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末，我隨同阿肯色代表團去出席民主黨全國大會。肯尼迪參議員還在競選，但是他顯然很快就要輸了。我有幾個好朋友都是替肯尼迪工作的，他們要我在投票之前去勸一勸肯尼迪，讓他從競選中退出來，大度地發表一個演說，表示支持卡特競選。我很喜歡肯尼迪，覺得他最好還是拿出他的善意，這樣的話，如果卡特輸了，他也就不會受到太多的責備。兩個候選人之間都互相帶有情緒，但是我的朋友覺得我也許能夠說服他。我來到參議員在酒店的套房里，做出了我最大的努力。肯尼迪最后終于同意退出競選，支持總統。但是，當他們最后一同出現在講壇上的時候，他卻表現得不怎么樣，沒有違心地表現出應有的熱情。 大會召開的時候，我已經是民主黨州長協會的主席了，我應邀作一個五分鐘的發言。全國大會總是又吵又亂的。代表們只聽主旨發言以及總統、副總統接受提名時的發言。如果你的發言不屬于上述三分之一的話，就必須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且要非常簡短迅速，只有這樣你才有可能讓自己的聲音蓋過會場上的說話聲。我想解釋一下我們當時所面對的令人痛苦的、極為不同的經濟狀況，我想說我們民主黨必須有所改變才能迎接這個挑戰。自二戰以來，民主黨一直把美國的繁榮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把這種利益推廣到越來越多的人身上，為追求社會的正義而戰。但是我們現在不得不應付通貨膨脹、失業、巨額財政赤字，以及我們競爭力的喪失。由于我們沒有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已經把更多的人推向了共和黨一邊，成了共和黨的支持者，或是迫使他們加入到不投票者的行列里。不投票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與我們的關系也越來越疏遠。這是一個精彩的發言，時間不滿規定的五分鐘，但是沒有一個人給予足夠的重視。 當卡特總統離開大會的時候，他手頭的問題一項也沒有得到解決。他被提名了，但是他并沒有得到一個團結的政黨對其提名人應有的積極熱情的支持。我回到阿肯色州，打定主意要挽救我的競選于危難之中。形勢越來越糟糕了。 9月19日，我經過了一天漫長的競選宣傳之后回到我在溫泉城的家里。這時，戰略空軍司令部的指揮官打電話來告訴我，阿肯色州大馬士革附近的一個“大力神二型”導彈發射井里發生了爆炸。大馬士革在小石城西北部大約40英里。事情的經過簡直讓人難以置信。一名空軍的技工在修理導彈的時候，三磅重的扳手從手里掉了下來。扳手落到70英尺以下發射井的底部，反彈上來，在裝滿火箭燃料的燃料箱上戳了個洞。高毒性燃料與空氣混合在一起，引發了一場大火，繼而就是一場爆炸，把發射井740噸重的水泥頂炸掉了，技工當場被炸死，井口附近的另外20名空軍值勤人員遭受重傷。爆炸還毀掉了導彈，將核彈頭彈射到發射井所在的母牛場里。他向我保證，彈頭不會爆炸，也不會有放射性的東西泄漏出來，軍方會將其完全轉移。至少我們最近以來的霉運還沒有把我們的州全部化為灰燼。我開始感到非常倒霉，但還是盡量妥善處理問題。我指示剛上任的公共安全主任山姆·塔托姆和聯邦官員們一起制定一個緊急疏散計劃，防止剩下的那17枚導彈中的哪一枚會出問題。 除了我們所經歷的各種事情之外，現在阿肯色州還成了世界上惟一一個奶牛場里有核彈頭的地方。事故發生幾天之后，副總統蒙代爾到溫泉城來出席我們州的民主黨代表大會，我請求他保證軍方在一個新的應急方案中能夠和我們協同合作，以便隨時應對導彈可能出現的問題。他拿起電話，叫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來聽電話。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該死的，哈羅德，我知道我曾經讓你做些事情來分散阿肯色人對古巴難民一事的注意力，但這也有點太過頭了。”與他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的內斂完全相反，蒙代爾非常有幽默感。他知道我們兩個人都徹底完了，但他還在開玩笑。 競選的最后幾個星期被阿肯色政治上的一個新現象所主宰：完全負面的電視廣告。有一個關于汽車牌照費的電視廣告，批評非常辛辣。但是懷特制作出來的最有效的競選廣告反映的是暴動的古巴人，一個響亮的畫外音在告訴觀眾，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的州長非常關心他們的人民，因而擺脫了古巴人，而我更關心的是吉米·卡特，不是阿肯色人民，“所以，現在所有的古巴人都到我們這里來了”。我和希拉里第一次看到這個廣告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太離譜了，沒有人會相信它。這個廣告開始播放之前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60％的人認為我在查菲堡的表現非常好，3％的人認為我態度過澉，而20％的人——中堅的右翼勢力——認為我過于軟弱，我只有把每一個從城堡里跑出來的難民都殺死，才可能讓他們滿意。 我們對廣告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廣告還真起作用。在史密斯堡，當地的官員，包括治安官比爾·考斯羅恩和起訴檢察官羅恩·菲爾茲，都態度堅決地為我辯護，說我干得很好，我曾經冒著很大的風險去保護城堡周圍地區的安全。我們現在都知道，新聞發布會并不能抵擋一個有影響力的負面廣告。我開始陷進古巴和汽車牌照費這兩個問題的流沙里。 選舉前幾天，希拉里給迪克·英里斯打了個電話。我已經讓彼得·哈特替換了他的位置，因為為我工作的那些人都不喜歡迪克生硬粗暴的性格。希拉里請求迪克搞一個民意調查，看看我們有什么辦法能夠擺脫困境。值得稱道的是，迪克真的搞了個民意調查，然后用一貫的直言不諱的口氣告訴我，我可能會輸。他提了幾個關于廣告的建議，我們也采納了他的建議，但是正像他所預言的那樣：杯水車薪，為時已晚。 在選舉日，也就是11月4日那天，吉米·卡特和我都得到了阿肯色州48％的選票，而他在1976年的得票率為65％，我在1978年的得票率為63％。我們兩個人失敗的情形有很大不同。總統在75個縣中的50個縣里都獲得了多數選票，守住了民主黨的陣地，古巴問題對他產生了影響，但并沒有消除他的優勢。但是，在更加保守的共和黨人聚居的阿肯色州西部，他全線崩潰。投票時，阿肯色西部參加投票的人非常多，這主要是由于總統在古巴難民問題上食言引起了人們的憤怒，另外，里根和基督教基要主義結為聯盟，他們都反對墮胎，反對巴拿馬運河條約。但阿肯色沒有完全轉入共和黨人的陣營。卡特48％的得票率超過了他在全國范圍內的得票率。如果他信守諾言的話，他本來可以以多數選票取得在阿肯色州的勝利。 與總統相比，我只在24個縣獲得了多數選票，其中包括那些黑人集中的地方以及幾個更加支持公路計劃的地方。在民主黨控制的阿肯色東北部的11個縣，在第三選區的鄉村地區，在阿肯色南部的幾個縣，我都是全軍覆沒。汽車牌照費將我置于死地。而關于古巴難民的廣告把那些雖然對我持保留意見但仍然支持我的人趕走了。汽車牌照費、利益集團的反對以及蕭條的經濟狀況，這些因素使我的公眾支持率受到很大影響，相對而言，我在古巴難民問題上的表現又使我贏得了較高的支持率。我在1980年所遇到的情況與喬治·H．W．布什在1992年遇到的情況相似。海灣戰爭使他的公眾支持率很高，但是在人們的內心里還是有很多不滿情緒。當人們因為戰爭問題決定不把選票投給他時，我就在戰爭問題上大做文章。弗蘭克·懷特不就是利用關于古巴人的廣告這樣對付我的嗎？’1980年，在阿肯色西部共和黨人控制的地區，我比卡特總統的情況要好，因為那里的人對我處理古巴難民的做法有著更加直接的了解。在史密斯堡和鍋巴斯琴縣，因為查菲堡的緣故，在民主黨人的候選人名單上，我的得票數是領先的。卡特獲得了28％的選票。邦珀斯參議員在那里從事過20多年的法律工作，但是由于他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投票“放棄”巴拿馬運河，他得到了30％的選票。我得到的選票是33％。當時的情況就是這么糟糕。 在競選日的晚上，我的狀態很差，我覺得自己無法去面對新聞界。希拉里去了競選總部，向那里的工作人員表示感謝，邀請他們第二天到州長官邸來。我們斷斷續續地睡了一宿，第二天，我和希拉里、切爾西在官邸后院的草坪上和幾百名死心塌地的支持者見面。我盡最大的努力發表了一個像樣的講話，對他們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謝，告訴他們要為我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時還主動表示要與弗蘭克·懷特保持合作。考慮一下當時的處境，我的發言是相當慷慨激昂的。但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既自憐，又自怨。我再也不能做我喜歡的工作了，這讓我充滿了遺憾。我表達了我的遺憾，但是把自我哀憐和滿腔的怒氣都留給了自己。 在那個時候看來，我在政治上似乎沒有什么前途可言了。25年以來，我是阿肯色第一個沒有連任成功的州長，我或許還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下臺州長。約翰·麥克萊倫曾經說過，州長辦公室就是政治墓地，他的警告似乎得到了應驗。可是，既然我自己挖掘丁這個墳墓，惟一明智的做法看來就是開始往外爬。 星期四，我和希拉里又找了一個新家。那是一座漂亮的木頭房子，律干1911年，坐落在小石城山頂區的米德蘭大街，距離我們搬到州長官邸之前住的那所房子不遠。我給貝琪·賴特打電話，問她能不能在我卸任之前幫我把文件整理好。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她同意了。她搬進了州長官邸，每天都和我的朋友、州眾議員格洛麗亞·凱布一起忙碌個不停。格洛麗亞·凱布對我的所有計劃都一直非常支持，但是她在競選連任的時候也遭遇了失敗。 我卸任前的兩個月對我的職員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他們需要去找工作。對從政的人來說，惟一的出路是到一些以前跟州政府做過生意的大公司里去任職。可是，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大公司都得罪了。魯迪·莫爾的表現非常出色，他對所有人都給予幫助，同時，確保在將辦公室移交給弗蘭克·懷特之前，把所有的公共事務整理清楚。他和我的日程安排者蘭迪·懷特都提醒我，在我自怨自憐的同時，我還應該對我的職員以及他們未來的利益表現出更多的關心。他們中大多數人如果長時間找不到工作的話，根本沒有足夠的存款來維持生活。其中好幾個人的孩子年齡還小。很多人都只為州政府工作過，其中很多人在我當州檢察長的時候就跟著我干。雖然我的確非常喜歡這些曾經為我工作過的人，對他們非常感激，但是在我落敗之后的很多日子里，恐怕我并沒有清楚地向他們表達我內心的想法。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希拉里對我非常好，她運用不同尋常的技巧，在對待我的態度上，既充滿了憐愛，又給予同情，使我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在現實和未來上。切爾西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這讓我認識到，世界末日還沒有來到。我接到了令人感動的鼓勵電話，特德·肯尼迪對我說，我還會回來的。沃爾特·蒙代爾自己也令人失望地敗下陣來，但是在給我打電話時卻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幽默感。我甚至還到白宮去同卡特總統道別，對白宮給予阿肯色的種種好處表示感謝。我還因為他的食言耿耿于懷，因為我在阿肯色的失敗以及他在阿肯色所遭受的損失都是由于他食言造成的，但是我認為歷史對他會比較友善，原因在于他的能源政策和環境政策，特別是他在阿拉斯加建立的巨大的北極國家野生動植物保護區，以及他在對外政策方圓的成就——以色列和埃及之間達成的戴維營協議，巴拿馬運河條約和人權問題的改善。 與州長辦公室的其他職員一樣，我也得去找工作。我接到了外州發來的好幾份有趣的邀請或詢問。我的朋友約翰·Y．布朗，那個曾經靠肯德基炸雞發財的肯塔基州長，問我愿不愿意到路易斯維爾大學去當校長。他用招牌式的短句為那所大學做起了宣傳：、“好學校、好房子、優秀的籃球隊。”加利福尼亞的州長杰里·布朗告訴我，他的辦公室主任——位將來的州長了——很快就要離開，他讓我接替辦公室主任的職位。他說他無法相信我會因為汽車牌照費落選，他說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從其他地方搬來的人，我很快就會融人其中。他還保證，讓我能夠在一些我感興趣的領域影響政策的制定。還有人來找我，讓我接管世界野生動植物保護基金會，那是一個設在華盛頓的動植物保護組織，這個組織所做的工作一直為我所敬仰。諾曼·里爾是很多歷史上最成功的電視節目的制作人，《大家庭》就是他的作品。他讓我去擔任“美國方式支持者”團體的負責人，那是一個自由組織，有些保守者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所規定的自由進行了攻擊，而這個組織就是為了反擊這些攻擊而設立的。另外還有幾個人讓我去跟查爾斯·馬納特——來自艾奧瓦州的一位成功的洛杉磯律師——競爭，爭取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阿肯色惟一對我發出邀請的是賴特、林賽和詹寧斯聯合律師事務所，那是一個很好的律師事務所，他們邀請我做顧問，年薪6萬美元，這差不多相當于我做州長時薪酬的兩倍。 我認真地考慮了一下民主黨委員會的那份工作，因為我喜歡政治，我覺得我懂得該做些什么。最終，我還是得出結論，這不適合我。再說，查爾斯，馬納特非常希望當選。也許在我感興趣之前就已經爭取到了選票。我和馬納特的一個合伙人米基·坎特討論了一下這件事，他以前跟著希拉里在法律服務社團董事會工作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他。我對他很有好感，而且也相信他的判斷。他說如果我還希望有機會競選一個職位的話，就不應該嘗試黨內的工作。他還建議我不要去當杰里·布朗的辦公室主任。州外的幾項工作對我尤其具有吸引力，特別是世界野生動植物保護基金會的工作，可是我知道接受這些工作都有失情理。我還不準備放棄阿肯色，還不想自暴自棄，于是我接受了賴特、林賽和詹寧斯律師事務所的工作。 差不多在我剛剛落選的時候，以及隨后的幾個月當中，我遇見認識的人就會問他們，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古巴問題、汽車牌照費，以及同時得罪了所有利益集團的說法之外，有些說法真讓我感到吃驚。吉米·雷德·瓊斯在州里當了很長時間的審計長之后，曾經被任命為阿肯色國民警衛隊總指揮，他對我說，我任用了太多蓄著胡須、標新立異的年輕人和州外人士擔任要職，因而疏遠了投票人。他還覺得希拉里決定保留父姓也有負面影響，作為律師這無所謂，但當第一夫人就不行了。沃利·德羅科是我1976年和197；年的競選主席，他說我一門心思地想當好州長，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考慮。他告訴我，自從我當上州長以后，就再也沒有問候過他的幾個孩子。我的朋友喬治·丹尼爾，就是在山區的馬歇爾開五金店的那位，用更加刺耳的語言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比爾，大家都覺得你是個可惡的家伙！”魯迪·莫爾告訴我，我總是抱怨這、抱怨那，但是從來沒有真正集中精力，靜下心來考慮解決問題的辦法。麥克’麥克拉蒂是我交往最久的朋友，他就像了解他的手背一樣了解我。他說他覺得切爾西出生以后，我一整年都把心思放在了切爾西身上。他說我一直因為沒有見過自己的生父而傷心，就只想著當好切爾西的父親，根本就沒有把心思放在競選上。 離職幾個月之后，我就開始明白，這些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到這個時候為止，已經有上百個人來到我的面前，對我說他們只是想通過不選我向我傳達一個信息而已，如果他們知道我會落選，肯定就把選票投給我了。如果我當初能夠有見識的話，我本來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讓人痛心疾首的是，成千上萬的人都認為我驕傲自大，過分執著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對他們希望我做的事情卻熟視無睹。他們投了抗議票，不錯，但是在我的身上不起任何作用。選舉后的民意測驗顯示，有12％的投票者說，他們在1978年的時候曾經支持我，但是由于汽車牌照費的原因在1980年選擇了相反的立場。我從前的支持者當中，有6％的人說，他們因為古巴難民問題而放棄了對我的支持。我盡管還有其他的問題和過錯，但是如果我沒有卷入這兩個問題的話，我本來是可以獲勝的。不過，如果我沒有落敗，我也許永遠也不會成為總統。那是一段接近死亡般的經歷，但也是一段非常有價值的經歷，迫使我對進步政治中潛在的政治問題更加敏感：政治體制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變化，沒有一個人能夠同時對付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團，人們一旦認為你對他們的呼聲置若罔聞，你就完了。 在我離開州長辦公室前的最后一天，我讓切爾西手拿電話，坐在我的椅子上拍了一張照片。然后，我就到議會去發表我的告別演說。我歷數了我們取得的各項成就，感謝議員對我的支持，指出我們仍然是全美稅務負擔第二輕的州，我們遲早會找到一個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法來增加我們的稅收，充分發揮我們的潛能。接著，我走出了州議會大廈，開始了我的平民生活，就仿佛是一條離開了水的魚兒。 22 如果按照阿肯色州的標準來衡量的話，賴特、林賽和詹寧斯律師苧苧竺是一個大律師事務所，有著良好的聲譽，提供各種各樣的法律服務。支撐著這個事務所的職員都很有能力，待人也很友好。他們放下手中的工作，跑苧來幫我在事務所里安頓下來，讓我一點也不覺得拘束。事務所還允許我帶來了我的秘書芭芭拉，克思斯，她到此時為止已經跟隨了我四年，她認識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事務所甚至還給貝琪·賴特也安排了辦公的空間，讓她繼續整理我的文件——結果她后來就在這里為我的下一次競選進行了籌劃。我做了一些法律工作，給事務所帶來了幾個小客戶，但是我可以肯定，事務所向我拋出了救命索，可這么做并沒有給事務所賺錢。事務所真正得到的就只有我永久的感激，以及我就任總統時為了替我辯護所帶來的一些業務。 盡管我非常懷念當州長的日子，懷念政治所帶來的刺激，但我還是很喜歡節奏更加正常的生活：回家不會太晚，和希拉里一起看著切爾西慢慢長大，出去和朋友聚餐，結識我們的鄰居，特別是馬路正對面的那對老夫妻薩基和路易斯·洛扎諾。他們非常喜歡切爾西，總是過來幫忙。 我決定在幾個月之內遠離公眾演講，但只有一次除外。2月，我開車到布林克利，在那里的獅子會俱樂部的宴會上發表了演講。從小石城出發往東行駛一個小時，就到了州際公路上的布林克利。1978年的競選中，這一地區曾經投票支持我，我最堅定的支持者都勸我從頭再來一次。他們說，見一見仍然支持我的人，肯定能夠提起我的情緒，結果果然如此。晚飯過后，我到縣領導唐和貝蒂·富勒的家里去參加招待會，我遇見了一些人，讓我既感激又吃驚的是，他們希望我還能當州長。而在小石城，大多數人都正在努力跟新上任的州長拉關系。有一個由我提拔到州政府的人因為想繼續在懷特州長手下留任，在小石城的街上看見我朝他走去的時候，馬上就走到馬路對面去了，他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我握手，擔心讓別人看見。 對于布林克利朋友的好意，我充滿了感激之情，但是我有好幾個月沒有在阿肯色發表演講。弗蘭克，懷特這個時候開始出錯了，在與議會的斗爭中也頻頻失手，但我不想礙他的事。他信守了在競選時許下的諾言，通過了一個法案，將經濟發展部的名稱重新改為阿肯色州工業發展委員會，撤銷了能源部。但是當他試圖取消我和希拉里建立的鄉村診所的時候，大批依賴這些診所的民眾出來表示抗議。他的議案沒有通過，他最后只好滿足于阻止人們為滿足更多人的需要而建立更多的診所。 州長還提出了一個議案，打算把汽車牌照費降到最初的水平上，但是公路部的部長亨利·格雷、公路的承包商、道路的建設者們進行了強烈的抵制。他們正在修建馬路，而且已經開始賺錢了。很多議員都聽他們的，因為他們的選民們很喜歡這些道路工程，盡管當初不愿意為此付錢。最后，懷特把汽車牌照費稍微降低了一些，但大部分錢都留在了公路計劃上。 最為滑稽的是，州長最大的立法問題起源于他通過的一個提案。那個所謂的創世科學提案規定，每一所教授進化論的阿肯色學校，必須花同樣多的時間講解與《圣經》一致的創世學說：人類不是10萬年以前從其他物種發展進化而來的，相反，人類是幾千年以前由上帝創造出來的一個獨立的物種。 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基要主義者都反對進化論的思想，因為進化論的思想與（圣經》中關于人類創造的說法不一致。在20世紀初，有好幾個州，其中包括阿肯色，都把教授進化論的思想定為非法。甚至在最高法院取消了這樣的禁令之后，大多數科學課本里都不討論進化論，直到60年代才有所改變。到了印年代末期，新一代的基要主義者再次提起這個問題，這一次他們說，他們有科學的證據可以驗證《圣經）中的創世故事，這些證據也給進化論蒙上了一層疑云。最后，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想法，講授進化論的學校必須同樣重視“創世科學”。 由于像“上帝統治下的家庭、生活和美國”這樣一些基要主義團體大搞游說活動，再加上州長的支持，阿肯色是第一個在法律上支持所謂“創世科學”的州。提案很順利地得到了通過：我們在議會沒有什么科學家，而很多政治家又害怕得罪保守的基督教團體，因為保守的基督教團體選出了新的總統和州長之后，勢力正盛。懷特州長簽署了這個提案之后，教育者們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他們不愿意把宗教當做科學向學生講解；宗教領袖們也表示抗議，因為他們要維護憲法上規定的政教分離；就連普通公民也表示抗議，他們不希望阿肯色州成為全國人的笑柄。 弗蘭克·懷特作為創世科學法案的倡導者而成為人們嘲諷的對象。喬治·費希爾，就是那個把我畫在三輪自行車上的（阿肯色報）的漫畫家，也展示了州長的形象：他的手里拿著一根剝了一半的香蕉，暗示他還沒有完成進化的過程，或許正處于人類和大猩猩之間那個“缺失的環節”。當懷特州長感覺到人們的憤怒情緒時，他也表示抗議，他說他簽字之前沒有看那個提案，結果給自己挖了一個更大的陷阱，最后，創世科學提案被比爾·奧弗頓法官宣布為違憲。奧弗頓法官在審理過程中把問題處理得非常老練，他寫了一個表述清晰、論證有力的法律意見書，他說這項提案要求向學生們傳授宗教而非科學，因而違背了憲法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州檢察長史蒂夫·克拉克也拒絕上訴。 除了立法方面的問題，弗蘭克·懷特還面臨著其他問題。他最糟糕的一個舉動是，派即將上任的公共服務委員會的官員與阿肯色州電力公司會談，因為阿肯色州電力公司過去幾年來一直在尋求大幅度提高公用事業的稅金。消息傳出來之后，報界就此事對州長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居民的電費在漲幅上大大超過了汽車牌照費的上漲。現在他們的州長想在沒有得到民眾的許司之前，允許阿肯色州電力公司把公用事業的費用進一步提高，而事實上只召民眾才有權做出決定。 接著發生的事情是，州長說話失言。州長宣布他要率領一個貿易代表團到臺灣和日本，他告訴新聞界他是多么高興去中東啊。這件事激發了喬治·費希爾的靈感，他畫出了最滑稽的一幅漫畫：州長和他的代表團在沙漠中走下飛機，周圍到處是棕櫚樹、金字塔和穿著長袍的阿拉伯人，此外，還有一頭駱駝。州長的手里拿著香蕉，環顧四周，然后說道：“太好了！快吹聲口哨，叫輛黃包車過來！” 就在發生這一切的同時，我做了幾次去州外的政治旅行。在我選舉失敗之前，約翰·埃文斯州長曾經邀請我到愛達荷州的“杰弗遜一杰克遜紀念日”晚餐會上發表演講。我落選之后，他還是邀請了我。 我還第尋次去了艾奧瓦州的得梅因，在那里，州里和當地的官員舉行了一個民主黨研討會，我發表了演講。我的朋友桑迪·伯杰邀請我到華盛頓與著名的民主黨政治家埃夫里爾·哈里曼的夫人帕梅拉·哈里曼共進午餐。埃夫里爾·哈里曼曾經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派到丘吉爾和斯大林那里的特使，后來做過紐約州的州長，他還是與北越舉行的巴黎和談的談判代表。埃夫里爾在二戰期間遇到了帕梅拉，當時帕梅拉已經嫁給了丘吉爾的兒子，住在唐寧街10號。30年后，埃夫里爾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兩個人結了婚。帕梅拉那時已60出頭，但仍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要我加入80年代民主黨人的委員會，這是一個新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她建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籌集資金和推廣一些有助于民主黨重新掌權的思想。午餐之后，我陪同帕梅拉去參加她的第一次電視專訪。她很緊張，讓我給她一些建議。我告訴她放松，用午餐時說話的腔調就行了。我加入了她的委員會，在隨后的幾年中，我在喬治敦哈里曼的家里度過了很多難忘的夜晚，他們家里有很多政治紀念品，還有一些印象派藝術的珍寶。我當上總統之后，任命帕梅拉為駐法國大使，因為二戰以后，她在第一次婚姻解體后就搬到了巴黎。她非常受歡迎，在法國人當中非常引人矚目。她在那里過得非常開心，直到1凹7年去世，而去世時她還沒有退休。 到了春天，州長看上去已經無力贏得他的下一次競選，我于是開始考慮再次參加競選。有一天，我開車離開小石城，到溫泉城去看望母親。開到一半路程的時候，我把車開進了朗斯代爾加油站和商店的停車場。加油站和商店的老板是一個在當地政界非常活躍的人物。我想知道，在他看來，我取勝的機會到底有多大。他態度非常友好，但沒有做出承諾。當我朝我的汽車走去的時候，我遇見一個上了年紀、著一身工作服的人。他說：“你不是比爾·克林頓嗎？”當我告訴他我就是克林頓并且跟他握手時，他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他曾經投票反對過我。“你的失敗我是起了作用的。我讓你丟了11張選票——我、我老婆、我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婦，另外還有五個朋友。我們打倒了你。”我問他為什么，結果不出我所料。“我也是不得已。你漲了我的汽車牌照費。”我用手指著附近公路上的一個地方說：“還記得我就任時的那場冰風暴嗎？那個路段坍塌了，汽車掉進了溝里。我只好讓國民警衛隊的人來把車拖出來。報紙上也登了照片。那些馬路必須整修。”他回答說：“我才不管呢。我就是不想出修路的錢。”出于某種原因，聽他說完之后，我忍不住脫口問道：“我來問你一件事。如果我再次競選州長，你會考慮選我嗎？”他笑了，說道：“當然，我會選你的。咱們現在扯平了。”我直接朝電話亭走去，撥通了希拉里的電話，把這件事告訴了她，我說我覺得這次我們能贏。 1981年余下的時間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給州里的各個地方打電話。民主黨人都想擊敗弗蘭克·懷特。我從前的大多數支持者都說，如果我參加競選，他們會支持我。有兩個對這個州有著深切感情、對政治情有獨鐘的人很有興趣幫助我。莫里斯·史密斯在他家鄉的小鎮伯茲艾擁有一個1．2萬公頃的農場，還開了銀行。他大約60歲，又瘦又矮，臉上布滿皺紋，聲音低沉，少言寡語，但要說起話來就特別引人注意。莫里斯非常聰明，為人也特別好。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活躍在阿肯色的政治活動中，而且是一個真正的進步民主黨人，這一點是他們全家人共有的特征。在他的身體里，沒有一根種族主義或精英主義的骨頭，他對我的公路計劃和教育計劃也都非常支持。他希望我再次參加競選，他準備帶頭幫我籌集獲勝需要的資金，并在那些以前沒有參與投票但非常令人尊敬的人當中尋求支持。他最成功的舉動是爭取了喬治·凱爾的支持。喬治，凱爾因為曾經代表底特律老虎隊參加棒球比賽而躋身名人堂，此時是底特律老虎隊的廣播解說員。在他的棒球明星生涯中，他一直住在阿肯色東北部的小鎮斯維夫登，因為那里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在那里他簡直就是個神話，在全州范圍內也有很多的崇拜者。我們認識之后，他同意做我的競選財務主管。 莫里斯的支持立刻為我的競選贏得了可靠性，而這種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還沒有哪一位阿肯色的州長有過當選、下臺、再選的經歷，盡管其他州某些下了臺的州長有過這樣的嘗試。但是他給予我的還遠遠不止這些。他成了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顧問。我完全信任他。在我看來，他既像父親又像兄長，扮演著介于二者之間的角色。從此以后，我在阿肯色的所有競選活動乃至后來的州長工作，他都參與其中。在議會中，莫里斯由于喜歡采用公平交易的原則，使我的各項計劃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推動。他知道什么時候需要斗爭，什么時候需要交易，為我省掉了許多在第一任期中遇到的麻煩。我當上總統的時候，英里斯的身體已經很差了。我們在白宮的三樓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夜晚，我們一同回顧了一起度過的時光。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喜歡或不尊重莫里斯的人。就在莫里斯去世的幾個星期之前，希拉里回到阿肯色，到醫院里看望了他。她回到白宮的時候，看著我說道：“我愛他這個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個星期里，我們之間通了兩次電話。他告訴我，他這次可能再也不能出院了，他只想讓我知道，“我為我們共同成就的一切感到驕傲，我愛你”。這是他頭一次跟我說這樣的話。 莫里斯于1998年年底去世，我回家鄉參加他的葬禮，并且在葬禮上致悼詞——作為總統，這樣的事情我做過很多。在去阿肯色的途中，我想起了他為我所做的一切。他在我的多次競選中擔任財務主管，在我每一次就職演說中都擔任儀式負責人，他還做過我的辦公室主任、大學董事會的成員、公路部的部長、殘疾人立法的主要游說者——因為這是他的夫人簡最熱衷的事業。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起了1980年競選失敗時，我們一家三口站在州長官邸草坪上的情景。就在我馬上要被失敗壓垮的時候，一個個頭矮小的人把手放在我的肩頭上，直視著我的眼睛，用他粗啞但動聽的聲音說道：“沒關系。我們還會回來的。”直到現在，我還思念著莫里斯，史密斯。 另外那個鼎力支持我的人是L．W．“比爾”·克拉克。真正認識他是在1981年，他來找我，跟我討論要想重新競選州長，我具體需要做哪些事情。比爾是個身體健壯的人，喜歡政治斗爭，對人類的本性有著深刻的理解。他來自阿肯色東南部的福代斯，擁有一個木料加工廠，能夠把白橡木加工成做酒桶的木板，酒桶可以盛雪利酒和威士忌。他在西班牙賣掉了很多這樣的酒桶。他還擁有好幾家“漢堡王”餐館。初春的一天，他邀請我到溫泉城的奧克朗公園去看賽馬。我當時卸任才幾個月，比爾吃驚地發現，沒有幾個人到我們的包廂來打招呼。這沒有讓他心灰意冷，相反，我遭受的冷遇反而更激發了他喜歡競爭的本能。他決心讓我回到州長的寶座上，千難萬險都在所不辭。我在1981年間曾經好幾次到他那所位于溫泉湖邊的房子去，跟他談論政治話題，與他爭取過來的支持者見面。在那幾次小范圍的聚餐和晚會中，我遇見了好幾個人，他們都愿意在阿肯色南部的選舉活動中挑頭。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以前從來沒有支持過我，但是比爾·克拉克把他們拉了過來。在隨后的11年當中，比爾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欠他太多了。他幫我贏得了選舉，還想方設法讓我的提案在議會中得到通過。但最讓我心存感激的是，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時候，他卻能夠完全相信我。 我外出發表演講的時候，貝琪·賴特一直辛勤工作，安排了競選的所有技術性細節。在1981年的最后幾個月中，她、希拉里和我跟迪克·莫里斯討論如何發起競選，我們還根據迪克的建議，飛到紐約去見托尼·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位政治媒體專家，很少離開他在曼哈頓的套房。我發現施瓦茨是個很有性格魅力的人，關于如何影響投票者的想法和情緒，他講得非常有吸引力。很顯然，在被迫下臺兩年之后，如果我想取得1982年選舉的勝利，我就必須在阿肯色人面前采取正確的路線。我不能對他們說，他們把我趕下臺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過分地譴責和折磨自己，懇求選民們再給我一次機會，我的日子也會非常難過。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都進行了認真的考慮，我和貝琪還一起絞盡腦汁羅列出初選和普選的日程，并制定出相應的策略。 與此同時，1981年即將接近尾聲，我做了兩次截然不同的旅行，為我未來的競選做準備。我接受了鮑勃·格雷厄姆州長的邀請，到佛羅里達去，在該州的民主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們的民主黨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于12月在邁阿密地區召開。我慷慨激昂地呼吁民主黨人要對共和黨人的攻擊性廣告發起有力的回擊。我說，我們容忍他們首先向我們發動攻擊，這也就罷了，但如果他們拼命攻打我們的要害部位，我們就應該“拿起一把剁肉的斧頭，將他們的手砍斷”。這似乎有點聳人聽聞，但是右翼勢力已經掌管了共和黨的大權，他們已經改變了政治斗爭的規則。與此同時，他們的英雄，里根總統，臉上總是掛著微笑，似乎超脫于這一切之上。共和黨人以為，他們動用誹謗這一口頭攻擊武器，就可以無限期地贏得選舉的勝利。也許他們可以做到，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絕不會再次單方面放下武器。 我的另一次旅行是跟希拉里一起去了圣地。領我們去的是以馬內利浸禮會教堂的牧師W．O．沃特。1980年，在希拉里的鼓動下，我加入了以馬內利浸禮會，開始在唱詩班中唱歌。自從1964年離家去喬治敦以來，我一直沒有定期到教堂去做禮拜，在那之前好幾年，就停止了在唱詩班中的演唱。希拉里知道我很想去教堂，而且我對W．O．沃特非常崇拜，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早年傳教中宜傳地獄之火之類的做法，更愿意向信徒細心地講解（圣經）。他相信（圣經）一字不錯是上帝的話，只是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圣經》的真正意思。他專心致志地研究了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圣經）版本，常常根據一本（圣經）做一系列的布道，或者討論一個源于《圣經》．的重要話題，然后才繼續進行其他內容的講解。我總是盼望星期天唱詩班的活動，眼睛盯著沃特博士那光禿禿的后腦勺，從頭到尾地跟隨著他學習（舊約）和《新約》。 沃特博士從1938年開始就經常到圣地去，第一次去那里的時間比以色列立國還要早10年。希拉里的父母從帕克里奇來看切爾西，我們因此能夠參加1981年由他帶領的一個朝圣團隊。我們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長時間，追尋耶穌曾經留下的足跡，見到了當地的一些基督徒。我們看到了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地方——基督徒們對此都深信不疑。我們還看到了一個小洞，據信那里是埋葬基督以及基督復活的地方。我們還去了猶太人心目中神圣的西墻，穆斯林的圣地阿克薩清真寺和巖石圓頂寺——穆罕默德從那里升人天堂，同時那里也是他朝覲安拉的地方。我們此外還去了圣墓教堂，到了耶穌在水上行走的地方——加利利海；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到了馬撒達堡——在那里，馬加比家族的一隊猶太戰士曾經抵擋過羅馬人長久而瘋狂的進攻，直到最后被打敗，進入殉教者的萬神殿。在馬撒達堡的頂上，我們俯視下面的峽谷，沃特博士提醒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軍隊，包括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侖的軍隊，都曾經從這個峽谷穿過，《啟示錄》上面說過，當時間終止的時候，山谷里流動的將是鮮血。 這次旅行在我的身上留下了長久的印記。回到家里的時候，我對自己的信仰更加堅定，對以色列人產生了深深的敬仰，同時，第一次對巴勒斯坦人的抱負和委屈有了一些理解。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逐漸為一種想法所纏繞，我希望看到所有亞伯拉罕的孩子能夠彼此妥協和讓步，因為我們的三種信仰都是在這同一塊圣地上誕生的。 我回家后不久，母親嫁給了迪克·凱利。迪克是一個食品代理商，母親認識他好多年了，兩個人彼此也約會了很長時間。母親單身一人已經有七年之久，現在結婚我真為她感到高興。迪克是個身材高大、富有魅力的人，他和母親一樣非常喜歡看賽馬。他還非常喜歡旅行，去過很多地方。他要帶母親去周游世界。·母親經常去拉斯韋加斯，去非洲的時間比我還早，這都要感謝迪克。約翰·邁爾斯為他們舉行丁一個甜蜜的結婚儀式，婚禮是在漢密爾頓湖邊比爾和瑪琪·米切爾夫婦的家里舉行的。儀式在羅杰演唱的比利·喬爾的歌曲《你的樣子》中結束。我后來逐漸喜歡上了迪克，凱利，我對他充滿了感激之情，因為他給我的母親和我都帶來了快樂。他后來還成了我最喜歡的高爾夫球友。他已經印多歲了，但是在比賽中他會為我設置障礙，而我也為他設置障礙，結果呢，多半都是他把我打敗。 1982年1月，高爾夫球在我的腦子里變得不再重要，因為競選就要開始了。貝琪·賴特在阿肯色已經有了如魚得水的感覺，她干得非常出色，建立了一個競選組織，成員是我以前的支持者以及對懷特州長不滿的人。我們要做的第一個重要決定是我們該如何開始。迪克·莫里斯建議，我正式宣布參加競選之前，要首先在電視上承認導致我上次失敗的那些錯誤，請求選民們再給我一次機會。這是一個很冒險的主意，但是落敗兩年之后再次參選本身就是一種很冒險的行為。如果我再次失敗，就不可能再回來了，至少很長時間之內都不能再回來。 我們在紐約托尼·施瓦茨的工作室里剪輯了我們的宣傳片。我認為，要想讓這個片子奏效，就必須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第二，讓選民看到一個正面的領導者形象，即在第一個任期里最能贏得選民支持的那種形象。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宣傳片在2月8日播放了。我的臉占據了整個屏幕，我告訴選民們，自從我落敗以后，我走遍了全州，與成千上萬的阿肯色人進行了交談，他們告訴我，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過嚴重的錯誤，包括提高汽車牌照費；我們的道路確實需要那筆錢，但是我征收那筆費用的方式傷害了很多人的感情。我接著說，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的父親“從來沒有為了同樣的原因抽過我兩次”；阿肯色州在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需要領導人，我曾經干得不錯，如果他們愿意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成為一個接受失敗教訓的州長，我已經懂得了這樣的道理：“不傾聽民眾的聲音就不能做個好領導。” 宣傳片引發了人們的討論，看上去至少已經讓不少選民愿意考慮給我一次機會。2月27日，切爾西的生日那天，我正式宣布了我參加競選。希拉里給了我一張我們三個人在那個場合的照片，上面題寫著這樣一句話：“切爾西的第二個生日，比爾的第二次機會。” 我保證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認為對我們州的未來最為重要的三個問題上：改善教育、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公用事業的稅率。這三個問題正是最讓懷特州長不堪一擊的地方。他削減了16印萬美元的汽車牌照費，但與此同時，他手下的公共服務委員會卻同意阿肯色州電力公司增加2．22億美元的公共事業稅，既傷害了消費者，也傷害了各個企業。不景氣的經濟已經使我們失去了很多就業機會，而州里的稅收收入很少，不允許我們對教育有所改善。 我的演講受到了人們的歡迎，但是那天最重大的新聞卻是希拉里發表的一個聲明，她準備采用我的姓。從這以后，她就成了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這件事我們討論了幾個星期。希拉里之所以這么做是聽信了很多朋友的說法。他們說，盡管在民意調查中，這件事似乎并不是一個有負面影響的問題，但還是有很多人對此感到不自在。幾個月之前弗農·喬丹來小石城看我們的時候，居然也向她提起了這個問題。經過了這么多年的交往，弗農已經成了我們非常親近的朋友。他是全國民權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還是一個在朋友們看來值得信賴的人。他是個南方人，比我們年長，因而懂得為什么姓氏問題這么重要。最滑稽的是，我們的圈子外惟一向我提到此事的人是一位有進步傾向的年輕律師，他來自派恩布拉夫，是我的一個支持者。他問我希拉里保留父姓是否讓我感到不安。我告訴他我沒有感到不安，我說要不是有人提到了這件事，我根本就不會考慮這個問題。他不相信地看著我說：“好啦，我了解你。你是個真正的男人。這肯定讓你感到不自在。”我大為吃驚，別人很在乎的事情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這種情況，于我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明白無誤地對希拉里說，這個決定·是她自己獨自做出的，我不認為選舉要對她的姓產生影響。在我們開始約會之后不久，她就告訴我，她在少女時期就決定要保留她的父姓，后來又過了很長時間，保留父姓才成為男女平等的標志。她為她的家族傳統感到自豪，因而希望保留這個姓氏。因為我想緊緊地抓住她，所以讓她保留父姓就成為我獻給她的一份禮物。實際上，這正是她招我喜歡的原因之一。 最后，希拉里從實際的角度出發——注重實際是她的一個典型特征——認為如果保留父姓會讓一些在這方面很計較的人不高興，那實在是個得不償失的做法。她告訴了我這個想法之后，我惟一的建議是，告訴公眾她這么做的真實原因。我的宣傳片傳達了我為我確實犯過的錯誤所做的真誠道歉。但這件事不同，我覺得如果我們以她使用這個新名字來表明我們內心的轉變，那么我們兩個人都會給人非常虛偽的感覺。在聲明中，希拉里顯得很鄭重其事，她告訴公眾，她是為了他們才這么做的。 初選剛剛開始，我們就在民意測驗中占據了領先的地位，但是我們仍然面對著激烈的反對。開始的時候，實力最強的候選人是吉姆·蓋伊·塔克，在四年前的參議員競選中，他輸給了戴維·普賴爾。打那以后，他利用有線電視賺了很多錢。他和我一樣也將改革作為施政的出發點，而且他治愈失敗傷痕的時間比我多兩年。在鄉村各縣，我的競選組織比他更有優勢，但是對我不滿的鄉下選民也更多。在那里，選民們還有第三個人選：喬·珀塞爾。喬·珀塞爾是一個體面且低調的人，曾經當過州檢察長和副州長，在兩個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跟我和吉姆·蓋伊兩個人不同，他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喬很早就有了競選州長想法，盡管身體狀況欠佳，但他認為，如果他能夠把自己裝扮成所有人的朋友，而且不像年紀較輕的競爭者那么咄咄逼人的話，他是可以獲勝的。此外還有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州參議員金·亨德倫，他足來自阿肯色西北部的保守人士；另一個是我的老對手蒙羅·施瓦茨洛澤。參選州長讓他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負面電視廣告的影響是很大的，要不是我吸取了1980年的教訓，我的競選在第一個月就已經夭折了。吉姆·蓋伊·塔克搞了一個廣告宜傳片，批評我在第一任期內為一級殺人犯減刑。他突出介紹了一個案例，一個男子被減刑出獄，但是幾個星期內就把他的一個朋友給殺害了。由于選民們對這件事一直一無所知，所以我的道歉沒能在起到免疫作用，我在民意調查中馬上落到了塔克的后面。 是赦免與假釋委員會建議給那個人減刑的，理由有兩個：第一，該委員會和負責管理監獄的人認為，如果讓那些被判了“無期徒刑的人”覺得自己無論表現多好都不能出獄的話，那么監獄秩序的維持以及暴力行為的控制都是很難做到的。第二，很多年紀較大的服刑者有嚴重的健康問題，耗費了州里很多金錢。如果放他們出獄，他們的醫療費用就會由醫療補助計劃來負擔，這個計劃由聯邦政府出資的。 電視宣傳中介紹的這個案例的確很糟糕。那個由于我的簽字而得到假釋的人已經72歲，因為謀殺罪已經在監獄服了16年刑。當時，他是一個模范犯人，只有一次違反紀律的記錄。他得了動脈硬化，醫生說他只能再活一年，很可能在六個月之內就會完全失去行為能力，為了給他治病，監獄已經花了一筆不小的費用。他在阿肯色的東南部有一個妹妹愿意收留他。獲得假釋大約六個星期之后，他跟一個朋友在那人的輕型貨車里喝啤酒，后面的車廂里有一個槍架。兩個人打了起來，他一把抓起槍，把那人打死了，然后搶走丁那人的社會保險支票。從他被捕到他接受審訊的那段時間里，法官把這個看上去非常無助的老頭交給他的妹妹監管。幾天之后，他坐在一個30歲男子的摩托車后座上，一路向北開到拉塞爾維爾附近的小鎮波茨維爾。他們把摩托車直接開進了銀行的前門，準備實施搶劫。那個老家伙的確有病，但不像監獄里的醫生說的那么嚴重。 這之后不久，我來到了派恩布拉夫縣接待員辦公室，我跟一個婦女握手時，她告訴我那個在輕型貨車里遭到殺害的人是她的叔叔。她非常善意地對我說：“我覺得責任不在你，世界這么大，你怎么會知道那個人會這么干。”但大多數選民都不像她那么寬容。我向人們保證，再也不為任何一個一級殺人犯減刑，我還說要讓受害者的家屬更多地參與赦免與假釋委員會的裁定。 接著，我對塔克進行了回擊。我遵照自己的告誡，遭到攻擊之后，要使出全身力量進行反擊。在當地一個來自霍普鎮的廣告經理戴維·沃特金斯的幫助下，我也制作了一個宣傳廣告，批評吉姆·蓋伊在國會中的投票記錄。他的投票記錄很糟糕，因為他當上眾議員之后不久就開始競選參議員，因而他在眾議院里沒投過多少票。其中一個收視率很高的廣告宣傳片上表現的是兩個坐在餐桌旁的人，他們說如果上班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不霹面，就得不到工資。在后面的競選活動中，我們就進行了這樣一場廣告宣傳戰。與此同時，喬·珀塞爾乘著一輛大篷車，在全州進行巡回宣傳，不停地跟選民握手，沒有加入到這場廣告宜傳大戰中。 除了“空中戰爭”外，我們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地面戰”。在貝琪·賴特的運作下，我們的競選活動達到了完美的狀態。她驅使人們拼命地工作，經常會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但是大家都知道，她聰明、盡職，是整個班子早最拼命的人。我和她非常協調，她常常知道我在考慮什么，反過來也是一樣，彼此之間無須說一個字。這能節省很多時間。 我帶著希拉里和切爾西坐在一輛車上，在全州范圍內進行巡回宣傳，開始了我的競選。開車的是我的朋友、競選活動主席吉米·“雷德”，瓊斯。他在州里當了20多年的審計長，在小鎮的領導中間仍然很有人緣。我們的戰略是要贏得普拉斯基以及其他幾個大縣的支持，在得到廣泛支持的阿肯色南部門，個縣取得多數選票，爭取獲得絕大多數黑人的選票，扭轉阿肯色東北邵11個縣的形勢——1980年這些地方放棄了對我的支持，轉而支持弗蘭克，懷特。．我是帶著1974年贏得第三選區鄉村各縣的熱情去爭取那11個縣的支持的。我確保自己走遍這個地區的每一個小鎮，常常在新的支持者家里過夜。這一戰略還使我在大城市里贏得了選票，當他們在報紙上看到在競選者罕至的地方我和選民握手的照片時，他們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和貝琪·賴特還簽約雇用了三名年輕黑人領袖，結果證明他們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羅德尼·斯萊特離開了州檢察長史蒂夫·克拉克的班子，到我這里來幫忙。即使在那個時候，他也算得上一個強有力的演講者，他引經據典，為我們的事業進行強有力的論戰。卡羅爾·威利斯在費耶特維爾上法學院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老式政治家，對鄉村地區所有的政客都了如指掌。鮑勃·納什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經濟發展部門工作，他在晚上和周末的時候都來幫忙。 在后來的19年當中，羅德尼·斯萊特、卡羅爾·威利斯和鮑勃·納什一直跟著我。我當州長期間，他們一直為我工作。我當上總統的時候，羅德尼是聯邦公路管理局長和交通部部長。卡羅爾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負責修復與黑人的關系。鮑勃開始的時候做農業部的副部長，后來到白宮擔任人事和任命辦公室主任。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他們我會處于什么樣的一種狀況。 也許初選最關鍵的時刻是隨著三角洲80名黑人領袖的會議的召開而到來的。他們來聽我和塔克發表演講，以便決定到底該支持我們中的哪一方。塔克已經贏得了阿肯色州教育協會的支持，因為他許諾要給教師們大幅度提高工資，而且不提高他們的稅金。我對此進行了反擊，好幾個教師和從事教育管理的人都站在我這一邊反對他，因為他們知道當前州里糟糕的經濟根本無法讓塔克兌現他的承諾，另外他們對于我在第一任期內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記憶猶新。如果在教育工作者當中存在著立場分歧的話，我仍然能贏，但是如果在三角洲的黑人中還存在著立場分歧的話，我就沒有機會了。我必須贏得差不多所有的黑人選票才行。 會議在福雷斯特城杰克·克拉姆布利的燒烤餐館里舉行，福雷斯特城在小石城向東大約90英里。我到那里的時候，吉姆·蓋伊已經講過走了，給人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時已經有些晚了，我感覺有些疲倦，但是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強調如果我當選，我會任用一些黑人，我還說我要努力為長久以來為人們所忽視的一些鄉村黑人社區爭取建設自來水和污水排放系統的資金。 我說完之后，一位來自萊克維尤的年輕黑人律師吉米·威爾森站起來發言。他是塔克在三角洲的主要支持者。吉米說我是個好人，也曾經是個好州長，但是沒有一個落選的阿肯色州長第二次當選。他說弗蘭克·懷特在黑人看來是個糟糕的州長，因而應該被擊敗。他提醒人們，吉姆·蓋伊在國會中有著很好的民權記錄，而且曾經雇用過好幾個年輕的黑人為其工作。他說吉姆·蓋伊會像我一樣對黑人很好，他能夠取勝。“我喜歡克林頓州長，”他說，“但他是一個失敗者，我們不能再失敗了。”他的發言非常具有說服力，我就坐在那里，而他居然有如此的膽量，這就使他的發言更加顯得有說服力。我可以感覺到人群中開始有人悄悄地離開。 經過了幾秒鐘的沉默，一個坐在后面的人站了起來，他說他想說幾句讓大家聽聽。約翰·李·威爾森是那個大約有150人的海恩斯小鎮的鎮長。他中等個頭，身材粗壯，穿一條牛仔褲和一件白色的T恤衫。T恤衫繃得緊緊的，因為他的胳膊粗壯，脖子粗粗的，肚子也是鼓鼓的。我對他不是很了解，因而不知道他會說些什么，但是我永遠忘不了他說的話。 “威爾森講得很好，”他開口說道，“或許他是對的。也許州長的確是個失敗者。但我就知道一件事：比爾·克林頓剛剛上任的時候，我們鎮里馬路上的糞便池是露天的，我們的孩子因為沒有下水道而生病，但沒有人理睬我們。不過等到他下臺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下水道，我們的孩子也不再生病了。他為很多人做了這件好事。我來問你們，如果我們不忠實于忠實我們的人，誰還會尊重我們呢？他或許是個失敗者，但是如果他失敗了，我準備跟他共同承擔，你們也應該這樣才對。”俗話說得好，一語定勝負。有時候一個人的話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甚至可以改變人們的心。這種情形真是難得。 不幸的是，約翰，李·威爾森在我當總統之前就去世了。在我的第二任期即將結束時，我帶著思鄉的情懷回到阿肯色東部地區，在厄爾高級中學發表演講。學校的校長是杰克，克拉姆布利，大約20年前，就是他主持了那次命運攸關的黑人會議。我在講話當中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講了約翰·李·威爾森的故事。這次演講在整個阿肯色東部地區都播放了。在海恩斯，約翰·李·威爾森的遺孀坐在小房子里觀看了這場演講。她寫來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她說總統這樣贊揚他，他要是知道的話該是多么自豪啊。我當然要贊揚他，要不是約翰·李，我可能此時正在為別人起草遺書或是離婚協議，而不是寫這樣一本書了。 隨著選舉日的臨近，我的支持率忽上忽下，因為有一些選民沒有決定到底要不要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對此一直憂心忡忡，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阿肯色東北部紐瓦克的咖啡廳里遇見了一個人，才不再感到擔心。我向他爭取選票，他說：“上一次我投票反對你，但這一次我準備投票支持你。”雖然我心中有數，但還是問他上次為什么反對我。“因為你提高了我的汽車牌照費。”接著我問他為什么這次支持我，他說：“因為你提高了我的汽車牌照費。”我告訴他我能得到的每一張選票對我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我也不想惹他生氣，但是他反對我、支持我都是出于同樣的原因，這實在沒有道理。他笑了一下，說道：“啊，這個道理在全世界都講得通。說你什么都可以，但是比爾，你不是個傻瓜，現在看來，你是最不可能再提高汽車牌照費的人，所以我投你的票。”在剩下的巡回演說中，我把這個無懈可擊的邏輯加了進去。 5月25日，我以42％的選票贏得了初選的勝利。由于我們的廣告反擊攻勢，再加上我們組織得力，吉姆·蓋伊·塔克的得票率下降到23％。喬·珀塞爾以他沒有問題、沒有爭議競選作風贏得了29％的選票，取得了參加兩周之后第二輪初選的資格。形勢非常嚴峻。我和塔克由于攻擊性的廣告宣傳已經兩敗俱傷，對兩個人的負面影響都有所上升。喬·珀塞爾則在那些仍然對汽車牌照費耿耿于懷的人當中尋求支持。單憑他沒有克林頓的弱點，他就很有取勝的可能。我用了10天的時間打算把他擊敗，但是他非常狡猾，他就待在他的大篷車上，與人們握手。在選舉前那個星期四晚上，我做了個民意測驗，結果顯示競爭持平，這意味著我很可能會輸掉，因為那些搖擺不定的選民往往在最后會放棄對本屆州長的支持，就我們兩個人而言，我顯然處于這樣的境況。我剛剛制作了一個宣傳廣告，突出介紹我們兩個人在一個問題上的不同立場：負責規定電力稅的公共服務委員會成員到底應該由選舉產生還是任命，我支持進行這樣的改革，而喬則持反對意見。我希望這個宣傳廣告會起作用，但我也沒有把握。 就在第二天，我遭到了一記重拳般的打擊，還過這倒讓我最終贏得選舉。弗蘭克·懷特非常希望喬·珀塞爾能夠在第二輪初選取勝。州長在民意測驗中的反對率比我高，而且我在具有爭議的重大問題上占據優勢，競選的組織工作也很嚴密。懷特確信喬·珀塞爾如果進入普選，他的身體狀況必然會成為一個致命的障礙，因而可以確保他自己二度當選。在星期五的晚上，弗蘭克·懷特開始在電視上播放一個宣傳片，指責我提高了汽車牌照費，告訴人們不要忘了這件事。他說服支持他的企業把商業廣告撤下來，讓他反復播放他這個宣傳片。到這個時候，我已經沒有機會在電視宣傳方面對他發起反攻。我看到了他制作的宣傳片，意識到這場競爭必將難分難解。我必須等到星期一才能在電視上進行回應，可到了那個時候就為時已晚了。他占據的這個有利條件是很不公平的，后來聯邦政府作出規定，對此種做法進行禁止，要求電視臺在周末播出對最后時刻播出的攻擊性宣傳片進行回應的廣告，但是我當時卻無法受益于這樣的規定。 我和貝琪·賴特給戴維·沃特金斯打電話，請他開放他的工作室，讓我制作一個電臺宣傳節目。我們先是準備了文字材料，然后在午夜前大約一個小時去見戴維。這時，貝琪·賴特已經組織了幾個年輕的志愿者，讓他們開著車及時把這個宣傳節目送到全州的各個電臺，讓它們在星期六一大早就播放。在這個廣播節目中，我進行了回應。我問人們是否看到了懷特制作的攻擊我的宜傳片，我提醒他們想一想，他為什么要插手民主黨的初選。只有一個答案：他希望在普選中遇到的競爭的對手是喬·珀塞爾，而不是我，因為我能夠打敗他，而喬不能。我知道初選中大多數民主黨的投票者都極力反對州長，一想到被他操縱肯定會感到生氣。戴維·沃特金斯忙了一個通宵，他復制出來的宣傳節目足夠覆蓋全州。小伙子們在凌晨大約4點鐘的時候開始出發，開車把節目送到各個電臺。他們去電臺的時候，還隨身攜帶著競選委員會的支票，準備買下大量的播放時間。在電臺播放的這個節目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懷特的電視宣傳片反而對我有利了。星期一，我們也開始在電視上播放我們的宣傳片，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已經贏得了這場戰斗。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我以54％對46％的選票優勢獲得了初選的勝利。結果非常接近。我在大多數大縣以及黑人聚集的地方取得了勝利，但是在民主黨占統治地位的鄉村各縣，我還是勉強掙扎，因為汽車牌照費的事情仍然沒有讓他們釋懷。后來又過了兩年，這種損失才徹底得到修復。 對抗弗蘭克·懷特的秋季競選既艱難又滑稽。這一次，經濟問題對他而不是對我不利，而他的施政記錄正是我可以在選舉中加以攻擊的。我對他跟各個公用事業公司的關系以及就業機會的減少進行了攻擊，同時播放宣傳片正面介紹我對各個重大問題的看法。他也制作了一個攻擊性的宣傳片，片子上有一個人想把豹子身上的斑紋刮掉。片予中還說，我就像一頭豹子，永遠也別想把身上的污點刮掉。迪克·莫里斯制作了一個宣傳片，對弗蘭克，懷特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弗蘭克·懷特提高了公用事業的稅率，與此同時卻把老年人從醫療補助計劃中每月可以獲得的四次配藥減少為三次。迪克·莫里斯就利用這件事將弗蘭克·懷特變成了眾矢之的。宣傳片的主題句是這樣的：“弗蘭克·懷特——對公用事業公司溫柔，對老年人強硬。”我們制作的最滑稽可笑的廣播宜傳片是對一些子虛烏有的罪名進行還擊。我們的節目講解員問，是不是應該有一只警衛狗，每當政客說一句假話，警衛狗就叫上一聲。 一只狗馬上就“汪汪”地叫了起來。講解員每重復一遍攻擊我的罪名，那只狗就搶在他做出回答之前“汪汪”叫一次。我記得那只狗一共“汪汪”地叫了四次。這個宣傳片播放了幾天之后，我在換班時間到工廠門口和工人們握手的時候，工人們已經開玩笑地對著我“汪汪”地叫了起來。懷特說，即使是一只鴨子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加選舉，黑人們也會把選票投給它，他的這種說法結果更加穩固了黑人選民對我的支持。不久之后，基督上帝教會的lT．沃克主教告訴他的信徒，他們必須將那個“老豬頭”從州長的位置上趕下來。 在每一次競選中都會有這樣的時刻，你從骨子里知道你到底會輸還是會贏。1982年，在阿肯色北部的伊扎爾德縣的政府所在地墨爾本，我迎來了這樣一個時刻o1980年，我因為提高汽車牌照費而失去了這個縣的支持，但是當地的議員約翰·米勒卻曾經投票支持提高汽車牌照費。約翰是州議會中資歷最深的議員之一，對于州政府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比阿肯色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辛苦地為我奔忙，他還安排我到麥道公司在當地的那個生產飛機部件的工廠轉了轉。 盡管工人們都屬于汽車工人聯合會，但我仍然感到緊張，因為就在兩年之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投我的票。在前門迎接我的是在聯合會辦公室工作的尤納·西頓，他是一個忠誠的民主黨人。尤納握著我的手說：“比爾，我覺得你會很喜歡你將看到的一切。”當我打開工廠大門的時候，威利·納爾遜演唱史蒂夫·古德曼的歌曲（新奧爾良市》的歌聲差點將我震倒，那是我最喜歡的歌曲，我伴著這首歌開頭的一句走了進去。“早晨好，美國，你好嗎？難道你不認識我？我是你土生土長的兒子。”工人們都歡呼起來，除了一個人之外，他們都佩戴著我的競選徽章。我走過每一條過道，隨著音樂的節奏和他們一一握手，同時拼命地忍住眼里的淚水。我知道競選已經結束了，我的人民在歡迎他們土生土長的兒子回來。 差不多在每一次競選活動即將結束的時候，我都在費耶特維爾坎貝爾湯料廠早班開始的時候趕到那里，工人們在那里準備煲湯用的火雞和肉雞。早晨5點鐘，這在阿肯色是最早的班了。1982年，在一個寒冷的雨天早晨，我在黑暗中開始跟工人握手。一個人開起了玩笑，他說他本來想把選票投給我，可是想了一下之后又準備把選票投給一個更明智的人，因為我居然在這個寒冷下雨、漆黑一片的時候做競選宣傳。 在那些漆黑的早晨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看見一個人讓妻子下車時的情景。當他們的輕型貨車的車門打開時，我看到他們之間還坐著三個孩子。那人告訴我，他們每天都不得不在4點差一刻的時候就把孩子們叫醒。他送妻子上班之后，再把孩子們放到一個看孩子的人那里，由她送孩子們去學校。我已經下定決心，如果這些人能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決不會忘記他們。在11月2日，他們給了我這樣的機會。我贏得了55％的選票，在75個縣中的56個縣取得了多數選票，輸掉了阿肯色西部共和黨人控制的18個縣以及阿肯色南部的一個縣。大部分白人聚居鄉村地區又回心轉意了，盡管在這幾個縣里的優勢非常小。但是在最大的普拉斯基縣，我領先的優勢則非常明顯。在我們付出辛勤努力的阿肯色東北部地區，我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黑人的投票率之高是令人吃驚的。 我尤其對一位黑人領袖抱有好感，她叫艾米麗·鮑恩斯，阿肯色東南部一個小鎮米切爾維爾的鎮長。我在第一任期內曾經幫助過她，她這次徹底地回報了我：在與珀塞爾的競爭中，我以196票對8票贏得了第二輪的初選。我給她打電話表示感謝，因為在她的幫助下我獲得了96％的選票。但是她卻為失去的8張選票表示道歉。“州長，我會找到那8個人，在11月之前把他們摘定。”她向我保證。在11月2日，我在米切爾維爾以256票獲得了全票勝利。艾米麗將那8張選票爭取了過來，還另外登記了52個投票人。 選舉結束之后，我接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祝賀。特德·肯尼迪和沃爾特·蒙代爾像1980年一樣打來了電話。另外我還收到了很多感人的來信。有一位寄信者真是出人意料：詹姆斯·德拉蒙德將軍，就是兩年前在查菲堡的古巴難民危機中指揮軍隊的那個人。他說他為我取勝感到高興，因為“在查菲堡的時候，我們的行動節奏有所不同，但是你的領導能力、你遵循的原則、你站出來的勇氣以及為阿肯色人民著想的意愿令我欣賞，讓我敬仰”。我也很敬仰德拉蒙德，他的來信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 民主黨人在全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尤其是在南方，36個州長職位中，大多數都被民主黨贏得。在眾議院也獲得了一些席位，這些席位之所以能夠比較輕易地獲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經濟動蕩。除了我之外，，還有另外兩位老州長重新上任，一位是亞拉巴馬州的喬治·華萊士，他坐在輪椅上為自己過去的種族主義做法向黑人投票者道歉；另一位是馬薩諸塞州的邁克爾·杜卡基斯，他和我一樣，在第一任期結束后被人打敗，而這次又將打敗他的人打敗。 我的支持者個個欣喜若狂。經過了漫長的、創造歷史的競選活動，他們完全有權利舉行他們熱鬧的慶祝儀式。相反，非常奇怪的是，我卻覺得非常平靜。我感到很開心，但是我并不想因為勝利而洋洋自得。我不怪弗蘭克·懷特在上一次競選中擊敗了我，也并不因為他還想連任而責怪他。失敗是我自己的過錯造成的。在選舉日的晚上，甚至在隨后的幾天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對我深愛的阿肯色人民充滿了深深的、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感謝他們又給了我一次機會。我下定決心，要用我的行動證明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23 1983年1月11日，在一大群人面前，我第二次宣誓就職，在我們阿肯色州，有這么多人參加州長的就職典禮，還是頭一回。這些慶賀的人已經讓我的政治前途起死回生，他們的支持還將使我在州長的位置上待10年，這是我迄今做過的時間最長的工作。 我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兌現我的承諾，對民眾的需求做出迅疾反應，與此同時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推動阿肯色州的發展。這是一項復雜的任務，經濟的低迷更加劇了它的重要性。阿肯色州的失業率是10．6％。12月，作為當選州長，我去了阿肯色州東北部的特魯曼，與辛格工廠的600名員工一一握手，這是他們最后一次下班，過去幾十年里這家工廠一直生產縫紉機木箱。它的關閉是過去兩年來我們經歷的許多類似事件之一，對波因塞特縣的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對整個阿肯色州也產生了令人沮喪的影響。如此多辛格員工臉上的絕望神情至今仍歷歷在目。他們知道自己工作努力，他們也清楚自己的生計正被無法掌控的力量掠走。 經濟低迷的另一個后果是州財政收入下降，能夠用于教育和其他公益事業的錢少得可憐。我清楚，要想擺脫這個困境，全州上下，還有我，都必須把精力集中在教育和就業問題上。這就是我在接下來10年里的所作所為。我率領的政府在醫療保健、環境保護、監獄改革和其他領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也任命了更多的少數族裔成員和婦女擔當重要的職位，即便如此，我也從未讓關注的焦點過遠地偏離學校和就業機會。它們是為民眾帶來機會和力量的關鍵因素，對我獲得繼續推動阿肯色州發生積極變化所需的政治支持也至關重要。在第一任期我學到了一點經驗：如果在所有事情上平均分配時間，極有可能使民眾對你的任何作為都不了解，對你的任何重要成就都不會有清楚的印象。我多年的朋友，來自霍普的喬治，弗雷澤，有一次對采訪者說：“如果他有不足的話，其實我們都有不足，我覺得比爾的不足在于，他看到太多需要去做的事情。”我沒有彌補這個不足，繼續努力做大堆的事情，但是在接下來的10年里，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和就業中，我在公共場合的講話也大多集中在這兩個主題上。 貝琪·賴特在輔助我競選的過程中表現非常出色，我相信她有能力掌管州長辦公室。剛開始我還請莫里斯·史密斯擔任行政秘書，增加這個團隊的穩重和成熟度，確保和資深議員、游說團體成員和政治掮客保持融洽的關系。我有一個過硬的教育團隊，成員有我以前的世界歷史老師保羅·魯特和唐·恩斯特。我的法律顧問是我當檢察長時曾在辦公室任職的薩姆，布拉頓，他是教育法律方面的專家。 卡羅爾·拉斯科成了我的衛生與公共服務助手。她的資格源于她的親身經歷：她的大兒子漢普天生患有腦癱。她努力爭取漢普的受教育權利和其他權利，在這個過程中非常細致地了解到阿肯色州和國家針對殘疾人的各種資助項目。 我說服來自阿肯色州東南部城市阿肯色城的多蘿西·莫爾在接待處接待來訪者和接電話。多蘿西小姐開始工作時已經70多歲了，直到我離職她才離開。最后，我找到一個新秘書。芭芭拉·克恩斯對政治感到厭煩，留在賴特事務所。1983年初，我雇了琳達·迪克遜，她照顧了我10年，在我當上總統之后，仍留在我的阿肯色州辦公室工作。 最引人注意的是我任命馬倫·馬丁為財政與管理部部長，雖有爭議，但一般人都認為這是州政府中僅次于州長的二號人物。在此之前，馬倫是小石城的市政執行官，干得很出色。他是黑人，地地道道的阿肯色人——他總是在獵鹿季的第一天請假。在困難時期，他能創造性地找到解決預算問題的途徑，但他總是對財政采取負責任的態度。80年代，在一個兩年一度的預算周期中，為了達到收支平衡，他不得不六次削減開支。 我擔任總統之后不久，馬倫開始與癌癥進行長期的、無望的搏斗。1995年6月，我回到小石城，為面向低收入階層的“馬倫，馬丁公寓”舉行落成儀式。兩個月后，馬倫去世了。他是與我合作過的最有天分的公務員。 貝琪確保我的日程安排不同于上個任期。那時候，我被認為是一個無法接近的人，部分是因為白天我接受很多邀請，到全州各地發表演說。現在我花更多的時間在辦公室里，議會開會期間，我也會花更多時間與議員們私下交往，包括散會后的牌局，我非常喜歡。實在要去外地出席活動的話，通常也是因為我的支持者邀請我。參加這樣的活動對幫助過我的人是一種報答，可以穩固他們在各自領域里的地位，有助于增強我們組織的凝聚力。 不管活動地點有多遠，時間有多長，我總是連夜趕回來，為的是讓切爾西在睡醒的時候看到我。那樣的話，我能夠與她和希拉里共進早餐，當她足夠大的時候，再送她去上學。我一直堅持這樣做，直到我開始競選總統。我還在州長辦公室里擺了一張小桌子，切爾西可以趴在上面寫字、讀書或畫畫。我喜歡我們在各自的桌子旁忙個不停的情景。如果希拉里的律師工作需要她在夜里外出或在外過夜的話，我會盡量待在家里。切爾西上幼兒園的時候，她和班里的同學都被問到父母的職業。她回答說媽媽是律師，爸爸“拿著電話筒聊天，喝咖啡，演講”。就寢時間到了，希拉里、切爾西和我會在切爾西的床邊念念祈禱詞，然后希拉里或我讀書給切爾西聽。當我困得在讀書的過程中睡著了時——我經常如此——她會吻我，把我吻醒。我特別喜歡切爾西的吻，所以常常假裝睡著了。 新任期開始第一周，我向州議會做了州情咨文演說，提出解決嚴重預算危機的辦法，請他們做四件我認為有助于經濟的事情：擴大阿肯色州住房發展局的權力，發行財政債券以增加住房和創造就業機會；在失業率高的地區設立企業園區，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對創造新就業機會的雇主實行減稅；部分仿照紐約新澤西港務局的模式，設立阿肯色州科技局，發展本州的科技潛力。這些措施都被制定成法律，我任總統期間遭遇了另一場經濟低迷，通過了一些相似的計劃，這些措施算得上是前身。 我極力主張公用事業改革，包括由民眾選舉產生公共服務委員會的成員，但我知道大多數改革措施都不能得到通過，因為阿肯色州電力公司和其他公用事業機構在議會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只得滿足于任命一些我認為可以保護人民和全州經濟同時又不會使公用事業破產的人來擔任委員會主席。 我遞交提案并通過了一些適度改革教育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學區都開設幼兒園，并立法允許學生在家庭居住地學區沒有開設類似課程酌情況下，到附近學區學習多達一半數目的課程。這項立法很重要，因為許多小的學區沒有開設化學、物理、高級算術和外語。我還要求議員們提高香煙、啤酒和白酒稅，把一半以上的預估財政收入下撥給學校。鑒于我們的財政狀況，以及州學校資助制度被控資金分配不均而違憲，我們正等待州最高法院的判決，我們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樣，法院判決原告勝訴，我必須召開議會特別會議商量對策。事實上，議會被要求每兩年只開60天會。盡管議員們一般會多待幾天，但經常在他們回家之后就有很大的事發生，我不得不把他們召回來。最高法院的判決便是如此。召開議會特別會議有很大難度，但它也許是一個為教育做點大事的機會，因為議會、公眾和傳媒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件事上，這在例會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時候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要關注。 4月，全國優質教育委員會受聯邦教育部長特雷爾·貝爾的委托，發布了一份令人吃驚的報告（危機中的國家）。報告稱在19次不同的國際競賽中，美國學生從未得過第一或第二，有7次是最后一名；2300萬美國成年人、13％的17歲青少年和多達40％的少數族裔民眾事實上與文盲差不多；高中生在標準化考試中的平均成績低于26年前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升空的時候；自1962年以來，最重要的大學入學考試“學術能力傾向測驗”的分數一直在下降；所有大學的數學課有1／4的任務是補課——也就是說，講授在高中或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學過的知識；企業和軍隊領導人介紹說必須花越來越多的錢在補習教育上；最后，教育質量下滑的同時，對熟練工人的需求正好顯著增加。 五年前，克思·亞歷山大博士曾說，孩子在任何其他州的學校學習，都比在阿肯色州強。既然我們整個國家都處于危機之中，就必須使用生命維持番。1983年，阿肯色州有265所高中沒有高等生物課，217所沒有物理課，177所沒有外語課，164所沒有高等算術課，·126所沒有化學課。在1983年的議會例會上，我要求議會授權一個由15位成員組成的教育標準委員會，對新的課程標準提出具體建議。我組建了一個能力強、很有代表性的委員會，并請希拉里做主席。在我的第一任期里，她擔任鄉村保健委員會和全國法律服野社團董事會的主席，工作非常出色。她對委員會的工作很在行，她關心孩寧，通過任命她，我發出了一個很強的信號：我是多么地看重教育！我的理田很充分，但這一步冒的風險也很大，因為我們提議的每一個顯著變化一定會觸及到一些利益集團。 5月，州最高法院判決我們的教育資助制度違憲。我們必須撰寫一份新的資助方案，然后再撥款。只有兩種選擇：把給最富裕、最小的學區的資金轉移到最貧窮、發展最快的學區，或者重新籌措足夠的費用，在不傷及撥款過多學區利益的同時使其他學區與之持平。由于沒有一個學區愿意看到資金從轄區學校抽走，法院的判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機會，以支持教育的名義征稅。7月，希拉里的委員會在全州每一個縣舉行聽證會，聽取教育工作者和公眾的意見。9月，她把委員會的報告交給了我，我隨即宣布召集所有議員在10月4日討論教育問題。 9月19日，我通過電視講話解釋教育改革計劃的內容，號召增加一分錢的銷售稅并提高天然氣開采稅以籌集資金，呼吁民眾的支持。盡管我們的計劃已經累積了一定的人氣，全州上下仍有一股強烈的反征稅情緒，經濟的低迷更加重了這種情緒。上次競選中，一個來自阿肯色州納什維爾的人請我當選后只做一件事情：花他繳納的稅錢時，設想我在過著他的生活，每周只有150美元。另一個幫助修建了小石城新的怡東酒店的人要我記住：盡管州財政需要更多的稅收，這卻是他最后一天的工作，而且并沒有另一份工作在等著他。我必須獲得這些人對這項事業的支持。 在我的講話里，我力圖證明如果不提高教育質量，我們就不可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我把招攬高科技公司的努力作為事例。接著我又指出，如果“我們每個孩子的花費、教師的工資、州稅和地方稅總額的人均水平都處于末尾的話”，我們不可能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需要做的是提高銷售稅，同時批準希拉里的委員會推薦的標準，“一旦實行，它們將會是全國最好的標準之一”。 標準包括：必須提供幼兒園教育；一到三年級的班級人數最多20人；每所小學都必須有輔導員；三年級、六年級和八年級必須有統考，沒有通過八年級統考的學生必須強制留級；如果超過15％的學生制定不出提高學習成績的計劃，且兩年內學生的成績沒有提高，這樣的學校必須實行管理改革；開設更多的數學、科學和外語課；高中課程必須包括四年英語教育和三年數學、科學和歷史或社會學科教育；每個教學日在學術工作上花更多時間，每學年從175天延長到180天；給天資出眾的學生提供特殊機會；未滿16歲的學生不得輟學。那時，學生上完八年級就可以輟學，許多學生的確這樣做了。阿肯色州的輟學率超過30％。 我最有爭議的提案是要求全體教師和管理人員“依照目前剛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參加考試的標準”參加并且通過1984年的全國教師資格考試。我建議沒有通過考試的教師免費修學規定的課程，1987年之前想參加幾次考試都可以，1987年學校標準將全面施行。 我還建議改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增加兩倍的成人教育項目以幫助想獲得高中文憑的輟學者。 在講話的結尾，我呼吁民眾與希拉里和我一起，佩戴藍絲帶對這個改革計劃表示支持，也表明我們堅信阿肯色有能力成為一個“藍絲帶”州，躍人優質教育的前列。我們播放電視和電臺廣告尋求支持，散發了成千上萬的明信片讓民眾寄給他們的議員，還分發了數以萬計的藍絲帶。在議會開會的日子里，許多人天天佩戴藍絲帶。公眾開始相信我們有能力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項目：當時只有少數幾個州對基礎課程提出我這樣的高要求。沒有一個州要求學生在上高中之前必須通過八年級的考試。有一些州要求學生在十一或十二年級時通過考試獲得文憑，但在我看來，那等于是在奶牛已經跑出去了再關上牛圈的門。我希望給予學生迎頭趕上的時間。沒有一個州要求小學設立輔導員，盡管越來越多來自問題家庭的孩子存在妨礙他們學習的情感問題。沒有一個州允許其教育部強制教學質量差的學校實行管理改革。我們的提案遠遠超過《危機中的國家》所提的各種建議。 最猛烈的風暴是由教師考試計劃引發的。阿肯色州教育協會向我發射了“導彈”，指責我侮辱教師，把他們當替罪羊。我這輩子頭一次被攻擊有種族歧視傾向，因為人們想當然地以為不能通過考試的黑人教師比率更大。好說風涼話的人罵希拉里和我嘩眾取寵，為的就是提高本來反對加稅的民眾對我們的支持率。盡管對許多人來說，教師考試的確是校外機構對學校進行教育工作核定的一個顯著標志，但提出它的理由卻來自教育標準委員會在全州各地舉行的聽證會。許多人抱怨說一些老師對所教的科目一無所知，或者缺乏起碼的讀寫技巧。一位婦女遞給我一張教師托孩子帶回家的便條。22個單詞里面有3個拼錯了。大多數教師都是敬業的、有能力的，這一點我堅信不疑，我也知道，大部分有問題的教師本人接受的可能就是質量低下的教育；他們將有機會提高技能，重新參加考試。但是，如果我們打算提高稅收來增加教師工資，如果教育標準要對孩子們產生效果，教師就必須有能力給他們傳授知識。 議會特別會議開了38天，對我提出的52項議案和議員們提出的相關議案進行斟酌討論。希拉里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全體議員前做了一場非常出色的陳述，促使耶爾縣的眾議員勞埃德·喬治說出以下的話：“看上去我們可能選錯了克林頓。”我們面臨來自三個方面的反對：反征稅的人群；擔心因不合標準而被合并的鄉村學區；向每個贊同教師考試的議員發出威脅的阿肯色州教育協會。 對于考試是侮辱教師的指控，我們引用全州公認最好的小石城中心中學幾位教師的話進行了反駁。他們說他們很愿意參加考試，目的是增強公眾對教師的信心。對于考試是種族歧視行為的指控，我說服一批德高望重的黑人牧師表達對我的支持。他們辯護說黑人孩子是最需要好老師的，不能通過考試的教師還有重考的機會。我還從勞埃德·哈克利博士那里獲得了寶貴的支持，他是阿肯色大學派恩布拉夫分校的非洲裔校長，這所大學主要招收黑人學生。哈克利在這所大學的工作極為出色，是希拉里的教育標準委員會的成員。1980年，大學畢業生被要求參加考試才能得到教師資格，阿肯色大學派恩布拉夫分校42％的畢業生沒有通過考試。到了1986年，通過率激增。這個時期里，哈克利博士培養的護理專業畢業生進步最大。他指出，與種族歧視比起來，低標準和低期望使黑人學生受到的歧視更嚴重。結果證明他是對的。他相信自己的學生，使他們發揮出了很大的潛能。我們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像他這樣的教育家。 議會會議臨近尾聲之際，阿肯色州教育協會似乎有可能阻止教師考試議案的通過。我來回穿梭于參議院和眾議院，為了拉票而施加壓力和達成協議。最后，我不得不威脅說，如果教師考試議案不能與我提出的銷售稅議案一起通過的話，我將否決后者。 這是很冒險的一著棋：稅收議案和考試議案可能都無法通過。勞工組織反對提高銷售稅，他們說這對工薪家庭不公平，因為我沒有減少個人收入所得稅，作為對增加食品銷售稅的補償。勞工組織的反對使得一些自由派轉而反對加稅，但是他們構不成大多數。從一開始，對這項計劃的支持率就很高，到對加稅議案進行投票的時候，我們已經通過了一個新方案，教育標準獲得批準。依照新方案，如果不增加銷售稅的話，許多學區將失去州政府的支持，必須大幅度提高當地的財產稅，才能達到標準。會議最后一天，我們的議案都通過了：教育標準、教師考試法和銷售稅的增加。 我欣喜若狂、筋疲力盡，隨即鉆進車里，向北開了60英里出席在費爾菲爾德海灣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州長之夜，這是一個非常寧靜的村莊，住滿丁從北方趕來阿肯色州的中產階級，因為這里氣候溫暖一些，但仍然有著四季的更替和相當低的稅收。他們大多數人，包括退休的教育工作者，都支持教育改革計劃。一個業余木匠造了一所頂上有匾額的紅色小校舍，以紀念我所付出的努力。 議會的硝煙散盡之后，全國的新聞媒體對阿肯色州的教育改革進行了正面的報道，連教育部長貝爾也大為贊揚。但是阿肯色州教育協會仍然不依不饒，對考試法案提出了訴訟。在參加菲爾·多納休訪談節目時，阿肯色州教育協會會長佩吉·內伯斯和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這是我們在全國性的媒體上進行的辯論之一。主持全國教師資格考試的公司拒絕讓我們通過該公司來考核現有的教師，聲稱如果要決定誰能獲得執教資格的話，這是一種很好的考試，但并不適用于決定一名考不及格的教師是否有能力繼續執教。所以我們必須設計一種全新的考試。1984年，教師和管理人員第一次參加考試，10％的人不合格。在接下來的幾次考試里，不合格的比率基本不變。最后，1215名教師，大致相當于總數的3．5％，不得不因為沒有通過考試而離開講臺。另有1600名教師因為沒有參加考試而失去了教師證書。1984年的州長選舉中，因為考試法案的關系，阿肯色州教育協會拒絕支持我和議會中許多贊成教育改革的好朋友。他們的阻撓僅使一位議員落選，那就是來自芒廷霍姆的我的老朋友瓦達·舍伊德參議員，1974年我·第一次見到她，她為我的襯衣縫了一顆紐扣。教師們為了支持她的對手史蒂夫·盧埃夫而走街串巷，盧埃夫是從加利福尼亞州移居阿肯色州的共和黨人兼律師。他們沒有提到教師考試。可惜的是，瓦達也沒有提。她犯了一個錯誤，立場被無組織的大多數支持但被有組織、有活力的少數人反對的候選人一般都犯這個錯誤。要想不受這種猛烈炮火的傷害，惟一的辦法就是讓投票站里與你立場相同的人意識到，這一問題對于他們的重要性不亞于對于那些反對它的人。瓦達只希望整個事件早點結束。對于她為幫助孩子們而付出的代價，我始終感到難過。 在接下來的兩年里，教師的工資漲了4400美元，這在全國都是最快的增長幅度。盡管我們仍然排在第46位，我們最終超過了教師工資占州人均收入百分比的全國平均水平，幾乎達到了每個小學生花費占州人均收入百分比的全國平均水平。1987年，我們的學區下降到329個，85％的學區提高了財產稅以達到教育標準，而這樣做都必須通過公民投票。 所有學區里，學生的考試成績穩步提高。1986年，南方地區教育委員會對南方五州的十一年級學生進行考試。阿肯色州是成績超過全國平均分的惟一一個州。五年前，也就是1981年，同樣是十一年級的考試，我們的學生得分低于全國平均分。我們的改革初見成效了。 在州長的剩余任期里，我繼續推動教育改革，但新的標準、資助和教育工作核定措施為以后的所有進步都奠定了基石。幾年來，隨著與阿肯色州教育協會攜手致力于改善我們的學校和孩子們的未來，我最終與協會及其領導人達成了和解。回首我的政治生涯，1983年的議會特別會議是我最引以為豪的事件之一。 1983年夏天，各州州長們聚集在緬因州的波特蘭。希拉里、切爾西和我玩得非常開心，我們見到了我的老朋友鮑勃·賴克及其家人，并和其他州長一起到布什副總統位于美麗的海邊小鎮肯納邦克波特的住處舉行野餐會。三歲的切爾西走到副總統跟前說，她需要去洗手間。他拉著她的手，領著她到了洗手間。切爾西很感激，希拉里和我對喬治·布什的慈祥印象深刻。以后還有類似的事情。 不過，我對里根政府感到不安，我來到緬因州，打定主意要對它采取些行動。里根政府剛剛大幅提高了享受聯邦傷殘補助的條件。如同10年前的煤肺案，傷殘補助項目也存在濫用的現象，但里根政府采取的措施比濫用本身更嚴重。控制如此嚴格，以致到了滑稽的地步。在阿肯色州，一個讀過九年級的卡車司機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胳膊。他的傷殘補助申請被拒絕，理由是他可以找一個辦公室里的文書工作。 眾議院的幾位民主黨人，包括阿肯色州的議員貝麗爾·安東尼，試圖通過法律手段否決傷殘補助規定。貝麗爾請我促成州長們呼吁撤銷這些規定。州長們對此事很感興趣，因為我們很多的傷殘選民都被拒絕享受補助，而且認為我們負有部分責任。盡管項目的資金來源是聯邦政府，但具體卻是由各州來執行的。 由于此事不在我們的議事日程上，我不得不想辦法讓有關的委員會投票以2／3多數否決傷殘補助規定，再想辦法請75％的在場州長支持委員會的決議。白宮感到了事態的嚴重，里根政府派來了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兩位助理部長，試圖抵抗我的努力。共和黨的州長們左右為難。他們中的大多數贊同修改規定，自然不愿意公開維護這些規定，但他們想忠于他們的總統。共和黨的計劃就是讓我們的提議止步于委員會。算一算人頭，我們在委員會里的勝算只有一票，但條件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到場。其中之一便是喬治·華萊士州長。自從一個刺殺未遂者的子彈把他困在輪椅里之后，每天早晨他都必須花幾個小時才能準備停當，開始一天的工作。這天上午，喬治·華萊士不得不提前兩小時起床進行艱難的準備工作。他來到會議室，向委員會講述了亞拉巴馬州有多少工人，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都受到了傷殘補助新規定的傷害，然后投下了極有分量的一票。決議在委員會獲得通過，被送交到全國州長協會后也獲得通過。緊接著，國會否決了傷殘補助規定，許多應當享受權益的人獲得了他們需要的救助。要不是在緬因州的一個清晨，喬治·華萊士州長重拾青年時代的平民主義信仰，挺直腰板矗立在他的輪椅里大聲呼吁，我們的努力也許不可能成功。 年底，菲爾和琳達·拉德向我們發出邀請，參加他們在南卡羅來納州希爾頓海德的新年周末聚會，也被稱為“復興周末”。到那時這個活動剛剛舉辦了兩三年。三天時間里，不到100個家庭聚集在一起，談天說地，從政治和經濟到宗教和個人生活，無所不包。參加者年齡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不同，背景不同，是對嚴肅討論和家庭樂趣的偏好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勝過把周末的時間都用來看橄欖球賽和徹夜狂歡。這種紐帶的形成是令人難忘的體驗。我們向他人袒露心扉，了解到他人在正常情形下不可能吐露的情況。我們三個人結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們中許多人在1992年大選中幫助過我，并在我的政府中任職。從那以后，我們每年都去參加“復興周末”，直到千禧年到來的那個周末，林肯紀念堂的國家慶典需要我們留在華盛頓。我當上總統之后，這個活動的參加者猛增到1500人，之前那種親密無間的氛圍有所淡化，但我還是很喜歡參加。 1984年初，又到改選的時候了。盡管里根總統在阿肯色州受歡迎的程度遠遠勝過1980年，我仍然信心十足。全州上下都為教育標準的施行激動不已，經濟有所好轉。我主要的初選對手是羅尼。特納，來自歐扎克的律師，1975年在煤肺案審理過程中，他的合伙人杰克，葉芝去世之后，曾和我合作過。羅尼認為教育標準將導致鄉村學校的關閉，對此非常惱火。我很難過，因為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以為他應該看得更深遠些。5月，我輕而易舉地通過了初選，幾年之后我們和好如初。 7月，阿肯色州警察局長湯米·古德溫上校要求見我。他告訴我說，我的弟弟賣可卡因給便衣警官的情景已經被錄了下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警官被雇用是因為我要加強全州的反毒品力度，并要求議會提供財政支持。我和貝琪·賴特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一言不發。湯米問我希望他怎么做。我反問他，州警察局對這種案件一般如何處理。他說羅杰不是一個大毒販，他只是一個賣毒品以籌集毒資的癮君子。一般說來，像他這樣的情況，警察局會對他多錄幾次像，確保手頭有充分的證據，然后以很長的刑期威脅他，迫使他與毒品提供者劃清界限。我叫湯米照規矩辦理羅杰的案子。然后我讓貝琪去找希拉里。她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廳。我開車去接她，告訴她發生的一切。 接下來備受煎熬的六個星期里，州警察局外面沒有人知道這件事，除了貝琪和希拉里，我想還有完全可以信任的新聞秘書瓊·羅伯茨。還有我。每次看到母親或與母親聊天，我都悶悶不樂。每次看到鏡子里的自己，我都覺得厭惡。我只顧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奔忙，忽略了所有的跡象。1974年羅杰上大學后不久，他組織了一個很有水準的搖滾樂隊，靠在溫泉城和小石城的俱樂部里演出，完全可以維持生計。我去聽過幾次，認為憑羅杰獨特的嗓音和樂隊的音樂水準，發展前途是很大的。他打心眼里喜歡唱搖滾，盡管有好幾次回亨德里克斯學院去上學，但很快又退學回到樂隊。工作的時候，他通宵熬夜，睡得很遲。賽馬季到了，他拼命賭馬。他還賭橄欖球賽。我不知道他贏過或輸過多少，但我從未問過。逢年過節我們全家聚會的時候，他無一例外地來得很晚，看上去有點緊張不安，吃飯時還會起身一兩次去打電話。這些都是應該引起警覺的跡象。我卻無暇顧及。 羅杰最終被捕時，在阿肯色州造成了很大的轟動。我向媒體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說我愛弟弟，但期待依法審理，請求民眾為我的家人祈禱，也不要過度關注我家人的生活。然后我告訴弟弟和母親真相：我知之已久。母親驚呆了，我不能確定她是否明白發生的一切。羅杰很惱火，不過后來他控制了自己的毒癮，也不再和我計較。我們全家都去咨詢醫生。我了解到，羅杰每天4克的可卡因吸人量后果很嚴重，如果他并非體壯如牛的話，可能會導致死亡；另外，他的毒癮部分原因在于孩提時代的傷痛，也許從父親那里遺傳了有上癮傾向的基因。 被捕之后，幾乎直到庭審那一天，羅杰都不愿承認自己是癮君子。最終有一天，我們都坐在早餐桌邊，我對他說，如果他不是癮君子的話，我會讓他蹲很長時間的監獄，因為他一直為了錢把毒品賣給別人。就這樣，羅杰聽了我的話。他承認了自己的問題，開始了浪子回頭的歷程。 這個案件由聯邦檢察官阿薩·哈欽森接手。羅杰與他的毒品提供者斷絕了聯系，那個人是移民，比他歲數還小，從故國的家人或朋友那里獲得可卡因。羅杰向奧倫·哈里斯法官承認觸犯了兩項聯邦法律。在做法官之前，哈里斯是眾議院商業委員會主席。哈里斯法官80歲出頭，但仍然思維敏捷、智慧過人。他判處羅杰為一項罪行服刑三年，為另一項罪行服刑兩年，由于羅杰比較合作，三年服刑暫緩執行。羅杰人獄14個月，大部分時間待在非暴力罪犯監獄里，他覺得很苦，卻有可能使他避免了生命危險。羅杰被判刑的時候，希拉里和我陪著母親出庭旁聽。哈里斯法官和聯邦檢察官對整個過程的控制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薩·哈欽森專業、公正，敏感地意識到我們一家人內心承受的煎熬。當他從第三選區被選人國會時，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 那年夏天，我率領阿肯色州代表團去舊金山參加民主黨全國大會，見讓了沃爾特·蒙代爾和杰拉爾丁·費拉羅的提名，并用五分鐘的時間向哈里·杜魯門獻詞表達敬意。一開始我們就陷入了麻煩，不過蒙代爾說他將提議大幅度增加稅收，以降低預算赤字。他的直言不諱令人驚異，不過他不妨也提議聯邦收取汽車牌照費。這個城市舉辦了一次非常好的大會。舊金山的會議中心四周有很多舒適宜人的小旅館，走路就可以到，交通也很有秩序，所以我們避免了許多會議期間常常發生的恐怖交通擁堵。來自阿肯色州的東道主理查德·桑切斯博士，投入了相當多的資金用于防治正在肆虐全城甲二種新近出現的疾病——艾滋病。我問理查德關于艾滋病的情況和對付的辦法。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對這場戰斗，它將占據我在白宮期間及之后的很多精力。我必須早點離開舊金山，趕回阿肯色州招募一家高科技公司。招募最終沒有成功，不過即使我待在加州，也不會有什么好處。我們正走向失敗。經濟正開始反彈，總統對我們說：“曙光又普照美國。”他的代理人們則譏笑作為對手的我們是“舊金山民主人士”，并不加掩飾地影射我們與該市許多同性戀者的聯系。連布什副總統也頗有些氣概，放話說他要“踢一踢屁股”。11月的大選中，里根贏得了59％的選票，擊敗了獲得41％選票的蒙代爾。里根總統在阿肯色州得到了62％的選票。在與來自瓊斯伯勒的很有魅力的青年商人伍迪·弗里曼的競爭中，我贏得了63％的選票。 我們一家人快樂地度過切爾西的第五個圣誕節和我們的第二個“復興周末”后，迎來了新的議會會期，這次的議題是經濟現代化。 盡管經濟整體上在增長，但在阿肯色這種依賴農業和傳統工業的州，失業率仍然很高。80年代美國增加的大多數就業機會都來自高科技和服務行業，集中在城市及周邊地區，主要是東部和西海岸各州或靠近這兩個區域的各州。工農業的中心地帶情況仍是一團糟。格局非常明顯，人們都開始說美國擁有“雙海岸”經濟。 顯然，要想加速就業機會和收入的增長，我們必須對經濟進行重組。我向議會提交的一攬子發展計劃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已經施行、對阿肯色人來說卻很陌生的金融舉措。我提議把州住房管理局擴充成發展與金融管理局，發行債券為工業、農業和小型經濟項目籌集資金。我建議州公共養老基金確立把至少5％的資產投資在阿肯色州的目標。我們是一個資本匱乏的州，如果州內有良好的投資機會，我們就無須輸出公共養老基金。我建議允許州立銀行更長時間地保留取消贖回權的資產，主要是防止把農田傾銷到已經蕭條的市場上，這對農民來講將是雪上加霜。我還要求議會允許州立銀行不僅要貸款，而且可以向無權再貸款的農場和企業提供適度的股份投資，規定農場主或小企業主有權在三年內收購該銀行擁有的股份。其他農業州的州長對這個法案尤其感興趣，其中南達科他州的比爾·詹克洛州長在該州議會也通過了一項相似的法案。 這些經濟提案很有創意，但太復雜，無法完全被人理解或得到支持。然而，在我多次出席委員會聽證會回答問題并逐個展開游說之后，議會通過了所有提案。 聯邦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的判決生效已經過去了十多年，我們的議會才立法禁止在妊娠最后三個月做人工流產。提出這個法案的是拉塞爾維爾的盧·哈丁參議員，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基督徒，以及比爾·亨利參議員，天主教徒，蘇珊·麥克道戈爾的兄弟。法案毫不費力地獲得通過，我簽署之后正式成為法律。10年之后，國會中的共和黨人無視懷孕婦女的健康，要求立法禁止所謂的部分分娩流產術——通常用于降低懷孕婦女所受傷害——我勸說他們不如通過一項聯邦法律，禁止妊娠末期墮胎，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脅。由于幾個州至今沒有通過類似我在1985年簽署的法案，與部分分娩流產術禁令相比，我提出的法案將導致更多的流產手術被視為非法。老大黨領導層拒絕了我的提議。 除了經濟一攬子計劃和流產法案，議會還采納了我的一些提案，比如設立用于補償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基金，加強我們減少和處理虐待兒童事件的努力，設立基金為聯邦醫療補助制度照顧不到的窮人——大多數是窮困的懷孕婦女——提供醫療保健，把小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為阿肯色州的節日，制訂計劃為學校校長提供更好的培訓。我認為學校的教育質量仰仗校長的領導才能，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單一因素。接下來的幾年里，我的這一看法進一步加深。 這次議會的主題本來是致力于建設一個稱職的政府，上演一些無害的立法小事件，但阿肯色州教育協會強力要求廢除教師考試法案，引發了會議期間的惟一一次激烈碰撞，此時離第一次教師考試只差幾個星期。教師們采取了巧妙的戰術，請出眾議員奧德·馬多克斯支持廢除法案。奧德在他所在的奧登鎮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前督學。他還是忠誠的民主黨黨員，在學校禮堂里懸掛著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巨幅老照片，直到80年代才摘下來。他也是我的朋友。盡管我的支持者盡了全力，廢除考試的提案還是在眾議院獲得通過。我立即通過電臺播放廣告，告訴人們發生的一切，呼吁他們給參議院打電話表示抗議。總機幾乎被打爆了，這項議案被否決。議會通過了另一項我贊同的議案，要求所有獲得資格證書的教育工作者——不只是那些1985年正在教師崗位上的人——都要參加并在1987年前通過考試，以繼續保持執教資格。 阿肯色州教育協會說教師們抵制這次考試。考試前一周，4000名教師在議會大廈外示威，聆聽一位全國教育協會的代表控訴我“污辱公立學校和學生的尊嚴”。一周后，全州2．76萬名教師中超過90％的人參加了考試。 議會散會之前，我們最后遭遇了一個火爆場面。阿肯色州公路部跑遍全州，游說推行一項公路建設新計劃，通過增加汽油稅和柴油機稅來籌集資金。公路部說服了各地企業界領袖和農場主，該項目輕而易舉地獲得通過，卻給我造成了麻煩。我喜歡這個項目，認為它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在競選時我已經許諾不會支持大的增稅計劃。所以我否決了這個議案，但告訴提出該議案的議員，如果他們試圖推翻我的否決，我不會阻攔。議會很快就推翻了我的否決，12年中這是惟一一次我的否決被推翻。 1985年，我也參加了一些全國性的政治活動。2月，我宣讀了民主黨對里根總統國情咨文的回復。國情咨文是里根總統展現他口才的極佳講壇，宣讀回復的人不論是誰，都很難給人留下什么印象。這一年，我們民主黨采用了一種不同的策略，重點突出我黨幾個州長和市長的全新理念和經濟成就。我還被選人新的民主黨領袖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致力于為民主黨打造可以贏得人心的咨文回復，回復著眼于財政責任、社會政策的創新理念以及建設強大國防的主張。 這個在愛達荷舉行的夏季州長會議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莫過于由里根總統簽署的共和黨州長募捐信引發了不同尋常的黨派之爭。這封信猛烈攻擊民主黨的州長們在制定稅收投資政策上過于自由，這違反了州長大會兩黨合作的不成文規矩。民主黨的州長們氣憤之極，威脅說要抵制田納西州的共和黨州長拉馬爾·亞歷山大當選為全國州長協會主席，一般情況下他的當選只需走走過場，因為他是副主席，而每年主席的職位由兩黨輪流擔任。我喜歡拉馬爾，懷疑他并非真心想攻擊民主黨的同仁，畢竟他也曾提高稅收為改善高中教育籌集資金。我幫助促成了一個解決沖突的辦法：共和黨的州長們就這封信道歉，表示下不為例，而我們也將投票支持拉馬爾做主席。我被選為副主席。70和肋年代，我們在州長大會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90年代，共和黨的州長占了多數，越來越維護他們的政黨，合作精神漸不如前。這也許稱得上是好的政治，但卻不利于制定好的政策。 在去愛達荷州的路上，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在蒙大拿州度過了快樂的幾天時間，這主要得感謝特德·施溫登州長的盛情款待。我們在他家里度過一晚之后，特德一大早讓我們乘一架直升飛機，沿著密蘇里河觀看野生動植物如何從睡夢中蘇醒。隨后我們乘一輛四輪驅動的軌道車，沿著北伯靈頓鐵路開了兩百來英里，其間還體驗了跨越300英尺深峽谷的戲劇性感受。接著我們駕駛一輛租借的車沿著“公路開向太陽升起的地方”，觀看絨猴沿著雪線爬行，隨后在斯旺萊克的庫特內國家林地住了幾天。在我到過的所有地方中，我始終認為蒙大拿西部是最美麗的地方之一。 1985年的議會會期結束之后，在接下來的10年里，我外出參加的政治活動只是分散了些許的精力，我的主要使命是建設阿肯色州的經濟。我喜歡這個挑戰，后來變得對經濟非常在行。首先，我必須阻止不好的事情發生。當國際紙業公司宣布要關閉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設在卡姆登的一家制造廠時，我飛到紐約拜訪了該公司董事長約翰·喬治，問他需要什么條件才能避免關閉工廠。他給我列出了五六件他所期望的事情。除了一件，我兌現了所有其他的條件，他沒有關閉工廠。當我的朋友特納·惠特森打電話告訴我說克拉克斯維爾的鞋廠即將關閉時，我向唐·芒羅請求幫助，在80年代經濟不景氣的時期，他曾設法使阿肯色州的六家制鞋廠繼續運行。我向他提供了100萬美元的資助，他接管了這家鞋廠。工人們在一次幫助他們申請失業和再培訓補助的會議上，發現他們的工作保住了。 三洋公司告訴我它準備關閉設在福里斯特城的電視機廠，戴夫·哈林頓和我飛到日本大阪，拜訪三洋公司董事長井上覺，三洋公司規模宏大，在全球擁有10多萬員工。過去這些年來，我和井上先生成了朋友。1980年競選州長失敗后，他送給我一幅精美的日文書法作品，上面寫著：“道路雖改，信仰不移。”我將它裱糊裝框，1982年我重新當選州長，把它掛在臥室的人口處，每天都能看見。我告訴井上先生，我們無法解決阿肯色州東部三洋工廠關閉而造成的員工失業問題，因為三角洲各縣的失業率普遍高于10％。我問他如果沃爾瑪公司愿意出售三洋公司的電視，他是否可以不關閉電視機廠。他表示同意之后，我飛回阿肯色州，請求沃爾瑪公司的幫助。2003年9月，井上覺來我在查帕奎的住所共進午餐。到那時，沃爾瑪已經從三洋公司購進了超過2000萬臺電視機。 并非所有的措施都是補救性的。我們也主動實行全新的舉措：為高科技公司提供資金，讓大學參與創建新企業，派貿易和投資團到歐洲和亞洲考察；支持成功的企業擴大規模，這樣的企業有派恩布拉夫的大和鋼管工業株式會社和瓊斯伯勒的達納公司，后者借助熟練工人和了不得的機器人制造傳動裝置。 我們最大的成功莫過于使紐克爾鋼鐵公司落戶阿肯色州東北部。紐克爾公司是一家效益非常好的公司，靠熔化鍛好的金屬來制造鋼鐵，并不是自行鍛造。紐克爾公司給每位工人提供適度的周薪，還可以分到基于利潤的紅利——常常占工人收入的一半以上。1992年，阿肯色州紐克爾公司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約為5萬美元。另外，紐克爾公司為員工上大學的子女每人每年發放1500美元。有一個員工通過公司的幫助讓11個子女接受了教育。紐克爾公司沒有噴氣式公務飛機，總公司的規模很小，在北卡羅來納州一個租用的地方辦公。公司創始人肯·艾弗森通過傳統的方式贏得了員工的忠誠：付出必有回報。在80年代紐克爾公司利潤下降的惟一一年里，艾弗森給員工寫了一封信，為減薪道歉，董事會的全部成員同樣也被減薪，因為紐克爾公司嚴格遵守不裁員的老規矩。大家平等分擔利潤和負擔，但老板分擔更多。艾弗森說市場不景氣不是工人的錯，但是他應該事先想出對付的辦法。他對工人們說，他將減薪60％，三倍于他們；在過去的20年里，通常的做法是不管公司是否贏利，管理層的薪水漲幅遠遠超過其他的員工，艾弗森的做法顯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用說，紐克爾公司的人沒有誰愿意離開。 當威希信襯衫公司準備關閉在布林克利的工廠時，與工人及社區合作多年的法里斯與瑪麗蓮·伯勒斯公司表示愿意收購，但是需要更多的襯衫客戶。我問沃爾瑪的董事長戴維·格拉斯是否愿意采購這家工廠的襯衫。沃爾瑪又幫了忙。之后不久，我主持午宴，款待沃爾瑪管理層和主管阿肯色州經濟發展的人員，鼓勵沃爾瑪公司采購更多的美國產品，并把這一做法廣而告之，促進銷售。沃爾瑪公司的“購買美國”運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個廉價大超市因擠垮小城鎮商人而引發的憎恨情緒從而獲得緩解。希拉里非常喜歡這個計劃，幾年之后她進入沃爾瑪董事會，強力支持這一計劃。最高的時候，沃爾瑪公司中美國制造的商品占到大約55％，比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多出10％以上。不幸的是，幾年之后，沃爾瑪公司為了實現成為最低價位零售商的市場目標，放棄了“購買美國”計劃，但在這個計劃實行之時，我們阿肯色州把它用到了極致。 我在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確信，要想在全球經濟中維持我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阿肯色州和美利堅合眾國必須做一些重大的改變。坦率地說，我們教育水平不夠，生產效率不高。自1973年以來，我們在人均收入方面漸漸失去了優勢，到80年代，十個工人中有四個人的收入下降。形勢無法讓人容忍，我下定決心盡我所能改變這一切。 我的努力幫助擴展了我的政治根基，贏得了以前從未給我投票的共和黨人和保守的無黨派人土的支持。即便在阿肯色州過去的三年中，有兩年的新增就業人數與總就業人數之比居于全美前10位，我仍然不可能促使所有的人都支持我。埃爾多拉多的煉油廠即將關閉之際，眼看300多名工人要失去很好的聯邦工作，我幫助說服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商人收購并管理這家煉油廠。我知道這對那些工人的家人和當地的經濟來說非常重要，我期待著下次競選時在工廠大門口與他們握手。我可以說是擊出了一個“本壘打”，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個人，他憤怒地說無論如何都不會投我的票。我說：“你不知道我保住了你的工作嗎？”他答：“知道，我知道是你做的，但是你根本不關心我。你這樣做的目的只是為了增加一個向你繳稅的笨蛋。所以你希望我工作，就是為了向我收稅。即便全世界的錢都歸我，我也不會選你。”。你不可能爭取所有的人都支持你。 1986年初，我開始競選連任，這次的任期是四年。1984年，選民通過了一項修正案，把州長任期從兩年改為四年，這是1874年實行“重建時期憲法”以來的第一次。如果我贏得選舉，我將成為奧瓦爾·福伯斯之后任期第二長的州長。他因為小石城中心中學的事件而獲得了最長的州長任期。我也想贏得選舉，做任期最長的州長，靠的是我在教育和就業機會方面取得的成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在初選中的主要對手正是福伯斯。他對我仍很惱火，因為在第一任期里，我拒絕購買他在亨茨維爾漂亮的費伊·瓊斯住所，納入州公園系統用作療養所。我知道他極需要現金，州政府同樣如此，我無法證明這項花費的正當性。福伯斯打算對新的教育標準提出指責，說它們導致了鄉村地區學校的合并和高稅收，而這些地區并沒有得到我所吹噓的新就業機會。 對付完福伯斯之后，等待我的是弗蘭克”懷特。他正努力想把兩個強大的對手擠出去。我知道他們兩個之間肯定有不少的相互謾罵。我相信，貝琪·賴特、迪克·莫里斯、戴維·沃特金斯和我都有能力應付可能發生的一切，但是我擔心切爾西對別人說爸爸壞話的反應。她六歲了，已經開始看電視新聞，甚至閱讀報紙。希拉里和我試圖讓她了解懷特和福伯斯可能會說什么，而我將怎么答復。接下來的幾天里，我們將輪流扮演一個州長候選人。一天，希拉里扮演弗蘭克·懷特，我扮演福伯斯，切爾西扮演我。我指責切爾西采納錯誤的教育理念，毀掉了規模小的學校。她反唇相譏：“不過，最起碼我沒有像你那樣，指使州警察局刺探政治對手的情況。”在小石城中心中學危機之后，福伯斯的確做過這樣的事。對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這樣的表現可不算差。 我以超過60％的選票贏得了初選，不過福伯斯還是奪走了1／3的選票。即便他已經76歲了，在鄉村地區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福伯斯沒有顧及到的地方讓弗蘭克·懷特插了一腳。雖然弗蘭克·懷特在任期內曾說要求漲工資的教師“貪婪”，但當他改變立場，從最初支持教師考試變為反對之后，他在共和黨的初選中獲得了阿肯色州教育協會的支持。隨后他把矛頭對準了希拉里和我。 懷特開始說新的教育標準太繁重，需要做些修改。我順著他的話猛烈反擊說，如果他當選的話，“到死也會拖著不修改”。隨后他釘上了希拉里，硬說她有利益沖突，因為羅斯律師事務所正代表阿肯色州與大海灣核電站打官司。對此我們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首先，羅斯律師事務所正致力于讓阿肯色人民擺脫大海灣核電站這個負擔，節省財政支出，而懷特作為中南公用事業公司一家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三次投票贊成繼續建設這個核電站。其次，阿肯色州公共服務委員會找羅斯律師事務所做代理，純粹是因為其他的大律師事務所都代表公用事業公司或與這起訴訟案有關的各方。第三，在計算希拉里的合伙人分紅之前，阿肯色州付給羅斯律師事務所的報酬就已經從該事務所的收人中扣除了，所以希拉里沒有從中賺到一分錢。懷特似乎更感興趣的是為公用事業公司敲地方納稅人竹杠的行為辯護，而不是在利益沖突中保護他們。我問他，他攻擊希拉里是否意味著想競選第一夫人而不是州長。我們的陣營甚至在保險杠膠貼和小徽章上印上“弗蘭克競選第一夫人”的字樣。 懷特對我的最后一個指控徹底毀了他自己。他一直為華爾街之外最大的債券公司史蒂芬斯公司工作。我第一次競選州長的時候，杰克·史蒂芬斯曾支持我，后來他開始右傾，1984年總統大選時他是帶頭支持里根的民主黨人，1986年干脆加入了共和黨。他的哥哥韋特仍民主黨黨員，仍然支持我，但管理那家債券公司的是杰克。而弗蘭克·懷特是他的人。過去很多年來，史蒂芬斯控制著阿肯色州的公債生意。當我顯著擴大公債的發行量時，我主張開放所有發行渠道，讓國家銀行加入競爭行列，并讓更多的阿肯色州銀行得到出售公債的機會。史蒂芬斯公司占有適當的份額，但不像過去那樣控制所有公債，如果懷特當選的話，恐怕它又要壟斷了。參與公債生意的阿肯色州銀行中，有一家的董事長是丹·拉薩特，在吸毒成癮之前，他在小石城建立了一家成功的債券公司。拉薩特是我的支持者，也是我弟弟的朋友。80年代，太多的年輕人都是癮君子，拉薩特和我弟弟因此經常在一起聚會吸毒。 貝琪·賴特和我一起準備與懷特的電視辯論時，聽說懷特將逼我和他一起做毒品測試。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樹立一個好榜樣，但我知道懷特其實希望我不敢接受測試。拉薩特的身敗名裂引發了暴風雪般謠言，其中就有傳言說我是丹聚會上的常客。這不是事實。貝琪和我決定在辯論之前做毒品測試。在電視辯論中，懷特把挑釁的矛頭擲向了我，我微笑著說貝琪和我已經做了測試，他和他的競選經理達雷爾，格拉斯科克應該仿效我們的做法。格拉斯科克一直被類似的謠言攻擊。結果他們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懷特借助一條我所見過的最惡毒的廣告，使形勢驟然緊張起來。廣告先是播放拉薩特辦公室的鏡頭，接著是一盤可卡因，解說員則說我接受了一個吸毒重罪犯的競選捐助，然后就把州里的公債生意給了他。含義很明顯：我給了拉薩特優先待遇，至少在我這樣做的時候已經知道他有吸毒的習慣。我邀請《阿肯色報》仔細查看了阿肯色州發展與金融管理局的記錄，這份報紙后來在頭版發了一篇報道，說明自我從懷特州長手里接掌權力以來，參與州公債生意的債券公司增加了多少家。數量從4家增加到了15家，史蒂芬斯仍然掌握著超過7億美元的公債生意，是州里其他任何一家債券公司的兩倍還多。我還制作了一個廣告進行反擊，先是詢問選民是否看過懷特的廣告，并播放了其中的一小段。然后我的廣告切人史蒂芬斯公司的鏡頭，解說員則說懷特在那里工作，他之所以攻擊我，是因為無論史蒂芬斯公司抑或其他任何公司，都不再能夠壟斷州里的公債市場，但是一旦懷特上臺，壟斷的現象又會出現。這是我用過的最有效的廣告之一，因為它是對卑劣勾當的有力反擊，也因為事實勝于雄辯。 懷特重提羅杰的吸毒問題之后，羅杰和母親都沒有讓自己受到太多的傷害，這令我感到高興。羅杰出獄之后，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家過渡教習所待了六個月，隨后到阿肯色州北部，在朋友開的一家中途加油站工作。他準備移居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身心均健康，不會被過去的事情壓垮。母親與迪克·凱利在一起很開心，此時也已經明白政治是粗暴的游戲，對付卑劣勾當的惟一方式就是取得勝利。 11月，我以64％的選票贏得選舉，在小石城還令人驚異地獲得了75％的選票。我很滿意，當選使我有機會將我濫用州長職權而且與毒品有關的暗示擊得粉碎。盡管競選過程很艱難，但我很難心懷怨恨。這些年來，我逐漸喜歡上了弗蘭克，懷特和他的妻子蓋伊，和他合作的一些項目令人愉快。他具有特別出眾的幽默感，熱愛阿肯色州，2003年他去世時，我非常難過。有唪的是，我與杰克·史蒂芬斯也達成了和解。 就我而言，與福伯斯和懷特的競選是一場戰斗，敵人是阿肯色州的過去，是漸漸興起的對個人實施毀滅性打擊的政治。我為教育改革辯護，大力宣傳經濟提案，希望把選民的注意力集中到阿肯色州的問題和未來上。《孟菲斯商業呼聲報》報道說：“克林頓有關這個領域的政治演說聽上去既像經濟研討會，又像吸引選票的借口，大多數政治分析人士都認為這個策略取得了成效。” 我經常給別人講我到阿肯色州獨立縣伊斯特曼化-tV參觀的故事。途中，東道主不停地說所有防污染的設備都由電腦控制，他希望我見一見控制電腦的人。經過他的描述和渲染，我到電腦控制室的時候，還以為見到的將是介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綠野仙蹤》里的魔法師奧茨之間的人物。然而，那個控制電腦的人卻穿著牛仔靴和系著銀制大搭扣皮帶的牛仔褲，戴著一頂棒球帽。他正在聽鄉村音樂，嘴里嚼著煙草。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老婆和我將投你的票，因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工作。”這個人養牛養馬——他是地道的阿肯色人——但是他知道自己要發家致富，靠的是知識，而不是他的雙手和脊背。他看到了未來，想朝那里奔。 8月，全國州長協會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希爾頓海德島開會，我當選為協會主席，并慶祝了我的40歲生日。我本已答應擔任美國教育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致力于收集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并推廣到美國各地。拉馬爾·亞歷山大還指派我擔任福利改革州長特別行動小組民主黨一方的主席，與白宮和國會一道提出一個兩黨合作的議案，改善福利體系，以推動工作，加強家庭關系，滿足兒童的基本需要。盡管我在1985年成功地提高了阿肯色州每月極低的救濟金，但我還是希望福利能成為通向獨立道路上的小站。 這些新的責任令我倍感激動。我是一個政治動物，也是一個熱衷于政策的人，總渴望會見陌生人，探索新的理念。我覺得這些工作有助于我更好地履行州長的職責，強化我在全國各地的人際關系網，更深入地了解新興的全球經濟和美國應該如何應付其挑戰的問題。 1986年快結束時，我對臺灣進行了短暫的訪問，在臺灣和美國領導人第10屆年會上發表演說，探討未來關系。臺灣人從阿肯色州采購了大量的大豆和工業產品，從電動摩托車到停車計費器，種類各異。但是美國的貿易赤字數額巨大，而且一直在增長，在過去的五年里，十個美國工人中有四個收入下降。我代表所有州長，承認美國有責任減少赤字以降低利息和提高國內需求，調整并減少拉丁美洲鄰邦的債務，放松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控制，提高我們勞動者的教育程度和生產效率。然后，我督促臺灣人減少貿易壁壘，把他們龐大的現金儲備更多地用于到美國投資。這是我第一次在一群外國聽眾面前就全球經濟問題發表演說。為了這個演說，我不得不事先把我認為應該做什么和由誰做的問題梳理清楚。 1986年年底，我對現代世界的本質已經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觀點，后來發展成為所謂的“新民主黨人”哲學，這是我1992年參加總統競選的主要理念。在年末甘尼特公司——這家報紙連鎖企業剛剛買下了《阿肯色報》——管理層會議上的演講中，我簡要概括了我的理念。 我認為，以下的新規則應該為我們今天制定政策提供框架： （1）變化也許是當今美國經濟惟一不變的特點。大約三個月前，我在阿肯色州一座老式的鄉村教堂里慶祝它落成150周年。大約有75個人擠在小小的木結構教堂里。宗教儀式結束之后，我們走出教堂，在松樹下吃便飯，我不知不覺地與一位一眼看上去非常有智慧的老人閑聊了起來。最后我問他：“先生，你多大歲數了？”他答道：“82歲。”“什么時候加入這個教堂的？”“1916年。”他說。“如果你只能說一句話，如何描述1916年的阿肯色州與今天的阿肯色州有何不同？”他沉默了一會，然后說：“州長，很簡單。1916年我早晨起床的時候，心里很清楚將要發生什么事情，但是現在我起床時，卻根本不知道將要發生什么事情。”如果讓萊斯特·瑟羅用一句話解釋美國發生的變化，應該差不多…… （2）如今，人力資本恐怕比實物資本更重要…… （3）企業與政府任何一方與其獨霸天下，不如形成更具建設性的伙伴關系。 （4）隨著美國生活的國際化和人口組成發生的變化，我們必須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各個領域內的合作比沖突更重要……我們必須分擔責任，分享機會——我們正在共進退。 （5）浪費將受到懲罰……在我看來，我們正花費幾十億美元的投資資本，結果只是增加了企業的債務，卻沒有提高它們的生產力。債務越多，應該意味著生產力、增長率和利潤率的提高。如今，債務越多，卻常常意味著更少的就業機會、更少的用于研究和發展的投資，以及強制性重組以償付非生產性債務…… （6）強大的美國需要一種生機勃勃的公眾意識，一種強烈的相互責任意識，以及一種我們不能不顧其他公民的需要單獨謀求個人利益的信念…… 如果我們想讓美國夢在我們的人民心中永遠鮮活，如果我們想保持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地位，我們必須接受創造成功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新規則。而且，我們必須按照這些新規則行事。 在接下來的五年里，我將修改完善我對全球化和相互依存關系的分析，提出更多的針對這兩者的計劃，盡我所能實現我想做個好州長和對國家政策產生積極影響的愿望。 1987年，我向州議會提出的“好開端、好學校、好工作”的綱領正好與我在全國州長協會開展的“讓美國運轉”活動相一致。除了此前我們在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還要求議會幫助我讓越來越多貧困家庭的孩子有一個好的人生開端，方式便是讓更多的貧困母親和孩子享受醫療保健，從妊娠期開始便著力降低嬰兒死亡率和減少可以避免的對新生兒的傷害；同時還要對處境危險孩子的母親增加育兒教育，對有學習障礙的兒童提供更多的早期特殊教育，對有能力支付兒童看護的家庭提供更多的途徑，加強兒童資助計劃的施行力度。 關于兒童的早期發展以及對今后生活的影響，我的大部分知識都來自希拉里。自打認識她起，她就對此很感興趣，在耶魯法學院讀到第四年，她專門去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和耶魯一紐黑文醫院研究兒童問題。她想盡辦法，把以色列一種全新的名為HIPPY的學前教育引進到阿肯色州，所謂HIPPY，是“學前兒童家庭教育項目”的縮寫，可以幫助增加父母的育兒知識，提高孩子的學習能力。希拉里在全州各地都開設了“學前兒童家庭教育項目”班。我們兩個人都很喜歡出席這些班的畢業活動，觀看孩子們展示他們的成果，父母的臉上掩飾不住對孩子和自己的自豪之情。多虧了希拉里，阿肯色州擁有全國最大的此類項目，服務對象涉及2400位母親，她們的孩子都表現出了顯著的進步。 在經濟發展方面，我的著重點是增加針對貧困人群和地區的投資和機會，他們多集中在阿肯色州的鄉村地區。最重要的提案是為一些特定的人提供更多的資金，他們有經營贏利性小型企業的潛力，卻借不到啟動資金。芝加哥的南岸發展銀行幫助失業的木匠和電工在南城開設作坊，對本來要拆除的廢棄樓房進行翻新。結果整個區域的經濟都復蘇了。 我對這家銀行的了解源于它的一位員工簡·皮爾西，她曾是希拉里在韋爾斯利學院最好的朋友之一。簡告訴我們，南岸發展銀行對技能出眾但按常規沒有信貸資格的工匠提供貸款，這個創意來自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這家銀行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在范德比爾特大學學習經濟學，后來回國幫助本國人民。我安排與他一起在華盛頓共進早餐，他解釋了他的“微型貸款”計劃是如何奏效的。有技能、有誠實的好名聲但沒有資產的村婦被組織成小組。第一位借貸者還清了她的小宗貸款之后，排在她后面的人將得到貸款，如此繼續下去。我第一次見到尤努斯時，鄉村銀行已經批準了成千上萬筆此類貸款，還貸率高于孟加拉國的商業銀行。2002年，鄉村銀行對超過240萬人發放了貸款，95％的人是貧困婦女。 如果這個創意在芝加哥很奏效，我覺得它也會適用于貧困的阿肯色州鄉村地區。尤努斯在一次采訪中談到：“無論在哪里，只要有人被銀行系統拒絕貸款，鄉村銀行的貸款模式就可以在那里推廣。”·我們在阿卡德爾菲亞成立了南方發展銀行公司。發展與金融管理局提供了部分啟動資金，但大部分資金來源于響應希拉里和我的呼吁而投資的公司。 我當上總統后，獲得國會的批準仿照鄉村銀行的模式設立了一個全國貸款項目，并在白宮的一次活動中隆重推出一些成功的范例。美國國際開發署每年也為非洲、拉丁美洲和東亞的一些貧困山村提供200萬美元微型貸款。1999年，我訪問南亞，會見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一些經他幫助做起生意的人，其中包括用這些貸款購買移動電話的婦女，村里的人用她們的移動電話給美國和歐洲的親戚打電話，她們則收取一定的費用。穆罕默德·尤努斯應該在幾年以前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的另一項主要興趣是福利改革。我要求州議會訂立條件，有三歲或三歲以上孩子的福利獲得者必須簽署合約，通過提高文化水平、參加工作培訓和工作等方式，全力以赴獲得經濟上的獨立。2月，我和其他幾位州長一起去華盛頓，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就福利防范和改革問題作證。我們要求國會給予我們各種途徑，以“鼓勵工作，而非福利，提倡獨立，而非依賴”。我們主張首先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使得人們沒有必要申請福利，方式可以是降低成年人文盲率、少年妊娠率、學校退學率和濫用酒及毒品的比率。至于福利改革，我們提倡福利接受者和政府之間簽署一份有約束力的合約，對雙方的權利和責任做出詳細規定。享受福利的人必須努力回報，爭取早日達到經濟上的獨立；而政府必須致力于幫助他們，給他們提供教育和培訓、醫療保健、兒童看護和工作安排等服務。我們還呼吁有三歲或三歲以上孩子的福利接受者必須參加各州提供的一個工作計劃；每一個福利接受者都配備一名福’利機構調研員，幫助他們向自足自立成功過渡；募集兒童資助款項的工作要加強；根據各州的生活費用水平制定新的現金資助方案。聯邦法律允許各州自行選定標準確定每月救濟金，條件是救濟金的數額不低于70年代早期的水平，并且救濟金的發放范圍要遍及各地。 我花了足夠的時間同阿肯色州的福利接受者和福利機構調研員交流，清楚他們中的大多數愿意工作賺錢養家。但是除了技能低下、缺乏工作經驗和無力支付兒童看護費等顯而易見的問題，他們還面臨著難以克服的障礙：我見到的很多人都沒有汽車，也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他們做一份低收人工作，他們將失去政府發放的食品券，也不再能夠享受醫療補助。最后，許多人其實不敢相信他們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功，茫然不知從何開始。 一次在華盛頓舉行的州長大會上，我和另一位主管福利改革的主席，特拉華州的邁克·卡斯爾州長，共同發起組織了福利改革州長會議。我從阿肯色州請來了兩位停止拿福利、開始工作的婦女作證。其中一位來自派恩布拉夫，之前從未坐過飛機或電梯。她比較拘謹，但她說窮人有賺錢養活自己和孩子的潛力，還是很令人信服的。另一位婦女的年紀大概處于35歲到40歲之間。她的名字是莉莉·哈丁，剛剛找到了一份做廚師的工作。我問她，是否應該強迫四肢健全但拿救濟金的人在情況允許的時候工作？“我當然贊成。”她答道，“不然的話，我們只會一天到晚躺著看肥皂劇。”然后我問莉莉停止拿救濟金之后最大的好處是什么。她毫不猶豫地說：“我的兒子去上學，有人間他：‘你媽媽做什么工作？’他可以回答了。”這是我所聽到的贊成福利改革的最好理由。聽證會之后，州長們像對待搖滾歌星一樣對待她。 當我作為總統處理福利改革問題的時候，聽到一些媒體朋友說福利改革是共和黨關注的問題，似乎只有保守主義者才看重工作的價值，我總感到有些好笑。到1996年，當國會通過了一項我愿意簽署的法案時，距我開始從事福利改革工作已經超過15年了。但是我并不認為這只是民主黨關注的問題，或者只是州長們關注的問題。福利改革的主角是莉莉·哈丁和她的兒子。 24 多虧是四年任期，多虧了我手下工作人員和內閣成員的敬業精神和出眾能力，多虧了與州議會的良好工作關系，多虧了我所在政治組織的實力和活力，我也有了挺進全國政治舞臺的空間。 由于我在教育、經濟和福利改革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也由于我擔任全國州長協會和美國教育委員會的主席，我在1987年收到了很多到州外做演講的邀請。我接受了到15個州做超過24場演講的邀請。盡管其中由民主黨主辦的活動只有4場，它們對擴大我的人際關系網絡很有好處，人們紛紛揣測我可能會競選總統。 1987年春，盡管當時我才40歲，我對競選總統很感興趣，原因有三。第一，從歷史的角度看，民主黨失利后重新掌管白宮的機會非常大。很明顯，布什副總統將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而到那時為止，只有馬丁·范·布倫成功地從副總統的位置直接坐到總統寶座上，那是1836年，他接替了安德魯·杰克遜總統，當時民主黨沒有遇到強勁的對手。第二，我強烈地感覺到，美國必須改變國策。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因為國防經費的大幅增加，還有稅收的大幅降低，結果只是過度保護了最富有階層的利益，抬高了財政赤字。巨額的赤字導致利息升高，因為政府必須與私人借款者爭奪存款，結果又致使美元升值，進口物資價格下降，而美國的出口產品價格上揚。在這個時期，美國正著手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但我們仍然在失去制造業的許多就業機會和農場。另外，由于預算赤字，我們在教育、培訓和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很不夠，而要在全球經濟中保持高薪水和低失業率，這些方面的投入至關重要。這就是自70年代中期以來，40％的美國人實際收入下降的原因。 我考慮競選總統的第三個原因是，我覺得我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并能夠向美國人民解釋清楚。另外，因為我在治理犯罪、福利改革、教育工作核定、財政責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我不認為共和黨人可以把我描繪成民主黨中的極端自由分子，不接受主流價值觀，認為政府可以拿出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擺脫自1968年以來共和黨一直扣在我們頭上的“異己”標簽——1976年卡特總統的成功除外——我們便可以重新人主白宮。 這是一個高得離譜的目標，因為要讓人民改變他們的政治準則很不容易，但是我認為我也許能夠做到。我的一些州長同仁也這樣認為。春天，當我去參加印第安納波利斯500賽馬會時，遇到內布拉斯加州的鮑勃·克里州長。我非常喜歡鮑勃，覺得他也是很合適的總統候選人。他在越南戰爭中獲得了榮譽勛章，和我一樣，是財政保守主義者和社會進步主義者，在一個遠比阿肯色更具有共和黨傾向的州當選為州長。讓我驚訝的是，鮑勃鼓勵我競選，并說如果我競選的話，他愿意擔任中西部選區的主席。 在阿肯色州還存在一個影響我競選的障礙：戴爾·邦珀斯正在認真考慮參選的問題。從1974年底以來，我一直鼓勵他競選總統。1984年他差點參選了，而這一次他贏的把握很大。他二戰時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做過非常出色的州長，在參議院也是最好的發言人。我知道戴爾會成為一位稱職的總統，他贏得大選的幾率比我大。我很愿意支持他。我希望我們民主黨能贏得大選，改變國家前進的方向。 3月20日，我正沿著小石城的大街慢跑，當地的一個記者追著我說邦珀斯參議員剛剛發表聲明，不會競選總統。他只是不愿意競選而已。幾個星期前，紐約州州長馬里奧·科莫做出過同樣的決定。我對希拉里和貝琪說，我要嚴肅地想一想參選的問題。 我們為初始階段的工作募集了一些資金，貝琪派人去艾奧瓦州、新罕布什爾州和南方其他一些州做準備工作，這些州將在第二年新罕布什爾州初選過后不久的“超級星期二”作為同一個選區進行投票。5月7日，我在初選獲勝的可能性更大了，因為此時加里·哈特參議員與唐娜·賴斯的緋聞被揭露出來，曾在1984年差點擊敗蒙代爾副總統的哈特不得不退出了競選。我覺得加里犯了一個錯誤，因為他挑動媒體尾隨他，看他們能否發現他的任何不良行徑，不過我還是為他感到難過。他是一位非常優秀、極有創新精神的政治家，總是考慮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和如何應對的問題。哈特事件之后，我們中一些私生活并不完美的人根本無從知曉媒體曝料的標準。最后，我做出決定，任何相信自己能夠做出貢獻的人應該參選，應付可能出現的任何指控，信任全美國的人民。畢竟，跨不過一道高的痛苦門檻，你就做不成一位成功的總統。 我確定7月14日為下決心的最后期限。過去在政治角逐中結識的一些老朋友來到了小石城，有米基·坎特、卡爾·瓦格納、史蒂夫，科恩、約翰·霍勒姆和桑迪·伯杰。他們都認為我應該參選；似乎機會好得不容錯過，不過我仍然在猶豫。我知道我已經做好準備，成為一個優秀的總統候選人，但是我不敢確定自己生活的年頭是否足夠長，是否獲得了一位稱職總統必備的智慧和判斷力。如果當選，我將是42歲，麥金利總統遇刺之后西奧多·羅斯福宣誓就任總統，差不多就是這個年紀，約翰·肯尼迪當選時比我大一歲。但是他們都來自富有的政治世家，從小就在權力圈子里長大，早就習慣成自然了。我最喜歡的兩個總統，林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都是51歲才當上總統的，非常成熟穩重，對自己和自己的責任駕輕就熟。十年之后，在我51歲生日那天，艾爾·戈爾給我講述了切羅基印第安部族對成熟過程的看法。切羅基人認為不到51歲，人是不可能完全成熟的。 讓我煩惱的第二件事是競選活動將給我履行州長職責造成困難。1987年是全面施行學校教育標準的最后期限。我已經召開了一次議會特別會議，為學校和過分擁擠的監獄募集資金。那是一場混戰，導致我和一些議員的關系非常緊張，要不是最后時刻我們艱難湊齊足夠的選票，我們幾乎就以失敗告終，無法去做必須做的事情。我知道，十有八九我得在1988年初召開另一次議會特別會議。我下定決心將學校標準貫徹到底，在此基礎上再圖發展；這是阿肯色州大多數窮人孩子能夠創造一個更好未來的惟一機會。切爾西所在的小學里有。60％的學生是黑人，超過一半的學生來自低收人家庭。我記得她邀請一個小男孩來州長官邸參加自己的生日晚會，而那個孩子只因為買不起生日禮物，差點沒來。我決心給那個男孩一次機會，他的父母不曾享有的好機會。 《阿肯色報》在過去每一次競選活動中都支持我，這次卻刊登了一篇社論，認為我不應該參選，原因與我自己想的不謀而合。這份報紙承認我有擔任全國領導人的巨大潛力，但還說：“比爾·克林頓尚未做好當總統的準備”“阿肯色州需要克林頓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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