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克林顿自传-12

3月18日，波斯尼亞總統阿利亞·伊澤特貝戈維奇和克羅地亞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來到白宮，簽署在我的特使查爾斯，雷德曼的幫助下達成的協議。根據這項協議，波斯尼亞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族占多數的地區將建立聯盟，并啟動一個與克羅地亞結為聯盟的機制。穆斯林與克羅地亞族之間雖然有戰斗，但沒有雙方與波斯尼亞塞族人之間的戰斗激烈，不過這項協議仍然是邁向和平的重要一步。　　3月的最后幾天，與朝鮮之間的嚴重危機開始了。2月，朝鮮曾同意讓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檢查他們公布的核基地，但3月15日，他們卻阻撓核查人員完成自己的工作。核查人員檢查的反應堆以燃料棒為燃料。這些燃料棒耗完最初設定的能量后，還可以再加工成足夠數量的钚，用來制造核武器。朝鮮還計劃建造兩座更大的反應堆，可以生產更多用過的燃料棒。這些燃料棒掌握在世界上最孤立的、一個甚至連自己的人民都養不活的國家手里，是很危險的。這樣的國家也許會試圖把钚賣給錯誤的買主。一周之內，我決定在韓國部署愛國者導彈，并要求聯合國對朝鮮實施經濟制裁。正像比爾·佩里3月30日對一群編輯和記者說的那樣，即使有戰爭風險，我也決心阻止朝鮮發展自己的核武庫。為了確保朝鮮知道我們是動真格的，佩里在接下來的三天里一直語氣強硬，甚至說他不排除先發制人發動軍事打擊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沃倫·克里斯托弗努力確保我們的信息保持適當的平衡。國務院說，我們傾向于和平解決，我國駐韓國大使吉姆·蘭尼則把我們的立場描述為“正在觀察、立場堅定、保持耐心”。我相信，如果朝鮮真的理解我們的立場，并了解放棄核計劃、與其鄰國及美國合作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話，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3月26日，我來到達拉斯，愉快地度過了一個不用工作的周末，在我弟弟的婚禮上當伴郎。弟弟是和漂亮的莫利，馬丁結婚。他在納什維爾過了幾年后，跑到洛杉磯，希望重振自己的歌唱事業。他就是在那時遇見莫利的。我為羅杰感到高興。　　婚禮后的第二天，我們幾個人都去觀看了阿肯色野豬隊對密歇根大學隊的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籃球錦標賽半決賽。那個星期，《體育畫報》的封面上刊登了我身穿野豬隊運動服的照片。同期雜志的一篇文章里刊登了一張我手拿籃球的照片。經歷媒體對我的那些報道之后，這篇文章對我來說簡直是天降甘露。一周后，我又出現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的一個體育館里。這一次，阿肯色隊76比72擊敗杜克大學隊，奪得全國冠軍。　　4月6日，最高法院的哈里，布萊克門法官宣布退休。我和希拉里在“復興周末”期間與哈里·布萊克門法官和他的妻子多蒂成了朋友。哈里是個很不錯的人，也是非常優秀的法官，是倫奎斯特法院中迫切需要的一個溫和的聲音。我知道，為了國家，我必須找一個值得敬佩的人補進去。我第一個考慮的是喬治，米切爾參議員。一個月前，米切爾宣布將退休，不再擔任參議員。他是一位出色的多數黨領袖，對我忠誠并且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們對于能否在11月的選舉中保住他的位子沒有一點把握。我不想讓他離開參議院，但一想到任命他為最高法院法官就非常興奮。他在成為參議員之前曾當過聯邦法官，他將成為最高法院里舉足輕重的人物，一個可以調動選票的人，即使發表反對意見，也會有人洗耳恭聽。五周之內，米切爾再次讓我失望了。他說如果他在這個節骨眼上離開參議院，我們通過醫療保健改革提案的機會將煙消云散，這會傷害到美國人民，傷害到力圖重新當選的民主黨人，還有我的總統職位。　　我很快選定了另外兩個人選：史蒂芬·布雷耶法官和理查德·阿諾德法官。布霄耶已經通過了審查。阿諾德是第八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該法院總部在圣路易斯，管轄范圍包括阿肯色州。阿諾德曾經是戴爾·邦珀斯的助手，邦珀斯則是阿肯色州眾多出名的律師之一。阿諾德以優異成績畢業于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法學院，學過拉丁語和希臘語，部分目的是為了能夠閱讀早期與《圣經》有關的文獻。我本來可能會任命他的。但他當時正在接受癌癥治療，有關他病情的預期也不太明朗。我的共和黨前任已經在各聯邦法院任命了許多年輕的保守派，這些人會占據職位很多年。我不想冒險，再給他們一個職位。5月，我決定任命布雷耶法官。他非常勝任最高法院的工作。此前，在懷特法官辭職后我接見過他，對他印象很深。布霄耶很容易就能獲得確認。至于阿諾德，我很高興地說，他現在仍然在第八上訴法院當法官，偶爾和我一起打打高爾夫球。　　4月初，北約又在波斯尼亞發動空襲，這一次是為了阻止塞族對戈拉日德的包圍。同一天，盧旺達爆發了大規模騷亂。盧旺達總統和布隆迪總統同坐的飛機失事，引發了一場可怕的屠殺。屠殺是占多數的胡圖族領導人發起的，針對的是圖西族及其胡圖族同情者。圖西族只占人口的15％，卻被認為擁有不相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我下令撤退所有的美國人，并派部隊去保證他們的安全。100天之內，在一個只有800萬人口的國家里，肋多萬人被殺害了，大部分人都是被砍刀殺害的。我們太關注波斯尼亞了，仍然記著六個月前索馬里發生的事情，在與我國利益無關緊要的遙遠的地方部署軍隊也會遭到國會的反對，因此我和我的外交政策小組都沒有認真考慮派兵去阻止屠殺。只要有幾千名士兵，加上盟國的援助，再加上有部署部隊所需的時間，我們本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未能努力阻止盧旺達悲劇的發生成為我總統任期內最大的遺憾。　　在我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以及卸任后，我盡一切可能，幫助盧旺達恢復他們的國家和生活。今天，在保羅·卡加姆總統的請求下，盧旺達已成為接受我的基金以阻止艾滋病蔓延的國家之一。　　4月22日，理查德·尼克松去世了。在去世之前的一個月零一天，他曾寫給我一封長達七頁的非常棒的信，介紹了他最近的俄羅斯、烏克蘭、德國和英國之行。尼克松說，我贏得了他會見的那些領導人的尊重，不能讓白水事件或別的什么國內事務“使我們的注意力離開我們外交政策要優先實現的目標——確保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自由持續下去”。他為葉利欽的政治地位和杜馬中不斷上漲的反美情緒感到擔憂，敦促我保持與葉利欽的緊密關系，但也要與俄羅斯的其他民主派人士建立聯系，改進并更好地實施我們的對外援助計劃；任命有影響的商人負責為俄羅斯吸引私人投資。尼克松說，應該揭露極端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的騙子嘴臉，而不是打壓他；我們應盡量“使壞人——日里諾夫斯基、魯茨科伊和共產主義者——不和，如果可能的話，促使好人——切爾諾梅爾金、雅夫林斯基、沙赫賴伊、特拉夫金——結成聯合陣線，進行負責任的改革”。最后，尼克松說，我不應該把有針對性的援助分散到整個前蘇聯，而應該將我們的資源集中在俄羅斯及烏克蘭。“這是絕對必要的。”這封信是尼克松80多歲時寫下的杰作。　　所有在世的總統都到尼克松總統的總統圖書館和出生地參加了他的葬禮。當他的家人請我和鮑勃·多爾、亨利·基辛格、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皮特·威爾遜（他在年輕時曾為尼克松工作過）一道發言時，我感到很吃驚。在發言中，我表達了對他“明智的建議：特別是有關俄羅斯的建議”的贊賞，評價了他對美國和全世界所抱有的持久、有力而且清醒的興趣，并提到了他打給我的電話和去世前一個月寫給我的信。我只是間接地提到了白水事件，提出了和解的請求。“今天，他的家人、朋友和整個國家將因為他一生的總成績而記住他。但也有些人根據與尼克松總統的一生和事業相比微不足道的事情來評價他，但愿這樣的日子到此結束。”我們黨內有些痛恨尼克松的人不喜歡我的講話。除水門事件外，尼克松還做了許多我不贊同的事情——敵人名單，延長越南戰爭并擴大轟炸范圍，在加利福尼亞時為自己競選國會議員的對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但他也打開丁通往中國的大門，簽署法令設立了環境保護局、法律服務社團和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局，并且支持贊助性行動。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接管了共和黨的那些人相比，尼克松是個充滿激情的自由派。　　參加葬禮的當天，我給拉里·金的電視節目打電話，因為他正就母親剛出版的《用心生活》一書采訪迪克·凱利和詹姆斯·摩根。我告訴拉里，母親葬禮后我就出訪了，回來后我發現，拿起廚房的電話之后，我才想起自己再也不能在星期天晚上給她打電話了。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壓制住星期天晚上打電話的沖動。　　4月29日，我在白宮南草坪上款待了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各部落的首領。幾乎所有的內閣部長都參加了。很顯然，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他們這是第一次應邀來到白宮。他們中有些人因為印第安人地區的賭博業而非常富有，乘坐私人飛機來華盛頓；其他領導人由于生活在與外界隔絕的保留地中，非常貧窮，不得不到處湊錢才買得起飛機票。我許諾將尊重他們的自決權、部落主權和宗教自由，并將努力改善聯邦政府與他們的關系。我還簽署了行政令，確保我們的承諾得到實施。最后，我承諾將更強有力地支持貧困部落的教育、醫療保健和經濟發展。　　4月底，我們顯然已經輸掉了醫療保健改革的信息戰。4月29日《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場針對我們的耗資3億美元的信息誤導戰：孩子的哭聲很痛苦，媽媽的聲音中充滿了絕望。“求求你們了。”她在電話上哀求著，想為自己生病的孩子求得幫助。　　“對不起，政府醫療中心現在關門了。”電話另一端的錄音如是說，“不過，如果是急診，你可以試一下1-800-一政府。”媽媽試了試，只聽到另一個電話錄音：“對不起，所有的醫療保健代表現在都很忙。請別掛電話，我們一有……”　　“他們為什么要讓政府來管這事呢？”媽媽傷心地問道，“我想要我的家庭醫生回來。”這篇文章說，這個廣播節目是由華盛頓一個名為“支持稅收改革的美國人”的組織制作的，它所存在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它不真實。　　一個名叫“美國醫療改革委員會”的組織則通過直接寄傳單，發起了另一場攻勢。該組織聲稱，根據克林頓的醫療改革計劃，誰要是多買了醫療保險，就有可能坐五年牢。實際上，我們的計劃明確規定，人民可以自由地購買任何自己喜歡的醫療保健服務。　　廣告是虛假的，但很起作用。3月10日，有人發表了一篇題為《許多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喜歡的是克林頓的計劃》的文章，文章披露了一項《華爾街日報》和全國廣播公司的聯合民意調查。該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我們的醫療計劃時，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對。但事實上，當被問到對醫療計劃有什么期望時，他們中超過60％的人都支持我們計劃中的許多條款。這篇文章說：“當你向這些人描述克林頓的法案，不說明這是總統的方案，不說明它是提交給國會的四項主要議案之一時，屋里的每個人都把克林頓方案作為首選。”　　文章引用民意測驗作者——一名共和黨人和一名民主黨人——的話說：“白宮應發現這件事既令人高興，也令人清醒。令人高興是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他們計劃中的基本觀點是對的；令人清醒則是因為他們顯然與公眾交流太少，讓給利益集團的陣地太多。”　　盡管如此，國會還是繼續審議這個法案，將其提交給國會中的五個委員會，其中三個在眾議院，兩個在參議院。眾議院勞工委員會4月曾投票否決了一項實際上比我們的法案更全面的醫療保健法案。其他四個委員會正努力達成一致意見。　　在5月的第一個星期里，所有的事情又同時發生了。在亞特蘭大的有線電視新聞網總部，在由卡特總統中心舉辦的全球論壇上，我回答了國際記者們的提問；簽署了畢業就業法案，向拉賓和阿拉法特表示祝賀，祝賀他們就加沙和耶利哥的交接事宜達成協議；游說眾議院通過針對致命進攻性武器的禁令；該禁令受到全國來復槍協會的強烈反對仍然以兩票的優勢獲得通過后，我歡呼雀躍；宣布在南非舉行了第一次全面而公正的大選之后，美國將增加對南非的援助，戈爾夫婦、希拉里、羅恩·布朗和邁克·埃斯皮將率領美國代表團參加曼德拉總統的就職典禮；在白宮舉辦了一次活動，強調沒有醫療保險的婦女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加強了對海地的制裁，因為拉烏爾·塞德拉斯中將繼續在屠殺并肢解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任命黑人大學聯合基金領導人、前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比爾·格雷為我和沃倫，克里斯托弗的海地問題特別顧問；被葆拉·瓊斯告上法庭。這只是我任總統期間非常普通的一個星期。　　葆拉·瓊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是上一年2月。當時她參加了在華盛頓舉行的保守政治行動委員會大會，目的據稱是為了“還她清白”。會上克利夫·杰克遜對她做了介紹。戴維·布羅克根據阿肯色州州警的指控，在《美國觀察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們的一項指控是，我在小石城一家旅館的房間里曾與一名女子約會，后來該女子告訴帶她回警察局的警察，說她想成為我“固定的女朋友”。盡管文章只說這名女子叫葆拉，但瓊斯卻說她的家人和朋友閱讀文章時，認出那就是她。她還說她要爭得清白，但沒有告《美國觀察家》誹謗，卻控告我性騷擾，還說她拒絕了我的調戲后，我不讓她得到所有州政府雇員都可以得到的年度加薪。當時，她還是阿肯色州工業發展委員會的一名職員。瓊斯和克利夫·杰克遜第一次露面并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但是到了5月6日，就在訴訟時限到期的前兩天，瓊斯對我提起了訴訟，宣稱我對她進行了性騷擾，要求賠償70萬美元。　　在提起訴訟之前，瓊斯的第一個律師與小石城的一個人聯系，小石城的這個人又與我的辦公室聯系，告訴我們，瓊斯的律師說，瓊斯的案子勝算不大，如果我給她5萬美元，并幫助她和她丈夫史蒂夫在好萊塢找到工作，她就不告我了。后來我們發現，史蒂夫是個痛恨克林頓的保守分子。我沒有付錢，因為我沒有對她性騷擾。與她另一項指控相反，她實際上得到了年度加薪。現在我不得不再請一名律師，請華盛頓的鮑勃·貝內特律師為我辯護。　　5月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到全國各地為我的醫療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做宣傳，但總是有其他的事情同時發生。那時候，最大的好事是我的第一個侄子泰勒·卡西迪·克林頓出世了。羅杰和莫利于5月12日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來。　　18日，我簽署了一項重要的法案：學前教育改革法案。沙拉拉部長和賴利部長為這一法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法案增加了學前教育計劃覆蓋的貧困學生人數，改進了學前教育的質量，根據我的早期學前教育倡議，還第一次為三歲以下兒童提供服務。　　第二天，我在白宮歡迎印度總理P．V．納拉辛哈·拉奧。冷戰和笨拙的外交把印度和美國隔開太久了。印度有將近10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此前的30年中，與中國的緊張關系使印度靠近了蘇聯，而冷戰則把美國推向了印度的鄰國巴基斯坦。自獨立以來，印巴兩國就因克什米爾這個印度北部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陷入了似乎無休止的激烈爭論中。現在冷戰結束了，我想我有機會也有義務改善美印關系。　　問題在于，我們想努力限制核武器的擴散，印度卻極力想發展核武器，這樣雙方就有了沖突。在印度看來，發展核武器是阻嚇中國核武庫的必要手段，也是成為世界強國的必要條件。巴基斯坦也制定了核計劃，在印度次大陸形成了危險的局面。我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庫只會使兩國更加不安全，但印度人不這么想，并決心不讓美國干涉他們繼續實施核計劃的權利。他們認為這種權利是合法的。盡管這樣，印度還是和我們一樣，想改善我們兩國的關系。雖然我們沒有解決所有的分歧，但我和拉奧總理總算打破了僵局，為在我的兩屆任期內不斷改善印美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我會見拉奧總理的那天，杰姬·肯尼迪·奧納西斯在與癌癥做了一番搏斗后，去世了，享年64歲。杰姬在我們的公眾偶像人物中是最少拋頭露面的。對許多人來說，她是一個涂抹不去的優雅和悲傷的意象。對那些有幸認識她的人來說，她表里如一，甚至比外表更令人尊敬——她是一個充滿了活力的聰明女士，一個出色的母親和好朋友。我知道她的孩子約翰和卡洛琳，以及她的伴侶毛里斯·坦普斯曼將多么懷念她。希拉里也將懷念她，因為她曾不斷地鼓勵我們，為我們提供很好的建議，并給了我們真誠的友誼。　　到了5月底，我不得不決定是否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貿易最惠國待遇實際上是一種有點令人誤解的說法，指的是沒有額外關稅或是其他壁壘的正常貿易關系。美國對中國已經有了不小的貿易赤字，隨著美國每年購買中國35％到40％的出口商品，這一赤字在以后幾年里還將持續上升。平息天安門事件之后，美國務階層的政治人物都覺得，布什政府與中國重新建立外交關系太快了。在競選期間，我曾批評布什政府的政策，并于1993年發布行政命令，宣布在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之前，中國必須在移民、人權和監獄里的強制勞動等方面取得進步。5月，沃倫·克里斯托弗交給我一份報告，顯示所有的移民案件都解決了；我們與中國就如何處理監獄強制勞動問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中國還第一次答應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也說，中國對異見者仍有侵權行為，對西藏傳統仍有所壓抑。　　中國對其他國家“干涉”其政治事務極為敏感。中國領導人還覺得，隨著經濟的現代化，以及伴隨而來的人口從內陸省份向經濟快速發展的沿海城市的大量轉移，他們會盡力處理所有這些變化。因為我們的接觸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效果，因此我決定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而且將來把我們在人權方面的努力與貿易脫鉤。這一決定得到了我外交政策小組的一致支持。更多的貿易和接觸將給中國人帶來更多的繁榮，更多與外部世界接觸的機會，更多在諸如朝鮮等問題上的合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中國的合作），讓他們更好地遵守國際規則。而且我們希望，貿易和接觸將推動中國的個人自由和人權。　　6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和希拉里去了歐洲，紀念諾曼底登陸50周年。1944年6月6日，美國軍隊及盟軍渡過英吉利海峽，對諾曼底海灘展開猛攻。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海軍登陸戰，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的開始。　　我們歐洲之行的第一站是羅馬，到梵蒂岡看望了教皇，并會見了意大利新總理西爾維奧·貝魯斯科尼。貝魯斯科尼是意大利最大的傳媒公司的老板，是個政治新手。他組織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聯盟，其中包括一個被比做法西斯的極右翼政黨。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盡管斷了腿還沒有完全康復，但與我討論世界問題時仍精力充沛。我們討論的問題包括宗教自由在中國能否得到確保，以及我們有沒有可能與溫和的穆斯林國家合作。但在如何控制人口爆炸及推動貧困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從某些方面看，貝魯斯科尼是意大利第一位電視時代的政治家：很有魅力，意志堅定，決心把自己的紀律和方針帶人意大利臭名遠揚的動蕩的政治生活中。他的批評者指責他試圖把新法西斯秩序強加于意大利，他則堅決否認。他保證將致力于保護民主和人權，維護意大利與美國歷史性的伙伴關系，并承擔意大利作為北約成員國在波斯尼亞的責任。這讓我非常高興。　　6月3日，我在內圖諾的美軍公墓發表了演說。內圖諾曾經因為戰爭而滿目瘡痍，如今已長滿了郁郁蔥蔥的松樹和柏樹。一排排墓碑記錄了埋葬在那里的7862名士兵的名字。另外3000名士兵的名字鐫刻在附近的教堂里，他們的尸體一直都沒有找到。他們死于解放意大利的戰爭中，死的時候都太年輕了。這里是我父親當兵時曾經作戰的戰場。　　第二天，我們到了英國，來到劍橋附近的米爾登霍爾空軍基地。在那里我們參觀了另一座美軍公墓。那里埋葬了當初駐守在這個基地的3812名陸海空三軍士兵，另外還有一座失蹤戰士墻，記錄了5000多名士兵的名字，其中包括兩名駕機飛越英吉利海峽再也沒有返航的飛行員：小喬·肯尼迪和格蘭·米勒。小喬·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長子，大家當初都以為他會成為家族中的政治家；米勒曾經是樂隊指揮，他的音樂在20世紀40年代曾風靡一時。在當天舉行的儀式上，空軍軍樂隊演奏了米勒的主題曲：《月光小夜曲》。　　我與約翰·梅杰首相在契克斯別墅舉行了會談。契克斯別墅建于15世紀，是英國首相的鄉間度假地。然后，我和希拉里出席了在樸次茅斯舉行的盛大宴會。宴會上，我坐在女王旁邊，對她的優雅和機智以及討論公共事務的方式很著迷。女王向我打聽一些消息并詢問我的看法，但又適可而止，從不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這對英國元首來說是個禁忌）。女王陛下給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因為出身的關系，她也許會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實際上，她的確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只是外表上沒有顯露出來而已。　　宴會結束后，我們應王室的邀請，登上皇家游艇大不列顛號。在船上我們有幸見到了女王的母親。王太后已經93歲了，但仍然很有活力，并不顯老，雙眼炯炯有神。第二天是諾曼底登陸紀念日的前一天。這天上午，我們出席了鼓面儀式，一個紀念為戰斗“獻身的部隊”的宗教儀式。戴安娜王妃也來了。她已經與查爾斯王子分居，但沒有離婚。她向我和希拉里問過好之后，就走進人群，與她的同胞們握手。那些人顯然很高興見到她。我與查爾斯和戴安娜在一起只待了很短的時間，他們倆我都喜歡，真希望生活給他們的遭遇與現在的有所不同。　　鼓面儀式結束后，我們登上大不列顛號吃午餐，向英吉利海峽進發，隨行的有許多船只。一段短暫的航行后，我們與王室道別，坐上由海軍海豹突擊隊員駕駛的一艘小船。小船帶我們駛向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剩下的航程，就由這艘航空母艦來完成了。我和希拉里很高興能和艦上的6000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共進晚餐。我還忙著修改發言稿。　　6月6日，我在猶他海灘的霍克角和位于海上科爾維拉的美軍公墓發表演說。這兩個地方都擠滿了二戰老兵。　　在猶他海灘，我還與三位老兵一起散步，其中一位因為在50年前那個決定命運的日子里英勇作戰獲得了榮譽勛章。他是第一次回到那兒。他告訴我，我們站的地方差不多正好是1糾4年他登陸的地方。然后，他沿著海灘指向另一個地方，告訴我他兄弟是在那個方向幾百碼外的地方登陸的。他說：“命運真是有趣。我獲得了榮譽勛章，我兄弟卻犧牲了。”“你仍然想念他，是吧？”我問道。他的回答讓我永生難忘：“每天都想，50年了。”　　儀式上，得克薩斯科珀斯克里斯的喬·道生把我介紹給來賓。道生當年還是一名年輕的上尉，據說是第一個冒著德國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沖上諾曼底陡峭高崖的軍官。那天，9400名美國人犧牲了，包括33對兄弟，一對父子，另有11位一同來自弗吉尼亞州貝德福德小鎮。我宣稱，那些人活了下來并回到他們取得勝利的地方，“步伐或許少了些活力，人數也可能越來越少。但我們要記住，這些人在年輕時拯救了世界”。　　第二天我到了巴黎，會見了巴黎市長雅克·希拉克，在波旁宮向法國國民議會發表了演說，出席了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在愛麗舍宮舉行的宴會。密特朗的宴會結束時已近深夜，但他仍然問我和希拉里想不想看一下“新盧浮宮”，一座由華裔美國建筑師貝聿明設計的建筑，這讓我們感到很吃驚。密特朗已經77歲了，身體不好，但仍然急于向我們展示法國的最新杰作。密特朗、美國駐法國大使帕梅拉·哈里曼、希拉里和我到達新盧浮宮時，發現導游不是別人，正是貝聿明本人。我們看了看這座宏偉的金字塔狀的玻璃建筑，修復并改建丁的舊建筑，以及出土的古羅馬時期的遺跡，總共參觀了一個半小時。密特朗不時對貝聿明的解說加以補充，確保我們不漏過任何地方，從頭至尾，一直精力充沛。　　此次歐洲之行的最后一天，我處理了一件個人事務，回到牛津，接受一個榮譽學位。那是一個無可挑剔的英國的春日。陽光明媚，微風輕拂，花木和紫藤上鮮花盛開。在簡短的演說中，我提到了諾曼底登陸紀念活動。我說：“歷史并不總是給予我們偉大的遠征，但總是給予我們機會。”我們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很多機會：恢復經濟增長、擴大民主的范圍、停止對環境的破壞、在歐洲建立新的安全機制、制止“核武器的擴散和恐怖主義”。我和希拉里度過了難忘的一周，但我們該回國抓住那些“機會”了。　　我回國那天，肯尼迪參議員的勞工與人力資源委員會經討論后，決定將醫療保健改革法案提交參議院審議。為全體國民提供醫療保險的立法議案沖出國會中某個委員會，這還是頭一次。一名共和黨人、來自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茲投了贊成票。杰福茲鼓勵我繼續與共和黨人接觸。他說，我們只需對該法案做一些修訂，而且不一定是把法案掏空的修訂，就可以再挖幾張票。　　我們的喜悅沒持續多久。兩天后，鮑勃·多爾宣布他將封殺任何醫療改革議案，在11月的國會選舉中，還將把我提出的醫療改革方案作為一個主要話題。而此前他卻告訴我，我們可以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妥協。據說紐特·金里奇曾說過，共和黨的策略就是反對任何改進性的修正條款，以使醫療改革法案無法獲得通過。他說到做到。6月30日，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否決了一項全面補貼議案，沒有一個共和黨議員投贊成票。　　前副總統丹·奎爾的辦公室主任威廉·克里斯托爾送給共和黨領導人一份備忘錄，敦促他們封殺醫療改革法案。克里斯托爾說，共和黨不能讓任何法案通過。醫療改革法案若是成功通過，“將對共和黨造成嚴重的政治威脅”，但如果能將其封殺，則“會給總統一個重大挫折”。5月底，在一個陣亡將士紀念日度假地，共和黨國會領導人決定采取克里斯托爾的立場。金里奇采取了克里斯托爾的強硬路線，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他的目標就是要贏得眾議院，并把整個國家推向右翼。多爾倒是真的關心醫療保健問題，知道我們的制度需要改革。但他要競選總統。他只要糾集到41名共和黨議員進行阻撓，我們就完蛋了。　　6月21日，我向國會提交了一份福利改革法案。該法案是由唐納·沙拉拉、布魯斯·里德和他們領導的一流的工作人員制定的，目的是使福利成為“一種二次機會，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花了幾個月時間，與每一個利益集團及包括前任州長和福利受益者在內的各階層人士進行了磋商，然后才制定出這個議案。該法案要求政府為有勞動能力的福利接受者提供教育和培訓，這些福利接受者在享受兩年福利之后則必須工作，如果在私人企業找不到工作，政府將提供有補助的工作。　　法案中還有一些條款，確保在經濟上福利接受者工作時不比接受福利時更差，包括增加用于兒童撫養執行的款項，并根據醫療補助和食品券計劃，向處于從接受福利到自己工作這個過渡時期的家庭持續提供醫療和食品幫助。這些政策變化，再加上1993年實行的對低收人工作給予更大的勞務所得扣抵的政策，將足以使低收人工作比福利更加有吸引力。當然了，如果我們能夠通過醫療保健改革法案，低收人工人將獲得長久的而不是暫時的醫療保障，福利改革也會更加成功。　　我還提議終止當前福利體系中的一個有悖常理的刺激條款。根據該條款，青少年母親從家里搬出來得到的福利，要多于和父母住在一起與繼續上學。我還敦促國會加強兒童撫養執行法律，促使不與孩子一起生活的父親或母親多償還一些拖欠的撫養費。這些撫養費是經過法院裁定的，總數額高達340億美元，沙拉拉部長已給好幾個州發放了不遵守現行聯邦法規的“棄權聲明書”，以實行許多改革措施，而且這些措施正在產生效果：接受福利的人數已經急劇減少了。　　6月是外交事務的豐收月：我加強了對海地的制裁；和希拉里一起為日本天皇和皇后舉行了國宴。兩人都聰明文雅，到哪里出訪都傳播自己國家的善意；會見了約旦國王侯賽因，以及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智利的總統。不過，最大的外交事務還是朝鮮核問題。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國際原子能機構希望檢查朝鮮的核設施，以確保使用過的燃料棒不被重新加工成可制造核武器的钚，但遭到了朝鮮的阻撓。3月，檢查被迫停止，我請求聯合國對朝鮮實施制裁，并拒絕排除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之后，局勢更加惡化。5月，朝鮮開始從一座反應堆中撤除燃料棒，但不讓檢查人員充分監督撤除工作，使他們無法確定使用過的燃料棒將作何用途。　　6月1日，卡特總統打電話給我，說他愿意到朝鮮去一趟，努力解決這個問題。我派鮑勃·加盧奇大使到佐治亞州的普萊思斯，向他通報朝鮮嚴重違反協議的問題。但他仍然想去。我與戈爾及我的國家安全小組商討了一下，覺得卡特的想法值得一試。大約三個星期前，我收到了一份評估報告。該報告對于一旦爆發戰爭，雙方將遭受的巨大損失做了評估，結果令我們誰也不敢沖動。當時我在歐洲參加諾曼底登陸紀念活動，于是戈爾打電話告訴卡特，說除非朝鮮允許檢查人員繼續工作，同意凍結自己的核計劃，并愿意與美國就建設無核明天的問題進行談判，否則我不會同意暫停對朝鮮的制裁。只要金日成主席理解這一點，我不反對他去。　　6月16日，卡特總統從平壤給我打來電話，并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現場采訪。他說只要我們采取善意措施，消除在國際核查問題上的分歧，金日成就不會驅逐核查人員。卡特還說，由于朝鮮采取了這個“非常積極的步驟”，我們應該減輕制裁，并開始與朝鮮舉行高級別的談判。我回答說，如果朝鮮準備凍結核計劃，我們愿意恢復談判，但我當時不清楚朝鮮會不會同意這么做。，根據以往的經驗，我不愿意相信朝鮮，希望繼續實行制裁，直到得到正式的確認，說朝鮮已經改變政策。不到一個星期，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確認。金日成給我寄來一封信，確認了他告訴卡特的那些話，并接受我們恢復談判的前提條件。我感謝卡特總統做出的努力，然后宣布朝鮮已接受了我們的所有條件，朝鮮與韓國已同意就兩國元首會談的可能性進行討論。作為回報，我說美國愿意下個月在日內瓦與朝鮮談判，在談判期間，我們將減輕制裁。6月底，我宣布調整幾名工作人員，希望這樣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應對更加艱巨的立法計劃及四個月后的選舉。幾周前，麥克·麥克拉蒂告訴我，說他該換換工作了。他因為旅行辦公室的事受到了不少批評，無數媒體報道批評我們的決策過程也讓他承受了很大壓力。他建議我任命列昂·帕內塔為白宮辦公廳主任，因為列昂對國會和媒體都很了解，而且他對工作人員會要求很嚴。麥克說他想為我與國會中溫和的共和黨人和保守的民主黨人搭橋，負責12月將在邁阿密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準備工作。　　我認為麥克取得的成績遠超過得到的評價，他管理的白宮工作人員比以前少，干的工作卻比以前繁重得多；我們在經濟計劃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上取得勝利，他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正像鮑勃·魯賓說的那樣，麥克在白宮內部以及白宮與各部部長之間建立了一種同僚平等的氛圍，這種氛圍是以前許多屆政府都沒有的。這種氛圍幫助我們在國會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與政府部門的合作也卓有成效。這種氛圍還鼓勵自由公開的討論，雖然有人因為這樣的討論對我們的決策過程提出批評，但考慮到我們面對的許多挑戰的新穎性和復雜性，這樣的討論實際上使我們做出了更好的決策。　　況且，除了減少信息的泄露外，我懷疑我們根本無法避免媒體的負面報道。托馬斯·帕特森教授當時剛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陷入混亂》，幫助我對巳發生的事情有了更透徹的理解。對于媒體在選舉中起什么作用這個問題，帕特森是權威。他的觀點是，在過去12年中，媒體逐漸把自己看做候選人和公眾之間的“調停人”，有關競選的負面報道越來越多，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告訴選民們該怎樣看待各位候選人，這些候選人有哪些問題。1992年，有關布什、佩羅和我的報道，都是負面的比正面的多。　　在1994年版（陷入混亂》的后記中，帕特森說，自1992年選舉后，媒體第一次把選舉中的負面偏見帶人對政府的報道中。他說，現在有關總統的新聞報道“不怎么取決于他在任職期間的實際表現，而是更多地取決于媒體挑剔的偏見。對于錯誤，我國的媒體幾乎總是要放大許多倍，對于成績卻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下”。比如，沒有黨派之見的媒體與公共事務中心說，關于我對國內事務的處理，60％的報道都是負面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我沒有遵守競選承諾，盡管正如帕特森說的那樣，我兌現了“許多項”競選承諾，甚至應該有“遵守承諾”的總統的好名聲。之所以這么說，部分原因是我贏得了國會中88％的競爭選票，歷史上，只有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約翰遜在1965年曾經取得比這更好的成績。帕特森得出結論說，負面報道不僅使我的支持率一路下跌，還降低了公眾對我提出的計劃的支持率，包括對醫療保健改革的支持，因此“使克林頓的總統職位和國家利益都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1994年夏天，托馬斯·帕特森的書幫助我了解到，對于新聞報道，我可能根本無能為力。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必須學會更好地與媒體打交道。麥克·麥克拉蒂從未要求過辦公廳主任的職位，列昂·帕內塔卻很樂意面對這個挑戰。他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取得的成績幾乎是到頂了——我們的前兩個預算是17年來第一個按時被國會接納的預算；這兩個預算自杜魯門時期以來第一次保證連續三年減少赤字；最了不起的也許是，我們的預算25年來第一次削減了可自由支配的國內支出，同時還增加了對教育、學前教育、工作崗位培訓和新技術方面的投入。作為辦公廳主任，列昂或許可以把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和正在努力為國家做的貢獻更清楚地告訴媒體。我任命了他，并任命麥克為總統顧問，工作性質和他先前建議的一模一樣。　　　　　　　　39　　6月，羅伯特·菲斯克第一次采取了真正的行動，決定對文斯·福斯特的死因展開獨立調查，因為媒體和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許多疑問。他這么做我很高興。謠言機器正試圖從蘿卜中擠出血來，也許獨立調查可以封住他們的嘴，給文斯的家人一些解脫。　　如果不是這個事件所牽涉到的悲劇，許多指控和提出指控的小丑其實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在鼓噪“文斯被謀殺”的人中，叫得最響亮、最偽善的是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議員丹·伯頓。伯頓為了證明文斯不可能是自殺，有一次走到自己家的后院中，用左輪手槍打爛了一只西瓜。這是愚蠢的行為，我永遠都想不通伯頓想證明什么。　　菲斯克約見了我和希拉里。約見是直率而專業的，結束后我知道他會做徹底的調查，而且會及時結束調查。6月30日，他公布了有關文斯死因的初步調查結果，還有對伯尼·努斯鮑姆和羅杰·奧爾特曼之間那次被夸大了的對話的調查結果。菲斯克說，文斯是自殺身亡的，也沒有發現與白水事件有關的證據。他還發現努斯鮑姆和奧爾特曼并沒有什么不當行為。　　從那時起，菲斯克開始受到保守的共和黨人及其在媒體中的盟友們的奚落。《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些批評我和希拉里的報道，盡管這些報道后來都“被其他事實推翻”。他們的做法使得媒體更加好斗。一些保守派評論員和國會議員開始呼吁要菲斯克辭職。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勞奇·費爾克洛思參議員尤其積極。他是受了新來的工作人員戴維·博西的鼓動才這么做的。博西曾經是佛洛伊德·布朗的搭檔，是右翼組織公民聯盟的成員。該組織已經散布了許多有關我的假信息；在菲斯克公布調查報告的同一天，我簽署了新的獨立檢察官法，在我自己的棺材上又釘了顆釘子。這部法令允許再一次任命菲斯克，但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的“特別庭”也可以將他解職，任命另一名檢察官，重新進行調查。根據這部法令，“特別庭”的法官將由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挑選，而倫奎斯特在去最高法院之前就已經是一名極端保守的共和黨激進分子。　　我想給菲斯克一些特權，但我新任的立法事務主管帕特·格里芬說，有些民主黨人擔心這樣看起來不好。勞埃德·卡特勒則說沒有什么可擔心的，因為非斯克顯然是獨立的，不可能被取代。他告訴希拉里，如果菲斯克被替換，他情愿“把頭砍下來”。　　7月初，我回到歐洲，參加在那不勒斯舉行的七國峰會。途中，我在拉脫維亞的里加短暫逗留，與波羅的海各國領導人會談，慶祝俄羅斯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撤軍。我們向想回家的俄羅斯軍官提供了大量的購房優惠券，幫助加快了俄羅斯的撤軍進程。現在只剩愛沙尼亞還有俄羅斯軍隊了，該國電影制片人出身的倫納特·梅里總統一直反對俄羅斯控制自己的國家，決心盡快讓這些軍隊離開。會談結束后，在里加的自由廣場舉行了一場令人感動的慶祝儀式。廣場亡大約有四萬人揮舞著旗子歡迎我，對美國堅定地支持他們剛剛得到的自由表示感謝。　　我的下一站是華沙，與萊赫·瓦文薩總統舉行會談，強調我支持波蘭加入北約。10多年前，瓦文薩領導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發動起義，反抗共產黨統治，成為英雄，是自由波蘭自然的總統人選。他對俄羅斯深表懷疑，希望波蘭盡管加人北約。他還想得到更多的美國投資。他說，波蘭的將來需要更多的美國“通用”，“首先是通用汽車和通用電氣”。　　那天晚上瓦文薩舉行了一場宴會，邀請了持各種觀點的領導人前來參加。我饒有興趣地聽著瓦文薩太太和——位議員之間的激烈爭論。瓦文薩太太是八個孩子的母親，愛與人爭吵，當時正猛烈地抨擊共產主義制度。那位議員是一位種植西紅柿的農場主，他認為農民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比現在的日子好過。我以為他們快要打起來了，于是想幫個忙，提醒那位議員，即使在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農場也是控制在私人手里的，波蘭共產黨人所做的只是把糧食買過來，拿到俄羅斯和烏克蘭去賣。那位議員承認這一點，但他說，那時他總能夠為自己的莊稼找到市場，而且價錢也不錯。我告訴他，他從沒有在像俄羅斯那樣徹底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過。在俄羅斯，農場本身也曾經被集體化。然后我又解釋美國的制度是怎么運行的，告訴他，所有的自由市場體制都有某種形式的合作營銷和價格補貼。那位農場主仍然不太相信，瓦文薩夫人也仍然不肯讓步。如果民主的精神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辯論，那么這一精神在波蘭肯定已扎了根。　　在那不勒斯參加峰會的第一天，我把時間都用來處理亞洲問題了。我們與朝鮮剛剛在日內瓦恢復談判，但金日成前一天卻去世丁，于是能否與朝鮮達成協議一下子成了問題。七大國中另一個與朝鮮問題有切身利益的是日本。日本人與朝鮮人的緊張關系已經有幾十年了，可以追溯到二戰以前。如果朝鮮有了核武器，日本就會面臨巨大的壓力，也需要發展核阻嚇力量。由于自身的痛苦經歷，日本人并不愿意這么做。日本新首相村山富市向我保證，在朝鮮問題上，日美之間的團結不受任何影響。村山通過與自民黨結盟，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社會黨首相。為哀悼金日成逝世，日內瓦談判暫停一個月。　　我們在那不勒斯所做的最重要決定，是向烏克蘭提供一攬子援助，并邀請俄羅斯參加以后各屆峰會的政治會談。邀請俄羅斯加入這個有影響的圈子給了葉利欽及其他推動與西方建立緊密關系的改革者一個很大的鼓勵，并可以保證我們將來的會議更加有趣，因為葉利欽總是讓人感到愉快。　　切爾西、希拉里和我都很喜歡那不勒斯，會議結束后，我們去龐培參觀了一天。這座古城于公元79年被火山灰埋住，意大利人后來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工作，將它挖了出來。我們參觀了仍然紋理清晰的彩色壁畫，包括那些公兀1世紀的政治海報；還有一些露天食品攤，其實就是當今快餐連鎖店的早期雛形；幾具在火山灰中保存得很好的尸體，其中有一個男子躺在地上，手捂著他明顯已經懷孕的妻子的臉，兩個孩子躺在他們身邊。那幅景象讓人不由得想起稍縱即逝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我們歐洲之行的終點是德國。赫爾穆特·科爾帶領我們參觀了他的家鄉路德維希港，然后我們飛往拉姆斯坦空軍基地，看望我國駐在那里的軍隊。由于冷戰后軍隊縮編，他們中的很多人不久將退伍。和我在那不勒斯遇到的海軍官兵一樣，拉姆斯坦基地的官兵們只向我提了一個國內問題：醫療保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孩子，在軍隊中，他們不用為醫療操心。現在由于軍隊縮編，他們將退伍，但回國后國家再也不為他們的孩子提供醫療保障，因此他們很擔心。　　柏林一片繁榮，由于統一后的德國準備恢復這個城市的首都地位，因此到處都是建筑起重機。我和希拉里在科爾夫婦的陪同下，走出國會大廈，沿著柏林墻原來所在的地方散步，一直穿過雄偉的勃蘭登堡門。肯尼迪總統和里根總統在這座門位于柏林墻西邊的一側發表過令人難忘的演說。現在柏林統一了，我們站在東邊一側的講臺上，面對五萬名熱情的德國人。他們中很多是年輕人，生活在一個與他們父母所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里，對于將來很彷徨。　　我敦促德國人帶領歐洲走向更大程度的統一。如果他們這么做，我用德語向他們保證，“無論現在還是將來，美國都站在你們這一邊”。勃蘭登堡門長期以來一直是時代的象征，有時是專制的紀念碑，有時是征服的紀念塔，但現在應該代表當初建設者的本意：通向未來的大門。　　我回國后，外交工作繼續進行。由于海地不斷鎮壓人民，新的一波難民開始乘小船出逃，所有的商業航班都被終止了。7月底，聯合國安理會批準一項入侵計劃，推翻獨裁者。這是一項看起來越來越不可避免的行動。　　7月22日，我宣布大幅度增加對盧旺達難民的緊急援助，美國軍隊將在烏干達建立一個基地提供支援，全天不斷地向住在靠近盧旺達邊境地區的難民輸送救援物資。那里的難民數量很多，全都住在帳篷中。我還命令軍方建立一個安全飲水供應點，向那些面臨霍亂和其他疾病威脅的人提供盡可能多的凈水。我還宣布，美國將在接下來的兩天內提供2000萬支口服補水劑，以阻止霍亂爆發。一個星期之內，我們運送了1300多噸食品、藥品和其他物資，每天生產并分發10萬多加侖的安全飲用水。整個援助計劃需要4000名士兵，花費差不多有5億美元。盡管這是屠殺以后才提供的援助，但仍然挽救了很多生命。　　7月25日，侯賽因國王和拉賓總理來到華盛頓，簽署華盛頓宣言，正式結束約旦和以色列之間的敵對關系，并承諾通過談判達成全面的和平協議。他們已秘密談判了一段時間，沃倫·克里斯托弗為了給他們達成協議創造條件做了艱苦的努力。第二天，兩位領導人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我們三個人后來舉行了聯合新聞發布會，重申我們將努力實現包括中東沖突所有各萬在內的全面和平。　　以約之間的協議與最近發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猶太人中心的恐怖襲擊’，以及發生在巴拿馬和倫敦的其他襲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據信，這三起襲擊都是真主黨游擊隊所為。真主黨游擊隊由伊朗武裝和敘利亞支持，從黎巴墩南部向以色列發動襲擊。以色列與敘利亞不達成協議，中東和平進程就不可能完成。因此，真主黨游擊隊成了一個嚴重的潛在障礙。哦曾打電話給阿薩德總統，向他通報以約宣言，請求他支持這一宣言，并向他保證，以色列和美國仍然愿意與敘利亞進行成功的談判。拉賓說，敘利亞可以限制但無法終止真主黨游擊隊的活動，因此也向敘利亞敞開了談判的大門。侯賽因回應說，不光是敘利亞，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應該向約旦學習，與以色列和解。　　我宣布，侯賽因和拉賓肯定“把和平的空氣帶到了全世界”，然后結束了新聞發布會。鮑里斯·葉利欽剛剛通知我，他和梅里總統已達成協議，俄羅斯軍隊將在8月31日前全部撤出愛沙尼亞。　　8月，華盛頓熱了起來，國會這時通常休會。但1994年，國會這個月幾乎一直在開會，討論犯罪法案和醫療保健改革法案。參眾兩院都通過了犯罪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將增加10萬名社區警察，加重對累犯的懲罰，并增加監獄建造撥款和防止年輕人犯罪的預防計劃的撥款。　　當議員大會委員會召開會議，以彌合參眾兩院在犯罪法案上的分歧時，民主黨人決定把進攻性武器禁令也放到妥協議案中。就像我說的那樣，面對全國來復槍協會的強烈反對，該禁令作為一個單獨的法案在眾議院通過時，僅有兩票的優勢。全國來復槍協會在布雷迪法案上已經輸掉了一場戰斗，他們決心拿下這一場，這樣美國人民才能享有“持有”速射大彈匣武器的權利。設計這樣的武器，目的只有一個：在短時間殺死很多人。這些武器的效果也很明顯；被這些武器擊中的犯罪受害者，死亡的幾率是被常規手槍擊中的三倍。　　議員大會決定把禁令與犯罪法案合并到一起，因為在禁令問題上，盡管我們在參議院占明顯多數，但沒有打破全國來復槍協會支持者進行阻撓所必需的60票。參加會議的民主黨人知道，阻撓整個犯罪法案，要比單獨阻撓進攻性武器禁令困難得多。這種策略的問題是，來自支持有槍的鄉村地區的民主黨眾議員不得不再次就進攻性武器禁令投票，這樣就要冒法案失敗的風險。如果他們投票贊成，就有議員職位不保的風險。　　8月11日，在一次程序性投票中，眾議院以225票對210票否決了新的牙巳罪法案。58名民主黨人投了反對票，只有11名共和黨人投了贊成票。一小部分投反對票的民主黨人是自由派分子，反對該法案擴大死刑范圍，但大多數變節者都按照全國來復槍協會的意思投了票。有相當一部分共和黨眾議員說，他們很想支持這個法案，包括進攻性武器禁令，但認為該法案整體上，特別是在犯罪預防計劃上花錢過多。我們在兌現一個重要的競選承諾時遇到了麻煩，我必須努力將局面扭轉過來。　　第二天，全國警官協會在明尼阿波利斯召開會議，紐約市長魯迪·朱利亞尼和費城市長埃德·倫代爾也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我把犯罪法案描述為人民必須二者擇其一的問題，其中警察和人民為一方，全國來復槍協會為另一方。我們肯定還沒有到這樣的地步：為了保住議員寶座，必須把美國人民和警察置于極度的危險之中。　　三天后，在玫瑰園舉行的一次活動上，史蒂夫·斯波薩托使這個問題更加清晰。史蒂夫是共和黨人，是一位商人。一個神經錯亂的男子拿著進攻性武器在舊金山的一幢寫字樓里大肆掃射的時候，他的妻子被打死了。那天他把年幼的女兒梅根也帶去了，極有說服力地請求通過進攻性武器禁令。　　這個月下旬，犯罪法案再度提交給國會表決。和醫療保健改革不同，我們是通過兩黨間善意的協商來推動犯罪法案的。這一次我們以235票對195票獲勝了。通過談判，我們對法案規定的開支做了大幅度的裁減，這樣贏得了差不多20張共和黨人的票。通過解釋犯罪預防計劃的效果，我們說服了一些自由派民主黨人改變了立場，少數來自支持有槍地區的民主黨人也冒險幫助了我們。四天后，在喬·拜登參議員的帶領下，犯罪法案以61票對38票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當時我們得到了打破阻撓所必需的六張共和黨人的票。犯罪法案將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幫助帶動了犯罪率的持續下降，下降幅度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　　就在眾議院表決之前，湯姆·福利議長和多數黨領袖迪克·格普哈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向我請求，讓我把進攻性武器禁令從法案中抽掉。他們說，許多民主黨眾議員代表的是勢均力敵的選區。他們已經為經濟計劃艱難地投了贊成票，并在布雷迪法案的表決中得罪了一次全國來復槍協會。福利和格普哈特說，如果我們讓他們在進攻性武器禁令上再次冒險，整個法案可能會通不過，而如果法案通不過，許多贊成這一法案的人在11月的選舉中將會落選。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來自得克薩斯州的杰克·布魯克斯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布魯克斯當了40多年的眾議員，是我最喜歡的議員之一。在他所代表的選區里，有許多全國來復槍協會的會員。進攻性武器禁令第一次提交表決時，他曾帶頭否決了該禁令。他堅信，如果我們不把禁令抽掉，全國來復槍協會可以通過嚇唬槍支持有人，來擊敗許多民主黨人。　　福利、格普哈特和布魯克斯的話讓我感到迷惑，但我相信，我們黨的議員可以在自己的選區里與全國來復槍協會爭論，并取得勝利。戴爾·邦珀斯和戴維，普賴爾向阿肯色州的選民們為自己投的一票做出了解釋。我認識來自亞拉巴馬州的豪厄爾·赫福林參議員已有差不多20年了，他對自己支持犯罪法案有一個絕妙的解釋。他說，他從未投票贊成槍支管制，他贊成的是只禁止19種進攻性武器的犯罪法案，而他并不認識任何擁有這些武器的人。另一方面，該法案規定，禁止對其他幾百種武器包括“我熟悉的每一種武器”進行限制。　　這是一種有說服力的觀點，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豪厄爾·赫禍林說得那么巧妙。福利、格普哈特和布魯克斯是對的，我錯了。要建設更安全的美國，美國的守衛者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　　也許我把國會、整個國家和本屆政府逼得太緊了。在8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一名記者問了一個非常敏銳的問題。他問我，我在國會里很少能得到共和黨的支持，卻推動通過了很多法案，“我很想知道，你想過這個問題沒有，那就是你當選總統時只得到了43％選票，因此，你現在想完成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做得是不是太急了……超出了你的授權”。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不過我也在想這個問題。但是，沒過多久我就不用再想了。　　就在我們在犯罪法案上取得勝利時，在醫療保健改革上我們卻節節敗退。8月初，喬治·米切爾提出了一個妥協議案。根據他的議案，享受醫療保險的人口將增加到95％，免除雇主購買保險的責任。而且如果議案中的自愿條款無法使享受保險的人口增加到100％，將來是否強制達到這個目標，暫時也不做決定。我第二天即宣布支持米切爾的議案，并開始向溫和派共和黨人進行宣傳。但這么做沒有用。多爾決心否決任何有意義的醫療改革法案；他采取的是聰明的政治策略。犯罪法案通過的當天，參議院開始休會兩周，對醫療改革法案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多爾極力否決犯罪法案的努力失敗了，因此決心對醫療改革法案進行成功的阻撓。　　8月，另一個重大新聞發生在乎行的白水世界里。我簽署了獨立檢察官法之后，倫奎斯特首席法官任命戴維·森特爾法官為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特別庭”庭長。根據新的獨立檢察官法，該特別法庭有權任命獨立檢察官。森特爾是個極端保守派，是杰西·赫爾姆斯參議員的得意門生。赫爾姆斯曾譴責“左翼異教徒”正在影響著美國，試圖將美國變為“集體化的、平均主義的、物質主義的、對種族問題敏感的、極端世俗化的、社會生活方面很悲觀的國家”。三人組成的“特別庭”中還有一位保守派法官，因此森特爾可以為所欲為。　　8月5日，森特爾的“特別庭”將羅伯特·菲斯克解職，代之以肯尼斯·斯塔爾。斯塔爾曾經是一名上訴法院的法官，曾任布什政府的副司法部長。和菲斯克不同，他沒有當過檢察官，但有一項更為重要的資歷：他比菲斯克保守得多，也更熱衷于黨派之爭。在一份簡短的聲明中，森特爾說他用斯塔爾替換菲斯克，是為了保證“調查看起來是獨立的”。菲斯克通不過這一關，因為他與“現政府有牽連”。這是一種荒謬的說法。菲斯克是共和黨人，與本屆政府的惟一牽連是，他自己并沒有主動要求的這個職務，是由雷諾任命的。如果是由特別法庭任命的，與現政府就不會有任何牽連了。　　森特爾法官所任命的人與我的利益沖突不僅是明顯的，而且是實在而公開的。斯塔爾公開支持葆拉·瓊斯向我提起訴訟，并在電視上宣稱，愿意為她寫一份“法院之友”意見書。五位美國律師協會的前主席批評了對斯塔爾的任命，因為這一任命有明顯的政治偏見。《紐約時報》也提出了批評，因為就在菲斯克被斯塔爾替換的幾周前，森特爾法官曾與菲斯克最嚴厲的批評者勞奇·費爾克洛思參議員和杰西·赫爾姆斯共進午餐。但他們三人說，他們討論的只是前列腺問題。　　斯塔爾當然沒有置身事外的意思。他對我的偏見正是他被選中并接受這個職務的原因。我們現在對“獨立”檢察官有了個奇怪的定義：這個檢察官必須獨立于我，但與我政治上的敵人和法律上的對手聯系再緊密也沒有關系。　　對斯塔爾的任命是沒有先例的。過去最高法院總是努力確保特別檢察官不僅是獨立的，而且能夠保持公正，并尊重總統的職位。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利昂·賈瓦斯基是一位保守派民主黨人，但他在1972年卻支持尼克松總統競選連任。伊朗門事件檢察官勞倫斯·沃爾什是一位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共和黨人，但他支持里根總統。我從未指望對白水事件的調查會成為道格·索斯尼克所說“主場比賽”，我本以為可以在中立場地比賽。情況并非如此。既然白水事件查不出什么，那么讓調查不利于我的惟一辦法就是把它變成一場漫長的“客場比賽”。菲斯克太公正了，工作干得太快，因此他必須走人。　　勞埃德·卡特勒沒有“把頭砍下來”，但斯塔爾被任命為獨立檢察官后不到一周，他也離開了，兌現了只在法律顧問辦公室短暫任職的承諾。我任命阿伯納·米克瓦接替他的職務。阿伯納來自伊利諾伊州，曾扭任過國會議員和上訴法院的法官，素有毫無缺點的名聲，對于我們必須克服的困難有著清醒的認識。勞埃德工作了這么長時間，事業如此成功，最后卻發現，他認為自己了解而且可以信任的人，做事的規則卻和他不一樣。　　國會休會后，我們也離開華盛頓，再次來到瑪莎葡萄園。我和希拉里需要休息一下。艾爾·戈爾也一樣。幾天前，他在一場籃球賽中扯斷了腳跟腱。這個傷很痛，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痊愈。但他回來后，卻比以前更加強壯了。他利用無法活動的機會，減掉了一些體重。在此期間，他拄著拐杖，出差到了40個州，以及包括埃及在內的四個國家。在開羅可持續發展大會上，針對人口控制這一敏感話題，他促成了一項妥協方案。他還繼續負責“政府再造”計劃。到9月底，我們已節省了470億美元，足以支付犯罪法案所要求的支出；開始與汽車制造商建立有競爭力的機構，用以研發“干凈的汽車”；將向中小企業管理局申請貸款的申請書從一百頁砍到一頁；在詹姆斯·李·威特的幫助下，對聯邦緊急措施署進行改革，使之成為最受人敬佩的聯邦政府部門，而不是最不受歡迎的部門；在羅杰·約翰遜的領導下，總務管理局取消了一些不需要的建設項目，節省了10億多美元。艾爾·戈爾雖然只有一條腿可以走路，但完成的工作卻很多。　　在瑪莎葡萄園的那一周我們過得很有趣，原因有好幾個。弗農·喬丹為我和沃倫·巴菲特及美國首富比爾·蓋茨安排了一場高爾夫球賽。他們兩個我都喜歡。巴菲特是個堅定的民主黨員，相信民權、公正的稅收和婦女選舉權，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值得留戀的夜晚是在比爾和羅斯·斯蒂倫夫婦家度過的。那晚的嘉賓包括優秀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的文學偶像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馬爾克斯與卡斯特羅是朋友。卡斯特羅當時為了向我們輸出他自己面臨的問題，正鼓動大批的古巴人涌向美國，使人想起了1980年給我造成很大麻煩的馬列爾難民船。當時成千上萬的古巴人，乘著小船和木筏，冒著生命危險，試圖航行90英里到佛羅里達。　　馬爾克斯反對美國對古巴的禁運，并試圖勸說我解除禁運。我告訴他，我不會解除禁運，但我支持《古巴民主法》。該法律授權總統改善與古巴的關系，以換取古巴在自由和民主方面取得進步。我請他告訴卡斯特羅，如果他讓古巴難民潮繼續下去的話，美國的反應將與1980年卡特總統的反應有很大的不同。我說：“卡斯特羅已經讓我輸掉了一場選舉，他不能讓我輸兩場。”我向與卡斯特羅有工作關系的墨西哥總統薩里納斯也傳遞了同樣的信息。不久以后，美國與古巴達成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卡斯特羅保證將制止難民潮，美國則承諾通過正常渠道，每年多接收兩萬名古巴人。在我任總統期間，卡斯特羅忠實地遵守了這一協定。馬爾克斯后來開玩笑說，他是惟一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和比爾·克林頓都是朋友的人。　　討論了古巴問題之后，馬爾克斯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切爾西身上。切爾西說她已讀完了他的兩本書。馬爾克斯后來說，他不相信一個14歲的小姑娘能看懂他的書，于是與切爾西仔細討論了《百年孤獨》。討論結果令他印象很深，后來送給切爾西一整套他的小說。　　我在休假期間辦的惟一一件公事與愛爾蘭有關。我給喬·卡西爾發放了簽證。卡西爾已經76歲了，是愛爾蘭共和軍的英雄。1973年他因為走私軍火在愛爾蘭被判有罪，后來很多年仍然繼續鼓吹暴力。我給他發放簽證，是因為作為雙方諒解的一部分，他現在想在愛爾蘭共和軍的美國支持者中間倡導和平。根據雙方的諒解，愛爾蘭共和軍最終將宣布停火。卡西爾8月30日到達美國，第二天愛爾蘭共和軍即宣布徹底停止暴力活動，為新芬黨參與和平進程打通了道路。這是格里，亞當斯的勝利，也是愛爾蘭政府的勝利。　　休假回來后，我們搬到布萊爾賓館住了三個星期，因為白宮正在修理空調系統。從里根政府時期就開始了對白宮有近兩百年歷史的外墻進行修復，對每一塊石頭都做整修，這一工作當時仍在進行。在我第一個任期內，白宮的一角外始終搭著腳手架。　　我們一家總是喜歡住在布萊爾賓館，這次長時間住在這兒也是如此，盡管我們錯過了對面大街上戲劇性的一幕。9月12日，一名對生活感到失望的醉漢闖進一架小型飛機里，駕駛飛機向華盛頓市區和白宮飛來。他不是想在建筑物上撞死，就是想在南草坪上降落，就像幾年前一名年輕的德國飛行員在莫斯科紅場上降落那樣。不幸的是，他駕駛的小型塞斯納飛機著陸時落地太晚，撞在了樹籬上，沖到了白宮人口西邊的大木蘭樹底下，然后撞到了白宮巨大的石基上，當場死亡。幾年后，又有一名精神不正常的男子拿著手槍，跳過了白宮的護欄，隨后被穿制服的特工人員開槍擊傷并逮捕。白宮是一塊磁石，不光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有吸引力。　　9月，海地的危機達到了最高潮。塞德拉斯將軍以及他手下的惡棍們加強了恐怖統治。他們處死孤兒，強奸少女，殺害牧師，肢解人體并把殘缺的尸體掛在室外恐嚇其他人，當著孩子的面用砍刀劃傷母親們的臉。我已經花了兩年時間努力尋找和平解決的辦法，這時已感到厭倦了。一年多以前，塞德拉斯曾簽署協議，同意放棄權力，但每當放棄權力的時候來臨，卻又拒絕放權。　　現在是推翻他的時候了，但公眾輿論和國會對此卻表示強烈反對。盡管有湯姆·哈金參議員、克里斯·多德參議員和國會黑人同盟支持我，共和黨人卻全部反對，大部分民主黨人，包括喬治·米切爾則認為，在沒有公眾支持和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我又把他們帶到了懸崖邊上。甚至在我們政府內部也有分歧。艾爾·戈爾、沃倫·克里斯托弗、比爾·格雷、托尼·萊克和桑迪·伯杰贊成推翻塞德拉斯，比爾·佩里和五角大樓表示反對，但他們正在制定入侵計劃，以便我命令他們行動時用得上。　　我認為我們必須行動。無辜的人們正在我們的后院中遭到屠殺。為了處理海地難民我們已經花了一些錢。聯合國倒是一致同意剝奪塞德拉斯的權力。　　9月16日，為利用最后一次機會避免入侵，我派卡特總統、柯林·鮑威爾和薩姆·納恩去海地，勸說塞德拉斯將軍和他在軍隊及國會中的支持者，接受阿里斯蒂德恢復原職、塞德拉斯離開海地的條件。盡管原因不同，對于我決心使用武力恢復阿里斯蒂德職位的做法，卡特等三人都有不同意見。盡管卡特中心對阿里斯蒂德在選舉中取得的壓倒性勝利進行了監督，但卡特總統與塞德拉斯建立了聯系，對于阿里斯蒂德是否會實行民主表示懷疑。納恩反對阿里斯蒂德在舉行國會選舉前返回海地，他不相信阿里斯蒂德會保護在國會中沒有建立起制衡力量的少數派的權利。鮑威爾認為只有軍隊和警察才能管理海地，而軍隊和警察是決不會與阿里斯蒂德合作的。　　后來的局勢發展表明，他們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海地在經濟和政治上嚴重分裂，沒有民主的經驗，沒有像樣的中產階級，幾乎不具備現代政府運行所需的制度上的能力。阿里斯蒂德即便可以順利返回，仍然有可能無法取得成功。可是無論怎么說，他是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的，而塞德拉斯及其同伙卻在殺害無辜的人民。我們至少應該制止屠殺。　　三位尊貴的特使盡管有保留意見，但都保證將忠實地傳達我的政策。他們想避免美國軍隊的武力侵入，因為那樣只會使事情更糟。納恩在海地的國會發表演說；鮑威爾則向海地軍方領導人生動地描述美國軍隊侵入會帶來什么后果；卡特負責做塞德拉斯的工作。　　第二天，我來到五角大樓，和沙里卡什維利將軍及其他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一道審查侵入計劃。保羅·戴維·米勒海軍上將和休·謝爾頓中將以電話會議的形式，也參與了對入侵計劃的審查。米勒上將是此次行動的總指揮，謝爾頓中將是第18空降軍軍長，將率領我們的部隊進入海地。侵入計劃要求所有軍種聯合作戰。兩艘航母已停泊在海地附近，一艘運送特種部隊，一艘運送第10山地師的士兵。空軍的飛機將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海軍陸戰隊負責占領海地第二大城市海地角。攻擊開始時，運送第82空降師所屬空降兵的飛機將從北卡羅來納州起飛，然后把部隊空投到海地。海軍海豹突擊隊將先期進入，查看選定的地點。他們已經在那天早晨進行了演練，順利地從海上登陸。大部分部隊和裝備都將根據“駛進一駛出”的行動安排進人海地。人員和車輛先駛進登陸艦只，然后再駛上海地海岸。任務結束后，整個過程剛好反過來。除了美國軍隊外，我們還得到其他25個國家的支援。這些國家都加入丁聯合國領導的盟軍。　　隨著攻擊期限的臨近，卡特總統打電話給我，請求多給他一點時間勸塞德拉斯離開海地。他急切地想避免武力入侵。我也不愿意對海地動武。海地沒有軍事能力，入侵將像在水桶里打魚一樣。我同意給他三個小時，但明確告訴他，他和塞德拉斯達成的任何協議都不得規定推遲把權力轉交給阿里斯蒂德。不能再給塞德拉斯任何時間，讓他屠殺兒童、強奸少女或是劃破婦女的臉I。為了照顧離開家園的海地人，我們已經花了2億美元。我想讓他們能夠回家。　　在太子港，三個小時的最后期限已經快到了，一群憤怒的暴徒聚集在美國人與塞德拉斯談判的大樓外。我每次與卡特通話，塞德拉斯都會提出一個新建議，給自己繼續掌權、推遲阿里斯蒂德復職留下空間。我拒絕了他的所有建議。雖然危險就在大樓外，人侵馬上也將開始，卡特、鮑威爾和納恩還是努力想說服塞德拉斯，但毫無效果。卡特請求我再給一點時間。我答應可以推遲到下午5點。按計劃，運送空降部隊的飛機大約6點到達海地，那時天剛剛黑。　　如果到時候卡特他們仍然在與塞德拉斯談判，極有可能會遭到大樓外暴徒們的襲擊。5：30，他們仍然在海地，已經處于極度的危險之中，因為塞德拉斯知道軍事行動已經開始了。我們6l架載著空降兵的飛機從北卡羅來納州起飛的時候，他派了一個人在機場監視。我打電話給卡特總統，告訴他，他、鮑威爾和納恩必須立即離開。三個人最后呼吁海地名義上的國家元首，81歲的埃米爾·喬納森總統做決定。埃米爾終于告訴他們，他選擇和平而不是戰爭。但所有的內閣成員只有一個人同意的他的決定，不過最后塞德拉斯讓步了。再過不到一個小時，太子港的上空就可能飄滿了降落傘。于是我命令飛機掉轉方向回國。　　第二天，謝爾頓將軍率領1．5萬人的多國部隊先頭部隊，未放一槍進人海地。謝爾頓身材極好，身高大約6英尺5英寸，面部輪廓分明，說話慢吞吞的，有南方口音。雖然他比我還大幾歲，但仍然經常和部下們一起跳傘。他看上去很有力量，好像一個人就可以廢黜塞德拉斯。不久前，我曾到布拉格堡拜訪過他。當時有一架飛機在附近的波普空軍基地失事，死了好幾名軍人。在他的辦公室墻上，掛著內戰時期南方兩名偉大的將軍羅伯特·E．李和斯通沃爾·杰克遜的畫像。我在電視上看到他走上海地海灘時，對我的工作人員說，如果一個崇拜斯通沃爾，杰克遜的人都可以去解放海地，那說明美國真的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塞德拉斯答應與謝爾頓將軍合作，而且只要聯合國協議所要求的大赦法獲得通過，就于10月15日交出權力。雖然我最后幾乎不得不強迫卡特總統、鮑威爾和納恩離開海地，但他們在極其困難而且有潛在威脅的情況下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工作。頑強的外交努力和迫在眉睫的武力結合在一起，避免子流血沖突的發生。現在輪到阿里斯蒂德去兌現自己“不要暴力、不要報復、要和解”的承諾。和許多類似的聲明一樣，這個承諾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由于在海地恢復民主方面非常順利，因此沒有產生民主黨人擔心的負面影響。我們在進人選舉時本應狀態很好：經濟上一個月內創造了25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從7％以上降到了6％以下；赤字正在減少；我們通過了有關犯罪、教育、國民服務、貿易和家庭休假的重要法律；在俄羅斯、歐洲、中國、日本、中東、北愛爾蘭、波斯尼亞和海地，我們的外交工作進展順利。可是盡管我們創造了很多記錄，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進人選舉的最后六個星期時，我們仍然有麻煩。這是由幾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許多人還沒有感受到經濟的改善；沒有人相信赤字正在減少；大部分人并沒有意識到我們在立法方面取得的勝利，不知道或不關心外交方面的成績；共和黨及其媒體和利益集團的同伙經常而且有效地攻擊我，說我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自由派分子，想增收他們的稅，直到他們窮到不得不住進救濟院，并把他們的醫生和槍奪走；媒體有關淺的報道絕大部分都是負面的。　　媒體與公共事務中心公布了一份報告。報告說在我任總統的前六個月里，在晚間新聞網節目中，平均一晚上有接近五條負面評論，比老布什總統上任前兩年還要多得多。該中心主任羅伯特·李奇特說：“一種攻擊犬式報道與小報新聞合流的時代正在到來”，而我“不幸成了這個時代的總統”。當然，也有一些例外。雅各布·魏斯伯格曾這樣寫道：“在我們最近的記憶中，比爾·克林頓比其他任何一位行政首長都更信守諾言，”但“選民們卻不相信克林頓，部分原因在于媒體一直告訴他們不要相信他”。喬納森·奧爾特在《新聞周刊》上發表文章寫道：“不到兩年時間，比爾·克林頓在國內取得的成績比約翰·P．肯尼迪、杰拉德·福特、吉米·卡特和喬治·布什取得的成績總和還要多。盡管理查德·尼克松和羅納德·里根很善于和國會打交道，但《國會季刊》說，自林登·約翰遜以來，在立法方面最成功的還是克林頓。衡量國內成績的標準不應該是程序的連貫性，而應該是實際生活受到了怎樣的影響、發生了哪些變化。根據這個標準，他干得不錯。”　　奧爾特可能是正確的，但即使是這樣，這也只是一個嚴守的秘密。40　　到了9月底，形勢更加糟糕。全國棒球協會執行干事巴德·塞利格宣布，由于球員罷工問題無法解決，他將取消本賽季其余的比賽及世界職業棒球賽。自1904年以來，世界職業棒球賽還是第一次被取消。布魯斯·林賽（他曾幫助解決了航空公司的罷工事件）試圖打破雙方之間的僵局。我甚至邀請球員和球隊老板代表到白宮來，但我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全國性消遣活動都被取消了，事情肯定沒有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9月26日，喬治·米切爾終于放棄了在醫療保健改革法案上的努力。雖然約翰·查菲參議員繼續支持他，但他無法爭取到足夠的共和黨人以打破多爾參議員的阻撓。醫療保險公司和其他游說集團的3億美元花得很值得。我發表了一份簡短的聲明，表示下一年將再努力。　　雖然我幾個月前就感覺到了失敗，但喬治放棄努力仍然讓我很失望。希拉里和伊拉·馬加齊納為失敗背了黑鍋，讓我很難過。這是不公平的，原因有三點。首先，醫療保險公司的宣傳廣告造謠，說我們的提案是大政府操控的噩夢，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其次，希拉里和伊拉擬訂的計劃是她們能提出的最好計劃，因為我提出的要求太高了：在不增稅的情況下，為全民提供醫療服務；最后，破壞醫療保健改革的不是他們，多爾參議員決定否決一切有意義的妥協議案，才使醫療保健改革被封殺了。　　盡管失敗了，希拉里、伊拉·馬加齊納和我們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并沒有白費。在以后的幾年中，我們提出的很多建議都被寫進了法律，或是在實際的政策中得到了執行。肯尼迪參議員和來自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南希，卡斯鮑姆后來通過了一項法案，保證工人換工作時，不會失去保險。1997年，我們通過了兒童醫療保險計劃，為數百萬兒童提供醫療保險；自1965年實行醫療補助制度以來，該計劃擴大醫療保險范圍的幅度最大。該計劃還減少了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的數量。12年來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在醫療保健改革方面還會取得其他的勝利：國會將通過一項法案，終止健康維護組織規定的“開車路過”生產法，允許婦女生產后住院超過24小時；增加了可以免費進行乳房掃描和前列腺掃描的人數；制定了一個糖尿病自我管理計劃，美國糖尿病協會稱之為發明胰島素以來最重要的進步；增加·了生物醫藥研究方面的投入，以及國內與國外治療艾滋病的支出；第一次將兒童的免疫比例提高到90％以上；通過行政命令，執行病人“權利法案”，保證聯邦資助的醫療計劃覆蓋的8500萬人可以選擇醫生，并享有獲得迅速和適當治療的權利。　　但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當時，我們被徹底擊敗了。人們把對我們的這種印象帶到了選舉中。　　月底，紐特·金里奇召集300多名共和黨現任議員和議員候選人，在國會的臺階上“與美國簽約”。合約的具體內容已流傳一段時間了。金里奇把這些內容合在一起，目的是要表明，共和黨人并不是只會否決所有的議案，他們也有積極的計劃。這份合約在美國政壇上是個新鮮事物。傳統而言，中期選舉的爭奪是一個席位一個席位地層開的。全國的形勢和總統受歡迎的程度會促進或影響某個候選人，但習慣上認為，當地的因素更為重要。金里奇相信，習慣看法是錯的。他大膽地要求美國人給予共和黨多數黨地位。他說：“如果我們不遵守合約，就把我們扔出去。我們是認真的。”　　合約呼吁要制定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預算必須平衡：實行單項否決權，使總統有權力刪除撥款法案中的某些具體項目，而不必否決整個法案；加重對罪犯的懲罰，取消我的犯罪法案中的犯罪預防計劃；改革福利制度，規定有勞動能力酌人只能接受兩年的福利；實行一項500美元的兒童減稅計劃，另外增加針對父母或祖父母的500美元稅收補貼，加強對兒童撫養義務的監督；取消1993年預算中針對高收人社會保險受益者的稅收；將資本收益稅減少50％，并減少其他稅收；終止聯邦政府交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又不進行資助的政府職責；大幅度增加國防開支·；進行民事侵權改革以限制懲罰性的破壞；對參議員和眾議員任期進行限制；要求國會作為雇主遵守它強加給其他雇主的所有法律；將國會各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減少1／3；要求將來的增稅計劃必須得到國會兩院60％議員的支持。　　對合約中的許多具體條款，我都表示同意。我已經在推動福利改革，并加強對兒童撫養義務的執行，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實行單項否決權，終止那些未進行資助的政府職責。家庭稅收補貼計劃我也很喜歡。盡管有好幾項有吸引力的具體條款，但就其核心來說，該合約過于簡單和虛偽。在我當總統之前的12年里，共和黨人在一些國會民主黨議員的支持下，通過減稅和增加支出，把國債增加至四倍；現在民主黨人在削減赤字，他們卻要求憲法規定必須制定平衡的預算，同時還建議更大幅度地減稅。他們提議要大幅度增加國防開支，但不說明削減其他哪些開支來加以彌補。就像他們在20世紀肋年代和2000年以后所做的那樣，共和黨人當時試圖顛覆算術規律。正如約吉·貝拉所說，還是似曾相識的東西，只不過以好聽的新計劃的形式出現了。　　金里奇不僅為共和黨人在1994年的競選中提供了一個全國性的平臺，還為他們提供了一份單詞表，用來描述他們的民主黨對手。他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老大黨行動委員會——出版了一本題為《語言：關鍵的控制機制》的小冊子。在金里奇建議用來為民主黨人貼標簽的“對照性詞匯”中，有這樣一些詞：背叛、欺騙、癱瘓、腐敗、危機、腐爛、解構、失敗、虛偽、無能、不安全、自由派、謊言、精神病、悲觀、淺薄、惡心、叛徒。金里奇相信，他只要能把這種罵人的語目制度化，就可以使民主黨長期處于少數黨地位。　　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人公布合約是一個重大錯誤，于是開始對合約進行攻擊，指出要減稅并增加國防支出，必然要減少在教育、醫療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他們甚至把金里奇的計劃改名為“關于美國的合約”。他們絕對是正確的，但這沒有用。選后的民意測驗表明，關于這份合約，公眾只知道兩點：共和黨有一個計劃；平衡預算是該計劃的一部分。　　除了對共和黨進行攻擊外，民主黨決定以老的方式來競選，一個席位一個席位、一個州一個州、一個區一個區地競選。我已經為民主黨候選人舉辦了許多籌款活動，但沒有舉行一次全國性的活動來宣傳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或是告訴選民，我們未來的計劃與共和黨的合約有所不同。　　9月30日，我們圓滿結束了又一個立法豐收年。那天是本財政年度的最后一天，我們及時通過了所有13項撥款法案。自1948年以來，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撥款法案表明，我們已連續兩年減少了赤字，20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們還減少了27．2萬名聯邦雇員，但同時仍然增加了在教育和其他重要領域的投資。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與平衡預算還沒法比。　　我艱難地進入10月，支持率只有40％左右。但那個月發生了幾件好事，使我的地位有所改善，民主黨的選舉前景也比以前看好。惟一令人傷心的事情是，農業部部長邁克·埃斯皮辭職了。有人曾指控埃斯皮行為不當，收受了諸如球票和免費旅行這樣的禮品。珍妮特·雷諾于是請求法庭任命一名獨立檢察官，進行調查。森特爾法官領導的特別法庭任命共和黨激進分子唐納德·斯莫爾茨來調查埃斯皮。這件事讓我很堆過。埃斯皮1992年克服一切困難支持我，放棄了安穩的議員職位（在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甚至白人選民也支持他），當了第一位黑人農業部長，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包括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標準。　　10月傳來的消息大部分都是積極的。10月4日，納爾遜·曼德拉來白宮進行國事訪問。他的笑容總是可以照亮最黑暗的日子。見到他我很高興。我們宣布，將設立一個由戈爾副總統和塔博·姆貝基副總統（可能是曼德拉的繼任者）領導的聯合委員會，以促進雙方的合作。設立聯合委員會的想法在俄羅斯效果很好，我們想在另一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國家再試一次。南非顯然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如果曼德拉的和解政府成功了，將會帶動整個非洲，并激發全世界其他問題地區采取類似的措施。我還宣布向南非人口稠密的貧困市鎮提供住房、電力和醫療援助；宣布了一個農村經濟發展計劃，并設立一個由羅恩·布朗領導的投資基金。　　正當我會見曼德拉時，參議院在兩黨的廣泛支持下，繼眾議院之后，通過了《中小學教育法》。這樣我就兌現了我在教育方面的最后一個重要選舉承諾。這部法律結束了不加區別地為貧困兒童提供打了折扣的課程的做法。來自弱勢背景的孩子常常被安排到特殊教育班里，原因不是他們缺乏正常的學習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在糟糕的學校里落后太多，又很少能得到家庭的幫助。我和迪克·賴利相信，把他們分到小班里，老師額外給一些關照，他們是可以趕上的。該法案還包括了一些刺激措施，以增加父母的參與度；規定聯邦政府支持學生和家長選擇所屬學區以外的公立學校；資助為促進創新而設立的公立特許學校和不受學區要求限制的學校，那些學區限制可以扼殺創造力。兩年內，國會兩黨的支持者不僅通過了《中小學教育法》，還啟動了學前教育改革，將全國教育協會的目標變成了法律；改革了學生貸款計劃；創立了國民服務計劃；通過了畢業就業計劃，為那些不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創造學徒機會；大幅窿增加對成人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投入。　　教育方面的法案是我任總統前兩年內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盡管這些法案提高了學習的質量，并為數百萬美國人提供了經濟上的機會，但幾乎不為人所知。由于教育改革在兩黨都得到了廣泛支持，通過這些法案很少會產生爭議，因此被認為沒有新聞價值。　　我們以高調結束了10月的第一個星期。當時，失業率已降至5．9％，達到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我就職時，失業率超過7％），創造了460萬個新工作崗位。那個月下旬，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被定為3．4％，通貨膨脹率只有1．6%。《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一年內，對墨西哥的整體出口增加了19％，汽車和卡車的出口增加了600％。　　10月7日，伊拉克在距離科威特邊境只有2．5英里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部隊，海灣戰爭的陰影再次出現。我取得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支持，迅速在科威特部署了3．6萬人的部隊，并派遣一個航母戰斗群和一些戰斗機前去支援。我還下令根據更新過的目標清單，用戰斧式導彈發動攻擊。英國宣布也將增派部隊。10月9日，科威特人把他們1．8萬人的部隊中的大部分都部署到了邊境地區。伊拉克人對我們的反應力度和速度感到非常吃驚，宣布他們將撤回自己的部隊，不到一個月，伊拉克國會承認了科威特的主權、邊界和領土完整。伊拉克危機結束幾天后，北愛爾蘭的新教準軍事團體宣布，他們將和愛爾蘭共和軍一樣，實行完全停火。　　好消息一直持續到10月的第三個星期。15日，阿里斯蒂德總統回到海地。三天后，我宣布，經過16個月的緊張談判，我們與朝鮮達成了一項協議，以結束朝鮮半島核擴散的威脅。框架協議是10月21日在日內瓦由我們的談判代表鮑勃·加盧奇與朝鮮人簽署的。根據協議，朝鮮承諾將凍結現有全部核反應堆的工作，并允許對這些反應堆進行檢查，把8000支用過的燃料棒運出國，拆除現有的核設施，并最終解釋該國已經生產的廢燃料棒的下落。作為回報，美國將組織一個國際財團，為朝鮮修建一個輕水反應堆。這樣的反應堆不生產可用于生產武器的原料；我們將保證每年向朝鮮提供50萬頓重油，貿易、投資和外交障礙將會減少；美國還將正式保證，不對朝鮮使用核武器。　　連續三屆政府曾試圖使朝鮮的核計劃得到控制。這項協議是對沃倫·克里斯托弗和鮑勃·加盧奇辛勤工作的獎勵；也是對我們堅定立場的獎勵，因為我們明確表示，堅決不允許朝鮮成為核國家，或是核武器及核材料的銷售國。　　我卸任后，美國于1998年得知，朝鮮在實驗室里制造了高濃縮鈾，也許足以用來制造一到兩顆核彈。他們這么做即便在字面上沒有違反協議，也違反了協議的精神。有人說這一情況表明，我們1994年的協議沒有什么效力。但我們終止的钚計劃比朝鮮后來在實驗室里開展的計劃要大得多。如果朝鮮的核反應堆項目繼續執行的話，將可以生產足夠的武器級钚，可供每年制造好幾件核武器。　　10月17日，以色列和約旦宣布，他們達成了和平協議。簽字儀式將于10月26日在位于大裂谷的阿拉巴谷邊境站舉行。伊扎克·拉賓和侯賽因國王邀請我去當見證人。我接受了邀請，希望能利用這次中東之行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在另外的軌道上也取得進展。我首先在開羅停留，與穆巴拉克總統和阿拉法特會談。我和穆巴拉克鼓勵阿拉法特做出更大的努力來打擊恐怖主義，特別是哈馬斯，并向他承諾，我們將協助解決他和以色列之間因推遲把指定地區移交給巴勒斯坦控制而產生的分歧。　　第二天，我見證了簽字儀式，對以色列人和約旦人走向和平的勇氣表示感謝。那天天氣晴朗炎熱，有令人驚嘆的大裂谷為背景，正好可以顯出儀式的莊嚴。不過，陽光經沙粒反射后太刺眼了，幾乎照得我雙目失明。我差點暈了過去。要不是機警的總統助手安德魯·弗蘭德利拿了一副太陽鏡來援救，我很可能會昏過去，把整個儀式給攪和了。　　儀式結束后，我和希拉里與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后一道，開車沒多遠，來到他們位于亞喀巴的度假行宮。那天是希拉里的生日，國王夫婦為她準備了一塊蛋糕，上面插的是特制的蠟燭，希拉里怎么也吹不滅。我笑話她隨著年齡增長肺活量變小于。侯賽因和努爾都機智過人，優雅而有遠見。努爾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父親是阿拉伯裔美國人，母親是瑞典人。侯賽因個子不高，但身體健壯，總是帶著迷人的微笑，舉止高雅，雙眼流露出機智的目光。他在位已經很長時間了，幾次有人企圖暗殺，他都躲過了。他非常清楚“為了和平而冒風險”遠不只是一個好聽的說法。侯賽因和努爾成了我們真正的朋友。我們常常一起大笑，忘記了我們的公務，談論著我們的生活、孩子和共同的興趣，包括騎馬和摩托車。在以后的幾年中，努爾曾到懷俄明州，和我們一起度假，跟著歌帶唱歌；我有一次也曾到他們位于馬里蘭州的家中參加侯賽因的生日宴會；希拉里和努爾經常交談。生活中有了他們，真是我們的福氣。　　那天晚些時候，我成為第一位在安曼的約旦議會中發表演說的美國總統。議員們反應最熱烈的是有關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那幾句：“美國決不認為，我們的文明必然會發生沖突。我們尊重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傳統價值觀，對信仰和辛勤工作的執著，對家庭和社會的熱愛，與最美好的美國理想是和諧一致的。因此，我知道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文化可以和諧共存。”　　第二天早晨，我飛往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有人居住的城市大馬士革，去會見阿薩德總統。由于敘利亞支持恐怖主義并控制黎巴嫩，20年來，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到過那里。我想讓阿薩德知道，我愿意幫助以色列和敘利亞根據聯合國242號和338號決議實現和平；如果兩國能達成協議，我將努力改善美國與敘利亞的關系。由于敘利亞支持真主黨游擊隊和其他反以色列的暴力組織，我此次前去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是我知道，除非敘利亞與以色列和解，否則中東地區永遠也不會有安全與穩定。我與阿薩德的會談沒有什么大的突破，但他給了一些鼓勵性的提示，告訴我該如何向前走。很明顯他想講和。我建議他去以色列，主動接觸以色列公民，像安瓦爾·薩達特那樣，向以色列議會說明他的立場，但我發現他根本無動于衷。阿薩德很聰明，但過于實際，極為小心。他喜歡安全地住在自己漂亮的大理石宮殿里，在大馬土革處理日常事務，他無法想像自己會冒政治風險飛往特拉維夫。我們的會談和必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一結束，我飛往以色列，把我了解到的情況告訴拉賓。　　在向以色列議會發表的演說中，我贊揚了拉賓，并向議員們保證，隨著以色列走向和平，美國將提升以色列的安全水平和經濟發展。這一信息非常及時，因為以色列不久前又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恐怖襲擊。與巴勒斯坦人的協議遭到了許多以色列入的反對，但與約旦的協議則不同，得到了幾乎所有國會議員的支持，包括反對黨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本雅明·比比·內塔尼亞胡的支持。以色列人敬佩并信任侯賽因國王，但對阿拉法特還不放心。　　28日，心情沉重地參觀了以色列宏偉的大屠殺紀念館后，我和希拉里向拉賓夫婦告別，飛往科威特看望埃米爾，并感謝我們的部隊。他們快速部署到該地區，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邊境撤軍。訪問過科威特之后，我飛到了沙特阿拉伯，與法赫德國王會見了幾個小時。法赫德1993年初曾打電話給我，請求我制止發生在波斯尼亞的種族清洗，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次，法赫德熱情地接待了我，并因為美國快速派兵解除了伊拉克危機，向我表示感謝。此次中東之行很成功，給我很大的鼓勵，但我必須回家面對選舉的結果。　　41　　到了10月，我們的民意測驗看起來還不錯。但競選過程中的氣氛仍然不好。去中東之前，希拉里曾打電話給我們的老民意調查員迪克·莫里斯，請教他對形勢的看法。迪克為我們做了一次調查，結果令人泄氣。他說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經濟在好轉，或是赤字在減少；對于我和民主黨人做的好事也不了解。我們對金里奇合約的攻擊沒有起作用。　　我的支持率一度曾上升到50％之上。當我們向選民介紹家庭休假法，告訴他們犯罪法案規定將增加10萬名警察，教育標準也將要提高，向他們說明學校改革及我們的其他成就時，他們給予了積極的回應。迪克說，如果民主黨人不再談論經濟、赤字、合約，而是集中宣揚他們廣受歡迎的立法成就，我們的劣勢會有所改善。他建議我回到華盛頓以后，不要到處去競選，而是繼續當“總統”，說并做一些可以鞏固我高支持率的事情。他相信，那樣做對民主黨的幫助要比我重新介入政治爭斗大。他的這兩條建議后來都沒有被采納。　　民主黨缺乏把新信息迅速傳遞到每一個競選激烈的州或國會選區的機制，可是恰恰在這些地方，這一信息有可能改變局勢。雖然我為單個的候選人和參眾兩院的競選委員會舉行了很多籌款活動，但他們還是決定以傳統的方式花這些錢。　　中東之行尚未結束時，我打電話給白宮，說我認為回去后，我應繼續工作，制造新聞，而不是回到競選軌道上。但回家后，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日程已被排滿了。他們替我安排好了去賓州、加州以及密歇根、俄亥俄、羅得島、紐約、艾奧瓦、明尼蘇達、華盛頓和特拉華等州的行程。很顯然，在我自己的民意測驗數據上升的時候，各地的民主黨人都要求我為他們競選。他們曾經為我競選，現在我必須為他們競選。　　在競選過程中，我盡量強調我們共同的成就：簽署了《加州沙漠保護法》，該法保護了750萬公頃處于荒野狀態或已被納入國家公園體系的廣袤土地；在密歇根大學強調新的學生貸款項目將帶來的經濟利益；盡可能多地接受廣播采訪，討論我們創下的記錄。我還參加有熱情的群眾參與的集會，大聲說話以免別人聽不見。我在選舉過程中發表的演說對于忠實的民主黨支持者非常有效，但對于通過電視觀看的大批觀眾效果卻不明顯。在電視上，激烈的選舉語言把很有政治家風范的總統又變成了選民們不大放心的政客。回到競選軌道盡管是可以理解的，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是一個錯誤。　　11月8日，我們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失去了8個參議院和54個眾議院席位。這是自1946年以來最大的失敗。當年，杜魯門總統試圖使所有的美國人享受醫療保險，結果造成民主黨的大潰敗。共和黨人兩年來不斷地攻擊我，簽署合約時顯得非常有團結精神，現在終于得到了回報。民主黨人對好政府談論過多，卻缺乏好的政治策略，現在受到了懲罰。我上任的第一周忙于處理軍中同性戀問題，后來直到很晚才集中精力忙于選舉，在新的環境中試圖做的事情太多也太快，而這個新環境總是把我的成就貶到最低，卻把我的失誤無限放大，我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個傾向于增稅、喜歡大政府的自由派分子，而不是-個贏得了總統職位的新民主黨人。這一切都促成了民主黨的失敗。另外，公眾的情緒仍然很焦慮；人們沒有感覺到生活在改善，對于華盛頓的明爭暗斗深惡痛絕。他們顯然認為，分裂的政府會迫使我們更好地合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的勝利和失敗都對民主黨造成了傷害。醫療改革法案的失利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通過，打擊了我們許多基層選民的士氣，降低了我們的投票率。包含對高收人人群增稅的經濟計劃、布雷迪法案和進攻性武器禁令的成功激怒了共和黨的基層選民，提高了他們的投票率。光是投票率的差別就導致我們失去了半數席位，使共和黨贏得了11個州長職位。由于紐約州民主黨選民投票率低得可憐，馬里奧·科莫失利了；在南方，由于基督教聯盟的積極活動，共和黨人在選前的民意測驗中一直領先5到6個點。在得州，喬治·W．布什擊敗了安·理查茲州長，盡管對安工作的支持率高達60％。　　全國來復槍協會那天晚上獲得了大豐收。他們擊敗了湯姆·福利議長和杰克·布魯克斯。這兩人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國會議員，曾經警告我將發生這種情況。福利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個被擊敗的議長。杰克·布魯克斯多年來一直支持全國來復槍協會，曾在眾議院帶頭反對進攻性武器禁令，但作為司法委員會主席，在該禁令被納入犯罪法案中后，他為犯罪法案投了贊成票。該協會的游說團體宣稱，他們的打擊名單上有24個人，其中有19個被他們擊敗了。他們的確對我們造成了那樣的傷害，并把紐特·金里奇推上了眾議院議長的寶座。在俄克拉何馬州，民主黨領袖委員會領導人戴夫·麥柯迪議員丟掉了自己的參議員席位，用他自己的話說，原因是“上帝、同性戀和槍”。　　10月29日，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杜蘭的人開車從科羅拉多一路趕到華盛頓，用攻擊性武器向白宮開火，以表示對犯罪法案的抗議。他打了二三十槍后才被制服。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杜蘭也許是精神失常，但他的行為反映出，由于簽署了布雷迪法案和進攻性武器禁令，我在那些偏執的槍支擁有者中激起了一種近乎病態的憤恨情緒。選舉過后，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盡管執法部門和其他支持對槍支開展負責任的立法的人代表了多數美國人的意見，卻無法保護他們在國會中的朋友不受全國來復槍協會的傷害。該協會的游說團體錢比他們花得多，組織得比他們好，打敗了他們，而且比他們更會煽動人。　　選舉也有幾個亮點。特德·肯尼迪和黛安娜·范斯坦參議員在激烈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我的朋友、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恰克·羅伯參議員在他的共和黨同僚約翰·華納參議員的幫助下，戰勝了奧利弗·諾思。諾思是一名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在伊朗門事件中出了名。華納和羅伯一樣，不想看到他當參議員。　　在密歇根州的北半島，巴特·斯塔帕克議員也在激烈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他以前是一名警察，所在的選區非常保守。有人曾攻擊他，說他為經濟計劃投的贊成票傷害了他的選區居民。他為自己進行辯護，發動了攻勢。他刊登廣告，比較了享受減稅的人數與稅收增加的人數。二者的比率大約是十比肯特·康拉德參議員和俄爾·鮑默羅伊眾議員在共和黨的領地、保守的北達科他州重新當選，因為他們和斯塔帕克——樣，積極地為自己投的票辯護，確保選民們知道他們取得的成就。也許，在小一些的州，或者在鄉村地區，更容易對抗鋪天蓋地的負面電視廣告。不管怎樣，如果我們有更多的黨員像斯塔帕克、康拉德和鮑默羅伊那樣做，我們本可以多贏幾個議席。　　兩位參議院的預算戰英雄遭遇了不同的命運。瑪喬麗·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失去了賓夕法尼亞州她那個富裕的城市選區，帕特·威廉姆斯在蒙大拿州的鄉村選區中卻取得了勝利。　　這次選舉讓我極為痛苦，不過在公開場合我沒怎么表現出來。如果我不把汽油稅和針對高收入社會保險接受者的稅收放到經濟計劃里，在進攻性武器禁令問題上聽從湯姆·福利、杰克·布魯克斯、迪克·格普哈特的勸告，我們也許不會失去參眾兩院。當然，如果我采取上述決定，我就不得不放棄針對低收人工人家庭的勞務所得扣抵減稅計劃，或是縮小削減赤字的幅度，但那樣必然會冒險面對債券市場的消極反應，還會使得更多的警察和孩子遭受進攻性武器的傷害。我當然堅信，這些艱難的決定對美國是有利的。不過，太多的民主黨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可是背棄他們的選民后來卻享受了更繁榮的經濟、生活在更安全的街道上，從他們的勇氣中獲得了實惠。　　如果在剛剛明確得知多爾參議員將阻撓任何有意義的醫療保健改革法案時，我就宣布推遲醫療保健改革，直到兩黨達成一致意見，轉而提交并努力通過福利改革計劃，我們也許不會丟掉參眾兩院。那樣做將會受到被疏遠了的中產階級的歡迎。這些人成群結隊地投了共和黨的票。而且和經濟計劃及進攻性武器禁令方面的相反決定不同，這么做既可以幫助民主黨人，又不會傷害美國人民。　　事實證明，金里奇是個比我更出色的政客。他知道，他可以利用合約，通過不斷地攻擊民主黨人及狡辯，將中期選舉演變為全國性的大事。他曾狡辯說，發生在華盛頓的沖突和黨爭是民主黨的錯，因為民主黨控制著參眾兩院，但實際上這些沖突和爭斗都是由共和黨挑起的。由于我專注于總統的工作，所以沒有組織或逼迫民主黨人采取有效的全國性反宣傳策略，也沒有為此花錢。將中期選舉全國化是紐特·金里奇對現代競選術的重大貢獻。自1994年起，如果一黨采取全國性的宣傳攻勢，而另一黨卻無所作為，不采取攻勢的一方將會遭受不必要的損失。這種情況在1998年和2002年再次發生。　　雖然享受減稅優惠的美國人遠比承受所得稅上漲的人多，雖然我們把政府的規模削減到比里根和布什時期要小得多，共和黨人還是憑著減稅和小政府這兩個一成不變的承諾取得了勝利。他們甚至為他們制造的問題得到了回報；他們使用阻撓議事的伎倆，封殺了醫療保健改革法案、競選資金改革法案和游說改革法案。從這個意義上說，共和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多爾；大多數人都不相信，處于少數地位的41名參議員能夠否決除預算之外的任何其他法案。選民們只知道他們還沒有覺得自己更富有或更安全；華盛頓的爭吵太多了，而我們在掌權；而且民主黨人喜歡大政府。　　我當時的感受和1980年競選連任州長失敗時差不多：我給人民帶來了很多好處，卻沒有人知道。選民們在實際做事時也許是進步的，但基本的思想理念卻有些保守，對政府更是深表懷疑。即便媒體對我的報道不帶那么多偏見，選民們也可能很難從紛繁的活動中梳理出我所取得的成績。我不知怎么；忘記了1980年的慘痛教訓：你可以有好的政策而沒有好的政治，但你為人民建立好政府時卻兩樣都不能少。我再也不會忘記這個教訓，但我永遠都愧對那些失去了席位的好人。這些人幫助我把美國從里根經濟政策所造成的赤字深淵中拉了出來，使我們的街道更安全，并試圖向所有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險。　　選舉日當天下午，我努力應對不利處境，許諾將與共和黨人合作，并要求他們“和我一起加人到這場公眾大討論的中心來，因為下一代美國人的最好觀念一定來自這場討論”。我建議我們大家在我所支持的醫療保健改革和單項否決權上進行合作。我所做的暫時只有這些。　　許多專家都預測我1996年將會下臺，但我卻更加充滿希望。共和黨人說服了很多人，說我和民主黨太自由化，太喜歡大政府，但機會卻在我這一邊，原因有三點：由于我們的經濟計劃的作用，赤字將持續下降，經濟將不斷改善；新國會，特別是眾議院過于傾向右翼；盡管共和黨人在選舉中做了種種承諾，他們很快就會提議削減在教育和醫療保健方面的開支，減少對環保事業的援助，否則他們提出的減稅和增加國防開支就無法實現。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因為極端保守主義分子希望發生這樣的情況，我也決心逼迫他們遵守算術法則。42　　選舉前一周，我又抓緊工作了，共和黨也是如此。11月10日，我任命帕齊·弗萊明為全國艾滋病政策辦公室主任，這是對她在制定艾滋病政策方面所作貢獻的承認，政策包括把整個艾滋病經費增加30％，我也概述了與艾滋病斗爭的一系列新計劃。我的這項任命是獻給伊麗莎白·格拉澤的，她是與艾滋病搏斗的指路明燈，這位艾滋病重癥患者三個星期后就將去世。　　同一天，我宜布美國不再對波斯尼亞實行武器禁運。塞爾維亞人又發動了侵略，對比哈奇鎮發動攻擊，因而這項政策很有必要，得到了很多國會議員的支持；11月底，北約將轟炸塞爾維亞在這個地區的導彈發射場。12日，我前往印度尼西亞參加一年一度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亞太18國正致力于到2020年建立一個亞洲自由市場，富裕一些的國家到2010年就會這么做。在國內政壇，紐特·金里奇正享受著巨大勝利帶給他的喜悅，他不斷發起毀滅性的個人攻擊，這種方式在大選中已被證實是那么有效。大選前，金里奇從他的誹謗詞匯手冊中拿出整整一頁，把我稱做“正常美國人的敵人”。大選結束后那天，他又把希拉里和我稱為“反文化的麥戈文之流”，這是對我們的最終指責。　　金里奇這么咒罵我們在某些方面是對的。我們曾支持過麥戈文，我們也不屬于金里奇希望能主宰美國的那種文化：南方白人保守主義的黑暗面，自以為是、總是指責、主張絕對真理。我是南方浸禮會教徒，我以此為豪，并對自己的信仰行過堅信禮。對于這種黑暗面，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當我還是孩子時，已看到人們那么強調宗教的虔誠和道德的高人一等，并以此作為要求得到政治權力的理由，作為丑化那些意見相異者的理由——通常是在民權領域。那時候我認為，美國正在準備建設一個更完美的國家，擴大自由和機會的范圍，跨越我們之間的分隔線，加強社區凝聚力。　　雖然金里奇引起了我的興趣，特別是他的政治手腕給我印象深刻，但我并不認為他的大部分政治主張代表了美國最好的價值觀。我的成長經歷讓我不要瞧不起任何人，不要因自己的問題或缺點去責備他人，正和“新右翼”的做法相反。而“新右翼”的做法有很大的政治吸引力，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確定性，逃脫了責任：“他們”總是正確的，“我們”總是錯誤的；即便過去26年中有20年是“他們”在控制總統職位，“我們”也必須對所有問題負責。而支持我們擺脫困境的觀點卻很容易受到譴責，在1994年選舉中，雖然勤奮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對經濟焦慮不安，對犯罪、吸毒和家庭喪失功能等問題的盛行感到沮喪，但對金里奇的主張饒有興趣的人很多，特別是當時我們還沒有提出一個與之競爭的口號。　　金里奇和共和黨右翼把我們又帶回了20世紀60年代；紐特說，直到60年代民主黨上臺之前，美國一直都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民主黨上臺后用更相對主義的價值觀代替了是與非的絕對觀念。他發誓，為了“復興美國文明”，要把我們帶回50年代的道德。　　當然，60年代在政治與個人問題上出現過過分行為，但這個時代和它催生的許多社會運動一起推動了民權、婦女權利、干凈的環境、工作場所的安全以及窮人的機會。民主黨信奉并致力于這些工作。許多傳統的共和黨人也是如此，他們中包括70年代末和80年代許多與我共過事的州長。新右翼把注意力集中在60年代的過分行為，讓我想起內戰后南方白人為反對重建而到處吹毛求疵。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們，在南方重建中，北方人是如何卑劣，而南方則雖敗猶榮。這有點道理，但最響亮的抱怨聲總是忽略了林肯和共和黨為廢除奴隸制、保全聯邦政府所做的貢獻。在奴隸制和聯邦政府這樣的大問題上，南方錯了。　　現在，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右翼勢力用60年代的過分行為來淡化我們在民權和其他領域取得的成就。這種不加區別的譴責讓我想起參議員戴維·普賴爾，他曾談到一位85歲的老人告訴他，說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越戰、民權運動以及其他所有20世紀的大動蕩。普賴爾說：“你肯定目睹過許多變化。”“是的，”老人回答道，“但我反對所有這一切！”　　但我仍不想像金里奇和他的同伙丑化我們那樣來丑化他們。他的一些想法很有趣，尤其是在科學、技術和企業方面；在外交政策上，他是一位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我已思考多年，民主黨需要讓自己的做法現代化，需要少關心保留民主黨那些工業時代的成就，多關心信息時代的挑戰，需要清楚地闡明我們對中產階級價值觀和所關心事情的責任。我歡迎把我們新民主黨人關于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觀念與那些包含在“與美國簽約”中的觀念進行比較的機會。最佳狀態的政治往往是觀念和政策的競爭。　　但金里奇并未因此罷手。他觀點核心并不僅僅是他認為他的觀念比我們的好；他說他的價值觀比我們的好，因為民主黨人在家庭、工作、福利、犯罪和國防方面的態度不強硬，60年代的放縱讓我們廢了，無法劃清正確和錯誤的界限。　　他的理論的政治力量在于清晰有力地證實了民主黨的負面形象，而共和黨自1968年以來就一直致力于把這種負面形象根植于國家意識中。尼克松曾這么做；里根曾這么做；當喬治·布什把1988年大選變成一場對威利·霍頓和對美國效忠宣誓的全民公決時，他也一樣這么做了。現在紐特已把這種“反向整形手術”的政治技巧整個提高到一個非常復雜、非常令人難以接受的新水準。他的理論問題在于，它不符合事實。大多數民主黨人對于犯罪問題態度強硬，支持福利改革和建立強有力的國防，在財政上比共和黨右翼更負責任。大多數民主黨人是努力工作、遵守法紀的美國人，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為社區工作，努力培育孩子。金里奇不尊重事實；對不符合事實的情節準備得很完美，并把它運用于每個機會。　　不久，他就會在沒有一絲證據的情況下指控我的白宮助手中有25％的人最近在吸毒。然后他會說民主黨的價值觀對于大量少年母親的非婚生孩子要負責，應該從她們手中抱走這些嬰兒，送到孤兒院。當希拉里質問他，讓這些嬰兒離開母親結果是否就真的會好些時，他說她應該看看1938年的電影《男孩鎮》，在這部影片里，貧窮的男孩們在一個天主教的孤兒院長大，那正是在可怕的60年代把我們都毀滅掉之前。　　金里奇甚至責備民主黨人和他們“寬容”的價值觀導致這么一種道德氣候的產生，它鼓勵一位有問題的南卡羅來納州婦女蘇珊·史密斯在1994年10月溺死了她的兩個小兒子。史密斯可能曾精神失常，因為她在孩提時代曾遭到極端保守的繼父的性虐待，她的繼父是基督教聯盟地方分會的委員會成員。事實被揭露后，金里奇一點不狼狽。所有的罪惡，即便是那些由保守分子犯下的，也都是因民主黨自1960年以來在美國推行道德相對主義引起的。　　我等著金里奇來解釋，民主黨的道德淪喪是如何讓尼克松和里根政府那么腐敗，犯下了水門和伊朗門的罪行。我肯定他能找到辦法。紐特正處于上升勢頭，要讓他不這么做很難。　　進入12月，參眾兩院以兩黨多數的優勢通過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政治生活恢復了一點健康。這項協定在全球范圍減少了7400億美元的巨額關稅，打開了以前對美國產品和服務封閉的市場，給貧窮國家一個向國界以外的消費者出售商品的機會，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奠定了統一的貿易和爭議仲裁規則；拉爾夫·納德和羅斯·佩羅到處活動，反對這項協定，聲稱這么做會產生可怕的后果，從美國失去主權到濫用童工現象的增多等等。他們的反對效果甚微；勞工運動也不像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那樣反對關貿總協定，米基·坎特在讓關貿總協定得到國會支持的問題上做得很出色。　　幾乎沒有注意到的是，關貿總協定包含的全面立法中有一項是1994年的《退休保護法》。在大選中的里士滿大辯論中，一位選民讓我第一次注意到退休金資金不足的問題。這項法令要求那些沒有提供充分資金的公司增加資金的投入，它還把全國性的退休金保險制度固定下來，更妥善地保護了4000萬美國人。《退休保護法》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是我任期前兩年主要立法成就中的最后兩項，再想想選舉結果，真是苦樂參半。　　12月上旬，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辭職，我任命鮑勃·魯賓接替他。本特森表現出色，我并不想讓他離職，但他和他的妻子B．A．想回去過普通人的生活。選擇繼任者很容易：鮑勃·魯賓的改革已讓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為白宮決策中最重要的一環，他在華爾街受到尊重，他希望美國經濟為所有美國人服務。不久，我任命勞拉·泰森接替鮑勃在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職位。　　我設宴招待過烏克蘭新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后，飛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參加一個關于歐洲安全與合作的會議，我將與葉利欽總統、梅杰首相以及烏克蘭總統、哈薩克斯坦總統和白俄羅斯總統簽署一系列非核化協議。本來媒體應該很好地報道我們將把核武器庫減少幾千個彈頭并防止核武器流失到其他國家的共同決心。然而，布達佩斯的情況并非如此。葉利欽在演講中批評我的政策，說我通過讓中歐國家加入，擴大了北約，從而讓冷戰變成了“冷和平”。事實上，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想以建立和平伙伴關系為過渡，以此吸納更多的國家；建立一個增加北約新成員國的周密程序；通過努力，建立北約一俄羅斯伙伴關系。　　因為事先對葉利欽的演講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而且他是在我之后做演講，我感到震驚和憤怒，因為我不知道是什么讓他與我們背道而馳，而且我也沒有機會做出任何反應。顯然，葉利欽的顧問已讓他相信，北約會在1996年接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而屆時他將第二次參與總統大選，與極端民族主義者對抗，這些人憎恨擴大北約；而我也將與共和黨對抗，他們是支持該項政策的。　　布達佩斯感到很尷尬，雙方把球都扔了下來，這是一個極少出現的時刻，但我知道事情總會過去。幾天后，艾爾·戈爾去看望葉利欽，他正在莫斯科參加戈爾一切爾諾梅爾金經濟科技合作委員會的第四輪會談。鮑里斯告訴他，我和他仍是伙伴；艾爾也讓葉利欽放心，我們的北約政策沒變。我不會讓他把北約的大門無限期地關閉，但更不會因為國內政治的原因而為難他。　　12月9日，我在邁阿密召開美洲國家首腦會議，這是1967年以來這個半球首腦的第一次會議。33個民主選舉產生的首腦，包括加拿大、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領導人都來了，其中有41歲的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和他88歲高齡的鄰居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華金·巴拉格爾，后者雖然雙目失明、年老體衰，但依然思維敏銳。　　我發起這次峰會是為了在所有美洲國家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從北極圈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島；加強這個地區的民主和政府的有效管理；表明美國成為一個好鄰國的決心。峰會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承諾到2005年建立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區，讓人們感到我們正準備攜手走向未來，這個未來，用偉大的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話說：“世上既沒有孤立的斗爭，也沒有孤立的希望。”　　12月15日，我在電視講話中提出在新預算中為中產階級減稅。政府中一些人反對這項計劃，也有人在媒體上批評我們是照搬共和黨的做法，說它不過是一個遲到的企圖，想回到1993年的選舉承諾，我因沒有信守諾言，已遭選民懲罰。出于政策和政治考慮，在新一屆國會開會之前，我又回頭和共和黨就減稅問題進行較量。老大黨的契約包括稅收議案，我認為我們支付不起，而且它們過于向高收入的美國人傾斜。另一方面，美國中產階級已持續20年忍受著經濟停滯帶來的痛苦，這是人們沒有感覺到經濟改善的主要原因。我們已通過實行雙倍勞務所得扣抵來初步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正確的減稅可以在增加中產階級收入的同時又不導致減少赤字的工作出問題，或削弱我們對未來的投資能力，還會讓我實現1992年大選中的承諾。　　在演講中，我提出了一個中產階級權利法案，包括對收入在7．5萬美元或少于這個數目的家庭提供500美元的兒童退稅額；對大學學費課稅減免；擴大個人退休金賬戶；把政府投入到許多就業培訓項目上的資金轉為現金優惠券，直接交到工人手中，讓他們可以自己選擇培訓項目。我告訴美國人民，我們將從艾爾·戈爾的“政府再造”倡議中節省出費用來，給稅收方面的一整套措施提供資金，同時仍能繼續減少財政赤字。　　圣誕節前夕，艾爾·戈爾和我宣布第一批城市和鄉村社區為“授權區”，讓它們依據1993年的經濟計劃，合法得到稅收獎勵，接受聯邦資金，刺激那些以前在經濟復蘇時落伍的地區的就業機會發展。　　12月22日是迪·迪·邁爾斯擔任白宮新聞秘書的最后一天。她在艱難的情況下表現出色。她曾與我一起經歷了新罕布什爾州的大雪。從那之后，我們一起經受住了許多暴風雨，一起經歷了很多讓我們感到心跳的政治游戲。我知道她離開后會很好，她的確做到了。　　結束了每年新年的“復興周末”之行，希拉里和我又額外回了家鄉幾天，在那里我們可以探望她的母親和迪克·凱利，而我也可以和東阿肯色州的朋友去獵野鴨。每年，當它們從加拿大飛到南方來過冬時，兩條主要遷徙路線中的一條就是沿密西西比河而下。許多鴨子在水田和阿肯色三角州的池塘駐留，過去幾年，一些農場主在自己的農場建起捕獵鴨子的營地，既是為了玩樂，也是為了增加收入。　　在晨曦中觀看鴨子飛翔是件有趣的事。我們也看到大雁在我們頭頂以完美的V字形高高飛翔。在那個霧蒙蒙的清晨，只有兩只鴨子在我們的有效射程內，和我在一起的人讓我向它們開槍。他們捕獵的日子比我多多了。我告訴和我們同行的記者，我們用的所有槍支都在犯罪法案允許的范圍內，我們不需要進攻性武器來獵野鴨，這些被獵獲的鴨子中包括我從約70碼的地方開槍幸運射中的那只。　　第二天，希拉里和我參加了位于小石城北郊舍伍德的威廉·杰斐遜·克林頓重點小學的落成典禮。學校設施很漂亮，一個多功能教室以我母親的名字命名，圖書館以希拉里的名字命名。我承認，我喜歡我的名字出現在一個新的學校中；沒有任何人像我一樣感激我的老師們。　　我太需要那次回家子。我已像狗一樣工作了兩年。做了那么多，我總是“見樹不見林”。即將到來的一年將給我帶來新的挑戰。為迎接這些挑戰，我需要更多機會給自己充電，澆灌我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