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克林顿自传

我的生活-克林頓自傳　　　　序言　　法學院剛畢業那會兒，我還是個小伙子，十分期待著馬上開始自己的生活。這時，我突發奇想，把本來想要看的小說和歷史書暫時束之高閣，出去買了本“如何做”一類的書：舶口何掌控自己的時間和生活》，作者是阿蘭·拉金。該書的主要觀點是，我們必須開列出自己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生活目標，按其重要程度進行分類，例如A組最為重要，B組次之，C組第三等等。然后，在每一個目標下列出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行動。這本簡裝書我依然保留著，距今已近30個年頭。我敢肯定，這個單子準還埋藏在某個故紙堆中，盡管一時無從查找。然而，那個A組的單子我還真沒忘記。我要當個好人，娶個好老婆，養幾個好孩子，交幾個好朋友，做個成功的政治家，寫一本了不起的書；當然，我是不是個好人，得由上帝來判斷。我知道，自己并沒有像我那些鐵桿支持者們想像的，或是如我自己所希望的那樣好，但也沒有像我最嚴厲的批評者們所說的那樣壞。我的家庭生活因為有了希拉里與切爾西而增添光彩。和所有的家庭一樣，我們的生活也并非事事如意，但依然溫馨美好。其中的瑕疵，正如世人所知，多數因我而起。她們的愛始終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希望。就我所知，沒人比我擁有更多、更好的朋友。的確，我完全有理由認為，正是在這些密友的大力扶持下，我才得以入主白宮，現在他們已成為傳奇般的“比爾之友”。　　我的政治生活充滿了歡樂。我喜歡競選，我喜歡主政。我總是努力讓事情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給更多人夢想成真的機會，讓人們振奮精神，攜手共進。我就是這樣給自己打分的。　　至于那本了不起的書，誰知道呢？但準是個好故事。　　1　　1946年8月19日清晨，一場猛烈的夏季暴雨過后，天空一片蔚藍，我的寡母在霍普鎮上的朱莉亞·切斯特醫院生下了我。霍普鎮位于阿肯色州西南部，從得州邊界上的特克薩卡納市往東33英里，約有6000居民。母親按父親的名字小威廉·杰弗遜·布萊斯給我取名為威廉·杰弗遜·布萊斯三世。父親有兄弟姐妹九個，祖父是得州舍爾曼地方一個貧窮農夫，在父親17歲時便已過世。用我幾個姑姑的話說，父親總是想方設法照顧她們。后來父親長成了一個英俊、勤勞、愛說愛笑的人。1943年，父親在路易斯安那州施里夫波特的三州醫院遇見了我母親。那時她正在醫院參加培訓，準備當護士。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曾多次纏著母親講述他們如何相遇，如何戀愛，又如何結婚的故事。當時父親帶著約會對象來母親工作的病房看急診，醫生處理那位女病人時，父親和母親就聊上了，還互相調情。離開病房的路上，父親摸了摸母親戴著男朋友戒指的手指問她是否已經嫁人。母親結結巴巴地說了聲“沒”——意思是她還是單身。第二天，父親給那女人送了花，母親心里一沉。后來父親約母親出來約會，解釋說每當結束一段戀情時，自己總會送對方一束花。　　兩個月后，他們喜結良緣，隨后父親便奔赴戰場。在進攻意大利的戰斗中，父親在一家軍車檢修廠服役，修理吉普車和坦克。戰后，父親回到霍普鎮母親身邊，不久移居芝加哥。在那里，父親重操舊業，為曼比設備公司當推銷員。他們在森林公園市郊外買了一所小房子，但幾個月不能人住。當時母親已懷上了我，因此父親決定讓母親先回霍普鎮，等新房子能住時再把母親接回來。1946年5月17日，父親把家具搬進他們的新家后便從芝加哥開車前往霍普鎮去接他的妻子。那天深夜，在密蘇里州薩克斯頓外的60號公路上，父親的車，一輛1942年的別克，在潮濕的路面上右前輪突然爆胎，失去了控制。父親被拋出窗外，落在或者是爬進了一個用來改造沼澤地的下水道甲。溝內水深三英尺。經過兩小時的搜尋，父親被找到了。他的手緊緊地抓住水面上的一根樹枝。他努力想爬出水面，但沒有成功。父親淹死了，年僅28歲，結婚兩年零八個月，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只有七個月。　　上面寥寥幾筆便是我迄今為止對父親的全部了解。一生中我都在渴望填補空白，貪婪地抓住每一張照片、每一個故事，或是每一張紙，希望從那里發現更多關于這位給予我生命的男人的故事。　　12歲那年，我坐在霍普鎮巴迪叔叔家的門廊下，這時一個人走上臺階，看了看我說：“你是比爾·布萊斯的兒子吧。跟他長得一個樣兒。”為此，我樂了好幾天。1974年，我開始競選國會議員。那是我第一次參加競選。當地的報紙對我母親進行了專訪。那天清早，她在常去的那家小吃店和一位律師朋友談論那篇文章，這時，一位她并不太熟的早餐常客走過來說：“我就在場。那天夜里我是第一個到達車禍現場的。”接著便告訴母親他當時的親眼所見，包括父親臨死前如何意識尚存，憑著生存本能抓住他，想要爬出水溝。母親向他道了謝，離開小吃店，回到車上哭了起來。然后她擦干眼淚，開車上班。1993年父親節那天，那是我當上總統后的第一個父親節，《華盛頓郵報》刊載了一篇關于我父親的長篇調查，此后兩個月里又有美聯社和許多小報刊載了類似的調查報告。這些報道證實了我和母親已經了解的事，但也挖掘出許多我們尚不了解的事，包括父親在遇到母親前可能已結過三次婚，而且顯然還有至少兩個孩子。　　父親的另一個兒子已經找到，他叫里昂·里岑塞勒，已退休，此前曾是加州北部一家物業管理公司的老板。他在文章中說，1992年大選時曾給我寫過信，但沒有得到回音。我不記得聽說過有他的來信。考慮到當時我們正躲閃來自各方的“子彈”，因此有可能我的工作人員把這封信藏了起來。也有可能這封信被誤置于我們收到的堆得像小山般的信件中。但不管怎么說，在讀到有關里昂的報道后，我立即和他取得了聯系，后來我在加州北部短暫逗留時還見到了他和他的妻子朱迪。那次探訪我們都很開心。從此以后，我們一到過節便互致問候。里昂和我長得很像。他的出生證表明他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要是很久以前就認識了里昂，那該多好。　　就在這前后，我還得到消息證實了有關我父親一個女兒的新聞報道。她叫莎朗·佩蒂約翰，1941年出生于堪薩斯城，當時名叫莎朗·李·布萊斯。我父親后來和她母親離了婚。她給貝琪·賴特，我先前的州長辦公室主任，寄來了幾份自己的出生證副本，她父母的結婚證書，一張她父親的照片，以及一封我父親給她母親的信，信中問候了“我們的寶貝”。由于種種原因，我始終未能見到她，對此很是遺憾。　　1993年爆出的這條新聞令母親十分震驚。當時她正與癌癥做斗爭，但她冷靜地承受了一切。她說，大蕭條和戰爭年代的年輕人干出的許多事，放在另一個時代也許會受到指責。重要的是我父親是她生命中的摯愛，母親從沒懷疑過他對自己的愛。無論事實如何，在走向生命盡頭的時刻，只有這，才是她想要知道的。至于我，當時并不很清楚應如何面對這一切。的確，父親的形象比我近半個世紀的理想化想像來得復雜，但隨著自己生活閱歷的增加，我再不會對此感到吃驚。　　1994年，我們前去慶祝諾曼底登陸50周年，幾家報紙刊登了我父親的戰爭記錄，上面還有一張他穿軍裝的照片。不久，我便收到新澤西州奈特康市的翁貝托·拜倫寫來的信，講述了他自己在戰爭中和戰后的經歷。他說，美國人開進意大利時，他還是個小孩子。他很喜歡去美國人的軍營玩。有一個美國大兵對他尤其好，不僅給他糖吃，還讓他看，引擎如何運轉，如何修理。他只知道他叫比爾。戰后，拜倫來到了美國，憑借從那位稱他為“小大兵喬”的士兵那里學到的本事，他開了一家汽車修理鋪，并建立起家庭。他告訴我說，他現在生意興旺，有三個孩子，已經實現了美國夢。他說，他生活得如此成功要歸功于那位年輕的美國大兵，但那時沒有機會向他道別，他一直在想，他后來過得怎樣。接著，他說，在今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他正在翻閱紐約《每日新聞》，一邊喝著早晨的咖啡，突然感覺自己像被電擊了一樣。報紙的左下角刊登了一張比爾的照片。這位比爾不是別人，正是美國總統的父親，得知這一點讓他感到無比激動。　　1996年，我父親一個姐姐的孩子第一次來到白宮，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家庭圣誕晚宴。他們給我帶來丁一份禮物：這是國會議員，德高望重的山姆．·雷本在我父親去世后寫給我姑姑的慰問信。這只是一封短的通函，看上去是用那時的自來水筆簽的名，但我興奮地把信抱在胸前，就像一個六歲小孩剛從圣誕老人那里得到了一套火車玩具模型。我把信懸掛在白宮二樓的私人辦公室里，每天夜里都要看上一眼。　　在我離開白宮后不久，有一次乘美國航空公司班機從華盛頓飛往紐約，一位航空公司雇員在登機時截住我說，他繼父剛剛告訴他，說他曾和我父親一同打過仗，很喜歡我父親。我向他要這位老兵的電話號碼和地址，那人說沒帶，但會發給我。現在我仍在等待，希望再多一個和我父親有關聯的人。在即將結束總統生涯之時，我選擇了幾個特別的地方去向美國人民話別，向美國人民表示感謝。其中一個地方是芝加哥，那里是希拉里出生的地方；在那里，1992年圣帕特里克節那天我差不多贏得了民主黨提名；那里是許多堅定支持我的人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在打擊犯罪、提高福利、推行教育等許多最重要的國內計劃上取得成效的地方；當然，那里也是我父母戰后移居的地方。我常和希拉里開玩笑，如果我父親不曾在密蘇里那條雨中的公路上喪生的話，我很可能就生長在離她家幾英里外的地方，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相遇。我最后一個造訪的地方是帕爾默豪斯旅館，我僅有的一張父母合·影就是在那里拍的，時間是1946年，就在母親回到霍普鎮之前。演講和道別過后，我來到一個小房間，見到了一位叫做瑪麗·埃塔·里斯的婦女，還有她的兩個女兒。她告訴我，她曾和我母親一起長大，一起上學，然后北上，來到印第安納州，在一家兵TV找了份工作，以后她結了婚，待了下來，撫養孩子。這時，她又給丁我一份珍貴禮物：我母親23歲生日那天寫給她朋友的信。當時距我父親去世才三周，現在則已有54年之久。這是一個最優秀的母親。她用優美的筆跡寫下了自己的悲傷，表達了自己要挺住的決心：“當時幾乎令人無法置信，但你看，我已懷孕六個月，一想到我們的寶貝，就讓我有了活下去的決心，就讓我擁有了整個世界。”　　母親把送給父親的結婚戒指傳給了我。她留給我的還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和一個信念：她也在替父親愛我。　　父親給我留下了一種感覺，那就是我必須為兩個人活著，如果我干得出色，那就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他本來該有的生活。年輕的時候，對父親的回憶總是給我一種生命苦短的感覺。一想到自己也可能英年早逝，就會驅使我努力把生活的每一個時刻都過得盡可能充實，同時做好準備，迎接下一個大挑戰。即使不知路在何方，我也總是腳步匆匆。　　2　　我的生日和外祖父的是同一天。我早產了兩個星期，出生時體重可觀，達到6磅8盎司，身長21英寸。母親帶我回到了霍普鎮赫維街上她父母的家中。在這里，我將度過未來的四年。那時，在我眼里這幢老宅看上去又大又神秘，至今它還深深印在我腦海中。霍普鎮的百姓募捐恢復了房子的原貌，并在里面掛上了老照片，擺放了各種紀念品以及當時的家具。他們稱此為“克林頓誕生地”。毫無疑問，我睜開眼睛、擁有生命的第一天就和這個地方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這里，我第一次聞到了鄉村食物的香味，第一次看到了乳酪攪拌機、冰淇淋機、洗衣板、晾衣繩；在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迪克和簡》讀物，擁有了我的第一批玩具，其中包括一根普普通通的鏈條，這是我當時最喜歡的東西；在這里，我第一次通過我們的“共用線”電話聽到了陌生人的聲音；在這里，我結交了最早的朋友，看到了外祖父母干的活兒。過了一年左右，母親決定回新奧爾良的慈善醫院。她曾在那里接受過部分的護士培訓，學做一名麻醉護士。過去，麻醉工作由醫生自己完成，因此對這種相對較新的工作有了需求。這份工作會給母親帶來更多的威望，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錢。然而，要離我而去，母親心里準不好受。但從另一方面看，戰后的新奧爾良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地方，到處是年輕人，到處是迪克西蘭爵士樂，到處是“至愛吾愛”夜總會那種人們頻繁光顧的地方。在那里，男人們穿上女人的服飾，像迷人的女土們那樣唱歌、跳舞。我覺得，對于一位漂亮的小寡婦來說，要忘卻喪偶的悲痛，那兒還真是個不錯的地方。　　我去新奧爾良看望過母親兩次，每次都是外祖母領我坐火車前往。那時我只有三歲，不過有兩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第一件事是我們住的地方，榮格旅館的樓上。旅館就在法國移民區的運河街對面。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城市，第一次住在超過兩層樓高的房子里。夜幕降臨后，從旅館可以俯瞰城市的萬家燈火，當時那種震撼的感覺至今令我難以忘懷。我和母親在新奧爾良做了些什么已經不記得了，但有一次我登上火車要離開時的情景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當火車緩緩離開車站時，母親跪在軌道旁，一邊揮手道別，一邊放聲痛哭。她當時跪在那里哭泣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50多年來，從第一次到新奧爾良起，那個城市就總對我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我喜歡那里的音樂，喜歡那里的食物，喜歡那里的人，喜歡那里的精神。15歲那年，我們全家前往新奧爾良和海灣沿岸度假，在阿爾·赫特，那個了不起的小號手的俱樂部里第一次聽到他演奏。起先他們不讓我進去，因為我年齡不夠。就在我和母親準備離去時，門房告訴我們，赫特就坐在街角處自己的車內看書，只有他才能讓我進去。我在他那輛賓利車里找到了他，敲了敲窗子，跟他說明了情況。他走下車，領著我和母親進入俱樂部，在靠近舞臺的地方給我們找了個座位。他和他的樂隊演奏了一組極為好聽的曲目——這是我第一次現場聽到爵士樂。我當上總統時，阿爾·赫特已經過世。我給他妻子寫了封信，講了上面這段故事，為一位大人物多年前對一個小孩子的好意表示感謝。　　上中學時，我曾用次中音薩克斯獨奏過一首關于新奧爾良的曲子，叫做《新月城市組曲》。我一直認為，我這次的演奏比哪一次都好，因為演奏時，我腦子里一直浮現著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城市時的景象。21歲那年，我在新奧爾良榮獲了羅茲獎學金。我覺得面試時自己表現出色，部分是因為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在成為一名年輕的法學教授后，我和希拉里曾幾度來到新奧爾良參加會議，住在法國區一家叫做“玉米稈”的很特別的小旅館內。當上阿肯色州州長后，我們曾在那里參加“糖杯”橄欖球賽，輸給了亞拉巴馬大學隊，那也是傳奇人物貝爾·布萊思特獲得的最后幾次偉大勝利之一。但至少他也是阿肯色州人，并在那里長大！競選總統時，新奧爾良人民兩次讓我贏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保證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選舉人票投向我們一方。　　至今，我已到過世界上大多數大城市，但新奧爾良總是與眾不同——那里有密西西比河上“叫早”餐廳的咖啡和煎餡餅；那里有保存廳的老伙計，阿隆和沙蒙·尼維爾的音樂，還有對阿爾·赫特的追憶；在那里，我們清晨步行穿過法國區；在那里，我們和約翰·布魯、謝里夫·哈里·李以及其他一些伙伴遍嘗了眾多一流餐館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飯菜；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對我母親最初的回憶。所有這些好比是塊磁鐵，始終吸引著我沿密西西比順流而下，來到新奧爾良。　　母親在新奧爾良期間，由我負責照料外祖父母。他們一天到晚都在想著我，愛著我。不幸的是，他們愛我遠勝過愛他們彼此，就我外祖母來說，愛我還勝過愛我母親。當然，幸運的是，對于這些，我當時是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們都愛我。后來，我開始對在艱苦環境下長大的兒童產生了興趣，并從希拉里在耶魯兒童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中了解到兒童發展方面的一些情況，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是多么幸運。無論他們有多么糟，外祖父母和母親總是讓我感覺到，在這個世界上我對他們有多么重要。多數兒童只要有一個人給他們這種感覺就足以讓他們健康成長，而我則擁有三個。　　我外祖母伊迪絲·格里森姆·卡西迪，身高僅5英尺多一點，體重卻有約180磅。老外婆腦袋很靈，待人熱情，說起話來有點兒沖，顯然也曾經漂亮過。她笑起來爽朗大方，生起氣來則怒發沖冠。她也有心灰意懶、癡迷不懂的時候，并且還渾然不覺。在我出生前后，她都曾對我外公和母親暴跳如雷：沒完沒了，當然都在背著我的時候。她喜歡學習，抱負遠大，高中畢業后即開始函授學習芝加哥護理學校的護理課程。我開始蹣跚學步時，她正為赫維街離我家不遠的一個人做私人護士。我還記得，每當她下班回家時，我邵曾在人行道上跑過去迎接她。　　老外婆的主要任務是讓我多吃多學，整齊干凈。我們吃飯時總坐在廚房窗戶旁的餐桌前。我的高椅子面對著窗子，老外婆則在吃飯時把撲克牌一張張地釘在木頭窗框上，好讓我學習數數。每次吃飯，她總要讓我吃撐了肚子，因為當時世俗的觀念認為，只要天天洗澡，胖娃娃就是壯娃娃。每天她至少要給我念一次《迪克和簡》里的故事，直到我自己能看懂為止。她還給我一卷卷地念《世界圖書百科全書》。那時，這類書是推銷員挨家挨戶地上門銷售的。在勞動階層家庭，除了《圣經》外，這往往是惟一的書。這些早期教育也許說明了為什么我現在喜歡讀書，喜歡打牌，執意減肥，從不忘記洗手刷牙。　　我崇敬我的外祖父。他是對我生活產生影響的第一個男人。我為自己和他同一天生日而感到自豪。詹姆斯·埃爾德里奇·卡西迪身體纖瘦，身高5英尺8英寸，但在那些年里仍然強壯英俊。·我總覺得他長得像演員倫道夫·司各特。　　當外祖父母搬離只有百來人的博德科，來到大城市霍普鎮時，老外公在一家制冰廠找了份活兒，趕馬車送冰。那時的冰箱真的就是冰盒子，得靠一塊塊的冰來制冷，冰塊的大小根據容器的大小而各不相同。盡管外公只有150磅重，卻得扛一百多磅的冰塊。他首先在背上墊一塊大皮墊，然后用一副鉤子把冰塊拖到背上。　　外祖父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大蕭條時期，人人都沒錢，他總是主動讓小孩子們跟他一起送冰，只是為了不讓他們無所事事。他們一天只掙25美分。1976年我在霍普鎮競選阿肯色州檢察長時和那些小孩子中的一位——約翰·威爾遜法官拉了拉家常。他后來成了一名非常出色而成功的律師，但對那些日子卻始終記憶猶新。他告訴我說，一天干完活兒后，外公給了他一個25美分的硬幣，他問是否可以給他換成兩個10美分的和一個5美分的，好讓他感覺掙了不止25美分。如愿以償后，他開始往家走，一邊在口袋里晃蕩那幾個硬幣。但他晃得太厲害了，一個10美分的硬幣晃了出來。結果他花了好幾個小時尋找那個硬幣，卻一無所獲。他說，即使40年過去了，可每當走到那一段人行道時，他總免不了要瞅一瞅地上有沒有硬幣。　　大蕭條對我父母和外祖父母那代人的生活影響巨大，對此，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理解的，我在成長過程中卻感受頗深。孩提時代一個最難以忘懷的故事是我母親告訴我的。那是大蕭條時期的一個受難節，外公干完一天活兒回家后突然放聲大哭，說自己連給她買件復活節新衣的一美元都拿不出來。這件事母親總記在心上，因此小時候無論我要不要，她每年都會給我買一套復活節新衣。我記得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復活節，那時自己很胖，老覺得不好意思，去教堂那天又穿了件淺色短袖衫和白色亞麻褲，足蹬一雙粉色和黑色的暇步士鞋，腰里扎了條相配的粉紅色仿麂皮腰帶。這套裝束弄得我很難堪，但母親卻忠實地完成了她父親的復活節儀式。　　和外祖父生活的日子里，他有兩件工作讓我十分喜歡：他白天開一家小雜貨店，夜晚則替一家鋸木廠看門，補貼家用。我很喜歡晚上和老外公一起待在鋸木廠里。我們總是帶上一紙袋的三明治當晚飯，夜里我就睡在車后座上。在星光燦爛的夜晚，我會爬上鋸木堆，享受著新鋸開的木頭散發出來的具有魔力般的氣味。外祖父也很喜歡那里的工作，因為這份工作讓他得以走出家門，讓他想起年輕時在磨坊干活兒的情景。那時我母親才剛出生。我那些夜晚的經歷都相當完美奇特。只是有一次，老外公在黑暗中關車門時夾住了我的手指。　　雜貨店則是另一種奇特經歷。首先是柜臺上那個巨大的罐子，里面裝滿了杰克遜點心店做的甜餅干，讓我大飽了口福。其次是那些來店里買東西的，我不認識的大人，他們是我最早見到的不是親戚的大人。第三是外公的許多顧客都是黑人。盡管那時南方實行著嚴格的種族隔離，但在小城鎮中，不同膚色人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免不了的。然而，要從未受教育的南方人中找出一個骨子里沒有種族偏見的人來是相當不容易的。而我外祖父正是這么一個人。我看得出來，黑人看上去是不一樣，但外祖父對待他們就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問候他們子女如何，詢問他們工作如何，所以我覺得他們和我沒什么不一樣。偶爾，黑人孩子也會到店里來，和我一起玩。我過了許多年才·了解什么是種族隔離、什么是偏見、什么是貧窮，我花丁好多年才明白白人多數都和我外祖父母不一樣。外祖母和外祖父很少談得到一起，但在種族問題上卻態度相同。事實上，母親告訴我，她挨打挨得最重的一次是在她三四歲的時候，原因是她叫了一位黑人婦女“黑鬼”。溫和點說，對于20世紀20年代一個南方窮苦白人婦女來說，老外婆揍我母親是一種非同尋常的反應。母親告訴我，老外公去世后，她從雜貨店找到幾本他的舊賬本，上面記著許多顧客沒有支付的欠賬，其中多數是黑人。她記得外祖父曾跟她說，有多大力出多大力的好人應該讓他們能養家糊口，因此無論自己多么窘迫，也從沒拒絕過他們賒賬。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總喜歡食品券的原因。　　當上總統后，我又知到了關于外祖父雜貨店的另一個第一手故事。1997年，一位非裔美國婦女，歐內斯坦·坎貝爾，接受她家鄉俄亥俄州托萊多市報紙的采訪，談到她爺爺曾從我老外公那里“賒賬”買東西，而且還帶她去過老外公的店。她說她記得和我一起玩過，還說我是“街坊鄰居中和黑人孩子玩的惟一白人男孩”。感謝外祖父，我并不知道我是和黑人孩子玩的惟一白人男孩。　　除了外祖父的雜貨店，我和自己家以外的人打交道的另一個僅有的機會是通過街坊鄰居。在當時那個狹小范圍內，我經歷了很多事情。我目睹了街對面一幢房子被燒為灰燼，并由此得知，壞事情并不單單發生在我身上。我和一個男孩交上了朋友。他收集了各種奇怪的小生物。一次，他邀請我去他家看他的蛇。他告訴我說，蛇就在壁櫥里。他打開壁櫥門，猛地把我推進黑暗之中，然后把門關上，說里面有蛇。所幸的是里面并沒有蛇，但我也真是被嚇得半死。從此，我知道，對強者是好玩的事兒，對弱者則可能是殘酷與羞辱。　　我家離鐵路地下通道僅一個街區。那時的地下通道是用涂了柏油的原木建起來的。我喜歡爬到原木上，聽著頭頂火車轟隆轟隆地駛過，一邊想火車是在駛向何方，我是否有一天也會去那里。　　——那時我常常和隔壁的男孩在后院一起玩。和我家相比，他家的房子又大又漂亮，他還有兩個漂亮的姐妹。我們常常在草地上一坐就是好幾個鐘頭，一邊向地上扔他的小刀，練習讓刀子插進地里。男孩名叫文斯·福斯特。他對我很好，從不像許多其他大男孩那樣總對比他們小的孩子指手畫腳。后來他長成了一個個子高高、相貌堂堂、聰明機智的好人，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律師，在我出道伊始，便成為我的堅定支持者。他還是希拉里在羅斯律師事務所的摯友。我們兩家常在小石城舉行社交活動，多數在他家里。他妻子莉莎還在家里教切爾西游泳。他和我們一起來到白宮。在最初那瘋狂的幾個月里，總能聽到他沉著理性的聲音。　　除了我家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對我的兒童時代產生過影響。奧德莎是一位黑人婦女，常來我家打掃衛生，洗衣做飯，外祖父母外出干活兒時還負責照看我。她長著一副大牙，在我看來，她笑起來就更加光彩照人。離開霍普鎮后好幾年我都和她保持著聯系。1996年，我和一個朋友在為父親和外祖父掃墓后專程前去看望奧德莎。霍普鎮的多數黑人都住在外祖父雜貨店馬路對面的墓地周圍。我記得我們在她家門廊下待了好久好久。離別的時間到了，我們坐上車，沿著土路開車離去。在霍普鎮，或后來我搬去住的溫泉城，只有黑人居住區的馬路是沒有鋪柏油的。黑人區人口稠密，大家工作都很辛苦。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要撫養孩子，也要納稅。奧德莎理應過得好些。我孩提時代記得的另一群人是我的親戚們：我的曾外祖父母，我的姨婆奧蒂和姨公卡爾·拉塞爾。尤其要提的是奧倫舅公，他是我生活中的一道光明，人們管他叫“巴迪”，還有他的妻子，奧莉舅婆。　　我的曾外祖父母格里森姆夫婦住在鄉下一所吊腳小木屋里。阿肯色州的龍卷風比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多數居住在他們那種幾乎全用板條建起的房子里的人，都會在地下挖一個防風地窖。曾外祖父他們的地窖挖在前院，里面擺著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上面放著盞煤油燈。我還記得曾窺視過那個小小的空間，聽到曾外祖父說：“沒錯兒，有時候蛇也會爬進去，不過只要點上油燈，蛇就不會咬你了。”這種說法是真是假，我從沒證實過。我對曾外祖父僅有的另一個記憶是我五歲摔斷腿時他來醫院看我的情景。他拉起我的手，我們一起拍了張照片。他穿了件普通夾克，白襯衣一直扣到脖看上去十分蒼老，像是直接從《美國奇譚》中走出來的人。　　我外祖母的妹妹，奧帕爾——我們都叫她奧蒂——長得很好看，笑起來具有典型的格里森姆大家族特征。她丈夫，卡爾，性情安靜，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種西瓜的人。霍普鎮周圍被河水滋潤著的沙土地最適合種西瓜。20世紀50年代初，霍普鎮的西瓜成為了當地的商標。當地居民還把一只最大的、近200磅重的西瓜贈送給了當時的杜魯門總統。然而真正味道好的西瓜是在60磅以下。我看到卡爾姨公種的正是這一品種的西瓜。他用洗衣盆把水澆到沙地上西瓜周圍，一邊看著瓜秧把水吸進去，就像臺吸塵器。我當上總統后，卡爾姨公的表弟卡特·拉塞爾在霍普鎮還種著一塊西瓜地，那里可以品嘗到又紅又甜的西瓜，不過黃瓤的更甜。　　希拉里說她第一次看到我時，我正在耶魯大學法學院大廳里向我將信將疑的同學大談霍普鎮的西瓜如何大。我當上總統后，霍普鎮來的老朋友在白宮南草坪上專門舉辦了一個西瓜大餐。我則趁機向新一代年輕人講述我的西瓜故事。對這個話題，他們裝出一副感興趣的樣子。而很久以前，我就已經開始向奧蒂姨婆和卡爾姨公學習了。　　我外祖母的弟弟巴迪和他的妻子奧莉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主要成員。巴迪和奧莉生有四個孩子。我來到霍普鎮時，其中三個已外出謀生。德韋恩是新罕布什爾州一家制鞋廠的經理。康拉德和法爾巴住在達拉斯，但經常回霍普鎮來，現在則徹底搬了回來。邁拉是老小，騎術女王。她騎起馬來很專業，后來跟一個牛仔跑了，生了兩個孩子，離了婚，最后又搬了回來，負責當地的房管部門工作。邁拉和法爾巴都是了不起的女人，從來都是笑對人生，從來也不會丟下家人和朋友不顧。我很高興他們現在依舊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巴迪和奧莉家，我待過很長一段時間，不僅僅是我在霍普鎮的六年里，在后來的40多年里也待過，直到奧莉過世，巴迪賣掉了房子，搬過去和法爾巴同住為止。　　我們這個大家庭的社交生活就像大多數農村長大的普通收入人群一樣，主要內容不外乎吃吃飯，聊聊天，講講故事。他們沒有錢外出度假，看電影也是極少極少，20世紀50年代的中后期也還沒有電視。一年中，他們電出幾次門，去的地方不外乎縣城里的集市、西瓜節，偶爾也跳跳方形舞，唱唱福音詩。男人們則打打獵，釣釣魚，進城打工后仍在農村留一小塊地，種種蔬菜和西瓜。　　盡管他們并沒有富余的錢，他們也從沒覺得貧窮。只要有一所像樣的房子住，有干凈的衣服穿，有足夠的東西請任何來訪的客人吃上一頓，就別無他求。他們干活兒是為了活著，而不是相反。　　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是巴迪和奧莉家的飯菜，吃飯時大家圍坐在廚房的一張大桌子旁。周末典型的午飯我們稱之為正餐（晚上那頓則叫做晚飯），包括火腿或一塊烤肉、玉米餅、菠菜或芥藍、土豆泥、紅薯、豌豆、扁豆或利馬豆、水果派，還有怎么也喝不完的冰茶。喝茶時，我們用的是高腳杯那樣的杯子。用那樣的大杯子喝茶，我感覺自己長大了許多。遇到特別的日子，我們就吃餡餅，吃自己做的冰淇淋。要是到巴迪家早一些的話，我也一塊兒幫忙做飯，不是剝豆子，就是搖冰淇淋機的把兒。飯前、飯中、飯后，大家在一起聊個沒完：小鎮傳聞，家庭瑣事，還有各種故事，講都講不完。我的親戚個個都能講故事。普通人的簡單事件、萍水相逢、小小不幸，都能被他們講得活龍活現，笑聲不斷。　　巴迪的故事講得最好。和他兩個姐妹一樣，巴迪也機敏過人。我常常想，如果他們出生在我或我女兒這個年代，將會在自己的一生中做出怎樣一番事業。但那時有好多人都像他們那樣。給你加汽油的那位伙計的智商也許和給你摘除扁桃體的那位一樣高。現在美國也還有許多人像格里森姆夫婦一樣，其中許多人是新移民。這也是為什么作為總統，我要盡量向所有外來者打開高校的大門。　　巴迪受教育不多，卻很有思想，在人性方面堪稱博士，這是因為他一生都仔細觀察，不斷與自己內心的和家庭的妖魔打交道。結婚初期，他染上了酗酒的惡習。一天回家后，他對妻子說，自己明白因為酗酒而傷害了她和全家，從此往后，他絕不再沾一滴酒。他說到做到，50年來真的沒再喝酒。　　到了80多歲，巴迪一講起五六十年前他養的狗和它們各自的特點，還是那么繪聲繪色，引人人勝。他還能記起這些狗的名字、長相、特性，以及自己是如何弄到它們的，它們又是怎樣將打落的鳥兒銜回來的等等。很多人都愿意到他家的門廊下坐上那么一會兒，看望看望他。他們走了后，他開始講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孩子的故事。這些故事時而好笑，時而傷悲，常常表達出同情，但總是善解人意。　　從叔伯姑姨、外公外婆那里聽來的故事，讓我明白了許多事情，比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多數還是善良的；比如判斷一個人不能選擇他表現最差或最弱的時候；比如對人過于嚴厲會讓我們自己成為偽君子；比如生活中有很多時候只是露露面和等待而已；比如笑常常是面對痛苦最好的有時也是惟一的方式。也許更為重要的是，我認識到，人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美夢與噩夢的故事，一個希望與傷心的故事，一個愛上與失去的故事，一個勇氣與恐懼的故事，一個奉獻與自私的故事。這一輩子我一直都對別人的故事感興趣。我想要認識他們，了解他們，感受他們。長大從政后，我始終覺得自己工作的主要意義在于給大家一個機會，讓他們擁有更美妙的故事。　　巴迪舅公的故事到最終都很精彩。1974年，他得了肺癌，做了肺切除，但即使這樣也活到了91歲高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他為我出謀劃策。要是我聽了他的話，廢除不得人心的增加汽車牌照費，那我就可能不會輸掉1980年的第一次州長連任競選。巴迪活著看到我當選為美國總統，著實為我興奮了一把。奧莉去世后，他活力不減，來到女兒法爾巴的甜面圈店，請了一大幫新一代孩子到店里給他們講故事，給他們講自己對人類狀況的洞察。他總是那么幽默詼諧。他87歲還在開車。他每周一次分別帶兩位女性朋友開車兜風。她們一位9l歲，一位陽歲。他告訴我他這兩位“約會女友”時，我問他：“怎么你現在喜歡老婦女了？”他傻笑著說：“對，是這樣。她們看上去好像更踏實一些。”　　在我們相處的那些年里，我只看見舅公哭過一次。奧莉舅婆患上了早老性癡呆癥，不得不住進一家私人養老院。幾周后，她每天只有幾分鐘的時間能說出自己是誰。在那些清醒的間隙，她就會打電話給巴迪，說：“奧倫，我們結婚56年了，你怎么能把我丟在這里？快來接我出去吧。”巴迪就會忠實地駕車前往，但每當他開車到達時，奧莉就又陷入疾病的迷霧之中，認不出他來。　　就在那段時間的一個傍晚，我開車路過，再次去看望了他，這是我們最后一次探訪那座老房子。我想讓他高興起來，相反，是他用一些粗俗的笑話和對時局的滑稽評論讓我開懷大笑。夜幕降臨后，我對他說，我得回小石城的家去了。他送我到門口，正當我要離去時，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轉過身來，只見他眼里閃著淚花。經過了近50年的愛和友誼，我這是第一次看到他掉眼淚。我說：“真不容易，對吧？”他的回答讓我永生難忘。他笑了笑，說：“對，是不容易。不過我接下了這副擔子，多數時候過得還挺棒。”巴迪舅公讓我明白，人人都有一個故事。他用這句話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3　　在新奧爾良過了一年后，母親回到了霍普鎮，渴望著把自己學到的麻醉技術用到實際中去，同時也為重新見到我并恢復了自己愛說愛笑的本性而快樂無比。在新奧爾良，她曾和幾個男人約會過，據她自己在《用心生活》中回憶，那段時光她過得很快樂。我敢肯定，要是她還活著，為那本書做點宣傳，它準會是本暢銷書。　　不過無論是在去新奧爾良之前，還是之中或之后，有一個男人母親約會得最多。他是當地一位別克車經銷商，名叫羅杰·克林頓。母親是一個漂亮快樂的寡婦，他長得也很帥氣，但卻酗酒滋事，離過兩次婚。他來自溫泉城，那是阿肯色州有名的“罪孽之城”，好多年來都是美國最大的非法賭博活動大本營。羅杰的哥哥雷蒙德在溫泉城開了一家別克車行，羅杰——五兄弟中的老小和“壞小子”——則來到霍普鎮，想在西南試驗場一帶的武器實驗中找點兒事做，同時也好走出他哥哥的影子。　　羅杰喜歡喝酒，喜歡和同來的兩位溫泉城哥們兒聚樂。范·漢普頓·萊爾在克林頓別克車行對面開了家可口可樂罐裝廠，加伯·克勞福德在溫泉城擁有幾家雜貨店，在霍普鎮又開了一家，后來還建起了溫泉城第一家購物中心。他的妻子是羅杰的侄女，名叫弗吉尼亞，長得美麗動人，是溫泉城第一位“溫泉小姐”，我一直都很喜歡她。他們心目中的快樂就是賭博、酗酒，或是開著汽車、飛機、摩托去做些瘋狂荒唐的事情。他們沒有早早過世，可真是個奇跡。　　母親喜歡羅杰，因為他很有趣，、很關心我，也很慷慨大方。母親在新奧爾良時，他曾數次出錢，讓母親回來看我，而且很可能我和老外婆去看望母親的火車票都是他給買的。　　老外公喜歡羅杰，因為他對他和我都很好。有一段時間，老外公因為嚴重的支氣管炎辭掉了冰廠的活兒，開了家雜貨店。戰爭快結束時，亨普斯特德縣——霍普是縣治——投票決定禁酒。正是在這時，外公開起了雜貨店。后來我得知，私底下，老外公還在賣酒給醫生、律師以及其他一些體面人物，因為他們不想開上33英里的車，到最近一家位于特克薩卡納市的合法煙酒店去買酒。于是，羅杰就成為外公的供應商。　　老外婆則很不喜歡羅杰，她認為，女兒和外孫不應和他這樣的人拴在一起。她有陰暗面，這是她丈夫和女兒所沒有的；然而正是這陰暗面使她能夠發現他人心底里的黑暗，這也是她丈夫和女兒所發現不了的。在她看來，羅杰·克林頓什么都不行，只能給人帶來麻煩。對于麻煩這一點，外婆看得沒錯兒，但對于“什么都不行”則不那么正確。他身上還有別的東西，這使他的故事聽起來更為傷感。　　就我而言，我只知道他對我好，他還養了一條碩大的棕黑色德國牧羊犬蘇希。他每次都帶著蘇希來和我玩。蘇希在我孩提時代占據著一個重要位置，從此往后，我就喜歡上了狗，和它們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0年6月，母親和羅杰在溫泉城舉辦了婚禮，這時母親剛過27歲生日。參加婚禮的只有加伯和弗吉尼亞·克勞福德。這以后，母親就離開了外公外婆家，和我的繼父一同搬進了城南端13街321號，也就是沃克街拐角處的一幢白色小木屋。不久我就開始稱繼父為“老爸”。又過了不久，我開始稱自己為比爾·克林頓。　　我的新世界很令人興奮。隔壁住的是奈德和愛麗絲·威廉姆斯。奈德先生是一位退休鐵路工人，他在房子后面建造了一個工作間，里面滿當當地塞著一個又大又復雜的電動火車模型。那個年代，每個小孩都希望得到一個萊昂內爾模型鐵路。老爸為我買了一個，我們常在一起玩，然而什么也無法和奈德先生家那大型復雜的鐵路和漂亮快速的火車相比。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就好像在自己家隔壁開了個迪斯尼樂園。　　我家這一帶是嬰兒潮的最好寫照，很多年輕夫婦都有孩子。街對面住著一個最最特別的孩子，名叫米茨·波爾克。她是邁納和瑪格麗特·波爾克的女兒，笑起來震耳欲聾。。她蕩秋千蕩得很高，一邊蕩一邊扯著嗓子大喊：“比利吸奶瓶！比利吸奶瓶！”由于蕩得太高，·把秋千架都拔出了地面。她可真讓我受不了。畢竟我已快是個小伙子了，怎么還吸奶瓶。　　后來我得知，米茨患有發育不全癥。當時這個術語是什么意思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可在當州長和當總統期間，在努力增加殘疾人機會的過程中，我常常想起米茨·波爾克。　　住在13街的那段日子里我發生了許多事。我開始到瑪麗·普爾金斯兒童學校上學。我很喜歡那里，但有一天我跳繩摔斷了腿。繩子不是活動的那種，而是一頭綁在操場邊的一棵樹上，另一頭綁在秋千上。孩子們在繩子的一邊排好隊，然后輪流跑上去，跳過去。其他孩子都跳了過去。　　其中一個孩子名叫麥克·麥克拉蒂，他父親是當地福特汽車的經銷商，他自己則先后成為一名少年州州長、全明星隊四分衛、州議員、成功商人、我的第一位白宮辦公廳主任。每一個難關麥克都能越過去。幸運的是，他總是等著我攆上來。　　我沒能跳過去。我總有點兒笨手笨腳，動作緩慢，慢得有一次在復活節找蛋活動中成為惟一沒有找到一只復活節蛋的孩子——并不是找不著，而是動作太慢，蛋被人拿光了。跳繩那天，我穿了雙牛仔靴去上學，跳繩時又笨得連靴子都沒有脫，結果鞋跟掛住了繩子，我一下翻過去，栽倒在地，只聽喀嚓一聲，腿折了。我痛得在地上躺了好幾分鐘，等著老爸火速從別克車行趕來接我。　　我的腿在膝蓋上方折斷了，由于我身體長得很快，醫生不想把石膏一直打到我屁股上，而是在我關節處打了個洞，插進一根不銹鋼管，固定在一根U形不銹鋼上，然后把腿吊在醫院病床上方。就那樣，我平平地躺了兩個月，覺得自己好傻，同時也為自己不用再上學還有這么多人來看我而樂呵呵的。　　我的腿花了好長時間才痊愈。出院后，家人給我買了輛自行車，但至今騎上沒有輔助輪的自行車我還會發慌。于是，我一直覺得自己行動笨拙，缺乏正常的平衡感，直到22歲我開始在牛津大學騎車為止。即使到那時，我還摔過幾次，但我把這看做是在增強自己的抗疼痛能力。　　我很感激老爸在我摔斷腿時趕來救我。有一兩次，他還專門放下工作回家，勸說母親不要因我做錯什么事就揍我屁股。他們結婚初期，他的確盡力照顧我，關心我。記得有一次，他甚至帶我坐火車到圣路易斯去看紅雀隊比賽，那是離我們最近的重要聯盟棒球隊。我們在那里待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家。我喜歡看棒球。可惜的是，那是我倆惟一一次一起外出，就像我倆惟一一次釣魚，惟一一次到外面樹林里砍圣誕樹，惟一一次全家跨州度假。那么多的事情都令我難忘，可都是惟一的一次。羅杰·克林頓的確很愛我，也很愛我母親，但他始終沒有完全走出自我懷疑的陰影，沒有完全打破狂飲聚樂制造的虛假踏實感，沒有完全打破與我母親的隔閡和停止對我母親說粗話。正是由于這些，他未能成為應該成為的那個人。　　一天夜里，他喝醉了酒，與我母親廝打起來，他那種自我毀滅的勁頭猛地爆發了出來。此情此景令我永遠也無法忘懷。母親想讓我們去醫院看望我曾外祖母。她已不久于人世。老爸則不許她去。于是他倆就在房子后部的臥室里相互吼開了。由于某種原因，我走到大廳，來到臥室門前，這時，老爸從背后拔出一把手槍，朝母親的方向開了一槍。子彈射進了母親和我之間的墻上。我驚呆了，嚇壞丁。此前我可從沒聽到過打槍的聲音，更不用說親眼目睹了。母親一把拽起我，跑到街對面鄰居家。警察被召來了。我現在頭腦中還能浮現他們給老爸戴上手銬，把他送進看守所的情景。那天夜里，他就待在那里。　　我敢肯定，老爸并不想傷害我母親。如果那顆子彈真的打中了她或我，他一定也無法活下去。然而除了酗酒以外，還有一股更惡毒的力量把他逼到那種喪心病狂的境地。要過很長很長時間，我才能明白在他人或自己身上的那種力量。老爸出獄后在很多方面都清醒了起來，很為自己感到羞愧。有一段時間，他再沒有犯下什么惡跡。　　我在霍普鎮又住了一年，上了一年學。我在布魯克伍德小學上一年級。老師是瑪麗·威爾森小姐。盡管她只有一只胳膊，卻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之類的教條。她用的是一根扁條刑杖，中間鉆了些小洞，以減少風阻。我不止一次地成為她“關心”的對象。　　除了我的鄰居和麥克·麥克拉蒂外，我還交了另外幾個朋友，現在他們已成子我的終身朋友。其中一個叫喬·帕維斯。和他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生活簡直是田園詩般的。他長大后成了一名有成就的律師。我當選為阿肯色州檢察長后，即把他招到我的班子里。每當阿肯色州要到聯邦最高法院去打重要官司，我都要去，但每次都讓喬進行陳述。“奇才”拜倫·懷特法官從法·冒席給我遞了張便條，說喬干得不壞。后來，喬成了我出生地基金會的第一任主席。　　除了朋友與家庭外，我在13街上的生活還與對電影的發現分不開。1951和1952兩年，我花上一毛錢就能看場電影。五分錢買門票，五分錢買可樂。每隔兩三周，我就要去看場電影。那時的電影有故事片、卡通片、系列影片和新聞紀錄片。那時正在打朝鮮戰爭，我就從電影上了解了戰爭情況。弗萊什·戈登和火箭人是那時系列影片中的大英雄。至于卡通片，我喜歡的有《臭蟲巴尼》、《好鬼嘉士伯》、《休伊寶貝》等等。我很想當一個休伊寶貝這樣的人物。我看了許多電影，尤其喜歡西部片。我最喜歡的一部叫做《正午》。該片在霍普鎮放映期間，我少說也看了六七次。至今，《正午》還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影片，因為它不是那種典型的西部硬漢片。我喜歡這部電影，因為從頭至尾，加里·庫珀都嚇得屁滾尿流，卻總能把事情辦得有板有眼。　　當上總統后，我在一次訪談中提到自己最喜歡的電影是《正午》。那時該片導演弗雷德·金尼曼住在倫敦，已近90高齡。他給我寄來一封很棒的信，隨信寄來一部他做了注解的電影劇本和一張由他簽名的照片，上面是他與庫珀和格蕾絲·凱莉1951年在《正午》拍攝現場穿便服拍的合影。我第一次看《正午》后的許多年里，每當自己遇到緊急關頭，都會想起加里·庫珀面對必敗無疑的前景時的那雙眼睛，想起他如何一邊嚇得夠戧，一邊還要去完成任務的情景。現實生活中，這還挺管用。　　　　　　　　4　　我念完一年級后的那個夏天，老爸決定搬回溫泉城。他賣掉了別克車行，帶著我們一起搬到了城西幾英里處威得凱特公路邊一個枷公頃的農場。農場里養著牛、綿羊、山羊等家畜，但沒有戶內廁所。我們住在那兒的一年多里，無論是炎炎夏日，還是凜凜冬夜，都不得不跑到木頭搭建的戶外廁所去方便。這段經歷倒也有趣，尤其我上廁所時，院子里那條無毒王蛇總是會待在一邊，從洞里窺探我。后來，當我從政時，能跟人說說自己曾在一個只有戶外廁所的農場生活過的經歷，倒也是個精彩的故事，就像和出生在小木屋的故事一樣精彩。　　我喜歡農場的生活，我喜歡喂喂家畜，在動物中間晃來晃去，直到那個命中注定的周日。老爸邀請了他家的幾個親戚出去吃午飯，其中包括他哥哥雷蒙德和他的子女。我帶著雷蒙德的一個女兒卡拉來到羊兒吃草的田地里。我知道羊群里有一只公羊，脾性暴躁，我們得躲著點兒，但我們還是決定冒一次險，結果釀成大錯。在我們離籬笆約一百碼的地方，那頭公羊就瞧見了我們，沖了過來。我們趕緊朝籬笆跑去。卡拉個兒大，跑得快，翻了過去，我則絆倒在一塊大石頭上。摔倒時我就意識到在公羊趕上我之前，我已來不及翻過籬笆，于是就躲到幾英尺外的一棵小樹后，打算跟公羊圍著小樹繞圈子，直到有人來把羊趕走。然而我又大錯特錯。公羊立即攆了上來，從下面把我拱翻在地，沒等我站起來，又用角頂我的頭。我一下子暈了，疼得要命，爬都爬不起來。這時，公羊后退幾步，鉚足了勁兒，再次沖過來，死命地頂住了我。就這樣，公羊一次又一次地用角頂我，并且不斷地變換著部位，先是腦袋，后來是肚子，很快把我頂得鮮血直流，痛不欲生。過了不知多久，我伯伯趕來了，他撿起——塊大石頭，猛地扔了出去，準確地擊中公羊的眉心。公羊只是甩了甩腦袋，若無其事地走開了。我康復了。只是在前額上留下了一塊疤，后來漸漸地長到了頭皮上。從此，我知道，自己也能承受沉重的打擊，在我孩提時代和我后來的生活中，這樣的教訓我還將領教幾次。　　搬到農場幾個月后，父母都要進城打工。老爸不想再當農民，就到雷蒙德伯伯的別克車行里當了個零配件經理。母親則在溫泉城找到了更多麻醉工作，多得都做不過來。一天去上班的路上，她載了一位步行去城里的婦女。熟悉之后，母親問她是否認識什么人愿意在她和老爸上班時上門來照看我。這位婦女推薦了她自己——這是我生命中一個極其幸運的時刻。她名叫考拉·沃特斯，是個當奶奶的女人，具有老派農村婦女身上的全部優秀品質。她明知、善良、正直、勤勞，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在我家待了11年，成了我家的一員。她全家人都心地善良。她走后，她女兒梅耶·海塔爾又來替母親干活兒，而且一待就是30多年，直到把母親送走為止。換一個年代，考拉·沃特斯準會成為一個出色的牧師。她用自己的言行教導我成長進步，至于我的罪過，無論是那時還是后來，她都絲毫沒有責任。考拉·沃特斯還是位很有勇氣的老婦人。一天她幫我殺死了一只老在我家探頭探腦的大老鼠。事實上，是我發現了老鼠，但是考拉殺死的，我則在一旁高聲歡呼。　　搬到鄉下后，母親擔心我要上一所鄉村小學，因此替我到城里的圣約翰天主教小學報了名。在那里我上完了二三年級，老師都是瑪麗·阿瑪特·麥吉修女。她是個關心學生的好老師，從不給學生壓力。我的六周成績單上常常全是A，公民品德則是C，這是課堂表現好的委婉說法。我喜歡閱讀，喜歡參加拼寫競賽，但說話太多。這在小學校是常見的問題。如同批評我的人和我的朋友后來說的那樣，我這個毛病總也改不了。有一次，在每日一次念玫瑰經時我提出上廁所，結果在外面待的時間過長，惹了麻煩。天主教會、天主教的儀式以及修女們的虔誠精神，很讓我著迷，但要跪在桌前的椅子上，靠著后背念玫瑰經，對于一個愛鬧騰的男孩子來說常常有點兒難以堅持，更何況此前我去教堂的經歷只限于上霍普鎮浸禮會辦的主日學校和暑假圣經學校。　　在農場待了一年左右，老爸決定搬到溫泉城內居住。他把雷蒙德伯伯在城東帕克大街1011號的房子租了下來。他讓母親相信，他做了樁好買賣，并用他倆的收入把房子買下來，但即使他倆的收入加在一起，即使考慮到與現時相比那時的房價僅占普通家庭開支的很小一部分，我還是不明白我們怎么能買得起這幢房子。房子建在一個山坡上，有兩層樓，五個臥室，樓上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小舞廳，里面有一個吧臺，上面放著一個裝有兩只巨大骰子的大轉盒。顯然，房子最早的主人是做賭博生意的。在這間屋里，我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有時舉行派對，有時僅僅和朋友們一起玩耍。　　房子的外墻是白色的，鑲著綠邊，斜坡頂覆蓋著門廊和房子的兩邊。前院的地面有高低三層，中間有條小道下去，中間一層和最下面一層之間有道石墻。兩邊的院子小一些，但也足夠讓母親開展她最喜歡的戶外活動——種花。母親特別喜歡種玫瑰，無論家搬到哪里，都要在那里種上玫瑰，一直到她去世。母親很容易曬黑。她常常穿件短背心和短褲在花地里刨土，于是就曬得黝黑。房子后面有一條碎石鋪成的車道，一個可停放四輛車的車庫，一塊漂亮的草坪，草坪上立著秋千架，車道兩邊則是草坪坡地，一直延伸到下面的環路街。　　我從七八歲就住進了那所房子，直到15歲。那里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庭院里長滿了灌木、樹叢、花朵，長長的樹籬上纏繞著忍冬屬植物，還有許多樹，一棵無花果樹，一棵梨樹，兩棵沙果樹。前院則聳立著一棵巨大的老橡樹。　　我和老爸一起打理庭院。這倒的確是我們一起做的事兒。漸漸長大后，這種活兒我就干得越來越多了。我們的房子毗鄰一片樹林，因此我經常遭遇蜘蛛、狼蛛、蜈蚣、蝎子、大黃蜂、胡蜂、蜜蜂、蛇等等。此外還有較為溫和的小動物，如松鼠、花鼠、藍背橙鳥、旅鶇、啄木鳥等等。有一次，我正在草坪上刈草，一低頭，突然發現一條響尾蛇正隨著刈草機向前移動，顯然是被震動所吸引。我可不喜歡這情景，因此拔腿飛奔，總算沒被咬著。　　另一次我就沒那么幸運了。老爸曾為紫崖燕搭起一座三層的巨大鳥屋。成群的紫崖燕在屋后車道下邊筑起了窠。一天我刈草到了那兒，發現了這已不僅是紫崖燕的棲息之處，還成了大熊蜂聚集的地方。它們朝我蜂擁而來，飛滿我全身，還有胳膊和臉上。奇怪的是，沒有一只熊蜂蜇我。我趕忙跑開去，好喘口氣，一邊尋思該怎么做。我錯誤地認為這些熊蜂一定覺得我并沒有要傷害它們的意思，因此幾分鐘后，我又開始刈草。沒走十碼，熊蜂便又朝我蜂擁而來，這回把我蜇了個鼻青臉腫。其中一只熊蜂鉆進了我肚子和皮帶之間，蜇了一次又一次，蜜蜂是不會這么干的。我暈了過去，不得不被火速送到醫院，但很快就好了起來。于是我又得到了一個教訓：熊蜂部落給人侵者一次公平的警告，但不會有第二次。35年之后，我的朋友邁克爾·羅斯和瑪姬·波斯特五歲的女兒凱特·羅斯給我寫了封信，簡明扼要地指出，“蜜蜂會蜇人，小心。”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搬到溫泉城居住為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新的經歷：因為這是一座新興的、大得多也復雜得多的城市；這里有新的街坊鄰里，還有新學校、新朋友；在這里我開始學習音樂，在這里的新教堂中，我第一次正兒八經地體驗，了宗教，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克林頓家族的大家庭。城市的名字來源于小石城往西略偏南50多英里處沃希塔山脈一道狹谷中汩汩涌出的硫磺溫泉。第一個發現這眼溫泉的歐洲人是埃爾南多·德索托。他于1541年穿過山谷來到這里，看見印第安人在熱氣騰騰的泉水中沐浴。據傳，他認為自己發現了青春之泉。　　1832年，安德魯·杰克遜總統簽署一項法令，宣布把溫泉城周圍的四片土地作為聯邦自然保護區保護起來。這是國會通過生效的第一個類似法案，遠遠早于國家公園管理局成立，或是黃石成為我們第一個國家公園。很快這里冒出了許許多多的旅館，以接待游客。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央大道兩旁建起了許多漂亮的洗浴房，這是城市的主干道，蜿蜒一英里半，穿過有溫泉的山間峽谷。每年約有10萬人前來這里洗溫泉，希望能治愈他們的風濕、風癱、瘧疾、性病等各種疾病，也有人只是來這里放松放松。20世紀的前25年間建起了一批豪華的洗浴賓館，每年來此洗浴的人次超過百萬，這里也成為世界聞名的礦泉療養之都。自從溫泉城的地位從聯邦自然保護區轉變為國冢公園后，這座城市成為美國惟一一座坐落在國家公園里的城市。　　眾多的豪華旅館、歌劇院，以及始于19世紀中葉的賭博業，也大大增加了該市的吸引力。到了19世紀80年代，出現了幾家公開的賭場。從此，溫泉城除了是一個礦泉療養圣地外，還增添了一個惡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及戰時的十幾年間，溫泉城的市長是利奧·麥克拉弗林，這個人的能力足以管埋任何一個大城市。他在一名來自紐約的匪徒的幫助下經營賭博業，此人就是歐文·文森特·“奧尼”·馬登。戰后，由西德·麥克麥思領導的“大兵”改革派一舉擊敗了麥克拉弗林的勢力，這很快使得35歲的麥克麥思成為這個國家最年輕的州長。盡管有這些“大兵”改革派，溫泉城的賭博業該怎么做還怎么做，因為他們已買通了州和當地的政客和執法人員。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奧尼·馬登在溫泉城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民度過了余生。母親‘曾為他的手術做過麻醉。她后來回到家，笑著告訴我說，看奧尼·馬登的X光片就像在看一張天象圖：仍然留在他體內的12顆子彈讓人想起了流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賭博非法，因此黑手黨從沒接手過溫泉城的賭博業。相反我們當地有自己的大佬。有時爭奪雙方也會大打出手，但我住在那里的時候，暴力總在控制之下。比如兩座房子的車庫被炸，但是在家里沒人的時候。　　19世紀最后30年和20世紀的頭5年里，賭博業吸引了各種各樣令人吃驚的人物來到這里，其中有逃犯，有匪幫，有戰爭英雄，有演員，還有一大幫棒球明星。具有傳奇色彩的臺球大王“明尼蘇達肥佬”也常來這里。1977年，我作為檢察長為了溫泉城的慈善事業和他打過一場球。球賽中，他贏了我，但給我講了許多很久以前來這里的故事作為補償。當時他在這里白天賭馬，晚上吃過飯后在中央大道通宵來回豪賭，既裝滿了他的錢包，又養肥了他那著名的肚子。　　溫泉城也吸引著政治家們前來。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曾數次訪問這里。泰迪·羅斯福1910年來過，赫伯特·胡佛1927年來過，富蘭克林和埃莉諾·羅斯福1936年來此參加百年州慶。休伊·朗和妻子來此歡度第二個蜜月。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當上總統前來過這里。哈里·杜魯門也不例外。他是惟一來此賭過一把的政治家——至少是惟一一個不藏著掖著的。　　除了賭博和溫泉外，其他許多東西也為溫泉城增添了魅力。這里有許多燈火通明的寬敞拍賣屋。有時拍賣在賭博場所舉行，有時則在中央大道上澡堂街對面的餐館內舉行。這里有奧克廊的賽馬場，每年春天在這里舉行為期30天的英國純血馬比賽。這是當地惟一合法的賭博項目。這里的許多餐館都安裝了角子機，有些甚至允許有父母陪同的孩子們去玩上一把。城市附近分布著三個湖泊，最有名的是漢密爾頓湖，城里許多顯貴，包括雷蒙德伯伯，都在此建有豪宅。到了夏天，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至此度假。這里還有一個鱷魚飼養場，里面最大的一條長達18英尺。另外還有一個鴕鳥飼養場，里面的鴕鳥有時還被趕到中央大道游行。凱勒·布萊蘭辦的IQ動物園，里面有很多動物，特別引入矚目的是傳說中的美人魚骨架。這座城市還有一個臭名遠揚的妓院，老板是瑪克辛·哈里斯（后來改名為瑪克辛·坦普爾，瓊斯）。她的確是個很有個性的人物，竟敢把賄賂款公開打人當地市政要員的銀行賬戶。1983年，她還寫了一本饒有趣味的自傳，書名叫做《“叫我夫人”：溫泉城一位夫人的生活與歲月》。我10歲或11歲時，有好幾次和小伙伴們一次又一次地給瑪克辛的妓院打電話取樂，一打就是好幾個鐘頭，使她電話占線，擋住真正的客人打進去的電話。瑪克辛氣得火冒三丈，對我們破口大罵，語言既粗野又有創意，以前我們可從沒有聽到哪位婦女或男人罵出過這樣的話，簡真是場鬧劇。我想，她當時也一定覺得很好笑，至少是開頭那15分鐘左右。阿肯色州的主要人口為南方浸禮會白人教徒和黑人。相比之下，溫泉城的人種成分則復雜得多，這讓人有點兒吃驚，尤其是對于一個僅有3．5萬人的小城市來說。城里有不少黑人，并且有一個專門接待黑人游客的皮提亞騎士旅館。城里有兩座天主教堂和兩座猶太教堂。猶太居民擁有城里最好的商店和拍賣屋。城里最好的玩具店是里基玩具店，店名取自休弗曼夫婦兒子的名字，他和我曾在同一個樂隊。勞雷珠寶店的老板是瑪蒂和勞拉·弗萊希納，我曾在那里為母親買過些東西。布奈·布里斯開的利奧·N．列維醫院用溫泉治療關節炎。我還在溫泉城第一次碰到了阿拉伯裔美國人，他們是佐拉伯家和哈桑家。戴維·佐拉伯的父母在黎巴嫩被殺后，戴維就被他叔叔收養。他9歲來到美國時一句英語都不會說，最后卻成為班上的畢業生代表和少年州州長。現在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當神經外科醫生。圭多·哈桑和他的妹妹們是二戰時期一位敘利亞裔美國人和一位意大利婦女之間演繹的一段羅曼司的結晶。上高中時他們和我們是鄰居。我還有位日裔美國人朋友，叫做埃爾伯特·哈姆，一位捷克同班同學熱內·杜哈奇，他的移民父親開了一家名為小波希米亞的餐廳。城里還有一個很大的希臘人社區，社區里有一座希臘正教會教·堂和一家安哲羅飯店，離克林頓別克車行僅幾步路。這是個很棒的老派場所，里面有一條長長的噴泉似的蘇打水吧臺，桌子上鋪著紅白相間的格子桌布。該餐廳的特色食品是辣椒、豆子、空心粉套餐。　　我最要好的希臘朋友是萊奧普洛斯一家。喬治在中央大道和百老匯大街之間的布里奇街上開了一家小咖啡館。我們都說這條街是美國最短的一條街，只有一個街區的三分之一長。喬治的妻子伊芙琳長得小巧玲瓏，信奉輪回轉世之說，收藏古董，特別喜歡利貝拉切的演奏。一次他來溫泉城演出時專門到她家吃晚飯，著實讓她興奮了一把。萊奧普洛斯最小的兒子保羅·戴維上四年級時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從此就和我親如手足。　　我們小時候，我特別喜歡和他一起到他父親的咖啡店去，特別是在游藝團來城里演出時，因為所有演職人員都在這里吃飯。一次他們給了我們幾張贈券，讓我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我們玩了所有的旋轉木馬，轉得戴維快樂無比，轉得我頭暈惡心。這以后，我就只玩碰碰車和費里斯轉輪。一生中，我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我們之間的笑聲三輩子也受用不完。小時候，在如此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都擁有朋友和熟人。現在看來沒什么，可在20世紀50年代的，阿肯色州，只有溫泉城才有這樣的可能。即使這樣，我和我大多數的朋友都過得十分正常，除了偶爾給瑪克辛的妓院打打電話，以及賽馬季節開始后擋不住誘惑要逃點兒課。我從沒逃過課，不過我的一些中學同學就有點兒按捺不住了。　　從四年級到六年級，我生活中的多數時候都是在帕克大街上來來回回。我們的街坊鄰里都很有意思。我們房子東邊有一排漂亮的房子，一直延伸到樹林。我們房子后面，環路街上還有另一排房子。戴維·萊奧普洛斯住的地方離我家幾個街區。我家附近街道上最親密的朋友是克蘭一家。他們就在我家屋后車道對面的街上，那是一所又大又老、看上去神秘兮兮的木頭房子。埃迪·克蘭的姨媽丹帶著克蘭家的幾個孩子，常常還有我，到處玩——有時看電影，有時去雪泉公園游泳，池子里的水來自泉眼，冰冷徹骨。有時我們去惠庭頓公園玩微型高爾夫。他們家的老大羅絲和我同歲。老二拉里小幾歲。我們一直關系都很融洽，除了有一次我對他用了一個新詞。當時我們和羅絲在我家后院玩，我對他說他的表皮露出來了。他氣瘋了。接著我又說他父母的表皮也露出來了。這下可不得了。他跑回家，操起一把刀，跑回來，朝我投過來。盡管刀子沒有刺中我，但從此往后，我再也不敢隨便亂用那些大字眼了。瑪麗‘丹，他們家的老小，讓我等著她長大，我們好結為夫妻。　　我家正對的街上有許多做小生意的。那里有一個鐵皮搭成的修車鋪。我和戴維常常躲在橡樹背后，用橡果砸鐵皮，讓里面干活兒的伙計們十分惱火。有時我們還砸過往車輛的轂蓋，每當擊中了就會響亮地發出砰的一聲。一天，我們的襲擊目標突然停了下來，一個人走下車來，看見我們躲在樹叢后，便順著車道朝我們猛撲過來。這以后，我不敢再向汽車扔這么多橡果了。不過這的確很好玩。　　修車鋪邊上是一個磚房街區，那里有一家雜貨店，一家自助洗衣店，一家叫做斯塔比的小型家庭燒烤餐廳，我常常坐在餐廳前部靠窗的位置上獨自用餐，一邊尋思著過往車輛里面的人和他們的生活。我打的第一份工就在這個餐廳，當時是13歲。老板迪克·桑德斯那時已70來歲，就像他多數同齡人一樣，他也認為左撇子不是件好事，所以他決定改變我這個頑固的左撇子。一天他讓我用右手碼放蛋黃醬。那是大罐子裝的海爾曼牌蛋黃醬，每罐價值89美分。結果我碼落了一罐，掉到地上，弄了一地的碎玻璃和蛋黃醬。我把地上清理干凈后，迪克說要從我工資里扣掉打破蛋黃醬的錢。當時我一小時才掙一美元。于是我鼓起勇氣說：“我說，迪克，您可以用每小時一美元找個稱職的左撇子雜貨店伙計，但您不能免費找個笨抽的右撇子伙計。”讓我沒想到的是，他笑了，并滿口答應。他甚至讓我第一次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在他餐館門前擺個小攤，賣二手連環漫畫。我曾細心地收集了兩大箱連環漫畫書，每本都還很新，因此賣得很好。那時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但現在我知道，要是我把這些書留到現在，準會成為收藏家的珍貴藏品。　　我家西邊，朝城里的方向是佩里·普拉查汽車旅館。我很喜歡佩里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塔維婭。她大我一兩歲。一天我去看她，她剛買丁一把肋氣槍。當時我一定是力‘歲或十歲。她往地上扔了根皮帶，說如果我越過這根皮帶，她就會開槍打我。我當然跨了過去。她真的朝我開了一槍。幸好是打在了腿上，否則事情就更糟。我也打定主意，今后遭遇恐嚇時，一定要多動動腦子。　　我還記得佩里汽車旅館的其他一些事情。旅館是用黃磚砌的，兩層樓高，一間屋子進深，從帕克街一直延伸到環路街。有時人們會在那里或城里其他的汽車旅館或寄宿旅館租房間，一租就是幾周甚至數月。一次一位中年男子租了二樓最靠里的一間房。一天警察上門帶走了他。原來他在那里給人做人流。此前，我想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人流。　　帕克街再往前走是一家小小的理發店。我的頭發都是那兒的布里曾丹先生給理的。過了理發店約1／4英里，帕克街就匯入子蘭博街。當時蘭博街向南，上一個坡，就通到我的新學校，蘭博小學。四年級起，我開始參加管樂隊．。該小學樂隊隊員均是全市各個小學的學生，指揮是喬治·格雷。他很會和我們這幫嘰嘰喳喳的小家伙們打成一片，總是給我們鼓勁兒。有一年左右，我吹的是單簧管，然后又轉吹次中音薩克斯管，因為樂隊需要這么個人。對于這個轉變，我從來投有后悔過。我對五年級最深的印象是一次關于記憶的課堂討論。我的同學湯米·奧尼，爾跟老師卡里斯提諾夫人說，他認為自己記得出生時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想像力豐富還是腦子注水，但我還是喜歡他，因為我終于碰到了一個比我記憶力還好的人。　　我很喜歡六年級的老師凱瑟琳·舍爾。正像她那一代的許多老師一樣，她從沒結過婚，把一生獻給了孩子們。她和她選擇單身的表妹一起生活，一直活到近90歲。盡管舍爾小姐溫柔善良，卻信奉嚴厲的愛。小學畢業典禮的前一天，她在課后把我留了下來，對我說，我得先從班上畢業。同病相憐的還有唐娜·斯坦迪福德。由于我的公民品德分很低——那時我們可能稱之為“行為”——我降為了班上第三名。舍爾小姐說：“比利，你長大后不是當州長，就是當搗蛋鬼，關鍵在于你能否學會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該閉嘴。”事實證明，她兩點都說對了。　　在蘭博小學上學期間，我對閱讀越來越有興趣。我發現在市中心離克林頓別克公司不遠，挨著法院的地方有一個加蘭縣公共圖書館。我常常到那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翻看各種書籍，也讀了不少。我最感興趣的書是關于美國原住民的書。我看了偉大的阿帕奇人杰羅尼莫的兒童版傳記。還有拉科他蘇人“瘋馬”，他曾在小比格霍恩殺死了卡斯特，大敗他的部隊。還有內茲佩爾塞部落的酋長約瑟夫，他擲下了一句鏗鏘有力的話，從而帶來了和平：“在太陽此刻照耀的地方，我永不再戰。”還有偉大的西米諾爾人首領奧斯西奧拉，他為族人發明了一套書寫字母。我對美國原住民的興趣從來就沒有減退過，同時也深深感到他們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對待。　　我在帕克大街的最后一站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教堂，帕克地方浸禮會教堂。盡管母親和老爸除復活節，有時圣誕節去去外，其他時間一般不去，但母親卻鼓勵我上教堂。我聽子母親的話，幾乎每個周日都去教堂做禮拜。我喜歡穿戴整齊，步行前往教堂的感覺。從11歲起到高中畢業，我的老師都是A．B．“索尼”·杰弗里斯。他兒子伯特和我同班，我們是哥兒們。那些年里，每到周日，我們就一起去主日學校和教堂。我們總是坐在后排，常常只有我們自己。1955年，從教堂用心學到的教義足以讓我明白自己是個罪人，需要耶穌的拯救。于是，禮拜儀式快結束時，我走下過道，宣布皈依基督，并請求洗禮。菲茨杰拉德牧師來到家里同母親和我談話。浸禮會教徒要求人們必須清楚自己為什么要洗禮，他們要讓大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這和進行嬰兒洗禮的衛理公會信徒不同，希拉里和她兄弟接受的正是那樣的洗禮。　　那個周日晚上，我和伯特·杰弗里斯一同接受洗禮，當時還有其他幾個人。洗禮池就在唱詩班樓座上方。帷幕拉開后，會眾可以看見本堂牧師身著白袍立在那里，將被贖救者浸到水中。緊挨在我和伯特前面的是一位婦女。她顯然很害怕水。，她打著哆嗦，顫顫巍巍地走下臺階，來到池子里。牧師捂住她的鼻子將她扳倒在水里時，她僵硬得像根木頭，一條腿直直地伸在空中，然后搭在了防止水濺落到唱詩班樓座的窄條玻璃上。結果她的鞋跟卡住了，掙不出來。牧師想把她舉起來，卻扳不動她。由于他一直盯著她浸在水里的頭，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知一個勁兒地把她往上推。最后他回過頭來，弄明白怎么回事，把這位可憐的婦女的腿放了下來，才沒有讓她溺水身亡。我和伯特看了直想笑。我忍不住想，如果耶穌這么有幽默感，那么當個基督教徒也不會太難。　　除了我的新朋友、街坊鄰里、學校、教堂外，溫泉城還給了我一個克林頓大家庭。我的繼祖父和繼祖母名叫埃爾·克林頓和尤拉·梅·康韋爾·克林頓。我們都稱繼祖父波比·埃爾。他出生在耶爾縣的達丹內爾，那是小石城往西70英里、阿肯色河上游一個優美的林區。他在那里遇見并娶了他妻子。他妻子一家于19世紀90年代從密西西比遷居于此。我們稱我的新祖母為克林頓老媽。她來自一個龐大的康韋爾家族，其族人分布在阿肯色州全境。克林頓家族和我母親的親戚加起來，使我在阿肯色州75個縣里的15個縣擁有了親戚。這是一筆無形資產，因為在我開始從政的那個年代，個人關系遠比資歷或地位來得重要。　　波比·埃爾個子矮小，不僅比老外公矮，也比老外公瘦，但善良親切。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們還住在霍普鎮。他順道來看望他兒子和他的新家庭。他不是一個人來的。那時他還在工作，是州里的假釋審查官，因此來時帶著一個準是在外面休假的囚犯回監獄。他下車來看我們時，囚犯就和他銬在一起。當時的情景很滑稽，因為那名犯人身材極其高大，準有波比·埃爾兩個這么大。但波比·埃爾和他說話時很溫和很尊重，那人似乎也一樣。我只知道，波比·埃爾按時安全地把他送回了監獄。　　波比·埃爾和克林頓老媽住在山頂一幢陳舊的小房子中。他在屋后種有一小塊菜地，對此他很是自豪。他一直活到84歲。在他80歲那年，菜地里長了個兩磅半重的西紅柿。我得雙手捧著它。　　克林頓老媽主掌家事。她對我很好，不過也清楚該如何駕馭她生活中的男人。她總是把老爸當成家里不能做錯事的小娃娃。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他總也長不大的一個原因。她喜歡母親。每當克林頓老媽開始講她那些疑神疑鬼的傷心故事時，母親總是比家里所有其他成員聽得更專注，也能提出更實際、更有同情心的建議來。克林頓老媽一直活到93歲。　　波比·埃爾和克林頓老媽共生有五個子女，一個女兒，四個兒子。女兒伊拉里姑媽是家里的老二。她女兒弗吉尼亞，綽號修女，嫁給了加伯·克勞福德，和母親是好朋友。伊拉里姑媽年紀越大，個性也越突出。一天，、母親去看望她，她向母親抱怨說自己行動不方便。她撩起裙子，給她看大腿內側一個大大的腫塊。不久，她第一次見到了希拉里，也撩起裙子讓她看自己腿上的腫瘤。這是個好的開頭。伊拉里是克林頓家族里第一個真正喜歡希拉里的。母親終于勸動她去摘掉腫瘤。于是她生平第一次坐上飛機，去了梅奧診所。腫瘤被切掉時重達九磅，腫瘤竟然沒有將癌細胞擴散到她腿部的其他地方，這真是個奇跡。我后來得知，該診所將這個驚人的腫瘤保存了一段時間，用于研究。老姑媽喜氣洋洋地回到家后，我們才明白，與其說她害怕做腫瘤切除手術，不如說更害怕第一次坐飛機。　　羅伯特是大兒子。他和他妻子伊芙琳平時少言寡語。他們住在得克薩斯州，偶爾短時間來溫泉城看望一下克林頓家族的親戚。顯然，這樣做他們覺得很高興。　　羅伊伯伯是二兒子。他開了一家飼料店。他妻子珍妮特和母親是克林頓血統之外最有個性的兩個人物，自然成了莫逆之交。20世紀50年代初，羅伊競選議員獲得成功。選舉那天，我在街坊四鄰為他發卡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一直發到投票站附近。這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經歷。羅伊伯伯只擔任了一屆議員。大家都很喜歡他，但他還是沒有競選連任，我想是因為珍妮特討厭政治。好幾年來，羅伊和珍妮特夫婦每周都要和我們一起玩多米諾骨牌戲，有時在我們家，有時在他們家。　　雷蒙德是老四，是克林頓家族中惟一的有錢人，并且和政治有著不解之綠。他是二戰后“大兵”改革派的一分子，盡管他本人并沒當過兵。小雷蒙德，外號“快樂小子”，不僅年齡比我小，而且比我聰明。他后來成為一名很有成就的火箭科學家，在國家航空航天局工作。　　母親和雷蒙德總有那么一種說不清的關系，因為他喜歡包辦一切，還因為一旦老爸酗酒，我們常常需要他的幫助。剛搬到溫泉城時，我們甚至到雷蒙德伯伯的長老會教堂去做禮拜，盡管母親至少是個名義上的浸禮會教徒。當時的本堂牧師奧維霍瑟是個很出色的人，同樣也生下了兩個出色的女兒。一個是南·基奧亨，后來當上了韋爾斯利學院院長，也是希拉里的校友，然后又當上了杜克大學的第一任女校長。另一個是日內瓦，奧維霍瑟，她是《礙梅因紀事報》的編輯，在我競選總統時給了我支持，后來當了《華盛頓哪報》的輿情調查員，職責是反映公眾對立法但不是對總統的意見。　　盡管母親有所保留，但我還是很喜歡雷蒙德。他在城里的實力和影響，他對子女還有對我本人發自內心的關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自我為甲心的小缺點倒對我影響不大，盡管我倆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1968年，我在溫泉城的民權俱樂部發表支持民權運動的演說，雷蒙德卻支持喬治·華萊土當總統。但1974年，我開始競選顯然不會成功的國會議員時，他和加伯·克勞福德一起簽署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幫我上路。當時對我來說這簡直就像是擁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錢。當他45歲的妻子去世后，雷蒙德和他在中學約會過的一位寡婦重新熟識，他們結了婚，從此恩恩愛愛走完一生。為了某個我甚至到現在也想不起來的原因，雷蒙德到了晚年竟然會沖我大發脾氣。沒等我們和解，他患上了老年性癡呆癥。我去看過他兩次，一次是在圣約瑟夫醫院，一次是在私人療養院。第一次去時，我對他說我愛他，我為我們之間發生的不愉快表示遺憾，并對他為我做的一切感激不盡。有那么一兩分鐘，他也許認出了我是誰，不過我不敢肯定。第二次去時，我看得出來，他已經認不出我了。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再見他一面。84歲那年他終于撒手人寰，就像奧莉舅婆那樣，在思想早就停止了之后。　　雷蒙德和他家人住在漢密爾頓湖畔一座豪宅內。我們常去那里野餐，乘坐他那條大木船克里斯·克拉福特號在湖里兜風。我們每年7月4日都要在那里慶祝獨立日，放許多焰火。雷蒙德去世后，他的子女們傷感地決定賣掉那所老宅。幸運的是，我的圖書館和基金會需要有個好去處，所以我們買下了這個地方，現在正在為此進行裝修，雷蒙德的子孫們還能利用這個地方。他此刻正在天上向我微笑。　　我們搬到帕克大街后不久，我想那是在1955年，母親的父母搬進了溫泉城一幢舊樓房的一套小公寓內。樓房和我們家在同一條街上，離我們一英里左右，更靠近城里。他們之所以搬到這里來主要是出于健康的原因。老外公支氣管炎更厲害了，老外婆也犯過中風。老外公在一家賣酒的店里找·了份工作。那家店我覺得老爸也有股份，就在布里曾丹先生的理發店對面。他有許多閑暇時光，因為即使在溫泉城，多數人也比較保守，不愿大白天就泡在酒館里，因此我常去那里看他。他常玩單人紙牌，也教我怎么玩。現在我還會玩三種，常常是在我思考問題，需要松弛一下緊張的情緒。　　老外婆的中風是很嚴重的那種，過后她總會因痛苦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為了讓她鎮定下來，醫生給她開了嗎啡，許多許多的嗎啡，這是不可原諒的。就在她染上毒癮后，母親才決定把她和老外公接到溫泉城來。然而她的表現變得越來越不正常，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母親雖不情愿，還是把她送到了約30英里之外的州精神病院。我想那時還沒有什么戒毒機構。　　當然，那時我對她的病情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有病。后來母親開車帶我到州精神病院去看她。眼前的景象真是糟透了，簡直是個瘋人院。我們走進一間開放的大房間，里面開著一臺電風扇，風扇放在一個巨大的金屬網內，以防病人把手伸進去。表情呆滯的病人穿著松松垮垮的棉布病號服或睡衣漫無目標地游來蕩去，一邊不停地自言自語，或是沖著房間大喊大叫。然而，老外婆看上去還比較正常，看到我們來也很高興，我們還聊得很好。幾個月后，她病情穩定了許多，于是又回來和我們同住。這以后：她再也沒有依賴過嗎啡。老外婆的病讓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精神健康體系，那時美國多數地方的體系都是如此。在奧瓦爾·福伯斯成為州長后，他更新改造了州立醫院，投了許多錢。盡管他在其他方面造成了損失，但在這方面，我永遠都感激他。　　　　　　　　5　　1956年，我終于有了個弟弟，我家也終于買了臺電視。我弟弟羅杰，卡西迪·克林頓出生于7月25日，這天也是他父親的生日。我高興極了。母親和老爸一直想要個孩子（幾年前母親曾流產過一次）。我想，母親，也許還有老爸，都覺得有個孩子也許可以挽救他們的婚姻。老爸的反應并不積極。母親剖腹產生弟弟時，我同老外婆和老外公待在一起。老爸來接上我一起去看她，然后把我送回家又獨自離去。那幾個月里，他一直在喝酒。他惟一的兒子的出生并不讓他覺得幸福，也沒有喚起他的責任感，而是更快地把他送回到酗酒的老路上。　　除了家里增添了新生嬰兒讓人激動外，新電視也讓大家興奮不已。電視上有好多供小孩子看的節目和演出：有卡通片，如《袋鼠上尉》和（好迪都迪），里面的人物布法羅·鮑勃·史密斯是我特別喜歡的。此外還有棒球賽：米基·曼托爾和揚基隊，斯坦·繆西爾和紅雀隊，還有我永遠喜歡的威利·梅斯和紐約巨人隊。　　但說起來奇怪，那年夏天我這個年僅十歲的孩子真正注意看的電視節目卻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代表大會。我坐在電視正前方的地板上，觀看兩個大會，完全被吸引住了。這聽起來像是瞎扯，可在政治和政治家的世界里，我的確有一種找到家的感覺。我喜歡艾森豪威爾總統，很愿意看到他重新獲得提名，但我們屬于民主黨，所以我真正被他們的大會吸引了。田納西的弗蘭克·克萊蒙特州長做了一個激動人心的主旨發言。年輕的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和最終的勝出者埃斯蒂斯·基福弗參議員為爭奪副總統提名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后者曾代表田納西州和艾爾·戈爾的父親在參議院一起工作過。1952年曾獲提名的阿德萊·史蒂文森接受了黨的呼吁，再次參加競選。他說他曾祈禱“這只獎杯會由我傳下去”。我佩服史蒂文森的機智和雄辯，但即使在那時我也不能理解為什么竟然會有人不想擁有當總統的機會。現在我認為，他不想要的是另一次竹籃打水。這我的確能理解。我自己也曾在選舉中輸過幾回，盡管每次戰斗前我都要先讓自己樹立起必勝的信心。　　我并沒有把所有時間都花在看電視上。我還是盡可能地去看電影。溫泉城有兩家老式電影院，一家是派拉蒙影院，一家是馬爾科影院，里面有很大的舞臺，到了周末，巡回演出的西部明星們就會在這里亮相。我看見過著一身黑色牛仔服的拉希·拉魯表演甩牛鞭的絕活兒，也看見過曾在電視中扮演安尼·奧克利的蓋爾·戴維斯進行射擊表演。　　埃爾維斯·普萊斯利在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拍電影。我熱愛埃爾維斯。他所有的歌我都會唱，包括“約旦人”樂隊為他伴奏的背景音樂。我崇拜他當過兵，并為他娶了年輕美麗的妻子普麗西拉而神魂顛倒。許多做父母的都認為埃爾維斯搖屁股的動作下流，母親則不然，她也很喜歡埃爾維斯，可能還超過了我。我們一起看了他在“埃德·薩利文秀”中的表演，當表現他下身動作的鏡頭被切換以避免我們看到不雅的場面時，我們都笑了起來。除了音樂外，他南方小鎮的淵源也把我和他聯系到了一起。此外我還認為他有一副古道熱腸。史蒂夫·克拉克是我的朋友，我當州長時，他當檢察長。一次他帶上自己身患癌癥、不久于人世的小妹妹去孟菲斯看埃爾維斯的表演。當埃爾維斯聽說了這位小姑娘后便吩咐讓她和她哥哥坐在最前排，演出結束后還請她上臺，和她聊了好一會兒。這讓我終生難忘。　　埃爾維斯的第一部電影《鐵血柔情》是我最喜歡看的，現在也如此，盡管我也喜歡看（情歌心聲》、{浪子淚》、《春光普照》和《藍色夏威夷》等影片。這以后，他的電影變得越來越甜膩，越來越一般。《鐵血柔情》是一部寫內戰后西部的影片，有意思的是，已經是全國性的象征的埃爾維斯得到了那個女孩，黛布拉·佩吉特，但僅僅是因為她以為他的哥哥——也是她深愛的對象——死在了戰場上。在電影結尾，埃爾維斯飲彈身亡，將妻子托付給了哥哥。　　我和埃爾維斯結下了不解之緣。1992年競選時，我競選班子里某些人戲稱我為埃爾維斯。幾年后，我任命洛杉磯的金，沃德勞擔任聯邦法官。難為她想得周到，竟讓人給我送來一條埃爾維斯用過，并在20世紀70年代初一次演唱會上簽名送給她的圍巾，當時她19歲。至今這條圍巾還存放在我的音樂間里。我承認，我至今都喜歡埃爾維斯。　　這一時期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圣經史詩片，比如《圣袍千秋》、《血灑競技場》、《參孫和大利拉》、《賓虛》，尤其是《十誡》。這是我記憶中第一場花了超過一毛錢看的電影。我是在母親和老爸去拉斯韋加斯做短暫旅行期間看的《十誡》。我用紙袋包上午飯，然后花了一張票的錢看了整整兩遍。多年后，我歡迎查爾頓’海斯頓作為肯尼迪中心的獲獎者來到白宮。這時他是全國來復槍協會會長，曾猛烈地抨擊我讓罪犯和兒童都得不到槍支的立法努力。我向他和聽眾開玩笑說，我比較喜歡他演的摩西的角色，不太喜歡他目前的角色。值得肯定的是，他聽了后表現得十分大度。　　1957年，外祖父的肺徹底壞死。他在相對較新的沃希塔醫院去世。這正是母親工作的醫院。去世時他年僅56歲。他的生活承受著太多的經濟壓力、健康問題和婚姻不幸。然而面對生活的艱辛，他總能找到讓自己高興的東西。他愛我和我母親勝于一切。他的愛，以及他往往通過具體事例給予我的教導，包括要對日常生活的饋贈心存感激，要對他人的問題給予關注等等，使我有了進步，而沒有他的教導這是不可能的。　　1957年還是小石城中心中學的危機之年。9月，在小石城的黑人報紙（阿肯色州報》的編輯戴茜·貝茨的支持下，九名黑人孩子進入了小石城中心中學。福伯斯州長一心想要打破阿肯色州州長只有兩個任期的傳統，拋棄了他家庭的進步傳統（他父親曾投票支持尤金·戴伯斯這位永遠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下令國民警衛隊制止黑人與白人同校。接著，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下令調動聯邦軍隊來保護學生。部隊穿過呼喊著種族主義口號的憤怒人群開拼了學校。我朋友分成兩派，要么反對種族融合，要么對此漠不關心。對這件事情，我并沒有發表太多意見，也許是因為我家人并不十分關心政治，但我對福伯斯的做法十分氣憤。然而盡管福伯斯對阿肯色州的形象造成了持久的損害，他不僅干了第三屆為期兩年的州長，還干了另外三屆。后來他還企圖報復戴爾·邦珀斯、戴維·普賴爾和我，但那時，阿肯色州已經走出了對此事的關注。　　一小石城九英雄成為追求平等斗爭中勇氣的象征。1987年，在該事件發生30周年之際，我作為州長把他們九人請了回來。我在州長官邸為他們舉行了一個歡迎儀式，并帶他們看了當年福伯斯州長在里面精心策劃要把他們趕出學校的那個房間。1997年，我們又在中心中學的草坪上舉行了一次隆重的40周年紀念儀式。儀式完后，我和邁克·哈克比州長拉開中心中學的大門，讓九位英雄通過。伊麗莎白·埃克福德15歲那年獨自步行穿過那群憤怒的暴徒時曾受到惡毒的騷擾，給她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此時也和40年前奚落過她的女孩黑茲爾·馬塞里握手言和。2000年，在白宮南草坪舉行的慶典儀式上，我向小石城九英雄頒發了國會金質獎章，這是戴爾·邦珀斯議員首先提議的。1957年夏末，九位英雄幫助我們所有人，無論白人還是黑人，掙脫了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的黑暗枷鎖。在這場斗爭中，他們為我所做的貢獻是我永遠也報答不了的。但我希望，后來我為他們、為民權所做的努力沒有辱沒50多年前我在外祖父雜貨店里學到的一切。　　1957年夏天以及那年圣誕節后，我去新奧爾良看望母親，第一次踏上了走出阿肯色州的旅途。兩次我都搭乘前往達拉斯的旅途公司大巴去探望奧蒂姨婆。那時這算得上是豪華大巴，車上的侍應生還給大家發小塊三明治。我可沒少吃。　　達拉斯是我到過的第三個真正的城市。五年級期間，我參加赴州府的校外考察旅行時探訪過小石城。當時最有意思的是參觀州長的辦公室，并且趁州長不在時在他的辦公椅上坐了一會兒。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也常常讓孩子們坐在我的州長辦公室或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椅子上照相。　　赴達拉斯的旅行令人難忘，除了能吃上鮮美的墨西哥飯菜、參觀動物園和我見過的最漂亮的微型高爾夫球場，還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見到了父親的幾個親戚。他弟弟格倫·布萊斯是達拉斯郊區歐文鎮的治安官。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和他在一起讓我感覺是和父親在一起。不幸的是，他也英年早逝，48歲時死于中風。父親的侄女叫安·格里格斯比。自從我母親嫁給父親后，她倆就一直是好朋友。在那些旅行中，她成了我永遠的朋友。她給我講了關于父親的故事，以及母親當新娘時的樣子。安始終是我和布萊斯家族的最緊密的紐帶。　　其二是1958年的新年那天，我去觀看了“棉花杯”橄欖球季后賽，這是我上大學后最早參加的橄欖球賽。萊斯隊在四分衛金·希爾的帶領下對抗海軍隊。兩年后該隊偉大的跑鋒喬·貝利諾榮獲了海斯曼杯。最后海軍隊以20比7獲勝。我雖然坐在最后一排的觀眾席上，卻感覺像是坐在國王的寶座上。　　第三是圣誕節后的一個下午，我趁奧蒂姨婆上班期間獨自去看了場電影。我想當時放映的是《桂河大橋》。電影我很喜歡，卻不喜歡買成人票，因為當時我還不到12歲。我年齡雖小，個子卻不小，所以售票員不相信我。這是我第一次碰到不相信我的人。盡管心里不好受，但領悟到了人情淡薄的大城市和小城鎮的重大區別。從此我開始了為華盛頓的生活做準備，因為在那里無論你說什么都不會有人信。　　1958——1959學年，我開始上初中。學校就在沃希塔醫院對面，與溫泉城高中相鄰。兩個學校的建筑都是深紅的磚房。高中的建筑有四層樓高，有一座非常好的老式禮堂，其古典的設計構思與其落成的1917年十分相符。初中的建筑小一些，風格也較平淡，但仍然代表著我生活中一個新的重要時期。然而發生在那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卻和中學無關。一所主日學校的老師提出帶我們教堂的幾個男孩去小石城的戰爭紀念體育館——野豬隊曾在那里打過比賽——聽葛培理的布道會。1958年那個時候種族關系仍十分緊張。小石城的學校在其反對種族融合的最后抵抗中關門停課。學生被分散到附近城鎮的學校。來自白人市民委員會和其他地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建議，考慮到當時的緊張氣氛，葛培理牧師最好做出限制，只有白人才能進入布道會。葛培理牧師答道，耶穌愛所有的罪人，人人都需要得到聆聽圣言的機會，因此他寧愿取消布道會，也不愿為進行種族隔離的聽眾布道。那時，葛培理是南方浸禮會權威的生動體現，是南方，也許是全美最重要的宗教人物。在他宣布了自己的立場后，我就更渴望聆聽他的布道。種族隔離主義者讓了步，葛培理牧師在他里程碑式的20分鐘內進行了一場威力無比的布道。當他邀請大家走下臺階，來到橄欖球場里成為一名基督徒，或是將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獻給基督時，數百名黑人和白人并肩邁下體育場的過道，站在一起，共同祈禱。對于風行南方的種族主義政治來說，這是一場強有力的反擊。我熱愛葛培理的所作所為。那以后幾個月里，我都要定期從自己很少的幾個零花錢中拿出一部分，來支持他的牧師工作。　　30年之后，葛培理又一次來到戰爭紀念體育館舉行布道會。作為州長，我有幸在一天夜晚和他同坐在主席臺上。更有幸的是我還和他以及我的朋友邁克·庫森一道前去看望我的本堂牧師，也是葛培理的老朋友，因患癌癥而不久于人世的W．O．沃特。聽著這兩位神明之士談論死亡，談論他們的恐懼和信仰，真讓人感嘆良多。葛培理起身告辭時，抓住沃特博士的手說：“W．0，我倆都已來日無多。我很快就會見到你的，就在東門口。”那是通往圣城之門。　　我當上總統后，葛培理和露絲來白宮官邸看望我和希拉里。葛培理和我一起在白宮做了祈禱，他還在我遭受磨難之時給我寫來許多富有啟發、教導諄諄和充滿鼓勵的信。在他和我所有的交往中，就像在1958年那次重要的布道會中那樣，葛培理都踐行了自己的信仰。　　初中給我帶來了全新的體驗和挑戰，因為我開始對自己的頭腦、身體、精神和我周圍的小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對于自身的認識，多數讓我感到滿意，但也不是全部。某些進入我頭腦和身體的東西還是嚇得我一身冷汗，包括對老爸發怒，包括對女孩子最初的性萌動，以及對自己宗教信念的懷疑。我想，這種懷疑的產生是因為我無法理解，為什么一個我無法證明其存在的上帝竟會創造出一個發生了這么多壞事的世界。　　我對音樂的興趣與日俱增。現在我每天都去學校樂隊練習，渴望參加橄，欖球中場休息和圣誕節游行時的列隊演出，渴望參加音樂會，渴望參加地區與州的管樂節。在此類管樂節上，評委們會給各個樂隊以及獨奏和合奏打分。我在初中榮獲過好幾枚獎章。要是表現不佳，那總是因為吹奏的曲目太難。我至今還保留著幾張評委們對我早期獨奏的打分表，上面指出我低音區控制不好，切分不好，腮幫子太鼓等等。隨著我年齡漸長，分數也跟著高起來，但我鼓腮幫子的毛病總也改不了。那時我最喜歡的獨奏曲是《藍色狂想曲》的改編曲。我喜歡演奏這支曲子，有一次還在老大華酒店為來賓們演奏。我十分緊張，于是決定穿上我那件白色的新上衣；打上彩格呢紅領結，系上寬腰帶，希望以此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中管樂隊的指揮們都鼓勵我提高技藝，我也決心試一試。那時阿肯色．州的一些大學校園舉辦夏季管樂營。我決定參加阿肯色大學費耶特維爾主校區的管樂營，因為那里有許多優秀老師。我打算在那里待上幾周。我猜想自己有一天可能要去那里上學。七年來，我每年夏天都要去那里，直到高中畢業后的那個夏天。事實證明，這個經歷對我的成長十分重要。首先，通過一次次的演奏，我的技藝有了提高。有些日子，我會一連吹奏12個小時，直到嘴唇疼得動不了為止。我還聽過一些年長優秀樂手的演奏，從他們那里學到了許多。　　對我來說，管樂營還是培養我政治才能和領導才能的理想場所。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只有在這里，當“銅管小子”而不是當橄欖球隊員才不會影響政治發展。只有在這里，當銅管小子才不會在小伙子追漂亮姑娘時處于劣勢。我們的日子棒極了，從起床去大學食堂吃早飯的那一刻到晚上回到寢室睡覺的時候，總感覺自己好了不起。　　我也很喜歡那里的大學校園。這所大學是密西西比以西最早接受政府贈地的大學。高中一年級時，我曾就此寫過一篇文章。當州長后，我又批準撥歌，整修老主樓。該樓建于1871年，是校園里最早的建筑，讓人回想起內戰。主樓有兩座塔樓，北邊的高于南邊的。管樂隊還讓我結識了初中時期最要好的朋友喬·紐曼。他是名鼓手，敲得很棒。他母親萊是我的中學老師。我感覺她和她丈夫達伯總是很歡迎我到她家做客。她家在沃希塔大街。這是一幢白色木結構的大房子，與羅伊伯伯和珍妮特伯母住的地方很近。喬機智靈活，懷疑‘切，喜怒無常，滑稽可愛，忠心耿耿。我喜歡和他一起打球，或者只是聊聊天，現在還是這樣——多年來我們的關系都很密切。　　初中時我學習上最感興趣的是數學。我很幸運地成為城里第一批在八年級而不是九年級就開始學代數的學生。這意味著高中畢業時我就有機會學完幾何、代數（2）、三角函數、微積分等課程。我喜歡數學，因為要解題，因此總是勁頭十足。盡管上大學時我從沒選修過數學，但我總認為自己數學不錯，但在切爾西九年級時，有一次因幫不了她做家庭作業才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又一個幻覺破滅了。　　瑪麗·馬塔薩琳教我代數和幾何。她姐姐維娜·道基教歷史，維娜的丈夫弗農，一位退休教練，則教我們八年級科學。這些課程我都很喜歡。盡管我科學課不算太好，但道基先生上的一堂課卻讓我記憶猶新。弗農·道基的妻子和小姨子都長得很漂亮，但客氣點兒說，他倒并不怎么帥。他長得高大結實，腰部粗壯，戴副厚厚的眼鏡，，用小雪茄煙嘴抽廉價雪茄，每抽一口，臉上都會有一種像被捏了一把的獨特表情。他總是裝出一副很粗魯的樣子，但笑起來卻十分爽朗，也很有幽默感，對人性有著深刻的洞察。一天，他看了看我們說：“孩子們，很多年后，你們也許不會記得在現在的科學課上都學了些什么，所以我想教你們一些關于人性的東西，這是你們應該記住的。我每天早晨醒來后都會上衛生間，往臉上潑水，刮臉，擦凈剃須膏，然后看著鏡子說：‘弗農，你真漂亮。’你們記清楚了，孩子們。人人都想擁有漂亮的感覺。”40多年來，我真的沒有忘記他說的話。要不是弗農·道基跟我說他漂亮，要不是我發現事實上他真的很漂亮，有些事我本來可能無法理解。　　在理解初中那些人的過程中，我需要獲得盡可能多的幫助。正是在那里，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命中注定不會為所有的人喜歡，什么原因我一般都琢磨不透。一次，我步行去學校，還有一個街區的距離時，看到一個年齡大點的學生，也是個城里的“小混混”，站在兩棟樓之間的空地抽煙。他把燃燒的香煙朝我彈來，擊中了我的鼻梁，差點兒沒燒著我的眼睛。我至今不清楚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不過說到底，我是一個管樂胖小子，沒穿那種很酷的牛仔褲（李維斯牌，最好把后褲袋的線拆掉）。　　那段時間，我因為什么事情和克利福頓·布賴恩發生了爭執。布賴恩大我一兩歲，個子卻比我小。一天我和朋友決定步行回家，約有三英里路。克利福頓住在城里同一方向，也跟我們一起走。他邊走邊奚落我，還不停地敲打我的背部和肩膀。就這樣，我們一直走到中央大道的噴泉，然后右拐上了帕克大街。足足走了一英里多的路，我一直都不理睬他，最后終于忍不住了。我轉過身去，掄圓了胳膊打過去。這一拳可不輕，但沒等拳頭挨著他，他已經轉身跑開了，因此只碰到了他的后背。我說過，我動作很慢。克利福頓逃回家時，我沖著他喊叫，要他回來，像個男子漢似的跟我干一仗。但他只管跑。回到家后，我已經冷靜了下來，伙伴們的夸獎也已消了勁兒。我擔心自己可能打傷了他，因此讓母親去他家看看他要不要緊。此后，我們之間再沒鬧過矛盾。我懂得了一點，即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但我不喜歡打傷他的感覺，并為自己的憤怒頗有點兒不安。往后的歲月證明，這種憤怒的潮流將變得更深、更強。現在我明白了，我那天的憤怒是對我所受欺負的一種正常的、健康的反應。由于老爸發怒和醉酒時的表現，我總是把憤怒與失控聯系在一起，因此決心絕不能讓自己失控。這么做能釋放出更深沉和持久的憤怒。這種憤怒常常被埋藏起來，因為不知它來自何方。　　即使在非常憤怒的情況下，我也會很清醒，不接受任何挑釁。那些年有兩次，我選擇了開溜，說得嚴重些的話，也可以叫裝熊。一次我和克蘭家的幾個孩子到溫泉城西邊的凱多河游泳。當地一個農村孩子來到岸邊上，罵了我幾句。我便回敬了他幾句。這時，他撿起一塊石頭朝我扔來。雖然他站的地方離我約有20碼左右，卻一下打中了我頭部靠太陽穴的地方，血流了出來。我想爬上去跟他干一架，但我看得出，他長得比我大、比我壯，也比我厲害，于是我就游走了。鑒于以前遭遇公羊和塔維婭·佩里的肋氣槍的經驗，以及今后還會出現的類似錯誤，我想我這回的做法是明智的。我第二次開溜是在初中，我知道，這回我也沒犯錯誤。每到周五晚上，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都會在健身房舉行舞會。我喜歡搖滾樂和跳舞，因此從八九年級起就常去那里，不過我比較胖，不夠酷，得不到女孩子的青睞。此外，我仍舊穿了條不人流的牛仔褲。　　一天晚上在基督教青年會時，我溜達到健身房隔壁的臺球房想買些喝的，那里有一架可樂售貨機。幾個高中的大男孩正在打臺球，另幾個則站在一旁觀看。其中一個叫亨利·希爾。他家在城里開了家叫做“幸運球道”的舊保齡球館。亨利開始奚落我的牛仔褲。那天這條褲子看上去顯得尤其邋遇。這是條木匠牛仔褲，右腿外側縫了個掛錘子的圈。即使亨利不在旁邊挖苦個沒完，我也已經很不舒服了。于是我就回敬了他幾句難聽話。他使出全身的勁兒，給我下巴重重來了一拳。當時，我顯得比自己實際年齡大，約5英尺9，185磅。可亨利·希爾卻有6英尺6，手伸出去能夠好遠。我不可能對他還手。此外，奇怪的是，我并沒有受什么傷。于是我只是站在那里用眼瞪他。我想亨利一定很吃驚，我竟然沒有被擊倒，或是逃跑，因為他笑了，還拍了拍我肩膀，說我可以。此后，我們一直關系不錯。我又學到了一點，那就是我能夠承受打擊，對抗挑釁的方法也不止一種。　　1960年9月我開始上九年級，此時總統競選已全面展開。我的年級組長和英語教師露絲，埃特金斯也來自霍昔鎮。和我一樣，她也是個鐵桿民主黨人。她布置我們看狄更斯的《遠大前程》，卻留出很多時間來辯論政治。那時溫泉城的共和黨人比阿肯色州多數地方的共和黨人多，可他們從根子上說比現在這伙共和黨人開明得多。一些老一點的家族從內戰起就一直生活在這里，他們成為共和黨人是因為反對脫離聯邦，反對實行奴隸制。一些家庭的共和黨根源來自泰迪·羅斯福的進步黨主義。另一些人則支持艾森豪威爾溫和的保守主義。　　阿肯色州的民工黨人成分則更為復雜。那些保持內戰傳統的人成為民主黨人，因為他們的祖輩支持脫離聯邦和奴隸制。更多的人在大蕭條時期加入了民主黨，因為當時許許多多的失業工人和貧苦農民把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當做了救星，后來又愛上了我們密蘇里州的鄰居，哈里·杜魯門。一小部分民主黨人是移民，多數來自歐洲。黑人則大多數是民主黨人，因為羅斯福和杜魯門都站在民權運動一邊。他們還覺得在這一問題上，肯尼迪一定會比尼克松更加積極。一小部分白人也有同感。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埃特金斯小姐班上，大多數孩子支持尼克松。我記得戴維·萊奧普洛斯為尼克松辯護的理由是他遠比肯尼迪經驗豐富，尤其是在外交事務方面，此外，他的民權記錄也相當不錯。這倒不假。在這一點上，我還真沒什么可拿來反對尼克松的。當時我不知道，尼克松在加州競選眾議員和參議員時，曾給杰里·沃爾希斯和海倫·加黑根·道格拉斯分別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我喜歡他勇敢面對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樣子。1956年，我既崇拜艾森豪威爾，又崇拜史蒂文森，但到了1960年，我已成為一名黨員。初選時我支持林登·貝恩斯·約翰遜，因為他在參議院領導有方，特別是1957年通過了一項民權法案。此外他在南方并沒有很深的根基。我也喜歡休伯特·漢弗萊，因為他是最熱情的民權倡導者。我也喜歡肯尼迪，因為他年輕有活力，致力于推動國家前進。在班上，我竭盡全力為提名肯尼迪進行辯護。　　我太想讓他獲勝了，特別是在科雷塔·金的丈夫被捕入獄后，他專門去探望了她，表達了他對此事的關注。他還在休斯敦向南方浸禮會教友發表演說，為自己的信仰、為美國天主教徒競選美國總統的權利進行辯護。我的同學和他們的家長多數都持反對意見。對此我也習以為常。幾個月前，我在競選學生會主席時敗給了邁克·托馬斯。他是個好伙計，四年后成為我陣亡在越南的四個同學之一。尼克松在我們縣獲勝，但肯尼迪在阿肯色州以50．2％的得票率僥幸過關，盡管新教基要主義者使出渾身解數讓浸禮會民主黨教友相信，肯尼迪將會聽從教皇的旨意。　　當然，肯尼迪是天主教徒的事實也是我希望他當上總統的一個理由。從我在圣約翰學校的經歷，以及我與那些跟母親一同在圣約瑟夫醫院工作的修女們交往的經驗來看，我喜歡并崇敬天主教徒，包括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獻身精神以及他們的社會意識。我還感到驕傲的是，有史以來第一位競選國家公職的阿肯色人喬·T．羅賓森參議員，是1928年第一位天主教總統候選人，紐約州州長艾爾·史密斯的競選伙伴。和肯尼迪一樣，由于羅賓森的緣故，史密斯也在阿肯色州獲勝。　　考慮到我和天主教的淵源，說來好笑的是，除音樂外，從九年級起，我的課外興趣主要是在德莫萊修道會，這是一個由共濟會贊助的男孩子組織。我一直以為共濟會和德莫萊修道會是反天主教的，盡管不明白為什么。畢竟，德莫萊是一名宗教改革之前的殉道者，作為信徒死在了西班牙宗教法庭手里。直到我為寫作此書做研究時才了解到，天主教會曾于18世紀初譴責共濟會是一個動搖權威的危險組織，而共濟會并不禁止人們的任何信仰，事實上還接受過若干天主教徒。　　德莫萊的目的是在會員中培養個人與公民美德，增進友誼。我很喜歡這，種親密無間的友誼，我記得儀式的所有部分，記得自己如何步步高升，當到了本地修士會的主輔導員，還記得去參加州修道會大會，和德莫萊的女孩子組織“彩虹姑娘”一起興奮地討論政治、參加聚會。盡管我本人從沒參加過此類競選，但通過參加州德莫萊選舉，我對政治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支持的州主輔導員人選里，最聰明的是瓊斯博羅的比爾·艾伯特。放在以前那個論資排輩的年代，艾伯特本可當一名了不起的市長或國會某委員會主席。他很好玩，很機靈，很厲害，而且和林登·約翰遜一樣，也很會做交易。一次，他在阿肯色州公路上飆車，開到了每小時95英里，這時，一輛州警車拉響警報追來。艾伯特車上裝有一個短波電臺，他呼叫警察，向他報告說，后方三英里處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撞車事故。得到這一信息后，警車立即掉頭，任由超速行駛的艾伯特回到家中。我在想，那個警察最后有沒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盡管我喜歡德莫萊，卻并不認為修道會的秘密儀式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意義。從德莫萊畢業后，我沒有仿效喬治·華盛頓、本杰明·富蘭克林、保羅·里維爾等杰出的美國人，像他們那樣加入共濟會。這也許是因為我20多歲時正處于一個“反加入”階段，并且我也不喜歡共濟會潛在的反天主教成分——這我弄錯了——或是將黑人和白人分隔為不同支部的做法（盡管就我作為州長所接觸的黑人普林斯大廈共濟會大會的情況來看，其會員似乎比我所了解的共濟會會員更喜歡自得其樂）。　　此外，我也無需為了得到秘密而加入某個秘密的兄弟會。我有自己真正的秘密，根源便是老爸的酗酒和虐待。我14歲上九年級那年，老爸的這兩個毛病變得愈加厲害，那時我弟弟才四歲。一天夜里，老爸關上臥室的門，沖著母親大喊大叫，接下來就開始動手打她。小羅杰嚇壞了，就像我在九年前那個槍擊之夜那樣。最后，我終于再也忍受不了母親被打和羅杰被嚇壞的事實，從包里抽出根高爾夫球棒，破門而人。母親躺在地上，老爸則站在旁邊打她。我叫他住手，說如果不住手，我就要用這根高爾夫球棒打得他滿地找牙。老爸屈服了，坐在床旁邊的椅子上，耷拉著腦袋。我感到惡心。母親在書中寫道，她叫來了警察，。帶走了老爸，讓他在牢里待了一宿。這我倒不記得了，不過我的確知道，那以后很長時間，我們都相安無事。我想，當時敢于為母親挺身而出，’我一定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事后也為此感到難過。我怎么也接受不了這么個事實，那就是一個本質上好的人怎么會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而傷害他人。我真希望能找個人，向他傾訴這二切，但我卻找不到，所以我還得靠自己去弄明白。　　我開始把家庭的秘密當成自己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這些事我和誰都沒說過，哪怕是朋友、鄰居、老師或本堂牧師。許多年后我開始競選總統時，幾位朋友告訴記者，他們從沒聽說過這些事。當然，就像所有的秘密一樣，總是有一些人知道。老爸不可能除了我們以外對誰都循規蹈矩，盡管他努力這么做。然而無論還有誰知道——家庭成員、母親的密友、幾名警察——他們都沒向我提起過。因此我還真以為自己有什么秘密，而且保守得還很好。我們家的政策是“不問，不說”。　　我在小學和初中僅有的另一個秘密，是在葛培理的小石城布道會后，把自己的部分零花錢捐給了他。這件事我從沒對父母或朋友講過。一次，我正拿著捐給葛培理的錢往環路街靠近我家車道旁的信箱走去，突然看到老爸在后院干活。為了不被發現，我出了前門，朝帕克大街走去，然后右拐，折回來，穿過毗鄰的佩里廣場汽車旅館的車道。然而老爸低頭一看，還是看到了我和手里拿著的信封。我繼續走到信箱前，把信塞進去，然后回家。他一定想知道我在干什么。但他沒問，從來也沒問。我想他可能自己也有很多秘密要保守。　　秘密的問題是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人人都有秘密，而且我想我們也有權利擁有這些秘密。秘密使得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意思，一旦我們決定與誰分享，我們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更有意義。保守秘密的地方也可以成為我們躲避世界的港灣或避難所。在這里，我們的身份可以被塑造，并重新被確認；在這里，獨處可以帶來安全與寧靜。盡管如此，秘密也可以成為難以承受的重負，特別是如果它們聯系著某種羞恥感，盡管羞恥感源頭并不是掌握秘密的人。抑或秘密的誘惑會太強，強得足以讓我們感覺我們的生活不能沒有秘密；一旦沒有了秘密，我們甚至就不再成為我們自己。　　當然，這一切在我開始學會保守秘密時我并不明白。我記憶力很好，小時候很多事情都記得住，但對于這一切我究竟知道什么，又是什么時候知道的，我卻信不過記憶。我只知道，在內心的豐富與深藏的恐懼和羞恥這兩種秘密之間要取得正確的平衡，對我來說是件多么艱難的事。我只知道，我最不情愿做的事莫過于和人討論自己的個人生活，包括我13歲那年經歷的重大精神危機。當時面對自己目睹和遭受的一切，我的信仰跌人了低谷，很難再相信上帝如何如何。我現在明白，這種艱難至少部分是因為成長在一個酗酒的家庭，以及為了應對這種家庭而養成的心理機制。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這想明白。更困難的是要學會什么樣的秘密該保守，什么樣的秘密該公開，什么樣的秘密從一開始就要避免。對此，至今我仍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已徹底明白。這似乎是一個一輩子的工程。　　　　　　　　6　　我不知道母親是如何力所能及地處理好這一切的。每天早晨，無論夜里發生了什么，她都會起床打扮蝴p張勇敢的臉。那是張多么了不起的臉。自從她從新奧爾良回家后，只要起得夠早，我都喜歡坐在衛生間地板上望著母親描畫她那張漂亮的臉。　　她得花上很長時間，部分是因為她沒有眉毛。她常常開玩笑說，她要是有那種又長又粗、需要經常拔拔的眉毛該多好，就像艾金·塔米羅夫，當時一個著名的性格演員的眉毛那樣。她的眉毛則要靠眉筆畫出來。接下來，她就撲粉、涂口紅，通常是鮮紅的那種，和她的指甲油顏色一致。我十一二歲前，母親總是留著長長的鬈發。頭發很密、很美，我喜歡望著她梳頭，直到梳得很妥帖。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有一天，她從美發店回家時頭發剪短了，原先那頭美麗的鬈發不見了。此前不久，我的第一條狗蘇希在九歲時不得不讓它“安樂死”，我這時的心情幾乎和那時一樣糟。母親說，時下就興短發，而且短發也更適合她這種三十五六歲的女人。我不愛聽，我總是懷念她那一頭秀發。但幾個月后，當母親不再染她20多歲起中間就開始花白的頭發時，我感到很高興。　　化完妝后，母親已經抽掉了一兩枝煙，喝掉了兩三杯咖啡。沃特斯夫人一進門，她就離家去上班。如果我們離家的時間差不多，她就會順路把我帶到學校。放學回家后，我就只顧著和朋友或羅杰玩。有一個小弟弟真好。我的朋友們個個都喜歡和他在一起，直到他長大，有了自己的朋友為止。母親常常在下午四五點鐘回家，除了賽馬場開門的時候。她喜歡看賽馬。盡管她下注極少超過兩美元，卻總是認認真真，研究賽馬表和下注單，注意聽自己必須知道的騎師、教練和馬主的情況，并和賽馬場的朋友討論如何下注。在那里，她交了幾個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路易絲·克雷恩和她后來當了警長的丈夫喬。喬常常在老爸醉酒時開著警車帶老爸兜風，直到他的憤怒消退。此外還有迪克西·塞巴和她的教練丈夫邁克，以及護土瑪琪·米切爾。．米切爾在賽馬場診所工作，照料那些在賽馬場上身體不適的人。和其他人相比，米切爾、迪克西·塞巴，后來還有加伯的第二個妻子南茜·克勞福德，她們幾個也許是母親真正的密友。瑪琪和母親還互稱姐妹。　　我從法學院回家不久就有了報答瑪琪的機會，報答她為我和母親所做的一切。在被當地社區精神健康中心辭退后，瑪琪決定提起申訴，并要我代表她出席聽證會。聽證會上，即使我缺乏經驗的質詢都清楚地表明，除了瑪琪與她上司的個人恩怨外，辭退她是毫無道理的。我把對瑪琪的指控駁得體無完膚。勝訴后，我著實很興奮。她應該贏回自己的工作。　　在我把母親卷入政治前，她的多數朋友都和她的工作有關，其中包括醫生、護士、醫院職員等等。母親有很多朋友。她從不和生人交往，工作勤奮，手術前總能讓病人輕松入睡，和同事們一起也真的很開心。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她。對于那些她認為想要對她指手畫腳的人，或是想利用自己的職位處事不公的人，她就會變得很厲害。和我不一樣的是，母親實際上很喜歡故意氣氣那些人。我往往不知不覺就樹了敵，僅僅是因為我這個人，或是我開始從政后得到的職位以及我努力想要帶來的變化。母親要是真不喜歡什么人，她就會想盡辦法，弄得他們口吐白沫。在她后來的職業生涯中，她一連好多年都奮力抗爭，拒絕為一位麻醉醫生工作，在幾個手術中也出了些問題。為此，她付出了代價。不過多數人還是喜歡母親，她也喜歡他們，尊重他們，顯然也熱愛生活。　　我從來也不清楚，母親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精力與精神的。她總是讓每一天都充滿工作、充滿歡樂，總是悉心照料我和弟弟羅杰。學校有什么活動也總是一次不落。她總是抽出時間和我們的朋友相聚，而把煩惱全部留給自己。我很喜歡去醫院看母親，看那些護士和醫生，看他們照顧病人。初中時，我還真看了場手術。不過我現在記得的只是好多切割和流血的場面，但我并不感到頭暈。對于外科醫生的工作我很著迷，心想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從事這項工作。　　母親對她的病人十分關心，無論他們付不付得起錢。在實行保健醫療和醫療補助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付不起錢。我記得有一天，一位貧窮但很要面子的男人來我家結賬。他的工作是摘水果，所以付給了母親六蒲式耳的新鮮桃子。這些桃子我們吃了好長時間——和在麥片中，做在餡餅里，摻在自己做的冰淇淋里。要是再有幾個窮病人付不起現錢該多好啊！我想，在工作、朋友還有賽馬中，母親的婚姻壓力得到了巨大的緩解。一定有很多日子里，母親內心在哭泣，也許甚至是因身體的疼痛。但多數人并沒有察覺到。她樹立的榜樣在我當上總統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她幾乎從沒和我談論過她的煩惱。我想她準是認為需要知道的我已經知道，剩下的我自己也能想明白，因為我并不傻。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應該盡可能擁有一個正常的童年。　　我15歲那年，事情發生了變化，沉默戰略不再奏效。老爸又開始喝酒，又開始暴虐。母親只好帶上我和羅杰離開。幾年前我們已經離開過。那時我們搬進中央大道南端幾乎靠近賽馬場的克利夫蘭莊園公寓樓住了幾個星期。這次是在1跖2年4月，母親到處找房子期間，我們在一家汽車旅館住了大約三周。我們一連看了好幾處房子，都比我們現在住的小得多，有些也超出了她能承受的價格范圍。最后，她終于看中了斯卡利街上一幢三居室兩衛的房子。斯卡利街只有一個街區那么長，在溫泉城南邊，在中央大道以西半英里。這是一幢新式全電氣化的“金牌”住房，有中央供暖和空調——而我們在帕克大街上的房子只有窗式空調。我想這幢房子得花費三萬美元。房子還有一個很棒的起居室和餐廳，餐廳就在進大門的左手。后面是一個很大的書房，同吃飯的地方和廚房相連。廚房外面是個洗衣間，就在車庫后面。書房后面是一個很大的門廊，后來我們在這里裝上玻璃，擺了張臺球桌。門廳右邊是兩間臥室，左邊則是個很大的衛生間，后面是一個帶衛生間可以洗淋浴的臥室。母親讓我住帶淋浴間的大臥室，我想這是因為她要一個大衛生間，可以讓她有更多空間擺放她那些化妝品和鏡子。母親住在后面第二大的臥室里，羅杰住最小的那間。　　盡管我喜歡我們在帕克大街上的房子，喜歡我費了很大勁兒整治好的院子，喜歡我的鄰居、朋友和那些常去的熟悉地方，但也很高興搬進了一個正常的家，擁有了一種安全感，這點也許對母親和羅杰而不是對我更為重要。那時，盡管我對于兒童心理一竅不通，但已開始擔心，老爸的酗酒和暴虐行為會嚇壞羅杰，這比嚇壞我更嚴重，因為羅杰生下來就生活在這個環境中，而且羅杰·克林頓是他的親生父親。我父親則是另一個人，一個在我心目中堅強、值得信賴、靠得住的人。一想到這點我就有了更多情感上的安全感，擁有了比較超然甚至是帶點兒同情地看待眼前所發生的事情的必要空間。我從沒停止過對羅杰·克林頓的愛，我從沒停止過給他打氣，希望他改變；在他清醒與忙活的時候，我一直都感覺和他在一起很開心。我那時就擔心，小羅杰將來準會仇恨他父親。事實的確如此，這讓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講述這些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時，我明白，要落人莎士比亞的馬克安東尼為裘力斯·愷撤所作的悼詞中講到的陷阱是多么容易：如果人們做了惡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罵，可是他們所做的善事，往往隨著他們的尸骨一齊人土。就像所有我知道的酒精和藥物上癮者一樣，羅杰·克林頓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好人。他愛母親，愛我，愛小羅杰。母親在新奧爾良上學時，他曾幫助母親回來看我。他對家人和朋友慷慨大方。他頭腦靈活，幽默詼諧。但他身上也有一種由恐懼、缺乏安全感、心理脆弱等成分組成的易燃混合物。這種物質毀掉了多少癮君子的生活希望。就我所知，他從沒向那些知道如何給予幫助的人尋求幫助。　　和一個嗜酒如命的人一起生活的真正困惑是，這種生活并不總那么壞。幾個星期，有時甚至是幾個月，我們都會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沉浸在普通生活的平靜歡樂中。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忘卻那些日子。即使忘了，我還有老爸寄給我的幾張明信片和幾封信，以及我寄給他的幾封信，喚起我的這段回憶。　　有些痛苦的時光往往也會被忘卻。最近我重讀了母親離婚檔案上的證詞。我發現在證詞中，我詳細講述了三年前發生的一件事。當時在老爸施暴后，我立即給母親的律師打電話，讓他叫警察來把老爸帶走。我還說上次我阻止他毆打母親時，他竟威脅說要打我。這句話很好笑，因為那時我已長得比他高大壯實，他就是很清醒、不那么醉的時候也不是我的對手。這兩件事我不記得了，也許正如專家們所說的那樣，家庭成員如果還要和家中的嗜酒繼續生活下去，他們就會予以否認。無論什么原因，40年后，這些特別的憶仍然被深深埋藏。　　1962年4月14日，在我們離開五天后，母親提出離婚。阿肯色州的離婚辦起來很快，而且母親理由充分。但事情并沒有結束。老爸一心想讓母親和我們回到他身邊。他崩潰了，瘦了許多，在我家附近一停車就是好幾個小時。有幾次，他甚至睡到了房子前面門廊的水泥地上。一天，他叫我和他一起開車去兜風。我們開車來到環路街我們的老房子后面。他把車停在我們后車道的最里面。他非常憔悴，三四天沒有刮臉，不過我認為，這段時間他沒有喝酒。他對我說，沒有我們他活不下去，而且也沒有什么理由活下去。他哭了起來，哀求我跟母親談談，請她同意讓他回家。他說他一定會振作起來，決不再打她或沖她喊叫。說這話時，他真的相信了自己，但我并不相信。他從來也沒有明白或承認過自己問題的根源。他從來也不承認只要一看到酒精他就會繳械投降，不承認靠自己他絕對戒不了酒。　　與此同時，母親對他的哀求也有所耳聞。我猜想，她對于自己在經濟上照顧我們的能力信心不足——在幾年后的醫療補助和保健醫療制度實施之前，她掙的錢其實并不多。但更為重要的是她那種老觀念，認為離婚尤其是帶著孩子離婚是件丑事。要是沒有真正的家庭暴力，事情的確如此。我想，她也感到，他們之間的問題肯定也有她自己方面的過錯。也許她的確引發了他的不安全感：畢竟，她是個漂亮有趣的女人，她喜歡男人，并和許多富有吸引力、比自己丈夫成功的男人一起工作。就我所知，母親從沒和他們當中任何人有過不正當關系，不過即使有的話，我也不能怪她。和老爸分手后，她也的確和一個深色頭發的英俊男人有過來往。他給過我幾根高爾夫球棒，至今我還保存著。　　我們搬到斯卡利街才幾個月，離婚終于辦妥后，母親對我和羅杰說，我們需要開一個家庭會議來討論老爸的事。她說他想回家，想搬進我們的新房子，她認為這回情況會不一樣。然后她問我們怎么想。我不記得羅杰說了什么——他才五歲，弄不清怎么回事。但我告訴母親我不同意，因為在我看來，他不會改變，不過只要她認為怎樣好，我都會站在她一邊。她說我們家里需要有個男人，而且如果不再給他一個機會，她一直都會感到愧疚。于是她給了他機會。他們復婚了。考慮到老爸的生命將那樣被耗盡，復婚對他無疑是件好事，但對羅杰或母親卻未必。我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有什么影響，但我知道，在他生病時，我很高興能夠和他一起度過他最后的那幾個月。盡管我并不同意母親的決定，但還是理解她的感受。就在她把老爸接回來之前不久，我曾前往法院，正式把布萊斯這個我用了很多年的姓改為克林頓。至今我也不很清楚自己當時為什么要這么做，但我知道，我當時的確認為自己應該這么做，部分是因為羅杰馬上要上小學了，我不想讓我們之間不同的血緣關系將來成為他的一個問題，部分是因為我想讓自己的姓和全家人的一樣。我甚至可能想做些對老爸有好處的事情，盡管我很高興母親和他離了婚。改姓前我并沒有告訴母親，但這事還得她同意才行。接到法院打來的電話時，母親便說行，盡管她可能認為我選的時間不對。在我的一生中，我的決定和選擇的時機受到公開質疑這絕不是最后一次。從我初中畢業直到我在山上那所老高中讀二年級期間，我父母婚姻的惡化、離婚與和解耗費了我大量的情感能量。　　就像母親全身心地投人工作那樣，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高中的學習，投入了斯卡利街上我的新環境中。這個街區的房子多數比較新，也不那么豪華。馬路對面是一塊四方形空地。惠特利農場遺留下來的僅剩下這塊地了。此前不久，農場還占據著大得多的一片區域。每年，惠特利先生都種植整整一大片地的牡丹。它們使得春天更加嫵媚，吸引著方圓數英里的人們前來觀賞。他們總是耐心地等待著惠特利先生剪下牡丹，分送給大家。我們住在街上的第二幢房子里。第一幢房子位于斯卡利街和惠特利農場拐角處，是沃爾特·耶爾德爾牧師和他妻子凱，還有他們的子女卡羅琳、琳達和沃爾特的家。沃爾特是第二浸禮會的本堂牧師，后來成為阿肯色州浸禮會大會主席。從第一天起，他和凱就對我們非常好。20世紀90年代，思想錯誤的“自由主義者”是要被清洗出神學院的，教會也在除種族以外（教會曾為過去的罪過道歉）的所有社會問題上強化其右傾立場。我不知道，如果這個時候在南方浸禮會大會如此苛刻的評價環境中，耶爾德爾兄弟——我們都這么稱呼他，他于1987年去世——將會如何應對。耶爾德爾兄弟身材高大魁悟，重達250磅。在他害羞的外表下有很強的幽默感，笑起來十分爽朗。他妻子也是如此。他倆之間沒有任何虛夸的東西。他通過給予人們教誨和樹立榜樣，而不是譴責與挖苦，來引導他們走向基督。對最近的浸禮會大佬或當今保守派脫口秀主持人來說，他不可能得到他們的寵幸，但我真的很喜歡和他交談。　　耶爾德爾家的老大卡羅琳和我同歲。她酷愛音樂，嗓音極棒，鋼琴造詣很高。我們無數次圍在她的鋼琴旁引吭高歌。偶爾，她還為我的薩克斯獨奏伴奏。伴奏的比獨奏的厲害，這也許不是第一次。卡羅琳很快成為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成為我們那幫人中的一員，其他還有戴維·萊奧普洛斯、喬·紐曼、龍尼·塞西爾等人。我們一起去看電影，一起參加學校的活動，還經常一起玩牌和打球。有時則只是聚在一起消磨時間，通常都在我家。1963年，我參加了美國軍團“少年國家”活動，和肯尼迪總統拍了現在很有名的一張合影。卡羅琳也被選人“少女國家”，這是在家鄉鄰里中惟一一次。卡羅琳考進了印第安納大學學習聲樂。她想成為一名歌劇演員，卻不喜歡那種生活方式。結果，她嫁給了杰里·斯特利，一位出色的攝影師，生了三個孩子，成為成人讀寫教育方面的頭面人物。我當上州長后，便任命她負責我們的成人諉寫計劃。她和她家人住在距州長官邸約三個街區的一幢很氣派的老宅內。我常去那里聚會、打牌，或是像以前那樣唱歌。我當總統后，卡羅琳一家搬到了華盛頓地區。卡羅琳到那里的國家讀寫研究院工作，后成為該院領導人。我離開白宮后，她又在那里待了一陣，然后走她父親的老路，當上了牧帥。斯特利一家現在依然是我生活中一個重要部分。一切都始于斯卡利街。　　我家另一邊的房子是吉姆和伊迪絲·克拉克家。他們沒有生育子女，卻把我當成他們自己的孩子看待。我們其他鄰居還有弗雷澤老兩口，我從政后，他們一直是我的支持者。然而他們給我的最大禮物卻來得很意外。1974牛的假期里，我剛剛傷心地輸掉了國會競選，情緒仍然十分低落，這時我看見了弗雷澤老兩口的孫女兒。她那時只有五六歲的樣子。她患有嚴重的疾病，骨頭非常脆弱，身體一直到胸部都要靠撐架固定，腿被張成一個外八字形，以便減輕她脊椎的壓力。她拄著拐杖走起來十分困難，但她是個堅強的小姑娘，絲毫沒有那些無憂無慮的孩子們所具有的那種自我意識。我見到她時問她知不知道我是誰。她說：“當然，你還是比爾·克林頓呀。”那時我正需要有人提醒我這一點。　　哈桑家，我前面提到過的敘利亞一意大利家庭，六口人擠在街頭一幢很小很小的房子里。他們的錢肯定全部花在了伙食上。每個圣誕節以及一年中其他一些時候，他們都會為整個街區做很多很多意大利飯菜。我至今還能聽到吉娜大媽的聲音：“哎比爾，哎比爾，你得多吃點兒。”　　還有喬恩和托尼·卡伯兩口子。他們喜歡看書，是我所認識的人里最有知識的。他們的兒子邁克和我同班。還有查爾斯，豪斯利——一個男人中的男人。他知道怎么打獵，怎么釣魚，怎么修理東西，特別是知道對小男孩來說很重要的東西。他總是把羅杰保護在自己的翅膀下。盡管我們的新房子和院子比原來的小，四周圍也沒那么漂亮，但我還是喜歡上了我的新家，喜歡上了我的新街坊四鄰。對于度過高中歲月，這是個好地方。　　　　　　　　7