命運而與國會展開的公開搏斗，以及擊退內心魔鬼的私下搏斗。我只贏了前者。 這么做的時候，我傷害的不僅是我的家人和政府，也傷害了我的總統職位和美國人民。無論處于怎樣的壓力下，我本該表現得更堅強、更出色。過錯不可原諒，但我要試著考慮清楚原因。這至少能夠提供一個機會，讓我最終把雙重生活和諧統一起來。 在漫長的咨詢及以后的談話中。我和希拉里對彼此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種了解超越了我們共同的工作和觀念，以及我們的寶貝女兒。我一直深愛著希拉里，但有時也會傷害她。我非常感激她如此勇敢地參與咨詢。我們仍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能夠保住我們的婚姻。 在這期間，我仍舊睡在沙發上，一睡就是兩個多月，它放在靠近我倆臥室的小起居室里。我大量地閱讀、思考，投人地工作，沙發居然讓我感到很舒服，但我希望永遠也不要再睡在上面了。 共和黨人對我的指責越來越甚，但我的支持者們也開始挺身反擊。9月11日，800名愛爾蘭裔美國人在白宮南草坪聚會，見證布賴恩·奧德懷爾向我頒發以他已故父親保羅命名的獎項，以表彰我在愛爾蘭和平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布賴恩的講話和人群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他們是真正支持我的。 幾天后，瓦茨拉夫·哈韋爾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向媒體表示我是他“偉大的朋友”。接下來在回答媒體提到的有關彈劾、辭職以及我是否失去了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道德權威等問題時，哈韋爾說美國有很多種形象：“我喜歡其中的大部分，但對有一些也不理解。我不想就我不理解的事情發表觀點。” 五天后，我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開幕儀式，并就全球共同打擊恐怖分子的義務發表講話，包括不支持恐怖分子、不提供庇護、不提供經濟援助；對這么做的國家施加壓力；建立引渡和審判機制；簽署全球反恐條約，加強并實施保護我們不受生化武器襲擊的條約；控制爆炸物的大規模生產和出口；提高機場安全的國際標準；打擊滋生恐怖的溫床。這個講話非常重要，尤其是考慮到討局，與會代表對華盛頓所發生的事情也十分關心。我站起來發言時，他們長時間起立熱烈鼓掌。這對于氣氛通常沉悶的聯大會議來說是第一次，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不敢肯定這到底是對我的支持還是對國會所作所為的反對。我在聯大就恐怖主義問題發言時，所有的電視網都在播放我在大陪審團作證的錄像。 第二天，我和非洲裔美國宗教領袖一起在白宮接待了納爾遜·曼德拉。這是他的主意。國會表決同意授予他國會金質獎章，在接下來的一天舉行授予儀式。但他打電話問時間的安排是否有些問題：“作為南非總統，我不能拒絕這一榮譽。但我想早一天來，以便告訴美國人民我是怎么看待國會對你的做法的。”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說他從未見過在聯大會議上有誰享受過我的禮遇，說世界需要我，我的對手不應再窮追不舍。宗教領袖們鼓掌表示同意。 曼德拉講得很好，但風頭還是被小馬丁·路德·金的女兒伯尼斯·金牧師搶去了。她說即便是偉大的領袖有時也會犯嚴重的錯誤，大衛王做的錯事比我的要嚴重得多，為了能娶到拔示巴，他故意安排她的丈夫，一個對自己忠誠的武士，戰死沙場。他最終要為這一罪過贖罪并遭受懲罰。誰也不知道伯尼斯到底在講什么，直到最后她才說：“是的，大衛王的罪過十分嚴重，上帝也懲罰了他。但大衛王仍然是大衛王。” 與此同時，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努力促成有關馬里蘭州、佛羅里達州和伊利諾伊州學校現代化和建設基金的提案；和全國農民聯盟討論有關農業的事情；在外交委員會就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發表重要講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部隊的戰備情況；在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為新的最低工資保障爭取支持；聽取總統種族顧問委員會的約翰·霍普·富蘭克林的最終報告；會見托尼·布萊爾、意大利總理羅馬諾·普羅迪和保加利亞總統彼得·斯托揚諾夫，商討能否將我和托尼都支持的“第三條道路”思想推廣到其他國家；和日本新首相小淵惠三首次會晤；促成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在白宮的會談，以推動和平進程；另外還參加了民主黨在六個州和華盛頓特市的多達十幾次的競選活動。 9月30日，財政年度的最后一天，我宣布本年度財政盈余約為700億美兀，這也是29年來第一次財政盈余。現在媒體除了斯塔爾報告幾乎什么也不關心，每天發生的其他事情也夠他們忙一陣的，所以我決定不去打攪公眾的注意力，并欣慰地看到白宮工作人員和內閣成員也這樣想。不論每天的新聞有什么內容，他們還是繼續埋頭工作。 10月，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在亨利·海德和他在司法委員會的同事的領導下，繼續推動彈劾我的努力。而委員會中的民主黨人則在密歇根州的約翰·科尼爾斯帶領下對他們進行頑強反擊，他們辯稱，即便對我的最壞指控得以成立，也不會構成憲法所要求的彈劾總統的“嚴重犯罪和不當行為”。民主黨人在法律上是正確的，但共和黨人有席位的優勢；10月8日，眾議院投票表決是否開始彈劾程序。對此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離國會中期選舉還有一個月，共和黨人孤注一擲，就是要把克林頓拉下馬。我倒認為，溫和派的共和黨人在選舉之后會重新審視事實和法律，寧可支持一個譴責或訓斥的決議也不會同意彈劾——這也是紐特·金里奇在說假話和明顯違背稅法后受到的處罰。 很多所謂的專家都預測民主黨的境遇會如何糟糕。據以往的經驗，由于這場爭論，我們會在眾議院失掉25到35個議席，在參議院失掉4到6個議席。華盛頓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看的。共和黨的競選基金比民主黨多1億美元，而且再度競選參議員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要多。在參議院的競選席位中，民主黨可以確保勝利的有印第安納州，競選者是州長埃文·貝赫；而俄亥俄州州長沃伊諾維奇也肯定會為共和黨贏得約翰·格倫空出的位子。這就使得7個席位懸而未決，其中5個目前歸民主黨，2個歸共和黨。 ．我不同意這種保守的看法，理由如下：第一，很多美國人不支持斯塔爾的做法，國會中共和黨人絞盡腦汁要陷害我的舉動也讓他們憎恨。約80％的人不同意將我在大陪審團作證的錄像公之于眾，對國會的支持率也下降到43％。第二，如1994年的“與美國簽約”所示，如果公眾認為一黨的施政綱領比另一黨的好，那么前者定會取勝。民主黨第一次在中期選舉中統一了施政計劃，即在將財政余額用于其他項目或削減稅收之前，先要保證社會保障基金；增加10萬名教師；改建老學校、興建新學校；提高最低工資；通過《病人權利法案》。第三，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反對彈劾；如果民主黨能夠緊緊圍繞其施政計劃，并且反對彈劾總統，我想他們肯定能贏得在眾議院的選舉。 10月的月初和月末，我參加了一些政治集會，大多數是在華盛頓周邊地區，目的都是進一步宣傳我方候選人強調的問題，其余時間則都花在工作上。事情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中東問題。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丹尼斯，羅斯幾個月來一直致力于使和平進程走上正軌，最終利用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到紐約參加聯大會議的時機，馬德萊娜促成了他們之間的會談。他們中的哪一方也不愿意采取下一步步驟，更不愿在選民心中留下妥協的形象，但雙方也都認為如果局勢進一步惡化就很容易失去控制，尤其是如果哈馬斯發動新一輪襲擊的話。 第二天，兩位領導人來華盛頓看我，我宣布一個月之內他們會再到美國，屆時將制定一個協議。在此期間，馬德萊娜會飛往中東繼續斡旋。他們三人將在巴以邊境會晤，然后阿拉法特會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國賓館共進午餐。這使得以強硬著稱的內塔尼亞胡成為第一個進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的以色列總理。 這次峰會的準備工作持續了幾個月。雙方都希望美國在困難問題上幫他們做出決定，并認為這次峰會的安排有助于決議在國內得到執行。當然，在任何峰會上都有雙方不能達成協議的可能，這對于與會各方都不利。國家安全委員會一直擔心會談破裂并帶來不良后果。阿拉法特和內塔尼亞胡在公開場合表態強硬，比比更是提名最為強硬的利庫德集團領導人阿里爾·沙龍擔任外交部長。沙龍將1993年的和平協議稱為以色列的“國家自殺”。不知道內塔尼亞胡這樣做是為了在會談破裂后把責任推到沙龍身上，還是為了在會談成功后使自己在右翼方面得到保護。 我認為舉行這樣一次峰會很好，并期待這一天的到來。我覺得我們不會損失什么，與其害怕失敗不敢采取行動，還不如全力以赴，哪怕以失敗告終。15日，談判在白宮開始，然后轉場到馬里蘭州的懷依河會議中心。那里很適合這項工作：會議和餐飲環境舒適，每個代表團成員的房間相對集中，而兩個代表團的住所則有一段距離。 原計劃峰會進行四天；在內塔尼亞胡返回以色列召集議會秋季會議之前兩天結束。我們就下列規則達成共識：各方均不應被針對具體問題的過渡協議束縛手腳，力爭達成一個完整的協議，而美國則負責這一協議的起草工作。我承諾盡可能和他們在一起，但不論多晚，必須。每晚乘直升機返回華盛頓，以便我能一早就在辦公室簽署文件并與國會繼續商討財政預算。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財政年度，但13個撥款法案中通過并形成法律的還不到1／3。八年以來，總統專用直升機I-Bgfi的海軍陸戰隊機組成員表現一直非常出色，在此次峰會期間更是不可或缺，他們經常要在會議結束時的凌晨二三點把我送回白宮。 第一次晚宴時，我就敦促阿拉法特和內塔尼亞胡考慮在兩國敵對的情況下如何相互幫助。整整四天，他們都在思考和談判，但還是找不到達成協議的辦法。內塔尼亞胡告訴我在全部問題上達成協議是不可能的，于是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以方從約旦河西岸13％的被占領土上撤離；巴方制定一個計劃，實質性地改進雙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計劃由雙方都信任的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協助制定。 當晚深夜，我和阿里爾·沙龍進行了第一次單獨會面。這位70歲的退役將軍經歷了以色列建國和其后的所有戰爭。在阿拉伯世界中他的口碑并不好，不僅是由于反對以土地換和平方案，還因為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次事件中，與以方聯盟的黎巴嫩民兵殺死了許多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平民。這次會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我主要是提問題然后傾聽。沙龍并不是不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他愿意提供經濟上的援助，但認為放棄約旦河西岸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他也不相信阿拉法特真會打擊恐怖分子。他是以色列代表團中惟一不愿意和阿拉法特握手的人。我非常樂意聽沙龍講述自己的生平和觀點，結束談話時已近凌晨3點，我對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有一件事情讓我吃驚，那就是他竭力促使我原諒喬納森·波拉德，前美國海軍情報分析員，1986年因替以色列搜集情報而被判有罪。拉賓和內塔尼亞胡先前也為他說過情。很明顯，以色列國內的民眾認為美國不應該對波拉德懲處得如此重，畢竟他只是把極端敏感的情報提供給盟友。在結束談話前，沙龍又一次提出了這個請求。與此同時，我與兩位領導人繼續商談，并和他們的助手進行接觸，包括以色列國防部長伊扎克·莫迪凱；阿拉法特的高級顧問庫賴和阿巴斯，他們后來都成為巴勒斯坦總理；阿拉法特的首席談判官賽義卜·埃雷卡特；37歲的穆罕默德·達蘭，加沙地帶的安全官。雙方的成員背景廣泛，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盡量和他們多接觸；或許有誰就能為推動和平進程起到關鍵作用。 星期天晚上我們還未能達成協議，各方同意擴大會談。我們的成員有桑迪·伯杰、羅布·馬利、白宮的布魯斯·萊代爾、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丹尼斯·羅斯、馬丁·安迪克、阿龍·米勒、溫迪·舍曼、國務院的托尼·弗斯坦迪什，戈爾隨后也加入進來。每天他們輪流和巴以雙方的相應官員廣泛探討，希望能找到突破烏云的那一線陽光。 國務院的翻譯蓋馬爾·希拉赫在這次以及其他談判中起到了獨一無二的作用。雙方成員都說英語，只有阿拉法特在談公事時講阿拉伯語。在我和阿拉法特一對一的會晤中，蓋馬爾是惟一在場的人。他了解中東局勢以及巴勒斯坦代表團中每位成員在談判中的作用，阿拉法特也喜歡他。他成了我方的顧問，他的觀點和他與阿拉法特的私人關系曾不止一次地起了很大作用。 周一，我預感又要取得進展。為謀求和平，我不斷敦促內塔尼亞胡給阿拉法特更多的好處——土地、機場、加沙地區的一個港口及加沙和約旦河西岸之間的一條通道——以便他更好地同恐怖主義做斗爭。我也給阿拉法特施加壓力，讓他不但要加大安全方面的力度，還要召集巴勒斯坦國民議會正式修改《巴勒斯坦盟約》，去除“消滅以色列”這樣的字眼。巴解組織執委會早已放棄了這一條款，但內塔尼亞胡認為以色列人民現在不能相信巴方的和平誠意，除非當選的巴勒斯坦國民大會投票表決從盟約中清除那些攻擊性的語言。阿拉法特不愿意召集大會，怕無法控制結果。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有權選舉議會成員，與居住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相比，很多國外僑民不太愿意支持阿拉法特以及和平進程中不可缺少的妥協。 20日，約旦國王侯賽因和王后努爾也參與進來。侯賽因來美國是去梅奧醫學中心治療癌癥。我向他簡單介紹了目前的進展和問題。盡管他由于疾病和化療變得很虛弱，但他說只要我認為有幫助，就愿意到懷依去。努爾也向我證實了他的這一想法，而且表示對下榻的住所并不介意。然后我便告訴他我們需要一切可能的幫助。侯賽因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他拉近了雙方的關系，幫助極大。他雖然體重輕了很多，頭發甚至連眉毛都因為化療掉光了，但思想和意志卻仍然堅強。他的出現讓所有類似談判中都有的故作姿態和狹隘減少了很多。 21日，我們僅在安全問題上達成協議，似乎內塔尼亞胡要離開這次失敗的談判，來慶祝自己49歲的生日。第二天，我從華盛頓返回會場。雙方單獨會談兩小時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來確保巴勒斯坦國民議會同意修改憲章：我和阿拉法特一同去加沙，在國民議會上阿拉法特提議用舉手、鼓掌或跺腳來表示同意。桑迪·伯杰也贊同這個做法，但是警告說對我有人身危險。確實如此，但我們在請求以色列入和巴勒斯坦人冒更大的風險。我愿意這樣做。 當晚，由于阿拉法特要求釋放關押在以色列監獄里的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談判又陷入僵局。內塔尼亞胡說他不會釋放哈馬斯成員或其他“手上沾滿鮮血”的人，他認為最多可以釋放500人。我知道雙方的關系瀕臨破裂，就事先讓侯賽因來我們進餐的大廳與談判的雙方共同商討。他走進房間，其帝王氣概、炯炯的眼神以及簡潔流利的言詞并沒有因為身體的衰弱而有絲毫減退。他以深沉、洪亮的嗓音說，歷史將給大家一個公正的評判；雙方現有的分歧同和平的成果比較起來簡直微不足道；為了自己的子孫，一定要謀求和平。他的言外之意極為明確：我的時間或許不多了，但我愿意看到和平在你們手中實現。 侯賽因走后，我們留在餐廳繼續就各種問題進行磋商。我告訴大家時間不早了，但我沒有睡意。此刻，我的成功策略就是忍耐；我決定堅持到最后一刻。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也意識到今晚是解決問題的最后機會。所有談判代表同我們一起熬過這漫漫長夜。 約在凌晨3點，我終于同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就囚犯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我們的辛勤耕耘有了收獲。快到早上7點時還剩一個障礙：內塔尼亞胡威脅說如果我不放了波拉德，他就放棄整個協議。他說我在前天晚上的一次會晤中做出過承諾，因此他才答應在其他問題上讓步。事實上，我只是告訴他，如果放波拉德是和平的需要，我就贊成，但我必須征得美國人民的同意。 就波拉德在以色列獲得的同情而言，我們是很難處置他的；可畢竟他出賣國家機密是為錢，而不是為信仰，而且多年來沒有絲毫悔意。我向桑迪·伯杰和喬治·特內特提及此事，他們堅決反對。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也不同意。喬治說，奧爾德里奇·埃姆斯一案已經對中情局造成重創，如果給波拉德減刑的話，他肯定辭職。我是不會那樣做的，況且特內特的態度也堅定了我的決心。安全問題和巴以雙方對攜手反恐所做出的承諾是協議的中心內容。特內特已幫助雙方擬訂了協議細則，并表示中情局將協助實施。如果沒有特內特，阿拉法特很有可能不會繼續合作。而且，在打擊基地組織和恐怖主義方面，我也離不開他。我告訴內塔尼亞胡，我將慎重考慮，并與特內特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一道，盡量把工作做通。但對他來說，一個靠得住的安全協議比釋放波拉德更重要。 最終，在又一輪細致的談判后，比比答應維護達成的協議，但前提是改變釋放囚犯的人員構成，以便釋放更多的普通囚犯，更少的恐怖分子。可阿拉法特不能接受，他想釋放所有為自由而戰的衛士。丹尼斯·羅斯和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到他的住處向他保證我已全力以赴，然后我親自去感謝他。他在最后一刻的讓步使大家的努力沒有落空。 該協議向巴方提供了西岸的更多土地，還有機場、海港、加沙和西岸之間的安全通道，并承諾釋放囚犯以及提供經濟援助。作為回報，以色列將在打擊暴力和恐怖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合作；監禁那些以方認定繼續從事暴力和屠殺行徑的巴勒斯坦人；改變《巴勒斯坦盟約》的條款以及盡快啟動最終地位的談判。美方將幫助以色列承擔重新進行安全部署的費用，援助巴勒斯坦的經濟發展，并在鞏固巴以雙方承諾的前所未有的安全合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握手定約之后，我們必須馬上趕回白宮宣布。大多數人幾乎連續40個小時沒合眼，本該先洗個澡，小睡一會兒。但正值周五下午，我們必須在猶太教安息日開始的日落之前完成儀式。儀式于下午4時在東廳開始，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和戈爾發言之后，我簡要地歸納了協議的內容，并感謝巴以雙方。然后，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發表了愉快而積極的講話。比比很有政治家風度，阿拉法特也以少有的激烈言辭譴責了暴力行為。侯賽因警告說，和平的敵人將以暴力的形式阻撓協議的實施，并激勵巴以人民擁護自己的領袖，以亞伯拉罕子孫的共同未來代替毀滅和死亡，并稱“這是最值得做的事情”。 侯賽因做了個表示友誼的手勢，并感謝國會中共和黨人所付出的努力。他說美國的九任總統和他都是朋友，“盡管我對你的前任們都有。深情厚誼，但在和平這個問題上，我還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獻身精神、敏銳頭腦以及專注和毅力……希望能夠與你一道見證更偉大的成功，與你一道幫助朋友們朝更美好的明天邁進”。 然后，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簽署了協議，恰好在日落和猶太教安息日開始之前。中東和平依然充滿生機。 懷依河談判進行的同時，厄斯金·鮑爾斯正在緊張地就預算問題同國會商討。他對我說中期選舉后就要離任，所以這次要盡力而為。我們還是有很多優勢的，一來共和黨人不敢再次讓政府部門關閉，二來前幾個月他們二直把精力浪費在內部爭吵以及怎樣攻擊我上，沒把應該做的事情做好。 厄斯金和他的小組在預算法案的細節上靈活讓步，為的是確保我們的重點項目。15日下午我們宣布了達成的正式法案，第二天就在白宮玫瑰園一同慶祝，參加者有湯姆·達施勒、迪克·格普哈特，還有預算小組的全體成員。法案最終將財政盈余主要用于社會保障改革；為新增加10萬名教師提供資金，大量增加課外和暑期活動，以及其他教育領域的投資。我們保證了農民和農場主的補貼，以此來取得巨大的環境效益；為凈水行動提供資金，這將使40％的湖泊河流因垂釣和游泳而被污染的水質得到改善；撥款應對全球變暖，保護土地免受開發和污染。在歷經了八個月的僵局之后，我們促使國會同意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資金，以便讓美國能為結束全球金融危機、穩定世界經濟做出貢獻。 并非所有的提案都得以通過，因此我們在競選前的最后兩周半有充足的抨擊火力。共和黨人阻礙了為健康維護組織而提出的《病人權利法案》；否定了煙草立法，其中包括針對煙草大公司的高額煙草稅和禁止少年吸煙；在參議院拖延了競選資金改革，盡管此議案在眾議院通過后又得到參議院全體民主黨人的一致同意；不同意增加最低工資；而且，最令我吃驚的是，不同意我新建和維修5000所學校的提議；他們還拒絕通過關于生產和購買清潔能源和能源節約裝置的課稅扣除。我跟紐特·金里奇開玩笑說，我終于發現一項他反對的減稅措施了。 盡管這樣，鑒于國會政黨構成，這個預算還是很了不起的，這都要歸功于厄斯金·鮑爾斯的談判技巧。這是1997年平衡預算談判成功后他的又一項杰作。正如我所講的，他完成了一個“了不起的結局”。 四天之后，就在我去懷依河會議中心之前，在厄斯金的強力推薦下，我提名約翰·波德斯塔接替他的職務。自1970年喬·達菲競選參議員起，我就認識約翰了。他曾任白宮辦公廳秘書、辦公廳副主任之職；他熟諳國會，幫助制定過美國的經濟、外交和國防政策；他是個熱心的環保主義者；白宮除了戈爾之外，在信息技術方面沒人比得上他。在性格方面他也很合適：精明的頭腦、堅強的內心、冷淡的詼諧，在攻心策略上比厄斯金還要更勝一籌。約翰領導的班子也是出奇地強，有辦公廳副主任史蒂夫·里凱蒂、瑪麗亞·埃沙維斯特，以及他的助手卡倫·特拉蒙塔諾。 厄斯金是我要好的朋友，我們共同經歷了磨難與成功，一起玩高爾夫、一起打牌。在高爾夫球場上我尤其會想念他。很多困難的時候，厄斯金和我都會去陸軍一海軍高爾夫球場小打一局。我的朋友凱文·奧基夫離開法律顧問辦公室之前，我們三個經常一起打。球場上陪我們的總是梅爾·庫克，在那兒工作的一位退伍軍人，他對整個球場了如指掌。有時我打完四五個洞才會打出一個好球，但那里的風景以及我對這項運動的熱愛會帶走一天的煩惱。我還是經常去陸軍一海軍那個球場，但我很想念厄斯金，不過他離開時至少給我帶來了波德斯塔。 拉姆·伊曼紐爾也離開了。1991年，他是我的競選財務主任，后來因為結婚離開一段時間。拉姆的了不起之處就是能把思想付諸實踐。他能洞察別人忽略的潛在可能，能把握影響成敗的細節。1994年失敗之后，他在重塑我的形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幾年后拉姆會重返華盛頓，這次是作為芝加哥市的議員，他認為該市應當成為世界的首都。我讓白宮政治主任道格·索斯尼克接替他，他和拉姆一樣能拼敢闖，熟悉政治和國會，知曉每件事情的弊端并能讓我成功避開，他還是個談判高手。克雷格·史密斯接替了政治主任一職，1992年他曾任此職。 22日早晨，出發去參加懷依河最后一天漫長的談判前不久，國會在休會前交給我一份法案，內容是到2000年在美國建立3000所特許學校。這個月的最后一周，內塔尼亞胡在以色列議會就（懷依和平協定》進行的不信任投票中勝出。厄瓜多爾和秘魯總統在美國的幫助下，解決了原本要演變成武裝沖突的邊界爭端。在白宮，我歡迎了到訪的哥倫比亞新總統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納，對他結束和游擊隊組織十年沖突的氣概和努力表示支持。我還簽署了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任命羅伯特·塞普萊擔任國務卿在國際宗教自由問題上的特別代表，他是一個名為“美國世界視野”的基督教慈善組織的前領導人。 臨近選舉結束，我在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佛羅里達州和馬里蘭州做了幾次停留，和希拉里一起去了卡納維拉爾角，目睹約翰，格倫升人太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開始播放電視宣傳片來攻擊我；諾爾瑪·霍洛韋·約翰遜法官判定斯塔爾辦公室極有可能24次違反了有關大陪審團泄密的法律；新聞報道表明，根據DNA檢測，托馬斯·杰斐遜的女奴薩莉·赫明斯也曾為他生了幾個孩子。 11月3日，盡管共和黨有巨大的資金優勢，盡管對我進行了無情的攻擊，盡管有民主黨必敗的所謂權威預言，結果還是對我們有利。和預計丟掉四到六個席位不同，參議院的情況沒有改變。我的朋友約翰·布魯在路易斯安那州以絕對多數重新當選。他在1994年的選舉之后幫助我重塑民主黨的執政新形象，而且強烈反對彈劾。在眾議院，民主黨甚至還贏回了五個席位，這是1822年以來總統當選六年后所在黨第一次取得這樣的成就。 選舉提出了一種簡單的選擇：民主黨人首先要儲備社會保障基金，聘用10萬名新老師，改善學校條件，提高最低工資，通過（病人權利法案）。共和黨人對此全部否定。總體來說，他們的競選綱領只有一個，那就是彈劾，不過也在幾個州提出了反對同性戀的宣傳，核心內容是如果民主黨人在國會勝利，就會迫使各州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在華盛頓州和阿肯色州，他們還用同性戀接吻和在教堂的圖片加強宣傳。選舉前不久，懷俄明州的一個同性戀青年馬修·謝潑德就因為他的性取向被活活打死。整個國家都被觸動了，尤其是他的父母勇敢地公開討論這個問題之后。我想極右翼組織因為謝潑德之死不敢再播打擊同性戀的宣傳片了，但他們總得需要一個打擊對象。因為在去年10月的預算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共和黨的力量也被削弱了；最保守的成員都認為他們傾其所有，卻沒得到任何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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