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費耶特維爾的路上，我在霍爾德一案的審理地點哈里森稍事停留，和魯思·威爾森聊了聊這件事。魯思是公共會計，為山區里的許多人處理稅務工作。我告訴魯思，我能夠理解她為霍爾德的律師——我的朋友F．H．馬丁——在選定陪審團成員方面所提供的幫助。她說她的確幫了忙。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她，是不是選定的都是民主黨人。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她的回答：“不，比爾，沒有。實際上，在陪審團中，共和黨人的比例是合理的。你也知道，那些要對治安官提起公訴的人都是從華盛頓來的，都是些聰明的家伙。他們身穿高檔套裝，看上去真是神氣。只是他們不了解我們，真是太奇怪了。在過去的兩年里，12名陪審團的成員中有9名都被國內稅務署審計過。”我感到很高興，魯思和她的兒子都站在我這一邊。魯思對付了華盛頓的律師之后，司法部開始查詢今后參加稅務案的陪審員本人與國內稅務署打交道的經歷。 離選舉日還差兩個星期，哈默施密特的競選活動最終啟動。他看到了一份民意調查，說，如果他還不行動的話，我的旺盛勢頭有可能使我險勝。他手下的人開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他在生意上的朋友以及共和黨人都開始行動起來。某個人開始向所有的報紙發出呼吁，責令我出示我在1969年阿肯色大學對得克薩斯大學橄欖球賽上抗議尼克松總統的照片——其實根本就沒有這么一張照片——我前面提到過的“樹的故事”也因此傳開。溫泉城的商會舉行了一個大型的晚餐會，目的是感謝他所做的一切。有幾百人出席了晚餐會，當地的報紙對此事進行了全面的報道。在整個選區中，共和黨人開始嚇唬商人，說我得到了來自工會的支持，我會成為勞工組織在國會中的傀儡。在史密斯堡，我們通過調查確認了6000名支持者，但我們寄給這些政治支持者的卡片根本就沒有被發出去。很顯然，工會對我的支持還沒有延伸到那里的郵局。選舉結束幾天之后，有人在最主要的郵局外面的垃圾箱里發現了那些卡片。美國醫療協會在阿肯色州的分支機構表示強烈支持哈默施密特，他們對我進行了抨擊，因為我在斯普林代爾地區曾經試圖勸說醫生通過醫療補助為窮人看病。在選舉日的前幾天，哈默施密特甚至弄到了一筆聯邦稅收分享基金，為瑟西縣的吉爾伯持小鎮鋪筑馬路。最后他在這個鎮子以38票對34票取勝，但是在整個瑟西縣中，這是他惟一取得勝利的鎮子。 在選舉前的那個周末，我去溫泉城會議中心參加一個即將結束的集會，這讓我對哈默施密特的工作效率之高有了一點認識。在我們的集會上人沒有幾天以前參加他的晚餐會的人多。我們的人一直在拼命地工作，但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 但是，在選舉日那天，我仍然覺得我們有可能取勝。當我們聚集在我的競選總部觀看選舉結果報告的時候，我們都非常緊張，但還是滿懷著希望。我們在計票中一直領先，但是接近午夜的時候，形勢發生了變化，因為人口最多、共和黨人最集中的錫巴斯琴縣很晚才報告計票結果。選票總數不足8000張的有15個縣，我在其中的12個縣中以多數票獲勝，這其中包括布法羅河沿岸的牛頓縣和瑟西縣的所有選票。但是在6個最大的縣當中，我輸掉了5個縣，在我從小長大的加蘭縣和我曾經生活過的華盛頓縣，我都以不到500張選票的微小差距失敗；以1100張選票的差距輸掉了克勞福德縣；在本頓縣和錫巴斯琴縣，我幾乎全軍覆沒，在這兩個縣我落后的選票數加起來是我前面領先票數的兩倍。我們兩人每個人都以二比一贏了一個縣，他贏了最大的縣——錫巴斯琴縣。我贏了最小的縣——佩里縣。現在看來這真是具有諷刺意味，在全國范圍內，鄉村美國人絕大多數把選票投給了共和黨人，而我卻完全以鄉村為基礎開始我的政治生涯，這源于我與鄉間民眾的深入交往，源于我對他們的不滿情緒和實際問題的負責態度。我是站在他們一邊的，而他們也非常清楚這一點。選票的最后結果是89324票對83030票，大概是52％對48％。 從全國來看，民主黨人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獲得了49個眾議院席位和4個參議院席位，但哈默施密特的支持率很高，再加上在最后時刻發動的猛烈攻勢，我們沒能打敗他。競選活動開始之初，他的支持率為85％。我把他的支持率削弱到69％，而我本人的支持率從零上升到66％。成績斐然，但不夠理想。每個人都說我表現出色、前途光明。這話的確很中聽，但我本來是希望取勝的。我為我們的競選活動感到驕傲，但是我覺得在臨近選舉的最后幾天里，我卻讓緊張的情緒有些松弛，結果讓所有為我努力工作的人都大失所望，讓我們改變現狀的目的無法實現。也許如果我既有錢又有足夠的意識，就會把哈默施密特議員的投票記錄在電視廣告中進行有效的宣傳，那樣的話結果或許會不同。不過說不定也沒用。不管怎么說，1974年，在與成千上萬人溝通的過程中，我親眼看到，中產階級投票者愿意支持政府采取積極行動解決他們和窮人面臨的各種問題。但條件是，在努力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要關注他們的稅額問題，在制造機遇的同時也要強調政府的責任。 我用了幾天的時間上門或是打電話向人們表示我的感謝。然后，我就開始逃避。在接下來的六個星期里，我差不多都待在希拉里的房子里，那是靠近校園的一個寧靜的所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躺在地板上，調治我的遺憾帶給我的傷痛，或是考慮如何償付我在競選中欠下的4萬美元的債務。我的新工資為16450美元，足以滿足我生活的需要以及償付我在法學院欠下的債務，但要償付競選所欠的債款還差得遠呢。在12月的什么時候，大學里舉辦了一個有樂隊伴奏的大型舞會。希拉里哄我帶她去。我們跳了幾個小時之后，我的感覺變得好多了。但是，又過了好長時間之后，我才開始意識到，哈默施密特的得勝，反倒是幫了我的忙。如果我當初獲勝去了華盛頓，我敢肯定，我后來根本就不可能被選為總統。而且，那樣的話，我就不可能在阿肯色州度過后來那輝煌的18年。 19 1975年1月，我重返講臺，教了整整一個學年，沒有因為政治活動有所中斷，這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一年。在春季學期，我教授了“反托拉斯”，組織了有關“白領犯罪”的討論課；．在暑期培訓班上，我教授了“海事法”和“聯邦司法”；秋季，我再次講授“白領犯罪”，另外還講授“憲法”。在“憲法”這門課上，我花了整整兩個星期的時間討論“羅訴韋德案”，最高法院的這一裁定在憲法上賦予婦女在懷孕的前兩個季度有選擇墮胎的隱私權。之所以有“前兩個季度”的規定，是因為大約兩個季度后，胚胎就可以自然存活——也就是說，胎兒可以脫離母體的子宮獨立生存。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指出胎兒一旦能夠脫離母體存活，國家就可以違背母親墮胎的意愿，保護嬰兒的權益，使其得以出生，除非母親的生命或健康會由于繼續懷孕或生產而受到威脅。在我的一些學生看來，“憲法”這門課與其他的課程沒什么區別，無非是記住每一個案例中的法律裁定，他們不能理解我為什么要在羅這個案子中花費這么多時間，因為有關三個季度的裁定以及裁定背后的推理都非常好記。 我要求他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為我當時認為，現在也仍然相信，在所有司法裁定中，“羅訴韋德案”是最難的。無論法庭如何裁定，他們都必須扮演上帝的角色。每個人都知道，從生物學的角度講，生命是從懷孕的時候開始的。但是沒有人知道，什么時候胚胎脫離了生物學的范疇，具有了人的屬性；對篤信宗教的人而言，也沒有人知道什么時候靈魂進入了肉體。大多數已婚和未婚的女子選擇墮胎不是因為她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脅，而是因為她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墮胎。大多數支持婦女應該享有自由選擇權的人，都理解墮胎就意味著結束一個未來的生命，認為墮胎應該在合法、安全和從少的基礎上進行，他們認為應該支持年輕的母親完成妊娠。大多數堅決反對墮胎的人都認為應該對醫生提起公訴，他們認為墮胎是一種犯罪，但他們越來越不能肯定，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能夠從他們的觀點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即以謀殺的罪名起訴墮胎的母親。即便那些炸毀墮胎診所的狂熱分子也不會把攻擊的目標對準婦女，雖然給墮胎診所帶來生意的都是婦女。此外，正如我們從最初的禁酒令以及后來的禁毒法中所了解的那樣——因為徹底禁酒或禁毒比絕對禁止墮胎更能得到人們的支持——如果公民中相當比例的人認為某些行為不應該被視為犯罪的話，要想依照刑法對這些行為提起訴訟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那時就認為，現在也仍然認為，最高法院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但是，這一裁定激起了強烈的反對，盡管引起反對在美國政治上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一裁定還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激烈的、令人矚目的反墮胎運動，致使一段時間之后，在很多地方，實施墮胎的診所急劇減少，使眾多的投票者都轉而加入到共和黨的新右翼陣營。盡管民意測驗顯示了投票者關于墮胎的立場，但是，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對于這一問題的矛盾心理意味著，墮胎問題對于選舉的影響取決于哪一方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脅。比如，在過去的、30年中，婦女自由選擇的權利往往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支持婦女享有自由決定權的選民在投票時往往根據候選人在其他問題上的立場決定支持他或反對他，而對那些反對墮胎的投票者來說，其他的問題都是無關緊要的。1992年是個例外。上訴法院就韋伯斯特案所做出的裁定被宣傳得沸沸揚揚，該裁定限定了婦女自由選擇的權利，讓支持婦女享有自由選擇權的選民感到不安和震驚，加上母高法院不久之后可能出現空職，因此我和其他一些支持婦女享有自由決定權的候選人在那一年都沒有因為我們的立場而受到損害。我當選總統之后，婦女的自由選擇權再次得到保障，支持婦女享有自由選擇權的郊區選民又一次能夠根據其他方面的考慮，把選票投給反對墮胎的共和黨人，而反對墮胎的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盡管贊同我在經濟和其他社會問題上的做法，卻往往被迫去支持反對墮胎的候選人，而這些候選人又幾乎總是保守的共和黨人。 在1975年的時候，我對于墮胎的政治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關心。其實讓我感興趣的主要是最高法院針對相互沖突的法律、道德和生活觀念所進行的艱苦的調和工作。在我看來，他們既然無從接近上帝，最好也就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了。不管學生們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要他們認真地考慮墮胎這一法律問題。 秋天，我接受了一個新的教學任務：學院讓我每周一次到大學在小石城的校區去，上一門稱為“法律與社會”的討論課。這門課被安排在晚上，因為學生們白天都要上班，他們都在執法部門工作。我很樂意去，我喜歡和他們交流。他們在警察局各部門或是警長辦公室的實際工作到底與憲法有著怎樣的關聯，與公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密切相關的？他們對這些問題都有著濃厚的興趣。 在教書之余，我還一直參與政治活動，做了一些有趣的法律工作。我被任命為州民主黨贊助性行動委員會的領導。根據計劃，這個委員會要確保婦文和少數族裔人士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黨內事務當中，而不是滑人麥戈文規則酌陷阱。在麥戈文規則下，我們這些代表雖然能夠代表特定的人群，但常常并不真正為黨工作，也得不到任何選票。這在全國范圍內都是普遍的做法。這一任命使我有機會到州里的其他地方去，會見一些民主黨人，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們都非常關注贊助性行動這一問題。 使我積極參與政治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必須償付我的競選債務。最后，我終于把這筆債還清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我們在競選時籌措資金的方法大致差不多，既依靠許多小筆的捐款，也借助于一些人的慷慨解囊。我得到的第一筆250美元的捐助來自杰克，葉芝這位歐扎克的好律師，在我的競選過程中，他和他的合伙人羅尼·特納曾經努力地為我工作過。選舉結束不到兩周，杰克就把支票給了我。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我下面的錢到哪里去弄，因此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令人難過的是，幾個月之后，杰克·葉芝患心臟病去世。葬禮之后，羅尼·特納問我是否愿意接過杰克手頭的幾個關于煤肺病的案子。尼克松政府已經公布了新的原則，使人們很難得到政府的補助金，而當事人已經得到補助金的案子需要重審。很多案子中的補助金都被取消了。我開始開車往歐扎克山區跑，每周一到兩次，去查閱卷宗，或是去見老礦工們。我心里明白，只有官司打贏了，我才有可能得到律師費。 羅尼知道我很關注這個問題，對補助金計劃的運作也很熟悉。的確，在煤肺病補助計劃開始實施的時候，評估的標準很松，一些不需要補助的人拿到了補助，但是，正如人們司空見慣的那樣，政府計劃在修正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 其實我在接手杰克·葉芝的那些案子之前，就已經同意幫一個人打官司，爭取他的煤肺病補助金。杰克·伯恩斯來自史密斯堡南部的一個小鎮，他的兒子是溫泉城沃希塔醫院的行政管理人員，而我的母親也在那家醫院工作。杰克·伯恩斯的身高為5英尺4英寸，可他的體重卻不超過100磅。杰克是個老式的男人，說話不多，富于尊嚴。他的煤肺病非常嚴重。他完全有權得到補助金，他和他的妻子非常需要這筆錢來支付各種費用。我們共同努力了幾個月，他的耐心和堅定贏得了我的尊敬。當我們打贏官司的時候，我差不多像他一樣高興。 我覺得羅尼·特納交給我的那摞案宗里有一百多個和杰克·伯恩斯類似的案子。為了處理這些案子，我常常從費耶特維爾出發，沿著那條蜿蜒的“豬道”向著歐扎克進發，而且總是樂此不疲。這些案子第一次是由行政法法官杰里·托馬森審理的，他是個非常公正的共和黨人。接著，這些案子又上訴到史密斯堡的聯邦法官保羅·x．威廉姆斯那里。威廉姆斯是個富有同情心的民主黨人，跟隨他多年的書記員埃爾斯珍·特林布爾·羅伊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對我也給予過很多幫助，當卡特總統任命她為阿肯色州第一位聯邦女法官的時候，我真是興高采烈。 就在我繼續從事教學、政治和法律工作的同時，希拉里開始在費耶特維苧苧頓下來。我看得出她的確喜歡待在這里，說不定還愿意留在這里呢。她教授“刑法”和“審判辯護”，負責法律援助事務所的工作，同時監督管理為囚犯工作的學生。起初，一些粗率無禮的老律師、老法官以及一些學生不了解她，但最后他們都對她心悅誠服。因為在刑事案件中，當事人根據憲法的規定，享有聘請律師的權利，我們的法官就安排當地的律師為窮困的被告人擔任律師，因為窮困的被告人差不多從不付錢，律師協會就讓希拉里的法律援助事務所來處理他們的案子。第一年，法律援助事務所就為300多個人提供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事務所因此成為法學院的一個知名機構。在這一過程中，希拉里贏得了整個法律社區的尊敬，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并創下記錄。幾年之后，卡特總統正是因為她創下的這些記錄將她任命為全國法律服務社團董事會的成員。 春季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舉行了慶祝“法律日”的活動，在“法律日”那天，吉米·卡特為我們做了主題發言。很顯然，他當時正在競選總統。我和希拉里簡短地和他說了幾句話，他邀請我們事后到小石城繼續我們的談話，因為他在那里還有另外一個約會。我們的談話證實了我的感覺，那就是他當選的前景看好。當時水門事件剛剛結束，國家正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政績突出但與華盛頓的政治沒有任何瓜葛的南方州長，一個能夠把民主黨人在1968年和1972年失去的民心贏回來的人，無異于一縷新鮮空氣。六個月之前，我曾經去見戴爾·邦珀斯，勸他參加競選。我說：“1976年，像您這樣的人將會當選。當選者很可能就是您。” 他似乎有些興趣，但說這是不可能的。他剛剛當選為參議員，如果他馬上接著競選總統，阿肯色的選民是不會支持他的。他也許是對的，但他如果參選的話，他肯定會成為一個有實力的候選人，一個非常出色的總統。 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之外，我和希拉里在費耶特維爾及周圍的地方還有一些奇遇。一天晚上，我們沿著71號公路往南行駛，把車一直開到阿爾馬，我們要到那里去聽多莉·帕頓唱歌。我本來就是多莉·帕頓的忠實歌迷，而那天晚上她的狀態又可以說特別好。但那個晚上之所以給我留下最為持久的印象，主要是因為我第一次遇見了把多·莉·帕頓請到阿爾馬的兩個人：托尼·阿拉英和蘇珊·阿拉莫。那時，阿拉莫夫婦還在納什維爾向很多最著名的鄉村音樂明星出售令人眼花繚亂的演出服。他們干的還不止這些呢。托尼看上去酷似中了毒癮的羅伊·奧比森，加利福尼亞多場搖滾音樂會都是由他促成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亞遇見蘇珊的。蘇珊在阿爾馬附近長大，但后來遷到了西部，成了一個在電視上傳教的人。他們兩個人開始合作。托尼在推出搖滾歌星的同時也不斷將她推銷出去。蘇珊留著淺淡的金發，在電視上傳教的時候常常穿著拖地的白裙子。她對她的工作非常擅長，而托尼也非常善于推銷她。他們建立了一個小帝國，其中包括一個大規模的農業企業，安排的人員都是一些執著的年輕追隨者。這些追隨者對他們兩個人的癡迷程度無異于文鮮明神父的年輕助手們對神父大人的崇拜。蘇珊患上癌癥之后，要回阿肯色的老家去。他們就在蘇珊的家鄉戴爾買了一幢大房子，在阿爾馬開了一個音樂廳（就是多莉，帕頓演唱的那個地方），在音樂廳的馬路對面開了一個鄉村歌手演出服裝店，這個店與他們在納什維爾的鄉村歌手服裝店如出一轍，只是規模小了一些。另外，他們還有一輛大卡車，每個星期都從加利福尼亞的農場運來食物，供他們兩人以及他們在阿肯色的勞動大軍食用。蘇珊在家里制作上電視的傳教節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最后不得不向病魔屈服。她死的時候，托尼聲稱，上帝已經告訴他，說是某一天要讓她復活。于是他把蘇珊的遺體放在家中的一個玻璃匣于里，等待那個幸運的日子的來臨。他許諾說蘇珊會起死回生，希望靠這個方法來維持企業的運轉，可是推銷者沒有了可以推銷的產品，注定會失敗。形勢急轉直下。我當州長的時候，他因為稅務問題與政府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他房子的周圍還上演了一出短暫的、非暴力的對峙示威活動。幾年以后，他和一個更加年輕的女人扯上了關系。說來也真奇怪，上帝又跟他講話了，告訴他蘇珊不會回來了，于是他就把她的遺體從玻璃匣子里弄出來埋了。 夏天，我參加了暑期班兩期課程的教學，一方面多掙點錢，另一方面可以待在費耶特維爾，和希拉里以及一些朋友廝守在一起。有一天，希拉里要回東部一趟，我開車送她去機場。當我們把汽車開上加利福尼亞大道時，我們路過一座漂亮的、凹凸不平的小型磚房。房子坐落在一個高坡上，前院還矗立著一道石頭圍墻。院子里有一塊“出售”的招牌。希拉里說這個地方可真美。我到機場把希拉里放下之后，就去仔細地察看了那座房子。房子是單層結構，大約有1100平方英尺。里面有一間臥室、一間浴室、一個和早餐室連在一起的廚房、一個小餐廳和一間絕妙的起居室。起居室的房頂是用橫梁支撐起來的，房高相當于其他房間高度的一倍半。里面有一個好看的壁階式壁爐和一個大飄窗。里面也有一個內包的陽臺，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都可以兼做客房。房子里沒有空調，但大吊扇非常好用。房子的價格是20500美元，我用3000美元的定金把房子買了下來，因為定金數額較高，所以每個月的分期付款被降到了174美元。 我把我那一點點家具都搬到了新房子里，又買了其他一些東西，這樣房子里就不會顯得很空。希拉里出行回來的時候，我說，“還記得你喜歡的那座小房子嗎？我把它買下來了。你現在就得嫁給我，因為我不能一個人住在那里。”我帶她去看房子，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但是我的輕率舉動還真奏效。她以前從來沒有告訴我她準備在阿肯色住下來，但這次她終于同意了。 1975年10月11日，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大道930號的那座小房子的起居室里舉行了婚禮。房子在出色的裝飾匠瑪莉恩·巴西特的監督下被重新粉刷了一遍。她知道我們手頭并不寬裕，因·此幫我們為早餐室選擇了亮黃色的墻紙，由我們自己把墻紙貼上去。這一經歷再一次證明了我在體力勞動方面的欠缺。結婚時，希拉里穿著一條老式維多利亞風格的花邊長裙，我非常喜歡她的這條裙子。維克·尼克松牧師為我們主持了婚禮。在場的人有希拉里的父母和弟弟、我的母親、羅杰（他做男儐相）和幾個好朋友：希拉里最親密的朋友貝琪·約翰遜·埃布林（她是從帕克里奇趕來的）和她的丈夫湯姆，希拉里在韋爾斯利的同學喬安娜·布蘭森，我的堂妹瑪麗·克林頓，我競選時的財務主管P．H．馬丁及其妻子默納；我們在法學院最好的朋友迪克·阿特金森和伊麗莎白·奧森堡，還有我兒時的朋友、在競選中曾經孜孜不倦工作的帕蒂·豪。休·羅德姆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自己中西部衛理公會的女兒嫁給一個阿肯色州歐扎克山區的南方人，一個浸禮會教徒。但他還是這么做了。到此時為止，為了說服他和羅德姆一家人，我已經努力了四年。我希望我已經贏得了他們的心。反正我已經為他們所吸引。 婚禮結束之后，我們的兩三百個朋友聚集在安和莫里斯·亨利的家里，舉行了一個新婚招待會。晚上，我們又到比利·施奈德在“市中心汽車旅館”的房間去跳舞，差不多跳了一夜。凌晨4點，我和希拉里已經上床，突然接到我小舅子托尼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在華盛頓縣的看守所里。晚會結束以后，他開車送一位客人回家的時候，被州警察攔住了，勒令他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來，并非因為他開車超速或是搶道超車，而是因為坐在他車上的女士喝醉了，把兩只腳耷拉在汽車后車窗外面。托尼的車停下來后，副警官看出托尼喝了酒，于是就把他關了進去。等我到看守所保釋他的時候，他正在那里發抖呢。看守警員告訴我，我們的治安官赫布·馬歇爾，一個我很有好感的共和黨人，要求在夜里把看守所的溫度調得很低，目的是防止喝醉的人嘔吐。就在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托尼問我能不能把一個在城里與彼得·芳達合作拍電影的人也保釋出來。我同意了。那個人顫抖得比托尼還要厲害，他上車準備開走的時候，由于全身發抖，竟然結結實實地把車直接撞到了希拉里的那輛黃色小菲亞特車上。盡管是我把他保釋出來的，那家伙卻一直沒有把修車的錢賠給我。可從另一方面講，他至少沒有把他吃的晚餐留在看守所的地板上。就這樣，我送走了我的新婚之夜。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以為我不會結婚。此刻結了婚，感覺不錯，只是我不知道婚姻會將我們引向何處。 在美國，關于我們兩個人的婚姻，人們所寫過的文字或做過的評說也許是最多的。人們或分析，或批評，或自以為是地大發議論，態度之隨意真讓我感到吃驚。我結婚已經將近30年，再加上觀察朋友們分手、妥協乃至離婚的經歷，我已經知道，婚姻既是神奇的，也是痛苦的，婚姻所帶來的滿足與失望一直是個謎，即使是婚姻中人也難以理解，而對于那些處于婚姻之外的人來說，更是無法參透的。在1975年10月11日那天，我對此一無所知。當時我只知道，我愛希拉里，我愛我的生活和工作，也愛我們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美好未來。我為她感到自豪，與她結為夫妻令我激動，我們的關系未必總是完美無缺，但肯定不會令人感到厭倦。 我們度過了無眠的新婚之夜后，又恢復了工作。我們正處于學期當中，而我還有關于煤肺病案子的聽證會要去出席。兩個月之后，我們終于可以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去度蜜月了。只是這個蜜月有些特別，希拉里的全家人，另外還有她一個弟弟的女朋友都隨同前往。我們在一個漂亮的頂層套房里一同住了一個星期，有時到海邊漫步，有時到餐館里美餐。我知道這樣的蜜月有些與眾不同，但我們在一起玩得非常開心。我非常喜歡希拉里的媽媽多蘿西，與她的父親和兄弟在一起也很開心，和他們一起打牌，分享故事。跟我一樣，他們都是講故事的好手，所有的人都能編出好故事來。 我在阿卡普爾科讀了一本書，那是歐內斯特·貝克爾的《拒絕死亡》，廈蜜月的時候讀這樣的書的確很沉重，但我此時的年齡比我父親去世的時候只大一歲。我已經邁出了不小的一步，正是最適合探究生活意義的時期。 根據貝克爾的觀點，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總會在某個時候意識到死亡，接著注意到我們認識的人和我們所愛的人死去的事實，然后我們認識到，有一天我們也會死去。大多數人都千方百計地躲避死亡。與此同時，我們用一種我們根本無法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方式去擁抱本體，擁抱一種自滿的假象。我們追逐各種活動，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希望這些活動會幫助我們擺脫日常存在的樊籬，使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后還能永生。我們這么做的時候，是在拼命地抗拒，抗拒我們注定要走向死亡這一必然的命運。有些人．追求權力和財富，有些人追求浪漫的愛情、性或其他的享受；有些人雄心勃勃，要出人頭地；有些人與人為善，追求崇高。不論我們是成功還是失敗，我們都將面對死亡的命運。當然，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這樣的說法：既然我們被創造出來了，那么肯定就有個造物主，在造物主那里我們是很重要的，我們最終將會以某種方式回歸到造物主那里。 貝克爾的分析將我們引向何處？他的結論是：“誰知道在前面的路上向前發展的生命會以何種形式出現……似乎我們每一個人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塑造出一個什么——塑造一件東西或是塑造我們自己——然后再將其丟進混亂之中，換句話說，將其當做一份貢品，獻給蕓蕓眾生。”歐內斯特·貝克爾在《拒絕死亡》出版前不久去世了，但他似乎達到了伊曼紐爾·康德提出的檢驗生活的標準：“如何在宇宙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人類應該扮演的角色，如何從中學會人要成為人必須怎么去做。”從小到大，我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貝克爾的書使我相信，為了這樣的目的付出努力是值得的。 12月，我還要做出另一個政治上的決定。我的許多支持者希望我再次參加國會競選。債務已經償清了，所以他們要我再較量一次。我覺得這一次要想擊敗哈默施密特議員更加困難，即使吉米·卡特在黨內獲得提名也于事無補。更重要的是，我已經失去了進入華盛頓的愿望，我想留在阿肯色。我對州政府越來越感興趣，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州檢察長吉姆·蓋伊·塔克，他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代表阿肯色州寫一份訴訟摘要，提交給聯邦最高法院。那是一個涉及如何確定信用卡利率的反托拉斯案件。吉姆·蓋伊正在參加國會競選，因為威爾伯·米爾斯退休之后，國會中的席位出現了空缺。吉姆·蓋伊如果競選成功，州檢察長的位子就會空出來，這個職位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 就在我反復考慮這件事的時候，我的朋友、在花旗銀行工作的戴維·愛德華茲給我打來電話，邀請我們兩個人跟他去海地。他說他因為經常乘飛機旅行，累計里程積分足以支付我們的機票費用。他說他要把這次旅行作為結婚禮物送給我們。從墨西哥回來還不到一周，我們就又動身子。 到1975年年底，“醫生爸爸”杜瓦利埃已經退位，他的兒子接管了他的政權。他的兒子是個身體肥胖的年輕人，人人都稱他為“醫生兒子”。有一天我們碰到了他，他從太子港的官邸出來，開車穿過巨大的廣場，到海地獨立紀念雕像前獻花圈。紀念雕像塑造的是一個獲得自由的奴隸的形象，身體強健，嘴里吹著海螺。“醫生兒子”的安全保衛人員，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馬庫特大叔”，到處可見，他們戴著墨鏡，手里端著機關槍，一副虎視眈眈的樣子。 杜瓦利埃父子在海地獨攬大權，橫征暴斂，治國無方，終于把海地變成了我們這個半球上最貧窮的國家。太子港的一些地方看上去仍然美麗依舊，但給人一種昨日黃花的感覺。國家大教堂中那磨損的地毯和破舊的長椅讓我記憶猶新。盡管政治上專制、經濟上貧困，但海地人卻是非常有魅力的。他們看上去生機勃勃，聰明機敏。他們創造了優美的民間藝術和迷人的音樂。 海地人不僅活了下來，而且那么熱愛生活，這真讓我感到驚奇不已。最讓我感興趣的是伏都教和伏都教文化，我在新奧爾良的時候有過一些非常有限的接觸。在海地，伏都教與天主教共同存在。 傳統的海地宗教的名稱來自西非貝寧的方語，因為伏都教起源于貝寧。它的意思是“上帝”或“神靈”，并非像很多電影所表現的那樣，有陰暗的邪術或巫術的意思。伏都教的主要儀式是篤信者被神靈附體之后所跳的一種舞。我還有機會觀看了伏都教的舞蹈儀式，度過了我們海地之游中最有趣的一天。戴維的花旗銀行在太子港的關系單位主動提出，要帶他、希拉里還有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見一個不同尋常的伏都教牧師。馬克斯·博瓦爾在海地境外生活、工作了15年，他在巴黎的索邦大學學習，后來又到紐約工作。他有個金發碧眼的漂亮法國妻子，還有兩個非常聰明、年紀尚小的女兒。他本來一直是個執業的化學工程師，后來，他當伏都教牧師的爺爺臨死之前，選擇馬克斯做繼承人。他于是成了伏都教的牧師，但這對他的法國妻子和兩個西化的孩子來說肯定是個挑戰。 我們是在傍晚趕到的，又過了大約一個小時，舞蹈儀式開始了。馬克斯向出錢的游客展示這種舞蹈，是為了能夠支付他的一些宗教活動的費用。他解釋說，在伏都教中，上帝通過代表光明與黑暗、善良與邪惡的神靈向人類現身。光明與黑暗、善良與邪惡之間處于一種平衡的狀態。希拉里、戴維和我聽完了一堂簡短的伏都教神學課之后，有人陪同我們來到丁一個空曠的地方，和其他客人們坐在千起。這些人都是來觀看儀式的。在儀式中，神靈被呼喚出來，進入舞蹈者的身體里。跳舞的人都是伏都教的信徒。舞蹈者隨著嘭嘭的鼓點，有節奏地跳了起來。幾分鐘之后，神靈來了，附在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身體上。那個男人開始用一個燃燒的火把摩擦自己的身體，然后在燒紅的炭火上行走，但他居然沒有被燒傷。那個女人，處于一種癲狂的狀態，不住地尖叫，接著，她抓起一只活雞，咬掉了雞頭。這之后，神靈離開了，剛才被神靈附體的人都倒在了地上。 在我目睹了這個不同尋常的儀式幾年之后，一位名叫韋德·戴維斯的哈佛大學科學家也去看望了馬克斯·博瓦爾。他在海地尋找對還魂尸的解釋。戴維斯在他的著作《蛇與彩虹》中說，在馬克斯及其女兒的幫助下，他已經揭開了還魂尸——人死后復生——的秘密。秘密社團的人給一些人服用了一定劑量的毒藥，因為他們犯了某些過錯，所以以此對他們進行懲罰。這種毒藥，也就是河豚毒素，是從河豚魚身上提取出來的。如果劑量適當，這種毒素能夠麻醉人的身體，減弱人的呼吸。呼吸會變得非常微弱，即使是醫生也會以為人已經死了。等毒性慢慢消退之后，人就會醒來。日本也報道過類似的事情。在日本，如果按照正確的方法燒制河豚魚，河豚魚就會成為一種美味，但如果方法不當，就會致命。 我之所以在這里描述我對伏都教文化的短暫接觸，是因為我一直沉迷于不同文化對生活和大自然的不同理解，沉迷于一種實際上普遍存在的觀念：世界上活躍著一種非物質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在人類之前就已經存在，而我們在地球上消失之后，這種精神力量還將永久存在。對于上帝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現形，海地人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數基督徒、猶太人或是穆斯林的理解，但是他們有文字記載的經歷顯然證明了那個古老的格言：上帝做事的方式總是神秘莫測的。 我從海地回來的時候，已經拿定主意，準備競選州檢察長。我又向法學院請了假，然后就開始行動了。在民主黨的初選中我有兩個對手：州務卿喬治·杰尼根，以及吉姆·蓋伊·塔克辦公室下屬的消費者保護部的負責人克拉倫斯·卡什。兩個人都能言善辯，而且年齡也不比我大多少。這兩個人當中杰尼根似乎更難對付，他在普賴爾州長的行政管理人員當中有一大幫朋友，在好幾個縣的法院大樓里，以及在全州的保守人士中也不乏好友。奇怪的是，沒有一個共和黨人申請競選，這意味著，初選通過之后，普選中沒有競爭對手，這在我的選舉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我知道我的競選活動要從小石城開始，它不僅是州政府所在地，而且還位于本州的中心，擁有的選票數最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籌集到贊助資金。我在距離州議會大廈幾個街區的一座房子里建立了競選活動總部。來自瓊斯伯勒的年輕銀行家沃利·德羅科同意出任我的競選主席。史蒂夫·史密斯在我參加國會競選的時候就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次他又簽約出任競選經理。競選辦公室由琳達·麥吉負責，在預算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把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們的全部競選經費不足10萬美元。琳達每天在辦公室工作很長時間，負責支付各種費用，對志愿者進行管理。保羅·貝里主動為我提供了住處。他負責麥克萊倫參議員駐阿肯色州辦事處的時候我就見過他，而且對他很有好感。他此時是聯合銀行的副總經理。他對我幫助很多，別的不談，他堅持讓我睡在他套房中惟一一張床上，我常常凌晨兩三點鐘才回來。夜復一夜，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他家時，總是看到他睡在起居室的沙發上，廚房的燈亮著，他已經給我留好了我最喜歡的點心、花生奶酪和胡蘿卜。 我的老朋友麥克·麥克拉蒂和文斯·福斯特幫助我打入了小石城的企業家以及專業人士的社區。我仍然得到了工會領導的有力支持，但是后來，他們對我的支持有所減弱，因為我拒絕在他們的一個請愿書上簽字。他們在請愿書中要求廢止阿肯色的就業權保障法，并要求把這一問題放到11月的選舉中討論。就業權保障法使一些沒有繳納工會會費的人也能夠在有工會的工廠里工作。在當時，就業權保障法符合我頭腦中自由派的思想。我后來聽說，我的立場給麥克萊倫參議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讓保羅·貝里給他的主要支持者都打了電話，告訴他們他支持我。幾年之后，對于非工會會員的工作權利問題，我改變了原來的看法。只有在有工會的工廠里，人們才能得到較高的工資、較好的醫療保健和退休安排，工會是利用工人們繳納的會費才使這些利益得到保證的。不繳會費的人也想得到這些利益是不對的。 我在第三選區的基礎似乎是非常牢固的。所有在1974年為我工作過的人都很愿意再嘗試一次。此外我還得到了希拉里的兩個弟弟的幫助。他們都搬到了費耶特維爾，并進入那里的大學學習。他們還給我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樂趣。有一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到他們那里去吃晚飯，整個晚上，休給我們講述了他與和平隊在哥倫比亞的種種奇遇，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他講的那些故事聽上去好像是直接從《百年孤獨》中照搬過來的，可是他發誓全都是真事。他還為我們配制了果汁朗姆冰酒，喝起來像是果汁，但酒勁很猛。喝了兩三杯之后，我覺得很困，就走到外面，爬到了杰夫·德懷爾留給我的雪佛蘭輕型貨車后面。車的后面鋪著人造草皮，我于是像一只綿羊一樣趴在正面睡著了。后來是希拉里開車把我帶回家的。第二天，我又開始了工作。我喜歡那輛舊貨車，一直開著它，直到完全報廢為止。 在州里，我在霍普及周圍地區贏得了強有力的支持，我就是在霍普出生的，在第三選區之外的五六個縣里我都有親戚。在阿肯色的中部、南部和東部的黑人當中，我一開始就很有起色，這要感謝我從前的一些學生，他們當時正在這些地區從事法律工作。我還得到了民主黨激進主義者的支持，我敢于挑戰哈默施密特，這贏得了他們的喝彩，他們也曾經為我在贊助性行動委員會的工作叫好。盡管如此，在我們的競選組織中仍然存在著很大的漏洞。競選活動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都在努力填補這些漏洞。 我在州里進行巡回宣傳的時候，不得不與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進行競爭——“道德多數派”。這股新的政治勢力是杰里·福爾韋爾牧師創立的。他是弗吉尼亞州一個保守的浸禮會牧師，曾經引起過大型的電視跟蹤報道，而他也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忠實于基督教基要主義和右翼政治勢力的組織。說不定在州里的哪個地方，我與之握手的人就會問我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說是，對方就會問我是不是剛剛重新燃起了對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說是，對方還會提出更多的問題。很顯然，這些問題是福爾韋爾的組織提供的。有一次，我到康韋去搞競選宣傳，康韋在小石城以東大約30英里。我當時在縣書記員的辦公室里，因為缺席選票要投在那里。一個在那里工作的婦女開始向我提問。很顯然，對其中一個問題我給出了錯誤的答案，還沒等我離開縣政府大樓，我已經失去了四張選票。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不想在關于宗教的問題上撒謊，但是我又不想不斷地失去選票。我給邦珀斯參議員打了個電話，希望他能給我提供一些建議，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心胸寬闊的衛理公會信徒。“我總是遇到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他說，“但我從來不給他們問第二個問題的機會。如果他們問我是不是基督徒，我就說：‘我當然希望如此，而且我一直努力成為一個基督徒。但我真的認為這是一個只有上帝才能夠做出判斷的問題。’一般來說，這么講立刻就能堵住他們的嘴巴。”邦珀斯說完之后，我哈哈大笑起來，我告訴他我現在終于明白，為什么他是個參議員，而我只是個州檢察長的候選人。在后來的競選宣傳中，我借用了他的回答方法。 競選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情發生在阿肯色州東北部的密西西比縣。那個縣有兩個城市：布萊斯維爾和奧西奧拉，此外還有許多鎮子，住在鎮子里的主要是一些耕種大片土地的種植園主。一般來說，由于農場里的工人和小商人的收入都來自種植園主，所以這些人有可能都隨著種植園主的選擇來投票，往往把票投給最具保守傾向的候選人，就這次競選而言，他們很可能會支持州務卿喬治·杰尼根。這個縣還有一個強有力的地方組織，負責人是縣里的法官沙格·班克斯，而他也是杰尼根的支持者。看來要想在這里贏得選票的希望非常渺茫，但這個縣這么大，我不能輕易放棄它，于是把一個星期六的一整天時間花在了布萊斯維爾和奧西奧拉。我一個人單獨前往，度過了令人淚喪的一天——這還是比較委婉的說法。多虧了我從前法學院學生的幫忙，我在這兩個地方都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我遇到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我是誰，而且也沒興趣聽我介紹自己。盡管如此，只要對方肯伸出手來，我還是趕緊握住。我一直忙到夜里11點，才結束了我在；奧西奧拉的走訪。我最后決定放棄，不再繼續走訪，因為我還要開上三個小時的車才能回到小石城，而且我不希望在開車的時候睡著了。 就在我經過一連串的小社區向南行駛的時候，我想起一整天都沒吃飯，肚子也咕咕叫了起來。我來到一個叫喬伊納的地方，看到一個啤酒店里還亮著燈。我滿心希望那里也賣吃的東西，于是把車開到路邊，走了進去。里面除了一個吧臺服務生，就是四個玩多米諾骨牌的人。我點了一個漢堡，然后到外面的投幣電話亭給希拉里打電話。等我再次走進來的時候，我決定向那幾個玩多米諾骨牌的人做一下自我介紹。前面三個人跟我在白天里見到的很多人一樣，不知道我是誰，也不想知道。第四個人抬起頭看著我，臉上帶著笑容。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開頭說的那句話：“小伙子，你要栽在我們這里噦。你知道的，對不對？”我回答說，經過一整天的宣傳，我的確得出了這樣的印象，但是當我聽到他的話，也就是我的感覺得到證實時，我還是感到很難過。“我們肯定讓你栽在這里。”他接著說道，“你是從大學里來的長頭發嬉皮士教授。就我們所知，你是個共產黨。不過，我告訴你，無論誰，只要周六深更半夜還在喬伊納的啤酒店里搞競選宣傳，就都應獲得一個選箱的票。你就躲起來瞧著吧。在我們這里你能贏，但在這個縣里，你也就在我們這個該死的地方能贏。” 這個人的名字叫R．L．考克斯，他說話還真算數。在選舉的那天晚上，在大農場主控制的其他所有投票分區中我都被擊敗了，但是我在喬伊納得到了76張選票，而我的兩個對手加起來一共才得了49張。這是我在密西西比縣惟一獲得多數選票的地方-‘除了布萊斯維爾的兩個黑人投票分區，黑人殯儀館管理員萊夫斯塔·麥克唐納以及當地報紙的編輯漢克·海恩斯在選舉前的那個周末使投票的局面發生了逆轉。 幸運的是，除這里之外，我的情況都很好，我獲得了超過55％的選票，在75個縣中，我在69個縣獲得了多數選票，這都多虧了阿肯色州南部的大量選票，我在那里有很多親戚和好朋友；在第三國會選區中，我以74％獲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1974年曾經為我辛勤工作的所有人終于嘗到了勝利的滋味，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回報。 選舉后的那個夏天對我和希拉里來說是一段幸福時光。前兩個月我們在費耶特維爾和我們的朋友一起度過，純粹是為了開心。接著，在7月中旬，我們到歐洲旅行，途中在紐約短暫停留，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出席了那里的民主黨會議，然后飛到巴黎與在那里工作的戴維·愛德華茲相見。幾天之后，我們又動身前往西班牙。我們剛剛穿過比利牛斯山，我就收到了一個信息，讓我馬上給卡特競選委員會打電話。我在卡斯特羅烏爾蒂阿勒村打了個電話，他們請我出任阿肯色州卡特競選委員會的主席，我立刻接受了。我非常支持吉米·卡特，雖然根據安排，那年秋天我在費耶特維爾有教學任務，但我想我能應付。卡特在阿肯色州很得人心，這是因為他支持進步，有過經營農場的經歷，執著于他的南方浸禮會信仰，他有人緣，他的私交包括四個大名鼎鼎的阿肯色人，他們在海軍學院的時候都是他班上的學生。在阿肯色州，值得關注的不是能否得到本州的投票支持，而是得到多少選票支持的問題。經過那么多次選舉失敗之后，能夠在一年里贏得兩次選舉勝利，這種前景太誘人了，我可不想放過。 我們的西班牙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格爾尼卡，這個地方由于畢加索的一幅作品而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那幅畫反映了西班牙內戰中格爾尼卡遭到轟炸的情形。我們到那里的時候，人們正在慶祝一個巴斯克節日。我們喜歡他們的音樂和舞蹈，但是當地的一種美食卻讓我們難以下咽，那就是牛奶冷魚。我們在附近的山洞里領略了他們的史前繪畫，在白雪覆蓋的比利牛斯山山腳下暖烘烘的沙灘上度過了愉快的一天。沙灘上有一個小餐館，里面出售味美價廉的飯食和一個鎳幣一杯的啤酒。我們返回法國的時候，已經是8月上旬了，那時正是歐洲人度假的時候。在兩國的邊界處排著長長的一隊汽車，一直延伸到我們視線以外的地方。這印證了歐洲人的一個良好觀念：生活比工作更重要。但是對我而言，這一格言變得越來越難以成為生活的信條。 回到家以后，我去了小石城，在那里與阿肯色州民主黨的前任執行主席克雷格·坎貝爾一起建立了競選指揮部。克雷格·坎貝爾在小石城的史蒂芬斯公司工作，在當時，史蒂芬斯公司是美國華爾街以外最大的投資銀行，為史蒂芬斯兄弟擁有。長久以來，韋特·史蒂芬斯在州里的政治活動中一直是個有影響力的人物。杰克·史蒂芬斯比哥哥小十歲，陪同吉米·卡特到海軍學院去了。克雷格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喜歡逗趣，無論是在與人交往中，還是在政治事務上，都給人一種非常敏感的假象，這使他做事具有很高的效率。 我在州里跑了很多地方，目的是要保證在每個縣里都設立一個運行機構。在一個星期天的夜里，我到小石城外的一個黑人教堂去。教堂的牧師是卡托·布魯克斯。我們到那里的時候，教堂里已經回蕩著一個著名福音唱詩班演唱的圣歌。在演唱第二首或是第三首的時候，門突然開了，一個年輕的女子走了進來。她看上去有點像戴安娜·羅斯，腳上穿著齊膝的黑色長靴，身上穿著一條緊身的編織長裙。她大步穿過教堂的過道，向唱詩班揮一揮手，然后在管風琴的前面坐了下來。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那樣的管風琴舌樂。那么富有力量，即使那架管風琴隨著它自己的力量飄向空中、禹升教堂，我也不會感到吃驚。卡托開始布道的時候，四五個人圍在他的周圍，坐在折疊椅上。在布道的過程中，他時而吟詠，時而高唱，抑揚頓挫，富有節奏，不時伴隨著人們用樂勺敲打膝蓋發出的聲響。布道結束后，布魯克斯牧師介紹了我，讓我代表卡特講話。我的情緒被調動起來了，但是與卡托相比，我的演講黯然失色。當我坐下來的時候，他告訴我教堂里的人都支持卡特，他建議我離開教堂，因為還要再過上一個小時左右才會結束。我走出教堂沒幾步，就聽見身后一個聲音說道：“嘿，白小伙兒，你們的競選需要幫忙嗎？”說話的是那個風琴師，保拉·考頓。后來，她成了我們最優秀的志愿者之一。就在我去做競選宣傳之后不久，卡托·布魯克斯搬到了芝加哥。他是那么優秀，不可能埋沒在農場里。 我在阿肯色工作的時候，希拉里也加入了卡特的競選活動。她承擔了一項更加艱巨的任務。她成了印第安納州的現場協調員。在傳統上，印第安納州在總統選舉中總是把選票投給共和黨人，但是卡特的幕僚認為，卡特出身農場，這或許能給他帶來一些成功的機會。希拉里的工作非常投入，也有過一些有趣的經歷。我們每天打電話的時候，她總是迫不及待地把她的奇遇講給我聽。我曾經到印第安納波利斯去過一次，她也是津津樂道地講述她在那里的經歷。 秋季的時候，競選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民主黨全國大會之后卡特在紐約州領先福特總統30個點。但是在全國，兩個人的支持率則比較接近。福特總統為了能夠追上卡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主要是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卡特作為一個南方的州長，其主要的承諾是讓我們的政府像美國人民一樣誠實可靠，這樣的人具備當美國總統所需要的閱歷嗎？最后，卡特在全民投票中以大約2％的優勢戰勝了福特，在選舉團投票中也以297票對240票獲勝。選舉的結果非常接近，因而我們一方在印第安納州是根本不可能取勝的，但是我們在阿肯色以65％的得票率獲得了多數選票，這與卡特在他的老家佐治亞州所獲得的67％的得票率相比，只低了兩個百分點；與取得第三大選票優勢的西弗吉尼亞州相比，則高出七個百分點。 競選結束后，我和希拉里回家待了幾個月的時間，我完成了最后的兩項教學任務：“海事法”和“憲法”。在這三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里，我承擔了五個學期的八門課程，參加了一期暑期培訓班，在小石城為從事執法工作的官員們開設了兩門課程，另外還參加了兩次競選，擔任了卡特競選活動的負責人。我珍愛這三年零三個月的每一分鐘。當然這三年零三個月也給我留下了些許的遺憾：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在費耶特維爾盡情地享受生活，沒能抽出更多的時間和費耶特維爾的朋友們待在一起。此外還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沒有更多的時間待在加利福尼亞大道930號的那座小房子里，那個給我和希拉里帶來無盡快樂的小房子。 20 1976年的最后兩三個月，我乘車往返于費耶特維爾和小石城之間，為即將投入新的工作做準備。保羅·貝里在聯合銀行大樓工作，他在那里的第18層為我弄到了一些辦公的地方，這樣我就可以約見未來的幫手。 許多帶有理想主義傾向、頗有能力的人都來應聘。我說服了史蒂夫·史密斯，讓他擔任我的辦公室主任，這樣就可以確保我們一方面能夠拿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好提案，另一方面又能夠處理隨時出現的問題。一共只有20名職員。有一些非常優秀的職員希望留下來跟著我干。我又雇用了一些新的律師，其中有一些年輕的婦女和黑人——在數量上足以使我們的職員構成達到25％的婦女和20％的黑人的比率。被雇用的婦女和黑人的數量之多在那個時候是前所未有的。 在12月的某個時候，我和希拉里在小石城“山頂”地段的L大街5419號找了一個新房子。那是一個很好的老居民區，離市區很近。房子的面積是980平方英尺，比我們在費耶特維爾的房子還要小，價格卻要貴得多，要3．4萬美元。我們能夠買得起，因為在上一次的選舉中，選民們自1910年以來第一次同意給州里和地方的官員增加工資。州檢察長的工資提高到每年2．6萬美元。希拉里在羅斯律師事務所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事務所里都是經驗豐富、令人尊敬的老律師和聰明能干的年輕律師，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文斯·福斯特和韋布·哈貝爾。后者曾經是野豬隊的一個大明星，后來成了希拉里的朋友，跟我也成了至交。從那時起，希拉里每年掙的錢都要遠遠超過我，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我當上總統、希拉里放棄律師業務為止。 州檢察長辦公室除了簽發有關州法律問題的各種意見之外，它還在民事訴訟中代表州提起公訴或進行辯護；在刑事案件中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在聯邦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代表州行使職能；向州政府的各個部門和委員會提供法律建議；通過訴訟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游說立法委員會，在公用事業的稅率案件中接受公共服務委員會的審查。工作量很大，工作內容各種各樣，非常有意思。 舊的一年很快過去，我們的工作迅速起步。議會準備1月開會，而公共服務委員會也針對一項大幅度提高阿肯色州電力公司稅率的要求，準備舉行一個聽證會——這個要求是根據阿肯色州電力公司在密西西比的大海灣參與建設的大規模核電廠的費用提出來的。中南公用事業公司，也就是現在的恩特吉公司，是阿肯色州電力公司的母公司，它承擔了大海灣核電廠的建設任務。由于中南公用事業公司不直接為顧客提供服務，建設大海灣核電廠的費用就不得不由它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新奧爾良的附屬公司分攤。在隨后的幾年中，大海灣的案子耗費了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關于這個案子，我面臨著兩個問題：首先，因為母公司承擔了核電廠的建設，事先無需得到我們州的公共服務委員會的同意，而我們的納稅者卻需要交納35％的稅金；第二，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更為廉價的方式滿足日益增長的用電需求，比如避免能源浪費和更加有效地利用現有的電廠。 在對聽證會進行準備的過程中，我的一個職員沃利·尼克松偶然看到了愛默里·洛文斯的著作，書中論述了節約能源和太陽能開發所具有的巨大潛能以及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我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就與他取得了聯系。在那時，企業界和政界的領袖們一般都認為，經濟要增長，就必須不斷增加發電量。不管支持節約能源這一觀點的證據有多么充分，它一直被看做只有頭腦發昏的知識分子才抱有的愚蠢的奇思妙想。不幸的是，直到現在，仍然有許多人這樣看待這個問題。 在20多年里，作為州檢察長、州長和總統，我一直在努力推動一種全新的能源政策，我依據的就是愛默里·洛文斯和其他人的一些觀點。盡管在上述三個工作崗位上我的推動都取得了一些微小的進展，但遇到的阻力還是很大的，特別是保守勢力在1995年控制國會以后更是如此。我和艾爾·戈爾一直希望他們能夠把減稅額的25％投入到生產或購買清潔能源以及節能技術的開發上。幾年過去了，卻沒能成功，盡管我們有堆積如山的證據可以用來支持我們的立場。每一次都是共和黨出來阻撓。我過去常常說的一句玩笑話是，我在第二任期里取得的最重要成績，就是最終找到了一項紐特·金里奇和湯姆·迪萊不愿意支持的減稅。 與州議會共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這不僅僅因為涉及的問題都很有趣而且結果難以預測，還因為眾議院和參議院里到處都有妙趣橫生的各種人物，而且或早或晚，州里似乎有一半的人都會跑過來，為了支持或反對某一項措施而大搞院外游說工作。有一天，議會會議剛剛開始不久，我去出席一個委員會的聽證會，我準備在會上發言，對某一項措施提出反對意見。屋子里擠滿了人，他們代表的是支持方的利益，其中包括文斯·福斯特，此外，還有希拉里。文斯·福斯特本來是想帶她來這里經歷一下，不知道我會代表反對者的立場出現。我們只是彼此笑了一下，然后就各盡其職。幸運的是，羅斯律師事務所曾經收到了美國律師協會的意見，說羅斯律師事務所可以雇用州檢察長的妻子，但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來避免利益沖突，希拉里總是嚴格按照要求行事。我當上州長的時候，她是羅斯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她放棄了這個事務所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一直從事的州債券業務及法律工作，從而也就放棄了她那部分紅利。 我走馬上任的時候，各種法律意見的積壓問題非常嚴重，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工作要做。為了趕上工作的進度，我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之間逐漸建立了非常融洽的關系，在一起的時候都感到非常開心。星期五議會不開會，我就允許職員在穿著上可以隨意一些，還鼓動他們到附近那個常去的餐館吃一頓悠閑的午餐，那里有一流的漢堡、彈球機和打硬幣游戲。陳舊的木屋里面沒有涂油漆，屋頂上有一艘巨大的獨木舟，而木屋有個不祥的名字——白水酒館。 道德多數派以及與其志趣相投的一些組織在力量上不斷壯大，他們提出了一些立法提案，許多溫和的進步議員都不愿意通過這些立法議案，可是他們又擔心，如果投票反對，他們就會被記錄在案。因此讓州檢察長出面宣布議案違憲，顯然就成了他們的策略。在克林頓的政治法則中有這么一條：如果某個人第一次把燙手的山芋扔給你，那么他下一次還會這么干。這件事就是一個例子。 最為滑稽的議案是阿肯色東北部波卡洪特斯的阿洛·泰爾眾議員提出來的。阿洛是一個體面人，他想比道德多數派還要領先一步。他提出的議案是，在阿肯色任何地方播放x級影片都屬違法行為，即使播放給成年人看也屬違法。我需要對這樣的問題做出回答：該議案是否違憲，是否限制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我仿佛看到報紙上印出了這樣的標題：“州檢察長站出來為骯臟的電影說話！”我給地區法官鮑勃·達德利打了個電話，他來自阿洛的家鄉，我想弄清楚為什么阿洛會提出這樣一項議案。“你們那里是不是有很多X級影片？”我問。達德利是一個非常風趣的人，他說：“不是。我們這里根本就沒有電影院。他只是嫉妒其他地方的人可以看那種電影而已。” 有關電影的提案剛剛被槍斃，阿洛就又給我出了道難題：對阿肯色州的每一對非婚同居者征收每年1500美元的稅。我的腦子里又響起了警鐘，仿佛看到這樣一條新聞標題：“克林頓為生活在罪惡當中的人辯護！”就這一問題，我面見丁泰爾眾議員本人。“阿洛，”我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同居多長時間需要交納此項稅款？一年，一個月，還是一個星期？還是說一宿就算數？”“哎呀，我沒想到這些。”他回答道。“再說如何執行呢？”我接著說，“難道要你我兩個人拿上壘球棒家家戶戶敲門去？去看看誰和誰住在一起？”阿洛聳了聳肩膀，說道：“我也沒想到這一點。也許我最好還是撤回這個議案。”我回到辦公室，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慶幸自己躲過了又一顆子彈。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我手下的一些職員似乎有些失望。有兩三個人已經決定讓議案通過，讓我們的辦公室來負責執行。他們甚至想像出新制服的樣子：T恤衫上印著醒目的縮寫字母SNIF，即“禁止性行為調查隊”。 同性戀者的權利問題對我們來說更難對付了。兩年以前，吉姆·蓋伊·塔克帶頭推動議會通過了新的刑法。這部新的刑法對一百多年以來復雜的、相互交叉的犯罪進行了簡化和清晰化處理。它還剔除了所謂的事態犯罪一說，因為事態犯罪一直是最高法院所譴責的一項條款。構成犯罪的要件是故意或魯莽地做出了明令禁止的行為；如果一個人的行為只是不為社會認可，那么我們就不能給他定罪。比如，酗酒不是犯罪。同性戀也不是犯罪，但是在新的刑法法典被采用之前，同性戀一直被視為犯罪。 比爾·斯坦西爾眾議員由于投票支持修訂的刑法而遭到了家鄉史密斯堡保守派牧師的激烈批評。他們說他投票支持同性戀。斯坦西爾是個好人，他曾經是阿肯色州高中橄欖球隊的最佳教練之一。他是個肌肉發達、方頭大臉的家伙，鼻梁骨也是斷的。處理這些微妙復雜的問題可不是他的強項。他無法相信自己居然投票支持同性戀。他決定在右翼宗教勢力對他進行懲罰之前糾正自己的過錯。于是他提交了一項議案，提出同性戀行為應該被視為犯罪行為。與此同時，他還提出變態的性行為也應該被定為犯罪行為，引得一位頗為風趣的同事說道，在他的選區里，顯然沒有多少農民。斯坦西爾的法案極為詳細地描述了兩種被禁止的行為可能出現的各種變體。一個性變態的人讀過這個議案之后，一個星期之內絕對不想再去購買任何色情的東西。根本不可能通過直接投票取消這一議案。再說，最高法院直到2003年才宣布，同性戀者只要兩廂情愿，他們的關系就應受到隱私權的保護。在當時，距離這一步還非常遙遠。讓我在這一問題上表態，指出這一議案違憲嗎？這可不行。惟一可行的辦法是拖，直到把它拖死為止。在眾議院，有三個年輕的自由主義者是我的同盟。他們是肯特·魯本斯、喬迪·馬奧尼和理查德·梅斯。他們決定提出一個有趣的修正條款。有一天，好多人都跑到眾議院會議室樓上的一個狹長房間里去看熱鬧，我也去了。那里面人擠得滿滿的，三個人當中的一個站了起來，首先對斯坦西爾的議案贊不絕口，然后說，現在應該有人站出來，為阿肯色州的道德而戰。他說，惟一的問題是，斯坦西爾的議案力度不夠，他想提出一個“小小的修正條款”來強化它。接著，他帶著嚴肅的表情，提出了修正條款，即在議會開會期間，任何議員如果在小石城通奸，都應該被定為D級重罪。 房間立刻就被一陣陣的笑聲淹沒了。但是，在議會里，同樣的發言之后卻是一陣死一般的沉寂。對很多來自小鎮的議員來說，來小石城開會，是他們的全部樂趣，這無異于在巴黎待上兩個月。他們聽了之后并不覺得好笑，好幾個議員還對這三個聰明的家伙說，如果不撤回這個修正條款，他們就連一個議案也不讓通過。結果這個修正案真的被撤回了。斯坦西爾的議案順利通過，并且被送到了參議院。 我們在參議院否決這個議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它被分配給由尼克·威爾森負責的委員會。威爾森是一名來自波卡洪特斯的年輕議員，他是整個議會里最聰明、最進步的一個。我想或許可以說服他把這個議案卡住，一直到議會休會為止。 在議會會議的最后一天，斯坦西爾的議案還在尼克的委員會里。我開始計算距離休會還有幾個小時。我給他打了好幾個電話，一直等待他的消息。等我動身要去溫泉城演講的時候，已經比原計劃推遲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出發之前，我給他打了最后一個電話，因為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他說他們半個小時之后就休會，斯坦西爾的議案死定了，我這才動身離開。15分鐘以后，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參議員站了出來，他很贊成斯坦西爾的議案。他主動提出，如果尼克·威爾森能夠讓這項議案通過，他就愿意把他選區里的一幢新樓給他做職業技術學校。正如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過去常說的那樣，所有的政治都是狹隘的。尼克把議案拿出來讓大家討論，結果很容易就通過了。我沮喪極了。幾年之后，當時的一位州參議員，也就是現在代表我們小石城的眾議員維克·斯奈德，也曾經試圖廢止這個法案。但他也失敗了。就我所知，這一法律根本沒有被付諸實施，但是直到2003年，最高法院才做出裁定，宣布該項法律無效。 我在當州檢察長的時候，還曾經面對過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那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一天，我接到阿肯色州兒童醫院打來的電話。他們醫院剛剛錄用了一個很有天賦的年輕外科醫生。有人請他給一對連體雙胞胎做手術。這對雙胞胎的胸部是連在一起的，兩個人共用一個呼吸系統和供血系統。這些系統再也不能長期維持他們兩個人的需要。如果不做手術將他們分開，他們兩個都會死去。問題是，手術肯定會讓其中的一個失去生命。醫院想咨詢我的意見，他們說如果那對雙胞胎在手術中死去，醫生不應該被以謀殺的罪名提起刑事訴訟。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我不能向那位醫生做出這樣的保證，因為州檢察長的意見只能對卷人民事訴訟的人提供保護，對遭到刑事起訴的人則無能為力。但是，州檢察長的意見能夠對過于偏激的公訴人起到一些威懾的作用，所以我給他寫了一封官方回信，表明了我的觀點：為了挽救一個孩子的生命不可避免地導致另一個孩子的死亡，這不能算犯罪。醫生做了那個手術。雙胞胎中的一個死了，但另一個活了下來。 與我上面引述的例子相比，我們的大部分工作都更加平常。在兩年的時間里，我們努力地工作，簽發了很多寫得非常好的意見書，在為州里的各個機構提供服務以及處理刑事案件方面都干得很出色，我們還改善了療養院的服務質量，控制了公共事業的稅率。我們通過積極的努力，將收費電話的費用壓低到10美分，而當時差不多所有的州都將收費電話的費用提高到25美分。 工作之余，我還盡量到州里的各個地方去走走，以擴大我的社會交往，加強下一次選舉的組織機制。1977年1月，我去了阿肯色州東南部最大的城市派恩布拉夫，在那里的扶輪社宴會上，第一次作為當選官員發表演講。1976年，我已經在那里贏得了45％的選票，但我需要在將來的選舉中做得更好。宴會上有500個人，提供了改善選舉的最好時機。那是一個漫長的晚會，其中安排了很多演講，還不斷介紹嘉賓，一般來說組織這種活動的人非常害怕在介紹中漏掉哪個人，擔心這個人回家以后會非常生氣。·像這樣做，就不會有很多人在晚會后感到不開心。快到晚上10點的時候，主持人站起來介紹我。他比我還緊張。從他嘴里冒出來的第一句話是：“大家知道，我們可以到此結束了，我們度過了一個多么美好的夜晚。”我知道他想說，最好的還在后頭，可話從他的嘴里說出來就變了味道。感謝上帝，人們聽了以后都哈哈大笑起來。我的演講引起了熱烈的鼓掌，主要是因為我發言非常簡短。 我還參加了黑人社區的幾個活動。一天，我接到了羅伯特·詹金斯牧師的邀請，去出席他就任晨星浸禮會教堂牧師的儀式。那是小石城北部一個小型的白色木結構教堂。里面的長椅足夠150人舒舒服服地坐下。那足一個非常悶熱的星期天下午，里面大約有300人，其中包括來自其他教堂的教土和唱詩班。除我之外，還有一個白人，他是我們縣里的法官羅杰·米爾斯。每一個唱詩班都唱了歌，每一個講道者都表示了祝賀。當羅伯特站起來布道時，教徒們已經待了很久了。但他是個年輕英俊的人，一個有感染力的演說者，他抓住了全體教徒的注意力。他不緊不慢地開始講，說他想成為一個平易近人的牧師，但不希望成為一個被人們誤解的牧師。“我想專門對教堂里的女士們說句話，”他說，“如果你們需要的是一位牧師，那么你們每天、每夜的任何時候都可以來找我。但如果你們需要的是一個男人，你們就去找主。主會幫你找個男人。”在傳統的白人教堂里，說話像這樣坦率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的會眾卻頗為欣賞，回答他的是響亮整齊的“阿門”。 當羅伯特開始布道的時候，教堂里的溫度似乎上升了。突然，坐在我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站了起來，渾身顫抖地大聲叫喊，主的精神控制了她。過了一會兒，一個男人站立起來，他叫喊的聲音更大，處于二種更加失控的狀態。見他無法安靜下來，幾個教士把他護送到教堂后面唱詩班放衣服的地方，然后關上了門。他繼續含糊不清地喊著什么，砰砰地敲打著墻壁。我轉過頭，正好看見他把門從合頁上拽下來，扔到地上，尖叫著跑到庭院里。這讓我想起我在馬克斯·博瓦爾那里看到的情形，只是這里的人相信他們是被耶穌感動丁。 之后不久，我發現白人基督徒也有類似的經歷。在我的檢察長辦公室負責財務管理的一位官員戴安娜·伊萬斯有一次邀請我去參加在雷德菲爾德舉行的一年一度的五旬節野營布道會。雷德菲爾德在小石城南部大約30英里。戴安娜是一個五旬節派牧師的女兒，和其他忠實于自己信仰的虔誠女人一樣，她總是穿著樸素的衣服，不化妝，也不剪鄉；發，長長的頭發被高高地挽成一個發髻。那時候，誠篤的五旬節派教徒從來不去看電影，也不去看運動會。很多人甚至不愿意收聽汽車廣播里的世俗音樂。我對他們的信仰和宗教儀式很感興趣，與戴安娜的結識更增添了我在這方面的興趣，因為戴安娜是個非常聰明的人，絕對勝任她的工作，而且非常有幽默感。我跟她開玩笑的時候提到他們五旬節派教徒受到的種種限制，可她卻說，他們全部的樂趣都在教堂里。我很快就發現她的話是千真萬確的。 到了雷德菲爾德之后，戴安娜把我介紹給詹姆斯·倫普金牧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教士。然后，我們就走進一個能夠容納大約300人的圣所。我和布道者一起坐在主席臺上。他們先為我做了介紹，然后又進行了一些預備的程序，接著禮拜儀式終于在音樂的伴隨下開始了。那音樂與我在黑人教堂里聽到的一樣具有感染力，一樣富于節奏。幾曲贊美詩過后，一個美麗的年輕女子從長椅上站起來，走到管風琴前坐了下來，開始演唱一首我從來也沒有聽過的福音歌《在耶和華面前》。這是一首攝人心魄的歌曲。不知不覺地，我受到了感動，哭了起來。那個女人名叫米基·曼根，她是倫普金教友的女兒，安東尼·曼根牧師的妻子。安東尼·曼根牧師和妻子、父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亞歷山大里亞負責一個很大的教堂。牧師進行了一場激動人心的布道，在這期間，牧師還“用舌頭”說話，即圣靈借助他的舌頭，發出一些音節。這之后，牧師要求信徒們到前面來，在齊膝高的圣壇前祈禱。很多信徒都來了，他們舉起雙手，頌揚上帝，用舌頭說話。這是一個永遠難忘的夜晚。 在1977年到1992年期間，我幾乎每年夏天都去參加那里的野營布道會，只有一次沒有去成。我常常帶朋友一同去。幾年之后，當他們聽說我參加過教堂的唱詩班時，就邀請我加入一個被稱為“禿頭諾伯”的四重唱樂隊，這個樂隊的成員都是牧師。我非常喜歡，很快就融人了這個樂隊，只是我沒有像他們一樣剃成禿頭。 每一年，我都會親眼目睹五旬節派教徒以某種令人吃驚的形式表現他們對信仰的篤信。有一年，主角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牧師，他告訴我們，上帝賦予了他一種記憶《圣經》的能力。他在布道的過程中引用了230多首圣詩。我手里拿著《圣經》檢驗他的記憶力。在他引用了28首圣詩之后，我停了下來。他一個詞也沒有背錯。有一次，我還看到了一個嚴重殘疾的人，他每年都坐他的自動輪椅前來，響應圣壇的呼吁。他坐在教堂后部的位置。教堂是從后向前傾斜的。他全速轉動輪椅，在教堂的過道里飛速行駛起來。當他來到距離圣壇大約10英尺的時候，他會突然剎住，他的身體緊跟著出了輪椅，正好跪在圣壇的前面。接著，他就弓著身子，像其他人一樣開始頌揚上市。 除了觀看五旬節派教徒的各種儀式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我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喜歡他們，敬仰他們，因為他們躬行著他們的信仰。他們堅決反對墮胎，但與有些人不同，他們會確保每個沒人要的嬰兒都有一個家，都得到愛護，不管這個孩子的種族如何，也不管他是否殘疾。在墮胎和同性戀者的權利等問題上他們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是他們仍然聽從基督要關愛鄰居的勸誡。1980年，我在競選州長連任時失敗，最先給我打來電話的就有“禿頭諾伯”樂隊的一個成員。他說三個牧師都要來看我。他們來到了州長官邸，和我一同祈禱，他們告訴我，他們還像我成功的時候一樣愛我。說完，他們就走了。 我所知道的五旬節派教徒不僅忠實于他們的信仰，而且都是優秀的公民。他們認為不投票是一種罪過。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布道者都喜歡政治和政治家，他們本人也可以成為出色的政治實踐家。80年代中期在整個美國，基要主義的教堂都對州法律表示抗議，因為這些法律要求他們的托兒所要達到州里規定的標準，而且經營托兒所要申請執照。在一些地方，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應，在中西部的一個州里，至少一名牧師寧肯蹲監獄，也不愿意遵照州里關于托兒所的規定。在阿肯色州，這一問題也有爆發的可能，因為我們與一個宗教性托兒所之間出現了一些矛盾，另外當時州里關于托兒所的新規則馬上就要出臺。我把我的幾個五旬節派牧師朋友召集過來，問他們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他們說，要達到州里的健康和安全要求對他們而言，沒有問題。他們感覺有問題的是，他們必須到州里申請執照，而且要把執照掛在墻上。他們認為兒童看護是他們全體牧師的主要工作，他們覺得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關于宗教自由的精神，他們不應該受到州里的干涉。我把一份州里剛剛出臺的標準交給他們，讓他們去讀一讀，然后把他們的想法告訴我。第二天，他們回來見我時都說新標準是公正的。我于是建議雙方妥協一下，如果教堂同意在實質上遵照州里規定的標準，同時愿意定期接受州里檢查，宗教性托兒所就不必得到州里的批準。他們接受了這個協議，一場危磯就這樣過去了。就我所知，標準得到了貫徹，教堂經營的托兒所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問題。 在80年代的一個復活節，我和希拉里帶切爾西去亞歷山大里亞，到曼根牧師負責的教堂里去觀看彌撒儀式。那里的燈光和音響效果都是一流的，布景非常逼真，包括那些活生生的動物，所有的表演者都是教堂里的成員。所有的歌曲都是原創作品，表演非常精彩。我當總統期間，有一次在復活節的時候碰巧到亞歷山大里亞附近的波爾克堡，于是又去參加那里的彌撒儀式，而且說服隨行記者團與我同行。跟我們一同去的還有兩個路易斯安那的黑人眾議員：克利奧·菲爾茲和比爾·杰弗遜。在儀式進行過程中，燈被關掉了。一個女人開始用一種很有力量的、非常低沉的聲音演唱一首著名的贊美詩。牧師俯下身來，對杰弗遜議員說：“比爾，你說這位教徒是白人還是黑人？”比爾說：“她是個黑人姐妹。沒錯。”幾分鐘之后，燈又亮了起來，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矮小的白人女子，身上穿著黑色長裙，頭發挽在頭上。杰弗遜只是搖了搖頭，可是坐在我們前面幾排的一個黑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脫口說道：“我的上帝，是一個白人圖書管理員！”表演結束的時候，我看到好幾個平常很是憤世嫉俗的記者都熱淚盈眶，音樂的力量穿透了他們心中的懷疑壁壘。 米基·曼根和另外一個五旬節派的朋友賈尼斯·舍斯特蘭德在我第一次就職的教堂禮拜儀式上演唱，全場都為之震動。在走出教堂的時候，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柯林·鮑威爾探過身來問我：“白人婦女居然能唱出這樣的歌來，你是從哪里把他們找來的？”我笑著告訴他，認識像他們這樣的人是我能夠當選總統的原因之一。 在我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就在共和黨人想把我趕下臺，很多專家也都說我氣數已盡的時候，安東尼·曼根給我打來電話，問他和米基能不能過來待上20分鐘。我說：“20分鐘？你們大老遠飛過來就待20分鐘？”他回答說，“你很忙。20分鐘就夠了。”我于是同意他們過來。幾天以后，安東尼和米基到了，他們兩個人單獨和我坐在橢圓形辦公室里。他說：“你干了一件壞事，但你不是一個壞人。我們是一塊兒把孩子帶大的。我知道你的心。你自己不要灰心喪氣。如果你這棵大樹真的倒了，樹上的猢猻也都會散了，你就給我打電話。我會與你共進退。”接著，我們一起祈禱起來，米基給了我一盤磁帶，上面錄著一首很美的歌，那是她為了鼓勵我專門為我寫的，歌名是《救贖》。20分鐘之后，他們告辭乘飛機回家了。 認識五旬節派的教徒們豐富了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的生活。無論你在宗教上持有什么樣的觀點，無論你是否缺少宗教上的信仰，當你看到一些人實踐著他們的信仰時，當你看到他們對所有人——不僅僅是他們自己——都滿懷關愛時，你會為眼前的美行所陶醉。如果你什么時候能夠有機會去觀看五旬節的禮拜儀式，千萬不要錯過。 接近1977年年底時，關于政治的話題又開始了。麥克萊倫在當了差不多35年的參議員之后宣布退休，一場爭奪這個參議員席位的大規模角逐因此展開了。普賴爾州長早在六年前就曾經差點打敗麥克萊倫，他這次準備參加競選。吉姆·蓋伊·塔克和阿肯色州南部第四選區的眾議員雷·桑頓也想參加競選。雷，桑頓在尼克松彈劾案中，作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成員建立了聲望。他還是韋特·史蒂芬斯和杰克·史蒂芬斯的外甥，因此他的競選經費可以得到保障。 我必須考慮是否也參加參議院的競選。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中我排在了第二位，比州長大約落后了10個點，但略微領先于兩位眾議員。我當選官員的時間還不到一年，但是與兩位眾議員不同的是，我代表的是整個州，一盲待在家里，我得到這樣一份工作是我的運氣，因為如果干得好，自然能得到公眾的贊成。我的工作涉及消費者保護，為老年人提供更加妥善的照顧，降低公共事業稅率，以及維護法律和秩序。沒有什么人會對這些工作有抵觸情緒。 但是我決定去競選州長。我喜歡州政府，希望能夠留在家里。在我開始競選之前，作為州檢察長，我處理了一個重要的案子。我是在遙遠的外地處理這個案子的。那是在圣誕節之后，我和希拉里到佛羅里達州去看一場阿肯色對俄克拉何馬的“橘子杯”橄欖球賽。這是盧·霍爾茨教練來到阿肯色的第一年，他已經率領野豬隊打了一個賽季，10勝1負，在全國獲得了第6位的排名；他們只輸了一場，因為他們遇到了排名第一的得克薩斯球隊。俄克拉何馬隊獲得了全國第2名，他們也輸給了得克薩斯隊，只是比分與對手更加接近。 我們剛到那里，阿肯色就爆發了有關橄欖球隊的一場軒然大波。霍爾茨教練暫停了三名隊員的比賽權，這將使這三名隊員不能參加杯賽。原因是他們三個人在宿舍里與一名年輕女子發生了關系。他們不是三名普通的隊員。他們當中，一個是場上的跑鋒，是西南聯賽中最主要的沖球手；一個是場上的全跑鋒；另一個是場上的邊鋒，奔跑速度極快，一個很有希望成為職業球員的選手。場上的大部分攻勢都是這三個人發起的。盡管這三個人沒有遭到刑事起訴，但霍爾茨教練還是讓他們停賽，因為他們違反了“行為必須端正”的規則，’他說他帶出來的球員不僅要球技高超，而且必須品行端正。 三名球員提起訴訟，希望能夠讓教練恢復他們參加比賽的權利。他們聲稱教練讓他們停賽的做法過于隨意，或許是出于種族歧視的原因，因為這三名球員都是黑人，而涉及到的那個女子是個白人。他們還聯合了整個球隊的力量來支持他們。球隊中其他九名隊員說，他們也不參加“橘子杯”賽，除非恢復這三名球員的比賽資格。 我的任務是為霍爾茨的決定進行辯護。我和當時已經成為運動員主管的弗蘭克·布羅伊利斯談過之后，決定留在佛羅里達，以便就近同他和霍爾茨進行協商。我讓我手下的艾倫·布蘭特利負責處理小石城聯邦法院的事務。又倫曾經和希拉里一同在韋爾斯利學院學習，是一位出色的律師。我想讓一個女人在案子中代表我方出庭辯論不會有什么影響。與此同時，橄欖球隊的球員們越來越支持霍爾茨，也越來越傾向于參加比賽。 有好幾天我都忙得團團轉，每天八個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都在打電話，一會兒打給小石城的艾倫，一會兒打給邁阿密的布羅伊利斯和霍爾茨；壓力和批評一起朝霍爾茨涌來，最要命的是人們把他指責為種族主義者。惟一不利于他的證據是，他在北卡羅來納州當教練的時候，曾經支持極度保守的杰西·赫爾姆斯競選連任。我和霍爾茨談了幾個小時之后，看出他并不是種族主義者，也沒有政治目的。赫爾姆斯一直對他很和氣，他因此也就以支持他競選連任作為回報。 12月30日，距比賽還有三天時間，三名運動員撤回了訴訟，讓他們的九名隊友放棄了不參加比賽的承諾。但事情還沒有結束，霍爾茨非常傷心，他告訴我他準備給布羅伊利斯打電話，他決定辭職。我立刻給布羅伊利斯打了個電話，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要接房間里的電話。我認定盧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一定會決定去打贏比賽。 在接下來的兩天里，球隊瘋狂地投入了準備工作。他們以18分之差處于劣勢，再加上三名球星都被排除在外，沒有人再把賭注押在他們這場比賽上。但是，隊員們相互鞭策，一個個斗志昂揚。 在1月2日那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坐在橘子杯球場里看俄克拉何馬隊做熱身準備。前一天，排名第一的得克薩斯球隊已經在“棉花杯”賽中輸給了圣母大學隊。俄克拉何馬隊只要能夠擊敗陷于癱瘓狀態的阿肯色隊，就可以成為全國冠軍。他們和所有的人一樣，覺得擊敗阿肯色隊簡直是易如反掌。 接著，野豬隊上場了。他們排成一隊小跑著進入球場，在沒有開始準備活動之前，用手拍打著球門柱。希拉里看著他們，抓住我的胳膊說：“快看看他們，比爾。他們會贏的。”由于嚴密的防守，再加上候補后衛羅蘭·塞爾斯的飛速突進——他曾經在2髓碼的賽跑中創下記錄，野豬隊以31比6的成績大敗俄克拉何馬隊。這也許是阿肯色橄欖球有史中以來最重大當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一次勝利。盧·霍爾茨是個非常容易激動的人，瘦骨嶙峋、個子不高。他在邊線走來走去的樣子讓希拉里想起伍迪·艾倫。我很慶幸這一段插曲使我有機會了解他。他非常聰明，果敢堅毅，也許是美國最出色的場上教練。他在阿肯色、明尼蘇達、圣母大學和南卡羅來納都有過偉大的賽季，但是他永遠不會有機會再次度過那樣的一個夜晚。 “橘子杯”賽的案子解決之后，我回到家里去準備我的下一個行動。麥克萊倫參議員公開宣布退休之后，我去拜訪了他，一方面對他以前的工作表示感謝，另一方面征求他的建議。他極力鼓動我競選他的席位。他不希望戴維·普賴爾獲勝，與塔克和桑頓之間也沒有特別的關系。他說我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失敗，他第一次嘗試的時候也失敗了，如果我失敗了，我還年輕，我還可以再嘗試，就像他那樣。我告訴他我在考慮競選州長，他說這是個糟糕的主意，你在州長辦公室里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會惹人生氣。在參議院，你可以為州、為國家做大事。他說，州長辦公室是通向政治墓地的一條近道。縱觀歷史，麥克萊倫的分析是千真萬確的。不錯，戴爾·邦珀斯依靠“新南方”的繁榮和進步主義傾向，從州長辦公室過渡到了參議院，但他是個例外。在普賴爾當選期間，時世非常艱難，無論我是否參加競選，他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當州長很難超過四年，因為阿肯色在1876年采取了兩年任期制。只有兩個州長在任超過四年，他們是杰夫·戴維斯和奧瓦爾·福伯斯。杰夫·戴維斯當州長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事，而奧瓦爾·福伯斯為了保住位子，不得不在中心中學的問題上做了錯事。 麥克萊倫已經82歲，但仍然非常敏銳，我很尊重他的建議。我對他的鼓勵感到吃驚。我比他更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但未來可能占據他的位子的候選人都是如此。我們相處得不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普賴爾州長和他競爭的時候，我遠在法學院，因而沒有幫助普賴爾對付他。但是如果我當時在家的話，我肯定會那么做的。我之所以尊敬麥克萊倫，還因為他在打擊有絹織犯罪團伙的斗爭中做出過重要的努力。那些犯罪集團，不管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經濟狀況如何，對所有的美國人來說都構成了威脅。我們這次見面之后不久，麥克萊倫參議員去世了，去世時他的任期還沒有滿。 盡管他建議我競選參議員，而且向我保證我將得到全州上下的支持，我還是決定競選州長。想到當上州長后可以大干一場，我激動不已，而且我覺得我能夠取勝。盡管我31歲的年齡在競選州長時比競選參議員更容易成為一個對我不利的因素，但由于擔任州長需要承擔繁重的管理任務和決策責任，競選州長不像競選參議員那么激烈。 在民主黨的初選中，另外還有四個候選人：喬·伍德沃德，一位來自阿肯色州南部馬格諾利亞的律師，戴爾·邦珀斯競選時的活躍分子；弗蘭克·拉迪，一位來自阿肯色東北部的律師，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道德多數派投票者看好的候選人，在我的對手中，他是第一個——但不是最后一個——公開批評希拉里的人，他公開地批評她從事律師業務，含蓄地指責她嫁給我之后仍然保留父姓；蘭德爾·馬西斯，來自溫泉城南邊的克拉克縣，一位能言善辯的縣法官；蒙羅·施瓦茨洛澤，來自阿肯色南部，待人真誠友好，一位以前從事火雞養殖的農場主。伍德沃德看來很可能成為最有實力的候選人。他非常聰明、能言善辯，因為曾經在邦珀斯手下干過，所以在全州范圍內有很多關系。但是，從一開始，我就遙遙領先。我需要的就是保住這個領先的優勢。因為所有人的真正興趣都在競選參議員上，我只需要認真競選、避免出錯，同時繼續做好檢察長的工作。 這次競選相對而言并沒有多少戲劇性，但還是不乏有趣的插曲。，“樹的故事”再次浮出水面：州里一位支持喬·伍德沃德的警察發誓，1969年是他把我從那棵臭名遠揚的樹上弄下來的。在拉塞爾維爾北邊的多佛，有人對我的男子氣概提出質疑，為了迎接這個挑戰，我和一幫身體非常高大的原木運稿工一起參加了一場拔河比賽。無論在哪一組，我都是最矮小的，他們讓我站在最前面。我們把繩子拉過來，對方又把繩子拉過去，中間是一個大坑，坑里滿是污水和泥巴。我們一方輸了，我身上沾滿了泥巴，因為拉的時候太用力，兩只手都被擦破了，血流了出來。還算幸運，一位鼓動我參加比賽的朋友給了我一條咔嘰布褲子，我才得以重新踏上競選宣傳之旅。在亨茨維爾附近的圣保羅，這是一個約150人的鎮子，我在那里和“開拓節”游行隊伍中的所有人一一握手。就在這時，一個人牽著一只寵物向我走來。那是一頭已經長大成熟的狗熊。我嚇得魂飛魄散。我不知道別人看到狗熊拴在鏈子上是否就感到很安全，反正我不行。 信不信由你，西紅柿曾經在1978年的競選中發揮了作用。阿肯色的布雷德利縣種植了大量的西紅柿，而大部分西紅柿是由農業季節工人采摘的。他們從得克薩斯州南部出發，經過阿肯色，然后再沿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一直到達密歇根州，哪里的天氣暖和了，莊稼成熟了，他們就跟到哪里。作為州檢察長，我到過位于該縣南部的赫米蒂奇，去那里參加一個社區會議，討論小農場主在執行聯邦政府有關工人住房條件的新標準時所面對的問題。他們根本就負擔不起。我從卡特政府申請了一些經濟援助，讓他們根據要求修建各種設施，以便能夠繼續做生意。那些人都非常感激，我宣布競選州長之后，他們就安排了一個“比爾·克林頓感謝日”。其中一個內容是在主干道上組織了一次游行，走在游行隊伍最前面的是中學的樂隊。我為此激動不已，當一位《阿肯色報》的記者要隨我同行進行報道時，我欣然同意了。路上，女記者問了我一大堆關于競選的問題，詢問了我對一些有爭議問題的看法。我說了某些諸如對死刑表示質疑的話，而這居然成了她那天在報紙上報道的內容。整個赫米蒂奇鎮都出動了，但是這場活動，以及引發這場活動的原因，全州的人都無從知道。我為此抱怨了好幾天，直到有一天，我的職員們最后認定，要想讓我閉上嘴巴，惟一的辦法就是捉弄我一下。他們在T恤衫上印上了這樣的文字：“你們真應該看看那夭赫米蒂奇出動了多少人！”但至少我得到了那里的所有選票，同時懂得在對付記者的時候要更加謹慎。 幾個星期之后，我回到布雷德利縣，在沃倫一年一度的“粉紅西紅柿節”上，再次為獲得西紅柿選票展開工作。我參加了一個吃西紅柿比賽。有七八個競爭者，但其中的三個人都比我高大得多。我們每個人都拿到了滿滿一紙袋西紅柿，每一袋西紅柿都被仔細地稱過。鈴響了，我們都在規定的時間里拼命地吃。我想規定的時間是五分鐘；在眾目睽睽之下讓一個成人像豬一樣狂吃，五分鐘也著實不短了。每個西紅柿只要有一點沒有吃干凈，都要被放回到紙袋里，這樣每個人所吃掉的西紅柿的準確重量就能夠確定。我像個傻瓜一樣，努力想贏。我總是這樣。我吃掉了三個，要么是四個西紅柿，結果弄得我好幾天都很不舒服。但是這一切并不是徒勞的，我贏得了沃倫的大多數選票。但我再也沒有參加過吃西紅柿的比賽。 美國國會通過了有關平等權利的憲法修正案，并將其交給各州討論通過。但是，必須達到的3／4的通過率卻沒有達到，也就是說這個修正案沒有通過，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即便如此，在阿肯色州的社會保守分子當中，這仍然是個對決策起關鍵作用的因素，原因有好幾個：堪尼斯特·霍奇參議員，也就是根據普賴爾的任命接替麥克萊倫參議員未滿任期的那個人，在參議院會議上發表了演講，雄辯有力地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我們的朋友黛安娜·金凱德在阿肯色州議會與全國第一號修正案反對者菲利斯之間展開了一場爭論，結果擊敗了菲利斯，這場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眾所周知，我和希拉里都支持這個修正案，而修正案的反對者預言，如果修正案得到通過，人類所謂的文明將會走向終結：女人參戰、男女共用浴室、家庭破裂等等，神氣活現、驕傲自大的婦女再也不會對丈夫言聽計從。 就是因為《平等權利修正案》，我和弗蘭克·拉迪的支持者之間還發生了小小的沖突，當時是在阿肯色東北部瓊斯伯勒的一次大約500人的集會上。 我正在發表競選演講，簡要向人們介紹我的教育和經濟發展計劃，突然一個身穿印著拉迪頭像T恤衫的老太太對著我尖聲叫喊起來：“要談就談《平等權利修正案》！要談就談《平等權利修正案》！”最后我說：“好吧，我就來談談《平等權利修正案》。我支持它，你反對它。但是這個修正案并不會造成你想像中的危害，也不會帶來我想像中的益處。現在我們回到學校和就業這個話題上來吧。”可老太太仍然不依不饒，她尖叫道：“你鼓勵同性戀！”我看著她，笑了，我說：“夫人，在我短暫的政治生涯中，天底下什么樣的罪名我都背過了，可你是第一個說我鼓勵同性戀的。”人群中爆發出了一陣哄笑。甚至拉迪釣幾個支持者也哈哈大笑起來。然后，我結束丁演講。 在初選日，我得到了60％的選票，在75個縣當中的71個縣都以多數獲勝。在參議員的競選中，選票差不多是非常均勻地投給了普賴爾、塔克和桑頓。州長得到了34％的選票，吉姆·蓋伊·塔克的選票略多于雷·桑頓，因此他們之間需要進行第二輪初選。按照常規的看法，普賴爾已經陷入了困境，因為他作為現任州長，在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應該在40％以上。因為我對他頗有好感，而且我們在州政府共事也很愉快，我就勸他去征詢我的民意測驗負責人迪克·莫里斯的意見。迪克·莫里斯是一個年輕的政治顧問，在紐約市的政界一直非常活躍。他非常聰明，性格生硬粗暴，在政治和政策方面總是有數不清的點子。他認為應該進行咄咄逼人的、有創意的競選宣傳活動，他在什么事情上都自以為是，因此好多人，特別是在民風淳樸的南方，都覺得他讓人難以接受。但是我總是從他那里得到激勵。他給我幫助很多，部分原因是我不會因為他的態度而感到反感，部分原因是我在本能上非常清楚他什么時候是對的、什么時候是錯的。他身上我真正喜歡的一點是，他總是說一些不中聽的話。 在秋季競選中，我的對手是一個養牛場主，州共和黨主席林·洛。競選過程中沒有發生什么大的事情，只有一次例外。當時在州議會大廈的臺階上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對方指責我曾經逃避兵役。我于是把這一問題轉給了霍爾姆斯上校。我贏得了63％的選票，在75個縣中的69個縣都獲得了勝利。 在我32歲那一年，我成了阿肯色州的當選州長。我要在兩個月的時間里組織起班子，準備一份立法計劃，完成我的州檢察長的工作。州檢察長的工作是我一直喜歡的，感謝我的那些出色的同事們，由于他們的艱苦努力和無私奉獻，我們取得了很多成就。我們清理了積壓的法律意見征詢書，我們所簽發的法律意見書在數量上創下了記錄；我們根據消費者的投訴取得了超過40萬美元的損害補償，比這個部門成立以來五年中取得的全部損害補償還要多；我們還告訴州里負責規范各行業的政府部門，他們不能夠禁止由他們管轄的各個行業集團做價格廣告，禁止價格廣告在當時的整個美國是很常見的做法；我們還為改善療養院的服務、停止對老年人的年齡歧視做了很多工作；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積極地參與了公共事業稅率的聽證會；草擬并通過了對暴力犯罪受害者進行補償的法案；在政府部門掌握私人信息方面保護了公民的隱私權。我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對于我本人尤其重要。我說服議會兩院以超過3／4的贊成票通過了一項有關選舉權法的修正案，讓重刑犯在刑滿釋放后享有參加選舉的權利。我說，犯罪者一旦已經為他的行為付出了全部的代價，那么他就應該被恢復全部的公民權。我是為了杰夫·德懷爾才這么做的。他是一個工作刻苦、認真納稅的公民，但他從來沒有得到諒解，在每一個選舉日，他都要經歷上千次的死亡。令人傷心的是，25年過去了，聯邦政府和大多數州政府仍然沒有效仿我們的做法。 21 5月的初選之后，我們就開始為我的第一任期進行籌劃，11月過后，我們真正開始行動，原來的競選總部也變成了一個過渡性的辦公室。魯迪·莫爾和史蒂夫·史密斯兩個人都曾經在議會工作。他們這次又給我以很大的幫助，幫助我準備財政預算，為了把一些我要優先考慮的政策付諸實施而起草各種提案，分析在管理上的主要困難，同時開始招募職員和內閣成員。 12月，民主黨在孟菲斯舉行中期會議。我橫穿密西西比河趕到那里，去主持一個醫療保健的專題討論會。會上的兩個主旨發言人是卡特總統的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長喬·卡利法諾和眾議院全民享受醫療保健的主要倡導者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卡利法諾為總統的醫療保健計劃做了辯護，他清楚地指出，總統的醫療保健計劃是一個漸進的措施。但是，肯尼迪滿懷深情地呼吁，讓普通的美國人都能夠享受到與他的兒子同樣的健康保障。他的兒子泰迪患上癌癥之后，他以他的富有為他的兒子提供了很好的醫療保障。肯尼迪的演講立刻打動了聽眾。我很喜歡這次經歷，也喜歡有機會在全國性的活動中拋頭露面。但是我認為，這次會議只是突出了我們黨內的分歧，這幾年不是總統選舉年，在此期間，團結、振興民主黨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后來，中期會議都被取消了。 快到圣誕節的時候，我和希拉里到英國去休假，這次休假對我們來說實在是非常需要的。我們與我在牛津的朋友薩拉·梅特蘭以及她的丈夫唐納德·李共度圣誕節。唐納德·李是一個美國人，他已經成了一位英國國教會神父。這次是唐納德第一次負責組織教堂圣誕禮拜。他肯定有點緊張，但是他在禮拜開始的時候先給孩子們布道，認定這肯定可以帶來成功。他在一幅可愛的耶穌誕生圖前的臺階上坐下來，然后讓孩子們過來和他坐在一起。等孩子們都坐好了，他說：“孩子們，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孩子們都點點頭。“你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知道。”唐納德的臉上放出了光彩，他問：‘什么日子？”孩子們異口同聲地喊道：“星期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堅持把布道繼續下去的。也許他感受到的是安慰，在他的教堂里，孩子們說出了不折不扣的實情。 再過一個月，我就該搬進州長官邸，為宣誓就職做準備了。這個官邸是一座殖民地時期風格的大房子，位于小石城美麗而古老的夸波區，距離州議會大廈不遠，占地面積大約為1萬平方英尺。主樓兩邊各有一幢小一點的房子，左邊的是客房，右邊的是州警的住處——他們負責看守這個地方，每天24小時接聽電話。官邸的一層有三個又寬敞又漂亮的房間，一個廚厲，還有一個很小的早餐室。地下室的空間非常大，我們把它改成了一個休閑娛樂室，里面配有彈球機。起居區在二樓。盡管總面積很大，可起居區只有五個小房間和兩個簡單的浴室。但是與我們在L街上的那幢小房子比起來，卻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我們原來的家具根本裝不滿這五個房間。 職位的轉變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我需要學會適應這里的保安機制。我本來一直為自己的自立感到驕傲，同時我還非常珍視獨處的時間。我從20歲起就自己養活自己，這些年來我已經習慣于打掃房子、跑前跑后、下廚做飯。我和希拉里走到一起之后，我們共同承擔家務。現在，要讓別人來做飯、清掃房間和跑腿了。我從16歲起就喜歡一個人開車，一邊開車，一邊聽音樂和思考問題。我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我們每天喜歡慢跑，一般來說是在上班前或下班后的那段時間。現在，我在跑步的時候，身后總會跟著一個州警，坐在一輛沒有標志的汽車里。開始的時候，這真的讓我感到不安，使我在單行線上不知不覺地跑錯方向。不過我最終還是習慣了這一切，而且開始對官邸中服務人員和州警的工作充滿了感激之情，他們使我能夠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去。因為是州警替我開車，我在乘車的時候可以做一些材料工作。最后，我們之間達成了一致，我在星期天的時候自己開車去教堂。這根本算不上是妥協，因為我去的教堂與希拉里要去的衛理公會教堂距離官邸都不足一英里，但是我總是盼著星期天的來臨，因為只有那時我才可以有開車的自由。其中一名州警遇到當班的時候會跟我同行，這比讓一個州警跟在后面好多了。任職幾年之后，在明顯沒有危險的情況下，我經常一個人在早晨跑步，但是跑步的路線是在可以確定的市區范圍里，而且周圍總是有很多人。我經常跑到麥當勞或是當地的面包店就結束跑步，這兩個地方距離我的官邸大約都是半英里遠，我在那里喝上一杯水，然后再走回家。 州警偶爾還真的有保安工作要做。在我的第一屆州長任期內，一個從精神病院跑出來的人前來拜訪，揚言要殺死我。因為他在幾年之前曾經砍下他母親的頭，所以州警們都不敢掉以輕心。他被抓住了，又被關了起來，這也，許正是他來訪時潛意識里想實現的一種愿望。一天，一個人高馬大的人拿著一把修鐵路的鐵鍬走進了州長辦公室，說是要單獨會會我。他沒有得到允許。1982年，就在我爭取競選連任的時候，一個人打了個電話來，他說他得到了上帝的啟示，上帝告訴他，我的競爭對手是上帝的使者，而我是魔鬼的使喚工具。他說他要完成上帝的意愿，將我鏟除。后來才知道他是從田納西的一個精神病院里逃出來的。他有一把口徑比較怪的左輪手槍，他出入一家家的槍械商店，想買一些子彈，但由于拿不出任何身份證明，沒有成功。盡管如此，在競選接近尾聲的時候，有好幾天我都不得不穿上一件很不舒服的防彈夾克。有一次，房子的前門碰巧沒有鎖，一個精神失常但是比較溫和的女人走上了樓梯，朝我們的起居區走來。就在她大聲喊我的時候，州警抓住了她。還有一次，一個個頭矮小、精瘦結實、腳蹬軍靴、身穿短褲的男人被抓住了，因為他企圖將我們的前門撞倒。他因為吃了某種毒品混合物而處于一種亢奮狀態，變得力大無比，最后上來兩個比我還要高大的州警才把他制伏。但是，他甩掉了其中的一個州警，把頭伸進了州警住所的窗戶。州警們只好給他穿上約束衣，固定在擔架上抬走了。后來，這個人清醒過來，向州警們表示道歉，感謝他們控制住了他，使他沒有傷到任何人。 為我服務的這些州警后來在我的第一屆總統任期內曾經成為爭論的焦點。其中的兩名州警有不滿情緒，而且經濟情況也都不太好，于是為了得到一筆數量不大的金錢和出名，就傳出關于我的風言風語，指望能得到一筆更大的報酬。但大多數負責安全保衛事務的人都很好，工作干得也很出色，其中好幾個人還和我成了好朋友。在1979年1月的時候，對于自己能否，習慣24小時的安全保衛，我還沒有把握，但是我的工作讓我感到興奮不已，沒有時間在這件事上考慮太多。 除了傳統的就職舞會，我們還舉辦了一場被稱為“鉆石與粗布”的阿肯色招待晚會。所有的表演者都是阿肯色人，其中包括后來轉向福音音樂并在教會中任職的著名靈歌歌手艾爾·格林，以及我們高中時的“三王”樂隊里的鋼琴手蘭迪·古德勒姆。蘭迪雖然只有31歲，但是他已經因為作曲贏得了格萊美獎。我用我的薩克斯和他共同演奏了《夏日時光》，這是我們自1964年以來第一次合作。 就職儀式簡直是一場盛典。成百上千的人從全州各個地方趕來。我和希拉里這些年來結交的朋友都來了，其中包括我的老室友湯米·凱普蘭；我那場以敗北告終的喬治敦競選的組織者戴夫·馬特；貝琪·賴特；我參加“少年國家”時認識的幾個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支持民權的朋友——弗雷德·卡默和阿爾斯頓·約翰遜；來自耶魯的三個朋友——卡羅琳·埃利斯，格雷格·克雷格和史蒂夫·科恩。卡羅琳·耶爾德爾·斯特利也從印第安納州回到家鄉參加了演唱。 我非常認真地準備了我的就職演說。我希望既能夠把握住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又能夠更多地告訴我的阿肯色鄉親們自己將要給州長辦公室帶來的價值和理念。在演說的前一天晚上，史蒂夫·科恩告訴我，長久以來他感覺一直沒有得到的東西就是“自尊與希望”，這讓我頗受啟發，于是把它加到了我的演說辭里。在那次演說中我說的一些話直到現在我還堅信不移，我說了一些我在所有的公職工作包括總統生涯中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記憶所及，我一直篤信機會均等這一事業的正當性，我會盡我所能推動這一事業的發展。 就我的記憶所及，我一直對當權者濫用權力深惡痛絕，我會盡我所能防患于未然。 就我的記憶所及，我一直對政府事務中踐踏秩序和紀律以及缺乏秩序和紀律感到懊悔，我會盡我所能防微杜漸。 就我的記憶所及，我一直深愛著阿肯色的這片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空氣、河流，我會盡我所能地保護它們。 就我的記憶所及，我一直希望減輕老人、弱者和窮人的生活重負，因為老弱貧困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我會盡我所能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 就我的記憶所及，每當看到那么多勤勞自立的人民由于經濟機會的不足而不能勞有所得的時候，我就感到難過，我會盡我所能為他們創造機會…… 第二天，我走馬上任，開始了我生活中最振奮卻又最勞神、得到回報最多卻又飽經挫折的兩年。我做起事情來總是急匆匆的，這段時間我常常去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事。公正地總結一下，在我擔任州長的第一個任期內，可以說我在政策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卻陷入了災難。 在議會會議上，我在資金投入上有兩個側重點：一個是教育，一個是公路建設；另外還在醫療、能源和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1978年，在全國各州中，阿肯色的人均教育開銷居最后一名。克思·亞歷山大博士是一位全國公認的教育政策專家，就職于佛羅里達大學，他對我們的學校進行了調查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體制令人擔憂。“從教育的角度出發，阿肯色州的一個普通兒童到全國任何一個州的公立學校上學都要比上阿肯色州的學校好得多。”我們有369個學區，但是有很多學區都太小了，不能開設學生們需要的數學課和科學常識課。州里沒有統一的教學標準或是評估體系。在大多數地方，教師的工資少得可憐。 議會幾乎通過了我在教育方面的所有提議，這些提議是在各方的敦促下通過的：代表大多數教師的阿肯色州教育協會，管理者和校董協會，·包括有影響力的參議院教育委員會主席克拉倫斯·貝爾在內的支持教育的議員。會上同意在未來的兩年中將教育基金增加40％，其中包括將教師的工資每年增加1200美元；增加67％的特殊教育資金；增加對課本的購買、運輸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第一次對學區中的天才學生培養計劃以及幼兒園校車項目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這是邁向普及幼兒園教育的一個重要步驟。 將資金與提高標準和改善質量的努力結合起來，這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標。我們通過了州里衡量學生表現、顯示需要改進之處的第二個考試監管計劃，一項所有教師必須參加全國教師資格考試才能取得教學資格的要求，一個禁止“隨意、突然或沒有明確理由地”解雇教師的提案。我們還創建了“阿肯色州州長學校”，專門培養有天賦的學生。這些學生于1980年第一次聚集在亨德里克斯學院，我和希拉里都在第一堂課上講了話。這是我最引以為豪的成就，現在這個學校仍然運作得很好。 在其他兩個方面我可就沒有這么成功了。亞歷山大在報告中提議將學區的數量減少到200個，這樣可以減少行政開支。但是我提出的關于設立研究這一問題的委員會的提案沒有通過，因為很多的小鎮認為，如果他們失去了他們自己的學區，“城里人”就會關閉他們的學校，毀掉他們的社區。 我遭遇的另一次抵制跟學校經濟援助的分配方案有關。有好幾個學區都提起訴訟，認為我們的分配體制不公平，再加上地方財產稅的稅收差異，造成全州范圍內花在每個學生頭上的費用極不平等，因而是違憲的。這個分配標準沒有充分考慮到財產價值的差異或學生人口的變化等因素，結果小學區的學生平均每個人得到的金額相對較高，平均每個學生的管理費用也很高。但是這個體制很難改變，因為給某些學區的錢多一些，就意味著另外一些學區得到的錢少一些。雙方在議會中都有自己的代表，當吃虧的一方從打印出來的計算結果看出改變分配方案對自己的學區不利時，就會極力反對改變分配方案。我們最終調整了分配方案，但改動不大。直到1983年州最高法院；布學校分配方案無效之后，我們才得以進行一些真正的調整。 我所提出的公路建設計劃是為了解決州里公路、鄉間馬路和城市街道路況下降和需要重新修建的問題。十多年來，阿肯色一直沒有一個可行的道路修建計劃，路上的凹坑以及行車速度的緩慢給人們在時間和金錢上都帶來了損失。道路修建計劃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但是道路建設的資金來源問題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我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一攬子稅收計劃，主要是提高大噸位卡車的稅額，因為大噸位卡車對道路的損害最大，而對小汽車的牌照費也有增加。在當時，小汽車的牌照和大卡車的牌照一樣，都是根據車輛的重量來收費的。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就對道路的損壞而言，小汽車在重量上的差別不像大卡車那么重要，而且重量較大的小汽車往往都比較舊，多為經濟收入較低的人所有。因此我提出，小汽車牌照的繳費標準要參照汽車的價值：最昂貴的新車每輛繳納50美元，而最破舊、價值最低的車每輛繳納20美元。根據我的提議，較重的破舊小汽車就用著交太多錢。 有一些久經世事的議員認為，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提高牌照費，相反，我們應該通過增加燃油稅來為道路修建計劃籌集資金。勞工組織提出反對，因為這樣的話，普通司機一年就要多付很多錢，不過他們無法察覺，因為稅金都隱藏在燃油價格當中了。在這一點上我和勞工組織達成了一致意見。但是當初如果采用了增加燃油稅的做法，在政治上引起的損害就要小得多。 除了道路承包商外，所有的組織團體都不支持我的提議。代表貨運業、家禽養殖業以及木材業利益的人說，如果增加他們的大卡車收費，他們將無法承受，最后只能減少大卡車的數量。新車經銷商們說，我想向他們的顧客收取過多的費用，而根據汽車的價值收費將會在管理上引起一場噩夢。我認為他們的論點尤其站不住腳，可是議會還真買他們的賬。修建道路的院外活動集團在參議院的代表是諾克斯·納爾遜，他是一位狡猾的議員，本人就是一個道路承包商，他希望拿到修建道路的資金，但是并不真正關心如何籌集這筆資金。最后，議會通過了利用收取汽車牌照費大幅增加稅收的辦法，不過仍在原來按噸位收取的框架內，將自重較重的小汽車的牌照費從原來的19美元增加到36美元，相當于原來的兩倍。我面臨著一個選擇：我可以在提案上簽字，將其變為法律，通過不公平的方式來為修建道路的好計劃搞到資金；我也可以否決它，最終完全放棄修建道路的計劃。最后，我在提案上簽了字。這是我在1994年之前在政治上犯下的最愚蠢錯誤——1994年，在根本投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況下，我同意為白水事件申請一名特別檢察官。 在阿肯色州，每年人們的汽車牌照費是在他們過生日那天交納的，這天他們需要到縣里的稅收辦公室更換汽車牌照。1月1日之后，牌照開始漲價，在這一年當中的每一天，總會有一群人到稅收辦公室去領取我送給他們的生日禮物——漲了一倍的汽車牌照費。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鄉下人，開車跑上20多英里來到縣政府所在地，去買他們的新牌照。他們一般沒有支票，口袋里只裝著前一次買牌照時交付的錢數，沒辦法，只好大老遠地把車開回去，從家里再多拿些錢來。他們趕到那里之后，像往常那樣，還要排一會兒隊，在這期間，在這個簡陋的稅收辦公室里，他們不知不覺地把目光投到墻亡的州長照片上，州長俯視著他們，臉上帶著微笑。 1978年末，我剛當選州長的時候，希拉里·瓊斯曾經給我做了一個預言。他說山區人民支持我走過了三次競選，但是從現在起，我將不得不在城市里爭取我的選票。我問他為什么，他回答說我將會致力于學校教育和經濟發展，這是由全州發展的需要決定的，但是我為提高學校質量而采取的任何舉措都會威脅到鄉村的學校；我永遠無法為貧困的鄉村地區增加很多新的就業機會；況且最近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定，不參與政策制定的政府雇員不能再因為政治上的更迭被別人取代——這意味著我甚至不能解雇前任政府在鄉村地區的職員，從而安插我們自己的人。“我還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希拉里說，“但是不可能再像在這里的時候那么幫你了。”他在很多事情上的預測都非常準確，這次也一樣，希拉里一語中的。在我成功競選州長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多地得到城市和郊區無黨派人土和共和黨人的支持。但是在第三選區以及州里的大多數鄉下白人選民中間，我再也沒有得到以往那么強烈的支持。在所有我無能為力的事情中，這一次最突出，我用汽車牌照漲價這件事愚蠢地傷害了自己，五年來我在阿肯色鄉村地區和城市藍領階層中付出的艱苦努力都因此毀于一旦，而我只是動了動筆頭。 好政策、壞政治的模式還不僅僅局限于立法領域。我組建的州長辦公室里沒有辦公室主任，我把不同部門的責任交給了魯迪·莫爾、史蒂夫·史密斯和約翰·丹納。約翰·丹納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政策分析家，他的妻子南希·彼得拉費薩是希拉里的老朋友。南希也在政府里從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肯尼迪總統用類似的方式組建了他的白宮辦公廳，但是他手下的人留著更短的頭發，穿著更加單調的西裝和白襯衫，系著黑色的細領帶。魯迪、史蒂夫和約翰都留著胡子，在著裝上沒有那么嚴格的限制。議會中批評我的那些保守派曾經對他們大加嘲諷。辦公室內部爆發了幾起沖突。我決定讓魯迪當辦公室主任，讓史蒂夫負責監督一系列的政策提案，與此同時，解除約翰·丹納和他的妻子南希的職責。我不敢面對他們夫妻兩個，就讓史蒂夫去告訴他們——這種做法實在是不可原諒的。史蒂夫對他們說了，而他們也就走了。盡管后來我試圖跟他們談起此事，但是我們的關系一直沒有能恢復到從前的樣子。我居然沒有親自跟他們談，我想他們為此永遠不會原諒我。但我也不怪他們。他們都是好人，工作努力，想法很多。由于沒有經驗，我令他們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這的確是我的過錯。 我邀請了一些州外人士來管理衛生部、公共服務部及其分支機構社會服務處和心理健康處、教育部以及新成立的能源部，這也讓我陷入了一種困境。他們這些人都很有能力，而且一片好心，但是他們缺乏人際交往，缺少與選區居民打交道的經驗，這使他們很難實現他們孜孜以求的改革目標。這些問題由于我自己在經驗上的缺乏和年紀太輕而雪上加霜。我看起來比我的實際年齡32歲還要年輕。我剛當上檢察長的時候，《阿肯色報》那位才華出眾的卡通畫家喬治·費希爾畫了一個坐在童車里的我。我當上州長以后，他又把我提升了一格，讓我坐到三輪自行車里。直到我當上總統，他才讓我走下三輪自行車，把我放到了一個輕型貨車里面。他是我的支持者。他的畫本來應該為我敲響警鐘，但是并沒有起到警醒我的作用。 通過在全國范圍的尋才訪賢，最后羅伯特·揚博士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他曾經在西弗吉尼亞州開過一個頗為成功的鄉間保健診所，我希望他能夠處理阿肯色鄉村地區在醫療保健渠道和醫療保健質量等方面的嚴重問題。奧森·貝里是鄉村保健辦公室的主任，他和揚博士兩個人提出了一個革新計劃，即再設立一些診所，在這些診所中，醫生每兩周必須至少當班一次，平時有護士和由科醫生助手全天上班，為病人進行專業的診斷和治療。雖然愿意在鄉村地區從業的醫生在數量上遠遠不足，但是有研究顯示，大多數病人更喜歡護士或是內科醫生助手，因為他們和病人待在一起的時間比較長；在密西西比縣實行的“護士與助產士計劃”已經將當地的初生嬰兒死亡率降低到原來的一半。 阿肯色州的醫生們都強烈反對這一計劃。吉姆·韋伯醫生作為普通醫生的代表指出：“我們不相信一點點的護理到底能起什么作用。”盡管醫生們都極力反對，卡特政府同意對我們的這項計劃提供一些資助。我們開設了四家鄉村診所，同時著手建立另外三家，此外我們還為密西西比縣的“護士與助產士計劃”擴充了護士。我們的工作贏得了全國的稱贊。 我們盡量加強與醫生的合作。我同意撥出一些款來，在阿肯色州兒童醫院建立一個重病特別護理保育室，為早產兒和其他有生命危險的新生兒提供護理，另外還在大學醫療中心建立了放射治療所，為癌癥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療。我任命希拉里為鄉村保健顧問委員會的主席，為進一步改善鄉村的醫療保健提供咨詢服務，同時幫助把尋求幫助的大量鄉村社區按照輕重緩急的順序排列出來。我們還為鄉村地區招聘了一些醫生，設立了貸款基金，為任何愿意在6000人或6000人以下的鄉鎮建立診所的醫生提供高達5萬美元的貸款，同時允許小鎮里的普通醫生每年可以申請6000美元的收入補貼。醫生們對所有這些提議都非常支持，這些提議的確是不同尋常的，因為1980年出現了經濟衰退，衛生部已經被迫大幅度地削減了財政預算。但是盡管如此，醫生們還是沒有原諒揚博士，或許也沒有原諒我，因為我們沒有更加經常地征求他們的意見，在鄉村保健診所問題上的步伐也邁得過快。1980年的8月，阿肯色州醫療協會要求他辭職。我1981年離任的時候，我的一些提議都被取消了，這說明，即使沒有好的政治策略也可以制定出好的政策，但是，要想給人民提供良好的政府管理，好的政治策略和好的政策這二者缺一不可。 能源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大大提高了石油的價格，致使其他所有東西的價格也跟著上漲。在這一領域，我們制定了好政策，在政治策略上也更加高明，只是我還是跟幾個很有影響力的人成了敵人。我促使議會將阿肯色州能源辦公室升級，使其變成了內閣級的能源部；為了節省納稅人的錢，建立了一個由地方納稅人、公用事業、企業和政府組成的聯合機構，鼓勵公用事業、企業和家庭節約能源，同時幫助開發新的清潔能源。我認為我們應該增強自給自足的能力，成為全國范圍內能源節約和能源開發方面的領頭羊。我們通過了立法，允許對節約能源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住戶、商業和企業減稅，對于使用混合燃料的人，如果其酒精的含量在10％以上，那么就免除其需要向州里繳納的汽油稅。我們嚴格審查工商企業的能源消耗，如果學校、醫院和其他公共機構購買和安裝節能設施，我們就為其提供相應的50％的補助金。聯邦政府為類似的計劃提供基金，我們州在全國率先獲得此項基金。我就職的時候，根據聯邦政府的統計數字，我們的節約能源計劃在全國是最差的。一年之后，我們在節約能源方面總體排到了全國第九名，工業能源的節約則被排到了第三名。 我們的公用事業管理大體上是成功的，但是引起了更多的爭議。我希望能源部能夠參與公共服務委員會有關稅率的聽證會，同時能夠搜集有關核能設施的信息，并對核能設施進行審查。州議會資深成員馬克斯·豪厄爾在教育和稅收問題上比較開明，但是對于公用事業則比較保守，我的第一個提議在議會上就是由于他的鼓動被打了折扣，而第二個提議根本就沒能通過。我說服了阿肯色州電力公司為顧客提供無息的節能貸款，把費用算到納稅人的賬上，每一個理解這一做法的人都鼓掌歡迎，因為他們知道，這比通過修建新的核電廠來提高發電量要經濟得多。不幸的是，有些議員認為節約能源是對自由企業這一體制的顛覆，他們大吵大鬧，阿肯色州電力公司迫于無奈，只好將這一提議束之高閣。但是阿肯色州電力公司是一直支持我們的，為改善低收人人口住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他們做到冬暖夏涼，同時還在相當程度上削減了他們在生活設施方面的開支。 就連我們在節約能源方面所做的工作居然也引起了分歧。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我們資助的一個項目純粹是對資金的浪費。根據計劃，這個項目要培訓低收入的人學會砍木頭，然后把木頭分發給其他窮人做燃料。這個“木材能源資源特別替代計劃”的首字母合成詞是“鋸木者（SAWER）”，這倒真是恰如其分，只是這個計劃留下了一個非常糟糕的記錄。他們花了6．2萬美元，培養了六名砍木工人，而這六名工人砍了三考得的木材。我把這個項目的負責人解雇了，讓另外一個人來對這個項目進行修正，但是這個項目所造成的浪費一直堵在公眾的心里。對于大多數阿肯色人來說，6．2萬美元可是一大筆錢。 在監管方面，我們在兩個問題上遇到了挫折。第一，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所謂的公用事業公司的“疊煎餅”策略。如果他們提出要提高10％的稅率，而結果只得到了5％，他們可以向法院上訴，在上訴期間可以征收10％。與此同時，他們還可以再一次申請提高稅率，重復這樣的程序，如此反復申請，像疊煎餅一樣，最終征收到了沒有得到批準的稅。即使公用事業公司在上訴中敗訴，這是常有的事情，疊煎餅策略的效果仍然對他們有利，他們可以迫使納稅人——其中包括很多窮人——為他們提供大量的低利率貸款。這是不對的，但是在議會中，這些公用事業公司又一次戰勝了我，使一項反對疊煎餅策略的議案遭到否決。 第二，我繼續與阿肯色州電力公司及其母公司中南公用事業公司進行斗爭，因為他們想讓納稅人支付密西西比大海灣核電廠35％的費用。與此同時，阿肯色州電力公司提議在阿肯色州建立六個煤電廠，我們州的用電需求下降很大，阿肯色州電力公司計劃將其現有的一個發電廠的電賣給外州的用戶。根據法律的規定，公用事業公司有權獲得一些收益，這被委婉地稱為“回報費”，因為它們的確投入了各種各樣的費用。但是根據大海灣計劃，阿肯色州的納稅人即使根本不用電，也必須支付超過1／3的建設費用，另外還要加上給公用事業公司的“回報費”。阿肯色州電力公司在這個核電廠中沒有所有權；它屬于一個獨立的沒有納稅人的附屬公司，它的建設和資金籌措只需經過聯邦政府的許可，這就使這個項目遠遠得不到足夠的監控。這些事實剛剛在《阿肯色報》上報道出來，就引起了強烈的抗議。公共服務委員會的主席敦促阿肯色州電力公司從大海灣項目中撤出來；我們組織了一個大型的明信片運動，把大量明信片發給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敦促它更改有關大海灣核電廠的裁定，免除阿肯色的稅費。但是最后卻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大海灣的協議最終得到了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庭的支持。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庭對于涉及聯邦監管機構的案子擁有審判權。這個法律意見是羅伯特·博克法官寫的。他是我上大學時的“憲法”課教授。與在耶魯大學時一樣，當各州的權利制約了個人自由的時候，他總是支持各州的利益。另千方面，當涉及到大企業的時候，他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有最后的發言權，保護大企業，反對州里為了照顧到普通民眾的利益而胡攪蠻纏。1987年，我親自研究并撰寫了提交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證詞，其中我援引了博克在大海灣一案中的裁定，作為反對提名他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原因之一。 為了我的能源計劃，我頂著巨大的阻力，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我還是將阿肯色州電力公司變成了自己的一個勁敵，而這個公司在大多數縣里都有辦事處。除此之外，我還樹了很多敵。我們的一些木材公司在砍伐中采取了全部伐光的過分做法，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快，于是命令史蒂夫·史密斯率領一個特別調查組去調查此事。史蒂夫在當時還處于非常狂熱的激進階段，他把伐木工人嚇唬了一頓，讓他們大為氣惱。其實我本來無非是想讓這些亂砍濫伐的人減少大面積砍伐的范圍，在馬路邊和河邊保留足夠的樹木，以減少對土壤的侵蝕。批我批得最狠的人聲稱，我想讓所有的伐木工和木材加工廠工人都失業。我們的工作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史蒂夫感到非常氣憤，沒過多久就回山里的老家去了。 甚至我的經濟發展工作也惹惱了一些人。工作很難干。我決意擴大州政府的工作范圍，除了發揮傳統的招商引資職能之外，還致力于擴大現有企業的規模，為小企業、少數族裔企業以及農場主在國內外銷售他們的產品提供幫助。我們顯著增加了我們州駐布魯塞爾的歐洲辦事處的活動，我把我們阿肯色州的第一支貿易代表團帶到了遠東，我們去了臺灣、日本和香港，我們制定了我們自己的計劃，對可怕的垃圾產品進行處理，該計劃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許可，在全美國的所有州中我們是第一個。我們在傳統的招商引資方面也非常成功，投資金額在1979年比前一年增長了75％，1980年也比前一年增和長了64％。我至得了這么好的成績怎么還會把所有的人都惹惱了呢？因為我改變了這個部門的名稱，將它由原來的阿肯色州工業發展委員會改為阿肯色州經濟發展部，目的是為了反映這個部門更寬的職能范圍。后來發現，阿肯色州工業發展委員會對很多曾在其中供職的有影響商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神圣的名稱。我讓小石城的一個成功商人吉姆·戴克來掌管個這個剛剛成立的阿肯色州經濟發展部，這也引起了他們的不滿。如果我沒有改動這個部門的名稱，我仍然可以干同樣的事情，卻可以避免產生對我不利的影響。在1979年和1980年，我似乎總是受到各種負面的政治余波的影響。 在教育方面我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我任命唐·羅伯茨博士做教育部長，他原來是弗吉尼亞州紐波特紐斯的教育局長。幾年以前，他還在小石城做過行政管理工作。對那里的人都非常熟悉，他待人友好、舉止低調，和大多數人相處得很好。他實施了我在議會通過的改革計劃，另外實行了他自己提出的一個教師培訓計劃，這個計劃就是“有效教學計劃”。問題出在怎么才能把唐弄進來，我首先要讓原來的部長阿奇·福特辭職。阿奇這個人不錯，在這里工作了很長時間，幾十年來一直兢兢業業地獻身于阿肯色的學校教育。但是，他到了該退休的時候了。這一次，我們沒有讓別人去通知他退休，重復那個愚蠢的錯誤。但是我本來可以把事情處理得更好些，比如給他舉行一個盛大的送別儀式，努力地給別人制造一種印象，好像離職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我卻笨手笨腳地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在公眾服務方面，我們受到了普遍的好評。我們取消了處方藥的銷售稅，這一措施對老年人尤其有利，另外我們還將老年人的宅地稅減免額提高了2／3。全部算起來，我們通過了超過25千直接有利于老年人的議案，其中包括制定了更加嚴格的養老院標準，加強了家庭醫療保健。 1979年是國際兒童年。希拉里作為阿肯色州兒童與家庭促進會的主席——這個組織就是在她的協助下創辦的——率先推動了一些很有意義的改革，通過了《兒童統一監護法》，消除了遷入本州和遷出本州的家庭在兒童監護權上的問題，將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日均人數降低了25％，為精神上受到嚴重困擾的孩子提供更好的、以社區為基礎的住院治療；為另外35％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安排了家庭收養。我最后要講的是，我還第一次參與了福利改革。卡特政府組織幾個州參與了一項“工作福利”試驗，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在試驗中規定，領取食品券的人只要有勞動的能力，就必須去登記申請工作，否則就不能再繼續領取食品券。這種福利措施的目的是使福利申請者取得工作能力，是一種通過讓窮人工作來幫助他們獲得福利的做法。我們在這次試驗中的經歷激發了我對這一做法的持久興趣。我后來還把這種做法一路帶到白宮，并且在1996年簽署了福利改革法案。 1980年來臨的時候，我的州長職位和我的生活都讓我感覺良好。我的確惹惱了一些實力強大的利益集團，人們對于汽車牌照費的抱怨也有增無減，但是我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計劃，這是讓我引以為豪的事情。 9月，我們的朋友黛安娜·金凱德與吉姆·布萊爾在莫里斯和安·亨利的家里——也就是四年前我和希拉里舉行婚禮招待會的地方——舉行了婚禮。我主持了他們的結婚儀式，阿肯色州的憲法是允許州長主持婚禮的。希拉里身兼兩職，既是伴娘又是伴郎。政治上正確的布萊爾夫婦稱她是“最好的人”，對此我沒有任何異議。 希拉里是最好的人。不僅如此，她還懷了孕，實實在在地懷了孕。我們非常希望有個孩子，曾經試了相當一段時間都沒有成功。1979年夏天，我們決定與舊金山的一位生育專家預約一下，等我們從百慕大休完短假回來之后，就準備去他那里就診。但是我們在百慕大度過了一段美妙的時光，非常美妙，我們后來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舊金山了。我們剛到家不久，希拉里就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又堅持工作了幾個月。我們參加了心理助產課，因為她如果自然分娩的話，我需要在場協助。我很喜歡我上的那些課程，與其他一些待產的夫妻在一起相處得也很開心。他們都是中產階層的在職人員，他們和我們一樣激動不已。離預產期還有幾個星期的時候，希拉里遇到了一些問題。醫生告訴她，她絕對不能旅行。我們完全信任他，知道希拉里只有遵守他的旅行禁令：了。不幸的是，這將意味著她不能跟我去華盛頓參加每年一次的全國州長協會的會議，其中包括一場卡特總統和夫人親自出席的白宮晚宴。我去出席會議了，帶著卡羅琳·休伯去參加了白宮的晚宴，因為當時卡羅琳·休伯已經離開了羅斯律師事務所，來為我們管理州長官邸。我每隔幾個小時就給家里打個電話，并盡量在2月27日晚上趕回家里。 我走進州長官邸15分鐘之后，希拉里的羊水破了，比預產期提前了三個星期。我變得非常緊張，手里拿著個清單走來走去，上面列著心理助產課上提到的各種各樣的東西，準備去阿肯色浸禮會醫院的時候帶上。在這里工作的州警也都非常緊張。我讓他們弄一袋冰塊給希拉里含著，我則收拾其他的東西。他們真的準備了一袋冰塊，有9磅重，即使她分娩一個星期也夠用了。州警們帶著裝好冰塊的行李箱，迅速把我們送到了醫院。我們到了不久，就聽說希拉里需要做剖腹產，因為孩子是“臀位”，也就是說，孩子在子宮里的姿勢是上下顛倒的。他們告訴我，根據醫院的政策，產婦需要做手術的時候，丈夫不允許待在產房里。我就懇求醫院的管理人員讓我進去，我說我母親做手術的時候我就在場，即使他們把希拉里用手術刀從頭開到腳，我也不會感到眩暈，再說希拉里非常緊張，她從來都沒有住過院，她需要我守在那里。他們終于心軟了。夜里11：24，我握著希拉里的手，兩眼越過擋住希拉里視線的遮蔽屏，親眼看到醫生切開她的腹部，看到流出來的鮮血，看到醫生把嬰兒從她的體內取了出來。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一個我的親生父親無緣領略的時刻。 我們的小女孩很健康，體重6磅1．75盎司，適時發出了響亮的哭聲。希拉里在恢復室休息的時候，我把切爾西抱到外面，讓母親和所有在場的人都來看看這個全世界最令人驚嘆的孩子。我跟她說話，我對著她唱歌，希望這個夜晚永遠不會結束。我終于當上了父親。盡管我熱衷于政治和政府管理，變得越來越雄心勃勃，但是那一刻讓我意識到，當父親是最讓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感謝希拉里和切爾西，后來我發現當父親給我帶來的回報是最大的。 我們從醫院回到家里時，等待切爾西的是州長官邸的所有職員，另外還包括卡羅琳·休伯和莉莎·阿什利，從那以后，莉莎·阿什利就一直為我們做飯。她覺得我之所以看上去太年輕不像個州長，就是因為太瘦了，她說如果我能變得“更壯一些”，我就像那么回事了，她決意要讓我變得更壯一些。她是個很棒的廚師，不幸的是她成功了。 羅斯律師事務所給了希拉里四個月的產假，讓她把切爾西照料好。因為我自己說了算，我可以控制什么時候去辦公室，所以我就在最初的幾個月里把很多工作都拿到家里來做。我和希拉里經常說起我們的運氣，因為我們在那段關鍵時期能夠有時間和孩子在一起，建立我們和孩子之間的紐帶。希拉里告訴我，在其他最發達的國家中，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享受帶薪的產假。我們認為其他的父母也應該能夠像我們一樣擁有這種珍貴的機會。1993年2月，當我作為總統簽署第一個法案（家庭和醫療休假法）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和切爾西共同度過的她生命中最初的幾個月，法案的簽署使大多數美國工作者能夠在孩子出生或是家人生病的時候享受三個月的假期。到我離任的時候為止，一共有3500萬美國人受益于這個法律。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找到我，給我講述他們的故事，為了這個法案而向我表示感謝。 我們把切爾西安頓下來之后，我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政治和災難在我的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這兩者往往又是難以區分的。 在州長競選或是總統競選中，有很多事情候選人往往是避而不談的，而選民也不會認真考慮，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對危機的處理。行政首長如何應對天災人禍？我在當州長的第一任期中，過多地承擔了處理這些問題的責任。我剛剛就職，全州就被冬季的冰風暴吞沒了。我調動了國民警衛隊，為斷電的居民送去發電機，清理鄉村公路，從水溝里往外打撈車輛。1979年春天，我們遭遇了一連串的龍卷風襲擊，我不得不請求卡特總統正式將阿肯色州宣布為災區，這樣我們就有資格得到聯邦的援助資金。我們設立了好幾個災難救助中心，幫助那些失去了家園、企業和莊稼的人們。1980年春天，我們又重復了我們的工作，因為我們再次遭遇了多場龍卷風的襲擊。 1980年夏天，我們又碰到了可怕的熱浪，100多個人被熱死了，造成了50年來最大的旱災。老年人的生命受到的威脅最大。我們延長了老年人中心的開放時間，用州里和聯邦政府的錢為老人們買來電風扇，租來空調，并代繳電費。我們還得到了卡特政府的大力支持，聯邦政府為家禽養殖業主和農場主提供了低息貸款，因為家禽養殖業主損失了幾百萬只雞，而農場主的莊稼也都枯死了。在熱浪之下，道路塌陷了，火災頻頻發生，大約有800起，創下了歷史上的最高記錄，我只好下令嚴禁在戶外點火。11月的選舉即將來臨，而這時正是阿肯色鄉村民眾心情不佳的時候。 除了天災之外，我們還遭遇了幾場人禍，有些是偶然事故，但也有些是蓄意所為。這些危機造成的損害與其說是身體和經濟方面的，還不如說是心理方面的，損害的程度是嚴重的。1979年春天，三K黨及其全國總管戴維·杜克決定在小石城舉行一個會議。之前不久，在亞拉巴馬州迪凱特的一次類似集會中，三K黨成員與抗議的民眾之間爆發了暴力沖突。我下定決心一定要避免這樣的沖突在小石城重演。我的公共安全主任托米·羅賓遜親自研究了迪凱特當時的情況，采取了嚴密的安全措施，避免了重蹈迪凱特的覆轍。我們在會場外安置了很多州警和地方警察，指示他們只要有風吹草動，就立刻將鬧事者逮捕。最后；有六個人被逮捕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受傷，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警察的威懾作用。我對我們處理三K黨一事感覺很好，增強了我的信心，讓我覺得我們將來有能力處理好任何事情。一年以后，一場更大的危機來臨了。 1980年春天，菲德爾·卡斯特羅驅逐了12萬名政治犯和其他一些“不受歡迎的人”，其中很多人都有犯罪記錄，還有很多人是精神病。他把這些人都驅逐到美國來。這些人乘船來到佛羅里達州，在那里尋求避難，為卡特政府制造了巨大的問題。我立刻想到白宮可能會考慮把一些古巴人送到史密斯堡附近的查菲堡，因為查菲堡是一個大規模的軍事基地，在70年代中期曾經被當做越南難民的再安置中心。當時那次再安置大體上是成功的，很多越南家庭現在仍然生活在阿肯色的西部地區，而且生活得很好。 吉恩·艾登伯格是白宮專門替總統處理古巴難民的官員。我在和他討論這一問題的時候，告訴他當初越南難民的事情處理得非常好，部分原因在于當時事先在菲律賓和泰國進行了篩選，首先將那些不應該接受的人淘汰掉。我建議他在佛羅里達的海岸上安置一艘航空母艦或是一艘巨大的艦艇，進行同樣的篩選。我知道大多數難民都不是罪犯，精神也都正常，但報紙上卻正是這樣描述他們的，篩選的過程可以為那些得到入境許可的人建立起公眾對他們的信任。吉恩說篩選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沒有地方安置那些遭到拒絕的人。“當然有。”我說，“我們在關塔那摩還有個基地，不是嗎？籬笆將兩個國家分隔開，但籬笆上肯定有門。把他們帶到關塔那摩，把門打開，讓他們回到古巴去。”卡斯特羅的做法讓美國看上去很愚蠢，總統也顯得軟弱無能。通貨膨脹和伊朗人質危機已經讓吉米·卡特無暇他顧了，他不想再遇上這樣的麻煩。在我看來，我的建議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可以增強總統的威嚴，化險為夷，為使公眾最終能夠接受獲準入境的難民鋪平道路。當白宮拒絕采納我的建議時，我應該意識到我們已經開始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旅程。 5月7日，白宮通知我，查菲堡將被用于安置部分古巴難民。我力勸白宮采取強有力的安全防護措施，同時我在報紙上宣布，這些古巴人是不堪忍受“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才逃出來的，我保證會“盡我所能，擔負起總統賦予阿肯色州的所有責任，為這些難民的重新安置提供方便”。到5月20日，已經有將近2萬古巴人來到查菲堡。一些年輕而不安分的古巴人由于不愿意一直被圈在一個固定的范圍里，再加上前途未卜，剛到這里沒多久，就開始引起騷亂，而且這種騷亂還變成了查菲堡的家常便飯。我前面說過，史密斯堡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區，大多數人對古巴人的到來本來就不太愿意，當關于騷亂的報道曝光之后，史密斯堡和附近鎮里的人既害怕又生氣，那些住在巴靈鎮的人更是如此，因為他們那里與查菲堡緊挨在一起。治安官比爾·考斯羅恩在這場危機中態度一直非常強硬，處理問題的時候一直也都很明智。他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道：“要說他們（當地居民）感到害怕，這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他們已經將自己全副武裝起來，而這使事態變得更加一觸即發。” 5月26日星期一晚上，有幾百名難民沖破攔截他們的路障，通過一道無人把守的門跑出了查菲堡。第二天黎明時分，那天是初選日，我把國民警衛隊的65個人召集到查菲堡，接著我和希拉里乘飛機到費耶特維爾去投票，然后我們來到查菲堡。我一整天都待在查菲堡，一會兒對著現場的人喊話，一會跟白宮的人打電話。指揮官“牛頭犬”詹姆斯·德拉蒙德準將是個非同凡響的人，有著輝煌的作戰記錄。我向他抱怨說，他的部隊讓古巴人離開了基地，可是他卻告訴我，他也沒辦法阻止他們。他的直接上級已經告訴他，聯邦案例法中的地方保安隊法禁止軍方對公民執法。很顯然，軍隊認為法律對古巴人也適用，盡管這些古巴人的法律身份難以確定。他們不是公民，也不是合法移民，但他們也不是非法入境的外國人。德拉蒙德接到通知，既然他們沒有犯法，他不能只是因為當地居民討厭或是害怕他們，就違背他們的意愿，強迫他們待在查菲堡。將軍說，他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基地的秩序。我給總統打了電話，把這里的情況向他解釋，我要求他賦予某個人以特殊的權力，把古巴人留在查菲堡。我擔心這個地區的人會開始向古巴人射擊，因為在查菲堡方圓50英里以內，每個槍店里都有人在搶購手槍和來復槍。 第二天，我再次與總統通話，總統說他準備派遣更多的部隊去維護治安，把古巴人限制在基地里。吉恩·艾登伯格告訴我，司法部正準備給五角大樓發一封信，告訴他們軍方在法律上有權這樣做。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終于稍微放松了一些，有時間去考慮初選的問題。在初選中我惟一的對手是蒙羅·施瓦茨洛澤，那個以前從事火雞養殖的農場主。他獲得了31％的選票，這相當于他在1978年初選中所得選票的30倍。鄉村的選民們向我傳遞了一個關于汽車牌照費的信號。我希望他們已經廢除了那種做法，可事實上還在施行。 6月1日晚上，查菲堡鬧翻了天。1000名古巴人從查菲堡里跑了出去，路上正好與聯邦軍隊擦肩而過，他們奔上了22號公路，然后從那里開始朝巴靈走去。軍隊這一次又沒有阻止他們。于是，我就出來阻止他們。在古巴人和幾百名憤怒的阿肯色武裝群眾之間的惟一障礙是這些人：恪盡職守、頭腦冷靜的德朗·考西上尉指揮下的州警；國民警衛隊的衛兵；治安官比爾·考斯羅恩的副手們。我已經給考西和國民警衛隊下達了嚴格的指示，不允許他們放古巴人通過。我知道如果放行，就會血流成河。與這樣的結果比起來，小石城中心中學所遭遇的危機就仿佛是星期天下午的一場野餐會。古巴人繼續朝我們的民眾走來，并開始投擲石塊。最后，考西告訴州警朝古巴人頭頂上空開槍。直到這時，古巴人才轉過身，朝著查菲堡的方向走去。濃煙散盡之后，我們發現62個人受了傷，五個人是被短槍擊中的，另外查菲堡的三座建筑被毀。但是沒有一個人被殺死或是受重傷。 我立刻飛到查菲堡去見德拉蒙德。我們兩個都喊叫了起來，誰也不甘示弱。我感到怒不可遏，因為白宮向我保證過，五角大樓已經接到了司法部的許可，軍方有權阻止古巴人離開查菲堡，可是他的部隊面對離開的古巴人居然無動于衷。將軍也不退讓，他告訴我他接到了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一位兩星上將的命令，不管白宮對我說過什么，他的命令沒有改變。德拉蒙德是個直脾氣，他說的話顯然是真的。我給吉恩·艾登伯格打了個電話，把德拉蒙德的話學給他聽，我要求他做出解釋。他反而長篇大論地教訓起我來。艾登伯格說，有人告訴他，我在初選中的表現令人失望，因而表現過激，無非是想嘩眾取寵。我一直把吉恩看成我的朋友，可是很顯然，他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樣了解情況，也不像我想像的那樣理解我。 我大為惱火，我告訴他，他顯然對我的判斷沒有信心，既然如此，他可以做下一步決定：“你要么到這里來，現在，今天晚上就把問題解決；要么我就將查菲堡關閉，我要在每一個大門口都安置國民警衛隊的衛兵，沒有我的允許，不準任何人出入。” 他不相信我的話。“你可以這么做，”他說，“但那是聯邦的設施。” “也許吧。”我針鋒相對地說，“但它在本州的公路上，我可以控制它。你看著辦吧。” 當天夜里，艾登伯格乘一架空軍的飛機飛到史密斯堡，我去接他，我們去查菲堡之前，我先帶他在巴靈鎮轉了轉。當時剛過午夜，但是我們經過的每一條馬路上，每一所房子前，都可以看到高度警惕、全副武裝的居民。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坐在門廊里，還有一個人待在房頂上。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位女士，看上去有70多歲，帶著堅忍的神情坐在草坪上的椅子上，兩腿上放著一枝獵槍。艾登伯格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我們轉完之后，他看著我說：“我根本不知道會是這樣。” 隨后，我們和德拉蒙德將軍以及其他聯邦、州和地方的官員見面，討論了大約一個小時。接著，我們對聚集起來的記者發表講話。艾登伯格許諾說，安全問題會得到解決。那一天是6月2日，就在那天的晚些時候，白宮說五角大樓已經接到明確的指示，一定要維護基地的秩序，同時控制住那里的古巴人。卡特總統也承認，阿肯色人民承受了不必要的憂慮，他許諾，絕不會再把更多的古巴人送到查菲堡。 篩選過程的拖延似乎是這場混亂的根源，負責篩選的人盡量加快了篩選的速度。不久以后，我到查菲堡去視察，局勢平穩多了，每個人的情緒也郡變得好多了。 事情慢慢地平息下來，但是我仍然為5月28日和6月1日之間發生的同情和險些發生的事情感到不安。5月28日，艾登伯格告訴我，軍隊已經接到命令，限制古巴人離開查菲堡，而就在6月1日，他們卻讓1000人從那里逃了出來。要么是白宮沒有跟我說實話，要么是司法部延誤了向五角大樓呈遞它的法律意見書，要么就是五角大樓的某個人違抗了總司令的命令。果真如此，就構成了嚴重的違憲行為。我無法肯定全部的真相最終能否水落石出。我后來到了華盛頓之后才懂得，出了岔子之后，人們往往是不愿意承擔責任的。 8月，我和希拉里到丹佛去出席全國州長協會的夏季會議。會上所有的話題都圍繞總統政治展開。卡特總統的再次提名遇到了來自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的巨大挑戰，不過還是僥幸過關了。但是肯尼迪并沒有放棄。我們與著名的刑事犯罪律師愛德華·貝內特·威廉姆斯一同吃了一頓早餐，希拉里幾年以前就認識他，他曾經邀請希拉里法學院畢業后到他那里工作。威廉姆斯極力支持肯尼迪，認為肯尼迪更有可能在秋季的選舉中挫敗羅納德·里根，因為經濟的蕭條以及長達10個月的伊朗人質危機已經使總統聲譽掃地。 有關政治和功過問題我不能同意他的觀點。作為總統，卡特做了很多好事，石油輸出國組織油價上漲導致通貨膨脹，總統不應該對此負責。在人質危機的處理上，他也沒有什么更好的解決途徑。再說，盡管有古巴難民問題，但白宮對阿肯色州一直不薄，對于我們在教育、能源、健康和經濟發展等方面的改革都給予了財政上的幫助和支持。我本人也得到了很多光榮地進入白宮的機會，有時是為了公務，有時是為了娛樂。就娛樂而言，最有意思的一次造訪白宮，是我帶母親去聽威利·納爾遜的演唱，當時總統在白宮的南草坪上為全國汽車比賽協會舉行了一次野餐會。活動結束后，我和母親陪同納爾遜和總統的兒子奇普到海伊一亞當斯賓館去。我們從白宮出發，穿過拉菲特廣場。到了賓館之后，威利坐在鋼琴前為我們引吭高歌，一直唱到凌晨2點。 出于所有這些原因，在全國州長協會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于我和白宮的關系還是非常樂觀的。民主黨的州長和共和黨的州長分別舉行了自己的會議，在冬季會議中，我已經被選為民主黨州長協會的副主席，這要感謝北卡羅來納州的吉姆·亨特州長在提名時的舉薦。他后來成為我在州長中最親近的朋友，在我入主白宮那幾年，他還是我爭取教育改革斗爭中的同盟。鮑勃·施特勞斯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他讓我動員民主黨州長協會支持卡特總統，反對肯尼迪參議員。我對在場的各位州長進行了一番簡短的游說，然后我對施特勞斯說，在24個人當中，有20人會投票支持卡特，另外4人反對。我們展開了一場有禮貌的討論，施特勞斯替總統說話，而紐約的休·凱里州長則站在肯尼迪的立場上發言。經過20票對4票的表決之后，我和施特勞斯對報界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我們在卡特總統最需要的時候為他爭取支持，表現了我們對他的信任，同時對他的政治生涯起到了推動作用。 大約15分鐘以后，有人告訴我，白宮正在打電話找我。顯然，總統是想向我表示感謝，因為我聯合了各位州長支持他。但是，表面現象往往具有欺騙性。總統實際想告訴我的是，在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天氣就要轉冷，而剩下的那些古巴人都還住在那里。因為那里的城堡不能抵擋冬天的寒冷，他說有必要把那里的難民轉移。接著，他轉入了正題。既然查菲堡的安全問題已經解決，可以把這些難民轉移到那里去。我回答道：“總統先生，你保證過，不再把更多的難民送到阿肯色。把他們送到西部氣候溫暖的某個城堡去，送到你在11月的選舉中反正不能獲勝的一個地方。”總統說他也這樣考慮過，但是不能這么做，因為要把西部的軍事設施裝備起來需要花1000萬美元。我說：“總統先生，對阿肯色人民來說，你的諾言也值1000萬。”他不同意，于是我們就結束了談話。 現在，我也當過總統了，我能夠體會當時吉米·卡特所面臨的壓力。他既需要對付嚴重的通貨膨脹，也要面對停滯的經濟。美國在伊朗的人質已經被阿亞圖拉·霍梅尼囚禁了將近一年之久。但古巴人不再聚眾鬧事，所以對他來說，古巴人的問題只是個小問題。1976年，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兩個州在選舉中都投票支持他，這兩個州的選舉人票數也超過阿肯色。在選舉中他在這兩個州獲得了差不多2／3的選民選票。在民意測驗中，我仍然以20個百分點領先于我的對手弗蘭克·懷特，我怎么會受到影響呢？ 在當時，我可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我知道，總統如果違背自己的諾言，就會遭受嚴重的損失。不管關閉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的城堡是出于天氣原因還是政治原因，單單是為了節省1000萬美元，就違背自己的諾言，把剩下的古巴人送到阿肯色，這么做簡直是發瘋。我給魯迪·莫爾以及我的競選活動主席迪克·赫格特打電話，看看他們認為我應該怎么做。迪克說，我應該直接飛到華盛頓面見總統。如果我不能讓他回心轉意，我就可以向白宮外面的報界發表談話，撤回我對他競選連任的支持。但是，我不能這么做，原因有兩個。第一，我不想成為現代版本的奧瓦爾·福伯斯，或是爭取民權時期抵制聯邦權威的南方州長。第二，我不希望我的所作所為幫助里根挫敗卡特。里根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競選宣傳活動，勢頭很旺，人質問題、蕭條的經濟、右翼勢力的鼎力支持都助長了里根的勢頭。從墮胎法案到巴拿馬運河的歸還，這一切都讓右翼勢力感到怒不可遏。 吉恩·艾登伯格告訴我先不要走漏風聲，等他到阿肯色來把事情粉飾一下之后，再把重新安置古巴人的消息公布出去。但消息還是泄露了出去，吉恩到阿肯色來了一趟，但是于事無補。他讓人們相信絕不會有安全問題，但是他無法否認，總統明明白白地向阿肯色做出過承諾，可他背棄了他的承諾。他背棄的是除了他的家鄉佐治亞州外最支持他的一個州。我更多地參與了安全防衛的具體安排，在原來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進，但是在阿肯色人的眼中，我仍然是總統的人，一個沒能讓總統履行諾言的人。 我從丹佛回到家里的時候，政治局勢已經變得非常不穩定。我普選的對手弗蘭克·懷特奪走的地盤越來越大。懷特是個身材高大的人，聲如洪鐘，雷厲風行，根本看不出他有如下背景：海軍學院畢業生，儲貸機構經理，晉賴爾執政期間阿肯色州工業發展委員會的主任。我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團都是他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其中包括公用事業公司、家禽養殖公司、貨物運輸公司、木材公司，以及醫療協會。他是一個重新萌發信仰的基督徒，背后有州道德多數派分會和其他保守派活躍分子的支持。他知道鄉下的選民和藍領工人對汽車牌照費的事不滿，他還利用了由于經濟蕭條和干旱引發的普遍不滿情緒。經濟蕭條導致州里的稅收低于預先的規劃，為了做到收支平衡，我只好降低開銷，這包括削減教育方面的投資，將教師第二年的工資漲幅從1200美元降低到900美元。很多教師對州里的預算問題并不關心，政府已經許諾兩年內每年工資增加1200美元，現在他們希望得到第二筆錢。他們因為錢沒到手，對我的支持也就減退。 早在4月，我和希拉里曾經在一次活動中看到過弗蘭克·懷特。我對她說，無論民意測驗怎么說，懷特至少可以得到45％的選票。我惹惱了那么多人。當我宣布所有的古巴難民都要被安置在查菲堡的時候，懷特找到了選舉的法寶：古巴問題和汽車牌照費問題。在剩下的競選中，他不說別的，就揪住這兩個話題不放。我在8月進行了艱苦的競選宣傳，但是起色不大。在工廠的大門口，換班的工人們說，他們不會投票支持我，因為我增加了汽車牌照費，一方面使他們的經濟困難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我也背叛了他們。在史密斯堡競選的時候，我在一座通往俄克拉何馬的橋邊爭取一個人的支持，他說：“你增加了我的汽車牌照費。即使就你一個渾蛋參加選舉，我也不投你。”類似的答復我聽了千百遍，但這個人的表達是最生動的。他怒氣沖沖，臉色通紅。我也被激怒了，我指著橋那邊的俄克拉何馬說：“往那邊看，如果你住在俄克拉何馬，你要交的汽車牌照費要相當于現在的兩倍還多！”突然，他臉上的血色消退了，露出了微笑，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道：“告訴你，小伙子，你就是得不到選票。我就是因為這邊便宜才住在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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