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克林顿自传-4

奧列格并不是我惟一遇到的友好的俄羅斯人。尼克松總統的緩和汁劃已產生了明顯效果。幾個月前，俄羅斯電視播放了美國人在月球漫步的情景。他們都羨慕我們的自由，以為我們都很富有。我想，和他們多數人相比，我們是很富有。我每次乘坐地鐵，都會有人走上前來驕傲地對我說：“我會說英語！歡迎來莫斯科。”一天夜里，我和幾位飯店的客人、一位當地出租車司機和他妹妹一起吃晚飯。女孩喝得多了一點，便打定主意和我待在一起。她哥哥不得不把她拖到飯店外面的雪地上，然后塞進出租車。我一直不知遭，他是害怕和我在一起她肯定會受到克格勃的拷問，還是認為我配不上他妹妹。　　我在莫斯科最有意思的經歷是從飯店電梯里的一次偶遇開始的。我走進電梯時，里面已有另外四個人。其中一人別著一枚弗吉尼亞獅子會俱樂部的徽章。他顯然認為我是個外國人，因為我留著長發，蓄著大胡子，足蹬一雙生牛皮靴，身穿一件英國海軍的棒球衫。他拖長調子問：“你是哪里人？”我笑了，說：“阿肯色人。”他答道：“嗨，我還以為你是丹麥或其他什么地方的人呢！”他叫查理·丹尼爾斯，來自弗吉尼亞的諾頓市，那是弗朗西斯·加利·鮑爾斯的家鄉。他是位U一2飛機的駕駛員，1960年在俄國被擊落并被捕。和查理一起的是卡爾·麥卡菲，一位來自諾頓的律師，曾幫助安排鮑爾斯獲釋一事。還有一位是來自華盛頓州的養雞場主亨利·福爾斯，他的兒子駕機在越南被擊落。他們千里迢迢來莫斯科是想看看派駐在那里的北越人能否告訴這位養雞場主他兒子是死是活。第四個人來自巴黎，和那位弗吉尼亞人一樣，也是獅子會俱樂部的會員。他加入到他們的行列是因為北越人會說法語。他們并不敢肯定俄國人是否會允許他們和北越人交談，或者即使同意，也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什么消息，只是先來了再說。他們誰都不會說俄語，于是問·我是否認識什么人能幫他們的忙。我的老朋友尼基正在帕特里斯·盧蒙巴大學學習英語、法語和俄語。我把她介紹給了他們。他們花了幾天時間一起四處打聽，又是到美國大使館詢問，又是找俄國人幫忙，最后終于見到了北越人。福爾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如此不辭辛勞，打聽他兒子和另幾位戰斗失蹤人員消息的舉動顯然打動了北越人。他們說他們會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然后告訴福爾斯一行。幾個星期后，亨利·福爾斯得到消息，他兒子在飛機被擊落后陣亡。這樣，至少他可以死心了；當總統后，我努力解決了戰俘和戰斗失蹤人員問題，并幫助越南人弄清了他們至今下落不明的30多萬人的情況。這時我想起了亨利·福爾斯。　　1月6日，尼基和她的海地朋友海倫妮送我上了開往布拉格的火車。布拉格是歐洲最美麗古老的城市之一，當時還沒有從1968年8月蘇聯對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的鎮壓下完全緩過勁來。我受邀住到揚·科波爾德的父母家中。在牛津時，科波爾德曾和我一起打過籃球。他們一家人都很善良，他們的個人歷史和現代捷克的歷史緊密相關。科波爾德太太的父親曾是那里一家共產黨報紙的主編，二次大戰中在和納粹的戰斗中犧牲。布拉格有一座橋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波爾德先生和科波爾德太太都是學者，非常支持杜布切克。科波爾德太太的母親也和他們住在一起。科波爾德夫婦上班時，就由她領我到城里轉。他們住在一幢現代高層建筑內一套舒適的公寓里，在那里可以看到城市的美麗景色。我住在揚的房間，由于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一晚上竟爬起來三四次，凝望地平線。　　和我見到的所有捷克人一樣，科波爾德夫婦也堅信不疑，他們自由的機會會再次到來。他們和地球上所有人一樣都應該得到自由。他們聰明、自豪、堅定。我見到的捷克年輕人特別親美。他們支持我們政府在越南的行動，因為我們是為了自由，而蘇聯則不是。一次，科波爾德先生對我說：“即使是俄國人也不能永遠無視歷史的發展規律。”的確，他們不能。再過20年．瓦茨拉夫·哈韋爾和平的“天鵝絨革命”將重新喚起布拉格之春的希望。　　離開科波爾德家回到牛津的十個月后，我收到了他們寫在普通黑框白紙上的便條：“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通告他的朋友，揚·科波爾德于7月29日亡于土耳其士麥那的大學醫院，年僅23歲……很久以來，領略古希臘文化的遺風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在離特洛伊不遠的地方他從高處墜落下來，傷重而死。”揚的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心地善良，我真的很喜歡他。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正處于極度的矛盾之中，是熱愛捷克還是熱愛自由。我真希望他現在能活著享受這兩種愛。　　在布拉格住了六天后，我來到慕尼黑，和魯迪·洛一起慶祝狂歡節，然后回到英國。這時我對美國與民主重新充滿了信心。我發現，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毛病，我的國家對很多人來說依然是一座燈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1992年競選總統時，共和黨人竟企圖用那次旅行來算計我，聲稱我在莫斯科和共產黨人交往過密。　　新學期開始后，我又開始上政治學輔導課，包括科學理論與戰略計劃的關系；如何將一支征募的軍隊改造成為一支愛國主義軍隊——從拿破侖到越南；中國與俄國對美國政策構成的問題。我讀了赫爾曼·卡恩關于核戰可能性、不同摧毀層次和戰后行為的書。聽起來有點核戰爭狂的味道，令人難以信服。我在日記中寫道：“焰火開始后，發生的事不一定會按照任何科學體系與分析家的模型所設定的道路發展。”　　在我忍受著又一個缺少陽光的英國冬天時，家鄉的信件和明信片絡繹不絕地飛來。我的朋友們都在紛紛地找工作，一個接一個地結婚，過著自己的生活。在越南問題上感受了這么多焦慮后，他們的正常生活讓我感覺真的不錯。　　3月和即將到來的春天給生括增添了一分生氣。我讀海明威，上輔導課，還和朋友聊天，包括一位很有意思的新朋友。曼迪·默克從俄勒岡的里德學院來到牛津。她酷愛運動，聰明伶俐，是我在牛津碰到的惟一一位談話時語速超過英國同學的美國婦女。她還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公開自己同性戀傾向的女人。3月里，我對同性戀有了突飛猛進的了解。保羅·帕里什也向我透露了實情，他很害怕會被打上社會渣滓的烙印。他擔驚受怕了很長時間，現在住在舊金山，用他自己的話說，“安全合法”。曼迪·默克留在了英國，成為一名記者和同性戀權利倡導者。當時，她妙趣橫生的戲謔使我的春天生色不少。一天夜里，里克·斯坦恩斯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意外。他說我不適合搞政治。他說我和休伊·朗都具有很了不起的南方政治風格，但朗是個政治天才，知道如何抓權與用權，而我的才能則更多在文學方面，因此我應該當一個作家，因為我動筆比動口強。另外我搞政治強硬不足。多年來，許多人都思考過這方面的問題。然而，里克說的最接近事實。我從來沒有因為權力而喜歡權力，但無論何時只要挨了對手一擊，我總會匯聚起足夠的強硬來渡過險關。另外，我覺得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干不了這么好。　　1970年初，由于收到了杰夫·德懷爾錄下的他和霍爾姆斯上校談話的錄音帶以及很靠后的征兵號碼，我知道自己已經退出了后備軍官訓練隊，而且至少到這一年年底都不會被征召入伍。如果沒有征召到我，我則面臨著一個兩難的抉擇；是回到牛津念第三學年——羅茲獎學金將支付所有費用——還是被耶魯法學院錄取后去那里念書。　　我喜歡牛津，也許是太喜歡了。我擔心如果回到牛津上第三學年，我可能會漸漸地貪圖舒適，過一種沒有目標而且最后會令自己失望的學術生活。考慮到我對戰爭的感覺，我心里很沒底，不知自己能否真的在政界取得成功，但我還是更傾向于回到美國，試一試自己的運氣。　　4月，在第二與第三學期中間的假期，我做了最后一次旅行，這次是和里克去了西班牙。我一直在看西班牙方面的書，完全人了迷，這些書有安德烈·馬爾羅的《人類的希望》、喬治·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和休·托馬斯的杰作（西班牙內戰》。馬爾羅探討了戰爭給知識分子造成的困境。他們有許多人都參加了反抗佛朗哥的戰爭。他說知識分子想要分清是非，想要確切知道自己為何而戰與如何戰斗。從定義上說，這種態度是反二元論的，但從定義上說，每一名戰士又都是二元論的。為了殺戮和生存，他必須用黑白分明、善惡昭彰的方式來看待問題。多年后當極右勢力掌控了共和黨和國會時，我在政治中看出了這同一特性。對他們來說，政治只不過是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的戰爭而已。他們需要一個敵人，而我則是站在二元分水嶺另一邊的魔鬼。　　西班牙的浪漫情致讓我永遠無法忘懷：這塊土地上原始的悸動，這里人民奔放粗獷的精神，內戰雖已過去，記憶卻揮之不去，此外還有普拉多和美麗的阿爾罕布拉宮。當上總統后，我和希拉里與胡安·卡洛斯國王和索菲婭王后成為了朋友。（我最后一次去西班牙時，胡安·卡洛斯國王記起了我曾對他說過自己對格拉納達的懷舊，便帶我和希拉里重游了那里。30年后，我又漫步在阿爾罕布拉宮里，此時的西班牙已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再沒有了佛朗哥主義的統治。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卡洛斯。）　　4月底我回到了牛津。母親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戴維·萊奧普洛斯的母親伊芙琳被人謀殺了，胸前扎了四刀，就在她開的古董店里；這樁犯罪案始終沒有被偵破。當時我正在看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我還記得當時曾認為他也許說得沒錯，生活就是“貧窮、骯臟、野蠻和短暫”。幾周后，戴維在重返意大利服兵役的途中來看我。我努力讓他振作起來。他喪失親人一事也激發我寫了一篇文章，講述老爸最后一年半的生活和他的去世。我的朋友們給予了高度評價，這又激發我在日記里寫了這么一段話：“也許當我的政治生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還可以靠寫作謀生，而不用去當門衛。”時不時地，我會冒出到中央公園南端的紐約廣場酒店去當門衛的古怪念頭。廣場酒店的門衛不僅制服考究，還可以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有趣人物。我想像自己從客人手里接過豐厚的小費，因為客人覺得，盡管我操一口奇怪的南方口音，聊起天來卻妙趣橫生。　　5月下旬，我被耶魯錄取，便立即做出決定，去那里上學。我完成了自己論述對立概念、英國首相和政治理論的論文，推崇洛克，而不喜歡霍布斯。6月5日，我在美國軍事高中生畢業典禮上做了最后一次演說。和我一起坐在臺上的還有一些將官和校官。在演講中，我告訴畢業生們我為什么熱愛美國，為什么敬重軍隊，為什么反對越南戰爭。孩子們的反應不錯，我想那些軍官們也尊重我說話的方式。　　6月26日，在乘機回紐約前，我和大家依依惜別，特別是和弗蘭克·阿勒、保羅·帕里什和戴維·愛德華茲，這次是真的再見了。就這樣，結束了，我生活中最不同尋常的兩年。兩年前，理查德·尼克松當選在即，兩年后甲殼蟲樂隊宣布即將散伙，并為熱愛他們的、悲傷的甲殼蟲迷們發行了他們最后一部影片。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喜歡旅行。我還大膽地探索了我思想與心靈最遠的邊際，對于自己的應征，對于自己舉棋不定的抱負，對于自己沒有能力與女人建立起長久的關系，對于所有這些，我都充滿了矛盾。我沒有獲得學位，但學到了許多。我那“漫長曲折的道路”將引我回到家鄉。我希望就像甲殼蟲樂隊在（嘿，裘德》中唱的那樣？我至少可以“接過一支悲傷的歌，把它唱得優美些”。　　17　　7月，我到華盛頓工作，投身于“緊縮開支計劃”。“緊縮開支計劃”是一個由公民組成的支持麥戈文一哈特菲爾德修正案的院外活動集團，號召到1979年底為止，削減對越南戰爭的資金投入。我們沒有機會使這個計劃得到通過，但是爭取通過的過程本身就調動并加強了兩黨中與日俱增的反戰情緒。　　我在達德曼夫婦的家里找到一個房間，準備整個夏天都住在那里。迪克和海倫·達德曼住在華盛頓西北部的一幢兩層的大房子里，房子的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門廊。迪克是一個很有成就的記者，他和海倫夫妻倆都反對那場戰爭，非常支持那些力圖阻止戰爭的年輕人。他們對我好極了。一天早晨，他們邀請我下樓，到前門廊上和他們的朋友，鄰居吉恩·麥卡錫參議員一塊吃早飯。這是麥卡錫在參議院任職的最后一年，他早在19S年就已經宣布不再競選。那天早晨，他心情顯得開朗而愉快，對當時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進行了準確的分析，同時對，即將離開參議院也表現出一種留戀。我對麥卡錫頗有好感，這大大超出我原先的預期。他還把他的一雙鞋子借給了我，這讓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我借他的鞋子是為了去參加一個“報界婦女晚宴”，因為這個晚宴要求出席者佩戴黑色的領結，并穿宴會禮服。我想肯定是多虧了達德曼夫婦的促成，我才接到了這個邀請。尼克松總統也出席了，跟很多人都握了手，只是沒有跟我握。根據安排，我和克拉克·克利福德同坐一張桌子，他是陪杜魯門總統從密蘇里來到華盛頓的，他曾經是杜魯門總統的一個親信顧問，后來在約翰遜總統任職的最后一年做過國防部長。關于越南，克利福德干巴巴地說：“這真是世界上可能碰到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那場晚宴對我來說是令人興奮的經歷，我是穿著吉恩·麥卡錫的鞋子站在地上的，這尤其讓我感到飄飄然。　　我剛剛在“緊縮開支計劃”上沒干多久，就請了一個長長的周末假，開車去了馬薩諸塞的斯普林菲爾德，參加我在喬治敦的室友，海軍陸戰隊的基特·阿什比中尉的婚禮。　　在回華盛頓的途中，我在科德角停留了一下，去了湯米·凱普蘭和吉姆·摩爾那里，他們也去參加了基特的婚禮。晚上，我們一同去看望了卡羅琳·耶爾德爾，她正在科德角和一些年輕的演員一起搞夏季演唱會。我們在那里玩得非常開心，但我待的時間太長了，等我再次上路的時候已經疲憊不堪。我在州際公路上行駛，還沒等開出馬薩諸塞，一輛小轎車從一個停車站開了出來，徑直開到了我的前面。那個司機沒有看見我，我也沒有看見他。等我看見他的時候已經晚了。我馬上改變方向躲避他，但還是重重地撞到了他汽車車尾的左部。車里的一男一女好像都被撞暈了，但并沒有受傷。我也沒有受傷，杰夫·德懷爾送給我讓我夏天開的那輛大眾牌雙座小型汽車卻被撞壞了。警察來的時候，我遇到了嚴重的問題。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不知道把汽車駕照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因而不能證明我是一個有資格的駕駛員。那個時候還沒有聯網的電腦記錄，因此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我才能證明自己。那個警官說他只能把我關到拘留所里。等我們到了拘留所的時候，已經是大藥卓晨5點鐘丁。他們沒收了我所有的東西，為了防止我自縊，還拿走了我的庭帶。隨后，他們給了我一杯咖啡，把我關到了一個小牢房里。牢房里面有一張金屬床、一條毯子、一個散發著味道的堵塞的馬桶和一盞亮著的電燈。我半睡半醒地熬了幾個小時之后，開始給湯米，凱普蘭打電話求助。他和吉姆．摩爾陪我到了法庭上，并交了保證金。法官非常友好，但是對于我不帶駕駛執照的行為進行了訓斥。還真有效果，自從在拘留所待了一宿之后，我再也不忘帶駕照了。　　去過馬薩諸塞兩個星期之后，我又回到了新英格蘭，在康涅狄格住了一個星期，幫助喬·達菲進行民主黨內的聯邦參議員初選。達菲是作為主張和平的候選人參加競選的，幫助他的主要是兩年前出面支持吉恩·麥卡錫的人。在任的參議員，民主黨人湯姆·多德長久以來一直是康涅狄格州政治中的常青樹。他曾經在紐倫堡的戰爭犯罪法庭上對納粹分子進行起訴，擁有良好的進步記錄。但是他也有兩個問題。第一，他曾經因為私自動用以官方身份籌集的資金而受到了參議院的譴責；第二，他曾經支持約翰遜總統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而民主黨的初選投票人極有可能是反戰的。·參議院對多德的譴責傷害了他的感情，同時也讓他大為惱火，他不想不戰自退地放棄他的席位。他沒有去面對那些對他抱有敵意的民主黨初選選舉人，而是作為獨立候選人，參加11月的普選。喬·達菲是哈特福德神學院基金會的倫理學教授，另外還是開明的“美國民主行動”組織的主席。盡管他是西弗吉尼亞一個煤礦工人的兒子，給他最強有力支持的卻是一些經濟上富有、受過良好教育、反對戰爭的郊區自由主義者，以及為他的民權和和平立場所吸引的年輕人。他的競選活動主席之一是保羅·紐曼，為競選活動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財政委員會包括攝影師瑪格麗特·伯克一懷特、藝術家亞歷山大·考爾德、{紐約人}漫畫家達納·弗拉登，此外還有一批引人矚目的作家和歷史學家，包括弗朗辛娜·杜·布萊西克斯·格萊、約翰·赫希、阿瑟·米勒、萬斯·帕卡德、威廉·夏勒、威廉·斯蒂倫、巴巴拉·塔奇曼和桑頓·懷爾德。這些名字在競選倌箋上看上去給人印象深刻，但是對于藍領階層的少數族裔投票人來說，這些名字不大可能給他們留下什么印象。　　在7月29日和8月5日之間，我到國會第五選區的兩個鎮貝瑟爾和特蘭伯爾負責競選活動的組織工作。這兩個地方到處都是帶走廊的白色木板房。這些房子的歷史非常悠久，在當地的登記冊上都有記載。在貝瑟爾，我們在第一天就申請了電話，組織了一個電話游說活動，接著就是親自登門發送材科，幫助一些搖擺不定的投票者下定決心。辦公室每天都開放很長時間，在那里忙碌的是一些工作非常投入的志愿者。我敢肯定，達菲肯定能夠在那里獲得可能獲得的最多的選票。特蘭伯爾沒有一個正常運作的競選總部，志愿者給一些投票者打電話，同時還約見另外一些投票者。我動員他們設立一個辦公室，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從早晨10點開放到晚上7點，并且像在貝瑟爾那樣進行電話游說，這樣就可以確保和每一個有可能被爭取過來的投票者接觸兩次。我還檢查了競選組織比較薄弱的另外兩個鎮，向州競選總部呼吁至少要確保這兩個地方有完整的投票者名單，同時要具備進行電話游說的條件。　　我很喜歡這項工作，結識了很多人，這些人后來在我的生活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約翰，波德斯塔和蘇珊·托馬西斯。約翰在白宮干得非常出色，歷任辦公廳秘書、副主任、主任等職；蘇珊現在還住在她位于公園大道的房子里，我在紐約的時候，她曾經讓我睡在她家的沙發上，后來蘇珊成了我和希拉里最親密的朋友和顧問。　　喬·達菲取得了初選的勝利之后，我就被調到國會的第五選區去，負責普選的協調工作。在這個選區中，最大的城市是紐黑文——我后來就是到紐黑文的法學院讀書的。米爾福德也在這個選區，我后來就在那里住了下來。承擔這項工作意味著在11月初競選結束之前，我要落掉許多課程，但是我覺得我能應付過來，我可以借用別人的筆記，在學期末的時候再用用功就行了。　　我喜歡紐黑文，因為那里匯集著老式的種族政治，集中了很多活躍的學生。與紐黑文相鄰的東黑文，絕大多數人都是意大利裔，而附近的奧蘭治則大多為愛爾蘭人。離紐黑文更遠一些的地區更加富庶，而種族之間的界限也更加模糊。在這個選區最東邊的兩個鎮，吉爾福德和麥迪遜，歷史特別古老，景色也尤其優美。我經常開車到其他的鎮子里，看看我們的人是否制定了嚴密的競選計劃，從競選總部給他們帶去他們需要的支持和各種必需的資料。因為我的大眾牌汽車在馬薩諸塞州的時候撞壞了，我就換了一輛鐵銹紅的歐寶牌客貨兩用轎車，因為這種車更適合用來運送各種競選資料。我開著那輛老客貨兩用車行駛了相當長的路程。　　如果競選活動不太緊張，我就去上課，我聽了“憲法”、“合同法”、“司法程序”和“侵權行為”等課程。在我所上的課中，最有趣的是“憲法”，這門課是由羅伯特·博克教的，他后來被任命到哥倫比亞特區的上訴法院工作，1987年被里根總統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博克在他的法律哲學上極端保守，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顯得咄咄逼人，但是對持不同意見的學生還是表現出公正的態度。我和他之間的一次論爭非常令人難忘，我指出他的一個論證是循環論證。他回答說：“當然是循環論證，最好的論證都是循環論證。”　　初選結束后，我盡最大的努力將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都網羅到達菲的陣營里，但這一過程的確是困難重重。我常常跑到藍領階層的少數族裔聚居區，竭力進行宣傳，但經常碰壁。喬·達菲被副總統阿格紐稱為“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者”，很多白種的民主黨人認為達菲過于激進，過分認同那些反對戰爭、吸食毒品的嬉皮士。很多少數族裔的民主黨人也開始反對戰爭，但是，和這些比他們更早反對戰爭的人在一起，他們還是有種不舒服的感覺。另外，多德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使選舉變得更加復雜，因為那些有不滿情緒的民主黨選民又多了一種選擇。喬·達菲的競選搞得不錯，他自己動了很多心思，也投入了不少心血，全國范圍內的很多年輕人都受到鼓舞，但他最后還是被共和黨的候選人洛厄爾，韋克眾議員擊敗了。洛厄爾·韋克雖然是共和黨人，但在黨內喜歡鬧獨立，后來，他離開了共和黨，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當選康涅狄格州州長。韋克得到的選票不到總票數的42％，而多德參議員則獲得了大約25％的選票。我們在東黑文和西黑文之類的少數族裔聚居區幾乎全軍覆沒。　　我不知道如果多德沒有參加競選達菲是否能夠取勝，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如果我們不能把投票支持多德的那類選民爭取回來，民主黨必然會變成少數黨。選舉結束后，我就此事和安妮·韋克斯勒談了幾個小時。作為競選總經理，她干得非常出色，她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各種各樣的人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多年以后，安妮成了我的好朋友和顧問。她和喬·達菲結婚以后，我一直和他們保持著聯系。人主白宮之后，我讓喬·達菲負責美國新聞總署，監管“美國之音”的工作，他把美國的信息傳遞給世界，與他1970年在康涅狄格州遇到的選民不同，全世界的聽眾都非常愿意傾聽他發出的信息。我把這看成達菲的最后一次競選活動，這一次他取得了勝利。　　1970年11月最引人矚目的亮點是人們選舉了一個年輕的民主黨州長，那就是阿肯色的戴爾·邦珀斯。他輕而易舉就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福伯斯：并在普選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洛克菲勒州長。邦珀斯是一名退役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還是一個了不起的出庭律師。他這個人極其滑稽，一張巧嘴能把貓頭鷹騙下樹來。而且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進步主義者，在非常保守的阿肯色西部地區，他曾經帶領他的家鄉小鎮查爾斯頓和平地融合了他們的學校，與小石城的混亂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兩年之后，他又以很大的優勢重新當選州長；再過兩年，他成為了聯邦參議員。邦珀斯的成就證明，領袖的權力能夠鼓舞人民，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而努力，從而克服南方歷史悠久的分裂政治。這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們在爭取民權或反對戰爭的時候，我并不在意去支持一個幾乎注定要失敗的候選人。但是或早或晚，如果你想改變現狀的話，你就必須要贏。我進入耶魯法學院去進一步學習有關政策的各種知識。再說萬一我在政治上的抱負不能實現的話，我還想選擇一個不用擔心失業的職業。　　選舉結束后，我開始了法學院的學習生活，為了應付考試，拼命地往腦于里裝東西，同時還有機會認識了其他一些同學，我很喜歡我的住處，對我的三個室友很有好感。道格·埃克利是我同在大學學院的羅茲學者，他在米爾福德的長島海灣邊上找了一所大房子。房子里有四間臥室和一個不小的廚房，從封閉大陽臺開門出去就直接通向海灘。海灘上是戶外野炊的好地方，潮水退了之后，我們在沙灘上有足夠的地方玩觸身式橄欖球。這個地方惟一的欠缺是，它是一個適合夏天居住的房子，不能抵擋冬天那刺骨寒風的抽玎，好在我們都很年輕，慢慢也就習慣了。我直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選舉后的那個寒冷的冬日，我身上圍著一條毯子，坐在陽臺．上閱讀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　　我在東百老匯大街889號的房子里的另外兩個室友是唐·波格和比爾·科爾曼。唐在政治上比我們都要激進，但看上去更像是藍領階層的一員。他長得非常魁梧，壯得像一頭牛。他總是騎著一輛摩托車去法學院，在法學院中他設法讓所有的人都加入到無休止的政治論戰當中。對我們來說非常值得慶幸的是，他是一個好廚子，一般情況下表現也很好，這多虧了他的英國女友蘇珊·巴克內爾，她雖然和他一樣激進，但性格上要比他細膩得多。那個時候，耶魯大學的黑人學生越來越多，而比爾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他的父親是一名自由派共和黨律師——那個時候還存在著自由派共和黨人——曾經在最高法院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法官手下擔任書記員，后來又在福特總統執政期間做過交通部長。表面上，比爾是我們這幾個人當中最松散的一個。　　達菲的競選活動結束之后，我回到了耶魯大學。那時候，除了我的室友之外，我只認識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其中包括弗雷德·卡默和鮑勃·賴克。卡默是我在“少年國家”活動中結識的朋友，來自路易斯安那州。鮑勃是我們羅茲獎學金班的班長，因而和每一位同學都保持著聯系，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到他那里去尋找老同學的信息，不過關于我們原來的老同學在干些什么，他總是提供一些滑稽可笑的錯誤信息。　　鮑勃和另外三個同學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其中的一個同學南希·比卡瓦克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她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自由主義者，她的反戰信念在前一年夏天，也就是她在越南當記者的時候就得到了證實。她會寫漂亮的詩，寫起信來也是慷慨激昂的，上課筆記記得也特別全，我耽誤了兩個月的課，回來后就借用了她的筆記。　　通過比爾·科爾曼，我結識了一些黑人學生。對于他們進入耶魯大學的經歷以及畢業后的打算我都非常好奇。在那個時候，對于非洲裔美國人來說，到耶魯大學讀書實在是個非同尋常的機遇。除了比爾之外，我還和好幾個人結為好友，其中包括來自底特律的埃里克·克萊，后來被我任命為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希拉里在韋爾斯利學院的同學南希·吉斯特，我當總統的時候曾經讓她到司法部工作；放棄法律、成為心理療法專家的利拉·科爾伯恩；身材高大、性格安靜的魯弗斯·科米爾——他在南方衛理公會大學橄欖球隊的時候，就是明星進攻線衛；另外還有拉尼·吉尼爾，我本來打算任命他為負責民權事務的助理司法部長，但這是件令人傷心的往事，具體的細節我后面再講。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也是我的同學，但我一直不認識他。　　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聽說弗蘭克·阿勒已經決定回到美國，他要搬回波士頓地區，回到他的家鄉斯波坎去面對抵制征兵的后果。他遭到了逮捕，并受到了傳訊，接著又被釋放出來，等候審訊。弗蘭克已經打定主意，他的抵制行為已經取得了他希望達到的效果，他不希望把加拿大或英國大學里的一個教職作為他凄涼悲苦的中年前景，讓越南成為他身上永遠的標記，然后在國土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余生。12月的一個晚上，鮑勃·賴克說，弗蘭克在國外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他卻要冒著蹲監獄的風險回來，這似乎有點愚蠢。我的日記里記下了我的回答：“一個人超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的總和。”弗蘭克的決定表現了他是怎樣一個人，而不是他能做什么樣的事。　　爾曼·唐在政治上比我們都要激進，但看上去更像是藍領階層的一員。他長得非常魁梧，壯得像一頭牛。他總是騎著一輛摩托車去法學院，在法學院中他設法讓所有的人都加入到無休止的政治論戰當中。對我們來說非常值得慶幸的是，他是一個好廚子，一般情況下表現也很好，這多虧了他的英國女友蘇珊，巴克內爾，她雖然和他一樣激進，但性格上要比他細膩得多。那個時候，耶魯大學的黑人學生越來越多，而比爾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他的父親是一名自由派共和黨律師。那個時候還存在著自由派共和黨人——曾經在最高法院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法官手下擔任書記員，后來又在福特總統執政期間做過交通部長。表面上，比爾是我們這幾個人當中最松散的一個。達菲的競選活動結束之后，我回到了耶魯大學。那時候，除了我的室友之外，我只認識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其中包括弗雷德·卡默和鮑勃·賴克。卡默是我在“少年國家”活動中結識的朋友，來自路易斯安那州。鮑勃是我們羅茲獎學金班的班長，因而和每一位同學都保持著聯系，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到他那里去尋找老同學的信息，不過關于我們原來的老同學在干些什么，他總是提供一些滑稽可笑的錯誤信息。　　鮑勃和另外三個同學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其中的一個同學南希，比卡瓦克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她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自由主義者，她的反戰信念在前一年夏天，也就是她在越南當記者的時候就得到了證實。她會寫漂亮的詩，寫起信來也是慷慨激昂的，上課筆記記得也特別全，我耽誤了兩個月的課，回來后就借用了她的筆記。　　通過比爾·科爾曼，我結識了一些黑人學生。對于他們進入耶魯大學的經歷以及畢業后的打算我都非常好奇。在那個時候，對于非洲裔美國人來說，到耶魯大學讀書實在是個非同尋常的機遇。除了比爾之外，我還和好幾個人結為好友，其中包括來自底特律的埃里克·克萊，后來被我任命為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希拉里在韋爾斯利學院的同學南希·吉斯特，我當總統的時候曾經讓她到司法部工作；放棄法律、成為心理療法專家的利拉·科爾伯恩；身材高大、性格安靜的魯弗斯·科米爾——他在南方衛理公會大學橄欖球隊的時候，就是明星進攻線衛；另外還有拉尼，吉尼爾，我本來打算任命他為負責民權事務的助理司法部長，但這是件令人傷心的往事，具體的細節我后面再講。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也是我的同學，但我一直不認識他。　　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聽說弗蘭克·阿勒已經決定回到美國，他要搬回波士頓地區，回到他的家鄉斯波坎去面對抵制征兵的后果。他遭到了逮捕，并受到了傳訊，接著又被釋放出來，等候審訊。弗蘭克已經打定主意，他的抵制行為已經取得了他希望達到的效果，他不希望把加拿大或英國大學里的一個教職作為他凄涼悲苦的中年前景，讓越南成為他身上永遠的標記，然后在國土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余生。12月的一個晚上，鮑勃·賴克說，弗蘭克在國外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他卻要冒著蹲監獄的風險回來，這似乎有點愚蠢。我的日記里記下了我的回答：“一個人超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的總和。”弗蘭克的決定表現了他是怎樣一個人，而不是他能做什么樣的事。我認為他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回來后不久，弗蘭克進行了精神病檢查，醫生發現他情緒憂郁，不適合應征人伍。他進行了入伍體檢，結果他和斯特羅布-樣被宣布為1一Y類，即只有在國家面臨危機、到了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才能要求他人伍。　　在圣誕節那天，我回到了溫泉城的家里，那里距離赫爾辛基海灣很遠，前一年的圣誕節我曾經在結了冰的海灣上行走。這一次，我走過了我昔日的小學，歷數我蒙受的恩惠，注意到我生活中發生的變化。我的好幾個好朋友都已經結了婚。我祝愿他們幸福，同時在想不知道什么時候我也會產生結婚的想法。　　關于過去和我的祖先，我想了很多。在新年的那天，我看完了范恩·伍德沃德撰寫的（南方歷史的負擔）。在這部書中，作者注意到了南方人“特有的歷史意識”，也就是尤多拉·韋爾蒂所說的“地方感”。阿肯色是我所屬的地方。我非常喜歡托馬斯·伍爾夫那氣勢奔放的散文，但是，我和伍爾夫不一樣，我知道我還可以回到我的家鄉。我必須回去。但首先，我得先完成在法學院的學習。　　我必須作為耶魯大學法學專業的正式學生參加第二個學期的學習，這個學期是我在那里學習負擔最重的一段時間。教我們“商業法”的教授是約翰·貝克，他是耶魯大學教員中的第一個黑人。他對我非常友好，讓我做一些科研工作來貼補我那微薄的收入，他還邀請我到他家去吃飯。約翰和他的妻子在60年代初期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都曾就讀于菲斯克大學，那是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一所黑人學校。他告訴我他們當時是多么恐懼，他和他的同學在參加民權運動中獲得了何等的快樂，我聽得津津有味。　　我選修了查爾斯·賴克的“憲法”，這么說吧，羅伯特·博克有多保守，查爾斯·賴克就有多激進，20世紀60年代幾部產生重大影響的“反文化”著作中有一本《讓美國恢復青春》就是他寫的。我的“刑法”教授是史蒂夫·杜克，他是一個風趣、尖刻的人，是個好老師，我后來與他一起摘了一個關于白領犯罪的討論會。我非常喜歡的一門課是“政治和公民權利”，講課的是湯姆，艾默生教授，他是一個衣著整齊的小個子，曾經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政府中任職，我們上課用的教材就是他本人撰寫的。我還上了威廉·利昂·麥克布賴德教授的一門課“國家的法律與哲學”，做了一些法律服務工作，打了一份短工。有幾個月的時間，我每周四次開車到哈特福德去，給一個民主黨商人迪克·休斯曼幫忙。我是在達菲競選活動中認識他的，我幫助他在市議會里做些事情。迪克知道我需要這份工作，而我認為我對他的確有所幫助。　　在2月底，我飛到加利福尼亞去，和弗蘭克·阿勒、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和他的女友布魯克·希勒在一起待了幾天。我們在洛杉磯布魯克·希勒的家里會面，受到了布魯克的父母馬瓦和勞埃德熱情和慷慨的接待。希勒夫婦很多年以來一直為一個叫“沃爾特·司各特人物展示”的名人秘聞專欄撰稿，這是全美國最吸引讀者的一個專欄。緊接著，在3月，我又去了一趟波士頓，因為弗蘭克住在那里，正準備在那里找一個當記者的工作，所以我去那里再度看望他和斯特羅布。我們在弗蘭克房子后面的樹叢中散步，或是沿著附近的新罕布什爾海灘徜徉。回到家里后弗蘭克似乎很高興，但仍然有些傷心。雖然他擺脫了兵役和監獄，但他似乎陷入了一種憂郁當中，那是一種屠格涅夫所說的“只有非常年輕的人才知道的一種莫名的憂郁”。我還以為他已經早已擺脫了這種狀態。　　春天像以往那樣提起了我們的情緒。各種政治新聞就像個大雜燴。最高法院一致通過了用車接送外區兒童上學以平衡黑白學童比例的做法。中國人為了答謝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接受了美國人的邀請，也準備派乒乓球隊來美國。針對越南戰爭的抗議仍在進行。麥戈文參議員5月16日來到紐黑文，目的很明顯，就是要在1972年競選總統。我對他很有好感，覺得他很有獲勝的希望，因為他有著光榮的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是轟炸機飛行員，在肯尼迪政府中曾經提出了“食品換和平”計劃，另外他還提出了下一次民主黨全國大會代表選舉的新規則。麥戈文帶領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這些規則，目的是為了使全國大會的代表在年齡、種族和性別方面有著更加廣泛的代表性。那些新的規則，加上初選中反對戰爭的自由主義者的分量，實際上就必然使老牌的政治領導人在1972年的提名過程中發揮較小的影響，而黨內的激進主義者的影響則有所上升。里克·斯坦恩斯一直在這個委員會工作，我確信他的手腕非常強硬，頭腦也非常聰明，一定會設計出一個對麥戈文有利的制度來。　　法學院的學習以及政治方面的進展都非常順利，但我的私人生活卻是一團糟。我先是和一個女孩分了手，結果女孩子回了家，嫁給了原來的男朋友。接著我又痛苦地跟一個法學院女生分開了，因為我非常喜歡她，卻不想做出承諾。我于是決定自己一個人將就著過，在近一段時間不再談戀愛。可是有一天，我坐在教室的后面聽艾默生教授講授“政治和公民權利”的時候，看見山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女孩。顯然，她到課堂聽課的次數比我還少，她留著非常濃密、顏色很深的金發，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臉上沒有化妝，但身上散發出的那種力量和鎮靜是我在任何一個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很少見到的。下課以后，我跟著她走出了教室，我打算向她做個自我介紹。當我走到距離她幾英尺遠的時候，我伸出手去，想去碰她的肩膀，可馬上就把手收回來了。這差不多算得上是一種生理上的反應；我知道這不僅僅是肩膀的接觸，我很可能會開始某種我無法停止的事情。　　在隨后的幾天里，我又好幾次在學校附近看見那個女孩，但我都沒有接近她。后來，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狹長的耶魯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的一頭，跟一個同學杰夫·格勒克爾談論加入《耶魯法學雜志》的事情。杰夫勸我加入，說是加入以后保證可以使我有機會在某個聯邦法官手下找個書記員的工作，或是在一個獲利很高的律師事務所里謀得一份差使。他說得句句在理，但是我沒有什么興趣，我準備回阿肯色老家去，再說跟法律評論相比，我更喜歡政治。過了一會兒，對于他的請求我就突然連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了，因為我又看到了那個女孩，她站在房間的另一頭。她回看了我一眼。又過了一會兒，她合上書，從房間的那頭徑直朝這頭走了過來。她看著我的眼睛說：如果你準備一直這樣盯著我，我也準備反過來盯著你。我們至少應該知道被此的姓名吧。我叫希拉里·羅德姆。你叫什么名字？”希拉里當然還記得所有這一切，只是字眼稍有不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驚異，在好幾秒的時間內都無言以對。最后，我脫口說出了我的名字。我們說了幾句話之后，她走了。我不知道可憐的杰夫·格勒克爾是怎么想的，但以后他再也沒有跟我談過那個法律評論雜志的事。　　過了幾天之后，我走下法學院去一樓的樓梯時又見到了希拉里。她穿著一條顏色鮮艷的拖地長裙，我打定主意準備和她待上一會兒。她說她準備去注冊下個學期的課程，我就說我也要去。我們排了一會兒隊，同時聊了起來。我的感覺好極了，可是等我們排到隊伍前面的時候，登記員抬起頭看著我說：“比爾，你怎么又來了，你今天早上剛剛注冊過。”我的臉一下子紅到了耳根。希拉里以她特有的方式哈哈大笑起來。我的把戲被揭穿了，于是干脆要她陪我走一走，到耶魯美術畫廊去看馬克·羅思科的作品展覽。我既激動又緊張，結果忘了大學里的校工正在鬧罷工，博物館沒有開門。幸運的是，有一個保安在值班。我向他懇求了半天，還主動提出如果他讓我進去，我愿意幫助他們清掃博物館花園里的樹枝和垃圾。　　保安看了我們一眼，好像看出了些名堂，就放我們進去了。整個展覽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在觀看。太美妙了，從那時開始，我喜歡上了羅思科的作品。看完之后，我們走到花園里，我把那里的樹枝都撿了起來。我想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破壞罷工的行動，但是工會在博物館的外面沒有糾察隊，再說，當時政治在我的頭腦中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我把我答應要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和希拉里在花園里又待了一個小時左右。花園里有一個臣大而美麗的女子坐像，那是亨利·穆爾的作品。希拉里坐在女子的腿上，而我就坐在她的旁邊，我們就這樣聊著。不久之后，我就俯下身去，把我的頭放在了她的肩膀上。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約會。隨后幾天我們也是一同度過的，我們廝守在一起，天底下的事情我們無所不談。下個周末，希拉里去了佛蒙特，去看望一個一直在跟她約會的男友，因為這是很早以前就約定了的。我對此焦急萬分，我不想失去她。她星期六很晚的時候才回來，一回來我就給她打電話。她病了，我于是給她帶去一些雞湯和橘子汁。從那時開始，我們就分不開了。她的很多時間都在我們海邊的房子里度過，她很快就贏得了道格、唐和比爾的友誼。但是，幾周以后，母親來看我的時候，她在我母親那里卻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希拉里在母親到來之前把頭發剪短了。頭發剪得有些失敗，看上去比從杰夫·德懷爾的發廊里走出來的任何一個女人都更像搖滾歌星。加上她沒有化妝，身上穿著工作裝和牛仔褲，腳上沒有穿襪子，再加上剛剛在米爾福德的沙灘上走過，腳趾上還沾著焦油。她看上去更像是個太空來客。而我的態度顯然是非常認真的；這讓母親感到非常不滿。母親在她的書中稱希拉里是一個“讓她大長見識的人”。希拉里“不化妝，戴著樂瓶一樣的眼鏡，棕色的頭發沒有明顯的發式”；而我的母親總是涂著亮粉色的口紅，也總涂著睫毛油，頭發上扎著一根銀帶。每當我看到她們兩人想彼此摸透對方的時候，我總是感覺很有趣。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母親越來越不在意希拉里的外表，隨著希拉里越來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她們還真的了解了對方。她們在風格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外表之下，兩個人都是頭腦聰明、個性堅強、隨機應變、充滿激情的女人。當她們走到一起的時候，根本沒有我表現的機會。　　到了5月中旬的時候，我已經和希拉里寸步不離了。結果，我和她的幾個好友見了面，其中包括她在韋爾斯利學院的同班同學蘇珊·格雷波，我后來任命她為俄勒岡的聯邦法官；另外一個是卡羅琳·埃利斯，她是一個聰明、滑稽的黎巴嫩女子，來自密西西比，與我相比更是個“南方”人，現在是密西西比大學的校長；除此之外還有尼爾，斯泰因曼，他是我在耶魯大學見到的最聰明的人，1992年他在賓夕法尼亞為我籌集了第一筆競選基金。　　我后來了解到，希拉里在伊利諾伊州的帕克里奇度過了她的童年；在韋爾斯利學院度過了四年的大學時光，大學期間她在政治上因為民權和戰爭等因素從共和黨轉向民主黨；大學畢業后的旅行她去了阿拉斯加，在那里，為了生活，她曾經找了份工作，負責把魚身上的黏液去掉。她對法律援助產生了興趣，愿意為窮人和兒童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我還聽說她在韋爾斯利的畢業典禮上作過一次著名的演講，她表達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遠離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卻又希望美國變得更好。那次演講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播放，那是她第一次體會聲名遠揚的感覺。她在政治上讓我感到滿意的一點是，她和我一樣既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又注重實際。她希望改變現狀，但她知道要想這樣做，就必須進行持久的努力。我們一方總是把遭受打擊和失敗看成品行高尚和地位優越的證明，希拉里和我一樣對這種自欺欺人的態度感到厭煩。希拉里在法學院是杰出人才，在我們那個充滿競爭的小魚塘里是一條大魚。我相比而言則更加游移不定，時進時出。　　在我們兩個都認識的人當中，很多人在談論希拉里的時候都好像有點害怕她，但是我不怕。我只是想和她在一起。但時光漸漸地在流逝。希拉里已經接受了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一個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暑期工作，事務所的合伙人是特魯哈福特、沃克和伯恩斯坦，而我已經接受了一份工作，擔任麥戈文參議員在南方各州的競選協調員。在沒有遇到希拉里之前，我一直盼望得到這份工作。我準備把邁阿密作為我的活動基地，這項工作需要我在南方各地奔波，組織各州的競選宜傳活動。我知道我會非常勝任這份工作，盡管我并不認為在普選中麥戈文在南方能夠取得很好的成績，但是我相信在初選時他可以贏得相當數量的大會代表。無論如何，我所遇到的是個一生難逢的好機會。這對一個25歲的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遇，這個機會是多種原因促成的：第一要靠我和里克·斯坦恩斯的友誼——他在競選活動中占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第二是借助競選委員會采取的贊助性行動，他們至少要把一個南方人安排在一個負責人的位置上！　　可此時的問題是，我不想干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佛羅里達，我和希拉里會彼此思念對方。盡管我覺得競選的前景非常激動人心，但我還是感到非常擔心，就像我在日記中寫的那樣，參加競選宣傳簡直就是“使我的孤獨成為常態的一種方式”，使我與投入正義事業的人們打交道，但是我和他們之間卻總是保持著一臂的距離。我和希拉里在一起則沒有任何疏離的感覺：她總是和我面對面，然后不知不覺地，她又走進了我的心。　　，我鼓起勇氣，問希拉里我是否能和她一起到加利福尼亞去，一同度過這個夏天。她起初是不相信，因為她知道我是多么熱衷于政治，我是多么反對那場戰爭。我告訴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獻給我的工作和理想，但是我愛她，我想看看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同意讓我同她去加利福尼亞。到這時為止，我們在一起的時間總共才只有一個月。　　我們在帕克里奇做了短暫的停留，去看望她的家人。她的母親多蘿西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女人，我從一開始就跟她相處得很好。但是我和希拉里的父親卻有一種陌生感，就像希拉里和我母親之間也存在著陌生感一樣。休·羅德姆是一個脾氣很壞、說話生硬的共和黨人，最起碼他不相信我。但是我們聊得越多，我就越喜歡他。我下定決心，通過不懈努力，一定要讓他回心轉意。很快，我們就開著車上路了，我們去了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那里距離她在奧克蘭的工作單位很近。她在奧克蘭工作期間將住在她母親同母異父的妹妹阿德琳的一座小房子里。過了一兩天之后，我開車回了華盛頓，告訴里克·斯坦恩斯和麥戈文競選活動經理加里·哈特我不能去佛羅里達了。加里認為，我居然要錯過這樣的良機，簡直是瘋了。我想里克也是這樣認為的。在他們看來，我想我肯定像個傻瓜，但是一個人的生活不僅僅是由你接受丁什么樣的機會造成的，往往還是由你放棄了什么樣的機會造成的。　　離開競選活動的確讓我感覺不好，我主動提出到康涅狄格州去干上幾個了苧期，在那里幫助他們建立一個競選機構。我在每一個國會選區都簽約雇用三一些工作人員之后，馬上就趕往加利福尼亞，這次我走的是南線，因為我想回家一趟。　　我開車往西行駛，一路上感到心曠神怡。我參觀了大峽谷。我是在接近黃昏的時候到達那里的，我爬上一塊突出的巖石去觀賞日落的景象。巖石是經過幾百萬年的沉積而形成的，層次分明，當大峽谷從谷底開始漸漸沉人黑暗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巖石居然在變換顏色。　　離開大峽谷之后，我冒著酷熱開車經過美國最熱的地方“死亡之谷”，然后往北開，朝著準備和希拉里一同度夏的地方駛去。當我走進她在伯克利的房子時，她用一個桃子餡餅——我最愛吃的——迎接我，那是她親手制作郎。這種感覺很好，但好景不長。白天，希拉里去上班，我就到市里去走走，在公園里或是咖啡店里看書，要么就是把舊金山逛個遍。晚上，我們一起去看電影，或是到當地的餐館里去美餐一頓，要么就待在家里聊天。7月24日，我們開車去了斯坦福大學，到那里的露天劇場去聽瓊·貝茲的現場演唱。為了讓所有的歌迷都能夠看見她，她每人只收2．5美元的入場費，這和當今一些大型演唱會昂貴的票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貝茲演唱了那些熱門老歌，同時還首次在公眾場合演唱了《他們將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　　夏天就這樣過去了，可我和希拉里之間的話還遠遠沒有說完。于是我們決定回紐黑文以后搬到一起。這個做法無疑引起了雙方家庭的關注。我們在法學院附近埃奇伍德大街21號一座舊房子的第一層找到了一套公寓房。公寓房的前門打開之后就是一個微型起居室，起居室的后面是一個更小的餐廳和一個比餐廳還要小的臥室。臥室的后面是一個破舊的廚房和一間浴室，浴室非常小，抽水馬桶的蓋子有時會擦到浴缸。房子實在陳舊，地板從墻腳開始向中間傾斜，傾斜的角度很大，我只好用幾塊小木片墊在小餐桌的一條腿下。但是房子的租金對于手頭緊張的法學院大學生還是很合適的：每個月75美元。這套公寓房里最可愛的地方是起居室里的壁爐。我還記得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和希拉里坐在壁爐前面，一塊看溫森特·克羅寧撰寫的拿破侖傳。　　我們太幸福了，也太貧窮了，對于我們的新家我們只感到自豪。我們還很喜歡請朋友過來吃飯。我們最喜歡的客人有魯弗斯·科米爾和伊馮娜·科米爾夫婦。他們兩人都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博芒特，兩人的父親都是非裔美國教士。他們從小在一個社區里長大，交往了幾年之后走人結婚的殿堂。魯弗斯學習法律，而伊馮娜正在攻讀生物化學的博士學位。后來，伊馮娜獲得了博士學位，而魯弗斯也成了休斯敦一家大律師事務所“貝克和博茨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飯的時候，魯弗斯——我們班最出色的學生——開始抱怨起他每天在學習上花費的時間。“你知道，”他慢吞吞地說，“生活完全給安排反了。你把最美好的年華都用在了學習上，然后就開始工作，等你6歲退休的時候，你已經老了，不能再享受生活了。一個人應該在21歲到35歲之間退休，然后再拼命地工作，一直干到死為止。”當然，這種想法根本行不通。我們現在都快6歲了，可都還在工作呢。　　我在法學院的第三個學期開始了，我選修了“公司財務”、“刑罰審判過程”、“稅收”、“房地產”，還參加了一個以“公司的社會責任”為題的討論課。討論課的教授是伯克·馬歇爾和詹·多伊奇。伯克·馬歇爾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因為他曾經在羅伯特·肯尼迪手下擔任司法部負責民權事務的助理部長。他名聲遠揚的另一個原因是，到那時為止，他是耶魯大學惟——一名所有課程都得優的學生。馬歇爾個頭不高，短小精悍，明亮的眼睛一閃一閃的。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就跟自言自語差不多，但是在他的聲音里、他的脊梁里有一種鋼鐵般的力量。多伊奇說話別具一格，語句不完整，像意識流，一個句子沒有說完就跳到下一個句子，這顯然是因為他的腦袋受到創傷的結果。有一次，被車撞了，他被撞出了很遠才重重地摔在硬硬的水泥地上。有好幾個星期他都神志不清，等他醒來的時候，腦袋里已經多了塊金屬板。但是他非常聰明，我弄清他的說話風格之后，就為那些聽不懂他說話的人進行翻譯。詹·多伊奇還是我見過的惟一一個能把整個蘋果吃掉的人，連蘋果核一塊吃下去。他說所有的精華都在核里面。他比我聰明，所以我也嘗試了一次。直到現在，我偶爾還會把蘋果連核吃掉，每一次都會勾起我對多伊奇教授的美好回憶。　　馬文·克雷蒂安教我們兩門課：“公司財務”和“稅收”。我對“稅收”課提不起興趣，因為稅法中充斥著過多的人為差異，是我最不感興趣的東西，它們在我看來為稅務律師提供了幫助他們的委托人減少稅金的機會，因而不利于美國各種有益的社會目標的推進。有一次，我沒有認真聽講，在上課的時候看起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堂課快要結束的時候，克雷蒂安教授問我到底是什么東西居然比他的課還有趣。我舉起書告訴他，這是自福克納去世以來在所有語言中最偉大的小說。直到現在我仍然這樣認為。　　我在“公司財務”這門課上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績，對我在“稅收”課上的不佳表現有所彌補。克雷蒂安教授問我為什么在“公司財務”這門課中表現出色，而在“稅收”課上表現不佳，我告訴他這是因為公司財務與政治非常類似，在一些給定的規則中，為了獲得權力而不斷奮爭，參與各方都希望自己不會被人利用，而與此同時卻希望利甩別人。　　除了功課之外，我還打了兩份工。雖然我能夠拿到獎學金，而且辦了兩份不同的學生貸款，但我還是需要掙錢。我每周為當地的一位律師本·莫斯工作幾個小時，做一些法律研究，幫他跑跑腿。過了一段時間之后，研究工作就失去了新鮮感，但跑腿的工作還是很有趣的。有一天，我按照某個地址，要把一些文件送到市中心的一幢高層建筑中，就在我爬上第三層，要么是第四層的時候，有一個男人從我身邊經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呆滯的神情，他的胳膊上吊著皮下注射針頭和注射器。他剛剛給自己注射了海洛因。我送完文件就盡快離開了那里。我另外的那個工作不像這個工作這么危險，但更加有趣。我在紐黑文大學的一項法律實施計劃中為本科生講授“刑法”。我的這個教職得到了聯邦法律實施協助計劃的贊助，是尼克松總統剛剛開始進行的一個項目。授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更多的專業法律官員，使他們能夠以符合憲法的形式開展逮捕、搜查和查封等工作。我經常在上課的前一天晚上備課，為了不打瞌睡，我到距離我們房子一個街區的埃爾姆街餐館里去備課。那個餐館是通宵開門的，出售上好的咖啡和水果餡餅，而且坐滿了紐黑文夜生活的各色人物。托尼是一個希臘移民，他的叔叔是這個餐館的老板，到了晚上托尼負責打理這里的生意，在我備課的過程中，托尼總是為我免費續上咖啡。　　餐館外面的那條馬路是一條分界線，把兩批站街妓女的勢力范圍劃分開幕。不時會有警察來把這些妓女帶走，但她們總是很快就能回來繼續拉客。站街女經常走進餐館，要杯咖啡暖暖身子。當她們發現我是法學院的學生時，就有好幾個人一屁股坐在我旁邊或是前面的座位上，希望我能夠免費為她們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指導。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沒有一個人接受我的最好的建議：另外找個工作。一天晚上，一個高個子黑人坐在了我的對面，卜副女人的打扮，他說他的社交俱樂部為了掙錢，想用兌獎的辦法出售一臺電視機，他想知道這種兌獎的辦法是否與法律相抵觸，因為法律是禁止賭博的。我后來才聽說，他之所以那么擔心，是因為那臺電視機是偷來的。是一個專門收購贓物然后再將贓物打折賣出的朋友把電視機“捐獻”給俱樂部的。我告訴他，不管怎么說，其他一些組織一直在搞兌獎銷售，他們的俱樂部是不大可能遭到起訴的。為了對我的高明建議表示回報，他給了我一張兌獎券，這是我在埃爾姆街餐館里得到的惟一一筆律師咨詢費——一張兌獎券。我沒有贏得那臺電視機，但是那張兌獎券已經讓我覺得得到了很好的報償。兌獎券上用粗體印著俱樂部的名字：黑色另類。　　9月14日，我和希拉里正要走進藍鈴咖啡館的時候，一個人朝我走來，說事情非常緊急，讓我馬上給斯特羅布·塔爾博特打個電話。斯特羅布和布魯克這個時候正在克利夫蘭看望他的父母。我把零錢放進投幣電話機的時候，心突然揪緊了。是布魯克接的電話，他告訴我弗蘭克·阿勒自殺了o《洛杉磯時報）在西貢的辦事處剛剛主動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接受了這個工作，然后就回斯波坎的老家去了，顯然是很高興地回去的，因為他已經收拾好衣服，做好了去越南的準備。我認為他之所以要去越南，是想親眼目睹一下他所反對的戰爭，并把所見所聞寫出來，也許他自殺是為了證明他不是個懦夫。他生活表面上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但內心里的某種東西卻迫使他結束了生命。　　他的朋友們都大為震驚，但是我們也許不應該如此。六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在我的日記中寫過，弗蘭克真的再次陷入了沮喪，因為到那個時候為止他還沒有在越南或中國找到一份記者的工作。我說他“最終在身體上和感情上都陷入幾年以來的緊張、壓力和痛苦之中，他基本上是單獨承受著這一切”。弗蘭克那些關系親近而理性的朋友都認為，讓他的外部生活回到原來的軌道，也許可以平息他內心的騷動。但是在那個令人傷心的日子里，我明白了，是憂郁的魔鬼無情地趕走了他的理智。那是一種病，當病情嚴重的時候，配偶、孩子、情人和朋友都無法靠理性進入他的內心世界。我一直不能真正理解這種疾病，直到我讀了我的朋友比爾·斯蒂倫的作品（可見的黑暗：瘋狂回憶錄）——比爾勇敢地披露了他自己與憂郁和自殺的念頭進行抗爭的故事。弗蘭克自殺之后，我既難過又生氣——既是為他這么做，也為我沒能預料到這件事情的發生，也沒有勸他去找心理醫生。我希望我當時能夠想到這些，但即使如此，或許也仍然無濟于事。　　弗蘭克死后，我對課程、政治和周圍的人都失去了原有的熱情和興趣。我真不知道如果沒有希拉里我會怎么樣。我們剛剛走到一起的時候，希拉里有一段時間對自己不是很自信，但很快就過去了，她在公共場合總是表現得那么堅強，我想即使她最親密的朋友也不了解她的這段心理歷程。她向我敞開了心扉，結果我對她的感情進一步加強、穩固。這次，是我需要她。她自始至終撫慰我，并提醒我，我所學、所做和所恩的一切都是有意義的。　　在春季那個學期里，我對所有的課程都感到厭倦，只有杰弗里·哈澤德教授所開的“證據”這門課是個例外。在公正的審理過程中，哪些證據可以接受、哪些證據不能接受，對此做出規定的各種原則讓我很是著迷，而如何根據現有的證據做出誠實而合理的論證也讓我癡迷，這些內容給我留下了長久的印象。我后來總是嘗試著把法律中的論證方法借用到政治中去。　　在該學期我參加的法學院一項主要活動，一年一度的“律師協會審判競賽”中，證據是個經常需要考慮的問題。3月28日，我和希拉里參加了半決賽，最后裁判從半決賽中選出四名學生，再加上另外兩名替補選手，參加一場由一位三年級同學設計的全程審判，我們表現很好，兩個人都取得了決賽的資格。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我們為了“國家訴波特”審判大獎賽進行準備。波特是一名警察，被指控將一個蓄著長發的年輕人毆打致死。4月29日，我和希拉里對波特先生提起公訴，替補選手鮑勃·阿爾斯多夫協助我們進行公訴。邁克·康韋和托尼·魯德是辯護律師，另外道格·埃克利是他們的替補選手。法官是前最高法院的法官阿貝·福塔斯。福塔斯非常認真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一絲不茍，接連對雙方做出裁定，還不時提出反對意見。與此同時，他暗中還在對我們四個人進行衡量，看看到底把這個獎給誰。我在半決賽中表現出色，我的發言是我在法學院所做的最出色的一次演講，但是我在決賽中的表現卻是最糟糕的。我有一天沒有到場，因此根本就沒有獲勝的資格。希拉里的表現非常好。邁克·康韋的表現也非常好，他的總結論證非常有力，而且充滿了感情。福塔斯最后把大獎給了康韋。當時我覺得希拉里之所以沒有得到這個大獎，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表情嚴厲的福塔斯不贊成希拉里的裝束，她的穿著高度違背憲法的嚴肅性。她穿著一件藍色的仿麂皮夾克衫，顏色非常鮮艷——確實非常鮮艷——此外還穿著橘黃色仿麂皮喇叭褲和一件藍色、橘黃色和白色相間的襯衣。希拉里后來成了一名優秀的庭審律師，但是她再也沒有穿過橘黃色的褲子到法庭上去。　　除了審判大獎賽之外，我還把我的競爭本能投入到麥戈文的競選活動中。在年初的時候，我把我在銀行賬戶里所有的錢都取了出來，在學校附近建立了一個競選總部。我有足夠的錢——大約200美元——支付每個月的房租，安裝一部電話。三個星期以后，我們已經有了800名志愿者。另外我們還得到了一筆數額較小的捐款，足以補償我的投入，并維持這個總部的運轉。　　這些志愿者對于即將來臨的初選非常重要。根據我的猜測，我們在初選中需要對抗的是民主黨的組織及其強有力的負責人阿瑟·巴比里。四年前，在1968年，麥戈文的人在紐黑文的初選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民主黨的中堅分子都把副總統漢弗萊的勝利當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次我沒抱多少幻想，不指望巴比里還會犯同樣的錯誤。于是我決定去勸說巴比里支持麥戈文。這件事經過了漫長的努力，但即使這么說也只不過是輕描淡寫。當我走進巴比里的辦公室進行自我介紹的時候，他的態度非常熱情，卻擺出了一副公事公辦的架勢。他靠在椅背上，兩只手交叉在胸前，露出兩枚巨大的寶石戒指，一個戒指又大又圓，上面鑲有很多寶石；另一個戒指上面刻著他姓名的首字母“AB"，上面鑲滿了鉆石；他的臉上帶著微笑，告訴我1972年不會是1968年的重演，他已經聯合了他的民意調查人員和一些車子，準備把支持他的人帶到民意調查站去。他說他在競選中已經投入了5萬美元，在那個時候，對于一個像紐黑文這樣的小城來說，這的確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回答說我沒有多少錢，但是我卻有800名志愿者，他們會在他的根據地里挨家挨戶地敲門，告訴所有意大利裔的母親，阿瑟，巴比里要繼續翹她們的兒子送去打仗，然后讓他們戰死在越南戰場上。“你不希望出現這么不幸的結局吧？”我說，“你何必要在乎誰獲得提名呢？支持麥戈文吧，他是二戰中的英雄，他可以帶來和平，而你也可以控制紐黑文。”巴比里聽完以后回答說：“你知道，年輕人，你還不笨，我會考慮你的提議。十天之后，你再來找我吧。”等我再次來找他的時候，他說：“我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我覺得麥戈文參議員是個好人，我們需要從越南撤軍。我打算告訴我的支持者我們準備怎么做，我要你也去那里做做宣傳。”　　幾天之后，我帶上希拉里一起去見巴比里手下的那些民主黨的領導人。那真是一次非常特別的會面。會見的地點是市區一座古老建筑的地下室，那是當地的一個意大利俱樂部“梅里巴斯”。那里的裝飾是大紅大黑兩種色調。里面很暗，帶著一種種族的氣息，和麥戈文的風格截然不同。巴比里告訴他的支持者；他們準備支持麥戈文，這樣就不會有更多的紐黑文小伙子被派到越南送死。巴比里說完之后，房間里傳來了一片抱怨和倒抽涼氣的聲音。　　“阿瑟，他差不多就是一個共產黨。”一個人脫口而出。另一個人說：“阿瑟，他說話聽上去像是一個同性戀。”這是指參議員說話時帶有一種高原人特有的鼻音。巴比里一點也沒有退縮。他把我介紹給大家，告訴他們我有800名志愿者，然后就讓我來說，我著重介紹了麥戈文在戰爭中的業績，另外介紹了他在肯尼迪政府中工作的經歷。到了夜色已深的時候，他們終于被爭取過來了。　　我覺得欣喜若狂。在整個初選過程中，阿瑟·巴比里和紐約市昆斯區的馬蒂·特洛伊，是老資格民主黨大佬中僅有的兩個支持麥戈文的人。但是在我們的隊伍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滿意。支持麥戈文的消息被公布后，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接到了一個怒氣沖沖的電話。電話是特蘭伯爾的兩個堅定分子打來的，我在參加達菲的競選時曾經和他們一塊共事。他們無法相信我居然出賣了我們的競選精神，做出了這樣惡毒的妥協。“很遺憾，”我對著電話喊道，“我以為我們的目標就是取得勝利呢。”說完我就掛掉了電話。結果證明，阿瑟·巴比里是一個講究實效、忠實可靠的人。那次民主黨大會上，在第一次投票中，麥戈文參議員在我們這個國會選區六個地方中的五個地方都取得了勝利。在11月的選舉中，紐黑文是康涅狄格州惟一支持他的城市。阿瑟·巴比里說到做到，一諾千金。我當上總統以后，尋訪到了他，當時他的身體很不好，早巳退出了政界。我邀請他到白宮，仔細參觀了橢圓形辦公室，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阿瑟·巴比里是詹姆斯·卡維爾所說的那種“堅持不懈的人”。在政治中，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很顯然，在麥戈文競選機構的眼中，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工作彌補了我以前的行為。我接到他們的邀請，要我加人全國競選委員會，在邁阿密灘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開展工作，重點是南卡羅來納州和阿肯色州的代表團。與此同時，希拉里去了華盛頓，為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律師事務所工作，負責“華盛頓研究計劃”，這是一個提倡兒童利益的團體，不久之后這個團體就被稱為兒童防衛基金。根據法庭的裁定，公立學校要實行種族融合，為了回應這一政策，南方設立了一些只收白人的學校，而希拉里的工作就是對這些學校進行調查。在北方，白人如果不想讓他們的孩子到城里的學校上學，他們可以搬到郊區去住。但是在南方的小鎮里，白人父母是不能做出這種選擇的，因為郊區都是牧牛場和大豆田。法律本來是禁止這些學校申請免稅資格的，但問題是尼克松政府并沒有實施這些法律，結果顯然在鼓勵南方白人離開公立學校。　　我開始在華盛頓為麥戈文工作。我首先到李·威廉姆斯那里報到，和一些在富布賴特參議員手下工作的朋友打個招呼，然后就去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威爾伯·米爾斯眾議員。他很有影響力，在華盛頓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對于稅法有著細致的了解，在委員會的管理方面也很有技巧。他在邁阿密大會上已經宜布，他將成為阿肯色的“寵兒”候選人。之所以確立這類候選人，是希望防止一個州的代表團把選票都投給在競選中處于領先地位的人，盡管在當時，某個地方的“寵兒”偶然也會以為說不定天賜良機，他最后至少可以獲得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就米爾斯而言，他作為候選人有雙重作用：阿肯色的民主黨人覺得，在代表投票中居于領先地位的麥戈文在家鄉的普選中肯定會被擊敗，而米爾斯毫無疑問覺得他自己會成為一個更加英明的總統。我們見面時氣氛很融洽，我告訴米爾斯主席，我想代表們對他會非常忠誠，但是我會在他們當中做工作，在一些重要的程序投票中贏得他們的支持，如果麥戈文參議員參與第二次投票的話，我就會這么做。　　與米爾斯見過面之后，我又乘飛機到了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盡可能多地約見會議代表。很多人都很支持麥戈文，我認為他們在關鍵的投票中會幫助我們，但是他們也并非完全靠得住，因為麥戈文的委員會制定了新的規則，對代表團中種族、性別和年齡的多樣性做出了新的規定，而這些代表團并沒有達到這些規定。　　在邁阿密大會之前，我還去溫泉城參加了阿肯色州民主黨大會，目的是招攬我家鄉的各位代表。我知道邦珀斯州長作為邁阿密大會的主席，會擔心麥戈文對阿肯色的代表產生不利影響，但是這里與南卡羅來納州一樣，很多代表都是反對戰爭、支持麥戈文的。等我動身去邁阿密的時候，我做了說服工作的兩個代表團都讓我心里有了底。　　在7月中旬的民主黨大會上，主要的候選人都在邁阿密或是邁阿密灘周圍的旅館里建立了競選總部。但是他們的競選活動指揮中心卻是會議中心外面的移動房車。麥戈文的宣傳房車是由好幾個人監管的：加里·哈特擔任全國競選經理，弗蘭克·曼凱維奇擔任競選活動的全國政治主任和公開發言人，我的朋友里克，斯坦恩斯出任負責研究和州預備會議運作的主任。里克在規則方面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多，我們這些負責說服代表團的人出沒于會議室，接受來自活動房車的指令。麥戈文的競選活動已經開展了相當一段時間，這要感謝志愿者的恪盡職守、哈特的領導、曼凱維奇與報界的交道和斯坦恩斯的戰略方針制定。在他們的幫助下，麥戈文在競選中和民意測驗中都勝過了一些比他更有聲望或是更有個人魅力的人，比如：休伯特·漢弗萊；埃德·馬斯基；紐約市長約翰·林賽，他改變了自己在選舉中所屬的黨派；華盛頓州的參議員亨利·杰克遜；以及喬治·華萊士，他在競選中因為被一名殺手的子彈擊中而癱瘓。紐約的女眾議員雪莉·奇肖爾姆也參加了競爭，成為第一位參加競選的非裔美國人。　　我們認為，如果麥戈文能夠抵擋住在加利福尼亞代表團投票資格上的爭議，他在第一輪的投票中是可以獲得足夠選票的。根據麥戈文的新規定，每個進行初選的州必須使其代表團中人員的構成比例盡量接近他們所擁有的選票的百分比。但是，在加利福尼亞，他們采用的仍然是這樣的一種體制，即初選中的獲勝者擁有代表團的所有席位。加利福尼亞代表團還聲稱有權保持其現狀，因為到開大會的時候，州議會還沒有改變選舉的法則。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面對自己的規則和加利福尼亞州的體制，麥戈文最后認可了加利福尼亞州的體制，因為他在初選中贏得了44％的選票，而這個州的271名代表都保證支持他。反對麥戈文的人因此爭辯說，麥戈文是個偽君子，大會只能給麥戈文的支持者44％的代表席位，即120個代表席位，而另外151個代表席位應該按照在加利福尼亞初選中的得票比例，分配給支持其他候選人的代表。大會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是反對麥戈文的，因而就投票支持關于加利福尼亞代表團投票資格的異議，只允許給予他的支持者44％的代表席位，這就使人們對他的第一輪投票結果產生了疑問。　　如果遭到大多數大會代表的集體反對，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決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在加利福尼亞代表資格的問題上，麥戈文的支持者很希望這樣做。南卡羅來納州也想這么做，因為它的代表團人員的構成也違反了規定，在代表團中，只有25％的婦女，沒有達到50％的婦女代表的要求，因而也面臨著失去選票的危險。表面上，麥戈文因為南卡羅來納州代表團缺乏代表性而反對他們的立場。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非常復雜，不值得詳細說明。最重要的是，里克·斯坦恩斯決定，我們應該放棄南卡羅來納州的選票，這就迫使我們的反對者必須遵守一項在資格爭議上對我們有利的程序規則，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贏得加利福尼亞州的選票。這還真起到了作用。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獲得了席位，我們的反對者開始嘗到了一些甜頭。可是，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上當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獲得了加利福尼亞所有271名代表的選票，使麥戈文最終獲得了提名。自從初選成為最主要的代表確定方式以來，有關加利福尼亞投票資格的爭議可能是黨派大會中最大的一例政治柔道賽。正像我前面說過的，里克·斯坦恩斯是規則方面的天才。我感到歡欣鼓舞，麥戈文現在實際上鐵定可以取得第一輪投票的勝利了，而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們也可以留下來了，他們逐漸地贏得了我的好感。　　可是從這往后，形勢卻一直在走下坡路。大會召開的時候，麥戈文排在尼克松總統的后面，但是在民意測驗中他和尼克松總統之間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經過了好幾天的大規模媒體報道，我們有望在那個星期里提高五到六個百分點。但是，要取得這樣的成果，我們就必須像上次處理代表資格異議時那樣，在控制事態方面表現出高度的紀律性。出于某種原因，這種紀律性從那以后就消失了。首先，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在麥戈文旅館的前面舉行了一次靜坐示威，除非麥戈文出來見他們，否則絕不肯移動一步。等麥戈文出來與他們見面的時候，媒體和共和黨人把這件事描寫成他對同性戀者做出了讓步，這就使他顯得過于軟弱、對同性戀者過于放任。接著，在星期四的下午，他挑選了密蘇里州的湯姆·伊格爾頓參議員作為他的競選伙伴之后，卻又容許另外幾個人也被提名，出現在當天晚上的投票中。·另外那六個人也加入了這場競爭，每個人都準備了發言稿，選舉變成了漫長的點名投票。雖然伊格爾頓的勝利是必然的結局，但是另外那六個人也獲得了一些選票。得到選票的還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羅杰·馬德、電視人物阿爾奇·邦克，甚至毛澤東。那簡直是一場災難。毫無益處的鬧劇占據了電視上的黃金時間，將近1800萬個家庭觀看了這場選舉。而我們準備播放的內容——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提名麥戈文的演講，以及麥戈文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講——都被推遲到了凌晨。肯尼迪參議員的演講非常成功，非常鼓舞人心，麥戈文的演講也很好。他號召美國“告別上層社會的欺騙……告別懶散者的浪費……告別誤解與偏見。讓我們回到我們的家園，回到我們擁有夢想的時代，回到我們能將國家推向前進的信念，回到我們能獲得一個新世界的信念”。問題是，麥戈文到了凌晨2：48才開始演講，按照幽默作家馬克·謝爾德的說法，凌晨2；48也是黃金時間，但那是薩摩亞的黃金時間。結果他失去了80％的電視觀眾的支持。　　好像這還不夠糟糕似的，伊格爾頓因為精神憂郁曾經接受治療，包括電擊治療的消息很快傳了出來。不幸的是，在那個時候，人們對于心理健康問題的性質和范圍還非常無知，他們不知道以前的總統，包括林肯和威爾遜，都曾經經歷過階段性的憂郁癥。如果麥戈文當選，伊格爾頓就會成為總統的第二梯隊，很多人一想到這點就感到不安。況且伊格爾頓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麥戈文，這更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心理。如果麥戈文在知道這件事的情況下仍然挑選他做競選伙伴，或許我們還能增強公眾對于心理健康的理解，但實際發生的情況引起了人們的質疑，人們不禁對麥戈文的判斷力產生了懷疑，甚至對他能否勝任也打了個問號。我們的競選機構只顧著自我吹噓，甚至沒有到密蘇里的民主黨州長沃倫·赫恩那里去調查一下情況，因為沃倫·赫恩對伊格爾頓的心理健康問題是比較了解的。　　邁阿密大會結束不到一周，我們就陷入一種比四年以前民主黨離開芝加哥時更糟糕的狀態，我們既顯得過于隨意，又顯得過于笨拙。伊格爾頓的事情傳出來之后，麥戈文先是說“1000％”支持自己的競選伙伴。可是幾天之后，迫于支持者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壓力，他又拋棄了伊格爾頓。這之’后，直到8月的第二個星期他才又找到一個替代者。特德·肯尼迪、康涅狄格的艾伯·里比考夫參議員、佛羅里達的魯賓·艾斯丘州長、休伯特·漢弗萊和埃德·馬斯基參議員都拒絕參選之后，終于有一個人——肯尼迪總統妹夫的薩金特·施賴弗——點頭表示同意。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都愿意把選票投給一個倡導和平的候選人，這個人要崇尚進步，但又不能過于自由，在邁阿密大會之前，我一直以為我們可以把麥戈文兜售出去。可現在我們又回到了起點。大會結束之后，我到華盛頓去看望希拉里，我感到疲憊不堪，連續睡了超過24小時。　　幾天之后，我整理好行裝去了得克薩斯，在那里的晉選中幫助做一些協調工作。當我從華盛頓乘飛機去阿肯色州開汽車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這個工作的艱巨性。我和一個年輕人坐在一起，他是來自密西西比的杰克遜。他問我在干什么，我告訴他之后，他幾乎喊了起來：“在我所見過的人中，你是惟一支持麥戈文的白人！”我回到家之后，有一天我在看電視——電視上正在播放約翰·迪安向薩姆·歐文參議員的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作證的情況，他正在對尼克松政府的錯誤行為進行指證——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響了，是我在飛機上遇見的那個小伙子。他說：“我打電話給你，是想讓你能夠有機會說，‘我早就跟你說過吧！’”這之后，我再也沒有接到他的電話，但是我很欣賞那個電話。在過去的兩年中，隨著水門事件的逐漸披露，公眾的意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真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　　但是，在1972年的夏天，去得克薩斯州拉票注定是徒勞，盡管到那里是件很有意思的差事。從1960年肯尼迪的競選開始，民主黨在總統競選中常常任命一些州外人士負責監管州里的重要競選活動，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州外人士能夠改變州里四分五裂、相互競爭的局面，另外還可以保證在做出所有決定的時候，把候選人的利益而不是把狹隘的局部利益放在首位。無論理論上是怎樣的，在實踐中，外來人士有可能引起各方人士的不滿。麥戈文的競選活動一直麻煩不斷，而得克薩斯州又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　　競選總部決定派我和泰勒，布蘭奇兩個人到得克薩斯州去。我前面說過，我是1969年在瑪莎葡萄園里第一次見到他的。為保險起見，總部還派來一個年輕有為的休斯敦律師朱利葉斯·格利克曼，我們組成了三人領導小組。因為我和泰勒都是南方人，我們很愿意彼此合作，所以我認為我們或許能夠在得克薩斯州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們在距離州政府不遠的奧斯汀西六大街上建立了一個活動總部，我們還在科羅拉多河對面的小山上共同租用了一套公寓房。泰勒負責總部運作，掌管財務。我們沒有多少錢，但幸運的是，他的手很緊，比我強多了，因為我不愿意拒絕任何人的要求。我負責縣里的各個競選機構，朱利葉斯盡量在他認識的有名望的得克薩斯人當中尋求支持，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是一群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其中的三人后來成為我和希拉里的好朋友：加里·莫羅、羅伊·斯彭斯和朱迪·特拉布西。加里后來成為得克薩斯州土地廳長，在我的總統競選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羅伊和朱迪后來成立了一個廣告公司，是美國紐約市以外最大的。在我和希拉里的競選活動中，加里、羅伊和朱迪都是支持者。　　在得州人當中，對我的事業影響最大的人是貝琪·賴特。她是一個醫生的女兒，來自得州西部的阿爾派恩鎮。她比我大不了幾歲，但在群眾政治中卻有著比我更為豐富的經驗，因為她曾經在得州“民主黨和共同事業”這一組織中工作過。她聰明、激進、忠誠，盡職到了甚至有些過頭的地步。她是我所見過的惟一比我還癡迷于政治、徹底投身政治的人。她與我們當中一些經驗不足的人不同，她知道競選已經受到重創，但她還是每天工作18個小時。1980年我競選州長失敗之后，希拉里請求貝琪來小石城幫助組織我的材料，以便有朝一日我能夠再度競選。她來了，還留了下來，幫我組織了1982年那次成功的州長競選。后來，貝琪在州長辦公室擔任辦公室主任一職。1992年，在我的總統競選中，她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她為我和我的歷史辯護，抵擋住了無休止的人身和政治攻擊。她在其中表現出來的技巧和力量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備或持續擁有的。沒有貝琪·賴特，我根本就不可能成為總統。　　我在得州待了幾個星期之后，希拉里來和我團聚，同時也來參與競選活動，因為她已經被安妮·韋克斯勒雇用，為民主黨做一些投票人的登記工作。她和其他的職員相處得很好，把我最艱難的日子都給照亮了。　　得州的競選活動從起步時就很不穩定，這主要是由于伊格爾頓的緣故，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當地很多民主黨人不愿意認同麥戈文。勞埃德·本特森參議員在兩年之前擊敗了性格暴躁、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拉爾夫·亞伯勒，但這一次卻不愿意出任競選活動的主席。州長提名人多爾弗·布里斯科是得克薩斯南部的一個大牧場主，幾年之后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他甚至不愿意在公眾場合與我們的候選人共同露面。前任州長約翰·康納利在九年之前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的時候和肯尼迪坐在同一輛車里，他還是約翰遜總統的緊密同盟，這時卻組織了一個稱為“支持尼克松的民主黨人”的團體。　　但是，得克薩斯是一個大州，不能夠輕易地放棄，再說休伯特·漢弗萊在四年之前曾經在這里獲得了多數選票，雖然領先的票數僅有3．8萬張而已。最后，有兩位州里的官員愿意出任競選活動的主席，一個是農業廳長約翰，懷特，另一個是土地廳長鮑勃，阿姆斯特朗。懷特是一個老式民主黨人，他知道我們不會取勝，但是希望民主黨的候選人要在得州盡量拿出最好的表現。約翰后來成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鮑勃·阿姆斯特朗是一個執著的環護主義者，他喜歡彈吉他，喜歡跟我們到“肖茨啤酒園”、當地的保齡球館或是“阿馬迪洛音樂廳”去。在音樂廳里，他把我和希拉里介紹給杰里·杰夫·沃克和威利·納爾遜。　　8月下旬，麥戈文參議員和薩金特·施賴弗根據預先的安排到得克薩斯州來見約翰遜總統，我想這下情況或許會有轉機。施賴弗這個人蠻討人喜歡，性格樂觀、愉快，給競選帶來了生機和分量。他以前曾經創立法律服務社團，為貧困的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他曾出任肯尼迪總統和平隊的第一任隊長，還是約翰遜總統發起的“征服貧困之戰”的主管。　　麥戈文和施賴弗兩人同約翰遜總統的會見還算不錯，但是基本沒有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因為約翰遜堅持不要媒體的人在場，另外他已經在他們會面的前幾天對一家地方報紙不冷不熱地表示了對麥戈文的支持。我從中得到的收獲是總統的一張簽名照片，他簽名的時候泰勒不在，因為幾天之前他就到林登·B，約翰遜大牧場去了，負責把具體的安排確定下來。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支持民權的南方人，我和泰勒與麥戈文競選活動中的其他同事相比，更容易對約翰遜產生好感。　　見過總統之后，麥戈文回到奧斯汀的旅館套房里，與他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員見面。對于競選活動中出現的一些混亂狀況大家都抱怨起來，一切都顯得雜亂無章。我和泰勒到那里的時間不長，還沒有完全站住腳跟，組織工作的平穩、順利就更別提了。我們的自由派黨員們也垂頭喪氣，因為他們的州長候選人希西·法倫索爾德敗給了多爾弗·布里斯科。由于某種原因，州里最高級別的官員，州務卿鮑勃·布洛克，本來是支持麥戈文的，卻沒有接到與麥戈文會面的邀請。麥戈文給他寫信表示道歉，但這個疏忽太說明問題了。　　麥戈文離開得克薩斯州不久，競選總部就得出結論，我們需要一些有經驗的人對我們進行監督和指導。于是他們就從艾奧瓦州的蘇城派來了一位頭發灰白、大腦遲鈍的愛爾蘭人唐·奧布賴恩。他在肯尼迪競選中曾經是個活躍分子，在羅伯特·肯尼迪任司法部長時做過聯邦檢察官。我很喜歡唐，奧布賴恩，但他是一個老式的沙文主義者，讓我們當中許多獨立的年輕女性感到厭煩。但我們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讓我感到欣慰的是，現在我可以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路上，那些日子是我在得克薩斯州度過的最好的時光。　　向北，我去了韋科，在那里我見到了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保險業巨頭，我未來的支持者伯納德，拉波波特。向東，我去了達拉斯，在那里我見到了杰斯·海，他是一位溫和、忠實的民主黨商人，后來一直是我的朋友和支持者；另外我還見到了一位州里的黑人參議員埃迪·伯尼斯·約翰遜，在我當總統的時候，她成為我在國會中最堅定的同盟；接著，我又去了休斯敦，在那里我見到并愛上了得克薩斯州自由主義者的教母比莉，卡爾，她是一個身材高大、聲音嘶啞的女人，有點讓我想起我的母親。比莉把我放到她的翅膀保護之下，直到她死的時候才把我放了出來。即使在我沒有她那樣的自由主義思想而令她大為失望的時候，她仍然沒有減少對我的保護。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開始第一次深入接觸墨西哥裔美國人，他們一般被稱為奇卡諾人。我逐漸愛上了他們的精神、文化和食品。在圣安東尼奧，我發現了墨西哥風味的“馬里奧的家鄉，我的家鄉”餐館，有一次在18個小時當中我在那里連續吃了三頓。　　在得克薩斯州南部，我和富蘭克林．0D西亞及其朋友帕特·羅巴德斯一同工作，富蘭克林是一個勞工組織者，性格粗獷但心地善良。一天晚上，他和帕特開車帶我和希拉里穿過格朗德河，來到墨西哥的馬塔莫羅斯。他們把我們領進了一家低級酒館，里面有一個流浪樂隊在演奏，一個女子心不在焉地表演著脫衣舞，菜單上的特色菜是烤羊頭。我當時疲憊不堪，面對著脫衣舞女和死盯著我的羊頭居然睡著了。　　有一天，我一個人開著車行駛在得克薩斯州南部的鄉村地區，其間，我在一個加油站停下來，結果和給我加油一個年輕的墨西哥裔美國人聊了起來。我于是請求他投票支持麥戈文。“不行。”他說。我問他為什么，他回答道：“因為伊格爾頓。麥戈文不應該拋棄他。很多人都會遇到麻煩。一個人應該忠實于自己的朋友。”我一直都沒有忘記他留給我的這個明智的建議。我當上總統后，西班牙裔美國人知道我曾經努力成為他們的朋友，因而他們一直都沒有放棄對我的支持。　　在競選活動的最后一個星期，盡管大勢已去，我卻經歷了兩件令人難忘的事情。眾議員亨利·B．岡薩雷斯在圣安東尼奧的曼格酒店舉辦了貝克薩縣民主黨晚宴。酒店在阿拉莫教區附近。在那里，曾經有200多名得克薩斯人在吉姆·鮑伊和戴維·克羅克特的領導下，為了擺脫墨西哥的統治、追求獨立而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60多年以后，泰迪·羅斯福為了在古巴的圣胡安山進行那場具有傳奇色彩的戰斗而訓練“莽騎兵”的時候，曾經下榻曼格酒店。曼格酒店里面有好吃的芒果冰淇淋，我一下子吃上了癮。1992年的選舉前夜，我們在圣安東尼奧稍作停留，我們的人買了400美元的芒果冰淇淋，讓我們這些參與競選宣傳活動的人整整吃了一夜。　　宴會上的演講者是眾議院的多數黨領袖，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黑爾，博格斯。他為麥戈文和民主黨做了一個慷慨激昂的演講。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喊他起床，去趕飛往阿拉斯加的航班，因為根據安排，他將和眾議員尼克·貝吉奇一起到那里去進行競選宣傳。第二天，他們在巡回宣傳的途中經過雪山，飛機掉了下去，再也沒有見到蹤影。我很敬仰黑爾·博格斯，我真希望那天我們睡過了頭。他死了，留下了他杰出的家人。他的妻子林蒂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本人也是一個一流的政治家。她繼承了黑爾在新奧爾良眾議院中的席位，成為我在路易斯安那州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我后來任命她為美國駐梵蒂岡大使。　　另外一件值得記住的事情發生在薩金特·施賴弗最后一次來得克薩斯期間。我們在得州南方腹地麥克艾倫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選民集會，集會結束后，我們立即趕到機場，剛好及時地趕上了一架飛往特克薩卡納的班機。在特克薩卡納，眾議員賴特·帕特曼已經在阿肯色州和得州之間的分界線“州線大道”上集結了幾千民眾。不知什么原因，飛機沒有起飛。過了幾分鐘，我們聽說一個駕駛單引擎飛機的飛行員在麥克艾倫霧氣蒙蒙的夜空中迷失了方向，此時正在機場上空盤旋，等待通過無線電通話引導著陸，但是要用西班牙語通話才行。首先，他們必須找到一位會說西班牙語的導航員，然后要讓那家伙安靜下來，再引導他著陸。在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坐在施賴弗對面，正向他報告我們在特克薩卡納一站的具體情況。我們的運氣簡直差到了極點，如果說對此我們還半信半疑的話，這件事的發生把我們的懷疑一掃而光。施賴弗鎮定自若地接受了這個命運，他讓飛機上的服務員為我們送餐。很快，坐滿了兩架飛機的競選工作人員和記者團成員在麥克艾倫的飛機跑道上吃起了牛排。等我們最后趕到特克薩卡納的時候，我們已經遲到了三個多小時，集結的民眾已經解散了，但是有大約200個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包括帕特曼在內，跑到機場去迎接施賴弗。他從飛機上一躍而下，跟每一個人都握手，就好像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競選的第一天似的。　　麥戈文在得州12233％對67％輸給了對手，這比他在阿肯色州取得的成績略微好一點，因為那里只有31％的投票者支持他。選舉結束以后，我和泰勒留了幾天，一是向人們表示感謝，二是負責收尾工作。接著，我就和希拉里去了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茲華坦尼喬，在那里度了一個短短的假期。最后，我們又回到了耶魯大學。茲華坦尼喬現在已經得到了開發和建設，但是在當時，它還只是墨西哥的一個小村莊，有著高低不平的土路，沒有管制的酒吧，以及在樹間飛來飛去的熱帶小鳥。　　我們以很好的成績通過了期末考試，考慮到缺課那么長時間，我們對自己的成績更加感到滿意。但是我不得不下些苦功，努力掌握海事法中那些晦澀難懂的規則。我之所以修這門課，只是為了要上一門查爾斯·布萊克教授的課。布萊克教授是一個能言善辯、溫文爾雅的得克薩斯人，學生們都很喜歡他、尊敬他。他最喜歡的學生是希拉里。非常令我吃驚的是，海事法的管轄權涉及到美國的所有水道，只要一條水道在原來的條件下曾經可以通航，就必須被包括在內。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家鄉周圍的一些湖也應該包括在內，因為這些湖是由原來一些可以通航的河流筑壩攔截而成的。　　1973年的春季學期，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但是我的心思卻總是被回家的念頭以及希拉里何去何從的問題所纏繞。我們兩個人都特別喜歡負責當年的“律師協會審判競賽”的組織工作。我們根據電影《卡薩布蘭卡》中的人物編寫了一個案情。英格麗·褒曼的丈夫被殺死了，漢弗萊·鮑嘉因此被送交法庭審判。伯克·馬歇爾的朋友和原來在司法部的同事約翰·多爾帶著他年輕的兒子來擔任這場審判競賽的裁判。我和希拉里負責接待他，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難理解他在南方執行民權裁定的過程中為什么能夠那么有成效，他這個人安靜寡言，直來直去，思維敏捷，個性強硬。他是個良好的法官，鮑嘉被陪審團宣布無罪釋放。　　有-天，“公司稅收”課剛剛結束，克雷蒂安教授問我畢業后準備干什么。我告訴他我打算回阿肯色老家，恐怕只能是自己開個律師事務所了，因為還沒有人為我提供工作機會。他說位于費耶特維爾的阿肯色大學法學院突然出現了教職的空缺，這真是個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建議我申請這個教職，并主動提出為我寫推薦信。我從來沒想過去找一份教書的工作，但這個主意引起了我的興趣。幾天之后，在3月下旬，復活節放假，我開車回家。開到小石城的時候，我把車停在路邊，找了一個投幣電話，撥通了法學院院長懷利·戴維斯的號碼。我進行了自我介紹，然后告訴他我聽說法學院有個空缺，我想申請。他說我太年輕了，經驗不足。我哈哈大笑起來，告訴他好幾年前就聽人這么說過，但是如果他缺人，我會是個很好的人選，因為我工作努力，讓我教什么課我就教什么課。再說，我不需要占住這個職位，他隨時都可以解雇我。他格格笑了起來，并邀請我到費耶特維爾去面試。在5月的第一個星期，我乘飛機趕到那里。我有好幾封強有力的推薦信，寫信的人有克雷蒂安教授、伯克·馬歇爾教授、史蒂夫·杜克教授、約翰·貝克教授，另外還有卡羅琳·戴恩格——紐黑文大學政治科學系的系主任，因為我曾經在那里給本科生上過“憲法”和“刑法”。面試很順利，5月12日，我接到了戴維斯院長的來信，信上為我提供了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工資是14706美元。希拉里非常贊成這個工作，于是我在十天之后接受了它。　　錢并不多，但是教書卻能夠使我免除我的“國防教育貸款”，而無需償付。我的另外一項法學院貸款非常特殊，它要求我和我的同學每人按照年收入的固定百分比償付貸款，直到償清我們班的全部貸款為止。顯然，掙得多的人付得也就多，但是我們在借錢的時候就都知道這一點。我在耶魯大學貸款處的貸款經歷，促使我在當上總統之后產生了一種愿望，即改變聯邦學生的貸款計劃，使學生們能夠選擇在較長的期限內，按照收入的固定百分比進行償付。這樣的話，學生們就不大可能因為害怕還不清貸款而中途輟學了，同時學生們還能夠毫不猶豫地選擇一些工資較低但社會公益性較強的工作。當我們使學生們有機會選擇這種依據收入償付的貸款時，很多學生都選擇了它。　　盡管我不是最用功的學生，但是我對我在法學院度過的幾年時間感到滿意。從一些優秀、敬業的教授身上，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我的一些同學也讓我獲益匪淺，在他們當中，有20多人后來都被我任命到政府或是聯邦司法部門的職位上。我開始深刻地體會到法律在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公正、促進社會進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紐黑文生活的幾年，使我對美國城市中的社會現實和種族多樣性有了感性的認識。還有，當然了，我是在紐黑文遇到希拉里的。　　感謝達菲和麥戈文的競選活動，使我結交了一些好朋友，他們和我一樣對政治充滿了熱情。與此同時，我還對競選工程的一些技術細節有所了解。我又一次認識到，作為一個進步主義者，要想在選舉中取勝，在制定和提出政策的時候就必須小心謹慎、訓練有素，同時還需要制定一個綱領和計劃，使民眾對改革充滿信心。我們的社會在一個時期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改變，在我們的前進過程中，我們做事的方式必須符合機遇與責任、工作與家庭、力量與同情等問題的核心觀念，因為這些價值觀念是美國成功的基石。大多數人都忙著養孩子、干工作、付賬單。他們不像自由主義者那樣關心政府的政策，也不像新右翼保守主義者那樣對權力念念不忘。他們的腦子里藏著很多的常識，他們希望理解到底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但是不能指望他們會拋棄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安排，因為他們正是靠這些才得以生活下來，而且感覺不錯。1968年以來，保守主義勢力的拿手好戲就是力圖使中產階級美國人相信，進步主義的候選人、思想和政策，與美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對他們的安全構成了威脅。喬·達菲是一個煤礦工人的兒子，卻被他們描繪為一個軟弱的、超自由主義的精英分子。喬治，麥戈文是一個真正的戰爭英雄，被南達科他鄉村地區的保守派推舉到了參議院，結果卻被說成一個缺少勇氣、行為激進的左派分子，說他不會代表美國的利益，說他橫征暴斂，不知道把錢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在這兩個案例中，無論是候選人還是他們的競選班子都是有過錯的，因為他們強化了他們的對手著力刻畫的形象。我非常清楚，要把民權、和平和反對貧困的計劃都推上政治的小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而我知道我們不能指望總是能夠取得勝利，但是我下定決心，不再束手待擒，不再幫助我們的對手取得勝利。后來，作為州長和總統，我又犯了許多類似的錯誤，但是如果我沒有得到為達菲和麥戈文這兩個好人工作的機會，我犯下的錯誤可能還會更多。　　我很高興我就要回到家鄉從事一份有趣的工作，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該拿希拉里怎么辦，或者說不知道對她來說怎樣才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她在政治上具有和我一樣的潛力，甚至可以說比我更有潛力，我希望她能夠抓住她的機會。在當時，我比她更希望她有前途。我覺得讓她跟我到阿肯色來就意味著結束她的政治生涯。我不想這么做，但是我又不想放棄她。希拉里已經決定不到大型的法律事務所工作，也不愿意為法官當書記員，瑪麗安·埃德爾曼的“兒童防衛基金”在馬薩諸塞的坎布里奇設立了一個新的辦事處，她更喜歡那里為她提供的一個職位。這樣一來，我們之間的距離就變得非常遙遠了。　　我們結束法學院的學習生活的時候，就知道這一點，因此我帶希拉里進行了她的第一次海外旅行。我領著她去了倫敦和牛津，接著我們又向西，到了威爾士，然后又從那里回到英國的湖區，那個地方我以前也沒有去過。晚春時節，那里是那么美麗，那么富于浪漫氣息。一天晚上，正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在恩納戴爾湖的岸邊，我請求希拉里嫁給我。我無法相信我居然會這么做。她也感到難以置信。她說她愛我，但是不能答應。我不能責怪她，但我不希望失去她。于是我要她跟我一起回家，到阿肯色去，看她是否喜歡，另外還可以參加阿肯色的律師考試，如果必要的話。　　　　　　　　18　　6月，希拉里飛到小石城來探望我。回家的路很遠，我開車帶她回家．目的是帶她去看一看我所喜愛的這個州。我們驅車西行，沿阿肯色河逆流而上70英里，到達拉塞爾維爾，然后沿著7號公路一直向南行駛，從沃希塔山脈和國家森林中穿越而過，不時停下車來欣賞美麗的風景。我們在溫泉城與母親杰夫和羅杰一塊兒小住了兩三天，隨后返回小石城去參加一門針對阿肯色律師考試舉辦的培訓課程。結果證明那門課還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我們兩個人都通過了考試。　　取得律師資格之后，希拉里回到馬薩諸塞州，在兒童防衛基金供職，開始了她的工作，而我則跑到費耶特維爾開始了當法學教授的新生活。我找到的住處簡直再理想不過了，那是一座漂亮的小房于，房子的設計者是阿肯色的建筑師費伊·瓊斯，坐落在尤里卡斯普林斯附近的索恩克朗禮拜堂就是由他設計的，由于設計精巧絕妙而在國際上獲得了嘉獎與稱贊。從16號公路上費耶特維爾往東大約八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八十多公頃的土地，房子就建在那里。那片土地的東部一直延伸到懷特河中游的支流。幾十頭牛在牧場上吃草。房子是在20世紀50年代興建的，大體上是一個單間結構，形狀狹長，中間是浴室，如同一個從天而降的積木將整個房間分隔開來。前墻和后墻的門都是由一系列的推拉玻璃門構成的，再加上臥室以及浴室都裝著天窗，因而可以確保采光明亮。整個客廳的前面是一個內包的陽臺，從房體上突出來，陽臺下是延伸到公路的斜坡。我后來發現，這所房子真是上天的恩賜，它是個平靜、安寧的所在，特別是在我開始了第一次競選之后，這種體會就更深了。我喜歡坐在陽臺上，靠近壁爐，或是在河邊的田地里跟著牛群一起漫步。　　房子也的確有幾個缺欠。每天晚上都會有老鼠光顧。我后來認識到，我實在沒有辦法除掉那些老鼠，而那些老鼠只在廚房中出沒，并不過來騷擾我，我于是開始放一些面包屑給它們吃。戶外到處都可以見到蜘蛛、壁虱，以及其他一些討厭的東西。它們對我不會產生什么影響，可是有一次一個隱居的褐色蜘蛛咬了希拉里，她的腿腫得很高，過了很長時間才消腫。另外，這個地方也不可能安全。那年夏天，在阿肯色州的西北部，發生了一連串的盜竊案。那個罪犯曾經偷偷溜進16號公路沿線的好多鄉村住宅。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發覺好像有人來過，可是什么也沒有丟失。也許，是我回來時把他嚇跑了。我一時興起，坐下來給竊賊寫了一封信，因為說不定他還會回來：果沒有，我下面告訴您您將會看到哪些東西——一臺電視機，一年半前新買的時候價值80美元；一個收音機，三年前新買的時候價值40美元；一個微型錄音機，三年前新買時價值40美元；另外還有很多紀念品和小玩意，沒有幾件價值超過10美元的。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兩三年前買的。為了這些東西而冒蹲監獄的風險可不太值得。　　威廉．J．克林頓我把這封信用膠帶固定在壁爐上。不幸的是，這一招沒有奏效。第二天，就在我上班的時候，那個家伙又回來了，偷走了電視機、收音機，以及我故意在信中漏掉的一件東西：一把一戰中留下來的雕刻精美的德國軍用佩劍——丟了它我感到很心疼，因為那是父親送給我的，另外還有一個讓我格外心疼的原因：就在前一年，我所擁有的另外一件惟一有價值的東西在華盛頓的時候也被人從汽車里偷走了。-那是我的父母在1963年送給我的禮物，一個塞爾默牌的馬克Ⅵ型次中音薩克斯管。最終，我只好換了一個1935年的塞爾默牌雪茄切刀型薩克斯管，可那把佩劍卻是沒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在炎熱的8月，我把最后幾個星期都花在了備課和跑步上。我專門挑選一天中最熱的幾個小時沿著大學的跑道跑步，自13歲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體重減到了185磅。9月，我首次開始上課，所開的課程為“反托拉斯”和“代理人與合伙人”。“反托拉斯”這門課是我在耶魯大學時學過的，我非常喜歡。“代理人與合伙人”討論契約關系的本質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前一門課我有16個學生，后一門課有56個學生。反托拉斯法根植于這樣一種觀念，即政府應該想方設法防止壟斷組織以及其他一些非競爭性行為的產生，從而維持公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學生都具備良好的經濟學基礎，因而盡量使資料清晰明白，使原理淺顯易懂。相反，“代理人與合伙人”這門課則顯得很簡單。我擔心學生們會感到厭煩，不能領會確定普通企業中契約方之間關系的重要性，擔心他們偶爾會遇到一些困難，不知道如何確定某些契約方之間的本質關系。我于是想出了各種各樣生動有趣的例子，并把它們用在課堂討論上。比如，有關水門事件的一個個聽證會以及白宮面對不斷爆出的新發現所做出的回應引發丁人們的種種疑問。那些夜闖白宮的是什么人？是總統的探子嗎？如果不是，他們在為誰做事？聽從的是什么人的指令？在我的課堂上，我盡量使很多學生都參與討論，同時我總是待在辦公室或是法學院的附近，讓他們隨時都可以找到我。　　我喜歡出考題，總是希望這些考題生動有趣、富有挑戰性，而且公正合理。我讀到過關于我在那幾年的教學活動評述。我的打分方法引起了質疑，其潛臺詞是我過于寬容了，不是因為我過于軟弱，就是因為我極不愿意得罪學生們，因為在競選的時候他們都可能成為我的支持者。在耶魯大學，打分只有三個檔次：優秀、及格、不及格。一般很難得到優秀，但不及格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很多法學院，特別是那些入學要求更加寬松的法學院，打分往往更加嚴格，一般總有20％到30％的學生不能及格。對于這種做法我不能茍同。如果一個學生被打了很低的分，我總是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我沒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其為學習付出自己的努力。幾乎所有的學生在智力上都不成問題，通過努力可以得到C。另一方面．我認為好的成績應該說明問題。在我的大課上，人數介于50到90人之間．我會給兩個或三個學生打A，給大約同樣數目的學生打D。在一個有77名學生的班級里，我只給一個學生打A，只讓一個同學沒及格。一般來說，有可能不及格的同學寧肯停修這門課程，也不愿意冒得到F（不及格）的風險。在兩個學生較少的班級里，我打了更多的A，因為那些學生學習更加用功，收獲更多，因而理應得A。　　盡管早在25年前阿肯色大學法學院就開始招收第一屆黑人學生，但是直到70年代初期，南方才終于有相當數量的黑人學生開始進入法學院。很多黑人學生缺乏讀大學的基礎，尤其是那些一直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糟糕學校里讀書的學生。在1973年到1976年期間，大約有20名黑人學生修過我的課，我還認識了其他的黑人學生。幾乎所有的黑人學生都非常用功。他們渴望成功，他們當中有好幾個同學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因為他們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學業。有時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是如何帶著一種既懷疑又生氣的復雜心情批閱一名黑人學生的考卷的。我知道他一直在拼命學習，對考試的內容是理解的，但從他的考卷上卻看不出來。他給出的答案是正確的，但是我需要從一大堆錯誤的拼寫、糟糕的語法和蹩腳的句子結構中努力挖掘出他的答案。他的知識掌握達到了A級水平，但這種水平卻被F級的表達所掩蓋了，因為他從小學開始在學習過程中一直都有很多東西沒有學會，這使他在表達方面帶有很大的缺陷。我給他打了個B，把考卷中的語法和拼寫錯誤進行了訂正，同時決定加強輔導，以便把黑人學生的刻苦努力和天生的才智轉變成更加理想的學習效果。我覺得這些輔導無論是在實質上還是在心理方面都是大有幫助的，盡管還有好幾名學生需要繼續努力提高寫作技能，盡管他們為心理負擔所困擾：他們的一只腳已經跨進了機遇的大門，而另一只腳卻由于從前種族隔離的重負而舉步維艱。當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進入顯赫的職業成為律師和法官的時候，他們的訴訟委托人和訴訟各方也許不知道他們是翻越了怎樣的一座高山才成為律師和法官的。2003年，最高法院標舉贊助性行動的原則，我想起了我的黑人學生，想起了他們付出的艱苦努力，想起了他們需要克服的所有困難。他們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證據用以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定。　　除了可以與學生們進行交流之外，當法學教授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成為教職員工的一員，其中滿是我喜歡和敬仰的人。在全體教員當中，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與我年齡相仿的兩個人：伊麗莎白·奧森堡和迪克·阿特金森。伊麗莎白是艾奧瓦州農場里長大的聰明女子，她是一個忠誠的民主黨人，一個盡職的老師，和希拉里也成了好朋友。最后，她回到艾奧瓦州，到那里的檢祭長辦公室工作。我當選總統的時候，曾經說服她到司法部工作。可是幾年之后，她又回老家去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認為回去對她的女兒貝琪更好。　　令人難過的是，1998年伊麗莎白患癌癥去世，女兒搬到伊麗莎白的弟弟冢。這些年來，我一直努力與貝琪保持聯系，她的媽媽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人當中的一個。從我上法學院的時候起，迪克，阿特金森就是我的朋友。他越來越不滿足于在亞特蘭大開律師事務所。我建議他考慮謀一份教職，并鼓動他到費耶特維爾來面試。他來了，我們學院為他提供了一個教職，他接受I。學生們都很喜歡迪克，而他也熱愛教書。2003年，他已是阿肯色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我們法學院最著名、最有人格魅力的教授是羅伯特·萊弗拉爾，他是我們州培養出來的最著名的法學學者，在侵權、法律沖突、上訴裁決等領域都是公認的權威。1973年，他已經過了法定70歲的退休年齡，全職工作一年只有一美元的收入。他從26歲起就在學院里工作。在我認識鮑勃之前好幾年的時間里，他每周乘車往返于費耶特維爾和紐約之間，因為他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為聯邦法官和州法官講授“上訴裁決”。最高法院超過一半的法官都聽了這門課。無論在哪個學院上課他都從來沒有遲到過。　　鮑勃·萊弗拉爾是一個個頭不高、短小精悍的男子，長著一對具有穿透力的大眼睛，身體仍然壯得像頭牛。他的體重不可能超過150磅，在院子里干活的時候，那些又厚又重的石板我幾乎抬不動，可他卻能把它們移來移去。每次野豬隊在返校節舉行比賽之后，鮑勃和他的妻子海倫都會在家里舉辦一次聚會。有時候客人們會在前院舉行一場觸身式橄欖球賽。有一場球賽我記得尤其清楚，當時鮑勃和我，再加上另外一個年輕律師組成一組，對抗兩個高個子的年輕人和一個9歲的男孩。比賽打乎了，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意，只要誰下一次得分就算得勝。我們一方開球，我問鮑勃是不是真的想贏。他說：“我當然想。”他就像邁克爾·喬丹一樣具有競爭力。我于是告訴我們一方的第三個人向后場傳球，讓對方的防守鋒來追我，然后他去右邊擋住那個高個子后衛。對方那個9歲的男孩釘住了鮑勃，他們以為我會把球傳給那個個子較高、年齡較輕的年輕人，即使鮑勃得到了球，9歲的男孩也能夠對付他。我讓鮑勃也到右邊去阻擋9歲的男孩，然后迅速往左邊跑，我在對方球員追上我之前就會把球扔給他。球被開出去之后，鮑勃非常激動，把那個9歲的小子撞倒在地上，然后向左跑去。當我們的隊友完成了攔阻任務之后，鮑勃已遠遠地擺脫了對方的防守隊友。我把球拋給鮑勃。球在空中劃了個高高的弧線，只見他帶著球沖過了底線。他真是全美國最快樂的75歲老人。鮑勃·萊弗拉爾的頭腦極為敏銳，他雄心勃勃，意志堅強，像孩子一樣對生活充滿了熱愛。他有點像斯特羅姆·瑟蒙德，只不過他是個民主黨人。如果我們有更多像他那樣的人，我們就能更加頻繁地取得勝利。鮑勃在93歲那年去世的時候，我仍然覺得他走得太早了。　　法學院的各項政策是學院定期召開會議制定出來的。我有時會覺得這些會議時間太長，過分糾纏于一些最好由院長和其他管理人員去處理的細節問題，但我學到了很多關于學術機構的管理方式及各項政策。一般來說，如果大家達成共識，我就聽從同事們的意見，因為我覺得他們知道的東西比我多，投入學術生涯的時間也比我長。我的確曾經力勸學院開展更多的公益活動，放松針對教授實行的“要么出版，要么玩完”的要求，建議進一步強調課堂教學，讓教師把更多的課外時間花在學生身上。　　我自己所從事的公益工作包括為學生們以及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處理一些不太緊要的法律問題。我曾經試圖在費耶特維爾北邊的斯普林代爾，說服更多的醫生以醫療補助的形式接收病人，但是沒有成功。我還根據檢察長吉米·蓋伊·塔克的要求，為美國最高法院一個反托拉斯案件準備訴訟摘要。此外，我第一次作為律師出庭并提交辯護狀，是為我的朋友史蒂夫·史密斯在麥迪遜縣的選舉法分歧案中進行辯護，而他是作為州代表出庭的。　　亨茨維爾是縣政府所在地，也是奧瓦爾·福伯斯的家鄉。那里的人口有一千出頭。從法官和治安官往下排，民主黨人占據了縣政府大樓里所有的辦公室。但是在阿肯色州北部地區的小山上和深谷里有大量的共和黨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是1861年反對脫離聯邦的那些人的后代。1972年，共和黨人借助尼克松的政治滑坡，大大地露了一把臉。他們覺得如果他們能夠讓選民投寄足夠數量的缺席選票，或許就能夠扭轉地方選舉的結果。　　案子是在麥迪遜縣的那座老法院大樓里審理的。主審的是比爾·恩菲爾德法官，他是一個民主黨人，后來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代表民主黨人出庭的是兩個真正的人物：比爾·墨菲，一位費耶特維爾的律師，熱衷于美國軍團以及民主黨的活動，是阿肯色州美國軍團的領導人。第二位是當地的一名律師，w．Q．霍爾，人稱“Q”，是一個獨臂才子，極強的幽默感與其固定在左臂上的鉤子一樣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一些人被傳訊到法庭上，說明為什么要投缺席選票。這些人生動地展示出這樣一幅圖景，極度的忠誠、粗淺舶政治見解以及經濟上的壓力決定了阿肯色山區民眾的生活現狀。一位男子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出庭，為投缺席選票作證，他沒有根據法律的要求提前申請。他解釋說，他在本州的獵物和魚類委員會工作，他在大選日的前一天去投票是因為他接到命令，要在大選日那天把本州設在山路慢車道上的惟一捕熊機轉移到斯通縣去。他的投票得到了認可。另一個人在俄克拉何馬的塔爾薩工作，被法庭召回來提供證詞。他承認他在塔爾薩工作的時間超過了10年，可是每次選舉，他都仍然在麥迪遜縣投缺席選票，盡管他不是那里的合法居民。當共和黨的律師質問他的時候，他帶著強烈的感情說，麥迪遜是他的家；他到塔爾薩去是因為他在山區里無法謀生；他對塔爾薩的政治一無所知、毫不關心；再過上大約10年的時間，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就會回到家鄉來。我不記得他的選票是否作數，可他對故土的依戀卻給我留下了長久的印象。　　史蒂夫·史密斯在證詞中講到他在父親開設的私人療養院中收集居民缺席選票時所扮演的角色。法律似乎允許那些與療養院有關的人為這些居民填與選票，但要求這些選票必須由這些居民的家人或得到特別的書面授權的人奇出。史蒂夫把所有的選票收集起來，然后把它們丟進了最近的郵筒里。我向法官提交了一份在我看來很有說服力的辯護狀，指出史蒂夫無權郵寄這些選票的說法是荒唐可笑的。沒有人認為他篡改了選票，也沒有居民不同意讓他代寄選票。因為我們都知道，并非所有上了年紀的居民都有家人處理他們的日常事務。恩菲爾德法官做出裁決，不接受我和史蒂夫的說法，但是很多投給縣法官查爾斯·沃頓、治安官拉爾夫·貝克以及他們的班子成員的缺席選票都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最終使他們能夠繼續留任。　　在這個案子的審理過程中，我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我從中獲得了對阿肯色山區居民的富有價值的見識。我和一些我所見過的效率最高的政治家結為朋友。如果一個人剛剛搬到麥迪遜縣，那么不出一個星期，他們就會知道此人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共和黨人需要到法院大樓登記才能參加選舉投票。而縣里的文員會上門為民主黨人登記。每次距離選舉還差兩個星期的時候，文員會給所有的民主黨人打電話，索要他們的選票。在大選日的早晨，他們還會再打電話。如果快到傍晚還沒有投票的話，就會有人上門帶他們去投票。1974年，我第一次參加普選的那天，給查爾斯·沃頓打電話，向他詢問我們的戰況。他說一場大雨把縣里一個偏遠地方的橋梁沖毀了，我們的一些選民不能來投票，但他們在竭盡全力解決問題，他認為我們可以以大約500張選票勝出。最后，我在麥迪遜縣果然以501張選票的優勢獲得了勝利。　　我搬到費耶特維爾幾個月之后，就有了一種舒適自在、無拘無束的感覺。我熱愛教書工作，有時喜歡去觀看野豬隊的比賽或是開車到山中轉轉；生活在大學社區當中，我和周圍的人志趣相投，這也是讓我感到愜意的事情。我還和卡爾·惠洛克成為朋友。他是一所大學的副校長，頭上留著灰白的短發，舉止非常內斂。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位于費耶特維爾與斯普林代爾之間的一個購物廣場的自助餐廳里。與我們同坐一桌的人都在批評尼克松總統，只有卡爾例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發。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于是我就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回答時那種單調的語氣：“我同意哈里·杜魯門的觀點。他說理查德·尼克松是這樣一種人，就連蓋在死人眼睛上的木幣都要拿走。”過去，木幣是一種圓形木頭片子，承辦殯葬的人把它們放在死者的眼睛上，這樣在對尸體進行防腐處理時，死人的眼睛就不會張開。卡爾，惠洛克如同一本書，你不能根據書的封面對其做出判斷。在他那鎖閉的外表下面是強硬的意志和勇敢的心。　　我對兩位女教授尤其抱有好感，她們的丈夫都在州議會工作。安·亨利在商學院教書；她的丈夫莫里斯是一位眼科醫生，我們的州參議員。安和莫里斯成為我和希拉里非常特別的朋友。我們結婚的時候，他們在自己家里舉辦了婚禮招待會。黛安娜·金凱德是政治科學系的教授，后來嫁給了州眾議員休·金凱德。黛安娜長相漂亮、頭腦聰明，具有政治眼光。希拉里搬到費耶特維爾之后，黛安娜和希拉里之間的友誼超出了一般朋友的關系；她們成了心靈上的伙伴，在彼此相處的過程中，她們在對方的身上找到了生活中難得的理解、鼓勵、支持和友愛。　　盡管費耶特維爾和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所有地方一樣發展迅速，但它仍然有一個老式而別致的小廣場，廣場的中間是一個破舊的郵局，后來這個郵局被改建成了餐館和酒吧。沿著廣場的四邊，排列著零售商店、辦公室和銀行。每個星期六的早晨，廣場就變成了農貿市場，出售各種新鮮的產品。我的堂兄羅伊·克林頓在廣場的西北角經營坎貝爾一貝爾百貨商店。我常到他那里買東西，對我這個新的家鄉有了很多了解。縣政府大樓就在距離廣場一個街區以外的地方。在當地從業或是在附近有辦公室的本地律師是一群令人肅然起敬的人，其中有精明強干的老律師，也有聰明敏銳的年輕律師。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久之后都成了我強有力的支持者。　　當地政治人物經常聚集的地方是位于鎮子北部71號公路上的比利，施奈德牛排屋。比利是一個精明強干、聲音沙啞、說話粗魯的女人。她閱歷豐富，但從來沒有失去對政治所抱有的強烈的、理想化的激情。所有的政客都在她這里出沒，其中包括雞肉大王唐·泰森，他的企業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公司。此外還有唐的律師吉姆·布萊爾，一個身高6英尺5英寸的與眾不同的天才，后來他也成了我最親近的朋友。我搬到費耶特維爾幾個月之后，比利關閉了牛排屋，在縣政府大樓對面馬路上一家酒店的地下室里開了個酒吧和迪斯科舞廳。在那里出沒的還是原來那些人，但她還在大學生當中發展了一些追隨者，她把他們動員起來，讓他們在選舉中為她所支持的候選人工作。到我們為比利下葬的那一刻為止，比利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感恩節的時候，我離開了我在山區的老窩，花上幾天時間去坎布里奇看望希拉里。我和她沒有試圖改變我們目前的狀況，但她同意圣誕節的時候過來看我。我愛她，希望和她在一起，但我能夠理解她的保留態度。我這個人充滿激情，有著很強的緊迫感，就我的背景來說，我從來都不知道什么是穩定的婚姻。她知道嫁給我就如同走鋼絲，而且不僅僅是在某一個方面如此。另外，阿肯色在她看來肯定仍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地方，不適合定居，盡管她已經不再覺得它遠在月球的另一面。正像我說過的，我也拿不準讓她來這里定居對她是否公平。我仍然認為她應該有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我生命中的這個時期，我覺得工作比擁有私人生活更加重要。我遇到過我們那代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但我認為在政治潛力方面，她比他們都要略勝一籌。她頭腦聰明、心地善良，組織能力也比我強，政治技巧與我接近，只不過我的經驗更加豐富一些。我非常愛她，既需要她，又想讓她得到最好的發展。那是一種高度的兩難心境。　　我回到阿肯色的時候，政治演講已經激烈展開。像全國各地的民主黨人一樣，我們因參議員薩姆·歐文水門事件聽證會和戰爭的繼續進行而群情激奮。我們看來似乎有機會在國會的中期選舉中取得一些進展，石油價格的驟升以及汽油配給制的實行更加大了這種可能性。然而，地方的民主黨人不看好擊敗我們的國會議員約翰·保羅·哈默施密特的前景。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記錄非常保守，他是尼克松總統強有力的捍衛者。但他的舉止非常友好、低調。在周末，他常常回到家鄉，到他的選區中走訪。同時他的社會工作做得非常好，幫助小城鎮獲得用于取水和污水處理的撥款，為選民爭取一些政府補助，這些補助往往是通過他在華盛頓投票削減一些項目獲得的。哈默施密特從事林木生意，獲得了選區中一些小型企業主的全力支持，另外，在經濟上占有很大比重的木材、禽類以及火車運輸業中，他也擁有很大的股份。　　那年秋天我和好幾個人談過，問他們是否有興趣參加競選，其中包括休和黛安娜·金凱德夫婦、莫里斯和安·亨利夫婦、史蒂夫·史密斯，以及克拉克·惠洛克的內弟魯迪·莫爾州眾議員。每個人都認為有必要進行競選，但沒有一個人愿意去做，這場競爭取勝的可能性看上去微乎其微。另外，德高望重的戴爾·邦珀斯州長也很可能在民主黨的初選中挑戰富布賴特參議員。富布賴特是費耶特維爾人，我的大多數朋友盡管非常喜歡邦珀斯，但也覺得有義務在那場注定艱苦的競選戰斗中幫助參議員。　　局勢變得越來越明朗，我們這一地區具有競爭力的人沒有一個愿意參選，我于是開始考慮自己參選。從表面上看，真有點荒唐。我離開這里長達九年，剛剛回來六個月的時間，投入我的新工作才三個月，和這個選區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任何關系。但另一方面，費耶特維爾有很多大學生和自由民主黨人，從這里起步是個不錯的地方。溫泉城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是選區南端最大的一個城鎮。克林頓家族是從耶爾縣遷過來的，那里也是溫泉城的一部分。全部加起來，我在選區的21個縣中的五個縣里有親戚。我年紀輕，又是單身一人，我愿意夜以繼日地干。即使我不能獲勝，如果我表現很好，我認為并不會對我參加將來的競選造成多大的損害。當然，如果我搞砸了，我那期待已久的政治生涯尚未開始就會走向結束。　　圣誕節過后不久，希拉里來看我，我當時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1月的一天早上，我們兩個人正在屋子里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約翰·多爾打來的。前一年的春天，他來耶魯大學做“卡薩布蘭卡”審判競賽裁判的時候，我和希拉里曾經和他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告訴我，他剛剛同意出任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首席顧問，負責調查尼克松總統是否應該受到彈劾一事，伯克·馬歇爾已經向他推薦了我。他要我向法學院請假，到他那里工作，同時幫助他招募其他一些優秀的年輕律師。我告訴他我正在考慮參加國會的競選，但我愿意考慮他提供的機會，我第二天再給他回電話。我必須迅速考慮好，我找希拉里商量，讓她幫我做出判斷并提出建議。從那以后的幾年中，我經常請希拉里幫我拿主意。等我給約翰回電話的時候，我已經拿定了主意。我感謝他給我提供這樣的機會，但我謝絕了他。我說我已經決定冒險嘗試參加國會的競選，因為很多有才華的年輕律師都會不惜任何代價愿意為他工作，參與總統彈劾案的調查，而除我之外沒有一個人愿意參加到阿肯色的戰斗中去。我感覺得出來，約翰認為我犯了個愚蠢的錯誤，的確，用任何一個理性的尺度來衡量，我都顯得很愚蠢。但是，正如我以前說過的，一個人的生活不僅僅是由你接受了什么樣的機會造成的，往往還是由你放棄了什么樣的機會造成的。　　我建議約翰雇用希拉里以及我們在耶魯大學的同學邁克·康韋和魯弗斯·科米爾。他聽丁大笑起來，說是伯克也已經向他推薦了這幾位。最后，他們都去跟著約翰干了，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多爾最后招募了一大批有才華的年輕人，這證明，沒有我，他照樣可以網羅一個了不起的班子，而這也正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還差幾天希拉里就得回坎布里奇去了，我帶她從我的住處出發，往東行駛大約25英里到達亨茨維爾，去那里看望前州長福伯斯。假如我打算參加國會競選，我遲早都得禮節性地去拜訪他。再說，盡管我不大贊成他在小石城的做法，但他非常聰明，腦子里裝滿丁阿肯色政治方面的所有學問，這是我希望獲取的。福伯斯住在一座費伊·瓊斯設計的漂亮房子里。他干了12年的州長。在他離任的時候，手里沒有錢，他的支持者為他修建了這座房子。他和他的第二個妻子伊麗莎白住在一起。伊麗莎白是一個迷人的馬薩諸塞女人，仍然留著20世紀60年代的蜂窩式發型，在她結婚之前，曾在小石城短暫從事過政治評論員的職業。她極為保守，無論是在外貌上還是在觀念上都和州長的第一任妻子形成鮮明的對照。州長的前妻名叫阿爾塔，是山區里一個忠誠的平民主義者，一直在當地的報紙《麥迪遜縣紀事》做編輯。　　我和希拉里被領進了福伯斯的家，在一個完全由玻璃圍成的隔間中的大圓桌前坐下。從這里可以眺望歐扎克山區以及下面的鎮子。在隨后的四五個小時里，我一直在提問，奧瓦爾則一一回答。他侃侃而談，介紹了阿肯色的歷史和政治，講得非常引人人勝：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生活是怎樣的；他為什么要捍衛他在小石城的所作所為；他為什么認為尼克松總統的問題可能會或不會影響國會的競選。我說得不多；福伯斯剛剛回答完前一個問題，我就會提出一個新的問題要他回答。希拉里什么也沒有說。奇怪的是，在四個多小時里，伊麗莎白·福伯斯也沒有說什么。她只是不斷地給我們添咖啡和點心。　　最后，在我們的會談明顯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伊麗莎白·福伯斯瞪著我說道：“啊，克林頓先生，您對國際上有人陰謀推翻美國一事有何感想？”我也瞪著她，回答道：“嗯，我表示反對，福伯斯太太，您不反對嗎？”這之后不久，福伯斯夫婦就搬到了休斯敦，在那里奧瓦爾一直傷心欲絕，因為伊麗莎白在他們的寓所中慘遭殺害。1979年，我宣誓就任州長時，曾邀請所有的前任來參加，其中包括福伯斯。這一舉動在我那些進步的支持者當中引起了爭議，他們覺得我讓那個老惡棍起死回生了。事情的發展證明他們是對的，這是一個經典的例子，應驗了那句古老的格言：好心永遠沒好報。但是，如果有機會，我寧愿再做一次好事，讓伊麗莎白也能起死回生，只是為了能與她討論“赤色威脅”的話題。　　希拉里離開之后，我去見戴維斯院長，告訴他我想參加國會競選。我保證不耽誤上課，而且要留出時間給學生們。我被安排在春季學期教授“刑事訴訟”和“海事法”，我已經做了不少的準備工作。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懷利向我表示祝福，也許是因為此刻已為時過晚，找不到別人來教這些課吧。　　阿肯色的第三選區由21個縣組成，這些縣占據了阿肯色州西北部1／4的面積，是美國國會所有選區中最具有鄉土氣息的地區之一。它包括最西北端的華盛頓和本頓等幾個大縣、歐扎克山區的7個北部縣、阿肯色河谷下游地區的8個縣、西南部沃希塔的4個縣。多虧了沃爾瑪、泰森食品和其他禽類公司，以及J．B．亨特、威利斯·肖、哈維·瓊斯等公司的貨車運輸業，華盛頓縣和本頓縣的一些鎮子變得越來越繁榮，同時也越來越傾向共和黨。到頭米，福音派基督教會的發展、中西部地區退休人員的涌人以及大公司的成，功，使阿肯色西北部成為本州最具有共和黨傾向、最保守的地區，惟一例外19是費耶特維爾，大學的存在均衡了各種因素。　　1974年，與俄克拉何馬接壤的史密斯堡是該選區中最大的城市，人口為72286，但它也是最保守的城市。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締造者拒絕了多項城市改建基金，因為他們認為這意味著向社會主義邁出的第一步。幾年之后，當水門事件中的人物約翰·馬歇爾被提起訴訟的時候，他的幾位律師都說在美國，能夠讓他受到公正審理的地方只有三個，而史密斯堡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到了那里，人們可能會像迎接英雄一樣迎接他。沿著阿肯色河順流而下就到了東史密斯堡，這里以及史密斯堡以北山區的幾個縣大都傾向于平民主義者，在社會問題上非常保守，被均勻地分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兩部分。山區各縣，尤其是麥迪遜、牛頓和瑟西，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處于與外界隔離的狀態。有一些新的人口遷徙到這里，但很多家族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100多年。他們說話的方式都與眾不同，他們使用的一些非常生動的表達法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我最喜歡的一句是用來描述你非常不喜歡的某個人的：“如果他的腦子著了火，我決不會對著他的耳朵撒尿。”南部選區的鄉下各縣大多是民主黨人，但仍然非常保守。最大的縣是加蘭，縣政府設在溫泉城。這個縣在總統選舉的時候一般投票給共和黨，那里有很多退休之后從北方來的共和黨人。國會議員約翰·保羅·哈默施密特在那里很受歡迎。　　黑人很少，大多聚集在史密斯堡、選區的第二大城市溫泉城，以及選區東南部處于河谷地帶的拉塞爾維爾鎮和達達尼爾鎮。有組織的勞動力在費耶特維爾、史密斯堡和溫泉城很普遍，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大常見了。由于山區路況很差，再加上破舊的汽車和客貨兩用車占了大多數，因此這個選區中每一輛注冊車輛所耗費的汽油在全美國來說都是最高的。考慮到汽油價格的上升和油料的短缺，這一因素的重要性不可小覷。在國會的選區中，這里殘疾老兵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哈默施密特議員是二戰時的老兵，很能取悅老兵們。在上一次的選舉中，在福利政策和財政上的保守力量超過了中堅的民主黨人和主張發展經濟的平民主義者，尼克松以74％對26％的優勢戰勝了麥戈文，而哈默施密特在州里則獲得了77％的選票，難怪沒有一個人愿意參加競選。　　希拉里走了幾天之后，卡爾·惠洛克帶著我首次踏上了我的競選之旅，在選區的北部各縣進行巡回宣傳。我們的第一站是卡羅爾縣。貝爾維里鎮的人口大約為1300，在那里我去了希·比格厄姆的商店，他是當地有影響的民主黨人，當時和他四歲的孫子在一起。20多年之后，那個小男孩克里斯·恩斯科夫成為我在白宮的助理。我還會見了當地衛理公會牧師維克·尼克松以及他的妻子弗萊蒂。他們是自由民主黨人，反對越南戰爭。他們同意支持我。結果他們所做的遠遠超過了一般性的支持。弗萊蒂成了我在該縣的協調人，鄉下整個投票區域內的所有領導人都為她傾倒。后來，我當選州長之后，她在州長辦公室工作。那期間，她不停地向我灌輸死刑是錯誤的這一觀點。我和希拉里結婚的時候，維克主持了婚禮。　　我們繼續向東行駛到布恩縣，接著又到了該選區東北端的巴克斯特縣的首府霍姆山。卡爾要我見一見商人休·哈克勒，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在初選時他支持另一個候選人。但我們還是聊了起來。當他知道我來自溫泉緘的時候，他告訴我加伯·克勞福德是他的好朋友。我回答說，加伯是我父親最好的朋友，休放棄了對那個家伙的支持，轉而支持我。我還見到了瓦達·舍伊德，她經營一家家具店，而且還是縣里的財務官。她注意到我襯衣亡的一個扣子松了，于是當場幫我縫上。那天，她也成了我的支持者。她后來再也沒有為我縫過扣子，但我當選州長之后，她到州參議院來，用不同的方式——用她的選票——幫助我渡過險關。　　離開霍姆山，我們向南行駛，來到瑟西縣。我們在圣喬停了下來。那里有150人。我們去拜望了縣民主黨主席威爾·戈金斯。威爾已經80多歲了，但仍然像平頭釘一樣敏銳，他身體非常結實，對政治充滿了激情。當他告訴我他支持我的時候，我知道這意味著我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選票，后來也的確如此。在縣政府所在地馬歇爾，我會見了喬治·丹尼爾，他在當地經營五金店。喬治的弟弟詹姆斯是法學院的一名學生，為我提供了我的第一筆1000美元的捐款。他的哥哥查爾斯是縣里的醫生。喬治樸素的幽默引得我哈哈大笑，但同時我還從他那里上了令人痛心的一課。一位離開家鄉好幾年的越南老兵有一天走進他的店里，買了一把左輪手槍。他說要練習瞄準。一天之后，他殺了六個人。后來才知道他是剛從魯茨堡跑出來的，那是專門為小石城北部的老兵設立的聯邦心理健康機構。他在那里待了好幾年，很顯然，是戰爭的經歷給他造成了創傷。過了好長時間之后，喬治·丹尼爾才從這件事上緩過，勁來。布雷迪法案規定對槍支購買者要進行背景調查，而這是我所見到的支持這個法案的最有說服力的理由。1993年，又過了19年之后，我才終于把布雷迪法案簽署為法律，在這19年當中，人所共知的刑事犯、跟蹤殺手以及精神病患者釀成了很多起殺人事件，而這些事件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當我和卡爾回到費耶特維爾時，我有一種如醉如狂的感覺。我為其他候選人工作的時候，我就喜歡一對一的“零售”政治。現在我真的熱衷于走向小鎮，熱衷于在鄉下的商店、咖啡館和沿路的加油站停留。我從來都不善于爭取金錢上的資助，但我喜歡走到人們的家里和店里，爭取他們的選票。再說，你永遠無法知道什么時候會遇見一個有趣的人物，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學到一些值得學習的知識或是結交一個新朋友。　　繼第一個競選宣傳日之后又是幾十個類似的日子。我常常是早上從費耶特維爾出發，能跑多少縣鎮就跑多少縣鎮，一直干到深夜。如果第二天需要上課，我就掉頭往家趕，如果第二天沒有課，我就住在一個好客的民主黨人的家里，這樣第二天我就能夠前往下一個縣。　　在隨后的一個星期天，我又返回到東部，把山區的各縣跑完。我差點沒能完成這次行程。我忘了在周末之前給我那輛美國汽車公司1970年產的格雷姆林車加滿油。由于汽油短缺、，聯邦法律規定加油站在星期天關門。可我必須返回山區。絕望中，我給我們當地的天然氣公司經理查爾斯，沙勞打電話，問他是否愿意讓我從他設備場的油泵里弄一箱汽油。他告訴我把車開到那里，他來處理。讓我吃驚的是，他來了，親自給我的油箱加油。查爾斯·沙勞就這樣單槍匹馬保證了我的初期競選活動的順利進行。　　我先是把車開到阿爾皮納，去看望該縣的民主黨主席博·福尼，因為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時候沒有遇見他。我沒費周折就找到了他的小房子。在前院的客貨兩用車上有一個槍架，這是山里人常用的設備。博在前門接見了我。他穿著一條牛仔褲，一件白色的T恤衫遮住了他那肥胖的腰身。我開始推銷我自己，以爭取他的支持，他在看電視，聽我說話時沒有太多的言語。等我說完了，他說哈默施密特這個人欠揍，盡管他在他的家鄉哈里森以絕對優勢取勝，但他認為我們在布恩縣的鄉村地區可以取得好成績。接著，他告訴我需要拜訪的一些人的名字，然后說如果我理個發，可能會得到更多的選票；他說他會支持我，然后就又看起了電視。我拿不準該如何理解博的話，直到后來我朝我的汽車走過去時，仔細地看了看他的客貨兩用車，我才全明白了。汽車保險杠上有個巨大的黏貼標簽，上面寫著：“不要責怪我，我曾經把選票投給麥戈文。”后來，我向博問起那個巨大的黏貼標簽。他說他不在乎批評家們怎么評論麥戈文，民主黨是代表普通大眾的，而共和黨不是，就這么回事。我當選總統的時候，博的身體不太好，我們兩人共同的朋友，膽小的民主黨人列維·菲利普斯把他帶到白宮來與我們一起過夜。博玩得很開心，但拒絕睡在林肯臥室里。在內戰結束后的重建時期共和黨人的種種惡行，以及共和黨在整個20世紀對有錢有勢階層的效忠使他不能原諒林肯。現在博和林肯兩個人都進了天堂，我喜歡幻想他們兩個人走到一起，并解決了他們之間的分歧。　　去過阿爾皮納之后，我又去了弗利平，那是馬里恩縣境內一個大約1咖人的小鎮。這個鎮子里沒有鋪設馬路的地段比全州任何一個鎮子都要長。我去那里見兩個年輕人，他們兩人在那里負責協助我的競選活動。他們是“紅人”吉姆·米利根和卡尼·卡爾頓。在“紅人”的客貨兩用車上，他們讓我坐在中間，然后就沿著最臟的一條馬路向埃佛頓駛去。埃佛頓是馬里恩縣最偏遠的一塊彈丸之地，我們要到那里去拜望利昂·斯沃福德，因為他是當地惟一一家商店的店主，得到他一個人的支持就意味著能夠得到幾百張選票。“紅人”突然把車停在了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地方。我們被籠罩在塵土當中。他拿出一包“紅人”牌嚼煙，取出一塊放在嘴里，然后把它遞給卡尼，卡尼也照著他的樣子做了。接著卡尼又把它遞給我，說：“我們想看看你是不是塊材料。如果你是個男子漢，就嚼嚼這煙，我們就支持你。不然的話，我們就把你踢出去，然后讓你走回城里。”我考慮了一下，然后說道：“把該死的車門打開。”他們瞪了我大約五秒鐘的時間，接著就爆發出一陣大笑，然后啟程朝斯沃福德的商店開去。我們得到了那里的選票，在后來的幾年中，得到的選票還要多上很多。如果他們當真用品嘗“紅人”嚼煙來衡量我的話，我或許到現在還在回馬里恩縣的路上走著呢。　　幾個星期之后，我還會受到類似的考驗。在阿肯色河谷的克拉克斯維爾，我和22歲的縣長羅恩·泰勒在一起。羅恩來自一個顯赫的政治家庭，他在政治上的見識遠遠超出他的年齡所能達到的水平。他帶我到縣里的博覽會上去見縣治安官，他說如果我們要想在這個縣里贏得選舉的優勢，就一定得去見他。我們在騎術表演場地找到了他，他手里還抓著一匹馬的韁繩。騎術表演馬上就要開始了，一排馬正在圍著賽馬場繞圈子。治安官把馬韁繩遞給我，讓我加入表演的隊伍，說是過一會兒向人群介紹我。他保證這匹馬很規矩。我當時身穿一套黑色的西裝，脖子上系著領帶，腳上穿著一雙尖頭皮鞋。我五歲的時候曾經一身牛仔裝束爬到馬背上，但只是為了拍張照片而已，從那以后我就再沒有騎過馬。我前面拒絕了嚼煙，但這次我接過韁繩上了馬。我想，有生以來看過那么多的牛仔電影，騎馬還能有多難？開幕式開始了，我煞有介事地騎馬進入表演場地。我剛沿著表演地場走了1／4的路程，羅恩剛剛把我介紹給觀眾，我胯下的馬就停了下來，忽然用兩條后腿直立起來。我居然沒有掉下來，這簡直是個奇跡。觀眾鼓起掌來，我想他們以為我是故意這樣做的。但治安官比他們更了解實情，不管怎么說他同意支持我競選。　　牛頓縣的歐扎克山區是美國景色最優美的地方之一，它是布法羅河的發源地，而布法羅河是國會《未開發景觀河流法》宣布保護的第一條河。我完成了在歐扎克的巡回宣傳之后，首先到布法羅河邊的一個小聚居區去看望希拉里·瓊斯。他居住在一所簡陋的房子里，但他是個道路建設商，也許算得上縣里最富有的人。他們家投身民主黨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內戰或是更早的時候，有家譜可以證明。他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河邊的那片土地上。大蕭條時期，他們一家喪失了很多土地。二戰以后，他回到家鄉，干了好幾年才又把失去的土地收回來，恢復了土地的完整。布法羅河被定為保護河流，這卻成了最讓他痛苦的噩夢。在河邊擁有土地的大多數人終身都可以占用他們的土地；但他們在有生之年除了可以把土地賣給政府之外不允許賣給任何人。他們一旦死去，只有政府才有權收購。因為希拉里的宅地位于公路主干線上，政府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征用這塊土地，把它當做辦公總部所在地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有八個孩子，他們希望孩子能繼承他們的土地。這片土地上有個公墓，18世紀出生的人都埋在那里。每當某個無依無靠的人死去，希拉里總是出錢將其埋在這個公墓里。我對保護這條河是支持的，但是我認為政府應該讓宅地的原主以景觀地役權的形式保有土地，這一方面可以防止對這條河進行開發，避免環境惡化，同時又能允許這些家庭把土地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我與布法羅河邊民眾的接觸，使我在當上總統之后比其他民主黨人更能體會西部農場主的心理，更能體會為什么環境保護方面的考慮與他們眼中的各種特權發生沖突時他們會怨氣十足。　　希拉里·瓊斯最后在與政府的抗爭中輸掉了。這讓他心力交瘁，但這并沒有泯滅他對政治的熱情。他搬進了一所新房子，仍然憤憤不平。他后來在白宮與我和希拉里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希拉里帶他走進地圖室，給他看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45年在佐治亞的沃姆斯普林克斯去世時使用過的地圖，他差點哭了出來。他崇拜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與博·福尼不同，那天晚上他睡在了林肯臥室里。博·福尼來白宮看我們的時候，我曾跟他開玩笑，說讓他睡在林肯的床上，他拒絕了。希拉里·瓊斯則說他至少曾經”在安德魯·杰克遜畫像下面那張床的旁邊睡過”。　　從我見他的那天起，到我從白宮飛回家鄉，在他的葬禮上發表講話，希拉里·瓊斯一直是我在牛頓縣的支持者。他代表了牛頓那個地方特有的自然美好的精神，我從16歲初次見到那里之后，就一直深愛著它。　　縣政府所在地賈斯珀是一個不到400人的鎮子。鎮上有兩家咖啡館，一家是共和黨人常常光顧的地方，另一家則是民主黨人經常聚集的地方。我要見的人沃爾特·布拉塞爾住在民主黨人經常聚集的那家咖啡館下面，因為咖啡館是他妻子開的。我是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到那里的，他還沒有起床。我坐在那間不大的起居室里，他起了床，開始穿褲子，這期間起居室和臥室之間的門一直敞開著。他還沒有完全睡醒，腳下滑了一跤，圓球般的身軀差不多真的滾了10或15英尺，出現在起居室里。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所以我不能笑。但他自己笑了起來。他說他曾經很年輕，身材瘦削、行動敏捷，是煤山中學籃球隊的先發后衛。30年代他曾經率領球隊戰勝小石城中心中學，贏得了州里的冠軍。他的體重是他在縣里從事私酒釀造那幾年長起來的，再也沒有瘦下來。過了一會兒，他說他愿意支持我，也許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回去繼續睡覺。　　接下來，我把車開到鄉下去看望比爾·福勒，他在博克斯利有個農場。比爾曾經作為阿肯色州的代表在約翰遜政府的農業土壤和保護區管理局工作。我們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壯觀的山景。他說他愿意支持我，但他認為哈默施密特身上“雖然粘上了尼克松這攤臭屎，但粘得不夠多，不會讓他一直臭到選舉日”。接著他對總統做出了評價：“我不愿意這樣評論一位共和黨人，但尼克松本來可以做一個很棒的總統。他聰明、果敢。他就是太不體面了，他是不能自己。”在返回費耶特維爾的途中，我的腦子里一直在回響著他的這番話。　　競選活動的最初幾個星期里，除了“零售”政治外，我還努力通過競選活動的例行程序開展工作。我前面提到過，雷蒙德伯伯和加伯·克勞福德兩個人共同簽署了一張面值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我的啟動資金，并且我自己也開始籌集資金。起初，主要是在費耶特維爾籌款，接著在整個選區，最后就擴展到了全州的范圍。我在喬治敦、牛津和耶魯的幾個朋友，以及麥戈文和達菲競選活動機構都寄來了小額的支票。為我捐款最多的是我的朋友安妮·巴特利。她是溫斯羅普·洛克菲勒州長的繼女，我當了州長之后，她到阿肯色駐華盛頓市辦事處工作。另外，在選民集會上，成千上萬的人把一美元、五美元或十美元的鈔票在我們經過時放到我們的籌款箱里。　　2月25日，我在阿文奈爾汽車旅館正式向家人宣布我參加競選，之所以選在那個地方是因為我母親早晨開始工作之前總要到那里去喝咖啡。　　雷蒙德伯伯送給我一座處于很好地段的小房子，作為我在溫泉城的總部。我的母親、我在帕克大街上的鄰居羅斯·克雷恩以及年輕律師博比·哈格雷夫斯——我曾經與他的妹妹在華盛頓共事——三個人設立了一個一流的競選機構。羅斯后來搬到小石城來，在我當上州長之后到州政府任職，但母親一直致力于這個機構的建設，并將其投入到以后的競選活動中去。主要的競選總部設在費耶特維爾，我的銀行家朋友喬治，謝爾頓同意出任競選總部的主席，和我一起打籃球的年輕律師P．H．馬丁同意擔任我的財務主管。我在學院路上租了一所舊房．子，那里在大學生的幫助下基本上都是開放的，即使在周末也有人，我的堂兄羅伊15歲的女兒瑪麗·克林頓單獨待在那里。我們在房子的兩邊都畫上了大幅的宣傳畫，上面寫著“克林頓國會競選”字樣。到現在宣傳畫還在那里，只是隨著新的公司的接連遷人，上面已經被覆蓋了很多次。現在，代替原來宣傳畫的是“文身”兩個字。此外，我兒時的朋友帕蒂·豪在史密斯堡開設了一個競選總部，隨著選舉的臨近，其他一些競選總部也在選區里的各個地方冒了出來。　　3月22日，我去小石城登記備案。到此時為止，我面臨著三個競爭對手：吉恩·雷恩沃特、戴維·斯圖爾特和吉姆·斯坎龍。吉恩·雷恩沃特是州參議員，留著平頭，是個保守的民主黨人，來自費耶特維爾南邊的格林伍德。戴維·斯圖爾特是個英俊的年輕律師，來自耶爾縣的丹維爾。吉姆·斯坎龍身材高大、喜歡交際，是格陵蘭的市長，格陵蘭在費耶特維爾南邊幾英里。最讓我擔心的是斯圖爾特，他長得英俊迷人，能言善辯，來自克林頓家族的家鄉，而我本來一直指望那里的人會支持我的。　　競選中的第一個重大政治事件發生在4月6日：拉塞爾維爾是個大學城，位于選區的最東端。人們在拉塞爾維爾的河谷中舉行了選民集會。這是一個必須參加的活動，競選聯邦、州和地方職位的所有候選人都在那里，包括富布賴特參議員和邦珀斯州長。西弗吉尼亞州的羅伯特·比爾德是主要演講者。他做了一個老式的頗有傳教色彩的演講，接著拉起小提琴以饗觀眾。隨后，候選人的演講開始了，參加國會競選的候選人被安排在最后。等其他每一個人都講了三到五分鐘之后，時間已經過了10點。我知道輪到我們的時候聽眾肯定已經感到疲勞厭煩了，但我賭了一把，選擇最后發言。我想只有這樣，才有機會給聽眾留下印象。　　我為演講做了認真的準備，把內容壓縮到兩分鐘。在演講中，我充滿激情地呼吁進一步加強國會的職能，指出國會要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反對共和黨政府的權力集中，國會不應該只代表共和黨盟友的經濟利益。雖然我的演講是事先寫好的，但演講時我是背誦出來的，而且在其中注入了我的感情。不管怎樣，我的演講在聽眾中引起了反響，盡管一個漫長的晚上下來聽眾們都已經非常疲憊，但他們居然還站起來歡呼。在聽眾們往外走的時候，支持我的志愿者們把我的演講稿發給他們。我這個頭開得還真不錯。　　活動結束的時候，邦珀斯州長朝我走來。他先是對我的演講恭維了幾句，然后就說他知道我曾經在富布賴特參議員手下干過，他覺得他自己不應該剝奪富布賴特參議員的席位。接著，他又說了一句話，讓我大為驚異：“大約12年之后，你也許會面對同樣的抉擇，需要考慮是否與我競爭。如果你覺得那么做是對的，你就要去做，記住是我告訴你要這么做的。”戴爾·邦珀斯是個非常聰明的家伙，他若是當個心理學家，并以此謀生，也會干得非常出色。　　接下來的七個星期是集會、露天劇場、餡餅晚餐、募捐、一對一的“零售”政治宣傳等一系列活動，只是具體的細節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有些模糊不清了。勞聯一產聯當時正在溫泉城舉行會議，他們很支持我，在經濟上和組織上推動了我的競選活動。阿肯色州教育協會也贊助了我，因為我支持聯邦政府對教育提供援助。　　我把很多時間都花在一些自己影響力欠佳的地方，這些縣不像歐扎克山區幾個縣那樣組織得力：西北邊陲地帶的本頓縣、阿肯色河兩岸的幾個縣和沃希塔山脈的西南各縣。在耶爾縣，我的競選活動由我的表哥麥克·康沃爾負責，他是當地殯儀館的殯儀員。因為當地所有的人死了都由他下葬，所以沒有他不認識的人。他那樂觀向上的性格使他能夠在艱巨的戰斗中——一場對抗他的鄰居，丹維爾的戴維·斯圖爾特的戰斗——保持不懈的斗志。積極參與到這場競選中的人在數目上是令人吃驚的，他們是理想主義的年輕教授和商人、富有天賦的當地勞工領袖、縣里和市里的官員、死心塌地的民主黨人，其中既有來自學校的高中生也有七八十歲的老人。　　在初選的那一天，我們無論在組織方面還是在工作方面都勝過了對手。我得到了44％的選票，州參議員雷恩沃特以26％對25％的選票險勝戴維；斯圖爾特，取得了參加第二輪初選的資格。斯坎龍市長雖然沒有錢，但他非常勇于競爭，獲得了其余的選票。　　我想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贏得6月11日的第二輪初選，除非投票的人數非常少，但如果出現那樣的情況，什么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我不希望我的支持者不把投票當回事。因此，當瑟西縣的民主黨主席威爾·戈金斯宣布所有的投票都在位于馬歇爾鎮廣場上的縣政府大樓進行時，我大為擔心。縣里的人不可能僅僅為了一次選舉而開車跑上三四十英里蜿蜒的山路來投票。我給威爾打了個電話，想勸他多開幾個投票站。威爾聽了哈哈大笑，說道：“我說比爾，請安靜。如果因為投票的人數少你就不能打敗雷恩沃特的話，你根本就不可能對抗哈默施密特。我不可能為了兩三個投票人就在鄉下開設一個投票站，我可沒有那么多錢。我們要把錢留到11月的時候再用。現在只能是投多少算多少了。”　　6月11日，我169％對31％的選票贏得了第二輪的初選。在瑟西縣也以177票對10票贏得了勝利。11月的選舉結束后，我給威爾打電話，對他的幫助表示感謝。他說他不希望我因為什么事情感到于心不安：“我知道，你以為我在第二輪的初選中替你做了手腳，但我沒有。實際上你以177票對9票勝出。我倒是給哈默施密特加了一票，因為我不忍心看他連10票都得不到。”　　初選的結果對我來說是令人振奮的。我一次又一次投身于陌生的環境，對人們有了很多的了解——政府對他們的生活會產生怎樣的影。向，他們的政治觀點是如何取決于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念的。我還一直按照教學計劃堅持教學。盡管很艱難，但我喜歡這樣，我覺得我干得不錯，只是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我在春季組織學生考試，我需要給他們打分，而當時競選活動已經全面展開。我或是把學生們的海事法考卷帶到車上，一邊行駛一邊判卷，或是在二天的競選工作結束后，再挑燈夜戰，給考卷打分。但是在旅行途中，我丟了五份考卷。我感到非常慚愧。我主動讓學生們來選擇到底是重新考試，還是不要具體的分數，得到這門課的全部學分。他們都選擇要學分，但其中有一個學生為此感到很不高興，因為她是一個好學生，本來很可能得A的，此外她還是個忠實的共和黨人，曾經為哈默施密特工作過。我想或許是因為丟失了考卷，或許是因為在競選中我跟她從前的上司競爭，我一直沒有得到她的寬恕。20多年后，我從前的這位學生蘇珊·韋伯·賴特聯邦法官成為葆拉·瓊斯案的主審法官，那時候，我自然又想起了從前的事。蘇珊·韋伯·賴特非常聰明，也許當初我應該給她打個A。但不管怎么說，到了大選的時候，我跟法學院請了無薪假期。　　整個夏天，我一直快節奏地工作著，只是因為參加我弟弟的高中畢、業典禮和我們高中同學的第十次聚會，以及到華盛頓去看望希拉里，見見她在總統彈劾調查委員會的同事，才偶爾打斷一下忙亂的節奏。希拉里和她所有的同事們都因為工作而疲憊不堪。約翰的要求非常嚴格，調查必須全面公正，每個人都必須守口如瓶。她的勞累讓我頗為擔心，我從來沒見過她那么消瘦；她那可愛的頭本來就大，現在與她瘦削的身體比起來就顯得更大了。　　周末的時候，我帶她離開那里，去北卡羅來納州的外灘去放松一下。我們在一起過得非常開心，我開始認為彈劾案調查結束后，希拉里實際上可以到阿肯色來，跟我生活在一起。這年年初，希拉里到費耶特維爾的時候，曾經為爭取法學院的一個教職，接受戴維斯院長的邀請參加了一次面試。幾個星期之后，她又來了一次，給委員會的成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學院愿意給她提供一個工作，因此她現在可以到阿肯色來教書，同時從事她的律師業務。問題是她是否愿意來。當時我更擔心的是她太累了、太瘦了。　　后來，我因為競選活動以及我家人遇到了更大的健康問題而回到家里。7月4日，我在芒特內博炸雞店發表了演講，那是自1966年我代表弗蘭克·霍爾特到那兒以來的第一次。杰夫、母親和羅斯·克雷恩開車來聽我發表演講，并幫助我在人群中做鼓動工作。我感覺杰夫的氣色不太好，得知他最近沒怎么工作。他說整天都站著太累了。我提議他到費耶特維爾來，和我住上幾個星期，他可以幫我接接電話，同時作為成年人，也能給競選總部的年輕人提供一些指導。他接受了我的邀請，看上去好像還很高興，可是當我夜里趕路回到家里的時候，我看出他病了。一天夜里，我吃驚地看到他跪在床邊，身子趴在床上。他說躺下來的時候無法呼吸，他想方設法，可就是無法入睡。后來，他在總部再也不能全天工作了，于是他就回家去了。母親告訴我，他的病跟糖尿病以及幾年以來一直服用治療糖尿病的藥物有關。在小石城的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里，他被診斷為心肥大，也就是心肌的增大與惡化。很顯然，這種病是無藥可救的。杰夫于是回到家里，盡情享受余生。幾天之后，到溫泉城進行競選宣傳時，我去見了他，與他喝了會兒咖啡。他當時正在去西盂菲斯的路上，他要去那里看賽狗。他還像平常那樣衣冠楚楚，穿著白色的襯衣、褲子和皮鞋。那是我最后一次見他。　　8月8日，尼克松總統宜布他準備第二天辭職。他的總統生涯因為他保留的他本人與助手對話的錄音帶而走向完結。我覺得總統的決定對我們的國家有利，但對我的競選非常不利。就在總統宣布辭職的前幾天，哈默施密特議員還在為尼克松辯護，在《阿肯色報》頭版刊出的訪談中，他還在對調查水門事件一事進行批評。我的競選活動因此而獲得了好的勢頭，但隨著尼克松這個沉重的負擔從哈默施密特肩上被卸除，你可以感覺到，風頭也跟著消失了。　　我接著遇到了影響我的第二件事。希拉里打電話告訴我，幾天之后她要到阿肯色來。她的朋友薩拉為她開車。薩拉比希拉里大二十幾歲，她在希拉里的身上看到，女人也完全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機遇。她認為希拉里在華盛頓干得那么出色，而且結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到阿肯色來簡直是發瘋。于是她就利用把希拉里送來的好機會，每走上幾英里路，就勸上幾句，好讓希拉里回心轉意。等她們終于來到費耶特維爾的時候，已經是星期六的晚上了。但是我正在參加本頓維爾的一個集會，本頓維爾就在費耶特維爾北邊不遠的地方，所以她們就開車過來找我。我發表了一個精彩的演講，與其說是講給聽眾聽，還不如說是講給希拉里和薩拉聽的。握過手之后，我們回費耶特維爾去，回去面對我們關于未來的安排。　　兩天之后，母親打電話來，告訴我杰夫在睡覺的時候去世了。他只有58歲。母親非常傷心，羅杰也是一樣。現在，母親已經失去了三個丈夫，而羅杰也失去了兩個父親。我馬上開車回家去料理后事。杰夫生前希望火葬，我們只好把他的遺體運到得克薩斯去，因為阿肯色那個時候沒有火葬場。杰夫的骨灰被帶回來后，我們根據他的指示把骨灰撒在漢密爾頓湖里，那里距離他最喜歡釣魚的碼頭很近，母親和她的朋友瑪琪·米切爾一直看著我們把骨灰撒完。　　在葬禮上，我宣讀了頌詞。我努力用幾句話來概括他所做的一切：他為我的母親獻出了無盡的關愛，他像父親一樣愛護羅杰，他給予我的是真誠的友誼和明智的建議。另外，我還頌揚了他對孩子們的好心、他對失意者的善意，以及他面對疾病和臨終時刻表現出來的尊嚴。正像他去世以后羅杰常常說的那樣，“他做出了多么痛苦的努力叼”。不管他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如何，在與我們共同度過的短短六年當中，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過了很長時間之后，我們大家還是非常想念他。　　在杰夫生病之前，我對糖尿病幾乎毫不了解。糖尿病后來還害死了我在1974年的競選活動主席喬治·謝爾頓。此外，糖尿病還成為奪去我的朋友，前白宮辦公廳主任厄斯金·鮑爾斯的兩個孩子以及幾百萬其他美國人生命的罪魁禍首。它對我國少數族裔的影響很大，少數族裔當中糖尿病患者的比例過高。當上總統以后，我了解到，糖尿病及其并發癥花掉了所有醫療補助費用的25％，這個數目非常驚人。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作為總統，我為什么要支持干細胞研究，為什么要支持糖尿病自我護理計劃。美國糖尿病協會把這項計劃稱為自胰島素研制以來在糖尿病護理方面取得的最重要進步。我這樣做是為了厄斯金的兩個孩子，為了喬治·謝爾頓，也為了杰夫，因為他們最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不會像他那樣飽嘗痛苦、過早結束自己的生命。　　葬禮幾天過后，母親以她特有的“摔倒了再爬起來”的方式勸我繼續參加競選。政治可以因為死了人而停止，但停止的時間不能太久。我于是回去繼續工作，但我確保經常給母親打電話，或是回去看望她。羅杰在秋天的時候離開家，到康韋的亨德里克斯大學讀書去了，他走之后，我就更加注意關心母親。羅杰對母親也非常關心，差點沒有去讀大學。最后經過我和母親的反復勸說，他才走了。　　到了9月，民意調查顯示我還落在后面，本來落后59％，經過8個月艱苦繁重的工作，還是落后23％。接著，我的運氣來了。9月8日，距離州民主黨大會在溫泉城召開還差五天的時候，福特總統宣布無條件赦免尼克松總統，盡管他在執政期間“犯下了或可能犯下了”許多罪行。國民表示強烈反對。、我們又開始走人了正軌。　　在州大會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競選上。邦珀斯州長已經在初選中以很大的優勢戰勝了富布賴特，因此在投票選舉中就再沒有什么其他激烈的競爭了。我不忍心看到富布賴特失敗，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大會代表都鉚足了勁頭，同時我們還火上添油，讓溫泉城的會議中心里擠滿了家鄉的朋友，以及來自整個選區的額外支持者。　　我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用一種我希望能夠把選區中保守的和自由的平民主義成分聯合起來的方式明確闡述我的思想。我首先嚴厲批評福特總統對前任總統的赦免，我的比較精彩的話是：“如果福特總統想赦免所有人的話，他應該赦免政府的經濟顧問。”　　很多年過去了，關于赦免尼克松一事我改變了我的看法。我逐漸認識到，國家需要繼續發展，我認為福特總統做得對，盡管他那么做不太受歡迎。2000年，在紀念白宮200周年的慶祝會上，我們碰到一起，我把這種想法也對他說了。但是對于共和黨的經濟政策，我沒有改變我的看法。我仍然相信羅斯福總統的話：“我們一直以為毫無顧忌的利己行為是道德敗壞使然。我們現在知道其實是糟糕的經濟學使然。”這一觀點在今天看來比在1974年的時候更加適用。　　我們急急忙忙地離開了溫泉城。還剩下七個星期的時間，我們還有機會，但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我們總部的工作越干越好。我那些優秀的青年志愿者已經變成了有經驗的專業人土。　　民主黨派人來幫助我們，年輕人從他那里獲得了非常有用的建議。這個人叫喬迪·鮑威爾，他的上司、佐治亞的州長吉米·卡特，在1974年幫助民主黨取勝的過程中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幾年之后，吉米’卡特競選總統，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記起了他，對他充滿了感激之情。希拉里到南方來的時候也來幫忙，她的父親和弟弟托尼也是一樣。托尼在阿肯色州的北部到處豎起宣傳牌，告訴那些來自中西部的退休共和黨人，羅德姆一家是中西部的共和黨人，不過我這人還不錯。　　我的幾個法律系的學生是非常可靠的駕駛員。在國會競選過程中，每當我需要他們的時候，總有幾架飛機供我借用，使我可以迅速趕到某個地方。我的一位飛機駕駛員杰伊·史密斯已經67歲了，一只眼睛上罩著眼罩，他對儀表的使用并沒有達到某個特定的級別，但他在歐扎克已經飛行了40年。我們在遇到惡劣天氣的時候，他常常會突然降到云層下面，在山脈間沿著河谷飛行，與此同時，他會給我講各種逸聞趣事，拿富布賴特參議員開玩笑，因為富布賴特參議員曾經夸下海口，說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知道越南戰爭是個錯誤。　　史蒂夫·史密斯干得很出色，他對競選中一些有爭議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研究，同時還調查了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記錄。他搞了一系列制作精巧的小冊子，把我在一些有爭議的重大問題上的立場與哈默施密特在這些問題上的投票進行對比，在競選活動的最后六個星期中，我們每星期都發表一份對比資料。這些對比資料在當地的報紙上被大量報道出來，史蒂夫將其變成了有效的報紙宣傳廣告。比如，在阿肯色河谷，從克拉克斯維爾到南部與俄克拉何馬接壤的史密斯堡，到處都是煤礦工人，他們在露天的礦井里工作了幾十年，但是聯邦法律強行規定，必須讓這些遭到破壞的地貌恢復原狀。許多礦工因為長年呼吸煤灰而染上丁煤肺病，他們有權得到聯邦政府的補助金。哈默施密特的社會工作是幫助這些礦工得到他們的補助金，但是當尼克松政府希望削減這項計劃的投入時，他投了贊成票。住在河谷的鄉親們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我和史蒂夫·史密斯告訴他們，他們才知道。　　我還提出了一些積極的建議，有一些建議我倡導了20年之久。其中包括引入更為公平的稅收體制，實行全民健康保險計劃、設立總統選舉的公共基金、精簡聯邦機構、提高聯邦機構的辦公效率、增加聯邦教育基金的投入、創建聯邦教育部（當時它只是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一個部門）、鼓勵能源保護和太陽能開發。　　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全國工會的經濟資助，我們才得到足夠的錢用于電視宣傳廣告。勞聯一產聯的地方領袖丹·鮑威爾是我的朋友，這筆經濟資助是在他的極力推動下促成的。當我在國會競選中以25個百分點落后于對手的時候，丹·鮑威爾這個家伙已經在談論我成為總統之類的話了。我需要做的，無非是站在攝像機前說話。這迫使我在28秒的間隙思考問題。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我就不再需要用秒表來提示，我的演講到底是長了一兩秒還是短了一兩秒。宣傳廣告的制作費用很低。　　那些電視宣傳廣告或許非常原始，但我們在無線電廣播上做的廣告卻非常精彩。有一個在納什維爾制作的宣傳廣告，實在是令人難忘，主要表現的是一個鄉村歌手，他的聲音聽上去酷似阿肯色出生的歌手約翰尼·卡什。歌詞的開頭是這樣的：“如果你厭倦了豌豆和蔬菜，如果你忘記了什么是豬肉和牛排，有一個人的話你不可不理睬。”歌曲接著對尼克松政府資助農民把大量的谷物低價賣給蘇聯的做法進行抨擊，因為這一舉動使國內食品和動物飼料的價格大漲，對家禽養殖業和養牛業都造成了打擊。歌中唱道：“不要再等待，讓厄爾·巴茨（尼克松的農業部長）滾開！”歌中的疊句是這樣的：“比爾·克林頓就要到來，他也無法再忍耐。他和我相仿佛，說他像你也不奇怪。把所有的事交給比爾·克林頓，讓他來對付。讓他來解決一切，我們送他去首都。”我非常喜歡這個廣告。唐·泰森是個家禽養殖業老板，他的弟弟蘭德爾為了我的競選拼命地工作。由于把大量的谷物低價賣給蘇聯，唐·泰森的家禽養殖成本大大上升，他給了我大筆的贊助費，目的是確保這首歌能夠在鄉村廣播中反復播放。隨著我們一天天走近選舉日，我們贏得了更加強有力的支持，但我們遇到的對抗也更大了。我得到了全州最大的報紙《阿肯色報》以及選區中其他幾份報紙的支持。我開始在史密斯堡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得到了黑人社區的強勁支持，我在加入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防衛基金會在當地的分會之后，黑人社區的支持就更不在話下了。我還在共和黨人占大多數的本頓縣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與史密斯堡隔河相望的克勞福德縣，有四五個人為了能夠使這個縣轉而支持我，一直在拼死地努力。史密斯堡往南行，就到了斯科特縣，．那里捕獵狐貍和狼的獵人們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現場追獵試驗。我在那里受到了熱情的接待。現場追獵試驗是一種在野外舉行的夜間活動。在鄉下，獵人們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愛他們的獵犬（獵犬和孩子一樣得到細心的照顧）。獵人首先告訴獵犬進攻的目標，然后就把獵犬放出去追趕狐貍，讓它們對著月亮狂吠。與此同時，婦女們整夜忙碌著，野餐桌上的食物堆成了小山。我甚至在哈默施密特的家鄉哈里森縣贏得了幾個人的支持，他們非常勇敢，敢于向小鎮的既有體制發起挑戰。　　一個秋天的下午，最激動人心的選舉集會在白河邊上舉行。那里距離那塊臭名昭著的“白水”地產不遠——我后來曾經在那里投過資，卻從來沒有親眼見過它。集會上，民主黨人群情激憤，因為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正企圖·以逃稅的罪名把瑟西縣的治安官比利·喬·霍爾德關到監獄里去。根據1876年的憲法，州和地方官員的工資需要經過民眾的投票通過；上一次提工資是在1910年。縣里的官員每年的工資只有5000美元。州長的工資也只有1萬美元，但是他至少有房子，他的交通費和伙食費也可以得到補貼。許多地方官．員為了生存，被迫使用費用賬戶，這個賬戶上的數額我記得大約是每年7000美元。司法部之所以要把霍爾德治安官關進監獄，是因為他用費用賬戶進行個人消費的時候沒有納稅。我認為霍爾德的案子是聯邦政府提起公訴的所有案子中最小的一個逃稅案。山區的人都認定，這是政治目的驅動的結果。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這個企圖沒能得逞。經過一個半小時的認真考慮，陪審團認定霍爾德無罪。后來才知道，陪審團的成員們立刻就投了票，要將他無罪釋放，但為了做做樣子，只好在陪審室里拖延了一個多小時。比利·喬走出法院大樓之后，直接開車來到我們的集會會場，在那里他像從戰場上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